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萨尔巴里三十年——斗争与牺牲的英雄史诗》.txt

    巴
    纳萨尔巴里三十年
    斗争与牺性的英雄史诗
    知乎用户秋七月译红色文献翻译校
    纳萨尔巴里道路是印度人民获得解
    放的唯一道路！
    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是纳萨尔巴里道
    路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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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荡的六十年代的英烈
    萨罗杰·杜塔同志
    温帕塔普·萨特亚姆同志
    阿迪巴塔拉·凯拉萨姆同志
    帕尼格拉希·苏巴·拉奥同志
    潘查迪·克里沙·穆尔蒂同志
    潘查迪·尼尔马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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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8月15日…英国国旗降下，三色旗展开。希望被唤醒了。新统治者期望并承诺独立、自由和更美好的生活。这个国家洋溢着热情。时间流逝，第
    一任总理尼赫鲁也是如此。尼赫鲁时代的社会主义口号和不结盟，让位于夏斯特里的“赞扬士兵，赞扬农民”和英迪拉·甘地的“消除贫困”。现在，二十年过去了，整整二十年。情况依旧。希望破灭，期望挫败。英国人己经离开，但他们的资本仍然存在，他们的法律仍然存在，他们的殖民结构仍然存在…仅仅增加了议会大厦。英国资本，再加上美国资本。虽然人们继续生活在贫困中，但该国的塔塔集团、比拉集团，却将巨额财富存入他们的金库。和英属印度一样，要求正义的人民呼声被无情压制。统治者的口号仍然只是口号，现实似乎不同。人民正在寻求，寻求真实的东西，寻求真正的答案。人民的挫败感反映在1967年2月大选的结果中；那时，非国大党政府第一次在八个邦成立。然后在1967年春天，新的希望之光划破了吞没整个国家的黑暗。清新的东风开始取代过去二十年停滞腐烂的空气。统治者保护着的谎言和欺骗的面纱被撕裂了。一声雷鸣响彻了偏远的北孟加拉邦纳萨尔巴里村，其回响震撼了整个国家的良知。
    1967年3月18日…红旗飘起来了。西里古里分区的农民大会正在纳萨尔巴里举行。五百名代表，其中一些手持弓箭，为他们的未来勾画了一条新的道路。革命领袖们解释了印共（马）与和平变革之路的破产。中国革命作为一个例子，说明了穷人是如何在落后的半封建国家夺取政权的。大会最后要求立即没收土地和建立解放根据地。农民准备向该地区的地主发动攻击。
    第一部分：纳萨尔巴里起义
    新的黎明正在破晓…
    第一颗火星
    整个1966年，人们奠定了基础。在1965/66年，[（新成立的印共（马）[1]的]“西里古里集团”发出多达六份用模版复印机印刷的传单，要求立即开始武装革命。其中一份传单呼吁六个月内在德赖平原发起游击战。整个1966年，革命者在西里古里分区各地组织了农民小组；收集了弓箭，甚至几支步枪，并与几英里外活跃的尼泊尔毛派建立了联系。1966年末，革命者在西里古里组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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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农民会议。1967年3月3日，斗争的种子开始萌芽一群农民包围了纳萨尔巴里地区的一块土地；用红旗标识边界，他们开始收割庄稼。
    然后…3月18日的会议是农民热潮的信号，吞没了整个地区四个月。西孟加拉邦的联合阵线[2]政府试图通过宣布推行土地改革来缓和这一运动。革命农民通过设立农民委员会接管乔特达[3]的土地来回应修正主义统治者。农民委员会委员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和示威活动，其中许多人手持棍、矛、弓、箭。红旗的海洋在农村和地主的心中引起恐慌，乡村回荡着“沿着武装农民革命的道路前进”的口号。
    当当地一个乔特达的武装人员殴打佃农比格尔·基桑时，第一次冲突被点燃了。随后是暴力冲突，农民委员会的武装部队强行夺取土地和没收粮食。地主及其帮派的所有抵抗都被粉碎，一些人被杀。到5月底，形势达到武装农民起义的水平。正在执政的印共（马）领导人首先试图安抚运动领导人…失败后，当时的西孟加拉邦内政部长乔蒂·巴苏向警方下令。5月23日，农民杀死了贾鲁冈村的一名检查员作为报复。5月25日，在纳萨尔巴里，警察狂暴地杀害了9名妇女和儿童。6月，斗争进一步升级，特别是在纳萨尔巴里、卡里巴里和芬塞德瓦地区。农民袭击乔特达的房屋以抢走枪支弹药。人民法院成立，审判通过。村庄的剧变一直持续到7月。茶园工人多次罢工以支持农民。然后在7月19日，大批准军事部队部署到该地区。在无情的封锁和搜查行动中，数百人遭到殴打，
    一千多人被捕。像詹加尔·桑塔尔这样的领导人被捕，其他人如查鲁·马宗达进入地下，另外一些人如特里布尼·卡努、苏班、阿里·廓尔喀·马吉和蒂尔卡·马吉则侧成为殉难者。几周后，查鲁·马宗达写道：“数百名纳萨尔巴里人在印度被熏烧…纳萨尔巴里未死，也永远不会死。”
    纳萨尔巴里获得认可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世界革命中心，他们欢呼起义。1967年6月28日，北京电台播报道：“印度共产党革命派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阶段已在印度西孟加拉邦大吉岭县的农村出现。这是印度人民发动革命武装斗争的马前卒…”[4]。周后，7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印度的春雷》的文章：“霹雳一声春雷，震撼着印度的大地。印度大吉岭地区的革命农民，起来造反了。在印度共产党革命派的领导下，一块农村革命武装斗争的红色地区在印度诞生了！…中国人民为印度大吉岭地区的农民的革命风暴而热烈欢呼！全世界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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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的人民，都为印度大吉岭地区农民的革命风暴而热烈欢呼！”
    与此同时，加尔各答的革命者也开展了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他们开展了大规模的支持纳萨尔巴里起义的运动。大学街道的墙壁贴满了海报，上面写着：“凶手阿乔伊·慕克吉（首席部长）必须辞职。”[仍在印共（马）内的]革命者在加尔各答的拉姆·莫汉图书馆大厅举行会议，组建了“纳萨尔巴里农民斗争援助委员会”，该委员会将成为未来党的核心。
    在警察行动的同时，印共（马）驱逐了大量成员。西孟加拉邦委员会委员和孟加拉党机关编辑萨希塔尔·雷·乔德里被驱逐。其他领导成员如阿什姆·查特吉、帕里马尔·达斯·古普塔、阿西特·森、苏尼蒂·库马·戈什、萨罗杰·杜塔和马哈德夫慕克吉也是如此。大吉岭县委员会和西里古里分区委员会被解散。
    纳萨尔巴里的火星点燃了斯里卡库兰、比尔普姆、黛布拉-古比巴拉夫布尔、穆沙哈里和勒金布尔-凯里的革命之火。西孟加拉邦、安得拉邦、比哈尔邦、旁遮普邦、北方邦和泰米尔纳德邦受到纳萨尔巴里鼓舞的斗争的巨大冲击，几乎每个印度邦都出现了毛派组织。
    纳萨尔巴里道路
    纳萨尔巴里将武装斗争提到了印度革命的议程上…从那时起，印度的政治景象从未保持不变。纳萨尔巴里发生的时候，不仅印度群众对二十年来的假独立感到失望，而且整个世界也陷入混乱。像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这样的小国在美国军队的威力下遭受重大打击；一些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崛起；在欧洲和美国，反对美国干涉越南的大规模反帝国主义示威活动与黑人和妇女运动的暴动合流；法国的学生工人反叛震撼了当权的戴高乐。最重要的是，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大论战[5]的背景下）抨击了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和歪曲。在共产主义舞台上，世界各地的所有党都被迫在中国共产党和（赫鲁晓夫1950年代末期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后的)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大论战中表明立场。纳萨尔巴里是全球发生的这种意识形态-政治动荡的产物和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纳萨尔巴里在印度土地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这种本质己被印共的修正主义语义学和当时新生的印共（马）歪曲、腐化和破坏。纳萨尔巴里在思想和实践上提供了答案。
    关于纲领问题，它攻击了印共和印共（马）的修正主义概念，即认为印度基本上是一个带有“封建残余”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明确将印度分析为半封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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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它还抨击了修正主义理论，即认为印度的统治资产阶级基本上是民族性的，印度在1947年实现了真正的独立…它明确指出统治资产阶级是买办，印度独立是虚假的，以及印度是半殖民地。它概括说，革命的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官僚资本主义，而革命的朋友是工人、农民、中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一一农民为主力，工人阶级为领导力量。
    关于战略问题，它反对印共和印共（马）提出的“和平过渡”道路，坚持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它明确指出，解放之路在于游击战，建立人民军队，在农村建立解放根据地，逐步包围和占领城市。它指出，当前的目标是建立（四个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步。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
    在战术领域，它拒绝议会政治，并呼吁抵制选举。它在工作和组织方法上反对经济主义、合法主义和改良主义。
    关于政治问题，它指明两个超级大国，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它揭露苏联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它宣称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并支持各民族的自决权，这包括脱离印度的权利。
    最重要的是，在思想领域，它在工人阶级运动中毫不妥协地反对修正主义和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坚决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今日的马克思主义。特别地，它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并进行了大规模运动去普及它。这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特别是对该国的学生和青年。具体来说，受到中国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启发，它对毛泽东的号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表示热烈响应。它充分体现了文革呼唤的“斗私，批修”精神，表现出一种自我牺牲的蔑视死亡的精神，对被压迫群众的全身心奉献，以及对该国剥削者的不熄的阶级仇恨。因此，它突破了修正主义者的阶级合作主义方式和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的伪自由主义方式，并从我们国家最贫穷的人那里获得了巨大的感情。
    虽然后来，战术错误和敌人的大规模攻势导致了暂时挫折，但纳萨尔巴里对我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迈向新的政党
    虽然纳萨尔巴里运动遭到镇压，但纳萨尔巴里起义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遍布全国各地。“纳萨尔巴里农民援助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组建“印共(马)革命者全印协调委员会”。1967年11月12日和13日，来自全国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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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主义革命者会见并成立了“印共（马）革命者全印协调委员会”，组建一个临时委员会以团结所有革命者，逐步形成革命政党。
    协调委员会承担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任务；在此基础上团结所有共产主义革命者；发动反对修正主义的毫不妥协的斗争；发展和协调革命斗争，特别是纳萨尔巴里式的农民斗争；并准备革命纲领和策略路线。1968年5月，在纳萨尔巴里起义一周年前夕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协调委员会被重新命名为“共产主义革命者全印协调委员会”[6]，其中萨希塔尔·雷·乔德里是召集人。
    早些时候，共产主义革命者决定出版一份政治报纸来宣传革命路线。《解放》第一期于1967年11月11日出版，由苏尼蒂·库马尔·豪什担任编辑。《爱国者》以孟加拉语出版。在巅峰时期，《解放》的发行量达到2500，而《爱国者》发行量达到40000。
    与此同时，纳萨尔巴里式的斗争在整个1968年蔓延开来，而斯里卡库兰的斗争正在成为一场重大的起义。在这些条件下，共革全印协委在1969年2月8日的会议上通过了组建政党的决议。1969年4月19日至22日举行的共革全印协委全体会议上，共革全印协委最终决定在列宁诞辰100周年之际成立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会议建立一个协调委员会来起草党章并为党代会做准备。党的成立是由卡努·桑亚尔在加尔各答迈丹举行的一场盛大的五一节集会上宣布的。
    在建党过程中，《南国》集团和共产主义革命者安得拉邦协调委员会[7]没有加入。《南国》集团认为，在那个时刻建立党是仓促的，它也对建党方法有异议，而共革安邦协委与印共（马列）的政治路线存在差异。《南国》集团继续组建了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8]，今天与印共（马列）党统一(CPI(ML)Party Unity)
    一起，领头在比哈尔邦进行武装斗争。共革安邦协委继续其右倾，后来分裂为两
    派一一印度共产主义革命者统一中心（马列）的T.纳吉·雷迪-D.V.拉奥派，以
    及C.P.雷迪派，它在1975年与修正主义的印共（马列）萨蒂亚纳拉扬·辛格派
    合并，随后分裂出许多派。
    到1969年中期，政府已经将准军事部队移动到所有斗争区域，并对印共（马列)领导人进行了一次追捕。运动完全处于地下状态。1970年4月，政府突袭了《解放》和《爱国者》的办公室和印刷出版社。编辑和印刷工作在地下继续进行。政府开始清算共产主义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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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5月15日和16日，印共（马列)第八次代表大会[继印共（马）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在极度机密下举行。大会在加尔各答加登里奇铁路聚居地的一栋建筑的二楼举行。在一楼有超过五十名志愿者聚集起来庆祝一起假婚礼。有些人是代表的家庭成员。刺耳的扬声器帮助淹没了上面的激烈辩论。
    来自全国各地的约35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并选出了由21名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以代表来自西孟加拉邦、安得拉邦、比哈尔邦、旁遮普邦、北方邦、泰米尔纳德邦、奥里萨邦、克什米尔邦和喀拉拉邦的同志。查鲁·马宗达被选为总书记。九人政治局包括查鲁·马宗达、萨希塔尔·雷·乔德里、萨罗杰·杜塔、索伦·博斯（都来自西孟加拉邦）、萨蒂亚纳拉扬·辛格（比哈尔邦）、希沃·库马·米斯拉（北方邦）、谢洛夫（克什米尔邦）、阿普（泰米尔纳德邦），分配给安得拉邦的两个席位未填补。
    燎原之火
    印度青年和学生的精华加入了后来被人所熟知的纳萨尔巴里运动。虽然议会政治家们正忙于玩弄权力政治和积累个人财富，但青年革命者正在牺牲一切学业、财富和家庭一一以服务于我们国家的被压迫群众。成千上万青年，面对农村生活的艰辛，展现出一种蔑视死亡的勇气，忍受着敌人的子弹和不人道的折磨，与无地贫农融为一体并激励他们革命。
