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下册，带批注）1975.txt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下册)
    复旦大学党史教材编写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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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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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录
    第五章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九四九ーーー九五七)
    …387
    第一节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387
    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387全国大陆的解放。建国初期外交战线的伟大胜利……
    ………389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
    ……393
    争夺市场领导权的斗争，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和物价的稳定…
    …396
    第二节《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
    转而斗争》的发表。国民经济的恢复…400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发表…400全国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完成………401镇压反革命运动…
    404
    抗美援朝运动…
    …407
    调整工商业。“三反”、“五反”运动…4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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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三卷的出版。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421
    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
    …427
    第三节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制定。粉碎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429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制定。刘少奇“巩
    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动纲领的破产…429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全国代表会议。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被粉碎…
    438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我国第
    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制定…443
    第四节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发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446
    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446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450
    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454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发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459
    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464
    本章小结…
    47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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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
    命（一九五七ーー一九六二）…476
    第一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发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
    ……476
    反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开始…476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480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的发表…
    ……484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492
    在莫斯科会议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498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
    …501
    第二节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制定。彭
    德怀反党集团的被粉碎…503
    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制定…
    ……503
    国民经济的大跃进…
    509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512
    纠正刘少奇一伙形“左”实右的错误。农村人民公社的巩固与发展……517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被粉碎…521
    第三节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斗争。战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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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527
    粉碎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
    527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536党的八届九中全会…
    …537
    农村人民公社的进一步巩固…
    …540
    战胜国民经济暂时困难的斗争
    …544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548
    本章小结…
    …555
    第七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九六二
    九六五)…
    ……560
    第一节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党在整个社会主
    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制定…560
    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进一步发展…560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制定…564
    第二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始。反对现代
    修正主义斗争的全面展开…
    …568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始
    …568
    中印边界的自卫反击战…
    …576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论战…
    …581
    毛主席关于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斗争的声明和谈话的发表…
    …591
    第三节“备战、备荒、为人民”战略方针的
    提出。粉碎刘少奇形“左”实右路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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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斗争…596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
    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596“备战、备荒、为人民”战略方针的提出…600《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发布。粉碎刘少奇形“左”
    实右路线的斗争…606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尖锐斗争…
    613
    本章小结…
    6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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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生产资料所有制方
    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九四九一一九五七)
    第一节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
    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八五O年就提出了“不断革命”
    的战斗口号。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O年的法兰西阶级
    斗争》一文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个光辉思想，明确提出：“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并且制定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掌握革命领导权，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正确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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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继承、捍卫和
    了
    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革命论的原理，科学地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伟大理论。毛主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两个阶段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主席庄严地宣告：“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上去，决不容许在两个阶段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及时地提出了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和路线，并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在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指引下，我们党不失时机地实现了革命的转变。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开始的关键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中国革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首先是在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地区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革命政权，最后发展到在全国范围内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前，革命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它担负着民主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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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任务。在全国范围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并且建立起人民共和国以后，这个革命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担负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摧毁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共和国。我们党就立即把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阶段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正如毛主席所指出，我们获得了全国政权，就以此作为基本条件，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论人民民主专政》)
    【全国大陆的解放。建国初期外交战线的伟大胜利】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情况是错综复杂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并不是立即可以在全国一切地方着手施行了。那时，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如白崇禧、胡宗南等部，仍控制着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康、陕西、湖南、湖北等省的全部或一部。在新解放的广大农村中，土地改革还没有实行。农村中的主要矛盾，还是封建主义和民主主义即地主和农民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时，整个国民经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掠夺，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也需要恢复和发展。为了完成民主革命阶段遗留下来的任务，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准备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党必须首先领导全国人民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在全国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建立各级地方政权。
    九四九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胜利进军。第三野战军一部，十七日解放了闽东南战略要地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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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野战军主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在九、十月间的衡（阳）宝（庆）战役中，歼灭了国民党桂系白崇禧主力一部。接着，向广东、广西进军，十月十四日解放广州，十一月二
    十二日解放桂林，十二月四日解放南宁，在广西边境歼灭了白崇禧残部。第二野战军主力与华北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以及第一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各一部，从十一月初起分路向西南进军。十一月十五日解放贵阳，三十日解放重庆。十二月九日，云南、西康两省宣告和平解放。十二月下旬，进行了成都战役，全歼国民党胡宗南部，二十七日解放成都。第一野战军主力和华北解放军一部，于十月二
    十日进驻乌鲁木齐，并陆续进驻新疆各地。一九五O年四、
    五月间，人民解放军又渡海作战，解放了海南岛和舟山群岛。总计，我军在建国后一年的英勇作战中，共歼敌二百零三个整师，约二百十八万人，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大陆和许多沿海岛屿。在解放了的土地上，又剿灭了土匪数十万人。
    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党和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区实行军事管制，即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线军政机关组织各地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新解放的城市和乡村。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各地发动群众，摧毁国民党的地方政权，清剿国民党残余武装，肃清土匪特务，恢复生产。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建立了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毛主席和党中央还十分重视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认为人民代表会议是在当时条件下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是动员群众协助政府完成各项革命工作的有效方法。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号召各地必须在一年内开好各界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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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至一九五O年七月，一些省、行政区和各大城市以
    及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县都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密切了各级人民政府同广大人民的联系，加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在对外关系方面，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摧毁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宣告不承认国民党时期任何外国派驻中国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期
    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还着手从各方面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的影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按照这些基本原则，在建国以后的一年内，我国与苏联等十七个国家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与英国等四个国家进行了建交谈判。此外，还与许多国家恢复和发展了通商贸易关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访问苏联，同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举行了会谈。一
    九五O年一月，周恩来总理也到达苏联，参加谈判工作。
    二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其他几个协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巩固了中苏两国人民的革命团结，使亚欧大陆上的近七亿伟大的人民结成了亲密的同盟。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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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履行这个条约，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维护远东和平的重要保证。
    但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决不甘心他们在中国大陆上的惨败。在美国海军和空军的掩护下，蒋介石反动派盘踞着台湾以及澎湖、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美帝国主义在联合国顽固地庇护蒋介石集团，剥夺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它积极重新武装日本，觊觎朝鲜，妄图武装侵略中国。它支持蒋介石残匪派遣特务间谍对我进行破坏活动，武装封锁我海港，出动飞机轰炸我东南沿海城市。它还对我实行“禁运”，妄图在经济上搞垮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它公开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新中国内部“再显身手”，企图复辟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在中国人民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下，这一切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与此同时，美英帝国主义以及印度尼赫鲁政府，还企图阻止我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阴谋把我国领土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用作侵略新中国的大陆基地。还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他们就策动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分子发动了“驱汉事件”①。当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西南各省，准备向西藏进军时，美帝国主义又放出西藏地方政府将派出“亲善使团”赴各国的空气，暴露了他们策动分裂活动的野心，当即遭到我国政府和人民的严厉驳斥。②全国解放之后，中央人民政府一面准备进军西藏，一面希望西藏地方政府采取正确态度，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但帝国主义者对西藏地方政府威胁利诱，用各种方法阻挠他们派代表团前来谈判。为了确保祖国的统一和西南国防的安全，中国人民解
    放军开始进军西藏。一九五O年十月十九日，解放昌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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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的中心城市昌都，打开了通往西藏的孔道。这时，正是侵朝美军疯狂地向我东北边境进犯的时候，印度尼赫鲁政府竟在十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十一月一日，三次照会中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公然进行威胁，说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将使对中国不友好的那些国家在这一国际事务紧急和微妙关头，有借口来进行反华宣传”，“会使中国的地位在世界人士心目中产生偏见”，“大大地增加了世界的紧张形势和导向大战的趋势”，③等等。我国政府当即予以驳斥：“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④随着帝国主义指使下的藏军主力的被歼，终于促使西藏地方政府被迫接受和平解放的道路，派出代表团由陆路来北京。滞留在印度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也由海路东来，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同时到达北京，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举行谈判。五月
    二十三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指出：“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明确肯定西藏是祖国的大家庭的一个组成部分，西藏地方部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西藏地区一切涉外事宜均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
    十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协议规定，进驻拉萨。至此，全国大陆宣告全部解放。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
    在新中国建立前后，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
    党和人民政府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部分，在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固定资本中占百分之八十。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夕，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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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垄断了全国发电量的百分之六
    十七，煤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三，钢铁产量的百分之九十，石油产量的百分之百，有色金属产量的百分之百，水泥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五。国民党政府的其他机构还垄断了全国纺锭设备的百分之三十八，织布设备的百分之六十，糖产量的百分之九十，并占有全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百分之四十四的轮船吨位。党和人民政府依靠广大工人群众，接收了官僚资本的一切工厂、矿山、铁路、轮船、邮电、银行、商店以及其它企事业。到一九四九年底，接收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达二千八百五十八家，拥有工人七十五万多人。这样，一方面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完成了这个领域中民主革命的任务；另一方面使国家掌握了最大的银行、全部的铁路、绝大多数的钢铁工业以及重工业的主要部分和轻工业的某些重要部分，这就在实际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某些重要步骤。在一九四九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国营工业所占比重达百分之三十
    四点七，国营经济拥有全国电力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八，原煤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八，生铁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二，钢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七，棉纱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三。从此，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确立了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人民政府对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经济控制权，采取了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的方针，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
    一切特权，收回了中国海关，管制了对外贸易，实行了外汇管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企业由于丧失了过去享有的特权，大部无法维持，有的申请歇业，有的转让给了我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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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即在革命胜利后的一定时期内，容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同时又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限制其消极作用，并逐步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把资本主义经济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建国以后的一定时期内，仍具有两重作用。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落后，小生产占优势，民族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一九四九年，私营工业的产值为六十八亿余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三点
    二。一九五O年，全国私营商业商品销售额为一百八十二
    亿元，占全国商业机构批发额的百分之七十六点一、零售额的百分之八十五。在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的条件下，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和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对于增加工业生产，扩大城乡物资交流，维持劳动就业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私营工商业是在剥削和压迫工人的基础上生长发展的，它的唯利是图的本质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要产生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它和社会主义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对抗的，是不可能长期共存的。
    在我国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也仍然有两面性。它既有剥削工人，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性，又表示拥护共同纲领，愿意继续反对帝国主义，有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在民主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过统一战线，现在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尽可能地把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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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继续采取团结、批评、教育改造的政策。但是，资产阶级则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当成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大好时机。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即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矛盾的焦点，是中国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场极其深刻的斗争，从新中国一建立就开始了。
    【争夺市场领导权的斗争，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和物价的稳定】
    建国初期，国家的财政经济面临着严
    重的困难。旧中国的经济遗产是极端落后的。当时中国在世界各国中，钢产量占第二十六位，发电量占第二十五位，煤产量占第九位，即以比较发达的棉纺工业而论，棉纱产量也只占第五位。国民党政府连年不断地发动内战，在最后逃跑时又破坏了许多重要的工厂和矿区，严重地摧残了工农业生产。一九四九年的工业产量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较，煤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八，只有三千二百四十三万吨：钢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三，只有十五万八千吨；棉布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二，只有十八亿九千万公尺，总计平均减产一半以上。旧中国素称以农立国，但在解放以前的几十年间，粮食和棉花每年都需要从外国进口。一九四九年农业产量和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相比，粮食降低了四分之一，只有二千一百六十二亿斤；棉花降低了将近一半，只有八百八十
    九万担。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一九四九年五月的十二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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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货增发了一千四百多亿倍，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由于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的战争破坏和长期搜括，堤防水利失修，一九四九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尤其以水灾最为严重。经过人民政府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了顽强的生产救灾斗争，还有七百多万人靠国家救济。城市失业现象也十分严重，失业人数达四百多万人，相当于一九四九年末全国在职职工人数的一半。
    国家的暂时经济困难，被资产阶级看成是发财致富的好机会。他们乘机捣乱金融市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随着各大城市的陆续解放，资产阶级就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和七月，掀起了两次大规模的物价涨风，妄图搞垮无产阶级，夺取市场的领导权。上海刚一解放，资产阶级投机家就以“证券大楼”为中心，仅十天左右时间，就将黑市银元价格哄抬近两倍。黄金、银元、外币的狂涨，引起了整个物价的暴涨。六月十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革命群众的要求和支持下，封闭了“证券大楼”，将操纵市场、破坏金融的首要分子二百余人逮捕法办，并加强了对私营金融业的监督管理，初步打击了投机商。但到十月中下旬，各大城市资产阶级又相互呼应，大量套购囤积，哄抬物价。华北区以粮食带头，上海以纱布带头，引起全国性的物价涨风。在十一月上旬，上海的物价最高时每天暴涨到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七日一天中，上海投机商人向国营商业套购的粮食达平时交易额的十倍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者断言：年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被这些困难所吓倒，不得不向他们求援。资产阶级也不可一世，狂妄叫嚣“共产党军事十分，政治八分，经济零分”，似乎市场终究只能由他们占领的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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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这些妄想很快地全部破灭了。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各地对资产阶级的进攻进行了坚决的反击。沈阳、天津、西安、上海等地，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一致行动，用充分的物资准备，迫使各地的物价直线下降，有力地打击了投机商，取得了争夺市场领导权的胜利。
    十二月二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刻地指出：“我们的情况概括地说来就是：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我们不应该向人民掩盖困难，这种困难是一个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国民党的长期反动统治造成的，是客观存在；但是，我们是人民政权，完全有办法克服这种困难。我们连续几次战胜资产阶级掀起的物价涨风，就是一个证明。毛主席满怀信心地向人民预告：“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转引自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人民日报》)事实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预言。资产阶级在十一月的挫折之后，于一九五。年二月底又一次抢购物资，企图掀起第四次的物价涨风。但是，人民政府早有准备，进一步打垮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取得了稳定物价斗争的决定性的胜利。这一场争夺市场领导权的斗争，是建国以来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工人阶级打垮了投机资本，确立了国营经济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为把自由竞争、牟取暴利的资本主义市场，改造成为有组织有领导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市场准备了条件。
    要从根本上稳定物价，还必须节约支出，整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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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适应各解放区被敌人分割、独立作战的环境，财经工作采取政策上统一领导，业务上分散管理的办法。建国以后，全国在地域，交通、物资交流以及币制等方面已经统一，但是公粮和税收大多数尚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而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的部分国家支出却依靠增发通货。这种制度已不能适应在全国统一市场管理和对国营经济实行统一领导的需要，不利于集中力量同资产阶级开展斗争。因此，一九五
    O年三月三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
    通知》，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使全国的财力物力统一集中于中央，避免分散和浪费。这就大大增加了国家能够运用的资金，对于平衡收支和稳定物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
    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还统一了全国税制和加强了税收工作，采取了核实编制、清理仓库、控制投放、节约开支等项措施，并发行了一部分公债。全国人民用交粮、纳税、买公债的实际行动，积极支持人民政府。这些措施，使国家财政收支迅速接近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
    物价。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以一九五O年三月为一百，同
    年十二月为八十五点四，一九五一年为九十二点四，一九
    五二年为九十二点六。
    国家财经工作的统一和金融物价的迅速稳定，从经济上巩固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在广大人民中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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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发表。国民经济的恢复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发表】为了制定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战斗纲领，一九五○年六月六日到九日，党在北京举行了七届三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重要报告。毛主席指出：“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使命，毛主席全面地规划了下列各项工作：(1)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2)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3)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4)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5)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并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6)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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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认真地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7)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8)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在全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提高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毛主席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实现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
    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报告，对于彻底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它是我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战斗纲领。
    六月十四至二十三日，毛主席又亲自主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讨论政府工作，充分发扬民主，把全国人民组织到实现党的纲领的伟大任务中来。
    【全国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完成】
    在七届三中全
    会的战斗纲领的指引下，党首先在新解放区领导人民进行
    土地改革工作。一九四九一一一九五O年冬春，在华北各
    城市近郊等一部分新解放区己经进行了土地改革。这时，连老解放区在内，约在一亿六千万总人口（一亿四千五百万农业人口)的地区完成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但在广大的新解放区中，还有约三亿一千万总人口（二亿
    六千四百万农业人口)的地区没有实行土地改革。七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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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引导会议着重讨论了土地改革问题。毛主席在会上指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这个草案经政协全国委员会同意，并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后，六月三十日，由毛主席亲自下令颁布。广大的新解放区遵照土改法令的指示，根据剿匪反霸等工作进展的情况，逐步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这一次土地改革运动，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斗争，彻底打倒地主阶级。这次土地改革运动是在全国已经基本解放，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成立的条件下进行的。为了充分发挥人民政权保卫和支持农民革命斗争的作用，党除了正
    式发布土地改革法之外，一九五O年七月又由政务院制定
    了《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和《人民法庭组织通则》，以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同时，坚决反对单纯依靠行政命令，从上而下地实行“和平土改”、“官办土改”的倾向，反对恩赐观点，反对向地主妥协投降的右倾政策，充分发动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无地少地的贫农和雇农作骨干，团结中农，由他们自觉地行动起来，亲手斗倒地主、没收和分配土地，并在斗争中不断提高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
    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一次土地改革实行了中立富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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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富农经济的方针。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由于战争已经在大陆上基本结束，情况与一九四六ー一九
    四八年时不同了，“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同时，这一次土地改革运动吸取了一九四七一一一九四八年间几个月的教训，防止了“左”的干扰。八月，政务院又公布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保证运动沿着正确的阶级路线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由于我们已经掌握了大城市，因此，在这次土地改革运动中，党组织了城乡最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不仅发动城市中工人、职员和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和拥护土地改革运动，并且教育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用实际行动支持农村的反封建斗争。毛主席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上指出：“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毛主席的教导，鼓舞了许多人站在革命人民一边，支持土地改革运动，并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改造。这种城乡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形成，有助于农村中土地改革运动的进行，有助于正确执行保护工商业以及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政策。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经过大约两年半的时
    间（主要是一九五O至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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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两个冬春)，基本上完成了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到一九五二年底，除西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省还未进行土改外，全国共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七亿亩的土地和大批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七百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经过土地改革运动，打倒了地主阶级封建势力，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中的优势，巩固了工农联盟。在土改运动过程中，一九
    五O年十二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区、乡人民代表会议
    组织通则。各地在完成土地改革后，普遍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或农民代表会议，加强了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并且普遍地建立了民兵组织，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土地改革彻底地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迅速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农民的购买力也有所提高。这一切，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工业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镇压反革命运动】
    在实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党
    还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党遗留在大陆上的政治土匪约有二百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六十万人，各种特务分子六十万人。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广大新解放区进行了剿匪反霸斗争，给了当时危害极大的土匪恶霸以沉重的打击。对蒋介石集团布置潜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也进行了搜捕，并在一些城市开展了对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的登记工作和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工作。但是，还有大批反革命残余力量存在。没有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便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便不能保证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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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坚决镇压反革命的任务，并且规定：“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
    动，必须提高警惕。一九五O年七月二十三日，政务院和
    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反运动从此开始了。
    但是，在一个时期中，党内存在着的右倾情绪成了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主要障碍。党内具有右倾思想的人对敌情缺乏认识，麻痹轻敌，放松了对反革命的警惕。他们片面理解党的政策，强调了宽大的一面而忽视了镇压的一面，使反革命活动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特别是一批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制裁。人民群众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说这是“宽大无边”。加以当时美帝发动了侵朝战争，国内反革命势力更加猖獗起来，妄图里应外合，实行反革命复辟。他们组织反革命的地下军和政治土匪，进行抢劫暴乱，破坏厂矿交通，刺杀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他们烧毁房屋，抢劫耕牛，破坏农业生产。一些恶霸地主也乘机跳出来破坏土改，向农民群众反攻倒算。广大群众深切地感到，只有坚决镇压反革命，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活动，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才能有安定的生产和工作环境。
    党中央针对反革命分子的猖獗活动和党内的右倾情
    绪，在一九五O年十月发出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
    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指出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纠正“宽大无边”的错误。一九五一年二月，毛主席又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这个条例全面地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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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对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处理反革命问题作了完整的规定，是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强有力的武器。毛主席并提出了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方针。由于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右倾错误很快地得到了纠正。从一九五O年十二月起，全
    国范围开展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到一九
    五一年春形成了高潮。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党坚持实行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了群众运动的威力。人民群众广泛参加检举、监督和清查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使人民政府能又稳又准又狠地打击反革命活动。这次运动集中打击了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严厉惩办了一批对人民、对祖国犯有严重罪行的首恶分子，并清除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到一九五二年，全国取得了镇压反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复辟阴谋，保证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恢复国民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大大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巩固了革命新秩序，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期间，党还结合镇反进行了工矿企业中的民主改
    革运动。早在一九五O年初，有的工厂企业就开始了废止
    封建把头的斗争。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把工矿企业的民改运动和镇反运动结合起来，这是一场包括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内的复杂的斗争。党发动和依靠工人阶级，首先在国营企业，然后在私营企业中，有领导、有步骤、有系统地清理了阶级队伍，并对企业中压迫工人阶级的旧制度进行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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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的改革。通过这个运动，打击了工矿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加强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巩固了党在工矿企业中的领导权。
    【抗美援朝运动】
    正当中国人民开始为争取国家
    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一场侵略朝鲜并妄图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战争。
    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之后，美帝国主义不甘心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便处心积虑要对中国发动新的侵略，妄想把新中国扼死在摇篮里。它极力扶植逃到台湾省负隅顽抗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同时，在北翼武装南朝鲜反革命军队，在南翼干涉越南，妄图从三路进攻中国。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帝指使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了进攻，挑起了朝鲜战争。李承晚傀儡集团的进攻，遭到了朝鲜人民军的英勇反击。二十七日，美帝派出海军援助南朝鲜侵略军。美帝头子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参加朝鲜战争，实行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破坏世界和平。同时，美国悍然宣布以武力阻止我解放台湾，公然侵占了我国神圣领土台湾省。美帝点燃起的战火己烧到我们的大门前了。毛主席在二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严正指出，美帝国主义己经撕毁了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协议，暴露了它的帝国主义面目，这并不是中、朝一两个国家的问题，而是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它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毛主席发出了伟大的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美帝国主义不顾世界舆论的反对，一意孤行，竭力扩大侵略。七月七日，它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法通过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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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授权美国统率侵朝干涉军。此后，美帝即纠集十五个仆从国家派出军队，打起联合国旗号，扩大侵朝战争。八月下旬，美国侵朝军飞机公然侵入我东北上空，在鸭绿江右岸进行扫射。九月十五日，美帝侵略军大举在仁川登陆。
    十三日，侵占汉城，扩大侵略的野心更加明显了。周恩来总理当天就向美国发出警告，指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⑤十月二日，美帝侵略军悍然越过三八线，于二十一日侵占平壤，并沿图门江和鸭绿江向我国边境疯狂进攻。同时，美帝空军不断侵入我国领空进行轰炸和扫射。美帝国主义狂妄地叫嚣：“在历史上说来，鸭绿江并不是把两国截然分开的一道障碍”⑥，公开表示要进犯中国。中国人民和美帝侵略军的一场武装斗争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了。
    对于美国侵略者挑起的这一场严重的斗争，国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分子表现了极大的动摇。资产阶级惧怕美帝国主义的表面“强大”，担心我国人民的坚决迎击美帝挑衅的原则立场会“引火烧身”，主张实行妥协和退让。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刘少奇、林彪之流，被美帝的战争叫嚣所吓倒，反对出兵抗美援朝。林彪竞胡说我国刚刚初定，国内的土匪还没有肃清，这个时候“要顾内，又要顾外，对我们是不利的”，公然鼓吹“宁可断其一臂，不可毁其全身”的投降主义谬论，并拒绝赴朝作战。他们不仅背叛了中朝人民在长期反帝斗争中结成的兄弟友谊，听任美帝侵略邻人而不予援助，而且准备放任美帝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毛主席驳斥了这种彻头彻尾的民族投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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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张，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迅速
    组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一九五O年十月二十五日，雄
    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兄弟的朝鲜人民并肩战斗。
    十一月四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指出：“唇亡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了右倾投降主义者的干扰，戳穿了美帝国主义这个纸老虎，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打败美国侵略者的战斗意志。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初期，朝鲜战场上敌人的总兵力为六十九万多人，其中美军四十一万人，李承晚军二
    十四万人，十五个仆从国军队四万多人，并拥有现代化装备和规模很大的海、空军部队。我志愿军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遵循“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配合”的战略方针，在朝鲜人民的支援下，与朝鲜人民军
    一起英勇奋战。从一九五O年十月底到一九五一年五月，
    连续进行了五次攻势战役。
    一九五O年十月，敌军集中三十万兵力，侵至鸭绿江
    边，梦愿在十一月一日前全线推进到中朝边境，二十三日实现占领全朝鲜的野心。美帝狂妄自大，不顾一切，分兵冒进。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隐蔽集结于西线的主力，于十月下旬开始对敌人发起猛烈反击，在温井西北的两水洞，突然扭住冒进的敌人，迅速予以歼灭。接着，又连续举行进攻，经过十二昼夜的战斗，歼敌一万五千多名，将鸭绿江、图门江一带的美李军驱逐到清川江以南，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次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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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二十四日，敌人再次集中精锐部队二十万人，发动了所谓“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诱敌深入，主动撤退到清川江以北，使西线敌军伸进了我军布置的战场。我军出敌不意，于二十五日发起反击，围歼了敌军，并乘胜追击，一举收复平壤，把敌人赶回了三八线。东线的中朝人民军队，从二十七日起，也突然向长津湖地区的美军发起攻击，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不断给敌人以严重打击。仅仅三天时间，美国侵略者吹嘘的“总攻势”，就一败而为总溃退了。到十二月下旬，朝中人民军队共歼敌三万六千多人，收复了朝鲜北部广大土地，把敌人赶到三八线以南，胜利地结束了第
    二次战役，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场的形势。
    第二次战役之后，敌军妄图利用三八线原有阵地，阻止朝中人民军队前进，以争取时间补充实力，卷土重来。
    我军乘敌立足未定，在一九五O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动了
    新年攻势，在强渡冰冷刺骨的临津江后，迅速突破并割裂了敌人防御地带，解放了汉城，将战线推进到三七线。这时，敌人企图引诱我军主力深入南朝鲜，以便从我军的侧后海岸登陆进行夹击。我军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断然停止了追击，保持了主动权。第三次战役在一九五一年一月五日胜利结束，共歼敌一万九千多人。
    月二十五日，敌军二十万人又向朝中部队汉江南岸阵地进犯。开始，我军在汉江南岸阻击，并在东线横城地区对突出之敌举行反攻。随后，我军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主动撤离汉城，全线转入机动防御。到四月二十一日，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敌人象爬行一样，只推进了一百多公里，却损失兵力七万八千余人，最后被我阻止在开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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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杆城一带。结果，第四次战役也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了推卸责任，寻找替罪羊，下令撤掉了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总司令”等四项职务。
    美李军接连遭到四次惨重打击后，又策划在朝中部队侧后海岸登陆，建立所谓“元山一一安州一线的朝鲜蜂腰部的新防线”。为了粉碎敌人的这一阴谋，朝中人民军队从四月二十二日起，发动了强大的春季反击战。经过五十余天的奋战，在整个战线上将敌军逐退了五十
    七十公
    里，消灭敌人八万二千余人，粉碎了敌人建立新防线的计划，胜利地结束了第五次战役。
    经过五次攻势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歼灭了美李军二十三万人，把敌人打回了三八线，守住了
    三八线，奠定了朝鲜战争胜利的基础。
    在国内，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热潮。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期间，党在全国人民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揭穿了美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肃清了亲美、崇美、恐美的反动思想影响。党教育人民要仇视美帝，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要鄙视美帝，因为它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全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要蔑视美帝，因为它是纸老虎，是完全可以打败的。与此同时，党还在全国人民中展开了大规模的签订爱国公约的运动。在党的号召下，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和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大批的农民、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医务人员，到前线担任战地勤务和运输工作。工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农民开展爱国增产运动，努力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并开展了全国规模的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针对美帝细菌战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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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发出的“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在这期间，全国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调整工商业和“三反”、“五反”等运动，同抗美援朝运动紧密结合，互相推动，以更快的步伐把革命推向前进。
    一九五○年十二月，中央人民政府针对美帝宣布管制我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的非法行动，针锋相对地管制和清算了美国在中国的公私财产，基本上肃清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侵略势力。同时，人民政府对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分别作了处理，肃清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势力，并推动了天主教、基督教中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爱国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
    美国侵略者在朝中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败局已定。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日益发展。美国与英、法等国的矛盾正在加剧。美国内部的社会矛盾也一天天激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被迫接受苏联在联合国提出的关于停战谈判的建议。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双方开始举行谈判。
    但是，美国并没有和平谈判的诚意，它一方面在谈判桌上进行政治讹诈，另一方面又在战场上拼命反扑。八月间，敌军发动了“夏季攻势”，接着又发动了“秋季攻势”。朝中人民军队在横贯朝鲜半岛中部二百五十公里的战线上，构筑了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我志愿军按照毛主席指示，坚持“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与朝鲜人民军密切配合，不断粉碎敌人的进攻，把战线稳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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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八线附近，迫使敌人重新坐下来谈判。一九五二年十月，美国又一次片面中断了停战谈判，并发动了上甘岭战役，妄图迫使我方接受其无理要求。敌军的炮火，将山头削低了两公尺。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依托坑道，顽强固守。在激烈的战斗中，出现了黄继光以身体堵住敌人地堡的火力，打开部队前进道路的英雄事迹。经过反复争夺，我军歼敌二万五千多人，阵地巍然屹立不动。上甘岭成了敌人的“伤心岭”。美帝的军事进攻又以惨败而告终，因而不得不在一九五三年四月再次恢复和谈。
