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与批判1976.0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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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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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语录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草7与纯判
    一九七六年第二期目
    录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评唯生产力论的所谓新论点
    …延
    风(3)
    折中主义必须批判…
    …关良姚坤（5)
    回顾二十年代苏联党内的一场大辩论…宫欣（8)合阶小论…
    ·.·…漱후(12)
    读《风赋》有感
    …乐英（14)
    深入开展教育战线、科技战线大辩论
    马克思主义必须统帅自然科学
    学习《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黎可（17)
    大字报选登开门办学的成果不容否定…复旦大学数学系学生会（20)赞扬白专道路居心何在？
    …上海纺织工学院机械系教育革命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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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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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际雄(23)
    说门
    …上海机床厂工人顾舒（24)
    批判孔孟之道评论《水浒》
    从《宣和遗事》看“元祐更化”0…
    梁凌益(25)
    革新派与投降派不容混淆
    黎·征（27)
    是拆庙还是补天？
    一李贽与《水浒》及其他
    …陈旭麓（29)
    浅论侠与盗
    一读鲁迅的《流氓的变迁》…史图（35)
    经济问题研究
    一个大有希望的开端
    ,一嘉定县邓桥大队农机专业队伍的调查…马尔圭(39)社会主义农村的新风尚
    一金山县山阳公社的调查…复旦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调查小组（42)生产力史话
    …景池（46)
    文化战线
    “斗争并没有停止”
    一一读话剧刷本《樟树泉》…上海味精厂工人杜恂诚（51)电视台收到的一封来信……黄…元…余永锦周勇闯(54)论李白的法家息想……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吴汝煜（57）喝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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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其骧（62)
    近代史研究
    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前后后……施东晖（66)汪精卫卖国记（下）
    ……史.锋（71)
    二月四日‘付印
    三月十四日出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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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弑r恤eT亚四欢面TT蓝独咖恤I味ar花i独rR东t电短在级
    常梨无陈从老憨强是世缘恩线
    评唯生产力论的所谓新论点
    延
    风
    去年夏季前后，社会上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是这股右倾翻案风的重要内容。“生产力首先是科学技术”，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所谓新论点。
    鼓吹这个论点的人说：这句话是“马克思说”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过，“所谓社会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社会力量，最后才…’。”果真如此吗？查一查，不对了。
    他们引用的一段话出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的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原文是这样的：
    “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作为资本所固有的属性而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这所谓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最后是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死的生产力上面去的技巧。”（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分册第369页)
    能不能从马克思的这段话得出“生产力首先是科学技术”的论点呢？不能。
    马克思在这里分析的是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的社会生产力。所谓固定资本，就是资本家占有的机器、设备、厂房等生产资料，马克思又称作“死的生产力”或“生产出来的生产力”。这只是生产力的一个部分，而不包括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劳动者。怎么能认为马克思是在分析整个社会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呢？怪论的鼓吹者把“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这句话一刀砍去，造成一种似乎马克思是在给整个生产力下定义的假象，似乎在生产力诸因素中社会力量同科学技术相比只能居于次要地位，.这种手法未免太拙劣了。
    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家靠什么办法来增殖资本，扩充生产力呢？当然谈不上去调动受他剥削的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只能主要地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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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怎么能把资本家增殖资本的具体办法同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混为一谈呢？怪论的鼓吹者正是想把资本家的办法搬到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夹。
    什么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马克思说：“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巢第一卷第160页)列宁也说：“全人类的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327页)这些在今天已经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常识。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技术的进步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标志。但是，科学技术是要人去搞的。离开了人的劳动，任何科学技术都不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怪论的鼓吹者硬把生产力首先是科学技术的论点强加在马克思的头上，这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蓄意篡改。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调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必然重视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重视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相互关系的变革。“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只有充分估计人的作用，才能真正理解革命对生产的统帅作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反之，如果按照“生产力首先是科学技术”的怪论，必然把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看成首先靠科学技术。所谓科学要走在国民经济前头的论调，就是要人们全力以赴抓科学技术，·其他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样一来，什么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党的基本路线，岂不是一概都要取消了吗？
    其实，这种所谓新论点，不过是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仓库里捡来的破烂。在西方，
    一些资产阶级科学家声称科学技术“是一切财富之源，也是人类幸福之源”。苏修御用文人也拚命鼓吹“社会力量的最好的源泉在于科学”，“决定人类命运的”，是“掌握我们时代最高度发展的技术的人”。他们兜售这种“技术救世主义”，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刮右倾翻案风的人重弹他们的老调，则是反映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意志和愿望，妄图扭转我们整个国家的马列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值得人们警惕的。
    刮右倾翻案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主要就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被揭发过的不肯改梅的走资派。他们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们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就是要用修正主义路线来代替党的基本路线，以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因此，从政治上、思想上回击这股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我们面临的一项严重战斗任务。这一场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搏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它关系着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们一定要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把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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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中主义必须批判
    关良姚·坤
    从教育界的种种奇谈怪论，到科技界的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说明存在着
    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刮右倾翻案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不惜故伎重演，用折中主义偷换唯物辩证法。折中主义是颇能迷惑一些人的。列宁在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实践中深切地感到：“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国家与革命》)折中主义手法的根本特征，就是不分主要和次要，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平列起来，结果是模糊了事物的本质。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又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这一主要矛盾支配和制约着其他矛盾。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最近又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就要求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一切工作中，都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颠倒纲和目的关系，也不能把纲和目平列起来。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了惊人的混乱。他们口口声声讲矛盾的这一方面，矛盾的那一方面，把政治和经济、政治和业务、政治和技术平列起来，却根本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从而把阶级斗争这个纲偷偷抽掉，否定党的基本路线，这不就是用折中主义偷换了唯物辩证法吗？
