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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批判1976.0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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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批判1976.0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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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395地
一九七六年第三期目录
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回击右倾翻案风
无产阶级专政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庄岚（3)工人阶级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力军
一次工人批判会纪要…（8)坚决同唯生产力论对着干…上钢五厂工人理论小组（15)文艺革命的伟大成果不容否定
斥“一花独放”论
…红宣（17)
论过关…
………罗吟（20)
枚乘《七发》读后…
蒋照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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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
…季尚(25)
杂
“一人而三反，岂得立也！”
…渐戈(26)
论“行”
张云义(27)
文护红旗
看《磐石湾》有感
…潘蓓英、杨应石（29)
评托季联盟的检讨
翟海范贻(30)
批判孔孟之道
儒家都是搞阴谋诡计的…
…康立(34)
康圣人与孔圣人
评康有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
新柏年(38)
读贾谊的《治安策》…
施丁(44)
学习鲁迅彻底革命
“战斗一定有倾向”！
学习鲁迅对折中主义的批判
范中柳(47)
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
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
…吴耕畔(50)
近代史研究
记广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
王少普吴云乡(53)
蒋介石是怎样起家的？
史
锋(57)
梯也尔小传………
…沈逸珍(67)
经济问题研究
为城市服务是菜农的光荣职责…中共洋泾人民公社委员会(70)
灵璧夜谈
…沈克乔章智明(74.)
月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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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回击右倾翻案风
无产阶级专政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庄岚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草命，各条战线涌现了一大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刮右倾翻案风，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也是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反动。它的要害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为什么党内走资派要疯狂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呢？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土壤。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就告诉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但又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是基本完成，还没有彻底完成。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在工业、农业、商业中还有私有制的残余。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没有完全取消，就会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生明显的矛盾。在人们相互关系方面，旧社会那种等级森严、不平等待人、当官做老爷的作风还严重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在人们相互关系方面严重存在，同样要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现在实行的是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八级工资制，人们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方面占统治地位，容易发
3·
==========第5页==========
生两极分化。这就说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老的资产阶级分子失去了政权和生产资料以后，就象江河里将要淹死的人想抓住一根稻草那样，拚命抓住资产阶级法权，把它作为搞复辟的一个重要条件。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也企图通过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贪婪地攫取私人利益，发展资本主义。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党内走资派，为了培植和扩大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必然要推行一条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修正主义路线，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恨得要死，怕得要命。这是毫无疑义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说过：“‘消灭阶级'是什么意思呢？凡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个最终目的，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这一目的的意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伟大的创举》)列宁讲的区分阶级的标准，也就是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诚然，在生产关系的诸因素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决定性的。但是，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即人们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对所有制又具有反作用。如果对这两个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不加以限制，就会反过来影响到所有制，甚至可以导致所有制方面的资本主义复辟。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时，特别强调了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问题。列宁说，在资产阶级法权这块土壤上，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着许许多多资产者。因此，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三大差别，要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要逐步完成这样一个重大无比的历史任务，就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允许扩大这块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
资产阶级法权的产生、发展和消灭，有一个过程。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必然要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得到反映。列宁说得好：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国家与革命》)。我们现在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还要保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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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法权，这一点跟旧社会差不多。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毕竞有本质的不同，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
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对资产阶级法权也是这样。我们要合乎规律地去认识和对待尚存在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因势利导地加以限制、缩小，并创造条件去逐步消灭它。而那种要求把资产阶级法权凝固下来的观点，实际上是要变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革命的辩证法不承认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东西，保障资产阶级法权决不是不要限制，不要缩小。我们讲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正是在承认的前提下去消灭它。保障不是目的，消灭才是目的。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走向国家的消亡，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过程，也是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缩小和逐步消灭的过程。
要不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这历来是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指施。但是，这些革命措施无不遭到党内修正主义头子的抵制和陂坏。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为什么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要口喷脏水，手挥板斧？为什么对批资产阶级法权要火冒三丈？这只能说明他推行的是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拚着老命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毛主席曾经说过，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恩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是这祥一种人。这种人在口头上讲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可是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时，他部对社会主义草命十分反感，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了。这种人正如鲁迅指出的，他参加草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象这荷子很可浪，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上海文艺之一瞥》)。在民主革命时期，这些人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具有一定的民主革命积极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当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转变的时候，他们的身子虽然进了社会主义社会，思想却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参加革命不过是为了“入股”，主张论功行赏，自以为推三座大山有功，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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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应该轮到自己捞一把享受享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不仅触动私有制，还要触动那个资产阶级法权。因此，他们怎样也按捺不住，必然要跳出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了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炮制了种种奇谈怪论。他们说我们现在采取革命措施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根本脱离实际，现在就要搞共产主义”。这是妄图用超越革命阶段的谣言蛊惑人心。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这里所说的“实际”，不是别的，就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些“痕迹”，也就是他们赖以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那张“皮”。他们要千方百计地维护这张“皮”，要把这个“实际”凝固起来，不许人们去限制它，去缩小它。他们以“脱离实际”的罪名，宣布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合法，超越革命阶段，恨不得一刀砍个精光。毛主席说：“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刘少奇、彭德怀一伙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是脱离实际，“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表现出这种特征。今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脱离实际，也表现了这种特征。我们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过程中，始终要与这些顽固党进行斗争。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鼓吹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这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在无产阶级看来，雄厚的物质基础，产品的极大丰富，这是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重要条件。怎样建设这个物质基础？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革命统帅生产。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则根本不炎革命，不谈阶级斗争，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他们鼓吹唯生产力论，鼓吹“三项指示为纲”，就是要抽掉以阶级斗争为纲，用福利主义、经济主义和资产阶级法权来腐蚀人们，扩大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搞掉无产阶级专政。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照他们的办法办理，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因为离开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取消了反修防修的伟大任务，就算一个时期生产搞上去了一些，也不是为无产阶级搞的物质基础，而只能是为资本主义搞的物质基础。那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危险情景。可见，借口物质基础不雄厚来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那不过是掩饰他们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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遁词。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了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又胡说什么：“我们革命都靠物质刺激”，要“靠物质刺激走向共产主义”。什么“我们革命都靠物质刺激”！这纯粹是一种诬蔑。我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了，我们就是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用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用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调动了广大军民的革命积极性，使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在民主革命时期，千千万万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心中正是悬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为着人类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斗，英勇杀敌。多少年来，我们党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坚持大体乎等，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基本制度。但是，人们在这种艰苦环境下却到处讲无产阶级政治，讲群众路线，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党政军一元化，成千成万的人团结一致，把蒋介石、日本侵略者、美帝国主义打败了。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发扬了共产主义的首创精神，表现了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彻底决裂的精神，创造了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事业。这一切，难道是靠什么钞票刺激出来的吗？至于“靠物质刺激走向共产主义”，这更是对马列主义的无耻背叛。列宁早就指出：“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与革命》)。如果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搞什么物质刺激，那只能搞成“土豆烧牛肉”一类的假共产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
馒头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仗只能一个一个去打。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将是长期的。今后我们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还要围绕着这个问题继续斗下去。这种斗争对我们每个革命者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能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相反，就会成为资产阶级法权的俘虏，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刮右倾翻案风，要砍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伟大成果，就是为了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我们一定要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进一步提高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增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去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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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是反击右领翻案风的主为力率
次工人批判会纪要
编者按：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要害是搞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打着“实现四个现代化”、“加快工业发展”的幌子，要刮“经济台风”，妄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刮个一干二净，让已经破了产的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借尸还魂。工人阶级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力军。他们把批判的火力，集中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下面是一次工人批判会的发言纪要。
“积重难返”一泼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污水
王炳英（上海第五钢铁厂）：
成了今天右倾翻案风的风源。什么“积重难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污蔑无
返”，我厂的现实，对它就是最有力的驳斥。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是“积
正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
重难返”，我们工人听了十分气愤。这种话，
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推动了工业生产的
完全是当年他同刘少奇合伙推行修正主义
迅速发展。一九七○年，我们车间的钢产
路线时的旧调重弹。早在六十年代，他们
量冲破了十年徘徊的局面，以后每年递增
就攻击我们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是“犯
百分之三十左右。去年，提前三十三天全
罪”，强迫我们“退够”“下马”。我们当时坚
面完成国家计划，钢产量比文化大革命前
决听毛主席的话，顶住了这股逆流，炉不停，
翻了一番多，劳动生产率提高四倍，产品
人不散，用实际行动保卫了大跃进的成果。
质量不断提高。这难道是“积重难返”吗？
经过文化大革命，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元登美（沪江机械厂）：
已经得到清算，但是当年刘少奇的同伙又
“积重难返”四个字，无非是孔老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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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无道”、“礼崩乐坏”这一类叫嚣的翻版。
造造车子，敲敲炉子，修修驳子，发展到能
孔老二做梦也想恢复西周奴隶制的“盛
制造锻钢机、轧钢机等大型成套治金矿山
世”，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是处心积虑
设备。同文化大革命以前相比，产量提高
要“返”回到他们梦寐以求的修正主义轨道
三倍，产值提高二点八倍，劳动生产率提高
上去。这四个字，既是他们对现实的污蔑，
一倍，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积压成堆的
也是穷途末路的哀鸣。就拿我们沪江厂来
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
说吧，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人管路线，管方
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他们觉得“难”以
向，还参加了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厂
“返”回到修正主义老路上去了，认为是
内办起了“七·二一”工人大学。工人的社
场灾难，这对广大革命人民来说，却是大
会主义积极性大大提高。全厂从原来只能
好事。
“搞上去”是幌子
“扭”回去是实质
徐颂峰（上海焦化厂）：
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他们
凡是开倒车的顽固党，总要搞点什么
叫嚷“搞上去”，不过是幌子，“扭”回到资
