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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艺论着学习参考资料 第1辑 上;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辑1974.0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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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艺论着学习参考资料 第1辑 上;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辑1974.0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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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学习参考资料
第一辑
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
一九七四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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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
(1857年5月11日)(摘录)…12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9年5月24日)(摘录)……13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9年6月10日)(摘录)…14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摘录)…15马克思议会的战争辩论(摘录)………19恩格斯致马克思
(1857年12月10日)(摘录)
…………20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8年11月24日)(摘录)
……21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摘录)…2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耳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摘录)…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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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页==========
恩格斯关于德国的扎记(摘录)………24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摘录)…
…25
恩格斯《杜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摘录)
……26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摘录)…28列宁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摘录)…30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摘录)……31
附录:
拉萨尔致马克思(1859年3月6日)…33
附:关于悲剧观念的手稿…38拉萨尔致恩格斯(1859年3月21日)…48拉萨尔致马克思和恩格斯(1859年5月27日)…50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序…85拉彬尔弗兰茨·冯·济金根…95歌德葛兹·冯·伯利欣根…
…337
席勒西班牙王子唐·卡罗斯
…462
编后记…
………626
·2
==========第3页==========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4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我没有特地写信告诉你,十四英镑十先令已经收到了,因为来的是挂号信。但是,如果不是该死的“荷兰兄弟”拜访我,极残酷地占去了我的剩余劳动时间,那我早就写信了。
现在他已经走了,所以我又自由地呼吸了。
弗里德兰德已经写信给我。条件不如我原先告诉你的那样好,但还“过得去”。解决了在我们之间还有的几个次要问题以后—我想,在这个星期内这就会商妥一我将给他写东西。
在英国这里,阶级斗争的进展是极其令人高兴的。遗憾的是,在这种时候连一家宪章派的报纸也不再存在了,所以,差不多两年以来,我不得不停止通过写作参与这个运动。
我现在来谈谈《弗兰茨·冯·济金根》。首先,我应当称赞结构和情节,在这方面,它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其次,如果完全撇开对这个剧本的纯批判的态度,在我读第
一遍的时候,它强烈地感动了我,所以,'对于比我更容易激动的读者来说,它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引起这种效果。这是第
二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现在来谈谈缺点的一面:第一,一这纯粹是形式问
1
==========第4页==========
题一既然你用韵文写,你就应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
一些。但是,不管职业诗人将会对这种疏忽感到多大的震惊,而总的说来,我却认为它是一个优点,因为我们的专事模仿的诗人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第二,你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1848一1849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做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但是我问自已:你所选择的主题是否适合于表现这种冲突?巴尔塔扎尔的确可以设想,如果济金根不是借骑士纷争的形式举行叛乱,而是打起反对皇权和公开向诸侯开战的旗帜,他就一定会胜利。但是,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幻想吗?济金根(而胡登多少和他一样)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如果从济金根身上除去那些属于个人和他的特殊的教养,天生的才能等等的东西,那末剩下来的就只是一个葛兹·冯·伯利欣根了。在后面这个可怜的人物身上,以同样的形式表现出了骑士对皇帝和诸侯所作的悲剧性的反抗,因此,歌德选择他作主人公是正确的。在济金根一甚至胡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虽然对于他,正象对某个阶级的一切思想家一样,这种说法应当有相当的改变一一同诸侯作斗争时(他反对皇帝,只是由于皇帝从骑士的皇帝变成诸侯的皇帝),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唐。吉訶德,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唐·吉訶德。他以骑士纷争的形式发动叛乱,这只是说,他是按骑士的方式发动叛乱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发动叛乱,他就必须在一开始发动的时候就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就是说,正好要诉诸那些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
==========第5页==========
因此,如果你不想把这种冲突简单地化为《葛兹·冯·伯利欣根》中所描写的冲突—一而你也没有打算这样做,—那末,济金根和胡登就必然要覆灭,因为他们自以为是革命者(对于葛兹就不能这样说),而且他们完全象1830年的有教养的波兰贵族一样,一方面使自己变成当代思想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革命中的这些贵族代表一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的口号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旧日的帝国和强权的梦想一不应当象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全部注意力,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可是现在除宗教自由以外,实际上,国民的一致就是你的主要思想。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你自己不是也有些象你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样,犯了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这样一种外交错误吗?
其次,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性格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出的东西。我是把查理五世、巴尔塔扎尔和理查·冯·特利尔除外。然而还有别的时代比十六世纪有更加突出的性格吗?照我看来,胡登过多地一味表现“兴高采烈”,这是令人厌倦的。他不也是个聪明人、机灵鬼吗?因此你对他不是很不公平吗?
甚至你的济金根—一顺便说一句,他也被描写得太抽象了一也是多么苦于不以他的一切个人打算为转移的冲突,这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他一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骑士宣传与城市友好等等,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乐于在城市中施行强权
3
==========第6页==========
司法。
在细节的方面,有些地方我必须责备你让人物过多地回忆自己,这是由于你对席勒的偏爱造成的。例如,在第121页上,胡登向玛丽亚叙述他的身世时,如果让玛丽亚把从“感觉的全部音阶”等等一直到“它比岁月的负担更沉重”这些话说出来,那就极为自然了。
前面的诗句,从“人们说”到“年纪老迈”,可以摆在后面,但是“一夜之间处女就变成妇人”这种回忆(虽然这指出玛丽亚不是仅仅知道纯粹抽象的恋爱),是完全多余的;无论如何玛丽亚以回忆自己“年老”来开始,是最不能容许的。在她说了她在“一个”钟头内所叙述的一切以后,她可以用关于她年老的一句话把她的情感一般地表现出来。还有,下面的几行中,“我认为这是权利”(即幸福)这句话使我愤概。为什么把玛丽亚所说的她迄今对于世界持有的天真看法斥为说谎,因而把它变成关于权利的说教呢?也许下次我将更详细地对你说明我的意见。
我认为济金根和查理五世之间的一场是特别成功的,虽然对话有些太象是公堂对质,还有,在特利尔的几场也是成功的。胡登关于剑的格言是非常好的。
这一次已说得够多了。
你的剧本获得了一个热烈的赞赏者,那就是我的妻子。只是她对玛丽亚不满意。
祝好。
你的卡・马・
顺便说一下:恩格斯的《波河与莱茵河》里面有严重的列误,我在这封信的最后一页上附了一个勘误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71一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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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59年5月18日于曼彻斯特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拉萨尔:
我这样久没有写信给您,特别是我还没有把我对您的《济金根》的评价告诉您,您一定党得有些奇怪吧。但是这正是我延迟了这样久才写信的原因。由于现在到处都缺乏美的文学,我难得读到这类的作品,而且我几年来都没有这样读这类作品:在读了之后提出详细的评价、明确的意见。没有价值的东西是不值得这样费力的。甚至我间或还读一读的几本比较好的英国小说,例如萨克雷的小说,尽管有其不可辩驳的文学和文化历史的意义,也从来没有能够引起我的这样的兴趣。但是我的判断能力,由于这样久没有运用,已经变得很迟钝了,所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我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和那些东西相比,您的《济金根》是值得另眼看待的,所以我对它不吝惜时间。第一二次读您这部从题材上看,从处理上看都是德国民族的戏剧,使我在情绪上这样地激动,以致我不得不把它搁一些时候,特别是因为在这个贫乏的时期里,我的鉴赏力迟钝到了这样的地步(虽然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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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不得不说):有时甚至很少有价值的东西,在我第一次读时也不会不给我留下一些印象。为了有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批判的”态度,所以我把《济金根》往后放了一放,就是说,把它借给了几个相识的人(这里还有几个多少有些文学修养的德国人)。但是,“书有自己的命运”一如果把它们借出去了,就很少能再看到它们,所以我不得不用暴力把我的《济金根》夺了回来。我可以告诉您,在读第三遍和第
四遍的时候,印象仍旧是一样的,并且深知您的《济金根》经得住批评,所以我现在就把我的意见告诉您。
当我说任何一个现代的德国官方诗人都远远不能写出这样一个刷本时,我知道我对您并没有作过分的恭维。同时,这正好是事实,而且是我们文学中非常突出的,因而不能不谈论的一个事实。如果首先谈形式的话,那末,情节的巧妙的安排和剧本的从头到尾的戏剧性使我惊叹不已。在韵律方面您确实给了自己一些自由,这给读时带来的麻烦比给上演时带来的麻烦还要大。我很想读一读舞台脚本,就眼前的这个剧本看来,它肯定是不能上演的。我这里来了一个德国青年诗人(卡尔·济贝尔),他是我的同乡和远亲,在戏剧方面做过相当多的工作,他作为普鲁士近卫军的后备兵也许要到柏林去,那时我也许冒昧叫他带给您几行字。他对您的剧本评价很高,但是认为,由于道白很长,根本不能上演,在作这些长道白时,只有一个演员作戏,其余的人为了不致作为不讲话的配角尽站在那里,只好三番两次地尽量做各种表情。最后两幕充分证明,您能够轻易地把对话写得生动活泼,我党得,除了几场以外(这是每个剧本都有的情况),这在前三幕里也是能做到的,所以我毫不怀疑,您在为这个剧本上演加工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一点。当然,思想内容必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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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受损失,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您不无根据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您的《济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但是还应该改进的就是要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也就是说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相反地,要使那些论证性的辩论(不过,我很高兴在这些辩论中又看到了您曾经在陪审法庭和民众大会上表现出来的老练的雄辩才能)逐渐成为不必要的东西。您自己似乎也承认这个标准是区分舞台剧和文学剧的界限;我相信,在这个意义上《济金根》是能够变成一个舞台剧的,即使确实有困难(因为达到完美的确绝不是简单的事)。与此相关的是人物的性格描绘。您完全正确地反对了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总而言之是一种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此外,我觉得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从这方面看来,我相信,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损害的。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而在这里,我认为您原可以毫无害处地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然而这些都是次要的事情,我提到它们仅仅是为了使您看到,我在您的剧本的形式方面也用过一些心思而已。
至于谈到历史内容,那末您以鲜明的笔调和对以后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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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正确提示描述了您最关心的当时的运动的两个方面:济金根所代表的贵族的国民运动和人道主义理论运动及其在神学和教会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即宗教改革。在这里我最喜欢济金根和皇帝之间,教皇使节和特利尔大主教之间的几场戏(在这里,您把世俗的受过美学和古典文学教育的、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有远见的使节同目光短浅的德国僧侶诸侯加以对比,从而成功地直接根据这两个人物的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了卓越的个性刻画),在济金根和查理的那场戏中对性格的描绘也是很动人的。您对胡登的自传(您公正地承认它的内容是本质的东西)的确采取了一种令人失望的做法,您把这种内容放到剧本中去了。第五幕里的巴尔塔扎尔和弗兰茨的对话也非常重要,在这段对话里前者向自己的主人说明他应当遵循的真正草命的政策。在这里,真正悲剧的因素出现了,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意义,我认为在第三幕里应当对这方面更强调一些,在那里是有很多机会这样做的。但是,我现在又回到次要问题上来了。一那个时期的城市和诸侯的态度在许多场合都是描写得非常清楚的,因此那时的运动中的所谓官方分子差不多被您描写得淋漓尽致了。但是,我认为对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农民分子,以及他们的随之而来的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农民运动象贵族运动
一样,也是一种国民运动,也是反对诸侯的运动,遭到了失败的农民运动的那种斗争的巨大规模,与抛弃了济金根的贵族甘心粉演官廷侍臣的历史角色的那种轻率举动,正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因此,在我看来,.即使就您对戏剧的观点(您大概已经知道,您的观点在我看来是非常抽象而又不够现实的)而言,农民运动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那个有约斯·弗里茨出现的农民场面的确有它的独到之处,而且这个“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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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者”的个性也描绘得很正确,只是同贵族运动比起来,它却没有充分表现出农民运动在当时已经达到的高潮。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根据我对戏剧的这种看法,介绍那时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会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剧本生动起来,会给在前台表演的贵族的国民运动提供一幅十分宝贵的背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使这个运动本身显出本来的面目。在这个封建关系释体的时期,我们从那些流浪的叫化子般的国王、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身上,什么惊人的独特的形象不能发现呢!这幅福斯泰夫式的背景在这种类型的历史剧中必然会比在莎士比亚那里有更大的效果。此外,我觉得,由于您把农民运动放到了次要的地位,所以您在一个方面对贵族的国民运动做了不正确的描写,同时也就忽视了在济金根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据我看来,当时广大的皇室贵族并没有想到要同农民结成联盟,他们必须压榨农民才能获得收入这样一种情况,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同城市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倒是大一些;但是这种联盟并没有出现或者只是小部分地出现了。而贵族的国民革命只有同城市和农民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后者结成联盟才能实现,据我看来,悲刷的因素正是在于:同农民结成联盟这个基本条件是不可能的,因此贵族的政策必然是无足轻重的,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时候,国民大众即农民,就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您假定济金根和农民确实有某种联系,这究竟有多少历史根据,我无法判断,而这个问题也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此外,就我的记忆所及,在向农民呼吁的文件中胡登只是微微地触及这个和贵族有关的麻烦问题,而且企图把农民的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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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都特别集中到僧侶身上去。但是我丝毫不想否认您有权把济金根和胡登看做是打算解放农民的。但这样一来马上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矛盾:一方面是坚决反对过解放农民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农民,而这两个人却被置于这两方面之间。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您忽略了这一因素,而把这个悲刷性的冲突缩小到极其有限的范围之内:使济金根不立即向皇帝和帝国宣战,而只向一个诸侯宣战(这里虽然您也非常恰当地把农民引进来),并且使他仅仅由于贵族的冷漠和胆怯就遭到了灭亡。但是,如果您在此以前就先比较有力地强调了气势凶猛的农民运动以及由于先前的“鞋会”和“穷康拉德”而必然变得更加保守的贵族的心情,那末这一点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论证。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可以把农民运动和平民运动写入戏剧的一种方法而已,此外至少还有十种同样好的或者更好的其他的方法。
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量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对您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证明。是的,几年来,在我们中间,为了党本身的利益,批评必然是最坦率的,此外,每出现一个新的例证,证明我们的党不论在什么领域中出现,它总是显出自己的优越性时,这始终使我和我们大家感到高兴。而您这次也提供了这个例证。
此外,世界局势似乎要向一个十分令人喜悦的方向发展。未必能够设想,还有什么比法俄同盟能为彻底的德国革命提供更好的基础。我们德国人只有水淹到脖子时,才会全都发起条顿狂来;这一次淹死的危险似乎十分逼近了。这倒更好些。在这样一个危机中,一切现存的势力都必然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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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一切政党都必然要一个跟一个地复灭,从《十字报》到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从莱希堡伯爵到“黑克尔、司徒卢威、布伦克尔、齐茨和勃鲁姆”。在这样一个斗争中,必然出现一个时刻,那时只有最不顾一切的、最坚决的党才能拯救民族,同时必然会出现一些条件,只是在那些条件下,才有可能彻底清除一切旧的垃圾,即内部的分裂以及波兰和意大利附属于奥地利的情况。我们不能放弃普鲁土波兰的一寸土地,而且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81一587页)