    为迫使敌人认输罢手，我志愿军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从一九五三年五月中旬开始，协同朝鲜人民军，发动了强大的夏季攻势。战役初期，我军夺取了敌前沿支撑点，歼敌四千余人。接着，又突破敌正面阵地十二公里，歼敌四万余人。然后，我军向敌四个师二十五公里的防御线同时发动进攻，一小时内全线突破，歼敌七万八千余人。这次战役，充分显示了我军战斗力的提高。
    美帝国主义眼看无法挽救败局，又害怕朝中人民军继续扩大进攻，终于被迫接受停战。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全世界人民渴望的朝鲜停战终于实现了。
    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动员了三分之一的陆军，五分之
    一的空军和大部分海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新式武器，耗费了军费二百亿美元以上，结果损失兵员三十九万多人，连同南朝鲜傀儡军和其他帮凶军共损失兵力一百零九万多人，最后还是落得个可耻的失败。全世界人民在朝中人民的胜利中，看清了美帝国主义这个庞然大物只不过是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连美国前国防部长马歇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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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承认，“神话已经破灭了。美国原来并不是象人家所想象那样一个强国”。⑦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有全国人民的支援，全世界人民也站在我们方面。它证明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加强了全国人民的团结，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抗美援朝的胜利，再一次证明，只要依靠人民，有一条正确路线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在三年中，全军共涌现出三十多万英雄、模范和功臣，其中有很多象黄继光、杨根思、罗盛教、邱少云等优秀人物。他们的勇敢、顽强以及高度的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永远值得革命人民的纪念和学习。中国人民志愿军，遵照毛主席提出的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的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的教导，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互相支援，亲密合作，共同为打败美帝国主义而战斗。中朝两国人民在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正义战争中，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和革命团结，象鸭绿江的流水，奔腾不息，象长白山上的松柏，万古长青。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大长了中朝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威风，保卫了朝中两国的安全和独立，保卫了亚洲和世界和平，打破了美帝国主义妄图独霸世界的狂妄计划，鼓舞了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调整工商业。“三反”、“五反”运动】
    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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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人民的努力下，我国的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使私营工商业固有的弱点逐步暴露了出来。一些过去为帝国主义分子和官僚买办地主阶级服务的行业，失去了市场。物价稳定后，社会的虚假购买力突然消失，奸商囤积的商品被迫上市，市场上出现了某些暂时的供过于求的现象。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更造成了公私经济之间、各经济部门之间、产销之间的严重脱节。不少资本主义企业机构臃肿，经营管理不善，生产成本高，难于维持，有的歇业，有的停工减产。毛主席针对这一情况，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调整工商业的任务，指出必须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从一九五O年六月起，全国开始
    进行工商业的调整工作。为了使资本主义经济切实地服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政府采取了加工、订货和收购成品的方式，使私营工业按照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并使它们取得一定的合法利润。对资本主义商业，由国营贸易机关在批发和零售差价、地区差价和营业范围方面给它们以一定的活动余地，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利用其积极作用，沟通城乡的商品交流，但绝不允许私商进行投机活动。
    在当时私营企业中，工人阶级还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因此，必须调整劳资关系。人民政府规定，在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实行“劳资两利”的原则，一方面保障工人群众的民主权利，一方面允许资本家获得一定的利润。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不能由国家直接计划，存在着产销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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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的现象，因此还必须调整产销关系。政府召开了一系列的专业会议，经过公私代表充分协商，拟定了各行各业的产销计划，以逐步克服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
    经过一系列调整工商业的措施的实行，进一步确立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并将私营工商业初步纳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随着工商业的合理调整，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有了某些发展，对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调整工商业取得初步成效时，党发出了增产节约的号召。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幕，毛主席在开幕词中总结了各项运动的伟大胜利，并向全国人民指出：“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展开，逐渐暴露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严重事实。十一月下旬，在河北省党的第三次代表会议上，揭发了原天津地委负责人刘青山、张子善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严重违法乱纪的事件。刘、张两人为了满足极端腐化的生活享受，大量贪污盗窃国家财产，罪行十分严重。这个事件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腐蚀侵袭的严重程度。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毛主席及时指示全国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一九五二年元旦，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团拜时的祝词中，发出了庄严的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一月九日，根据毛主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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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精神，周恩来总理在中央、华北和京津两市的干部大会上号召全国社会人士特别是工商界积极参加这一运动，进行自我改造。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又提出在工商界中开展一个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在党的领导下，“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了。
    “三反”、“五反”的斗争是我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次大较量，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而进行的一场很激烈的斗争，它揭开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反修防修斗争的序幕。它的发展过程，首先是在党内、国家机关内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即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了的人员；随着就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即斗资产阶级。党组织了有工人、店员积极分子和革命干部参加的“五反”工作队，进入私营企业，同本单位群众结合，开展“五反”运动。党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揪出了一批“五毒”俱全的反动资本家。经过对资产阶级的揭发，又不断发现了机关团体中贪污和盗窃罪犯的线索。这样，内外夹击，使运动越来越深入。不法资本家和贪污盗窃犯曾企图抗拒运动，订立“攻守同盟”，拒不坦白交待罪行，有的甚至用停工、停薪、停伙等手法，对职工进行威胁，妄图蒙混过关，但在强大的群众运动面前，都一一失败了。
    “三反”、“五反”运动揭发出来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大量事实，是骇人听闻的。他们把大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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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阶级分子派进各地甚至中央的经济部门充当坐探，有的资本家竞在国家经济机关建立了一、二百人的坐探网。他们大量偷税漏税，天津、上海等地偷漏营业税的比例占百分之八十七和九十九。他们大量盗窃国家财产，使用以次充好、以假冒真、以少报多等手法偷工减料，骗取高额利润。他们大量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投机倒把，甚至把国家经济情报卖给帝国主义。有些大奸商还通过把持“同业公会”或组织“聚餐会”、“座谈会”、“联营社”等非法机构，组成垄断集团盗窃集团，在政治上、经济上向无产阶级展开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有些不法资本家为了攫取暴利，竟然把一穿就裂的胶鞋，一刨就断的铁镐，一铲就卷口的铁锹，卖给抗美援朝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更有甚者，有的反动资本家竟用已腐烂的牛肉做成罐头食品，用发霉的面粉做成饼干，在咸菜和大米中掺沙子，用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拣来的棉花做成“急救包”，供应志愿军，造成了志愿军伤病员的中毒死亡事故，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资产阶级的这种“五毒”活动，是相当普遍和严重的。根据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广州、沈阳等九大城市的统计，在四十五万多户资本主义工商业当中，有百分之七十六不同程度地犯有“五毒”罪行。这个事实表明，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全国解放后刚刚有了某些发展时，就自以为羽翼渐丰，又可以同工人阶级较量了。这是资产阶级反限制、反改造的反动性的又一次大暴露，它说明不经过严重、反复的斗争，要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不可能的。
    “三反”、“五反”运动揭发出来的事实也表明，资产阶级腐蚀国家机关干部的程度是十分严重的。他们拉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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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旧机关的留用人员，又用糖衣炮弹袭击革命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拉着这些人一起来危害社会主义事业。这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从当时被腐蚀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来看，情况是各种各样的。那些留用的旧人员中，有些人原来就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则本来就是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在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中同资产阶级里应外合，为非作歹。在资产阶级的腐蚀下，革命队伍中的某些人员也严重地滋长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恶劣倾向。他们忘记了毛主席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的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警告，丢掉了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少数人甚至被资产阶级的吹捧、行贿和“美人计”等手段拉下水，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蜕化变质，成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因此，腐蚀和反腐蚀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
    一个重要方面。“三反”、“五反”运动就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腐蚀、反修防修的严重斗争。党把它看作如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
    一样的大张旗鼓地开展斗争。
    毛主席掌握了这一场阶级斗争的大量材料，具体地、精辟地分析了各阶级在斗争中的动态，及时地提出了党的反击资产阶级的伟大战略部署和策略方针。各级党组织在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揭发批判的基础上，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认真查证核对，弄清真伪轻重，分别处理。对于贪污盗窃犯，多数情节较轻或彻底坦白、立功赎罪的从宽处理，少数情节严重恶劣而又拒不坦白者予以严惩。对于资本主义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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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转引自《新华月报》一九五二年四月号)按照区别对待的原则，把私人工商户（包括资产阶级和非资产阶级的独立手工业户及家庭商业户，但不包括摊贩)划分为五类，即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二类约占百分之五左右。例如在北京五万工商户（包括独立工商户，不包括摊贩）中，守法户约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户约占百分之六
    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严重违法户约占百分之四左右，完全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一左右。这种分别对待的政策，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完全陷于孤立。后两类在补交税款、退回赃物之外还酌情给以不同的处分，个别罪行严重的大贪污犯和不法资本家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则处以死刑。这种处理使一切犯了错误的人都受到必要的教育，又使少数严重的罪犯受到应得的惩处，体现了党的“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处相结合”的方针。
    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三反”、“五反”运动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开始到一九五二年六月，经过半年左右的激烈斗争，获得了伟大的胜利。通过这个运动，粉碎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教育了国家工作人员，教育了全国人民，并在全国范围内冲击了旧社会的污毒，树立了新社会廉洁朴素的风气。通过这场斗争，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迫使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就为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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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三卷的出版。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全国解放
    以后，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开展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同时，在思想战线上也开展了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尖锐斗争。
    我们党十分注意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去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从七届二中全会之后，各级领导机关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以十二本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为基本教材⑧，广泛组织在职干部进行学习。各机关、部队、工厂、大中学校开展了群众性的学习活动，认真学习马列的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适应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上的需要，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积极进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一九五○年底，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出版了毛主席的重要哲学论文《实践论》。一九五一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周年的时候，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又陆续发表了毛主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八篇重要著作。同年十月，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正式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一九五二年四月和一九五三年四月，又先后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第三卷。《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
    三卷，收集了毛主席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发表的重要著作共八十八篇，每篇著作都经过毛主席亲自校阅，并由出版委员会作了一些题解和注释。这些重要著作，是毛主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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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光辉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最完整的总结。《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事件，它给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以强大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三卷出版后，全党和全国人民立即掀起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通过学习，大大提高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大大加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阵地。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武装了革命群众，就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同时，毛主席的这些光辉著作迅速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版，受到了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欢迎，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建国以后，在思想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关于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事件。
    九五O年三月，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了反动影片
    《清宫秘史》。这部影片以清末戊戊变法运动为历史背景，站在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歪曲历史，宣扬投靠帝国主义的奴才思想，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它颠倒是非地把光绪皇帝投靠帝国主义的可耻行径说成是爱国行为，而把人民的反帝斗争污蔑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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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放火”。它是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向无产阶级发起的猖狂进攻，完全适应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侵略和颠覆的需要。这部影片原由一个反动文人编写，在解放前由一家反动电影公司摄制，以讨好帝国主义并为垂死的蒋家王朝献策，这本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在蒋家王朝覆灭之后，在美帝国主义侵朝战火已经烧到我国大门的时候，身为共产党员的刘少奇、周扬一伙，竟然还把这部影片说成是“爱国主义”的，为它的上映大开绿灯，岂非咄咄怪事？
    毛主席从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毛主席尖锐地提出：“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在这场深刻的斗争中，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多次提出要批判这部影片。然而，当时窃据旧中宣部领导职务的陆定一、周扬等人，却顽固地对抗毛主席指示，拒绝对这部反动影片进行批判。由于江青同志的坚决斗争，刘少奇一伙终于不得不让《清宫秘史》停映。但是，对《清宫秘史》的批判却被他们暂时扼杀了。
    一九五○年六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党在文化教育战线上的根本方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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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地谨慎地进行引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但是，当时刘少奇、陆定一、周扬一伙拒不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正确
    政策。一九五O年底，正当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
    革命运动全面展开的时候，刘少奇、周扬一伙又抛出了反动影片《武训传》，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公开上映。这是一部狂热地歌颂地主阶级及其走狗，宣扬奴才主义和投降主义，鼓吹尊孔读经，污蔑农民革命斗争的极端丑恶的影片。远在解放前，国民党伪中央电影制片厂，就动手拍摄这部电影，但没有来得及拍完，蒋家王朝就覆灭了。解放后，窃据了上海文艺工作领导职务的夏衍，继承了国民党未完成的事业，拍完了这部电影，并为封建奴才武训披上了一层薄薄的“为人民服务”的外衣。这部反动影片出笼后，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仅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的报纸和刊物，就登载歌颂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至少有四十多篇。其他如《武训传》的电影小说，歌颂武训的章回小说、画传等也纷纷出笼。这些文章、小说公然鼓吹学习武训和所谓“武训精神”，把武训说成是“劳动人民伟大的典型”，“中国第一位热心办教育的人”。其实质，就是要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象武训那样向地主资产阶级屈膝投降，取消革命。
    电影《武训传》上映后，受到了毛主席的严肃批评。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毛主席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发动了对《武训传》的批判。毛主席深刻地剖析了电影《武训传》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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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性，指出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毛主席严肃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毛主席特别提醒全党注意：“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滩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为此，毛主席号召：“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国展开了对电影《武训传》的声势浩大的批判。江青同志亲自带领了“武训历史调查团”，深入武训家乡山东，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了二十多天调查，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份重要报告经毛主席亲自修改，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在《人民日报》发表。它以铁的事实证明，武训是一个流氓起家，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武训历史调查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最好的总结。这场斗争，是建国以后，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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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斗争的第一个大战役，也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对孔孟之道和投降主义的第一次大批判。这场斗争的胜利，大破了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的思想觉悟，直接推动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各项运动的发展，并为社会主义改造作了思想准备。
    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斗争，深刻地推动了知识分子
    的思想改造。一九五O年六月，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就向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号召。一九五一年十月，毛主席进一步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幕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步骤：组织他们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党的政策文件，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接受工农群众的教育。从一九五一年十月起，在政府机关、人民团体、文教单位、民主党派、工商业、宗教界开始了普遍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目标，是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运动中，广大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列主义，划清两种思想界限，提高政治觉悟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想。同时，结合思想改造运动，初步清理了知识界的队伍，清除了一小撮隐藏在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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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
    在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的同时，教育领域也进行了初步的改革。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改革的指示，废除了学校中的反动课程，开设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课程，开办了
    一大批培养工农干部和工农子弟的工农初等学校、工农速成中学、工人政治学校和各种业余补习学校，并着手在工厂、农村开展群众性的扫盲运动。此外，还逐步接办了过去受帝国主义津贴的教会学校，收回了教育主权，扫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思想文化侵略的一批据点。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校还进行了院系调整。同解放初期相比，教育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据统计，到一九五二年，全国小学生达五千一百万人，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一倍多；中学生达三百多万人，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一倍半；高等学校学生达十九万人，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一点二；工农业余学校入学人数约二千七百万人，扫除文盲六十五万多人。但是，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刘少奇一伙顽固对抗毛主席关于教育改革的指示，竭力保护国民党那一套地主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后来，他们又极力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使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教育领域中长期占着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教育领域领导权的严重斗争一直在尖锐地进行着。
    【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
    在土地改革、
    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的推动下，我国的生产建设事业迅速发展，到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国家财政经济情况已经根本好转，工农业生产已恢复和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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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战前最高水平，财政收支已经平衡，物价已经稳定。
    在工业战线上，广大工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热烈地开展生产竞赛，提出各种合理化建议，使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政府在财政尚有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紧缩其它开支，增加了对工业建设的投资。因此，工业和交通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九五二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与解放前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较，钢超过百分之四十
    六，铁、煤各超过百分之七，机床超过百分之一百五十五，棉纱超过百分之四十八，糖超过百分之九，发电量超过百分之二十二。如果以一九四九年的产量为一百，则一九五
    二年的产量分别为：钢八百五十四，煤二百零五，机床八百六十八，棉布二百零三，糖二百二十七。交通运输事业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建国三年来，共修复铁路一万余公里，新建铁路一千二百多公里；共整修公路三万二千四百多公里，新建公路一万一千多公里。尤其是成渝铁路、天兰铁路的建成，以及连接西南、西北的新铁路（即一九五
    六年建成的宝成铁路)的开始修建，对开发西北和西南地区的丰富资源，巩固国防，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农业战线上，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爱国增产运动的蓬勃发展。人民政府所进行的大规模水利建设，特别是准河水利工程和荆江分洪工程的兴建，大大地提高了亿万农民抗御水灾的能力，保证了广大地区的农业丰收，促使农业生产逐年上升。以
    一九四九年的年产量为一百，粮食：一九五O年为一百十
    七，一九五一年为一百二十八，一九五二年为一百四十五：
    棉花：一九五O年为一百六十，一九五一年为二百三十五，
    一九五二年为二百九十一。畜牧业和渔业也有了显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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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来，大牲畜增加百分之二十七，羊增加百分之四十六，渔业产量增加约三倍。
    在生产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优势有了进
    一步的增长，国营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大大增长，
    一九四九年为百分之三十四点七，一九五二年己占百分之
    五十六。铁路已完全由国家经营。沿海和长江的航运企业，国营的占百分之六十左右。进出口贸易约有百分之九十已由国家经营。在国内的零售贸易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占全部零售额的百分之四十二点八。
    建国三年来，全党和全国人民遵照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制定的战斗纲领，英勇奋斗，终于完成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而斗争的光荣任务，为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第三节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的制定。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制定。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动纲领的破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开始进入以解决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要内容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的头三年中，毛主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紧张的战斗，胜利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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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三年开始，我国进入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充满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马克思在论述资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时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哥达纲领批判》)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又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的阶级斗争形式是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原则上解决了我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方针政策。
    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实际情况看来，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是很复杂的。据一九五二年统计，各种性质的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百分之十九点一，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为百分之一点五，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高级形式）为百分之零点七，私人资本主义为百分之六点九，小私有制的个体经济为百分之七十一点八。在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工业占百分之
    五十六，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占百分之二十六点九（其中公私合营占百分之五，加工订货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九)，自产自销的资本主义工业占百分之十七点一。在农村，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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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其中参加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的农户只有百分之零点一)，个体农户则占百分之六十。在手工业中，参加合作组织的手工业者占手工业总人数的百分之三点一，个体手工业者则占百分之九十六点九。这就说明，在当时我国社会中还存在着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而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合计起来，在全部国民经济中还没有占到四分之一。在阶级关系方面，那时，我国不仅有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而且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被推翻了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势力。特别是小资产阶级还象汪洋大海似地包围着我们。正如列宁所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同时，社会主义社会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出来，因此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旧社会的痕迹，资产阶级法权，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还严重地存在着。因此，在我国的过渡时期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过渡时期这种复杂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为两条路线的斗争。隐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当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刚一结束，就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路线，先后对天津市委、天津职工代表大会、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以及天津国营企业职工和东亚毛纺厂职工狂热地宣扬“剥削有功”论，说什么“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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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年轻时代”，“需要发展”，“需要扩大”，吹捧资本家“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五月，他又在北京的干部会议上继续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胡说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要等到“几十年以后”，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生产过剩”的程度时才行。刘少奇的这一套谬论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是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和“二次革命论”的再版，是从第二国际老修正主义者和叛徒陈独秀那里捡来的破烂货。
    刘少奇及其一伙鼓吹在城市放手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在东北和华北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又鼓励发展富农经济，反对正在蓬勃兴起的互助合作运动。一九四九
    至一九五O年冬春，东北贫下中农的变工互助组织有了很
    大的发展。但是，刘少奇根本否认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恶狠狠地诅咒这种发展是“因为个体经济的破产”，将来“势必要缩小”。他主张在东北发展“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叫嚣对雇工“应该放任自流”，“多流出一些富农来也很好”。他指使中央组织部允许党员雇工“有完全的自由”，说党员不雇工是表示“党员对生产消极”，说什么“东北将来有一万个富农党员也不怕”⑨，阴谋从根本上瓦解我们党。不久，华北地区贫下中农参加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的己经达到百分之六十，有的地方积极提出了把互助组提高一步，试办合作社的要求。一九五一年七月三日，刘少奇又背着毛主席，在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上，恶狠狠地批道：“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压制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到处宣扬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谬论，硬说什么只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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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工业的国有化，才能供给农民大量的机器，然后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才有可能。”⑩竭力反对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上，把他的“理论”和做法归结为一个口号：“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正式抛出了他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动纲领。他到处宣扬要“确保私有财产”，鼓吹“四大自由”（即土地买卖和租赁自由，放债自由，雇工自由和贸易自由)。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是“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就是不搞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资产阶级纲领性质的错误。至于“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也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口号，其目的同样是掩护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刘少奇还指使他在哲学界的代理人炮制所谓“综合经济基础论”。他们完全抹煞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对立，抹煞上层建筑的阶级性，胡说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综合性的”，“既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份”，两者“能够平衡地互相衔接地发展”，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要为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妄图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地搞阶级合作，实行阶级投降。
    针对刘少奇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路线，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党中央第一个《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以草案的形式发给各地党委试行，要各地党委把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当作一件大事去抓。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党中央又对这个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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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案作了进一步的修订，通过成为正式决议，并于三月间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决议正确地分析了在新的条件下农民的两重性，即经过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民，一方面有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肯定农民中的多数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又看到一部分农民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决议规定，在一定时期中并不禁止富农经济的发展，以便坚持巩固地联合中农的政策。但是决议强调指出，我们党从来认为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挥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引导农民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决议满腔热诚地支持当时正在东北和华北迅速发展着的互助合作运动，并且总结了己有的经验，分析了互助合作组织的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简单的劳动互助，即初级形式的主要是临时性和季节性的互助组；第二种是较高级的常年互助组形式，它已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并有少量公共财产；第三种是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指示各地，应根据新老解放区和运动发展的不同情况实行不同的发展方针。毛主席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对于个体的农民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决议更加具体地体现了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坚持在农业合作化中实行由低级向高级的逐步发展的方针，使这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能够迅速而顺利地在全国开展起来。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全国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广大贫下中农迫切要求实行互助合作。除了大量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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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组之外，早在一九五一年，各地便重点试办了四百个左右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一九五二年底，全国成立了三千六百六十三个农业社。一九五三年春，在党中央正式公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的鼓舞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量迅速成倍地增长起来，许多互助组积极要求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由个别试办发展到普遍试办阶段。但是就在这时，刘少奇之流从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出发，却刮起了一股反对“急躁冒进”的妖风，在一些地方成批地解散农业合作社，强迫把合作社降为互助组。仅河北省的
    五千八百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被搞垮了两千多个。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镇压下，许多己经办起了的合作社，被迫转入“地下”，实行“明组暗社”。一边是党的关于农业互助合作决议的发表和贫下中农要求办社的积极性；一边是刘少奇鼓励发展富农经济，反对互助合作。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
    一九五三年六月，毛主席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直接驳斥了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动纲领，指出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毛主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一伙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的修正主义面目，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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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
    在反对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右倾错误的同时，党也注意纠正“左”的倾向。有些害急性病的人，觉得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采取逐步前进的办法不过瘾，过渡的时间太长了，最好一个早上就能解决问题。这种“左”的倾向，经过教育较快地克服了。
    在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同刘少奇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了。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分析了我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总结了建国以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明确地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毛主席谆谆教导全党：我们在检查工作、批判错误和执行任务的时候，都必须以党的总路线为指针。并且深刻地指出：我们必须过渡，把社会主义看作“遥遥无期”是不对的；但过渡只能是逐步的，企图“一步登天”也是不对的。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期的斗争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即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是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步骤。党的过渡时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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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线的制定，宣告了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动路线的彻底破产。
    从此，党在全国人民中掀起了一个大张旗鼓地宣传和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群众运动，使毛主席的指示在城乡人民中做到家喻户晓，有力地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向着新的高潮发展。
    在总路线的指引下，一九五三年六月至八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对财经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有力的揭发和批判。会议指出推行所谓“公私
    一律平等”的新税制，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的路线，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了党的总路线，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号召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同年十月至十一月，党中央又召开了第三次互助合作工作会议，严厉地批判了刘少奇提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冒进”口号。毛主席在会上深刻地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转引自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党中央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总结了自一九五一年
    十二月以草案形式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以来两年的经验，充分肯定了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并指出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已经在试办中充分显示了出来。中央要求各地党委要更好地注意对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以带动整个互助合作运动的前进。在这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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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还决定在全国实行粮食（包括油料）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统购统销）的政策，使粮食购销全面地纳入社会主义轨道，切断了城乡资本主义联系的主要渠道，加强了农民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联系和合作，大大地巩固了社会主义的阵地。这些事实表明，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光芒的照耀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了。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全国代表会议。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被粉碎】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大规模
    展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尖锐和激烈了。一九五三年，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基本结束，全国人民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正在这个时候，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高岗和饶漱石，代表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利益，结成反党联盟，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了猖狂的进攻。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当时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激烈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
    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由来已久。高岗在一
    九四五年到东北以后，就拉笼私党，组织反党宗派集团。从一九四九年起，他就开始为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进行阴谋活动。他在东北和其他地方制造和散布很多诬蔑党中央和吹嘘自己的谣言。他肆意篡改党史，鼓吹“陕北救中央”、“中央靠陕北”的反党谬论，无耻地抬高自己，妄图和毛主席、党中央分庭抗礼。他鼓吹“东北特殊论”，违反党中央的政策，对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把东北地区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一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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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高岗调到中央工作之后，更加紧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他和资产阶级野心家彭德怀、林彪秘密地勾结在一起，制造和鼓吹一种极端荒谬的“理论”，说我们的党分为两个：一个是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另一个是所谓“白区的党”，说“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并且自认为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应当掌握主要的权力。高岗还背着党中央向外国去报告消息，里通外国。饶漱石是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主要同盟者，长期以来就是一个阴谋家、骗子手和伪君子。他从一九四三年开始，就多次玩弄阴谋权术，进行夺取个人权力的活动。全国解放后，他用欺上蒙下的手段窃取了华东地区的领导职务，积极推行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篡改为“教育、团结、提高”的政策，把党中央提出的民主改革运动篡改为“民主团结”运动。党号召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他却要资产阶级搞什么自我反省、自我教育的“自反运动”。在镇反运动中，他公然违抗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方针，拒绝放手发动群众，而采取“以特反特”的神秘主义做法，竭力保护反革命分子。一九五三年饶漱石被调到中央工作以后，以为高岗夺取中央权力的活动将要成功，便同高岗结成联盟，利用自己的职权积极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主要特点，就是用玩弄阴谋诡计的手段来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他们不敢公开提出自己的反对中央的纲领，他们的唯一的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在党的组织和党的会议面前竭力掩盖自己的真面目，不断变换手法。他们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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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中央委员会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发动进攻。高岗狂妄地宣称，他应当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并担任国务院总理。他伙同林彪暗中商订新的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人选。他们口蜜腹剑，表面上装做拥护毛主席、拥护党中央的样子，而暗地里却干着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反党活动。他们利用职权，封官许愿，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挑拨离间，拉拢死党，为夺取权力做准备。在一九五三年六月至八月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同年九月至十月的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中以及这两个会议的前后期间，他们的这种阴谋活动达到了猖狂的顶点，表面上似乎是反对政治局的某些人，实际上是企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把我国拉向资本主义道路。
    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及时地识破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罪恶阴谋，领导全党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中央向反党分子提出了警告，指出有人搞地下司令部，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在会上针对高、饶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政治局一致拥护毛主席的建议，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一九五四年二月，党中央举行
    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决议首先强调党的团结的极端重要意义，指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破坏党的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党的团结是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的基本保证。党依靠全党的团结，领导全国人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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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当前，也只有依靠全党的团结，才能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无论在什么时候，革命的团结和革命的胜利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决议指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包含着极复杂极尖锐的斗争。”“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因此，全党同志更要注意提高革命警惕性，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
    党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四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党的团结必须是也只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决议强调必须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背离党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的倾向，开展坚决的斗争。根据毛主席的一贯的方针，对于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同志，应当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则必须给以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
    决议总结了我党反对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斗争的经验，规定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各项原则，即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
    一切，每个党员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中央，任何地区、任何部门党的组织及其工作，都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整个党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反对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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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行；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政治活动、政治意见应经常向所属的党组织报告和反映，关系特别重大者，应直接向中央报告和反映；全党高级干部应根据增强党的团结的原则，检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每个党员对任何有损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应当进行批评和斗争。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给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以粉碎性的打击，保卫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对于贯彻执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意义。会后，全党在全会精神的教育和指引下，进一步揭露了高、饶反党联盟的大量罪行，继续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党对于参与高、饶反党活动的一些人，给了他们以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机会。但反党联盟的头子高岗、饶漱石坚持反动立场，对党的批评和斗争置若罔闻，毫无悔改之意，而且继续采取向党进攻的态度。在大量的事实面前，高岗不但不向党低头认罪，反而以自杀来表示他对党的最后的背叛。
    一九五五年三月，党中央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会上，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高、饶反党联盟的罪行，指出对于我们的党来说，高、饶事件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以为戒。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饶那样玩弄阴谋手段。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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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将反党阴谋家、野心家高岗和饶漱石清除出党，并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决议还告诫全党：“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相类似的事件今后还可能出现。”“及时地揭露和粉碎阶级异己分子腐蚀党和分裂党的活动，这是