    在加尔各答，大学校园正在变成革命政治的温床。在1967年至1970年期间，著名的总统学院(Presidency College)和印度教徒宿舍己成为毛派政治的神经中枢。在1967/68年学生会选举取得压倒性胜利后，总统学院大学生联合会成为一支重要力量。整个1968年和1969年，毛派学生组织一一进步学生协调委员会
    一几乎占据了加尔各答及其周边不同机构的所有学生会。毛派影响下的加尔各答大学研究生联合会在1969年发起了许多反对大学当局的斗争，发现了激进的“盖拉[9]”形式。后来，在党的号召下，来自这些大学的数百名学生放弃他们的学业，和农民群众融为一体。1970/71年，许多人在对青年的残酷屠杀中成为烈士，其中数千人在加尔各答被杀害。
    在安得拉邦，贡土尔医学院的学生是第一批支持纳萨尔巴里并组建纳萨尔巴
    里团结委员会的学生。M.文卡塔拉特南和普列姆昌德是开拓者，将《解放》中的
    文章翻译为泰卢固语，并将其分发给共产主义者。查根提·巴斯卡尔·拉奥和德维尼尼·马利卡尔·居努杜是杰出的医科学生，后来作为游击队员前往斯里卡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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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早些时候，金牌获得者巴斯克·拉奥推出了一本手写杂志《拉纳贝里》，传播北京广播新闻和文章，并在学生中传播纳萨尔巴里政治。
    在旁遮普邦、比哈尔邦、北方邦、泰米尔纳德邦、喀拉拉邦，甚至德里和孟买的校园中，成千上万的青年被毛的思想和纳萨尔巴里政治吸引。有理想的青年在对议会政治中普遍存在的欺骗、腐败、贪婪和无原则的机会主义感到厌恶后，终于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纳萨尔巴里对青年而言象征着正义、真理、平等、人性和当前社会永远无法给予的受压迫者自尊的新未来。他们被这种传教士般的热情激发，他们开始消灭不公正、不人道的作恶者，消灭运作这种压迫体系的恶魔和鬼魂，消除蛇蝎和其他漫游在权力走廊的邪恶生物的刺痛…为行刑者行刑。他们试图在地球上创造一个天堂。他们分享他们的领袖查鲁·马宗达（被亲切地称
    为CM)的梦想，创造一个没有人会挨饿的光明未来；在那里，任何人不得压迫
    他人，没有基于种姓、宗教或性别的歧视；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将在那里诞生，贪婪、自私、自我、竞争将被无私、谦虚和合作取代，关注他人将优先于关注自己。正是这些年轻人与更有经验的领袖一起前进，通过在全国许多地方开展纳萨尔巴里式斗争，将梦想变为现实。
    纳萨尔巴里式起义
    1967年至1968年，无地贫农的斗争爆发，冲击了统治阶级的封建堡垒。
    (1)斯里卡库兰：
    查鲁·马宗达曾说“斯里卡库兰是印度的延安”。虽然这可能是夸大其词，但它却是我国武装斗争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安得拉邦东北部的这个多山、森林覆盖的部落地带是为安得拉邦共产主义者开辟革命道路的灯塔之光。
    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两名学校教师在部落之间建立了群众基础。万帕塔布·萨蒂纳拉扬纳（俗称萨蒂亚姆），斯里卡库兰的传说，与阿迪巴塔拉·凯拉萨姆一起发现他们的斗争的战斗性与修正主义的邦领导层发生直接冲突。（农民)强行收割庄稼，占领土地，与地主发生冲突，与警方发生武装冲突。青年领袖潘查迪·克里希纳穆尔蒂很快就加入了这两位老师。此外，苏巴拉·帕尼格拉的诗歌和歌曲成为革命政治的载体。随着镇压加强，人民被解除武装，并因邦领导人不愿反抗而惊慌失措。
    然后传来了纳萨尔巴里的消息。萨蒂亚姆和其他人立即接受了纳萨尔巴里政治，因为他们找到了他们正在摸索的答案，以及[当时的印共（马）和后来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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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安邦协委的]邦领导层不愿意提供的答案。部落现在被打造成了不可抗拒的力量。
    1967年10月31日，两名同志一一康拉纳和曼加纳一一在前往吉里扬·桑加姆会议的路上于利维迪村被地主枪杀，这引发了火星。作为回应，吉里扬在很大程度上反对地主；夺取地主土地、财产和粮食的行动从一个村庄传播到另一个村庄，其中部落民携带着传统武器。这持续了六个月，瘫痪了当地警察部队。但是在1968年3月，政府派出了大批警察。人民反击，但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游击战方法的充分训练。
    (革命者)与共革全印协委接触后才决定组建队伍并进行更系统的抵抗。游击队现在协助人民查封地主财产和消灭阶级敌人。1968年11月25日，人们制定了武装斗争议程，当时有250名部落民袭击了地主的房子，拿走囤积的粮食和价值两万卢比的财产，并烧毁数百个文件。1968年12月20日，在巴勒鲁古达村，200名警察诧异于使用石块、弓箭和一把国产枪的500名村民的游击队的袭击。警察逃走了；村民们追击，杀死了两名警察和一名巡视员。
    1969年，执行小队的数量增加，行动也增加了。但是，1969年10月，政府派出12000名中央后备警察部队人员，这场战斗持续近6个月。主要的游击行动发生在阿维里上游地区、波希里山以及圣尤维、维加拉瓦达和伊萨马努加达附近。到1970年1月，己有120名警察丧生。但是，领导人一个接一个成为烈士。萨蒂亚姆、阿迪巴塔拉·凯拉萨姆、潘查迪·克里希纳穆尔蒂、潘查迪·尼尔马拉、巴斯克·拉奥和苏巴拉·帕尼格拉成为该地区民间传说的一部分。
    (2)比尔普姆：
    《爱国者》从苏里、拉姆普尔哈特和博尔普尔等城镇吸引了许多学生和青年到纳萨尔巴里政治。加尔各答和西里古里的组织者于1968年前往比尔普姆开展革命运动。在做了一些农村调查后，他们开始在地租和租赁权问题上组织村民。许多年轻人加入了运动。第二年，地主们报复和驱逐了农民。人们针对驱逐行动发动了一场激进斗争。斗争像野火一样蔓延，很快就吞噬了整个地区。
    党的工作己经从博尔普尔和苏里扩展到西部的桑塔尔·帕格纳斯。对阶级敌人的第一次攻击于1969年发生在杜布拉杰普尔警察局，并于1970年初开始进行歼灭战。游击队成立了，大约有20多个警察局的70名阶级敌人被消灭。在某些情况下，乔特达在人民法院作出裁决后，会受到惩罚。这场斗争也蔓延到了该地区的中小城镇，如博尔普尔、海顿布尔、苏里、拉姆普尔哈特和纳尔哈蒂，吸引了青年和学生。小队也组成了更大的单位（当时称为人民军队），消灭了许多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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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销毁了文件，没收他们的财产并将其分发给人民。他们在比尔普姆乡村的9个警察局中搜获了枪支，其中包括穆尔斯希达巴德的三个警察局和桑塔尔·帕格纳斯的三个警察局。在所有枪支中有200多支枪是从地主和警察那里抢走了。在
    一些地区，人们还建立了秘密的革命农民委员会。但到了1971年中期，除了警察的大部队外，政府还部署了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和军队。随着“左”的路线的流行，这场运动无法应对这种联合攻击并遭遇挫折。
    (3)黛布拉-古比巴拉夫布尔：
    许多来自加尔各答的革命知识分子于1968年定居在梅迪尼普尔县古比巴拉夫布尔。1969年9月，一支游击队袭击并歼灭了一个地主压迫者，这在该地区具有激励作用。地主们逃到城镇，1969年11月一场大的农民运动开始了，人们强行收割地主的庄稼。这场运动中期组建了大量游击队，并于1971年初袭击了比哈尔邦军警的一个警察营一一打死一名警察，缴获九支步枪。
    在邻近的黛布拉，当地的印共（马）干部于1967年建立了强大的运动。但随着运动激进化，逮捕令被发布以逮捕他们自己的党员，乔蒂·巴苏在该地禁止了禁令。同时，在古比巴拉夫布尔斗争的影响下，两名加入毛派的受欢迎的领导人建立了一支中央游击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1969年10月，数千名武装农民在游击队支持下袭击了一个臭名昭著的乔特达的住所，没收了囤积的谷物、被抵押的物品和文件。随后又有十多个快速的连续行动…
    (4)穆沙哈里：
    纳萨尔巴里吸引了穆扎法尔布尔县的大部分印共（马）干部到印共（马列）。到1968年中期，土地斗争开始了…手持武器的农民公开收割地主的庄稼。到8月份，随着与地主和警察的冲突增加，“夺取谷物”运动愈演愈烈。政府派出大量警察部队，殴打和逮捕村民，烧毁他们的小屋，劫掠他们的财产。这场运动蔓延到该地区的7个警察辖区，并继续攻击阶级敌人。在1968年底，革命者成立游击队以应对警察。群众和游击队在很多地方成功击退警察并继续袭击地主
    (5)勒金布尔-凯里：
    该运动始于靠近尼泊尔边境的北方邦特莱地区的11个村。这里的地主拥有500到2000英亩的土地，拥有大型的古达[10]帮。农民在1968年初开始土地斗争，到6月份发生了剧变。农民和古达之间发生冲突，随后农民击败古达，没收地主财产和夺取武器。警察营建立了，该运动进入地下并以游击队形式继续进行。许多地主逃离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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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萨尔巴里的星火蔓延到我国的大部分角落。中心是西孟加拉邦，在安得拉邦、比哈尔邦、旁遮普邦、泰米尔纳德邦都有强大的运动，几乎所有印度邦都有毛派的抵抗，从南部的喀拉拉邦到北部的克什米尔邦，从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到东部的阿萨姆邦。该运动涌现出萨希塔尔·雷·乔德里、萨罗杰·杜塔等杰出的领导人，但主要的理论家和规划师是查鲁·马宗达。
    一位领袖的简介
    查鲁·马宗达，或更广为人知的CM,1918年出生于西里
    古里的一个柴明达尔[11]家庭。作为一名学生，他受到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者的影响，并成为阿努什兰集团[12]附属的全孟加拉学生协会的成员。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是一位活跃的国大党自由斗士[13]，他的母亲在她的时代是进步的。1937年至1938年，他辍学并成为组织比迪烟工人和其他人的国大党工作人员。几年后，他退出国大党，加入印共，在农民战线工作。他主要在杰尔拜古里农民中工作，并成为
    他们中的一个受欢迎的领导人。当对他的逮捕令发出时，他进入地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党被取缔，他在农民中秘密进行组织工作，并于1942年成为印共杰尔拜古里县委员会委员。1943年大饥荒[14幻期间，他组织了杰尔拜古里的夺取谷物运动。1946年，他参加三一减租运动[15]，组织了北孟加拉农民的激进斗争。这一运动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塑造了他对发展革命运动的武装农民的看法。后来他在大吉岭县的茶园工人中工作。
    1948年，印共被取缔，他入狱三年。1954年1月，他与来自杰尔拜古里的印共党员莱拉·马宗达·森格普结婚。他们转移到西里古里，这里仍是他的活动中心。他生病的父亲和未婚的妹妹在严重的财政限制下住在那里，失去了他们的祖传财产。随着农民运动退潮，他花了很多精力组织茶园工人、人力车夫等。1956年帕尔哈特大会[16]后，他与党的思想分歧扩大了。严重的财政限制加剧了他令人沮丧的状况。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论战使他精神振奋。中印战争期间，他再次入狱。虽然在分裂[17]中他加入印共（马），但他发现领导层避开了关键的意识形态问题。1964-1965年生病期间，他花时间学习和写作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正是此时，他发展了他的思想，这些思想被记录于他在1965-1967年的文章和演讲一一后来被称为“历史性八文件”一一它是纳萨尔巴里运动的政治-意识形态基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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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Communist Party of India(Marxist))。译注
    [2]联合阵线(United Front)是1967年3月15日开始在印度西孟加拉邦执政的政治联盟，包括印共、印共（马)、孟加拉国大党等，领导者是印共（马）。—译注
    [3]乔特达（jotedar)意为富裕农民。一译注[4]未找到中文原文，根据英文译回。一译注
    [5]大论战(the Great Debate)指19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一译注[6]以下简称“共革全印协委”。一译注[7]以下简称“共革安邦协委”。一译注
    [8]考虑到《南国》集团当时未接受术语“毛主义”，更合理的译法是“毛派共产主义中心”，为求简明不采用这种译法。以下简称“毛共中心”。一译注
    [9]盖拉(Gherao)意为一群人包围政治人物或政府建筑直到其要求被满足。译注
    [10]古达(Goonda)意为被雇佣的暴徒。—译注
    [11]柴明达尔(Zamindar)指印度的土地所有者，义近“地主”。一译注[12]阿努什兰·萨米提(Anushi lan Samiti)是二十世纪前二十五年存在于孟加拉的组织，提倡以革命暴力结束英属印度统治。一译注
    [13]自由斗士（freedom fighter)在印度特指参与印度独立运动的人。一
    一译注
    [14]1943年孟加拉饥荒，学者估计有210万至300万死亡。一译注[15]三一减租运动（Tebhaga movement)是1946年至1947年全印农民联盟(印共的农民战线)在孟加拉地区（即现在的孟加拉国和印度西孟加拉邦等地）发起的保留佃农三分之二收成的运动。一译注
    [16]指1956年2月在帕尔哈特召开的印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一译注[17]指1964年印共（马)从印共分裂。一译注
    第二部分：挫折鸟云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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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不会永远直线前进。所有成功的革命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道路是曲折的，有起伏，胜利和失败多次重复…直到最终胜利。当然，在达到共产主义阶段前，没有最终胜利。甚至取得巨大成功的俄罗斯和中国革命，三四十年后也出现逆转…毫无疑问，这些失败后是未来的胜利。
    革命沿着曲折的航线前进，没有捷径，也没有简单路径。挫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面对着一个贪婪的怪物，但凭借更多的阶级斗争经验、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好地把握现实，他们可以减少损失。
    虽然挫折的直接原因是政府的无情镇压，但是上述三个方面的某些缺点也造成了巨大损失。
    政府的凶残攻击
    在此期间，警方采取了“遭遇战”[1]杀人法。这种方式甚至抛弃了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规范。但是，他们的“民主”只适用于接受他们制度的人，而对于那些质疑或挑战它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冷酷、野蛮的法西斯疯狂。1950年特伦甘纳起义期间，尼赫鲁政府杀害了成千上万的部落民，并在通往村庄的树木上吊死共产党人。仅仅两年后，一旦同一群“共产党人”进入议会，同一个尼赫鲁就像对待他最亲密的同伙一样对待他们。在那些日子里，纳赛尔在访问印度期间，对共产党人拥有的自由感到震惊，并生气地告诉尼赫鲁：“我们让所有共产党人都进监狱了。”尼赫鲁微笑回应道：“大致相同，你们让他们进入监狱，我们让他们进入议会一一无论哪种，他们都变得无害。”
    分阶段的“遭遇战”成为1970年-1971年的常态。此外，革命者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在所有斗争地区，警察将挑选17至25岁的青年男女（他们被怀疑与毛派运动有关)…并使他们遭受残酷折磨。酷刑的目的不仅是获取信息，而是为了摧毁他们的意志，破坏他们的自尊，这样他们就不会挑战制度和既定现状。滚动处理(roller treatment)、从屋顶悬挂并被殴打、将灼热的铁棒插入直肠、电击、用烟头烫以及更多野蛮方法被用来对抗毛派嫌疑人。当然，这从未使革命者感到害怕，反而使他们对体系的仇恨更加强烈。所以，这就是“遭遇战”屠杀。