①信的结尾部分残缺。—一全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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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摘录)
伦敦
1857年5月11日星期一〔于曼彻斯特]
这里附还拉萨尔的信。完全是个庸俗的犹太人。他拚凑写成的不会是什么好作品,就是这篇①他认为“将激动人心”并这样保密的东西,也会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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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巢》,第29卷,第129页)
①指斐·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一一全巢绵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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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摘录)
曼彻斯特
1859年5月24日〔于伦敦]
如果能给我寄些“铜板”来,将非常感激。我本来是指望敦克尔的,这个卑鄙的家伙看来打算无限期地拖下去了。十
一天中,这个畜生又什么也没有寄来。你知道谁在跟我捣鬼?不是别人,正是拉萨尔。最初,由于他的《济金根》,我的书①被搁置了四个星期。现在,当这东西快要印完的时候,这个蠢货必定又把他的“匿名”小册子②插了进去。他写那本小册子,只是因为你的“匿名”小册子③使他睡不着党。即使单从礼貌出发,也应当先出版我的东西,难道这条狗不明白这一点吗?我再等几天,然后将给柏林写一封很不客气的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21页)
①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全巢编者注
②斐·拉萨尔《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一全集编者注
③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一全巢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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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摘录)
曼彻斯特
1859年6月10日于伦敦
今天收到两份手稿。一份非常出色,就是你的关于筑城的文章①,但同时我的确感到内疚,因为我占去了你本来就很少的时间。另外一份荒唐可笑,即拉萨尔向我和你所作的关于他的《济金根》的答辩。写得密密麻麻的纸一大叠。在这样的季节,在这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面前,一个人不仅自己有工夫来写这种东西,而且还想叫我们花费时间来看它,实在不可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32页)
①弗·恩格斯《筑城》。一全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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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摘录)
前面已经讲过16世纪初叶德国贵族处于何种地位。他们正在沦为日益强大的世俗诸侯和僧侶诸侯的附庸。同时他们也看出,正和他们没落的步调一致,帝国政权也在没落,帝国也正在分解成许多独立自主的诸侯王国。他们明白他们的没落和德意志民族的没落是一致的。还须指出,贵族,尤其是帝国直辖贵族,由于他们的军人职业以及他们在和诸侯的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乃是直接代表帝国和帝国政权的等级。当时贵族是最有民族意识的等级,帝国政权越强有力,诸侯越弱越少,德国越统一,他们也就越强有力。因此骑士等级普遍地不满意德国的可怜的政治地位;不满意帝国在对外关系上的软弱无力,这种软弱无力的程度还随着皇室通过继承权而把新的省份接二连三地收归帝国版图的情沉而日益加深;不满意外国在德国内部策划阴谋;不满意德国的诸侯勾结外国反对帝国政权。贵族们的一切要求都不免要总合成改革帝国这一要求,而改革帝国就要以诸侯和高级僧侶作辆性品。进行这个总合工作的人就是德意志贵族理论方面的代表人物乌尔利希·冯·胡登,他是和贵族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代表人物弗兰茨·冯·济金根一起进行这个工作的。
胡登以贵族的名义提出的改革帝国的要求是很明确很激进的。他提出的就是要废除一切诸侯,要将教会主权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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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还俗,要建立以君主为首的贵族民主制,大约就象从前的波兰共和国极盛时代的情况一样。胡登和济金根相信,只要把特殊军人阶级即贵族的统治建立起来,把分裂国家的祸首即诸侯都废除,把僧侶的权利都取消,把德国从罗马教权统治下解脱出来,就可以使帝国重新统一,自由和强盛。
以农奴制为基础的贵族民主制,例如波兰的贵族民主制,又例如被日耳曼人侵占的各国在最初几百年间所存在的那种形式略有不同的贵族民主制,都是属于最原始的社会形态中的一种形态,以后都很自然地发展成为完备的封建等级制度而封建等级制度显然已经是更高的阶段了。所以纯粹的贵族民主制在16世纪的德国是不可能的事。贵族民主制已不可能建立了,因为在德国已存在着强有力的城市。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建立象英国那种使封建等级君主制转变成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低级贵族和城市的联盟。德国的旧贵族都保存下来了,英国旧贵族却被蔷薇战争①消灭得只剩下28家,并为资产阶级出身和有资产阶级倾向的新贵族所代替了。在德国,农奴制还依然存在,贵族们的收入财源是封建性的,在英国,农奴制几乎完全废除了,贵族就是单纯的资产阶级地主,其财源是资产阶级性的收入:地租。最后,专制君主的中央集权制,在法国自路易十一以来就由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产生并且日臻完备,而这种中央集权制在德国则绝不可能,因为在德国根本没有或只有极不完备的实行民族中央集权制
①
蔷薇战争(1455一1485)是两个争夺王位的英国封建家族的代表之间即约克派和朗卡斯特派之间的战争。约克人的徽章上饰有白色蔷養,朗卡斯特人的徽章上则饰有鲜红色蔷薇。在约克派方面的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有骑士和市民,支持朗卡斯特派的则有北部诸那的封建贵族。这次战争几乎完全消灭了古老的封建家族,在英国建立了新的都译王朝,实行了专制政体。一全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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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胡登越努力实际推行他的理想,他必须作的让步也就越多,他的帝国改革计划的轮廓也就必然越模糊。贵族与诸侯周旋,日益显得无能为力,可见得贵族靠自己是没有足够力量完成改革大业的。贵族需要有同盟者,而可能的同盟者只有城市,农民以及声威远播的改革运动理论家。但是城市深深领教过贵族,绝不会信任贵族,绝不肯和贵族建立任何联盟。农民身受贵族敲骨吸髓的剥削和虐待,理所当然地要认贵族为他们的死敌。那些改革运动的理论家不是跟着市民,诸侯走,就是跟着农民走。贵族们主张帝国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抬高贵族的地位,那末他们能够有什么好处许给市民和农民呢?在这种情况之下,胡登也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在他的宣传文件中绝少提到或绝口不提贵族,城市和农民将来的相互关系问题,他把一切罪恶都归之诸侯和僧侶以及对罗马的依赖关系,并且劝说市民为自身利益计也应在未来的诸侯和贵族的斗争中至少要保持中立。关于废除农奴制以及农民对贵族的负担,胡登都一字不提。
当时德国贵族与农民的关系同1830年和1846年的暴动中波兰贵族与他们的农民的关系完全一样。和现代的波兰的起义中的情形一样,当时在德国只有一切反对党派结成联盟,尤其是贵族要与农民联盟,才能使运动成功。但是恰恰这种联盟在两方面的情况中都是不可能的。贵族既没有到不得不放弃政治特权以及在农民身上享有的封建权利的地步,革命农民也不会根据还很渺茫的希望就和贵族,也就是压迫他们最厉害的这一等级结盟。和1830年波兰的情形一样,1522年的德国贵族已争取不到农民了。除非完全废除农奴制和依附农制,取消一切贵族特权,才有农村人民和贵族联合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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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贵族和一切特权等级一样,丝毫不愿自动地放弃特权,放弃特殊地位,放弃其收入来源的绝大部分。
于是到斗争爆发的时候,贵族毕竟是以孤军与诸侯搏斗。诸侯在过去两百年间不断夺取贵族的地盘,在这一次当然也就轻而易举地制伏贵族,这是早在意料中的事。
斗争过程本身是大家知道的。胡登和早被公认为德国中部贵族政治军事首领的济金根于1522年在兰都组成一个以6年为期的莱茵、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贵族同盟,声称是为自卫而组织的。济金根一半靠自己筹款,一半靠和附近的骑士联合起来组成了一支军队,他在法兰克尼亚,莱茵河下游,尼德兰和威斯特伐里亚组织了招募兵员和部队增援的工作,并于1522年9月向特利尔选帝侯大主教宣战,开始敌对行动。但当济金根进抵特利尔城郊的时候,他的增援部队被诸侯迅速出兵截断;黑森伯爵和普法尔茨选帝侯都驰援特利尔,济金根不得不退守兰德施土尔城堡。胡登和其余战友竭力求援,可是联盟的贵族被诸侯集中而迅速的行动吓倒,食言不救济金根。济金根身负重伤,然后放弃兰德施土尔,随即死去。胡登不得不逃往瑞士并于几个月后死于苏黎世糊中的乌福瑙岛上。
斗争失败,两位领袖身死,贵族力量作为一个不依附于诸侯的独立集团被粉碎了。从此以后,贵族只得为诸侯服务和听从诸侯指挥。此后不久即爆发的农民战争迫使贵族更深地投入诸侯直接的或间接的庇护之下,同时也证明了德国贵族宁肯在诸侯统治之下继续剥削农民,却不愿意公然和解放了的农民结盟来打倒诸侯和僧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37一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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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议会的战争辩论(摘录)
1854年4月4日星期二于伦敦
英国悲剧的特点之一就是崇高和卑贱、恐怖和滑稽、豪迈和诙谐离奇古怪地混合在一起,它使法国人的感情受到莫大的伤害,以致伏尔泰竟把莎士比亚称为喝醉了的野人。但是莎士比亚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让丑角在英雄剧中担当念开场白的任务。这个发明的荣誉属于联合内阁。阿伯丁阁下扮演的角色就算不是英国的小丑,那也是意大利的潘塔隆①。眼光短浅的人总以为,好像一切伟大的历史运动终究都会变成滑稽戏,或者至少变得平庸无奇。但是这样来开场,这正是一出名为对俄战争的悲刷所独具的特色,这出悲剧的序幕已经于星期五晚上在议会两院同时揭开了;两院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内阁对女王诏书的复文,而且打算在昨天午后把这个复文呈交端坐在白金汉宫宝座上的女王。上院的情况用简单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了,克拉伦登勋爵阐明了政府的观点,得比勋爵阐明了反对派的观点。一个讲的是执政者的话,另-·个讲的是在野者的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88页)
①意大利民间假面喜中的人物之一,他表现一个威尼斯商人一有饯
的、吝啬的、愚着的老头的形象。一一全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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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摘录)
1873年12月10日
无赖罗德里希·贝奈狄克斯写了反对“莎士比亚狂热病”的一本厚书来遗留下一股臭气,在书中他详细地证明,莎士比亚不能和我们的伟大诗人,甚至不能和现代的伟大诗人相比。看来简直应当把莎士比亚从他的座位上拉下来,让大屁股罗·贝奈狄克斯坐上去。仅仅是《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第
一幕就比全部德国文学包含更多的生活和现实,仅仅是一个朗斯①和他的狗克莱勃就比全部德国喜剧更有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大屁股贝奈狄克斯既严肃又廉价地考虑了莎士比亚的大刀阔斧的手法,他常常用这种手法突然地收了场,以此缩短了那种实际上确实不可避免的无聊的废话。他活该!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317页)
①莎士比亚的喜剧《维洛那二绅士》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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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摘录)
曼彻斯特
1858年11月24日〔于伦敦]
(3)卢格这个畜生在普鲁茨那儿证明说,“莎士比亚不是戏剧诗人”,因为“他没有任何哲学体系”。而席勒,由于他是康德信徒,才是真正的“戏剧诗人”①。为此普鲁茨写了《恢复莎士比亚的名誉》!后来,卢格在美国报纸上把摩莱肖特称为“蠢驴”,因而被海因岑逐出《先驱者),但这个老饶舌家现在把自己的蠢话全部登在伯恩施太因的《西方公报》上了。
山●●●t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56页)
①1858年阿·卢格为1859年席勒廷生一百周年纪念会写了一些文章,在
这些文章中他发挥了自己对莎土比亚和席勒的创作的看法。他的这些文章于1858年4一5月发表在罗伯特·普鲁茨的文学周刊《德国博物馆》上,总标题为《理想王国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一全集编青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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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摘录)
…金钱是财产的最一般的形式,它与个人的独特性很少有共同点,它甚至还直接与个人的独特性相对立,关于这
一点,莎士比亚要比我们那些满口理论的小资产者知道得更清楚:
“金子,只要一点儿,就可以使黑变成白,丑变成美,
错变成对,卑贱变成高贵,懦夫变成勇士,
老朽的变成朝气勃勃!
啊!这个闪闪发光的骗子手…它使人拜倒于多年不愈的脓疮之前:它使年老色衰的孀妇得到丈夫;
那身染毒疮的人,连医院也感到讨厌而要把他逐出门,
但它能使他散发芬芳,像三春天气一样的娇艳!……你,我们看得见的神,你可使性格全异的人接近,使他们接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4一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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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摘录)
…有一种偏见,认为哲学唯心主义的中心就是对道德理想即对社会理想的信仰,这种偏见是在哲学之外产生的,是在那些把席勒诗歌中符合他们需要的少数哲学上的只言片语背得烂熟的德国庸人中产生的。没有一个人比恰恰是十足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更尖锐地批评了康德的软弱无力的“绝对命令”(它之所以软弱无力,是因为它要求不可能的东西,因而永远达不到任何现实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辛辣地嘲笑了席勒所传播的那种沉湎于不能实现的理想的庸人倾向(见《现象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7一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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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
关于德国的扎记(摘录)
…真正的绝境:帮助只能来自外部一法国革命带来了帮助。只有两个方面还有生命的迹象:一方面是军事学术,另一方面是文学、'哲学和严肃认真的客观的科学研究。法国在十八世纪时,政治作家而且是第一流的政治作家已经占多数,一而德国却是一味逃避现实,躲进理想的领域。“人”的观念和语言的发展;在1700年一野蛮状态,1750年一莱辛和康德,其后不久一歌德、席勒、维兰特、海德,亨德尔、格吕克、莫扎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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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
工人协会(摘录)
…这张堂皇的传单上所说的那种必然的强盗是以矫揉造作的卡尔·穆尔(席勒的“强盗”中的人物)的面貌出现的,“人民裁判”第二期在援引这份传单的一段时,直接称他为“巴枯宁的传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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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英文版导言(摘录)
第一次是德国的所谓宗教改革。路德发出的反对教会的战斗号召,唤起了两次政治性的起义:首先是弗兰茨·冯·济金根领导下的下层贵族的起义(1523年),然后是1525年的伟大的农民战争。两次起义都失败了,主要是由于最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城市市民的不坚决,一至于不坚决的原因,我们在这里不能阐述了。从那时起,斗争就蜕化为地方诸侯和中央政权之间的战斗,结果,德国有两百年不见于政治上积极的欧洲国家之列。路德的宗教改革确实建立了新的信条,即适合君主专制的宗教。德国东北部的农民一改信路德教,就从自由人下降为农奴。
但是,在路德遭到失败的地方,加尔文却获得了胜利。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他的先定学说,就是下面这一事实在宗教上的反映:在商业竞争的世界中,成功或失败不取决于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不受他支配的情况。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或行动,而是未知的至高的经济力量的摆布;在经济革命时期,当一切旧的商业路线和商业中心被新的所代替的时候,当印度和美洲已经向世界开放的时候,当最神圣的经济信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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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的价值一也已经开始动摇和崩遗的时候,这种情形就特别真实了。加尔文的教会的组织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而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够仍然从属于君王、主教和领主吗?当德国的路德教变成诸侯手中的驯服工具的时候,加尔文教在荷兰创立了共和国,并且在英国,特别是在苏格兰,创立了有力的共和主义的政党。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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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
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
的进展(摘录)
德国还在宗教改革时代就曾有人主张实行杜会改革。在路德开始鼓吹教会改革、鼓动人民起来反对教会权利以后不久,德国南部和中部的农民就掀起了反对他们的世俗统治者的总起义。路德经常说,他的目的是在学说上和做法上都要恢复基督教的本来面目;农民也希望这样,因此,他们要求不仅在教会生活中,而且在社会生活中,都要恢复基督教的最初做法。他们认为,他们所处的受压迫受奴役的境遇是和圣经学说不相容的。他们天天受着一帮傲慢的男爵和伯爵的压迫和搜刮,这些人把他们当做性畜着待;连一项保护他们的法律也没有,即使有,也没有人去贯彻执行。这种情况和最早的基督徒的公社原则以及圣经上阐述的基督学说,是截然对立的。因此农民就起来进行反对他们的老爷们的战争,这种战争只能是殊死的战争。他们公认的领袖托马斯·闵采尔传教士发表了一项宣言,其中自然充满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宗教和迷信的谬论,可是,除此之外,也还包括了这样一些原则:按照圣经,任何一个基督徒都没有权利私自占有任何财产;只有财产共有才适合于基督徒的社会多一·个善良的基督徒对其它基督徒不得施以任何权力和暴力,不得担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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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政府职务或享有世袭权力,相反地,既然一切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那末在人间也应该是平等的。这些原则只是从圣经和路德本人的著作中得出来的逻辑上的推论,而路德这位改革家并没有打算象人民那样走得那么远,尽管他在反对教会权力的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勇敢,但是他并没有摆脱那个时代的政治偏见和社会偏见,他还象信奉圣经那样,坚信诸侯地主那种践踏人民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此外,由于他需要贵族和信仰新教的诸侯们的庇护,所以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来挥击起义者,这本小册子不仅割断了他同起义者的
一切联系,而且还煽动贵族象对付那些反对神律的叛乱者那样,用最残酷的手段对付他们。他喊道:“象杀狗那样杀他们!”整本书对人民充满了仇恨,而且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就使它永远成为路德这个名字的一个污点。由此可见,他在开始自己一生活动的时候是人民的一分子,但后来却完全投靠人民的压追者,为他们服务了。经过一场浴血的国内战争以后,起义被镇压下去,农民又回到了原来的奴隶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4一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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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
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摘录)
…正是“左派联盟的策略”,正是城市“平民”(=现代无产阶级)和民主派农民的联盟,使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有了那样的规模和威力。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讲过多次,不仅在1848年讲过,很久以后也讲过。为了不再引用已经引用过多次的话,我们只提一下马克思和拉萨尔1859年的通信。马克思在谈到拉萨尔写的悲剧“济金根”的时候写道:剧本所描写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正是使1848年和1849年的革命政党彻底崩溃的悲剧性的冲突。”而且马克思已经大致指出了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的未来分歧的线索,责备拉萨尔,说他陷入了“把路德一骑士的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一平民的反对派”的错误。
…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把“路德一骑士的”(译成20世纪初的俄文,就是自由派一地主的)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一平民的”(译成同样的俄文,就是无产阶级一农民的)反对派,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是社会民主党人绝对不能容许的!