    一个长时期的斗争。”四月四日，党中央召开了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这个决议，宣告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彻底垮台。当时，党中央已经知道了彭德怀参与这一反党联盟的若干事实，并且给了他以严肃的批评。彭德怀虽然表面上作了检讨，但实际上并没有认识和改正错误，反而隐瞒了他参与这一反党联盟的某些重要事实，蒙混过关。这个反党联盟的另一个头目林彪，大耍两面派手法，一面暗示高岗，要高岗不要牵扯他；另一方面伪装正确，公开揭发批判高岗，也被暂时蒙混了过去。
    毛主席领导全党同高、饶反党联盟的这一场斗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场大激战，是我们党内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的第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经过这次斗争，我们的党更加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了。这是我国人民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的一个重大胜利。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制定】
    七届四中全会之后，全党开始为召
    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而积极工作。
    自从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立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之后，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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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法》。四月，政务院发布了《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确定以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二十
    四时为计算标准时间，在全国进行人口普查，以便使年满
    十八岁的公民都能依法参加选举。在认真做好全国人口普查的基础上，进行了选民登记工作。从十二月起，各地陆续普遍开展基层选举运动。一九五四年三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宪法起草委员会立即由全体会议组织讨论和修改，并会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进行分组讨论，同时分发各大行政区、各省市领导机关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组织讨论。讨论中提出了修改意见五千九百多条。六月十四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宪法起草委员会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并决定向人民群众广泛进行宣传，在人民群众中普遍组织讨论，发动他们积极提出修改意见。与此同时，六、七月间，全国各地基层单位都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了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七月至八月中旬，各省、市、自治区也先后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分别选举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次普选充分表现了我国人民群众政治觉悟的普遍提高，表现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充分信任和支持。九月九日，宪法起草委员会把修改后的宪法草案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通过，并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大会上致开幕词，指出：我们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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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接着，到会代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进行了热烈认真的讨论。九月二十日，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宪法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宪法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人民民主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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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我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大法。它以立法形式固定了我国人民革命的成果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集中表达了广大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愿望。它规定了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确定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五个有关国家机构组成的重要法律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致选举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决定周恩来同志为国务院总理。
    这次大会，结束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以《共同纲领》代替国家根本大法的过渡状态，它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
    第四节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发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在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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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动纲领和粉碎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之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更加深入人心，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党的《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发表后，全国农村广大贫下中农表现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以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为中心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地发展了起来。决议发表时，已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有一万四千多个。决议要求到一九五四年秋收时发展到三万五千八百多个即只准备增加一倍半，但到春耕时就已发展到近十万个。一九五四年十月，中央决定，到一九五五年春，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十万个发展到六十万个，增加五倍。结果，在当年秋收前己发展到二十二万五千个，年底即增加到四
    十九万七千个，到一九五五年春耕时己经发展到六十七万个。经过整理，留下了六十五万个，较计划数字超过了五万个。到一九五四年底，全国参加农业合作社和互助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百分之六十以上，农村中组织起来的力量己经取得了优势。
    互助合作运动是在同富农阶级和富裕中农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尖锐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富农经济自实行粮、棉、油的统购统销之后，己被削弱。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党又采取了坚决打击富农的破坏活动和不断限制富农经济等措施，以逐步实现消灭富农经济的目的。
    在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迅速地进行着。这种改造是通过政治教育、典型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提高手工业劳动者的社会主义觉悟，使他们自愿地逐步地组织起生产小组、生产供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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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和生产合作社，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一九五四年中，手工业者参加合作组织的人数己达到一百二十一万三千人，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五倍多，占手工业从业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三点六。
    对于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是经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代购代销到公私合营等具体步骤，实行赎买的政策。加工就是国营企业提供原料，委托私营工厂进行加工生产，私营工厂必须根据合同规定的产品规格、质量、数量和交货期限完成加工任务，国营企业则按规定付给加工费。订货就是国营企业向私营工厂订购产品，私营工厂根据合同规定的产品标准、数量进行生产，按期交货，取得货价。统购包销是国家指定国营商业对私营工厂生产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按规定条件统一收购，私营工厂不得自行销售，即国营商业通过签订包销合同，规定私营工厂在一定期限内将所生产的某种产品的一部或全部，按一定规格、质量和协定价格，卖给国营企业包销。代购是国营商业或合作社商业通过签订代购合同，委托私商按规定品种、规格、数量和价格，向国外或国内订购商品和采购农产品及土特产品，给私商以一定的手续费。代销是国营商业或合作社商业通过签订代销合同，以商品委托私营零售店按国营公司牌价出售，并给予一定的手续费。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以及代购代销，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它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资本家的剥削，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初步納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公私合营企业，其生产资料由国家和资本家共同占有，生产基本上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企业的利润按“四马分肥”即按照国家所得税、工人福利基金、企业公积金及资本家的股息红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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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方面进行分配，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
    所有这些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形式，都是在调整工商业和“三反”、“五反”运动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九
    五三年，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国家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范围，加强了对私营工业企业的管理和监督。在此基础上，国家又进一步发展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公私合营形式。一九五四年九月，国家颁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表明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主要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
    公私合营来进行。这一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已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二十
    六点九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一点九，其中公私合营部分已由百分之五增加到百分之十二点三，而资本主义工业的自产自销部分则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十七点一下降到百分之
    五点三。商业方面，凡是由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掌握货源的私营主要行业，基本上已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改造。粮、棉、油、煤炭等主要批发行业已转为国营或公私合营，许多零售商业已由经销、代销转变为公私合营。在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例，社会主义商业已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四
    十二点六增长到百分之六十九，国家资本主义及合作化商业已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零点二增长到百分之五点四，而私营商业则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五点六。
    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断发展，使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性质的成分的比重显著上升。按照国民经济总产值计算，一九五四年与一九五
    二年相比：国营经济已由百分之十九点一增长到百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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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点八，合作社经济已由百分之一点五增长到百分之四点八，公私合营经济已由百分之零点七增长到百分之二点
    一，而资本主义经济则由百分之六点九下降到百分之五点
    三，个体经济由百分之七十一点八下降到百分之六十一。
    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不仅规定了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还规定了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只有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才能使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也将促进社会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个体农业、手工业的改造。从一九五
    三年开始的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
    九五七)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
    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材，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家经济中社会主义成份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执行这个计划，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在头两年中，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五三年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
    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一九五四年比一九五三年又增加了百分之十七。事实表明。我们的国家正在向着工业化的目标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前进。
    【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在对农业、手工业
    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思想政治战线上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自从对《武训传》的批判之后，陆定一、周扬一伙仍然坚持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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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继续与唯心主义和平共处，让资产阶级权威把持思想阵地，放任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这是反抗对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表现。它不能不与党的正确路线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到一
    九五四年秋，这个矛盾终于暴露出来了，发生了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又一场大搏斗。
    事情是由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开始的。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俞平伯，继建国初期重版他三十年前的旧著《红楼梦辨》（出版时改名为《红楼梦研究》)后，一九五四年又抛出了《红楼梦简论》一书。他完全抽掉《红楼梦》这部古典文学名著的社会历史内容，抹煞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大肆宣扬反动的唯心论和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说《红楼梦》主要内容是作者“感叹自己”，是“情场忏悔”，是“色空”观等等。他还引诱青年脱离当前火热的阶级斗争，去对《红楼梦》进行繁琐的考证。这种曾经统治学术讲坛达三十年之久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反动理论，在解放后的新中国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反而在周扬一伙的庇护下广泛地流传了开来。一九五四年九月，有两个青年敢于藐视资产阶级“权威”，冲破阻挠，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对这种理论进行了批判。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重视这篇文章，指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这个问题所以特别值得重视，是因为它触及了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主要思想代表、旧中国最大的学阀胡适。《红楼梦研究》作者的观点和方法，是主观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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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实用主义。它在旧中国的主要代表人物正是胡适。胡适派长期以来贩卖的就是主观唯心论的认识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真理是人造的，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真理论，以及庸俗进化论和唯我论的社会历史观。这种买办资产阶级反动哲学在旧中国思想界流毒很深，它同国民党反动政治结合在一起，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为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以后，资产阶级则凭借这种极端反动的哲学，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继续在文化思想界兴风作浪。抓住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就可以进而展开对胡适派主观唯心论的实用主义的批判。这是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搏斗。
    但是，这个批判却遭到了旧中宣部、周扬一伙的严重阻挠。江青同志为了推动这场批判，亲自去《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转载这两个青年的批判文章。然而，刘少奇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扬之流却支持资产阶级“权威”，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采取了贵族老爷式的态度。他们竟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等等为借口，不准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而只准在《文艺报》上转载。转载时并且特意加上编者按语，贬抑新生力量，保护资产阶级“权威”。为了排除修正主义的干扰，扫清开展思想斗争的障碍，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严肃批评了以“大人物”自命的“某些人”，尖锐地指出：“事情是两个‘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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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毛主席的亲自批评下，周扬之流阻碍批判资产阶级的野心不得不有所收敛。他们玩弄丢车保帅的手法，把事情说成是《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借以保住自己。但是不管周扬之流玩弄什么花招，一场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终于冲破重重障碍在全国猛烈地开展起来了。不仅胡适派在古典文学领域中的流毒受到了一定的清算，而且哲学、政治、历史、教育等领域也展开了尖锐的批判。这种批判，把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广大知识分子在斗争中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露和批判了胡适派的主观唯心论的流毒。
    为了使斗争继续向前发展，一九五五年三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明确指出：国内外阶级敌人“破坏我们事业的最重要方法之一，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用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因此，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此后，意识形态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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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了。
    在批判胡适派反动思想的同时，毛主席还领导文化思想界批判了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梁漱溟长期以来就是地主买办阶级的忠实代言人，一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展开后，他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学着儒家“为民请命”的腔调，把自己打扮成“农民的代言人”，胡说什么：“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妄图分裂工农联盟，破坏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三年，毛主席对梁漱溟思想的反动叫嚣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深刻地揭露了梁漱溟思想的反动本质。在批判梁漱溟用以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反动思想武器孔孟之道时，毛主席指出：孔夫子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就是说，孔夫子是一个顽固的反动派，一切革命的、爱国的人们，应当同他那一套划清界限。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和发动下，一场批判梁漱溟反动思想的斗争迅速开展起来了。在这场斗争的前后，党还领导知识界批判了杜威的反动教育思想和医学方面排斥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了工程建筑学方面的资产阶级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等。这些思想斗争，对于推动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起了重大作用。
    【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正当全国人民开展对胡适派唯心论批判的时候，胡风反革命集团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胡风集团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他们长期伪装革命，披着“进步作家”的外衣，实际上却极端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极端仇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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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前，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反革命内战的胜利上；解放后，他们潜伏下来，以两面派手法，钻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和七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之后，这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垂死挣扎，频繁地进行秘密活动，并用“上书”的方式开始向党发起了进攻。一九五四年七月，胡风向党中央抛出了所谓《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书。这个洋洋三十万言的“意见书”，恶毒地把我党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倡作家到工农兵当中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污蔑为“放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这个“意见书”，是胡风集团妄图首先夺取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权、再从这个阵地出发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纲领。十一月，当我们党发起对胡适派唯心论的批判时，胡风以为时机已到，决定抓住文艺界揭发出来的问题，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的样子，公开跳了出来。他们得意忘形地说：“缺口已打开了”，“问题要全面展开”，满以为可以由此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了。为了粉碎胡风集团的进攻，十二月，党中央决定将胡风的反革命“意见书”公之于众，向全国人民提供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让群众辨别是非，展开批判。于是，对胡风集团的批判，就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运动的一部分而在全国展开了。
    批判运动一开始，胡风见势不妙，便抛出了假检讨《我的自我批判》，企图潜伏下来，伺机再起。同时，布置他在各地的党羽纷纷抛出假“检讨”，实行退却。但是他们的狐狸尾巴已经被人民揪住，再也逃不掉了。这时，胡风集团中已有人交出了他们的密信，暴露了他们之间的“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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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窃私语”。从这些黑信中可以充分看出，胡风是怎样指挥他的反动集团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秘密地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向党进攻的；怎样唆使他的党羽打进共产党和革命团体内来建立据点，扩充“实力”，探听情况和盗窃党内文件的。大量的材料证明，胡风及其一伙决不只是什么有错误思想的小宗派，而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暗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反革命集团。一九五五年五、六月间，《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主席亲自为这些材料写了序言和按语。这些材料证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基本队伍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托洛茨基分子、反动军官或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的这个反革命集团和地下独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任务的。这些材料激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极大义愤，全国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积极投入了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把混在各地的胡风集团的骨干及其党羽，一个个揭发和清查了出来。这个反革命集团迅速地被粉碎了。
    毛主席为这些材料写的序言和按语，深刻地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则，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给了我们识别一切暗藏的反革命两面派的锐利武器。胡风集团有一整套反革命两面派的策略。他们反对党和人民，公开的是“不要去碰”，“可能的地方还要顺着”，而暗中却加紧地“磨我的剑，窥测方向”，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皮去的战术，来进行反革命活动。当他们的猖狂进攻遭到失败以后，就赶紧退却，“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准备好每人一套的假检讨，以便潜伏下来，伺机再起。总之，他们以假象欺骗人民，而在暗地里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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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人们意料不到的事情。毛主席提醒全党：“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一一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毛主席还告诫全党必须在各个工作部门中保持高度的警惕，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上反对革命的分子，把他们从我们的各个战线上清洗出去，以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伟大胜利。“如果说胡风集团能给我们一些甚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发，说明虽然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扫除了一大批比较暴露的反革命分子，但是遗留下来的，还有一个不小的数量。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中，又生长了一批新的反革命分子。同时，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也不断派特务间谍进来。由于在过去革命大风暴时期，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企业机关又缺乏严格的审查，因而有许多耍两面派手法的反革命分子混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并且长期暗藏了下来。他们发展反革命秘密组织，窃取我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的情报，制造破坏事故，进行恐怖暗害活动。他们在农村中制造骚乱和暴动，破坏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在城市中毁坏机器，纵火烧厂，杀害职工，抗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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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动群众，清查各种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尤其是把那些混进干部队伍中的坏人清理出来。一九
    五五年五月，党中央向全党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和全体人民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一场大规模的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便开展起来了。
    毛主席为这次运动规定了“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转引自《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第七号)。根据这一方针，党在这次肃反斗争中，坚持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弄清事实，正确论定性质，严格分清敌我，“依靠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相结合”(《（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对反革命分子实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区别对待，以分化瓦解反革命势力。各级党委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成立了指导肃反斗争的专门委员会或专门小组。广大群众自觉地积极地参加肃反斗争，纷纷揭发检举反革命分子，配合专政机关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分子陷于人民群众的天罗地网之中。从一九五五年夏到一九五七年春，在近二年时间中，运动经过了准备阶段、小组斗争阶段、专案审查阶段和甄别定案阶段的激烈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运动中清查出了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逮捕了一批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制止了一些反革命破坏活动，还破获了许多重大的反革命案件。通过这场运动，从政治上、组织上纯洁了党、政、军和人民团体，广大群众的革命警惕性更加提高，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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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发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一九五五年春，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势
    大好。农业合作化运动己由农业生产互助组为主迅速发展到以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动下，国家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了发展。但是，革命发展的道路总是曲折的。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相呼应，企图阻碍广大贫下中农走合作化的道路。他们被农业合作化的群众运动吓昏了头脑，对群众中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概看不到。他们胡说合作社办得越多乱子就出得越多，攻击农业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要我们党“赶快下马”，否则“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一九五五年五月，右倾机会主义者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召开了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不顾中央在四月间提出的“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的警告，制定了“停”、“缩”、“整”的反动方针，大砍农业生产合作社。仅两个多月内，全国就有二十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被砍掉了。浙江省一下子就从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包括四十万农户的合作社。这股右倾机会主义妖风一吹，也影响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稳步不前，不敢发展”的右倾保守错误。有的人埋怨手工业合作社“发展太快了”，“盲目冒进了”，有的地方甚至动员退社。由于刘少奇一伙的猖狂破坏，使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好形势，一时变得乌烟瘴气，阴霾满天。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于一九五五年七月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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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了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及时煞住了这股妖风。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重要报告，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作了系统的批判。同年九月和十二月，毛主席又领导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亲自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按语，继续深入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引导农业合作化运动胜利向前发展。
    毛主席在这些著作中，以极大的愤怒谴责了右倾机会主义，深刻分析了农业合作化的形势和意义，指出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高潮，有的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号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积极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只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他们是动摇的，有些人是在力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只看到少量的富裕农民，而看不到广大贫农和下中农的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性，这是完全错误的。同时，我们党有一条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正确路线，有着领导农业合作化的丰富经验，广大干部又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增长了才干，因而“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看不到我们党的领导力量，过低估计了广大干部的工作经验，这同样也是完全错误的。总之，“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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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运动、否定党的领导，就必然会滑到机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毛主席在报告中深刻阐明了农业集体化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辩证关系。只有实现农业合作化，才能满足逐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才能使工业获得日益广阔的市场，才能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更多的资金。不搞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必然会遇到极大的困难而不能前进。“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就农业本身来说，也必须先合作化，然后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毛主席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用很多的农业机械把农业装备起来。如果按照刘少奇的“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修正主义观点，等工业发展了，使农业机械化了再来实行农业合作化，就必然使资本主义在农村中泛滥起来，以致造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不能实现。只有先实行农业合作化，才能调动广大贫下中农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在支援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逐步实现农业本身的机械化。也只有在农业己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能使用大机器。这是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主席在这些重要著作中还规定了农业合作化的阶级路线。贫农、新中农中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的下中农这三部分人，他们的经济困难（贫农），或者还不富裕（下中农)，“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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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他们是积极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老中农中的上中农，即一些经济较富裕的中农，他们的私有观念很浓，具有严重的自发资本主义的倾向。无产阶级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社会主义教育，并同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才能巩固地团结他们。总之，党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持依靠贫、下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在合作社的领导机构中，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的优势。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主席指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民主革命的基础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己经过去了。农村中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如果不领导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农村中的自发资本主义势力必将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农民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将一天一天严重起来，结果少数人发展成为新富农，大多数农民又重新陷于没有土地和贫困的状况。这样，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埋怨我们，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工农联盟显然是不可能继续巩固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站在资产阶级、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立场上，叫嚣合作化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与右倾机会主义者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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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化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为了促进农业合作化的大发展，毛主席制定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要作出关于分期分批实现农业合作化的规划。全国的县、区、乡，除作好实现合作化的规划外，还应当作出关于农业、副业、商业、金融、水利、绿化、文教卫生、妇女、青年、整顿党团等项工作的全面规划，并根据实际工作的发展情况，不断地修订自己的规划。各级党组织，都要十分重视农村问题，切实地改善自己对于农村工作的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各级主要负责同志都要抓紧研究农业合作化的工作，都要把自己变成内行。
    毛主席在这些光辉著作中，还强调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深刻地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张郭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按语》)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严重的思想和政治斗争。不经过这样的
    一场斗争，合作社的制度就不能建立，即使建立了也不能巩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
    刘少奇一伙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就是孔孟之流反对社会变革，主张维护旧制度的反动历史观。他们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非主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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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因此，他们必然反对社会变革，主张复古到退，反对马列主义，推行修正主义。毛主席在为《一个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写的按语中，直接批判了刘少奇一伙尊孔读经，热情地赞扬了社会主义，指出：“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这就深刻地批判了孔老二和他的“经书”对劳动人民是一文不值的，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毛主席在按语中还尖锐地批判了刘少奇一伙曾亲去曲阜“朝圣”的尊孔复古的丑恶行径：那些“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这就揭穿了党内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刘少奇是个不喜欢社会主义的尊孔派。
    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是指导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学说在当代的新发展，这个报告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推动了全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
    【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重要报告，象一股强劲的东风，迅速吹遍了全国。贫下中农兴奋地说，“毛主席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亿万农民立刻行动起来，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热情而有秩序地投入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仅一九五五年七月至十月，新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有六十四万三千个，参加的农户达二千一百二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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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户，均比原有的总数增加一倍以上。一个汹涌澎湃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
    一九五五年十月，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会议一致拥护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加速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方针，再一次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并根据毛主席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议》。决议指出：“面临着农村合作化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而不应该缩手缩脚。”决议发表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到十二月底，仅两个月的时间，就又新组织起了六十二万八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的农户有三千七百三十一万九千户。总计，这时全国共有一百九十万零五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达七千五百四十五万二千户，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
    六十三点三。老解放区各省市已陆续宣布在农村中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正象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对于许多人来说，一九五五年，可以说是破除迷信的
    一年。”(《（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一文按语》）不相信新解放区也能同时实现合作化的人是错误的。运动迅速地向前发展，到了一九五六年一月至三月，我国广大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三月十七日，毛主席发布命令，公布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及时指导合作社的巩固工作。原来预计要经过几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工作，从一九五五年七月以来，不过半年多就基本上完成了。
    就在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普遍发展的过程中，较大型的高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在逐渐发展着。这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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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除集体劳动、统一经营外，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也都归集体所有，废除了土地分红的制度，实行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因此，它已经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了。这种合作社原来已经个别试办。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时，一部分老社合并组成高级社，也有的互助组直接联合组成高级社。毛主席及时总结了这些经验，指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一个以初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
    一文按语》)强调指出“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大社的优越性)一文按语》)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主流，从一九五六年春就发展到普遍创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阶段。到六月底，入社的农户已经达到一亿一千一百七十多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一点九，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已有七千六百八十七万四千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六十三。这时，不但广大贫下中农积极参加了合作社，连过去观望、徘徊的富裕中农，也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大部分加入了合作社。一九五六年四月至九月，合作社经过一段整顿和巩固，又继续进行扩社、并社和初级社转高级社的运动。毛主席针对初级社转为高级社以后所产生的新问题，
    六月三十日又发布命令，公布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这一章程，反映了全国农民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和愿望，是全面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保证。到十二月底，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三，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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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七点八。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农民兴高采烈地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就这样，原订要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才能完成的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只花了四年多的时间就基本上实现了。
    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进一步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为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一九五六年，我国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受灾人口达七千万。但是，我国农业经受住了这个严重的考验，获得了大丰收。特别是高级社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一般比初级社高出百分之
    十到二十。这说明，我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具有巨大的优越性。
    还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毛主席就一再指示各地要制定生产发展的长远规划。毛主席指出，“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红星集体农庄的远景规划〉一文按语》)，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努力发展生产。一九五六年一月，根据毛主席的倡议，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一一《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毛主席指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转引自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纲要》向农民提出了实现衣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计划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长期奋斗目标，描画出了我国农村的幸福的明天。《纲要》的中心是在合作化的基础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大力发展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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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巩固和发展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纲要》还提出了发展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具体任务。《纲要》的公布，把广大农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激发出来的劳动热情进一步调动起来了。
    五亿多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使我国的阶级力量对比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力量大大上升，资本主义力量大大下降。党中央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及时地把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向高潮。
    我们党在领导农业合作化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主席及时地指出：“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党中央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批判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制定了全面规划，从思想上、组织上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作了准备。从一九五六年春开始，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整个行业和整个地区组织起来，并且越过了手工业供销合作社，直接组织起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一九五六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从业人员达六百零三万九千人，占全国手工业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一点七，基本上完成了全国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与此同时，全国城乡各地的个体商业者一一小商小贩，也通过合作化道路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六年底，个体商业除少数随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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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九十五万户参加了合作小组或合作商店，占个体商业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八，尚未组织起来的十分分散的那部分个体商业，也在社会主义商业的领导下从事商业零售业务，并且在条件具备的时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在向高潮发展的时候，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推动下，开始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在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大城市中，有的行业已经开始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但是，资产阶级是不会自行交出生产资料的。他们有的表示接受，有的顽固抗拒，多数则是摇摆的。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毛主席邀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举行了座谈会，向他们指出，应该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工商业者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有前途。只有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同年十一月，党中央召集各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的代表，举行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一九五六年二月，经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的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这一文件，总结了建国以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经验，并根据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己经到来的新形势，制定了加速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党中央决定，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的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和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阶段。
    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到来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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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六年一月一日，北京的私营工商业首先被批准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接着，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一百
    十八个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先后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一九五六年六月底，全国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占一九五五年底的八万八千多户私营工业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三，职工人数占百分之九十七点七，产量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一。私营商业中，转为国营、合作和公私合营商店等形式的有一百九十九万户，占原有私营商业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二。在全国商业总零售额中，国营商业、公私合营和合作商业已占百分之九十五点八。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实现并不是偶然的。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多数的资本家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情况下，勉强交出了企业。少数抗拒改造的资本家，慑于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也不敢公开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没有公开反抗，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工人阶级不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存在下去，私营企业中的工人坚定地表示要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五亿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占领了广大农村阵地，削弱了资本主义经济与农村的联系，城市资本主义更孤立了。广大农民坚决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使资产阶级处在工人、农民两头夹攻之中。同时，我们党采取了“赎买”的政策，即在一定年限内，由国家根据合营以前的资本总额，按照固定息率（一般为年息五厘）发给股息即“定息”；对原有在职的私方人员，给予安排工作，让他们在企业中改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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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又给他们一张选票，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比抗拒改造更为有利。正是在上述一系列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取得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九五七年的国民收入同一九五二年相比较，国营经济所占的比重由百分之十九点一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三点二，合作社经济由百分之一点五提高到百分之五十六点
    四，公私合营经济由百分之零点七提高到百分之七点六，而个体经济则由百分之七十一点八降到百分之二点八，资本主义经济更由百分之六点九降低到百分之零点一以下。这一切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论在城市或者在农村，都已经确立了统治地位。
    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是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问题上，也还需要继续解决。同时，由于被推翻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因此，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在各个战线，特别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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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小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我们党的名称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明确地指明了我们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二十八年的英勇奋斗，只是朝着最终目的地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不是革命的结束，而是第二步的开始。
    建国以后，我们党依靠几百万人民解放军，一边打仗，
    一边发动群众，坚决地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和政策，解放了除台湾省和若干沿海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摧毁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使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我们党又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在三年的时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
    在进行“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和我们的实践，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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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使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即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是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步骤。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既是坚定的，又是逐步前进的。