名堂欺骗群众。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
本主义去才是实质。毛主席号召我们把国
是也打起了“搞上去”的幌子吗？毛主席最
民经济搞上去，指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
近教导我们：“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
夺取“抓革命，促生产”的新胜利。党内不肯
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
改悔的走资派接过这一革命口号，加上“为
其余都是目。”这就是对“三项指示为纲”这
纲”两字，这就是说，只要能“搞上去”，什
个修正主义纲领的有力的针锋相对的批
么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反修防修，统统可以
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奔走呼号，这
不要；只要能“搞上去”，资产阶级的专家，
也是纲，那也是纲，目的是否定阶级斗争这
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制度，都成了宝贝。这
个纲。我们切不要被他们的骗术迷住了双
完全是“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
眼，以为他们还有什么“把国民经济搞上
猫”的老调重弹。他们利用广大人民希望
去”的“积极性”。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迫切心情，制造混乱，
郭奕诚（上海第一石油机械厂）
妄图把我们国家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邪
林隆基（丰收拖拉机厂）：
路。他表演的这场复辟倒退丑剧，既破坏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以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革命，又破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
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为理论基础，炮制了
彻底揭露。
一个所谓“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它只能
崇洋迷外、卖国投降的“大政策”
虞顺康（上海汽轮机厂）：
走资派多次鼓吹：“要多引进一点国外先进
怎样加快建设速度？党内不肯改悔的，技术”。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从国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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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一些技术和设备是必要的。但他们把
有拾头，原来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那
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说成
条投降主义路线在作怪。
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阿Q精神”等
王承刚（梅山铁矿）：
等，那真是荒谬透顶！我厂早就准备自力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中国工人阶
更生地试制一台大功率的火力发电机组。
级的自力更生精神百般压制，对外国资产
但是，那些崇洋迷外的人却百般阻挠，甚
阶级却是奴颜婢膝。他们说，为了加快开
至安装地点迟迟不肯确定，煤、水、地质等
发矿山，一些“关键性的技术先进的矿山设
设计资料迟迟不给提供，使设计工作一停
备”，非靠“引进”不可。这就是说，离开了外
再停。相反，他们准备从资本主义国家进
国人“关键性”的“帮助”，我们的矿山就不
口一套同类机组，谈判还没开始，就给确定
能加快。离开了外国人，我们的建设只能慢
了两个安装地点，准备好了全部有关资料。
吞吞吗？否。我们梅山铁矿第一期工程，依
经过广大群众的斗争，他们总算为国内试
靠广大工人群众和革命的技术人员，自己
制机组确定了安装点。但事隔不久，右倾
搞设计，自己造设备，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上
翻案风一吹，国内机组的安装点又被一台
了马。这就说明，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
进口的机组占去了。我厂的工人同志气愤
引，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没有什么困
地说：我们自己的机组在自己的国土上竟
难可以吓倒我们。
没有容身之地，这不是长外国资产阶级的
立足于“多引进”，就要多出口。他们
志气，灭中国工人阶级的威风吗？
的方法是“用我们生产出来的煤炭和原油
程颐曾（江南造船厂）：
偿还”，还说这是一个“大唢策”。按照这个
我厂建造“风庆”轮和争取“风庆”轮远
“大政策”，我们请洋人开铁矿，用铁矿石
航的过程也是这样。我们要造出自己的主
来偿还洋人，外国资本家再用我们的矿石
机装上“风庆”轮，有人却说：“拉着黄牛当
搞成设备，以高价卖给我们。老工人在批判
马骑，没有条件不能造大机”。可是工人回
中不禁回想起旧上海的日华纱厂，藏是用
答得好，“主机是船舶的心脏。靠进口买不
中国的棉花，织成了布再卖给中国人，榨取
到建设速度，决不能让别人卡脖子，我们一
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照他们这样干下去，
定要造出万吨轮远航的国产主机。”大家努
我们的工厂企业岂不就象日华纱厂那样成
力奋斗，终于造出了“争气机”。“风庆”轮
为外国资产阶级的分厂了吗？这种所谓的
造出来以后要远航，这些人又散布说：“风
“大政策”，除了出卖国家主权，断送经济独
庆”轮要远航，一定要把雷达、电罗经等五
立和政治独立，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件国产仪器设备换成进口的。我们在各行
陈小珠（电子管二厂）：
各业工人的支援下，来了个针锋相对，不仅
我来举一个例子，看看那些崇洋迷外
不换，还将测象仪、超高频无线电话和尼龙
症患者荒谬到了什么程度！我厂本来是生
绳这三件进口货，都换上国产的。一个要把
产荧光灯的。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
国产的砍掉，一个要把国产的换上，这里深
动中，广大职工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爬行
刻地反映了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我们才
主义、洋奴哲学，我们已经能生产黑白显像
知道，有一些同志的脑子里崇洋迷外思想
管和彩色显像管了。但有些人说我们这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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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速度太慢，准备进口一套显像管生产
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一引以为
流水线，结果谈了几年，都没有谈成。工人
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我们遵照毛主席
们知道了这件事，气愤地说：“我们没有洋
的革命路线去奋斗，就能把我国建设成为
拐杖也能走路，一定要搞成自已的流水
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相反，如果
线。”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推行的修正主义
毛主席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
路线得逞，就会出现鲁迅指出过的那种结
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
果：“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
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
下去，苦下去。”这是我们决不能容忍的。
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
破坏“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阴谋恢复“一长挂帅，四总当家”
王明侠（上海深井泵厂）：
艺师，总会计师)当家”的“一长制”，这完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外国资产阶
全是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着干。三结合的
级面前象条软骨虫，对中国工人阶级却是
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新生事
杀气腾腾。他打着“整顿”的旗号，叫嚷着
物，毛主席热情赞扬“革命委员会好”！我们
这也要“整顿”，那也要“整顿”，强行推行他
工人就是热爱它，决不允许不肯改悔的走
那条修正主义路线。他否定阶级斗争这个
资派破坏它，诬蔑它，决不允许党内不肯改
纲，大整所谓“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污蔑
悔的走资派篡夺领导权。
工人新千部“政治上一窍不通，生产上毫无
王强（上海第一钢铁厂）：
经验”，要把他们“一律”整下去。我们的革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肆鼓吹，发
命新干部对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当然是“一
展经济的“主力军”只能是“精通技术，精通
窍不通”，对于修正主义那一套生产管理，
业务”的“专业队伍”，而“依靠工农兵是相
当然是“毫无经验”。然而，这正是他们的长
对的”，阴谋恢复所谓“一长挂帅，四总当
处。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利用手中掌握的那
家”的修正主义管理体制，这完全是代表
一部分权力，把合意的人拉进来，把不合意
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
的撵出去，就是要破坏老中青三结合的革
子，公开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教
命委员会。
导我们：“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他们
许文宝（上海造纸机械厂）：
搞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专家路线，这是一
企业的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真正的
条通向资本主义的黑线。在苏联，资产阶
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他们妄图
级专家是社会帝国主义的重要支柱；刘少
瓦解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是想要恢复
奇的“专家路线”，曾经使得一部分企业改
早已被我们批臭了的修正主义的“一长（厂
变了颜色。今天，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长)挂帅，四总（总工程师，总设计师，总工
又想开倒车，我们工人绝不允许。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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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强调“严格的规章制度”妄图对工人实行管、卡、压
周兴根（上海手表厂）：
中，因为是临时性的野外操作，谈不上什么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是一批仇恨群众的
完善的规章制度，但工人们以对党对国家
大官老爷。他们妄图按照修正主义路线搞
负责的自觉性，既当普通工人，又当管理人
一整套“严格的规章制度”，以此来束缚群
员，顶骄阳，斗风雨，日夜大干，终于高速
众的手脚，压制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借
度、高质量地完成了制造、安装两只大型球
以保护修正主义大官们的利益。合理的规
罐的艰巨任务。同时，边战斗，边摸索，制订
章制度，反映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我们
了一些合理的制度。这个事实是对右倾翻
欢迎；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反映着资本主
案风的有力回击。
义的生产关系，我们就是要改革。不肯改
茅泾英（上海电讯器材厂）：
悔的走资派说：“责任制，是企业管理的核
毛主席制定的《鞍钢宪法》告诉我们：
心。”这是公开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事
要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一改，就是要
实胜于雄辩。有一阵子，我们厂的手表质量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我们在文化大革
下降了，在右倾翻案风影响下，有人把这
命中，改革了许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如今
件事归答于企业管理的“乱和散”。工人经
竟然又有人袖掉规章制度的阶级性质，叫
过调查发现，问题不是规章制度不严，而是
嚷要“严一些”，这就是要对我们工人实行
由于有些负责人只重视产量，不重视质量
管、卡、压。
的结果。我们狠批“产值挂帅”，把好质量
我厂电镀喷漆小组，文化大革命以来
关，手表质量很快就连升两级，产量也大幅
任务逐年加重，而人员却从四上五人减少
度增长。事实证明，路线端正了，工人群众
到二十二人。但是他们坚持学习马列主义、
真正当了主人，调整了人们的相互关系，就
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
会促进生产的发展。
义。全组同志发扬共产主义精神，还自觉
谈志耀（上海锅炉厂）：
地参加义务劳动，确保了生产任务的胜利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
完成。试间，这是用规章制度“严”出来的
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
吗？当然不是，这正是由于批判了修正主义
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
企业管理路线，改革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去年，
调整了企业中的相互关系，激发了广大工
我们在金山工地突击完成一项战斗任务
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得来的。
鼓吹物质刺激就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吴钟奇（上海第二钢铁厂）：
怎么能搞得好？”他还几次三番地说，这个
搞好社会主义生产的动力是什么？党
地方的工人如果有那个地方的工人那样的
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说：“没有肉吃，工业
生活条件，“干的不会比他差”。这些话，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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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蔑了我国的经济形势，又挑泼了两地工
交给的一项抢运化肥的任务，全队职工通
人的关系。更恶毒的是，把我国工人阶级说
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挥了冲天的
成是“只要有肉吃”就能千好事的庸人，这
革命千劲，二十个人顶六十个人的工作，提
是对我们的极大侮辱。
前三天就完成了任务。工人群众经历了七
物质刺激能够调动什么样的积极性？
天七夜的战斗，没有提出增加一分工资，没
只能是个人主义积极性。在这个问题上，我
有要求调休一天，这种革命加拚命的精神
们一有过深刻的教训。过去，线材车间有一
难道是用金钱刺激出来的吗？同志们回答
道极其繁重的手工操作的工序，成为卡往
得好：“我们不要钞票挂帅，要用实际行动
生产的“喉咙口”。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
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保卫无产阶级文化
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厂里有的领导人
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社会主义多贡献自
挖空心思，在广门口张贴“招贤榜”，说谁能
己的力量。”
解决这个技术关键，奖赏五百元。有儿个技
搞物质刺激，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
术人员为了捞到这笔奖金，各自搞起一个
辟资本主义的重要手段。党内不肯改悔的
个小摊摊，互相保密，闭门造车，结果不
走资派鼓吹物质刺激，不仅是在我们工人
但没有搞出什么名堂，还浪费了国家大量
险上抹黑，而且也是妄图诱使工人上钩。这
资金。文化大革命冲垮了束缚工人手脚的
个资产阶级法权的卫道士，鼓吹“限制资产
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成立了“三结合”攻
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
关组，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只花了十四
么限制？”片面强调“多劳多得”，强调“重
天，就搞成了“飞剪”自动进钢，代替了手工
点”，强调“差别”。这种“差别”发展下去，
操作，突破了卡住生产的“喉咙口”。五百元
就会发生两极分化。这是强化资产阶级法
奖金起不了“攻关”作用，不需要一分钱奖
权，腐蚀分化工人阶级的队伍，培植新资产
金而把多年的难关攻克了。这说明还是无
阶级分子的阴谋。我们决不上他的当。今天
产阶级政治挂帅灵，并不是物质刺激灵。
苏联搞的物质刺微，是一小最官僚垄断资
楼仲甫（杨浦装卸站）：
产阶级剥削广大工人的手段。党内不肯改
在我们杨树浦装卸站，也到处涌现不
悔的走资派公然宣扬搞物质刺激的优越
计报酬、不为名利、发扬共产主义精神的事
性，到底是为了千什么还不明显吗？
迹。去年四月份，我们装卸五队接受上级
宣扬唯生产力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吴淑仪（上海绒毯三厂）：
批唯生产力论了吧！再批，生产怎么能上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做贼心虚，一
去？”可见，他们对我们工人批唯生产力论
再辩白说：讲“生产力首先是科学”，不算
是恨得要死，怕得要命的。对唯生产力论，
唯生产力论；“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不是
我门就是要批，就是要用革命，用批唯生产
唯生产力论。其实，他们的这些谬论，都是
力论来促进生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以
唯生产力论的老调新弹。他们还说：“不要
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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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革命，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最
的发展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把人类
终实现共产主义，才是我们的根本任务。离
社会的发展看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
开这个根本任务，谈什么“促进生产力”，谈
果。而事实总是无情地批驳了唯生产力论。
什么“四个现代化”，只能走到斜路上去。一
如果没有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战
个社会主义的工厂企业，担负着生产建设
争，我国的生产力能得到这样大的发展吗？
的任务，但也决不单纯是出产品的经济组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能取得这样巨
织。毛主席指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
大的成就吗？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拚命宣扬
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
唯生产力论，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无
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因此，坚持社会主
产阶级要革命，他们不准革命，代表资产
义方向，使企业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实
阶级向无产阶级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历
基础，这才是工厂首要的、根本的任务。离
史阶段，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
开了这一前提，就会陷入修正主义泥坑。
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厂受到
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派。我们决
刘少奇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影响和干
不可以忘记这一点。
扰，只抓生产，不搞革命。一九六四年，
我们厂的工人说：“唯生产力论象没除
为了实现利润一百四十万，不抓阶级斗争，
根的草，一遇气候就要冒。”唯生产力论反
不讲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一切政治活动都
对生产关系的变革，而我们不断调整社会
让位给一百四十万，结果是企业的管理大
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也就是限制资产阶
权旁落，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
级法权的过程。唯生产力论是保护资产阶
抑，生产迟迟搞不上去。文化大革命给我
级法权的。唯生产力论在目前还有它一定
们厂带来了极深刻的变化。工人在党支部
的社会基础。
领导下，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批判修正主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一个复辟
义，批判资本主义，大千社会主义，生产水
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不行，这次反
平持续上升，·创造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不搞到底也不行。去
的双无罗纱织机和数控箭杆多色棉毯织
年夏季前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机。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年，上交的利润
有组织、有计划、有理论、有纲领，一手煽起
可以用来建设相当于现在的十个半绒毯三
了右倾翻案风。可是工人、贫下中农和革
厂。
命人民总是要革命的。那些正在走的走资
王树理（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
派孤立得很。“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上
唯生产力论历来是新老修正主义者用
海工人决心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
来对抗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思想武器。它
下，把这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和命
否认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宣
运的两个阶级大搏斗进行到底！
扬只有生产力（主要是指生产工具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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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同唯生产力论对着千
上钢五厂工人理论小组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党内不肯改梅的走资派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它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就是反动的唯生产力论。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仅竭力鼓吹反动的唯生产力论，而且拚命阻挠和破坏革命人民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他说什么：“不要批唯生产力论了吧！再批，生产怎么能上去？”安图用批判唯生产力论会影响生产的谣言，颠倒黑白，混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达到用生产压制革命、压制批修的目的。我们工人同志听到这个话，气愤极了。大家联系刘少奇、林彪一伙反复鼓吹的唯生产力论，回顾了我们上钢五厂抓革命、促生产的历史，对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谬论，进行了愤怒的批判。难道批判唯生产力论会影响生产吗？这是危言耸听。就拿我们上钢五厂来说，自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我们年年都批唯生产力论，是不是象刮右倾翻案风的人讲的影响了生产呢？不，恰恰是因为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同唯生产力论对着干，才促进了生产的飞跃发展。全厂在设备、职工人数基本不增加的情祝下，一九七五年同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相比，钢的年产量翻了一番多，其中优质钢材年产量增长二倍多，品种规格从一千八百多种增加到近一万二千种。还发展了许多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生产技术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切，是给鼓吹右倾翻案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一记响亮耳光。