(《列宁全巢》,第17卷,第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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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
打着别人的旗帜(摘录)
…这就是说,在某些民族中,由于资产阶级起来夺取政权而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象在1848年那样,马克思最关心的是吸引更广泛的、更多的“平民”大众和一般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以及无产阶级来参加,以扩大和加剧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马克思的这种扩大运动的社会基础、使运动发展起来的想法,就是马克思的彻底民主主义的策略与拉萨尔的不彻底的、倾向于与民族自由派联盟的策略根本不同的地方。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6一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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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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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迪南·拉萨尔给卡尔·马克思的信※
柏林,1859年3月6日
亲爱的马克思:
在接到你关于恩格斯的事情的信的那一天,我立即给你写了回信,告许你我把事情已经办好了,并且写下地址,请你或他把稿子寄去。关于这点我再没有听到什么新的消息了。我希望这几天稿子就能送到,因为这样的事情是不能耽搁的。
我把我最近的著作随信寄上三部一送给你、弗拉里希拉特和恩格斯。请你劳神把后二人的两部尽快的转给他们。
你看到我写的这个剧本,不知你脸上会显出怎样的惊讶啊!当我起了想写这个剧本的念头的时候,或者更确切些说,当这个念头向我袭来的时候,我也感到差不多同样的惊讶!因为这个刷本并不是我决心从事的自由创作的成果,而是由于一种强制的力量控制了我,使我怎么也摆脱不开才写的。我年轻时候从没有写过一首抒情诗,现在居然想当诗人了!当这个念头最初控制着我的时候,我是怎样发狂地嘲笑自己呀!但是,谁能违抗自己的命运呢!一现在,我来向你谈
一谈我陷入这种命运的经过吧。
这是在我尽一切力量完成我的《赫拉克利特》①的时候。
①
拉萨尔所著《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年)。参看马克思1858年2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关于拉萨尔这一著作的评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一版,第22卷,第298一300页。中文1972年版第29卷第262一264页)。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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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从这篇论文大概看出了,我对于思辨的思维是有一些才能的,因而也是有一些喜好的。虽然如此,可是在写这篇论文的时侯,我也感到了无限的苦恼。一道鸿沟把这些科学的、平淡的理论兴趣和今天实际上激起我们血液的一切东西分隔开来,或者更正确些说,一种间接的和相隔很远的联系归根到底仍然存在于这两个领域之间,一一这就是我的苦恼的原因,而且我可以向你证明,这个苦恼真是大极了。啊,当我强制地把自己关闭在思想世界中,而常常有一种联想使我从那里转到我们当前迫切的需要上,转到那些表面上看来很平静而实际上在我心中一直沸腾着的巨大时事问题上的时候,我是如何常常从写字台旁跳起来,把笔抛掉啊!好像全身的血液都凝固在血管中,只有经过半小时或者更长时间的内心斗争,我才恢复了平静。我才能迫使自己再坐到椅子上,献身于我的工作所要求的思想严格集中的领域。在48年和49年①之后,在流过那么多的血和有过那么多的事情要求复仇之后,依然不得不从事理论工作(我认为只有政治经济学著作是例外,因为它们同时也是实践的行动),这实在是痛苦的,尤其当你看到任何理论工作都不发生直接的效果,人们继续过着平静的生活,好像优秀的和极伟大的创作和思想从来还没有写出来过和说出来过似的,这更是痛苦难堪了!而且正在这样的时刻来对古代希腊进行思辨的推论,一不管我有怎样的愿望,恐怕也向你说不清楚我为这件事曾经尽了多大的努力。但是我将永远认为这是我给予我自己的关于铁一般意志力的最好的证据之一。亲爱的朋友,请你原谅我这种抒情的吐露。你知道,我根本不是一个抒情诗人,我向来有把
①指1848年和1849年。一泽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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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烈的感情隐藏在自己心里的习惯。但是有时也禁不住向朋友们吐露。你其实是我在男人中间的最后一个朋友。门德尔生去世了,至于伯爵夫人,不管她多么出色,不管她的友情对我有多么贵重,她终归是一个女人,不能深入到男人的思维深处,作详尽无遗的了解。我和你其实相处不多。但是我总觉得你是我的真正的朋友。你自己恐怕也知道,我向来是这样看待你的。我,尤其是现在,有许多所谓的好朋友。但是,就我现在所讲的友情看来,这些朋友至少是缺少必要的智力发展和一致的精神兴趣的。
可是够了,还是回到我的故事上来吧。总之,我终于把《赫拉克利特》完成了,但是我如果不找到一种堍救的方法,恐怕也是不能完成的,这就是说,我当作一种安慰每夜还同时专门研究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虽然与我们迫切的政治需要等等有紧密的关系,但又不是那么直接迫切得把我完全吞没了。我从年轻时候就有交替着研究四五种科学的习惯,所以我每夜研究我从前涉猎过的中世纪时期、宗教改革时期、特别是胡登的著作等等。这个令人惊奇的人物的著作和生活使我迷醉了。有一次他的一些东西震动了我的灵魂深处,使我不断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恰巧又在几天以前,我浏览过
一个极其糟糕的现代刷本。于是我心中产生了一种联想。我对自己说,—一因为这时候我决不会先想到自己,一天啊,这些白白地把自己微小的才能浪费在这样东西上的人们,不管是谁,要是来和我商量一下主题就好了!于是我想我应该怎样向他推荐胡登,接着又想他们应该怎样写好这类刷本的结构;然后我从胡登一因为在他身上,问题又会停滞在纯粹理论上面一一转到济金根这个主要主人公身上。这个念头在我心里刚一出现,一个现成的结构就好像出自一种直觉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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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显现在我的眼前,在这同一瞬间,又有一种怎么也摆脱不开的情感控制了我,发出命令道:“你也应该来完成它呀!”不管我怎样惧怕这个任务,它仍然抓着我不放。于是,我能沉醉于愤慨和憎恨中了,我能让它们的波浪自由冲击了,最后我能吐露自己的心情了!这样,我找到了摆脱那窒息心胸的血液冲流的方法,否则我是不能完成《赫拉克利特》的。这篇东西就是这样产生的。我应该说,我认为它的确是非常好的一我不知道是否主观的感情迷惑了我的眼晴,但是无论如何你不会认为我这样坦白的声明是一种虚荣吧,实际上倒可以说是同它完全相反的。不过即便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我也决不再写剧本了。这一篇东西是上天给予我的任务,好像是注定了的命运,可是决不会再作第二次了!关于我的悲刷的正式的基本观念,我曾为一些不如你那样习惯于思辨思维的朋友们写了一篇小小的文章,它当然只是供私人阅读的,决不是为了出版的。为了不让你认为我过于迂腐和这样愚蠢,竟给予自己的悲剧以救济证,好像它需要特别的Fabula docet(说教),我要说明,我作这种注释的动机,是因为我的一个好朋友向我提出了意见,而且说必须要符合所谓黑格尔的精神①。这篇文章的形式也说明了这一点。此外,想你也不难从正文本身中看出,我还利用它顺便概括地表明了我同当地的朋友们关于政治形势和我们对于它的态度的争论。文章既然写成了,我认为寄给你一份是适当的。当然,没有这篇文章,你也能了解这个剧本的抽象观念的。但是它仍然会引起你的兴趣,使你能够十分有把握地判断我自己想通过剧本表白的东西怎样不同于从旁边塞在剧本
①似乎是本着黑格尔的精神向我提出了意见。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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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东西,并且能使你十分有把握地判断构思和写作吻合到什么地步。总之,请你在读剧本以前或以后,最好读一读这篇文章,然后劳神把它转给弗拉里希拉特,它虽然不大习惯于思辨的思维,但他对于它也不至于完全没有兴趣。
最后,不言而喻的请求,就是把你对我的东西的看法详细地和直率地写给我(从序文中你可以看出,这不是供上演用的本子。为了供上演用,我要把它另外修改得很简短①。可是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中,上演的希望不用说是等于零了)。总之,我盼望着你的真挚的批评,还希望知道你是不是认为它有我所期望的那种用处。
热情地和你握手,衷心地向你的夫人、弗拉里希拉特和恩格斯致意。
你的斐·拉萨尔
①拉萨尔曾经打算隐匿姓名上演自己的剧本,可是他虽向柏林官庭剧院
建议,却被这个剧院拒绝演出。一原编者注
※《拉萨尔给马克思的信》以及《拉萨尔给恩格斯的信》,《关于悲剧观念
的手稿》、《拉萨尔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均采用《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杜1960年版)中的译文。我们据俄文对译文进行了校对,更动处附在页下。文中凡涉及《弗兰茨·冯·济金根》的引文和译名的地方,为取得一致起见,均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的《弗兰茨·冯·济金根》剧本(见本书)做了相应的更动。
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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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尔附在1859年3月6日的信中
关于悲剧观念的手稿
关于我用来作为这个剧本及其大转折的基础的正式的悲剧观念一关于一切行动、特别是革命行动的性质所固有的深刻的辩证的矛盾,我当然没有在具有一般性质的序言中讲到,而是仅仅在剧本本身中第五幕里才作了比较明晰的叙述。
一切保卫现存制度的统治阶级,它们之所以永远有力量,是在于它们的没有错误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觉悟性,它们把这种觉悟性贯穿在自己的阶级利益中,认为它们的阶级利益已经是占统治地位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①。
任何想在实践中加以实现的正当的革命观念,它们之所以永远无力,是在于忠于这种观念而还未把自己的原则加以实现的那些阶级的成员们的缺乏觉悟性,并且在于与此有关的、被这种观念所支配的各种手段的无组织性。这里经常反复出现的辩证的矛盾,简单说来就是这样:革命的力量是在于革命的狂热,在于观念对自已本身的强力和无限性的这种直接信赖。但是狂热一作为对观念的全能的直接的确信
一首先是抽象地忽视有限的实行手段和现实的错综复杂的困难。因此,狂热为了在有限的现实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
①并以此来理解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认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是已经占了
统治地位的、经过考验的东西。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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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深入到现实的错综复杂中去,必须借助有限的手段转入行动。否则,狂热就会沉溺在它所渴望的东西(目的)的梦想中,而忽视如何加以实现的现实的一面。
在这种情形下,大概是应该承认革命领袖的最高的现实主义的聪明头脑的胜利的,因为他们重视既定的有限的手段,对于别人(从而甚至对于自己)隐瞒着运动的真正的和最终的目的,并且借助对统治阶级的这种有意的欺骗,以及对统治阶级的利用,来获得组织新力量的可能性,以便用这种靠聪明得到的一部份现实来战胜现实本身。
济金根在第三幕中就对于胡登表现了这样无限的现实主义的优越性,如同济金根向来对他一这位仅仅精神上的革命家一保持了现实主义观点的优越性和现实政治的管理国家的天才的优越性一样。但是狂热如果同有限的事物搅在一起,狂热如果从属于有限的事物,它便决不能实现自己,相反地,而是放弃自己正式的原则一观念的无限性,使自己委身于自己的对立面、有限性本身,而它的意义却就在于消灭这个有限性,因此,狂热在这里一定要遭受破灭。
事实上,虽然这是理性也难以承认的,但是在构成革命的力量和热狂的思辨观念与表现上十分狡智的有限的理性之间,看起来似乎存在着某种不可解决的矛盾。遭受失败的大多数革命:一任何真正的历史专家都应该同意这一点一都是碰到这种狡智而垮台的,或者至少是一切企图专靠这种狡智的革命都遭受了失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获得胜利的1792年法国大革命,也只因为抛弃了理性才取得了胜利。
革命时期趋向极端的政党之所以有力量,其秘密就在这里,革命时期群众的本能通常之所以比有学识的人的意识正确得多,其秘密也在这里。所以说,“聪明人的智慧觉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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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事情,事实上也会实现”①等等。正是因为群众本来就缺少教养,所以才防止了他们碰上校智行动的暗礁。
其实,观念的无限的目的和妥协的有限的狡智之间的辩证矛盾的现实的解决,以及这种矛盾的内在的必然性,都已包括在以上所说的话中了。
因为(一)如前面已经指出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正因为这些阶级的原则是占统治地位的,从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所以是不会受到欺骗的。个别的人可能受到欺骗,而阶级是决不会受到欺骗的!
(二)尤其是作为对现存秩序让步的妥协,
也如前
面已经指出的,在形式方面,从而也在内容方面,一必然会或多或少地放弃自己的原则,即放弃构成革命力量和革命正义的原则,必然会站到敌人的原则的立场上去,从而在理论上承认自己被战胜了,然后再由自己来执行对自己的判决。如黑格尔老人经过深思熟虑巧妙地指出的,又如亚里斯多德在黑格尔以前已经部份地知道了的,任何手段只有在事先被目的所固有的性质渗透了的时候,才能达到目的。目的必须在手段本身中得到完成和实现。目的要通过手段达到,手段必须体现目的的性质(因此,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目的并不是被手段达到,而是作为已经完成的东西而在手段本身中显露出来)。由此可见,任何目的只有用符合其固有性质的手段才能达到。所以,革命的目的,用外交的手段是不能达到的。
(三)更现实地说,革命归根到底只有依靠群众及其热烈的忘我精神才能完成。而群众正由于他们有所谓的“粗
①引自席勒的诗《信仰的话语》第三节。一一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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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正由于他们没有教养,以子尧全不知道妥协。他们关心的只是极端的、整个的、直接的东西,一因为不发达的头脑只承认极端,只会说是或不是,在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的东西。这种百般盘算的革命者(Revolutionsrechner),不能在自己面前消灭受骗的敌人和在自己背后获得朋友,而必然是在自己面前有着敌人和在自己背后没有自己的同志。由此可见,虚伪的智慧事实上是最大的愚味。
其实,单个人在现实的世界中愈有威信和声望,愈有锐敏的眼光,愈有智慧和教养,他便愈容易陷入这种致命的、自以为是现实主义的理性的谬误中,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就说明了,例如,在法国革命时期(而且英国革命时期也有相似的情形),抽象的理想主义者雅各宾派就比自夸为有教养、有现实主义的眼光、有政治的头脑的吉隆德派较好地推测到当时可能的和实在能实现的事情,吉隆德派反而被憎恨这种政治手腕的人民起了一个奇怪的駡人的绰号:“政界人物”。
济金根在处理观念问题的时候实行了“狡诈”,可是这种“狡诈”却没有给他的革命的伟大性和他的激进的坚决性带来损害,也没有使他成了妥协者。因为他一点也没有背叛革命的目的,反而比谁都前进,同时他仅仅在实现目的的方法上实行了狡诈。尽管这样,这种狡诈也是济金根的过失,当然也是亚里斯多德所要求的“大错”①。
但是也许有人会反对说,这种“大错”不管怎样大,也只是智力的错误,而不是伦理的过失,因而它不是悲剧性的。
对于这个说法我应该从三方面来回答。第一,我决不能同意这样的意见:最深刻的、智力的、内在必然的、因而永
①见亚里斯多德《诗学》第13章。一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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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思想的冲突的辩证法,其本身决不是深刻的悲刷的动因。正如古代悲刷所证明的,大概就是因为它可以成为悲剧的动因,所以亚里斯多德才认为只要求“大错”就行了。第二,这种智力的过失,事实上就是伦理的过失,其理由是:只要自以为高于现存制度、想把现存制度推翻,用自己的原则来代替它的原则的人,就应该在精神上也的确高于现存制度。否侧只好说他是“不逊”了(在古代的意义上)。
最后,第三,毫无疑问,这种智力的过失主要具有着伦理的性质,因为这种过失恰好是由于对伦理观念和它自在和自为的无限力量缺乏信心,以及对丑恶的有限手段过分信任而引起的。因此,这种智力的过失就包含着缺少对理想的直接信心和确信,更确少毫无限制的完全的坦白态度,而且因为这两者都是革命的观点所必须的,所以也在于脱离自己的原则,在于有局部的挫折。
在宗教战争时期,这种现象大部分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对于神的全能的直接的幻想般的信念,在这里排除了它出现的可能性。
(路德的历史性的伟大地方和决定性的力量也在于:他对于他无论如何也想要作到的各种事情,不用这种狡智,不作任何的让步,不和统治的力量妥协、不考虑“可能的事情”一我说的是他的初期一而直接依靠普通人。)这些狂热者常常用来实现不可能的和几乎不可理解的事情的那种往往奇迹般的战无不胜的力量,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些充满灵感的狂热者的戏剧式地使人感动的力量,也是从这里来的。他们的行动的力量就在于他们的片面性,因为任何行动都是片面的。
因此,上面所说的济金根的过失,正好主要是伦理的过失,但是这种过失,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由于它是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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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失,而被缓和了,并且正因为这种过失是智力的,是以在
一切转变时期不断反复出现的思想冲突为基础的,所以它已不是个别的、偶然的人物的过失,而本身已成为一种必然的永恒的观点,这种观点的不可争辩的相对的正确性和最深刻的内在的虚伪便招来了他的悲剧的命运、他的辩证的灭亡。
Mutato nomine de nobis fabula narratur(名义是别人,而指的是自己),永远将是这样,正是这种同时是伦理的又是智力的、因而又是以永恒的和必然的客观思想冲突为基础的过失,我觉得才能构成最深刻的悲剧的冲突。
换句话说,为了十分明确和清楚地表明我的观点,我可以断言,任何真正伦理的过失都只是智力的,并且只有智力的过失才是伦理的。因为伦理的过失不同于道德的过失,道德的过失仅仅和个别主体及其内部世界相联系,而伦理的过失却完全包括在客观的和相对正当的思想和思想立场的实践和实现中。但是这种客观的和相对正当的思想和思想立场,如果不能战胜自己的辩证的对立面,那末无论在观念世界或现实世界中都会破坏和谐,因而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在实践中是有过失的。
其实,济金根由于意识到这种过失并转而采取赎罪的行为,所以才在第五幕中摆脱他的智力的过失和伦理的过失。他抛弃了自己的外交的疑虑和计谋,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赌押在宝剑的锋刃上。一但是现在已经太晚了,按照悲剧的观念来说,那是应该这样的。受了侮辱的神要为自己报仇,而且不幸得很,受了侮辱的理性观念的辩证法,要比希腊的任何一个神都更激烈地和严厉地为自己报仇。生活和历史就是逻辑的残酷的实践,而且是多么残酷啊!