    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必然会导致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这是为大量的事实所证明了的。苏联十月
    ·革命胜利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党内围绕着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展开了一场大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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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托洛茨基胡说党纲规定给工会的新任务是“组织生产”，布哈林火上加油地宣传“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具有同等价值。列宁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这样做就是“用折衷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而“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的话把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玩弄折中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揭露无遗。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刘少奇、林彪也是这样搞的。“一九五六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刘少奇伙同陈伯达抛出了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谬论，抹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矛盾，妄图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一九六
    四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又抛出所谓“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等奇谈怪论，来转移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主要目标；党的九大前夕，林彪伙同陈伯达又鼓吹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掩盖他们搞机会主义的反动面目。现在，正在走的走资派所顽固坚持的，恰恰是刘少奇鼓吹了十七年，而林彪妄图塞进九大政治报告中去的那些修正主义黑货。他们公开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是要以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为纲。
    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中，折中主义总是反映和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是修正主义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手段。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侯，也总是十分注意对折中主义进行批判。法国的蒲鲁东曾经鼓吹任何经济范畴都是由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拼凑起来的，叫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应当提高认识携，手合作”。马克思曾经这样辛辣地嘲笑过“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转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哲学的贫困》)，说他的政治投机公式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德国的考茨基鼓吹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统一”，实际上完全为帝国主义和机会主义辩护。列宁说“脚踏两只船”的考茨基，是玩弄把戏的大师，并且指出考茨基主义从“哲学根源来看，这是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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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从政治实践上来看，这是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归根到底就是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至于上面提到过的列宁对机会主义者布哈林“在理论上堕落到折衷主义立场上去了”的批判和揭露，那更是大家所熟知的了。因此，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就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折中主义。
    哲学上的折中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应当突出政治。这都是对折中主义的深刻批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九六五年，毛主席针对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谬论指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同时，毛主席又特别强调了要警惕有人通过玩弄折中主义来偷偷地修改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毛主席说，“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毛主席把批判折中主义同反对修正主义联系起来，同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联系起来，这就深刻地讲清楚了折中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必然联系。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而斗争的实践总是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唯物辩证法同折中主义的斗争，本身就不可调和，不可折中。我们同以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的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矛盾能够调和吗？决不能。在路线问题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决设有调和的余地。批判修正主义，包括批判折中主义，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捍卫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场阶级斗争。在这
    一场斗争中，我们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真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一点中国哲学史，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划清唯物辩证法和折中主义的界限，提高对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从而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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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二十年代苏联党内的一场大辩论
    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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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的每一步，都得经过战斗。苏联二十年代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内围绕着政治和经济关系开展的一场大辩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之间的激烈战斗。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苏联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杜会主义国家。当时，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犯和国内反革命匪帮的被坏，苏维埃俄国的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大批工厂、矿山被捣毁，铁路、桥梁被破坏，整个国民经济处于瘫痪状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需要，也是苏联广大人民的迫切愿望。因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把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工程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提出了“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上最深刻的经济的基础”的任务，并且指出：“只有在解决这个任务以后（在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解决以后），才可以说，俄国不仅成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
    但是，在如何完成这个任务的问题上，在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内立即发生了两条路线
    的激烈斗争。托洛茨基首先跳了出来，在一九二O年底抛出了一本题为《论工会的作用和
    任务》的小册子。他利用苏联人民对恢复国民经济的迫切心情，别有用心地提出，要完成“我们党纲中规定下来的新任务：组织生产”，并且特别在“组织生产”四个字下面加上了者重导。托洛茨基还到处鼓吹“应当在工人群众中间”“造成生产气氛”，“对生产全力以赴”。很明显，托洛茨基搞的完全是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黑货。
    托洛茨基抛出的小册子所提出的主张，从根本问题上向列宁主义路线提出了挑战。大家知道，列宁早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写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就明确指出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列宁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而托洛茨基只提“组织生产”，绝口不提阶级、阶级矛盾和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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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级斗争，不提无产阶级专政，这怎能不引起列宁的愤概呢？为了帮助全党同志搞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列宁发表了《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等演说和著作，深刻批驳了托洛茨基这个似乎“得人心”的口号。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把这一切归结为我们党纲给工会‘规定了’‘组织生产’的任务，这显然是错误的。”“党纲并没有‘组织生产’这样的规定，也没有对工会提出这样的任务”。列宁说，现在的斗争焦点，仍然是巩固苏维埃政权和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从当前的基本任务看来，我们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争取国家政权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