同唯生产力论对着干，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用革命统帅生产。只有这样做，才能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充分调动起广大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生产的发展。我们厂生产的锋钢，是国家急需的短线产品，这
一产品近年来之所以能大幅度增产，就是通过批判唯生产力论、改善生产关系的结果。在增产锋钢的过程中，曾经碰到了不少矛盾。第一电炉炼钢车间由于钢锭退火、精整跟不上，炼出了钢锭不能及时转到锻钢车间，在车间里堆积如山，“胀死”；而锻钢车间却由于钢锭供应不上，常常停工待料，“饿死”。工人、干部在狠批唯生产力论时指出：这看上去是炼和锻、钢锭和钢材的关系，实际上还是人和人的关系。我们克服反映旧生产关系的旧意识一一本位主义，发扬“上道为下道，下道帮上道”的社会主义协作的新型关系，定能战胜困难。两个车间打破了车间、工种界限，共同组成了三结合试验小组，经过儿百次试验，改革了工艺，攻克了难关，使锋钢生产周期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由两个多月缩短到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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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年产量猛增一倍。“想全局，急全局，为全局”的好思想、好作风引起了连锁反应，全厂出现了上下工序之间、前方后方之间、车间班组之间改善相互关系的热潮，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事实表明，同唯生产力论对着干是会经常碰到阻力的。阻力主要是来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毛主席教导我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衬、机关、学校。”这深刻阐明了工厂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什么所谓单纯的“经济组织”。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厂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派出了一千四百多人次参加领导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全厂又建立了一支不脱产的一千八百多人的工人理论队伍，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的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发挥了作用，先后编写了二十多本书，总计两百多万字。工人同志说得好：“我们钢厂，不仅要多炼优质钢材，更要培养反修防修的人材，编写革命大批判的教材。”可是，我们工人批孔孟之道，学理论，评《水浒》，竟引起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极大仇视。他们抓住我厂四车间原材料消耗稍高这一点，大做文章，竟然在千里之外传下号令，要我们“停下来整顿”，蛮横地推行唯生产力论一套黑货。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钢铁工人，识破了这个阴谋，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拿生产压革命的故伎重演。我们坚决抵制了这一错误决定，坚持同唯生产力论对着千，以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我们批判唯生产力论，要我们离开无产阶级专政去埋头生产，这只能是痴心妄想。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真的是关心生产吗？不，这只是一个幌子。唯生产力论，历来是新老修正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破烂武器。刘少奇、林彪反复鼓吹唯生产力论，实质是妄图引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关心发展生产是假的，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搞资本主义复辟，这才是他们的本意。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是要刮“经济台风”吗？就是妄图刮掉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是又鼓吹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吗？就是要我们丢掉阶级斗争这个纲，熄灭无产价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让他们搞倒退复辟。不是还鼓吹“物质刺激总要点”，“靠物质刺激走向共产主义”吗？就是否定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否定革命是推动生产发展的伟大动力，要我们放弃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刮右倾翻案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种种奇谈怪论和反攻倒算行为，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懂得了，他们推行的是一条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在工厂企业的性质、任务以及生产的动力和目的等方面，都竭力制造混乱，甚至还妄图搞出一些修正主义的条例来管、卡、压我们工人群众，这只能彻底暴露他们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那副狰狞面目。回顾我们厂同唯生产力论对着干的战斗历程，我们进一步懂得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抓革命，促生产，生产上得就快。与此相反，生产就上不去，甚至会走到斜路上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上钢五厂的生产之所以有一个迅速的发展，是靠抓了革命促上去的，是靠批唯生产力论批出来的。我们决心同修正主义斗到底，对着唯生产力论干到底，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生产，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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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革命的伟大成果不容否定
—斥“一花独放”论
红
宣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那个不肯改海的走资派，打着“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到处大刮右倾翻案风。这股风也刮到了文艺界。他们散布种种奇谈怪论，甚至造谣惑众，恶毒攻击文艺革命，妄图重新恢复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统治，其矛头直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论点，就是诬蔑革命样板戏是“一花独放”。
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草命，摧毁了文艺界封、资、修的顽固堡垒，一大批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形象光采照人，巍然屹立。革命样板戏，是无产阶级文艺的明珠，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硕果，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歌。革命样板戏的诞生，标志着文艺界这块地主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现在开始由无产阶级来统治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对革命样板戏是肯定还是否定，一直是文艺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革命样板戏，充分暴露了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攻倒算的狰狞面目。
诬蔑革命样板戏是“一花独放”的论调的出笼，表明文艺界这场斗争的主要内容仍然在于：文艺界究竞应当由哪个阶级来实行专政，文艺应当成为哪个阶级专政的工具。现在世界上的一切文学艺术，就其阶级属性来说，只有两家，不是无产阶级文艺，就是资产阶级文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键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工农兵登上了文艺舞台，专了地主资产阶级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的政，把他们一脚踢进历史的垃圾堆，这是大好事。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痛苦了，恨死了，怕极了，正说明我们在文艺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搞得对，搞得好，今后还必须大力加强。
毛主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位可以利用它们”。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是一个惯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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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革命口号塞进自己私货的老手。想当年，他就曾经用折中主义来歪曲双百方针，说什么这个方针是“各种观点都可以长期共存”，这不就是要无产阶级文艺和资产阶级文艺和平共处吗？三十年代，资产阶级反动文人梁实秋就装着二副折中公允的面孔，宣扬无产阶级文学“用不着高呼打倒资产的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新的东西总有它的位置的”。鲁迅针锋相对地驳斥说：“这好象中日亲善，同存共荣'之说，从羽毛未丰的无产者看来，是一种欺骗。”“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已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今天无产阶级刚刚占领了文艺阵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跳出来诬蔑是“一花独放”，这同当年梁实秋的嘴脸不是很相象吗？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百花园，就是只许无产阶级的花朵盛开，不给资产阶级的毒草一点地位，半点也不给！试问：难道还要把海瑞、谢瑶环、李慧娘…这些鸟七
八糟的牛鬼蛇神当作神物供起来吗？难道还能容许它们肆无忌惮地腐蚀人心，大造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舆论吗？
表面上看来，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似乎还承认革命样板戏是朵“花”，其实他是恨不得把它砍个一干二净。文艺领域与其他领域一样，不是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的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主张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实质上就是主张资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前，那些把持了文艺界的资产阶级老爷们，摧残无产阶级文艺，扼杀工农兵很有生气的作品，我们见得还少吗？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无产阶级“一花独放”，就是要让资产阶级毒草丛生，群魔乱舞；就是只许资产阶级一“花”独放，不许无产阶级百花齐放。我们没有忘记，在文化大革命前，正是他，大肆美化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吹捧修正主义统治下的文艺界如何如何“正确”；正是他，疯狂鼓吹“有益无害论”，大叫“放宽”“放宽”，为牛鬼蛇神大开绿灯；正是他，在京剧革命刚刚开始之时，恶狠狠地叫嚷“我就是不爱听”革命现代戏，高呼“要表现帝王将相”；正是他，当革命群众起来批判毒草影片之时，咒骂“这个不让演，那个也不让演”，扼杀群众批判运动。直至今天，又提出“一花独放”论。他妄图在文艺界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用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我们在文艺上实行百花齐放的方针，根本目的是为了使无产阶级文艺在斗争中得到发展，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文艺战线的领导地位，加强无产阶级在文艺领域的专政。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总是要顽强表现自已的。出儿篇“草木篇”并不可怕，发动群众加以批判，就可以化毒草为肥料。无产阶级的文艺就是在同资产阶级毒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人民内部，我们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在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下，艺术上的不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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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正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和方针的指引下，无产阶级文艺舞台出现了“到处莺歌燕舞”的繁荣景象。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到处开花结果，戏剧、文学、电影、音乐、舞蹈等都有所发展。有的热情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有的深刻反映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光辉历程，有的记录了中国工人阶级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战斗篇章，有的描写了我国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壮阔画面。北国风光，江南春色，边塞风云，海疆波涛，争奇斗艳，尽收眼底。试问，这难道是什么“一花独放”吗？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无产阶级的文艺队伍正在茁壮成长。他们遵照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教导，深入工农兵，深入三大革命第一线，创作了大批深受群众欢迎的好作品。党内不肯改悔的定资派是瞎子，是聋子，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文艺界“天地翻覆”的大好形势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谓“一花独放”，这同孔老二悲叹当时的社会大变革是“礼崩乐坏”，诬蔑新兴地主阶级的艺术是“淫声”、“恶色”的复辟论调，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请注意，当一九六四年京剧革命刚刚开始，无产阶级刚刚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舞台之时，那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迫不及待地叫喊：“以后还会有老戏吧！”看，他是多么处心积虑地要发动反攻倒算，让牛鬼蛇神卷土重来啊！去年夏秋之交，他利令智昏，错误估计形势，终于破门而出，同无产阶级较量了。既然文艺界是“一花独放”，那么自然非得由他来“整顿”一下不可了。他们竭力反对文艺要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叫嚷要搞“好山好水好姑娘”。他们攻击对修正主义文艺作品的批判造成了“思想混乱”，极力为《三上桃峰》、《不平静的海滨》等大毒草翻案。他们到处指责革命文艺是“胡来”、“不科学”、“瞎放枪”、“没有什么好看的”。他们公然造谣“现在样板戏都卖不出去票了”，连革命群众学唱革命样板戏也被扣上了一顶“极左”的帽子。这就完全表明，他们的所谓“整顿”，不过是反攻倒算、复辟倒退的代名词。但是且慢。正当他们的复辟“老戏”刚刚开锣之时，革命人民就已经揪住了他们的黑手，把他们的阴谋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文艺战线的斗争是同政治斗争紧密相连的。文艺界的右倾翻案风，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的那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就一定要从文艺界打开缺口，妄图把文艺作为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工具。但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今天，他们的倒行逆施，只能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我们相信，通过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会更加巩固，无产阶级文艺的百花园也一定会更加万紫千红，绚丽多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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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过关
罗
吟
我们这个国家关口很多：在北部，有山海关、居庸关、函谷关；在南部，有昭关、韶关、娄山关，等等。
历史上有不少关于过关的故事。春秋时期的伍子胥过昭关，富有传奇色彩。他一夜愁白了头发，变了容颜，跌跌撞撞过了关。战国时期的孟尝君过函谷关，得力于鸦鸣狗盗之徒，也是自古以来的笑谈。孟尝君养了食客三千，其中有的会；狗洞，有的会学鸡叫。有一次，孟尝君在秦国被囚禁，靠钻狗洞的偷东西行贿才被放了出来，半夜逃至函谷关，又由食客学鸡叫引得“群鸡尽啼”，骗得把关人提前开了关门才侥幸逃脱出关。到了明朝末年，在居庸关和山海关又发生了两件过关的事。明末农芪起义领袖李闯王，率领起义大军闯过居庸关，攻下京城。作为民族败类的明朝守关将领吴三桂，则是大开山海关的大门，引中国北部的清兵过山海关镇压农民革命。
想一想历史上这些过关的故事，是很能发人深思的。
孟尝君过函谷关，属蒙混过关一类。孟尝君是个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他到处游说，是为了维护行将崩溃的奴隶制。他蒙混过关的目的，无非就是要逃出秦国去，继续搞复辟倒退活动。这种蒙混过关的伎俩，在历史上是不断有人重演的。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过批判、揭露而不肯改悔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颇具孟尝君的遗风。在革命的风头上检讨认错，信誓旦旦，“保证永不翻案”，但是，曾几何时，就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鼓吹“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刮右倾翻案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四出奔走，到处刮什么“业务台风”、“经济台风”，实际上是想一风吹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一风吹掉无产阶级专政。原来，蒙混过关是为了东山再起，搞资本主义复辟。
吴三桂充当内应，引我国北部的满滨贵族过山海关，属投降派引狼入室一类。吴三桂奴颜婢膝地卖身投靠满族贵族，为的是镇压农民革命。满族贵族需要吴三桂，吴三桂需要满族贵族，关内关外，自然就勾搭起来了。历史上出现吴三桂这样的投降派，归根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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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只要有阶级斗争存在，即使在革命队伍内部也会出投降派，出“吴三桂”。我们党内那些机会主义路线、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实际上都是“吴三桂”，都是勾搭地主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主张对资产阶级投降这
一点上，不是很有点象吴三桂吗？如果让这祥的人把守关口，其结果就是向孟尝君之流开门，向资产阶级开门，让地主资产阶级卷土重来，让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因此说，党内出走资派，革命队伍内出投降派，是最主要的危险。
在阶级社会里，有孟尝君之流的蒙混过关，有反动势力内外勾结过关，当然也有革命势力为着人民的利益而英勇地闯关。李闯王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冲过居庸关，就是革命阶级冲破反动势力把守的关口。
反动阶级总是要设置重重关口，阻挠革命的前进。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在冲破反动势力的一个又一个关口中前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经过战争关、土改关。那些关就是由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这些很厉害的敌人把守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在这两个关口上，绝大多数的革命同志跃马横刀，以破竹之势闯过关来。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跟在千军万马后面跌跌撞撞地过关的。革命的高潮如江河奔腾，泥沙俱下，又不免会有少数坏人夹杂在大队人马之中混过关来。
万里长征，过了一关又一关。民主革命的关一过，就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横在这个关前的敌人，虽然手不持枪，却比拿枪的敌人更危险，更刁钻。过这一关，比过战争关、土改关更艰苦，更严峻地考验着人们。我们绝大多数同志发扬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精神，兵不卸甲，马不停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前进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但是，也有的人在社会主义关口面前趑趄畏缩，摇摇摆摆；有的下马乞降，当了资产阶级的俘虏。这些人大都是民主革命时期跌跌撞撞，由人家拉他过关，或简直是混过关来的。他们由于压根儿就没有过好民主革命的关，到社会主义时期又不很好改造自己，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当然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问题是，有些在民主草命时期曾经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甚至不愧为战场上英雄的人为什么也会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那就是因为他们本来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来找出路的。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有着程度不同的民主革命的积极性，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民主革命不破环个体所有制，不破坏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只破环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买办资产阶级所有制。这样的革命与他们瓜葛不多，他们举双手赞成，并且能够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为革命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可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都同过去民主革命时期有着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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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别。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为最终消灭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要搞这样的革命，就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可是，有些本来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人，在革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思想却仍然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缺乏认识，对于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就会一步一一步地发生抵触甚至反对。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要限制他们所喜欢的那个资产阶级法权，同他们留恋的那些孔孟之道、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旧的传统观念决裂，使他们很反感。他们总是喜欢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按照地主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他们十分害怕社会主义革命革到他们的头上，打碎他们的坛坛罐罐，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使他们失掉什么。正因为他们背着这许多沉重的包袱，因此，在革命中总是摇摇摆摆，容易接受修正主义，不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们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就脱离了党，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立面。现在刮右倾翻案风的不肯改悔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继续推行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忙着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账，不也是充当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角色吗？在社会主义时期不搞社会主义而去搞资本主义，不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去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怎么能够过得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呢？