    社会主义革命是埋葬资本主义的一场伟大斗争，受到全国劳动人民的热烈欢呼，也遭到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的猖狂破坏。高岗、饶漱石等人结成了反党联盟，妄图分裂中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图谋被党中央及时地粉碎了。刘少奇更一贯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早在一九四
    九年，他就背着党中央，公然违反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到处鼓吹“剥削有功”论。五十年代初，他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口号。毛主席及时地批判了这个口号，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纲领性质的错误。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等一系列光辉著作，批判了刘少奇一伙大砍合作社的右倾错误，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贫下中农走合作化道路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毛主席领导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发动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展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实践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
    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只经过一年多时间，全国五亿农民兴高采烈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正是在这个大变动中，我国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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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
    【注释】
    ①在美英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动下，西藏地方反动当局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八日，下令限期驱逐汉族人民和驻藏人员撤出西藏。这个“驱汉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新华社于九月二日发表社论，指出西藏地方反动当局的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社论严正声明，“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
    ②一九五○年一月，美国合众社传出消息，说西藏当局将派出一个“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和北京，表明其“独立”要求。美英帝国主义妄图以此为它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制造借口，阻挠我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
    一月二十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对它们的阴谋痛加驳斥，指出这“不过是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西藏的同谋们所导演的傀儡剧。
    ③一九五○年十一月一日，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的照会。
    ④一九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我政府对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的照会的答复。
    ⑤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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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月报》一九五O年第十号。
    ⑥引自《美国破坏和侵略我国的阴谋活动》，《新华
    月报》一九五O年第十一号。
    ⑦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
    ⑧这十二本书是：《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以及两本通俗读物《社会发展简史》和《政治经济学》，当时统称“干部必读书”。
    ⑨刘少奇：《对安子文等人的谈话》（一九五O年一
    月二十三日)。
    ⑩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一九
    五一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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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五七ーーー九六二)
    第一节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
    【反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开始】
    当我
    国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继续进军的时候，国际上出现了以苏联赫鲁晓夫叛徒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逆流。
    自从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同志逝世之后，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赫鲁晓夫一伙，便乘机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赫鲁晓夫召开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鼓吹“和平共处”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硬说列宁主义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原理已经过时，宣扬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采取和平的、议会的方式来实现，提出了一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大会结束时，赫鲁晓夫又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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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袭击的卑劣手法，在一次会议上抛出了恶毒诽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夸大斯大林同志的缺点错误，对斯大林进行了最恶毒的攻击和污蔑。会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又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宣扬所谓“反对个人崇拜”，实质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叛卖活动的一个理论基础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他大肆鼓吹苏联“人民在精神和政治上的一致”，宣扬苏联社会已经没有矛盾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宣称苏联即将“建成共产主义”。在这种骗人的论掩盖下，赫鲁晓夫集团着手改变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变无产阶级专政为法西斯专政。他们还企图把这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强加给各国共产党，在各国党内进行颠覆活动，破坏和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苏共“二十大”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了新的两条路线的严重斗争。我们党在反对国际上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同时，在党内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这总是同国际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着的。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刚一冒头，毛主席就立即察觉到了这一股逆流，并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领导全党采取适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形式，同它作坚决的斗争。一九
    五六年四月初，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五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重要文章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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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反共澜言，并对斯大林同志的一生作了全面的分析，指出：“在为实现列宁的方针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的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灭的功劳。”斯大林也犯了某些错误，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借此全盘否认斯大林是完全不对的。毛主席在同米高扬以及苏联驻华大使的谈话中，又当面对他们表示了我党对斯大林问题的严正态度，着重指出斯大林同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同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转引自《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严肃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立场。
    其实，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不秘密，不久就由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刊载了出来。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斯大林捍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因此，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以及叛徒、托派，都兴高采烈，抓住这个题目到处煽动反共。帝国主义者叫嚣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然鼓吹要促进苏联的“和平改变”，反动气焰十分嚣张。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些混进了无产阶级政党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如美共叛徒法斯特之流，公开宣告叛党，积极参加反共大合唱。帝国主义反动派还乘机在东欧一些国家中进行颠覆活动。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反共高潮。
    一九五六年六月，在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了群众闹事事件。波兰群众还进行了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本来，只要正确地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并不难解决。但是，赫鲁晓夫以及这些国家的修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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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分子，却乘机篡夺了那里的党的领导权。匈牙利和波兰的党中央领导机关先后实行改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革命分子于是利用时机，加紧制造反革命暴乱事件。十月下旬到十一月初，一批由帝国主义收容豢养的流亡国外的匈牙利反革命分子，被帝国主义遣送回国，同以“裴多非俱乐部”为中心的匈牙利知识分子中的右派联合起来，在篡夺了匈牙利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修正主义分子、部长会议主席纳吉的支持下，发动了反革命暴乱。帝国主义者跃跃欲试，正企图派兵进行武装干涉。
    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事件。但是，赫鲁晓夫却被自己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吓慌了手脚。在波兰人民反对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的群众斗争中，赫鲁晓夫集团调动军队，企图实行镇压，而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时，他们反而准备对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实行投降，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出卖给反革命分子。在这个十分危急的关头，我们党与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一起，对赫鲁晓夫集团的背叛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波兰问题上，坚决反对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主张采取正确的原则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问题。在我们党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兄弟党的坚决斗争下，苏联政府在十月底正式发表宣言，对它在处理兄弟国家关系方面的错误作了一些检查。十一月初，我们党又制止了赫鲁晓夫集团对匈牙利的背叛行为，推动苏联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同匈牙利人民一起粉碎了反革命暴乱。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击败了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猖狂进攻，捍卫了社会主义阵营。
    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这一场斗争，是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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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序幕。在当时的形势下，必须首先击退帝国主义煽动的反共浪潮，同时，也由于赫鲁晓夫的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因此我们党对赫鲁晓夫的批评还十分委婉，并没有公开点名。但是，这场斗争的性质己经十分明显了。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党的
    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
    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转引自《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这里说的两把“刀子”，指的是十月革命道路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应走的道路。放弃这两把“刀子”，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背叛。毛主席的这一英明论断，是这个时期我们党对赫鲁晓夫集团进行斗争的理论总结。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根据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精神，又发表了编辑部重要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强调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指出：“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篇重要文章，对于澄清由赫鲁晓夫的叛卖而造成的思想混乱，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主席在领导全党实现生产资料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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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进一步亲自规划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早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主席在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序言中，就指出：“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但是，党内有些人却看不到客观情况的发展，许多方面的工作都因为右倾保守思想作怪而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一九五六年一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的基本解决，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为高速度地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毛主席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转引自《新月
    刊》一九五六年第四期)以后，毛主席把这些思想概括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号召全党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要做促进派，不要做促退派。
    一九五六年三、四月间，毛主席、党中央听取了中央经济、财贸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总结了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毛主席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提出要正确处理十个问题，即十个矛盾。第一，关于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必须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增加轻工业和农业的比重；第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重点发展内地工业，同时要充分利用和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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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发展沿海工业；第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要在更大更快地发展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发展国防建设；第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必须兼顾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国家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不能只顾一头；第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第六，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第七，党和非党的关系，要实行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第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要对反革命分子采取正确的政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第九，是非关系，党内外都要分清是非，对犯错误的人，必须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第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世界上一切国家的长处。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报告，用唯物辩证法反对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及时纠正了盲目学习苏联经验所造成的错误，正确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存在的矛盾。这个报告的总精神，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它为制定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奠定了基础。
    在这期间，毛主席还提出，在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中应该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主席的这些指示，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矛盾，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且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重要问题。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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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在首都北京开幕。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一千零二十六人，候补代表一百零七人，代表党员一千零七十三万人。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开幕词中总结了“七大”以来我党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明确指出：“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毛主席提出了党在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的战斗任务，号召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为了实现新的历史任务，就必须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毛主席再一次强调指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我们党的这个一贯的思想原则，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武器，是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
    但是，刘少奇、陈伯达一伙却在会上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竭力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刘少奇在会上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他们乘苏共“二十大”刮起的黑风，别有用心地叫嚷要“反对个人崇拜”，并且在新党章中砍掉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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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偷运改头换面的唯生产力论，胡说在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己是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大会主席团讨论了大会决议的内容后，当写成文字时，他们又背着毛主席，把这个关于主要矛盾的修正主义理论偷偷地塞进决议案，妄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强加给全党。毛主席发现这种恶劣手段后，严厉地斥责了他们，并且严肃指出这种谬论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并且通报全党加以纠正。
    大会在选举了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以后，于二十七日宣告闭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的发表】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从一九五六年夏
    秋之间起，由于坏人的挑动和某些官僚主义的存在，我国
    一些城市中出现了少数工厂罢工、学校罢课的事件，农村
    中出现了富裕中农闹社的事件，阶级敌人兴高采烈，幻想在中国也出现一次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使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得以实现。在思想战线上，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开始出笼，牛鬼蛇神纷纷登台，魑魅魍魉蠢蠢欲动。事实证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一场大搏斗，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新的阶级斗争形势面前，党内斗争也出现了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刘少奇一伙极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积极支持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煽动牛鬼蛇神向党进攻，一批混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正在跳出来，公开响应社会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另一方面，许多党的组织不懂得在复杂的矛盾面前因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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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开展斗争，一部分人忧心忡忡，惟恐天下大乱，希望用简单的压服办法把毒草和牛鬼蛇神压下去。
    革命斗争的实践，向我们党提出了迫切需要回答的新问题：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究竟还有没有矛盾、级和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无产阶级还要不要继续革命？怎样指导革命继续向前发展？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从理论上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迎接一场新的阶级大搏斗，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毛主席在这一重要讲话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针对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系统地提出了解决无产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理论问题。
    毛主席在讲话中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根源，深刻地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基本上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又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因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相应地要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同样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国家制度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这些上层建筑积极地推动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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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发展，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起着瓦解的作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上层建筑由于具有相对独立性，它的变革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这种情况，相适应是其主要的一面。它们之间相矛盾的一面，反映在阶级关系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这种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无产阶级是我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这种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要不断改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改革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以便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是共产主义世界观，在党内表现为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它是指导无产阶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武器。资产阶级则代表了旧的经济基础即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就决定了它要竭力反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的一切改革，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把社会拉向后退。资产阶级世界观反映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就成为一种修正主义思潮。它通过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表现为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着严重的腐蚀和瓦解作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就是要自觉地掌握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规律，不断地主动地向资产阶级发起进攻，以最后战胜资产阶级。这一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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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解决。毛主席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谁战胜谁的斗争，在上层建筑领域内进行得特别激烈，斗争的焦点仍然是政权问题。国家政权是上层建筑的核心。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不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资产阶级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也必然力图从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篡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刘少奇一类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总是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变性质的目的。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必须努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
    在科学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毛主席提出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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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独有的现象。但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这种区分的重要意义才特别显现出来。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虽然仍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但它的性质却根本上不同了。在剥削制度下，人民用推翻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办法来解决这种矛盾：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则是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及时地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调整，使之不断完善的办法来解决这种矛盾。不懂得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不能正确处理矛盾的问题。毛主席教导说：“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一方面，用专政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压迫国内敌对阶级，剥夺阶级敌人的发言权，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另一方面，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用社会主义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主席总结了我党用“团结一一批评一一团结”的公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历史经验，并且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进一步阐明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原理。
    通过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毛主席明确地规定了我国政治生活中判断各种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的六项政治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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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毛主席还进一步阐述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方针，指出了正确处理可能发生的少数人闹事问题、力求使坏事能变成好事的原则。此外，还对肃反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关于节约、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科学地、系统地分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政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发展了唯物辩证法。毛主席的这部伟大著作，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的根本依据。
    九五七年三月，为了进一步推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党召开了有中央和省（市）两级党的宣传文教等部门负责人出席，并吸收了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部门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三月二十日，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光辉文献，进一步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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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了社会主义时期的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明确地提出了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批判修正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战胜资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任务，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毛主席指出，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却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根据政治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动向，毛主席指出，我们过去对教条主义作过许多批判，但是往往忽视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而“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
    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这一重要指示，为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战胜资产阶级指明了方向。毛主席并向全党提出了注意抓思想问题的任务，强调“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了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
    随着政治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开展，知识分子问题有了特殊的重要性。毛主席在《讲话》中深刻地分析了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基本面貌，指出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制度还有怀疑，但是爱国的，对我们国家抱敌对情绪的，是极少数。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总之，“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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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改造世界观。毛主席指出，就世界观说来，在现在基本上只有两家，或者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知识分子要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便必须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同时，要认真地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为我们制定了改造旧知识分子和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宏伟纲领，是社会主义时期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的指针。
    为了战胜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毛主席强调“放”的方针，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这时，全党整风即将开始，资产阶级右派正在暗地里兴风作浪，准备乘机发动猖狂进攻。面对着这一场即将来临的阶级斗争大风暴，毛主席强调指出：放出一些毒草和牛鬼蛇神来，并没有什么可怕，毒草锄去可以做肥料。香花和毒草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毛主席充分相信人民群众一定能够辨别真伪，战胜资产阶级的进攻，充满革命豪情地宣告：“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在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之后，各省、市委也召开了党的负责干部和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卫生各界党外人士以及民主党派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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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的思想工作和有关思想战线的问题。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
    七日，党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一场伟大的全党整风运动生气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资产阶级右派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遥相呼应，趁我党整风的机会，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旗号，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在毛主席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之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便在二月至四月之间，四处奔走游说，兜售阶级斗争熄灭论，同毛主席的伟大学说唱对台戏。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表后，在刘少奇的鼓动之下，资产阶级右派以为时机己到，公然向无产阶级发起了进攻。他们反对整风运动指示中提出的采取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方法的原则，叫嚷要“大鸣大放”，妄图整垮中国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资产阶级右派的头面人物以章伯钧、罗隆基为首，结成了“章罗联盟”。他们纠合民主党派和教育、文艺、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右派分子，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官僚主义”，污蔑党的领导是什么“党天下”、“宗派主义”，马列主义是“教条主义”，要共产党“下轿”，甚至叫嚷要杀共产党。他们还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声称要成立什么“政治设计院”，实行“轮流坐庄”，妄图向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他们疯狂进行翻案活动，叫喊要成立什么“平反委员会”。他们呼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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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造成了一时间的“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这一小撮人利令智昏，以为中间派会跟他们走，可以整垮共产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只是一小撮，不过占人群中百分之一、三、五到十，情形不一。但他们是一群具有利牙、喜欢吃人的鲨鱼，现在摇头摆尾地浮到水面上来了。
    整风运动中毒草与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龙凤龟麟并长，这是我们党早就预料到的。正象毛主席指出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党清醒地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决定在一个时期中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暂不予反击。从五月八日起，党的报纸把右派的各种谬论都公开登出来，而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清这批丑类，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究竟往何处去呢？是夹紧尾巴、改邪归正，还是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呢？这时，他们还是有选择的主动权的。在这个期间，我们党也曾向他们发出过警告。五月二十五日，毛主席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
    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作了重要指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号召广大的青年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转引自《新华半月刊》一九五
    七年第十二号)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给党和人民指明了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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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的方向，同时也是对资产阶级右派的郑重警告。但是，正在得意忘形的资产阶级右派对这个告诫根本听不进去。当时被“章罗联盟”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滩头阵地的《文汇报》，竟把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登在几乎使人找不到的地位上。六月六日，资产阶级右派头目章伯钧召集了一个有北京六个右派教授参加的紧急会议，密商反革命行动计划。他们如醉如痴，纷纷谈说学生就要上街，只要他们这些“老师”加上去，做“领头的”，天下便会顷刻大乱，他们就要大功告成了。他们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当成了绝对劣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终于发展到了顶点。
    在各种社会力量重新改组的时候，我们党内也必然要发生分化。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坚定的，但是也有极少数人在紧要关头就会叛变党。这种人平时如鱼沉水底，不容易被察觉，但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他们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他们利用党和国家生活中个别的、局部的缺点和错误，同党外右派联成一气，向党实行内外夹攻。
    物极必反。右派越猖狂，就越快地使人民群众认清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广大工农兵再也不能容忍了。就在这时，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人民日报》在六月八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社论指出：“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这篇重要社论，吹响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进军号。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的工人阶级纷纷举行座谈会，工人群众踊跃发言，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奋起反击。他们贴出大字报，也来个大鸣大放，同一小撮右派分子进行大辩论，愤怒声讨资产阶级右派的罪行。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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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文献，成为整个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伟大纲领。二十六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周恩来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系统地批驳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言行。这次大会成了反右派斗争的战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大搏斗全面展开了。在这场全国性的大辩论中，人民群众用毛主席制定的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为指针，就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重大问题，大争大辩，彻底驳斥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纲领和反动言行。高等学校、某些国家机关、新闻出版机关、文艺团体、政法界、科学技术界、医药界等，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是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反右派斗争主要是在这些领域中进行的。通过对右派的批判和揭露，右派分子已陷入被动和孤立，右派的许多堡垒己经开始被攻破。右派在全国范围内的指挥机关“章罗联盟”，以及“罗隆基一一浦熙修
    文汇报编辑部”这个民盟右派系统，都开始暴露了。
    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写的重要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毛主席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他们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他们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是有罪的。但是，在处理上却可以采取宽大的办法。我们把右派当作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要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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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他们的反面教员的作用。对他们的错误言论要彻底批判，毫不留情；但只要他们不触犯刑律，就可以不办罪，还可以允许有言论自由，有选举权。这是因为，“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重要文章，制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体现了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是指导反右斗争的纲领性文件。
    为了指导各地的运动深入发展，七月，毛主席在青岛和各省、市党委书记进行了谈话，分析了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毛主席指出，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引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解放军报》)资产阶级虽然被形势所迫而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但是他们还要在思想和政治战线上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这个斗争还会长期进行下去。同时，毛主席又指出，要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开展整风运动。目的是要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党内外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分子，把那些混进党团内部的右派分子清除出去。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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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转引自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夺取新的胜利》)毛主席的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规定了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建设方向，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发展的指针。
    在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被粉碎后，毛主席、党中央进
    一步领导了全党的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党领导广大农民，就合作社的优越性、粮食及其他产品的统购统销、工农关系以及肃反等根本问题展开了大辩论，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打击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并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进行了整社工作。九月十
    二日，党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接着，各级党委在工厂、矿山、交通企业等单位中，放手发动工人群众揭矛盾，提意见，帮助领导机关整改。党还引导工人、技术人员和职员，就工人阶级的领导责任，个人和集体、个人和国家的关系，自由和纪律、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改善生活和发展生产的关系，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分清是非，提高认识。
    为了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并正确地领导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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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举行了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毛主席充分肯定了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摆事实、讲道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经验。全会决定把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继续推向前进。会上还基本通过了一
    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重申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批判了一九五六年出现的“反冒进”的错误。十月十三日，毛主席召集最高国务会议，对深入开展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进一步讨论农业发展纲要的问题作了部署。
    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这个运动的伟大成果是：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在人民中间彻底地孤立了，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地提高了，人民内部的矛盾进一步得到了正确的处理，因而无论国家机关和企业中的工作人员和工农群众的关系，工农群众内部的相互关系，各民族相互间的关系，都进一步地改善了。它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在莫斯科会议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十一月六日，毛主席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
    四十周年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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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庆祝会后，正式开始了为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准备工作。这时，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进攻已被击退，赫鲁晓夫集团又加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在会上，苏共代表团两次提出宣言草案，硬把苏共“二十大”关于和平过渡的谬论塞进去，企图把它强加给各国党。我党代表团坚决拒绝了苏共“二十大”的错误观点，在对宣言草案作了多处原则性修改之后，提出了修正案。十一月
    十日，我党代表团并向苏共中央正式提出《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明确地阐明了我党对于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这样，在我党提出的修正草案的基础上，完成了中苏两党代表团共同提出的宣言草案，征求其他各国代表团的意见。十四日至十六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正式举行，通过了《莫斯科宣言》。
    《莫斯科宣言》坚持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概括了走这
    一条道路的九条基本经验和共同规律，包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工农联盟，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开展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民族压迫，反对外来侵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莫斯科宣言》坚持的这些基本经验和共同规律，从根本上批判和否定了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黑货。
    《莫斯科宣言》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只是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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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的开始而不是终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莫斯科宣言》强调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重要性，明确地指出：“在目前情况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而“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
    《莫斯科宣言》指出全世界人民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并且确认：“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这是对苏共“二十大”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修正主义谬论的批判。它向世界人民指明了防止新的世界大战，保卫世界和平的道路。
    《莫斯科宣言》是同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宗派主义相对立的，它明确指出：“共产党和工人党必须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政策，用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教育全体劳动人民”。
    《莫斯科宣言》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坚持了无产阶级革命原则，这是我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坚决斗争的结果，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一次重大的胜利。
    当时，赫鲁晓夫集团的修正主义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还不能把分歧公开在帝国主义面前。在这种条件下，我党代表团为了照顾大局，对和平过渡的提法以及关于苏共“二
    十大”的提法，作了必要的让步。
    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举行会议，通过了和平宣言。会议期间，毛主席对世界形势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断，深刻地指出：“现在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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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转引自《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主席重申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毛主席指出，一切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中国人民在长期同敌人斗争中形成了一个概念，这就是在战略上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具体问题上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如果不是在具体问题上重视敌人，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毛主席的这一系列英明论断，深刻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大大鼓舞了各国共产党人的胜利信心。
    《莫斯科宣言》通过后，赫鲁晓夫虽然在纸面上签了字，但是他不仅不改变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反而迫不及待地力图推翻宣言的革命原则。从此，维护《莫斯科宣言》的革命原则，就成了我们党在一个时期中反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任务。
    十一月二十一日，在结束了这一场斗争后，毛主席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回国。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
    一九五三年开始执行
    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到一九五七年底胜利地超额完成了。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城乡都已确立了统治地位。革命促进了生产。我国国民经济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以一九五二年为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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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七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一百六十七点七，工业总产值为二百二十八点四，农业总产值为一百二十四点七。同
    五年计划的原订指标相比较，一九五七年的工业、手工业和农业总产值，分别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一、百分之十三点
    六和百分之一点一。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使我国工业的面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由
    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四十点五提高到百分之五十六点五。生产资料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三十五点六提高到百分之四十八点四。五年内，我国建立了一系列的新的工业部门，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开始改变旧中国工业极其落后、残缺的状况，建设起了能够制造飞机、汽车、新式车床、发电设备、治金和矿山设备的工业部门。工业技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我国已能用自己制造的许多设备、材料、机械，来发展工业，装备农业和交通运输业，加强国防，而且工程设计能力也大为提高了，工业布局也开始有了合理的改变。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农业战线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包括治理淮河、黄河等巨大的工程，建成了大型水库九座，其中主要的有河北省的官厅水库、安徽省的佛子岭水库和梅山水库等。农业机械、化学肥料和农药的供应大大增加，精耕细作、改良品种等增产措施开始推广。在五年内，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总产量逐年有所增长，保证了粮食自给，基本上保证了轻工业原料的自给。到一九五七年，全国有六十六个县、市提前十年或十一年达到或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亩产粮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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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多种经济成分的面貌，并开始改变了我国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状况，使我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上跨进了一大步。这五年的建设工作，还使党和人民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开始找到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展示了无限光明的前景。
    第二节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
    的制定。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被粉碎
    【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制定】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准备了条件。这时，摆在我们党的面前的任务是：在继续开展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积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一九五八年一月至四月，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了浙江、广西、近宁、吉林、四川、湖北、上海、广东等省市，深入工厂、农村、矿山和科学研究单位，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毛主席及时地肯定了在整风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重要意义，指出要把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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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以此带动各项工作。三月三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指出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国家工作和促进全民大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号召全国人民进一步普遍地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这样，毛主席就把全国人民在整风运动中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下，一个声势浩大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了起来。广大群众积极行动起来，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同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落后现象作斗争，横扫“三风五气”①，冲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陈规陋矩，掀起了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农村中数亿农民向大自然进军，热火朝天地进行水利建设和春耕生产。城市中千百万厂矿企业的职工敲响了挖掘潜力的锣鼓，不断地突破原订的计划指标。商业部门的职工大胆地打破常规，提出并实现了减少流动资金、改善服务态度的措施。学校中的师生也开展了勤工俭学和改革教学的运动。全国各条战线，出现了热火朝天的大跃进的形势。