    列宁提出的正确路线，是建立在对苏维埃俄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的深刻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在许多方面只是改变了形式，变得更加残酷、更加尖锐。主要矛盾依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正因如此，列宁强调指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如果放弃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象托洛茨基那样地一味强调“组织生产”，那就不仅谈不上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且无产阶级就会站不住脚跟，经过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会丧失掉。
    托洛茨基真的是关心生产吗？完全不是。他不仅通过竭力鼓吹首要任务是“组织生产”，来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还利用这种口号直接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进攻。托洛茨基以工会要“为生产服务”为借口，提出了“把螺丝钉拧紧一下”和“把职工会整刷一下”这一臭名昭著的主张，叫嚷要实现“工会本身的军事化”，这就是要在工会当中采取强制的军事命令手段，“建立一种劳动者自视为一个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军人的制度”，工人不好好劳动，就“应当关入管教营或集中营”。他甚至还公然鼓吹要对工人实行“强迫劳动”。列宁说得好：“托洛茨基同志这本纲领性小册子，从头到尾贯串着的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整刷”政策的精神。”按照托洛茨基的“整刷”主张，工人只有从事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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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义务，没有任何革命的权利，这实质上是要对广大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这样蛮横地搞“整刷”，就是要把工人的革命精神“整刷”得一千二净，成为推行错误路线的驯服工具。
    列宁尖锐地揭露了托洛茨基“整刷”政策的反动本质，指出：如果按照托洛茨基主张的那样办，“那就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为了真正把生产搞上去，列宁不仗一再重
    学习与此判
    申了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必要性，还提出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根基最深的地方，即在工人和贫苦农民中选出代表参加国家和企业的管理。列宁亲自起草了决议案，明确指出要把“发扬民主和首创精神、参加工业管理以及开展竞赛等等，运用到整个工会运动中去”。列宁多次指出，在苏维埃国家机关中，在企业管理机构中，总是存在着诸如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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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等等各种资本主义的残余，只有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国家和企业的管理，才能保证把国家和企业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才能有效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问题很明显，围绕着恢复国民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是两条政治路线的根本对立。对这一点，托洛茨基是竭力加以掩饰的。他在遭到列宁的严肃批判之后，继续装出一副“关心生产”的面孔为自己辩解，说什么列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他们自己则是“从经济上”看问题的。这时，党内另一个机会主义分子布哈林，则摆出一副凌驾于争论双方之上的“公允者”的架势，危言耸听地宣称：党内已经存在一种象“火车有某种倾覆的趋势”，需要“缓冲”一下。他纠集了十名中央委员，组织了一个所谓的“缓冲集团”，并发表了一个“缓冲纲领”。这个纲领声称，列宁的“从政治上”看问题和托洛茨基的“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说什么“两个原理都是对的。把这两个原理结合起来，也是对的”，不能偏废一面。这个纲领很有欺骗性。一开始，很多中央委员都受到了蒙蔽。但是，列宁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顶住了机会主义逆流，剥开了这种“调和”、“并列”论调的机会主义实质。他说：“布哈林宣传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这样就在理论上堕落到折衷主义立场上去了。”按照列宁的分析，布哈林所犯的错误的理论实质，就在于他用折衷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布哈林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自居的，可是他恰恰在最主要之点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比如，“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而布哈林“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喋喋不休地谈了半天，却不讲政治和经济这两个方面中哪是主要方面，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给偷换成了折中主,义。
    把政治和经济平列起来的错误观点，这在哲学上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它是和二元论、均衡论一脉相承的。布哈林不仅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上搞折中主义，而且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搞调和，完全暴露了他的机会主义面目。对于这个以“公允”面目出现的布哈林，列宁曾经辛辣地讽刺道：“对这种缓冲，我很难找到一个客气的享眼来形容。如果我象布哈林同志那样善于画讽刺画，那我就要这样来画布哈林同志：一个人拿了一桶煤油，正在把煤油倒在火上，这幅画的题目是：《缓冲煤油》。”这就深刻地揭露了布哈林十足的托洛茨基帮凶的丑恶嘴脸。他的“缨冲”是假，为托洛茨基的反党行为加油点火是真。据说，布哈林有个叫“软蜡”的绰号，意思是说，他的性情温和，谁都可以在这块“软蜡”上任意雕刻，各派的不同观点都可以在他的理论中得到中和。然而，在辩论最激烈的一次中央全会上，布哈林却锋芒毕露，他的“缓冲”发言，说的都是反对列宁的话，而没有
    一个字反对托洛茨基。没过多久，布哈林更是完完全全滚到了托洛茨基那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一个固执、狂热，一个圆滑、折中，两个人手法不同，但都是猖狂反对列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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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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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头子。而后者更带有欺骗性。列宁愤慨地斥责说：“布哈林已经远远‘超过了’托洛茨基，并且完全‘盖住了’他”，“布哈林所犯的借误比托洛茨基所有错误的总和还要大一百倍。”
    托洛茨基一伙装着一副“关心生产”的姿态，这完全是骗人的。正是他们，“在怎样增加生产的问题方面，倒退了一步”。列宁还愤怒地揭露说：“托洛茨基同志所犯的并且由布哈林同志加深的政治错误，却使我们党离开经济任务，离开‘生产’工作，迫使我们一遗憾得很一花许多时间来纠正这些错误”。他们的反党行为，给苏俄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干扰。真正重视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生产的，是列宁。列宁正是在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这些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中，提出了一整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拟定了十年至二十年内实现全国电气化的宏伟规划。也正是在列宁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才迅速得到了恢复，并且有了很大的发展。
    苏联党内在二十年代初期围绕着政治和经济关系的这场大辩论，以列宁主义路线的胜利和机会主义路线的失败而告终。列宁在批判托洛茨基、布哈林这类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时候，特别强调指出：“应当记住，一个政治领导者不仅要对他自己的政策负贵，而且要对他所领导的人做的事情负贵。”这就不仅把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和在他所领导的部门工作的同志严格区别开来了，而且对于上当受骗犯有路线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有所认识，愿意与错误路线划清界限，也应当对他们抱欢迎的态度，这样，就有利于把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孤立起来，使大多数同志能在列宁主义路线下紧密团结起来。一九二一年三月，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对这场大辩论进行了总结，大会以压倒多数的优势通过了列宁拟定的纲领和决议。但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遭到列宁的严肃批判以后，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死不改悔，继续攻击列宁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主张用剥削农民的办法发展大工业，甚至主张把重要的工业部门租让给外国资本家，赤裸棵地鼓吹投降主义、卖国主义，最后终于被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人民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回顾五十多年前苏联党内的那场大辩论，我们清楚地看到，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搞折中主义，就是搞修正主义而搞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唯物辩证法。今天，我们重温列宁同托洛茨基、布哈林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揭露穷途末路的修正主义者的狰狞面目，鍬住他们向无产阶毁进攻的黑手，是很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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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阶小论
    贾漱章
    偶阅，《龚自珍全集》，发现其中有段关于凭资历爬台阶的绝妙议论，现抄录如下。
    今之士进身之日，或年二十至四十不等，依中计之，以三十为断。翰林至荣之选也，然自庶吉士至尚书，大抵须三十年或三十五年；至大学士又十年而弱。非翰林出身，例不得至大学士。而凡满洲、汉人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
    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极速亦三十年。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别而到。此今日用人论资格之大略也。
    一一《明良论三》
