A4 毛泽东主席/* Some of Chairman Mao ‘s Instructions 毛主席1975-1976年部分指示补遗【待修改】.txt

[注：本补遗对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以及《毛泽东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一版)》《機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已有内容大多不收，未注明为书籍或期刊来源的，一般是来自库中已上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材料和“揭批查”黑材料，待补全.
《年谱》对主席圈阅并批示“同意。”二字的文件，也记为审阅同意，可查对《文库》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确定是圈阅还是批示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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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查]可能为1962年之前，1967年9月7日《人民日报》引用

要大力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地方武装除加强本身的建设外，平时协同地方加强群众工作，把民兵搞好，战时用民兵扩大，对敌作战。

自1967年9月7日《人民日报》文章《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根本分歧——彻底批判罗瑞卿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军事思想》，文章说罗对主席的指示“先是极力封锁，拒不执行，整整拖了五年之久，后是阳奉阴违，两面三刀，一再大打折扣，千方百计破坏地方武装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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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3月22日听谢富治汪东兴汇报公安工作时的指示(节录)
唐朝德宗时有个李愬，派他去打吴元济，俘虏了敌将丁士良，不杀；以后俘虏了李祐又不杀，因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如果不是依靠人民，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就容易杀错人。中央苏区时就搞错过。那时负责肃反工作的李绍九，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搞逼供信，用“打地雷”等各种刑罚；又不报告，我们也不知道。有一天，他要我去参观，看见正在用刑。我说，我们不能用敌人对付我们的一套办法去对待他们。以暴政对暴政是不好的。在延安时，保安机关也搞过逼供信，有的人被打了，放也不好放，还搞车轮战。共产党不能搞车轮战，逼供信，要让人家睡好觉再审讯。我为什么在工作会议上又提到不该杀王实味？就是要使干部经常警惕这个问题。你们关于潘汉年、胡风、康泽的处理意见报告，我看了，报告有说服力，可以发到省。我们对这些人都不杀，可以教育人，使省委书记们懂得中央怎样处理这些人。我同罗瑞卿同志谈过，抓住国民党的特务，都不要杀，送回香港。送出去后，无非是骂我们，或者再派过来，再来就再抓、再放，七擒七纵。李愬就是采取这个办法。
在公安部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时的知识(1962年3月22日)，群众出版社《李愬传》(内部读物)前页，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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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5月22日会见新西兰共产党威尔科克斯谈到
王稼祥同志目前有病在家里，他搞“三和一少”，就是要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点，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1964年2月9日会见新西兰共产党威尔科克斯谈到
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要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对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我们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部是统战部，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例如农村工作部里就有一个邓子恢，他是中央委员，还是副总理，却主张单干，实际上不要社会主义农业。这一股风，即三和一少风、单干风等等，在前年上半年刮得很厉害。从国外来说,被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吓倒了，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就露头了。有一阵可猖狂啦。

1964年2月29日同金日成谈话时说到
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一些人主张“三和一少”。这些人在国内也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跨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他们在1962年上半年到处宣传。夏季我们开了一个会议，是工作会议，中央委员，省委书记都来参加，把这些问题都抖楼出来了。然后，又开了中央全会，开了两个月——8月到9月。这个会议开过以后，这些犯错误的同志都检讨了，说自己不对了。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

1964年3月23日、4月10日会见日本共产党袴田里见谈到

王稼祥也被拉到右边去了。他是中联络部长，现在没有管事。他主张三和一少。什么叫三和一少，你们知道吗？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对修正主义、对反动民族主义要和，一少就是少支持民族解放斗争、少支持革命的党。他认为当时中国很困难，拿钱去支持别国的斗争，不合算。

中央联络部长就主张三和一少。他本来害病，那年春季，他突然积极起来了。
中国如搞修正主义，你们就不好混。如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你们要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

《王稼祥传》《历史的丰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政治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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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月30日和弗朗索瓦-贝纳尔为首的法国议员代表团谈话提到

美国是只纸老虎，你们不要相信它，一戳就穿了的。修正主义苏联也是纸老虎。

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社论《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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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春在关于李秀成问题的学术动态材料上批示：

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
……[主席还批给有关同志阅]…退江青

江青对戚传达，自《戚本禹回忆录》。戚说江青并把上海市委宣传部张春桥从香港进的《李自成供状》给他。江说：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弄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还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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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5月12日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三五计划设想时插话

至于农业，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发展农业，要靠发扬陈家庄陈以梅、大寨陈永贵的精神。

《毛泽东在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的插话》，《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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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对山东曲阜陈家庄大队问题的批示(部分)

曲阜陈家庄陈以梅被打下去了，亩产从五百斤降到三百斤，去年再上来，亩产从三百斤翻到五百斤。这是靠自立更生。……陈以梅这些人小学没上过，大学也没上过，可是能把事情办好。……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愿意，我们不走这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贷款我们也不要。我们要靠陈家庄的陈以梅，大寨的陈永贵。……靠自力更生，事情总是会起变化的。

[陈大斌《大寨寓言》，孙启泰、熊志勇《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批示还提到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
陈以梅作为山东“揭批查”的主要对象之一，被判死缓。
1956年1月毛主席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还对陈家庄材料《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写了按语：
这是一个办得很好的合作社，可以从这里吸取许多有益的经验。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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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6月11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光在家里审案子不行，要下去审嘛！就让群众，让工人、贫下中农去审嘛！不靠他们，你们审得清楚吗？

[转引自《黑龙省司法战线学大庆学大寨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光荣册》，黑龙江“省委、革委”197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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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月[24日?]听取余秋里汇报时的指示：
老百姓怎么防空？就是每个房子都挖个洞，自己挖，平时当仓库，藏东西，战时飞机来了，当防空洞。最好挖些地道，这里丢了炸弹，还可以跑到那里，还可以打仗。北京等各大城市都可以这样搞，分多少年完成。不然，一个原子弹打来，我们只好统统跑掉，安安稳稳让他们占领。我们要使他们到处遇敌，乡村有民兵，城市也有民兵。比如我这个房子，床下为什么不能挖个洞？大家都挖，学华北的地道战。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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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2月14日和中办副主任李质忠谈话：
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会出来破坏。
1977年9月8日《人民日报》；《毛泽东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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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17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到文化革命时批评胡乔木、吴冷西
(吴冷西、胡乔木)我看你们只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半个三民主义者，你们自己做结论，算不算马列主义？

3月18日对彭真汇报罗瑞卿跳楼的评论
为什么跳楼？真没出息！

李雪峰回忆，《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况》，收于《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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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7日在刘志坚起草的关于军队院校运动的电报(撤销工作组；军队院校文革在党委领导下；必要时上级可以派人)上的批示
此件已阅，很好，同意发出。

8月7日对刘志坚请示军事机关是否成立红卫兵和战斗队时说
解放军不就是红卫兵吗，难道是黑卫兵？不要再搞红卫兵和战斗队组织了。

刘志坚回忆，黄亦凡《动乱之初--刘志坚在文革初期的经历和遭遇》，《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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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在陶铸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回中南局工作治病的报告上批示：

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曾志《如烟往事难忘却》。1966年12月26-27日召开了联席会批评王任重，会上保王的陶铸也受到批评。曾志称，陶铸29日对她说，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主席讲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的很，做了很多工作；主席说江青太任性，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陶铸说会后主席留他谈了一小时，说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批评陶铸：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谈到陶未遵嘱(11月)去中南和华东时有些不满，问：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呢，（陶说工作忙）又说赶快下去才好，这次谭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陶铸说主席还拟了20个人左右的名单说：这些同志烧是要烧的，但是千万注意不要烧焦了，你下去要把他们保下来；并告诫：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时间不够，三个月也可以。陶铸还称主席说：你的那两本书，曾志寄给我，我都看过了，《松树的风格》好是好，但是也没有多大意思[注:主席后来布置姚文元写《评陶铸的两本书》]，还是粮食主要。在中南戏剧会演上的讲话，你说现阶段应当把人民内部矛盾提到重要位置上来，这可是个原则性问题。曾志说主席的意思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曾志说陶铸1967年1月4日夜回家时说主席1月3日问周恩来：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周说不是镇压，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太好，就没讲什么了。
曾志还说她就传抄的主席67年1月8日关于陶铸问题的指示（见《毛泽东思想万岁》）写信给主席，主席在“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的“不老实”三字下画了横杠，并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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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26日晚在生日家宴上的讲话【存目，可参看《戚本禹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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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29日对中央文革小组送阅的《文化革命简报》（揭发刘少奇50年1月13日在东北说“现在是剥削救人，要欢迎剥削”）材料上的批示

资产阶级路线由来已久，此件是重要材料。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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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17日接见马共总书记陈平等谈话(节录)

主席：你们到中国来了以后，我要见你们，他们说我不好同你们见面。
康生：他们说陈平同志不好，不想搞武装斗争，说陈平同志对中国党有意见。事实并不是这样，人家还是很热爱毛主席的，人家是有意见嘛。有些做法很恶劣，对人家的电报有一两条不同意，就压下不给发。他们怕主席接见陈平就会暴露他们的问题。
主席：我在武汉或杭州，也可以通知我嘛！
康：有一个中苏两党对马共问题的联合意见书。
主席：我们不知道。里面有一条，说什么要同社会主义国家接壤，才能够搞武装斗争。这条就不通。如果这样，苏联的十月革命怎么能取得胜利？这些东西都应推翻。十月革命时，苏联同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接壤？没有十月革命，哪里有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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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陈平同志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东南亚的革命如何促进的问题。还是请陈平同志把意见讲一下。
陈平：我不大了解全面情况，随便说一下。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二十五条里面有一条说到：亚非拉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而越南是东南亚革命的焦点。我的看法，整个东南亚都是革命斗争的焦点。在这个地区，帝国主义的统治比较弱，有许多国家要靠美帝国主义支持。现在看来，印度是不能成为革命的力量的，日本原来是一个革命力量，但现在也不行。这个地区人民条件不差，又靠近中国。东南亚地区的革命应该比其他地区快。
主席：还要有真正的马列主义党。
陈：要把力量集中在东南亚。
主席：你们在这里同印尼同志和缅甸同志有没有联系？
陈：有联系。在印尼我们还有一些同志潜伏在那里，但现在还不敢同印尼同志联系。
主席：印尼的情况搞不清，要可靠的才行。
陈：我们有个设想，是不是中国党以较大的力量来援助东南亚革命。有两种搞法：一是集中力量在越南，其他地方小搞；一是在几个地方同时大搞，这样就使美国不能集中力量在越南。
主席：亚非拉地区宽得很。我赞成你的意见，要着重研究东南亚。
康：这个地区的国家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像马来亚、泰国、缅甸、菲律宾。
主席：你们搞武装斗争的时间有多长？
陈：抗日时期搞了3年零8个月。1945年我们犯了错误，向英国交枪。一九四八年到现在又再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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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那次谈话是在1956年1、2月。我是在1959年走的。在那次谈话中，主席介绍了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情况。我记得，当时主席说过，只要有勇气，困难就能克服，共产党人没有投降这两个字，如投降就永远抬不起头来。我回去向陈平同志传达了。
1950年连贯给我们一个意见，说我们搞武装斗争太冒进、太“左”，部队应该收缩，不要打到子弹都没有，要李英回去传达。1951年李启新又来问我们，马来亚革命走的什么道路，是走苏联的道路，还是走中国的道路。
主席：苏联道路也好，中国道路也好，十月革命不就是打。什么道路？打就是道路。
陈：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当。我们接受这种意见，自己应该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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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可以这样看。你们部队有多少人？
瑞：有550人。
主席：不怕少，只要有人。
我们过去也是这样。大革命失败后，我们的红军从30万减到3万，剩下十分之一。王明路线教育了我们。不吃亏，不犯“左”的和右的错误，就不会取得经验教训。不要把错误看作完全消极的东西，它也有积极一面，能起教育作用。
他们说什么不接近社会主义国家，小国、岛国、交通发达就不能搞武装斗争，这些是非马列主义的，束缚我们的思想。尽管你们犯过错误，把枪交给英国人，后来又搞起来，又遇到困难，剩下三百多人。但是，只要有种子存在就好。
你们可以把中国的经验教训当作材料来研究。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党受到很大的损失，只剩下一万多人，是不是党就垮了呢？并没有垮。后来又继续干，发展到30万人。“左”倾机会主义使党又遭到损失，又剩下3万人。日本进攻，又犯右倾机会主义。这个时候，刘少奇同志写了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那种情况下，他不谈要不要夺取政权，能不能夺取政权；如果要夺取政权，要用什么方法夺取政权，用武装斗争或其他办法。它没有解决问题，不过是吓唬人。他自己就不那么精通嘛！许多党员文化都很低、不识字，不能要求每一个党员都那么精通马列主义。拿起枪杆子打仗，还不是为了夺取政权。他就不提这样的问题。他说中国没有列宁、斯大林。中国不是有刘少奇吗？但又怎么样呢？
康：1949年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中心就是三句话：（一）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二）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三）资本家不是剥削有罪，而是剥削有功。
这种观点是考茨基的观点。考茨基在《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一书中说过：“俄国发生的革命，只能为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而且只有在资本主义得到高度发展以后，才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走什么道路，联共党内外也有过很激烈的争论。苏汉诺夫、布哈林等人认为，俄国经济不发达，农业落后，不能搞社会主义，应该实行资本主义。列宁驳斥了这种观点。列宁说，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条件，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来取得达到这种条件的前提呢？
主席：社会民主党提出，要革命但没有干部。就像邓子恢所说的，要搞合作化，但没有会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
康：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红卫兵，训练了干部。
主席：像我们过去的学校，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5年，一共要念17年。读书是肯定要的，但17年太长了，干部要在斗争中训练。高尔基不过念了两年小学。我不相信一定要读大学，我就没有读过大学。我过去读孔子的书6年，念洋学校7年，共13年。有人看不起我，说我不行。
陈：李启新就对我们说过：你们马共中央没有一个大学生。
主席：我们中央就没有几个大学生。陆定一、张闻天是大学生，他们不行。以前学的历史是帝王将相。孔子、孟子就没有进过大学。当然，书不可不读，但读多了害人。我的几个孩子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
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闻天，一个一个都坏了。瞿秋白向国民党自首。但党并没有消灭。总会有好人，总会有人搞武装斗争。这是一种国际现象。在第二国际时期，恩格斯死后，伯恩施坦、考茨基等把欧洲搞得乌烟瘴气。后来靠列宁。当时布尔什维克是少数，十月革命时只有8万党员。列宁、斯大林没有料到出了赫鲁晓夫。这不要紧，可以教育人民，把他们当反面教员。柯西金、勃列日涅夫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出了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全文见《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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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4日在周恩来2日提议每周一三五晚开中央文革碰头会，每二四六下午召开国务院碰头会信上的批示

此件不用。退周。

《周恩来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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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12日指示【待查】
河南闹的很厉害，要他们双方派代表到北京来谈话，包括军队认为是反革命的那一派，也要派代表来谈话。谈一谈就清楚了。实际上，被认为是反革命的，恰恰是革命的，弄颠倒了。
贺明洲《毛泽东看好纪登奎》，《百年潮》199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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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16日晚听取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汇报时的插话和19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存目，可参看王力的回忆录。《晚年周恩来》记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大意)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据王年一，主席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和林彪离开北京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让刘少奇、邓小平上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主席要求政治局立即认真开会讨论这件事，一次不行就两次，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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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听取汇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关于红革会某些头头搞“一·二八炮打”的评论
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吗？性质是清楚的。搞游行扣部队，围攻(张、姚)就是反革命，就要抓起来。
红革会这笔账一定要算。
[3月21日张向徐景贤郭仁杰谈话时转告，《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送审稿。徐景贤的两本回忆录亦载。]

1968年4月召见张时关于二军大红旗、《文汇报》朱锡琪等搞“四·一二炮打”的指示
我已经知道了，就是为这件事特意把你找了的。你可以对那些炮打你的人讲“无事”。北京不是个谢富治嘛，学生炮打他，他对学生们讲“无事”。那些学生就跑打不下去了。
[张和王洪文、徐景贤、马天水、王少庸等谈话，自徐景贤《十年一梦》，张春桥4月13日到北京。据张云生回忆录《毛家湾纪实》，叶群可能与此次炮打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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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3月12日会见新西兰共产党威尔科克斯谈到
革命派在开始时都是受压迫的少数派。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过去历次整风都是在干部当中进行的，没有发动群众来检查干部。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坏的，可能办错事，整错人。文化大革命看来要一两年，这是从全国范围来说，中央、省、地、县、市委这些地方和主要的工厂，则恐怕再搞两三个月就行了。干部当中，有的人是叛徒，有的人是资产阶级化了的。只有第三种人是比较好的干部，才是跟我们走的。三分天下有其一。军队是可靠的，几百万人，我们军队这些同志是比较好的。军队里面也有少数人不太好。我们就是依靠军队、群众和三分之一比较好的干部，这是讲地方。
gg国二十世纪通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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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1967年3月15日军委关于加强纵深地区反空降战备的补充指示:

各军区及某些县人武部，要有无线及有线电通讯设备。过去对付空降，主要靠民兵，歼灭了十几股敌人，后来敌人就不敢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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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主席曾找邓谈话，问邓1931年撇下红七军到上海问题
找他(邓)谈话，说“你那个历史问题究竟有没有？”，他(邓)说：“没有，就是要向中央报告”
江青1976年9月29日在清华工物系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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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6月17日和周世钊谈【待查】
毛主席于1967年6月17日约见了周世钊。毛主席问周世钊，惇元兄，我们多久不见了，现在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还好吗？(周世钊说，好什么啊！红卫兵抄了我的家，钱也搞了去了，书也搞了去了，有些好一点的衣物之类的东西也搞了去了。)毛主席说：哎哟！红卫兵真的不简单啊！你这样一位堂堂的副省长他们也敢到你家去抄家啊！不过没有什么关系，钱嘛叫你的秘书找红卫兵把它要回来就是的，书被抄走后很可能搞散了，难得追回，那就由我来负责赔偿好了。毛主席问，你是怎么来的啊，现在住在那里啊！(周世钊说，我们是通过湖南省军区的负责人龙书金的帮助才买到飞机票，才能进人机场，我们是坐飞机来的。通过王海容的安排，现住在北京饭店。)毛主席说，龙书金我不认识他。但是我知道他是个好同志。他很能打仗、很会打仗啊！我知道他是十八勇士之一啊！
周向主席汇报了湖南长沙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当汇报了长沙“六六惨案”的有关情况后，毛主席就湖南长沙当时进行武斗的问题，讲在平塘是如何打的，讲在河西又是如何打的，讲得清清楚楚。(周世钊问毛主席说，主席，您怎么比我们还了解得清楚些啊！)毛主席说：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嘛，他们会时常向我汇报情况的，再说你看我的办公桌上，不是放着一大堆小报吗！有些情况我是从小报上看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的大革命，是一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革命。用不着争争吵吵，更用不着武斗。那样只能给阶级敌人有机可乘，对广大革命群众是不利的。湖南的群众组织很多，但归纳起来可分两大派。一派叫做“高司”派。这是以湖南的高校学生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其中也有很多中学生，也有一些工人和其他群众参加。据我了解，机关干部参加这一派组织的要占大多数。再一派叫做“工联”派。这是以工厂中工人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它的群众主要是工人。其中也有大、中学生，也有机关于部和其他群众参加。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把所有的群众都卷进去了。就我们湖南来说，不管他是工联派，还是高司派，我认为两边都是革命群众。两派的组织都是革命群众的组织。“高司”的群众基础是学生，学生素来是革命的先锋队；“工联”的群众基础是工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从它们的历史情况和它们所处的地位来说，没有不革命的理由，也没有不是革命的群众。两派并没有什么原则的分歧。两派只有联合起来，也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是副省长嘛，湖南的事你还是要管管，当说的则说，当管的则管。至少是教育方面的事你要管，不必负气。（周世钊说：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我怎么管啊！）毛主席说：如果你愿意入党，我可以作介绍。你既是副省长，又是湖南民盟的负责人，怎能对湖南的事袖手旁观呢？（周世钊说，今天这个局面，民主党派还能起什么作用，连个庙都没有了。）毛主席说，庙可以重修嘛！修庙是积福的事，我出点香火钱。湖南现在的情况比较乱。你既然已经来了，既来之，则安之。你就暂时不要回去，在北京住一个时候再说。经费由我负担，我请你的客好了。（这时周世钊问毛主席，主席，江青同志好吗？）毛主席说，我多年就打单身了，好什么啊！
陈明新《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与周士钊的交往》（湖南文史资料第4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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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7月18日晚上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和武汉军区陈再道钟汉华等谈话时说：

“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

《王力反思录》，王力说主席称赞“钢工总”在水[电学]院修筑工事很好，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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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王洪文传达1967年7月底主席在上海的谈话

[张在战备会上说文攻武卫队伍是主席批准的，]：是主席同意在上海搞试点的……主席在上海时我建议了二条，第一发展10万人，第二不发枪，等整顿后再说。……主席同意的，主席还说不要发枪，发棍子好，在"九大"时主席还问我发枪了没有，我说没有，发枪我一定报告主席。主席还讲到了上海的防空问题。

[总参会上]张春桥说：上海发了一些枪，请示主席是否收回？主席说，这些拿枪的那些人，那些人可以拿枪，这些人就不可以呀?！……王洪文说：…主席说，形成一个文字吧！……张春桥说：我写了一个报告，主席同意，请林、周、中央文革阅。

[王对民兵指挥部传达]主席多次问“你们文攻武卫还在吗？”要主席在上海多住几天，主席讲“好啊，上海有文攻武卫嘛。”

1969年7月16日张春桥在驻沪三军战备工作汇报会的讲话、1974年9月22日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接见总参民兵组训工作座谈会的讲话、1975年9月18日王洪文接见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时的讲话，《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7 四人帮四人帮大搞第二武装罪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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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春桥1967年7月31日《关于上海工人要求成立武卫组织的请示上》上的批示：

林、周、文革各同志阅示。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7 四人帮四人帮大搞第二武装罪行材料》，张在报告说上海工人造反派要求成立武卫组织，在目前可以制止武斗，更重要的是可能从中找出一条改造民兵的办法。上海原有的民兵偏保的不少，组织瘫痪，如果目前提出整顿民兵，条件不成熟，麻烦也不少，不如成立工人武卫组织，从小到大从徒手到发枪，逐步地建立一支以造反派为基础的人民武装。因为几次听到主席提出民兵的改造问题，造反派夺去的枪不要基于收回问题，联系到到上海工造提出的要求，形成以上想法，不知是否妥当，如大方向不错可否在上海试验一下，请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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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8月4日给江青的信

江青：

夺枪问题并不严重，90％以上的枪是在许多有右倾思想的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手里，一部分流入老保组织，左派得的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而已。此事宜重新计划，每省都应开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的会，少者一、二百人，多者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在北京开，实是训练班。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再则应大量武装左派，例如一个省武装左派5万支枪，全国也不过一百多万支枪。 

如此则左派声势大振，右派气焰就可压下去了。但应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先做，条件不成熟的省则应缓行。

以上两个问题提请林、周及文革各同志从长讨论。如同少剑波的嘱咐：既要勇敢，又要谨慎。你的意见是对的。

润之　8月4日


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2版，可能不全，只是其中关于武装左派的几段。据阎长贵《“文革”初期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王年一、何蜀、陈昭《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王力《反思录》，信开头说他同意林彪的看法，当前的形势很好。但主席不同意林彪来信说当前最严重问题是夺枪问题，在信里提到“夺枪问题并不严重。”主席在信里认为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以上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应大量武装左派”，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群众的专政”，要群众搞公检法，“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这么做的”“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
【供参考：董保存《杨成武上将》记载主席南巡时在上海说过“发枪给左派群众”，
毛主席听到湖南打算武装长沙1万工人左派时，表示同意。毛主席还详尽地介绍了上海准备武装10万工人的做法。主席说张春桥写了一个报告，准备武装上海10万左派工人，分三步走：第一步组织起来，第二步发一部分枪，第三步全部发枪。他们有100多万工人，武装起十万就好了，不脱产的。毛泽东还指示杨成武好好看看张春桥的报告，主席一边阐述自己的意见，一边发问：枪在右派手里好呢，还是在左派手里好呢？人武部当然不是全坏的。毛主席主张：正规军的枪夺了不要紧，以后再发嘛！主席说：听说四十七军有个团长枪被夺走了大哭起来。这是个好团长。右派抢去了哭是对的，左派抢去了就不要哭。毛泽东当时对武装左派是很赞同的。他说“武装左派问题，把农村的枪统统收起来，以后发到左派手里（100万枝）。发枪主要是城市，首先是城市，一定要在左派占了绝对优势，才算条件成熟。但将来呢，左派还会有分化。左派占优势，不能发；左右派势均力敌的，也不能算条件成熟，还是不能发。”“先组织起来，可以先发木枪。解放军派人去帮助训练，把政治、军事训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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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勋传达1967年9月22日主席说

我上次路过郑州，看到了一张大标语叫“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

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据郾城党史大事记、淇县文史资料第五辑、杨继绳书，中央文革小组成员7月25日传达了“红色电波”：“大局已定，二七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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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7年某群众组织上报报纸登载叶剑英在1934年12月筠门岭战斗中被俘报道的批示
纯系造谣
1980年11月3日审问黄永胜时张中如的发言，《特别法庭审判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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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2月13日接见印共左派大吉岭县委第二批学习代表团谈话(节录)

主席：这一回你们是怎么跑出来的？从哪里来的？
卡努·桑尼亚尔：先通过印度的西孟加拉邦，然后再通过尼泊尔。在印度西孟加拉邦那个地方坐火车，到了尼泊尔坐公共汽车，然后从加德满都到中国这一段路，有时乘汽车，有时骑马。
主席：你们还爬过喜马拉雅山。
我们站在你们这一边，跟你们一起反对南布迪里巴德、孙达拉雅和左蒂·巴苏。左蒂·巴苏是不是到过中国？
康生：到过，和高士一块儿来的。
主席：他们是搞合法主义的，跟政府搞妥协，思想上和他们是一致的。他们对人民进行欺骗，要搞什么联合政府，搞什么议会过渡，这样就可以和平过渡，将来搞社会主义，那是一些假话。
印度现在是一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统治一直到什么县政府，一直到什么乡政府，都有警察。印度人民要把这一套统通搞掉，建立自己的政权机关。现在你们力量还小，印度这个国家那么大，人那么多，也不晓得政府哪时建立，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桑：我们有信心，只要沿着毛主席思想这条路走下去，我们最后一定能够得到解放。
主席：真正的革命开头规模是比较小的。如果开头很大规模，那是不可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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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革命是有起有伏的，像波浪那样前进的嘛，是会受到挫折的。你们对中国党的历史清楚不清楚？
桑：到中国后学了一点。
主席：开始在城市里头搞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这靠不住。后来资产阶级叛变了，杀了人，把工会、农会和学生团体通通扫光了，我们的同志才知道要搞武装斗争。开始力量也很小，打了一些败仗，也打了一些胜仗。因为那时我们党里头出了几次机会主义，所以结果把大部分的根据地都搞掉了。这时日本人打进来了。以后我们在日本占领的后方又建立了许多根据地。日本走了，又和蒋介石打，结果打败了蒋介石，他逃到台湾去了。像中国，像印度这样的大国，帝国主义是很注意的。要使自己队伍里头不犯错误也是很难的。你们刚换了丹吉，南布迪里巴德、孙达拉雅这些人好像比较好一些嘛。结果他们是右的。
康：特别是达斯·古普塔，原来以为他是左的，到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就完全变右的了。
主席：他们脱离群众，群众根本不和他们站在一起。现在大雪封山，你们还能过去吗？

全文见《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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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6月3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对周恩来说
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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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7月20日主席派李讷看望范文澜并传话：
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体系、观点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
刘杲、石峰主编《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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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8月13日接见意共(马列)代表团谈话(节录)

主席：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及中国的蒋介石之类，还有修正主义分子，则竭力反对，这样阵线就分明了。
修正主义世界并不统一，分裂得非常厉害。隆哥他这个党，也不是统一的。
我听说你们党不参加选举，这很好。能够坚持就好。以后你们党壮大了，得到更多群众的拥护时，也不要去搞。马克思在世时，并没有搞什么选举。马克思逝世前，德国有一个法律限制社会民主党。马克思死后，恩格斯逝世前，德国取消了这个法律。恩格斯总结经验说：街垒不适用了，要搞选举，社会民主党选票曾加了多少。但现在怎么样？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英国工党，都参加选举，后来通通堕落成修正主义的党、资产阶级的政党了。
欧洲是资本主义发源地，那里的资产阶级总是要用各种办法影响工人，影响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在城市中，资产阶级也是用各种方法影响工人，尽管我们党从未参加过选举。不管你搞选举也好，不搞选举也好，资产阶级总是要影响共产党的。中国不搞选举，照样受影响。刘少奇这一派，力量并不小。两年前北京的事我们就不能过问，叫做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我指的是旧北京市委统治的地方。中央的部门，如宣传部、组织部之类，现在都打倒了。今天他们都被打倒了。参加选举，资产阶级要收买你；不参加选举，资产阶级照样可以收买你。有议员的党修了，无议员的党也修了。夏基的党在议会里没有议员，照样搞修正主义。欧洲英国共产党过去有一席，现在一席也没有，照样搞修正主义。美共每次都参加总统选举，没有议员，也是照样搞修正主义。你们党内有无主张参加选举的人？
贝契：最近一次选举，我们党是采取反对议会道路的立场；选举后仍然持这个立场。在党内讨论这个立场时，有个别人主张参加选举，这也是自然的，因为没有完全摆脱修正主义影响，但他们也是不同意意修参加选举的办法。在我们党领导人中间，是没有人主张参加选举的，在基层是有个别人主张参加选举的。
主席：要用历史经验去说服他们。共产党搞选举，有几十年了，这70-80年来，没有一个党用选举的方法夺取政权的。不应该忘记十月革命的经验，十月革命并不是选举成功的，而是用战斗打出来的。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了，应该教育了欧洲人民。
贝：中国革命也是在您的领导下用斗争取得政权的。
主席：我们有些同志打了一辈子仗。

全文见《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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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传达主席对《工人造反报》1968年8月11日第155期文章头条社论《马蜂窝就是要捅》的评论

看后说：“很好”

姚文元1974年1月17日对上海总工会常委讲话，转引自李逊《革命造反年代》。社论批评了某些头头中了多中心论的毒，资产阶级派性，搞占山为王认敌为友武力统治，以我为中心。据《毛泽东年谱》主席还在上海派工宣队解决老大难单位的一个报告上批示：这个材料讲得很具体，有说服力，建议转发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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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9月26日-29日重要宣传工作会议上中央首长传达说主席工作非常忙但对《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都经常看，对北京周报有意见：

“尽抄人家的东西，有一股抄风，抄人家的电报、公报、社论，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还不如《中国建设》办得好。《中国建设》还有一些自己的内容。”
（中央首长又说不是《中国建设》没有缺点了，主席说《中国建设》比《北京周报》好，只是比较地说）

1968年10月5日外文局军管小组组长施诚向全局所作传达报告的记录，《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①》所摘《〈北京周报〉编辑方针资料》。又，同书所摘《关于〈中国建设〉编辑方针资料》引李伯悌追记说：毛主席1958年底(11月?)在武汉看到《中国建设》杂志，对柯庆施同志说：
“《中国建设》杂志用事实说话，对外宣传就应该是这样做。”
（柯庆施同志即将毛主席的话转告宋庆龄副主席，宋副主席又叫金仲华同志把毛主席的指示告诉《中国建设》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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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传达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主席针对林彪所说“孟子的王道还好一点吧”的谬论的话：
“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我赞成孔夫子是代表奴隶制旧贵族，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说法，要给韩非子、申不害、商鞅，要给法家应有的历史地位。人定胜天是荀子第一个提出来的。”
姚文元1974年1月27日转述毛主席历次对批孔的指示。宋《文库》。

1968年10月31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到：
广东的那个杨荣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个人，看过他的书，听说怎么样也不好，也逮起来了；在党校教书的那个赵纪彬，这两位都是反对孔夫子的，所以我对于这两位的书都有注意看。此外，还有北大一个教授叫任继愈，他也是反对孔夫子的。
李锦全《现代思想家杨荣国》转引陈晋《毛泽东之魂》，宋《文库》收的记录传抄稿此处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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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1月14日晚7时在陈伯达关于删去《毛泽东选集》中部分刘少奇人名和题解、注释的报告上的批示：
照办。
方厚枢《“文革”时期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像出版工作的回忆》引传达记录稿，《中国出版史话新编》。20日左右又传达说有新的精神，修改班子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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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2月，在上海市革会对外贸易局关于商品积压浪费问题的报告上批示:

似有普遍性，不只上海一处如此

[引自1971年3月27日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清产核资工作的报告，可见于《中国社会主义财政史参考资料》]

1970年11月，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的谈话中批评援外太小气，说

一两个亿扫仓库就出来了

要扫仓库。压在仓库里，就变为不流通了，不使用，保守。

[引自《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 中山大学经济系、《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论》。反击翻案风时毛远新也提到仓库积压与援外、外贸路线问题联系，可能是主席有所指示，沪辽均受命整理了相关材料。具体说就是条条专政，洋奴哲学，利润挂帅，三降一灭。"整顿"把资源垄断起来搞洋跃进，出口换设备，拉长基建阵线，减少外援，又管卡压，结果是"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把石油危机转移到国内，一边是缺油煤电生产中断，一边是仓库积压赤字数亿，地方斗争亦激化，干将也搞独立王国，如赵某阳要“分田”。参见《材料之三》引打招呼会期间张，姚的话，并可见《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毛远新76年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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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呈送江青1937年发表《我的一封公开信》上批示