    三月间，毛主席在成都召开了重要会议，完整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成都会议讨论了有关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重要问题，并对关于适当扩大某些专署权限，关于发展地方工业、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作出了决定。在发展工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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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明确提出了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规定地方工业的任务是为农业服务、为国家大工业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为出口服务。在农业机械化问题上，根据毛主席关于农具改革运动的指示，提出全国应普遍地积极推广有广大农民参加的群众性农具改革运动，并经过这个运动逐步过渡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鼓励年轻人向老古董开战，号召人民起来冲破孔老二那套腐朽的精神枷锁。
    为了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组织和调动起来。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毛主席在广州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毛主席深刻地分析了国内的形势，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形势的发展表明：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党的正确领导和六亿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革命和建设迅速前进的基本条件。毛主席高度地赞扬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民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有了觉悟的六亿人民，我们就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了上层建筑领域中正在发生的变革：“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毛主席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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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地指出，我国“一穷二白”，这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介绍一个合作社》是对我国劳动群众的翻天覆地的斗争的颂歌，是组织和发动大跃进的号角。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毛主席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除一千多名代表外，还有一些省市委、地委、县委、大城市区委、工矿企业党委书记和军队负责干部列席。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是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是鼓干劲、争上游的大会。
    毛主席在会议上作了多次重要讲话，发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伟大号召，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强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深刻地批判了两千年来孔孟之徒竭力鼓吹的“上智下愚”的反动史观。会上毛主席还严厉驳斥了林彪借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谬论，并且肯定了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毛主席还教导全党：“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信心，自己起来创造。”（转引自《毛主席论教育革命》)毛主席的这些光辉思想，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飞速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
    会议一致通过了毛主席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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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毛主席总结了我们党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总结了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总结了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批判了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这条总路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战胜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强意志的集中表现，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反映。
    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突出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强调了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新发展。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人民日报》）只有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出发点是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它的本质，是对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的高度重视。因此，实行这条总路线，必须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只有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能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确定了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加速建设内地工业，工业、农业并举，轻重工业并举，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等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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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和农业是两个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正确处理工农业以及工业内部两大部类的发展关系，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毛主席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要以重工业为中心，但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工业、农业并举，就是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必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正确处理工农业之间的发展关系。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并举，才能充分发挥五亿多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断巩固工农联盟，并使工业在原料、市场、资金和劳动力等方面获得可靠的保证，以加速国家工业化。轻重工业并举，就是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注意轻工业的发展，正确处理工业内部两大部类的发展关系，以利于扩大再生产，保证人民生活的需要。“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工农业、轻重工业并举的方针，正确处理了工农业、轻重工业的发展关系，避免和克服了重视工业忽视农业、重视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的错误，使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互相支援、互相促进。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还必须实行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加速建设内地工业，以及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的方针。这些方针，批判了贪大求洋的错误，解放了对地方工业、中小企业、土法生产的束缚，达到了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基础，加速发展新兴工业基地的目的。实行这些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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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更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更便于发掘生产的潜力。
    毛主席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解决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
    【国民经济的大跃进】
    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
    线的光辉照耀下，广大人民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以“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进行了改天换地的伟大斗争。一九
    五八年，全国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一片热气腾腾的大跃进局面。
    毛主席指出“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转引自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为国民经济大跃进指明了方向。抓住了粮食和钢铁，就抓住了工农业生产的主要矛盾，就能带动工农业的全面发展。
    在农业战线上，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一九五八年春的农业生产高潮，带来了夏季的大丰收。它以生动的事实教育和鼓舞了全国人民，进一步解放了农民的思想，驳倒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度发展的悲观论调，为争取更大的丰收创造了条件。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抓好秋粮田间管理的通知》，号召各级干部在八、九、
    十三个月内，深入田间，和农民一起搞好试验田、丰产田，抓好田间管理工作。各地党组织还结合生产活动，组织群众辩论，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广大农民热烈地响应党的号召，提出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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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要粮，向地球开战”的战斗口号，以冲天的革命干劲日夜奋战在田头。他们积极贯彻毛主席提出的农业生产的土（改良土壤）、肥（增施肥料）、水（水利灌溉）、种(改良品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八字宪法”，出现了“为了生产大跃进，千万农村都沸腾”的农业生产大高潮，因而在一九五八年秋又获得了农业生产的第二个大丰收。
    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带来了农田水利、改良土壤、改革农具、改进耕作技术等方面的大发展。广大农民广泛开展积肥、造肥、深耕、改良土质运动，并对生产工具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创造和推广了许多新农具，改善了劳动条件，提高了生产效率。在推广农业技术和推广优良品种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由于全国五亿多农民的努力，出现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大跃进的局面。
    在工业战线上，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九五八年春的工业生产高潮，促进了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四月，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规定，进一步调动了全党全民办工业的积极性。八月，党中央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工业生产建设的形势，要求省一级党委把注意的重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指出工业生产建设必须以钢为纲，全面发展，并提出了一九五八年钢铁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倍即一千零七十万吨的奋斗目标。全国人民热烈地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迅速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大办钢铁工业的群众运动。工、农、商、学、兵各条战线，都组织了钢铁大军，有近一亿人战斗在钢铁生产线上。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一九五八年钢产量达到
    一千一百零八万吨，超额完成了原订的计划指标，即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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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设备生产的八百万吨算，也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九点五。钢铁工业的大跃进，又推动了采矿、煤炭、机械、电力、化工、运输等部门以及基本建设和轻工业的大发展。工业战线上出现了钢铁一马当先，各业万马奔腾的全面大跃进局面。在工业生产建设的大跃进中，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了生产劳动，群众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了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劳动和技术相结合、技术理论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对于工业生产建设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全党以钢为纲大办工业的结果，使工业布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了我国工业发展的新阶段。许多过去不能生产钢铁的省区如内蒙古、河南、甘肃、宁夏、浙江、福建、江西、广西、贵州等，都能生产钢铁了。由于调动了全党全民办工业的积极性，工业之花遍及全国，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也举办了几十万个小型工业单位。在工业生产的大跃进中，我国开始了华北、华中、西南、西北等新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九五八年，我国除了继续建设过去已经开工的将近五百个限额以上的工矿企业以外，又新开工建设一千多个县级以上的工矿。除钢铁外，工业中的重要部门机械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但新建和扩建了二百二
    十个大型工厂，而且建设了数以万计的中小型工厂。过去根本没有机械工业的专县和区乡，这时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办起了机械制造厂和修理厂。总之，一个以钢铁和机械为中心的、大中小型企业相结合的、地区分布比较合理的全国完整工业体系正在形成，这就为今后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推动下，商业、财贸、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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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等各条战线，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出现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大好形势。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大跃进的凯歌声中，
    一种新的社会组织象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这就是我国农村中的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出现，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农村大跃进和贫下中农政治觉悟提高的必然产物。
    早在一九五五年九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出：“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大社的优越性)》一文按语》)在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大跃进中，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组织规模、经营范围和集体化程度上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已不相适应，这主要表现在：组织规模太小，土地少，劳力少，资金少，经营范围窄，同修建水利工程、发展多种经营、实现农业机械化、兴办工业等方面都存在着矛盾。同时，农村中基层政权和基层生产单位分离的状态，也己经不能适应国家加强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领导的需要，出现了农村中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矛盾。因此，广大贫下中农迫切要求高级农业社再向前发展一步，建立一种新的组织制度和组织形式，以适应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进一步巩固的需要。
    在人民公社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出现之前，广大贫下中农为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已经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对高级农业社的组织和制度作过多方面的变更，许多构成人民公社的因素已经出现了。一九五八年初，在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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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有些地方不仅已经组织了突破社界的社会主义大协作，而且开始实行小社并大社。四月，党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的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下达后，各地党委遵照党中央关于并社工作的指示，在总结以前试办大社经验和群众己有并社要求的基础上，领导群众展开了小社并大社运动。如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遂平、平舆两县，在四月间，各办了一个六、七千户的大社。五、
    六月间，两县的小社先后都并成了大社，其他各县也有并大社的行动。至七月底，全区完成了并社工作。这些合并起来的大社，扩大了经营范围，从单一经营发展到兼营其他副业，并开始发展自己的工业。有的地方为了保管和筹划资金，做好农副业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供销工作，还将手工业社、供销社、信用社并归到农业社中去。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这种新形势，不少地方经过试办，相继进行了社、政合并的工作，实行乡政权同大社管理机构的合一。这样，合并后的大社便不再是单一的农业生产单位，而是包括了工、农、商、学、兵等各个方面，并且起了农村基层政权的作用。这些大社就是人民公社的雏形。
    毛主席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创造。当人民公社这一新生事物在我国地平线上刚刚出现的时候，毛主席就及时地指出，我们的方向是逐步地有次序地组成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公社，使其成为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八月九日，毛主席表扬了新建立的人民公社，发出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转引自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的伟大号召，指出这是我国五亿多农民继续前进的方向。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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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八月十七日到八月三十日在北戴河举行了扩大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党组负责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会议热烈地讨论了在全国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认为把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和改变成为规模较大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乡社合一的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是农村生产飞跃发展、农民觉悟迅速提高的必然趋势。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阐明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根源、性质和发展方向，规定了建立人民公社工作中所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和步骤。围绕建立人民公社这个中心任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安排的决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等八个文件。同时，会议还讨论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工业生产问题、商业工作问题、教育方针问题、加强民兵工作问题、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和其他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九月八日，毛主席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又明确地指出：经过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全国到处出现了蓬勃兴旺的气象。无论在农业、工业、文化教育以及其他建设事业方面，都形成了大跃进的形势。对正在全国蓬勃展开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必须采取热烈欢迎的态度，积极加强领导。
    毛主席的号召和党中央的决议传达后，广大贫下中农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迅速掀起了一个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人民群众要求建立人民公社的积极性，超过了建立高级合作社的时期，纷纷派代表抬着申请书，要求加入人民公社。商城县超英人民公社开始时有一万三千户，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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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即增至一万五千户，隔了一夜又增至一万八千户，到开建社庆祝大会时，达到了二万零四百五十七户。到一九五
    八年八月底，全国共成立了八千七百三十个人民公社，参加的农户达三千七百七十八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
    三十点四。到九月下旬，全国人民公社猛增至二万六千四百二十五个，参加的农户达一亿二千一百九十四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八。至十二月底，全国七十四万多个高级农业社合并成为二万六千五百七十八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一亿二千三百二十五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一。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转引自一九五八年《红旗》杂志第八期)。大，就是指人民公社的组织规模比高级社大。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为社，平均每社约五千户，比平均每社约一百六十户的高级社大三十倍左右。人民公社经营的范围和内容也比高级社广泛得多，不仅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而且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公，就是指人民公社比高级社更加集体化，更加社会主义化，公有化的程度更高。人民公社产生了公社一级所有制，这是高级社所没有的。由于实行政社合一，使公社一级的集体经济开始带有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成份。
    农村人民公社是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根据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适应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对原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部分改革而建立起来的。它是我国逐步实现集体所有制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的发展，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两种所有制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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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一种适宜的形式，是我国农村一场深刻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途。一九五八年农村人民公社一建立，就夺得了秋季农业大丰收，更好地完成了秋播的繁重任务。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全国各地人民公社先后组织了劳动力参加采矿、运输、炼铁的劳动，有力地支援了钢铁工业的生产。各地人民公社还举办了小型炼铁厂、发电站、水泥厂、肥料厂、农药厂、农具修配制造厂等社办工业。此外，人民公社还大力发展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由于生产的飞发展，社员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一切表明，农村人民公社一成立，就气势磅礴，显示出了无比的优越性。农民群众深有体会地说：“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组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稠挤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
    在一九五八年夏秋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中，毛主席又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参观了工厂、农村、学校，会见了工人、农民、干部和学校师生、居民群众。毛主席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说：“沿途一望，生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转引自《新华半月刊》一九五八年第二十期)“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十期）毛主席对正在蓬勃发展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时地作了指示：“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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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十期）毛主席强调指出：“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转引自《新华半月刊》一九五八年第二十期）批判了那种反对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的错误观点，指出“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十期)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
    【纠正刘少奇一伙形“左”实右的错误。农村人民公社的巩固与发展】
    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的伟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引起了他们的极端恐慌和拼命反对。在国外，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反华歇斯底里大发作，向中国人民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在国内，地富反坏右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兴风作浪，积极配合，他们污蔑大跃进是“人海战术”，“奴隶劳动”，“不切实际”，攻击人民公社是“奴隶制度”，“削夺了个人自由”，“破坏了家庭”。
    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立即反映到了党内来。刘少奇、陈伯达之流为了迎合国内外阶级敌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需要，改变了手法，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反对毛主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现阶段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正确论断，否定价值法则，否定商品生产，破坏革命群众运动。他们主张农村人民公社应当“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立即进入共产主义”，主张在社会主义阶段立即取消商品，价格和货币。在这种反动理论的指导下，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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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一伙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大刮“共产风”。他们不顾各生产队在生产、收益等方面的差别，实行穷队富队一律拉平，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助长了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他们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从生产队抽取过多的积累，无偿地从生产队抽调大量的劳动力，实质上是无代价的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他们主张国家银行给农村集体经济的贷款一律收回。刘少奇一伙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通过上述办法来制造混乱，打击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扼杀新生的人民公社，破坏工农联盟，瓦解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及时地批判了刘少奇一伙的错误，保护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把群众运动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主席在郑州召集了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部分地方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随后又在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在武昌召集了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
    一书记参加的会议，对人民公社存在的一些问题采取了措施。为了使各级领导干部提高理论水平，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毛主席还在十一月九日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委的同志们，建议学习《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求他们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认真读马列的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毛主席在武昌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会议总结了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通过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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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公社问题、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等决议；并且根据毛主席的建议，通过了关于不提名毛泽东同志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决议。
    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系统地总结了人民公社发展的经验，对过去几个月中我国农村的人民公社运动给了很高的评价，对人民公社发展中的各个基本问题作了深刻的说明，决议对于公社的发展方向、生产方针、分配制度，以及对于组织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加强党的领导，发扬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等重要问题，都作了规定。决议要求各级党委抓紧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至第二年四月的五个月时间，紧密结合冬季和春季的生产任务，对本地区人民公社进行一次调整和巩固的工作。
    决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思想，指出由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转变，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这些是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几种过程。高级社变为人民公社，并不等于把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因此，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的。“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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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
    决议从人民公社现阶段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出发，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人民公社无论在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既要发展直接满足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必须尽可能广泛地发展商品性生产。各个公社应当根据自己的特点，在国家计划的统一安排下，同别的公社和国营企业实行必要的生产分工和商品交换。只有这样，各个公社才能换回必要的机器和设备，实现农业机械化，整个国民经济也才能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这样，决议就进一步阐明了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划清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批判了刘少奇一伙假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保护和巩固了新生的农村人民公社。这个决议，是我国建设人民公社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纲领性文件，是广大农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继续迈进的指路明灯。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以后，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各地农村人民公社结合当前的生产任务，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整社的工作。这次整社的目的，主要是提高干部和群众对于人民公社的性质和“两个过渡”的认识，进一步巩固和健全人民公社的组织和制度。一九五九年二月底到
    三月初，党中央在郑州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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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中提出的问题。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提议，确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和方法。
    在整社中，广大干部和社员进一步明确了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性质和任务，明确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及区别，在肯定大跃进的成绩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的基础上，纠正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各地人民公社贯彻执行了分级管理、分级核算、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确定了生产资料实行三级所有制。
    通过整社，广大干部和社员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贯彻了党中央规定的各项政策，使人民公社走上了巩固发展的道路。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召开了党的八届
    七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重要讲话。会议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指出：“三个多月来的整社工作是良好的，有成绩的”，“农村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全会对整社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并且规定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同月，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会议纪要，对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管理体制、收益分配和农业生产等问题，进一步作了明确的规定。
    由于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各项重要决定的贯彻执行，人民公社运动走上更加健康的道路。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被粉碎】当我们党纠正了刘少奇一伙的干扰之后，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彭德怀又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从右的方面恶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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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疯狂地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革命群众运动，挑起了党内的一场严重的斗争。
    彭德怀向党进攻是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一九
    五八年党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并领导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彭德怀就怀着没落的反动阶级的阴暗心理，借口“下乡调查”，到处搜集反对总路线和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材料，作为向党进攻的“炮弹”。彭德怀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采取资产阶级的阴谋手法，在党内挑拨离间，造谣扯谎，拉拢私党，进行分裂党的宗派主义活动，纠集了一个以他为头子的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反党集团，组成了一个搞阴谋活动的“军事俱乐部”。
    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和八月党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以前和会议期间，彭德怀一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拣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发起了猖狂进攻，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经过一番阴谋策划之后，彭德怀在七月十四日把一份经过精心炮制的所谓《意见书》抛了出来。这份《意见书》以及他在整个庐山会议期间所散布的言论，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他们表面上装作拥护总路线的样子，而把那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己克服了或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收集起来，加以极端夸大，把我国的形势描写得漆黑一团。他们恶毒攻击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谩骂大跃进是“升虚火”、“发高烧”，是“得不偿失”或者“有失无得”，胡说人民公社“办早了”、“搞糟了”，污蔑人民公社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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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轰起来的”。彭德怀甚至一再声称：“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
    彭德怀一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用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运动，指手划脚，向群众和干部泼冷水，到处散步松劲、泄气、埋怨、悲观情绪。他们把毛主席领导的几亿人民的冲天革命干劲，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攻击群众运动“妨碍正常秩序”，企图制造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叫嚷什么政治挂帅与经济措施“两者必须并重”，实际上是妄图以资产阶级政治来取代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地位。他们还用恶毒的语言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攻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积极推行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彭德怀的反党阴谋活动，适应了国内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的要求。他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让地主资产阶级重新统治中国人民。正如毛主席所深刻指出的：“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三期)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又是同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反华反共反革命活动相呼应的。彭德怀里通外国，同赫鲁晓夫秘密勾结。他在庐山会议跳出来后，赫鲁晓夫公然为其撑腰打气，吹捧彭德怀是“正确的”、“勇敢的”，是他“最好的朋友”。
    彭德怀的反党阴谋活动，由来已久。他本是一个带着“入股”思想投机到党内来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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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党历史上几次重大路线斗争中，他都是站在机会主义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反对毛主席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路线，忠实地执行李立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
    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后，他仍然反对毛主席的领导，并且在党内和军内进行分裂活动，妄图夺毛主席的权。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顽固地推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压抑晋冀鲁豫地区的农民反封建斗争，并把自己负责的华北地区当成独立王国，当成自己向党中央闹独立的资本。对于彭德怀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毛主席曾多次给予教育。但彭德怀始终没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一直怀恨在心，伺机反扑。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彭德怀的政治野心更加膨胀，反党活动也更为猖獗。一九五三年，他又充当了高、饶反党联盟的重要成员。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纠集了一伙高、饶反党集团残余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一次跳了出来，举起资产阶级的旗帜，煽动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党不满分子、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向党发起猖狂进攻。这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党活动，是这个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实际上是在刘少奇一伙的支持和包庇下进行的。刘少奇、林彪也在背地里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同彭德怀一呼一应，心心相印，只是经过了一番较量之后，彭德怀的反党集团被打败了，刘少奇、林彪见势不妙，才连忙掩护彭德怀退却。—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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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识破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阴谋。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党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并且在会议期间写了许多重要的批语和指示，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中央委员会里有，省级也有，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机会主义的党。一定要在广大干部中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毛主席在痛斥彭德怀之流污蔑和反对革命群众运动的谬论时，深刻地指出：“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转引自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毛主席强调要加强党的团结，特别是中央的团结，它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允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继续革命。一切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以外，总是可以改变的。改不过来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向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的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员，何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呢？毛主席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转引自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号召全党从思想、政治、经济三方面打败反党反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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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思潮。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
    八届八中全会指出：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是毛主席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提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越来越大地发挥它的威力。在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国人民不但在去年实现了大跃进，而且在今年继续跃进；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不但巩固地站稳了脚跟，而且日益显著地发挥它的优越性。”②针对以彭德怀为头子的反党集团的进攻，全会强调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粉碎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已成为党在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全会揭发和清算了彭德怀一伙的反党罪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撤掉了彭德怀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国防部、外交部、湖南省委所担任的领导职务。
    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在党中央和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全国勇敢勤劳的六亿五千万人民，毫不动摇地奋勇前进，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而斗争到底。
    为了贯彻全会的精神，八月七日，党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向各级党组织指出，右倾己经成为当前的主要危险。要求各级党组织对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加以检查和克服，在认识一致的基础上，掀起
    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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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粉碎了彭德怀反党集团，保卫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第三节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斗
    争。战胜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
    【粉碎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
    会议后，国际形势继续向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中国、阿尔巴尼亚、朝鲜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力量日益强大。中国人民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地区的战争挑衅。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爱国武装斗争方兴未艾，日本人民为反对美国的侵略和压迫进行了连续的英勇的斗争，古巴人民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胜利，阿尔及利亚人民通过长期武装斗争赢得了独立。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的斗争也日益发展。所有这些斗争，互相支持，互相鼓舞，推动着历史前进，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处于进一步衰落和瓦解的过程中，帝国主义阵线矛盾重重，正在加速走向四分五裂。
    但是，国际斗争的发展是曲折的，复杂的。美帝国主义者为了称霸世界，继续推行它的侵略和战争计划。肯尼迪政府上台后，一面玩弄各种和平花招，一面变本加厉地进行扩军备战和侵略活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迎合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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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的需要，背叛共产主义事业，愈走愈远。各国反动派更加露骨地追随美帝、苏修，疯狂镇压革命人民。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印度反动派，为了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反对革命，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指向了社会主义中国。它们结成反华的“神圣同盟”，掀起了嚣张一时的反华大合唱。帝、修、反恶毒地诬蔑和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并且对我国实行封锁、包围、禁运、颠覆和武装侵略。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国内的地、富、反、坏、右蠢蠢欲动，和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遥相呼应。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乘机抛出了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支援要少的“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投靠苏修，联合美帝和各国反动派，扑灭世界革命，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帝、修、反的反华逆流、对刘少奇的“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毛主席在这个时期先后会见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朋友，同他们进行了重要谈话，深刻地论述了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形势
    和经验，阐明了我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一九六O年五月，
    毛主席在同日本、古巴等国朋友谈话时，针对国内外修正主义美化帝国主义的谬论，揭露美帝在“和平”的幌子下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严正指出：“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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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敌人，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对帝国
    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九六O年五月十五日《人
    民日报》)毛主席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寄予无限的希望，他说：“人民是决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必能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一九六○年五月九日《人民日报》)“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他们做尽了坏事，全
    世界一切受压迫的人民决不会饶恕他们。”（一九六O年五月
    十日《人民日报》)毛主席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庄严地宣布：“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我们大家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大家需要互相团结互相支持。”“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一九六○年五月
    四日《人民日报》)“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得到并将继续得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一九六0年五月十日《人民日报》)要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必须要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主席在谈话中指出：“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当中，采取正确的路线，依靠工人、农民，团结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反帝力量，紧紧地联系群众，就有可能取得胜利。”（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正确路线只能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在给日本工人朋友的题词中写道：“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日本人民、也是各国人民争取革命胜利的一条基本原则。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政府和人民对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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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人民坚决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支持西欧、北美和澳洲的工
    人运动。一九六O年五月，日本人民掀起了反对日美“安
    全条约”的运动。同月九日，我国首都一百万群众举行示威，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对古巴人民、南朝鲜人民和印度尼西亚、老挝、刚果、土耳其等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斗争，我国人民都给予坚决的声援和支持。我国人民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一九六○年六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窜到菲律宾、冲绳、南朝鲜和我国台湾，进行阴谋活动。为了支持亚洲各国人民反对艾森豪威尔的强盗“旅行”的正义斗争，支持台、澎、金、马爱国同胞的反美斗争，表示伟大中国人民对美帝的蔑视鄙视，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奉令在六月十七日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前夕和十九日离开台湾的时候，在金门前线举行反美武装示威。我炮兵部队向大、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打炮“迎送”美帝头子。美帝国主义不断侵犯我国领海和领空，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并支持和唆使蒋介石集团叫嚣反攻大陆，派出武装匪特骚扰我大陆沿海地区。英雄的我国军民百倍警惕，严阵以待。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在华东地区上空首
    次击落美制蒋帮U一2型飞机一架，沉重地打击了美帝的军
    事挑衅。
    在这个时期，毛主席、党中央领导全党，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一道，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自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以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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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越走越远。他们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最大障碍，放肆地进行反对我党和我国的活动。一九五八年，苏修企图从军事上控制我国，提出要在我国建立所谓长波电台和搞什么“共同舰队”的无理要求，遭到我党中央和政府的严正拒绝。一九五九年六月，苏修恼羞成怒，片面撕毁了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造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九月，苏修不顾我国多次提出的不同意见，发表了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公开支持印度反动派反华，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以讨好美帝。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中却称兄道弟，打得火热。赫鲁晓夫把投降美帝的叛卖行径，说成是什么“开创”了“国际关系新纪元”的“戴维营精神”，而加以大肆吹嘘。
    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我党
    在一九六O年四月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
    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不指名地批判了苏修一系列的修正主义观点，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接着，五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会议和六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联理事会上，我党都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反对苏共在国际民主组织中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同年六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经过精心策划，竟然对我党发动了突然袭击。我党代表团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维护各国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同赫鲁晓夫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并且在会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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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书面声明，指出我党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有着一系列基本原则上的分歧。但是，为了顾全大局，我党在会谈公报上签了字。我党这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立场和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得到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坚决支持。苏修叛徒集团妄图压服我们，采取了
    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去。七月，苏修突然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走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三百四十三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二百五十七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停止供应为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了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的关键部件的供应，并且挑起了中苏边界纠纷。但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任何敌人所吓不倒，也压不服的。我党和我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大旗，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决心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
    一九六O年下半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列宁
    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更加激烈。在准备和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过程中，我党对苏修叛徒集团进行了一系列的原则斗争。这场斗争，首先是在有二
    十六个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准备文件的起草委员会中展开的，接着就在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达到了高潮。十一月，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会议期间，苏修叛徒集团企图强迫各兄弟党接受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组织路线，但是，它的阴谋失败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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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列主义兄弟党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在会上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基本上被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取得了重大胜利。会议通过的声明所体现的革命原则，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有力武器，也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有力武器。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刚一结束，赫鲁晓夫就公然推翻他自己签了字的八十一个兄弟党的联合声明，放肆地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召开了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系统地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与“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纲领，形成了更加完整的修正主义体系。会上，赫鲁晓夫再一次带头大反斯大林，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我党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向大会的致词和同赫鲁晓夫等人会谈中，再一次重申了我党的原侧立场，对苏共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会后，苏修叛徒集团又拒绝了印度尼西亚、越南、新西兰等兄弟党关于召开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倡议，拒绝了我党一九六二年四月为准备召开兄弟党会议而提出的五项建议。一九六二年