    龚自珍在这里，对清朝政府用人的昏庸，刻画得可渭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你看，从秀才、举人一级一级考上去，直到考上了进士方有被选进翰林院当庶吉士的资格，其间历经县考、府考、省考、京考、殿考，论时间，寒窗十年，论路途，跋涉千里，这个台阶爬得也真够累人的。然而，爬到了这一步，还只能说是才爬开了个头。要爬到尚书一级，还得爬上三
    十年到三十五年，而要爬到大学士一级，就得再爬上个约莫十年的时间。这样没完没了地爬下去，直到爬得胡子都白了，锐气也都没了，可离开台阶的尽头还远得很呢！
    台阶者，官阶也。当时的那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了爬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爬起台阶来把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了。尽管爬得头昏眼花，精疲力尽，半死不活，甚至还有跌下台阶摔死的，可他自己还是乐此不菠，觉着爬得怪有滋味的。在那个时代，资格第一，阅历至上。如若不信，有当时的民谚为证：“新官忙碌石联子，旧官快活石狮子”。（并见《明良论三)龚自珍不由得对此发出了“此办事者所以日不足之根源也”的慨叹。总之，论资排辈发展到了崇尚台阶这个地步，也就很可以叹为观止的了。
    台阶之风，始于何时，不得而知。从历史上来看，地主阶级刚兴起的时候，用人倒并不那么讲究资格。就拿商鞅这个著名的法家人物来说，他在秦国雷厉风行地实行变法的时候，三十岁还不到，在那些头脑冬烘的清朝守旧官僚的眼中，正是属于所谓“嘴上无毛，做事不牢”的年龄，连开始爬台阶的资格都还够不上；而那位支持商鞅变法的案孝公，在当时究竞有多大年纪呢，一查下来就更可怜了，才只二十出头一点，比商鞅还要年轻。然而，就是这两个说不上有什么资格的青年人，在秦国地主阶级推动下，开始了秦国从奴隶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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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制的过渡，千出了一番划时代的改革事业。后不久还有个甘罗，据说十二岁就当上了秦国的上卿，奉命出使赵国，外交搞得很出色；而大胆提拔与使用甘罗的，就是秦始皇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秦始皇二十一岁上开始执政，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帝国的时候才三十多岁，连四十岁还不到。然而，在那个社会大变革的动荡年代里，从来也没有谁去计较过这一点。儿童团在当时的秦国是如此地受重视，难怪名医扁鹊一进入秦国，就立即挂起了小儿科郎中的招牌，由此可见当时社会风气之一斑。
    龚自珍写《明良论》的时候，只有二十三岁，也是个小青年，说话、作文火气大得很，颇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他的外祖父段玉裁在当时读了他写的这篇文章，高兴地说：“髦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龚自珍痛恨当时封建官场中论资排辈的恶习，认为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变，那些官员们都一个个暮气沉沉，因循守旧，根本不想有所作为。他曾经愤慨地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批，不拘一格降人材”。
    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龚自珍的话也自有其片面性。旧人与新进，原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在封建制刚取代奴隶制的那个时代，那些杰出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固然重视提拔与使用青年干部，却也并不排斥对宿臣老将的任用。秦始皇任命甘罗那样的儿童团当大使，却也同时任命王鹉这样的宿将当讨楚的统帅。汉高祖刘邦用年轻的韩信拜大将，但他所信任的后方留守萧何却已是花白胡子一大把的了。再说，韩信还是萧何推荐的呢，在楚汉战争中，两人在前后方的配合倒也挺密切。归根到底，龚自珍所处年代的那种论资排辈的社会风尚，是由于封建社会的进程已走到了尽头，地主阶级早已失去了它当年的生气勃勃的性格而变得蒌靡不振、暮气沉沉的了。尽管他用“万马齐喑”确切地形象地描绘了当时封建社会总崩遗前夕的死寂局面，热情地盼望“风雷”的到来，期待冲决罗网的“人材”的出现，使病入商育的封建社会振衰起弊，但“天公”却不可能“重抖擞”了，封建制度已是注定要进入坟墓的了。
    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曾经引用龚自珍的这首诗，赞扬当时亿万人民意气风发地造成的大跃进局面，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是啊，没有革命的风雷，又怎么能涌现出大量革命的人材？台阶之风不破，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期望岂不是完全落了空？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的大地和上空响彻了震撼全球的风雷，打破了万马齐暗的沉闷空气，成于上万的革命事业接班人不断涌现，出现了老中青三结合这样的革命新生事物，使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每一个革命者都应当为此而欢呼，没有什么可值得忧虑的。这是对千百年来所形成的论资排辈的封建恶习的批判，也是为了我们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文末，不妨重复龚自珍这首诗中的最后两句话：“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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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风赋》有感
    乐
    英
    战国后期，楚国文学家宋玉写了一篇著名的《风赋》。在这篇赋中，宋玉非常形象地描写出风在最初是怎样地起来的，后来又怎样地渐渐大起来，又怎样地小下去。'这种善于观察和把握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的方法，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辨风向。
    自然界的风有东风、西风和南风、北风，我们要能够辨别风向。同样，对社会上刮的思想上的风、政治上的风，我们也要辨别风向，弄清它的来龙去脉。风是怎样发生的呢？宋玉通过仔细观察发现，“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风刚刚起来的时候是“细草微风”，后来越刮越大，形成“侵淫溪谷，盛怒于土莪之口，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潮滂，激飏槱怒，耾耾雷声，回穴错迕，蹬石伐木，梢杀林莽”之势。就是说，这种风开始起于最小的水草草尖上，接着渐渐地进入山谷、树林，沿着山凹，如响雷般的急剧回旋。风到之处，飞沙走石，毁屋倒树，猛烈异常。这种风大概就是龙卷风、七级以上
    的台风吧！
    社会上刮的思想上的风、政治上的风，也是由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界，当大风一刮，暴雨将至，细草要摇摆，蚂蚁要出词。社会上在一场妖风快要到来之前，也有着各种异样征候。资产阶级在每次兴风作浪之前，总是天天看“气象报告”，“望风测雨”，分析政治形势。他们先是制造各种谣言，散布流言蜚语，吹出丝丝冷风；到他们认为气候有利的时候，就破门而出，大刮妖风，猖獗了起来。回顾建国以来每次大的斗争，不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一九五七年，我们整风，搞和风细雨，资产阶级右派则跑出来说，和风细雨，黄梅雨天天下，秧烂掉，不如搞急风暴雨。他们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了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
    前一时期，教育界，科技界，以及社会上其他方面，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相互呼应，刮起一阵右倾翻案风。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们到处刮“业务台风”，“经济台风”，“八级不够，就刮它十二级”，妄图把无产阶级政治，把阶级斗争这个纲，把党的基本路线统统刮掉。这股右倾翻案风真不小呀！
    在大风大浪面前，人们历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或顶风而上，或随风倒。斯大林曾经生动地描绘过叶尼塞河上两种不同的渔夫对风暴所持的不同态度。“有一种渔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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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暴来临时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鼓舞自己的伙伴，勇敢地划着船迎着风暴前进：‘弟兄们，把舵堂得更稳些，破浪前进，我们一定会胜利1’”与此相反的是，还有“另一种渔夫，他
    、们一感到风暴要来临就灰心丧气，叫苦连天，使自己的队伍精神诅丧：‘真倒霉，风暴就
    要来了，弟兄们，躺在船底里，闭上眼睛，也许能侥幸冲到岸边。’”在自然界的风暴面前，人们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同样，在社会上的风浪面前，人们的各种不同态度也会被区分得清清楚楚。有的人“杞人忧天”，怕大风大浪一来房子塌下来，天塌下来，造成天下大乱有的人弱不禁风，风一来他就害政治感冒，鼻子塞了，嗅不到政治气候，嗅不出妖风中的腥臊气味。看过《西游记》的人都知道，唐僧、孙悟空、猪八戒三个人对妖风就有不同的反映。在《西游记》八十五回中，唐僧一行走到一座高山之下，忽然妖风四起。唐僧惊惶失措，害怕地说：“风起了”。孙悟空则毫无惧色，说道：“春有和风，夏有熏风，秋有金风，冬有朔风：四时皆有风，风起怕怎的。”他圆睁火眼，看出是妖魔在作怪，并且想好了战胜妖魔的计策。猪
    八戒浑浑噩噩，不独嗅不出妖风中的腥臊味，反而以为妖魔祭起的那股风雾是蒸白米干饭、白面模馍的蒸笼上冒出的热气。他急不可耐地要去“尽肚吃他一饱”，结果误入魔堂。要不是孙悟空神通广大，击退妖魔，猪八戒就会被群妖或蒸或煮受用了。今天，我们读一读这段故事，难道不是可以得到不少启发吗？
    在风浪面前，我们还可以看到有的人非常善于“见风使舵”。风从南方吹来，他就顺着风向猛烈地向北面倾斜，风从北方吹来，他就向南方猛烈地弯腰，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常常暴露出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在这种见风就摇的人中，有的摇那么几次，取得了经验就不摇了；有的则要永远摇下去，就象稻子那一类的作物，因为腰干不硬，风一吹就摇。在我们革命队伍中，有的人虽然艰苦奋斗多少年，有所锻炼，可是革命向前发展了，他们却很少进步，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多，在思想方面也跟那个稻子一样，大风一来，就要摇摆，甚至在行动上跟着跑。
    “疾风知劲草”。只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才不怕风吹浪打，敢于反潮流，顶风上。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总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他们善于辨别风向，敏锐地察觉潮流转折时候出现的思想动向，在风乍起的时候，仔细观察它的动态，在风迎面到来的时候，硬着头皮顶住。“风狂红旗舞，雨猛青松挺”，暴风雨更增添战斗豪情。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总是坚决地同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斗争，坚定地按照毛主席指引的航向胜利前进。