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性格的。

杨银禄《庭院深深钓鱼台 我给江青当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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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在《人民日报》《红旗》2月1日文《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草稿上的批示

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

《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批示》(1967.3-1971.3)，以《关于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的一组批语》见于《建国以来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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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查对】1969年3月(7日?)主席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批驳陈伯达：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否定了你的报告，你陈伯达不到半个月就反攻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
(陈一贯在主席和刘之间搞投机)“脚踏两只船”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引用。陈伯达在讨论张、姚起草的报告稿时说还是要发展生产不能净搞运动，并攻击说是伯恩斯坦的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主席起草九大报告的意见，以及对陈拖延报告的批评等可以参考金冲及《毛泽东传》，此处暂时不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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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预备会议(1969年3月底)期间讨论党章时周恩来传达毛主席指示：

“不同意在党章中写上个人名字”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

张春桥1971年11月27日在部分工厂座谈会上讲话说对当时在党章上写上林彪名字主席说：

“我也很怀疑，党章上是不是要写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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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3月5日(社论《打倒新沙皇》发表次日)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准备打仗。”

1969年3月15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主席谈对付苏修可能发动的战争：
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大县三个营，中县两个营，小县一个营。
如果发生战争，要让对方打进来，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我们的战略是后发制人。
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

[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41辑）]

1969年6月18日xxxxx(军委办事组?)座谈会纪要引:

战争真打起来，组建地方部队，小县一个营，中县二个营，大县一个团。

[1975年10月《毛主席关于加强民兵建设的部分论述》、孙福军《六十年代沧州的战备工作》。8月28日经主席批准成立人民防空全国领导小组。以上3月15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谈话内容还可参看《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孙福军文章还说1969年主席多次指示：

要准备打仗。
打起仗来，还是要靠人民战争，靠民兵，要加强民兵的军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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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4月中共九大前后，《总参谋部文件》[1972]10号引

坦克、飞机、大炮，跟他们比数目，比他们不赢，我们是少数；我们人多。我们要破除一切迷信。这次珍宝岛(战斗)就破除了一些迷信。

对方有空军、有飞机、有坦克、装甲车、指挥车，我们什么都没有用。一没有使用飞机、二没有使用坦克、三没有使用装甲车、四没有使用指挥车，我们就是步兵，结果呢？第二次，三月十五日，打了九个小时，敌人连续组织三次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

主要靠勇敢，靠短距离作战，靠近战，……靠二百米。这次不是二百米，而是一百米、五十米作战。二百米不打，一百米不打，五十米、三十米打。乌龟壳一翻，他就没有办法了。

要制造些炸药、地雷，多想些办法。如果你们有炸药，就可以对付敌人的坦克、步兵和交通线。

《总参谋部文件》[1972]10号，转自1977年12月《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论述的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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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6月在湖南与黎原、华国锋谈话说：

“前年和去年上半年是高潮，你们出了高司、红联、公检法，出了省无联，又出了永向东，以后还可能出点什么，但大局不会有什么。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不过他们要重新建党建军也看见马上不行，所以提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据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于2008年编辑出版的《毛主席五十次回湖南》。陈益南认为，湖南省革委会负责人当时忙于抗洪抢险，故未及时传达该毛泽东指示，此后于11月12日在省革委会第四次全会上传达，省无联涉案人员遂于11月被判刑。据夏远生《建国后毛泽东45次回湖南纪要》（《中共党史资料》第67辑），主席还说，“永向东”打着反复辟的口号搞复辟，必须予以批判斗争。
在华国锋汇报欧阳海灌渠修在春陵水上时，主席纠正说：你写错了，应该是舂陵水，不是春陵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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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1月12日在湖南听取黎原、华国锋汇报时说【待查】

毛主席指出：各派要联合起来，要团结教育多数，大多数人是好的，要解放干部，干部解放以后可以换一个地方工作。
针对农业学大寨运动，毛主席说：大寨好，好就好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不要去那么多人到大寨参观，人去多了成灾，你们自己搞自己的大寨嘛！（他对湖南省委树立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很满意。）
针对机关、干部作风问题，毛主席指出：机关人太多，不好办事，中央、省、地、县四级机关人多了，要精减人员，转变作风。
毛主席在谈话中还提出湖南10年建成工业省的建议，供湖南参考。
(华国锋汇报了湖南煤炭工业生产情况和湖南澧水一带发现大盐矿）主席再次强调要“扭转北煤南运”,发展湖南煤炭工业；赞成湖南省委建设湘澧盐矿的决定，以“备战、备荒、为人民”，解决人民生活用盐和工业原料用盐的问题。(华国锋汇报大盐矿已开始出盐)主席说：好！好！好！

夏远生《建国后毛泽东45次回湖南纪要》（《中共党史资料》第67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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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在周恩来托汪东兴报送的1965年6月25日关于医疗卫生工作路线的谈话(六·二五指示出处)整理稿上的批示

暂不发表，将来再说。退汪东兴同志存。

《毛泽东年谱》第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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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2月在总参谋部关于新疆、沈阳、济南3个军区野营训练情况的报告上批示：

“这样训练好”。

[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4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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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蒯大富问题》手书载主席1970年关于蒯大富的几次指示：
[1970年4月?]准备选举四届人大代表，毛主席提出蒯大富可以当人民代表。（当时他已经搞到宁夏去了。周总理立即向我们传达，要我们照办。可是当时清华的工宣队不同意，因为进驻的时候，蒯下令开枪，打死了五名工人，几百人受伤。我们反复动员，最后说这是毛主席的意见，就算我们投毛主席一票，这才勉强解决。）
但是迟群、谢静宜又有意见。[10月?]毛主席说把他调回清华审查一下，看看究竟有什么问题？这样，又把蒯大富调回清华，没过多久，迟、谢给毛主席打了报告，毛主席看了说：这个人看来不能当人民代表。（周总理又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我们只好又悄悄地抹去了他的代表名字。）
徐庆全《关于蒯大富的一则史料》载吴德《蒯大富问题》手书，载于“徐庆全和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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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12日在政治局报告林彪要求设国家主席的请示上批示(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对叶群电话的评论

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么就让董老当吧！

据夏远生《建国后毛泽东45次回湖南纪要》（《中共党史资料》第67辑）。董必武时任代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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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25日于苏州在专列上和张春桥、林彪、马天水的谈话【存目，高文谦声称主席先问林对周恩来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又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可以对照林立果的“571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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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6月中旬中央文革宣传联络员向出版口传达毛主席最近指示：

样板戏要提高，也要普及。不要工农兵的戏工农兵看不着，都是城市老爷看。样板戏要允许人家学，凡是发表了的剧本都可以演。工厂、农村、学校、部队都可以组织业余演出，光靠几个样板团不行。开始可能演得不好，但是可以一遍遍地提高。

刘杲、石峰主编《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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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8月13日在周恩来13日检讨信上的批示

这类事是技术性问题。应当注意的是原则性问题。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引。周在和苏丹会谈中疏忽，在中央、主席批准会谈报告前就签订了合作协定，写信检讨“这是一次重大错误，谨此呈报，保证以后严格遵守报批程序，不容再犯”。原则性问题可能指周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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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9月4日在九届二中全会各大组召集人会议上指示

关于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不要花多少时间讨论了

《1966-1976年中国国民经济概况》、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舒云《1970年庐山会议内幕》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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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9月(11日?)在上海和王洪文谈话
(主席从王在工厂贴大字报问起，到工总司的成立，安亭时间等)
主席说，市委很蠢，不承认工总司，承认“赤卫队”；中央承认你们工总司，不承认“赤卫队”，停车的事变成了好事。
(王问主席“可以先斩后奏，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是不是主席所说的)
主席说是
(王谈到工总司成立时打白条扛走做袖章的红布时)
主席说，那有什么办法，人家不承认，不给你们嘛。
王年一抄写的王洪文1980年6月16日审讯笔录，转引自李逊《革命造反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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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0月10日第二次会见金日成谈话提到:

也得训练妇女，保卫后方、保卫工厂、保卫农村。

1978年8月《毛主席关于民兵教育训练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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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修改毛主席批示同意的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时传达
“上海机床厂的道路把资产阶级进入上层建筑的路给堵死了。”（张讲话里还有一些是否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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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2月26日中发[1971]20号文件批转《第十五次全囯公安会议纪要》引

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而是靠政策，靠教育。(69年)

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

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几个好人中夹一个坏人，这就专了政

公检法要彻底革命【注：阿坝大事记提到主席还有“彻底砸烂公检法”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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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1年2月28日中发[1971]22号文件(中央批转《关于进一步办好中央机关五·七干校的报告》的通知)上的批示

照发

文件传达记录稿。杨银禄《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记载他在中央五·七干校时学习的主席对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几句指示“告诉同志们，劳动也是一课。要熟悉水稻生产的全过程。”“办‘五·七’学校是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好形式。”“办好一项事业，是不容易的。方向、路线对了，就要有决心，有毅力，坚持下去。”“要想得远一些，学校自己要储粮食，备战、备荒。”“‘五·七’学校自己没有粮食吃，没有油吃，没有肉吃，没有菜吃，那还有什么优越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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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3月15日在《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上的批示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
　　只在18页上去掉一个词，以便突出马列。17页上已有了这个词，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三月十五日九时

[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文章说：毛泽东同志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了武装斗争和人民军队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且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坚持这个普遍原则，把它运用于本国的具体实际。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取得政权，取得革命胜利的，都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在广泛发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人民的武装，进行人民战争，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反复斗争，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俄国革命是这样，中国革命是这样，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等国的革命，都是这样，没有一个例外。
反之，无产阶级政党由于不搞革命武装或者放弃革命武装而使革命遭到挫折，则是有严重教训的：有的因为不去掌握枪杆子，当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发动突然袭击和反革命镇压时束手无策，使千百万革命群众人头落地；有的在革命人民已经拿起武器，人民武装已有相当发展的情况下，为了到资产阶级政府去做官，或者上了反动派的当，把人民武装交了出去，使革命成果白白断送。
近百年来，许多共产党参加选举，参加议会，但是没有一个党是用这样的方法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即使共产党在议会中取得了多数，即使参加了政府，也不等于改变了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更不等于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反动统治阶级可以宣布选举无效，解散议会，或者直截了当地使用暴力，把共产党一脚踢开。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进行群众工作，不搞武装斗争，热衷于议会选举，那就只能麻痹群众，腐蚀自己。资产阶级通过议会选举收买共产党，使它变成修正主义的党、资产阶级的党，这样的历史事实难道还少吗？
无产阶级要用枪杆子来夺取政权，也要用枪杆子来保卫政权。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诸因素中的主要因素。有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就可以对付国内外阶级斗争中出现的任何复杂局面，保卫住无产阶级的江山。
当代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伟大同盟军。民族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两个不同阶段、不同性质的革命。但是，要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同样要准备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武装较量。对于被压迫民族来说，掌握枪杆子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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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回忆主席1971年3月31日听取周恩来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汇报他们去北戴河找林彪情况时对黄李邱等人说

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收于《林彪反党集团覆灭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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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核查】李胜林《话说纪登奎》(《贵阳文史》2008年第5期)说1971年[4月?]主席在纪登奎进军委办事组之前，把军委办事组成员都召集来，当面对他们说：“你们这个军委办事组啊，像粘土一样，板结了，不透气了，需要掺沙子。已经掺了一个李德生，看来还不够。我给你们再派个文官，我的老朋友，纪登奎。怎么样啊，你们欢迎不欢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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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4月6日晚主席吃过安眠药看到《参考资料》88页庄则栋和美国运动员科恩互赠礼物的评论
我的庄爷爷！快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吴旭君未去，并说过去说吃过安眠药后说的话不算)今天我吃过安眠药说的话也算数，快去。
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比有些外交家还会办外交。
[据庄则栋手书《毛主席英明抉择用小球推动大球》引张玉凤2003年秋提供和吴旭君、谢静宜提供，鲁光《沉浮庄则栋》，还可参考吴旭君《毛泽东的心事》(收于《缅怀毛泽东》)、李菁《中美建交亲历记》、孔东梅《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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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5月张春桥答参加起草建党50周年社论的朱永嘉问是否要编中共党史时引用
毛主席对写中共党史没有兴趣，说写了以后人家还会改的，斯大林搞的《苏联共产党（布）党史简明教程》还不是被赫鲁晓夫反了，另搞了本《苏联共产党历史》。
郑重《张春桥:1949及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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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5月[3日?]在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关于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
同意。
毛主席口头指示：
不要割断历史，要批判地继承研究，不单是“二十四史”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4 1966年5月—1976年10月》，刘杲、石峰主编《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据方厚枢《“二十四史”出版史话》，姚文元71年4月2日给周恩来信中说二十四史只出版了前四史，此次出版会议可否继续完成，“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资料。现在一些老知识分子也闲着无事，可以组织一些人来做”“此事已请示过主席，主席批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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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7月9日听取周恩来、熊向辉汇报时谈话

(熊向辉问好，主席说马马虎虎。
周准备汇报基辛格提出的问题，主席说)那个不忙。
（主席抽雪茄，问熊：你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啊？王海容解释:主席是问你还抽不抽烟，她又转向主席说：老熊是个“烟鬼”。
主席说：他怎么成了“老熊”了。熊说已经52岁，
主席说：还不老嘛。然后指茶几上的小雪茄说：现在医生不让我抽香烟，只让我抽这个。他们都讲“卫生”，你不讲，你就抽吧，我也不“孤立”了。
熊也抽起雪茄。主席问）：你在总参二部当副部长？（熊：是）
主席问：那个“参谋总长”姓甚名谁呀？（熊答：黄永胜）
主席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熊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黄总长提到过我。）
主席问：他是怎么提到你的呀？（熊答：今年4月，黄总长在总参批陈整风小结会上说，主席对他讲，总参有篇批陈发言有水平，但主席没有具体讲是哪一篇。黄总长估计，可能是江钟的，也可能是熊向晖的。）
主席说：我指的是你的那一篇。你读过一些马列。主席问：在那个小结会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
（熊答：小结是王新亭副总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作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以来，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的，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黄总长很谦虚，说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还不够高，比林副主席差得远，在工作中还有些官僚主义。）
主席：哦，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
（熊答：讲了，是在批陈整风动员会上讲的。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他是在庐山会议开始以后才到了庐山，当时主席已经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黄总长说，他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来，他也看不出陈伯达搞的《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一点马列的书。）
毛主席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熊答：主要就是这些）
主席：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熊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主席问熊有没有看过他们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均答没有。主席问熊你嗅出点什么没有，又问周：“五个大将”的检讨、你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发给总参没有。周答发了六十多分）	
主席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周表示自己曾犯错误而得挽救，黄永胜他们检讨了，以后实践中改正)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辉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主席问熊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否亲自动手，熊说自己动手。）主席说：那好。我这里的文件，就是一个秘书管。她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要动口，动手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

《周恩来传》、熊蕾《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一段往事》（熊向辉《历史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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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8月在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13日中发[1971]43号文件）上的批示
同意。
石西民1976年4月23日在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4 1966年5月—1976年10月》。报告说前17年出版战线是“反革命黑线专政”，领导权被“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篡夺了；出版队伍中的大多数人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出版界占统治地位。要重新组织队伍。编辑队伍要“掺沙子”，吸收工农兵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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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8月17日主席在武昌东湖和刘建勋、王新谈话时问道：
“有人对我说，纪登奎在河南犯了什么错误。这个人怎么样啊?”
（有个河南领导人[王新]回答说：“纪登奎同志在河南表现很好。要说犯错误的话，就是有一段时间在河南支持造反派搞“反复旧”，跟山东的王效禹一样，有“反复旧”那种思想倾向。”）
毛泽东听后，当场说道：“纪登奎这个人接班，今后还要再看一段”。
赵树凯《为什么纪登奎没有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麦克法夸尔之问”》引某河南省省委党史研究室专家访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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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8月25日毛主席在武昌与华国锋、汪东兴的谈话

华国锋同志，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P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毛泽东年谱》记为: 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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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在姚文元呈阅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关于收集、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历史书籍的情况并请示“可否予以同意，先照此计划进行”上的批示
可以。
1971年9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关于收集、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历史书籍的情况》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4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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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12日听取汇报后与李德生谈到
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他们怕美帝从亚洲撤出来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要我们把美帝拖住。
阿尔巴尼亚怎么成了“明灯”了呢？它各方面都不行。工业、农业生产都不好，中央领导人也不团结，他们是极左的。
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王太岳，周继强主编《红色聚焦 见证实录卷 4》7869页。主席与林彪路线斗争以及南巡的谈话情况，可见《文库》所载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以及林罪证材料。并可参考《汪东兴回忆 毛泽东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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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0月4日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指示

军队政治教育，主要是搞路线方面的教育。

(林)讲政治讲那么多，就是不讲路线。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

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锻炼部队，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时训练，现在搞空的东西多了，多年不打仗，拉练也不搞了，什么矛盾都出来了，车不会开，饭不会做。

(接班人)我提了五条，他提了三条(林66年8月)。三条不讲马列主义，不讲反对修正主义和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讲团结大多数，不讲批评和自我批评。

自《毛泽东年谱》《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军队要严格训练"一句自1978年8月《毛主席关于民兵教育训练的指示》并中央军委文件[1975]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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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0月4日对《空军报》社一封来信的批语(部分)
对某些同志的怀疑不可尽信。
[据金冲及《毛泽东传》，批给周恩来的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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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0月8日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会谈时表示了对说假话，搞阴谋者的厌恶，说

美国有两个党，共和党比较好一点，其好处之一就是反共，而且公开地反，不留余地。为什么比较好呢？教育世界人民嘛！

尼克松来，我要跟他说：这个帝国主义就是不好，应该打倒。至于打，你们国家如果有帝国主义，由你们那里的人民打，别的国家的帝国主义，由别的国家的人民去打。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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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1月10日对联大中国代表团指示

我们进了联合国，当然要去！这就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引乔冠华为诗作注“出国前主席多次找我们去谈话。最后一次，我问主席还有什么交代的，主席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同书说72年夏天乔建议由姬鹏飞任代表团长，主席批示联合国的事还是要乔老爷去。又说1973年(3月?)对黄镇说:联络处的事由你去，你是大大使。乔老爷，联合国的事由你管，每年由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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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1月14日接见中央召开的成都地区座谈会成员时谈到

林彪他们搞反革命活动，谁个晓得？我就不知道嘛！

《周恩来传》引《毛泽东接见中央召开的成都地区座谈会成员时的谈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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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1月20日接见武汉地区座谈会的省委个别主要负责人(曾思玉?)时说

你那里有“北决扬”，要注意政策，我给你讲了，你不相信，你又搞过了一点。还是宽大为怀嘛。

1974年3月16日湖北省委《关于湖北“两清”[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工作中的错误问题》 黄冈记录稿、《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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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1月20日接见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曾思玉、王六生说

你们大概不是死党，是活党。就是说，犯过错误的人有好有坏。共产党是大党，不是小派别了，管他哪个山头啊，中国多少山，江西山就不少，只要一个，别的山都不要？河南山少一些，伏牛山、大别山、桐柏山，如果你只要伏牛山，大别山、桐柏山就要同你做斗争。现在有些同志犯错误，别的同志要采取宽容的态度，不要揪住不放，你犯了错误，从此就不信任了，我看不好。比如三十八军军长李光军有灾难，过去在华北有些人搞坏事，那样的办法不对，是军阀的办法，蒋介石对阎锡山也不是那个办法，他们打过仗嘛。
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前有那么一些人，跟着副统帅，跟着他上当，不光彩。还是跟着党，不要跟着个别人。统帅也好，副统帅也好，个别人容易起变化。五十年起了十次变化嘛，有许多都是跟着个别的人。我跟的是路线，你领导者路线正确，我跟，至于你路线不正确，我不跟。有人提出了新名词说“紧跟”，我不愿听这个话，什么紧跟呢？
马列主义的党，对人民不利的事不要办，对人民不利的名词要改，“四个伟大’改了吗？“三个忠于”我就不懂，不知从哪儿来的“一忠于”（忠于毛主席）嘛，忠于党，忠于人民。还有什么话？(张春桥:还有“四个无限”)这就是闹宗派，你们开个会议，把不适当的名词、形容词废掉，不要搞了。国民党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过去骂国民党‘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个话也适用于共产党，保留民主党派比较有利。对个别人说，斗、批、改是要参加的。对于党，比如民盟、民革还要保留。共产党，有两千万党员，领导党政军民学，一切都领导。我们共产党执政，其他党派可以议政和参政嘛。我们党跑到外国去的人比较少，无非是张国焘、王明、林彪，就这几个嘛，罗章龙是自立中央，此人在武汉。
他们那个司令部说我把曾思玉拉走了，说刘兴元、丁盛、曾思玉三个人都被我拉过来了。我不过是游说各路诸侯。我讲话你不在，垄断情报的是刘丰。你要在也可能好一点，也可能坏一点。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改，表示欢迎的态度。比如对在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有些人是跟错了人觉得面上无光，连8341在毛家湾的那个中队也觉得无光了，这种思想要解放。这是党的任务，是组织派到他那里去工作的嘛，他那时是副统帅嘛，你怎么知道林彪要叛党呢？不知道是坏人嘛，要说无光，是中央脸上无光，也是整个党无光啊，哪能是一部分人脸上无光。他跑了之后，总理问我，我说他跑有啥办法嘛。后来得到消息，他们改行了，改当空降兵了，从天而降。
不要用多了秘书，文化程度不高用个把秘书帮点忙是可以的，注意口授，写出来自己看，看几次，改几次。你不要秘书写也可以，讲话不要稿子嘛。我讲话就不要稿子，只有几次用稿子，一次是“七大’报告，一次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那时我口述，江青执笔，我改了几次后才发给大家。
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郭沫若同志是个好人，是唯心论者。创造派不那么高明，鲁迅写的《上海文坛之一督》，就是骂创造社，后来郭沫若就写《创造十年》驳他，驳得没劲。郭在重庆写了一篇驳胡适的文章比较好。胡适把《西游记》八十一回改写了，我也未看。《胡适文存》《独秀文存》两本书请春桥找一找，看有没有八十一回。胡适无非是说共产党没有东西，没有理论，没有考证。郭沫若驳斥他说，群众不拥护你胡适，也不拥护我郭沫若，为什么单拥护鲁迅呢？鲁迅的书不大好懂，要读四五次，今年读一遍，明年读一遍，读几年懂得了，我党内不提倡读鲁迅的书不好。
改过来就好，你们是跟着跑的，死党只有那几个，主要是叶群，从去年到今年主要是林立果，连他父母也不相信了。你回去开个扩大会，要讲一遍，无非是北京这一遍，检讨我看可以，允许人家讲。你身负重任，两个省一亿人口，要注意政策，还是宽大为怀嘛。整人要少，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大，只要坚持这个，倒不了的。不要有思想包袱，中央会帮你的忙，大家也会帮你的忙。

曾思玉《百年见证》，全文另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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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1月22日会见范文同率领越南代表团说

真正讲党内矛盾解决得比较好一点，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军队可以统一了。过去军队就是不统一嘛！一分为二嘛！现在各国都在猜想中国出了什么大问题。中国出了大问题是在一年以前庐山会议上，在那以后逐步解决了。我这个人犯了错误，就是进城之后，不管军队。结果就闹山头主义，也闹宗派主义。但是，从去年八月庐山会议以来，这一年多，我就改正了错误，整顿我们的军队。

现在他们还原谅我，允许我改正错误。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后一句自《晚年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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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1月25日国务院办公室向出版口传达最近主席指示：
我们的干部要学习鲁迅的著作。
[国办并告：鲁迅的杂文《伪自由书》是主席点的，要抓紧出版]
刘杲、石峰主编《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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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1972年传达:

苏修亡我之心不死。

1977年11月保定军分区《民兵工作手册》；《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文件》[1974]参联字1号，转自1977年12月《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论述的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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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2年5月1日中发[1972]19号文件《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上的批示

同意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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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传达

(文件之四陈伯达罪行的审查报告、罪证）主席昨天还说了一件事，就是文字上我们应该写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说这个形容词，修正主义还有革命修正主义吗？当然只指反革命了，你要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好象对立面还有革命修正主义了，说笑话的。那么文字上应该是反革命的，就是他这个性质是反革命又是修正主义，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中国这个文字修辞若不那么严格，常言可以引起误解，主席昨天举了这个例子。

至于材料之三那个前言，主席昨天也说了，“继续审查”那句话可以不写。主席说，大的罪状已经很够了，再多就是补充就是了。

现在确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主席写这封信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武汉写的，我是七月十一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前天，我们政治局决定要请示主席，我昨天去请示主席，原来主席还说等一等，昨天一请示说可以。

宋永毅《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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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5月24日在周报送的外交部19日报告及所附周伯萍大使和驻希腊使馆关于误入以色列大使馆(“雅典事件”)的检讨上的批注

圈掉原文“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

将报告中提到周伯萍对所犯错误认识“较好”改为“很好”

邹一民《外交部的批林批孔运动》。误入大使馆引发外电对我改变巴勒斯坦问题方针的臆测。周恩来在19日报告上批示同意，即同意免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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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7月24日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到中德建交时说

那个文件[注71年4月3日外交部、体委的报告]，我本来也是看了的，画了圈。后来到了晚上，考虑到还是要请，就叫打电话。结果那边他们也是没有准备，就去请示东京的大使馆，马上发护照，就来了。

李菁《中美建交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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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8月30日叶剑英接见全军反坦克训练人员时传达主席在军委扩大会准备情况的报告上的批示

现在不搞，现在搞上层建筑。

《叶剑英年谱》。叶剑英还说所谓上层建筑就是领导班子，在地方上有五个省领导班子有问题，有林彪的残余，闹不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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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9月7日决定调王洪文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和王讲

(王洪文)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工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据《共和国大纪实》等载，主席还讲王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受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有实践经验：

集工农兵于一身
你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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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主席指示

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在批林整风中，在历史问题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中央政治局约肖、苏、王、吴同志开个会，解决一下。

[宋永毅《文库》中发[1973]10号批转海军“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概要）条，海军党委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从十一月起转向批海军司令肖劲光上了林彪“贼船”。后肖劲光写了几次检查，在二月二十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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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2月17日和张春桥姚文元周恩来谈话记录（节录）

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不很高明。也读过一些马克思，参加过合二为一、一分为二，桌子的哲学。……“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林路线)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郭沫若的《奴隶时代》《青铜时代》值得看。《十批判书》，看了几遍，结论是尊儒反法，人本主义。学术界一批人不赞成，赵纪彬、杨荣国都是批郭的，认为孔是复周朝的奴隶制。历史要多读一些。历史中有哲学史，其中分派。失败者的传也要看。儒法两家都是剥削本位主义，法家也是剥削，进了一步。杨荣国没有讲清，新的势力兴起，还是剥削。

《毛泽东读书集成第123卷》《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还请参阅《毛泽东年谱》，载还讲了如

天下大势，是一团漆黑，还是略有光明？有人认为是一团漆黑，说光明还出林彪？没有光明，还有一片之明嘛。动不动说大好形势没有漆黑，那也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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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2月29日和越南南方临时共和国外交部长阮氏萍等谈到火烧英国代办处时说

这些坏人都是林彪之流，后台都是林彪。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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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1973年1月10日传达毛主席批林指示

政策问题多年不抓了，特别是民族政策。现在地方民族主义少些，不突出了，但大汉族主义比较大，需要再教育。

[1974年11月4日徐光霄也在少数民族文字图书翻译出版规划座谈会上讲话引用（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4 1966年5月—1976年10月》）]。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民族宗教卷》、《民族团结》1979年第四期社论《民族团结事业的伟大胜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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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月22日对中央讨论文件[1973]7号《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军委办公厅关于严防坏人进行诈骗活动的通知(送审稿)》上的批示

同意

手迹影印件，中央档案馆《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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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发[1974]102,[73]162号文引

武装产业工人，改造城市民兵

引自国务院、中央军委(73)162号文件《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上海民兵情况的调查报告》的通知》、(74)102《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参谋部民兵组训工作座谈会议纪要的通知》、104号文【重申102。武装产业工人，平时管理和改造城市，战时保卫和坚守城市】等，转自和工人同志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76），钢花朵朵（75），牟定县党史、石家庄一染厂志、韩正卿日记。张67年也传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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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2月7日对上海2月1日上送《晋书·谢安传》等大字本的意见

伟大领袖毛主席读了《晋书》四传后，指出《晋书·谢安传》第十一页第六个注释中“濉漢”二字疑是“濉溪”之误。

1973年9月26日(主席)布置注释柳宗元的《咏荆轲》，要求重点注释这首五言诗的最后六句，即“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世传故多谬，太史徵无且。”，指明要批判荆轲的“勇且愚”，对秦皇的“诈力”的“诈”，似应作正面解释。

1973年布置的最后一篇大字本注释，是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只要求分段、标点，不作注释，但要求作一题解，在题解中摘出关于支持李自成、义和团批孔批儒的观点和内容。

1974年3月到1974年7月，转入所谓“法家”著作的大字本注释。…“此事主席指示，望抓紧办。”

1975年5月29日，他(主席)曾对《枯树赋》的注释提出过四条意见：一、“‘桐何为而半死’:……是由于受到了急流逆波的冲荡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残所造成的，‘不是移植问题。’”二、“鸳:可能是鹓雏。”三、“‘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是说受到了种种摧残的树木，发出的声音凄伤悲哀。”四、“‘若夫松子古度’十句:……‘这和移植毫无关系。’”
另外，毛泽东还提过三条意见：一、“‘若乃山河阻绝’四句:……‘原文没有写水灾。’”二、“‘雄图既溢’，这句话是对的，‘溢’是‘过了’(《西厢记》：‘泪添九曲黄河溢’)。‘武力未毕’，这句不对，疑有字误，未毕疑是已毕之误，不然，雄图完了，怎么又说‘武力未毕’呢？”三、“‘送日’宜解作‘遣日’，(是无聊呵！)不是‘夸父逐日’。”
上述七条曾印成一份文件：《主席对几条注文的意见》

[江青曾将上海这几篇赋的注释文交清华北大注释组，两校写了一份材料，江青8月9日转给主席。]1975年8月12日主席批示：
此注较好。我早已不同意移植之说，上月曾告卢荻。
关于注释的问题，请你们过细的研究。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八月

《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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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3月2日听李先念华国锋汇报湖南问题(卜占亚检讨，相关负责人自我批评)时指示
不要再追了。
《李先念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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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核查]1973年4月11日听取外交汇报时有人说外交形势大好，乔冠华写了三句打油缺第四句，主席说
我来给乔老爷填后两句
乔老爷你的前两句是“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我现在给你填后两句“莫道鄙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你看如何
章含之《我与乔冠华》，廖4月访问日本；韩叙4月下榻华盛顿五月花宾馆，商谈建立联络处；乔67年被批判时曾替外交部造反派叫卖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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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4月[24日?]在《国内动态清样》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作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上批示

[要抢救！]请文元同志办。

宋力《铸梦：追忆舅舅陈景润》，并据丁东《江青曾帮助陈景润》杨银禄《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江青读完后叫秘书杨银禄，说：“杨银禄同志！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领域内最深奥的理论，不少发达国家的高级数学专家都在研究运算，陈景润同志在这方面作出贡献，这是中国人的骄傲。然而他的境况竟是这样，我们能不管吗？”过了几天，江青又摇铃叫秘书杨银禄，说：“杨银禄同志，你再看看这份《清样》，现在有主席和我的批示。赶紧办理！”上有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主席（在江青批示的“主席”二字上画了圈）批示：“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又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一会儿后，江青说：“杨银禄同志，你看完了吗？”杨银禄答：“各位首长的批示我都看完了。”江青说：“姚文元是书呆子，他的批示文不对题。你现在打个电话给迟群，告诉他赶快到我这里来。这是他负责的领域。”。迟群26日深夜向科学院武衡传达主席指示，27日凌晨二三时迟群武衡、数学所赵蔚山并记者顾迈南、协和医院张孝骞大夫等接陈景润送清华大学医院接受医生会诊，当日送309医院治疗。
陈景润论文发表在1973年3月15日《中国科学》第二期上。4月6日科学院《科研工作简报》第7期发表《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项成就》进行说明。新华社记者顾迈南在听到武衡在全院大会提及后，了解相关情况写成了上述关于陈做出世界先进成果和陈近况的两篇内参，刊登在《国内动态清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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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4月24日深夜主席和姚文元谈话：

(毛主席要姚文元和迟群给陈景润找医生治病，并解决陈的住房问题。毛主席还指示：)

有些刊物，为什么不恢复？像《哲学研究》《历史研究》。还有些学报，不要只是内部，可以公开。无非是两种：一是正确的，一是错误的。刊物一办，就有斗争，不可怕。

(姚向迟群传达时说，主席最近提起翦伯赞的死，意思是没有做好工作；还问到冯友兰的情况。)

方厚枢《“文革”十年的期刊》(《中国当代出版史料文丛》)、刘杲、石峰主编《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方的文章说姚文元向迟群传达时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能搞哲学编辑、历史编辑的，有多少?有哪些人?力量怎么样?主席最近提起翦伯赞的死，意思是没有做好工作；还问到冯友兰的情况。学部的领导力量怎么样?关键是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学部主要是搞清楚领导层的问题。…知识分子总得用，吃了饭，总得搞点事情…保留一点对立面，没有关系…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要掺沙子，改造世界观，这个基本原则，基本阵地不能动摇”。在另一次姚和迟群谈到山东大学学报说“《文史哲》面比较广，错误也多些，但总是有些基础的，在正确路线领导下，错了就批判嘛，有什么要紧”。同年《北京大学学报》出试刊，复旦大学学报《学习与批判》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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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5月25日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26日传达）