    1969年至1970年，政府不仅征调了后备警察部队，而且征调了准军事部队甚至军队。到1971年，大多数纳萨尔巴里式起义遭到残酷镇压。然后政府将其愤怒转向加尔各答的革命青年。到1970年，城市游击斗争在城市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影响了学生、工人、雇员等。他们获得的巨大支持吓坏了统治阶级，印共（马）干部的大部分人与毛派结成联盟，这在印共（马）领导层中引起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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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至1972年，数百名加尔各答青年被国大党领导的警察小队系统地枪杀。这些杀手队由普里亚·兰詹达斯·孟希等国大党领导人领导，并按照首席部长西达斯·尚卡尔·雷和警察局长兰吉特·古哈的计划实施。例如，1971年8月，国大党暴徒与印共（马）干部联手，在加尔各答的巴拉纳加县和豪拉县屠杀数百名毛派。最臭名昭著的是卡西伯拉-巴拉纳加大屠杀。国大党的武装暴徒与印共（马）活动家一起进行挨家挨户搜查，强奸妇女，焚烧房屋，并以对毛派的任何已知同情殴打青年。然后，国大党进行了疯狂的杀戮，而印共（马）党员在该地区周围形成人链，以防止任何人逃跑。年轻男孩被谋杀，老人被煤油浇灌并被烧死。该地区两位重要的毛派领导人潘楚·戈帕尔·戴伊和卡鲁娜·萨卡尔被以最血腥的方式杀害。戴伊的四肢被一个一个切断，然后被石头砸死。卡鲁娜·萨卡尔被古达抓住，印共（马列）被刻在她胸前。其他发生过类似大屠杀的地方有：拉坦·巴布·加特、克什瓦·查特吉巷、巴拉·帕拉巷、库蒂哈特路、阿图尔·克里希纳-博斯巷、玛哈拉加·纳瓦拉库马路、拉尔·迈丹、博拉纳斯街、杰纳拉扬·班纳吉巷、喀什纳斯·达塔路、维达亚坦·萨拉尼。
    在这一时期，超过一万名毛派及其同情者被杀，大部分领导层被摧毁，还有数千人在监狱中受苦。虽然这种野蛮灭绝正在进行，但甚至没有一个议会党发声。
    马宗达(CM)牺牲
    早些时候，两名中央委员萨罗杰·杜塔和阿普刚刚“失踪”。直到今天人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很明显，他们被警方逮捕，折磨，然后杀害，他们的尸体被处理了。萨希塔尔·雷·乔德里死于心脏病。在安得拉邦和旁遮普邦，大部分领导人被杀。运动的领袖查鲁·马宗达仍在生病期间逃避追捕。到1972年，他是印度政府最想逮捕的人。
    但是，在1972年7月16日，（警方）在残酷拷打了一名通讯员后，查鲁·马宗达在加尔各答的一个庇护所被捕。在被捕时，他患有严重的心源性哮喘。在被警察拘留的十天里，没有人被允许见到他一一甚至是他的律师、家人或医生。拉尔巴扎拘留所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最恐怖、最残酷的折磨的声誉。1972年7月28日凌晨4点，查鲁·马宗达死于警察拘留所。甚至尸体也没有给家人。一队警察车队带着直系亲属将尸体运到火葬场…整个地区都被封锁，甚至连最近的亲属都没有被允许进入。查鲁·马宗达的尸体付于火焰。随着他的牺牲，印度初期革命运动的第一个辉煌篇章即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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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退潮
    随着马宗达殉难，年轻的毛派运动陷入混乱。由于各级领导层成员被杀害或监禁，以及法西斯恐怖主义的统治，革命者之间的联系断裂了。恢复力量的任务留给当地组织者。其中大部分人缺乏经验，被警方追捕，在许多地方，群众基地被警察袭击粉碎。然而，在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和安得拉邦，残余的抵抗仍在继续。
    但政府无法抑制人民的愤怒，一波抗议活动震惊了整个国家。在比哈尔邦和古吉拉特邦，有大量的学生运动反对腐败和政府不负责；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严重干旱引发了骚乱，达利特（在册种姓）随着达利特黑豹运动反抗；各民族开始激起发展地方语言、更公平的中央-邦和各邦关系的运动；1974年铁路工人全印罢工使经济陷入停滞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甚至部分警察也发动了前所未有的针对政府的反抗。
    统治阶级也陷入混乱。他们发现自己无法抑制人民的愤怒。每个新的一天都会带来更多关于系统攻击的报告。然而，在没有一个组织良好的革命政党进行有意识干预的情况下，人们的自发挑战被转移到议会渠道。成为反腐败运动的象征性领导人的贾雅普拉卡什·纳拉扬呼吁“全面革命”。在许多地方，运动自发地转向暴力，但纳拉扬的“全面革命”是无方向的。但是，群众运动威胁到执政的国大党政府，该政府最终于1975年6月26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2]。25日晚，全部反对党，甚至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国会议员、群众领袖、民权工作者和革命者以及他们的同情者都被关入监狱。
    在此期间继续存在的毛派抵抗，特别是在由印共（马列）安得拉邦委员会（后来成为印共（马列）（人民战争）)领导的安得拉邦特伦甘纳地区，在西孟加拉邦是第二中央（在纳迪亚县和二十四帕尔加纳斯县拥有强大的基础），毛共中心在桑德班斯；在比哈尔邦，三个团体继续抵抗一一在波杰布尔，由印共（马列）贾瓦哈派（后来成为解放集团）领导，在杰哈纳巴德县，由后来被称为印共（马列)党统一的团体领导，以及毛共中心的南比哈尔邦的哈扎里巴和吉利德地区。
    三大趋势
    这一挫折期间，印共（马列）内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趋势。第一个是“消灭阶级敌人”的“左”倾路线的延续，其中包括一些亲林派团体，如第二中央和马哈德夫·慕克吉团体，和比哈尔邦的印共（马列）乔瓦哈派，以及泰米尔纳德邦的印共（马列）卡纳马尼派。第二个趋势包括那些右转的人，批评印共（马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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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整个战术路线，并再次寻求参与选举，这主要由印共（马列）萨蒂亚纳拉扬·辛格派领导。其他人如卡努·桑亚尔、阿希姆·查特吉、索伦·博斯甚至向右转向到印共（马）。第三个趋势由中组委（中央组织委员会）代表，该委员会维护了印共（马列）路线的本质，但试图纠正“左”倾错误。中组委包括来自旁遮普邦、西孟加拉邦、安得拉邦和比哈尔邦的印共（马列）邦单位一一旁遮普邦单位后来与“统一组织”合并，形成印共（马列）党统一，安得拉邦单位发展为印共（马列)（人民战争）。
    属于第一个趋势的革命者无法长期承受警察的压力。他们英勇地战斗，但被镇压了。在波杰布尔尤其如此。从1971年开始，“消灭”震惊了该地区。强奸达利特妇女的臭名昭著的地主、上层种姓绅士、地主的古达…都成为革命者炽热枪械的目标。这场运动涌现出像贾格迪什·马图和布坦·穆萨哈尔这样的职业革命者…两位学校老师都被敬爱地称为“大师”；而拉梅什瓦尔·阿希尔，那个无地农民一一变成了犯人，变成了革命者。然后是尼尔马尔博士，医学毕业生，在受过教育的学生中甚至也体验过种姓制度，意识到真正的平等只能通过革命实现。然后是印共（马列）团体的传奇领袖苏托罗·杜塔，人称“贾瓦哈”。波杰布尔平原的战斗在紧急状态下肆虐。但在宣布紧急状态四天后，敌人开始占据上风。
    那是6月29日，巴哈拉村有143个家庭。中央后备警察和贾特团[3]在300名全副武装的布米哈尔人[4]帮助下包围了村庄。袭击者将整个达利特·托拉置于火上。由印共（马列）千部领导的阿希尔人反击。战斗持续了整整三天。经过96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后，四名男子试图突破重重围剿。其中两人，包括尼尔马尔博士，逃脱了。但是受伤的“大师”布坦却未能逃脱。他在下一个村庄遭到逮捕并被枪杀。据说，在这些平原上，为了安全起见，革命者将小屋与地下隧道联系在一起。几个月后，一个警方突击搜查了巴布班赫村的萨卡尔迪普·查马的房子。里面的人们进行了英勇抵抗。烟雾消散后，许多人死了。其中有尼尔马尔博士。他才27岁。逃脱的人是贾瓦哈；但他受了重伤，几个小时后就死了。穆沙哈尔家不允许警察夺取尸体；他们眼里含着泪水，偷偷穿过田野将尸体运走。在紧急状态期间，抵抗继续郁积。拉米什瓦尔·阿希尔和贾格迪什·马图也成了殉道者。紧急状态后，新任党书记维诺德·米什拉在否定“左”倾错误的同时，一步步将党带到极右翼。到20世纪80年代末，该党修订了结束于印共和印共（马）阵营中的所有先前立场。在第一个趋势中，卡纳马尼团体被完全消灭，第二中央经过一些分裂后，一些人回顾了他们的过去，并试图走出极左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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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趋势中的大多数团体，都有不同程度的右倾，最终成为修正主义阵营的一部分，如萨蒂亚纳拉扬·辛格派、卡努·桑亚尔、阿希姆·查特吉等。一些人尽管仍在革命阵营中，但正更多地陷入议会政治，或继续推迟武装斗争问题。其中一些已经经历了一系列联合和分裂。
    第三个趋势是未来的趋势…正是这种趋势在我国许多地方不断增长。它基本上由三个组织代表：印共（马列）党统一、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和毛共中心。虽然毛共中心从未加入印共（马列）并拥有独立的历史，但它现在是比哈尔邦最强大的革命力量。这三个组织为了协调斗争，在1992年建立了一个广泛的共同平台，称为全印人民抵抗论坛，发布刊物《人民抵抗》，以英语和印地语出版。
    注释：
    [1们“遭遇战”，指在将革命者逮捕后杀害，然后伪装成一场“遭遇战”，是旧印度镇压革命运动的一种手段。一译注
    [2]紧急状态(the Emergency)在印度特指1975年6月至1977年3月的紧急状态，下文均译为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一译注
    [3]贾特(Jat)是印度雅利安人的分支，在印度绝大多数邦被列为其他落后阶层(0 ther Backward Class;印度政府对社会和教育方面处于劣势的种姓的统称)，很多贾特人在印度军队服役，其中包括贾特团(Jat Regiment;印度陆军的一个步兵团)。—译注
    [4]布米哈尔(Bhumihar)是一个印度种姓，主要位于比哈尔邦，部分是地主，大部分是承租人。—译注
    第三部分：内省新的希望之光…
    挫折的主要原因是运动中的一些错误，特别是在战术领域。镇压、野蛮、不人道的折磨等是资本家的第二天性。只要他们的利益不受威胁，这些“绅士”就会很好、很有礼貌；但只要触碰他们非法财富的一个派萨[1]，他们就变成毒蛇、无情的刽子手、不人道的恶魔，在他们的光荣之路上散播死亡与毁灭。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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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了他们的真实本质，任何革命或革命运动都必须武装起来应对它。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现实，而修正主义者则试图将其隐藏起来。资产阶级并没有受到自由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的威胁，这些自由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都竭尽全力使自己看起来（对资产阶级而言）“可敬”，因此统治者在与自由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或类似他们的人打交道时可以负担“文明”、“体面”、“理性”。有些人将这种“体面”与血腥现实混淆。纳萨尔巴里政治威胁他们，使他们以真实颜色出现，抛弃一切精致，脱下一切民主伪装，抛弃一切“体面”，其无情甚至会让希特勒狂喜。
    在1972年的挫折后，有很多反省。尤其是中组委，试图根据最新经验解决印度革命问题。在这样做时，各种审查被提出，其中之一是由康达帕利·西西拉马耶后来领导的安得拉邦同志提出的自我批评审查。
    自我批评审查
    革命的成败取决于领导革命的政党的政治路线。如果这条路线符合社会发展和革命的规律，那么运动将走向胜利。但如果这条路线不符合这些规律，它将被击败。与印共和印共（马）不同，印共（马列）正确地理解了印度社会的发展规律，当时它们将其描述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和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印共（马列）也掌握了革命的基本规律，即需要革命暴力来改变体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表明，迄今为止所有存在过的社会制度都没有和平结束，除非通过暴力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通过暴力推翻封建秩序而掌权。马克思的著名引言“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被印共和印共（马）抛之脑后。印共（马列）不仅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法，而且还在实施它。在这样做时，它所采用的方法出现了某些错误。
    掌握一般的革命规律是不够的；还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对朋友和敌人的阶级理解，对任何特定时刻各派势力的变化的阶级结盟的评估，以及建立革命力量以应对敌人的所需的方法。这些领域的任何错误都有可能导致逆转。而且这里的确出现了一些错误。
    这些错误被最好地总结在印共（马列)（人民战争）的题为《总结过去，让我们沿着武装斗争道路胜利前进》的文件中。该文件首先列出了印共（马列）的积极方面，然后列出了缺点，最后在此基础上吸取教训。这与印共（马列）的前领导人（如辛格、卡努·桑亚尔、阿希姆·查特吉等）的许多其他批评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只是试图将错误归咎于马宗达，并逃入修正主义阵营。当然，早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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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就有人提出了真正的批评，特别是1970年末萨希塔尔·雷·乔德里提出的批评，但他当时是领导层中唯一的批评声音。不幸的是，几个月后，他死于心脏病。虽然迟来，但马宗达同志本人启动了纠错过程，这可以从他的文章《人民利益是党的利益》看出。这篇文章写于1972年5月，也就是他殉难前两个月。
    印共（马列）人战文件虽然明确指出积极方面是主要的，但也概述了主要缺点：
    (i)对时代的错误理解：该文件指出，党错误地估计这个时代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并在此基础上要求不断发动攻击，而没有考虑到革命力量和敌人力量的相对强弱。该文件补充说：“本来应该做的是，在革命中（将战术）基于对矛盾的对立方面的相对优势和弱点进行评估具体评估。”
    (ii)错误估计国际国内情况：该文件指出，党的八大报告将美国对柬埔寨的干预视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它还说，党错误地估计了我国的局势，因此呼吁人民到处开始武装斗争。该文件补充说，在印度，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意识和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必须牢记这一点，同时制定斗争策略。
    (iii)忽视主观因素：没有适当估计革命力量相对于敌人的力量。有一种因斗争的直接成功而得意忘形的倾向。
    (v)提出不成熟的口号：高估革命的客观因素导致了许多不成熟的口号和呼声。
    (ⅴ)消灭路线：该文件简明扼要地分析了这点：“斗争的所有形式都从属于具体政治路线，并且受具体政治路线的指导。如果具体政治路线偏离群众路线，斗争的形式就不能不这样…所以为了否定消灭路线，我们必须否定异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政治和组织表现…问题不在于阶级敌人是否会被消灭…相反，问题是，党是否应该接受群众路线…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党都必须宣传革命暴力可能以各种形式的斗争表现出来；其中之一是消灭阶级敌人。”党早些时候断言，消灭地主是激励无地贫农的唯一手段。本文件正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vi)拒绝其他形式的斗争和组织：在此之前，该党否定了所有群众组织和所有其他形式的斗争，从而将党与群众隔离开来，使同志们更容易成为敌人的目标。正如文件所指出的：“为了对抗以经济主义路线进行群众斗争和以合法和开放的组织形式作为唯一组织形式的长期的修正主义实践，我们党形成了片面和错误的构想，认为斗争的武装形式是斗争的唯一形式，组织的武装形式是组织的唯
    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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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关于统一战线的错误路径：该文件在对先前立场的评估中说：“统
    一战线只能在斗争过程中形成…从斗争开始时就开始为之奋斗是工人阶级义
    不容辞的责任。相反的话是，在一个或几个解放根据地建立之前，不可能形成统