党内出现了这样一些人，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我们通过揭露和批判不肯改悔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可以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规律，认识到要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就必须在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逐步使自已从立场到感情，从思想到行动，·都能够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和要求相适应。在过社会主义革命关的过程中，如果马马虎虎，玩花枪，弄“鬼板眼”，蒙混过关，那不管你蒙混得多好，总有一天要露出狐狸尾巴，总有一天要被革命所抛弃，要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让我们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中，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种爬雪山、过草地的革命拚命精神，冲锋陷阵，以“风卷红旗过大关”的英雄气概，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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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乘《七发》读后
蒋照义
西汉枚乘写的《七发》，是一篇独具风格的辞赋，有颇多的批判色彩。枚乘当时正在吴王刘濞门下当文学侍从之臣，他对吴国上层贵族泄气、悲观、糜烂、右倾很是不满。《七发》就是写给吴国的贵族们看的。它假托一个吴国客人同身患重病的楚太子对话，用七件事由近及远地来启发楚太子的思想，用陈说“要言妙道”的方法治好了楚太子的痼疾。据考据家们说，这里的楚太子指的就是那个专门搞复辟倒退的野心家、阴谋家刘濞，而吴客就是作者自己。
《七发》一开头，就开门见山地指出“楚太子有疾”，并形容其症状的凶险是：“肤色靡曼（柔弱），四肢委随（不灵），筋骨挺解（松散），血脉淫濯（阻滞），手足惰癫（无力）”。看，楚太子的病有多厉害呀！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右倾顽症病患者，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同楚太子虽相隔两千余年，也不沾亲带故，但患的同是复辟倒退的“右”字号的痼疾。他们的症状同楚太子也有不少相似之处，主要有以下三条：
一日“冷”。楚太子“虚中重听，恶闻人声”，差不多对什么新鲜事都感到厌倦，冷若冰霜。现在那些患有右倾顽症的人对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这场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态度总是异常地冷漠。.广大人民群众热气腾腾，意气风发，积极创造扶植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而他们却站在一旁拚着命吹冷风，泼冷水。他们真是“冷来冷得在冰凌上卧”，差不多象是在零下四十度的寒带生活，浑身没有一丝热气。
二日“热”。楚太子“邪气袭逆，中若结穑。纷屯澹淡，嘘唏烦醒”。这就是说邪气浸透了楚太子，使他心火内焚，情绪恶劣，好象大热天喝醉了老酒。那些患有右倾顽症的人也不是一味地冷，而是冷热无常。他们原是对社会主义事业冷眼旁观，可是一旦到他们发现革命过程中有些什么缺点，新生事物有些什么不完善的地方，就头脑顿时发热，暴跳如雷，抓住几片鸡毛蒜皮加以攻击。比如，象刮右倾翻案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得一团漆黑，把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讲得全无是处，而对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旧秩序、旧事物，则表现出精神上的过度兴奋，儿乎是一种热恋着的感情。这时他们又真是“热来热得在蒸笼里坐”，差不多发着四十度以上的高烧，说着热昏的胡话。
三日“顽”。楚太子的病，据吴客说，因为他“久耽安乐”，长期把“毒药”当“甘餐”，如此“久执不废”，所以既顽且固。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是病重根深。他早有病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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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民给他诊治过，他却只是在风头上认输，用“永不翻案”来欺骗党和人民。他身上那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一遇适当气候就要旧病复发，而且由于年深月久，积习威痨，越来越重。他们不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又不善于总结自已的教训。对自已病魔缠身，体质虚弱，老毛病容易发作这一点颇为健忘。
患有右倾顽症的人，由于“邪气转里”，往往是久病不知病，反面要日渐一日地恶性发作。因此，对那些患有政治思想上的重病的人，“首先一个方法，就是童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当年的吴客就是先向楚太子大喝一声，说他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我们对于患有右倾顽症的人也要猛喝一声，使他们出一身冷汗，几天、或者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坐卧不宁。这样，使他们感到病情严重，愿意延医服药，才有改正错误的希望。大凡这类右倾顽症的毛病，都有很深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所以，对他们大喝一声之后，还必须严肃认真地给患者治一治。当年楚太子，由于患的是政治思想上的重病，因此吴客认为，医治那种病不是药石、针灸、求上帝所能奏效的，而要用陈说“要言妙道”的办法来治疗。对于患有右倾顽症的人，我们也要象吴客那样用《七发》对他们狠狠地发一发，使池们清醒清醒。我们要向他们大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大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发生的深刻变化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优越性，大讲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苏联变修的教训。要同他们辩一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教育革命等新生事物的精微，理一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是非。我们当前已在深入开展的对“三项指示为纲”的揭露和批判，也就是让广大群众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提高识别能力，同时对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一次必要的挽救。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我们历来坚持“惩前彩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但是患有右倾顽症的入，病能不能治好，主要的还要看他们自己是不是讳疾忌医。一个人有了重病，如果不承认和正视自已的病，相反，顽冥不化，那势必会病入膏肓，“大命乃倾”。如果说，枚乘的《七发》还只是对刘濞的一个讽喻，那么，他的《谏吴王书》以及《重谏吴王书》，便是直接对吴王刘濞搞复辟倒退的严重警告了。枚乘在这两封书信中指出，象吴王刘濞这样搞复辟倒退，就好比“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是危险之至的。连最藏的人也知道这是一条自绝之路，不会有好下场的。枚乘还用“泰山之雷（滴水）穿石，单极之流断干”，都是日侵月蚀的结果作比方，要刘濞在复辟邪念初起的时候就彻底地清除掉，以免酿成不可挽回的祸患。可是，刘濞出于反动阶级的本性，对枚乘的劝告根本听不进去，反而加紧了复辟分裂活动。刘濞作为吴楚七国之乱的头子，顽固地推行一条复辟倒退的反动路线，死不改悔，最后身败名裂。
毛主席说：“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坚持的是一条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搞复辟倒退，总是不得人心的。何去何从？是执迷不悟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还是老老实实地真正愿意医治身上的毛病？望君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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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
李尚
雾，是常见的自然现象，它是地面上的水气遇到冷空气的袭击而形成的。大雾起时，“上接高天，下垂厚地，渺乎苍茫，浩乎无际”。雾，给人类造成了一定危害。人们在雾中很容易迷失方向，车祸，飞机失事，轮船触礁，往往有之。
图而，缺乏科学知识的古人，往往将雾看成是一种妖异现象。什么“阴阳乱而为雾”啦，什么“白雾围城，大兵必至”啦，古书中这类说法是不少见的。在古典文艺作品中，兴云布雾则成了妖魔鬼怪的重要手段，最著名的便是《西游记》。妖魔用雾来掩护自己，逃惑唐僧这一类肉眼凡胎，待以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毛主席的著名诗句借用《西游记》的典故，尖锐地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用“妖雾”来比喻修正主义，实在是再贴切也没有的了。
对付自然界的雾，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早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据传说，指南车就是为了在雾中辨明方向而发明的。四千多年前，黄帝同蚩尤作战，忽然大雾弥天（一说是蚩尤兴妖作怪制造的)，黄帝屡战不利。后来有个叫风后的发明了指南车，靠着它，在浓雾密云之中仍能分辩南北东西，终于打败了蚩尤。这个古老的故事告诉我们，有雾为害，必有制服雾的器具；而制服雾的器具又总是在同雾作斗争中发明和不断完善起来的。“征帆破雾行”。在现代科学条件下，有雷达，有激光，对付雾就更不成问题了。
至于同象征反动势力的妖雾作斗争，学问就要深得多。读一读《西游记》是可以有所启发的。妖魔的本性都是要吃人，但它们兴起的妖雾可真是千变万化。有的是黑雾，有的是红雾，有的祭起了五彩缤纷的祥云彩雾，有的则放出了仿佛是蒸白馍馍的蒸笼里冒上来的袅袅香雾。詹僧、猪八戒等，识得了这种雾，识不得那种雾。唐僧看见黑雾，知道有妖怪。但当妖怪打粉成彩雾缭绕的菩萨时，他就不分真佛假佛，慌得对着彩雾纳头便拜。指八戒对这倒不大理会，但当妖怪兴起“物质刺激”的香雾时，他就唾液欲滴，迫不及待地要去受用一下了。只有孙悟空，由于有一副火眼金睛，才能识得任何妖雾，一次义一次地救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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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上当的唐僧、猪八戒，扫荡了征途上的妖魔鬼怪。
修正主义的妖雾，不也是这样吗？去年夏秋之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旅刮起的那股右倾翻案风，黑风起处，浓雾阵阵，“中隐毒蛇，国之而为瘴疠；内藏妖魅，凭之而为祸害”，来势可真不小。不但如此，他们还祭起了假马克思主义的彩雾，妄图以假乱真，混淆视听。还有那些形形色色的所谓“关心人”的香雾，无非也是投人所好，诱人上当。自然，对付他们的妖雾，我们也有自已的指南车、雷达、激光，也有孙悟空式的火眼金睛，不是别的，就是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雾乍起，漫天盖地，确实有点吓人。但是，“日出宿雾散”（李白诗），太阳一出，什么大雾都是要顷刻飞散的。佚书《魏子》中有句话：“云雾之盛，顷刻而讫；暴雨之盛，不过终日。”
一切兴云布雾的妖魔鬼怪，不管怎样猖獗一时，也都是不得长久的。“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无产阶级文化大草命的硕果一定会更加累累可爱，社会主义百花园的春光一定会更加明媚灿烂。
“一人而三反，岂得立也：”
读《晋书·刘牢之传》有感
新戈
东晋有个叫刘牢之的人，由于反复无常，屡次倒戈，结局很不光彩。
据《晋书·刘牢之传》，此人本来表现不差。前秦的苻坚大举南侵，在谢安、谢玄指挥下，刘牢之以“精卒五千”打头阵，消灭苻坚先头部队一万五千人，为著名的淝水之战打了
一场漂亮的序战。由此起家，刘牢之逐步取得了很大的权力。
但是，正如《诗经》所说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刘牢之自恃有了一，点资本，就到处搞摩擦，闹分裂。第一次反王恭，授奔司马元显。第二次反司马元显，再授奔桓玄。第三次又准备举兵反对桓玄。一之为甚，岂可再乎！连他的部将刘袭也看不过了，向他提出：“事不可者莫大于反，而将军往年反王衮州（恭），近日反司马郎君（元显），今复欲反桓公（玄）。
一人而三反，岂得立也！”王恭、司马元显、桓玄系何许人物，并非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而刘牢之怀着个人目的，“一人而三反”，毫无信义可言，这样的一个“三反”分子，又怎能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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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脚呢？
刘牢之的“三反”行径在于他的政治野心，这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肥水之战时，他还算能较好地接受谢安、谢玄的领导，积极作战，立下了一些功劳。但谢安当时就觉察此人不很可靠，认为“不可独任”。果然，随着权力的扩大和地位的提高，刘牢之潜伏着的政治野心恶性膨胀起来了。他在王恭部下时，权位已经不低，而且深得信任，“精兵利器，悉以配之”。但刘牢之却很不满足，“负其才能，深怀耻恨”。不久，司马元显对刘牢之“蹈以重利”，许愿把王恭搞垮后让他接替王恭的“位号”，刘牢之一拍即合，用背叛王恭换来了“都督”八州军事的更高权位。但野心家的欲壑是永远不可能填满的。后来，司马元显派刘牢之同桓玄作战。桓玄看准了他不愿居于司马元显之下，派人进行策反，要刘牢之“翻然改图”，反戈相向，以“保其富贵”。刘牢之“自恃材武，拥强兵”，认为“才能算略足以经纶江表”，阴谋先借桓玄之手除掉司马元显，自己再乘隙取而代之，于是“望风降服”于桓玄。当刘牢之打着如意算盘、满以为借此可以再高升一步时，桓玄已经向他开刀了。刘牢之先是准各袭击桓玄，接着又企图举兵对抗，但是，“朝野人情皆已去矣”，连那个刘袭也抛弃了他，使他迅速陷入了众叛亲离、彻底孤立的境地。
刘牢之是古往今来那种出尔反尔的政治野心家的一个典型。从某种意义上说，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也是这类人物。他们口头上“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实际上朝三暮四，反复无常。他们对革命人民的批判，风头上认输，风过就翻案。“永不翻案”的墨迹未干，马上就气势汹汹地要当“还乡团”。这祥的机会主义头子能不能改呢？回答是：很难！在这里，可以借用刘袭的两句话：“一人而三反，岂得立也！”
论
行”
张云义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是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提出的一个反党口号。去年夏秋之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又检起这个破烂，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所谓“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就是拐了个弯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所谓行的概念，指的无非是科学分类。抽象的“行”，可以一字以蔽之；具体的“行”，那就多了。单是十八世纪以前的手工业就号称“三百六十行”。现在的科学技术究竟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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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没数过，就算万行好了。要是一定要内行才能领导内行，要领导这一万行一定有个对这一万行都精通的“万能科学家”才成。古今中外，这样的科学家还没出现过。一九五七年有的资产阶级右旅说他是“万能科学家”，那不过是个骗人的西洋镜。
如此看来，要把走资派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逻辑在现实的科研机构中贯彻到底，就大有问题了。不妨举科学院为例：科学院有许多科研所，它们的业务是大不相同的，没有谁能对所有这些业务都精通，所以也就没有谁能够领导科学院；就说科研所吧，它还有许多研究室，这些室的业务也是大不相同的，没有谁能对所有这些业务都精通，所以没有谁能领导科研所；再说研究室吧，它有许多研究项具，这些项目也是大不相同的，没有谁能对所有这些顷目都精通，所以没有谁能领导研究室；即使同一个研究项目，也还有不同的分工，这方面你不如我懂，那方面我不如你懂，所以你不能领导我，我不能领导你，只有自己领导自己；自己领导自已看来也有问题，一个人所以要从事研究，就因为有些事情不懂，不懂才要研究，可见自已对自己的研究过程是不能领导的，要领导只能领导最后的研究成果，而对于静止的成果又怎么能谈得上领导呢？你看，这不是荒唐到了极，点了吗？领导与被领导，从来指的是阶级关系，而不是人对物的关系。要说领导，一定是外行对内行的领导，是思想政治路线的领导，这是普遍规律，科学技术亦不例外。
首先，在阶级社会里，不管哪个行业的科学技术，都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科学技术向什么方向发展，归根结蒂是受政治路线领导的。科学技术所以要分行，是因为物质运动的多样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各门具体自然科学必须有自己的对象。然而，矛盾的普遍性包会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各门具体自然科学千差万别的研究内容总是遵循着共同的发展规律。研究这种普遍规律的科学就是哲学，自然科学总是受哲学支配的。用马克思主义占领科技阵地，就是在这条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科技界的奇谈怪论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潜自然科学，妄图以此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其实，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所以才能指导自然科学。要是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自然科学，那还有什么指导可言呢？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提出者是资产阶级右派。“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的提出者是还在定的走资派。右派自称是科学技术的“内行”，走资派自称是“热心科学的外行”。这种“内行”和这种“外行”实际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同行：右派是走资派的社会基础，走资派是右派在党内的代理人。难怪有些还在走的走资派一亮潮就直言不讳地宣称：“科学院来了两个大右派”，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各行各业都有前途，唯有复醉资本主义这一行行不通。我们各行各业的革命同志就要发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莱命精神，同他们这
一行坚决斗下去，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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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红、旗
看《磐石湾》有感
潘蓓英杨应石
《磐石湾》第六场，曾阿婆面对敌人，临危不惧，高举鱼叉，护住红旗的情景，使人久久不能忘怀。
五星红旗，象征着革命，象征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江山。“红旗是我渔家命；红旗映红渔家天！渔家在处红旗在，纵然是血溅红旗也心甘！”护红旗，就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切阶级敌人都对红旗恨之入骨。海匪，黑头鲨看到红旗便咬牙切齿地说：“看见它，我就火烧心肝刀刺眼！你们这帮穷光蛋，想靠红旗坐江山？”黑头鲨的话代表了一切反动阶级的心理。他们怕红旗，恨红旗，穷凶极恶地要把红旗扯烂，就是为了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咸作福，改变中国江山的颜色。
象黑头鲨这样手拿钢刀要砍倒红旗的敌人，人们是容易识破的。就连一度被陆长海批评为“抱了孩子丢了枪”的巧莲，在认出黑头鲨狰狞面目后，也手持利斧挺身而出。但是，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地主资产阶级除了张牙舞爪地拔红旗外，还要采取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挂着共产党人的招牌，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大搞修正主义。打着“红旗”，装饰上一点蛊惑人心的词句，是为了进行欺骗，以达到反掉红旗的目的。他们在去年夏季前后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用“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党的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从阶级实质上讲，与，黑头鲨砍红旗，看似异曲，实为同工。
既有砍旗者，必有护旗人。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悲剧决不容在中国重演。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要学习曾阿婆，挺身而出，保卫红旗，并在红旗的指引下，昂首阔步向前进。
让红旗永远飘扬在祖国的万里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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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托季联盟的检讨