要重视上层建筑，抓路线问题。各级领导回去不能只注意生产，不注意路线，生产当然要抓，但要注意路线问题。上层建筑搞不好，人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生产就搞不好。
[周:(主席)要求政治局的同志，当然包括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在内，都要认真看书学习。]要懂一点历史。学点哲学。看些小说。
郭老的《十批判书》有尊孔思想，要批判；但郭老功大过小，他在中国历史的分期上，为殷纣王、曹操翻案，为李白的籍贯作考证，是有贡献的。
[周：对中国的历史要进行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共产党(现在)这一段历史应该研究、总结。要有知识。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这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
[周:(主席)引用《汉书·东方朔传》的一段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提出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有一定的灵活性。]水不能太清，太清鱼就藏身不住了。水清无鱼，什么事情都搞得那么纯，也是不可能的。[周:因此宣布解放13名老干部]
总参谋部第三部是曾希圣最早搞起来的。他在三部做过很有益的工作，很有成绩。曾希圣虽有错误，但功大过小，功大于过。现在他死了，应该全面地历史地看，给他恢复名誉。

会议讨论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说修改中要执行主席多次提出的:
现在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不赞成“三个里程碑”的提法，党章中不要写人名。
[要改正主席说的:]
原总纲中逻辑性不强

[以上除另标的，据周继强王太岳《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重大会议纪实》、谭宗级《周恩来与党的十大》，《国史参考资料》1993年第3期]

杨继绳记录的传达稿：毛澤東5月25日的講話。新華社傳達時我記了一些，我這裏將《毛澤東年譜》裏沒有的內容作上介紹：毛說：
「即使路線對了，多數人不同意，你還得服從。」「要堅持原則，但事物不可能是純的。東方朔說『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清則無徒。』人是有缺點的。」毛說：「如果自己正確，被人家搞下來，你就安心讀書。」周恩來傳達這句話後說：「主席幾上幾下，從不介意，十分感人。」
毛說：「老中青班子，老年中年要幫助青年。」這是針對老幹部對造反派的態度。毛還說：「只注意生產，不注意路線不對，要注意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中的問題。」「你滿腦子生產，我滿腦子路線，生產固然重要。」這是對華國鋒說的，毛要求華國鋒「要學一點歷史。」「普通黨員也要注意路線。」 
(党章修改)1，現在還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2，不贊成「三個里程碑」的說法；3，黨章不要寫人名。
[据杨继绳的记录稿：1973年6月7日新華社天津分社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本書作者筆記本]

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
[注：这一句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可能是概括]

会议期间周恩来传达了毛主席会前关于计划的指示：
项目多了，计划工作至今还没有走上轨道；
搞计划要依靠地方，以省市自治区为主；
要把协作区搞起来，一旦有事好办；
只注意生产不注意上层建筑、路线，不对。要批评孔子。
[据《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会上批判了条条专政。]

谈到批林整风问题时，毛泽东说：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以“九一三”为线。以前就是有错误，允许改正，犯过错误的，应该向党说清楚。今天不认识，可以等待明天，明天不认识，还可以等待。犯了错误的，只要自己承认了，允许改。人要能上能下，我们的人就只能上不能下。我就是多次又上又下， 正因为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就能够得到机会读书。即使不是自己犯了错误而是被错怪了的，那也要安心读书，得机会嘛。
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怎么能这样说。把刘少奇这个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这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一面要坚持原则，一面水又不可太清。一点错误也没有，没有这样的人。哪有那么清的，水至清则无鱼。
谈到历史上的托派问题时，毛泽东说：不要忙于叫他们写东西，他们不愿意写拉倒，也不要叫他们改造思想。刘仁静那么大年纪，他怎么改啊？他不改拉倒。郑超麟出来了，他说他的思想不能改，不能改很好嘛，你写点东西好。有的，如杜畏之，态度比较好一些，写点材料，讲托派怎么发展。但对他本人并不需要他检讨什么。他自觉地要检讨，并不是我们要的， 那不管了。
谈到学习历史时，毛泽东说：政治局委员要懂得一点历史不仅中国史、世界史，分门别类的政治史、经济史、小说史也要懂一点。从乌龟壳到共产党这一段历史应该总结。中国小说，艺术性、思想性最高的，还是《红楼梦》。读《红楼梦》，不读五遍，根本不要发言，因为你不能把它的阶级关系弄清楚。《红楼梦》的作者，是生在康熙、雍正之后的曹雪芹。在雍正年代他家是受整的，抄了家的。 
[以上据《毛泽东年谱》]
[刘杲、石峰主编《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说，周传达了主席关于要重视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的指示。主席在指示中批判孔丘，肯定秦始皇]

【仅供参考：朱仲丽引王震听周恩来传达记录稿说：毛主席说，稼祥同志极早就拥护我，是教条主义中最早革命的一个人，他和张闻天不一样。遵义会议，他出了很大的力；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我嘛，你嘛(指周恩来)，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三和一少”是XX在外喧出来的嘛，是XX搞的嘛，稼祥只提了一些意见。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自己的过错，不讲自己的功劳，很难得。他是有大功的人，应该很快让他站出来工作……，见与《中国共产党重大史实考证》1897页】
【仅供参考：韩刚《考证与分析：毛泽东晚年的“两件事”谈话》认为可能就是在5月25日(或3月1日等)毛主席讲到。我这一辈子就是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据吴旭君说是在72年会见尼克松后，据张玉凤回忆是在73年中南海游泳池召开的政治局会上]，并从主席1976年6月病状和华国锋的否定，认为主席6月不太可能讲过“只有天知道”等等一段。但韩刚又认为1976年1月13日还是可能讲过的。鉴于韩刚所存，以及引者本人所存的传抄稿说听者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华国锋姚文元吴德王海容等，华国锋已否认，王海容当时已靠边站，故引者认为是《总理遗嘱》一类谣言可能性较大。郑重《张春桥：1949及其后》载姚文元女儿三三阅读郑重书初稿时旁批“我问过父亲这段话，他明确表示他没有听到过主席讲这一段话。”姚文元秘书胡鼎君批注“我也怀疑”。还可参考余汝信、曾鸣《毛泽东“政治遗嘱”之谜》】

[中央工作会议宣布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决定将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
会议拥护经毛主席审定的《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
根据毛主席提议，会议决定由王洪文负责中央党章修改小组工作，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起草《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据《毛泽东年谱》《周恩来与党的十大》在8月20日选举准备委员会上周恩来根据毛主席指示强调了提拔新生力量的意义，还说主席说政治报告“最好写个五千字的报告”；主席常说“能上能下”，我们要做这个工作，九大本来就是这个目的，后头被林在九届二中一闹妨碍，现在应该加紧进行；主席说：今后中央委员会包括政治局，都要三四十岁的人多一点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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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周恩来27日传达毛主席的一些重要指示（1973年6月3日刘兴元传达会议精神）
(刘兴元说：我们传达是根据记录讲的，不完整，也不是主席的原话，中间有些是总理解释主席的话，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总理的，没有完全分得很清楚，不一定讲得准确，可能有遗漏)

第一、要剥掉林贼那个所谓“常胜将军”的画皮。这次会议上印发了辽沈、平津两个战役的材料，主席讲：一看就清楚了，参加两个战役的人很多，不是林彪一个人说了算。总理说：他最后还是不得不按照主席的指示执行。因此，主席以后也就没有再提它了，主席对人，一贯是很宽厚的。这次会上还印发了林彪、叶群的五本笔记本，里面有很多黑话，是见不得人的。看了林彪的反动思想是由来已久。笔记本中有些黑话看不懂，有些话现在还看不出是什么意思。有些是林彪写的，有些是叶群写的，有些是林立果新添的，这些笔记是经过林彪办公室的秘书鉴定过的，证明是他们的笔迹，这是林彪反革命的铁证。从笔记本中看出，林彪在61年前就是反毛主席的，反共反革命。林彪搞反革命，搞阴谋，光这些笔记本为罪证，就已经很充分了。林彪一伙，相互说假话，他们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说得很凶，真正干起来，却一个推一个。比如说：他们阴谋轰炸毛主席坐的专车，找不到驾驶员，林立果叫王维国干，王问有无轰炸机，林立果说，“上海没有，北京有”，谁担任驾驶员，王维国又推鲁珉去，结果鲁珉就把眼睛弄坏了。他们搞阴谋，说明他们邪不压正。毛主席对犯错误的人，总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广州搞得很好，向几千干部吹了风。应该以“9·13”划一条线，以前的改了就好，“9·13”以后，如仍不改就不好了，问题就严重了。上贼船的还可以下来，一时想不通的还可以等待，犯了错误允许改正。所发的林彪、叶群的五本笔记，看出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都骂完了。什么“废话”、“重复废话”、“解释废话”、“没有超出废话的”等等，说明林彪早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了。他们的反革命由来已久，必须剥掉他们画皮。
第二、要给曾希圣同志恢复名誉。主席说：我相信总参三部的材料，总参三部最早是曾希圣同志搞起来的，曾在总参三部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很有成绩。他死在301医院，当时红卫兵冲击他，临死前还送给我几份材料，讲的问题虽然有些跟不上形势，但他的思想是对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想整他，没有整倒，因为一是柯庆施同志保他，二是邓小平同志保他，曾希圣同志也有一些错误，受到群众的冲击，虽有错误，但功大过小，功大于过，应当全面地看，历史地看，应该给他恢复名誉。当时刘少奇搞得很凶，总理也不好说话。
第三、肃反问题，主席说，反对阶级敌人、反对间谍特务的斗争，要依靠群众，依靠党的正确路线，不要依靠窃听器之类的东西，那些东西靠不住，容易上当。我们党一贯是走群众路线的，不靠单纯的技术设备。美国的水门事件，尼克松被动得要死。
第四、黑龙江问题，毛主席讲，有人说黑龙江搞得不好，现在不是搞得很好吗，大庆油田不是搞得很好吗。潘复生只是一个人的问题，不能说出了个潘复生就说是黑龙江省不好，不能因此就否定黑龙江的工作，要把潘复生和黑龙江的广大干部、群众区别开来。
第五、毛主席说，干部要能上能下，不论党内职务或行政职务。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要好好学习，信中讲跌了几跤之后，那一段要正确理解。总理解释说，主席不是自己跌倒的，而是被人推倒的，主席说是用过去的经验来教育我们的。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主席是几次受过打击、排挤的。叶剑英同志是能上能下的，“9·13”以后才出来工作的嘛！是经得起考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把刘少奇、林彪打倒了，这是大局。十次路线斗争还没有结束，有些问题还没有弄清楚，要经得起考验，要能上能下。一个大的群众运动总会伤一些人们，干部不要怕垮，垮了再起来嘛，干部问题还是要搞老、中、青三结合。会上反映解放干部慢，官复原职等问题，主席讲，这不是什么原则吧！官复原职不是个原则。[在西南组讨论时，总理、春桥说：主席讲，就一点讲(实质?），还不如国民党，国民党的一个国务副总理（唐仪）可以下去当县长。]
第六、关于托派问题。现在有二十多个托派分子，把他们释放出来了。叫他们写个材料，不是为了整他们，而是要让人们了解托派在中国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有的愿意写，有的不愿意写。杜畏之写了一点，刘仁静就不愿写，他说他是被托派开除的。他们的思想已经僵硬了，不写就算了，反正还是给饭吃。
第七、要重视抓上层建筑、抓路线问题。各级领导同志不能只注意生产，而忽视抓路线。生产当然要抓，更要注意抓路线问题。主席巡视南方时，和华国锋同志谈话，华国锋同志谈的是农业生产。主席说，我想的和你想的不一样，我想的是路线问题，不是数字(学?)问题，我们还是谈谈路线问题吧！政治与业务关系，要政治挂帅，政治领先，生产当然要抓，不问政治是不行的。上层建筑搞不好，人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生产也是搞不好的，要处理好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目前全国总的形势是好的，总比刘少奇、林彪那个时候好嘛。
第八、要认真看书学习。主席要政治局的同志，当然也包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要懂得历史，学点哲学，看些小说。郭老写的《十批判书》主席看了五遍，主席说那本书，有些是对的，有的不对，其中有尊孔思想，认为孔老二是封建社会的“开山”，这是错误的。广东中山大学的教师杨荣国就反对，郭老作了自我批评，实际孔老二是奴隶社会的尾巴。主席说，中国有各色各样的小说，《红楼梦》这本书就不错，艺术性很高，不读五遍就不知道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和阶级关系，作者曹雪芹是“汉八旗”之一，他家是被抄过家的，他写这本书是下了很大功夫的。要有看书学习的风气，要学点历史、哲学，看些小说，学习世界哲学史，对中国历史要进行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现在，就是说从文字开始到现在的历史都要进行研究总结，要有知识。（姚文元同志插话说，不仅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也都要认真看书学习，学历史，学哲学，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
第九、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主席说坚持原则是肯定的，但不能没有灵活性，水不可太清，太清鱼就死了，什么事情都搞得那么纯也是不可能的，化学提纯，即使提到百分之九九九九——百分之〇〇〇几还是有杂质的，真空也是如此。绝对的纯是没有的，我们党也是如此，我们是力求纯。纯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姚文元同志插话，主席讲要重视上层建筑，要注意抓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干部党员都要懂得路线，辨别路线是非。）主席说，文字改革不要搞得太复杂，主要是推广普通话，不推广普通话，改革文字也不行。总理说，有些字是否一字多用，也是有限度的，要慎重考虑。如姓刘的刘，流水的流，留下的留，总不能都用一个字，你把“长江滚滚流”的“流”写成留下的“留”，长江水不走了，四川就不是要被淹没了么。但有些字是可通用的，要研究。文字是要改革的，首先是推广普通话。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同志，要学习少数民族的话，不要大汉族主义，一定要学地方话。总理说，他在广东的时候不久，现在还会讲几句广东话。（总理批评我（刘兴元）多次，你在广州工作多年，还没有学会广东话。）
第十、军工生产要认真抓。林彪攻击我们军工生产没有搞好，从二机部到七机部都没有搞好，要求给他们管，结果是他和黄、吴、叶、李、邱破坏得很厉害，我们一定要[把]林彪一伙的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主席说，尖端是要搞的，超级大国搞核威胁，为了打破他们的核垄断，我们要搞尖端，但我们始终是试验性的，我们要大抓，加快步伐，常规武器定了型的，就[不]要迟于投产。

毛主席说：“下面有一种倾向，喜欢整小萝卜头，不要去整那些小萝卜头，他们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不要搞什么‘正确路线’的代表，不要搞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不要搞层层站队。”

[现在有的干部只能上不能下]毛主席讲，就一点说，还不如国民党，国民党的一个国务副总理（唐仪）可以下去当县长。

周恩来25日提及毛主席指示（1973年6月24日李大章传达会议精神和指示）

希望大家对计划工作提出尖锐的批评，再尖锐的批评我们也受得了，主席提出：有意见向我们提出，有炮当面放，不要回去放。1971年在北京开计划会议时，湖北、上海放得很好，只是没有注意到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周恩来31日提及毛主席指示（1973年6月24日李大章传达会议精神和指示）

关于计划、体制，总是要搞协作区。毛主席说：各个地区都要建立独立的，各有特长的工业体系。首先是搞协作区，然后各省、市、自治区都可搞自己的独立的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

传达记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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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6月5日同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总理范文同讲到林彪时说

他(林)就是只搞游击战，希望你们把美国人拖住。我就希望你们搞运动战，能歼灭敌人一部分。

据《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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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核查]1973年6月中下旬乔冠华称姬鹏飞外交部党组会传达，章含之回忆

我们要培养女外交家，女大使。

章含之《我与乔冠华》，书中还载主席说他的章老师可以出任第一位中国的女大使，可以派到加拿大这些英语国家。
邹一民《外交部文化大革命梗概（1966.6-1978.1）》载王海容汇报说姬鹏飞访问英法伊朗巴基斯坦是“空手而归”时主席批评“西天拜佛，如丧考妣，疲于奔命，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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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6月10日中央转发李庆霖来信和毛主席4月25日的复信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1973年4月25日 
【李信略，中发[1973]21号文件，可见于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毛主席圈阅了8月4日的中发[1973]30号文件（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
张玉钟《我知道的李庆霖上书给毛主席的一些情况》说，约在1973年6月下旬，福建省委和莆田地委、县委都得到了正式渠道转来消息即毛主席对汪东兴说：要问一下福建的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选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可吸收他入党并参加十大；如果没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
王云集《揭发交代李庆霖同我有关的罪行》(转自黄志雄《知青家长李庆霖》)说：“73年知青会议后，周刚毅(省委常委)有一次在他家对我说：毛主席讲，李庆霖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参加十大；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吸收入党；没有入党要求，参加四届人大。”
主席73年12月15日(全文另行整理)说：动不动就说人家“三反分子”、“五一六”，甚至福建李庆霖的那一封信，我看了相当好呵，有人说那里头有刺，就是要有刺呢！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辽宁发表了张铁生的一封信，也有人发议论，说是不对的。后头不是在人民日报登了吗？也说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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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7月4日周恩来就十大准备工作给主席的报告提及主席对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审查报告的要求

不应再搞那些繁琐内容，改为直截了当地列举众所周知的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和叛党叛国的事实。

金冲及《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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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登奎回忆1973年十大前一天，周恩来、叶剑英和纪登奎东汇报林彪专案，纪登奎在谈到林彪事件涉案人员的处理意见时提议：“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位大将的问题不一样，处理上也应当有区别，建议不要开除党籍了，主席说：

“纪登奎啊纪登奎，你头上少了几根白头发。不像我、恩来、叶帅，老奸巨猾。”

纪坡民《回忆李雪峰和我父亲的一段往事》、赵树凯《听纪登奎闲谈人物》
赵树凯说纪登奎回忆，汇报结束出来后，纪登奎问周恩来：“我刚才的汇报是否属实？”周恩来说：“是！”纪登奎又问：“主席信不信？” 周恩来说“信！”纪登奎再问：“那主席为什么说我少几根白头发？”周恩来不再直接回答纪登奎的疑问，而是说了一句：“你刚来中央，还不适应高层政治生活。””
纪坡民文说“关于毛主席这段话，我听父亲讲过好几次。他打着手势，讲得绘声绘色，很生动，给我的印象很深。父亲解释说，毛主席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开玩笑，实际上是批评他的。意思是，你纪登奎阅历太少，政治上幼稚、不成熟。而且，这番话，也就表示毛主席驳回了他关于李雪峰不开除党籍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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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7月4日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纪要【略，见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据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主席把“免得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改成“免得上老爷们的贼船”，后来王唐又传达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要掺沙子、换班子。批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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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7月5日毛主席在周恩来报送的“外交部《新情况》153期错误何在”的检查报告上划去“受到中央严厉批评”中的“严厉二字”，对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周:关于我错误的检讨，当另写报告）批示：

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

检讨不必写了。

邹一民《外交部文化大革命梗概（1966.6-1978.1）》。宗道一《1973年外交部“153〈新情况〉事件”始末》，《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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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7月政治局会议上？)在决定党的十大政治报告由谁作的问题上，毛泽东讲述了历史上“刘邦杀白马为盟，非刘氏不王”的故事。并说：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呢?

周家鼎《“天欲坠，赖以柱其间”》，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回忆》（《晚年周恩来》称为姚文元谈十大报告起草工作情况时传达）。文章还说，决定由王洪文向大会作政治报告，直到开会前夕，才改由周总理（据《毛泽东年谱》为8月20日）。
张春桥1976年2月6日和于会泳谈话时说：当初搞十大政治报告的时候，主席曾叫我引恩格斯的一段话：“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才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当然也不例外。……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的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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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在1973年8月18日政治局会议上指示(8月20日[《毛泽东年谱》载24日]周恩来传达)

希望这一次十大真正能开出一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希望我们这次大会，大家团结起来，不搞阴谋诡计。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对外反对帝修反，对内反对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中至[今]死不改悔的一些死党。我们要坚持原则。当然，不排除必要的灵活性。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内]，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大多数。

《图文中国共产党纪事 6 1972-1981》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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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木回忆1973年七八月间主席在报送的《关于修改党章的说明》稿上的修改：大约写了三四稿，送了三四次。最后回来的一稿上，毛就像老师给小学生改作文那样，用铅笔作了多处修改，包括标点符号。特别是文稿的标题，我们原来写的《关于修改党章的说明》，

毛把末尾的“说明”二字划去，加上“报告”，改成了和七、八大一样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同时还在标题下署上了“王洪文”三字。……

在同一稿上，毛还批了一句话：

“反潮流也要说说。”

转自肖木2013年10月3日和郑重的谈话，郑重《张春桥：1949及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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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8月?]在汪子嵩排入《人民日报》“情况汇报”2253号的杨荣国《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上的批示(部分)
杨文颇好。…[主席还转给周总理]
徐庆全《杨荣国“批林批孔”巡回演讲》。并据钟健夫《杨荣国的荣辱沉浮》，载《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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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8月5日对江青谈儒法斗争(7日经主席指示发表杨荣国《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十批判书》）我这是批判用的。

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王年一《大动荡的年代》说，江青的笔记记载73年春主席给了她一本《十批判书》（大字本)并说:
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江青引用的是：《十批判书》以前看过，这次集中看了五遍，下决心批判。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身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法家主张中央集权制，郡县制，明目张胆地，你犯了法就要判罪，在历史上一般地说是向前进的，他是厚今薄古的。而儒家呢？他满口是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它是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的态度和林贼一样。
杨荣国教授说孔子是为奴隶主服务的，这样我才看了杨荣国的文章。北京才怪呢，北京就不欣赏上海、广州的学者。现在北京不同了，北大、清华的教授、助教和青年三结合的班子搞出了《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立了大功
(红楼梦)到现在还没有写出马列主义的评价文章，这是不对的。
(其余指示参看1974年1月24日周恩来江青迟群谢静宜姚文元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讲话、27日周恩来江青在新华总社学习班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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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1973年8月12日在军委办公会传达:

打仗也要靠民兵，有正规军也要搞好民兵训练。

1978年8月《毛主席关于民兵教育训练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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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8月24日在中共十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大会开始，怎么样？（周恩来：作报告，主席讲不讲几句）请周恩来同志作报告。[请王洪文同志讲话]

(当周讲到“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
哎，不错。

(当周讲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是照主席批评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加写的]时)
对。

(周、王讲完后，毛泽东宣布：）
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

(主席宣布散会后，已不能扶着椅子把手站起来离开，代表们长时间鼓掌欢呼，不愿意离开会场)
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
(周到台前宣布: 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请大家行动起来，分成各路退场。)

谭宗级《周恩来与党的十大》，《国史参考资料》1993年第3期、《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
[注:毛主席没有出席十大闭幕会和十届一中全会，而是委托王洪文代他投票。8月23日周恩来说：主席说他要作“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听了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他说，但我还是要管的，不仅“顾”，而且“问”。因大家反对，主席又说：你们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作（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
[据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主席在总结这次秘密召开的大会时说，我们这个党还是守纪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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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回忆关于王张江姚：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

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的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

吴德《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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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闭幕后毛主席见毛远新，给他《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和柳宗元、章太炎文章，讲解了诗，说：

人家打着批极左的旗号主张回到刘少奇、反攻倒算呢！要批孔，反对倒退。
要贯彻十大通过的路线，批判唯生产力论。

1982年7月毛远新交代材料，转引自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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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9月会见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菲时提到林彪骂"秦始皇"

秦始皇是中国有名的，就是第一个皇帝。最近，林彪还骂我叫“秦始皇”。中国人历来分两派，讲秦始皇好的是一派，讲秦始皇坏的是一派。我是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个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有叛将而无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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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5日姚文元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主席指示

主席讲我们也是法家，我们主张专政，不是地主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

电影，主席讲，为什么不演，可以演，可以批判。

中央办第二期学习班，主席讲，选一些在庐山会议上敢于批错误东西、敢于顶的工农同志，五号报到。我们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要经过斗争考验，否则锻炼不出人。要求增加工资也算是“反潮流”？首先是阶级路线问题，不是个人问题，主席讲，个别事错了，在正确路线下也有，区别在能平反。讲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革命者要在阶级斗争中锻炼，反潮流指反修正主义潮流，不是反马克思主义潮流。

主席讲，他(李庆霖)的信可收进（中）小学教材。他不是党员。学习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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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1月2日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谈到
中国穷，有个好处，就是要革命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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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全国人防领导小组办《人民防空》1973年11月26日第54期:

利用城市打，也是个办法。采取斯大林格勒的办法，总不能把城市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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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1973年11月15日听取王海容、唐闻生汇报与基辛格会谈中周恩来、叶剑英有的问题不请示不报告，被美国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时说

美国人要借给我们一把伞，这把伞叫核保护伞，这把伞我们是不能要的。
还说：果真苏联打过来，就知道谁是敢打的，谁是要投降，当儿皇帝的。

11月17日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到主席住处开会主席说

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

还[对王、唐等]说：“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指外交部的干部)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会议成立了一个“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等六人组成。会议主持人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毛主席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为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会议情况。)

据邹一民《外交部“文革”中的王海容》、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据高文谦《晚年周恩来》，帮周会上主席要王、唐带话说
“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
据《晚年周恩来》所引1981年11月11日访谈乔冠华、章含之记录11月25日到12月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开始时，唐闻生介绍了情况并原原本本地传达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对外交工作的批评，前后整整讲了八个小时：
主席批评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等于文革前的旧北京市委；外交部不执行他的“山雨欲来风满楼”、“ 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主席还批评：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
在传达时，王海容、唐闻生又对七月份毛泽东关于“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这句话作了说明：主席当时“乔老爷、姬老爷”的说法，指的就是周恩来，因为乔、姬两人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根本没有资格当贼船的老板，能够当得上贼船老板的只有林彪那号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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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2月9日批周会，会见完尼泊尔国王分三批和周恩来王洪文和王海容唐闻生讲话(部分)

这次会开得很好，很好。
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注:指江青批周]

主席说，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我，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

毛主席又说，“批评一下可以，打倒不行。”并[指着王、唐]补充说：“总理啊，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

前二段自程中原《历史转折的前奏 邓小平在1975》，中一段自陈东林《周恩来最艰难的时刻——1973年“批周”风波考述》，后一段自邹一民《外交部“文革”中的王海容》。邹一民《外交部的批林批孔运动》说，批周会期间周恩来两次向主席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主席阅后批示：“可以了。”
《毛泽东年谱》说在此之前主席对江青增补她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提议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据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段出自“中央两案材料”1980年6月20日《唐闻生、王海容谈话记录》，并据所引“中央两案材料”1980年6月30日《章含之谈话记录》，主席要求要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讨论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把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错误批透，改变“跟人不跟线”的状况。
【据郑重《张春桥：1949及其后》引1988年中央文献研究室采访纪登奎记录，纪登奎说邓小平在会议[注:指政治局批叶、周会]快要结束时才做了发言，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是可望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是否警惕这一点。”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载主席问汇报会议情况的王海容唐闻生：
“邓小平发言了没有？”当王海容唐闻生把邓的发言报告后，毛主席说：
“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
会议发言的部分情况亦可参见肖木《海燕与太阳——张春桥心路轨迹试探》，肖木和王洪文的秘书小沈用6B铅笔抄写大字本供主席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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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木回忆1973年11月26日他经主席同意到北京辅导王洪文读马列，王说：前天主席找我单独谈了一次话。主席说

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学习着重就是读马列，有些不好懂，可以找个老师，查查资料。读书是学习，工作也是学习。工作上你有两个老师，一个是总理，一个是春桥同志。

肖木《海燕与太阳——张春桥心路轨迹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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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木向朱永嘉传达，关于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调防主席对张春桥王洪文讲到

“许世友来还是不来，不来就准备打，他是辫子兵。”

“我还能带兵，我就不信我打不过辫子兵。”

转自郑重《张春桥：1949及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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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回忆肖木向他传达关于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调防，主席对张春桥王洪文讲到

对军队的问题，毛泽东说过，如指挥不动，就准备打。无非是张勋复辟，辫子兵嘛！趁我还可以，还能打一仗。

王洪文问他，张勋辫子兵是怎么回事？毛泽东要王洪文自己去查点资料。

朱永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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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登奎说，[1973年12月]毛泽东在搞了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以后，一天半夜，突然把他叫去，就在毛泽东住处的游泳池，问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以后，下面有什么反应，也问纪登奎自己有什么看法。
纪登奎说，下面没有什么意见，都说这样很好，他自己也认为这样很好。
毛泽东说：“不会这样简单，调动以后，有三种可能：一种是服从调动;一种是不服从调动;一种是带三千辫子军进京割了我的头。”
赵树凯：《纪登奎与高层派系》记纪登奎向他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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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1973年12月31日与中央读书班各组负责人谈话时传达【其中引主席1973年12月12,13,14,15,21日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讲话非常重要，另有整理，此处不记】

主席说：“五一六”就是那么少数几个人嘛。

今年七月就批评过了，如“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纠正，势必搞修正”。当时是批评外交部的，但也是对整个的批评，此类问题是有普遍性的，主席说：“历来就有，现在仍有，不是个别人所有，大家都有，要研究改进办法。”
主席还说过：将来也会出修正主义，我说过了以后别说我没有说过。

毛主席说：头上要长两只角。

江西有的负责同志把反革命谣言“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归位，小兵回营”当作毛主席的指示在会议上正式往下传达…有的地区发现了什么所谓中央的“51号文件”，那上边说的什么干部该解放，什么干部不该解放，并规定了什么“政策界限”，中央根本没有这个文件嘛！可是就是[有]人信以为真。毛主席说：“有些人的思想与此合拍，不奇怪”。

如你们知道的公安部，有的人竟把[…录入者注：此处原稿缺失，可能指有人把主席批示的关于解决历次运动遗留问题和解决政策的[1972]45号文件当成谣言查，主席批示据袁庾华回忆有“我们的工厂没有权力开除工人”等…]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可是硬是要向北京市要这个文件来批他们，这是什么，不是很清楚了嘛？

《人民日报》有个王若水給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有的中央领导同志不同意批极“左”。主席说：此人不高明，后来批了他，主席说不要批了。

毛主席最近对我讲，有人反对告状，主席说：“这有什么不好。这样的人骂我们、批我们,当然也有不对的,不对的听听也好,有个对立面也好,可以使我们提高警惕,改进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能听各种不同意见,大字报好！

毛主席说：什么公报上讲不对第三国，屁话，美国想拉苏向东，我想拉苏向西，基辛格这次访华的肯景，就是说苏修的战略重点是对我们的，来吓我们的。主席斩钉截铁地说：“不对，只有五十几个师，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是对欧洲中东的，

袁庾华回忆系摘自袁庾华《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文革中的砍监放犯和毛泽东的“群众专政”观浅谈》。
据《河北省志信访志》、刁杰成《周恩来与 “文革” 中的信访工作》等，针对1972年北京出现的上访高潮，6月13日周恩来在解决来访人增多与维护首都社会治安问题的报告上对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批示： “兹事体大……务求合乎政策，件件落实，并保证情况在六月下旬能开始好转”，6月末至7月初公安部召开十一省(市、区)有关负责同志信访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周的批示。11月5日周恩来又作了关于加强信访工作和首都治安保卫工作的指示。11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总政治部、公安部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了落实措施，提出了 《关于加强信访工作和维护首都治安的报告》，《报告》 要求各级组织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加强对信访工作的领导，处理好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中反映的问题；健全信访机构，调配有政策业务水平的干部，加强信访工作队伍；应有一位主要负责同志来抓信访工作；对来信来访的处理，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务必做到合乎政策，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反对置之不理、 层层照转或互相推诿的官僚主义；严禁对来信来访群众进行打击报复；要把群众反映的大量问题，及时解决在基层，减少来京上访人员，维护首都良好的社会秩序。 对信访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重大的、突出的七个政策性问题：定性问题(对整党、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中定性不服的申诉案件要严肃谨慎地进行复查)，非正常死亡问题(妥善处理非正常死亡问题)，开除、退职问题(对1966年以后被开除、退职的人员中确实处理错了的要恢复其工作或重新安置)，遣返、疏散问题(对某些城镇在遣返和战备疏散中下乡的要适当安置)，工资、劳保、优抚、救济问题，户口迁移问题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家庭出身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作出了相应的规定。1972年12月22日，中央发出中发[1972]45号文件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总政治部和公安部《关于加强信访工作和维护首都治安的报告》的批示，要求各级各部门“切实加强信访工作的领导，要有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这项工作，健全各级信访工作机构，抓好信访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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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2月3日姚文元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主席指示

（前些时候流行谣言，首先是北京传，“扫清宇宙，请进尊神，老帅归位，小兵回营”。江西把小道消息在高级干部会上传达。）主席改为“老帅带路，小兵提升”。

一，批孔，你们读一点古代的东西。“十批”还不是古代的，陈独秀从打倒孔子开始，后来跑到托派那里去了。李立三又不能文，又不能武。瞿秋白也是孔子思想。刘少奇、林彪都是尊孔的。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文澜，任继愈，杨柳桥的争论，郭又说孔子是奴隶制圣人，十批判书自称人本主义，孔子也是人本主义。问题是郭不但尊孔，而且反法，国民党也尊儒反法，林彪也尊儒反法。我赞成郭老说历史分期以春秋战国为界，但不能大骂秦始皇。李白的诗讲秦始皇，开头也讲了不起，“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最后讲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李白尽想做官，结果充军到贵州，白帝城接到赦令，有名的诗“朝辞白帝彩云间”。