    一战线…相当于拒绝实践真理，即统一战线对革命胜利至关重要。”
    (viii)城市的游击斗争：文件说在加尔各答进行城市游击战是错误的…导致巨大的损失。
    (x)组织中错误的官僚主义倾向：该文件解释了一一官僚方法，缺乏自我批评，缺乏委员会运作，解决分歧的宗派方法，以及最后明确肯定马宗达同志在党之上的个人权威…很大程度损害了运动。该文件还补充说，这是党无法及时纠正错误的主要原因。
    这些都是运动的主要错误，在以这一分析进行整改的基础上，印共（马列）(人战)继承了纳萨尔巴里的遗产、党的八大的基本路线，并创造了游击区的初级形式。
    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
    将现存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为无产阶级世界观是一场持续斗争。初期革命运动的步伐超过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发展速度。此外，通过与修正主义者的长期联系而获得的非无产阶级特征增加了对运动的破坏和分裂。自我批评路径的缺乏使得一些“领导人”从一种观点转向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而不是试图分析早期的观点为什么是错误的。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语义学充斥着1972年之后的时期。这与个人主义、基于个性的宗派主义、小圈子心态等一起，增加了团体的分裂一一当然，每个人都声称他们是正确的。毛主席毫无疑问反对这一切，但理论上接受毛主席是一回事，在实践中吸收他的教导是另一回事。
    毛主席曾说：“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当时宗派主义根深蒂固，存在高度固执己见的观点，不容忍另一种观点，不愿意向别人学习，甚至不从实践和现实中学习…这一切都增加了裂痕和分裂，以及迟钝或至少迟缓了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的能力。
    在1972年，安得拉邦委员会提出了一个简短的自我批评审查，尽管被马宗达同志接受了，但他不久之后就被捕和殉难，使得该批评无法得到（全党的）认可。尽管中组委包含了印共（马列）中的许多最好元素，但这些在1975年以精心设计的形式呈现给当时的中组委的观点，甚至无法团结其他单位。即使这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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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也没有其他观点可以达成共同的一致。结果，第一个中组委在1977年逐渐消失。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必备武器。它为打击“左”右倾的所有形式提供了思想基础，是打击修正主义特别是现代修正主义的最有力武器。今天，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挫折，甚至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变成修正主义时，潜伏在环境中的修正主义的危险始终存在。没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没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因此，毛派的意识形态、政治和军事科学是绝对根本的。
    注释：
    [们派萨(paisa),印度货币单位，等于百分之一卢比。—译注
    第四部分：革命取得了根基
    暴风云聚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革命不是阴谋，它是群众的节日。秘密组织方式和游击战形式对于较小的部队击败更大的部队是必要的。印度政权相对大而强。此外，他们还接受了美国人、英国人、俄罗斯人和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的持续训练。在越南反动势力失败后，国际反叛乱训练达到了更高的完美程度。今天，印度武装部队的兵力为一百五十万，此外还有八十万中央准军事部队和一百
    二十万警察部队（其中三十万是武装警察）。军队和准军事部队在1996-1997年的总支出是3700亿卢比，警察支出是720亿卢比。与此同时，大量秘密资金被分配于情报局、研究分析室[1]等秘密行动。三百五十万部队，每年支出4500亿卢比用于镇压印度人民一一即政府为他们的镇压花费是每个家庭每年500卢比。这需要一支强大的部队，在群众中扎根，精通游击战，以对抗政权敌军。1969年至1972年期间的缺乏技巧的方法很容易被击败。
    从这一经验中吸取教训，运动开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扎根。这个运动的种子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播种的，它们在后紧急状态时代开始萌芽，在80年代发展出一种强大的直立结构，在90年代，它们开始在灿烂的阳光下绽放在安得拉邦、丹达卡兰亚和比哈尔邦的森林和平原。印度政府通过大规模镇压和最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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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野蛮行径试图扼杀种子，但它失败了；它试图践踏年轻的树苗，它又失败了；它试图摧毁刚开始形成的强大结构，但又失败了；现在它试图散发恶臭来淹没芳香一一它也将失败。
    首先，简要介绍在比哈尔邦由毛共中心和印共（马列）党统一领导的运动。稍后我们将详细描述在安得拉邦和丹达卡兰亚由印共（马列）（人战）领导的运动。
    比哈尔邦
    波杰布尔运动被镇压后，印共（马列）解放右倾，慢慢进入修正主义政治的泥潭。波杰布尔烈士如此系统地建立的庞大的群众根据地被一步步解除武装并推入议会制。简而言之，革命运动被清算。更糟糕的是，这个集团被用来发动对真正革命者的攻击。最臭名昭著的事件是谋杀了印共（马列）第二中央的两名主要成员一一拉马钱德拉·塔库尔和贾西亚·雷。塔库尔是其中央委员。此外，他们还积极攻击并杀害毛共中心和印共（马列）党统一的干部。
    很快，运动的焦点从波杰布尔转移到加雅县、奥郎加巴德县和杰哈纳巴德县，两个有专职干部的组织正在悄悄建立他们的革命根据地。这两个组织，一个是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另一个后来被称为印共（马列）党统一。
    (1)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
    毛共中心在支持纳萨尔巴里斗争的同时，由于一些策略差异和对建党方法的疑问，没有加入印共（马列）。它的历史可以叙述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4年到1968年，从印共（马）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修正主义路线时开始。作为《南国》集团（以它出版的孟加拉语杂志命名），它引发了对修正主义路线的反抗，并建立了一个秘密的革命中心，以发展革命路线。该集团的两位主要创始人是阿穆利亚·森和卡奈·查特吉。这是一个主要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时期。在这样做的同时，主要同志己经在工会战线、学生战线和青年战线中发挥主导作用。领导同志也与工农运动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提出的理论问题是：
    (i)与政治和组织领域的修正主义者划清界限，(ii)将印度革命的日常革命实践与理论联系起来，(iii)发展政治和战术路线，不仅是形式，而且是各种活动领域的具体结构，(iⅴ)基于这些革命政策、风格和方法，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以革命理论为指导，建立革命政党。
    第二阶段从1969年到1978年。这是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和计划的时期；是沿着建立“红色土地革命抵抗战争”道路，获得实践经验的时期。它是由《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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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的两篇文章发起的，题为《印度革命的透析》和《印度革命的战术路线一透析》，以及1969年10月20日毛共中心的成立。在此基础上，毛共中心开始在孙德尔本斯、二十四帕尔加纳斯、胡格利、梅迪尼普尔、坎卡、加雅和哈扎里巴开展工作。在这些经历中，最令人鼓舞的是坎卡和哈扎里巴的工作。在这里，一项广泛的运动建立在加薪、缉获庄稼、肥料问题、没收地主的粮食以及各种形式的政治和社会压迫等问题上；此外，毛共中心建立了广泛的群众运动，一些臭名昭著的地主受到惩罚，采取措施解除敌人的武装并武装人民；还建立了一些游击队和自卫队，通过坎卡斗争，革命农民委员会的概念首先得到了发展。在1972年至1977年间，运动面临残酷的镇压。
    第三阶段从1979年到1988年。这是吸取第二阶段正面和负面教训，丰富理论和实践的时期。在这一阶段，毛共中心专注于比哈尔邦；以建立人民军队和根据地为着眼点，建立了比哈尔-孟加拉特区委员会，形成了“革命农民斗争筹备委员会”，革命农民委员会很快出现。在这一阶段，激进斗争得以发展，地主的权力被摧毁，数千英亩的土地被占领并分配给无地者，地主的财产被夺取和分发。
    现在，运动己发展到比哈尔邦的一些县，包括哈扎里巴、吉里、加雅、奥郎加巴德等。今天，毛共中心在比哈尔邦是一支需要考虑的力量。
    (2)印共（马列）党统一
    来自杰哈纳巴德-帕拉木地区的印共（马列）干部反对萨蒂亚纳拉扬·辛格在1971年提出的破坏性修正主义路线。同时，在与波杰布尔同志的“左”的路线斗争时，他们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些根基。1977年许多同志从监狱释放后，运动获得了动力，并重组。他们在1978年组织为印共（马列）（统一组织）。
    杰哈纳巴德-帕拉木地区是比哈尔邦的落后地区之一。除了种植，农民还必须依靠收集森林农产品来维持生计。在这一地区，地主的命令无可挑战。随着统
    一组织的进入，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他们从之前的“左”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特别注意为他们的武装小队的活动建立一个群众根据地。一个农民组织一一工农斗争协会成立了。所有旧做法都受到质疑，地主的权威受到挑战。为涨工资而斗争，为反对妇女和预定种姓的社会压迫而斗争，最大的斗争出现在森林产品拍卖上。
    初期的运动使统一组织的三名年轻活动家于1982年8月10日殉难。加耶县巴格万普尔村的地主绑架了拉坎·曼吉(20岁)、苏德希·曼吉(19岁)和巴尔基修尔·曼吉(15岁)，杀死了他们。拉坎是党的红色小队的重要成员。1984年6月，当工农斗争协会的大众书记克里希纳·辛格被地主枪杀时，运动面临严重损失。1984年5月，工农斗争协会帕拉木-奥郎加巴德区委员会举行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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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计划对地主的新的攻击。6月17日，克里希纳·辛格在帕拉木县的乔纳举行了工农斗争协会会议。当地地主和古达袭击了会议，并开火。追逐开始，克里希纳·辛格同志让他的同志逃脱，并被敌人的子弹杀死。对这起谋杀案的谴责通过整个地区的一连串的抗议传播。抗议导致35名流氓被捕。
    与此同时，1983年，统一组织与印共（马列）中组委的一部分合并，组成了印共（马列）党统一中组委。随着运动的发展，党也提出了建立游击区的观点。在1987年举行的党代会上，印共（马列）党统一中组委概述了以下任务：“我们正在通过群众抵抗来解决政权不断增长的武装冲击。但是，小队也必须加入这抵抗。在没收地主所有土地和建立游击区前夕的阶段，小队的活动将成为人民抵抗国家武装袭击的主要方面。”
    在加雅-奥郎加巴德，印共（马列）党统一中组委发出了一个呼吁，要求所有地主在工农斗争协会存放他们的武器。那些拒绝的人发现他们的房屋遭到攻击，武器被夺走。运动壮大，今天印共（马列）党统一中组委也是比哈尔邦许多县的一支力量。
    安得拉邦
    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印度毛派运动的中枢是西孟加拉邦，但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它已转移到安得拉邦。当然，安得拉邦拥有辉煌的革命斗争历史。它曾见证过历史悠久的特伦甘纳斗争。在那里，到1948年7月，2500个村庄组织成“公社”。这是著名的“安得拉命题”，它首次要求印度革命遵循持久人民战争的中国道路。早在1948年6月，“安得拉来信”就提交给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毫不含糊地阐述了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战略。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中国以外）提出“毛泽东路线”。事实上，落后国家的“中国道路”是1949年11月中共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会议上首次提出的。但这条路线被印共的拉纳迪夫[2]领导层强烈反对。1950年5月，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宣布中国革命战略为落后国家的榜样后，“安得拉命题”被接受并成为党的官方路线。但这条路线只持续了一年，随着特伦甘纳斗争的失败以及参加即将举行的选举的决定，安得拉命题被撤回。1951年5月，阿乔伊·戈什被选为书记取代拉杰什瓦·拉奥，修正主义路线引入了新领导层。
    然后是斯里卡库兰起义，现在，到1972年，转变又一次回到特伦甘纳地区。
    (1)初始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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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1972年11月，在12名安得拉邦委员会委员中，只剩下一名仍在重新组织力量，其余要么被杀害，要么被捕。康达帕利·西西拉马耶与该邦的一些主要成员一起重组了大部分破碎单位。早些时候，在1972年3月，现有的三名邦委员会委员（其中两人于11月被捕)试图通过保持其革命本质来纠正纳萨尔巴里时期的错误。该委员会决定建立群众组织，从事部分群众斗争，并尽可能通过建立合法群众组织来扩展到新地区。它还决定，消灭阶级敌人只能作为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实施。根据这些决定，两名代表去见了马宗达。马宗达在被捕前十天向代表讲话并批准了所有决定。在这次会见中，马宗达还透露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纠正某些工作方法的兄弟般的建议。
    1972年8月，党发行政治杂志《呼吁》以集结革命力量。该杂志除了在国际国内问题上传播党的立场外，还开展了一场意识形态斗争，以击退持不同政见者从印共（马列）内部（例如萨蒂亚纳拉扬·辛格、卡努·桑亚尔、安得拉邦的些被监禁领导人)和外部（以前的共革安邦协委）的攻击，捍卫马宗达路线和采用新的组织方法。《呼吁》在击退当时运动中右倾和“左”倾的猖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将运动转向了正确道路。与此同时，为了在强大的意识形态基础上联结干部，举办了大量的政治学习班。
    除了在安得拉邦重组党外，康达帕利·西西拉马耶还试图联系西孟加拉邦和其他邦的中央委员。在1970年大会选出的安得拉邦的四名中央委员中，有两人被杀害，两人入狱。1974年1月，西西拉马耶参加了重组的中央组织委员会的
    一次会议，该委员会由旁遮普邦的夏尔马（当选中组委书记）、孟加拉邦的苏尼蒂·戈什和比哈尔邦的拉姆纳特组成，其中前两位是1970年大会选出的原中央委员。
    同时，由于安得拉邦没有邦委员会，1974年8月决定重组一个由西西拉马耶（代表特伦甘纳地区）、刚从监狱逃脱的阿帕拉苏里（代表安得拉邦沿海）和刚被保释出狱的马哈德文（代表拉雅拉席马）组成的三人委员会。
    必须准备共同自我批评审查的中组委无法就所提出的三个单独审查达成任何一致。在9月的两个月会议上，中组委决定撤回这些审查，制定一条策略路线。希望这一策略路线能够通过实践加强团结，并作为共同战术路线的基础，即《革命道路》。虽然经过激烈讨论后准备，却没有帮助团结。在1977年5月的会议上，比哈尔邦和西孟加拉邦代表辞职，而安得拉邦代表因西西拉马耶被捕而没有出席。首次尝试重组中心不成，安得拉邦的同志们将注意力转移到该邦的运动中。
    (2)特伦甘纳地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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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77年2月举行的特伦甘纳地区会议上，（革命力量）已经完成了所有准备工作，以开展强大的群众运动。在过去的五年里，分散的革命力量已经重新集结，政治路线得到了有效捍卫，抵御了右和“左”的攻击，一个强大的革命学生运动已经发展起来，为党提供了大量干部。部分工作有效地在一部分工人，特别是煤矿工人中埋下了组织的种子，农民运动的种子己经播种在卡因纳加尔县和阿迪拉巴德县。所有的条件都已准备就绪，特伦甘纳地区会议就是要点燃导火索。