濯海、范贻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际资产阶级处心积虑地要消灭这个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国内被打垮但尚未消灭的剥削阶级时刻企图复辟。列宁缔造的党领导苏联人民，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到一九二五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工农业生产已接近战前水平，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快告结束。在这种情况下，是沿着列宁指引的道路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把苏联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让资本主义复辟，就成了苏联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一九二五年底，苏联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独立自主地把苏联由农业国变为社会主义工业国。为了对抗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总路线，托洛茨基一伙抛出了“世界分工”论和所谓“超工业化”政策，重弹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胜利的老调，实际上是主张作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同时，他们又打着加快工业化的幌子，责怪党搞工业化的速度太慢了，提出了一条破坏工业化、分裂工农联盟进而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派“口头上是工业化主义者，事实上却是工业化的敌人的帮凶。”(《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当时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新反对派”，也同样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总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的反党活动，遭到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的严肃批判。他们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反而在一九二六年夏天结成了反党联盟，继续向党进攻。他们从一个支部到一个支部，宣扬其机会主义路线，结果又遭到了广大党员群众的谴责。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托季联盟抛出了一份《声明》一
我们坚决滨弃“派别和集团自由”的理论和实践，认为这种理论和实践是与列宁主义和党的决议相抵触的。我们把贯彻党关于不容许搞派别活动的决议看作是自己的义务。
同时，我们认为有义务公开向党承认：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一系列事件中，我们和我们的同道在为自己的观点所作的斗争中采取了违反党纪和越出党所规定的党内思想斗争范围的行动而走上了派别活动的道路。我们认为这些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从而声明坚决放弃为捍卫自已的观点而采取派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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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因为这些方式对党的统一具有危害性。此外，我们还向所有与我们持相同观,点的同志们发出号召，立即解散所有围绕“反对派”的观点形成的派别集团。
一《真理报》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虽然都在这份公开登报的《声明》上签了字，算是认了输吧，可在实际上并不改悔，在暗中进行着更加诡秘的反党活动。他们继续诬蔑布尔什维克党蜕化了，叫嚷着要把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所执行的“无知的和无耻的抄袭家的政治路线象垃圾一样地扫除掉”，矛头直接指向了列宁。一九二七年八月五日，斯大林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明确地指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只有放弃一切攻击列宁主义路线的无稽之谈，只有放弃一切分裂党的机会主义的派别活动，才能够继续留在中央委员会内。这里再一次给了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托季联盟眼见时机不利，被迫退却，检讨声明又一次抛了出来
我们坚决谴责任何要成立第二个党的企图。我们认为在苏联成立第二个党的道路是极其危险的。我们将尽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措施来反对任何成立第二个党的企图，我们十分坚决，十分绝对地谴责分裂政策。我们将执行联共（布）和它的中央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我们准备尽量消除一切派别活动因素。
一《真理报》一九二七年八月十日
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需要用行动作出回答。因此，斯大林在当时提醒全党同志：“决不能凭几句话就相信反对派”，“而根据反对派的行动来考查反对派”(《党和反对派>)，这是对他们的又一次挽救。但是，一九二七年八月托季联盟悔过声明的墨迹未干，他们又继续召开秘密的反党会议，并且炮制了一个新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纲领，即所谓“八十三人的政纲”。在这个政纲中，他们口头上主张对党表示忠诚，但在事实上却违背党的决议，讥笑对党的任何忠诚；他们口头上表示反对分裂，但在事实上却破坏党的统一，推行分裂路线；他们口头上赞成工业化政策，甚至责备中央没有采取充分迅速的速度进行工业化，但在事实上却讥笑和歪曲党的工业化政策，等等。表里不一，比比皆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一直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最终被清除出党，这是他们屡犯错误而不肯改悔的必然结果。
恩格斯说：“一切宗派的特点都是彼此依附和进行阴谋活动”。(<恩格斯致泰·库诺》)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反党联盟决不是偶然的。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的教训》一文中，曾经批评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所犯的反对武装起义的投降主义错误，把他称为党内的右派，即半孟什维克。季诺维也夫曾经也写过一大堆小册子，遣责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对党的进攻。季诺维也夫甚至说过：“谁想现在和托洛茨基联合、和公开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合作来建党，谁就是背弃列宁主义基础。”可见，他们本来并不是一个笼子里的鸟。但是，为了对抗列宁主义路线的需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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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进行了肮脏的交易，互相恭维，互相辙销了以前的批评。在一九二六年夏季，托洛茨基对以前批评季诺维也夫表示忏悔，季诺维也夫也说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三年“是正确的”。斯大林说，季诺维也夫“昨天还大骂托洛茨基，而今天就和他接起吻来了。”(《联共（布）第十
五次代表大会)这就深刻地说明，凡是机会主义者，为了共同的政治目的，最终必然抱成
一团。
托季联盟的垮台也同样不是偶然的。托洛茨基其人，最初就是个动摇分子。早在一
九○二年，他在伦敦同列宁相识了，表示拥护列宁创办的《火星报》，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地认识革命，经常在马尔托夫为首的“经济派”和列宁领导的“火星派”之间摇来晃去，享有“土申诺的倒戈分子”（人们曾这样称呼俄国混乱时期那些从一个阵营跑到另一个阵营的军人)的绰号。列宁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好一个托洛茨基！1他总是他那一套=摇摆，欺诈，装得象一个左派，其实一有可能就帮助右派…”。(《给印温
萨·阿尔曼德》)
在革命已经爆发、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托洛茨基也富有投机的特征。从一九○四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这个时期，他一直围着孟什维克转，拚命反对列宁的党。在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随风转舵的托洛茨基，看到革命高潮已经汹涌到来，他便急急忙忙地声称在各个方面都同意布尔什维克党的主张，并请求接纳他入党。托洛茨基混入布尔什维克党内之后，不久就窃据了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重要职务。托洛茨基在组织上虽然入了党，而在思想上却完全没有入党，机会主义在他身上表现得根深病重，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托洛茨基并没有放弃他过去一再鼓吹的机会主义货色，而是妄图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把藏进柜子里去的破烂重新搬出来推销。'季诺维也夫也是这样，他在十月革命时犯过悲观主义、怀疑主义、投降主义的错误，遭到列宁的批判后又表示改悔，重新担任了中央委员的职务。对托、季之流，列宁、斯大林并没有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政策，而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检讨，欢迎改正。但是，托、季之流虽然作过多次检讨，发过多次声明，而实际上是依然故我，不肯改悔，称得上是机会主义的顽固党。这样的顽固党总是野心勃勃的，而政治野心就是一切虚伪和谎话的根源。暴露了又掩饰，掩饰不住又进一步暴露，直到彻底暴露，彻底垮台，那就是必然的下场。
列宁在领导苏联革命的过程中，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继续对托洛茨基一伙进行了严肃的揭露和批判，教育和挽救是十分耐心的。但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错误地估计了苏联的党员和人民的觉悟，他们总是喜欢用数字、用百分比来炫耀自己，说什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拥护他们。但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就在托季联盟的八月声明发表以后，苏共中央把他们的一些文章、演说，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甚至把中央委员会几次全会的速记记录发给几十万党员阅读，以便广大党员把列宁主义路线和托季联盟的机会主义路线作出比较和判断。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还特别作出决定：“采取一切措施，从思想上影响并且说服托洛茨基反对派中的普通成员。”从一九二七年十月到十一月，经过一场党内的大辩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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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万多党员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党员都投票反对托季联盟的机会主义路线，拥护苏共中央坚持的列宁主义路线。受过托季联盟的蒙骗、犯过错误的人，绝大多数都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大辩论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通过诚恳的检查改正了错误，终于在列宁主义旗帜下进一步团结起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时，托季联盟的头子则在苏联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遭到了空前的孤立。
从托季联盟的结局，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苏联党内另一个机会主义头子布哈林。此人也是一个玩弄假检讨的能手。布哈林在一九○六年就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窍不通，犯下了一系列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错误，多次遭到列宁、斯大林的批判。直到托季联盟垮台之后，他竞然纠集了一个新的反党集团，在党内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玩弄折中主义的诡辩论。斯大林同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为了捍卫列宁主义的路线，同布哈林之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欺骗党和苏联人民，布哈林从一九二八年八月到十一月，曾经两次伪善地声明，说他和党没有分歧。就在同时，布哈林在背地里却和托洛茨基分子加米涅夫勾勾搭搭。此后，又继续进行了大量的篡改列宁主义路线的罪恶活动，在修正主义路线上越走越远。到一九三四年，为了掩饰自己的狰狞面目，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一起还发表了悔过的演说。布哈林本人还在《我们是体现历史的进步力量的唯一国家》一文中，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他说：
我过去所属的右派有另一条政治路线，一条反对社会主义全面攻势，反对我党向资本主义成分发动新的强攻的路线。
《真理报》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布哈林在这份检讨中，承认自己犯了大量的理论错误，给自己戴了一大串的帽子。假的就是假的，不用实际行动兑现的检讨和声明，调子虽然娓娓动听，词句虽然灿烂夺目，终究不过是一种寡廉鲜耻的骗术。布哈林至死不肯改悔，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回顾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之流的这场斗争，人们会清楚地看到：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于他们的阶级本性和两面作风，是很难改造过来的。而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是拥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即使是跟着机会主义路线跑过的同志，一旦真正提高了认识，也会起来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这就说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倒行逆施，搞资本主义复辟，开历史倒车，总是不得人心的。托季联盟和布哈林集团早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他们留下的检讨，却是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这些反面教材有力地证明：顽症是机会主义头子的特种症状。小病不治，百病临头，真正会弄到“积重难返”的地步，跌入到绝境之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走的不就是这样一条道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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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荆色国爽
儒家都是搞阴谋诡计的
康
立
孔丘为代表的儒家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顽固派，历来以搞阴谋诡计著称。毛主席指出：“顽固派，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己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类。”从儒家的祖师爷孔丘到刘少奇、林彪这些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无一不是极端虚伪而残忍的阴谋家。
儒家是作为一个阴谋集团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先看孔丘，此人号称“圣之时者”，翻译成现代语言，也就是摩登圣人。圣人而又摩登，可以推知其是个极善于玩弄阴谋诡计的政治骗子。他说：可以一起求学的人，未必能同他一起依礼而行，能同他一起依礼而行的人，未必能让他知道内情，参与权谋。可见“权谋”，即阴谋诡计，是其从事反革命复辟活动的重要策略。孔丘还叫嚷“尺蠖之屈，以求其伸”，鼓吹什么“小不忍则乱大谋”，妄图用韬晦之计来隐蔽其反革命真相。不仅如此，他还公开主张窥测方向，随机应变，形势有利时“危言危行”，处境不妙时则“危行言逊”，在什么样的风头上说什么样的话，象条变色龙那样，不断地根据形势的变化改变其外衣。因此，柳下跖曾痛斥孔老二“诈巧虚伪”，是一个“巧伪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这个狡诈成性的阴谋家的丑恶嘴脸。
搞阴谋诡计，这是由儒家所代表的反动没落阶级的阶级特性决定的。儒家的反动政治路线决定了他们在组织上必然结党营私，在策略手段上必然搞阴谋诡计。企图推行“克己复礼”的复辟路线的孔丘，面对势不可当的革命潮流，根本不可能进行光明磊落的政治斗争，只能乞灵于阴谋诡计。孔丘的“仁政”学说，就是用“仁者爱人”的骗人说教，掩盖其复辟奴隶主专政的狰狞面目。儒家经典之一的《周礼》，号称“六国阴谋之书，欲以亡秦”。其实儒家的全部经典，什么《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都无一不是这种“阴谋之书”。孔孟之道，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信奉孔孟之道，便自然要同阴谋诡计结下不解之缘。但是，历来的儒家之徒，为了掩盖其阴谋家和政治骗子的真相，在口头上或公开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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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总是标榜“言而有信”，满篇仁义道德的词句，竭力把自己打扮成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同时，他们贼喊捉贼，倒打一耙，拚命攻击法家“弃诚而挟诈”，这完全是历史的颠倒。法家在政治上比较诚实。他们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敢于理直气壮地提出地主阶级专政的“法治”要求，也比较有勇气进行光明磊落的政治斗争。韩非就主张“智者不得诈欺”，强调任用法家以“烛重人之阴情”，揭露和批判了儒家的两面派行为。法家也讲“术”，但搞的是阳谋，而不是阴谋。法家的“术”是为了保证法家路线贯彻执行的策略措施，不但同儒家的阴谋诡计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且正是用来识别和对付儒家阴谋诡计的。
当然，在不同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儒家玩弄阴谋诡计的手法也是各不相同的。毛主席指出：“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孔丘以后的一代又一代的儒家之徒，通过尊孔读经的途径，学得了儒家的虚伪，施展了种种鬼蜮伎俩。儒家极善于“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大阴谋家赵高就是采用这种策略钻到秦王朝的“肝脏”里来的。赵高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政治代表。在新兴地主阶级实行专政的历史条件下，赵高“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乃自宫以进”，在秦王朝的宫廷里当上了一名宦官。尽管他对新兴地主阶级怀有刻骨仇恨，但在表面上却居然熟读法家著作，并因“通于狱法”担任了给胡亥讲授“狱律令法事”的教师。然而，狐狸尾巴毕竟是藏不住的，他因犯罪而差一点被法家蒙毅杀死。后来秦始皇看他能说会道，“敦（敏）于事”，又恢复了官爵，一直在朝廷上潜伏了二十多年。赵高信奉的就是儒家那套“圣人迁徙无常，就变而从时”的反革命两面派策略。他在勾结胡亥发动反革命沙丘政变时说，“孔子著之，不为不孝”。这就是说，他搞的这套阴谋诡计是从孔丘那几学来的，一点也不违背
孔孟之道。
赵高，是从外部打进来的反革命两面派，而西汉前期的刘濞，则是地主阶级内部新产生出来的反革命野心家。刘濞年轻时参加过讨伐淮南王英布的叛乱，也算干过点好事。但平定异姓王后，却成了奴隶主复辟派的代理人。汉高祖刘邦对此有所察觉，我刘濞谈话，打招呼，希望他顾全大局，“慎无反”。刘濞当面顿首发誓，决不反叛，一转背就变卦了。刘濞的“决不反叛”的诺言，只是一种掩饰“复礼”野心的“克己”策略。暗地里，他“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反革命野心家总是得寸进尺，出尔反尔。刘濞在发动叛乱时，打着“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仿佛他要推翻的不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西汉王朝，而只是反对主张削藩的晁错一人。但晁错被杀后，刘濞不但没有停止叛乱，反而更猖狂地宣布：“我已为东帝！”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毛主席指出：“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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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画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这个衣钵。”叛徒、卖国贼林彪在图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时，搞的也是这套反革命策略。
如果说，“清君侧”是反革命野心家阴谋篡权复辟的重要策略，表现了儒家杀气腾腾的凶相，那么，儒家有时也会装出一副和颜悦色的笑脸，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欺世盗名。王莽就是在西汉末年尊儒的气氛中熏陶出来的一个极端虚伪的政治骗子。他用桥情的孝悌博取人们的赞许，又精通逢迎拍马的骗术，“内事诸父，曲有礼意”，从此青云直上，登龙有术。他善于沾名钓誉，搞点小恩小惠，“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以交结将相，拉拢名士，培植死党；同时在别人面前伪装俭节，恶衣恶食，陋车驽马，甚至当着公卿列侯夫人的面让自己的妻子打扮得象奴婢，“衣不曳地、布藏膝”。他还装出一派谦谦君子的样子，实质上却极端阴险残忍，排斥异己，“阴诛不附己者”。他在篡夺了孺子婴的皇位后，却又猫哭老鼠地“亲执孺子手，流涕歔欷”，真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散布流言蜚语，挑拨离间，政治陷害，是儒家搞阴谋诡计的一个绝招。宋朝的司马光之流在反对王安石变法时，“种种阴谋诡秘，有同鬼蜮”。他们打出“为民请命”的旗号，别有用心地炮制凄凄惨惨的“流民图”，妄图否定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成果。他们还造谣说旱灾也是变法造成的，叫嚷“去安石，天乃雨”。甚至在王安石死后，道学家邵伯温还抛出臭名昭彰的《辨奸论》，在这部儒家阴谋诡计的代表作中，充斥着对王安石的诬陷、造谣、恐吓和辱骂的辞句。这一切，并不说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儒家顽固派的强大，恰恰是其虚弱性的表现。它表明，大地主腐朽势力为了维护孔孟之道，反对革新运动，已是心劳日拙、黔驴
技穷了。
一切搞阴谋诡计的人，终究是没有好下场的。鲁迅指出：“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自古以来的历史事实确凿如此。孔丘处处碰壁，最后带着“吾道穷矣”的悲鸣去见周公了。赵高篡权复辟，不到三年，就被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汹涌波涛所吞没。吴王刘濞叛乱三个月后，被诛于斧钺之下，成了断头鬼。历史的车轮是不能扭转的。无数的事实表明，效法孔丘玩弄阴谋诡计的人，只能以损人开始，以害已告终。这就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辩证法。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刘少奇、林彪之流，都是孔孟之道的信徒，同时又是资产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不是自吹“胸有大志，腹有良谋”吗？他的“大志”，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他的“良谋”，就是阴谋诡计。林彪挖空心思地从四书五经、中外历史，以及小说、谚语中搜寻材料，研究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权术。他把孟轲当年鼓吹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类的垃圾奉为至宝，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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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宣扬：“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他把吴王刘濞“清君侧”的反革命策略奉为至宝，对朱熹的两面派的“待人哲学”心领神会，对《辨奸论》的造谣诡辩手段可说是学到了家。他还有一整套极其狡猾的反革命“栖身术”，什么“韬晦”、“忍耐”、“面带三分笑”，如此等等，不愧为儒家阴谋诡计的集大成者。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大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在不断地袭用儒家阴谋诡计的老谱。他们尽管在理论上一窍不通，在搞阴谋勾当方面却颇为能干。请看，他们为了推行那条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大搞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路线，施展了多少两面派手法。当形势对他们不利时，表面上认输，作检讨，装出