    自然界要刮风，社会上有人要吹风，人们对风有不同的反映，这一切都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对客观荐在的风和人们的不同认识是让它自生自灭呢，还是把人们都动员起来，统一思想，团结一致，乘革命的东风，抗击一切妖风、逆风呢？宋玉在《风赋》中说，风经过毁房、倒树，猖獗一阵之后就会“至此将衰也：被丽披离，冲孔动楗，眴焕灿烂，离散转移”。就是说，到这个时候风力不巢中，四面分散，只有透进洞穴和摇动门栓的力量，只能吹动水波和花木，只能向四面轻柔地飘散。看来，在宋玉们所处的那样的古代，自然界的风由兴起到衰微大概只能是这样自然地发展吧！在今天，自然界的风虽然一般说来还是自然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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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人们对付风的办法和顶风的经验却较老远的古代要丰富得多。比如说造“防护林带”，就是一种防风的办法。对自然界的风如此，对社会上的风也是如此。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资产阶级要吹西风嘛，那么好，我们也搞“防护林带”，这就是从思想上筑起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用强大的东风去压倒西风，用正气去压倒邪气。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于社会上的歪风，就是说不是个别的，而是成为一股风的，必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就是我们所一贯采取的整风，大辩论，大批判，摆事实，讲道理那个老办法。整风，就是要整掉资产阶级吹的那股歪风邪气。去年夏季前后社会上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哪里？就在党内那些坚持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说明，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要把斗争的重点放在整党内一小撮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上，整他们所顽固坚持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究竟教育革命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文化大革命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成绩？形势是好得很，还是积重难返？究竟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还是修正主义路线正确？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都要充分发动群众来一个大辩论，来一个反吹风，真正从思想上把问题搞清楚。我们这场大辩论就是要在斗争中锻炼群众，使广大群众更加深刻地认识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尽可能地缩小修正主义的市场。
    “积句来巢，空穴来风”，宋玉讲的意思很明确，风是永远会有的。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没有完结，阶级斗争之风也不会停息。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波浪起伏，高一阵，低一阵。资产阶级总是一遇机会，又会兴风作浪。这种风浪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党内来，出走资派。走资派和他们刮的右倾翻案风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这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是·阶毁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阶级社会里不会有风平浪静的时候，也找不到“避风港”。我们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发扬革命的坚定性，做一株在风浪中独立支持的大树，不做向两边偏倒的小草。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阶级斗争的规律，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在斗争中提高辨别风向的能力，增强免疫力。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在大风大浪中练出驾驭风浪的硬功夫，在浪涛滚滚的历史洪流中，乘风破浪，向着共产主义目标前进。“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不管前进道路上还会有多少风浪，不管道路是怎样的曲折，都阻挡不住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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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へ数育技大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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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必须统帅自然科学
    学习《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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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这篇光辉著作中，精擗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并且号召自然科学工作者“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今天，我们重温列宁的教导，对于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要不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统帅自然科学？这是科技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大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刘少奇一伙的破环，科技界
    ·、流行着所谓“马克思不能指导区”的论调，反对科技人员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科技人员提高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展开了革命大批判。但是，刮右倾翻案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却对此横加指贲，说这是“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这纯粹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诬蔑。
    尽管各门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都分别有各自的特殊规律，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规律，在各门自然科学中都是起着支配作用的。革命导师在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不仅总结了阶级斗争的经验，而且概括了自然科学的丰富成果。搞自「然科学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自然科学问题进行具体的、辩证的分析和研究。这决不是“取消”、“代替”自然科学，而是为自然科学工作者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最锐利的武器。'那种把自然科学领域革命大批判诬蔑为“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奇谈怪论，其真实用意就是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科技阵地。
    科技界的这一奇谈怪论，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毛主席曾经明确指出：“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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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同各门具体学科之间的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在这里，首先讲的是“包含”、“包括”，然后才是“不能代替”。而奇谈怪论的鼓吹者，却采取斩头留尾的手法，掐去“包含”、“包括”这两个词，只剩下“不能代替”，这岂不是要否认马克思主义统帅一切的地位吗？岂不是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吗？.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把它歪曲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这正是修正主义者惯用的手法。
    科技界的奇谈怪论者，是打着关心科学技术发展的魄子登场表演的。但是，又要装出关心科学技术的样子，又要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科学技术的指导作用，这就露出了马脚。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事实反复告诉我们：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堵塞了人们认识真理的道路，只有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才为人们正确地认识自然和能动地改造自然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列宁正是从两种世界观斗争的高度，总结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极其深刻地论述了哲学同自然科学的关系：“自然科学进步得那样快，正处于各个领域都发生那样深刻的革命变革的时期，以致自然科学无论如何离不了哲学结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曾经捏造了“中国贫油论”。其主要“理论”根据，就是所谓现有油田绝大多数是在海相沉积岩中，中国大部分是陆相沉积，因此，没有贮藏石油的可能性。但是，我国广大石油工人和科技人员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破除了这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论调，在大量实践基础上总结出了陆相生油的规律。大庆油田的开发，结束了我国使用·“洋油”的时代，宣判了“中国贫油论”的彻底破产。这类事实，真是不胜枚举。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统帅自然科学，究竟是促进科学研究还是“代替”、“取消”了科学研究，这个问题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但是，科技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却肆意抹煞事实，制造混乱，这只能暴露他们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立场。“妨得”科学技术发展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死抱住自然科学领域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放的刮右倾翻案风的人。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把充斥于科技界的唯心论、形而上学观点当成宝贝，.一概予以保护，只许资产阶级放毒，不许无产阶级消毒。谁要批判，就被说成是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但是，列宁说得完全正确，“正因为现代自然科学经历碧急剧的变革，所以往往会产生一些大大小小的反动的哲学学派和流派。”在西方，那些形形色色时髦的自然科学“理论”，不正是用最腐朽的哲学来为反动的政治服务的吗？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那里，他们用“大操炸字宙学”来“证明”宇宙有限，用“热寂说”来“证明”世界末日；在遗传学的幌子下宣传反动的优生学和天才论；用生物电一类科学术语来装饰·“心灵感应”的传心术。送些事实深刻地证明：“现代伪科学实际上是最粗暴最卑劣的反动观点的传播者。”从根本上说，自然科学领域的这些反动观点的影响，一点也不比资产阶级反动小说反动戏剧要略微小一些。而且，正由于它是披着自然科学外衣出现的，因而就更具有欺骗性。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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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科学各门学科的历史、现状、理论、思潮、流派，一门一门地开展清理和分析，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现在战斗还只刚刚开始，一些部门还基本上没有触动，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就制造“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谣言，这正好暴露了他们要在科技领域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丑恶面目。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斗争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总是与政治斗争紧密相连的。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自然观，常常是敏锐地反映他们那个时代阶级斗争的特点和动向。在历史转折关头，自然科学领域中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更是短兵相接。自从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修正主义者往往要利用自然科学这块阵地发动进攻。十九世纪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同杜林的斗争，二十世纪初叶列宁同马赫主义的斗争，自然科学都是