    会议主要是为了审查增长着的特伦甘纳运动并选举领导层。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三项重大决定一一(i)扩大党的群众基础，(ii)举办一系列政治学习班，以培训大量涌入的新干部，以及(iii)派遣小队进入森林进行武装斗争。最后，会议将特伦甘纳地区的八个县（除海德拉巴外）分为两个地区，选举了这两个地区的委员会。
    (3)文化复兴
    安得拉邦拥有丰富的革命文化传统。在纳萨尔巴里之后，像斯里·斯里、R.V
    夏斯特里、库图巴·拉奥等泰卢固文学名人转向了革命潮流。随着印共走上议会的道路，进步作家协会停滞不前。1965年的天衣派诗人打破了吞没泰卢固文学
    的沉闷。K.V.拉玛纳·雷迪、切拉班达·拉朱、瓦拉瓦拉·拉奥、C.维亚亚拉克
    米、CV.克里希纳·拉奥等诗人揭露了社会邪恶、腐败、剥削、政治破产、无意
    义中产阶级存在、文学商业化等。15位诗人的选集，就像黑暗中的闪光。切拉班达·拉朱和瓦拉瓦拉·拉奥的尖锐诗篇被翻译为几乎所有语言。
    到1965年，有三个重要的诗人团体震撼了泰卢固文艺界：海德拉巴的天衣派诗人、瓦朗加尔的反抗诗人和贡土尔的巴甘巴拉诗人。纳萨尔巴里起义后，这些诗人，以及文学世界的重要人物（即斯里·斯里和其他人）在1970年合并形成了革命作家协会。即使在挫折期间，鼓舞人心的诗歌、短篇故事、小说仍然吸引着成千上万的青年走向纳萨尔巴里政治。这些作家不仅在政治上毫不妥协，而且在艺术上也很出色。进一步，进步作家协会于1983年开始组建全印革命文化论坛。革命文化组织齐聚一堂，组建了全印革命文化联盟。全印革命文化联盟以印地语出版名为《阵线》的文化季刊。
    除这些作家外，海德拉巴的一些艺术家受到斯里卡库兰斗争和苏巴拉·帕尼格拉歌曲的启发，于1970年成立了一个名为“爱艺术者”的团体，包括著名电影制片人纳拉辛加·拉奥和现在的传奇人物加达。1971年末，这个团体开始直
    接隶属于党，并更名为群众戏剧论坛(JNM)。通过歌曲、舞蹈和戏剧，群众戏
    剧论坛宣传革命思想，把群众吸引到革命政治中去。1977年，在特伦甘纳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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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群众戏剧论坛县级剧团。在阿迪拉巴德成立了一个由八人组成的剧团，该剧团在1978-1979年创造了300个节目。县小组于1978年在瓦朗加尔和卡因纳加尔成立，合法运作到1984年。1980年至1982年间，县小组为群众戏剧论坛剧团举办了中央培训学校。
    (4)学生运动
    旦“左”的路线被纠正，受纳萨尔巴里和斯里卡库兰以及革命作家协会和
    群众戏剧论坛启发的学生数以千计。最初，CP.雷迪集团的学生和安得拉邦委员
    会的学生在一个旗帜一一进步民主学生会下工作。但是，随着差异越来越大，在
    一个组织内工作变得困难（持续矛盾），革命学生离开并组建了激进学生联盟。这个组织以如此快的速度发展并获得了这样的支持，以至于即使今天，活动家也被普遍称为激进派。
    激进学生联盟成立于1974年10月12日，第一次邦会议于1975年2月举行。第一次会议发布了一份宣言，揭露了各种修正主义倾向，高举革命学生运动的旗帜。会议使数百名学生受到启发，坚持了毛泽东思想。最大的分队来自特伦甘纳，特别是卡因纳加尔、瓦朗加尔、卡姆马姆和纳尔贡达。很多人也来自阿纳恩塔普尔、蒂鲁帕蒂和维沙卡帕特南。
    会议后和下个学年前，政权宣布施行紧急状态，激进学生联盟必须面对镇压机制的全部冲击。500多名学生遭受了不人道的酷刑，70人被投入监狱。四名年轻学生一一詹纳德汉、穆拉利·蒙罕、阿南德·拉奥和苏达卡尔被警察带到吉拉皮尔森林杀害。学生活动家纳加拉朱也被逮捕并遇害。然而，激进学生联盟秘密重组，继续在他们的两个据点一一瓦朗加尔地区工程学院和海德拉巴的奥斯曼尼亚大学进行鼓动。他们还出版了一本杂志《激进派》，广泛分发给学生。
    政府解除紧急状态后，学生围绕一些问题：在海德拉巴围绕拉梅杰比（警察拘留中)强奸案件，在卡卡提亚大学它反对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在贝尔拉姆帕尔莱支持工人罢工，在马赫布纳加尔支持酒店工作人员进行了全邦性地鼓动。在印度电话工业有限公司和理工学院学生问题上也有全邦性鼓动，以及要求为学生提供更好的社会福利待遇的全邦性罢工。
    第二次会议于1978年2月在瓦朗加尔举行。为了筹备这次会议，一些单位表示群众组织应该局限于部分要求，而不是宣传革命政治。所有单位都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辩论，最后第二次会议拒绝了拟议的修改。列宁关于革命学生运动性质的著作被广泛传播，以便在这个问题上教育学生和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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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全年，学生群体的高涨以及对邦议会的积极的“抵制选举活动”最终导致了阿南塔普尔2000名代表举行的激进学生联盟第三次邦会议。之前是13个县的县会议。随着革命学生运动的扫荡，激进学生联盟（与进步民主学生会联合)开始赢得所有学生会选举。1981年，在贡土尔召开的激进学生联盟会议之前举行了16次县会议。在此次会议前，激进学生联盟组织了一次万人大会，谴责苏联侵略阿富汗。
    从1981年开始，全印学生委员会（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印度人民党的学生组织)组织了对激进学生联盟活动家的系统攻击，甚至杀害了一些领导人。警察袖手旁观。作为回应，激进学生联盟首先系统地揭发全印学生委员会；然后他们反抗身体攻击，并在必要时进行报复。通过这次抵抗运动，运动传播到高中。在1982年的学生选举中，激进学生联盟在奥斯马尼亚大学（海德拉巴）以及瓦朗加尔、卡因纳加尔、纳尔贡达、马赫布纳加尔、阿迪拉巴德、贡土尔、奇图尔、卡努尔、库达帕和卡姆马姆等县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学生会选举的胜利进一步促进了革命政治在教育机构中的传播。就职典礼、文化活动…都成为革命热情的中心，将运动传播到国家的每个角落。截至第五次邦会议，激进学生联盟己经扩展到安得拉邦21个县中的18个。1984年，来自47所大学的25000名理工学院学生进行了104天罢工并赢得了他们的要求。即使是高中生也进行了无限期的罢课，以减少他们的教学大纲。1985年2月，在激进学生联盟的倡议下，全印革命学生联合会在海得拉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成立。但是到1985年中期，警察发起了对该党的大规模袭击，主要目标是激进学生联盟。警方突袭了学校、学院和宿舍，逮捕学生并残忍地折磨他们。
    自此，激进学生联盟被推入地下，不得不改变其运作方式，从大型公开会议到小型秘密会议、教室会议等。1985/86年，一些领导激进学生联盟的学生被残忍杀害一一纳格什瓦·拉奥、夏亚姆·普拉萨德、斯雷尼瓦斯、雅凯亚、拉马坎斯、穆拉里达·拉佐、萨蒂什被敌人枪杀。纳格什瓦·拉奥是激进学生联盟的邦副主席。从那时起，激进学生联盟的所有会议都秘密举行。
    (5)“进村”运动
    “进村运动”是安得拉邦的党组织发现的一种巧妙方法，可以有效将学生与正在进行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这也是以极快速度在农民中推进组织的一种绝妙方法。在暑假期间，计划参加运动的学生将首先进入一所紧张的弱政治学校。在这所学校，将告知开展运动的方法。同样在这所学校，他们将被告知在农民中进行热情的政治宣传的主题。此后，他们将被分成约七个批次，并根据党的计划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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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某个区域的村庄。在进村运动中，他们还尽可能建立青年组织，并记下所有潜在活动家的名字。然后将这些名称移交给当地的党组织者，后者将跟进并加深组织。
    第一次这样的活动始于1978年夏天。在第一次运动中，有200名学生参加。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宣传土地革命政治和在村庄建立激进青年团的单位。该活动持续了一个月，最终举行了激进青年团第一次会议。这场运动的意义在于它帮助引发了卡因纳加尔和阿迪拉巴德的历史性的农民斗争。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1979年4月至6月的“进村运动”首次由激进学生联盟和激进青年团联合进行。这次预备班在15个中心举行，有500名学生和青年参加。除了宣传土地革命政治之外，活动人士还努力揭露“苏联支持的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一一他们在村庄里卖掉了波尔布特徽章。该运动的重点是“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并表示声援阿萨姆邦的民族运动。1981年的运动揭露了警察的残暴行为，即警察在阿迪拉巴德县英德威屠杀部落民。该运动开展了对丹达卡兰亚森林中印共（马列）（人战）领导的部落运动的支持。1982年，该运动的主题是无条件释放西西拉马耶和其他政治犯，并要求对该邦的（虚假）“遭遇战”杀人事件进行司法调查。这些小组还帮助动员工人参加煤矿工会辛格雷尼工人联合会第一届邦大会。1983年的运动揭露了泰卢固土地党政府进行的镇压，并解
    释了N.T.拉马·拉奥[3]这样的政治领导人无法引领泰卢固民族性的全面发展。
    1984年的运动是1985年全面攻击前的最后一次运动，聚焦政府镇压，并要求从特伦甘纳撤出中央后备警察部队。
    学生和青年参与者的数量随着每次运动增加，尽管警察的连年攻击越来越恶毒。1983/84年是警方和运动家之间的虚拟捉迷藏。1984年的进村运动约有1100名学生和青年参加，组成150个宣传组。仅在那一年，他们就向2419个村庄传递了土地革命的信息。
    (6)农民运动的复兴
    1977年下半年，整个地区都举行了大规模农民集会和示威活动，不仅涉及当地问题，还涉及释放政治犯，反对（虚假）“遭遇战”、拘留所的酷刑，移走警察营地。慢慢地，农民和农业工会开始成形。9月27日在格拉皮利举行的三千人强大的公众集会表明了增长着的力量。此外，在同一个月，阿迪拉巴德县贝尔拉姆帕莱的辛格雷尼画廊的工人拒绝了修正主义领导，在革命政治领导下进行了激烈的鼓动，并从管理层取得了奖金和其他要求。地主看到人民运动的增长，开始了他们的攻击。1977年11月，地主袭击并杀害了西尔西尔拉乡的拉克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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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拉贾姆和贾吉塔乡的波塔·波希蒂。次年夏天，激进学生联盟进村运动为农民运动提供了巨大推动力，从1978年6月开始，斗争开始加快节奏。他们集会的主要议题是：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日工资、增加永久农业劳动力的月和年工资率、取消通常的免费劳动力、取消通常的对地主的现金和实物支付、退还贿赂、占有地主占领的政府土地、占用荒地、没收在地方政府林地等地方种植的木柴和木材。具体而言，废除无偿劳动和提高农业工资的斗争在整个贾吉塔尔乡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仅贾吉塔尔的农民就收到了相当于数十万卢比的退款。
    农业劳动者的罢工从一个村庄蔓延到另一个村庄。农民们把地主带到公众集会现场，要求他们承认罪行，并为他们的压迫行为道歉，偿还非法勒索。农民们举行大型集会，举着红旗，占领了地主占领下的荒地和政府土地。此外，卡因纳加尔和阿迪拉巴德的许多乡的比迪烟叶收集中心的工人的罢工运动获得了动力。
    在此期间发展起来的最有力和最受欢迎的斗争形式之一是针对地主及其反人民代理人的“社会罢工”。当决定对地主社会罢工时，整个村庄停止与他的任何互动和服务一一地主的仆人、喂牛者、农业劳动者、洗衣工、理发师等不再为其提供服务。后来，这种斗争形式还用来对付在村里露营的警察官员。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农民对“潘查亚特”[4]制度的夺权和革命。“潘查亚特”是特伦甘纳地区村庄的传统机构，任何小纠纷都是公开裁决的一一地主主持和判决。现在，地主的权威被取代，革命农民接管了“潘查亚特”运行，并在许多案例中，审判了地主。
    尽管运动受到警察镇压，但这一运动发展并在贾吉塔尔镇的历史性游行达到了顶峰。1978年9月7日，超过35000人游行到贾吉塔尔乡。在贾吉塔尔乡的152个村庄中，来自150个村庄的农民和农业劳动者参加了集会和会议。受到运动力量震慑，一些地主逃往城市；其他地主和警察开始进攻，摧毁和抢劫农民房屋，向农民攻击、殴打甚至开火。这些每天都在发生。农民则进行报复。类似战争的情况增长了。重型警察重新部署到该地区，并开始横冲直撞。在短短两周内，所有150个村经常被突袭，遭到大规模殴打和逮捕，并数百名活动家在警察营地遭受酷刑。仅在贾吉塔尔乡，在短短四个月内，来自75个村庄的3000名农民，涉嫌虚假案件。此外，还有800人被关进监狱，数百人在警察营地遭受酷刑并被释放。1978年10月20日，安得拉邦政府宣布西尔西尔拉和贾吉塔尔为“动乱地区”，赋予警方严酷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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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运动的高潮从1978年6月持续到9月，从1978年9月到12月，警察的攻击持续不断。虽然面对警察的攻击，运动的热情逐渐消退，但抵抗增强了，并且在邻近的阿迪拉巴德的一些乡出现了群众性特征。
    到1979年初，农民们从白色恐怖的第一次冲击恢复后，重获主动权。现在，农民的组织团结发生了，对国家性质和粉碎它的必要性的政治意识提高了，秘密运作的必要性得到了更好的理解，地下方法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政治和组织基础被奠定，以便将斗争提升到更高层面。在此期间，反封建斗争也蔓延到了卡因纳加尔县的佩达帕利乡、曼纳尼乡和胡祖巴德乡以及杰哈纳巴德县的拉克塞蒂佩特乡、阿西法巴德乡和卡纳普尔乡。
    1979年，斗争愈演愈烈，一些地主被消灭。现在，村民，特别是妇女，找到了抵制和反击警察恐怖的新方法。到1980年初，反酒运动（最初是为了降低酒的价格)己经将酒类大亨击败。农民协会的权威在乡村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在增长。
    除农民运动外，激进学生联盟和激进青年团加强了在煤矿工人中的活动，对
    十万多名矿工的影响大大增加。在瓦朗加尔市，学生、青年和文学运动得到恢复和加强。学生运动延伸到瓦朗加尔县的几乎所有城市中心。在这个县，城市运动比农民运动更强大。
    在该党中央重组的前夕，这场运动准备进入下一阶段。但在继续讨论前，必须简要提及公民自由运动的发展，这种运动已经并且正在发挥真正值得称道的作用。
    (7)公民自由运动
    正如安得拉邦有着面对持续的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一样，这里也有着强大的公民自由运动的历史，涉及律师、医生、记者、作家等。许多无私的公民自由工作者也面临着国家的愤怒和被杀，就像瓦朗加尔的拉马纳德姆医生[5]。1965年，在中印战争期间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后，第一个公民自由组织成立，斯里·斯里担任主席…但由于严肃的阶级斗争的缺席，这个组织已经消失。在斯里卡库兰的大规模逮捕和屠杀后，另一组织在海德拉巴产生，1974年3月，安得拉邦公民自由委员会成立，斯里·斯里再次担任主席。安得拉邦公民自由委员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组织，引导事实调查，进行法律斗争，打击《恐怖和破坏活动（预防）法》案件，揭露警察暴行和虚假“遭遇战”。它还建立了单位网络，下至县级。
    (8)印共（马列）（人民战争)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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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共（马列）（人民战争）是在1980年4月22日列宁诞辰纪念日成立的。这是1972年全印革命中心不复存在后重新组织它的过程的一部分。如前所述，1974年中组委成立时也做了类似的尝试。尽管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起步。在1977年5月中组委解散了。事实上，安得拉邦委员会必须在1972月72日至1974年1月以及1977年5月至1980年4月无中央委员会时运行。
    1980年，中央是在两份基本文件的基础上建立的；第一份是自我批评审查，第二份是策略路线。自我批评审查与1975年提交给中组委的审查基本相同，但有一些变化策略路线基本维持了纳萨尔巴里的遗产，同时纠正了那个时期的“左”的错误。通过前八年的实践，两者都得到了丰富。