济金根由于环境的力量,不得不走错一步,把自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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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无论在围城的时候或进攻的时候)①都委诸纯粹的偶然性,这时他在自己背后没有领土和他在这领土内的原则上的信徒,因而在这里不能显露出双方的真正力量,也不能成为决定的关头;希望预先详细计算一下和完全排除任何偶然性的这个伟大的外交家、现实主义者,正因此终于不得不把一切都交给最纯粹的偶然性,一一这便是落在他头上的真正的最残酷的辩证的处罚。他不公开诉诸原则,发动它们的革命力量,反而以进攻特利尔的办法把历史观念和国民事业放在尽力夺去它们的普遍意义和披着偶然性外衣的冒险行动的基础上。因此,不管他多么想审慎地排除一切偶然性,他自己也终于求助于偶然性了。又因为他的借功于偶然和非本质东西的表面现象而进行欺骗的计谋一定要碰碎在现存制度的有意识的性质上,所以他只好不从他所希望的已经准备好的偶然性手中,而从真正的没有准备好的偶然性手中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因此,他的灭亡并不是由于旧东西的优势,一如果是这样,恐怕成不了真正的悲剧的灭亡,因为旧东西的必然溃灭,其实还远不等于济金根伟大的目的的达到,这在第
五幕中可以充分清楚地感觉到,一他的灭亡是由于自己的错误。
巴尔塔扎尔只有在第五幕中才有可能向济金根说明问题的真正本质,而在第三幕中没有能够这样作,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假如巴尔塔扎尔早向他陈述这种真正的本质,而济金根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那就要或者有损于济金根精神的表面的伟大,或者有损于他的伦理的热情了,一这是我更不能容许的事情。那时候他一定在智力上或在伦理上都不如他
①(无论是他的城堡被围的时候或是他往外突击的时候)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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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的那样杰出了。而现在呢,他的智力的过失决没有败坏他的声誉,因为这种过失是有本质的和正当的东西作根据的;由于观众或读者截至第五幕一定同情他,这种过失也会被减轻一些。同样的,他的伦理的过失,在他和巴尔塔扎尔谈话之前是纯粹无意识的,可是正因为如此,又是双重悲剧的,适合于他的纯正的性格的,至于在谈话之后,这种过失就会成为有意识的,从而就会成为在智力上或伦理上贬低他的东西。
只有在已经太晚的时候,才允许谈到济金根在自己狡智的胜利顶点上所犯的错误。于是,恰如济金根在第三幕中高于胡登的那样,巴尔塔扎尔也应该同样地高于济金根。紧接着这段对话的农民一场,就好象显得是倍衬物,是实际上应和巴尔塔扎尔所说出的一系列观念的东西①。
其实,在以下的一场里,济金根立刻就恢复了自己的卓越的英雄的优势,胜过了巴尔塔扎尔的理论的优势,因为当巴尔塔扎尔意气消沉、党得一切都要灭亡的时候,济金根立即挺起腰来,根据巴尔塔扎尔的观点开始思考和实行挽救的计划。
我一般地把上面所说的优势赋予巴尔塔扎尔,而不赋予胡登,我认为也是必要的。
第一,在胡登的性格中,如我所描绘的那样,是富于抒情色彩的,因此,这个角色是不适合于他的。济金根和他这位—一如已经说过的那样—一仅仅精神上的革命者,始终是相反的,济金根从头到尾是一个比较强有力的、在政治上有远见的现实主义的英雄。他预见到事变的发展,即是,预见到由于单单获得了胡登认为必须首先拯救的宗教自由而发生
①应该展示出同巴尔塔扎尔所谈的一系列观念相应和的合唱和背景一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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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变,曾经怎样发展和应该怎样发展。
第二,胡登这时候如果领导了济金根,恐怕除了狂热之外也不会有别的手段。但是在这一点上,济金根丝毫也不弱于他,因为济金根被自己的集中的、直接实践的热情驱失着,早在第三幕中就决定了行动和拟订了相应的计划,而被济金根这样超过了的胡登却在想:必须鼓励济金根去行动。
第三,最后,单是狂热一这又使我们回到最初所说的问题上一是决不能成为比济金根的现实主义的洞察力更为有力和更可靠的手段的。狂热因为轻视有限的手段,所以仍然和有限的手段的观点本身同样是抽象和片面的。狂热即使内在地能较为准确地打中目标,它也不能充分有力地表现自己现实的内在的权利,从而不能把相反的观点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所以,两者仅仅是相对地正当和相对的抽象的对立面。济金根在这里也许是更高和更有力的一面。真正能够使济金根的现实主义的观点提高到超出他本身之上的,只有巴尔塔扎尔的更加现实主义的本性,因为巴尔塔扎尔从自己多年的经验中得出了对事物的成熟的看法,以及对历史运动和国民运动的规律的完满的认识。只有现实主义的睿智才能克服现实主义的狡智,把它提高到超出它本身之上去。但是两者的调和部份地在于:在涉及济金根的各种宗教目的的范围内,它们的最后的胜利是事实,而且如我曾指出的那样,已经十分鲜明地透露在第五幕中了;部份地特别在于:在涉及济金根的更为远大和更为重要的政治的国民的目的的范围内,我们的时代正以类似的然而更广大的形式重新开始了争取实现这些目的的斗争,而且吃苦着和斗争着,顽强地完成这一严峻的战斗,一好象是要实现胡登在最后的话中所暗示的预言。如果现代观众的意识,不仅作为普遍的人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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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并且正由于它所充满着的内容,而仿佛成为主人公的悲剧的行动和苦难所直接诉诸的合唱队,我认为这是文化历史的悲剧的非同小可的优点一我的剧本也就是这样的悲刷,因为它的目的和思想斗争与现代生活十分密切地结合着,所以它们就成为可能的了。从一方面看来,如果现在重新开始斗争,这里就包含着主人公和他的目的的最高胜利,因此现代世界的意识可以给悲剧带来调和,从另一方面看来,如果
三百年后再重新开始斗争并在这个期间证明了这些目的的永久性,这边就包含着这些目的的胜利的必然性的最高证据,因此,这种意识在现代的艰苦斗争中可以从悲剧里给自己设取安慰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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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迪南·拉萨尔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
柏林·1859年3月21日
亲爱的恩格斯:
隔了很久又接到您的来信,心里实在很高兴,好象一切又都顺利起来了。
您委托我的那件小事①,我一定照办,并且已经通知了杜恩克尔。我很想知道一下您那本小册子的内容。马克思的著作也快出版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事情进行得这样慢;大概是校对工作太慢的原故吧,因为每次校样首先非送到伦敦去不可。我在几年以前脑子里就孕育着一部经济学著作,现在已到分娩的时候了,所以更想读一下他的著作。但是,如果马克思先我讲出了我要讲的最重要的东西,一我不能不这样确信一那我就不让它生下来。所以我迫不及待地盼望着他的书的出版。如果事情果真是我所预料的那样,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必须说的东西,要是别人先说了,我就不必再说了。除了马克思之外,我对任何人恐怕也不会这样甘拜下风的。
他没有把《赫拉克利特》寄给您,这是他的不对,因为他自己已经读过了,而且这篇论文对于您研究比较语言学,无论如何是会引起一些兴趣来的。我当时要是知道您正从事这样的研究工作,我一定很高兴单独寄给您一本,可是现在我手
①是指委讬出版恩格斯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一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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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连一本也没有了。一那末,您一定看到我的《济金根》的广告了吧?还在十天以前,我给马克思送去了三本,一本给他,两本给您和弗拉里希拉特,还附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这是通过书店送去的,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送到。总之①,马克思在我今天收到的信中说,他什么也还没有收到。
您在信中说我“也干起这一行(戏剧)”来了,这样的话不管是出自多么的好意,我也要笑着提出抗议的。天呀,这样的事情的确不愿再干了!无论在这个剧本的写作前、写作中、写作后,我都产生过同样坚定的信念:我决不再写剧本了,如同我以前决没有想过要写一样。即便能写,我也不想写;即便想写,我也不能写。只有这一个剧本是我能写和应该写的。这是注定我要写的。0'etaitécrit la-haut I(这是上天预先指定的。)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给马克思的长信中详细讲过了。不过,没有这封信,您只要读完这个剧本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希望您收到后就读它一遍吧。
但是,一即使令我大为惊讶,我的剧本得到了不同凡响的称赞,一一我也决不再写剧本了。
今后,我将继续从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哲学的专业(我所指的历史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只要实践运动终于不会开始,—一当然希望它开始,一而一切巨大的理论活动不暂时停止的话。
如果能完成我们(全党的同志)所能作的工作中的一点什么,我是宁愿不写我所知道的一切事情的。
向您致意和握手。
您的斐·拉萨尔
在3月28日以后我的住址是倍列维街13号
①至少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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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迪南·拉萨尔给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
柏林,星期五,5月27日(1859年)
亲爱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我工作繁忙,又有私事缠身,要详细地写信,实在是一件苦事。但是,对于你和恩格斯那样又仔细又瑟切地评论我的剧本的信,我却感到有尽可能详细回答你们的必要。你们两人的信虽然不完全相同,但主要谈论的是同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一起来回答你们是最好不过了。
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来尽力证明我在认为自己是对的各点上是正确的,同时认为你们的相应的反对意见或者完全不正确,或者由于你们忽视了剧本中的某一方面而站不住脚的话,你们会觉得这是十分自然的吧。当然,你们在这里看到的,决不是一个不愿接受批评的人的虚荣心,而仅仅是一种对事物的合理的兴趣,这种兴趣曾鼓舞你们给我写了那样详细的意见,使我衷心感谢你们,同时在我这方面说来,这种兴趣也决不少于你们,因为我是作者。
我首先应该就恩格斯的信表示一下意见:他的反对意见中的最重要的各点,亲爱的马克思,我在和剧本一同寄给你的那封关于我的剧本的悲剧观念的信中,已经预先否认了。诚然,恩格斯并没有忽略我在这封信中所论述的和在剧本的整个第五幕中一在巴尔塔扎尔和弗兰茨的对话中,在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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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一场中,在弗兰茨的独白和在他在进攻前①一场的热情的吐露中一所表现的悲剧观念,但是他也没有十分清楚地和完全地了解它
所以,那封信如果仍在你手边的话,我希望你把它和这封信一同转给他,否则这封信他会觉得是架空的,因为我在这封信中处处认为那封信中所讲的思想他已经知道了,所以在讲到这些观念的时候,我就没有加以说明。
亲爱的马克思,关于你的批评,我真难以形容它使我欢喜到什么程度。因为可以深信,你的批评十分确切,什么也没有深掉,也没有落到个人的偏颇中。你很称赞我的剧本的结构和情节,你说读过我的剧本后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一恩格斯也给我写了同样的活!一我当然是非常满意的。尤其是后一点使我高兴。因为作者自己决不能判断:自己的作品是否引人入胜。不过我始终认为悲剧能使人产生印象,能使读者出汗,这便是它的价值的最好的显著的特征。
我的糕的韵文,你甚至也加以称赞,这实在令我非常好笑!所以令我好笑,与其说是由于这种奇怪的安慰,不如说是由于表现在这里的我们性格的极大的类似。的确,我虽然很重视语言的力量,但却常常完全有意识地并以近乎故意的马虎态度破坏韵律的规则。在创作过程中,甚至在容易改正的地方,我也没有费力去加以改正,因为我认为改正与否都是无关重要的。加之,其他的地方已经表明,我是会写另
一种韵文的。但是由于反对人们通常赋予韵文那种夸大得可笑的意义,所以我抱了这种轻蔑的草率态度。现在想起来很后悔,我当时太屈从于这种轻蔑的心情了。这在某些人或许
①突围前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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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感到怪难为情,总之,要想使人产生印象,最重要的是对琐细的事情也要作到完美无疵。但这已经是Moutarde apresdner(饭后的芥末)!①
然后你就谈到“坏的一面”。你首先还是同意我在信中所讲的悲剧观念不仅在剧本中得到实现,同时这种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1448至1849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一你还添加说一“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作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
这些话实质上包含着最高的赞许,是我曾经为自己的剧本努力追求和指望的赞许。恰好这一点一实在说来,剧本中的悲剧观念和剧本本身的关系应该永远如此一一正是我写那个剧本的原由,而且我把其余的一切严格地安排在从属的地位,也是为了主要表现这一点。因此,在你的这些话中,我找到了可以表明我的整个剧本是正确的这种最高的证据。
一自然,这只是从内容方面来说的。在这方面你还认为有什么缺点呢?
你说:“但是我问自己:你所选择的主题是否适合于表现这个冲突”?对于这个问题,回答无疑是肯定的,因为这个悲剧的冲突是正式的冲突,如我在信中解释的那样,不是任何
一定的革命所特有的冲突,而是在过去和未来所有的或差不多所有的革命中不断重复出现的冲突(有时是可以克服的,有时是克服不了的),一一句话,是革命情势本身的悲剧的冲突,无论在1848年和1849年,或者在1792都存在过的冲突。由此可见、这种冲突在任何革命情势中,都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单就这一点说来,也可以把这种冲突归之于
①法文:即雨后送伞之意一译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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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年的革命情势,即便它在当时没有起特别重要的作用。
但是,从历史上来说,毫无疑义,这种冲突在当时曾极其现实地存在过,它虽然不是济金根灭亡的最后原因,无论如何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同时这种冲突一济金根坚持外交的现实主义的倾向,拒绝公开求助于革命的力量一甚至是唯一肇祸的原因,使济金根像他自己那样灭亡而灭亡,即是,他没有开始任何现实的斗争就灭亡了,甚至还没有能够施展自己的力量就一下子被扼杀了。巴尔塔扎意味深长地强调说,即便他采取不同的行动,也是要灭亡的,不过可能是完全另
一种样式的灭亡。
那时侯,你就能在一场恶战中尝到哺育你的土地的一切力量,
根据你的整个才能,得到胜利或者失败!最可怕的并不是您的灭亡,可怕的是在灭亡的时候,您还拥有未曾垮台的未曾耗尽的旺盛精力,
一这才是英雄最难堪的遭遇!①
事实上,假如济金根公然向各种革命分子呼吁,或者结局大概是一样一再等一年半,等到农民战争开始,那么斗争无论如何会完全是另一种样子,‘而且会具有巨大的规模。毫无疑问,在后一种场合下,农民会认为济金根是忠于农民事业的领袖,可以代替盖茨这个被迫担任这个角色而且背叛农民事业的领袖。由于济金根的政治天才,由于他对士瓦本同盟②的巨大影响,由于他和当时有影响的人物的亲
①见《弗兰茨·冯·济金根》第五幕第二场一编者注
②
骑士、城市和封建领主的士瓦本同盟于1488年建立,是为保卫国家免于纷争。这个同盟于1534年瓦解了一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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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关系,斗争恐怕要带上摇摆不定、变幻莫测的性质。因此,所有的历史家一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很如济金根再等二年,两个运动彼此合流起来,那么情形将会怎样呢?
结果将会怎样呢?如果从黑格尔的混合的历史哲学出发而我自己就是这种历史哲学的热心信徒一,当然要和你们一同这样回答:灭亡归根到底是必然要到来的,并且非来不可,因为济金根,如你们所说的,是代表着反动a口fod①的利益的,并且非代表这种利益不可,这是由于时代精神和阶级利益不容许他坚决地站到另一种立场上。
但是,这种批判的哲学的历史观,是用一个铁的必然性钩住另一个铁的必然性,因而就抹杀了个人的决心和行动的作用,所以它既不能是实际革命行动的基础,也不能是戏剧观念的基础。
个人的决心和行动所具有的改造性的和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前提,反而是这两种因素的必要的基础,因为没有这种基础,就不可能有戏刷上激动人心的趣味,也不可能有勇敢献身的行为。
(诚然,如果在悲剧中只称赞个人行动的决定性的意义,而把个人行动同他所利用的和被规定的普遍内容加以分离或隔绝的话,那么悲刷剧一定会成为一篇无意义的拙劣作品。你们当然没有责备我的剧本把这两种因素分离了,但是,我在下面要指出你们所忽略了的一个方面,从这一方面来看,可以知道济金根的错误的个人决定正是由他所处的和你们所强调的一般情势所必然地规定的。)
然而,即使完全信奉这种对历史必然性的批判的构成的
①法文,透顶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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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也仍然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如果济金根和农民这两方面的运动合流起来,也许会有-一个类似英国独立教会派①运动那样的插曲(我只是举一个近似的而非完全相同的例子)。
济金根和农民的同盟之所以是十分可能的,特别是因为农民战争(我觉得你们完全没有注意到它,我在下面还要谈到)的观念的反动程度②,归根到底并不亚于济金根的观念。
你接着说,“当然,巴尔塔扎尔可以这样想象:假如济金根不在骑士内争的假面具下举行叛乱,假如他揭起反对皇帝和向封建领主们开战的旗帜,他一定是会胜利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幻想吗?”
我以上所说的话,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答复。
在这里还应该再补充一句。假如巴尔塔扎尔,这个被放在整个情势的中心而且这样透彻地了解整个情势的人,能醉心于像你自己所设想的这类幻觉,那就不用再证明了。要知道,在戏剧中我们要表现的并不是批判的哲学的真理,而是美的幻觉和逼真的印象。按照我的正式的悲剧观念说来,济金根只是由于他没有克服以上所说的冲突和没有及时下决心转入革命行动而灭亡的。如果我的这种悲剧观念这样地贯彻到整个剧本并逼真地在情节中表现出来,甚至使巴尔塔扎尔这样透彻的人也发生幻觉,好象济金根能够唤起革命,并且能够借助革命取得胜利,一那么观众当然一定更能产生这
①这是以克伦威尔为首的清教徒派一一译者注
②拉萨尔对农民战争的错误估计和他下面的这个看法密切联系着的:对
于战斗的无产阶级说来,其余的各个社会阶级是“唯一反动的群众”这个看法是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来源之一一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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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幻觉了。整个问题都在这种审美的幻觉上。戏剧并不是批判的哲学的历史论著。
你又接着说:“济金根(而胡登多少和他一样)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如果你说的“狡诈”是指我在信中所说的缺乏对革命行动的决心这个意思,那么不管所谓这种缺少决心本身是由什么东西必然地引起的,总之,他的覆灭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你说:“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关于这一点,马上就会看见,我已完全注意到了)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如果这一点和前一点是一致的,我就和前一点一同注意到了,如果不是一致的,那我就没有注意到,而且这是正当的),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更确切些说,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
现在我必须对我括弧内的两点意见作一些说明。所谓他的灭亡是由于他作为一个骑士起而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我要说,这是我非常鲜明地强调了的。因为他在内心里还未能彻底地和旧东西分裂,他自己还和旧东西有联系,因而是代表旧东西的,所以也就终于对他的起义作了外交式的歪曲,发生了他的非革命的发动和它的失败。这一点甚至构成剧本的整个轴心,除此之外,它还在各个细节中也鲜明地被强调出来。他所以这样重视自己的骑土的权力手段、自己的城堡,即叶贝隆堡等等,他所以在巴尔塔扎尔要他抛弃这种旧骑士的破烂东西的时候在内心里产生了痛苦的斗争,正是由于这个忽然闯入他的革命决心中来的腐朽的骑士亚当。我通过巴尔塔扎尔和整个剧本的戏剧的发展,特别强调了这一矛盾,因为巴尔塔扎尔和事件的发展进程迫使济金根在这两者中间必须选择其一:如果他真正想达到自己的革命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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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应该牺牲自己所有的城堡,连“我保存实力的城堡”一叶贝隆堡也包括在内,简单说来,就是抛弃自己作为骑士的整个存在,就象逃亡的无产者一样,赤身投到农民的怀抱中来。在第四幕的末尾,当他为了不把军队收容到自己朋友们的城堡里,也就不至于立即扼杀他们,而不得不把军队解散的时候,他的革命的目的同他作为骑士的整个存在和作战方法之间的这一矛盾就开始表现出来了,而到了第五幕,巴尔塔扎尔就把他的革命的倾向同他的骑士阶层及其所允许的作战手段之间的矛盾,简单扼要和确切明白地强调出来了:
什么,主公!这个老鼠洞,
难道真是弗兰切斯克①的威力的极限吗?