二，红楼梦。有人说红楼梦是吊膀子的书，没有看怎么知道，没有调查就下评语。我不然，我说是一部政治小说。从康熙到乾隆，两大派，一派胜利，就是雍正，抄失败者的家。红楼梦写四大家族从兴盛到灭亡，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亡史。凤姐讲坐山观虎斗，大有大的难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美苏就是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是林黛玉讲的，也是讲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
贾母一死，大家哭，各有各的目的，各有各的心事。死了，大家哭，都一样，就没有个性了。死了伤心不同。哭是共性，目的不同，是个性。
要看柳嫂子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回。59、60、61回。

（柳婶有个女孩五儿，想到宝玉那里去，通过芳官，果然去了。曹雪芹原要写五儿，后来高鹗未写。秦显家的争夺厨房，茉莉粉替去蔷薇硝，玫瑰露引出茯苓霜，柳嫂子隔离审查，秦显的女人去管厨房，后台是林之孝，未经批准，就独断专行。后来宝玉、平儿支持柳婶，平儿决狱行权，秦显家的只管了一顿早饭。）（要我们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红楼梦，旧红学，新红学，都未写过。）

三，黑格尔看不起孔子。黑格尔是资产阶级哲学祖宗，黑格尔和后一点的费尔巴哈是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从这里产生，没有黑格尔、费尔巴哈，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对印度哲学比较糊涂，赫胥黎讲印度哲学也一塌糊涂，一涉及社会方面就不行。

四，抓大事，我们党的领导要研究政治问题，如果大事不讨论，纠缠小事，情况不改动，势必搞修正。

主席说，不要搞一言堂。

1973年12月3日姚文元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主席指示

学《哥达纲领批判》要有一篇，主席强调学这本书。过去找黑龙江写批判国富民强，写得不大好，没有充分体现精神。这篇著作讲马克思主义根本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政治经济学，工人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主席说，资本论第一部分难懂，可以先读《哥达纲领批判》，有人不懂劳动不是创造一切财富的源泉。还有给白拉克的信，讲不同派别联合时，马克思主义者应坚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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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元旦献词》首次出现，石家庄地区1974年2月传达

要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

《红旗》杂志。《红旗》1974年第二期《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说“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要抓大事，要抓路线”。《石家庄地区大事记》载，1974年2月12-19日石家庄地委第一届九次扩大全会传达了毛主席这一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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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月2日在周恩来王洪文汇报政治局1月1日会议议定事项的信上批示(部分，关于准备另发中央关于传达去年十二月几次指示要点的通知一事)

没有必要，不要发了。

《周恩来年谱》，还载：74年元旦政治局会上王洪文、江青传达了主席关于将他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接见军委会议全体成员谈话记录整理印发各地的意见。会议同意主席意见，并准备另发一个中央关于传达去年十二月几次指示要点的通知。会议决定政治局内成立读书班，联系当前实际斗争学习讨论主席对外交工作谈话，决定军委系统召开学习批评会等。最后由中办印发了12-21日的谈话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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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月中旬在王洪文江青1月12日报送《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信上的批语

同意转发。

1974年1月18日中发［1974］1号文件 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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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月14日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的报告中传达

毛主席最近说：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还要看十年”；这就是提醒我们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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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月31日 批准中央[1974]5号文件(中央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的通知,附《马振扶公社中学“走回头路”现象严重》)下发

[注:陆霖回忆说文件毛主席已圈阅，引者目前查到的两种翻印件没有这个字样。暂时没有查到主席的原话或批示，可能主席是圈阅了周恩来31日致信报告一个月来对内对外各项工作情况的相关部分，而不是批在周29日的草稿上]

自《周恩来年谱》。通知稿为周恩来1月29日起草。迟、谢的《简报》说，“张玉勤之死，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迫害所造成的”，这是“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复活旧的教育制度，实行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向无产阶级猖狂反攻倒算”“其实质就是复辟”“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达到惊人地步”。周起草的中央通知稿说“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个别情况”，后按照张春桥1月29日在通知草稿上的批语“个别二字建议删去，复辟现象不是个别的”修改。
中央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的通知
河南省委，并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现将中央负责同志派谢静宜、迟群两同志去河南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现场的初步调查报告及附件转发给你们。请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并迅速将处理结果上报。各地也应注意，检查你处有无类似的情况。
中共中央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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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2月4日对《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的批示

“此文似可发表。毛泽东1974年2月4日”

姚文元1974年2月16日对《红旗》编辑组传达。姚分析为什么三篇选这篇：1．紧紧抓住批林批孔这个中心。这篇文章，从批孔一直挖到林彪的思想根源，搞政变经的思想根源。主席过去说，林彪靠伪辩奸论起家。2．抓住政治问题，路线问题。这篇文章从路线提出问题，讲两条路线斗争，分析尊孔反法思潮代表的什么阶级利益。3．说明在革命大批判中，要搞些扎实的、有分析的文章。姚又说，主席在一月份提醒我们，要注意总结经验。(江青3月给主席的信也引用过“总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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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坡兰740217在山东省级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大会报告其在中央工农干部读书班体会时传达:

毛主席最近又讲:
牛为什么长两只角，就是要斗争。

这个话，1965年就讲过了[头上长角]，毛主席还讲: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说话为什么要吞吞吐吐呢，要少吹多批，

(我们就是要靠头上长的两只角、敢于造修正主义的反的革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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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后和周说
(问周)总理，你怎么样了。
(周:“还可以”“没抓好大事”)
被人整得不亦乐乎吧
(周：“没有”“自己犯错误，刚才在汽车上我还说，抓大事不会抓，常常抓了小事”)
邹一民《外交部文化大革命梗概（1966.6-19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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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74年4月4日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记录（部分）

(四日上午十点多钟，毛泽东约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乔冠华、黄镇等外交部的负责人谈话。)
毛主席对邓小平说：你准备开跑啊？
(邓小平说：这次去是聋子办外交。)
毛主席说：聋子放炮仗啊，自己听不见，只看到炮仗散了。主席还问：你来回都经过法国是旧地重游啊！你那个时候在法国什么地方啊？
(邓回答说：主要在巴黎，还有别处，一共七八个地方。谈话中邓汇报了去美国将同基辛格见面的安排等，毛主席听后表示同意。)
(最后，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说：小平同志的发言，是根据主席的思想写的。有几个地方，主要是前面一段和后面一段，主席是不是看一下？)
毛主席说：行了。你们去搞就是了，登上报我再看吧。

《邓小平传(1904-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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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1974年4月14日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主席指示精神

一、批林批孔，我们提出的口号，批林比较容易搞，批孔更困难些。批林批孔，夹杂走后门，人家难于讲话，要发动走后门的人起来批林批孔。

二、法家的著作要注，（论衡）问孔篇已注了，刺孟篇也要注，王充在问孔篇用形式逻辑揭露前后事实矛盾。他批孔不抓路线，但那时能那样批也不容易，李斯有“说难”，前半篇很难懂，唐时有人注过，但太简单，李斯后半篇好懂。讲一个故事，郑武公想打胡国，有人就提出来，郑武大怒，立即把他杀掉了，把自己女儿嫁去，胡不戒备，一下就攻下了。这好懂的。（可以想一下，注）
韩愈《进学解》评孟、荀说，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说孟没有什么成就就死了）。荀卿守正，大论是宏，逃谗于楚，废死兰陵（台儿庄附近易里）。（盐铁论也可以注一下，作参考资料发表，想想看）

三、形势还是好的，中国基本上是好的国家，党是好的党，列宁说事物总是螺旋式上升的。这么大国家，有点乱子，正常的（看大好形势的一面）。

四、学马列，无非三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是党的学说，阶级斗争，国家学说。国家学说主要是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包括在内（把马克思主义最主要内容集中概括起来了，劝西哈努克……）。

不搞战斗队，搞批林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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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毛主席圈阅了姚呈批5月31日《关于召开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的方案》和8月10日《关于报审〈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草案)的报告》
《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和报告的批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4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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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4年5月31日谢振华报告他因《三上桃峰》被批判情况的信上批语
到此为止。
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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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7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谈话（部分）

[据《毛泽东年谱》，主席询问周恩来和叶剑英的身体状况。对苏振华说：苏振华啊，你要振作起来，要把中华振作起来，海军多功啊。
对邓小平说：听得到吗？
邓说：不大听得到，助听器有时灵有时不灵。
据《李先念传》，毛主席问邓：你现在管外交呀！先念代总理。
李先念：就是总理生病期间，这方面的事我多管一点。
主席问李先念身体情况怎样，多大岁数。
李答：还好。六十五了。]

[据吴德《十年风雨纪事》，主席说他要到外地去休息，向政治局请假。]
[据《毛泽东年谱》，当主席说到准备请假外出时，周恩来说：原来准备召开的各大军区司令、政治委员的会议{注：关于解决第十次路线斗争遗留问题}，是不是等主席回来再开。
毛主席说：你们开你们的，我就不参加了。都来开会，保护起来，韩先楚、李德生、许世友、刘兴元、丁盛、王淮湘，都是过去的事。林彪为什么不去广州，而往那边跑，就是听到了我的话。一整人就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我看省军区也要调整。对于有些同志，凡事不要太急。世界上的事，看一看再说。

当江青谈到批林批孔把什么《弟子规》、《神童诗》、《女三字经》都找出来了时，毛主席说：天津搞了一百条谚语，其中有的值得考虑，不能都废除，都批判。]

毛主席对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那两个工厂不要了吧。
江青笑着回答：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毛主席：当众说的！
江：说了算！
毛主席：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又对众人）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江：不大好就改。
毛主席：你也是难改呢。
江：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毛主席：不要就好。
江：帽子店，就是一个电影叫《中国》，太坏了，但是汉奸帽子还没有戴，因为还弄不清楚是谁搞的。我一定特别注意，主席放心。
毛主席：他们(注：指其他政治局同志)都不吭声呢。
周恩来：有些也是我们搞出来的。1月25日的大会上，我把江青同志的信都念了，当然大家就比较注意了。
毛主席指着江青：此人一触即跳。
江：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
毛主席：我讲你的脾气。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江青指着纪登奎：现在登奎也搬进来(钓鱼台)了。
毛主席：你那里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

[据《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第一段括号中对话摘自《李先念传》，“她算上海帮呢”一句自《毛泽东年谱》。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引“中央两案材料”陈锡联1980年8月16日谈话称，主席还提到73年印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大字本（涉及批周的经验主义），说“文件我收回了，而且烧了，不要了。”主席76年重新改定了一稿。
【待核查】石文成《纪登奎辞职内幕》(《党史天地》2015年第1期)李胜林《话说纪登奎》(《贵阳文史》2008年第5期)称主席还说，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说，也不和总理讲，却是找江青、春桥讲，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这是什么性质呢？一个政治局委员要政治局，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和几个人保持一致。
以上说法可疑，暂时没有查到其他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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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8月20日毛主席在武汉和李先念谈话(部分)，汪东兴参加

(李请示出访罗马尼亚有关问题)
主席说：恐怕还是去一去好。[同罗马尼亚的多次谈话都是通过你。
(李问主席又什么指示没有)
主席说：照你们的办。还要看那个形势决定方针政策。]
讲到国内问题，主席说：现在是要团结、稳定。批林批孔联在一块，我看许多人对孔子不大懂呢。
(李:我就不懂)
[主席说：过去我劝郭老看杨荣国的书，不大注意，又劝他看赵纪彬的《论语新探》。]
主席又说：北京现在有个会[注:指军委会议]，你回来要参加。
(李汇报军委会议准备情况，谈到个别大军区负责人的情况)
主席说：错误是有的，还是要治病救人哪。
(李谈到周恩来刚动完手术的情况)
主席说：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

[据《李先念传》。[]中内容据《毛泽东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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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对张维维回忆74年末主席要他当总政主任，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三人联合反对，搞了很久决定不了，主席批评他们说：

你们三个人不要老搞在一起，不要搞“三人帮”。

转郑重2013年12月8日对张维维的采访，郑重《张春桥：1949及其后》

【据2016年冬李北方访谈朱永嘉(《从毛泽东读史体悟"中国特色"》)，朱永嘉回忆当：毛主席要姚文元“穿军装”（指在兼任军队职务），姚文元说他不是这个料，毛主席也不勉强他。
供参考：肖木在《海燕与太阳——张春桥心路轨迹试探》提到对总政治部主任，周接连提出三个人选，毛显然都不同意，却突然说出一个人的名字“罗荣恒”……（注：郑重说毛主席说“江青为什么反对邓小平出国？他说张春桥恐怕有点才干”的话茬周不接，也不考虑张作为人选，所以主席提到已去世的罗荣恒表示不满。周所提田维新，王洪文74年3月和马天水谈话时说田是第十次路线斗争[林]的残余势力，有后台）待周反应过来，毛笑着说：

“还是由春桥兼任吧。”

周这时再提所谓张“叛徒”等无中生有的历史问题，主席说：“已经知道。”[据张佐良，主席还说：康生历来极左，他在延安时期就是这样。]

肖木又说，1974年末，毛泽东在长沙与周恩来、王洪文商谈人事安排时提出：

“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五卷。”[注:此句似乎是王洪文的概括，不是原话。关于长沙谈话的其他材料附在最后。]
据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主席在四届人大前“也批评了其他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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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1974年10月17日评论邓在政治局会上讲江青“老是这样子不好合作”时引用

毛主席说过“路线对好合作，路线错难合作”

1980年11月24日姚文元在法庭上发言，《特别法庭审判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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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8月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会议上传达的指示【略，关于批林和安定团结。这是王洪文“解决华东问题”(肖木语)任务的完成。见《毛泽东年谱》。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谈一下”后有：
每个同志发言时不要插话，发言后都要鼓掌欢迎。
据《李德生回忆录》，“除若干同志以外有少数同志或多或少有些问题”主要指几位大军区司令员，王洪文说“或多”就是指的李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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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9月4日对邓谈到各大军区领导检讨十次路线斗争错误
都是一些老问题了，在会上讲也可以，写出来印发也可以，不写也可以。不要那么挖苦，不要强迫人家做检讨，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传达范围也不要太大，检讨不要发下去。

1974年9月8日在李德生的检讨上批示(李德生之状参看主席和周恩来审定的《孔丘其人》)
已阅，改了就好。

1975年在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报告上批示
德生同志：同意你的意见。至于错误，改了就好。

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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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16日和杨得志、王六生的谈话记录【存目。据《毛泽东年谱》载：9月16日下午，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谈话。谈到刚结束的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时，毛泽东说：不要一棍子打死，就是要帮啊。现在要做工作，帮助他们。你们这些同志，老资格，现在掌握大权，可要谨慎小心。要分析问题。我要是不在了，你们要谨慎、小心。还有一二年也不一定，阎王请我喝烧酒。同日下午，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王六生谈话。谈到刚结束的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时说：不管犯了什么错误都要团结起来。人都要犯错误，我也有错误。大事多商量，多分析，要跟中央商量一下。有同志不大讲政策，许多事中央都不知道。要好好工作。
江青在毛主席去世后曾要查阅这份记录稿。据《张春桥姚文元实传》引汪东兴回忆，“里面涉及到主席关于总参谋长和一批军队高级干部的人选问题，如果扩散出去，会给‘中央'今后的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
[据《杨得志一生》288-289页，主席和杨、王重点谈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谈到全党全军要安定团结的问题。杨、王在军区党委会传达了主席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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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0月20日在江青10月18日信上的批语

已阅。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
毛泽东
十月廿日

[此批语在《建国以来文稿》有，江青信原文部分可见于程中原《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的历史机缘》：
“听说主席身体好，非常高兴”“王洪文同志带回来的橘子，味甚鲜美，使我想起一首唐诗：江上阴云锁梦魂，江边深夜舞刘琨。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乡思不堪悲橘柚，旅游谁肯重王孙？渔人相见不相问，长笛一声归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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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1月6日和李先念谈话(部分)

(李先念:我来之前，总理找我去，有几件事情报告主席，现在政治局又开会了)
主席：一件小事，风庆号，问题都解决了。
(李：小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
主席：我拥护叶剑英的意见。
(李：政府工作报告，小平主持起草，我、春桥、洪文、文元、国锋、叶帅参加，其他还有一些工作人员，我们认为架子可以了。)
主席：我看三千字就够了。[五千字要念半个钟头。]
(李：人大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名单还在商量，政治局讨论以后送主席批。报告也是这样，政治局再讨论两次，再送主席批。)
主席点头。
(李说，1972年代表是2699名，现在多一些，大约在三千以内。今年代表人选变化很大。一派压下去，又起来，还有几个省可能麻烦一点。云南、浙江、江西、贵州是不是这样，不知道。至少三个地方打派仗。……要想办法怎么使他们团结起来，安定团结。李着重讲了贵州、浙江的情况，说：代表问题上有个麻烦。)
主席：中国国家太大了，人口这么多，不麻烦不可能。
(李：今年的钢铁可能完不成计划。)
主席：明年补上就行了。
(李讲了周恩来王洪文准备来长沙报告四届人大准备情况)
主席：你要开半个钢铁公司。
(李:我现在[注：对江青等政治局同志。主席75年1月说“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苏振华76年10月8号说主席对李先念应付江说过“你这个人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搞得好。”]是当面答应，背后没做)
主席：打太极拳。
(李：我们坚决不动摇地执行主席要安定、团结的方针。开一个会，问题就完全解决，不可能。)
主席：王母娘娘[注：指江青同志]就不听呢！
(李: 她的帽子公司多一点。)
主席：钢铁公司厉害呢，又开帽子店。她这个人，别人心里不高兴她。……非跟好多人闹翻不可，她是目中无人。……此人的话不能全信。……[我三年来只同她吃了一顿饭，现在是第四年了，一顿饭都没有同她吃。]……总之，我在政治局交代了，政治局都知道，清楚了。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
…………

[《毛泽东年谱》还称，在李先念汇报国民经济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自《李先念年谱》。[]内摘自《毛泽东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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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1月]毛主席圈阅姚文元11月6日送阅国务院科教组10月29日请示筹办《自然科学争鸣》杂志的报告
【毛主席已圈阅。
送主席、总理(暂不送)、洪文、春桥、江青、先念、小平同志阅批。拟同意出版一自然科学争鸣的刊物，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讨论自然科学领域内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支持新生事物，总结历史经验和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以推动我国科学技术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更快地发展，团结老、中、青科学技术人员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姚文元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六日
(中央领导同志已圈阅)】
文件排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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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2月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在张、姚编选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上的批示【略，可见于《文稿》和本补遗末尾】
1974年6月起主席重新修改发给政治局同志和毛远新等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尚没有全文，辑录另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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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月7日在周恩来1月7日送审的74年12月26日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要点上的修改

林彪如上台->林彪一类如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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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臭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注：删掉“臭”字]

《周恩来年谱》，《毛泽东年谱》记为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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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月8日、10日十届二中全会上王洪文、周恩来传达毛主席指示

[1月8日]洪文同志说，这次十届二中全会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召开的

洪文同志说，一九七三年筹备四届人大时，毛主席提出不作四届人大代表、也不出席四届人大会议。政治局讨论了毛主席的提议，一致表示拥护。我们这次四届人大和十届二中全会的筹备工作，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和关怀下进行的。洪文同志还说，纪登奎、汪东兴同志也提出他们不作四届人大代表，经政治局讨论，同意他们的意见。

周恩来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见中发[1975]5号文件，略】

[1月10日]
洪文同志说，这个(十届二中全会)公报草案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写的，印发前请示毛主席审阅过，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作了修改。关于批准李德生同志请求免去他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的问题，毛主席指示，只在党内口头传达，不要[登]在报上。

周恩来同志说，二中全会闭幕前，请示主席有什么话要说，毛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中央在一九七四年26号文件中说，毛主席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毛主席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1975年3月29日赵辛初于麻城县委会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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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75年2月8日对解放军报引了主席讲"史无前例"不要用的理由:
"最伟大的革命是人类发明了火，没有火，吃生的，就没有人类""究竟是文化大革命还是文化小革命，过几十年再看，因为还要搞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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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2-3月在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上的批注【缺，据《徐景贤最后回忆》，主席在姚文天头上画了五个圈，在张文天头上画了三个圈。据《毛泽东年谱》，2月22日经毛主席审阅同意发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论无产阶级专政》。3月21日毛主席圈阅了姚文元17日报送社论稿《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当日发出。社论不点名引用主席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说，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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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达主席关于可不下达4月23日经验主义问题批示的指示：

《红旗》第五期发表了文章，批示可不下达

[注：文章指署名田春的《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此示时间可能是5月3日或4日]
引自周恩来75年5月21日《就如何传达4月23日指示等问题给政治局委员的信》
【据1976年11月21日《马天水的补充揭发交代》，王洪文75年7、8月间在上海说毛主席还说只讲到这里为止，不要再往下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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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5月2日乔冠华关于当前世界形势及对外政策的讲话引用

毛主席早就说过：“谈形势无非国内国外”，

毛主席说：“现在是一个世界，两家，三分天下”（谈阶级就只有两家，剥削阶级和无产阶级。三分天下这句话。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

毛主席提出华侨出入国的问题应该是“来，欢迎；去，欢送”……前年我向毛主席汇报过，在香港华侨学生出来后的情况，毛主席很满意，还批准把那份汇报文件传发至各地

毛主席说：“当前世界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被压迫被奴役国家和人民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毛主席并一再指出，矛盾的焦点在欧亚之间，

王副部长（指王海容）曾问过毛主席，以色列我们承认好，不承认好？毛主席说：“曹仁力战东吴，孔明巧取荆襄，以逸待劳，立于泰山观虎斗”

毛主席说那一句话：“可饮一江水，难踏两条船，貌合神离，谈何容易？”这不是针对谁来说，是说中国也好，苏联、朝鲜或越南也好，大家可以隔一条江同饮这江水，但谁要脚踏两条船，谁就要落水。

(印度支那三国四方)我们七〇年初期就感棘手，再拖下去，这场仗可以说劳民伤财很难打。当时我们又忙着对付苏修的侵略，也很难全力以赴。毛主席当时说：“我们很困难，但敌人更困难，为耐心的再拖一拖，看一看。”

宋永毅《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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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3日江青在新华印刷厂工人座谈会上提到
(江青想降低级别)写信给主席，我不要，主席批示：“同意，汪主任办。”这是理论问题指示前。现在理论问题指示后，我级别动，涉及面大，处理要谨慎，主席批我，不让我再降。
……一九七〇年我用了一些东西，三千多块钱，林彪不给算钱，说算了吧，报销了吧。我向主席说了，主席说，不能慷国家之慨，要算清。第二天主席给我一千元钱，回去一算，不够，彩色要四千元。主席批评我，不要为小事犯错误。
北大“运动办”材料之九1976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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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5月3日主持政治局会议的谈话【略，见水陆洲《资料汇编》宋永毅《文库》。李先念传达时将其中一句话改成“九爷不能走”，与原文不符。华国锋1976年10月7日讲话称“陈永贵写信给主席，主席很快就批了，陈永贵同志要求搬出钓鱼台，实行三三制，就是学习、工作、劳动。主席对此报告，很快就批示：‘报告很好，钓鱼台没有鱼钓。’”据我们查到的陈永贵1975年5月1日信影印件，主席圈阅了这封信，但没有看到批示。孔令贤、聂志明《大寨》则称主席批示了“很好，钓鱼台无鱼可钓，请政治局议。”《当代中国典型农业合作社史选编》载刘谦和刘成籽李成民《山西省大寨农业合作社史》附《陈永贵传》则说是“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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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参考】谢静宜回忆1975年5月主席回复谢对“梁效”批判组今后任务的请示

一、继续写文章；二、选一些好的文章给政治局和我看；三、找些人做点古诗词注释；四、江青如果找你们选文章和做注释、可以帮忙。如果江青要以自己的名义写信、送材料，你们就不要替她做了。（毛主席说最后一番话时边笑边拍我的肩膀）

[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谢静宜还说：早在一九七三年秋，毛主席對我說，聽說林彪家裏有尊孔的條幅，你們去看看。然後，我便找了清華大學幾個人去毛家灣林彪住處查找，發現了幾句零星的林彪尊孔言論，毛主席看後說，你們應該找北大文科教師一起查找、整理，光找清華的教師不夠。於是，我們組建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批林批孔材料小組。小組的同志幾次去毛家灣，發現了更多的林彪尊孔言論。毛主席看了很高興，並要我們把林彪的言論與孔孟言論兩相對照編出一份材料。《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編好之後送給了毛主席，主席逐字逐句仔細審閱並指示我通過北京市委組織系統報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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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5月29日、30日和芦荻谈到如何看史书【略，见《毛泽东年谱》。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载，29日芦第一次见到主席，主席说：啊，四八年参加革命的，参加过抗美援朝。你大概喜欢秋天吧？你为什么叫芦荻？会背刘禹锡写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吗？主席朗诵了一遍“王浚楼船下益州……故垒萧萧芦荻秋”。[据《记者写天下》92年第1期《毛泽东的“侍讲学士”——芦荻》，主席随后谈到刘禹锡，说很喜欢刘禹锡的作品，吟诵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又谈到三国的阮籍，又谈到北周的庾信。]听芦荻讲完庾信《枯树赋》后，主席说：我的腿病很久了，不能走路，不断地要锻炼它，战胜它，可是很困难啊。[主席还听了江淹《别赋》《恨赋》和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
主席说他读书，几十年来即使在戎马倥偬的年代也从未间断，现在因患老年性白内障一只眼睛已看不清楚，另一只眼睛虽然大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轮廓位置，身材高矮，衣服颜色的深浅，但不能看书，所以才请人为他读书。主席说，读书要三复四温的。
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回忆，谈到李世民，主席除了推许其军事才能，还有其民族政策，说唐朝的名将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并谈到文成公主入藏说，那时的吐蕃和唐政府就是一家人了，松赞干布是个很有远见，很有作为的人物。主席29日说，每一部史书都是由继建的新王朝的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生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里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主席认为不仅要认真地读“正面”材料，也要认真地读“反面材料”，对那些奸佞叛臣的传记，主席说一要看看他们的坏法和奸法，二要和其他传记参照看，弄清楚每项历史事件的原委，分清主要的责任和次要的责任，不能只信一面之辞。
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载，主席说，主席说，搞文学的人，还必须懂得和学习语言学，学习音韵学，不学音韵，想研究诗歌和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还要学《说文解字》。主席说，他自己是十几岁上就学《说文解字》的。一般学文学的人，对《说文解字》没有兴趣，其实应该学。还应该懂得地理，不仅要学中国地理，而且要学世界地理；历史也如此。只有这样才有比较。比如唐朝，我们的国家是那样，同时期外国又是什么样呢？主席29日还说，学文科的，学中国文学的，学任何一门学科的，都得学习外国语。不仅是学习一种、两种、三种，而且要学习多种。主席讲完以后问芦荻北京大学这个词英文怎么讲。主席还主张学文科的人要读语法、修辞、逻辑性、哲学、政治经济学，要学习鲁迅，读现代大作家的各种作品，度各种杂谭笔记。主席说，中年教师一天应该坚持十个小时学习，这一点很重要，不然老的一死，国学就空虚了。[据《毛泽东的“侍讲学士”——芦荻》，主席29日还对芦说，我们一起来搞一部《宋词选》好吗，搞一部《诗词曲选》好吗？你看这样的书出版社会给出吗？主席还曾让芦荻找过鲁迅的“吃烂苹果”（《关于翻译(下)》），还让她念过《土壤学》]
主席说，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有人从思想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不要管那些纷纭聚讼，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它把人带进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让人们仿佛也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
一次芦荻背李商隐的诗时错了一个字，主席让她停下，进行纠正，并说：读书的时候，一定要念得准确，记得精确，丝毫不能含糊。主席还要求文科教师会背诵，说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讲课，难道老拿着本本念？要是到别人家里谈话，你总不能说我回家去拿来原文再谈。杨大勇《芦荻陪毛泽东读书的日子》(《辽宁人才报》96年12月25日)载，对李商隐《锦瑟》主题的争论，主席对芦说，不要做烦琐的钻牛角尖的研究，只要感觉文采非常美，徜徉迷离，给你一种美的享受就行了。这首诗为什么流传得这么久，自有它迷人的魅力。不要整天说它是悼亡还是托言，怎么说都可以，总之是寄托了作者内心中的一种惆怅。
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载，主席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改稿曾发过赞否的议论，但不要工作人员转告，说不要了，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要说是我说的就不好了。要改吧，人家心里又不同意，所以还是不要告诉他们好。
5月30日谈话中，主席要芦荻读《晋书》和南北史，说搞文学史的人，一定要好好地读历史。要认真地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但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读，否则就读不好，弄不清历史发展的头绪。要明白，所谓正史，那是指合乎封建统治阶级要求的“正”，所以书里总是给统治阶级制造迷信，说许多天命、符瑞之类的骗人的鬼话；所以书里要“为尊者讳”，并把反抗他们的起义农民群众骂作“匪”。其实，有些稗官野史由于不是官修的，有时反倒会写些实情。所以，二十四史要读，《资治通鉴》要读，稗官野史、笔记小说也要读。主席还说，历史书籍要多读，多读一本，就多了一份调查研究。读得多了，又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进行判断和评论，就较少失误，这是辩证法，也是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重要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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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5月在《关于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问题汇报会的情况》上的批示

要在三年左右时间内把失修装备突击修好。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第四册 第13-16卷》、《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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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6月7日听邓汇报批评“反经验主义”的政治局会议记录 王海荣、唐闻生的记录(部分)

(邓说，会议的情况,主席都知道了。)
毛点头，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邓，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
毛: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你跟庄则栋讲一下，告诉他，不找陈锡联不好。跑江青、王洪文，司令(指陈锡联)不好办。
毛又说: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
(邓汇报说，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
毛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
(邓说，他（指王洪文）最后的发言，政治局许多同志感到不真实。)
毛说: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他应该好好工作。
毛说: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表示，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
毛:那好。
(邓，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
毛笑了，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引注:这是对邓工作方法的委婉批评]
(邓说，开始工作时,主席给我这个工作岗位，我说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
毛说:这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
(邓说，总参谋长。)
毛:就是这样。

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 邓小平在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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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6月18日和芦荻谈魏晋南北朝【略，可见《毛泽东年谱》。《毛泽东谈魏晋南北朝——芦荻访谈录》说，主席肯定曹丕《文论·典论》，背诵曹丕《燕歌行》，认为在那时的七言诗中算是一篇佳作了。主席更欣赏陆机《文赋》，说：曹、陆的这两篇文论，标志着文学创作新的里程碑和文学理论发展中质的飞跃。还说：《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更揭示了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大大地发展了“诗言志”的简单口号。主席认为，陆机能如此理解诗体，能提出“缘情”的命题和华美的要求，这正是魏晋以来文人诗歌创作的丰富实践所提供的时代认识。
主席谈论谢灵运和他的山水诗，说山水诗的出现和蔚为大观，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主席吟诵了李白《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说这样的山水诗真是诗中的瑰宝，天地精灵之气的化身。但是，如果没有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派，唐人的山水诗就不一定能如此迅速地成熟并登峰造极。主席说就此一点，谢灵运也是功莫大焉。又说，连李白都激赏谢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并“一生低首谢宣城”，为什么苏轼辈却大叫“文衰”了呢？
主席问芦荻是否读过《南史》《北史》，如何评价李延寿父子的史学观和两书的价值，芦说没读过，主席说一个讲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教师，没好好读过《三国志》《晋书》和南北史，这是不够的，要认真补上。主席还曾说，如果有时间，他要自己写一部魏晋南北朝史。
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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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6月21日会见柬埔寨波尔布特时说到

我要谈一点，就是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socialist way（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他们要搞资本主义。以后50年，或者100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1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立的统一，unity of opposites（对立的统一），只说一个，就是形而上学。两个，unity of opposites（对立的统一），struggle of opposites（对立的斗争）。我相信马克思说的，列宁说的。

道路是弯弯曲曲的。苏联从列宁时代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不同了，将来一定还会回到列宁的道路。中国也是这样，将来可能也变修正主义，但是最后还会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

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还要多少年，还是这样，然后才能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有两条路线斗争，先进和落后的斗争。现在还不能讲得完全。这些我们是在报纸上公开说的。[现在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当然有些要加以限制。把资产阶级法权搞急了，要栽斤斗，会摔跤的。]

全文可见《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宋永毅。[]中内容自文革中一种铅印件。主席还劝波读马列，做了委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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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6月23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毛主席指示

关于供给制问题。主席说，我们解放初期曾保留了两年军事共产主义，党政军实行供给制，那时这些坏事比较少（指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贪污腐化）。这个问题还可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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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7月7日会见伊拉克副总统塔哈·毛希丁·马鲁夫率领代表团讲到