    四月到五月间，苏修还通过它驻我国新疆的机构，在伊犁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引诱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进入苏联境内。但是，苏修叛徒集闭的反共反华活动，尽管猖獗一时，只不过是狗急跳墙，丝毫不表示它的强大。毛主席深刻地指出：“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引自一九七O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苏修叛徒集团色厉内荏，
    是一只纸老虎，越是张牙舞爪，穷凶极恶，也就越在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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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人民面前暴露出它的丑恶本质，从反面教育人民起来同他们进行斗争。
    在这期间，中国人民还击退了印度反动派掀起的几次反华恶浪。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政府，代表着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利益，继承和保持英国殖民者所留下的遗产，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政策。它为了打击国内的进步势力，转移人民的视线，讨好美帝、苏修，获取更多的美元和卢布，在一九五八年以后不断掀起反华运动。一九五九年三月，在印度反动派的策动和支持下，西藏地方当局达赖喇麻叛国集团公开发动了武装叛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一忍再忍，申明大义，使西藏人民看清这不是什么汉藏人民之间的民族纠纷，而是反动农奴主对革命人民的乱。十九日，叛乱分子向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举行全面进攻。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同西藏爱国僧俗人民一起，迅速地平息了叛乱。这时，印度反动派一片喧嚷，公然干涉我国内政。自三月十七日至五月四日，尼赫鲁在印度议会连续八次发表关于西藏问题的讲话，胡说农奴主的叛乱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恶毒地把平定叛乱污蔑为“武装干涉”，把西藏局势说成是“悲剧”。印度扩张主义者还叫嚣要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他们在印度国会里公开讨论纯属我国内政的西藏问题，在新德里等地举行反对中国的集会，并组织所谓“支援西藏委员会”，要求召开一次西姆拉式的会议③，甚至叫嚣要派“志愿军”到西藏等等。他们还公然支持在印度的西藏叛匪头目达赖喇嘛进行叛国活动，纠集逃到印度的叛匪，妄图卷土重来，在西藏复辟农奴主的反动统治。—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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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对印度反动派的反华活动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四月二十八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严正指出：“西藏少数反动分子的叛乱和对于叛乱的平定，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任何外国人干涉。”
    五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的重要文章，揭露了印度大资产阶级的本性和印度扩张主义的深刻根源，打击了印度资产阶级反动派，揭露了尼赫鲁的真面目，分析了西藏反动分子叛乱事件的实质和印度政府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径，阐明了我国政府的坚定的立场和政策。印度政府的扩张主义行径被我揭露后，它在全世界的处境空前孤立，反华活动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
    但是，印度反动派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一九五九年
    八月，印度武装部队向我边防军开火，挑起了第一次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印度反动派随即利用这个事件，掀起了第二次反华浪潮。尼赫鲁在国会和记者招待会的谈话中，诬蔑中国“侵略”印度，硬要我国接受所谓“麦克马洪线”④为中印东段边界线。不仅如此，印度反动派还向中国提出了总计达十二万五千平方公里的领土要求，即要侵占中印边界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九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和中段的二千平方公里的领土外，还要占领中印边界西段的三万三千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九月八日，周恩来总理在给尼赫鲁的信中，严正声明：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中国绝不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中国政府主张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⑤，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
    边界问题，一九六O年四月，周恩来总理访问新德里，就
    边界问题同尼赫鲁举行会谈。但是尼赫鲁却要我国政府无条件接受印度的领土要求，以致谈判没有在任何实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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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达成协议。在这以后，印度反动派在中印边境多次制造武装冲突，蓄意向我边防部队进行攻击。我军根据自卫原则，坚决打退了印度反动派的进攻。
    斗争实践证明，帝、修、反的所谓反华“大合唱”，只不过是几只碰壁的苍蝇，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就全世界来说，帝国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他们的人数极少，总共只占全人类的百万之几。他们反华，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相反，却激起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以冲天的革命干劲，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反华的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使他们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面前进一步暴露其丑恶面目，被孤立的不是中国人民，而恰恰是帝、修、反他们自己。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
    正当国内外阶
    级敌人向我发动猖狂进攻，全党和全国人民奋起进行反击
    的时候，一九六O年十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
    版了。这一卷收集了毛主席从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个历史时期的七十篇重要著作，其中有三十五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这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代表了毛泽东思想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伟大发展，是我国武装的革命同武装的反革命最后决战的光辉记录，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基本总结。《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件非常重要的大喜事。在国际范围内修正主义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这部光辉著作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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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部伟大著作，是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高潮，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毛主席在这个时期，还写了许多首光辉诗词，赞扬“中华儿女多奇志”，“芙蓉国里尽朝晖”，怒斥帝、修、反“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这些诗篇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学“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坚定革命立场，发扬无限风光在险峰的革命英雄气概，不怕鬼、不怕魔，敢于斗争、敢于胜利。“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必定要胜利。毛主席的诗词，充分体现了革命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根本方向，树立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光辉榜样。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反击帝、修、反猖狂进攻的同时，毛主席还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为战胜国民经济暂时困难，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由于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撕合同、撤专家的背叛行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遇到了暂时的严重困难。
    一九五九年，全国十六亿亩耕地，有六亿亩受灾。一九六
    O年，又受到近百年来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有九亿亩耕
    地受灾，其中有三亿亩到四亿亩受重灾，一部分农田甚至颗粒未收。一九六一年，又连续第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粮食、棉花和一些其他经济作物继续歉收。农业的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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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到工业生产、特别是以农业为原料的一部分轻工业生产的发展，进而影响到市场供应和人民群众的生活。
    在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和经济困难面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本主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围绕着这个问题，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和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政治斗争的性质，而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相呼应的。刘少奇一伙以为美帝、苏修、印度反动派的猖狂反华和我国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好时机。他们极力夸大暂时的困难，否认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党的总路线能够战胜困难，妄图乘机复辟资本主义。
    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战胜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一九六一年一月，毛主席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九中全会。
    全会正确估计了国际斗争的形势，重新强调党在国际斗争中的正确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高举马克思列宁
    主义旗帜，坚持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O年莫斯
    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斗争进行到底。
    全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的形势，指出在过去的三年中，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O年，我国的工业生产获得了连续
    三年的大跃进，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已经大大加强。农业方面，虽然由于连续几年的严重自然灾害，而没有能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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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生产计划，但是人民公社的组织日益完善和巩固，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农业技术装备也有了一定的改善，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已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这就不仅减轻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而且为今后的农业增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所有这一切，充分证明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是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是完全正确的。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进一步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总路线，实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
    的方针。按照毛主席在一九六O年提出的全党动手，大办
    农业，大办粮食的重要指示，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尽最大努力争取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收成。全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个方针，要求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其中主要是调整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比例关系。同时，继续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和技术革新运动，以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在发展变革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充实新发展起来的一些经济部门的内容，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增加品种规格。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尖锐地提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全会指出，在全国的城市和乡村中，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利用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和我们某些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进行捣乱和破坏，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实际上已经篡夺了部分单位的领导权。因此，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阵地，全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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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开展整风运动，以帮助干部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密切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同时，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同一小撮坏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把那些确属混入党内和政府内的坏分子坚决清洗出去，以纯洁党的组织。对于那些己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要坚决地进行夺权斗争。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全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研究是正确地制定政策和正确地执行政策的基础。一切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不搞调查研究，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都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因而给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毛主席指出，作好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这就要搞调查研究。毛主席号召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地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各部队党委，应分别到基层中去，到公社、生产队、工厂、学校、商店、连队去，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要选择一两个或两三个有代表性的基层单位，用解剖麻雀的方法，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
    【农村人民公社的进一步巩固】
    在党的八届九中
    全会以后，全党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人民公社制度，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制度，是在反对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实现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正当全党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时候，刘少奇一伙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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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手法，乘着反右倾斗争的机会，再一次刮起“共产风”，
    干扰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的正确路线。到一九六O年春，
    在农村中的不少地方，形“左”实右的错误又重新抬头了。
    这种形“左”实右错误的主要表现之一，是人民公社在分配问题上实行平均主义：一个是生产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平均主义，违反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严重地影响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形“左”实右错误的另一个表现，是无偿地按集体经济的生产资料、产品和劳动力，在收购集体经济的农产品时，又任意压低产品的级别和价格。这样，就在实际上剥夺了农民的劳动成果，并在国营经济同集体经济的商品关系中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损害了集体经济和社员的利益。此外，在领导工作中还出现了瞎指挥和浮夸风、命令风。他们违反客观实际的可能性，违背广大群众的意愿，盲目地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在同一时间内不分轻重缓急地提出许多“大办”。刘少奇一伙妄图用这些办法来破坏工农联盟，瓦解人民公社，复辟资本主义。这样，彻底纠正刘少奇一伙的形“左”实右的错误，落实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成为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制度的关键问题。
    九六O年三月五日，毛主席对广东省委《关于当前
    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全党认真思考广东省委提出的五个方面的问题。这五个问题是：（一）人民公社中所有制过渡的问题；（二）发展公社一级经济的问题；（三）分配原则的问题；（四）经济核算制度的问题；（五）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问题。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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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指出：我们的干部想通和正确处理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坚决地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和业务水平，对于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具有重要意义。党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于三月二十三日、三
    十日和五月十五日先后发出了《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和《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对人民公社中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等严重问题，提起充分的注意。要采取措施，坚决纠正这些歪风邪气，要分期分批地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认真地进行整风整社。党中央在十月十二日还转发了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委的两个文件，并且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坚决纠正不正之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以正确解决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同时，必须在各经济部门合理地安排劳动力，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以正确解决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问题。
    党中央为了彻底纠正形“左”实右的错误，进一步引导公社胜利向前发展，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于十一月三日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人民公社“十二条”)。信中指出，人民公社在同连续几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中，越来越表现出无比的优越性。但是，必须看到“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纠正。这种不正之风，在许多地方还相当严重。因此，中央再次明确指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来破坏这种制度。各级党委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坚决彻底地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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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共产风”。在人民公社中，必须坚决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的核算单位；坚持各尽其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必须坚持少扣多分的原则，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发动群众，整风整社。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将毛主席和党中央历来的指示连同这封指示信迅速地同广大社员群众见面，原原本本地读给全体党员和干部听，读给农民群众和全体职工听，并且要反复解释，做到家喻户晓。十五日，毛主席再次指示全党，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自从毛主席和党中央这一系列指示发布以后，刘少奇一伙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才开始得到了认真、彻底的纠正。
    一九六一年三月，毛主席在中央广州会议上亲自领导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这个《草案》经过在干部和群众中的讨论和试点调查，在同年六月中央北京会议上又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成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一九六二年二月十
    三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发布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人民公社以生产队（即过去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个决定在《六十条》中正式规定了下来。《六十条》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纲领性的文件，它系统地总结了从一九五八年以来人民公社运动的经验，对人民公社现阶段的性质、组织、规模、经营管理和党的领导等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六十条》指出：“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农村人民公社是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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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上联合组成的。它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社会主义的互助、互利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国家要尽可能地从各方面支援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以便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根据各地方不同的情况，人民公社的组织，可以是两级，即公社和生产队；也可以是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人民公社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同群众密切联系，有事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意见，在人民公社各级组织中起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
    同年六月十九日，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下最大决心，贯彻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的多次指示，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全部、彻底进行退赔。并且对于退赔的方针、政策和方法等问题，进一步作了明确的规定。
    毛主席、党中央规定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从根本上排除了刘少奇一伙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有效地保证了人民公社的进一步巩固和健康成长，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大大加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
    【战胜国民经济暂时困难的斗争】
    在进一步巩固
    人民公社的同时，党还领导全国人民为战胜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进行了艰巨的斗争。
    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对于争取经济情况的好转和进一—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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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全党和全国人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首先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一九六
    O年八月十日和十四日，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全党动手，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中央再次强调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粮食则是基础的基础。粮食问题的解决，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而且直接影响到工业的发展。因此，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的长期的革命任务。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坚决从各方面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坚决压缩水利、公路、航道、土铁路等农村的基本建设，以加强农业生产战线；搞好田间管理，力争丰收；在大力增产粮食的同时，必须重视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林牧副渔也要发展。中央的指示还强调指出，保证农业生产，不只是农业部门的责任，而且是各部门共同的责任。工业部门应当把支援农业的任务放在头等重受的地位。交通，财贸、文教、卫生等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农业生产的需要，积极支援农业。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进一步排除了刘少奇一伙推行的“重工轻农”、“以重挤农”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国民经济进步明确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次序安排计划，搞好综合平衡，使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比较协调起来，从而促进了我国工业、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我国勤劳勇敢的五亿农民，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以及各方面的支援下，为战胜暂时困难、夺取农业战线的新胜利，进行了伟大的战斗。他们依靠人民公社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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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农业的技术水平，力争粮食以及其他作物的丰收。在我国的许多平原地区、某些山区和丘陵地区，那里的广大农民，充分运用原有的较好的农业生产基础，继续千方百计地挖掘潜力，把各种有利因素调动起来，实现农业的更稳产、更高产。在原来基础较差或受自然灾害较严重的地区，那里的广大农民顽强地同自然作斗争，实行山、水、田、林综合治理，把不利条件改变成有利条件，提高了农业产量。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农业战线上涌现出
    一批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先进单位。山西省大寨大队，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光辉典范。大寨人民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的带领下，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决心把穷山沟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他们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不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坚持对小生产的教育改造，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战天斗地，用勤劳的双手，把全村七条大沟、几十条小沟都闸坝垒堰淤成良田，把全村被分割的四千七百多块的八百多亩坡地、圪梁地修成水平梯田。他们在治山、治坡、治沟的斗争中，坚持科学试验，把种试验田的制度一直坚持下来。到一九六二年，大寨每亩土地的粮食产量，已经超过七百斤，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指标。大寨的光辉事迹，充分显示了党的基本路线和农村工作各项政策的无比正确，表现了人民公社的强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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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业战线，贯彻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着重加强了支援农业的生产资料、以工业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手工业产品以及当前最急需的重工业产
    品的生产，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九六O年三月，毛主席
    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基本经验，制定了《鞍钢宪法》，确定了“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五项基本原则。六月，毛主席在上海会议上又指出，我国工业今后的发展，数量不可不讲，但应着重抓规格、品种、质量。把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
    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就加强对工业的领导、调整工业计划、整顿管理体制、改善协作关系和改进企业工作等方面的问题，作了
    八项规定。指示强调加强工业战线的统一领导，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战胜困难，发展生产，继续前进。
    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总结了前一段的经验，指出必须把增产节约、“精兵简政”、稳定市场、改善供应四项任务结合起来，必须进一步地、合理地调整有关计划工作、工业生产、物资供应、财政金融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必须千方百计地、实事求是地解决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中各项急迫的问题，以便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的生活。
    在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光辉思想指引下，我国工人阶级一次又一次地战胜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创造了惊人的业迹。大庆油田就是工业战线上
    一个光辉的榜样。大庆油田会战，是在一九六○年我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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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迎着帝修反掀起的反华恶浪，迎着刘少奇一伙在工业上刮起的下马风，打上去的。以铁人王进喜同志为代表的英雄的大庆工人，以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头顶蓝天，脚踩荒原，顶住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讽刺打击，蔑视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的条条框框，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建起了我国第一流的大油田，甩掉了西方资产阶级强加在我国头上的“贫油国家”的帽子。大庆油田的开发和建没，充分体现了《鞍钢宪法》的精神，是我国工业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实践，为社会主义建设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经过三年的努力奋斗，到了一九六三年底，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开始全面好转，暂时经济困难的时期已经胜利地渡过了。经过困难的考验和锻炼，我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更为提高，革命和建设的热情更为高涨，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更加发展了。总之，我们不是更弱而是更强了。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当我国遇到国民经济暂
    时困难和帝修反掀起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国内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也愈来愈猖狂。那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以及少数反共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认为他们的“出头日子已经到了”，“天就要变了”，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有的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单位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到他们的手里。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进行恢复封建宗族统治的活动，还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搞罪恶勾当。反动分子甚至开设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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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大搞投机倒把，盗窃国家资财，套购国家物资，非法获取暴利。有的地方，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在社会上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机关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他们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此外，秘密串联、盗窃情报、里通外国、杀人放火等反革命活动，多处发生。所有这些事实，说明我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
    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刘少奇及其一伙，加紧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条战线上，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刘少奇公然鼓吹发展资本主义，说什么：“社会上产生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并不可怕。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甚至有些人开地下工厂，也不要怕”。⑥他还主张给资本主义发展以合法地位，说“可以考虑允许一批商人出来，开放一批，给他合法化，让他搞。这样危险并不大。”⑦刘少奇一伙公开地提出并推行“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修正主义路线，叫嚷什么“自由市场还是要搞下去的”⑧，还派出爪牙，四处“调查”“包产到户”的“经验”。按照刘少奇黑指示强制推行“包产到户”的地方，什么“责任田”、“分田到户”、“产量责任制”等等复辟资本主义的花样，纷纷出笼了。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林彪，也躲在阴暗角落里攻击党的总路线，竭力主张实行“包产到户”。刘少奇一伙还竭力推行修正主义工业路线，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鞍钢宪法》相对抗。他们把社会主义工业企业这个重要阵地，歪曲为单纯的“经济组织”、“生产经营单位”，蓄意抹杀工业企业里的阶级斗争；鼓吹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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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主义的“一长制”，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宣扬“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其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企业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
    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为了推行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复辟资本主义，还起劲地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在他们控制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对无产阶级实行反革命专政，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制造舆论。在文艺领域中，刘少奇积极支持以周扬为首的“四条汉子”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一九六一年七、
    八月间，他们炮制了一个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它取消党对文艺的领导，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反对文艺作品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维护文艺界的资产阶级统治，猖狂地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相对抗。在这条文艺黑线的统治下，文艺界的许多协会、团体、机关，被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权威、反动作家等所霸占，拒不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变成了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间，周扬一伙又抛出了“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向无产阶级进攻。在文艺领域中，毒草丛生，牛鬼蛇神纷纷登场表演。仅在一九六一年几个月之间，《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等毒草连续出笼。为反党头子高岗翻案的小说《刘志丹》、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的电影《燎原》，也在这期间炮制了出来。他们利用这些反动小说、电影、文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野心—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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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阴谋家歌功颂德，为反党分子鸣冤叫屈，美化叛徒、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煽动地富反坏右进行阶级报复。这个时期，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塞满了封、资、修的东西。
    在教育领域中，刘少奇、陆定一之流竭力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九六一年九月，他们炮制了一个关于高等教育工作的条例，把修正主义教育制度更系统化了。这个条例，对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实行全面的反攻倒算，抹杀教育领域内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保护资产阶级，不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它多方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顽固地维护封资修的意识形态。它鼓吹智育第一，书本至上，关门办学，妄图把学生培养成为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它限制甚至取消党在学校的领导权。这个条例下达以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更加严重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察觉了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为了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总结一九五八年以来贯彻执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经验，一九六
    二年一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人民解放军各军种和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以及大型企业党委等各方面的领导干部，共计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作了一个黑报告，猖狂地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
    对人民公社，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毛泽东思想，并且公然为彭德怀之流翻案。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严肃地批判了刘少奇一伙的反党谬论，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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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地提出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主席的讲话，是
    一个十分重要的反对修正主义的纲领性文件。
    毛主席深刻地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再一次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指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人民日报》)这是因为，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因此，“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转引自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月《人民日报》)从这个根本观点出发，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和执行党的总路线，进一步健全人民公社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
    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想。”（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刘少奇一伙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实质。毛主席还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党内并不纯洁，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否则是要吃亏的。毛主席针对刘少奇一伙站在地富反坏右一边，反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反动立场，严肃地指出：“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解放军报》)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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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在这个重要讲话中，着重地论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意义，指出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巩固。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没有党的统一集中的领导，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就要遭受挫折和失败。但是，这种集中领导必须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转引自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我们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没有广泛的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中。毛主席教导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转引自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解放军报》)毛主席批判那些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的人，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是“西楚霸王”。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难免要“别姬”的，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的。
    实践证明，只有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才能有效地对敌对阶级实行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才会巩固。毛主席强调指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转引自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阵地，就必须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坚决地依靠群众。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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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转引自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面对着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毛主席满怀信心地指出：“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
    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
    利的。”（引自一九七O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毛主席高瞻远
    瞩地号召全党同志为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伟大胜利而战斗，深刻地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转自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解放军报》)
    毛主席的这个重要讲话，是我们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思想武器。它深刻地批判了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政治和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同志，使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了一大步。我们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通过学习毛主席的这个重要讲话，进一步提高了觉悟，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斗争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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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小结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还有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国革命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刘少奇一伙的答案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他们同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遥相呼应，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不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妄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强加给全党。
    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系统地回答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明确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还必须继续革命。毛主席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彻底地驳斥了刘少奇~伙的修正主义谬论，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了我们全党。
    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发展，不断地用新的事实证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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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叛徒集团在列宁故乡复辟资本主义这一严重事件的出现，反复证明了毛主席揭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条根本原理：“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引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解放军报》）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一场大搏斗。这场斗争，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取得伟大胜利后，毛主席在
    一九五八年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毛主席总结了我们党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总结了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总结了赫鲁晓夫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批判了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人民在农村中创造了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全国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一片热气腾腾的大跃进局面。这是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革命和建设迅速前进的大好形势下，刘少奇一伙改变了手法。他们先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反对毛主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现阶段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正确论断，否定价值法则、否定商品生产，破坏革命群众运动。毛主席及时地批判了他们的错误，保护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采取具体措施，把群众运动引导到正确的轨道。到了一九五九年八月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跳了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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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又从右的方面恶毒地攻击党的总路线，疯狂地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革命群众运动。全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了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保卫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接着，刘少奇也不断从右的方面攻击党的总路线。他们一伙极力夸大暂时的经济困难，否认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党的总路线能够而且已开始战胜了困难，他们公开提出并推行“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的对内对外的修正主义路线。
    国内外反动派和刘少奇叛徒集团的猖狂，并不表示他们有力量，而只能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益强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入，使阶级敌人惊慌失措。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是从来不怕困难的。帝修反的封锁、禁运、武装侵略，内部颠覆，都无损于中国人民一根毫毛。全党和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落实了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根本制度，实行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我国人民以冲天的革命干劲，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改造社会。同时，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同帝修反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国内和国际的斗争中，我国人民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注释】
    ①“三风”指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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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指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和娇气。
    ②《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③西姆拉会议，是一九一三年十月至一九一四年七月在印度北部西姆拉召开的所谓“中英藏”会议，系英帝国主义所策划。英国在会上提出了使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企图把西藏置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统治之下。
    ④在一九一三年十月开始的西姆拉会议上，英国政府代表麦克马洪，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背着当时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于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用秘密换文的方式，画出了这条臭名昭彰的所谓“麦克马洪线”。“麦克马洪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延伸，在中印东段边境地区，把历来属于中国的面积达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当时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英国政府在同西藏秘密换文以后的很长时期内，既不敢正式公布有关文件，也不敢把“麦克马洪线”划在地图上。历届中国中央政府从未承认“麦克马洪线”，并且曾经就英国对该线以南地区的逐步入侵，向英国和以后的印度政府多次提出抗议。所谓“麦克马洪线”根本是非法和无效的。
    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首次提出的。同年六月，又在中印、中缅总理的联合声明中再次重申并确认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目前，这五项原则已为世界许多国家所接受，成为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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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原则。
    ⑥⑧刘少奇：《关于禁止商品“走后门”问题的谈话》(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⑦刘少奇：《在中央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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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ニーーー九六五)
    第一节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党在
    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制定
    【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一九六二年
    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国内外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更加激烈地展开了。
    从一九六二年初起，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匪帮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鼓励下，开始进行战争动员和军事部署，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冒险，窜犯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美蒋多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军舰还一再侵入我国领海进行挑衅。到了夏天，台湾已从平时状态转入战争状态，随时准备发动突然袭击。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叛徒集团从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停止供应设备，发展到悍然对我国进行颠覆和破坏。四、五月间，他们通过驻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引透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并且一直无理地拒绝遣返。在中印两国边界，印度反动派也一再制造边境纠纷，扩大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准备举行大规模的进攻。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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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一起，妄想利用我国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的时机，以达到他们的侵略野心。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也蠢蠢欲动，积极加以响应，妄图乘机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美梦。
    在国际国内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刘少奇一伙不顾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警告，变本加厉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组织等方面全面地复辟资本主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进一步激烈地展开了。
    这种斗争首先表现在对形势的估计上。经过全党在八届九中全会以后一年多的英勇奋战，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己经开始过去，形势越来越好，前途无限光明。但是，刘少奇却别有用心地继续夸大困难，把形势说成“漆黑一团”。
    一九六二年二月，他在中央召开的研究财经工作的一次会议上，疯狂地叫壤：“就说它漆黑一团，这是实事求是。”①同年三月，他又胡说什么“我们的经济临近了崩溃的边缘”。②三月二十一日，在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刘少奇竟然公开胡说“目前我们不是大好形势”，全国形势“不能很快改变”。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十六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明确地指出：“目前我国经济情况己经开始好转”。然而刘少奇在
    五月还将西楼会议关于形势的错误估计的文件批发给全党，继续散布悲观情绪，顽固地把形势说成“一片黑暗”。这时，那个自称“天才理论家”的政治骗子陈伯达，也公然鼓吹说，资本主义制度下十年左右发生一次经济危机的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有同样的可能性，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制造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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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种对形势的悲观估计出发，刘少奇一伙猖狂地破坏社会主义工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公然叫嚷“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③在工业战线上，刘少奇超过必要调整的合理范围，疯狂地不断叫嚣要“关厂”、“卸掉包袱”④。在他的支持下，有的地方甚至用“开除党籍”相威胁，强迫钢铁工人熄火。他破坏全党为巩固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所作的努力，继续大刮“三自一包”的黑风，胡说什么“你不让单干，不行嘛，今年不单干，明年要单干，你不让他单干，他暗单干。”⑤他到处宣扬单干可以克服平均主义，可以迅速恢复农业生产等所谓“优越性”，甚至主张开放城市自由市场。在刘少奇的煽动下，在一九六二年的春耕生产中，一些地方已经平息的单干风又刮了起来。在农村集市贸易中，资本主义势力的活动也愈来愈猖獗。在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地方，集体经济被拆散，党的组织被涣散，资本主义邪气上升，社会主义正气受压制，政治上思想上发生严重的混乱。不少地方当年就出现农村中两极分化的明显趋向。