您的全部威力在您的身上,在您的名字,在民众出自内心的对您的充满同情的信任中。城堡的墙壁完全把您
同您的力量和人民隔离开了。②
于是巴尔塔扎尔给济金根指出了就要燃烧起来的农民起义。为了掌握这个农民起义,他要求济金根一下子抛弃骑士阶层的全部破烂东西,放弃包括叶贝隆堡在内的一切城堡。但是潜藏在济金根身上的骑士亚当却激烈地反对。
你疯了,巴尔塔礼尔,叶贝隆堡
是我保存实力的堡垒—你要我放弃一—①但是巴尔塔扎尔却用一句尖锐话来回答他:
①
济金根的名字一译者注
②
见《弗兰茨·冯·济金根》第五幕第二场一一编若注
③见《弗兰茨·冯·济金根》第五幕第二场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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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在城堡培外欢迎您!①
济金根经历着沉痛的内心斗争,他终于战胜了自己的苦恼。他克制住自己,把一切委托给巴尔塔扎尔了。他很了解巴尔塔扎尔对他的责备,他在自己的独白中(第五场)反复地说:
他说得对!这些墙壁不是我的堡垒!只是把我和人民分隔开的界线,在外边,他们在沉重的压迫下期待,非常焦急地期待救星的到来;…我来了一我发誓一我要出去。②
现在,就在我所谓的庄严结局的这个时刻,他能克服自己身上的骑士亚当,只是太晚了。他认为自己以前使用骑士的作战手段和因此在革命的行动中采取外交的计谋的行为是“毫无结果的狡诈的残余”。他高呼道:
…谴责的蛇
又更紧地缠住我的胸脯。
你现在要替我解开这双重的结,其中之一你一定能够解开!③
他在对玛丽亚讲的话中,特别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他
一面讲着话,一面投向灭亡:
你的命运我已托付给这位仁厚的长者,那些向错误复仇的人在召唤我。④
这里所说的错误,当然不是单纯的智力的错误,而是伦
①同上一编者注
②见《弗兰茨·封·济金根》第五幕第五场一编者注
③
见《弗兰茨·冯·济金根》第五幕第六场一编者注
④见《弗兰茨·冯·济金根》第五幕第七场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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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过失,因为他在革命事业当中没有革命到底,仍然受着自己阶级立场的支配,他应该以实际的灭亡或者那怕只是可能的灭亡来补救这一矛盾。
我来了,德意志!现在请把我
从一切错误和世俗的虚伪中赎回来吧,我既然在你和我之问竖起了一道培,我就应该冒着危险把它捣毁!①
因此,你说:“他在骑士内争的假面具下开始叛乱,这不过是说他以一个骑士开始叛乱罢了”,一这在极大程度上是对的,但在剧本中我也同样程度的注意到了这一点。要知道,他不从最初起就公然诉诸革命,而想依靠外交的计谋,利用自己骑士阶层的作战手段,这也就不是他的偶然的、个人的特性,而仍然是他在自己的立场和阶级地位上,跟现存制度、骑土阶层有紧密联系,因而决定了他的个性的结果(例如,在我们这里,最好的资产者按其本身说来是最民主的,可是因为他们自己加入了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并与之相联系,所以往往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看起来,凡是你们认为是济金根的纯粹偶然的个性的东西,我反而看作是妨碍他坚决地走向革命的他的阶级地位的必然的影响,因为他还和他的阶级地位有紧密的联系。查理
五世在第二幕中就讲了同样意思的话:
……谁能够毫无阻拦地随心所欲?谁能在作出央定时不会发现这个央定已被支配他的处境的铁的法则预先确定!②
①见《弗兰茨·冯·济金根》第五幕第七场一编者注
②见《弗兰茨·冯·济金根》第二幕第六场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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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下面两个理由也可以断定这种规点是唯一正确的。(一)正因为我在其余的方面赋予了济金根以十分革命的目的,所以要不是如此,便完全不能理解革命因素为什么在他那里没有真正爆发出来。既然在自己的目的、理性和意志各点上,在构成入类精神的有意识的方面的各点上,济金根是十分革命的,那么这种革命因素没有爆发出来的现象,只能用下面的事实来说明:他的本质的无意识的方面,他的天性,即恰好作为个人的生存条件的产物这一方面,仍然是与现存制度有紧密联系的,仍然是非革命的。
(二)这还可从下面的情形推断出来:正是在这一点上,济金根、胡登,巴尔塔扎尔三个人,虽然总的说来愿望是相同的,可是恰好在愿望的方式上面,却根据各自的生存条件而显然是各不相同的。胡登虽然出身是骑士,但作为真正的思想家却根本不受任何等级的束缚,一生和自己的阶级分了家,他最后归属于骑士阶层,也不是由于他的现实地位和物质条件,而只是由于他的出身,一这样的胡登在第三幕中作为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拥护起义,他拥护起义者公开向贵族城市、农民号召。
济金根的外交手腕是不适合于他的。但是他之作为理想主义的思想家拥护起义,只是为了纯粹精神的、宗教的目的,他因为迷醉于济金根的广大得多的政治上的现实的目的和济金根用来在他面前展开自己宏大的计谋的那种力量,所以立即以他作为纯粹理想主义者所固有的狂烈的热情,附和了济金根的政治上的计划,他意识到自己在周密执行方面并不是内行,便都委之于济金根了。巴尔塔扎尔,出身低微,是一个和济金根的阶级地位的条件没有联系的人,他拥护起义的态度是真实的和革命的。只有济金根一个人力图起义,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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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采取非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外交的方式,而这种方式,一方面在目的上远远超出了胡登的直接的计划范围,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地标志了他的阶级地位、权力手段①和现实立场的影响,总而言之,是他身上还没有死去的骑士亚当的产物。
由此可见,他们三个人是在愿望的方式上面,根据和他们有联系或没有联系的生存条件而各不相同的。
我顺便在这里还对恩格斯说几句话。你们两人都认为济金根毕竟是描绘得过于抽象了。关于这一点,正如关于形式表现的各个方面一样,我不想来争辩,这对于你们没有成见的读者,的确比作者还清楚些。我想争辩的仅仅是内容方面的问题。因为恩格斯十分正当地说:“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他做的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么样做”,所以我也不能不指出,从以上所说的看来,我认为这三个人物在他们希望达到他们共同的目的的方式上,是极清楚地表现出了他们的性格的。
你接着又说:“济金根的灭亡,是因为他作为一个骑土、作为一个垂死阶级的代表而反对现制度的新形式”。如果这句话说的仅仅是:济金根的灭亡正是因为他无意识地、不由自主地还和这一阶级的生活条件有联系,所以没有能够彻底揭露矛盾,那么这就符合于上面所说的:“他的灭亡是因为他作为一个骑士而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一我已经指出,这一点我是完全注意到了的,甚至把它作了剧本的中心思想。如果你的话超出了这个限度,那么把济金根描绘成这样,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从他的意识方面来说,相反的,我赋予他
一些最革命的目的。把他描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他战胜了并活下来的话,他就会达到革命的实际胜利所指示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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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手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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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进一步的革命的结论。
其实,我甚至还赋予了他丢掉骑士外壳和抛弃骑士精神的能力,一诚然,只是在他的光荣结局的那个时刻,诚然,是在已经太晚了的时候。
我有权利赋予他这样的革命的立场,是由于下面的情况:他的活动正是在革命的初期,他至少在一个方面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的。这样看来,他的革命的立场是一种极为暖昧的“自在的”态度,如果运动继续发展下去,推动他走向进一步的结论,他的这种“自在的”态度是既有向他做进一步的结论的方向发展的可能,也有违反进一步的结论而向反动的敌对的方向发展的可能。只要从他的阶级来看,当然一点也不容怀疑:他是会站到后一种立场上去的。虽然对此可能还有一些反对意见,但是我也情愿这样同意:济金根这个历史地特定的个人,会作为阶级的个人而行动,并且会走到反动的方向去。然而对于任何个人说来,这并不是绝对的必然性。个人还是能超出自己的阶级,特别在他获得了思想教养的时候,
而济金根是部分地依靠自己的alter ego①胡登,部分地充分依靠他自己,而也获得了思想教养;关于他,胡登本人曾经说道:济金根虽然sine literis9,却是eruditus(①。例如,圣茹斯特是侯爵,圣西门是法国的贵族,而接近那一时期的扬·杰式卡既是骑士又是贵族。在济金根的生活中,恰好有对于剧作家极其便利的地方,就是他在运动的初期就灭亡了,他没有经历过一种使他陷入上述抉择中的现实情势,因此,没有一件他所实现的事实,可以用来判断他对运动的进一步发
①拉丁文:第二个自我一原编者注
①拉丁文:济金根棍虽然不懂希腊文和拉丁文,却是有教养的。一一原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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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采取什么态度,因为所有的文件和或多或少制成的计划,都跟叶贝隆堡的起火一同化为乌有了。所以关于后者,一切能确定的,都出不了他那最初的革命的“自在的”态度的范围,因此产生了非常良好的印象(至于还有许多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却很珍贵的、有利于他进一步发展的征兆,那就不用说了)。由此可见,我有权利把他表现成这样,好象他的个人的天才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使他提高到一切革命的结论,而这正是因为他事实上没有活到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从而这能用充分可接受的和逼真的形式来表现,以便取得国民意识或历史方面的任何事实都破坏不了的完全的美的幻党。我既然有权利这样作,所以我在这上面也得到了不少便宜,而是不言而喻的。真的,对于一个有意识地追求反动的贵族的目的,而且又是这一阶级一不仅反对领主,而且也反对人民
一的自觉代表若的个人,我怎么能够鼓起人们对他的兴趣,怎么能够自己对他发生兴趣呢?我赋予了他各种各样的革命的美德,一部分是实在的,一部分是他内心可能有的,只因为他没有从自己的本性中消除他的阶级地位所必然产生的、妨碍他成为彻底革命者的最后一个障碍物,我便使他灭亡了。这样一来,作品的印象就成为更加震域人心和更加革命的了。
如果因此你说,因为济金根只是“自以为”革命的,所以我不得不使他灭亡,这在我的悲剧中的确是如此,因为虽然只有那个唯一的障碍物使他没有成为完全的革命者,但他却仍然只是一个“自以为”的革命家。障碍物不管是一个或一百个,都是一样的,因为障碍的作用并没有两样。但是,在我实现自己所提出的目的的时候,我不希望而且也不能够在这
一个障碍之外再设立别的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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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济金根与葛兹不同,仅仅由于他自以为是革命者,如果从济金根身上除去他的教养和天生的才能等等,那末剩下的就只有葛兹了。为了反对这种说法,我不得不提出下面两种情况:
(一)虽然这对于我的剧本实质上完全无关重要,不过你在这里对于历史上的济金根却根本错误了。我完全赞成你把葛兹看成“可怜的人物”,至于歌德所以能让这个完全后退的家伙作了悲剧的主人公,我向来只用歌德缺乏历史的感觉来说明。我所以不能同意你那样地称赞歌德,就是因为歌德要把正面的兴趣集中在他身上。
然而济金根就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历史上的济金根当然和我的悲刷中的济金根不完全符合,其实是一点也不符合,但是和你所想象的那个济金根却更不符合了。在这一点上,你暂且可以相信我的话,因为我知道他的传记比较详细,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还可以提出对我的说法有利的证据。济金根甚至可以跟农民走在一起的这种迹象是很多的。例如,胡登曾在《现代的卡尔斯坦斯》①中,和一个农民对话里称他作农民的领柚,领主们惧怕他和贱民一同揭竿而起,他自己也好用“杰式卡”这个名字来称呼自己,等等。至于怀疑他实际上是否会跟农民走在一起,”他跟农民在一起能走多远,这我是同意的。但是你说,在他的各种口号背后诡谲地隐藏着对“旧的强权”的梦想,你就错误了。他早已超过了这个阶段,有许多确凿的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将和城市走在一起倒是无疑的,他极力想成为城市的领袖。你说,如果他不是你
①《现代的卡尔斯坦斯》是16世纪的一篇政治文章,过去硬说是胡登写
的。后来人]提出它的作者是叶可拉姆巴基。卡尔斯坦斯是一个被沉重劳动折磨环了的,然而力求解放的农民的形象。一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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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想象的那样,他就应该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即诉诸“它们的发展等于否定骑士阶层的那些阶级”。但是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事实上他甚至在起义之前,就不断地诉诸城市,并且极力想和斯特拉斯堡、邦贝堡等等城市结成同盟。在进攻特利尔和他的城堡被围这一段期间,他曾直接向各城市纷纷寄发书函,召集各城市会议,或者向会议派遣自己的特使,甚至还想和瓦尔姆斯等地的自己的宿敌携手。城市却使他上当了。
我在第三幕中让他当着兰德城的居民发表了演说,在这篇演说中他如实地表现出了他后来对城市问题所采取的政策的转变。
最后,(二)这是主要的一点,一你对于历史上的济金根的看法即便是十分对的,可是对于我的济金根的意见仍然是不对的。难道诗人没有权利把自己的主人公理想化,并赋予他更完满的意识吗?难道席勒的华伦斯坦是历史上的华伦斯坦吗?难道荷马的阿喀琉斯是现实的阿喀琉斯吗?恩格斯直率地承认这一点。他说:“但是我毫不反对你有权利把济金根和胡登看作是企图解放农民的”。
我既然谈到诗人有权利把自己的历史上的人物理想化,那末就在这里也谈谈他在行使这种权利上所应该遵守的两个界限:(一)他不能把那些超出主人公所生活的整个时代的界限的观点硬加在主人公身上。否则他就是抱着非历史的态度和坏的倾向了。然而,在这个时代的范围内最自由和最前进的人们所这样或那样地想的、说的和想象的一切,他都可以用来集中在自己的主人公身上,如同集中在一个焦点上那样,事实上,凡是不能证明是那个时代所能想的想法和所能说的话,我连一句也没有让济金根或胡登从嘴里说出来。(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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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虽然有权利把那个时代所有的精神的光芒好象集中在一个焦点上似地集中在自己的主人公身上,赋予他只有那个时代才可能有的最高的意识(那怕是他实际上没有这种意识),但也应该遵守上述的界限,因为必须使主人公不致在他事实的发展的任何阶段上同这些观点发生矛盾,换句话说,必须使主人公同事件的发展步调一致,或者使主人公完全不经历这种发展,或者使主人公在开始的当儿,情势还不分明的时候就灭亡。如果不遵守这一界限,作者就会直接违反历史,就会不真实,就不能产生逼真的和动人的东西,一切美的幻觉的规律就会被他破坏。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例如,路德经历了农民战争,并且对农民战争抱了敌对的态度,如果在悲剧中要是使他扮演相反的角色,即保卫农民事业的角色,那恐怕是不可能而且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路德象济金根那样,在农民战争之前,即在和蒙泽尔论争之前就死去,那末在出悲剧中把他描绘成他好象保卫了农民事业那样,恐怕也是可以的(我在这里并不是想肯定这个具体的情形,而只是当作一个例子举出而已)。因为如果在他的观点中有许多东西不得不使他而且实际上使他对农民抱敌对的态度,那么在他的观点里也还有许多别的因素(实际上最初在这方面也对他寄予了希望)。这就是说,在这里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因素的未被解决的冲突,凡是有这种情况的地方,如果作历史的批判是不自由的,那么作创作的幻想却是自由的。据我看来,你正是忽略了这一点。例如在上述情形下,如果路德有能力实现新教一英国独立教会派—一事实上从本身产生的并在某一时期经历了的那种发展,那末也可以把这样的角色分配给路德吧。
因此,很明显,你的大多数反对意见是仅仅适合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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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的济金根,而不适于我的济金根的。我的济金根决不会成为反动目的的牺牲品,因为我没有赋予他反动的目的,我赋予他的仅仅是带反动性的障碍物,而这种障碍物就是他那没有达到革命爆发的、被他阶级地位所决定的本性。
如果承认我在上面力图论证的和恩格斯自己也承认的我的权利,那末剧本中其余一切的发展,我认为是很合乎顺序的。但是恩格斯在这里还给了我一个责难。他同意我可以把济金根和胡登看作是企图解放农民的。“然而—一他说—这里就有着悲剧的矛盾:一方面是坚决反对解放农民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农民,而他们两人就站在这两者之间。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的冲突”。简单讲来,他以为我应该把济金根的党派、贵族不愿意奉行他的革命计划,以及因此产生的互相倾轧等等当作他的灭亡的原因。恩格斯在这里说出了十分正确的观点:我可以使济金根个人超出阶级目的之上,而不能使他的阶级超出阶级目的之上。由此引起的冲突也应该成为我的主人公灭亡的因素。他的责备虽然很有洞察力,然而是根据不足的。(一)首先我应该顺便提一下,要说济金根好容易下了决心去诉诸农民,反而成了自己行为的牺性品,我认为这是难于置信的。只要他能支配贵族和农民,他就可以借助农民来控制贵族,何况农民是比较强大的因素。他是最适合于这样作的一个人,使他这样地灭亡,从我这方面说,就是承认贵族党派还有它已经没有了的那种力量和意义。此外,不管贵族对他怎样赤胆忠心,他如果没有农民和城市,同样是不得不灭亡的。所以,他的灭亡的真正原因,必须求之于别的地方,而不能求之于贵族党派的抵抗中。最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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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农民和贵族的同盟也应该好好考虑一下,①但这留在下面再讲吧。(二)贵族拒绝奉行他解放农民的计划以及因此引起倾轧和叛离,事实上这是完全没有的事情。济金根要是继续活下去,并和农民结成同盟等等,这是可能发生的。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发生。在历史方面对这样的实在事件进行修改,我认为是不能容许的。但是把那些在任何事实上都显露不出来的内心目的一只要继续保持着暖昧的状态一贯入到某个人的心中去,我认为这是可以的,因为人的心中是谁也不能知道的。至于编造这样的事实,如与自己党派的摩擦、倾轧,因他倾向于农民问题而引起的与其他贵族的矛盾和争执等等,一因为没有发生过这类的事实,所以便把这些显著的事情随便塞在历史里去,一据我看来,这是不能容许的。(三)最后,这是主要的一点,我选择的冲突,无疑是比恩格斯推荐我写的那种冲突深刻得多,有悲剧性得多,革命得多的。我的冲突之所以是更深刻的更有悲剧的,是因为它是济金根本身内在的东西,而恩格斯的冲突只能发生在他和他的党派之间,这样一来,济金根本身的悲剧的过失到那里去了呢?恐怕是这样:他自己内心里完全正当而且无可指责,而他的灭亡只是由于贵族阶级的利己主义引起的,一这是可怕的场面,而实质上完全不是悲剧的场面。
然而正是由于我把济金根的过失当作他自己内在的东西,所以冲突变成更革命得多了。要知道,一个人比自己的党派前进得远些,因此失掉依靠而遭受灭亡,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的、非常深刻的革命的“教训”。在我这里却恰恰相反:济金根的灭亡是由于他前进得不够远而引起的。一个人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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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农民和贵族的同盟也是可以理解的。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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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说来不管是多么革命,同时也不管他有什么样的权力手段①,他只要想和现存制度求取任何的妥协,那怕只是他的行动的纯粹形式方面的和解,甚至正是由于这种纯粹形式方面的和解才能获得许多有利的条件和现实的利益,他也终于是要灭亡的,一我认为发现这点,才是最高度的革命的“教训”。诚然,恩格斯说:“您忽略了这个要点(他的冲突),您把悲剧的冲突降到了很小的范围,使济金根不立即去向皇帝和帝国宣战,却向一个封建领主宣战(虽然您以适当的机智在这里引进了农民),而且使他的灭亡仅仅是出于贵族的冷淡和胆怯”。
我根本没有想到使济金根的灭亡仅仅出于贵族的冷淡和胆怯。巴尔塔扎尔在第五幕中向济金根说明了他的灭亡的完全另外的一些原因,而关于贵族的消极态度,只是在下面的词句里提到的:“趁着被第一次失败吓倒的贵族们胆怯地后退的时侯”等等,一这一点只是作为济金根一时陷入困难境地的
一个最不重要的原因而提到的。济金根即便克服了这一困难境地,如果没有农民也不能胜利,所以巴尔塔扎尔指出农民是运动的胜利的唯一体现者,这也是很明显的。巴尔塔扎尔这时候甚至对于城市也只是略微提到而已。
巴尔塔扎尔的批评不仅是以在兰德施土尔的一时陷入困难境地为根据的。他已经在第三幕中就谈到这个问题,后来在第五幕中又回到这个问题上,并且更详细地发挥了这个问题,他责备济金根进攻特利尔,因为那里的贵族还是对他赤胆忠心的。(巴尔塔扎尔在第三幕中说:“如果我和你在一起,我将给你完全另外的一种忠告,一一种不是那样聪明,然
①物质手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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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也许更加聪明的忠告”,在第五幕中他仅仅说明了这种忠告是什么。)由此可见,巴尔塔扎尔不是用贵族的胆怯这个仅在兰德施士尔①才出现的消极的原因,而是用济金根不敢采取积极的行动这个完全不同的原因来说明这个悲惨的大转折的。
同样地,农民也不是象恩格斯所认为的那样,只是顺便被引到前台上来的,而是被巴尔塔扎尔看作“决定成败”的唯
一轴心,我在下面还要谈到,一切都是建筑在他们身上的。
恩格斯说,我使济金根灭亡是由于他仅仅向一个领主宣战,而没有直接向皇帝和帝国宣战,这样的说法,完全是强词夺理,甚至是令人不可理解的。要知道,一般说来,战胜
一个领主是比战胜所有的领主以及皇帝更为容易的。因此,这一点必须从积极方面来看,而且必须这样说:济金根的灭亡是因为他没有一举冲入革命的心脏,没有断绝自己的一切后路来诉诸最下层和最革命的阶层,从而没有发动人民所有的革命力量,他没有在激烈的理想主义的冲动中放弃一切现实主义的怀疑和思索,专门依靠革命观念的巨大的压力和它的最高的强力。巴尔塔扎尔也向他非常明晰地指出这是他的灭亡的原因。
但是这样一来,贵族的冷淡便不是他灭亡的原因了。以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冲突,便不是被降到了“很小的范围”,而是自然地扩大成革命观念的最深刻的和永远的冲突②,同时被贯注到济金根本人心中成为在他身上起作用的、因而引起他的过失的因素。
兰德施土尔是济金根的城堡,他的敌人把他围困在里面,他就是在这里死的。—一原编者注
②而是大成革命观念的最深刻的永远的同它月身的冲突,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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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恩格斯如果读了我的第一封信,完全了懈了我的剧本的整个悲剧观念,恐怕他就不会写这样的话了。因为这个观念,如我在信中所讲的,实际上已经贯彻在剧本中了。关于这一点,我想,他是不会反对的,就象你不反对一样。总之,整个第五幕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最后,我再讲一些最后的但同时对我说来是最重要的反对意见,因为这些反对意见涉及了我认为非常正当的党的利益。你们两人一致责备我,说我“过于轻视”农民运动,“没有强调”农民运动。你这样论证说,我应该把济金根和胡登的灭亡归之于下面的原因:他们象波兰的贵族一样,只自以为是革命的(这-一点,如我刚才指出的,在不失为正当的范围内已经包含在剧本中了),而事实上是保护了反动的利益(但是在我的剧本中,他们没有保护反动的利益,因而他们的灭亡也不是由于这个)。你说:“那些贵族的革命代表们,一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的口号背后还隐藏着旧的帝国(rectel!①这在农民也完全是一样的)和强权(这对历史上的济金根的第
二时期说来是不对的)的梦想,因此(这个“因此”是表明这些话只是上面的话的结论,并和上面的话相符和的)不应该象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了全部的兴趣。而农民(特别是这些人)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倒应当成为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才能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在最朴素的形式中(?!),可是现在除了宗教自由,事实上国民的统一还是你主要的思想”。你高声地说道:“你自已不是也有些象你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样陷入了把路德骑士式的反抗看作高于平民蒙泽尔的反抗的外交错误吗?”