我们两国没有利害冲突，整个第三世界都没有什么利害冲突。中国现在还不行，还要过几十年以后，可以好一点。我们现在尽力支持你们，你们的斗争也支持了我们。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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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的谈话【略，见水陆洲《资料汇编》宋永毅《文库》。高文谦引“中央两案材料”1980年6月23日《唐闻生、王海容的谈话记录（之三）》说，王、唐曾问主席评水浒有什么深意，主席当时只是笑，不作正面回答，说是看鲁迅看的。
《文学理论与批评》记者的《毛泽东评〈水浒传〉的前前后后》载芦荻回忆，[据《毛泽东的“侍讲学士”——芦荻》，主席先谈了李白和柳宗元。]主席先谈了《三国演义》，特别谈了理学家骂曹操的问题，主席说：骂曹不始于元，而是始于宋朱熹，骂曹操是“国贼”，这是因为曹操篡汉。其实，汉祚之移不在曹，而在黄巾起义。主席还说：理学家很虚伪，但朱熹是一位大学问家，要读他的书。[在《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中芦回忆主席说：朱熹责打被压迫的妓女，给妓女加上伤风败俗的罪名，自己却又纳妾。(但)朱熹的学问渊博，是个大学者，而且还颇有开通的地方。朱熹的《紫阳纲目》是应该一读的著作。主席手书了：“紫阳纲目”“道学三 朱熹”(指《宋史·道学三》的《朱熹传》)，让芦荻读朱熹的书，说：这是很有用处的。]主席又谈起《红楼梦》，芦说只读了一遍半，高鹗的续书不喜欢读。主席说：我读了五遍，要读后面的部分。主席还特别谈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命运问题。
谈到《水浒传》，芦问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不是他说的，主席说是他在武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芦问19回阮小五唱“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阮这出身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吗，主席笑芦呆，说：这不是阮小五说的话，是后人加上去的，你读《水浒传》要分析。芦问既如此《水浒》有什么好，主席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主席又说，三阮是反皇帝的，李逵、鲁智深、武松是要造反的。谈到水浒几种版本，主席说，一定要读全传，还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主席说：千古尽是不平事，压迫太深了，所以要反抗。主席说：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主席说，鲁迅讲得那么精彩，可惜学术界没有引起重视。还说，要重新出版《水浒传》全传，而且要贯彻鲁迅的精神，把鲁迅那段话印在书的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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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5年8月16日乒乓运动员郭仲恭告体委庄则栋状的信上的批示【缺原文，新华社新闻稿记描述为“批给政治局同志传阅”（78年10月22日《通讯:飘扬吧，体育战线的红旗!--记又红又专、勇攀高峰的中国乒乓球队》），《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中关鸿、黄伟康《庄则栋沉浮录》描述为“批转给政治局”鲁光《沉浮庄则栋》描述为“批给政治局的同志看”，可能是邓或陈锡联？9月19日陈遵嘱找告了庄则栋状的一些人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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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8月(25日？)在邓小平8月16日致信呈送军委关于各大单位干部配备的报告和名单上的批示
【缺，做了批示此事据《邓小平年谱》。8月30日中央军委发出经毛主席批准的调整配备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主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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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9月2日汪东兴传达，说某些人“把矛头对下不对上，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六月份主席发现了这个问题，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上下内外都有，根子在中央、在国外，这里就是有黑司令部，红黑分明。黑线断不了，有人搞鬼。”并坚决指示各省在处理基层干部的问题上“半年一次，十年二十次检讨……”。在对上海和西安市的问题，主席一再指示：“敌我问题易处理，人民内部问题难处理，人民内部中混入敌我问题处理更宜慎重”。“抓住阎王，放掉小鬼，不要钟馗抓鬼，要孙悟空打玉帝”

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所录记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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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5月25日在白云涛关于农产品分穷富收购价格来信上的批语、8月13日在红线女关于降低山区食盐价格来信上的批语、9月3日在陈永贵8月24日关于农场核算单位过渡等建议来信上的批语、9月27日在陈长庚来信等三份社队办企业材料上的批语【略，见《建国以来文稿》。据水陆洲《资料汇编第四卷》江青1975年9月15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中说:“在来山西前，主席曾希望我转达他的意思：“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过去的农业生产六十条政策中所规定的某些政策，主席说有修改的必要，不过还要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主席说时机成熟会在短期内订出几项新规定。”会议前后李先念等人反对按照指示进行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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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主席的揭发交代中提及主席1975年[6月?]同意他参加《毛选》五卷工作时的批评与邓小平封锁批评：
在毛主席批准我参加《毛泽东选集》整理工作以后，他(邓)通知了我。但是毛主席同时对我过去在这一工作中所表现的主观主义、狂妄自大、往往擅自改动主席的著作，以自己的思想篡改主席的思想的严重错误作了严厉批评。邓却没有正式通知我，要我防老病复发，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主席说你‘有时很固执’”，“提了过去的老话”。
他(邓)反而对我说什么“毛选的稿子，文字上一概由你个人负责”，“你定了稿由我送主席审查”等等。……每次毛选整理稿送他(邓)以后，他表面上在一段时间里也召集我们开会议一下，但只是走过场，他没有认真下功夫。……他(邓)常常利用这种机会鼓吹他的修正主义路线谬论。
转引自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胡的检讨还可参考毛远新1976年1月1日谈话提及主席对胡检讨的一句意见（见后面条目），以及冯兰瑞《别有人间行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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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1975年8月29日给徐光霄的信中说邓8月23日关于对重印毛泽东著作时注释中几处林彪名字的处理意见的请示“已经主席圈阅同意。”
刘杲、石峰主编《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处理意见说，《井冈山的斗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单行本注释中林彪的名字应删去，保留朱德、陈毅的名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注释二引的是中央文件，林的名字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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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9月毛主席圈阅邓11日转送的中华书局陈妙中3日建议制定十年出书规划，出版和重印学术著作、工具书和古籍的信。在毛主席圈阅后，16日邓将此信转给在京政治局委员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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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9月19日在姚文元呈阅山东章丘侯家学校谢革光要求《诗刊》复刊给《红旗》信的报告(20日中办印发[1975]216号文件)上批示：
同意。
【姚信：主席：
送上要求《诗刊》复刊的一封信，请阅。
我赞成《诗刊》重新出版，并有一个想法：新出版的《诗刊》可否兼登一部分歌曲、歌词、民歌，以促进新诗的民族形式的发展。主席曾经指出：“诗当然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并且还说过：新诗应该在批判地继承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大意）。现在诗歌集子出得不少，但内容深刻、能唱、能被人们记住和背诵的好诗太少，这是一个很大的弱点。鲁迅对于新诗的意见，我觉得是正确的，他说：“诗歌虽然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我以为内容姑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人家容易记，又顺口，唱的出来。”白话诗要这样做，当然很不容易，要在百花齐放中逐步总结经验；但进一步发挥无产阶级诗歌的战斗作用、真正能更好地为广大工农兵所利用来说，就向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目标前进来说，是应当这样去努力的。《诗刊》而刊登歌曲、歌词（包括某些戏曲曲调的歌词），刊登新民歌，是促进新诗顺口、易记、有韵、能唱的方法之一。真正优秀的革命曲子甚至可以据以再作歌词。中国古典诗词有诗和音乐相结合的传统，革命歌曲如《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方红》都是可以谱曲并更加广泛流传。是不是因此而排斥只能看不易记和不能唱的诗呢？并不。这类诗将还是大量的，包括散文诗。即使很不整齐的的“楼梯式”的诗真写得好，还可以发表。编辑部的组织也不太难，老、中、青结合并吸收几位音乐工作者参加就行了。出点“草木篇”之类，并不可怕，我们都是经历过来的。
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如同意，可否将来信及此信印送有关部门及政治局同志参阅。
致
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姚文元
   九月十九日】

1975年9月24日在姚文元呈阅袁水拍的信及出版局、文化部关于《诗刊》复刊报告的信上的批示：
已阅。
【姚信：主席：
送上袁水拍同志的来信及出版局、文化部的报告，请参阅。此三件拟印送政治局和在京同志及有关部门。
《诗刊》编辑部的组成和编辑工作的方针、计划，可由出版局和文化部共同提出，并征求一些同志的意见。编辑部出版工作当前可由出版局负责办理落实。
    姚文元
    九月二十四日夜】

徐庆全《毛泽东〈文稿〉注释之误与〈年谱〉之遗》》引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编《“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史料》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版，载于“徐庆全和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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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9月21日和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讲到
人一穷，他就要斗争。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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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9月27日毛主席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谈话（部分）

(毛远新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
主席问：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吗？
(毛远新说：有，在1972年批极左时就有，现在这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
主席问：这股风来自哪里？
(毛远新说：我认为来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刘少奇还要不要批了？现在不大提了，一讲就是“三项指示为纲”，我不同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纲。讲三项指示，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主席问：你担心中央出反复？
(毛远新说：七五年国务院开的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七五年四号文件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四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 

自陈立旭《邓小平、毛远新的1975年》(《党史博览》2014年第8期),参考张化《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三次低谷的症结何在》。部分句子比如末句是9月27日还是11月2日讲的还要分析。据《共和国大纪实》称主席先问了毛远新"外面很冷吗"(毛远新说外面风不大，说"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后)主席问了"什么风啊？"，在毛远新说"72年批极左时就有"后主席问了"这股风刮风得厉害吗？"
据金春明《“四人帮”沉浮录》引毛远新交代，毛远新还汇报说：主席一些决策，主席一些很重大的指示，大家都说好，说重要，但没有认真讨论。如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怎么学习，经验主义、修正主义怎么批，关于《水浒》的评论怎么贯彻？长此下去，不是“政治局不议政”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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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9月30日毛主席对邓小平9月28日报送《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表示不满时，对其中引用的所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评论（10月13日或14日邓小平向胡乔木传达）

不记得在那里说过。

程中原《历史转折的前奏 邓小平在1975》，又记载邓告诉胡乔木：主席讲他没有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对科学院汇报提纲有一些不赞成的意见。《胡耀邦传》、于光远《我忆邓小平》说邓称马克思也讲过这样的话，主席还说记不得自己说过。程中原《历史转折中的人和事》引胡乔木10月14日日记是“不记得曾经讲过”[注:邓当即要求退回修改，毛主席10月24日才把《汇报提纲》退回。《李昌传》引用李昌1976年3月15日检讨中说“毛主席在《汇报提纲》扉页上的批示，胡乔木拿去给胡耀邦看了，没有传给我和其他人。”主席这些重要的具体批判意见，暂时没有查到，可能和毛远新后来传达的“科研开门办所好”有关。]
《毛泽东年谱》记载主席说不记得自己讲过。[注:胡乔木称引自《十六条语录》《毛主席论科学技术工作》里主席1963年12月16日听取科学技术规划汇报时的谈话，后来查对在场的韩光、范长江、于光远的原始记录根本没有这句，而是讲过“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胡乔木十月下旬在报送《汇报提纲第二部分中所引用的毛主席关于科技工作指示的出处》仍写“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胡还断章取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早期译本一句翻译不正确的话加以“论证”。胡在27日又改了一版《汇报提纲》，删掉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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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0月8日会见南斯拉夫执委会主席杰乌尔·比耶迪奇谈到战争问题

(比耶迪奇说他们认为如果再打仗就是可怕的核战，这对想开战者是最好的威慑力)
你们是堵死另一条路。我不堵死，常规武器、核武器两种可能都有。没有什么可怕，无非是多死一些人。要准备打，没有坏处；不准备打，就危险了。思想上不能解除武装。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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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0月8日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谈到

敦刻尔克战略不是不可取的，我们就是敦刻尔克，要让敌人占领北京、天津、武汉、上海，这样，我们就胜利了，敌人就失败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这样，然后取胜。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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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0月8日会见西德总理施密特谈到

苏联改变了，不是列宁了，不是斯大林了，而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他们是列宁的叛徒，叛变了列宁，叛变了斯大林。
美国到处保护，保护日本，……又保护欧洲，……我看不行。靠你们自己，靠别人是第二位的。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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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0月?]在张春桥转呈袁水拍、严文井、李希凡、施燕平请求《人民文学》刊头使用主席手迹(62年4月27日为发表《词六首》的复信)给张的信上的批示：
可以。
吴俊《〈人民文学〉的创刊和复刊》，10月15日张向文化部转达创刊批件。第一次领导成员会议与10月23日召开，首次全体编辑部工作人员会议于11月1日召开。《人民文学》1976年第1期实于1975年12月末印毕，因而未载《词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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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0月?]对邓小平转刘冰信告两校的迟群、谢静宜的评论

我只有那几个地方了，他还要夺走。
[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

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吗？
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迟群身上。
[迟群1976年10月6日与清华吴生荣、吴炜煜谈话，北大“运动办”材料之四，1976年11月8日，迟群说，4号文件里主席有些指示没写进去。《张爱萍在1975》、徐景贤《十年一梦》也有记载。]

[注：据张化《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三次低谷的症结何在》，10月中旬主席把刘冰信给毛远新看时，毛远新为迟群辩护，说迟群“在执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坚决的，十个指头七个还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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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0月19日与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记录稿(李、汪10月27日整理上报，经毛主席审阅)

毛主席批示：已阅。毛泽东

（毛主席接见马里外宾后留下先念同志，后叫东兴同志进去，还有海容、闻生、玉凤同志参加。(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九日晚)）

毛主席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指主席)。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 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现在他们有错误缺点，可以批评、教育。对犯有错误或缺点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是打倒。你们两位(指李、汪)批过之后，还在用。迟群又不是坏人，就要打倒？
我(指毛主席)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
你们六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迟群暂不调，刘冰调出清华大学。
蒋南翔、陆平也是解放了嘛，现在又要打倒迟群他们了。
(以上是我们两人回忆记录，可能有错的地方，请张玉凤同志补充)

程振声《毛泽东1975年“两条路线斗争”提法的来由》,《党的文献》2006年第4期、《李先念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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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0月28日在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27日关于讨论主席19日对刘冰等来信的批评意见的报告上批示(部分)

[报告:一致认为，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所涉及的问题决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
                                                                        ———————对  [引注：主席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下划线]

就讨论这个问题[引注：这是主席的旁注]

[以上据程振声《毛泽东1975年“两条路线斗争”提法的来由》、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
[据《毛泽东年谱》，报告说提出两个方案：一、召集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主席指示传达后，展开辩论。二、以刘冰等的两封信为主要内容，放手发动群众在全校开展大辩论。会议还建议向中央政治局原原本本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阅后表示同意第二方案，在第一方案“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下面画线，批注“对”，并将这句话中的 “批评”改为“指示”。]
                    ——指示
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
————————————————————对

以刘冰等的两封信为主要内容，放手发动群众在全校开展大辩论。〇〇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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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1月1日晚和邓小平谈话【无全文。据《毛泽东年谱》等，邓摆了一大通“成绩”后，主席说了一个字“对”，然后对邓小平为刘冰转信等问题做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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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1月2日毛主席在七机部230厂革造负责人舒龙山10月1日揭发张爱萍信上批示(11月8日传达给张)：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是‘9.16’左派。

1975年11月[2日?]在另一封[叶正光?]信上的眉批(11月8日传达给张爱萍)：
张春桥阅处

[8日传达口头指示]“对张爱萍要帮”

[11月前后李先念向陈锡联,陈又向陶鲁笳传达主席口头指示]张爱萍这个人问题不少，你们要好好组织批。

[《前奏——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整顿》（第一条）、《从战争中走来 修订版》(一、三条)，恽仁祥《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一、四条）、《张爱萍在1975》（一二三条）。舒龙山10月1日信《关于对我调离处理的申诉报告——揭发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推行“今不如昔”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署名230厂革命造反组织负责人舒龙山。信中还叙述其如何受刘少奇、王秉璋、张爱萍的迫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何一次又一次救了他等。王洪文12月13日在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和七机部党组成员联席会议上说“张爱萍的错误实际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国防科委、七机部的伟大胜利，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国防科工领域开展了批邓联张的斗争。张与周荣鑫、万里、胡耀邦被一些人称为邓的“四大金刚”。
《张爱萍传》载陈锡联1976年12月12日讲话批陶鲁笳在主席去世前报告要求撤张的官、主席去世后又报告张不能翻案，陈说：张爱萍同志有错误，毛主席说批批可以，不要过火；又记陶鲁笳国防科委传达会议精神是：毛主席说过，张爱萍同志有错误，要批，但不要批得过火。《从战争中走来 修订版》称12月3日[应为2日]晚李一氓说他刚随邓陪同主席会见福特，会见结束后邓专门向主席提到张爱萍说“张爱萍去七机部搞整顿，是我派去的”，主席说：“是你派去的，也是我派去的嘛！…[注：这里略去的可能是讲张有错误，要批，不要过火]…对爱萍还是要帮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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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笔记本载1975年11月2日毛主席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谈话（部分）

(引注：毛远新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就感到社会上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第一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看主流还是看支流；三七开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其次是对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是看主流还是看支流，很多人讲迟群谢静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又要批走后门。批走后门只是干扰了批林批孔运动。现在只是口头上说两句成绩，但阴暗面却讲了一大堆，不讲批林批孔运动的成绩。第三是要不要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的路线。当前，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不大提了。
毛远新说，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担心弄不好又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似乎主要矛盾是不敢抓生产，所以唯生产力论也不能批判了。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现在还对不对？朝阳农学院的路子对不对？工人阶级永远占领上层建筑对不对？文艺革命主流、支流怎么看？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评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该不应该坚持下去。十大通过的路线还对不对，批林批孔反回潮和倒退还对不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还应不应该热心支持？强调要选有经验的、敢管的、不怕被打倒的人担负重要工作，提法是否全面？主席讲的三条还讲不讲，第一条就是搞马列还是搞修正主义，还应不应该强调？
毛远新说：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他还说，一些同志到一起总是议论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发牢骚，有的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似的。
毛远新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不提文化大革命以来一些新生事物，比如教育革命、文艺革命、老中青三结合。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
毛远新说：七五年国务院开的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七五年四号文件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四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远新还说：当前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主席的干部政策，另一方面也应该对干部教育，有正确的态度，应该感谢革命群众对自[己]的帮助教育。)

(引注:讲到这里，主席讲：“对”。
主席：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主席让我(引注:毛远新，下同)看清华两封信和影印件。
主席：“刘冰是副校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主席念：“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
我说:“这是要害。”
主席点头：“是。”
主席念：“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并重复“小平偏袒刘冰”。
我说:“这也是要害？”
主席点头：“对。”
[主席念报告(引注:上记邓李汪吴报告)中的一段：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又指着“矛头是对着我的”一个字一个字要我念。]

(引注:主席：“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说是我让你找他们（还有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来，）当面你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我已找小平谈了两次，昨天晚上又讲了。”
后来主席考虑了一下说：“先找小平、锡联、东兴同志开个会，你把这些意见全讲，谈完了再来。")

程中原《前奏——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整顿》，[]中的一段引自程振声《毛泽东1975年“两条路线斗争”提法的来由》。【】内部分自陈立旭《邓小平、毛远新的1975年》。引注还参考了《文库》《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参考张化《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三次低谷的症结何在》。部分句子是9月27日还是11月2日讲的还要分析。张化的文章还说，主席2日还讲了"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主席这些话是否是11月2日说的，还需要考证。据《共和国大纪实》，毛主席说"有两种态度"前，毛远新说担心这样下去不讲阶级斗争会变成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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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笔记本载1975年11月3日毛主席听取毛远新汇报与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谈话情况时的谈话（部分）

[毛主席让毛远新念四人的联名报告，在念到]“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所涉及的问题决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时，主席说：(引注:指批邓会)

就讨论这个问题。“当前两条路线斗争”。这是他们自己讲的，说是完全一致，说是非常重要，又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当前两条路线斗争……

程振声《毛泽东1975年“两条路线斗争”提法的来由》。3日谈话其他部分以及4日谈话，可参阅《毛主席重要指示》。据《毛泽东年谱》载：
(毛远新说邓小平很激动，给他扣大帽子——此句据《李先念传》)
主席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指邓)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
(毛远新说小平同志后来收回了原来的话）
主席说：他要有个转弯，他开始转弯了，小平同志态度很好。又说：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八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 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注:主席还讲了:就讨论这个问题。“当前两条路线斗争”。这是他们自己讲的，说是完全一致，说是非常重要，又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当前两条路线斗争。]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
程中原《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载:毛泽东要求八人会议抓住当前两条路线斗争，集中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以他的这个结论为基础，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 
11月6日毛远新整理了主席9月27日和11月2日在毛远新汇报辽宁省情况和对形式看法后的谈话、11月3月在毛远新汇报政治局四人开会情况后的谈话、11月4日晚在毛远新汇报政治局八人第一次集体讨论情况时的谈话共四次谈话内容，经毛主席审阅同意发给批邓会八人，后又于1976年12月18日、2月2日整理《毛主席重要指示》并呈主席审阅，主席两次批示:可以]

据赵树凯《纪登奎与高层派系》，纪登奎对赵回忆：邓小平让纪登奎来搞这个文件，解释说，他在“文革”初期就不再工作了，对于文革的全过程缺乏了解，纪登奎来搞比较合适。纪登奎并没有当场拒绝，但是也没有直接答应下来。纪登奎的办法也是拖着不肯做，后来邓小平又催他。这时，纪登奎对邓小平说：“这是主席让你主持写的东西，由我来搞不合适，如果主席知道了，对我们两个人都会有看法”。纪登奎谈到，这件事可以说关系重大，邓小平对他很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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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笔记本载1975年11月4日晚毛主席同毛远新谈话(部分)

[引注:《历史转折的前奏 邓小平在1975》载毛远新4日汇报会议情况谈到对“全面内战”的理解时，主席说：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主席：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看法不见得一致。

(我(引注:毛远新)：这次会议，争取在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初步统一认识，对团结有利。目的是通过讨论，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是这样吧？)

主席说：“对”。
[引注:《毛泽东年谱》载：(当毛远新汇报汪东兴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判那些人，为的是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时，主席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
(毛远新汇报到邓小平坚持说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行安定团结时[据陈立旭《邓小平、毛远新的1975年》])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 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引注：《我的父亲邓小平》载“他(主席)要求开八人会议时，要抓住当前两条路线斗争，集中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指示要以他的这个结论为基础，对文革作个决议。”《毛泽东年谱》载毛远新请示八人会议的开法时，主席说：会议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他(指邓)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主席：“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自“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的毛远新的笔记（节录）（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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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1975年11月4日对清华大学林钧万10月25日揭发周荣鑫信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加发教育部党的核心小组)，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

[《新中国高等教育大事记（1949-1987）》、《前奏——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整顿》。10月25日，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林钧万写信揭发周荣鑫“否定教育革命的成绩”“组织上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为迟群声辩“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教育革命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在教育战线上是有影响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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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1月13日会见缅甸奈温后和张春桥、邓小平谈

毛主席在接见外宾后说过：邓小平八年没有工作了，不懂得文化大革命，要张春桥给他讲讲文化大革命。

[自1976年11月5日《徐景贤的初步揭发交代》，徐称是11月16日听到文化部XXX说迟群传达的，迟群还说，毛主席要邓小平主持，要张春桥参加起草一个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毛泽东年谱》载主席建议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等列席中央政治局"帮邓"会议，说他们参加会议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同月清华开始贴出“走资派还在走”(批刘冰等)“投降派确实有”（批惠安钧、柳一安、吕方正等）的大字报。同日，毛主席批示：
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这一些老同志要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 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据陈立旭《邓小平、毛远新的1975年》，扩大帮邓会后，毛远新向主席汇报会议情况时谈到，邓小平不谈文化大革命问题，只检讨具体工作上的问题，并交上邓的检讨稿。听工作人员读后，主席“很不高兴”，“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决定先开一次打招呼会议，写了13日的那个批示。毛泽东指示毛远新：
要把问题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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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5年11月4日付印、14日出版的《学习与批判》第11期罗思鼎《〈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批注(部分)
标题上方毛泽东用黑铅笔画了一个大圈，标题下面画了一条粗粗的浪线。本期杂志封面上方毛泽东用红铅笔画了一个大圈。

    〇
学习与批判
11
1975

            〇
《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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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思鼎

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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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江青整理的7月14日谈话记录稿上的修改（注:共五处）

“如果不是国民党，就要帮助”->“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人民不看到材料，不[能]暴露他们”->“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摘自程中原《历史转折的前奏 邓小平在1975》
[注:据对比姚文元7月31日在《红旗》杂志编辑组传达，还有如下改动
“《万水千山》，没有二、四方面军，这不好。”->“以前的《万水千山》，没有二、四方面军，这不好。现在听说改好了。”
“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争论是争论，为什么撤职”->“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嘛，为什么撤职”
“俘虏十万人，俘虏廖耀湘，长春投降。郑洞国很有能力，湖南人，宋希濂也是湖南人，杜聿明是陕西人。”->“俘虏十万人，又消灭了廖耀湘。长春沈阳解放。”

毛主席又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请讨论一次。
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注：《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请文元同志找出此文印发，以供讨论之用。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五日

毛主席1975年8月在刊载《关于翻译（下）》的《鲁迅全集》大字本第五卷第三分册上用红铅笔批注：
             〇 关于翻译（下）⌇
吃烂苹果 1975.8 
据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主席在标题前画了大圈并写了这个批注，在标题旁画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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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1月16日毛远新、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主席11日等指示

开一开好，谈一谈好。两个可能，一达到团结，一达不到。那也没有什么要紧，总是把问题提出来了。

小平他是不抓阶级斗争……他有进步，不要急，也要帮助他熟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75年11月16日)李昌工作笔记复印件，转引自韩刚《考证与分析：毛泽东晚年的“两件事”谈话》，《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3期。刘冰《我竟成了右倾翻案风急先锋》（载《我所亲历过的政治运动》）回忆邓传达时把他记录的两张纸（应是11月13日接见奈温后和邓小平、张春桥谈话，可能是包括张帮助邓）给张春桥，说“我耳朵背，记不详细，请你把主席讲的整理一下”时，张说“我不整理，我没有记”。
《李昌传》还记载有：政治局要开会帮助他，扩大五个人，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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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1月17日毛远新传达毛主席在听取毛远新汇报16日会议情况后指示
【注：无全文。《毛泽东年谱》《邓小平年谱》载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对刘冰来信的批评，会上批判了胡耀邦、周荣鑫。毛主席17日在听取毛远新汇报16日会议情况后做了指示，在会上传达后，会议又批判了胡乔木、周荣鑫。据《李先念传》，在此前后李先念在发言中建议向老同志通报情况，使他们对批邓有思想准备，毛主席对这一建议赞同。】
【据陈立旭《邓小平、毛远新的1975年》，邓仍然不谈文化大革命正确，还是重复说具体工作有缺点错误，但没有路线错误。毛主席听取毛远新汇报并听工作人员读了检讨稿后，“对邓小平更加不满”。毛主席提出：
在开打招呼会议之前，让邓小平主持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要形成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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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1月20日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主席指示【无全文。据《毛泽东年谱》会议根据毛主席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拒绝，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并引用主席的话顶回去，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据《李先念传》，毛远新这时宣布毛主席让他负责与政治局联系，即当主席的联络员。[注：阎长贵《关于毛远新的几件事情》说1975年10月毛远新回到北京后毛主席告诉他，你不要回沈阳了，留在我身边做我和政治局的联络员吧，那两个“小耗子”跳船了。]会议还根据毛主席指示（据《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记为：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讨论了向一些同志打招呼以免犯错误的事。据陈立旭《邓小平、毛远新的1975年》，毛主席听毛远新汇报后决定：打招呼会议扩大范围，让一百多人都参加打招呼会议。主席让邓小平拟一个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并且让邓小平主持打招呼会议。
邓21日写报告提交打招呼的谈话要点和136人名单，主席22日批示：
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
毛泽东
十一月廿二日
23日批示：
小平同志：
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毛泽东
十一月廿三日
11月26日中发［1975］23号文件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等转发到省级，［1975］24、26号文件又向下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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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冬(12月?)于会泳刘庆棠等到上海时于会泳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

(江青同志把批判《园丁之歌》的经过过程，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主席回话说“知道了！”

自徐景贤1976年12月18日《揭发交代四人帮和我控制舆论工具进行篡党夺权的严重罪行》，徐说，于、刘说是王震到处讲要放这个影片，湖南文化局[注：张平化授意，75年8月29日]写了报告，说省委要为这个戏恢复名誉[文化部9月1日收到]。随后于会泳讲了上述江青写信给主席的情况[注：据此，可能是在75年9月-11月间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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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2月2日会见美国总统福特的谈话（部分）

(福特说，上午[和邓]的会谈中我们使用强烈的语言反对某一个捣乱的国家，共同批评另一个国家。福特表示要协调行动对付苏联的扩张主义，打算在明年之后改善双边关系，取得真正进展。福特提出在此期间分别从东西方对付苏联有利于美国国内更多支持中美关系进步和正常化，并使苏联信服我们的话有行动做后盾。希望东方对苏联的压力同另一端实际行动施加的压力一样大)
毛泽东表示，怀疑福特所言不过是放空炮，骂娘而已。
(福特说，我们做得会比那要多，过去就是，今后仍将)
毛泽东提出:你们有实炮啊
(福特说，是的。不挑战则火药桶保持干燥，如他们挑战，将不再干燥)
毛泽东表示：那好！达成协议！
(福特说，我们达成这样协议是为共同目标，我们将共同努力，你们从东方，我们从西方施加压力。)
毛泽东说：就是。君子协议。

[胡乔木邓力群编《“文革”十年间毛泽东言论》1975年本第121-126页，转自程中原《历史转折中的人和事》。这是邓在主席生前最后一次陪同会见外宾。据余汝信、曾鸣《毛泽东“政治遗嘱”之谜》75年10月-76年3月王海容、唐闻生只能在陪同接见外宾时见到主席，此后改由冀朝铸作翻译，王唐不再出席。]

据邹一民《1975-76年外交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外交部“文革”中的王海容》，12月2日主席在会见福特时还说：
“有一些年轻人批评他(指中国驻美联络处的一些干部批评黄镇)。这两个年轻人(指王海容、唐闻生)对乔老爷(乔冠华)也有一些批评。这些人不好惹啊，受她们的气啊！”。
据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引尹家民《黄镇将军的大使生涯》则是：
主席问黄镇：怎么样啊，黄镇？你还去不去？（黄:听主席的指示）主席又问福特：你们要不要啊？（福特：我们肯定要他回去，我们的关系是极好的）主席后来说：那好，我看黄镇还是到美国好。（黄镇说他在国外太久）再去一年、两年把。(黄说坚决去)年轻人对他有些意见，他们两个（指着王、唐）对乔老爷也有意见。这些人不好惹啊，受他们的气啊！
邹一民《外交部文化大革命梗概（1966.6-1978.1）》称主席在与福特会见结束后对王、唐说，
“你们是造反派，原谅原谅老家伙，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叫滚蛋”，又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不能忽视这些人啊，否则你会在他们身上吃苦头的。这是一场内战”，（有人问老同志是不是对年轻人高抬贵手），主席过了一会说；“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嘛！”“大家都是自己人，要团结起来批邓。”（章含之《我与乔冠华》也记有不要动不动就‘滚’和不要轻视老同志这段话）
[对照《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可能是邹内容转记有误?]