    一条重要的战线。正因为如此，列宁高度重视无产阶级占领自然科学阵地这一任务的实现。列宁还指出：“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傻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复辟，正是把自然科学领域中唯心论、形而上学的复辟作为一个重要突破口，对无产阶级批判自然科学旧体系的斗争大搞翻案活动，为这些曾被批判的旧学说、旧体系“恢复名誉”。苏修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头目，有不少就是搞自然科学出身的。在国外和国内，新的和老的资产阶级分子在进行其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时，都要利用自然科学和技术。林彪反党集团曾经把“用技术掩盖政治”当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林立果的“小舰队”中还特别研究如何利用新技术为其反革命阴谋服务，有的成员还直接去掌握某种技术。现在，正在走的走资派又摆出一副关心自然科学的样子，对革命人民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群众运动大泼冷水，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从而扭转我们整个国家的马列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方向。
    ·当前科技战线开展的大辩论又一次告诉人们，自然科学领域并不是一块超阶级的“净土”，而是存在着两条对立路线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占领科技阵地，指导科学研究，不断清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是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自然科学体系，在总结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无产阶级自己的自然科学理论。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春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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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字报选登心
    开门办学的成果不容否定
    复旦大学数学系学生会
    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教育界刮起了一阵右倾翻案风。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突出表现。他们攻击开门办学是“不讲文化”，是“放羊”，把师生“当劳动力使用”，妄图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实行“关门办学”。这完全暴露了他们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的险恶用心。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由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我们数学系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持下，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视为“掌上明珠”。他们提出向苏联莫斯科大学看齐的口号，反对师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反对数学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公开宣扬“一张纸、一支笔”，关门搞“没有计算机的计算数学”，把师生禁闭在房间里写论文，结果是“论文几百篇，实际不沾边”。在这种个人奋斗、成名成家道路的毒害下，有的人得了精神病，还有人堕落成为右派分子。旧数学系成了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温床。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系广大师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展了教育革命。我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理论联系实际，教学和科研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开展多种形式的开门办学，初步建立了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新体制，使数学系的面貌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坚持厂校、杜校挂钩，广大师生走出校门，进工厂、下农村，这就初步改变了旧数学系与世隔绝、闭目塞听的“三脱离”状况，使学校与社会声息相通，使师生在劳动中和战斗中与工农广泛接触，促进了思想革命化。广大工农兵学员来自工农，不忘工农，把所学知识为工农服务，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在开门办学中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例如力学专业三年级去年暑假到崇明开门办学，为两个农场办了“林料力学”短训班，并结合教学为向明农具厂生产的联合收割机进行了测试工作。在测试工作中，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野外工作的种种困难，冒着大雨，边收割边测试，连续奋战，常常工作到深夜。测试工作完成后，他们又立即投入到火热的“三秋”战斗中去。
    避照毛主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教导，力学专业结合发动机叶根的强度计算，学习“有限元素法”，数学专业结合矽钢片厂的退火工艺，学习“工业自动化中的数学方法”，学员学得活，记得住，用得上，既培养了学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又解决了许多生产实际中的关键问题，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好评。我系已毕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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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届工农兵学员，在毕业实践中解决了比较大的实际课题二十一个，其中有一些是国防和国民经济的重大项目。就是低年级同学，在开门办学中也解决了许多实际课题。文化大革命前，计算数学专业的学生一般要到四年级才有机会使用电子计算机，而且时间很少，题目很小，至于别的专业学生，根本不会使用电子计算机。现在我系各个专业，一年级开始就学会使用电子计算机来解决实际课题了。所有这一切，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学生绝对做不到的。开门办学的优越性，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由于实行了开门办学，教师在工农兵的再教育下思想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业务能力在实践中也有较大提高。他们除了承担教学和教材编写工作之外，还承担了许多科研项目，为三大革命运动作出积极的贡献。目前我系教师承担了沪东造船厂、上海炼油厂、金山石油化工厂、海洋地质调查局、新江机器厂等二十五个单位的五十四个科研项目，其中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的有二十九个。还有四个是基础理论的研究项目。我系原信息论专业（现属计算机科学系）与江苏石油第四、第六物探大队，第一海洋物探大队等有关单位协作，开展地勘探数学处理研究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在处理方法和程序方面都达到先进水平，为祖国的石油勘探方面填补了空白。而文化大革命前，有的单位找上门来，要求和我系协作搞水词试验室，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这充分说明两条路线造成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
    在开门办学过程中，我们坚持多种形式办学，直接为发展工农业生产服务。从一九
    七四年起，我系为一机部和上海机电一局、化工局、纺织局等所属各工厂，两个农场，以及外地的一些工厂共七十九个单位，举办了“有限元素法”、“算法语言”、“自动控制”、“地震勘探数学处理”、“船体放样”、“喷气发动机的强度计算”等各种类型的短训班共三十五期，参加学习的正式学员达一千二百多名，旁听的有八百名，还协助三个工厂办了“七·二一”大学。广大工人和技术员通过短训班的学习，马上把学到的知识用来解决生产实际中的重大问题，直接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此外，我们还在云南西双版纳为知识青年举办函授教育，学员有六百名。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短训班，不仅为社会培养了人材，还进一步密切了学校和社会的联系，推动了教育革命的深入开展。开门办学中，师生和工人师傅相结合，在共同学习马克思《数学手稿》的基础上，用辩证唯物论作指导，批判旧教材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努力把生产实际中的课题和取得的新的成果，反映到教材中去，先后编出了二十多种新教材。.一九七三年以来，我系还举了十六次“生产实际中的数学问题报告会”，并编出《实际数学课题汇编》两册。
    教育界大辩论中揭露的大量事实表明，走资派还在走，刮右倾翻案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是不肯改悔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污蔑开门办学，就是对文化大革命实行反攻倒算，搞复辟倒退。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一定要迎头痛击教育界、科技界出现的右倾翻案风，坚持开门办学的正确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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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扬白专道路居心何在？
    上海纺织工学院机械系教育革命组
    在教育界和科技界的那股右倾翻案风中，我们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有人竟然为早已被批得臭不可闻的白专道路评功摆好，大唱其赞歌。这是明目张胆地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在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就讲过，“只要学好一门专长，将来就会成名成家，就有了一切。”他公然对抗毛主席提出的“又红又专”的指示，极力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旧华纺，走资派正是极力鼓吹和攒扬白专道路，用“名利”、“地位”等资产阶级毒饵，引诱青年走白专道路。那时就有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热中于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后尘，为读儿本“名著”，攻几门外文，钻一个“尖端”科研题目，写一篇一鸣惊人的科研论文而奋斗。有的人沿着“成名成家”的道路滑下去，甚至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这种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所鼓吹的、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的论调，如今竟然又被人不加修饰地端了出来，可见他们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已猖獗到了何等程度！
    在阶级社会里，一切科学技术都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在教育界和科技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左一个“抓科研”，右一个“搞理论”，好象只有他们才最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且慢，他们这样为白专道路评功摆好，可就现了原形了。原来，他们的科研也好，理论也好，统统都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他们企图利用我国人民把科学技术搞上去的迫切心情，把科学技术纳入修正主义的轨道，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今天苏修叛徒集团中一些人，不就是一批“白专尖子”吗？正是这批“白专尖子”，充当了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把一个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变成了法西斯党，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那股右倾翻案风妄图在我国重演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悲剧，必然遭到革命人民的有力反击。