①拉丁文,对了。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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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极不公平的朋友!首先我顺便来回答你的指责,你说我颂扬了路德的骑士式的反抗:我是怎么颂扬的?恰恰相反,我认为在我的剧本中基督教的遭遇是比天主教坏得多的。在第二幕中,教皇特使把基督教这个还不成熟的果实,归结为自由的、合乎人性的、无神主义的人文主义,认为这就是基督教的真实的基础和它的发展的终极目的,是基督教的现实的精神根基。胡登在第三幕中描述自己根莱希林斗争的时侯,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关于基督教的精神的一面和我对基督教的批评,情形就是如此。至于基督教的政治的一面,济金根已在第二幕和皇帝的对话中谈到,又在第三幕中当胡登要他拔剑保护宗教自由时和胡登的对话中更坚决地指出,基督教如果不被皇帝本人掌握在手中改变成伟大的国民的和国家的观念,它就只会破坏一切的国民生活和政治生活。他预言威斯特法梭媾和以后和由于媾和的原故而在德意志出现的发展进程,同时指出,基督教必然一定会使国民彻底地遭受政治上的死亡和毁灭,基督教就是我们历史的掘墓人。(在这个假基督教剧本中,除了被嘲笑的叶可拉姆巴迭斯之外,没有一个基督教人物。胡登是从纯粹人文主义方面描写的,济金根是从纯粹政治方面描写的。)关于所谓颂扬路德式的反抗,情形就是如此。至于骑士式的反抗,这对济金根说来,其实并不是本质的目的,而只是(你们两人都忽略了这一点)他想使用的一种手段和他想利用的一种运动,以便戴上皇冠,然后再扮演查理所拒绝担任的角色,把基督教作为国家的和国民的观念来加以改造和实现。除了由皇帝向全德意志彻底地和强制地实现这一观念之外,任何其他的实规的办法,任何部分地实现的办法,济金根已预料到,如他向查理和胡登详细说过的都会引导到灭亡和崩溃,这就是说,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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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部分的骑士路德式的反抗也好,或者是领主路德式的反抗也好,都是一样的。我自己一点也没有把济金根引导到贵族运动中去,他只是为了借助于贵族而又不让他们知道,这样使自已戴上皇冠,然后再实现自己的伟大的国家计划,所以才利用贵族运动,一一这一切是我的剧本中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证明的。贵族中间谁也不知道他要夺取皇冠,这一点他只告诉了胡登。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准备进攻特利尔的时候,才把贵族召集在兰德。甚至在兰德,除了他的几个亲信之外,贵族们也没有看出他要进攻特利尔。他在兰德用他三寸不烂之舌来激他们,迫使他们订立同盟。他计算这个同盟会把特利尔和皇冠送给他。这些老爷们都极口赞成订立同盟,既不知道他的前一个目的,也不知道他的后一个目的。直到弗兰茨把他们召集在兰德,我故意没有让他们发言,也没有使他们登一次台。原来我想把他们描写成这样的一伙:他们只是受弗兰茨一个人的拨弄,机械地受他一个人的支配,好象傀儡一样说向前就向前,说向后就向后,受他的利用而不知道他心里的目的。弗兰茨如何摆布他们,如何轻视他们,如何对他们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这在第四幕中军使来到的时候是看得出来的,后来在凶报频传的时候是看得最清楚了。后来他们抛弃他,也并不是由于意识到了他们的内心目的不同,而仅仅是因为冷淡、胆怯和优柔寡断。作为有充分能力和力量、可以成为济金根想夺取皇冠的意图的体现者和传播者的唯一要素而被表现出来的单单只是农民一这在巴尔塔扎尔的谈话中,在农民一场中,在胡登和农民的协调中,在弗兰茨在第五幕的独白和各场对自己的责备中,以及在弗兰茨和胡登的最后一场中…都看得出来,因此,济金根没有向这个唯一有力量和有前途的因素呼吁,便被当成了他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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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当的原因。
关于“颂场”“骑土式的”和“路德骑土式的”反抗,情形就是如此!!!
你断言我自己有些象济金根一样陷入了把路德骑士式的反抗看作高于平民蒙泽尔的反抗的外交错误。
请等一下,我的朋友。让我把自己的论据有条不紊地列举出来。
(一)严格地说,你们在这方面的批评,不外是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已经否认过的那种对任何一个悲剧的责备:不是说这个剧本中有这些或那些缺点和错误,而是说它根本不是另一种悲剧。你们的责备归根到底仅仅是:我写了《弗兰茨·冯·济金根》,而没有写《托马斯·蒙泽尔》或农民战争时期的任何其他的悲剧。但是我决不想只限于作这一条答复。
(二)假如我写《托马斯·蒙泽尔》或农民战争的任何其他的悲剧,即便这时没有象我在后面要说到的那些困难,恐怕我写成的也只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的、完结了的并且对我们说来是已经过去了的革命的悲剧吧!
我根本不能把我的剧本中的基本的悲剧观念、这种差不多在每次革命中都要重复出现的永远的冲突,赋予《托马斯·蒙泽尔》。不管蒙泽尔灭亡的原因怎样,他的灭亡其实也决不是由于他进行了现实主义的外交,而没有以不可调和的狂热态度盲目地诉诸最极端的革命阵营和它的力量。无论如何也不能对蒙泽尔作这样的责备。
我写自己的这个悲剧,如我已经在信中说过的,只是为了表现这个悲剧的革命的基本观念。所以,我不能选择蒙泽尔。你亲自说,“非常赞成”这一悲剧观念,它也是1848和1849年革命所由失败的那种冲突。你也不会否认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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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冲突对于将来的革命仍然是危险的暗礁,虽然我们希望到那时能顺利地绕过它去。就是这种革命冲突中的永久的现代性鼓舞着我写成了这个剧本。我在这个剧本里想要表现的,并不是某一过去的特定的革命本身,而是革命行动中最深刻的、永远重复出现的冲突和它的必然性。一句话,我的目的是想写出一个出类技萃的正式的革命观念的悲剧!你能说这是外交吗?我正好指出了甚至最不显眼的妥协也是软弱无力的,那怕它看起来完全不是属于目的方面的、实质方面的,而仅仅属于执行方面的,形式方面的,一这难道能说是外交的吗?
(三)最后,农民战争按其性质来说,大概也不是象你们所认为的那样。相反地,(甲)它们不是革命的,(乙)归根到底甚至是极端反动的,其反动性毫不亚于历史上的(不是我的)济金根和历史上的贵族党派。
(甲)不是革命的。要知道,农民要求于贵族的仅仅是消灭滥用权力的现象,而不是消灭制度本身,你愈仔细地研究农民战争,就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这是毫不奇怪的。主体的权利这一观念,超出了那整个时代的范围,如果把这一观念带进那一时代里去,这就是在最坏意义下的非历史的行为。但是根据仅只为了消灭滥用权力的现象而发起的运动,而不根据自由的权力的原则,恐怕也只能写出一部人性的悲剧来,而不能写出一部有意识的原则的悲剧来。农民运动的这种性质贯穿了这整个运动,只是在托马斯·蒙泽尔和传教士等等那里才有所改变,一总之,在那里加上了一些宗教空想的因素。但是,研究宗教空想的材料并且肯定地对待这些材料,这在我是完全作不到的。任何的热情,甚至按照其口号不是那么激进的自由的人的热情,我都是喜悦的。我能赋予胡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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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济金根而同时又从之得出一切结论来的那种理想主义的教养,我觉得倒是更合适得多的材料,至少不是能引起两种互相对立的后果来的材料。因为要写《蒙泽尔》这个剧本,唯一能令人首肯的条件,就是要指出蒙泽尔的运动的灭亡正是由于他的宗教的性质,一这个条件不论在实质上或在历史上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乙)最后,使我惊奇的是:你们没有注意到农民运动归根到底是彻头彻尾地反动的,农民运动的反动性是跟历史上的贵族党派一样的。问题是在于:农民希望把仅仅作为中间权力的一切领主从帝国领主会议中排除出去。他们希望帝国领主会议仅仅代表贵族的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领主只在同时是贵族土地所有者的时候才能出席,不能单以领主的身分出席)。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起头定作用的政治因素还不是主体一这是超出这个时代的范围的一而是私人的土地所有权。只有私人土地所有权才被认为是在法律上有能力的,他们预备以自由的私人土地所有权为基础来建立以皇帝为首的土地所有者的帝国。所以这仍然是撷于崩溃的德意志帝国的过时的陈腐的观念。正是由于农民的这种极端反动的观念,所以他们和贵族的同盟还是十分可能的。从农民的各种计划中,贵族在自已的政治地位上不仅什么也不会失掉,反而还有便易可占。他们的滥用权力的现象受到限制,因而失去从农民那里得到的收入,但仍然可以用废弃领主对贵族的封地权来取得补偿。许多贵族和伯爵所以一不都是变节地,或者决不是一下子变节地和勉强地一靠近农民运动,原因就在这里。
这种极端反动的观念同样地是历史上的济金根、历史上的贵族党派和农民运动的基础,也是这三者共同的、被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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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是对的和必然的灭亡的原因。因为这种观念是以私人土地所有制的社会权利为基础,而且又认为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政治上的权利能力的源泉,但是相反地,那些支配着不是他们的私人财产和不被他们认为是封土的一切土地的领主们,却代表了第一次产生的政治的、跟私人土地所有制无关的国家原则。
领主能战胜贵族和农民的原因就在这里,城市不应当灭亡的原因也在这里。
所以,从严格的历史批判的观点看来,当时的农民运动是和贵族党派同样反动的。两者的思想是一样的。假如我是写批判的历史的著作,那我一定指出贵族和农民灭亡的原因正在这里。但是在艺术作品中,这样的叙述恐怕不仅鼓不起对农民问题的特别兴趣,而且只有大大削弱一向对农民问题的兴趣,至于用审美的形式来描述这些思想的困难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农民战争等等,不管是在你们所指的或者在我所指的意义上来利用,都必须继续处在某种朦胧的状态中,我们不可过于接近它。我怕的是还有一种情况会使以农民战争为题材的剧本成为太不象样子的东西。这里没有一个综合的个性,固然是很大的困难,但我说的还不是这个。这还是可以克服的。问题是在于:农民失败的外部原因,都是每个农民集团对其他集团的毫不关心、他们的利己主义、孤立状态和无与伦比的偏狭性。
德国小市民的本质可以从农民战争中大略地研究清楚的①。每一农民集团都是只顾自己,只要烧毁了自己地方的城堡,便完全不管邻地的农民发生什么事情,描写这种最愚
①
可以从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中研究清楚的。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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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和偏狭的利已主义、这种完全缺乏共同感情的现象,无论如何也成不了一个特别伟大的刷本!
农民运动的性质虽然是非革命的,甚至简直是消极反动的,但我为了描写农民运动,的确不知费了多大的苦心,难道我还应该受到没有充分注意农民运动这种责备吗?
仅仅为了把这个运动引进我的剧本,我曾毫不犹预地犯了各种时代错误。农民的起义和起义的准备,在我的剧本中比历史事实早了一年半;八年前已经死去或失踪的约斯·弗里茨,我又使他复活了;胡登本来没有从苏黎世回来,可是为了让他接受农民的提议,我又让他回到了德意志,农民在我的悲剧中掌握了主动权,向济金根提议结成同盟和实行起义,一一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没有的。单是根据这一点,我仿佛也可以认为是作了差不多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问一问,我在整个剧本中给了农民什么地位,那回答就完全不同了,一开始我就把我的剧本中的一切都寄托在农民身上。一开始就故意先用极轻的笔调,渐渐用愈来愈重的笔调把他们烘托出来,最后才是用强有力的谐音和震耳欲聋的鼓声宣告他们是救世主,只有从他们身上才能期待拯救,必须向他们呼吁帮助。
第一次提到他们是在第二幕弗兰茨和查理的对话中,查理向弗兰茨指着农民起义的告示大声叫喊道:
怎么?难道我的贵族如此昏愦竞跟农民一起共同谋划反对这个帝国的秩序?①
这时候弗兰茨正要回答,却被皇帝打断了话头,所以观
个,见《弗兰茨·冯·济金根》第二幕第六场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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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仍然不知究竟。后来,在第三幕中,胡登把观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农民身上以及他对农民的态度上:
农民对你满怀信任,
因为你一向是弱者的庇护人。当强暴和不义的压力处处迫使他们对我们这个阶层充满仇恨,
而你却是他们危难中能够指望的人。①
以后,在兰德,济金根在自己的演说中愈来愈使贵族们的注意力转向农民。他向贵族说,农民憎恨的是领主,而不是他们,不是贵族(理由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他还谈到农民曾经在“贫穷的康拉特”暴乱中反对过一个领主,后来贵族们也不得不跟着反对同一个领主,又说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表现出了两者命运的共同性。此外,他还公开指出农民是当时一定会发动起来而且决定全国命运的力量:
一旦国内战争爆发,帝国分裂成两个阵营,
一就是农民,他们及时解脱出来的有力的拳头,将在战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他们将决定我们帝国的伟大命运!
一请注意这一点!②
在第四幕中一在特利尔一出现了城市的因素。在第
五幕中终于响起了巴尔塔扎尔用尽全力弹奏出来的强有力的谐音:
民众沉重地忍受着恶劣的
(①见《弗兰茨·冯·济金根《第三幕第五场。一一编者注
②见《弗兰茨·冯·济金根》第三幕第七场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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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政权的压迫和教会的暴虐,
农民当中起了骚动!
您只要出来说几句适当的话,隐藏的微燃的火焰就会熊熊地直冲云霄。
农民们在呼唤一成千上万的农民会站起来组成您的一支大军!