据李先念1976年10月8日讲话，把福建[注：似为福特]送走以后，邓小平问主席还有什么事。主席说，你们送走后再来谈谈。有邓小平、李先念、乔冠华、王海容[注：《毛泽东年谱》记参加者为邓、李、乔、黄镇]。主席讲，老中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翁森鹤。[注：在主席审定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定稿中没有提翁]
《从战争中走来 修订版》称李一氓说他陪同邓会见福特，会见结束后邓专门向主席提到张爱萍说“张爱萍去七机部搞整顿，是我派去的”，主席说：“是你派去的，也是我派去的嘛！…[注：据《张爱萍传》，这里略去的可能是讲张有错误，要批，不要过火]…对爱萍还是要帮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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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圈阅批准1975年12月5日国家文物局、国家出版局就贯彻执行主席在周海婴信上重要批示的报告
石西民1976年4月23日在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4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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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1975年12月8日在柳忠阳来信上的批示[转引自《科学文化评论》Vol.13, 6: 64-78(2016)、《李昌传》]

科学院柳忠阳同志的信，印发政治局（给科学院党的领导小组一份），予以调查研究。
毛泽东
1975年12月8日

在柳同月13日信并附《近日揭发胡耀邦、李昌来院后部分言行摘录》上主席12月28日批示:

柳忠阳同志第二封信，并附材料，印发政治局（并给科学院党组一份）。

[柳同志的信揭露了邓、胡耀邦、李昌在科学院搞复辟的情况。柳的12月8日信很长，部分的要点包括：胡耀邦、李昌来科学院后，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不讲党的基本路线，不抓阶级斗争；否定“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把年轻干部打下去，调60多人来科学院，核心小组有些同志带头翻案等等。“胡耀邦、李昌打着整顿的幌子，以克服派性为名，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的青年干部打下去。院核心小组列席成员（多数是年轻干部）已借调整之机扒拉掉了。新的核心小组一个年轻干部也没有了。政治部通过组织整顾，部领导成员由原来的老、中、青，变成了老、老、老。”13日信说“李、胡二同志没有很好地认识自己的错误。”“为了让您老人家和中央政治局更多和更及时地了解科学院的运动情况，现将近几天陆续揭出的问题摘要呈上（见附件），供调查研究参考”，信不长但附件《近日揭发胡耀邦、李昌来院后部分言行摘录》很长，有11页，包括：一、否定党的基本路线，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二、鼓吹业务挂帅，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三、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四、反对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搞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五、破坏教育革命，与毛主席关于培养技术人员的指示相对抗。毛远新1976年1月1日提及柳忠阳信，说其中提到他们(胡、李)不准发大连化物所的经验材料。胡耀邦说要刮十二级的业务台风，李昌说科技战线不能提与工农兵、劳动群众相结合。毛远新又说，毛主席讲：“科研开门办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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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2月9日政治局会议上毛远新传达毛主席指示

要把清华大学的事情，扩大传达范围，登载《人民日报》。

1975年12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李先念记录，转自《李先念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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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2月10日和毛远新谈话【缺，毛远新应该汇报了政治局委员批邓的情况，《毛泽东年谱》称主席说：江青当了政治局委员，什么也不懂，还板着面孔训人，架子那么大，要人家当奴隶。（年谱未记具体针对江青的什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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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2月?)(具体文件待考，较可能是陆定一子女的信，中发[75]25号文件也引)在文件上批示

[陆定一、严慰冰]严重历史问题及政治问题对其子女不应牵涉

197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评论员《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据荒评《我的外公陆定一》是批示在毛主席圈阅的中发[75]25号文件上，作“陆定一、严慰冰严重的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其子女不受牵涉”，据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是批示在陆德、陆健、陆瑞君给主席的信上，信中说他们父母杳无音讯，兄妹相对，他们相信父母不是反革命，恳请准他们出狱治病，家人团聚，涸辙之鲋，恩同再造。政治局1975年12月11日会议列举13条证据，认为陆定一是有重大内奸嫌疑、叛徒、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决定将陆定一永远开除出党，还决定把陆释放移居回老家江苏，每月给二百元生活费，将决定作为[75]25号文件传达到基层。邓小平在会上要求陆“还是留在党内”。
据《章含之交代》：(江青说)邓还在政治局会议上给薄一波翻案，主席不同意，所以中央文件才传达了陆定一的问题。邓说薄一波不算叛徒，因为他是中央通知狱中人写自首书出狱的。江说她在政治局上反对，说是刘少奇的中央。毛主席支持她，薄一波才未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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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2月13日毛远新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主席指示

一些老同志对阶级斗争不理解，一出来工作时，就搞错了。

三项指示为纲，是折衷主义的。

讲三项指示为纲也不与我商量。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

民主革命反“三座大山”，目的明确，社会主义革命，不知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1975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李先念记录，转自《李先念传》
注：据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所引姚文元供词，毛主席讲“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因为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了李先念的检讨“我原来搞不清楚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革命的对象是什么，看不见资产阶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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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2月23日会见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曼努埃尔·平托·达科斯塔时谈到

我看援助太少了。援助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现在他们没有粮食，没有布匹，没有药品，这些援助要快；然后再援助建设。你们和我们互相帮助，不只我们帮助你们，你们也帮助我们。我们被帝国主义压迫，现在还是被压迫。我们应该帮助世界上被压迫人民，[这是尽义务。]
中国有一部分人不好，有大国沙文主义作风。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
据邹一民《外交部“文革”中的王海容》，会见后主席把乔冠华、章含之、王海容、唐闻生等四人找到一起谈话，劝说他们搞好团结，并对乔冠华说“(有意见)要当面谈，不要背后”。毛主席谈话后，王海容主动找乔冠华征求意见。乔冠华却说“没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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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2月27日关于释放1974年3月越入我境内的苏联武装侦察直升机机组人员的批示
三人无罪，罪在上级
请他们吃一顿饭，欢送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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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2月29日毛远新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主席指示

最大危险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邓小平)有事不和政治局讨论，也不和国务院商量。

(毛主席同意李先念等六人专门开会帮助邓小平)

为什么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看不见了，是因为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张爱萍、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琦，还有邓小平都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边。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

1975年12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李先念记录，转自《李先念传》。据《李先念年谱》，毛远新会上传达毛主席指示，要李先念等六人，还有毛远新，开会帮助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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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1月?12月?)毛远新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红旗》1976年第一期正式发表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姚文元1975年12月11日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过“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据《李先念年谱》，12月29-30日政治局会议上李先念听毛主席传达后检讨，说自己不但不觉得邓小平错，而且还适合我的味道、想法，有共鸣之处，我应自我批评。对“三项指示为纲”没有想到对不对。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李先念说：这次(你)主持工作，我讲你一定要请示主席。有些你是请示了的，而“三项”没有请示，也不在政治局讨论。既然是纲，就不是一般地说错话做错事，而且你的身份来讲，问题就比较大了。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其他问题就不容易说清楚。
《李先念年谱》还说，李先念的病情报告里建议李到外地治疗修养，报告经邓小平转送毛泽东，毛泽东同意。《李先念传》还引2000年5月30日访问华国锋谈话记录，说同时也写了一份关于叶的病情报告，也建议叶到外地治疗修养，邓报告主席，[主席]也批了。
经华国锋1976年1月提出“现在同四人帮的斗争这样尖锐复杂，你是不是不离开北京，有什么事也好商量。”李先念决定不去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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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2月31日会见尼克松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时谈到

中国有些成绩，总的来说是落后的。过十年，你们再来看。
(戴维谈到新事物和中国的精神发展时)这是靠斗争。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和平。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戴维说西方不了解这斗争的深度和广度，以为可怕。应该访问中国，以了解和正确评价)不可怕，我们不杀人。对国民党过去的党、政、军、特人员，战争中的俘虏，现在都把他们赦免了。
(戴维说你们认为主要依靠自我教育，没有一个灵魂不能拯救)帮助人家改正错误，譬如批评十个人的错误，八个人批评对了，有两个没有错误，搞错了，恢复名誉。我们的法院没有多少用处，就是这样由人民议论、批评，就解决问题了。
[(朱莉问到毛主席新年要发表的两首词)老的，有一首是批判赫鲁晓夫的]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姚文元1975年12月11日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说：“我向主席报告这样说，元旦发表主席诗词，可以鼓舞全国人民在斗争中前进。《重上井冈山》，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气魄、继续革命的决心，无产阶级不怕一切困难革命精神。井冈山是革命摇篮。主席说，我刚上时才三十四岁。第二首是反修的，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继续搞这一套，搞“缓和”，土豆加牛肉，今年农业最坏，降到最低点。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已破产，土豆牛肉都没有，发表（这首词），可以鼓舞全国人民在批修中前进。第二首在艺术上很有特色。第一首很凝练，第二首通俗，口语化。我请示主席能否写手稿，主席没有拒绝。……手稿真能写出，不论那一期，搞大一点的插页，主席未拒绝。最近整个形势很好。”据《年谱》发表时主席手书了签名，[12月3日?]在《诗刊》编辑部11月15日关于二词发表的信上将《水调歌头·重归井冈山》改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雀儿问答》改为《念奴娇·鸟儿问答》，《念奴娇·鸟儿问答》末句“不须放屁，请君充我枵腹”改为“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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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和邓小平谈到自然科学、邓“整派性”、以及老干部落实政策、文化大革命评价等问题写的批示

自然科学一般没有阶级性。 

一时定不下来的不要写上去。
对人事处理要谨慎。 
文件上对人事斗争性稍高了一点。
斗得太利害。
使人（害怕）。
耐心一点。 

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两大错误，文化大革命中。
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这个。
冤案不少。恢复一大批人。

要积累经验。

《毛泽东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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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核查时间】张春桥1976年6月28日关于“批邓反右”运动的讲话中引用

有人说这是“权利欲”，这句话我们曾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告诉他们我们的权力是工农兵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广大人民群众给的，共产党为这政权的存在而向一切反夺权者实行专政决不动摇”。毛主席又说“什么叫做权利欲；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权利欲，既得权一点都不能分给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权利欲是什么？就是一点也不给无产阶级，我们是向他们学来的，而且学得更好”

宋永毅《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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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中发4号文件 毛主席重要指示【略，见水陆洲《资料汇编》。《建国以来文稿》本作了严重删篡。在2月2日毛远新送阅的整理稿上毛主席批示:可以。在转发的中央通知稿上批示：同意。 毛泽东 三月三日据阎长贵《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毛远新说：1976年四号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写的文字依据，我加的只不过是一些“因此”“所以”之类的连接词而已，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即把邓小平说的“黄毛黑猫”中的“黄猫”改写成“白猫”——我为什么整理成“黄猫”呢？因为我查了邓的原话是“黄猫”。我说的这些在档案中应该都能查到。我过去同你说过，主席给我写的文字根据有一大堆。因此，我说主席进入1976年后，他虽头脑清楚，但他说的话绝大部分谁都听不懂了，这确是历史事实。
据水陆洲《资料汇编》载华国锋1976年10月12日说，定本还把“现在要着重研究的是”的“着重”去掉，并把和聂元梓蒯大富并列的“翁森鹤”名字去掉。叶剑英说，毛远新第二次到北京也住钓鱼台，主席说：不要去。
据江青1976年9月28日在清华农村分校花生地讲话，对主席说“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有人(毛远新?)查了列宁原著就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问主席，主席说：就是这样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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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7月30日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华国锋传达(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国内问题要注意”，还指示我们“按照既定的方针办”。)：

＂按照既定的方针办＂  
[注：这是华会上讲话几种不同记录稿原文。据据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他见到在新华社《内参》刊载的华国锋讲话上记成“按既定方针办”，冼恒汉回忆录和吴贵贤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也是如此。另有4月30日晚主席类似手书：“照过去方针办”，据华国锋76年10月7日讲是“报告主席，整个形势是好的，有几个省，浙江、江西、福建、云南有问题，政治局要讨论研究解决”，据《耿飙回忆录》是针对各省干部和人事安排问题。据徐景贤1976年12月18日《揭发交代四人帮和我控制舆论工具进行篡党夺权的严重罪行》，9月21日徐参加完卫生部会议后问王洪文:主席临终时还有什么指示吗?王说:没有什么指示。徐问: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和“国内问题要注意”[按:主席6月25日下午三时手书]是主席对全体政治局同志说的吗?王说:不是，是对我们四个值班的说的(华、汪、王、张)。”华国锋10月2日又声称应是“照过去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按:他7月30日传达的]六个字错了三个（又要汪查对讲话记录、找人谈），他76年10月7日讲“乔冠华在联合国的讲话稿，讲了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在二日看了把这个字改了。张春桥又批了“暂时不要传达”。我考虑也有道理，不要引起纠纷”。“按既定方针办”可以确定出自华的传达，不能确定主席是否讲过，可能是华传达错了而倒打一耙，或者6月份主席讲过而华利用表述不同的4月30日字条否认之（主席6月25日写的字条国内问题要注意，也与4月30日表述的国内的事要注意不同）。]

国内问题要注意  
[注：这一句是主席6月25日下午三时手书。
主席4月30日晚回答华（华谈到川黔等省打派仗批邓不深入，拟叫两派到北京开会集中批邓等[据章含之]问题和国内外形势的处理，说他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时，也口头表述过，据张玉凤后来讲是“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主席还写了“慢々来不要招急”。华在10月6日前没有向政治局传达过“你办事，我放心”的字条（华国锋76年10月7日、汪东兴76年11月18日承认）。据徐景贤1976年12月18日《揭发交代四人帮和我控制舆论工具进行篡党夺权的严重罪行》，汪东兴76年10月12日对他们说，“国内问题要注意”是6月25日毛主席接待外宾后同华国锋谈话时亲笔写的，当时王、张不在场。但主席最后一次见外宾是5月27日会见布托，而且6月主席发生心肌梗死后中央宣布毛泽东主席不再会见外国来访人士。]

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王洪文传达：

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姚插话：是针对铁路运输讲的，右倾翻案风造成的恶果)

[注：1983年9月纪登奎在一份材料中写毛主席批评“郑(州)、兰(州)两局处理错了。破坏了生产关系，从而破坏了生产力。”（赵树凯《纪登奎与高层派系》）
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这条，姚文元76年2月6日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谈到，“工业20条，未拿出来，此70条还凶，好厉害。在全面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所谓整顿，不是按主席路线、政策把企业搞好，而是全面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整顿的结果，在路线上就是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组织上大批撤换干部。结果 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关系，影响生产。铁路本来是好的，但不分青红皂白撤干部，生产搞坏了。”
毛远新76年2月8日、6月2日、6月5日亦传达:主席说：生产关系破坏了生产力。就是指的郑州、(唐岐山所在)兰州铁路不通说的。郑州铁路不通就是刮右倾翻案风的结果。所以群众说，万里不倒，火车不跑。毛远新说，分歧的实质不是发展不发展生产，搞不搞现代化。我们认为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郑州铁路局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本来郑州铁路局归河南管，邓小平派万里去刮右倾翻案风，大杀，大砍，整的铁路不通了，这就叫生产关系破坏了生产力。邓小平竟提出了要划几个大煤矿给日本人开，进口设备，用煤还账。邓小平还说这是个大政策。邓确定划给日本人开的煤矿是山东、安徽的煤矿，恐怕就是枣庄(邓所谓老大难)那一带…生产关系破坏了生产力，并不是生产力落后是主要矛盾，而是生产关系有问题，上层建筑有问题，是革命有问题。哪个地方革命形势好，生产就好，哪个地方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有了问题，生产力就受到破坏…要用大量的事实说明生产关系的不断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要用事实说明生产关系怎样障碍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并不是不要发展生产力，而是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生产关系上不断革命，才能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却要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最大的障碍是在老爷那里，一类老爷国家，二老爷省，三老爷市，障碍就在这里。]
[计划工作座谈会的主题，主席定了是批判条条专政，并调整下半年计划。毛远新1976年6月2日说，70年全国计划会议马天水孔庆德在会上先开了炮，对条条专政大反一气，主席很高兴；在73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条条专政又放了一炮。去年邓小平又要往回收，搞条条专政。条条专政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不解决条条专政，发展什么生产力，见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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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传达

[1976年1月1日毛远新传达:]

“科研开门办所好”

(指大连化物所经验)

[1976年1月1日毛远新传达:]
辽宁省委于75年十二月初给主席中央发了传达讨论二十三号文件情况的报告，主席看了各地情况报告后说，“上海和辽宁的报告比较突出、尖锐，说到问题了。”[注：9月27日毛远新还向主席汇报了辽宁省情况]
……
我们在报告里讲了三个正确对待问题，其核心是能不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和党的基本路线问题。究竟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看了八大政治报告原件。在主席批示同意的那个报告稿上，没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在主席批示同意了以后，胡乔木加上了这么一段，未经主席同意，就由刘少奇定稿发了。胡乔木在检讨这个问题时说，这个问题九大解决了。主席说，不对，没有解决。九大没有解决，十大没有解决，四届人大没有解决，现在也没有解决。

[1976年2月8日毛远新传达:]
他(邓)问主席《工业七十条》有问题怎么办？主席说，《工业七十条》谁说它没有用？正因为它不好才有用呢。结果他(邓)回来说《工业七十条》是好的，还有用，中央没废除它。……他说，我这个人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把抓几个。不对，不是辫子多，就是一条鞭子，又大又黑。
[参考:水陆洲《资料汇编》第四卷载徐景贤1976年1月8日在复旦说“他篡改主席指示，主席讲找各路诸侯谈谈，他说找老书记谈谈。”]

[1976年4月22日毛远新传达:]
邓小平是整新干部，不只整新干部，老中青不同意他的路线的都整。主席说，我是最老的，为什么不听我的。

[1975年11月29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传达:]
机电学院大字报，主席特别肯定，选一部分文章 印发政治局，政治局选的文章有：一、红旗杂志第五期，“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二、光明日报七四年十二月八日登的朝阳农学院毕业当农民，一个是张耀臣，一个是喀左陈文忠；三、农业院校教学上的一个革命；四、王文有，农村就是需要这样的大学生；五、社会主义农业大学，这样办好，光明日报学习朝阳农学院现场会议经验侧记。这几篇主席看了，而且印出来了，专门叫我给政治局同志讲了一次朝阳农学院。再就是机电学院两张大字报和张铁生答卷及辽宁日报编者按。这次政治局学习的列宁关于教育革命的部分语录，我们印了一些，我跟主席声明，不完全，侧重专政工具方面，是否建议春桥、文元同志编一下。主席同意，说 先按你的印一下。

[1975年12月2日毛远新在市地委书记会议召集人会上传达:]
胡乔木在检讨里提到刘把“唯生产力论”塞到八大，他说，这个问题一直到九大才得到了解决，主席说：“不对，这个问题九大也没有解决。当时林彪还没出来。”
……
给大家印的这个材料，就是我给主席的材料。这十七条是我选的，建议中央另外编印马恩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语录（教育革命部分）。我说不完全，主席说 也印出来。我在政治局会议上一条一条念了，语录突出阶级斗争，一条一条主席都看了，说 先印去。原来有关主席关于论教育革命小册子，是经过主席亲自审阅的，六八年以后主席关于教育革命有一系列指示，都没搜集进去，我建议中央重新编，把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一部分。
[注：姚文元1975年12月11日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说现在正在编马恩列论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教育革命（部分）语录，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也要增补六七年以后的部分。…主席已同意编马列语录和主席语录。加起来五六十页，特刊也不大好，算正式的好。]

[1974年4月11日毛远新在辽教育战线工宣队工作会传达:]
后来毛主席说:张铁生的信《人民日报》发表了，有人也不同意，还是你们这个办法好[指在沈阳医学院“考教授”]，把北京十七所学校的教授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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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厚民传达毛主席批示

二六文章大得人心

[指1976年2月6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

胡厚民、朱洪霞、顾建棠、吴焱金1976年3月25日在市建工局礼堂集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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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舒龙山、叶正光等告张爱萍的信上作过四次批示，1975年11月2日、11月26日（两次)1976年1月7日，共四次。

1975年11月2日毛主席在七机部230厂革造负责人舒龙山10月1日揭发张爱萍信上批示(11月8日传达给张)：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是‘9.16’左派。

1975年11月[2日?]在另一封[叶正光?]信上的眉批(11月8日传达给张爱萍)：
张春桥阅处

[8日传达口头指示]“对张爱萍要帮”

[11月前后李先念向陈锡联,陈又向陶鲁笳传达主席口头指示]张爱萍这个人问题不少，你们要好好组织批。

[《前奏——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整顿》（第一条）、《从战争中走来 修订版》(一、三条)，恽仁祥《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一、四条）、《张爱萍在1975》（一二三条）。舒龙山10月1日信《关于对我调离处理的申诉报告——揭发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推行“今不如昔”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署名230厂革命造反组织负责人舒龙山。信中还叙述其如何受刘少奇、王秉璋、张爱萍的迫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何一次又一次救了他等。王洪文12月13日在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和七机部党组成员联席会议上说“张爱萍的错误实际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国防科委、七机部的伟大胜利，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国防科工领域开展了批邓联张的斗争。张与周荣鑫、万里、胡耀邦被一些人称为邓的“四大金刚”。《张爱萍传》载陈锡联1976年12月12日讲话批陶鲁笳在主席去世前报告要求撤张的官、主席去世后又报告张不能翻案，陈说：张爱萍同志有错误，毛主席说批批可以，不要过火；又记陶鲁笳国防科委传达会议精神是：毛主席说过，张爱萍同志有错误，要批，但不要批得过火。《从战争中走来 修订版》称12月3日[应为2日]晚李一氓说他刚随邓陪同主席会见福特，会见结束后邓专门向主席提到张爱萍说“张爱萍去七机部搞整顿，是我派去的”，主席说：“是你派去的，也是我派去的嘛！…[注：这里略去的可能是讲张有错误，要批，不要过火]…对爱萍还是要帮嘛。”
张爱萍子女说毛远新曾答复“(批示)当然是主席批的，我是后来才看到的。七机部的舒龙山、叶正光，他都记得。审我的时候，第一条就说我‘篡改主席指示’，可审到最后，全否定了”。主席批示可能还有关于叶正光的部分?
恽仁祥《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华国锋陈锡联对刘毅民等对张爱萍收集外国报纸上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的揭发上做了批示：“建议：国防科委追查清查 陈锡联 1976.3.8.”“查清后报中央 华国锋”“陶鲁笳同志：请按国锋同志批示办。组织清查核实清楚并向中央写一报告。 陈锡联 3.24.”。1976年4月19日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张爱萍私自搜集外国报刊上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问题调查报告，附件有张在刘毅民电话报告记录上的亲笔批示、刘毅民等六人的证明材料、张爱萍交代材料。
恽说其中陶要他写的证明材料他抬头写了主席并中央，报告批回时没有他的旁证材料，可能中央办公厅给了毛主席。1977年在“揭批查”张爱萍要整恽时“军委办公厅”领导曾通知“恽仁祥的问题中央知道，主席还有批示”，可能是指毛主席在恽的材料上作过批示，或是指华国锋在刘的揭发上的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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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在国防科委康华清揭发聂荣臻、张爱萍信上的批示

印发政治局

恽仁祥《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在康华清来信上批示的日期，恽回忆在国防科委、七机部常委扩大会（两委扩大会）后。中央批准的两委扩大会原定于1976年1月8日召开，因周恩来去世，改在18日举行批判大会。据《从战争中走来 修订版》等，钱学森贴大字报揭发张的大国沙文主义，并发言说张想拉他下水，像魔鬼向他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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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12日在七机部舒龙山来信上的批语（部分）

[印发邓小平的两次书面检讨，]暂时限制在政治局范围

[金冲及《毛泽东传》、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待核查。据《毛泽东年谱》1月14日主席在邓75年12月20日检讨上批示
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检讨，印发政治局讨论
同日在邓76年1月3日检讨上批示
邓小平同志第二次检讨，印发政治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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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1975年11月4日对清华大学林钧万10月25日揭发周荣鑫信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加发教育部党的核心小组)，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

[《新中国高等教育大事记（1949-1987）》、《前奏——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整顿》。10月25日，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林钧万写信揭发周荣鑫“否定教育革命的成绩”“组织上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为迟群声辩“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教育革命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在教育战线上是有影响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等等。
1975年12月20日中央转发《外交通报》 (1975年11月30日张春桥会见穆萨·克拉亚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教育代表团)，张说：我们的教育部长也有问题。……现在争论的头一个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前17年教育怎样估计。这17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用简单的话说，就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但是有人说这17年很好，那个时候倒是马列主义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质量降低了，在课堂上课少了。大学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读书多。……社会主义时期的教育怎么搞，我们正在研究，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从儿童时期起每天劳动2小时，以后增加到4小时、6小时。[张还同意阿尔巴尼亚教育代表团清华去看大字报]
据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及他1979年1月19日在“理论务虚会”发言，汪东兴说办“朝农”（朝阳农学院）、放映电影《决裂》都是“主席讲过”“是主席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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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1975年12月8日在柳忠阳来信上的批示[转引自《科学文化评论》Vol.13, 6: 64-78(2016)、《李昌传》]

科学院柳忠阳同志的信，印发政治局（给科学院党的领导小组一份），予以调查研究。
毛泽东
1975年12月8日

在柳同月13日信并附《近日揭发胡耀邦、李昌来院后部分言行摘录》上主席12月28日批示:

柳忠阳同志第二封信，并附材料，印发政治局（并给科学院党组一份）。

[柳同志的信揭露了邓、胡耀邦、李昌在科学院搞复辟的情况。柳的12月8日信很长，部分的要点包括：胡耀邦、李昌来科学院后，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不讲党的基本路线，不抓阶级斗争；否定“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把年轻干部打下去，调60多人来科学院，核心小组有些同志带头翻案等等。“胡耀邦、李昌打着整顿的幌子，以克服派性为名，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的青年干部打下去。院核心小组列席成员（多数是年轻干部）已借调整之机扒拉掉了。新的核心小组一个年轻干部也没有了。政治部通过组织整顾，部领导成员由原来的老、中、青，变成了老、老、老。”13日信说“李、胡二同志没有很好地认识自己的错误。”“为了让您老人家和中央政治局更多和更及时地了解科学院的运动情况，现将近几天陆续揭出的问题摘要呈上（见附件），供调查研究参考”，信不长但附件《近日揭发胡耀邦、李昌来院后部分言行摘录》很长，有11页，包括：一、否定党的基本路线，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二、鼓吹业务挂帅，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三、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四、反对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搞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五、破坏教育革命，与毛主席关于培养技术人员的指示相对抗。毛远新1976年1月1日提及柳忠阳信，说其中提到他们(胡、李)不准发大连化物所的经验材料。胡耀邦说要刮十二级的业务台风，李昌说科技战线不能提与工农兵、劳动群众相结合。毛远新又说，毛主席讲：“科研开门办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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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底或76年初关于浙江张永生的批示：

永生同志是革命左派，应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李显通给赵洪祝的“报告”，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五卷》。1975年7月张永生被谭启龙、铁瑛下令押送河北遵化县建明公社监督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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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底或76年初在陈佳忠75年10月来信上的批示[陈佳忠传达]：

[陈佳忠名字上加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福建省委常委
下级往往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

[注:在陈佳忠2月29日和李庆霖谈话中是:“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陈说此批语选印在中央四号文件上(自《知青家长李庆霖》)]

76年1月16日在陈佳忠75年12月26日来信上的批示[“揭批查”中汪东兴的“中办”回信江礼银]：

印发政治局

福建揭批查材料《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央打招呼会议前前后后》、《陈佳忠、郑重罪行录》，陈佳忠的信揭了廖志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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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2月在刘建勋唐岐山冼恒汉和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就解决兰州郑州铁路局翻案风后果问题的四个文件上的批示

同意

[自《万里》。据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王洪文传达，主席针对铁路问题讲是“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右倾翻案风的恶果。四个文件是《刘建勋、唐岐山同志关于解决郑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冼恒汉同志关于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中共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关于解决郑州铁路局问题的报告》《中共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关于解决兰州局问题的报告》刘建勋唐岐山2月8日《意见》说“铁道部和苏华搞的这一套，省委是完全反对的，并且一再指出过”，郑州局问题主要是苏华刮风翻案，和铁道部主要负责人错误指导思想分不开，1.把郑州局[整顿前]形势看反了，否定主流是好的2.把郑州局主要矛盾搞错了，背离基本路线3.不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4.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的革命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冼恒汉《意见》点了万里、黎光、蔺子安的名，说1错误性质是右倾翻案风2.错误事实是否定文化大革命3.责任全在铁道部，省委是反对的4.解决方法是在省委统一领导下回击右倾翻案风。各地群众上访批邓联万中，提出万里1.极力鼓吹“三项指示为纲”2.散布“今不如昔”的言论，鼓吹唯生产力论3.把派性说成主要矛盾，大搞“一批二撤三调离”。“横眉冷对革命派 俯首甘为复辟奴 一贯如此”“万里、黎光、李树茂、李泮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打倒万里，揪出牟焕章”“万里不倒，火车不跑”等。据程中原《历史转折的前奏 邓小平在1975》，铁路1975年“整顿”期间批斗1.17万人，逮捕顾炳华等3000多人，杀130人，还有唐岐山等许多人被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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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登奎在一份材料中写到[1976年2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毛主席批评

“郑(州)、兰(州)两局处理错了。破坏了生产关系，从而破坏了生产力。”

赵树凯《纪登奎与高层派系》说：1983年9月，纪登奎在一份材料中写到：“铁路问题，是郑州，万里、建勋和我三人共同议定的处理意见，本来是正确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毛主席批评‘郑(州)、兰(州)两局处理错了。破坏了生产关系，从而破坏了生产力。’我错误地照毛主席的指示，批评了万里同志。此事，我已多次做了检讨，我已向中央检讨三次了。向万里同志道歉。我应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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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2月8日在刘型要求调回部队工作信上批示
春桥同志酌处。
[《毛泽东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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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2月12日在国务院政研室农伟雄2月3日揭发胡乔木等在右倾翻案风中言行的信上的批示

印发政治局，送胡乔木同志一份。

邓力群《十二个春秋》。此信为姚文元2月7日收到农的信后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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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3月在胡乔木3月2日揭发交代(包括和邓小平24次谈话)上的批示

印发政治局（给胡乔木一份）

[邓力群《十二个春秋》。]

送政研室一份，交乔木同志。

[《胡乔木传》。胡乔木信中说，对他的检查，别人说他不老实，避重就轻，说小不说大，说明不说暗，说虚不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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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出监后回忆主席1976年1月带话让张让一让，说

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吗！

[注：据阎长贵《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遵义会议”一句主席写了字条：他让我向张春桥传一句话“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吗?”，对这句话中的“遵义会议”我根本听不懂，这句话就是他用手写的]
[阎长贵文章《毛远新谈毛泽东二三事》：他说：周总理逝世后，毛主席就翻来覆去地考虑谁做总理，在几个副总理中，掰着指头数。说实话，毛主席当时最看中和属意的还是张春桥，但又觉得他不能服众。毛主席问我对张春桥的看法，我说：张春桥有思想、有能力，仿佛又有点阴，往往不知道他想什么，说什么。就在毛主席经过再三考虑选定华国锋做总理、做接班人时，还是希望张春桥做军师，辅佐华国锋。毛主席叫我向张春桥传达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就做了10年的副手嘛！’我向张春桥传达了这句话，同时我也把这句话告诉了华国锋。
1975年，毛远新在做毛泽东的联络员期间，有一次江青把他叫去，要他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给登记一下，以便她查找。这件事没法拒绝。他就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编成目录一一登记下来。交她看后，江青说，这样我还是只知道题目，不知道内容，能不能每个文件都搞个内容提要？他觉得这样做，很费时间，很难做，没答应。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这件事，还是要求毛远新给她搞每份文件的内容提要。在这封信上毛泽东画了一个圈，没批语。毛远新不知是什么意思，他怕江青拿着毛泽东画了圈的这封信找他，就去问毛泽东。毛泽东说：“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供参考：
1975年8月30日，经中共中央、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调整配备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主官。1976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批转军委关于检查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的报告》说：“军委常委于2月6日开会，对去年7月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作了检查。一、一致认为，这次军委扩大会议，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议程，讨论通过的《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是正确的，应当继续贯彻执行。二、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注：邓小平、叶剑英吹鼓“整顿军队”“反对派性”的讲话。叶剑英在开会期间和之前还进行了个别秘密“交底”）是有错误的。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三、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深入发展，全军要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为了保持部队的稳定，随时准备打仗，军队的运动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采取正面教育的方式进行。有的需要展开大辩论的单位，如国防科委，要经军委批准。”
《文库》、《毛泽东年谱》、金冲及《毛泽东传》等提到，1976年1月21日，毛远新汇报政治局20日会议和邓检讨（邓要求见主席）情况的笔记载：
主席：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意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
(毛远新：还要创造条件，看实践怎样做到自己的申明，小平同志讲向主席陈述自己错误，听取教诲外，还想讲自己的工作问题。)
主席：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主席：对。[注：45事件后，主席说邓问题“性质变了”“赶出去”]
(毛远新：上次主席讲征求几个人的意见，华、纪、陈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

[以下对话自《共和国大纪实》，有疑，供参考]
毛主席说：“是啊，总理不在了。总理总得有人当啊。”他又扳起手指数着政治局委员的名字，数到王洪文、张春桥时，他对毛远新说：“你告诉洪文、春桥，要让一让。”
毛远新说：“他们会正确对待的。”
毛主席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
毛远新说：“就这样。”
毛主席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
毛远新说：“我马上就把主席的决定向政治局传达”
毛主席说：“不是决定，是提议，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请政治局讨论审议。如果通过了，就发个通知。”
毛主席还说：“副总理就暂时不要动了，小平仍然管外事。”“叶剑英同志身体有病可以休息，在他治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
毛远新：“这条也向政治局传达吗？”
毛主席：“要传达！也要写一个通知。”

（2月1日即发出中发[1976]1号文件，宣布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3月1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决定在李先念副总理养病期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素文负责主管财贸各部委和外经部的工作。）
[注：又据李海文的文章，以上内容毛远新除21日和政治局委员个别传达外，28日又做过一次完整传达。注者没有查到其他来源，鉴于李的文章常互相矛盾，又有华国锋发明的内容(如吕后周勃云云)，在此聊备一说。]
叶和李之前都写过身体有病的报告。据华国锋1976年10月7日说：“关于军委的工作主持问题，剑英同志有病，主席批示张春桥[注:应该指在报告所列的名字上]打个问号。王洪文也打个问号，先请他们讲话，没有人听，主席要陈锡联同志主持军委工作，陈锡联同志打过仗，有经验，当兵出身。”据《陈锡联回忆录》，陈说主席之前还说过陈锡联从小参加革命，会打仗，带过兵团，管过炮兵，国务院也有个职务，就让他管一下吧]

据张玉凤《回忆毛泽东晚年生活情况》，毛远新出门时对张玉凤说:“幸亏他先去了(指周恩来)，主席自己把接班人选好了，这是大事。”
毛主席在听过政治局委员表态支持建议、华国锋说“我水平低干不了”后还说，华国锋【同志在韶山当县委书记时我就认识了。他能关心群众，能调查研究，能团结同志。一个干部能做到这几点也可称得上清官廉政了。(这几句供参考，可能不可靠)他】当过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又当过副总理，有地方工作的经验，也有中央工作的经验。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这个水平低的。（大意，据汪东兴，毛主席尚曾说华“厚重少文”“办事不蠢”）
[以上两段除了【】中的来自汪东兴讲话等等，汪76年11月18日说1月周去世后主席说邓：“不行了，另找一个。”]


1976年1月31日主席在毛远新关于传达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已阅，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2月1日在华任代总理，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的中央通知稿上批示：
同意。退华国锋同志。
《毛泽东年谱》、宋《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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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常见的可疑材料：师东兵《张春桥在狱中》【颇可疑】则称毛泽东在1976年2月和张谈话的时候说，“春桥同志，你今后要在驾驭全局的能力上狠下功夫。”“我说的这个全局，就是驾驭整个国民经济的能力。从理论上和观察问题的水平上，你和文元都已经打了合格的分数，现在是要学会经济管理。为什么我要让你们在上海这个阵地上再干他几年呢？一是这个地方重要，学会了管理上海，就能够管理全国。我把上海作为你们的试验地，就是让你们将来能够管理整个国家。”
师东兵又在《决定中国命运的二十八天》【颇可疑】里称此时主席对江青指示，“花开是次要的，关键是叶落。花不开能结果吗?叶落花开结果，这是大自然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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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木回忆1976年2月因主席谈到遵义会议，王洪文要肖找点党史上遵义会议材料。王说：“主席的话，我听了两次，一次毛远新传达，一次是主席亲自找我谈的，毛远新传达的比较简单，就说你去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要他们让一下。我当时就表示，一定坚决按照主席的指示办。”……毛亲自找他谈话是毛远新传达过了两三天后。王说：“我见到主席，就又说了坚决拥护主席指示的话。主席说了一些话，让我感到很亲切、很温暖，