    一方面，农民卖田地，卖家俱；一方面，地主富农和部分富裕中农雇工，放高利贷。这一股“单干风”和“自由化风”，使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复辟成了现实的威胁。
    与此同时，刘少奇一伙还刮起了一股“翻案风”。一
    九六二年四月，他们盗用中央名义发出了所谓加速甄别平反的“指示”，借口对错批判和错处分的干部实行甄别和平反，提倡采取“简便的办法”，开大会“宣布一律平反”，“不要留尾巴”。实际上不管批判和处分是否有错误，实行“一风吹”。在刘少奇一伙的庇护之下，牛鬼蛇神得意洋洋，企图乘机翻案，否定历次政治运动，否定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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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革命。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纷纷跳出来活动。同年六月，彭德怀在刘少奇的支持下，以为时机已到，抛出了洋洋八万言的翻案书，妄图否定庐山会议对以他为头子的反党集团的批判，并且再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同刘少奇一唱一和，狼狈为奸。
    为了从思想上腐蚀干部和群众，为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八月一日，刘少奇在陈伯达的帮助下，重新修改抛出了黑《修养》，并规定用作党员教育的教材。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十分尖锐的情况下，更大规模地贩卖他的彻底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谬论。
    党内外阶级敌人的这些资本主义复辟活动，构成了当时我国社会上严重和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
    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活生生的事实证明，尽管有了一九五七年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有了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胜利，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不会从此结束；尽管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还会力图以不同的形式复辟资本主义所有制；尽管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了一系列斗争，我们的国家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这种斗争将是长期的，决不是一两个回合就可以最后决定胜负的。而且，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存在，我们国家就存在着来自外部的侵略和颠覆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只有全党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有清醒的认识，有
    一条正确的路线，才能战胜国内外敌人的进攻，把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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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革命进行到底。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根据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把党的总路线进一步向前发展，以便领导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群众，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制定】
    为
    了解决这个重大任务，从一九六二年八月起，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经过近两个月的准备，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深刻地批判了刘少奇一伙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矛盾的谬论。毛主席引导到会同志正确认识形势，认真总结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毛主席在两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讲话中，极其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期)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更加—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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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地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把我们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以来，在同国际国内修正主义反复斗争中形成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发展得更加完整更加系统了。毛主席提出的这一条基本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建国以来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所规定了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和理论基础，就是确认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确认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确认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和无产阶级丧失政权的危险性，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此基础上，规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总任务和总目标，这就是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党的基本路线在全面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的基础上，又规定了必须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总政策，作为党制定各项具体政策的根据和准则，以及执行各项具体政策的总的指导思想。这条基本路线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和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怎样才能发挥自己的先锋队作用。它反映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它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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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也体现了党在当前历史阶段中的基本任务。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这条基本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胜利前进的光芒万丈的灯塔。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充分估计了我国人民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战胜来自国内外的严重困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彻底驳斥了刘少奇之流煽起的“一团漆黑风”。全会指出：我国国民经济的情况，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比去年又要好一些，无论农村或者城市，我们的经济情况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全会满怀豪情地宣告：一切斗争的考验都证明，我们的国家不愧为伟大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不愧为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军队不愧为伟大的军队，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的党。
    根据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精神，全会总结了几年来人民公社运动的经验，通过了《关于进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全会号召全党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继续实行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调动广大农民的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同时，还提出了实行农业机械化的宏伟目标，要求全党实事求是地（而不是主观主义地）因地制宜地（而不是千篇一律)、及时地（而不是拖拖沓沓）、有重点地（而不是分散力量)、慎重地（而不是轻率）正确处理农业技术政革，争取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努力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全会还总结了商业工作的经验，通过了《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根据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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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规定了商业工作为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方针。决定指出，商业是农业同工业、生产同消费的桥梁，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那种只是在商业问题上打圈子，孤立地看待商业的单纯商业观点是错误的。商业工作的任务，是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正确地利用价值规律，通过适当的购销形式，逐步保障城乡居民消费品的供应，促进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发展，促进工农联盟的巩固，促进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巩固。决定并对我国现阶段商品流通的渠道（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农村集市贸易)的性质和作用作了系统的规定。此外，全会还对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千部的问题作了决定。
    八届十中全会揭发批判了彭德怀的翻案活动，揭发了利用写小说替高岗翻案的反党事件。毛主席在会上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九期)毛主席的话，打中了刘少奇修正主义集团的要害。他们那么起劲地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在他们控制的各个部门向无产阶级实行反革命专政，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无产阶级要从政治上打倒地主资产阶级，也必须首先用革命的舆论粉碎他们的反革命舆论。毛主席在会上发出了“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转引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人民日报》)的伟大指示，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向刘少奇一伙盘踞着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阵地发起进攻，预示着文化战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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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场激战就要开始了。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上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斗争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发动了新的进攻，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第二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始。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全面展开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始】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全党遵照毛主席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指示和“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号召，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在全国城乡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一九六二年冬到
    一九六三年初，在全国各地农村，以学习八届十中全会文件为中心，普遍对农民进行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各地党委把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和十中全会上的指示，中央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以及《六十条》修正草案，同当地的具体情况和具体工作结合起来，向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传达和讲解。广大干部和群众边学习，边讨论，边提问题，提高了认识，擦亮了眼睛，从而使农村形势迅速发生了变化。在毛主席的指示和十中全会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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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指引下，一些地方党委开始认识到我们不少同志，“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抓社会主义教育的严重现象，觉悟程度显著提高。那些比较认真地执行中央关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运动搞得比较好的地方，不但制止了“单干风”，而且揭开了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盖子，把破坏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了。
    但是，由于运动刚刚开始，许多同志对这场伟大斗争的真正意义还不十分理解，因此，领导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缺乏认识，对于社会上存在的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并没有认真考察，认真思索，有一些人甚至熟视无睹，放任自流。这就极大地妨碍了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二月中央会议上，及时地用现实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育全党同志，介绍了湖南和河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成功经验，深刻指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转引自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是进一步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向资产阶级进攻的战斗号令，它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规定了一条总纲，为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中央二月会议以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了。原来做得好的地方，更认真地抓起来了。有些地方原来没有注意抓紧，或者没有抓着要点，或者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在二月会议以后，也抓紧了，也抓住要点了，找到好的方法了。许多地方创造了新的经验，东北采用结合本社和本队的革命斗争历史、土地改革的历史、集体化的历史，让老一辈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重新回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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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身受剥削阶级压迫的痛苦和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艰苦斗争，激发他们的阶级感情，也让年青的一代知道革命斗争果实来之不易，让他们续一续无产阶级的“家谱”。这样，广大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很快地提高了，积极性很快就调动起来了，他们决心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斗到底，阶级队伍就很快地组织了起来。浙江总结了七个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反修防修的好材料，并在全省党代表大会上着重作了讨论和安排。毛主席十分重视这些新的经验，亲自批发给全党学习推广，并且作了十分重要的指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地形成了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样四个方面的斗争，成为整个运动的基本内容。因此，以后这个运动也简称为“四清”运动。
    同时，城市中的社会主义教育也开展起来了。一九六
    三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对运动作了全面的部署，指出这是又一次大规模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由于运动的根本性质是和农村中的斗争一样的，因此，也统一称为“四清”运动。
    在总结全党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的基础上，一
    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系统地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前十条》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又一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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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前十条》系统地分析了近几年来的阶级斗争形势，着重地提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告诫全党同志：“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前十条》深刻指出，党内许多同志对敌情的严重性还缺乏认识，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端正无产阶级立场，以便正确地领导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开展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
    《前十条》深刻地阐述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依靠真正可靠的力量，才有可能争取同盟者，才有可能孤立敌人。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就是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党在农村中必须坚持这条阶级路线。《前十条》批判了那种“土改靠贫农，生产靠中农”，“合作化以后还分什么阶级，还要什么阶级路线”的错误观点，并且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贫下中农组织，以便进一步加强人民公社制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前十条》规定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根据毛主席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示，强调指出：“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这一场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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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
    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
    这个文件还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这就是“分清敌我矛盾，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分清是非，以便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继续贯彻执行六十条修正草案和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决定，发展农业生产。”对于
    一切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党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运动的方法，是把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决定直接交给群众和干部，用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武装群众和干部，使他们懂得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会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党中央在《前十条》中提出的关于农村工作中的十个问题，是农村中的根本问题，是有关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几项基本建设。这是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重大问题，是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谁战胜谁的重大问题。毛主席深刻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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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毛主席把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运用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深刻阐明了开展三大革命运动同反修防修、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密切关系，同联系群众、加强工农联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密切关系。这是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重大发展，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指针。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同志说：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转引自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在《前十条》的引言中，毛主席对我国十三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从哲学认识论上进行了总结，并给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哲学理论基础以致命的打击。
    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反对唯物论和辩证法。建国以来，在刘少奇的支持和策动下，杨献珍之流一次又次地从哲学上向党进攻，妄图动摇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哲学基础，为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早在一
    九五五年，刘少奇、杨献珍一伙就抛出了“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谬论，公开对抗唯物论的反映论。一九五八年以后，他们为了反对大跃进运动，更疯狂地宣扬这种谬论，矢口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诬蔑我们党承认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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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意义上的同一性，就是“夸大了主观能动作用”，就是“主观唯心主义”。他们把物质和精神、实践与认识截然割裂开来，变成两个毫不相干的东西，从而否认了精神派生于物质，认识来源于实践，也否认了革命思想、革命理论能够能动地改造世界。刘少奇一伙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其罪恶目的就是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反对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
    一九五八年十月，毛主席尖锐地指出了杨献珍这种谬论的反动实质，但杨献珍竟顽固地进行对抗。他又纠集其同伙，紧密配合刘少奇的反革命复辟活动，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
    六四年，进行了多次的反扑。在无产阶级的反击下，接连遭到了失败。
    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哲学斗争，从来都把两条路线斗争提到世界观的高度来解决，领导全党摧毁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八届十中全会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刘少奇一伙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批判。毛主席在《前十条》前言中的哲学论述，总结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映论，深刻批判了刘少奇、杨献珍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形而上学，给刘少奇一伙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以沉重的打击。
    毛主席以十分深刻而又通俗易懂的语言，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论点，彻底划清了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的界限，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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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的认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才有的。思想、理论、路线都是客观的矛盾运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必须通过社会实践。人们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起着把从实践中得来的原料或半成品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认社会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人的认识也就成为先于经验的天赋观念。
    在另一方面，毛主席又进一步发挥了“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正确地认识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并运用客观规律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指明了一条必由之路。毛主席说：“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
    一个阶段，即由物质到精神，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就在于由感觉到思维，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规律性。感性的认识只反映了客观事物的片面、现象和外部联系，只有综合丰富的感性认识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形成概念，进行判断、推理，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才能从全体上、本质上和内部联系上反映客观事物。但是，经过第一个飞跃得来的认识是否正确还是没有证明的，还要回到实践中去考验。于是又有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人们的认识经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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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个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这是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经过实践检验，才能证明人们在第一个飞跃中得到的认识，那些是正确的，必须坚持；那些是不完全的，必须补充；那些是错误的，必须纠正。只有经过这第二个飞跃，才能运用正确思想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达到革命的目的。毛主席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毛主席关于“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伟大真理，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头脑，彻底粉碎了刘少奇一伙否认存在和思维同一性的反动谬论。
    毛主席针对许多同志还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状况，向全党提出了学习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战斗任务。谆谆教导全党：“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中央《前十条》下达后，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走上了新的阶段。各地党委认真抓紧了城乡“四清”运动的领导，开始抓住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采取了首先训练一批干部，再训练更多的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然后全面铺开的工作步骤，整个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
    【中印边界的自卫反击战】
    国内的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是在国际斗争十分尖锐的条件下开始的。党的八届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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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全会后，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和印度反动派进一步掀起了反华高潮。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一道，坚决打退了帝修反的反革命逆流。
    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集团在一九六二年夏天妄图大规模窜犯大陆的军事冒险计划，由于我军严阵以待，无机可乘而破产了。但是，他们并不甘心失败，又制定了以武装特务窜扰大陆的庞大的计划，妄想在我沿海地区建立“游击走廊”。从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起，美蒋武装特务分批由台湾偷渡或空投至我广东沿海地区，进行骚扰破坏。与此同时，他们还策划对我沿海地区的爆炸破坏，企图派遣特务在广东制造一个所谓“破坏高潮”。我广东沿海地区广大军民表现了高度革命警惕性和英勇战斗精神，从十月到十二月间，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了潜入海丰、惠阳、惠来、电白、台山、阳江等县的九股匪徒。潜入广东地区阴谋进行爆炸破坏的美蒋特务，也相继捕获。但是敌人并不因失败而死心，接着又多次组织了这种偷渡登陆、武装窜犯的行动。一九六三年六月到十月，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沿海，先后有九股妄图登陆的武装匪特被我全歼。自一九六四年七月到一九六五年一月，又有七股武装匪特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地区登陆窜犯，也被我照单全收，一网打尽。在这期间，我空军还多次击落窜犯大陆上空的美制蒋帮间谍飞机。在围歼武装特务的斗争中，我人民公安机关、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人民公安部队、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密切配合，撒下了天罗地网，使特务匪徒无处藏身。有的偷渡登陆后，只三、五个小时，就被我军民歼灭。中国人民以坚定的战斗姿态和辉煌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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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警告美蒋反动派，他们的任何窜扰和破坏阴谋都是注定要彻底失败的。
    当美蒋武装特务窜扰我东南沿海地区之际，印度反动派为实现其扩张主义的野心，在中印边界发动了新的战争挑衅。早在一九六二年六月间，印度军队就悍然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占我国西藏的扯东地区。并且拒绝我国政府提出的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三次建议。自九月起，印度军队向中国边防部队连续发动攻击；同时加紧准备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十月十二日，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悍然下令，把中国军队从印度所谓的入侵地区实际是中国的领土上“清除掉”。十七日，印度军队开始对中国边防部队实行猛烈的炮火攻击。二十日凌晨七时，在中印边界东段，侵入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克节朗河地区的印度侵略军，向我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同日，在中印边界西段，侵入我新疆阿克赛钦地区的印军在奇普恰普河谷地区、加勒万河谷地区也发动全线进攻。由印度挑起的中印边界线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开始了。
    印度反动派发动新的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得到美帝、苏修的支持和怂恿。十月二十一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声明，支持印度进攻中国。十一月十四日，美印以互换照会的形式对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八年双方所签订的具有军事条约性质的协定，达成了一个补充协定，规定了印度接受美援的新条件⑥。接着，美国的高级军官、大批武器和其他物资，源源地进入印度。自一九五九年印度反动派加紧反华以来，到一九六二年底，美国向印度提供了四十一亿美元的巨额贷款。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更是热衷于勾结印度反动派组成反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反动同盟。他们一面为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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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的侵略行为辩护，说什么苏联方面“完全没有这种想法，即印度想同中国打仗”⑦，另一面加紧向印度提供“援助”。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三年四月，苏联政府同意提供印度的援助达五十亿卢比，其中三分之二是一九五九年以后给予的。印度政府挑起新的武装冲突后，苏修又急忙向印度运送米格飞机，并帮助印度建造生产这类飞机的工厂。
    面对着印度反动派的大规模武装进攻和帝修反联合反华的阴谋，我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坚决进行自卫反击，打退印军的进攻。并且宣告，在自卫反击战中，不再受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约束。与此同时，我国政府本着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方针，于十月
    二十四日发表声明，主动提出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等三项建议。同日，周恩来总理又致函尼赫鲁，呼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冲突。但印度反动派在美帝、苏修支持下，粗暴地拒绝了我国政府的建议。从十一月起，采取了一系列严重步骤，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例如，强行接管我驻印度银行，限制我使馆人员行动，片面撕毁两国互设总领事馆的协议，大肆逮捕和迫害和平守法的华侨等。印度侵略军并从十一月十四日起，再度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发动大规模进攻。我边防部队给予印度侵略军以迎头痛击。在中印边界东段，我边防军于十一月十
    六日进驻瓦弄，十八日进驻西山口，十九日进驻重镇邦迪拉。在边界西段，我边防军到十一月二十日，己全部清除印军设置在奇普恰普河谷、加勒万河谷、斯潘古尔湖附近等地的侵略据点。至此，印度侵略军的全面进攻被彻底粉碎了。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胜利，粉碎了印度反动派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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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武装进攻实现其侵占我国大片领土的野心。中国边防部队的行动始终限制在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以北，执行的只是收复被印军占领的我国领土和清除印军设在我国领土上的侵略据点的任务。但是，为了粉碎帝修反利用中印边界冲突煽动反华的阴谋，尽可能促进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斗争，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国政府再度发表声明，主动宣布：我边防部队从十一月二十二日起实行全线停火，并从十二月一日起，撤到一九五九年实际控制线后二十公里，在实际控制线东侧设立边境检查站。并且重申通过和平谈判、友好地解决边界问题的一贯主张，呼吁印度政府作出积极响应，改弦易辙，回到谈判桌上来。我边防部队坚决地按时执行我国政府声明各点，实行全线停火和开始后撤。我国政府的上述声明和行动，在全世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赞扬。这时，尼赫鲁政府虽然对我方停火、后撤拒绝作出任何相应措施，完全堵塞了中印双方谈判的途径，但是实际上也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我国政府一方面对印度反动派保持高度的警惕，并警告他们，如果印军继续进攻、破坏我停火和后撤，“中国保留进行自卫反击的权利”。另一方面继续采取主动精神和克制态度，以促使边界局势逐步和缓。十二月六日、八日、十一日和十九日，我边防部队将缴获的大量美英制造的印军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以及苏制直升飞机，交还印方。我边防部队的全线后撤计划至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也全部完成。中国边防部队不仅从自卫反击中所达到的地点撤退到一九五九年
    十一月七日实际控制线，而且还撤到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
    二十公里以外的地区。从四月十日起，我国政府又决定分地、分批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军，共三千二百一十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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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由于我们党和我国政府既坚持坚定的原则性又采取高度灵活性，对印度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中印边界才出现了事实上的停火，边界局势才和缓下来。美帝、苏修联印反华的阴谋遭到了一次沉重打击。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论战】
    在印度反动派大
    举侵犯我国领土的同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掀起了一个新的反共、反华，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赫鲁晓夫挥舞指挥棒，把这年十一月到次年一月间先后举行的
    五个国家的党代表大会，变成了反华大演出的舞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亲自出马，在这些代表大会上疯狂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法国、意大利等国修正主义头子多列士、陶里亚蒂等也起劲地参加这个反华合唱。他们的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了几百篇反华文章。赫鲁晓夫集团以这一系列反共反华活动，进一步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破坏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配合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破坏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这是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大暴露。
    从一九六二年冬到一九六三年春，这是我们党和帝修反联合大反华进行十分尖锐的斗争的时候，中国的天空上
    一时翻卷起了浓密的黑云。就在这时，毛主席写下了《七律一冬云》（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和《满江红一和郭沫若同志》（一九六三年一月）等诗词，以充满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诗篇激励我党和我国人民进行反帝反修斗争。“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帝、修、反日暮途穷，他们的猖狂并不表示什么强大，只不过是垂死挣扎。革命人民正在反帝反修的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正在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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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有必胜的信念，不要为一时的“寒流”所吓倒，“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毛主席号召我们党和我国人民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坚决对帝、修、反进行斗争，“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在毛主席的率领和鼓舞下，我们党、我国人民与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不畏强暴，不辞艰险，坚持真理，高举革命大旗，同美帝苏修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对于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这股修正主义、分裂主义逆流，是已经到了必须进行系统地揭露批判的时候了。从一
    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我们党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七篇文章，针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同时又彻底揭露了印度丹吉叛徒集团的嘴脸，作为“修正主义的一面镜子”⑧。这些文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总结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经验，系统地驳斥和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者制造的各种陈词滥调，维护了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旗帜。这些文章虽然还没有公开指名地批判赫鲁晓夫集团，却已把现代修正主义者反对革命，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从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公开论战开始了。这使赫鲁晓夫之流十分恐慌。他不得不变换花样，一面挥舞指挥棒，一面玩弄折衷主义手法，妄图把论战压下去。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给我党中央来信，掩饰争论的实质，伪善地提出举行两党双边会谈和准备召开各国共产党的会议的建议。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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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日，苏共中央更在给中共中央来信中，大谈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当前时期的总路线”，系统地宣扬和坚持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且依然以老子党自居，企图把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了粉碎赫鲁晓夫的阴谋，全面地展开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我党中央在六月十四日复信苏共中央，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并且宣布准备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参加两党双边会谈。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共二十五条，因此也简称“二十五条”。它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关的原则问题作了极其精辟、全面的论述，特别是明确地提出了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这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条总路线同赫鲁晓夫集团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是针锋相对的。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革命理论为准则，从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阶级分析出发的。二十五条深刻地分析了当前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规律，为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基本的方向。同时，彻底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及其叛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反动路线。这样，这个伟大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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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维护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了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事业。
    二十五条针对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修正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精辟地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全世界历史经验，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并且，在概括地说明历史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之后，针对赫鲁晓夫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谬论，尖锐地指出：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的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不能说，那里已经完全没有像列宁所反复痛斥过的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这类分子；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需要或者可以放弃列宁所提出的‘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任务。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这种斗争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中的阶级斗争，否认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是错误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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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十期)
    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二十五条彻底批判了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关于“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谬论。
    二十五条还针对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破坏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罪行，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正确关系。
    最后，二十五条强调指出，要实现各国共产党的共同纲领，就必须展开反对当前主要危险倾向一一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革命能不能得到发展和胜利，关键在于有没有
    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对于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分清是非，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
    这个文件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经验，首次公开驳斥了苏修对我党的攻击，它高举起革命的火炬，冲破了重重迷雾，向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提出了革命斗争的基本纲领。它的发表，标志着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从此，中国共产党同其它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一道，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行全面的公开的批判。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从产生、发展走向破产的转折点。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代修正主义思潮从产生、发展走向破产的转折点。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发表，彻底粉碎了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图谋，使之惊慌失措。六月
    十八日，它们急忙发表声明，重弹旧调，把我们党的建议歪曲为对他们的“攻击”。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决议，赫鲁晓夫还发表讲话，表示“断然拒绝”我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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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中“坚定地执行苏共第二十次大会以来的路线”。之后，苏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各级组织，举行集会，作出决议，发表讲话和文章，更加猛烈地攻击中国共产党。
    为了进一步揭露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分裂主义，团结和教育全世界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我党中央仍按照原定的计划派代表团去莫斯科。七月五日，和苏共代表团举行会谈。我党在会谈中就现代世界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苏关系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驳斥了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并且采取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态度，表示了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原则立场。苏修叛徒集团眼见压我就范的阴谋不可能实现，图穷而匕首见，会谈还在进行，他们便于七月十四日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反华公开信。这封长达数万言的信件，竭尽颠倒黑白、造谣污蔑之能事，全面地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并且反对我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而又一次把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冒充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
    七月十七日，赫鲁晓夫自己又公开发表大肆反华的演说。这些活动彻底破坏了两党会谈的起码的前提，迫使会谈不能不在二十日中止。接着苏修叛徒集团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发动了一个喧喧嚷嚷的反华运动。据统计，到十月底，苏联报刊就发表了近两千篇反华文章和材料。他们就以这种无耻的公开背叛行为作为进见礼，公开和美帝国主义相勾结，在七月二十五日和美帝签订了共同实行核垄断的所谓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
    苏共领导的公开信以及随之而来的一连串严重反华步骤，表明赫鲁晓夫集团顽固地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破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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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共产主义运动，并实行了公开的分裂。这更给了我们以公开彻底批判这个叛徒集团的充分权利。我们党为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充分论述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观点，彻底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起，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进行了系统的批判。⑨在这些文章中，我们党公开说明了我们同赫鲁晓夫集团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公开说明了我们党自苏共二十大以来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文章公开揭穿了赫鲁晓夫煽起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妖风，彻底揭露了这个打着“反对个人迷信”的招牌、实行篡党篡政的野心家阴谋家的嘴脸。文章还彻底揭露了这个修正主义集团破坏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反对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的斗争，实行新殖民主义的实质。文章又对现代修正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所谓和平过渡等问题上的谬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并且深刻地指出，这个叛徒集团正积极追求着实现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野心。文章也指出了这个徒集团已经成了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事实，并联系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论述了这一次大论战的重大意义。这些批判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剥光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对当代世界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为世界革命人民提供了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这次公开批判的最后阶段，毛主席深刻地总结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列宁亲手缔造的苏联共产党竟然被修正主义叛徒篡夺了领导权，一起变了颜色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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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教训，同时也总结了我们党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历史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重要的发展，并且深刻地指出了培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意义和规定了接班人必须具备的条件。这些原理对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扼要地说明了这些创造和发展。
    在这篇文章中，毛主席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并且，鉴于政治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文章强调指出：“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
    六七年第十期)
    毛主席论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具备的条件说：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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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毛主席深刻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革命接班人。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光辉思想，是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的杰出贡献，也是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锐利武器。
    在真理的阳光面前，苏修叛徒集团原形毕露，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还在一九六四年初，赫鲁晓夫就积极策划召开各国党国际会议的筹备会，准备最后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时，他终于要实行这最后一着了。我们党在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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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日复信中，揭露了苏修蛮横、片面、非法的准备召开分裂会议的阴谋，并警告他们：“我们坚信，你们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但是，它们悍然不顾这个警告，在七月三十日向各国党发出通知信，挥舞指挥棒，下令要在当年的十二月十五日召开所谓二十六党起草委员会。然而，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我党所料。我们的评论文章还只发表了九篇，赫鲁晓夫的那个分裂会议还没有来得及开场，他本人却就垮台了。一九六四年十月
    十六日，苏共领导在内外交困、众叛亲离、怨声载道、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宣布解除赫鲁晓夫在党内外所担任的领导职务。由赫鲁晓夫十一年前进行“宫廷政变”的同谋犯勃列日涅夫继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充当了苏修叛徒集团的新头目。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我们党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作了一个小结。文章指出，赫鲁晓夫下台，是他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的结果，是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结果。那些代表反动阶级的“英雄好汉”，尽管张牙舞爪，不可
    一世，其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变成一个滑稽可笑、一钱不值的人物。
    赫鲁晓夫下台，是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大胜利，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队伍经受了新的锻炼，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有了很大发展。正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历次大论战一样，这次斗争必将成为世界革命新高潮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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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关于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斗争的声明和谈话的发表】
    在国际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
    展开大论战的同时，全世界人民，首先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也蓬勃发展。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日本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北美、欧洲、大洋洲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猛烈地向前发展。
    毛主席一向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反复指出我们要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要联合不包括敌人在内的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同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毛主席强调指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转引自
    九六三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党一方面领导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把革命和建设搞好，一方面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同各国人民在一起，为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而斗争，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斗争。正当世界人民反帝革命斗争浪潮日益高涨时，毛主席又多次发表声明和谈话，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号召结成世界反美统一战线，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正当南越美伪反动集团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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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迫害越南人民的时候，毛主席发表了《反对美国一一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声明热烈支持胡志明主席关于南越形势的声明，强烈谴责吴庭艳集团的滔天罪行。声明针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散布的对美帝及其走狗的幻想，明确指出，“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一九六四年一月，刚果（利）人民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
    十一月，美帝国主义军队侵入当时由爱国武装力量控制的地区，实行了赤裸裸的侵略。毛主席在二十八日发表了《支持刚果（利奥波德维尔）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声明揭露了美帝在世界各地的侵略罪行，指出它的侵略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反美浪潮。“它每侵略一个地方，就把一条新的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它已经陷入全世界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声明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气概激励人民，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