一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的样子，口口声声保证“永不翻案”。可是，风头一过，不仅把自己发过的誓言一笔勾销，并且肆无忌惮地大搞复辟倒退活动。这同吴王刘濞推翻永不反叛的誓言不是如出一辙吗？他们挑拨离间，煽阴风，点鬼火，制造各种政治谣言，难道不是宋代道学家惯用的伎俩吗？他们象孔丘那样，奔走呼号，发指示，作报告，妄图重演“克己复礼”的活剧。阶级斗争的事实再一次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搞复辟倒退的，都要乞灵于孔孟之道，因此自然也要把儒家阴谋诡计的故伎重演一番。可见，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对于革命人民来说，“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
一个办法，然而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把这些阴谋诡计彻头彻尾地加以揭穿，就是使他们失去任何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研究儒家是怎样搞阴谋诡计的，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反动派玩弄阴谋诡计的基本特征，提高识别反革命两面派、野心家、阴谋家的能力。“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过程中，不断地总结了同反革命两面派斗争的历史经验。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中，毛主席对胡风集团的一整套反革命两面派策略，作过深刻的分析和揭露，要求全党“必须在各个工作部门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又反复强调指出：“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近几年来，在反对林彪反党集团的过程中，毛主席又向全党提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三项基本原则：“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是我们同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进行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只要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时又掌握了正确的斗争策略，不管阶级敌人玩弄什么阴谋诡计，都是不难识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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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圣人与孔圣人
评康有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
靳柏年
康有为的名字，历来和改良派、保皇党、复辟祖师等名词联系在一起，也和孔圣人结下了不解缘。他言必称孔子，以圣人自居，被称为康圣人，或南海圣人。改良、保皇、复辟，康有为的这三步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快速步伐。
(一)
十九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开始侵入了中国。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康有为一派人主张学习西方，变法自强，掀起了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那时的康有为，如鲁迅所说，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是一个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
但是，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是刚从封建营垒崩坏中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一批人，既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的新要求，又有浓厚封建性的旧素质。严格说来，他们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力量。因此，他们一面向西方资产阶级引进庸俗进化论、民权平等思想和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另一面，则仍然不能不借重于两千多年来封建传统思想最大权威孔丘，把学到的西学和孔圣人嫁接起来，对孔丘进行新的塑造，把旧偶像变为新偶像。康有为本来是一个受封建教育陶治的人，年轻时就是一副以“圣贤为必可期”的理学家派头。在中法战争前后的那个冷酷局势下，他受到刺激，对现实严重不满，与正在酝酿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发生共鸣。一八八八年，他在北京向清朝皇帝第一次上书，提出变法主张，碰了壁。他非常懊恼，写诗发牢骚，说“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意谓清皇朝的紫禁城大门，被面目狰狞的顽固官僚紧紧地把守着，一片阴森，叫也，叫不开。回到广东，他聚徒讲学，围绕着孔圣人发议论，满想挥舞着先圣的仪仗，去制服狰狞的“虎豹”，敲开“帝阍”。为此，他发奋写了好几本书，其中以《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较有影响，在思想界刮起了一点风，冒了-一下烟，遭到清朝政府的禁毁。他的大弟子梁启超便大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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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擂地说，那是“飓风”，那是“火山大喷火”。
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提出了孔丘托古政制和古文经是经过篡改的伪经的论点。西汉时，在孔丘旧宅的屋壁中，发现一批儒家经籍，是用那时已不通行的篆文写的，所以称作古文。康有为断定这些古文经，都是刘歆帮助王莽篡政建立“新”朝伪造的，是“新”朝之学，不是孔学；是伪经，不是真经。甚至说屈原《楚辞》、司马迁《史记》引用古文经的话，也是刘歆加进去的。孔丘的经籍，从来不敢妄动一字。康有为居然敢指责其中有些是假货，对那些儒家顽固派来说，当然视为大逆不道了。这就是《新学伪经考》吹起的“风”。其实，康有为所以反对古文经，只是要否定孔丘是“述而不作”的旧说，以证明孔丘对六经不只是“述”而是“作”，而是有创新精神的伟人，替他的孔丘托古改制说排除思想障碍。
《孔子改制考》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康有为认为，春秋战国诸子都托古改制，孔子则是集托古改制的大成，“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并不一定要符合“尧、舜、文王之事实”，所以叫做“托”。康有为还进一步解释道：“圣人但求有济于天下，则言不必信”。就是说，只要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宣传，是可以公开造谣撒谎的。孔丘为什么要用托古的手法来制造假象呢？康有为说，人情“荣古而贱今”，把尧、舜、文王这些亡灵请出来，目的是为了吓活人。在这里，康有为实际上是“夫子自道”。他拾出孔丘去吓唬别人，既要变法，又怕遭祸，活现了改良派天生的软弱性。康有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是在孔学的掩护下羞羞答答地提出来的。梁启超说的“大喷火”，如此而已！
托古改制说是康有为装扮孔丘为他自己进行改良变法的依据，而春秋公羊学则是他编造孔丘改制的范本。西汉的董仲舒，是个公羊学专家，康有为推崇他是个最懂得孔学真髓的人，必须“因董子以通公羊”，“而窥孔子之道本”(《春秋董氏学)。康有为还引伸公羊学的所谓“张三世”是指“据乱世”、“升平（小康）世”、“太平（大同）世”。他为着把托古改制说编造得更完善，将“三世说”同进化论糅合起来，以“据乱”为君主之世，“升平（小康）”为君主立宪之世，“太平（大同）”为民主之世。公羊学的“三世说”本来是从“太平”到“升平”、“据乱”的历史倒退论，这里却把复古主义的孔丘打扮成为进化论者，以倒退作进步，以顽固为开明，真是康有为尊孔的一大发明。
康有为在进行维新变法活动时，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失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势力尚在形成中。他的维新变法要求，多少触到一点封建顽固势力的痛处，所以被看作“非圣无法”的乱党。正是这点，人们能够给予他一定的历史地位。但他的维新变法，除了从救亡图存出发，想改变一点祖宗旧制外，就是防止人民革命的起来。他在《上清帝第一书》中警告光绪帝要记取“金田之役”的教训，称赞曾国藩等镇压太平天国是“芟夷大盗而致中兴”的事业。并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说法国路易十六不能当机立断，开议院，立宪法，“徘徊迟疑，欲与不与”，革命一起，“遂至身死国亡，为天下戮笑。”他要光绪帝拿路易十六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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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早日实行改良，以防止革命的爆发。不难看出，康有为的维新变法，实质上是炼资产阶级之石，补封建主义之天。他的托古改制说，对孔丘的打扮，也就是这种修修补补的改良主义的具体体现。
康有为满以为这样做，就可以使孔丘、董仲舒为他的维新变法服务，演出历史的新场面。殊不知事与愿违，你想在旧的躯体上涂上新的油彩，其结果却是新的被浓厚的封建势力腐蚀、室息，化为旧的。所以，事态的演变，不是康有为牵着孔丘、董仲舒的鼻子走，而是孔丘、董仲舒牵着康有为的鼻子走。
(二)
戊戌变法后，义和团运动爆发，中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改良派中的不少人，换了脑筋，投向革命。作为改良派头子的康有为，不肯改悔，仍然顾固地抱住孔圣人不放。这时，维新的光圈已经在他头上消失，剩下来的只是反对革命、“为虎作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保皇党嘴脸。
一八九八年九月，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和他的吹鼓手梁启超，相继亡命日本。那时已在国外成立兴中会，组织革命力量的孙中山，想去慰问康有为，希望他改弦易辙，与革命派合作。康有为却以“帝师”自命，不愿同“叛逆”接触，拒绝和孙中山会见。次年六月，他以光绪帝载湉给他的密诏中“朕位几不保”的话为据，在加拿大等地扯起保皇的旗帜，组织“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即保皇会。为什么叫“公司”？是要招来“富者输财”，骗取华侨为保皇投资。从此，康有为公开与革命为敌。
康有为保皇心切，当一九○○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兴起时，他笼络唐才常的自立军，乘机在长江中游发动武装勤王，叫嚷要“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并向保皇党人打气，说“英既相助，则我可立于不败之地”，勤王成功，就“与外国订约，行西律西法”。复辟派与投降派历来是沆瀣一气的。你看，一旦人民起来革命，帝国主义一封建皇帝一改良派不是联成一线了吗？康有为前些时想依靠帝国主义帮助他变法，现在却要伙同帝国主义杀中国人以保皇，代价是与外国侵略者订立投降条约，“行西律西法”，做殖民地。康有为在《致梁启超、徐勤、麦孟华信》中自招他的一贯思想是：“吾向来不忧外国之并吞，而深惧革命之内乱”。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道路，是一条尊孔卖国的道路。
改良派在政治上的堕落，是跟他们在思想上尊孔的日益加剧纽结在一起的。如果说，康有为最初为了宣传变法，把庸俗进化论注入公羊三世说，构成据乱世（君主）、升平世（立宪)、太平世（民主）的历史进化观，打击了“今不如昔”的崇古思想，算是康有为改孔的杰作；这时，他却将历史进化说捣得稀巴烂，说三世的“每世之中又分三世焉”，“每小三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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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小三世焉”，由三世而变为九世、八十一世，“而至无量数，以待世运之变，而为进化之法”，这样，就取消了“世”所表现的历史阶段性，历史只是无数年月的累积，哪里还有什么进化呢？这同孔丘的“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的陈陈相因反动观点，就完全一致起来了。然而康有为仍在那里嘀咕要“循序渐进”，不能“躐等”，借以反对质变，反对革命。说中国“一旦乃欲超跃而进入民主之世界，如台高三丈，不假梯级而欲登之；河广十寻，不假舟筏而欲跳渡之，其必不成而坠溺，乃必然也”(《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其实，在康有为的哲学里，已无“序”可“循”，已无等”可“躐”，“梯级”和“舟筏”都全成了无用之物。
时代在前进，人民要革命。尽管康有为头顶孔圣人的牌位，口念保皇经，而中国的民主革命势力却在到处喷火，烧到了康有为的脚下。一九○二年，被康有为纳入保皇会的华侨资产阶级分子，对清朝政府的幻想日益破灭，表示要向革命转变。康有为十分惊恐，他呕心沥血地写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就是所谓《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长达两万字，鼓吹革命万万行不得。他统计欧洲十六国，说除法国经过革命和俄国是君主专制外，其他都是君主立宪国家。而法国革命，死了百数十万人，大乱几十年。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闹革命，必至大乱数十年，数百年，最后不是亡国，就是分裂。他又搬出公羊三世说的滥调，胡诌决不能丢掉君主立宪的现成路不走，叫嚷对“皇上”即光绪帝代表的封建体制万万不能反。康有为的“满纸荒唐言”，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不能不是“一把辛酸泪”。他哀叹：“向者人犹望复辟之自强，今则别谋革命自强矣；向者不过变自小民，今者变自士夫矣。”(《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
康有为原先拿孔圣人作敲门砖，去叩紫禁城的大门。这回是把孔圣人和他编凑的历史当作灭火器，不但没有灭得了火，反而引火烧了自己。就在这时，孙中山写了《驳保皇报》，章太炎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剥了改良主义的画皮，并明确宣布革命和改良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不容混淆。经过这场论争，帮助革命派认识了康有为的保皇面目，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高涨。
康有为的保皇活动，已越来越不得人心。他在从一九○四年起的几年间，周游欧美各国，充当帝国主义的食客。他在《致北京书》中自称：“虽三周大地，游遍四洲，住三十国，日读外国之书，而所依归，在孔子之学”。可见康有为是背着儒教的十字架邀游于资本主义世界。他说，“吾背视欧美过高”，感到过去学习西方，搞维新变法，也错了。看来看去，孔圣人是个能医百病的“医王”，连卢骚、福禄特尔、孟德斯鸠这些西方“先哲”的药方，都赶不上“孔大夫”的。他咒骂革命派抛弃“孔大夫”的药方，只有等死；进而指着革命派的鼻子，大骂批孔是“必欲使己国数千年之文明尽倒，国教沦亡而后快”。这类话，本是十九世纪末封建顽固派拿来咒骂维新派的，康有为曾经是挨骂的，现在他换了位置，就拿来咒骂革命派，向孔圣人忏悔和赎罪。不进则退，历史是无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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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清朝政府为了抵制革命，推行“假立宪”的政治骗局时，康有为在海外得到消息，喜出望外，立即写书写文章，为“假立宪”献策。他说：“夫今举国之会党，及谈革命者率民间少年，或粗人为多。若省、府、县、乡之举议员，则皆搢绅士大夫，及耆旧老臣，与富商大贾为之。如是之人，皆不出入会党，而恶谈革命者也。此等人有权以执民间之政，且可使会党消弭，而革命止息，而何虑于生变耳。”南海圣人，可渭狡矣。但把他的阶级立场刻画得也够鲜明了。原来他的立宪政治，就是动员“搢绅士大夫”、“耆旧老臣”、“富商大贾”等守旧尊孔势力，一股脑儿塞进各级议会里，以旧充新，借民意代表之名，来压制“民间少年”的新生力量，消洱革命，就可不谈保皇而皇自保。
康圣人从中国到日本，到美洲，到欧洲，来回兜游，走一路，叫一路，叫出的调门只有两个，一个是尊孔，一个是保皇，合起来就是保存旧制。可以说是孔圣人当年“周游列国”，为恢复西周旧制而奔走的历史道路在康圣人身上的再现。
(三)
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朝政府，把封建皇帝拉下了马。孔丘是皇帝的守护神，皇帝拉下了马，守护神受到冲击，威权大大低落。康有为在外国得到清朝皇帝退位的消息，好象触了电，心摇目眩，给他的门徒写信道：“日以补天为事，今炼石未成而天漏欲穿矣”。痛惜清朝的“黄图变色”，诅咒革命是“豺狼当道”。天没有补成，皇没有保住。康有为的活动，随着这一历史的转变，也就由保皇转入复辟。
武昌起义刚起时，康有为赶紧写了一篇《救亡论》，即“救皇论”，说了一通“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的昏话，仍想灭火。但还没有来得及发表，革命的火焰已烧遍全国，清王朝的大势已去。康有为紧接着又抛出一篇《共和救国论》。难道康圣人变了腔调吗？不是，他是在“共和”的牌号下，悄悄地装进了一个皇帝，叫做“虚君共和”。它与君主立宪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调门放低了一点。这一招的用心是恶毒的。你们既然说共和好，我就把水搅混，连牌子也夺过来为我所用。当一切新生的东西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时，顽固派是惯会使用这种偷梁换柱手法的。
谁来充当“虚君”？康有为看到清朝皇帝已为大家所厌弃，提出让孔圣人的后裔来充当。再以孔子的《春秋》为宪法，中国就有救了。梁启超也帮腔说，如果请“衍圣公”“即为皇帝”，比“希腊、挪威等之迎立外国王子”，尤为名正言顺。说起来是笑话，但这却并不是康、梁两人的胡思乱想，而是代表当时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主张。
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到手未温的政权，很快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支持下的袁世凯篡夺了去。在思想界，尊孔复辟思潮也甚嚣尘上。到一九一三年，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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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孔教杂志纷纷出笼，康圣人也被当作时货送上市，袁世凯连发三个电报要他回国“主持名教”，山东孔道会商请他到孔圣人的老家去重整圣道，黑龙江孔教会相约举他为中央孔教会会长，等等。同年，康有为从日本回国，把在日本办的《不忍》杂志搬到上海，刊载他的宣扬孔圣人和反对共和的专书以及文章。
为什么要办《不忍》杂志？康有为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教主面孔，说是出于“不忍”。在发刊词中，他一口气说了十个“吾不能忍也”。这许多“不能忍也”从哪里来的？他的答案很明白，说“自辛亥至今，大乱于国，小乱于乡，盗贼满野，民无所托命庇生”(<中国还魂论)，
一言以蔽之日：糟得很。康有为过去一再攻击革命、共和，现在他便阴暗地哪嚷，他的话“不幸而言中”，证明还是复辟最适合中国的国情。
在康有为看来，这糟得很的根源，还是由于抛弃了孔圣人之道。他描绘对旧思想旧传统的打击，是“论语已付烧薪，黉舍鞠为茂草”(《复山东孔道会书》)，过去读四书五经的都能循规蹈矩，如今“若攻孔教，是扫数千年之礼俗而绝人道也，是欲无教而为禽兽云尔”（共和评议>)。甚至对孔圣人的牌位不叩响头，只鞠躬，他也很痛心，说“留此膝以何为乎”！康圣人的生理学中，膝的功能，生来就是给孔圣人下跪的。他进而借古讽今地大骂秦国用商鞅、韩非的法治思想治国，“以六经为无用，而焚书坑儒”。康有为对秦执行的法家路线耿耿于怀，借以发泄他对辛亥革命的仇恨。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这类保皇党、复辟派的眼中，“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这时候的康有为的言论，千言万语，归纳为一句话，“非复辟不能救中国。”(《与徐太傅书)他唠唠叨叨地说的就是：不能革命，革命就是灾难，就是浩劫，只有乞灵于孔圣人。他写了《中国还魂论》，要还孔圣人之魂，写了《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要用“孔教为国教，配享天坛”；要向孔圣人跪拜，恢复膝的功能，等等。十多年前，他写过《物质救国论》；后来，，写过《共和救国论》；这回叫的是“复辟救国论”。名称虽不同，尊孔、保皇货色却一样。要复辟，圣人手无斧柯，只有一支写秃了的笔。过去，他依靠皇帝变法，现在就只得仰仗军阀去为皇帝复辟。于是，一九一七年南海圣人康有为和辫子大帅张勋，在北京串演了一出复辟丑剧。复辟失败，圣人又倒了霉，躲进美使馆，只有悲吟“孤臣白发”之分了。
孔圣人身当春秋战国的大转变时代，反对变革，拚命要把历史的车子拉回到西周奴隶制的旧轨道上去；康圣人处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大转变时代，反对革命，拚命要把历史的车子拉回到封建制的老路上去。这两个复辟派都没有好下场。就在康有为藏身美使馆的当年，古老的北京，辽阔的中国大地，汇成一个巨大的声浪：“打倒孔家店”。康圣人已无容身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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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贾谊的《治安策》
施
丁
西汉初年，青年法家贾谊向汉文帝提出的《治安策》，是一篇论述巩固汉初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著名“鸿文”。文章一开头，问题就提得很尖锐：
“…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1”
贾谊在这里提出的“治安”问题，即社会安定问题，是有其确定的阶级内容的。安定，就是统治阶级要求巩固自己的政权。在地主阶级上升时期，地主阶级政权主要一面是镇压被打倒的奴隶主阶级。维护社会安定，符合多数人的愿望和历史发展的趋势。秦统一
六国，结束了战国纷争局面，当时的人就很欢迎。正如汉朝人所说：“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曰皇帝，主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锺虡（音巨），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刘邦反复辟倒退，打倒了项羽集团，消灭了一批谋反的异姓诸侯王，使“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历史学家司马迁也高度颂扬：“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但是，在所谓“天下大定”的形势下，是不是还存在着不安定的因素，怎样争取进一步的安定，仍然是摆在新兴地主阶级面前的一个急需回答的课题。有人说：“天下已安已治”了，贾谊针锋相对地驳斥说：“未也”！“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绝对的，安宁只是相对的，不可能存在“永久治安”的无差别境界。西汉王朝建立之后，安定之中仍然存在着不安定的因素；破坏社会安定的主要危险，是来自被打倒的奴隶主复辟势力。刘邦作为一个法家，并没有在胜利面前忘记了斗争。他在晚年与群臣订约“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希望他的后继者继续守住打下的江山。贾谊在《治安策》中，用一个人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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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有火的柴草堆上，只是“火未及燃”作为比喻，说明安定中有不安定，痛斥了“天下已安已治”的澜言。
哪些是当时不安定的因素呢？贾谊指出：首先是那些分裂割据势力恶性膨胀的地方诸侯王。他们“制大权以逼天子”，“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向而击”。这是指发生在汉文帝初年的淮南王刘长谋反、济北王刘兴居叛乱等严重事件。如果任其发展，“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其次是中国北部的匈奴族奴隶主贵族军事集团“嫚侮侵掠”，“为天下患”，“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仍然骚扰不已。如果听之任之，“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还有是那些买卖“僮者”（奴隶），采用奴隶制方式经营工商业的“商人大贾”和其他反动分子。贾谊说：“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贾谊指出的这些问题，虽然还没有、也不可能认真谈到当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间的基本矛盾，但是确已揭出当日社会存在的一些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有人就是对于“殃祸之变”，视而不见；有人就是“玩细娱而不图大患”，习以为常；有人就是高唱“毋动”、“毋为”，麻木不仁。别有用心的人更是暗自称心。这是贾谊所不能容忍的。