    在中组委于1977年解散后，安得拉邦委员会再没有尝试与其他革命团体联合。相反，它基于自我批评审查集中在安得拉邦建立广泛的群众运动。因此，它不仅能够在学生、青年以及文学和文化方面建立强大的全邦范围的运动，而且还发展了特伦甘纳地区的卡因纳加尔县和阿迪拉巴德县的农民运动。这不仅在安得拉邦，而且在全国范围内都被认为是强大的反封建斗争。这一成功增加了自我批评审查的可信度。因此，到1970年代后期，其他马列团体如统一组织和印共（马利)泰米尔纳德邦委员会出面联合安得拉邦委员会。不幸的是，由于在中央委员会的组成问题上存在差异，在那个时刻，统一组织没有加入，新的中央由印共（马列)的安得拉邦委员会和泰米尔纳德邦委员会统一组成。当时在孟买运行的小马哈拉施特拉邦集团也加入了，接受了基本文件。
    注释：
    [1]研究分析室(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或称印度调查分析局，是印度政府的主要对外情报收集单位。一译注
    [2]拉纳迪夫(B.T.Ranadive)1948-1950年任印共总书记。一译注[3]泰卢固土地党创始人，1983年1月-1989年任安得拉邦首席部长。一译注
    [4]潘查亚特(Panchayati raj)自1992年印度宪法第73次修正案后已被印度宪法规定为县、乡、村三级的基层自治机构，负责多项政府事业。一译注
    [5]拉马纳德姆医生(Dr.Ramanadham)开办有一家儿童诊所，曾任安得拉邦公民自由委员会副主席。1985年9月2日，一群警察闯入诊所杀死了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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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据争取民主权利人民联盟(People's Union for Democratic Rights)文章《纪念拉马纳德姆医生》。另可参见今日印度的一篇文章。
    第五部分：1980-1984年一一向游击区迈出第一步
    到1979年底，政府和地主显然会采取更残酷的镇压来扼杀卡因纳加尔和阿迪拉巴德的农民斗争。为应对这种形势，除了扩大行动区域外，必须将农民运动提升到更高水平。
    在任何革命运动过程中的关键时刻，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将运动提升到更高的阶段，或者被敌人推回。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任何踌躇不前，任何犹豫不决，都会导致革命者失去主动权，并导致混乱。到1979年，安得拉邦的运动己到达关键阶段。现在意味着要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应对地主阶级以及警察和准军事部队。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不仅意味着采取斗争的新形式，新的组织方式，而且还包括党的军事准备。军事准备不仅意味着获取武器，而且意味着提高政治、组织和军事意识以提高党的打击能力。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人民必须为这样的斗争做好心理准备。
    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做出正确决定是决定运动前进或后退的关键因素。事实上，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步履蹒跚。在许多情况下，反封建斗争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但是当印度国家机器全力干预时，这些运动要么被压垮，要么领导层匆忙撤退。在早期的特伦甘纳运动(1948年至1951年)期间，领导人背叛了这些运动，而纳萨尔巴里起义唤醒的无数反封建斗争遭到残酷镇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党的文件《透析游击区》具有历史意义。在策略路线上己经存在将运动推向游击区和解放根据地的总路线。更相关的是制定具体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细节，使其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游击区文件完成了这项任务。时机也很恰当。
    游击区透析
    虽然瓦朗加尔县和卡姆马姆县的运动水平低于卡因纳加尔县和阿迪拉巴德县，但该文件将拟定游击区的所有四个县合并在一起。这些县紧密相连，拥有相邻的森林地区。为了使运动走向游击区，文件首先聚焦于在群众中建党。它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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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所有群众组织都应该在村一级建设并运行，而且村级党组织也应由兼职人员建立。它还注重主要的党的组织者，现在称为中央组织者，他们将作为一个小队(一个中央组织者和两个小队成员)武装起来，每个中央组织小组分配固定数目的村庄(15个到20个)去发展。
    该文件预见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四个县的政府镇压加剧时，有必要在戈达瓦里河另一侧的森林一一即丹达卡兰亚森林建立后方。鉴于这一现实，该文件指出，有必要立即妥善安排这种可能。
    言既至此，该文件立即继续概述了进入丹达卡兰亚森林的小队的任务。它说，这些小队应该承担以下任务：
    1)为暂时从游击区的四个县撤退的小队提供保护并帮助他们反击敌人。2)在森林地区组织部落民，扩大斗争，在他们当中建设党和革命军队。它还补充说，随着第(2)点重要性的增加，丹达卡兰亚的运动任务将朝着将它带到更高平面的方向发展。
    最后，该文件具体提出，来自北特伦甘纳的所有组织者和委员会委员中三分之一应该被组织成小队前往森林。
    根据1979年在整个党内进行了彻底讨论的这份文件，1980年6月，七个小队（每个小队有五到七名成员）进入森林。最初，他们面临着在部落中扎根的巨大问题，特别是在警察立即开始的镇压和扫荡行动下。然而，在敌人于1985年开始第一轮镇压行动前，这场运动像野火一样蔓延，甚至超出了党的期望。
    运动的延伸
    在北特伦甘纳，运动延伸到卡因纳加尔县和阿迪拉巴德县的所有乡（除了两个乡)。在瓦朗加尔县，重点从城市运动转移到农村运动。在这一时期，卡姆马姆的运动面临一些损失，但尼扎马巴德的运动却取得了巨大进展。工人阶级运动在辛格雷尼煤矿带的11万名煤矿工人中取得了巨大进展。
    在丹达卡兰亚森林中，运动蔓延到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加德奇罗利县、钱德拉普尔县和班达拉县；中央邦的巴斯塔县、拉杰纳恩德加奥恩县和巴拉加特县以及奥里萨邦的科拉普特县。在安得拉邦，运动蔓延到东戈达瓦里和维沙卡帕特南森林地区。
    (1)丹达卡兰亚
    在丹达卡兰亚，这场运动是通过与森林、财政和税收部门的政府官员的独断权力作斗争而开始的，他们一直无情掠夺部落。此外，对纸厂和剥削森林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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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包商的管理层的斗争也爆发了。农民为提高收集天度叶[1]的工资率而发起了大规模的运动。此外，农民被动员起来提高棉花收购价格。土地斗争从一开始就是重大问题。在第一年内，部落农民停止向森林部门缴纳各种税款，并开始占用林地进行耕种。在一年内，二十万英亩土地被占领，交易商和放债人强行占用的
    一些土地也被收回。平原（非部落）的中农和富农所占用的土地也被平均分配，问题解决了。反饥荒斗争有两种形式一一首先是通过捐赠收集稻谷；也建立了稻谷银行，农民在收获时在这些银行中汇集了一些稻谷，然后在需要时拿出库存。其次，在饥荒期间，袭击地主、放债人和商人囤积粮食的房屋。数千人参加了饥荒袭击。除了这些斗争之外，还采取了斗争来制止道路建设和砍伐森林，以及要求弥补因开采贝拉迪拉铝土矿而遭受的损失。
    在丹达卡兰亚地区，建立了两个大型群众组织一一丹达卡兰亚部落民劳农协
    会(DAKMS)和部落妇女组织革命部落民妇女协会(KAMS)。协会声名增长，成
    为部落民眼中的斗争象征。无论是村庄纠纷、家庭纠纷、婚姻纠纷、种姓纠纷，还是与部落习俗或社区事务有关的事，所有争议都开始由协会解决。此外，人们还对落后的部落习俗和传统一一例如人牲、巫术、导致健康不良和疾病的迷信，以及不允许妇女完全掩盖自己身体的做法进行了无情斗争。
    1980年，六名党员组成的一个小队越过戈达瓦里进入马哈拉施特拉邦加德奇罗利县。小队成员讲述了部落民看到他们后是如何逃入山中。当他们进入村庄时，可能除了一些很老的人和孩子外，不会有人留下。队员们与老人聊天，与孩子们玩耍，有时会截住部落民并迫使他们倾听，这是“安纳”（即他们被视为大哥)找到的如何进入部落的心中…并被他们所爱的方法。但是，在进入该地区的六个月内，18岁的佩迪·尚卡尔后背被击中，成为马哈拉施特拉土地上的第
    一个烈士。但是，运动向前发展，尚卡尔成为传奇…成为部落民间传说的一部分。到1984年召集卡马拉普尔会议时，这场运动就像龙卷风一样成长。政府禁止会议，封闭通往村庄的所有道路，逮捕了发言人、记者、学生、民间艺术家
    一事实上，政府逮捕了所有向卡马拉普尔方向前进的人。从会议召开前三天开始，警方增援部队开始攻击森林，并驱散从四面八方涌向卡马拉普尔的部落队伍。他们包围了卡马拉普尔。然而，在会议当天，一万部落民与警察捉起了迷藏，到达了卡马拉普尔并悬挂丹达卡兰亚部落民劳农协会的旗帜。警察警棍驱散[2]…旗帜飘扬然后降下…但会议继续举行…不是在卡马拉普尔，而是在那格浦尔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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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丹达卡兰亚的运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的觉醒。协会反对强迫婚姻，反对童婚，反对所有贬低女性的古老习俗。革命部落民妇女协会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拥有自己的组织者、结构和革命纲领，将妇女解放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联系起来。当政府于1985年开始镇压时，革命部落民妇女协会像丹达卡兰亚部落民劳农协会一样遭到残酷攻击。
    (2)北特伦甘纳
    在这五年间，运动在丹达卡兰亚扎根了，而在北特伦甘纳，运动蔓延并更加激烈。在北特伦甘纳，数千英亩的政府土地（被地主占用）被分配给无地者，在某些地区，地主的土地甚至被夺取。当地主开始逃离村庄并试图出售他们的土地时，党禁止所有土地的购买或出售。
    注释：
    [1]腾图叶(tendu leaf)是印度鸟木(Diospyros me l anoxy lon)的叶子，是比迪烟的优质包装纸。腾图(tendu)是印度乌木的印地语名字。一译注
    [2]警棍驱散(lathi charge;baton charge)是一种用于驱散人群的策略，用棍棒击打人使其远离现场。一译注
    第六部分：1985-1989年一一第一轮镇压
    自卫战争（暂缺）
    努力保持群众联系（暂缺)党的合并与报复（暂缺)
    人民运动重新获得主动权（暂缺）
    第七部分：1990年一一简短的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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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人民运动的压力加大，安得拉邦的新国大党政府在一段时间内缓和了镇压。因此，在这个短暂时期内（甚至不到一年)，安得拉邦允许一些公开的群众活动和群众大会。
    无论如何，在这一短暂的时期内，党迅速采取行动巩固其群众基础，并利用这一机会大规模动员人民。党通过向村防小队和乡村激进者提供（政治和军事）培训，集中精力在村一级建立党的领导。
    这次土地占领运动的大清查是为了占领地主土地。在安得拉邦和丹达卡兰亚占据了数千英亩的土地。党还在农民问题（如停电、注销贷款、农产品的有利价格、降低水费等)上动员了数十万人。与亚力酒承包商的斗争现在成为全面禁止出售酒的斗争。辛格雷尼煤矿工人的罢工活动也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最终导致了1990年9月不同需求的工人罢工。罢工涉及8万名工人，持续42天，直至赢得重大要求。
    另一方面，群众在集会、会议、公开会议上的动员达到高潮，反驳了人民战争党是没有群众基础的恐怖主义集团的谎言。这种宣传不仅得到政府广泛传播，而且得到一些革命团体以及一些抛弃党的人广泛传播。在严厉镇压时期，群众在会议等方面的合法动员并非总是可行的。没有群众基础和群众路线，任何游击战都不能长期存在。然而，当新的切纳·雷迪[1]政府部分取消镇压时，群众前所未有地集会，表现出对党的感情，并作为对过去五年非人道攻击的谴责的象征。
    第一次会议是1990年1月在海德拉巴举行的激进作家协会会议，吸引了10万人；2月20日，在海德拉巴，两万人参加了群众戏剧论坛的18周年庆典；超过一万人参加了4月20日的因卓维利纪念会议；4月22日，在贝尔拉姆帕莱举行的会议也有一万人参加。在曼达马里聚会的达到五万人。所有这些会议最终在5月5日至6日在瓦朗加尔举行的农民劳动者协会第三届会议达到高潮，集会规模在安得拉邦前所未见。700名代表出席会议，超过100万人参加集会。
    看到革命运动的大规模热潮，政府动摇了，此外，它已经掌权，没有必要继续蛊惑人心。到1990年5月，镇压加强；仅在5月至12月期间，就有一万人被捕，六千人涉嫌虚假案件。村庄再次遭到袭击，人民遭到任意殴打和折磨。为了恐吓群众，他们开始在人民面前射击协会领导人。到1990年12月，整个邦的所有公开活动都被无情压制，比1985年更强的镇压再次开始。
    注释：
    [1]1989年12月3日-1990年12月17日任安得拉邦首席部长。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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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1991年至今一一第二轮镇压
    直到1991年，警方的行动由各邦政府分别管理。但现在中央政府直接在内政部下设立了一个“节点小组”，一个为正在进行的镇压战争而设立的联合行动指挥部。1991年12月，它将边境安全部队和印度-西藏边防警察的若干营匆匆调往特伦甘纳，以加强那里现有的中央后备警察部队、中央工业安全部队和安得拉邦特别警察。1992年5月，安得拉邦政府取缔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和其他七个革命群众组织（包括激进学生联盟、激进青年团、农民劳动者协会、群众戏剧论坛、辛格雷尼工人联合会)。因此，早先的未宣战战争现在成为全面的反叛乱行动。大规模恐怖、“遭遇战”谋杀和强迫“投降”成为镇压行动的主要特征。十个月内，约有160次遭遇战，200多人死亡。成千上万的人被逮捕和遭受酷刑，房屋被洗劫，价值数百万的庄稼和财产被摧毁。
    (旧政府)采用的方法是包围村庄后攻击。边境安全部队、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和当地警察将聚集200至600人，突然冲下来围住一个或几个村庄，洗劫所有房屋，破坏财产并骚扰妇女。然后，一些可疑青年将在所有人面前受到折磨和羞辱。所有村民，特别是活动家的亲属，都将收到交出通缉犯的最后通牒。有些年轻人会被赶走。在一些村庄，这将在一个月内重复多次。
    与这种镇压结合在一起的，是卑鄙的宣传、“改革”，以及建立相竞争的“群众”组织（例如中央邦的“公众觉悟运动”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和平军队”）。警察以《人民之音》之名印刷书籍，通过电视片和文化团体进行宣传。许多（政府和半政府)机构进行的“改革”包括以复兴名义提供两万到三千万卢比不等的补助金，分配房屋用地，为选定的农民青年提供土地一一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村庄建立警察线人网络。所有这些“改革”计划都是在警方直接监督下进行的。由于村庄不合作，这些组织中的大部分都随时间消失。但是，在此期间，警察通过他们的线人网络，能够逮捕并杀害一些领导党员。1993年1月，瓦朗加尔县委员会书记和地区委员会委员巴兰那同志和小队成员帕达马卡被谋杀；1993年1月26日，尼扎马巴德县委员会书记和地区委员会委员桑卡尔同志被杀；海德拉巴市委员会的维什瓦纳特同志被谋杀；还有小队成员耶拉·普拉萨德和小队指挥官纳格纳。但现在，随着每次杀戮，葬礼游行都成为重大政治事件。成千上万人冲破禁令，加入葬礼游行，数百人承诺继续他们的英雄烈士业已开始的工作。1991年6月至1992年底，已有300多名同志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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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群众没有像1985年那样受到惊吓…他们在武装斗争中坚定信心，逐渐加入到反对国家的武装斗争中。但是，在新一轮镇压下，党必须制定新任务。
    新的镇压条件下的任务
    党宣布丹达卡兰亚和北特伦甘纳的运动己达到游击区的初级水平。游击区是革命者和统治阶级争夺权力的地区。为了巩固丹达卡兰亚和北特伦甘纳运动所达到的游击区的初级水平，应对越来越强的国家镇压，迈向游击区的更高水平，党概述了以下任务：