    右倾翻案风的豉吹者赞扬白专道路，其目的就是要把广大知识分子引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我们广大革命教师和工农兵学员一定要识破他们叫卖这种怪论的阴谋，并且反其道而行之，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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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潮流”
    郑际雄
    影片《决裂》中，赵副专员指贵龙国正时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们党内这样的同志不少，他们的脑筋还停留在战争年代，赶不上时代的潮流，我们要和他们斗争”。一个顽固地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人，竟俨然以“时代潮流”的代表自命，这就耐人寻味。
    龙国正这个放牛娃出身的大学校长，把办共大看成是同资产阶级打仗。在他身上，闪耀着战争年代那种勇往直前，所向披靡的革命精神。但是，在赵副专员的眼晴里，这一切都“赶不上时代的潮流”了，都过时了。这种论调，我们并不陌生：伯恩施坦、考茨基、赫鲁晓夫，不都借口时代变了，而宣布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吗？列宁说得好：修正主义者总是“宜布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或者开始实行事实上已抛弃阶级斗争的政策”。赵副专员所标榜的“时代的潮流”，无非是一种修正主义的潮流罢了。
    修正主义者否定或修改阶级斗争学说，然而决不是超然于阶级斗争之外，赵副专员不就直言不讳地宣告要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进行斗争”吗？事实正是如此。在教育领域，资产阶级每时每刻都在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他们那套貌似超阶级的奇谈怪论本身，就是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手段。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他们的脸谱和腔调可能有所改变，但目的都是一个：在教育领域对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股修正主义的潮流，是对时代潮流的反动，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
    历史总是在这两股潮流的矛盾斗争中曲折地前进的。出现修正主义逆流并不奇怪，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赵副专员这类人，尽管挂春共产党员的招牌，其实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世界观是个资产阶级的王国。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的形势下，总想扭转历史的车轮。恩格斯说得好：“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只要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必然还会出现代表修正主义潮流的走资派。
    在去年的七、八、九三个月里，作为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教育界刮起了一股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倾翻案风。这实际上是一股修正主义潮流。修正主义潮流来了，怎么办？我们要向龙国正同志学习，发扬“开顶风船”的精神，坚决击退右倾翻案风。“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杜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必将彻底战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这才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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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门”
    上海机床厂工人顾舒
    门，据说曾经有人给下了这样的一个“定义”：“门是将空间隔成两半的一种装置”。然而，这同“马尾巴的功能”一样，是早已成为笑谈的了。
    不过门在资产阶级手里，另有一种重要的“功能”。文化大革命前，在学校，在上层建筑一些部门，“门虽设而常关”。人们都记得电影《决裂》中教务主任孙子清对着工农青年砰地一声把校门关上的一幕。贫下中农气愤地说：“他就是资产阶级的把门人。”门，就是这样被资产阶级用来将工农青年拒于学校之外，说明旧学校是资产阶级的一个顽固堡
    垒。
    但是学校这个上层建筑的堡垒毕竞不同于军队作战时的堡垒，打进去就箅胜利了。工农兵进了学校后，资产阶级还是要用门来进行顽抗。试看《决裂》中那个农学院的学生，这个贫下中农的儿子，不是进了学校大门吗？可是学校立即紧紧地将他关将起来，不到三年，连自己的亲娘都快不认了。将工农兵关在校门之外，和将工农兵关在校门之内，两种现象，一种本质，都是维护学校这个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
    不仅有有形的门，而且有无形的门。有形的，如我们在《决裂》中看到的那扇门，打开还是比较容易的。无形的门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要打破它就难得多了。孙子清并非坏人，但他头脑中关卡重重，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思想条条框框一大串。如果无产阶级思想不打进去，即使学校的门打开了，它还会在其他什么地方立卡设防。吕剧《管得好》有这样一个情节：当教师的爸爸是一个与孙子清有差不多思想的人物，只不过在教育革命洪流面前，他已无法再把学校的门关起来了。“学校里管不着，家里我总好管吧？”于是他把女儿关在家里读书，门上还加了一把锁。这说明，无形的门会转化为有形的门，不清除人们头脑中修正主义的流毒，不仅打开的校门可以再关上，还可以有家门、院门、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门，抵制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学校有门，上层建筑其他领域也有门。比如科技界就有这样一种说法：据说由于科技领域的“特殊性”，不仅要关门，而且要筑墙，还要站岗放哨！如果真是这样，那岂不成了毛主席提到过的保安县附近的那个土围子了吗？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
    一个还会长出一个。对于资产阶级设下的门也好，墙也好，岗哨也好，无产阶级就是要一个一个地去打掉，这样才能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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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た首イ平許》
    从《宣和遗事》看“元祐更化”
    梁凌益
    宋末元初的话本《宣和遗事》，是一本宣扬孔孟之道和投降主义的坏书。《水浒》不仅从它那里吸取了故事梗概，而且完全继承了它尊儒反法、美化投降派的反动指导思想。《宣和遗事》颀固地站在儒家立场上，肆无忌禅地攻击王安石“专务变更”，搞得“天下强然，民不聊生”，把好端端的宋朝祖业搞垮了，终于造成“乱世”，遍地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烈火。一言以蔽之，“国丧家亡，祸根起于王安石”。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吹捧起宋朝哲宗年间的元祐更化来了，说什么哲宗即位，“用司马温公，名做光。元祐年间，天下太平”。请看，作者对司马光和王安石一褒一贬，一捧一骂，尊儒反法的倾向是何等地鲜明！元祐年间的政治局面，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明末的进步思想家王夫之对元祐更化作过如下的概括：“进一人则日此熙丰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日此熙丰之所进也；兴一法则日此熙丰之所革也，革一法则日此熙丰之所兴也。”他尖锐地指出，司马光这批顽固分子对王安石在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一切都企图扭回到旧轨道上去。司马光早就疯狂地叫器：“在于择人，不在立法”。所谓“抨人”，就是要把那些已经打倒了的儒家顽固派重新扶植起来，以便推行一条守旧倒退的政治路线。随着司马光.上台，顽固分子如同沉渣泛起，在打了个滚后，又重新翻到水面上来。被王安石罢了官的吕公著，竟当上了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反对新法的文彦博，连路也已经走不动了，然而也兴致勃勒地坐轿进宫，“特授太师、平章军国重事”。而当年王安石变法时的骨干力量，纷纷被视为“鲁之少正卯”，一个个逐出了京城。司马光不是攻击主安石“与己异者，一切斥去”吗？但事实表明：真正排挤、打击“异己”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已。
    至于所谓“不在立法”，司马光完全是用来骗人的。他对王安石的新法根之入骨，以求得“众心安定”为借口，为复辟旧秩序大造奥论。在司马光心目中，旧的社会秩序是一根毫毛也动不得的，如果进行变革，人心就不安定了。事实上，他们所要“安定”的是大地主顽固派的“人心”。司马光在上台不到九个月的时间里，就把保甲法、方田法、市易法和保马法等都取消了。元祐元年三月，又清罢免役法，复差役法，八月又罢青苗法。在教育领域里的斗争尤其激烈。王安石变法废除了儒学明经诸科，规定用《三经新义》作为学生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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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教科书，设立了武、律、医等实用科目。而司马光一上台，就立即废除了王安石对学校的改革，指定道学家程顾等人重修《太学条例》。这股反攻倒算的妖风越吹越猛，在二年不到的时间里，王安石变法的全部措施都被“剗革略尽”。
    司马光为了推行复辟倒退的反动政治路线，到处利阴风，点鬼火，造谣言，混淆视听。他为了取消免役法，造谣说来自民间的几千封奏章“无有不言免役之害者”。但经复查的结果，发现其中有不少信是拥护免役法的，可见司马光完全是在捏造事实。
    元祐年间的这场斗争，是王安石变法期间儒法斗争的继续。早在神宗熙宁期间，司马光就纠集韩琦、吕海等守旧派，疯狂攻击王安石“尽变更祖宗旧法”。王安石面临保守派的围攻挑战，发扬了“三不足”精神，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坚决实行变法。司马光在退居台下回洛附后，一面躲在书斋里，借编写《资治通鉴》来攻击新法，一面俨然以“真宰相”自居，组织一个名叫“真率会”的组织，策动和指挥党羽对变法进行捣乱和破坏。在王安石变法的
    十多年间，司马光的反动政治立场没有任何改变。反变法的急先锋吕海在临咽气前还哑着嗓子鼓动司马光说：“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司马光字）勉之！”保守和革新、复辟和进步，这两条路线斗争就是这样地尖锐而不可调和的。
    《宣和遗事》同北宋以司马光为首的儒家顽固派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它咬牙切齿咒骂王安石变法“把这太平的气象，又变做了乱世”。从《宣和遗事》衍变过来的《水浒》，书中固然没有对王安石变法发表直接的评论，但在第二回里却有颇为重要的几行文字，称颂元祐年间“那时天下尽皆太平，四方无事”，可见它和《宣和遗事》是一脉相承的。《宣和遗事》中还多次引用司马光的密友邵雍的歪诗，并重复邵雍之子道学家邵伯温捏造的谣言，恶意攻击王安石变法。《水浒》在开宗明义的第一回中，也引用了邵雍的那些制造谣言的歪诗。总之，从《宣和遗事》到《水浒》，都是儒家极右派的代表作，它们不仅鼓吹投降主义，反对农民革命，而且反对一切革新运动。
    从《宣和遗事》的出笼到《水浒》的大肆鼓吹投降主义，从反面揭示了一条历史经验：历史上任何一种革新运动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总会伴随着一场肯定还是否定的斗争。这种论争甚至比运动本身延续的时间还要长得多。在王安石变法后不久，顽固派司马光等人就抛出了《温公琿语》，《辣水记闻》、《东轩笔录》。北宋末年道学家杨时就已声嘶力竭地叫嚷：“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到了南宋初年，《邵氏闻见录》、《三朝名臣言行录》等书纷纷出笼，对王安石及其新法大肆造谣攻击。这股尊儒反法的思想逆流反映在文学领域内，就出现了《宣和遗事》、《拗相公》等反动的话本和小说。大地主顽固派手中没有真理，只能乞求于搞阴谋诡计使用诬陷、谣言、恐吓、辱骂等卑劣手段。然而，历史是篡故不了的。清代蔡上翔就写了《王荆公年谱考略》，对王安石变法作了比较公正的评价，廓消了《宣和遗事》等书散布的种种谣言。