一请您出来说话吧,实现您的诺言,
让德意志成为您的大军,让您成为大军的统帅!①巴尔塔扎尔还没有来得及说服他的时候,那以前仅仅预告过的事情,就在下一场中以生动和详尽的形式出现在观众面前了。虽然仅仅是这么一场,可是我把自已所有的塑造力量都用在这一场上了,同时我也很愿意承认,这样的力量我是没有那么多的。因为这是唯一的一场,所以它会显得②更有力量和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从前一谈到农民总觉得农民是一种只有靠运动的正式领袖才能发动起来的因素,只有靠这些领袖的主动性才能活跃起来的适当材料,可是现在呢,这样的幻党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农民是一种有内部组织、对战斗有准备、能团结一致和打击敌人的力量。现在很明显,到处都只是制定计划、动摇和半途而废,而这里、只是这里却有效能和力量。因为他们能专门听从自己,完全脱离运动的一切正式的因素,所以农民运动在按着自己的要求行动的时候,就能全副武装起来,随时都可以进行战斗。约斯·弗里茨所描绘的那幅表现农民战
①见《弗济兰茨·冯·金根》第五辩第二场一编者注
②应当显得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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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强大后备力量的农民战争图画,一定会产生一种深信自己很有力量的深刻印象,因为在这幅图画里也实在预料到和预先指出了农民战争最伟大的方面之一。不是弗兰茨向农民号召,而是农民向他号召,运动的主动性是出自农民。情形完全不同了。胡登被吸引住了,他同意一切,不仅接受了农民的提议,一这从当时心理上看来是极为明显的,不管他在别的时候如何对待农民的提议,但在弗兰茨现在所处的这种绝望的状态中,无论胡登也好或者弗兰茨也好,都是不能拒绝这个提议的,一不仅如此,胡登也由领袖变成了被指导者,精神上的领导从他手里转到约斯·弗里茨手里。总之,这一场之所以会产生最强烈的和有利于农民的印象,部分地正是因为这一场没有任何准备而突然出现的,我们突然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已经在进行的场面,而它的发生过程一直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巴尔塔扎尔的预告不仅在这一场里获得实现,而且发生了千倍的效力。在以后的几场中,弗兰茨愈来愈执拗和深刻地责备自己没有一下子就诉诸革命本身,诉诸农民,所以决心去作不顾生死的赎罪行为,他的“我来了,德意志!”这句话,在他和巴尔塔扎尔的一场中以及在农民和胡登的一场中,都最详尽的表明了他所指的德意志就是农民的德意志。他想问前冲出去,想拼命投入农民的怀抱,想和他们一起从事共同的事业,想从他们身上得到各处都寻找过而只没有向农民那里去寻找的、虽然有成功的机会但也没有找到的那种力量。可是他的企图失败了。在胡登和弗兰茨的谈话中,再一次把农民起义表现成为一切的实现和完成,表现为可以旋转乾坤的因素。接着,简要地表现了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和胆略,以及同农民联合起来就会胜利的绝对可靠性。
时侯已经到了!农民们拔剑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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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你作首领,我受他们的委氏
来到你的面前。你只要一句话一就立刻有十万农民大军为你组织起来。①
这次国民运动被描写成了“大洪水”,领主的军队在这大洪水中就好比“沉溺在大海里的一小撮人”一样。但是,已经太晚了,弗兰茨死了。胡登陷入悲哀中。但是他再一次指出了未来的农民战争的命运。贵族和城市却胆战心惊地向后退走。
一只有农民坚持着光荣的目的,他们已经手握利剑一但是没有朋友,他们免不了失败,将在血腥的杀戮中被消灭,一堆堆可怕的尸体铺满了祖国的大地。
长夜降临了,
祖国的可悲的未来,被裹在黑色的帷幕里。②由此可见,一切的同情终于都集中在农民起义上,它的失败被表现成了德意志的不幸和农民自己对之毫不负责的不幸,表现成了由于只是他们单独能够行动而引起的孤立状态的结果。弗兰茨和胡登的灭亡,是由于他们没有及时诉诸农民起义这个唯一正当的和无敌的革命体现者,而无时不在把农民起义宣告为当时情势和革命变革的实现者和完成者的整个剧本,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就和约翰对待耶稣的态度一样!但是,象这样的耶稣,如果想对他保持着审美的幻觉,
①见《弗兰茨·冯·济金根》第五幕第十一场一一编者注
②见《弗兰茨·冯·济金根》第五幕第十一场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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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能靠近去看他,或者只能在摇篮里看他,并且要保持这种审美的幻觉,也只有用我的表现方法,即把一切的同情、
一切的正义、一切的热爱都集中在农民起义上面才有可能。
因此,我的亲爱的朋友,你批评我,好象我对农民起义太不重视,由于“外交的”打算而把路德骑士式的反抗看得高于“平民蒙泽尔”的反抗,我认为这种批评是非常不公平的,我希望这是你一时的印象。虽然我很清楚地知道,你们不能仅仅用那从我的刷本中所得出的印象来说明你们的批评,但是我这个把一切意义和一切同情都集中在农民起义这个救世主身上的剧本,由于我对农民起义的这种态度,在你们心中引起好象我对农民起义还宣扬得太少的这种感觉,我认为这仍然不是不可能的。(截至现在出现的其他一切《弗兰茨·冯·济金根》,连一句也没有提到农民起义。)所以,在你们的反对意见中,如果有千分之一是由于从我的剧本中所得到的对农民有利的印象而引起的话,那正是我最庆幸的,而且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总之,我不能对农民起义赋予比我整个地在剧本中所赋予的更为有利的思想上的作用。如果你们认为从这种因素中还可以得到许多有利于使悲剧产生戏剧的生动性的场面,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而且我会十分同意你们。但是,农民在整个组成中的思想上的地位,一点儿也未因此有所改变。另
一方面,这个剧本本来已经非常之长了。必须有一个限度。我本来想写一个序曲,使佣兵、农民、乞丐、队长在这里都上台来。但是因为剧本已经长得不象样子了,我就没有这样作。否则,我必须从写成的剧本中删去几场,但我找不到一场是多余的。加之,又恐怕添上一场序曲,反而也许会削弱第五幕中农民一场所产生的印象。在这一场以前的任何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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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面,都要成为这一场的中间环节。但是,我认为这一场所以能产生悲剧的印象,主要因素之一就在于它是直接突然出现的。
这已说得够多了!请你原谅我写得这么冗长。我还一次也没有写过这样枯燥、罗嗦、不成文体而且又不清楚的信。这是因为我时常写一句停一下,我的脑袋里装满了别的事情的原故。不过主要的话都说了,虽然罗嗦一些,意思是表现出来了。
你们接到这么长的信不会感到惊奇吧。要知道,你们是我唯一能从之听取对我的褒贬的人。如果你们写信来说我的信中有使你们首肯的地方,那我将感到真正的高兴。但是我决不要求你们回答我,因为我不愿再为我的剧本更多地麻烦你们,我认为你们只要读一读我的信就行了①。
你,马克思,还没有回答我上一封信呢。你的书快出版了吧,我是急不及待地想读它呢
再见
你的拉萨尔
斐迪南·拉萨尔,遗留下的书信和文章。赫尔斯伯尔·封·迈耶耳。第三卷。拉萨尔和马克思的通信。斯徒嘉特和柏林,1922年。拉萨尔书信的俄译文一《文学遗产》,第三卷。
①泣萨尔这封信的最后一部分与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无关原
一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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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茨·冯·济金根
拉萨尔
原序
下面这出悲剧,大部分是在1857年春,我还住在杜塞尔多夫的时候写的。因为受到其他工作的阻碍,所以直到1857与1858年之交的冬天才告完成。当我正执笔写作的时候,很高兴地看到大卫·施特劳斯著的《乌尔利希·冯·胡登传》问世。我认为这又一次证明,在当代思想界看来,回顾一下我国最伟大的、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转折时期,是适时的,并且几乎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一1858年春,我把剧本改编成舞台脚本,并针对舞台上的要求,把内容大大地加以压缩。第一、二幕,特别是第三幕,还作了很大的改动。例如在第
三幕,对胡登的身世和“莱希林论战”①,原来几乎是用叙事笔调来描述的,由于舞台剧要求情节的发展必须迅速,所以只得删去。但在文学剧本里,我经过一番犹豫,觉得胡登
①莱希林(Johann Reuchlin,1455一1522年),德国人文主义者,1509一
1510年,由于他反对科伦神学教授焚烧《圣经》以外的希伯来文典籍,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论战,一方以莱希林为首,参加者都是人文主义者,另一方叫做“蒙味派”,是以科伦的神学家为核心的反动教会集团。论战后来超越了焚烧典籍的问题,发展成为关于思想自由、学术研究方法以及人文主义本身存在的权利等等的斗争,历史上称为“莱希林论战”。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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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奇特身世以及那场还远远没有受到足够评价的本质上极其深刻的人文主义论战,同剧本的悲剧观念联系得过于密切,且对于当时的思想和冲突的意义也过于重大,因而非按照原来面目完全保留下来不可。
1858年7月,我曾通过友人用化名将一份作为手稿印刷的舞台剧本送给本地皇家宫廷剧院的经理。我希望在剧本公开印行之前,能先看到它用化名上演,以便使人民能完全客观地接受它。1859年1月31日,皇家宫廷剧院经理回信表示拒绝。因此,在我的这种打算落空之后,我才赶紧将文学剧本出版,公诸于世。
我还想扼要地说明一下我写这个剧本的立场和目的。我曾经给一个朋友写过一封信,信上谈到我写这个剧本的动机。我现在把有关部分摘录于后,也许这样作比用那种纯粹是写给公众看的形式严谨的论文,要更简明平易和更自然真实些:“一因此,当时,我就在闲暇之余专注地去研究那个被我
一向认为必须专门加以探讨的时代,它也许是德国所经历过的最伟大的文化历史斗争的过程,即宗教改革时期。它是民族斗争最激烈的一个时代,在它那坚实、宽广的基础上,又出现了马丁·路德、乌尔利希·冯·胡登、弗兰茨·冯·济金根这样一些毫不含糊的、伟大的光辉形象。一然而真是咄咄怪事!一正是随着这个民族兴起和斗争的时代,正是由于这个时代的结局,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民族了,甚至不再有民族的生存和民族的历史了!
“一般说来,这个矛盾还是得到了历史研究者或多或少的正确承认的。而人们也许还没有很正确或者很清楚地认识到的一至少不是普遍地认识到,而且也远远没有看透到它的
一切结局一但和这个矛盾有密切关系的,却是马丁·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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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宗教改革的发动中所占的地位。大概我用不着先声明:我是完全站在新教的立场上来对待天主教的,而且对马丁·路德这个伟大人物从来是热爱的。人们通常认为宗教改革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是路德第一个创造出来的,这却是
一个错误。我把它同宗教改革运动本身加以明确区别的这种改革的意识,不仅早在路德和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就已经绝对地存在了,而且它还充满了那种因科学复兴而产生出来的自由人的热诚,并且还受到那种在伦理上和政治上都有着影响的纯粹人性的自由激情的熏染,只不过路德和他的后人才把这种自由激情纳入那通往片面的神学教条方向去的狭窄轨道罢了。
“这种存在于宗教改革运动之前的意识,较之它自己的成果即宗教改革运动,要更为伟大、更为广泛、更为自由、更有人性!
“这一点可在乌尔利希·冯·胡登以及其他一些人文主义者的著作里,特别是伟大的莱希林论战及其插曲中找到证明。一在胡登的著作里有许多说法(其中一部分比路德在威腾堡大教堂门前公布的主张要早得很多),后来不仅成为宗教改革运动本身的信条,而且还成为更晚得多的新教的口号,以及启蒙运动①的纲领。
①
我禁不住要在这里引一段胡段登的《致神圣罗马帝国大元帅兼选侯萨克森公爵弗里德里希的控诉书》(1520年)来作例子。“并不是单单我们这些敢于去规劝和整告大众的人受到压制,而是他们现在正竭力去压迫一切的人。你们作为自由人是不应该容忍这种情况的!你们作诸侯的也应该管管这样的事。古时的加图在罗马曾经对他们说过,人们应该用石头砸死那些有能力抵抗暴力而不去进行抵抗的地方官和君主。他把为公众服务的职位看得这样的高。但一个优秀民族却要臣服于某个人(更不用说是要臣服于那些无所事事的僧侣了),这该是何等的耻辱和不正当!啊,上帝倒不如让我们臣服于土耳其人,他们总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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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到古风吹拂而苏醒过来的精神里,开始产生不以神学为基础而以真正科学为基础的自我解放要求。这种自我解放已经快将变为不仅要求摆脱某一种教会形式,而是要求摆脱神学上一切不自由的形式,并且起来反对这些形式的运动。在这方面,厄拉斯姆斯②在谈到《蒙昧人书简》③时说的话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尽管他十分欣赏这些书简,他叫道:‘人们开始时反对的是游方僧,但到后来就攻击起一切僧侶来了。’路德初露头角时,给胡登留下的印象,也同样是很有特色的。胡登在写给吕纳尔伯爵的一封信里曾清楚地说明了他的印象:‘他们开始自相残杀。一一也许你还不知道,最近在萨克森的威腾堡有一派人起来反对教皇的权威,而另一派人则为教皇的赦免权辩护。双方使出了一切可能的手法,拚命争吵。两派的首领都是僧侶,他们竭尽喊叫、咆哮、埋怨之能事。最近他们甚至拿起笔来了。他们印刷并散发各种信条、疑难解答和论文。因此我希望他们两败俱伤、同归于尽(sic spero fiet,ut mutui interitus causas sibi invicempraebeant)。’最近有个游方僧教团的兄弟问我谈起了这件
是正人君子,他们十分严厉、坚强,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会打仗,这样。人们就可以把责任推到在战争中起着重大作用的运气上去了。是的,连土耳其人的统治也还比较厚道,他们对待下属也比较仁慈。他们也不计较宗教信仰和神方面的事,而只是为了争取君主统治权而战。”除了这整段文字所具有的独特口气之外,最令人感到兴趣的是那表现得
十分突出,而新教则是在晚得多的时候才发展出来的那种所谓宽容思想。即宗教信仰不应当是世俗统治的对象。这完全不同于后来威斯特法棱媾和时所制定的原则:cuj口3 regio,ejus religio(在谁的国家,就信谁的教。),一原注。
②厄拉斯姆斯(De9 ideri口3ra9mu8,1466一1536年),荷兰十六世纪最
重要的人文主义者,其著作有讽刺作品《愚颂》等。一译注。
③《蒙睞人书简》是德国人文主义者胡登等人在1515年至1517年间写
的讽刺作品。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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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我回答他说:‘你们拚命残杀吧,以便使你们相互毁灭(consumite,ut consumamini invicem)。因为我希望我们的敌人进行最激烈的厮杀,弄得全军覆没。’‘Ac facit,'他最后写道,Deus Optimus etMaximus ut intereant et emor-iantur qui surgentibus impedimento sunt literis,quoaliquando enascantur viva pulcherrimarum virtutum,quae toties isti conteruntplantaria.'@虽然不久以后他就欣然归附路德,但他首先考虑的一直是争取普遍自由、建立民族威望和复兴民族的事业。他对路德喊道:T'indicemuscommupem libertatem!liberemus oppressam diu jam pa-riam.'②他在一封致路德的信里,指出他和路德之间的一个差别时所说的话,也不是没有更深刻的意义和坚定性的。他写道:‘sed in eo differunt utriusque consila,quod meahumana sunt,tu perfectior jam,totus ex divinis depen-des.'③
“为了引导德国走上政治上彻底新生的道路,当时德国的一切基本成分都汇集在一起了,一可是它们又彼此分解了,这真是咄咄怪事!处在这次精神上巨大变革之中的,并且也是由这次巨变所引起的,就有济金根的反抗活动。但是他的反抗活动首先也是由于求得政治上的解放和建立民族威
①
拉丁文:“但愿至高至美的上帝(胡登使用的是在当时还未具有宗教色彩,而是为拉丁文古典作家普遍使用的笔调,所以写成“至善至高的上帝”)让那些阻碍科学萌芽的人死绝,这样,经常遭到他们破坏的那些最美好的德行就能得到培植。”一原注。
②拉丁文:“让我们恢复普遍自由!让我们解放长期以来受尽压迫的祖
国!”一原注。
)拉丁文:“可是我们两人的计划不同之处在于,我的计划含有人的气质、而你的计划,尽管更为完普,却完全是以神为基础的。”一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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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目的而引起的。当时萨克森的一个编年史作者(胥特莱乌斯)写道:‘那个时候许多人把济金根看作是德国的勃鲁脱斯,他会替长期受到诸侯与主教暴政压迫的人民报仇雪根,并且把他们解放出来。’一再就是一年半之后爆发的农民战争,它最初多少明显地具有伟大的政治复兴的思想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在运动爆发之前,那些思想上的领导人物却似乎突然无影无踪了,因此农民战争就陷入自流,走上无依无靠的迷途,并发展成为无计划的、个别的恐怖事件,因而结果遭到失败,带来影响最深远的、最可怕的反动,造成德国历史上的莫可名状的不幸。一当我们一方面谈到那无疑是乌尔利希·冯·胡登在叶贝隆堡时期所写的《新的卡尔斯特汉斯》①一文,一方面对照一下起义的农民曾经要求已故的弗兰茨的儿子汉斯·冯·济金根少爷做他们的领袖②的事实时,就可以看到这种令人注目的一再出现的事件是同时发生的。
①《新的卡尔斯特汉斯》是德国十六世纪的一篇政治文章,一段都认为是
胡登的作品。卡尔斯特汉斯是一个受尽苦难渴求解放的农民形象。“卡尔斯特”意即锄头,“汉斯”乃是德国最常见的男子名字。一译注。
②弗莱斯海姆在编年史里写道:“这时农民起义爆发了,有几批农民来找
汉斯·冯·济金根,请他当他们的统;他们说他们知道他父亲的作为,知道他父亲受到冤屈,他们要尽力帮助他得到应得的一切,要教他变得比他过去更为伟大。可是汉斯拒绝了他们的请求,骑马到瑞士联邦去了。他在那儿一直待到农民战争结束。”