对于形势估计的这场争论，是当时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大问题。所谓“天下已安已治”的风，正是从儒家那里刮起来的。依了这种论调，那么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法家路线岂不就过时了吗？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在《老子》甲本后面附有一篇思孟学派的文章，其中就鼓吹“不仁不安”，“仁而能安，天道也”。就是说，只有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用鼓吹“仁爱”的儒家路线来代替法治路线，才能实现天下安定。这种论调，集中地反映了被打倒的奴隶主阶级妄图瓦解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复辟奴隶制的愿望。这类东西，竟夹杂在黄老著作之中，作为教科书被人们传抄收藏，足见这股妖风影响不小。
在贾谊看来，既然新兴地主阶级政权面临着奴隶主势力和分裂割据势力捣乱颠覆的严重危险，那么，毫无疑问应当将法家路线坚持下去。争取社会安定并不是不要斗争，恰恰是为了在相对安定的局面中进一步壮大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镇压奴隶主复辟势力，进一步实现社会安定。贾谊提出：“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强调西汉中央政权只有运用法治“大斧”，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中央指挥和调动才能随意从心。他主张反击侵扰不已的匈奴奴隶主贵族，打击投降派，“伏中行说而答其背”。他驳斥“毋动”说根本不能解决问题，要改变被动的消极应付的办法，实行主动的积极对付的方针。李贽认为贾谊言论“通达国体，真实切用”。贾谊言论的实际意义，就是在当时两条路线斗争中，反对儒家路线，宣传坚持法治路线，以斗争促安定，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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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的法治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巩固政权的现实斗争的需要。他的早年著作《过秦论》，充分肯定了秦商鞅以来的法家路线，讴歌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勋，但又错误地否定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等镇压奴隶主势力所采取的革命暴力，鼓吹了“仁义”之类的错误主张。贾谊思想上的这个矛盾，与其少年时代受教于吴公（法家李斯的学生，汉文帝时任廷尉)，又多读《诗》《书》，受了儒家的思想影响，加之没有多少社会实践和辨别能力，有一定关系。他在《治安策》中，则对过去的“仁义”主张作了自我否定。这是因为，他生活于封建中央政权和诸侯王割据势力的矛盾从缓和到激化、从隐蔽到公开的转折关头，是敌人教育了他，使他看到不搞法家路线是不行的。他的“削藩”主张，就是在他总结了汉初异姓诸侯王“反者九起”、“大抵强者先反”的历史经验，考察了汉文帝时期“同姓（诸侯王)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的现实状祝，才提出来的。柳宗元在《敌戒》中说：“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敌人在旁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可以使人头脑清醒，不要解除了自己的武装。这可以作为贾谊思想转变的一个注脚。
由于贾谊自己是从克服儒家思想影响中过来的，因而对于儒家思想的反动实质也就看得较为真切。他指出那些“已安已治”论调的鼓吹者是“非愚则谀”，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他们口头上高唱安定，行动上专搞捣乱。他们抹煞斗争来讲安定，目的是束缚新兴地主阶级的手脚，便于他们放肆地发动进攻。这是有史为证的。当时复辟派的总头目吴王刘濞就是一个。他派人对汉文帝鼓吹什么“察见渊中鱼不祥”，要西汉中央政权对诸侯王的分裂活动开只眼、闭只眼，不闻不问，似乎这样才能维护安定局面。但是，他恰恰是在这种烟幕掩护之下，“积金钱，修兵草，聚谷食，夜以继日”，伺机向中央政权发动进攻。晁错继承了贾谊的“削藩”思想，指出对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说明封建中央政权与诸侯王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调和的，只有主动进攻，才能维护西汉王朝的统一与安定。正是在坚决镇压了吴王刘濞一伙以后，西汉王朝才出现了汉武帝时期的兴盛繁荣局面。
当然，贾谊的“治安”思想有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地主阶级是一个剥削阶级，它同农民阶级始终存在着尖锐的、对抗的矛盾。当这个阶级逐渐向反面转化以后，他们所主张的“治安”也就失去了原先的进步意义。因此，肯定贾谊“治安”思想的历史的进步意义，只是指在儒法两条路线斗争中，在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势力搞复辟倒退、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斗争中的作用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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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鲁还彻底革布
“战斗一定有倾向”！
学习鲁迅对折中主义的批判
范中柳
要明白折中主义是什么货色吗？不妨看看这幅叭儿狗的精采画像：
“它虽然是狗，又很象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
鲁迅在这里说的叭儿狗，指的是“现代评论派”的陈源之流。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师大的进步学生掀起了反对北洋军阀的学潮。陈源之流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正人君子”的面孔，一方面虚晃一枪，讲几句不满北洋军阀的话，另一方面又恶狠狠地攻击女师大学生，威胁要将她们“投畀豺虎”；攻击支持她们的鲁迅“未免过于偏祖一方，不大公允”。陈源之流的表演，正说明了折中主义的妙用。在阶级斗争中，折中主义是反动派向革命进攻的惯用手段。它貌似“公正”、“全面”、超然于对立的双方之外，因此就更具有欺骗性。革命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使群众擦亮眼睛，识破这种叭儿哲学的反动本质和危害。所以，鲁迅在提出“打落水狗”的战斗原则时，特别强调：“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鲁迅还指出，那套“折中”花样，不过是孔孟鼓吹的“中庸之道”的老调重弹。孔老二就说过：“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程顾曾对“中庸”作了这样的解释：“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朱熹则把“中庸”当成儒家道统的核心，更加狂热地加以鼓吹。在现代，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蒋介石集团以及它们的御用文人，都无不祭起这面“中庸之道”的黑旗。鲁迅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向敌人冲锋陷阵时，深刻揭露了“中庸之道”的本质：“中国人徜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可见，“中庸之道”正是反动没落阶级的思想武器。
折中，或中庸，在哲学上是鼓吹矛盾调和论，否定矛盾的对立、斗争和转化，否定发展和飞跃；在政治上是鼓吹阶级调和论，抹煞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维护现状，反对变革，鼓吹倒退、复辟，反对前进、革命。鲁迅对那些“貌似平和”的“维持现状的先生们”深为痛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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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锨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伺机想把它塞起来。”这不是活生生地勾勒出了打着“折中”旗号的顽固派的嘴脸吗？“折中”，不过是维护现状，反对革命的一种手段。他们总是要伺机反攻倒算，伺机复辟，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然而，他们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鲁迅指出，变革和革命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鲁迅说：“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历史的洪流总是奔腾向前，用折中、中庸都阻挡不住。鲁迅特别告诫我们要“权大小”，就是说对矛盾的两个侧面不能平列，不能一视同仁，而要抓住矛盾的主要侧面，要分清现象与本质，支流和主流。在革命的过程中有千头万绪的事要做，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总难免有缺点、错误和不成熟的地方，必须看到本质和主流，这样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革命斗争。维护旧事物的反动派则往往在“折中”的幌子下，通过“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否定事物的本质和主流，欺世惑众，开历史的倒车。
折中主义的鼓吹者“做事并不中庸”。抹煞阶级斗争，标榜超然于阶级对抗之外；这本身就是站在反动阶级立场上的标志。鲁迅在同他们斗争时，把他们的谬论和活动同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起来，戳穿了他们的假面具，揭露了他们的反动政治目的。在三十年代的文化界，跳出过一帮子“第三种人”。这伙人鼓吹文学是永久的，不能和政治相关；宣扬作家是自由的，无所谓属于什么阶级。他们把自己写不出伟大作品的罪过归之于左翼批评家，也偶尔对国民党有所微词，真也是“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然而鲁迅却一针见血地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予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第三种人”并没有也不可能超然于阶级之外，翩然于左、右之间，“即使好象的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尖锐的阶级斗争，总是迫使每个人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态度。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的思想和行动，总维护着一定阶级的利益。“不偏不倚”是为了骗人，遮掩自己的真面目。就以“第三种人”来说，他们穷凶极恶地跳出来攻击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其“偏向”也是如此分明，即充当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别动队，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这与陈源之流当年充当北洋军阀的帮凶、镇压进步学生运动一脉相承。
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表现为两条路线的斗争。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惯用的手法之一就是搞折中主义。特别是当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受到批判，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识破的时候，为了伺机进行反扑，他们总是要施放折中主义的烟幕。列宁说得好：“谈到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决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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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企图找出一种合力，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象游蛇一样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善良天真的愿望等等。”在一九三六年的两个口号的论争中，我们看到了这类“游蛇”的丑恶嘴脸。两个口号的论争，实质上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两条路线斗争。经过鲁迅的揭露和批判，“国防文学”已声名狼藉。这时，刘少奇、陈伯达便从后台跳到前台，笑咪咪地说：这场斗争是“内战”，大家都是“自己人”，高呼“文艺界两个口号的论争应该休战”，假惺惺地希望双方“牺牲成见，重新统一起来”。他们用二元论代替两点论，既同意这个口号，又赞成那个口号，用折中主义的手法偷梁换柱，继续兜售右倾机会主义黑货。共产主义者的鲁迅，不受骗，不上当，揭穿了他们的新花招。鲁迅认为，两个口号的论争“徜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既然事关路线，事关大局，那就应当分清是非，坚持原则，辩论清楚，决不能搞调和、折中。要“统一”吗？必须有“共同目的”，决不能拼凑大杂烩，把叛徒、特务统统收罗进来，容忍“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象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要“休战”吗？鲁迅明确表示：“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一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鲁迅用永不休战的彻底革命精神，回答了刘少奇、陈伯达之流的“休战”骗局，勇敢地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战斗一定有倾向”一这是鲁迅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一直坚持的原则。鲁迅一向主张“党同伐异”，在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求革命战士“象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反对那种“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唯无是非观，庶几免是非”的谬论。鲁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若，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在阶级斗争中，他坚持的是斗争哲学，在原则问题上从来寸步不让。有人非难鲁迅“太不留情面”，鲁迅坚定地回答：“既然已经开始笔战了，为什么要留情面？”“如果这就等于‘军阀'的内战，那么，左翼理论家就必须更加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既然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革命者的责任就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分清阵线，把斗争进行到底，夺取胜利。只有坚持斗争，才能推动历史前进。在斗争面前畏缩回避，模棱两可，只能帮助敌人。“战斗一定有倾向”一洋溢着鲁迅可贵的革命责任感和彻底革命精神，体现了鲁迅高度的无产阶级党性！
鲁迅在对折中主义的批判中，越来越熟练地掌握了唯物辩证法。毛主席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鲁迅后期的杂文，即使只有几百字的短文，对敌人的批判也是那么谁确、全面，击中要害。在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重温鲁迅对折中主义的批判，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以目乱纲，以目代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玩弄的就是折中主义的鬼把戏。鲁迅对折中主义的批判，总结了阶级斗争的宝贵历史经验，可以启示我们认清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使用的手法和他们的罪恶目的。我们应该以鲁迅为榜样，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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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
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
吴耕畔
最近，报上有不少谈辫子的文章，读后感到意犹未尽。于是，又找出鲁迅的《风波》来看了一遍。觉得小说中的人物离我们好象很远，又好象很近。说远，因为鲁迅所描写的这场“风波”，算起来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小说结尾那个缠上小脚的小姑娘六斤，今天也已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了；说近，虽然盘辫党人赵七爷早已化为尘土，但这类人物却似乎还在我们周围活动着。联想起今天那个将自己的“辫子”当作一种特有的“粹”、并且以“辫子”有“一大把”而自鸣得意的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便油然而生。
辫子这件东西，今天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与鲁迅那个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一些女同志，有的是象《红灯记》铁梅那样梳成一条大辫子，更多的是梳成两根，辫梢上扎上橡皮筋，逢到节日还有打红缎带的；至于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姑娘，则欢喜分成若干小发辫，有的还加一些装饰品，更是别具风格。这类辫子，纯属个人生活爱好，只要不是太怪的发式，谁也不会加以议论的。但是，在鲁迅笔下那个时代，男的头上还有辫子，为了辫子的去与留竟然闹了这样一场风波；而且，比这更大的风波，甚至因此丢了脑袋，都是有史可查的。那时，有没有辫子可不是个人生活爱好问题，而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呢。
中国古代，男人并无辫子，只是将头发打一个结，然后戴上帽子。直到中国北部的满族贵族入关建立清王朝，才强迫汉族男子一律按照满族男子的装束，将四周的头发剃掉，中间的留起来，打成一条大辫子。有谁不愿意，就得砍脑袋，叫做“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吴三桂降清，第一件事就是扎辫子。随着汉族地主阶级同满族地主阶级的勾结日益紧密，辫子终于成了“国粹”。当时，辫子功能可谓大矣。辫子，是向清王朝臣服的象征，是充当封建统治者顺民的标志。还有，打架，捉犯人，对方只要辫子一被揪住，就再也挣扎不脱了。我们今天俗话“揪小辫子”，意即揪人家的缺点错误，出典盖在于此。
因此，辛亥革命前后，辫子便很自然地成了革命对象。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在毅然剪去辫子时，还专门做了一篇《解辫发》。剪辫子，意味着同封建统治实行决裂，意味着革命。这在当时确实是要有点勇气的。鲁迅在许多小说和杂文中，曾经写到过各种各样的剪辫子：有自觉剪的，有不自觉剪的，有被迫剪的，有剪了后被人一骂又觉得后悔而装上假辫的，有先前拥护剪辫子而一看势头不妙又宣布自己一贯忠于辫子党的，有被人偷偷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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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假洋鬼子”又把头发养到尺把长的，…这并不奇怪。因为辫子既然代表了封建统治的权力，那么社会上各个阶级、阶层、集团，各种不同倾向的人们，自然要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态度。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大多数人终于剪去了辫子，剪去了这个旧时代的象征。也有一小部分人死也不愿剪，别人说辫子剪了好，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发誓要拖着这条“国粹”进棺材。不过这还不太要紧，革命的人们一望便知这是“前清遗老”，作为展览品，可以使人们不要忘记同辫子作斗争的长期性。
比较特别的是《风波》中的这位赵七爷。你说他有辫子吧，他脑后可是空荡荡的；你说他没有辫子吧，揭开帽子，嘿，辫子可不是原封不动地盘在头上吗？盘辫，是在剪辫已成大势所趋的形势下，一部分辫子党人的新发明。介乎剪与不剪之间，大概也算是一种折中主义吧。这种盘辫党，粗心人很可能误以为革命党，因此就比辫子党更为可恶。盘起来是为了等待有朝一日放下来。“风波”就是因为赵七爷忽而把盘起的辫子放了下来而引起的。赵七爷一听说“辫帅”张勋带领辫子兵进了北京，皇帝坐了龙庭，不仅赶紧放下了辫子，而且气势汹汹地跑去讨伐剪了辫子的七斤：“没有辫子，该当何罪”？我们说赵七爷似乎离我们很近，不仅是因为今天的那个党内不肯政悔的走资派同赵七爷一样，对旧日的辫子恋恋不舍，而且在于他也学得了赵七爷的辫子盘放术。文化大革命前，他头上不是长着一条修正主义的大辫子吗？党教育他，革命群众批判他，他赌咒发誓，要剪辫子了：不但承认自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之一”，而且保证“悔过自新”、“永不翻案”。但是靠不住啊。曾几何时，他又洋洋得意地炫耀自己的辫子了：“还乡团好得很嘛！”“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还操着赵七爷“没有辫子，该当何罪”的口吻，到处向人反攻倒算哩。当初的辫子剪了没有呢？看来是没有，盘起来了。
为什么赵七爷这条辫子的盘与放会在鲁镇旁边的一个小村里掀起一场小小的风波？原来辫子虽然剪掉了，但辫子所代表的思想仍然发生着影响。七斤和七斤嫂对于辫子的优劣并无明确的主张。老祖母九斤老太还发着“一代不如一代”的牢骚。甚至女孩子还要缠小脚。毫无疑问，他们祖孙三代都不是辫子党，但几千年封建思想的辫子把他们的头脑缚得紧紧的，就难免慑服于辫子的压力了。鲁迅说：“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革命剪掉了头上的辫子，自然大快人心；但如果革命只限于剪掉头上的辫子，那么这样的革命也就未免有点滑稽了。鲁迅的话，正是深刻指出了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局限性。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停留在推翻一个政权完事，清除张勋一伙辫子党和赵七爷这样的盘辫党，需要很长的时间，解除群众思想上的“小辫子”，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由此，想到了阿Q头上的小辫子。
毫无疑问，阿Q根本不是辫子党。但是他同小D之间相互秋小辫子的冲突却给人留
下很深的印象。只见阿Q一一
“扑上去，伸手去拔小D的辫子。小D一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一手也来拔
阿Q的辫子，阿Q便也将空着的一只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四只手拔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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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头，都弯了腰，在钱家粉墙上映出一个蓝色的虹形，至于半点钟之久了。”
他们为什么要相互揪小辫子？原来阿Q认为自己的挨饿是由于小D“谋了他的饭
碗”，小D则要保护自已的饭碗。阿Q和小D,分成了两派：一派没有饭碗，要抢；一派有了
饭腕，要保。两派一闹派性，就相互揪起小辫子来了。但这场冲突难道是什么“自然形成”的吗？当然不是。这是由于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剥削、压迫、分化、挑动
的结果。阿Q和小D在苦斗，赵太爷正在大院里面狞笑呢。这两位不觉悟的农民，都没有
看到自己真正的敌人。他们不懂得，他们相互揪住小辫子不放，恰恰是放过了共同的敌人赵太爷；他们应当团结起来，去揪赵太爷的大辫子，把他打翻在地，这才是真正解放自己的
道路。而一旦揪住赵太爷的大辫子不放，阿Q和小D头上的小辫子也就不难剪掉了。要
说打倒派性，阿Q、小D的派性算得了什么。赵太爷之流的地主阶级反动派的派性，党内
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派性，才是最大的最反动的派性，是真正该打倒的。至于阿Q和
小D们，可以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懂得这个道理的，一徜若阿Q后来没有被变成了盘辫
党的赵太爷、举人老爷一伙枪毙的话。
辛亥革命后，赵太爷、举人老爷、赵七爷，这一伙盘辫党的爷儿们到处活动着。他们把放下辫子的希望寄托在哪里呢？辫上总是有“帅”。《风波》中赵七爷以极其尊崇的口吻提到的“张大帅”张勋就是以“辫帅”而名垂史册的。大帅和七爷虽然素不相识，但是共同的阶级利益、共同的复辟倒退的路线，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了。张勋是赵七爷们的总根子、总后台、总代表，而赵七爷们则是张勋复辟的社会基础。辫子复辟的危险，主要是来自张勋。想当年张勋进京，一时“树起猢狲聚”：不仅盘着辫子的如赵七爷之流神气活现地放下了辫子；而且许多被剪了辫子的遗老遗少们，也纷纷跑到戏装道具商店买假发辫；发辫抢光了，连马尾巴也发挥了发辫的功能，拖在脑袋后面晃来晃去的。正如鲁迅所说：“一不小心，辫子是又可以种起来的。”辫帅不倒，赵七爷们的辫子永远剪不掉，即使剪了，仍然会重新长起来。丢掉了张勋那个辫帅，只注意鲁镇地方上赵七爷们的那根辫子，不行；要消灭辫子党，就必须把斗争的锋芒牢牢地对准辫子党的总根子一辫帅。
那么，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头上到底是一条什么辫子呢？他说是“一大把”“维吾尔族姑娘”的辫子。对吗？不对。维吾尔族姑娘的辫子有多美，拿你那条臭辫子去比，亏你说得出口！“一大把”，听起来有些吓势势，但是辫子数目一多，不也就变细了吗？通过这种化大为小，化整为散的把戏，一条又粗又长的修正主义大辫子，变成了几条、十几条至