主席说，你还年轻，还有机会。从遵义会议起，我也还不是一把手，一把手是张闻天嘛。好好学习，增长些才干。”

转自肖木和郑重的谈话，郑重《张春桥：1949及其后》716-7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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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出监后回忆

毛泽东在七六年一二月间，与毛远新谈话中说：“王洪文当时提得快了，没有考虑好，这是我的错误，此人没有经过风雨，以后恐怕要补课。”

朱永嘉《刘邦与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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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1321页引用毛远新1980年6月交代说：

3月，江青对毛远新称，为了加强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领导，建议“我和（姚）文元任中央常委，陈锡联任军委副主席”。她要毛远新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说：不急。

1322页引用毛远新1980年6月交代：

"1976年9月10日，在原毛泽东住所202房间，江青问我：“张玉凤说毛主席最后交代，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和我五个人要团结，有没有这回事？”我说有这回事，第一次是我们五个人汇报后说的(摘录者注：6月?)，第二次是毛主席对张玉凤和我说的。"

余汝信《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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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查证】76年初在关于某些人假借悼念周四处活动为邓翻案材料上的批示

悼念虚，复辟实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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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3月2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第三期文《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第一次出现，10日社论《翻案不得人心》第一次正式引用:毛主席最近指出：

翻案不得人心。

《人民日报》197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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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3月?]因江姚王在批邓政治局会没有发言只有插话，让毛远新传达

江青、姚文元、王洪文他们应该发言嘛。

1980年7月25日审讯姚文元记录，转自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张春桥姚文元实传》引1979年12月3日周家慤交代材料，江青听传达后找毛远新说政治局会议开得冷冷清清，应该请两校的人来面对面地批判邓小平。毛远新同意，说“要给政治局透点新鲜空气”，3月26日政治局扩大会有迟谢和清华大学五名师生参加，汇报反击的情况。会上批判邓“你是一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头子”“是党内外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败家子”“洋奴买办”“谣言公司总经理”“搞复辟倒退”“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让你们一伙人死了心吧”，周家慤主讲。据1980年8月3日毛远新交代材料，他向毛主席汇报时说邓小平“当时态度不好”“一句话也不说，最后连个态度也不表”。
据《张春桥姚文元实传》引姚文元交代说，这次会上张提到主席过去说党内有“官僚主义者阶级”，是资产阶级在党内很好的说明，后来查到了这段，在报上公开发表。1976年6月18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发出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1976)3号，传达了这个著作，即1964年12月13日毛主席关于社教的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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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2月3日在中发[1976]1号文件(中央宣布经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代总理；陈锡联在叶剑英养病期间负责中央军委工作的通知）上的批示

同意。
  二月二日

文件记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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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2月3日在中发[1976]2号文件(中央关于将中发[1975]23、26号文件口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的通知）上的批示

同意。
  二月三日

文件记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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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2月16日在中发[1976]3号文件(中央转发军委关于去年扩大会压缩编制继续执行，停止贯彻邓、叶有错误讲话，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告）上的批示

同意。
  二月十六日

文件记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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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3月3日在中发[1976]4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13条)的通知上的批示

同意
  毛泽东
三月三日 

据中发[1976]4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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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3月3日在中发[1976]5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华国锋2月25日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讲话的通知上的批示（注：批示在华国锋关于印发4、5、6号文件的报告上）

同意
  毛泽东
三月三日 

[华国锋在讲话中引用：]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

据中发[1976]5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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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3月3日在中发[1976]6号文件(扩大传达[1976]3号文件到县团级）上的批示

同意。
  三月三日二时

文件记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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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3月10日在华国锋3月3日请示是否印发江青3月2日在十二省区座谈会上讲话(讲到风庆轮问题)的报告上批示

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三月十日

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

《建国以来文稿》。据《李先念传》，华的报告说，“因为内容涉及到政治局同志的批件及提到送主席看过，所以我没有把握批印，可否印发，请主席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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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3月17日会见老挝总理凯山·丰威汉时谈到

我们现在还在斗。你到清华、北大去过吗？
你们比我们好。你们没有台湾问题，也没有香港问题。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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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3月24日在中发[1976]7号文件(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劝阻浙江等地革命群众来京上访的通知）上的批示

同意。
  三月二十四日 

文件记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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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1日在(即中发[1976]8号文?待核实）关于南京出现指向在中央领导同志、冲击铁路事件的中共中央通知

毛主席已圈阅 

文件电话传达记录稿。据《张春桥姚文元实传》所引用4月1日姚文元日记，这个通知是他在3月31日夜政治局六人紧急会议上坚持起草，经主席批准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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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2日、3日和对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四月一日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退 毛远新

同意

[原注：毛泽东四月三日阅批：“同意”。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
[注：会议讨论了注意某些人伪造“总理遗嘱”、借故闹事动向，五一节安排，扩大传达《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的问题]
收于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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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5日对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四月四日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报告的批语

退 毛远新

[原注：此件经毛泽东圈阅过，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文中的错别字是原有的。]
[会议认为事件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伪造“遗嘱”等造舆论攻击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中央准备转发公安部一个报告，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的反击；首都工人民兵组织好；卫戍部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北京军区要稳定。从今晚（四号）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抓住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人及其保镖。估计下一步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暂时地平息下去；一是挑起新的事端，敌人会利用“中央有人反总理，连送花圈悼念活动都不许”的借口去煽动，以致导致武斗。]
收于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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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6日对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四月六日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报告的批语

退毛远新


士气大振，好，好，好。

  六日十八时 

[原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经查毛远新写信的时间应为四月六日三时。]
[会议听取北京市刘传新吴忠汇报，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刘传新说，介绍今天敌人闹得这么凶，我们估计不足，上午很被动，下午才扭转过来。有组织地活动的约有200来人；跟着起哄或表示同情支持的有4000多人。他们利用战士民兵打不还手的纪律，硬往死打。总计伤168人。重伤15人已送医院抢救。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我们的士气大振。市委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广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都很快走散，一万民兵和五个营战士三千公安人员带着木棍把闹事的人全部包围，分批清理，多数教育释放，捉了最坏的38个人，前三天捉了39个，大部分都有证据。目前天安门前恢复正常。这次有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即他们的矛头非常集中，集中攻击毛主席、党中央；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此外，从整个行动来看，完全是早有予谋，有组织有计划的。突然组织反扑，我们过于天真了，看简单了。吴忠同志说：今天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也差，上午没搞好，没有集中力量，在今天下午烧汽车时就应出动，但调动不灵了，指挥部没包围，冲进去放了火，在一楼浇上汽油，点火，要把楼上的人全烧死。楼上有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张世忠同志（中央委员）卫戍区两个副司令，市公安局两个副局长，从后门跳窗户才跑出来，教训太大了。另外，打不还手是指人民内部，那样的反革命、烧汽车、打人还不还手，吃亏了，他们连外国人也打，想制造事端，我们估计不足，暴露了我们工作中很多弱点。今天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政治局分析：不要以为事情完了，天安门前大表演是在造舆论，下一步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发生。因此民兵明天不要轻易出动，指挥要从全市着眼；民兵要进行思想教育，讲清这根本不是什么悼念总理，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击了表面这些年轻人不行，要揪出司令部；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枪枝。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动枪；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的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足不行的。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望告。]
[收于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注：据《张春桥姚文元实传》引姚文元4月6日日记，政治局开会，毛主席说“士气大振，好!好!好!”,决定搞一文件，北京市委员会起草，通报全国。毛主席批(准)了他4月5日起草的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6日已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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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7日毛主席关于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问题性质问题的批示及毛远新和毛泽东谈话的笔记

一 首都

二 天安门

三 烧、打

性质变了


[原注：此件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
【注：据张玉凤回忆，主席还用红铅笔写了一张字条：同意，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附件：毛远新的笔记

四月七日上午8：05一9：15
（汇报了四月六日北京市的情况，谈到原来是打不还手，吃了亏，性质变了，应还手了，并配备了木棍）
主席：谁人建议的？陈锡联？
（好象不是他，他是赞成的，他说战士只能挨打不行。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和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同志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了才好动手。）
主席：好。
（目的是区分两类矛盾，一讲事件的性质，好人却离开了当然也有坏人聪明点的跑了，剩下人少了，我们的力量占优势再下手）
主席：嗯。（点头）
（谈到政治局六日晚上研究的几件事，提到国锋同志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通报全国，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央发个文件）
主席：公开发表。
（登报？）
主席：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导，（指桌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三分）吴德讲演等。
（市委报告不发了）
主席：不发。并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
（太好了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主席：（点头）嗯！
（由中央作个决议，也公开发表？）
主席：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好。上次会议，春桥同志当邓小平面说：你看看天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
主席：（点头）是的。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
（挥手）
（应该赶出去了，我马上找国锋同志去）
主席：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约苏振华（我把除邓、苏外政治局名单列出）
主席：叶不找。
（除这三人外，其他同志都参加）
主席：好。华国锋任总理。
（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
主席，对。
（我马上去通知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主席：快，（挥手）谈完就来。

[原注：此件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的。]收于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引注:据《建国以来历史决议·注释本》，7日下午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政治局讨论指示执行并请求广播两个决议问题，谈到任命华为总理时，主席说：
还要[华]任命[党]的第一副主席，写在决议上。
据《张春桥姚文元实传》所引姚文元7日日记，毛远新说:主席还说：决定中要加上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晚八时广播，还有译成外文。当讲到人民日报还有一篇时，主席说：对呵！正在看。同意要跟省、市委、大军区同志打招呼。
据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毛远新回来后又通知除苏振华外，其他人都到会。吴德说主席批评了上海出现的拥护张春桥当总理的表语，让上海赶快把这个标语拿掉。
【供参考】据华国锋1976年10月7日讲：“在安排我当第一副主席、总理时，我向主席说，我水平低，不能担负这个重任。毛主席批示，就由那自称水平低的人当。”[至少华所说批示时间似有问题，后来未见公布此手书]。华10月12日又讲政治局讨论时：“张、王说，‘华要接待外宾，他俩没法出席，报纸没法公布。’因为华不是党的付主席和常委，名字不好排。后来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就把已圈阅的任命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付主席的文件又要回去，加上了‘第一’两个字。’”[即讨论时“两项英明决议”稿是否写了任副主席，华的讲话有矛盾，吴德回忆中是毛远新拿政治局拟的决议报告后，回来说毛主席已经批准]]
[据阎长贵《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毛远新说关于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和对邓小平的处理意见也都是主席用手写的。]

据《毛泽东年谱》和各文件记录稿，主席下午五时半在中发[1976]9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华任第一副主席和总理决议上批示:
照发
[十]七时半

在中发[1976]10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上批示：
照发
[十]七时半

在吴德讲话稿上批示:
照发 
七日十七时半。

在华国锋4月8日报送的中央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电话通知稿上批示：
照办
毛泽东
1976.4.9

在毛远新4月13日报送的45事件反动诗文原件选印上批示：
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 
毛泽东
十三日

在同日毛远新请示报告建议印发罪证的部分有意思相同的批示：
第三条不好。
(第三条说:北京市委的报告(准备转发全国)要进一步修改充实,除介绍北京的经验外,要把这次事件的罪证选择一些影印附上,使全国干部更清楚天安门事件的性质）
          ——————————————————————————————————————————————————————————————————此计不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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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中午主席听毛远新汇报后要毛远新传达

主席还说：决定中要加上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晚8时广播，还要译成外文。

当讲到人民日报还有一篇时，主席说：对呵！正在看。[主席]同意要跟省、市、大军区同志打招呼。

1976年4月7日姚文元日记，转自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
[4月7日姚文元日记说不能骄傲麻痹，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路还很长，今天这一切以鲜明的阶级斗争事实告诉我们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姚总结了三项经验(大意)：面向劳动人民和全世界的宣传，把阴谋彻底揭穿；武装起群众，坚决拿起棍子，打击反革命；果断的组织措施，中央机构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打破一切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束缚，及时处理内部资产阶级代理人、叛徒。
4月8日姚文元日记说:这次事件，我看有三种因素作用:1.党内走资派(包括要保卫资产阶级法权的高干子弟);2.社会的渣滓，从刑事犯，到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到反动文人;3.还有特务(国民党、苏修)。其中党内走资派是台柱、主心骨，凝结点。故征途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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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7日汪东兴汇报政治局讨论天安门事件和邓的问题时主席说

是刘冰的信惹了祸，矛头是对着我的，[邓]现在不行了。

《我的父亲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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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13日关于制止保定抢枪的中共中央电话通知

毛主席已圈阅

电话记录稿传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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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20日会见埃及副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时对客人说

不要讲伟大领袖。
好好定一下援助。
他(注:指华?)是个好人。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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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27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

苏修丧气，主席说的，看了参考说的。（一家苏修，一家国民党。他们期待健康力量，开始认为有希望，一棍打下去，来不及高兴就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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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30日会见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时说

这个世界很乱，因为有俄国存在。我们这里有原子弹，污染空气，日本和你们，还有美国他们不满意，你们骂一骂也可以。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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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5月在江青3月31日建议主席审定印发主席同杨振宁李政道谈话供政治局学习的来信上批示
不印发
[《毛泽东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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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5月7日中发[1976]11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外交部、中联部关于对有邓小平形象或其他修正主义谬论的影片、照片和书刊的处理意见

毛主席已圈阅

据中发[1976]11号文件记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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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5月12日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说

这个世界很怪，大多数国家都怕一个国家。欧洲、非洲、美国、日本、中国，还有你们新加坡、东南亚。你看怪不怪呀。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
《章含之交代》说：五月廿[应为十二]日，主席会见李光耀后，谈乔向华总理谈外交部的运动。（邹一民《外交部“文革”中的王海容》说，乔说“有困难”。毛主席指示乔冠华找华总理汇报运动问题。）
《章含之交代》说十三日晚毛远新叫去，说主席指示，由华总理、陈锡联、汪东兴和张春桥、毛远新听取后的汇报，具体安排听华国锋的通知。毛远新还说，他刚从主席那里来，说主席对王、唐说了两句话：“我对你们两个人看穿了，看透了。”“她们是两只耗子，看到我们的船快沉了，急急忙忙跳到邓小平的船上去。”五月十三日，毛主席接见新加坡总理时，指出华国锋管外交部的事
邹一民《1975-76年外交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5月13日毛远新打电话把乔冠华找到中南海，说主席要他先同乔冠华打个招呼称，主席指定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张春桥和他组成的五人小组将听取他们对王海容和唐闻生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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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含之交代》中江青转述毛远新1976年5月13日传达主席批判王海容、唐闻生的话

我对你们两个人看穿了，看透了。

她们是两只耗子，看到我们的船快沉了，急急忙忙跳到邓小平的船上去[了]。

【待查，因外交部传达但《材料之三》未引】华国锋1976年10月3日约见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时宣称主席在章含之4月25日告王、唐信上批示

乔冠华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

邹一民《1975-76年外交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李先念76年12月2日讲话说是主席说过。
[注：阎长贵《关于毛远新的几件事情》（《党史博览》2008年第8期）说，毛远新2001年说，1975年9至10月他作为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是陈锡联)参加完庆祝回到北京后，毛主席告诉他，你不要回沈阳了，留在我身边做我和政治局的联络员吧，那两个“小耗子”跳船了。
据章的书和《乔冠华传》，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75年10月25日(11月?)外交部党组学习毛主席谈话时有人批判说外交部这次批右倾，外交上代表就是你乔部长，不执行毛主席“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政策，在纽约和基辛格谈判时抵制毛主席最新指示“美苏在搞新的慕尼黑阴谋”，在和日本外长谈中日和约时右倾妥协，你的错误是1973年总理错误的重复和延续。
《章含之交代》还说：2月20日中午，江青叫乔和我去谈尼克松的接待问题。江告诉我，她在主席那里看到了我给主席的信，说乔与我在外交部的日子不好过，要主席帮助解决。尼克松一走，江就把我找去，主要讲邓的罪行，除了右倾路线外，还说邓迫害主席。75年，主席治眼病动手术，不能激动，可是邓却转了一封写主席为“唐明皇”的反动信，邓还在政治局会议上给陆定一、薄一波翻案，说主席不同意，所以中央才传达了陆定一问题，邓说薄不算叛徒，因为他是通过中央通过狱中人写自首书出狱的。江说她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对，说那是刘少奇的中央，主席支持她，薄才来翻案，还说邓借主席说的四人帮，整她，搞得他们很紧张，不敢相互见面，去年七、八、九社会上她的谣言很多，还说她自杀了，主席知道后很不高兴。……有一次还给我看了她给主席的一个报告，说从乔处了解到主席见外宾全部由王、唐安排不好。主席圈了，还说主席同意她找黄镇、韩念龙、仲曦东处了解外交部情况。她真的以后找了三位。她当我们的面给张玉凤打电话，要张向主席汇报和我们谈话的情况，以此来说明主席同意她的做法。为了进一步证实，三月下旬，我给张玉凤打电话，问外交部的材料是交江青转还是直接送主席，张说可交江，她管外交部，还可以找毛远新，他现在是毛主席的联络员【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记为：主席说外交部的事交江青管】……江还说，主席过去叫唐任她和主席的联络员，后来主席说一个人不好，还说王当付部长主席不知道，看到中央文件通知后不高兴。说唐当候补中央委员是她提议的。还叫我们对王、唐不要有疑虑，说主席去年夏天就不多见她们了。
高文谦引“中央两案材料”1980年7月21日《章含之的揭发材料》，（江说[大意]主席没有理睬邓就江在农业学大寨会上讲话告的状，说主席对邓整她很不高兴，动了气，说）“说我批评了江青，我是批评了江青，但是难道我批评了江青，他们就该把她打倒吗？”。
（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说，76年2月江青说毛主席那边告诉她，外交部在老干部和“联络员”(王、唐?)之间有矛盾，以后要她过问；后来毛主席的秘书也在电话里对我(章)说以后外交部的情况由江青转送毛主席，这是主席的意见，秘书不再接受我们的材料。）
《章含之交代》还说：五月廿[应为十二]日，主席会见李光耀后，谈乔向华总理谈外交部的运动。十三日晚毛远新叫去，说主席指示，由华总理、陈锡联、汪东兴和张春桥、毛远新听取后的汇报，具体安排听华国锋的通知。毛远新还说，他刚从主席那里来，说主席对王、唐说了两句话：“我对你们两个人看穿了，看透了。”“她们是两只耗子，看到我们的船快沉了，急急忙忙跳到邓小平的船上去。”五月十三日，毛主席接见新加坡总理时，指出华国锋管外交部的事，以后我们再也没有与江青联系。
据杜修贤《沉浮人生中的乔冠华》，主席批评章含之76年4月25日写信告王唐状（王唐转了康生生造所谓江张有历史问题的话）说的“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见李先念76年12月2日讲话)，是指乔章在外交部不真正批邓，而是“打内战”。据章含之《我与乔冠华》，乔冠华6月被批判后打电话问毛远新，毛远新说中央要集中批邓，乔从没有联系外交批右批邓，不揭发检讨，组织外交部转移批邓方向，打内战，还想利用中央来帮你打内战。(毛远新还说不能这样，以后千万不能提干不下去，辞职这一类的话；你作为第一把手应先作自我批评，你点名批评你的副部长，你作了自我批评，人家不作是人家不对，见邹一民《1975-76年外交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乔1976年10月17日在北京机场对章说，没有想到这么快可以打倒“四人帮”，3、4月份想利用他们内部矛盾保住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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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1980年6月交代：

"1976年9月10日，在原毛泽东住所202房间，江青问我：“张玉凤说毛主席最后交代，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和我五个人要团结，有没有这回事？”我说有这回事，第一次是我们五个人汇报后说的(摘录者注：6月初)，第二次是毛主席对张玉凤和我说的。"

余汝信《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1322页
据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毛远新交代六月初毛主席突发心肌梗塞，当被抢救过来后，他两次对当时在他身边值班的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和毛远新五个人说要团结。由于主席发声含混不清，毛远新怕华国锋听不清楚，还特地把华叫到床前俯身听主席第二次说。
据《红墙内的摄影机—杜修贤》载杜修贤回忆，1976年9月10日晚11时汪东兴叫他去游泳池202号(唐山地震后主席被搬到这里)，大约过了40分钟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来了，杜为他们照了手挽手围在去世的主席身旁的相片。(左起张、王、江、华、毛远新、姚、陈、汪），华国锋在1981年6月23日“中央常委在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召开各组召集人会议”上说：“八人照片，可以印，我同意。照相时，斗争紧张了，我想稳住一下，这时已约李、叶商量过了，毛主席9号去世，11号我就要李去西山找叶帅。14号李去了，所以照相时间，已是要粉碎“四人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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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8月18日中发[1976]13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

毛主席已圈阅

据中发[1976]13号文件记录稿。这是毛主席圈阅的最后一份中央文件。据《年谱》,9月7日主席在纸上划了一个三字，即要找三木武夫的材料看。这是毛主席看的最后一份材料。据《陈锡联回忆录》，中央第一次通报主席病危时(8月?8月三次特急电报通报病危，6月心肌梗死时通报了健康状况)，他们去看主席，主席睁开眼和陈拉手，说“你是锡联？”（也就是还能作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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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汪东兴传达，说是4月讲（后来的材料又说是5月），汪东兴11月8日内部讲，1976年12月22日见报，三个“罪证材料”引了，但一般不收的：

“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叶在1976年10月6日晚11时会又无中生有地宣称，“毛主席临终前，还拉着我的手叮嘱”说了什么江要闹事，要协助华制止他们云云。主席弥留和政治局委员握手告别时没有说话。叶后来(如80年11月29日)改口说主席两次找他，看了他一眼，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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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待进一步核查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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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谈话【待整理】

关于理论问题（王传达）

【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要逐字逐句地领会，主席的指示我也领会不深，到主席那里问了几次。主席作了解释。……“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我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不好，不清楚就问嘛！我也想追根，找了主席好几次，哪些问题要搞清楚呢？如社会主义政权和国家经济制度中，有无资本主义因素、资产阶级法权；为什么会产生资本主义，怎样限制；对经济基础要不要继续革命，怎样革命；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为什么说搞不好会产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讲无产阶级专政，就讲这些，不讲这些东西，无产阶级专政就讲不清楚。理论上糊涂，行动上必然盲目，这就是主席讲的“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全国人民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怎么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呢？劳动群众的专政，是多数人压迫少数剥削阶级，这就是压迫新老资产阶级分子。
……
“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为什么要加以限制？主席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我又清楚又不清楚。主席叫我想想自己，我又比较清楚了。从反面看，资产阶级法权又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苏修工资差距大，实行高工资、高奖金、高报酬，就是这样产生特权阶层和特权阶级的。从正面看，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如此巩固，有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正确的政策，对资产阶级法权给了一些必要的限制，但这种限制，还没有消除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如不加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会发展、扩大、自由泛滥起来，如奖金挂帅、物质刺激，进而发展资本主义。主席多次提出这个问题，说苏修那一套搞不得。
……
主席为什么引用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当时列宁这段话，是小生产未进入集体农庄情况下讲的，现在我国已集体化是否适用？我体会主席引用列宁这段话是对列宁思想的恢复，因为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有阶级斗争，没有看清小生产自发势力的巨大影响，主席提出这段话，说明了列宁的论断没有过时。那么，列宁的这段话是否符合我国的情况，主席反复讲了符合的理由，（一）我们有个体生产的残余；（二）小生产包括原来个体生产的农民，他们是从小生产过来的，小生产固有的特点还存在，自私性(注:黄冈版作私有性)、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习惯势力等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资本主义。主席这样一讲，我就清楚得多，原来道理就在这里。
“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主席这个指示，开始我是很不理解的。为什么在小生产后面讲这个？主席说，你想想你们工人一部分，党员一部分是从哪个阶级来的罗！难道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吗？
……
现在发表了“三十三条语录”，毛主席看过好几遍。主席说：“有两条顺序要颠倒一下，增加几条很好。”

1975年1月14日王洪文关于学习毛主席理论问题指示的讲话】

[1974年12月31日姚文元在《红旗》编辑组传达
六七年六、七月，春桥和我向主席汇报工作，主席说，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又要继续革命，这个问题要写文章，讲清楚。
1975年2月21日姚文元在《红旗》编辑组传达
主席带信，叫我也写文章。
主席说：列宁语录要补充，改为马列论无产阶级专政，登《人民日报》、《红旗》，写编者按。]


关于人事问题等（周等传达）

【周：关于人事安排问题，主席责成王洪文同志和我，就国务院领导人员和人大常委委员，研究拟定一个名单，我们研究了几次，把名单送到主席那里，主席看了後说，邓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谈到春桥同志时，主席说，春桥同志有才干，谈到第三位副总理，主席提到先念同志。第四位副总理陈锡联同志，是最后一次汇报时主席提出的。因此，前几位副总理是这么安排的，邓、张、李、陈。小平同志是第一副总理，春桥同志是第二副总理，春桥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是主席直接提出的，在谈到总理时，主席说了一句：他(指总理)抓工作细。总理说：主席说我抓工作细，我是抓小不抓大。前一段在医院养病，对我也有好处，摆脱了一些事务工作，想了一些问题。在人事安排方面，还有李德生同志，他提出请求免除他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主席指示同意，并提议增补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本来不打算开十届二中全会，後因人事问题才决定召开。人大常委名单，主席是同意的。在研究人大委员长时，提到朱德同志年龄大了，需要很好修养，但考虑委员长还得朱德同志来担任，主席说只好勉为其难了。人大常委的安排，历来有两种设想，一种设想是部分老同志安排到人大常委，一部分安排到国务院；另一种设想是在人大常委中老同志安排多一点，国务院副总理一般要身体较好，能坚持工作，主席同意了后一种设想。国务院是老中青三结合，六十岁以上的算老的，有小平、先念、我、王震同志；六十岁以下的算中，有陈锡联、陈永贵同志、余秋里同志都还属中年，春桥、登奎、国锋同志都是中年；青年孙健、吴桂贤同志。看起来中年多一点。四届人大时是中年，到五届人大时老的就多一些了。人事安排就说这一点。我们都要努力工作，争取多做贡献，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使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一个新的跃进。
邓：……战争的危险，主席讲，不是要讨论的问题，而是要准备打的问题。……
张：……过去陈伯达拿死人压活人，主席说，我也拿死人来压压活人。……
1975年2月1日总理、邓小平、张春桥副总理在国务院领导人见面会上的讲话】
【主席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凌晨谈话以后，中央就讨论，並把主席的指示写出来，送给主席看了。主席改了几个字。然后，我们就搞语录。先编了列宁的语录二十条，送给主席。主席仔细地看了以后退给我们。我们请示可不可以发政治局，主席说，可以。后来主席又指示我们搞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录。过了几天，主席问这二十条语录可不可内部先发下去？又说：是不是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语录，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由《人民日报》、《红旗》写一个编者按。
政治局讨论，二十条语录内部不发了，把主席的指示以中央文件发下去，马、恩、列的语录登报。报告给主席，主席都批了。
张春桥主任1975年3月1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

参考材料

【毛主席在谈到批林批孔时说，世界上的一些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比如四书五经以前不读不行，现在不读了，孔夫子可以批了，一样可以治国嘛。关云长也不拜了。
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现在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就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主席还谈了几个具体问题。毛主席说，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都可以去嘛。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嘛。
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
……
毛主席说，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强。开二中全会，补常委、副主席。并担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三个职务。
毛主席说，张春桥有才干。当汇报到有谁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毛主席说，张春桥兼。
当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时，毛主席说，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都可以去嘛。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嘛。
毛主席说，世界上的一些事，说起来难，做起来不难。比如四书五经现在都不谈了，可以一样治国嘛。
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
毛主席说，苏联人人与我们搭桥，注意。
毛主席问，勃列日涅夫到中国来可以不可以？

毛泽东主席指示要点(1974年9-12月)，《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宋永毅】

【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节录）
1974.12.23-1975

传达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日四次谈话要点：

—、留三天谈谈。二十四日又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二十五日说，你们还可再留两天。二十七日见面时说，现在没有什么要谈的了。

二、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在二十四日谈话中，主席又说在批刘批林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 并举党内斗争历史为例。（洪文同志有回答，我与洪文同志谈了话）

［原稿不含三、四两点］【txt录者注：关于批评周叶李“三人帮”的大概不会记录，可能是关于理论问题谈话要点，对江的其他一些话和关于民兵不参加两派斗争等具体意见？】

五、在二十三日谈到小平同志时，主席写了“人材难”三字和“强”一字，并指指脑袋，说小平是难得人材，政治思想强。在报告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主席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讲到副总理名单时，主席在听到我念邓、张、李对，又加了一个陈（锡联）字，念为邓、张、李、陈，并说张有才干，李较软弱。

六、主席说他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江青同志说，没有工作做，主席说看资料，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然后提意见，主席自己多少年来就是这样做的。对江青同志，主席说，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这一条，我们报告主席，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一谈，在政治局就不提了。）

七、主席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我们说，在一、二月份，下达那些指示，开了那样大会，我们也有责任，政治局也没有认真讨论。所以七月十七日主席离京前约政治局同志谈话时，我曾说过，有些事是我们“怂”起来的。

主席说，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现在五经四书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关云长是武圣也打倒了。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八，谈到国际形势，主席认为越讲缓和越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而要强调备战紧张，各国人民对此要有所准备。主席认为要弄清苏修对我试探的真正意图。主席问，如果勃列日涅夫要来谈，应该怎样？我说，如他真想来谈，可考虑，但我们不能去请他。主席点头。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周恩来手稿。）
摘自宋永毅《文库》。高文谦《晚年周恩来》载摘为主席有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要做老夫人，不要做红娘”

还可以参阅《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562页起和《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396页，此处不录。】

【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相当可疑】引王洪文交代说，1974年10月18日主席听说他说他也同江青吵过嘴时，哈哈大笑起来，笑了很久，还用两个手指做了一个姿势，说“顶起来了吗？”
主席说：“我看不出什么大事。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
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很多材料相当可疑，如385页宣称1976年3月10日晚毛远新汇报江在打招呼会议期间和十二省负责人讲话的情况时主席说{如今江委员的权力大得很哩……要学会夹起尾巴做人}等一段实际上是抄自1994年《华夏文摘》连载青野、方雷的小说《邓小平在一九七六年》。又如397页声称江青4月5日上午向主席汇报45事件并要求开除邓党籍，又说毛远新汇报会议决议烧花圈和吴德讲话，提到纳吉，又有一长段所谓主席讲话。这些在时间上不对，内容上和4月6日、7日[谈话、采取措施、张说邓是纳吉的实际时间]主席讲话也不一样（主席讲话句子也很短），也没有出处，当为流言。】

【程中原《历史转折的前奏 邓小平在1975》所载1974年10月20日下午在长沙会见完哈特林后和邓小平讲话，相比《毛泽东年谱》记载有所不同，开头是：毛主席问邓有什么事情要说。邓说我没有什么要说的。邓问主席有什么话没有。主席叫邓坐下，说，我不大懂北京的事。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

【夏远生《建国后毛泽东45次回湖南纪要》（《中共党史资料》第67辑）说主席1974年10月16日晚在观看湖南电视节目时提出，湖南也要发展彩电事业。12月26日为长沙酒厂的白酒命名“白沙液”。1975年1月23-27日江青到长沙期间，主席见了江青一次。2月2日对挽留的省委人员说“大家辛苦了！客走主人安，让大家过好春节，我们走啦！”】

【孙中范《不寻常的四届人大准备工作》《百年潮》2008年第6-7期：
1973年9月23日，周总理同王洪文一起向毛主席汇报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等相关问题。毛主席在听取汇报后作了指示。
当天，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由王洪文在会上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王洪文说：刚才，我同总理一起到主席那儿请示四届人大代表的问题。
一、代表名额要增加一些，要到2650名或多一些。
总理说：可能达到2700名左右。
主席说：可以。
二、知识分子代表要增加一些。 在保证工农兵代表占优势的前提下，为了团结各方面的人，有利于团结、改造知识分子，可以增加一些知识分子代表。
三、特邀代表的一部分或大部分转入正式代表，很少一部分放特邀代表，资本家可以做特邀。
主席还说：胡厥文也可以做正式代表。增加知识分子代表，要照顾到北京、中央国家机关，上海也有。
主席说：周谷城、谭其骧、苏步青、刘大杰、陈望道都可以做代表。
总理说：除北京、上海外，还有广州、武汉、天津等地也要增加知识分子代表。
王洪文还说：另外，我同意登奎同志的意见，目前在实际工作岗位上起骨干作用的知识分子应多安排一些，其他方面的，这次考虑名额有限，将来可在政协安排。总之，老朋友要照顾，同时要多交一些新朋友。