    ()在目前正在运作的中央游击队下建立两到三个地方游击队，逐步将他们发展为排：
    (i)将小队区域委员会的政治和军事任务分开，并发展政治和军事领导：(iii)自下而上发展军事指挥；(iv)巩固村一级党组织；
    (ⅴ)在村一级建立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目的是通过建设革命农民委员会来建立其政治权力，并摧毁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国家权力：
    (vi)在革命农民委员会领导下，通过建设村庄发展委员会、村防小队、潘查亚特委员会等来建立人民权力。
    但在这一严重镇压期间，党陷入另一场内部危机，这次危机是由中央委员会书记康达帕利·西西拉马耶与其同伙领导的。在党内反对康达帕利·西西拉马耶的机会主义和破坏的同时，党通过实施上述方针成功地应对了敌人的攻击。虽然运动面临问题，但并没有像1985年那样严重。尽管人民运动暂时退潮，但这次没有食物问题或为小队提供保护的问题。
    继续斗争
    在镇压的最初阶段，很多土地被占用。但慢慢地，由于当地组织的努力，这些土地的种植再次开始。到1994年底，土地占领斗争也有所增加。许多地主也开始在农民协会前投降。在此期间，党制定了一项关于如何进行土地分配的政策，并为此制定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标准。
    在农民问题上，农民协会为降低化肥价格开展了一项大型运动。由于政府屈服于世界银行的压力，化肥补贴己经减少，价格也大幅上涨。由于政府没有恢复补贴，商人开始以过高的黑市价格出售化肥。在协会领导下，成千上万的人团结起来，突然搜查化肥和杀虫剂商店，并缴获大量化肥和杀虫剂。农民抵制了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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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警棍驱散。由于这些运动，黑市商人减少。在一些地区，农民也拒绝偿还银行贷款和高额电费。此外，也有很大的运动争取正常供电，这对于运行水泵至关重要。
    在工人战线，除煤矿工人外，道路交通公司（公交运输）工人和比迪烟工人在此期间大规模组织起来。1990年至1995年间，西卡萨[1]组织了1825次罢工，于1995年4月14日达到新的高峰，当时有10万名工人进行了为期20天的罢工，要求解决工资委员会第五个协议。虽然罢工遭到官方工会反对，但90%以上的工人都在罢工。这次罢工于4月28日在加尔各答迫使工资委员会达成协议。但由于该协议是一次背叛，罢工于1995年10月16日至11月14日重新开始。这些斗争取得了巨大成功。道路交通公司司机和售票员一直面临着建立工会的羞辱性工作条件。逐渐地，工人们已经转向革命政治，在一些地区，尼扎马巴德地下工会、阿卡萨（安得拉邦道路交通公司劳工联合会）等己经建立。1996年，这个联盟形成一个阵线，引发了一系列围绕60点需求的骚动，其中许多已被准许。比迪烟工人，主要是女性，也围绕她们的要求组织起来。
    在此期间发生的另一场独特斗争是囚犯的斗争。在泰卢固土地党1994年选
    举胜利前夕，监狱中的革命者向N.T.拉马·拉奥[2]发出一封公开信，其中包括
    54项要求，其中11项是政治要求，其余则与监狱条件有关。1994年12月26日，塞康德拉巴德、陈秋古达、维沙卡帕特南、拉贾曼德里、瓦朗加尔的中央监狱和库达帕县、内洛尔县和卡因纳加尔县的监狱中，革命者联合发起了无限期绝食抗议。绝食抗议得到其他囚犯的极大支持，特别是穆斯林《恐怖和破坏活动（预防)法》被拘留者。在监狱外，民主人士采取行动支持囚犯运动。1995年1月4日，内政部长接受42项要求。政府随后反悔。1995年1月12日，海德拉巴监狱的12名终身囚犯开始绝食至死。革命者组织囚犯进行接力绝食[3]。从2月1日起，受监狱外的接力绝食支持，囚犯们进入无限期绝食。运动在监狱外聚集了力量。政府逮捕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和其他民主人士作为回应。2月9日，囚犯“监狱总罢工”抵制所有日常工作。2月15日，印共（马列）（人战)召集全邦总罢工支持这场斗争。2月21日举办了“查洛秘书处[4]”集会和公开会议。最后，政府放弃了，以书面形式接受40项要求。
    直到今天，群众继续他们的斗争。他们有他们的起伏，这取决于镇压强度…但他们已为被压迫群众赢得了巨大利益。
    增长着的武装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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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1993年9月。尼扎马巴德县西纳帕利地区的帕德卡尔村。会议和讨论刚刚结束。天色已经黑了，正当小队准备离开村庄郊外的庇护所时，突然有数百名警察包围房子并开始猛烈射击。两名女同志被捕。她们遭到无情地殴打并被警方扣为人质。小队回击，但穿过邻近房屋窗户的子弹杀死了副指挥官桑杰耶夫。现在警察也在露台上，向他们的房间扔催泪弹。情况变得很糟糕，子弹也用光了。尽管警察猛烈射击，但小队停止了回击。现在是凌晨4点。警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后，决定进入房间。当他们冲上楼梯时，一名警察被枪杀。其他人撤退，作为报复，他们残忍地杀害了两位女同志。
    警察不停射击，不断扔掷催泪瓦斯。第二天早上8点，房间里剩下三位同志。但高皮同志被子弹击中并严重受伤。小队指挥官斯瓦米和克兰蒂同志继续战斗。现在是下午1点，副监察官到达并要求斯瓦米和克兰蒂投降，承诺安全通过。克兰蒂决定投降，斯瓦米徒劳地试图说服他。他犹豫了，但经过半小时讨论（在连续射击下)，他投降了。与此同时，当斯瓦米单手与敌人作战时，他发现高皮试图自杀。他阻止了他。高皮说无论如何他会落入敌人手中，所以最好死。斯瓦米安慰并说服他战斗到底。一段时间后，高皮脚踩扳机而死。
    现在是第二天下午7点。警察放火烧了房子的一部分。他走向楼梯，找到死
    去的警察的AK-47。他捡起来。斯瓦米突然射击了一阵，然后跳过房子的破墙，
    跑入村里的小巷。警察向他跑去的方向开火。但是，斯瓦米已经逃到了巷里。村庄被包围了，斯瓦米没有机会出去。他藏在干草里，但很快就要渴死。斯瓦米已经超过24小时滴水未沾。他走向最近的房子。村民们给了他水，但被吓坏了。他们请他离开。他找到一个垃圾堆，用牛粪盖住自己，然后整晚都藏在那里。
    现在是第三天早晨。房子的母亲来洗器皿。当她将废水泼到垃圾堆上时，垃圾堆动了一下。她吓了一跳。斯瓦米出来，解释说他是“安纳”。他告诉受惊的母亲，他会走的。她追上了他，说，等等，他们会杀了你。母亲在犹豫、恐惧后，让他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母亲给了他食物，向他提供了他们杀死了克兰蒂并将所有五位同志火化的信息。她让他晚上离开。他没有，因为他会被抓住。次日，母亲给他一件衣服，她进行了伪装并引导他经过安全路径到达森林。几天后，战
    士前来拿走藏在村里的AK-47。
    因此，帕德卡尔遭遇战己成为英雄主义和勇气的地标。但斯瓦米并不孤单。
    去年，西卡萨的DCM,萨米·雷迪同志（别名拉马坎特、阿肖克）同样被500
    多名警察包围，当时他正躲避在曼切里亚尔的采煤聚居地中心。光天化日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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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的枪战随之而来。拉马坎特杀死了CI和一个警员。最后，警察烧毁了房子，
    杀死了他和一个女性同情者。
    因此，小队正在学习反击。政府越来越无情。1985至1989年，有250名同志被杀；1990至1994年间有500名；到96年中期的两年中，又有210名，在过去的8个月里，大约有100名。其中包括领导同志，如安得拉邦委员会书记普里·安吉纳、文卡塔斯瓦米同志、雷达帕同志和苏达山同志一一安得拉邦委员会委员；地区委员会委员尚卡尔同志、县委员会委员萨米·雷迪同志和阿兰·曼诺尔同志，一些主要女性小队成员，如斯瓦鲁巴、鲁克马·白、拉利塔…
    在政府如此野蛮的攻势下，党也一直在获取反抗的经验。在1996年3月至11月的短短九个月里，游击队对警察营进行了四次袭击一一在卡因纳加尔县的
    波塔帕利PS[5],东哥达瓦里县的耶拉瓦拉姆PS,中央邦的拉詹达冈县的马恩普
    尔PS,以及阿迪拉巴德县的锡尔普尔PS一一俘获97件武器，其中26件是半自
    动装载步枪。随后于1997年1月在卡姆马姆县进行了卡拉卡加登袭击，进一步获取武器。除了这些重大袭击之外，在北特伦甘纳进行了几次麻雀行动，这使得游击队在1996年再增加20件武器，并在1996年10月和11月杀死25名警察。
    在任何游击战中，敌人都是武器的主要来源。一方是训练不足、装备不良、人数劣势的游击队，另一方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占压倒性优势的敌人，这样的不对等战争，只能通过无数游击队攻击，才能逐渐积累人民的武装力量。
    注释：
    [1]西卡萨(SIKASA)指辛格雷尼煤矿工人联合会。一译注
    [2]N.T.拉马·拉奥(N.T.Rama Rao)是泰卢固土地党创始人，此时将任安得拉邦首席部长。—译注
    [3]接力绝食(relay hunger strike)是一群人轮流绝食的抗议方式，尤其在印度。—译注
    [4]查洛秘书处(Chalo Secretariat)似乎是指一种抗议的组织方式，查洛(Chalo)是印地语中“让我们走”(Let'sgo)的意思。一译注[5]PS可能指警察局(police station),存疑。一译注
    第九部分：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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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些部分要求的运动外，党还在各种政治问题上动员群众。达尔纳[1]、拉斯塔·罗科斯[2]、公开会议已经举行一一执行曼达尔委员会报告[3]，支持民族斗争，支持少数民族和反对破坏巴布里清真寺，支持达利特和反对在卡拉姆切杜和丘德尔杀害达利特，以及反对压迫妇女。党为反对新经济政策、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了激烈鼓动。每年4月15日（丹凯尔协议[4]签署当天)被视为反帝国主义日。在那一天，会议、达尔纳、游行
    在一个又一个村庄举行，在许多地方人们焚烧丹凯尔[5]和PV.纳拉辛哈·拉奥[6]
    的肖像。此外，作为一个惯例，每个地区，每年：1月26日和8月15日，会悬挂黑旗、戴黑色微章和举行反对这种假独立的抗议会议；5月21日被视为反镇压日，12月6日被视为黑色日[6]一一反对教派主义。同样，在每个五一节，人们会悬挂红旗并举行庆祝活动，3月8日庆祝国际妇女节。
    从党的成立开始，最重要的政治斗争之一就是“抵制选举”运动。选举的过热气氛是宣传党的政治纲领，教育群众必须否定这种荒唐的民主，走上武装土地革命的道路，建立真正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最有效的时机。印度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拥有一个围绕专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结构建立的议会脚手架。议会被用作安抚群众的重要工具，将他们的注意力从斗争转移并使他们误入歧途。在印度，参加选举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现在，许多革命团体的选举语义学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继续作为边缘实体挣扎，而那些抵制选举和领导武装斗争的团体的力量则不断增长。
    最初是印共（马列），然后是印共（马列)（人战)，在每次选举期间不断进行广泛的“抵制选举”活动。传单、海报、街头戏剧、歌舞节目等已经大规模进行，在每次选举中教育群众…无论是对人民院，还是国会，甚至是当地潘查亚特。这场运动令政府害怕，在每次连续选举期间，它都在部署更多警察和准军事部队，并采取强烈镇压措施。
    尤其需要提及的是，这在1994年安得拉邦议会选举中达到了顶点，当时政府调动了7万名准军事部队。在这短暂时期内，成千上万青年被围捕，村民们被告知，如果他们不投票，他们村庄的被捕青年将被杀害。随着警察的野蛮行为的继续，遭到怀疑的武装分子受到公开折磨，许多人被当作人盾。他们的信息很简单一一投票，否则…投票给任何党，他们说，但你必须投票！最后，在1994年11月27日至12月3日的选举周，36名同志在所谓“遭遇战”中丧生。但是，尽管存在这种恐怖，抵制运动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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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许多游击区，许多村级潘查亚特选举没有举行。没有萨班齐[8]，并且以前的村级潘查亚特的大部分工作是由党领导下的乡村发展委员会进行的。
    注释：
    [1]达尔纳(Dharna)是一种非暴力的静坐抗议。一译注[2]拉斯塔·罗科斯(rasta rokos)，含义未查到。一译注
    [3]曼达尔委员会(Mandal Commission),或称社会和教育落后阶层委员会(Socia|ly and Educationa|ly Backward Classes Commission)是印度人民党成立的，它于1980年12月提交了一个报告，建议为其他落后阶层(0ther
    Backward Class)保留27%的政府企业和公共部门工作，印度政府于1992年实施该建议。一译注
    [4]指1994年4月15日由104个国家代表签署的鸟拉圭回合各项议题的协议（以丹凯尔草案为蓝本），促成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一译注
    [5]亚瑟·丹凯尔(Arthur Dunkel)曾任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千事，乌拉圭回合中，他于1991年编写的丹凯尔草案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基础。一译注
    [6]在黑色日这一天，人们举行活动，主要抗议对基督徒和穆斯林贱民歧视。译注
    [7]1991年至1996年任印度总理。—译注
    [8]萨班齐(Sarpanch)是潘查雅特的首脑。一译注
    第十部分：游击区的诞生
    仅仅看一眼丹达卡兰亚和北特伦甘纳游击区人民的生活就足以让我国人民欢迎在印度中部诞生的新社会。在其中，我们可以从胚胎形式中看出未来新民主主义印度的诞生。游击区的变化不只是局部的，不只是它们无所不包的材料。随着丹达卡兰亚和北特伦甘纳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一代新人正在诞生…社会主义新人。查鲁·马宗达的梦想正在成为现实。纳萨尔巴里为我们国家的人民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朝着实现其最终目标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目标，无疑是遥远的，还有数以百计的障碍需要跨越，但是，纳萨尔巴里确定的方向被证明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在过去二十五年的经验中，己经使开始时的朦胧视野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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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晰，己经清除了许多蜘蛛网，己经扫除了修正主义者积累的多年尘土，并为我们国家的光明未来创造了新希望。
    但是，当我们穿过丹达卡兰亚和北特伦甘纳的村庄、平原和森林时，我们会看到什么？
    经济收益
    人们通过运动获得的经济利益相当可观。首先，官员，特别是森林部门、财政部门和官僚机构各级官员对群众的巨额掠夺已经结束。今天，即使村级潘查亚特和萨班齐（无论继续存在到何时）也要受到党领导的村民的严格审查，所有政府计划都是根据村庄机构的决定严格执行的，所有账户都经过彻底检查。所有这些，本身就是巨大的收获，但它只是一个开始。
    群众福利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由于无地贫农占绝大多数人口，土地分配
    一直是该运动的一个关键方面。数以十万英亩的政府土地、荒地和林地被无地者占领。数千英亩的地主土地被没收，一些土地休耕，剩下的土地被重新分配给无地贫农。此外，在充分利用政府计划的过程中，大量农民能够挖井、钻井等，并灌溉土地。所以，15年前大量人口挣扎在生存线上，现在，农民至少有3英亩土地，种植一或两种作物。这使最贫困人口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外，在许多村庄，农民已经接管了地主的果园，并将水果分配给所有的农民。
    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各地都出现了相当大的增长。在农业劳动力问题上，这些年来每日工资率增加了三倍。此外，早些时候的工作时间是无限期的，很多无偿劳动都交给了地主。游击区的今日一一现在是严格的八小时工作日，当然，无偿劳动问题已不复存在。对于每年就业人口，工资翻了一番以上，从每年5000卢比增长到每年9000至12000卢比。最大的收获来自于腾图叶收集斗争和（对造纸厂的)竹子切割斗争。1982年，承包商只付每捆(75片叶子)三派萨…每年都有斗争、罢工、袭击承包商的仓库…到1984年，工资稳步增加到十七派萨，到1993年增加到八十派萨。今天他们每捆得到一卢比。差异可以从这样