    九六四年初，拉丁美洲也燃起了反美斗争的新怒火。巴拿马人民，为了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进行了英勇而又壮烈的斗争。毛主席于一月十二日发表支持巴拿马人民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庄严宣布：“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马人民的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行动。”毛主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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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号召“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一九六五年四月，多米尼加爆发了推翻卖国独裁政权的军事政变。美帝又急忙派出侵略军在多米尼加登陆，进行血腥镇压，激起了多米尼加人民的强烈反抗。毛主席又在五月十二日发表《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坚决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美爱国的武装斗争，并继续号召结成全世界的反美统一战线。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美帝侵略的斗争不断发展的同时，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的斗争也在不断高涨。一九六四年一月，日本人民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美群众运动。一百多万日本人民在全国四十多个地方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统一运动。当月二十七日，毛主席接见了在我国访问的日本朋友，发表支持日本人民伟大的爱国斗争的谈话，代表中国人民向英勇的日本人民致敬。毛主席指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一直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美帝国主义不仅压迫日本的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者、宗教界人士、中小企业家，而且还控制日本的许多大企业家，干预日本的对外政策，把日本当作附庸国。美帝国主义是日本民族的最凶恶的敌人。”毛主席对于日本民族寄予极大希望，指出，“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是绝不会让美帝国主义长期骑在自己头上的。”日本人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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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能够把美帝国主义者从自己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日本人民要求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在世界人民反帝斗争日趋高涨，美帝国主义越来越孤立的情况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不甘心继续受美帝国主义的干涉和欺负的倾向也在发展起来。戴高乐在法国逐渐转而实行维护法国的独立和自主的政策，反对美国的控制和干涉，反对“美苏分割世界”，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
    一九六四年一月，中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是法国政府脱离美国的控制而实行独立政策的一个具体表现。
    在美国国内，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在发展起来。一九六
    三年，美国发生了二十五万黑人和白人为反对种族歧视向华盛顿的“进军”，形成了美国人民斗争的一次高潮。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标志着美国黑人正在觉醒起来。八月
    八日，毛主席发表了《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声明谴责了肯尼迪政府对黑人的歧视和迫害，指出，“美国帝国主义对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本质，暴露了美国政府在国内的反动政策和在国外的侵略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声明深刻的揭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并且表示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毛主席的声明和谈话，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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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斗争，许多国家的进步团体、革命政党、工人和学生群众以及公众领袖，纷纷发表声明、谈话和文章，热烈欢呼和拥护毛主席的声明和谈话。毛主席关于结成最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关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的方针，关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伟大号召，给了各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以强大的思想武器，促进了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人民反帝怒火面前，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正在一天天走向下坡。
    在这期间，我们党和其他马列主义兄弟党一起，继续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一九六四年十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实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他一上台，就宣称坚决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的修正主义总路线。他们表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在对中国的问题上，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差别。一九
    六五年三月，他们拼凑了十九个党的代表和观察员，在莫斯科召集了赫鲁晓夫早就下令召开而没有来得及开的那个非法分裂会议。这个会议期间，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派出军警和马队，横蛮镇压反美游行的学生，造成流血惨案，并不断对那些参加反美示威的中国、越南以及其它外国留学生进行迫害。苏联政府奴颜婢膝地向美帝赔礼道歉，继续推行美苏勾结的方针，同时加强对世界各地的扩张和渗透。他们害怕自己的反革命真相被揭露，在这个分裂会议上又伪善地叫嚷要各国党“停止公开论战”。三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评莫斯科
    三月会议》，再一次就公开论战问题向全世界宣告我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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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立场：“既然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原则分歧，既然现代修正主义者污蔑我们那么多，他们又不愿意承认错误，我们当然有权利公开批评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要停止公开论战是不行的，一天也不行，一个月也不行，一年也不行。九千年批评不完，就批评一万年。”
    美帝、苏修同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为敌，遭到了我国和世界人民的痛击。与他们企图孤立我国的愿望相反，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我国的国际威望更加提高了。
    第三节“备战、备荒、为人民”
    战略方针的提出。粉碎刘少奇形“左”实右路线的斗争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当我们党坚定地在国际上展开反对帝、修、反的斗争时，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向前胜利发展着。在党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推动下，全党和全国人民，奋发图强，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并为逐步地建立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创造条件。
    自从一九六二年我国克服了由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的背信弃义所造成的严重困难，使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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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好转，并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之后，一九六三年又取得了更大的胜利。全党和全国人民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坚决地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把工业部门的工作继续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和贷款，比一九六二年增加了约四分之一。党还派遣大批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以及城市闲散劳动力，去建设农村，下乡上山，形成了巨大的热潮。同一九六二年相比，工业部门为农业增产了化学肥料百分之三十九，农业机械百分之二十以上，农村用电量也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人民公社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自力更生，挖掘潜力，争取农业丰收。这一年，全国多数省区又遭受不同程度的水旱风虫等灾害，一部分地区，例如山西河北的太行山区和海河流域，还遭到了历史上少见的严重灾害。但是，由于广大贫下中农的努力，由于人民公社抗灾能力的增强，出现了不少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单位，农业生产的总产量仍然有了增长，粮食产量继续有所增加，棉、麻、烟、糖等主要经济作物的增长速度更大。农业战线上的新成就，为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整个工业生产也稳步上升。在主要工业产品中，汽车、水泥、棉纱、电站设备等的产量，比一九六二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钢、原油、拖拉机等增长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许多主要工业产品的质量进一步有所提高，产品的品种也有所增加。市场情况也有了显著好转，全国有百分之四十的职工增加了工资。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这一切，使一
    九六三年成了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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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伟大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在这一年中，从工农兵中涌现出
    一大批学习毛主席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先进代表。二月二十八日，毛主席亲笔题词，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转引自《新华月报》一九六三年第三号)的号召。五月，国防部授予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以光荣称号。尤其重要的是，在工农业战线上，大庆和大寨这两个光辉的典范在斗争中经受了各种考验，不断胜利前进，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思想武装工人农民的无比威力。
    在和内外敌人作艰苦斗争中成长起来，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大庆工人和大寨贫下中农，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光辉榜样。他们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方向，在他们的身上闪耀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这一代顶天立地的英雄的产生，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正掌握了群众的结果。在他们身上，凝结着我们党多年来的革命传统，他们的成就是和认真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努力分不开的。大庆和大寨的成功经验，是对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总结了这个宝贵的经验，从一九
    六三年底到一九六四年初，先后多次发出指示，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的伟大号召。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主席提出，国民经济各部门，首先是工业交通部门，要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发扬三八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同月，毛主席、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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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指示全党，要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指出，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外单位的先进经验，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主要方法之一，并号召全国学习石油工业部的先进经验。
    毛主席的这些指示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按照这个指示，无论在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文教等各个系统和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中，都必须象解放军那样，象大庆油田、大寨大队那样依靠党的领导，开展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经常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增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内部的团结，建设革命的阶级队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以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一九六四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学大庆、学大寨的运动互相结合着发展起来。党开始在工业交通战线上从上至下初步地建立了政治工作机关，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精神大为振奋，企业、事业的面貌发生了大变化，从而推动了工业生产建设的新高潮的发展。一九六四年中，不但产品的数量有了发展，而且品种、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许多薄弱环节加强了，许多缺门补齐了，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在农业战线上，随着四清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阵地进一步巩固，农田水利建设卓有成效，生产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九六四年，我国农业获得了自一九
    六二年以来连续第三年的丰收。财贸战线也进一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一九六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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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六日，我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这集中表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达到了
    一个新水平和国防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次核试验的成功，打破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妄图垄断核武器的迷梦。十月十六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且重申了关于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主张。中国人民的这一重大成就和对这个重要问题的原则立场，极大地鼓舞了世界革命人民，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备战、备荒、为人民”战略方针的提出】
    随
    着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基本完成，我国己经面临着一个发展国民经济的新时期。我国自一九五七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一九五八一一一九六二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到一九六O年就提
    前两年基本上完成了。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国施加政治压力，停止经济援助，更加激发了我国人民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精神。全国人民更高地举起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旗帜，战胜了各种严重困难，更好地组织和发展了自己的国民经济。经过了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我国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更为协调，巩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前三年国民经济大发展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把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转移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我国的国民经济不仅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而且由于摆脱了对外的依赖而可以完全独立自主地实行有计划的建设。因此，从一九六四年初夏起，党就开始研究组织国民经济新发展和新高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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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已经历史地提到我们党的面前了。
    经过充分的准备，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一九
    六五年一月四日举行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九六五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并决定更加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比、学、赶、帮和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大力组织工农业生产的新发展，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六五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为一
    九六六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保证和促进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
    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总理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
    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转引自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以彻底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指引我们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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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中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验，认识客观规律，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迈进。在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宏伟的远景设想，这就是：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在一九八
    O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
    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个宏伟的目标，是必须用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来实现的。还在一九六四年秋，毛主席便提出了“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九年第十期)的号召。周恩来总理在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转引自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走中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就是按照我国的具体情况，依靠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和集体智慧，充分地有计划地利用本国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工业。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决不是不要学习外国的经验。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应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我们的“学”，是“洋为中用”，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学是为了创，为了赶上和超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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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指导国民经济建设的长远规划，使整个国民经济建设能适应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客观需要，毛主席在一
    九六五年夏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转引自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人民日报》)三项根本要求，作为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充分考虑了当代世界矛盾的发展和国际形势演变的基本趋势，也总结了我国内建设的历史经验。它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等方针一样，具有根本的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这个战略方针的制定，首先考虑到整个国际形势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总趋势下的进一步的发展。这时，随着世界人民反帝反修革命斗争的迅猛发展，形势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世界上的各种政治力量正在发生急剧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各种矛盾正在日益激化。革命的因素正在增长，战争的危险也在日渐发展。这个基本形势，规定了我国人民坚持反帝反修斗争、支援世界人民革命的伟大任务，也向我们表明，世界战争的威胁正严重地存在着，我们必须对此有所准备。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建设，必须立足于支援世界革命、粉碎帝修反的任何规模的侵略战争这个基本点上。这就是把备战当作战略方针的一个基本问题的依据。
    毛主席提出的这个战略方针，还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人民同自然界作斗争的经验，指出在物质上要留有足够的储备，以丰补歉，准备好战胜灾荒，以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进行，保证在一旦进行反侵略战争时，全军和全国人民有足够的物质基础。这个战略方针，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为中国和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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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毛主席提出了关于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转引自《中国共产党
    八属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的号召。指示各级党委都要认真地抓军事工作，抓民兵工作，批判那种“只搞文不搞武”，“只要钱不要枪”的错误倾向。针对刘少奇一伙的“民兵的中心任务就是全力搞生产”，“民兵无用”，“民兵过时”等反对武装群众的谬论，毛主席重申一九六
    二年发出的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解放军报》）的指示，号召各级党委要把民兵搞好。首先是组织落实，要有基干民兵，有普通民兵，有兵有官。要有组织，有班、排、连、营、团、师。第二是政治落实。要做好政治工作，要设政治委员、教导员、指导员。要做人的工作，分清好人坏人。第三是军事落实，要有手榴弹，有轻武器，要搞训练，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指明了民兵建设的方向，规定了民兵建设的任务。这些指示，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得到了贯彻，从而大大地加强了人民武装的建设。
    为了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毛主席还提出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体系和布局问题。毛主席指示全党，在进行工业建设和其他建设的时候，必须要有敌情观念和战备观念，要有纵深的配备和战略部署，不仅要有国家的战略后方，而且各省市自治区、各协作区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九年十期)要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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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使全国工业部署逐步平衡起来，有一个合理的布局。在加速经济建设的同时，不断加强国防建设。工业建设要注意做到平时和战时相结合，民用与军用相结合。各省都要搞军事工业，先搞修理，后搞制造。要改变旧中国留下的“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的不合理现象。把大小三线建设好，一旦帝修反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就有许多可靠的大大小小的工业基地，有充分的物资供应，有更宽广的回旋余地，使敌人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和各协作区的战略后方基地的建设，迅速开展起来了。
    为了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毛主席重申了“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的指示。除了国家储备之外，还必须动员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储备粮食，实现藏粮于民的要求。人民公社要组织广大社员努力增产，厉行节约，在完成商品粮交售任务和适当提高口粮标准的条件下，努力储备粮食。搞好积粮工作，在反侵略战争中，就可以为赢得战争胜利打好物质基础，在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就能以丰补歉，战胜灾荒；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就能使群众更加信赖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就会更加巩固。广大贫下中农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增产不忘积粮，平时想到战时，丰年想到歉年，自觉地坚持储粮，普遍建立小粮仓，为备战备荒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科学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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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指导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胜利前进。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发布。粉碎刘少奇形“左”实右路线的斗争】
    反对
    帝修反的斗争和国内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都是在党内两条路线的不断斗争中取得的。在这几年中，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也进一步深入地开展了。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刘少奇一伙继续顽固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把革命和建设对立起来，只讲建设，不要革命，只讲发展生产力，不准改革生产关系，只讲生产斗争，不搞阶级斗争，竭力宣扬“业务挂帅”、“技术第一”。说什么：“企业的第一位任务是生产，生产不好，政治是空的。”⑩他们把精神和物质对立起来，只讲物质因素，不讲精神因素，见物不见人。他们主张“物质刺激”、“钞票挂帅”，叫嚷什么“只讲政治挂帅，不讲物质刺激，工人什么也看不到，生产能上来吗？”①他们追随苏修叛徒集团，完全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妄图把社会主义建设引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全国范围的学大庆，学大寨，学人民解放军的群众运动的兴起，逼得刘少奇之流不敢再公开鼓吹“利润挂帅”，于是就改头换面，玩弄起折衷主义的把戏，来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种折衷主义，用
    二元论冒充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把矛盾的双方并列起来，抹煞它们的主次之分。他们否认政治与业务这一对矛盾中，政治总是居于统帅的地位。主张“政治和业务都第一”，“轮流突出”，“在一个时期以某一种为主”，妄图把政治这个灵魂抽掉。这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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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工作中的各个方面都尖锐地进行着。
    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道路问题上也存在着尖锐的斗争。刘少奇一伙对抗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九年第十期)的伟大方针，他们拜倒在资产阶级脚下，否定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他们叫嚷发展生产技术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学不到就买”②，提倡“靠买外国专利来迅速提高技术水平”③。甚至胡说什么“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特别是垄断企业的经验要学习”④，“打破苏联一套，一下子打不破，因为自己没有一套。”⑤在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许多部门的工业和基本建设工作，仍然被苏修的一套理论、规程、程序、制度、方法，严重地束缚着。许多单位，不管建设什么项目，总是贪大求全，不注意专业化和协作，不注意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非生产建设应有尽有，标准又高，结果是用人很多，占地很广，投资很大，效果甚小。这是基本建设工作中违反正确路线的一个严重倾向。
    这时，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特别严重地表现在农村四清运动中。
    自从《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发布后，各地党委，按照中央的精神，加强了了对运动的领导。各省、专区、县，都对本地区的运动进行了初步的调查研究，作出了全面的部署和规划。各地采取点面结合的方法，以点带面，分期分批地开展运动。运动的试点单位，有的是一个大队，有的是一个公社，也有的是一个县。点上的地区，比较系统地深入地进行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面上的地区，占全国的绝大部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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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并为以后开展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打下基础。一九六四年，全国有百万以上的干部，深入城乡基层，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正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在全国展开时，党内以刘少奇为头子的一伙修正主义分子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对无产阶级进行了猖狂的反扑。他们采用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口号接过去，抛出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扑灭由毛主席亲自点燃的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革命烈火。早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在刘少奇的指使下炮制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同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相对抗。十一月，刘少奇又指派资产阶级分子王××，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他们经过多次的密谋策划，到一九六四年
    七月抛出了所谓《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桃园经验”)。并在同年九月盗用中央名义，把它批发到全国。还根据这个“经验”对《后十条》作了修改，抛出了一个《修正草案》，这是一个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作，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动纲领。
    这条反动路线的主要问题首先是竭力掩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公然篡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刘少奇胡说什么当前农村的主要问题是所谓“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用这种奇谈怪论来代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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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目的，是妄图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保护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
    以这种反动谬论为出发点，刘少奇提倡在运动中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就是这条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的主要内容。刘少奇炮制了所谓“两面政权”的反动谬论，说什么“现在，‘和平演变’和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和我们斗争的主要方式”⑥；甚至荒谬地说基层政权已被阶级敌人把持的，在华北达三分之一，河北百分之
    六七十，山西几乎全部。他把我国广大地区的无产阶级政权说成是“反革命两面政权”，把广大干部污蔑为“阶级敌人”，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制造根据。他们蛊惑人心地叫嚣什么“干部的四不清是普遍存在的，大大小小的干部都有问题，不可相信”，别有用心地提倡“不论干部好坏，先斗他几次再说”，胡说什么“有枣没枣打
    三竿，有鱼没鱼淘干了看”。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对那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聚赌抽头、横行霸道、欺压贫下中农、拉拢腐蚀干部的坏人，甚至现行反革命分子，却包庇起来，不准群众揭发和批判。
    为了推行这一条形“左”实右反动路线，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上，刘少奇极力提倡神秘主义的所谓“扎根串连”，反对群众路线，反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他公开攻击毛主席倡导的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已经“过时”了，胡说什么现在“贫下中农，或者是工人”“不向我们说真话”，“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①“调查会调查不出问题来”⑧。他鼓吹“工作队到村，要从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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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连开始。”⑨“扎根串连，要做一、二个月的秘密工作。”
    ②⑩他们极端害怕广大革命群众和干部真正发动起来，害怕牛鬼蛇神被揭露出来，因而千方百计反对群众运动，实行国民党式的“训政”，压制群众。
    刘少奇的这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归根到底，就是要把水搞混，搞乱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保护地、富、反、坏、右，保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关，在农村中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一条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纳入复辟资本主义轨道的路线，是一条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
    这样，从一九六四年夏天起，刘少奇带了王××先后窜到了十三个省市，到处贩卖“桃园经验”，把它冒充为中央的新精神和新部署，用来强加给全党，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这条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的毒害下，不少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被打成“反革命”，遭到各种体罚以至非法拘留。在一定的地区、一定的时期内，在这条反动路线的千扰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遭到了严重的损害。
    刘少奇的形“左”实右路线一出笼，在大寨大队等地方就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中先进分子的抵制和反对。毛主席及时地发现了这个严重问题，并领导全党同志向它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亲自召开了党的全国工作会议，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个光辉的文件，粉碎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拨正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航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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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条》尖锐地批判了刘少奇歪曲“四清”运动性质的修正主义谬论，明确指出：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这两种提法，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只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主席在讲话中针对刘少奇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强调指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
    这个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个极其重要的原理。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和国内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所得出的这个新结论，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指明了斗争的大方向。文件还明确指出：“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转引自《红旗》杂志一
    九六七年第十期)文件提出的这些重要结论，清楚地指明了斗争的大方向，制止了刘少奇转移斗争目标，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罪恶阴谋。
    《二十三条》针对刘少奇一伙打击厂大干部和群众的错误，强调要“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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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根据毛主席历来的教导，文件指出：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看待干部，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对他们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对于犯错误的干部应当采取“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政策。文件明确宣布，不论在什么社队，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
    文件针对刘少奇一伙的神秘主义和乱打乱罚，系统地规定了“四清”运动的工作作法。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工作队必须在运动中发动贫下中农，组织阶级队伍，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逐步形成领导核心，同他们一道工作。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束手束脚，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工作要深入细致，不要大轰大嗡。“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解放军报》）
    文件强调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意义，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个教导，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应当继续采用。”从而，彻底批驳了刘少奇攻击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过时”了的谬论。
    此外，《二十三条》还对搞好运动的标准、运动的部署、点面结合、建立贫下中农协会、农村具体政策以及工作作风，思想方法等问题，分别作了规定。并且指出这个文件的各条内容，原则上也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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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的发布，宣告了刘少奇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破产。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在全国城乡各地，广泛和深入地宣讲了《二十三条》，使亿万群众和干部听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保证了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胜利前进。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战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果，从实践上解决了一批问题，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和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人民公社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城乡的社会主义阵地进一步加强了。
    但是，刘少奇一伙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他们打着贯彻《二十三条》的幌子，迫不及待地要使运动“刹车”，并且为地、富、反、坏、右撑腰，打击贫下中农和革命积极分子，大搞翻案活动，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反攻倒算。他们抗拒毛主席关于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示，利用职权拼死地捂住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不准群众揭发和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因此，在这一次运动中，真正的重点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尖锐斗争】
    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激烈地
    进行的同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也越来越尖锐起来了。
    自从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后，把持着这一条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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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领导职位的刘少奇一伙一直千方百计地进行对抗。他们对于几年来为煽动复辟资本主义而放出的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不组织批判，还继续放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占领我们的思想文化阵地。
    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江青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直接领导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伟大斗争。一九六
    三年，江青同志到上海，在柯庆施同志的积极支持下，组织了对“有鬼无害”论和毒草《李慧娘》的批判。接着，江青同志率领革命的文艺战士，首先向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被地主资产阶级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发动了进攻。江青同志深入剧团蹲点，团结教育广大革命戏剧工作者，热情地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鼓励他们到工农兵火热斗争中去接受锻炼和教育，认真改造世界观，创作和演出表现当代工农兵斗争生活的革命戏剧。柯庆施同志在上海向文艺工作者强调表现社会主义时代的革命斗争，发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号召。无产阶级争夺舞台阵地的斗争也积极地开始了。
    一九六三年九月和十一月，毛主席直接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集团控制的文艺部门，尖锐地指出：那里“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十二月十二日，又在一份关于柯庆施同志大抓故事会和评弹改革的材料上作了重要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一一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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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
    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揭开了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盖子，揭露了“死人”统治着文艺界许多部门的现象，指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本质。批示下达后，刘少奇、周扬一伙慌作一团。但是，他们不思悔改，反而进一步施展两面派手法，肆无忌惮地封锁、歪曲、篡改甚至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一九六四年一月，刘少奇召集了文艺工作座谈会。他在会上大放厥词，叫嚷“历史戏也可以演，有些历史戏是好的。”周扬根据他的后台的旨意，作了一个报告。他做贼心虚，为自己开脱，并跟着刘少奇的调子，叫嚷“有些旧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坏处”，“对历史戏、传统戏还是不要偏废”。他们坚持要由“死人”统治文艺部门，坚持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在他们的支持下，文艺界中的牛鬼蛇神依然猖狂活动着。就在这时，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持的一次十分庸俗的晚会，充分暴露了这种受修正主义统治的团体已堕落到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经过群众揭发，陆定一、周扬之流把持的中央宣传部不能不作一些表面文章，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进行了一次假整风，并向中央作报告，企图文过饰非，蒙混过关。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又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作了批示，严厉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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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这个批示揭穿了修正主义分子的两面派面目，指出他们这
    一伙如果坚持错误，必然要走向灭亡的命运。这时，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也正在向修正主义胜利进军。一九六四年
    七月，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标志着京剧革命取得了巨大胜利。江青同志领导革命文艺战士，呕心沥血，辛勤劳动，对革命现代京剧从政治内容到文艺技巧，进行不断的精益求精的改进和提高，使革命政治内容和艺术形式不断完美统一。
    会演期间，毛主席观看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芦荡火种》、《奇袭白虎团》等剧目的演出，肯定了己取得的成功，并对进一步的修改提高作了重要指示，还接见了全体人员，使革命文艺战士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革命剧目和革命作品都在斗争中陆续诞生了。革命样板戏的诞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从此，无产阶级开始占领了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历来由剥削阶级占领的艺术殿堂，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终于在文艺舞台上站起来了。
    毛主席的多次重要指示和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胜利进军，迫使修正主义分子不能不改变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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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手法。毛主席在这年六月的批示下达后，周扬一伙眼看再公开抗拒下去，马上就有毁灭的危险。于是，从七月开始，在文化部搞了一次假整风，抛出了夏衍、邵荃麟等几个人，并准备拿出一两部毒草影片在有限的范围内公开放映和批判。九月，毛主席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明确指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到
    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转引自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光明日报》)在毛主席的亲自指示之下，对毒草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不夜城》、《林家铺子》等的批判才逐渐广泛地展开起来。对修正主义文艺理论的批判也开始了。
    这时，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界，无产阶级也向资产阶级发起了新的进攻。刘少奇、杨献珍一伙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谬论遭到彻底批判之后，一九六四年初，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正在深入展开的时候，刘少奇指使杨献珍又抛出了修正主义的“合二而一”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这种谬论鼓吹“任何事物都是‘合二而一’的”，对立面的同一就是“不可分离的联系”，就是“共同点”，“共同要求”。这种反动谬论，企图融合矛盾，取消斗争，否认转化，反对革命，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和唯心论，它的要害，就是反对我们党对帝、修、反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要把无产阶级“合”到资产阶级那里，把马克思主义“合”到修正主义那里，把社会主义“合”到帝国主义那里，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它是刘少奇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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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柱。毛主席深刻地批判了这种反动的哲学。六月，毛主席在关于培养接班人的谈话中，强调指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平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选自《毛主席论教育革命》)毛主席的这个教导，精辟地指明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致命地打击了刘少奇一伙的“合二而
    一”论。以后，毛主席还在多次讲话中批判了这种谬论，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
    五年，在全国开展了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群众性的批判。广大工农兵群众以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主力军的姿态，冲锋陷阵，口诛笔伐，剥开了“合二而一”论为帝、修、反和国内阶级敌人效劳的反动本质，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富于革命批判精神的哲学文章。许多革命知识分子也参加了这场战斗。刘少奇一伙的“合二而一”论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一时期，在社会科学的一些部门也开始了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历史学方面，批判了美化太平天国叛徒李秀成的谬论和反动的“让步政策”论。在经济学方面，批判了修正主义经济理论。
    毛主席在领导文化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又亲自领导了教育战线上的革命，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作了多次极其重要的指示，为教育革命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一九
    六四年二月十三日，毛主席发表了春节谈话，深刻揭露了教育领域资产阶级统治的严重现象，明确指出，“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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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毛主席提出了教育革命的一系列任务和要求，指出“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考试可以交头接耳。”学校学生“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书不
    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均引自《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同年三月十日，毛主席在对北京一个中学校长提出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的批示中，再一次强调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引自《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同一时期，毛主席还对卫生工作的改革作了重要指示。
    一九六五年一月初，毛主席指示中央卫生部组织城市卫生人员下乡巡回医疗，并为农村培养卫生人员。同年六月二
    十六日，毛主席又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解放军报》），尖锐地批判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应改名“城市老爷卫生部”。这些指示，击中了卫生工作中修正主义路线的要害，并为卫生工作的彻底改革指明了方向。
    国际上马列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论战，国内广泛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使无产阶级反修防修的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了适应这个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一九六四年七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出版了。同时，首次公开发表了毛主席的《反对本本主义》、《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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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著作。《前十条》引言中的哲学论述，也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为题，公开发表了。这些著作的发表，给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以强大的思想武器，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自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逐步开展起来了。尤其是自一九六
    三年下半年以后，毛主席对文化、学术、教育、卫生各条战线都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些领域里的革命斗争。在毛主席指示的指引下，一个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斗争已经逐渐兴起。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尖锐的。刘少奇一伙极力负隅顽抗，妄图保住由他们把持着的这一部分阵地。周扬策划的文化部假整风，到一九六五年四月就草草收场了。哲学社会科学战线的批判展开后不久，就有人迫不及待地要求刹车。在教育战线上，刘少奇、陆定一之流顽固地维护旧教育制度，采用阳奉阴违的方法，进行对抗。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大肆鼓吹“两种教育制度”，并亲自出马，窜到八个省市去推销他的这套黑货。毛主席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同样也得不到贯彻。所有这些事实表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这个领域里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没有一场阶级大搏斗，要扫除那些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绊脚石，是不可能的。
    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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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总结了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更加完整地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发动了新的全面进攻。从此，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在党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我国人民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展开了胜利的进军。遵照毛主席的“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指示，无产阶级首先向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被刘少奇一伙长期控制的意识形态领城，发起了进攻。经过艰苦战斗，取得了重要成果。一批光辉的革命样板戏出现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开始登上了文艺舞台。同时，无产级又在哲学、文艺、历史学等战线上，发动了对资产阶级的批判。遵照毛主席的“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全国农村和城市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了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这一时期，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在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国民经济胜利地实现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在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道路上大大跨进了一步。我国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思想文化战线上，军事战线上，都出现了新的大好形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
    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无产阶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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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猖狂反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们反对毛主席提出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方针，推行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打击广大干部和群众，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他们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反对文艺革命，反对教育革命，反对批判资产阶级。他们鼓吹洋奴哲学和爬行主义，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指示。并且，继续以“三和一少”的对外的修正主义路线，对抗毛主席制定的革命的外交路线。
    斗争的反复，进一步暴露了刘少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代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决心在毛主席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英雄的中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刘少奇一伙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已经忍耐不住了，一场阶级大搏斗是不可避免的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要全面展开了。
    【注释】
    ①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二月
    ②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的讲话》
    ③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六月的一次讲话》
    ④刘少奇：《对中央办公厅石家庄和无锡调查组的指示》，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⑤刘少奇：《在晋南地委负责人汇报关于加强生产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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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提高农活质量问题时的讲话》，一九六二年八月
    ⑥根据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八年的协定，印度为了取得美国的军事供应，承担下列义务：保证采取措施增强“有效地参与单独和集体自卫安排的各国的能力”；保证把取得的军援用于“维护其国内安全、合法自卫或者为了使它能参与自己作为组成部分的地区的防卫”。一九六二年的补充协定规定的新条件，则进一步包括：印度政府必须同意美国在印度派驻军事代表团，对这些援助项目的使用进行“视察和研究”，印度政府必须向美国“提供这些项目可能需要的情报”等。
    ⑦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⑧几篇文章的题目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一一答多列士等同志》、《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一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修正主义的一面镜子》
    ⑨这些文章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⑩薄一波，《在全国工交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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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①薄一波：《在修改〈工业七十条〉大组会上的发言》，
    一九六五年三月
    ②刘少奇：《在薄一波汇报工业情况时的插话》，一
    九六三年十月
    ③薄一波，《在工交工作会议和工交政治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汇报时的插话》，一九六五年二月
    ④刘少奇：《在薄一波汇报工业情况时的插话》，一
    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⑤刘少奇：《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计划工作时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九月
    ⑥刘少奇：《在湖南省直属机关及地市委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十日
    ⑦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
    ⑧刘少奇《一九六四年八月十日的讲话》
    ⑨刘少奇《在济南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八日
    四刘少奇《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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