多是阿Q、小D式的只是一些缺点错误的小辫子。那么，革命人民岂不鞦错了吗？岂不就
理所当然要算账、要翻案了吗？光凭这一点，就可以把那条辫子再加长些、加粗些。从这条辫子盘盘放放的特点来说，这是条赵七爷之辫；从这条辫子的地位来说，则是条辫帅张勋之辫。这条辫子，就是要揪住不放，断而后已。
右派上台都是不得长久的。张勋复辟总共两个星期就又“树倒猢狲散”了。赵七爷放下辫子没几天，就又盘了起来。看来，他还是想等机会再次放下来。这一回，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辫子，是剪还是盘？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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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天块所心奥
记广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
王少普吴云乡
一九二七年暮春，正当大革命波澜壮阔地向前推进时，突然风云生变，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一时寒流滚滚。湖北麻城的土豪劣绅就在这时勾结反动匪徒，出动了九百多人，涌向已经建立了革命政权的县城。
匪徒们着黑衣，带黄符，嗷嗷叫着：“刀枪不入”，象疯狗一样东窜西突，烧杀抢掠，革命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在危急中。
在这干钧一发之际，一支三百多人的革命武装，在匪徒们的身后出现了，吓得匪徒们哭爹叫娘。县城内的工人和农民武装立即出击，两下夹攻，消灭了反动武装一百多人，其余的都抱着脑袋，爬过大别山，逃到河南去了。
这支革命武装，就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麻城人民夹道欢迎这支英武雄壮的队伍，竖起大拇指说：“好！能文能武，真不愧是农讲所的学员！”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先在广州后来又在武昌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能文能武的革命战士，这两所学校因而被誉为革命的摇篮。
破土而出，顶风而长
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大革命的风暴中诞生，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成
长。
第一次大革命开始不久，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农民运动首先从湖南、广东兴起，接着迅速在不少省份扩展。压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压抑已久的革命要求象火山一样从地底下进发出来。他们把锄头、梭镖举过头顶，高呼着革命的口号：
“打倒土豪劣绅！”“农民翻身作主人！”
他们拥进祠堂，讨论着全村的、全乡的以至全国的大事，真是扬眉吐气！地主豪绅躲在屋角里瑟瑟发抖。
这一股农民革命风暴的兴起，预示着全国更大规模的革命高潮就要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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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革命中，只有发动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毛主席为了进一步有力地发动全国农民运动，就加紧培养农民干部。一九二五年春，毛主席深入湘潭县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起来斗争。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培养下，湘潭县涌现出了一大批农民干部，他们团结广大农民成立了二十多个农民协会，韶山党支部也在这时诞生。
农民运动的兴起，吓坏了当时还隐藏在革命阵营中的蒋介石。他指派他的心腹，把混在革命军队中的反动军官叫来，面授机宜：
“农民起来造反，把乡村搞得一团糟，简直是赤化了。不把领头的干掉，不得太平。”于是，到处出现了反动军官与地主武装勾结，杀害、拘捕农民干部的反革命事件。党内的机会主义者陈独秀，也跟在屁股后面为虎作伥，污蔑农民运动，攻击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是“痞子”，纵容反动势力迫害农民领袖。
所以，支持农民运动还是反对农民运动，在当时成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迅速培养农民运动干部，对于这场斗争关系极为重大。
毛主席把培养农民运动干部，放到最迫切的议程上。一九二六年五月到九月，毛主席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兼任所长；一九二七年三月到六月，又在武昌主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两所崭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学校，在斗争中诞生和成长。
农讲所一诞生，就独树一帜，鲜明地表示了它们是无产阶级的斗争工具，是为我党领导的革命农民运动服务的。正如武昌中央农讲所《开学宣言》所宣布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是要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出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锤炼着有农运的决心。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
这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它闪耀着毛主席革命教育思想的光辉。农讲所向广大工农大众开门。农讲所明确规定，每届招生，由各地党组织和农民协会推荐，招收有实际经验的农运干部、农民协会积极分子、工人和志愿献身于农民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入学，毕业以后，再回到农村中去，同广大农民一起闹革命。在黑暗的旧中国，学校的门从来就是对剥削阶级开的，现在第一次有学校向劳动人民打开了大门。工农青年得到这个消息，纷纷赶来报名。第六届广州农讲所从全国二十个省招收了三百二十七名学员，武昌农讲所从十七个省招收了八百多名学员。农讲所从这些被地主老财们瞧不起的“泥腿子”中，培养出了许多叱咤风云的革命英雄，其中有的将自己最后一滴鲜血浇灌了共产主义的美好事业，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开放出的灿烂花朵！
把马克思主义的刀子交给学员
在斗争中诞生的农讲所，确定了教育为反帝反封建革命服务的方针，它的使命是要引导学员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把锐利的刀子去从事斗争。因此，农讲所把引导学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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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亲自在农讲所教课，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等四门课程。毛主席讲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学员们越学越明白，永远忘不了。
一天，毛主席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课堂上照例挤得满满的，不但有农讲所的教员和学员，还有各地工农群众和进步师生。大家聚精会神地聆听毛主席讲课，从中吸收无产阶级真理的营养。
毛主席为了使大家弄懂中国的阶级关系，在黑板上画了一座宝塔，把塔基的一层比喻为受压迫、受剥削最深重的工农劳苦大众，而在上层的是资产阶级、地主、军阀和帝国主义。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座大山就可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毛主席的深刻的思想，生动的比喻，给了大家很深的教育。
毛主席在农讲所，就是这样善于运用启发式教学的方法，讲得深入浅出，风趣盎然。由于毛主席的提倡和亲身示范，农讲所的教员也都这样努力去做。在广州农讲所，周恩来同志讲授《军事问题与农民问题》，萧楚女同志讲授《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恽代英同志讲授《中国史概要》，彭湃同志讲授《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在武昌农讲所，江西农民运动的领袖方志敏和优秀共产党员夏明翰也兼任了教员。他们都运用工农群众熟悉的语言，把深刻的革命道理讲得明明白白，培养了学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员们学习得十分生动活泼，重视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农讲所把来自不同省份的学员，按各自的省籍编成十几个“农民问题研究会”，由他们自己推选出干事和书记主持工作，每星期有一到二次集体讨论本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特别是本省农村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情况。农讲所还经常印发一些调查提纲，要学员把自己家乡的实际情况如实写出来，通过这些方法，获得了有关全国农村的极为丰富的资料。
一九二六年九月的一天，广州农讲所学员都象过节一样喜气洋洋，原来他们每人都发到了好几本很新颖的教材，翻开一看，里面收集了大量的调查材料，包括各省农村的租率、主佃关系、地主的来源、抗租减租粗的情况、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数目的比较、地方政治情况、妇女地位…等等。这就是毛主席主要根据学员们提供的材料，亲自主持编辑的《农民问题丛刊》，先后出版了五十二种。
毛主席重视调查研究的作风，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也丰富了农讲所的教学内容。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毛主席为了反击党内外反动势力对农民运动的污蔑，特地从武汉回到湖南，身穿布衫，夹着一把雨伞，爬山涉水，深入农村，用了三十二天时间，实地调查了湘潭、长沙等五县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接着，毛主席就在武昌农讲所首次用这篇伟大著作给学员讲课，阐明了农民同盟军的重要性，赞扬了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提出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武装农民夺取政权的伟大战略思想，有力地指导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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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流击水
农讲所的学员们在学习期间，就是阶级斗争的自觉战士，他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关心革命的大事，同国内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紧紧相连。
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东省农民协会，是广东革命政权的坚强支柱。广州农讲所学员
经常同这两个革命团体一起进行斗争。
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学员们佩上红袖章，同罢工工人并肩守卫珠江口，两眼警惕地注视着已成为死城的香港，严密封锁交通，查缉私运，给英帝国主义严重打击。
在省农民协会，学员们和农协的同志一起，将破坏农运的土豪劣绅押进城里游街，前面是锣鼓开道，紧跟着的是整整齐齐的梭镖队，学员们也肩扛闪亮的梭镖，走在队伍中间，边走边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革命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土豪劣绅吓得魂不附体，跪在街心求饶，抖索着写下悔过书，威风扫地。学员们高唱着“打倒土豪，打倒土豪，齐欢唱，齐欢唱”的革命歌曲，胜利归来。
当武昌农讲所开学不久，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形势已日益严重。从三月中旬起，蒋介石接连策划了几起残杀共产党人的事件。消息传到武昌农讲所，激起了全体学员的无比愤慨，全校召开了抗议大会，毛主席亲自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强烈声讨蒋介石的滔天罪行。学员们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保持高度警惕，决心同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作坚决斗
争。
这年五月十七日，原来驻守在宜昌、沙市等地的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乘武汉北伐军大部分开赴河南前线的时机，勾结四川军阀杨森等部，发动叛变，一直打到了离武汉只有四十里的纸坊，情况十分危急。农讲所学员紧急行动起来，奉命改编为中央独立师第一团第三营，以高昂的斗志与武汉的革命军和工人纠察队一起，站在保卫武汉的最前线，最后终于配合了从河南前线星夜赶回的叶挺铁军，粉碎了这次叛乱。农讲所学员又一次为大革命作出了贡献。
在严重的斗争面前，农讲所学员就是这样坚持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披荆斩棘，一往无前。他们既是学员，更是中流击水的无畏战士！
批又一批学员从农讲所毕业，许多学员担任了农民运动特派员，他们在各地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农民自卫军，燃烧起武装起义的熊熊烈火。毛主席亲自培养的能文能武的无产阶级优秀战士，在广阔的农村开创了伟大的新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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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怎样起家的？
史锋
毛主席曾经指出：“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
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这对国民党反动头子、卖国贼蒋介石的反动一生，是一个深刻的概括。
蒋介石是怎样起家的？
一个冒险家
一九一二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人声静寂，只有林荫道深处
一间设备特别完善的病房里，还亮着淡蓝色的灯光。辛亥革命著名的革命党人陶成章，正迷迷糊糊地躺在病床上。
忽然，从法国悟桐的阴影下，闪出一个蒙面大盗。这个人，跳过栏杆，闯进病房，直奔陶成章。
护士大吃一惊，“呀！”地尖叫了一声…
当人们赶来时，陶成章已经躺在血泊中，不见了凶手的踪影。这就是蒋介石的一次“杰作”，是他投靠江浙财阀的一件见面礼。
原来，陶成章在辛亥革命中，领导了江浙起义，并主张“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因而引起了江浙财阀的仇恨。这个财阀集团的政治代表、大流氓陈其美，就布置蒋介石去暗杀陶成章，于是演出了广慈医院深夜的一幕。
这时候的蒋介石，论军事资历，只在日本军队中当过上等兵在陈其美手下，虽然挂了个校官的衔头，也只是一名小喽罗。
据蒋介石自己说，他“本一贪逸恶劳之人，亦一娇养成性之人”，对于训练兵卒等事感到很苦，于是整天沉溺于旧上海最污秽最腥臭的生活中。一九一三年陈其美垮台后，蒋介石就完完全全地过了十年流氓生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里，大家都知道有个第三十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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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纪人，歪戴帽子，香烟叼在嘴唇中间，门槛特别精，此人的大号就是蒋介石。
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蒋介石结识了一批“江湖朋友”，对于他后来的发迹，很有关系。这批狐群狗党，有的是上海的流氓头子，如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虞洽卿；有的是江浙财阀或他们的政治代表，如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这两种人结合在一起，使蒋介石在混迹交易所的十年中，把投机、欺骗、诱惑、暗算、造谣、冒险等一切手段，都学得烂熟，成了他反革命生涯中的拿手好戏。
蒋介石这一伙，在交易所里投机赌博，一度赚了不少钱。蒋介石自已也“经营不半载”，“俨然富商”，在“十里洋场”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糜烂生活。然而好景不常，一九二一年年关，银根奇紧，公债、股票起了跌风，发生了“信（讬）交（易）大风潮”，有的交易所股票，跌到
一钱不值。蒋介石一个觔斗从云端里跌了下来，一下又成了破产者。
在上海投机失败，蒋介石又想到广东去。他在广东原也混过多年，同孙中山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时候，由于陈其美已死，而孙中山在南方开展的革命活动，已有一定声势，蒋介石要进行政治投机，就只有靠近孙中山；而蒋介石的这种行动，又恰恰是符合了江浙大财阀在政治上的需要，张静江一伙极力要把蒋介石这根楔子打进广东去。于是，蒋介石“投袂而起”，奔赴广东去了。
投机革命骗取信任
在广东，蒋介石前后判若两人。别看他在上海那祥昏天黑地，在广东，特别是在孙中山跟前，简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样子。举个小例子说说：孙中山平时召集军官们讲话，总是让大家“稍息”或者坐下，可是蒋介石却自始至终，笔挺立正，十分突出，好象唯独他最忠于孙中山。
蒋介石在他的老上级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面前，同样地也是这副矫揉造作的态度，开口一句“报告总司令”，闭口一句“听候总司令指示”。可是后来逼许崇智下台，抢了总司令这把虎皮交椅坐的，也正是这个蒋介石。
蒋介石还装出了一副异常勤奋而又十分用功的样子。当时在行军时，高级军官是坐轿子的。别的人大多是放下轿帘打瞌睡，他却高卷轿帘，装模作样地披阅公文或看书。当时的粤军将领张达民就一语道破了他的真实目的：“蒋介石的所作所为都是做戏！”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叛变，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孙中山避到了永丰舰上，同叛军相持了五十六天。在这期间，蒋介石为了向孙中山表示忠心，也上了舰，紧随孙中山左右。在那炮火纷飞的间隙中，蒋介石居然找到了一个机会，同孙中山合照了一张相，并请孙中山题词。这张相片，后来他到处分发，以此向同辈和外界夸耀自己同孙中山的亲密关系。
不仅如此，他为了充分利用事变这一资本，越俎代庖，一开始就用日记形式，记录《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事变后，他又请孙中山写了一篇序，以“蒋介石记录”名义出版了这本书。并且不惜工本，把那张相片用铜版印在全书很显眼的地方，到处招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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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经过这么一番苦心经营，特别是在永丰舰上的一段经历，使他在孙中山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别人有难他得福，蒋介石就从此“发迹”了。
拜托洛茨基为师
孙中山几经挫折之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终于接受了共产党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建议，开始改组国民党，又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
三大政策。与此同时，孙中山决心向列宁缔造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学习。一九二三年八月，孙中山派出了蒋介石和共产党人张太雷等四人，赴苏考察军事、政治和党的工作。
这次考察，蒋介石完全是别有用心。他因伪装进步而奉派出国，从中捞到政治资本。之后，又将出国所见肆意歪曲，作为攻击三大政策的炮弹和胡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理由”。
从蒋介石本人来讲，倒有一个“重大的”收获。他没有会见列宁和斯大林，然而找到了托洛茨基，据蒋介石自己供认：“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茨基相谈最多。”他把托洛茨基教诲的：“忍耐与活动”，刻骨铭心地当作“成功立业的要素”。后来，每当革命力量强大的时候，他就“忍耐”；而当革命阵营中有一点空隙，他就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
年底，蒋介石回国。他虽然没有、也不想学到什么，却象煞有介事地高喊：“我们党要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他甚至“建议”：
“国民党加入第三国际，成为共产国际支部之一。”随后他又多次公开表示：
“国民党员反对共产党，就是违反了总理（孙中山）定下来的方针和主张。”“如果我有违反纪律、背叛主义的时候，至少也要就地枪毙。”
这是真的吗？假的！还是让我们看一看他公开反共后的供状吧：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蒋介石在他的《下野宣言》里说：“兹更进言中正反共之颠末：数载以来，一般多以联俄容共之政策，为中正所翊攒而主张若，不知当游俄考察归国之时，对联俄容共即主审慎分别。…中正之排除‘共逆’，所以具有不移之决心也。”
原来如此！
收罗了一批反动派
一九二四年初，根据共产党人的建议，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官学校，培养武装骨干力量。当时的军政部长程潜兼任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蒋介石为副校长，负责筹办。
当时，军校缺乏经费，也没有现成设备，枪枝也很少，蒋介石一看，样样都要白手起家；自己呢，校长还是“副”的，而且要受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的节制。越想越窝火，他就大耍流氓手段，擅自遣散职员，宣布学校办不了，自己又一次溜回上海去了。其实蒋介石也无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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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要挟孙中山，以退为进罢了。他给孙中山的信上就说：“中正如果回粤，焉能专心办学而不过问军事政治？”
他这一行动，可急坏了张静江一帮师兄弟。他们从地主买办阶级的利害关系出发，认为万万不能丢掉已经经营多年、深入革命阵营内部的基地。为此，张静江亲自跑到广东，向孙中山说项，终于让蒋介石当上了黄埔军校校长，仍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介石这才回校。这时，黄埔军校在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已很有起色了。
此后，蒋介石逐渐把黄埔军校作为个人资本，盗窃革命武装为反革命服务，从而为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特别垂青，也为他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创造了条件。
在黄埔军校，蒋介石开始收罗反动派。
当时，国民党内的右派，顽固地站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共产党，反对
三大政策。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去世以后，他们就进一步开展反革命活动。一部分右派分子，如邹鲁、谢持等几个人，跑到北京西山，非法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公开树起反对旗号，鼓吹“分共”。
蒋介石也是个右派。但是，这个阴谋家感到自已反革命的羽毛还不够丰满，还需要继续利用革命力量。他对于公开的右派，他装出十分痛恨的样子，骂邹鲁等西山会议派是“快其驱除异己发舒私愤之偏心，而不惜阻挠国民革命之大业”，骂戴季陶是“总理之不肖徒！‘吾侪当鸣鼓而攻之’”！贼喊捉贼，掩人耳目。另一方面，他在暗地里组织小团体，培植死党。在黄埔军校中，他把一些反动军宫和反共分子拉拢在身边，作为他的羽翼。教官中如何应钦、刘峙、顾祝同、陈诚等人，后来都成了他的嫡系骨干；学生中如贺衷寒、邓文仪、胡宗南等，后来也都是他手下的法西斯匪徒。这帮反动家伙，当时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反对孙中山的政策，鼓吹所谓“戴季陶主义”，把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解释为孔孟之道，为复辟倒退鸣锣开道。平时在校中，他们专门同进步学生组织作对，捣乱破坏。蒋介石表面上装得同“孙文主义学会”这个反动组织毫无关系，当他们准备上街进行反共游行时，蒋介石还加以制止。走狗们心领神会，“孙文主义学会”头目王柏龄召集喽罗说：“我们的领袖高瞻远瞩，恐怕这时不宜于开火。”一句话泄露天机，把蒋介石同这个反动组织的关系点破了。
借助左派打击异已
一九二五年二月，陈炯明又在东江叛变，广东革命政府进行了第一次东征。东征军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其中许多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在东江农民的协助下，镇压了叛乱。蒋介石以军校校长身份，用革命学生和东江农民的鲜血，书写了自己的功劳簿。
同年五月，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叛变，东征军回师广州，在广九铁路工人援助下平定了叛乱，蒋介石又以军校学生和铁路工人的鲜血，在功劳簿上替自己添上了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