皇帝在1523年,即弗兰茨·冯·济金根还在世的时候,在致同他结盟的三个诸侯,请他们设法调解争端的信件中,特别这样写道,“此外,如果对弗兰茨使用武力,那就必须考虑到,这不会有太大的好处。因为可以想见:贵族弗兰茨的许多党羽尚在这次争端中受到损害,那他们就会把共他-一些贵族,弗兰茨的好友和其他平民分子吸引到他们
一边去,使类似“鞋会”的组织得以复活,以致平民又将起来作乱,并且发展成更可恶、更大规模的暴乱。这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一当然我并不打算把一切有关的论证材料都在这里罗列出来。一一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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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的这场巨大的文化斗争,还在两个方面制约着我们今天的整个现实状况,而且在整个德国历史上它也还一直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在德国实际上争取到的精神自由,是永远给保存下来了!当时所追求的,但没有取得成功的,仍然是德国民族和德国历史感到最痛心的事,却停滞不前有三百多年。精神自由是争取到了,但最令人痛心,最富于悲剧性的是:这个实际上得到的东西,却正是以彻底牺牲一切民族生存、一切政治上的自由、统一和威望至少有三百年之久的代价换来的!无法避免的事情终于很快就发生了。就连那脱离了在政治上的运用和实践,脱离了它所赖以成长的自由科学的热诚基础的理论精神自由,也被限制在神学教条的阴郁而狭窄的领域里,且不久就萎缩成在十六、十七世纪流行的令人生厌的僧侶之间的宗派争吵。这是一种僵化。后来还不得不再一次让科学来帮助它摆脱这种僵化的境地。
“初看起来,似乎最简单、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把我在研究那个时代时所获得的这些思想和一个个分歧的见解写成
一篇学术论著。至少对我来说这样做比较容易。可是我不愿意写一部只能放在学者书架上的著作。我感到材料已经十分强烈地打动了我,以致我不能那样做。我所要做的是使那个很不平凡的文化历史过程一它影响着我们整个现实,但是只有学者们知道它,而人民则已经将它遗忘,只有几条口号还一直在人民身上起着传统的影响,能使人民的思想火焰旺烧起来一成为人民共同的思想财富。如東可能,我一定要以明确的认识和奔放的热情再一次把这个文化历史过程灌进全体人民的血管。只有文艺才具有达到这种目标的力量。因此,我决定写这样一个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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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长久以来十分醉心的一种美学上的信念,也从另一方面来督促我。我认为德国戏剧通过席勒和歌德取得了超越莎士比亚的进步,就在于他们两个,尤其是席勒,首先创造了狭义的历史剧。至于其他的一切,特别是席勒戏剧中的更伟大的思想深度,那只不过是与这种狭义的历史剧有着密切关系的结果而已。可是即令在席勒的作品里,历史精神的重大矛盾也只是使悲剧冲突得以进行的基础。例如在《华伦斯坦》、《玛丽亚·斯图亚特》、《堂·卡洛斯》里的新教与天主教的对立就是如此。在这个历史背景上作为戏剧本身的情节出现的,并且构成情节的灵魂的,正如别人也已经提到过的,则还是纯粹个人的利害和命运、露骨的虚荣心、家族和皇室所欲达到的目的等等。甚至在《威廉·退尔》这部席勒最接近历史剧的概念的杰作里,有些地方也还存在这样的情况,例如真正的救援行动不是出自卢特里的壮士们①所为之斗争的民族自由感,而是由于他个人的情感世界、他最珍贵的家族利益受到了攻击,主人公②才起而进行自卫,发起正义的反抗。
“相反地,我很早以来就把它看作是历史悲剧的,因而也是一切悲刷的最主要的任务,是使时代和人民,首先是本国人民的伟大的文化历史过程成为悲剧的真正主题,成为可以在戏剧上加以刻划的悲剧人物,把这样的转折时代的伟大文化思潮及其激烈斗争作为戏剧化的真正的对象。因此,在这样的一出悲剧中,问题不再是关于个人,他只不过是这种普遍精神的最深刻的对抗性矛盾的代表和化身罢了,而问题却
①指在卢特里宣普的各州居民,参看《威廉·退尔》第二幕第二场,人民
文学出版社出版。一译注。
②即威廉·退尔。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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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那个最重大、最有影响的民族命运。这种命运决定着整个普遍精神的祸福,具有历史意义的强烈感情的戏剧人物,就使这种命运成为他们自己的生死问题。
“然而,从他们为之献身的思想和目标的明确性出发,赋予那些个人以一种十分坚强的,甚至是坚定的和现实主义的个性,我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只有那种近来在我们艺术中
十分流行的拙劣的细节描写法,那种对偶然性人物的既空空洞洞、又非本质的特征不厌其烦地去描绘,在我这样一个主要是受古代文艺及其光辉的作品所哺育而获得艺术观的人看来,对于这个剧本是完全不适用的。这完全是一件好事!我并不是不去理会这出历史剧可能碰到的障碍。特别是因为我根本不把历史性的东西放到历史材料、事件和人物身上去。我主要是这样来处理的:使这个转折时期的具有最内在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思想和思想冲突能十分清楚地在戏里得到展现和塑造,固然,这样就更有可能陷入一种抽象的、学究式创作的危险。但我深信这个危险是完全可以避开的。另一方面,由于面对着这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目的及其所能产生出来的动人感情,所以凡是与描写个人命运的悲刷有关的和所能涉及到的一切问题,都会为之黯然失色,并且退居到远远不是重要的地位上去。”
我还想补充一点的是,我常常设法尽可能在胡登的台词里引用他自己说过的,而且几乎是没有加以改动的原话。例如,特别是在第一幕里,胡登叙述他怎样在布鲁塞尔查理皇帝的宫廷中逗留,怎样回到德意志以及他后来抱怨说德意志人民把他抛弃了等处,许多话都是一字不改地引自他的《致德意志各阶层的控诉书》。然而我又认为,如果在这些地方使用不同的字体,或是用脚注来加以识别,都是不相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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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凡是熟悉那个时代的文献的人都能够自己发现,如果加上注释,那就势必会打断一般读者的顺利的阅读,还会妨碍他们自已去享受艺术的完整性。
作者1859年2月4日于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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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茨·冯·济金根
拉萨尔
剧中人物
皇帝查理五世
普法尔茨选侯路德维希
普法尔茨伯爵兼莱茵公爵
理查·冯·格莱芬克劳一特利尔大主教兼选侯菲力浦一一黑森伯爵教皇特使
汉斯・冯・莱纳一帝国大臣兼皇帝顾问弗兰茨·冯·济金根乌尔利希·冯·胡登威廉·冯·菲斯腾堡伯爵艾特弗里茨·冯·措伦伯爵
弗罗文·冯·胡登一美因兹大主教兼选侯宫廷的侍从长兼总管骑土菲力浦·冯·吕德斯海姆骑士亨利希·冯·施伐岑堡
济金根的朋友和拥护者
骑士威廉·冯·瓦尔德克骑士享利希・冯・丹骑士菲力浦·冯·达尔堡骑士沃尔夫·冯·提尔克海姆骑士冯·费宁根
骑士巴尔塔扎尔·冯·法尔肯斯坦骑士哈尔特穆特·冯·克隆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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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弗里茨·冯·索姆布莱夫骑士希尔兴·洛尔希
叶可拉姆巴迭斯一济金根的路德派家庭牧师巴尔塔扎尔·斯娄尔一济金根的秘书和心腹约尔格·冯·奥格斯堡统领一济金根部下的炮手约斯·弗里茨—一农民鼓动者玛丽亚一济金根的女儿路德维希选侯的机要秘书
一个特利尔的骑士索尔姆斯伯爵
特利尔部队的一个统领
一个帝国传令官济金根部下的一个信使库尔特—济金根的侍从
一家酒店的店主
一个医生
两名使者
骑士、步兵、骑兵、兵士、僧侣、侍从、仆人、农民,以及特利尔的市民和妇女孩子等等。
故事发生在1520至1523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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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
叶贝隆堡的一个房间。
第一场
玛丽亚,正收拾着刚才做的针线。巴尔塔扎尔,一个六十来岁的男子,头发全白,但精神仍然矍铄,他的声音宽洪而坚定。
玛丽亚巴尔塔扎尔,我不理解,
为什么父亲近来郁郁寡欢,他常常独自退避一边,尤其是每逢来了信件,就见他往往愁容满面。
巴尔塔扎尔是因为一请别见怪,
我说话总是心直口快一因为他千了些蠢事!
玛丽亚什么?巴尔塔扎尔!父亲干了些蠢事?
对女儿说这话,岂不是不太合适?
巴尔塔扎尔唉,我的小姐,您已经羽毛丰满,
听句失礼的话,也能容忍。
何况您知道得很清楚,尽管您是他的女儿,您未必比我更爱弗兰切斯克①,
①即济金根的名字弗兰茨的爱称。一泽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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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感动地向他伸出手去)不错,的确如此,您是一个忠诚
的仆人。
巴尔塔扎尔为人忠诚可不容易!这可是一门真正的学问。我若是对他不忠,
那就是对自己不信!一您知道,当时有人欺负我,野心毕露的瓦尔姆斯城当局擅自将我驱逐,还非法
将我的财产剥夺,迫得我靠乞求过活一那时,谁愿收留我?
我白白地向皇上和帝国求救!那是个大城市,力量十分雄厚,皇上需要它,因此谁也不愿为了我同它结仇。
于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去找
您的父亲。一果然不错,是堂堂的一位辩护士!在全国也找不出第二个!他收留了我,研究了我的案由,当他看出受欺负的是我,就爽快地对我说:巴尔塔扎尔,用文的不行,咱们就来武的:后来,瓦尔姆斯还嘲笑了他的辩护,不愿承认我有理,反而傲慢地威胁说,要向皇上和帝国把他控诉,
这时节,您父亲便带领了一万个有力的理由一小姐,我指的是头戴尖盔的士卒一浩浩荡荡开赴瓦尔姆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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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威耀武地打了一场武官司,的确,小姐,他真有一手—一
那通振振有辞的分辩,就连城墙也要让路!他不顾自身的危险,甘冒皇上的震怒,什么威胁都不能使他把我的事置于不顾一小姐,谁若把这些忘记,谁就是个无耻之徒!玛丽亚您真是天生的一副忠厚善良的心肠!巴尔塔扎尔多谢您,小姐!一可是,尽管如此,
还有更多使我爱戴这位高贵骑士的理由,并不能使我的一双老眼对他干的蠢事视而不见。
玛丽亚(幽默地)可不是,我知道您又回转来进攻了。
您心里有点儿不舒畅,师傅。想必又是父亲没有采纳您的意见!
(转为滑稽的激昂语调)
那好,您就在股的法庭上诉说吧,朕愿意垂听,我的忠实的臣民!定会给你一个公平的处理!相信朕的话是金口玉言。巴尔塔扎尔您真会开玩笑,
好个调皮的人物!我巴尔塔扎尔
讲的全是正经。一您想必知道,尊贵的小姐,法王法兰西斯曾经
授给您的父亲元帅的权杖?
玛丽亚(态度同前,十分严肃地)朕听倒是听说过。巴尔塔扎尔您可明白其中的究竟?
玛丽亚(同前,微露窘态)不知道一知道一知道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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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日理万机,腚已经有些记不清!
巴尔塔扎尔(旁白)她真是一个
多么叫人疼爱的孩子!老实说,
连我这白发苍苍的老头,也想吻吻她!(对玛丽亚)事情是这样:当您父亲在战斗中
把洛林的公爵击败之后一他从此就成了我们的同盟者。兵发洛林。那是师出有名,因为洛林的民众受尽了欺凌
就跟瓦尔姆斯城欺负我的情况那样,他们只好向您父亲求救,
他于是发兵去攻麦茨这座坚城,
两万步兵和两千骑兵把麦茨团团围困,迫使城里的
贵族向那些被逐的人谢罪,并且答应赔偿一从此法兰西斯王
就看中了骑士:这位骑士天不怕地不怕,靠自己力量就能动起刀枪,这种事连王上作起来,
花很大的力气也难办。王上很想拉拢他,于是邀他去色当,特为他派去守疆伯爵、布云公爵和弗娄兰琪侯爵,
给他安排好隆重的礼仪,豪华的接待,他们先陪他周游了半个法国,最后才把他接到安勃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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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斯王的宫廷。这时更对他百般殷勤!国王做得仿佛没有他
就活不下去,当着满朝的文武大臣,亲手赐给他一挂金链,亲手授与他元帅的权杖!
一个个的大臣也故意装出一副爱他爱到想把他吞下去的样子!您父亲骑马到达的光景,也使他们同样惊讶不已。因为他后头的那批侍从,
全是德国第一流的贵族,帝国的有权有势的伯爵,地位比他要高得多,
出身于比他更为古老的世家一一他们却都跟在他的后面,为他保驾。玛丽亚原告,在我看来,还一直
弄不清您要控诉的理由。巴尔塔扎尔这只不过是个序言!
玛丽亚那么您就言归正传吧!
帝国会议开得太长。
不然就给您另行安排开庭日期。(笑着说)我得去照料开饭了。
巴尔塔扎尔布里吉特会去照料的!—小姐,您如果见过法国王宫里那些高贵的妇女,您就不会这样讲话了。
玛丽亚(急切地)是吗?她们长得好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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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塔扎尔都是绝妙的贵妇!一点不假!
听着她们闲谈聊天,就叫人
不胜喜欢。她们全都受过高超的训练,成了法兰西斯王今天拿来射击这位最尊贵骑士的重炮,因为在邻国,小姐,您知道,男人和妇女都同样地
在为他们的国王效劳!可是这一切
在法兰西斯王看来,就像我要讲的事情那样,仅仅是个序言。皇帝马克西米连年事已高,不久就会晏驾。
这就是原因所在。国王想在我们的皇位上投机,他已经
争取到普法尔茨和特利尔选侯的同意。可是他心中明白,我们的骑士弗兰茨
虽还比不上在法兰克福享有特权的七侯①之一,但一旦要选皇帝,他就会来投票;
七侯合在一起,他的力量也能相比。如今马克西米连皇帝驾崩,法兰西斯王就派了特使
来见弗兰切斯克。一对了,想必您还记得上次到叶贝隆堡来的那个衣着华丽的法国人?玛丽亚(大笑)我怎能不记得!浑身穿的都是丝绸,
紧身衣上有金线提花。我简直不敢碰他,
①指七个有选举皇帝之权的大诸侯。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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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怕弄坏他的衣裳!说实话,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美男子,他最好不讲话!因为他一开口一情况就变了样!他的恭维话比他的尖头鞋还要刺人,
他满嘴甜言蜜语,迫得我非忍住性子不可,否则就会当面笑他。
这可怜的人儿!把他从巴黎带来的全部股勤的本领
无谓地在这儿浪费掉了!一我真想
将他所有那些值钱的甜言蜜语重新装进箱子,好让他不致于亏本还乡。
巴尔塔扎尔嗯,小姐,如果这个人使您喜欢,一
他出身有权有势的大家门第,讲一些那种话,又有什么关系?为您他也能做到默默无言。真的,你俩倒是天生的一对。
玛丽亚唉,巴尔塔扎尔!这您就不懂了。
人们说,女人的灵魂藏在眼睛里,这话对不对,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男人的灵魂就藏在舌头上。巴尔塔扎尔是吗?您在这方面有研究,也许您曾有过亲身的体会?
玛丽亚(脸露羞色)唉!巴尔塔扎尔!您又在胡言乱语了!
您本来明白我的意思,可是偏偏故意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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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男子应有伟大的心灵,从他的谈吐中就可以见个究竟。男人怎样说话,他说些什么,就鲜明地向我们表露出他的内心。巴尔塔扎尔嗯,也许是,也许是。
懂了!一看得出,在您曾经住过的美因兹的阿尔布莱希特选侯府邸,在那科学和艺术的发祥地,已经把新时代的思想灌进了您的头脑。不久前,德国人还只晓得格斗,
如今他们也需要伟大的思想了。得啦,得啦,我并不因此责怪您,我的小姐;有了这样的变化,我还要衷心地为您感到欢喜!您又是极力维护一切新事物的
济金根的女儿,更应当有这样的思想。您有父亲的榜样作鼓舞的力量,
因为在他身上,心灵和言辞都同样伟大。弗娄兰琪侯爵,他熟悉所有的伟大人物,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那看重谈吐的法国宫廷,有次他对我说,他生平还未见过这样雄辩的演说家。实在的,小姐,他一开口,就好象舌头迸发出了火花,铿锵有力,令人神往。别看他平时不苟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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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一边,听别人高谈阔论。
玛丽亚巴尔塔扎尔,您称赞父亲的时候,
比起您在我面前把他责骂更教我喜欢。
巴尔塔扎尔对极了,我的小姐,您这句话
提醒我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来。
那个对您说过非常美妙的恭维话的法国人一给骑士带来了法兰西斯王的更美妙、更实惠的谀辞。
国王表示愿意赐给他三万克朗泰勒的现款,此外还给他终身的俸禄,每年八千克朗,①以土地和人口作保证。只要他答应,
在选举皇帝时能以自己的影响表示对他的忠诚,法兰西斯王还带话给他,如果骑士要更多的钱,只消开口就成!
可是骑士弗兰茨对查理却一片赤诚,因为他是马克西米连的孙子,
所以就粗暴地拒绝了法王的全部要求,并且把事情的原委上奏查理皇帝。
玛丽亚(大为愤概)呸,好个老斯娄尔!真不害臊,我从没想到
您是这样的人,只因父亲拒绝接受卑鄙的钱财,不肯把皇冠向外国出卖,竟敢在我面前将他责怪。
①克朗泰勒,是当时等于六法郎的货币,克朗,是当时一种硬币,等于
十马克。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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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塔扎尔高贵的小姐,不要出口就伤人,一真好!济金根的血在这孩子身上沸腾!一这完全不是我要责怪的原因。如果仔细考虑,就会看到,
虽然查理是马克西米连的孙子,可也并不是德国人另外,关于法兰西斯王,学者曾多方证实,
说他是德国人,因为他是
查理曼大帝的后裔。这岂非怪事!事情一旦牵连到德国皇位,他们就都成了德国人!可是
一旦德意志帝国有了危难一就谁也不承认这个亲属关系!您自己说,在法兰西斯和查理之间难道有很大的区别?
他们两个都是外国人。问题只在于多几个少几个使他们和德国分离的祖先。要我说,光是那一大堆钱就足以抵消这条界限。然而—这不是我要说的。您父亲干的这桩小小的蠢事,我倒很能谅解。他有的是钱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