    一个事实来估计，即早年一个家庭在拔叶季节（约一个月）仅赚200卢比，现在他们赚取2000至5000卢比。在北特伦甘纳部分地区，政府拒绝给予适当费率（从承包商接受任务)，村民私下出售他们的叶子。在竹子切割中，造纸厂下面的承包商在1982年每捆(20件，长度2米)仅给三十派萨。1996年的费率是每捆
    5.35卢比。比迪烟工人今天卷1000比迪烟可以获得约30至32卢比，并有大量其他补贴。这可以与邻近的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同行相比，他们仅获得15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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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其他补贴。然后一直在努力提高拖拉机和卡车司机的工资水平，道路交通公司的公交工人的工作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最重要的是辛加雷尼煤矿的10万工人的斗争。他们在与当地问题相关的工资、更好的住房条件、更好的子女教育、更好的医院和体育设施以及与管理层的剥削和压迫相关的数百个小问题上取得了成果。
    农民也有收获。他们现在能更容易地利用政府计划、银行贷款等，而在这之前，这些计划是被官僚机构各层垄断的。然后，农民为农业投入品价格下降，如种子、化肥和杀虫剂、电费、水费等进行了大量斗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为其产品获得有报酬价格的运动…他们成功提高棉花、甘蔗、烟草、姜黄和其他一些作物的价格。同样在森林地区，他们成功地与贸易商作斗争，并提高了各种森林产品的价格，如马府油树、扫帚、Pauvuru叶和皮、ginjala坚果、篮子等。
    然后，通过结束高利贷，农民的一般条件得到了改善。党指示每月最多收取2%作为贷款利息一一早些时候每月至少10%。此外，所有交易商和商家都被严格指示出售，其商品保证金不超过10%。早些时候，村民指控这些交易员敲诈勒索。
    这些是一些经济收益，其他则与整个村庄的发展有关。
    农民委员会的政治权威
    丹达卡兰亚和北特伦甘纳的农民热潮摧毁了地主的权威，建立了农民委员会的权力。更臭名昭著的地主己被消灭，其他人逃到城市，许多较小的地主己在农民委员会前投降了。最初在党的领导下各种群众组织主导了村庄。农民被组织成各种农民协会（农民劳动者协会、丹达卡兰亚部落民劳农协会等），青年进入激进青年团（未参与农业），学生进入激进学生联盟，妇女进入妇女组织（即丹达卡兰亚的革命部落民妇女协会和北特伦甘纳的妇女解放协会)。这些组织由党领导。
    但是，由于党决定将丹达卡兰亚和北特伦甘纳建立为初级游击区，并且“一切权力归农民委员会”这一号召正在形成，政治权力机构在这些地区开始增长。政治权力的主要机构是革命农民委员会[1]。此外，一个重要组织是村防队一一或村卫队，它的任务职责首先是骚扰敌人，后来也用于建立农民委员会的权威。
    这些权力机构正在整个游击区慢慢形成。革农委正在建立，至少有一个党员领导它。它是村里各阶层，即无地贫农、中农，有些地方也有富农的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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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农委下有三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有五名成员（其中两名来自革农委)。它们是(i)合作社(ii)乡村发展委员会[2]和(iii)潘查亚特委员会。
    许多村庄正在建立合作社，以便在需要时帮助提供农民贷款等，特别是在季风期间提供。合作社设立了一个资金库，其中包括：(i)每个家庭的固定捐款；(ii)来自党的捐款；(iii)从萨班齐、一些当地的寺院信托基金等挪用和收回的钱。利息为1.5%，每月按贷款收取。
    乡村发展委员会有两项主要任务一一首先是利用政府计划造福村庄，其次是规划和组织村庄的发展项目。在整个游击区，可以看到乡发委正在运作、承担维修和修建道路、（北特伦甘纳的）学校、排水系统、供水设施，在某些地方甚至建造了诸如水罐、堤坝和小型水坝等灌溉项目。所有项目都是通过村民的自愿劳动和收藏捐赠资金建立的。对于像大坝这样的大型项目，党通过收购富农所拥有的拖拉机和卡车（免费）以及党购买的柴油来协助。一些项目的规模可以灌溉1000公顷。乡发委还组织了教师来管理那些无法运作的学校。
    潘查亚特委员会基本上是在村内仲裁纠纷一一一个“人民法院”，解决村里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如果罪行严重或经常发生，它也可以惩罚。
    所有委员会均由民主选举产生，每年举行一次全体会议，以审查委员会的工作。
    社会改造
    我们社会的两大社会弊端一一种姓压迫和妇女压迫，通过党的有意识干预和教育在游击区大大减轻。
    早些时候，即使是八到十年前，在乡村酒店，达利特也被分开喝酒，并成为地主的超经济强制的受害者（例如无偿劳动、利用女性等）。随着地主权威的粉碎，这些超经济强制当然已经结束。此外，对于在册种姓的压迫现在也最小化，并且在协会和委员会下所有种姓之间密切互动。由于达利特来自较贫困部分，他们将在大多数村级委员会中找到。此外，以前闻所未闻的跨种姓婚姻现在正在党的全力支持下进行（即使遭到家庭或村长的反对）。
    党通过不断地教育村民和在许多压迫案例中支持妇女，将重点放在终止妇女所受的压迫。党与殴打妻子、如果不能生孩子就抛弃女人等所有的针对妇女的压迫进行斗争。嫁妆已被禁止，如果它还是发生，人们则必须秘密进行。党鼓励妇女走出家庭的四面围墙，参与到村里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去。妇女组织正在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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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作用。党正在与非理性传统战斗，例如丈夫的死后，妇女要除去眉心红点和手镯。通常，党鼓励所有村级委员会至少有一名女性成员。
    此外，党正在反对迷信的信念，鼓励科学的氛围。特别是在医疗保健领域，党正在强调这一点。部落之间的许多非理性传统习俗正在慢慢改变。教育正在受到鼓励，任何入党的人，甚至群众组织活动家，都要先识字。
    现在，整个游击区禁止饮用白酒。通过多年耐心教育和动员妇女，早在安得拉邦政府实施禁令前，游击区的饮酒状况就已减少到最低限度。通过这种方式，村庄和家庭中的社会紧张局势己经减少，大部分人的经济状沉况也有所改善。此外，自过去几年以来，党已全面禁止砍伐森林树木。即使是燃材也只能从干枯的树枝上采集。以前，整个部落村庄都在砍伐森林并在附近的城市中心出售木材一一现在，同样一群人在靠农业生活。党通过教育他们了解森林对雨的重要性，给人们带来了环保意识。
    在丹达卡兰亚和北特伦甘纳的游击区明显可见的这些经济、政治和社会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如果程度较轻的话）也可见于其他三个处于游击区准备阶段的区域一一东区、南特伦甘纳地区和纳拉马拉森林地区。但是，所有这些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党。
    第十一部分：党一一领导因素
    党的结构随着运动的发展而发展。在北特伦甘纳，运动首先由中央组织者在1+2系统中建立，即一个中央组织者和两个小队成员。到1985年，所有中心都采用了这一系统。但是，随着1987年至1989年的第一轮镇压，这些小队发展为拥有5至7名成员。目前小队有9至11名成员。在丹达卡兰亚，森林小队开始时有5名成员，现在他们有11名成员。现在正在采取措施组建排一一在一个小队区域(50至60个村庄)将有一个中央游击队，其下将有两到三个地方游击队，每个约七名成员。
    一开始，小队主要由党员组成。但随着小队的成长，非党员也进入了。自1992年以来，每个小队中都有一个由三名成员组成的小队区域委员会[1]，现在是小队内的主要党单位，负责其所在区域的政治和组织任务。每个队区委委员将负责约20个村庄。自1983年以来，村的党小组开始发展，但其中大部分在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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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1987年的第一轮镇压中被粉碎。从那时起，它们一直在稳步增长，今天，每个队区委都有一个广泛的村的党组织网络。这些党小组也栽培了村防队一一两者都在队区委的指导下运作。
    首先，整个运动都由（在中央下运行的）安得拉邦委员会领导。安得拉邦委员会下是北特伦甘纳地区委员会和1982年成立的森林联络委员会，以指导丹达卡兰亚运动。1987年3月举行了第一次森林党会议，并选出了一个由5名成员组成的森林委员会。到1990年，随着运动的发展，它扩大到七名成员，其中三名是书记。
    随着运动的发展，有三个独立的委员会（与邦委员会平级）直接在中央委员会下运作。它们是：
    (i)安得拉邦委员会，下设三个地区委员会一一考斯特-拉雅拉席马联合地区委员会、南特伦甘纳地区委员会和东区委员会。
    (ii)丹达卡兰亚特区委员会一一负责加德奇罗利、班达拉、南巴斯塔和北巴斯塔的四个分区委员会。
    (iii)北特伦甘纳特区委员会一一下设卡因纳加尔、阿迪拉巴德、尼扎马巴德、瓦朗加尔、北特伦甘纳森林分区（包括卡因纳加尔，瓦朗加尔，卡姆马姆的相邻森林区域)的县委员会和辛格雷尼带委员会。
    党中央致力于提高组织的政治和军事水平。党会为党的各级领导层举办政治课程和班级。军事训练营也在各级组织举行一一为村民武装分子、小队成员和中央训练营举行。每个邦委员会都会发布自己的政治刊物，传播中央委员会制定的路线，并处理其所在地区的问题。
    随之而来的是党的整体军事和政治水平不断提高。
    在军事上，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成功行动…1996年，游击队对警察的袭击次数为11次，1996年3月至1996年11月期间，游击队夺取的步枪数量为130支。
    在政治上，这种成长可以从1995年11月举行的党的全印特别会议的筹备和圆满结束中看出。
    延续纳萨尔巴里的遗产
    在印共（马列）第八次代表大会一一创始大会一一召开之后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党的全印特别会议于1995年11月举行。尽管它只是一次会议，但它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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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代表大会的地位。因为它通过了党的四个基本文件：(i)党纲和党章，(ii)战略和策略，(iii)政治决议和(iv)政治和组织审查。
    早些时候，这四份草案文件已经在全党内得到了彻底的讨论，并在各种地区和邦会议上通过（进行了必要的修改），然后提交全印会议通过。这些邦会议还审查了各自邦的工作，并就泰米尔纳德邦、卡纳塔克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运动的整顿和发展作了决定。西孟加拉邦和哈里亚纳邦单位也开始了建立革命运动的任务。除了这四个主要文件，会议还通过了一项采用1980年自我批评审查的特别决议。在详细讨论中，代表们也对另一份文件《印度革命战争一一游击区》发表了看法，并授权中央委员会完成它。
    来自安得拉邦、北特伦甘纳、丹达卡兰亚、泰米尔纳德邦、卡纳塔克邦、马哈拉施特拉邦、西孟加拉邦、哈里亚纳邦和其他一些地区的41名代表（包括三名女代表)出席了会议，还有来自印共（马列）党统一中组委的兄弟代表。会议在森林深处举行，由武装游击队员守卫，持续约20天。经过详细讨论，文件草案获得通过并作了一些修改。会议还批准了财务报告。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过程中，即将卸任的中组委成员首先提出了他们的个人自我批评，代表们就此发表了评论…然后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最终通过了七项特别决议：(i)关于开除；(ii)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和工人斗争；(iii)谴责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帝国主义宣传：(iⅴ)欢呼其他国家的革命斗争：(v)支持印度的民族斗争；(vi)要求释放贡萨罗同志和(vii)呼吁联合反对印度的扩张主义。
    本次会议是1970年印共（马列）创始大会的真正继承者，因为它坚持纳萨尔巴里的精神，并重申第八次代表大会采取的基本政治立场。1970年通过的纲领和章程在本次会议上得到更新和完善，1980年通过的策略路线（现称《战略和策略》)进一步完善了过去十五年的经验，这在政治和组织审查中得到总结。政治决议分析了目前的国内国际条件，认识到过去十年中发生的重大政治和经济变化。
    这次会议给了我国革命者新的希望；印度革命成功所需的三大法宝一一全印政党、人民军队和革命统一阵线一一很快就会成为现实的希望。
    第十二部分：印度的光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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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除了在我国其他部分建立游击区外，一项重要任务是将目前处于初级水平的游击区提升到更高水平。在这些的游击区中，革命农民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民兵成为村庄的一种常见组织形式，游击队在整个区域内更多地采用排的形式，游击战从现有的小部队行动推进到大部队集中开展行动的新阶段，施行自下而上的集中军事指挥。这样一个游击区将更加稳定，是到最后胜利的长征的又一步。
    今天，党对约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六千万人有相当影响，覆盖两个初级游击区和三个处于准备阶段的游击区。丹达卡兰亚游击区拥有800万人口，包括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两个县和中央邦的三个县；而拥有1200万人口的北特伦甘纳游击区则包括安得拉邦的特伦甘纳地区的五个县。处于游击区准备阶段的三个地区是：
    (i)东区，人口1800万，覆盖北安得拉邦的四个县和奥里萨邦的两个县。(ii)南特伦甘纳地区，人口1100万，包括特伦甘纳地区的四个县。(iii)纳拉马拉森林地区，包括安得拉邦五个县的部分地区。
    然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因为印度是一个人口超过9亿的庞大国家。除了安得拉邦、比哈尔邦、丹达卡兰亚地区以及其他受影响地区，我国的其他地方尚未被吸引到革命政治之中。但是，革命者并不孤单；强大的民主运动，特别是民族的武装斗争正在蚕食印度统治阶级的根基。
    此外，印度统治阶级本身也陷入了深刻危机，甚至无法建立稳定的中央政府。仅仅一年，自上次大选以来，政府已经改变了三次。帝国主义者正在加紧控制印度经济，像疯狂的大象一样冲向我国的每个角落，践踏印度人民的民族愿望和爱国情怀。今天统治着这个国家的印度合作者、叛徒，正在慢慢暴露出其真正本性
    一一外国资本的内奸、跨国公司和大企业的代理人、人民和国家的敌人。他们的生存归功于他们所依赖的广泛的半封建基础…但随着武装土地运动的增加，这正在逐渐受到侵蚀。所有议会党，无论他们的掩护或成色如何，都将被视为这些商业和封建利益的直接经纪人，通过“骗局”、交易、回扣、与黑手党联系以及欺骗财政部门来发财。来自议会猪圈的恶臭变得难以忍受，每次要求清理它都会导致污垢累积增加。
    查鲁·马宗达和纳萨尔巴里领导人已在三十年前预言了这些。他们的话今天己成为现实。反动派试图掩盖革命者的声音，不使真相公之于众。在纳萨尔巴里的第一阶段，1967至1972年的短短五年间，他们屠杀了一万多名革命者。但是，真理和正义的声音不会压抑。他们在紧急状态下再次尝试，杀害、致残、逮捕数千名革命者、民主人士甚至他们自己阶级的许多人。但他们越是试图消灭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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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越强烈。1977年，正义的声音以前所未有的暴怒爆发。然后是80和90年代新的革命热潮。他们又一次试图扼杀革命者的声音。自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建立以来的十六年里，大约有一千名革命者及其支持者为解放我国受压迫群众而献出生命。许多人也牺牲在比哈尔邦
    但革命的声音，自由、正义和平等的声音正越发激越。英烈的生命没有白费，他们的声音在农村的山丘和峡谷中一次又一次响起，越来越高…引起反动派心中的恐怖。就像众所周知的凤凰一样，纳萨尔巴里没有死亡；它从灰烬中一次又
    一次升起，划破阴郁和绝望的漫长黑夜，成为警醒之歌，唤醒了我们国家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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