1973年10月中旬，各地、各单位的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已经确定，并陆续上报中央。这时值班室的同志按分工审查各地代表候选人的各项比例是否符合中央的要求，并开始汇编《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册》。
之后，纪登奎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他传达说，毛主席提出他不做四届人大代表，也不出席四届人大会议。政治局讨论了毛主席的提议，一致拥护。总理考虑中央领导同志只有毛主席一人不做人大代表不好，还要有人陪毛主席不做人大代表。我（纪登奎）在政治局会议上首先提出陪毛主席不做人大代表，后来又提出汪东兴同志也陪毛主席不做人大代表，政治局讨论已经同意，请值班室将我们三个人的名字从代表名册中去掉。
关于毛主席不做人大代表一事，王洪文在1975年1月8日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作了通报，并得到全会的认可。
王洪文说：在1973年筹备四届人大时，毛主席提出不做四届人大代表，也不出席四届人大会议。政治局讨论了毛主席的提议，一致拥护。 但是，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筹备工作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关怀下召开的，四届人大会议期间所有的文件、人事安排，都向主席请示，都有批示。 

毛主席在12月24日听取了周总理和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的汇报，并作了重要的指示，最后确定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候选人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人选建议名单。
周总理在京拟定的四届人大副委员长人选名单是两个方案。毛主席听了汇报后表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赞成大方案，即副委员长人数可以多一些。这样原方案列为国务院顾问或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几位老同志均明确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
在讲到人大常务副委员长人选时，毛主席赞成吴德主持人大常务工作。
毛主席不同意谢静宜列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他说：“副委员长，小谢不能放，人家对她不了解，提得太早了，不好。”又说：“小谢，官越作越大，搞共青团书记可以，当副委员长就不适当了。”
在讲到邓颖超、蔡畅的安排时，毛主席同意邓颖超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周总理坚持邓颖超不要当副委员长时，毛主席没有再坚持。因此只安排蔡畅做副委员长。
毛主席提出：（人大）朱（德）、董（必武）、宋（庆龄）。以下排个次序。
在讲到民主人士时，周总理提出：是胡厥文还是荣毅仁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主席同意在民主人士中放宋庆龄、胡厥文、许德珩三人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讲到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方案时，毛主席赞成小方案，不设顾问。
在讲到乔冠华、方毅作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时，毛主席说：“要保护乔（冠华）、方（毅）、谢（静宜），但不要放。”
在讲副总理人选时，毛主席还曾问：“吴桂贤多大年纪？”
关于总政治部主任人选，在周总理去长沙时尚未有定论，毛主席也在思考中。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时提出了三个方案——肖华、苏振华、廖汉生，还提出可否调冼恒汉？毛主席都没有表态。最后，毛主席再三考虑决定让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并说，张春桥有才干。
在谈到郭老（沫若）时，毛主席说：“回去代我问好。”
另外，在向毛主席汇报纪登奎提出要减少兼职的请求时，毛主席没有表态。
毛主席还提出在开四届人大之前开二中全会，并说：邓（小平）换李（德生）常委、副主席。李要他自己提出来，辞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职务。
毛主席同意修改宪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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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供参考】阎长贵《毛远新回忆毛泽东评价文革前的周恩来》
在谈到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看法时，毛远新说，我从小学到大学的时候，主席从来不跟我谈中央的事。后来工作了，特别是到辽宁省委担任领导工作以后，我见主席已经不是单纯的子见父辈那样，而是下级党委书记向上级书记汇报工作。这样他就要跟我讲一些这方面的事，主席也跟我讲到总理。
主席确实批评过总理。我知道的事情是后来。主席最早跟我讲总理的问题是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中央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总理在会上有个发言，总理讲前六次路线斗争，从陈独秀到张国焘，到解放以前。我参加了会，总理的发言，我都作了全部的记录。
后来，我去看主席，讲到批林彪，讲到总理的发言。主席说是我要他去讲的。他说，我们现在很多中央委员、高级干部对这段历史都不熟悉。但是在这里边总理讲话就有自我批评。讲两次王明路线他都犯了错误。
毛远新说，主席认为建国以后总理的功劳大，这是主席的原话。讲到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席说现在都把责任推到李德身上我就不赞成。王明路线造成整个苏区丢失这个责任，政治路线责任应该由博洛来负，就是博古、洛甫，也就是秦邦宪和张闻天。军事失败主要责任要周恩来负责。这是主席的原话。因为当时军事负责主要是周恩来。
主席说，红军被迫撤离，说是北上抗日，对外宣传这么讲，实质上是逃命。不走就要被国民党吃掉了。军事上的责任第一位是周恩来，这个他是明确的。主席说，李德是一个外国人，跑到我们的江西山沟里帮红军打仗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还是个顾问，顾问，顾问，顾而问之，可问可不问。他的话可听可不听，为什么都听他的。李德出的馊主意，军事上拍板还是周恩来，命令是他下的，他是军委的最高负责人。
主席说，全怪总理也不合适。总理这个人是很守纪律的，莫斯科下来的命令他是要坚决执行的，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宁可犯政治错误也不犯组织错误!就是说哪怕我政治上错了，但我组织上没错，上边的命令我是坚决执行的。总理组织纪律性很强，当时给中央苏区造成的损失，实际是莫斯科斯大林的瞎指挥。但是在这里执行政治路线的是博洛，军事上是总理，责任都推到李德头上有点冤枉。但是，主席又说了，都要总理负责也不对，为什么呢?他是守纪律的，他要听莫斯科的。再一个就是湘江战役失败以后，总理也反思，而且总理起了很大作用，就是遵义会议，如果总理不转变，遵义会议就很难开。
遵义会议确定了总理、主席、王稼祥三人的新的领导以后，实质上还是总理是一把手。但是做起来，开始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象土城战役等等。后来红军到了鸭溪，主席讲的很清楚，就是贵州的一个地方，总理专门找了我，总理说：再这样下去不行了。主席也说：是不行了。怎么办呢!总理说，还是你来吧!我不行。主席自己讲，要我来可以，你得给我全权，就是全部的权力。总理说，就给你全权!主席说，那别人不服怎么办?总理拍了胸脯，我去做彭德怀和林彪的工作，一军团、三军团是主要的、核心的主力部队。从那次谈话以后，总理确实是让部队服从主席。遵义会上他也做了自我批评，总理他认识到自己确实不行后敢于检讨，敢于自我批评，敢于请主席出来。
主席还讲，到了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回到延安。我还到机场去欢迎，他是莫斯科派来的钦差大臣，左右两边，一边是陈云，一边是康生，哼哈二将，厉害啊!王明带着这两个人从莫斯科回来了，传达的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主席说，我就不大赞成这一点。主席说，我在机场欢迎的时候，他(总理)就讲了话，说热烈欢迎王明同志回来，给我们山沟沟里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那时侯王明讲，山沟里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
主席说他(指王明)的话一说出来，中央大多数又跟着跑了，包括总理。主席又很孤立，在政治局里没几个人，都觉得那是代表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只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主席说，我找总理谈过，说你看看中国历史，历来结盟都是谁有实力谁说了算，现在我们跟蒋介石结盟，蒋介石的实力比我们大的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听蒋介石的，将来我们的脑袋都得搬家。总理没有听进去，所以他回到武汉，后来到重庆，他主持的长江局，在新华日报发表的文章，对主席的文章只发前一段，共产党独立自主的这一部分不发表。
主席说，在这种状况下，还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比我大的多，蒋介石闹摩擦了，最后发生了皖南事变。皖南事变以后，总理和那些人才彻底明白了，一切服从不行啊!皖南事变以后，总理转过来了。解放战争期间总理都是出了力的。总理最大的功劳是解放以后，整个国民经济、国家的管理体制是总理一手建起来的。
建国以后，大的方针定下以后，具体怎么做，全是总理的事，主席根本不管。但是主席知道总理不是挂帅的人，只能当家，不能做主。
【有疑，待核查】转载时有“五柳村编者按：这是一份谈话记录，感谢阎长贵先生提供。2013年6月7日”，见于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而《毛远新：谈毛主席批孔的真正原因》无署名，故不录，可以参看恽仁祥《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120页起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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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核查】毛远新手迹

当年主席给我讲吴承恩写西游记的时候，讲过吴承恩的一首诗：
野夫有怀多感激，
撫事临風三叹息。
胸中磨损斩邪刀，
欲起平之恨無力。
        毛遠新
     2010.10.14

毛远新手迹，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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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思玉《缅怀毛泽东同志对湖北人民的关怀》(《中共党史资料》第48辑)：1968年(?)夏，毛主席住在武汉东湖。一次他问我们：西边的铁路（指焦枝铁路）修了没有？我答，“没有修。”毛主席说：“中央、国务院早就定了修建焦柳路，总体规划和设计方案我都看了，焦柳路是从湖南的焦作经豫西、鄂西、湘西到广西的柳州。如果打起仗来，敌从从海上来，津浦路容易中断，京广路受威胁。若把焦柳路修好，纵深还有宝成路，可通云、贵，我们就灵活多了。你和其他同志及河南的刘建勋同志商量一下，先修好焦枝铁路。
1969年夏，毛主席又来到湖北视察。6月26日我和张体学、刘丰带着地图向毛主席汇报修焦枝铁路的问题时，毛主席说：南北两线，我看还是北线好。你们是同意南线的，你们是从地方主义出发的。现在美苏两国争夺世界霸权，到处伸手，弄得世界不得安宁。我们要做好早打、大打的准备。我们不是他们的参谋长，天晓得他们什么时候挑起事端，发动战争，我们要做到有备无患。焦枝线修好了，然后再经湘西向南延伸修至广西柳州，同时修从襄樊入四川的铁路。形成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就立于不败之地。你们同河南刘建勋同志商量一下，动员两省人民大力支援，与铁道部同心协力，争取时间把焦枝路修好，为在湖南、广西修焦柳路创造有利条件。（1970年7月1日，焦枝线建成通车。仅用短短8个月时间，就建成了一条全长753.5公里的铁路。当我们把焦枝线建成通车的喜讯报告给毛主席时，毛主席说，修铁路还打人民战争呀！说罢哈哈大笑，十分高兴。）

1968年(?)6月，毛主席在湖北视察谈到湖北能源情况时说：湖北江汉平原会有石油的，我曾问过李四光同志，对地球的构造研究得怎么样？他说对地球的了解还不到一张纸那样薄一层；从地质结构看，我国油气层分布于很广阔的地域。你们报告国务院，请石油部派专家和勘探队来探明情况。若江汉平原有油，战略价值可就大了。如果打起仗来，大庆和沿海地区的油田很容易被敌人破坏。江汉平原有石油，平时把油井封闭不用，战时启用，作用就大了。人没有饭吃不行，飞机、坦克、汽车没有油也不行。没有油，飞机、坦克、汽车再好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嘛！毛主席明确指出；你们武汉军区要管一管嘛！
1969年6月和10月，毛主席两次来湖北。在接见我和刘丰等人时，询问到江汉油田会战情况，强调指出：开发江汉油田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你们要从战争的角度去看待江汉油田。军队要介入油田的工作，一定要搞好油田会战。

（我和其他同志于1968年夏…把坚持在十堰地区建厂的意见报告了毛主席，同时向周总理和国务院作了汇报。）毛主席指示说：二汽厂址要尽快定下来，争来争去有什么好处？

1969年6月间，毛主席来武汉视察，我和刘丰、张体学同志向毛主席请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问题。毛主席笑着说：你们想在中国第一条大河——长江上兴建大型水电站能行？有把握呀？（张体学：实践中学习再学习）毛主席说：你们胆大，有股干劲，精神可佳。你们讲一讲在长江上兴建大型水电站的总体设想。（张体学同：这个中方案，淹不到重庆，要淹万县一部分地方，蓄水80亿立方米，装机容量600万千瓦，10年时间投资30多亿元）毛主席笑着说：我看一上马，就要50亿之多。修这么大的水库，打起仗来敌人丢原子弹一炸，下游统统被水淹掉。要考虑原子弹的问题。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有个叫林一山的，这个人有点干劲，过去我跟他谈过长江的流沙问题，水土保持问题。我看上游要修几个坝，重庆以上的金沙江要修两座坝。长江是金沙江、雅砻江、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汇成。这是大的，小的不算。大概是六条江汇流到长江的。四川实际“六川”。你（指我）去过三峡吗？（我答：“没有。”）宜昌江段弯道多，江面不宽。你没有去过，可以坐一条船去看一看嘛！也可以到重庆去看看嘛！我过去是从上游重庆下来的。
1969年10月间毛主席又来武汉视察，我们再次请示兴建三峡水利工程的问题。毛主席摆摆手说：大坝修起来了，战争打起来万一被炸，那么多水泄下来，不但要淹宜昌，顺流而下，连武汉、九江、安庆、南京都要遭殃。现在修三峡工程不现实，条件不具备。毛主席又问：你们还有什么好的方案吗？（张体学：不搞三峡三斗坪高层大坝，我们考虑可先在西陵峡出口葛洲坝建低坝，利用迳流发电。这时我们把地图摆出来，照图叙述。长江穿越三峡，至西陵峡口的南津关，江面宽阔，水流变缓。峡口下流3公里处，江心凸起两个沙洲，左为西坝，右为葛洲坝。它们把江水分成3股，从左至右依次为大江、二江、三江。我们设想在葛洲坝和西坝上建低水头坝，拦截大江、二江和三江，既可发电，又能改善航运，还能实战练兵，积累经验，为今后修建三峡三斗坪高层大坝工程创造条件）毛主席详细听取了汇报，不时询问各方面的情况，然后笑着点点头说，这还可以，有道理。“赞成兴建此坝”。毛主席还强调指出，你们要向周总理请示报告，并要得到国务院水电部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和支持，由中央决定。望你们在设计和施工中，不要把长江变成“短江”。要做到“三救”（救船、救水、救鱼），要有利于船舶航行，有利于蓄洪、排洪和发电，有利于鱼类的生衍繁殖。毛主席最后说：祝你们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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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参考】刘庆棠1998年7月15日、2001年1月31日接受陈徒手采访时说
记得有一次开会，江青说：“听别人说，某某有问题。”我就向她解释，认为不是那么回事，她听了大怒，说：“你怎么还保护他？”江青就是说他有五一六嫌疑，她气呼呼地问我：“你打保票吗？”我说：“我打百分之八十。”事后我将调查来的材料告她，她才消气，说：“批评错了，你们不要生我的气，我这个人脾气急，我不是故意的，错怪你们了。你们要经得起批评，毛主席批我，那就是直接骂我了。我捅了漏子，主席在电话中骂我不对。”
从“毛主席批评”话题扯起，她就在那时给我们讲了这么一段故事。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叶群到处探风，到钓鱼台请江青照相，江青不想照，就借口说拍摄机器收起来，不使用了。林彪、叶群从钓鱼台走了，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江青向毛主席电话报告，说几点几分林彪离开，毛主席五分钟内不言语，突然间大发雷霆地说：“你混帐，你糊涂，你坏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团结林彪，分化陈伯达，你为什么不请示，一贯无组织无纪律……”江青吓坏了，拿着电话筒连喘气都不敢出，小声问：“主席，怎么改正？”毛主席说：“今天下午你拿相机、灯，到林彪那里承认错误，让他感觉你可信，请求给他拍照……”江青迅速带着器材赶到林彪住处，向林彪承认错误，林彪很高兴，说：“这哪是错误……”这就是那张著名的林彪学毛选照片的由来。记得1973年开十大，分组会上谈创作，江青闲时又谈起这段经过，主席五分钟内不说话突然大发脾气给人印象最深，其中高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到了以后才明白过来。
陈徒手《刘庆棠：我在秦城监狱偶遇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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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参考】谢静宜回忆

1968年7月24日毛主席和谢静宜谈派工宣队解决清华武斗问题
现在工厂的形势比较好，大多数工厂都联合了，形势逐渐在好起来，唯有学校的形势不好。聂元梓、蒯大富这些人在搞武斗，谁的话都不听，市委的话不听，中央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他们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他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也脱离了他本派的大多数。他们头脑膨胀、全身浮肿……有本事拉出去打，打他个十年八年，我看地球照样转。他们不是谁都不怕吗？我看他们也有一怕，那就是怕群众，怕工人怕农民。北京有一百多万工人，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我的意见是临时组织两三万工人和部分农民参加的队伍，去同他们讲理。去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宣传中央制定的七·三、七·二四布告。至于先去北大还是清华，请北京市商定。哪一个学校问题最严重，就先去哪个学校，捅它这个马蜂窝。有可能发生流血的，要警惕。是真的。你别吃饭了，快回去告诉你们厂的领导，联系好工人和部分农民，让北京市和八三四一部队共同组织好这件事。注意啊，工人要排大联合、三结合好的工厂，派性少的工厂，与大学没什么联系的工厂去。否则，你们还没动，他们就知道了，这就不好办了。

1968年7月31日和谢静宜谈派工宣队解决清华武斗问题
大学是工人、农民和全国人民办的。什么这条路能走，那条路不能通行？是谁规定的？没有道理，对工人农民和全国人民讲，条条道路都是同行的。什么这条路线不能走，那个地段不能进？岂有此理，是犯了“路线错误”。
工人在工厂抓革命促生产，到学校是抓革命促教育。

1969年5月和谢静宜反映北大专案存在问题时说
有的专案人员专搞逼供信，搞出来的材料水分可大啦。搞专案的一些人总希望他搞出的问题越多越好，性质越严重越好。这样好像他的工作成绩越大啊！逼供信得来的东西，你才别相信呢，靠不住。你一逼，他就供；他一供，你就信，逼出来的东西你能信吗？当然，对专案人员，要爱护他们的积极性。但是该否定的，一定要否定。可是你想否定他们专案组的东西可难啦，他们搞的那些东西，自以为成绩大的很呀，有功劳呀，不得了啊！但凡是不真实的东西，该否定的一定要否定，逼出来的东西，诱供出来的东西，必须推翻，一定推翻。专案工作的成绩，不是在于问题越多越好，越严重越好，而是在于一个字“清”，清本身就是严。

1969年6月谢汇报清队、整党时说
切不要随便给人戴帽子，一戴帽子，这个人就不好做人了，他的家属、亲戚朋友、沾亲带故的脸上也无光彩。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一大片人的问题。即使一定要戴的，我看新华印刷厂那个办法好，暂不戴帽子，帽子拿在手中，以观后效，表现好了就不戴了。若今后表现还不好，再戴也不迟嘛！
定案不能只听专案人员的一面之词，一定要认真听听本人意见，有无此事啊？要允许人家说真话，定案一定要慎重。
既是这样，恐怕还是有错案的，有些事，过几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或更长一些时间，才能搞清，真相大白呀！说不定还有搞不清的。

1969年8月谢汇报清队时说
定案要慎重，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对群众揭发出来的问题，一定要认真分析，调查研究。
历来运动进入高潮，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揭发出来的问题很多，但不准确，水分很大，靠不住。对揭发批判的东西不能作为定性的依据，因为那是在风头上，容易说过头话。等运动过后几年，待群众冷下来的时候，再认真查证，就会发现与当时揭发出来的问题不一样了。就连揭发的本人，你再去问问他是这样吗？他这时也会笑着说，没那么严重。
定案之前，一定要听听本人的意见，一定要问被清查的本人，问问他有这回事吗。当时是对什么问题说的呀？让人家讲话，允许人家进行解释，只听一面之词不好，更不要把人家的一段话的意思，抽出一句来批，为我所用，不道德，不公平。
你们不是说过，对推一推可以推过去、拉一拉可以拉过来的人要拉过来吗？这句话说得好，很好。总之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变消极为积极。

1970年(2月？)汇报北京清查“五一六”
(谢汇报说吴德说北京查出“五一六”一万五千余人)没那么多
(谢汇报吴德说南京比北京还多)南京有扩大化  [注:许世友]
“五一六”既然是一个秘密组织，那它就不可能人数多。人数一多，就保不住秘密了，而且时间很短，没多少日子就完了，大概是五月底六月初的那几天的时间，不会发展很多人。即使有，也是极少数几个人的问题，不要扩大化。

1975年9月3日谢静宜请示对青年团有什么指示时说
仍然按照五·四青年运动的方向去做

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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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1日给章士钊8月30日反映被抄家信的回信

行严先生：
    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九月一日

1967年3月10日复章士钊3月初认为刘应谢罪但不应抹煞刘的信

行严先生：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敬问安吉！
            毛泽东
          三月十日

【供参考】1970年6月14日和章含之谈到她参加教改时说，
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国语学院搞教育改革，你愿不愿意去？(章表示愿意)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章说总数说不清，每个系都有，英语系最多时十多个）毛主席说，这些人现在在哪里？（章说都不在了，多数因为学校闹革命停课而回国，个别的支持过一派而被抓）主席说，哦！要弄清楚再解决。又问，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章赞同）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不过要请一些外国的工人和农民来。（章说不行，学生将来要搞外交，教书，培养人才，所以教师当较高文化水平，至少大学以上。要学文学作品，纯粹工农教不了，口语工人的发音也不一样）好吧！我们今天不争论。我的章老师还是一个'文学派'!”(毛主席1963年有一天在学完英语后，说学外语应当以政治题材的文章做教材，章说应当是文学题材的。毛主席说那就妥协一下，七分政治三分文学。我说还是倒过来吧，七分文学三分政治。他说：“你可真是个'文学派'啊！”)主席还说，中国需要女外交家，搞完教改你就去外交部。

【供参考】1972年9月29日晚主席说，我今天要批评我的老师。章老师，你这个人没有出息！(章答她从来就没出息，主席批评吧)主席说，你的丈夫早已和你没有感情，你为什么还不离婚？为什么还怕别人知道？主席又说婚姻不是束缚，没有感情了就要解放自己。他说任何死亡的婚姻对女方是最不利的，如果今后婚姻制度改革，改成男女双方订个契约，一定年限之后或续订或解约，那时间定得太长也对女方不利。主席又说，你还年轻嘛，干吗不早点解放自己？我这个老师就是太要面子，怕人家说闲话？怕什么嘛？你还怕别人在背后说你是私生子？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孔夫子也是私生子。私生子聪明呢！

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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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参考】1971年10月26日
(周正讨论主席本来指示今年不进联合国，现在怎么办)周总理说，马上参加，的确有困难。过两个月再参加，那也说不过去。能不能想出别的办法？
这时，王海容走进来说：主席起床以后，马上看了外交部送去的那些材料，刚刚看完。主席说，请总理、叶帅、姬部长、乔部长、熊向晖、章文晋，还有我和唐闻生，现在就去他那里。
乔冠华就随同周恩来、叶剑英一起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讨论如何应对。此时已是晚上9点多。毛主席坐在沙发上，满面笑容。他指指在美国出生的唐闻生说：“小唐呀，Miss南希·唐，你的国家失败了呀，看你怎么办哪？"
…周总理接着说，主席本来指示……不等周总理讲完，毛主席笑着打断说，那是老皇历喽，不作数喽。
周总理说，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遭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
毛主席说，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他指指身旁的乔冠华说，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嘛。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
周总理说，就让黄华做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
毛主席说，黄华到加拿大当大使不到四个月，现在就调走，人家可能不高兴咧。
周总理说，做做工作，加拿大政府会理解的。
毛主席说，好，那就这么办。
毛主席以他特有的口吻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又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折戦沉沙”。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旭君）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是她说对了。主席风趣地说，我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在大家的欢笑声中，毛主席拿起外交部国际司填写的联大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表决的情况，一面看，一面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欧洲国家当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希腊、卢森堡和弗朗哥的西班牙投弃权票。除了这四国，统统投赞成票。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19个，非洲国家26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7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128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76，17票弃权，反对票只有35。表决结果一宣布，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总理解释说，在会场拍桌子，表示极为高兴。）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还没有看到，不过是一篇“吊丧文”。
毛泽东这次亲自点将，指示由乔冠华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他还亲自审定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名单，指派了随团翻译。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毛泽东接见了代表团主要成员。作为代表团主要翻译的章含之也参加了这次接见，“记得那一天我坐在主席的会客室里，心情真是激动极了。毛主席说：“我们进了联合国，当然要去！这就叫'不人虎穴，群得虎子'”
毛泽东说，“乔老爷”懂几种外语（包括英语、德语和日语），知识渊博、中西贯通，不光文章写得光彩夺目，而且演讲口才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团长非他莫属。周恩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供参考】1971年11月8日接见联大中国代表团成员
代表团出发前夕，11月8日晚8时，毛主席约见周总理、姬鹏飞、乔冠华、符浩、熊向晖、陈楚、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唐闻生、章文晋、章含之及回国述职的驻法大使黄镇、驻苏大使刘新权。
毛主席说，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有同、有不同。根本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谁也不应该领导谁，谁也不应该听谁的领导，所以搞国际统一战线就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绝对不能干涉人家内政，绝对不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
毛主席还谈到陈毅同志的病况，谈到1967年2月外交部的一些司局长和回国的一些大使、参赞一共91人写大字报批判造反派对陈毅同志的诬蔑。毛主席说，我是91人的战友咧。
毛主席对周总理说，马上打电报给黄镇的助手，让他转告基辛格，我们的代表团在美国期间，美国政府必须保证安全。
毛主席还特地关照周总理，代表团离京时要高规格机场欢送。

1971年12月22日听取联大中国代表团汇报说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乔冠华传》第十七章在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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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我们(吴德)在清查“五一六”中间，还搞了“一打三反”。这中间有人写匿名信给毛主席，告状说我打击了造反派，要复辟。毛主席把信转给了我，毛主席在信上用红铅笔批示：“五一六”是极少数，早抓起来了，是不是没有注意政策，请市委酌处。（70-71年?）

《“571”工程纪要》刚交上来时，纪登奎和我（吴德）都看了。纪登奎认为《纪要》的很多内容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后来是毛主席指示发给政治局的。毛主席看了《纪要》后，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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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参考】徐景贤回忆

1969年4月23日下午接见九大部分代表时说
“我们中央委员会绝大多数是工农兵，应该是一个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
“今后我们提拔干部，要在工厂、农村中选拔积极分子。”

1970年9月6日下午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到(大意)
共产党要搞唯物论，不能搞唯心论。
(主席自己)不是天才，即使马克思的著作也不都是天才著作。(主席援引了马克思的信[注:1857年致恩格斯的信？]说明)当时马克思经济困难，生活很窘迫，因此在应美国的一份刊物[注:《美国新百科全书》？]约稿时，故意把文章写得很长，为了多得稿费。[注：马克思:“你把《博罗迪诺》写得比较长，这很好。既然这些先生们的栏这么大，稿酬却这么少，那末，对付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条目拉长。为了我能还清欠这些狗的债，希望你着手写《骑兵》的时候，尽量写得长一些。”]
这次庐山会议是“二陈合流”。[注：陈伯达、陈毅]
[70年末-71年初，批示 同意 将王洪文学习马列著作批判唯心论先验论的报告等印发]

[1972年9月7日?1973年?]主席就王洪文对张春桥等讲（287页)
王洪文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两个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种条件了。

[1975年11月2日?]在毛远新汇报迟、谢情况后对毛远新谈刘冰等告迟、谢信（377页）
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吗？
他们骂迟群，实际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迟群身上。

[1975年9月27日?11月?]在毛远新汇报对形势看法后对毛远新谈（375页）
文化大革命应该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邓小平是代表一批被打倒过的老干部说话的。他对文化大革命不是支持的，是持否定态度的。

徐景贤《十年一梦》

[1970年9月?]据姚文元告诉我，毛泽东对原来主管宣传工作的陈伯达日益不满，特别是中共“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陈伯达不能领会他的思想，决定走马换将。毛泽东对姚文元说：“你为什么不到《红旗》去夺陈伯达的权？”

[1972年]一月六日晚，周恩来到毛泽东住所亲自向毛汇报会谈情况，听取毛泽东的指示。一向珍视民族独立、主权完整和国家尊严的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是让别人来保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当周恩来汇报到黑格说，苏联战略改变，要利用南亚次大陆包围中国时，毛泽东忍不住了，针对黑格所传口信说美国要维护中国的主权和“生存能力”，他说：“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毛泽东越说越激动：“它替我们担心啊，是猫哭耗子！在次大陆对中国包围，印度支那也是苏联包围中国，你葛罗米柯（当时苏联外交部长）跟人家去日本，是不是日本也要包围中国啦！这就不得了啦，替我们担心啊！还有台湾呢，菲律宾呢，南朝鲜呢，那就不算包围？统统要它保护，中国的独立、生存能力都让你保护，危险得很呀！”
当周恩来汇报黑格讲到尼克松要加强自己的世界领袖的形象时，毛泽东说：“美国人也怪，他自己明明讲国内有什么亲苏势力、亲台势力、官僚势力都反对他，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连美国领袖都做不成，他还要来做世界领袖啊！包围，包围，我现在只有人两个，你们包围吧！”毛泽东所说的“我现在只有人两个”，是引用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的唱词。
这时，周恩来取出我方对美方口信的答复稿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说：“好，我看可以给他讲。讲了以后，无非是吹。他二十二年都没有来，再等一百年嘛！这些美国人啊，睡了两个晚上好觉，他又忘了，你不顶他一下，他就不舒服。……总而言之，无非是吹了。我看啊，过不了几年他还是要来的。”

[1973年11月15日?]他(主席)认为周恩来在这次会谈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不向他请示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任务，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毛泽东对此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亲自召见周恩来和外交部的有关人员，批评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还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毛泽东严厉地说：“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这样，就决定由周恩来自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周。
开了两天小会，江青批判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接受美国“核保护”。周恩来对毛的批评作了初步检查，也做了一些辩解。江青当场斥责他：“你这个人就是罗嗦！要谈实质性问题！”周恩来的态度激起了毛泽东更大的不满。毛泽东嫌政治局小范围批周还不够，要进一步扩大范围、肃清影响，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除了年老多病的，20来人都要参加批周，连当时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也被指定列席会议。会场从钓鱼台改到人民大会堂，扩大的名单由毛泽东亲自拟定，计有：外交部的部长、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中联部部长耿飚，再加外交部的四个“小字辈”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批周会改由王洪文主持，并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的“帮助小组”。毛泽东还指定王海容、唐闻生做他的联络员，随时传达他的指示。
批周会开始时，为了让与会者了解毛泽东的意图，先由唐闻生原原本本地传达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对外交工作的批评，前后整整讲了八个小时。毛泽东指责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不执行他所制订的外交方针。毛泽东还耸人听闻地指出：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这就为周恩来的“投降卖国”的罪名定了调子。
在传达时，王海容、唐闻生又对七月份毛泽东关于“上他们的贼船”这句话作了说明：毛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不要上乔老爷（乔冠华）、姬老爷（姬鹏飞）的贼船”。在谈话记录送审时，毛泽东把乔、姬两人的名字删掉了，这里指的就是周恩来，因为乔、姬两人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根本没有资格当贼船的老板，能够当得上贼船老板的只有林彪那号人物。毛泽东大笔一删，便把周恩来和林彪相提并论，这又为“路线斗争的头子”的头衔定下了基调。
与会的人听了毛泽东指示的传达，都感到震惊。就像乔冠华后来所说的，听了联络员传达毛主席的话，简直“毛骨悚然”。毛泽东一声号令，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炮火连天，与会者纷纷指责周恩来“严重右倾”，“修正主义”，“屈膝投降”，“丧权辱国”，“目无中央”，“蒙骗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华国锋、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等无一不发言，外交部的列席人员火力更猛，大家都要在“最高指示”下表态批周。
至于江青、姚文元等人在会上当然跟得更紧，江青嚷嚷的“投降主义”、“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头子”，根据就是毛泽东批评周是“修正主义”的“儿皇帝”和“贼船”的“老板”，只是上纲上得更高，差一点就可以把周恩来打倒了。
据原在王洪文处工作的萧木在二零零七年二月二日告诉我：王洪文当时主持批周会，每天深夜把会议的原始记录从人民大会堂带回钓鱼台，便由萧木和秘书小沈用铅笔把原始记录原原本本地誊抄成一号铅字般大小的大字，呈送给目力不济的毛泽东阅看。萧木说：“原始记录是一个字也不能抄漏掉的，说明毛对这个会上的发言非常注意，每个人的发言都要看，他是直接领导会议的。”为了保密，记录不能送到印刷厂去排印，只能手抄。
一九八八年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访问了十届、十一届政治局委员纪登奎，作了一个谈话纪录。纪登奎说，邓小平在会议快要结束时才作了发言，邓小平“提醒”周恩来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周)最后只得在检讨里写上：他本人只能作助手，政治局的工作应交别人主持，以表明自己的心迹。
邓小平凭着和周恩来几十年的交情，明知周没有这样的非分之想，却偏要这么讲，完全是为了取悦于毛泽东。果然，毛泽东在得知邓小平作了这样有份量的发言之后，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这才动起了和邓小平作彻夜长谈的念头。
邓小平通过了毛泽东的“考试”，毛泽东才下决心重用邓小平。十多天后，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泽东在会上宣布：“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
就在这个会上，毛泽东还不忘记继续“敲打”周恩来，指责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呀！”他还借打仗说事：“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说明他余怒未消，继续向周恩来发出警告。
十二月九日，在会见尼泊尔国王和王后时，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对这次批周会议表示满意，认为开得很好，讲清了问题，同时批评有人说错了两句话：“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迫不及待”。他对周恩来说：“总理呀，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他还指着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还说：“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

《徐景贤最后回忆》，很多出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载1981年11月11日对乔冠华、章含之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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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倾向于认为是王洪文1974年1月14日在中央读书班所讲而不是主席原话。】1976(1974?)年春节正月初二董明会到徐道基家谈参加中央读书班情况时传达说主席说

“马克思是造反派的老祖宗”

曹承义《中共中央委员董明会——政治花瓶式的悲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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