    今天，开展对《水浒》的评论，要同批判孔孟之道结合起来，要同儒法斗争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是因为，《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和《宜和遗事》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元祐更化翻案是一致的。而肯定王安石变法，弄清元祐更化的反动实质，又能进一步认识《水浒》宜扬投降主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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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新派与投降派不容混淆
    黎
    征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评论《水浒》，同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划清革新派同投降派的界限，提高识别错误路线的能力。
    有比较才能鉴别。我们不妨拿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斗争来同《水浒》中的宋江与高俅的斗争作一比较。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斗争，是法家与儒家的斗争，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但是，宋江与高俅的斗争却不是这样，他们同属于儒家这种反动的腐朽势力，是儒家内部的这一派与那一派的斗争。即以王安石和宋江两人来看，尽管同属于地主阶级，但这两人的政治动机、政治主张和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却是大不相同。
    王安石是北宋时代的地主阶级革新派，他同司马光之流的地主阶级守旧顽固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这种对立，在思想政治上直接表现为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王安石的变法和他对司马光之流的斗争，从客观上揭醒了反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大地主阶级士土地兼并对社会所造成的破坏，沉重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守旧顽固势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当时国家的独立和统一，这在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水浒》中的宋江则完全不同。他虽然没有司马光那种煊赫的社会地位，但在政治态度上和司马光是一丘之貉。司马光一再叫嚷“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宋江也开口闭口“法度上却饶不得”，两人都是虔诚的儒家信徒。宋江同高俅之间的斗争，是小狗大狗饿狗饱狗之争，他们两人在政治主张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历史上所起的都是反动作用，这同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革新与守旧的两条路线斗争，完全是两码事。
    王玄石和宋江，从世界观上来看，两人也是截然不相同的。王安石针对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守旧主张，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和孔丘所鼓吹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直接相对立，有力地批判了儒家的天命论和复古倒退的反动论调。但《水浒》中的宋江“自幼学儒”，讲天命，讲忠孝，讲尊卑次序，信奉反动的孔孟之道，并以此作为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无论是宋江、高俅或司马光，他们都是法家人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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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的对象。
    对于不同范畴的历史人物，必须放在各自的具体环境中进行分析。这两者是不容混淆的。我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肯定和支持敌人营垒中要求进步的分子，但决不能容忍革命营垒中所出现的叛徒。王安石作为一个推行法家路线的地主阶级改革家，他的不反皇帝，是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我们不能用农民革命领袖的标准去要求历史上的法家代表人物，否则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但《水浒》中的宋江却不是这样，他以革命农民的政治代表人物自居，在小说中的身份是农民领袖。我们用农民革命领袖的标准去衡量，就可看出他是道道地地的革命叛徒，是一个投降派的典型。他的不反皇帝，根本不是什么局限性不局限性的问题，而是由于这个阶级异己分子在农民革命营垒内部推行了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引诱革命农民向以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投降。如果宋江的公开身份是一个收租放债的小地主，而没有一番投机革命并当上了梁山农民军领袖的经历，那么，宋江也就不成其为投降派了。毛主席指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这正是为了在农民革命营垒中划清革命派与投降派的界限，揭露宋江的投降主义本质和阶级根源。
    对革新派和投降派，反动统治阶级所作出的评价是明显不同的。元代有个叫陆友仁的反动文人，在他的《宋江三十六人画赞》中就有这么几句诗，“江南丞相变法度”，“首乱中原倾大厦”；“睦州盗起隳连城，谁挽长江洗兵马”。前两句攻击王安石的变法打乱了大地主顽固派的阵脚，后两句赞扬宋江血洗农民起义军的功绩，一褒一贬，爱憎是何等地分明！我们还可以举出《水浒》的前身《宣和遗事》作为例证。《宜和遗事》曾多次引用司马光的密友邵雍的歪诗，重复道学家邵伯温捏造的谎言，公开攻击王安石，认为“宋朝失政，国丧家亡，祸根起于王安石”。但在同一本书中，对投降派宋江则竭力美化、吹捧。反动统治阶级对王安石和宋江的一骂一颂、一压一捧，从反面说明了革新派和投降派是不容混淆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水浒》这部反面教材，这对于我们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于我们学会区分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反动，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投降，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都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一定要把评论《水浒》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下去，不断提高我们的认识能力，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清醒的头脑，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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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拆庙还是补天？
    李贽与《水浒》及其他
    陈旭麓
    一九七五年八九月间，我到福州参加李贽《焚书《续焚书》注释讨论会，顺便去泉州参观了李贽故居。
    故居在泉州市南门万寿路，是一座面阔三间、进深两间的平屋。三四百年来，它经历了无数变迁和几易主人，现仍保留着清末修茸后的式样，列为保护文物。李贽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是在这里度过的。他三十岁后，即流寓河南、江苏、云南、湖北、河北等省，“惊风日夜吼，随处足安居”①，过着飘零江湖的生活。然而人们出于对这个曾在思想战线上作过英勇斗争的历史人物的重视，仍把这里作为研究他早年活动的重要遗物。
    李贽活动于明代十六世纪的历史舞台，已是封建社会后期，为什么在日趋没落的地主阶级中还会产生象李贽这样敢于斗争的进步思想家？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最近，大家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评论《水浒》的批示，对同《水浒》有很大关系的李贽作进一步分析时，又提出他的活动和思想到底是在拆庙还是在补天？·为了说明问题，我想还是要从他的故居上推到较远的年代谈起。
    中国的封建社会，从它的兴起到没落的漫长岁月，经历了若干历史阶段，“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早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政治家一法家，他们的斗争目标，在于推翻奴隶制，建立新兴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国家，不断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中期的地主阶毁进步思想家政治家，在于继承和发扬法家路线，实行政治改革，维护统一，反对分裂，防止分封制的复活。他们反对什么，赞成什么，是很明白的。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早已丧失了历史的进步作用，完全成为腐朽没落的阶级；出身于这个阶级的继承法家的进步思想家，就不是防止什么奴隶主复辟势力了，一个新的趋向，是必须走向他们自己的反面，从他们自已那个营垒里冲杀出来，敢于去拆封建制度的庙。只有这样，才体现了向前看的进步倾向。因此，不是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中能不能产生进步思想家政治家的问题，而是在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后期，由于农民起义的频繁袭击，促使地主阶级内部加速分化，必
    ①李贽：《答袁石公，《续焚书》卷五。
    ②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巢》第一卷第一五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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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进步思想家。
    这种历史现象，不独封建社会后期是这样，奴隶社会后期、资本主义杜会后期也是这样。事实上，这种分化，封建社会后期比奴隶社会后期剧烈，资本主义社会后期又比封建社会后期剧烈。这就是说，愈到后来，从崩遗的旧营垒里跑出来拆庙的人相对地就会多一些。这是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我们从资本主义由衰败走向死亡的中外历史中，不是更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事例吗？所以，在封建社会后期出现李贽这样的进步思想家，是现实的阶级斗争的产物。
    从没落阶级中分化出来的这类人，他们是旧制度的局中人，又曾受到旧制度的迫害，对旧制度的罪恶看得比较真切，对在政治和思想领域里怎样去拆庙，从什么地方下手，有时他们比革命人民甚至还更能击中要害。但是他们在找不到新的阶级力量或没有真正依附这种力量时，他们的拆庙往往仍然会落得个补天的结局。至于《水浒》，则连“补天”也不是，而是“护天”。它认为封建社会的“天”是完美无缺的，主张由宋江这一类人来“替天行道”。李贽以及后来的一些补天派，则至少是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天”已经出现了大窟窿。这是补天派与护天派的根本区别。但李贽既然要补天，因而对某些护天的主张便往往分辨不清。勇于拆庙的李贽，却对护天的《水浒》极为欣赏，原因就在于此。
    李贽是否批点过《水浒》，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同意见，虽然可以进一步考证分析，据我看来却是无可置疑的。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序》，收入他自编的《焚书》内，决不是无缘无故或别人请他作的一篇序，而是他自已纵观全书写出它的主旨的文字。在他写给他的好友焦弱侯的信中，更明白地说“《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还说他“千难万难舍不肯遽死者，
    亦只为不忍此数种书耳”①。“数种书”，就是他在信中提到的《水浒X西厢X琵琶》。我们
    现在读一读《容与堂刻水浒传》影印本中的所有批语，那个“《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的李贽，犹跃然纸上，语语恰如其人，似乎不是别人做作得出来的。与李贽同时或稍后的一些人的著作中，记载他有关《水浒》的言论也不少，这里只举一例。李贽的好友袁中道说，李赞“方居武昌朱邸”，他去拜访他，恰好碰着他叫僧常志在抄写《水浒》，“逐句批点”@。这是一五九三年，李贽已六十六岁。虽然，早在明代就有过假冒李贽批点《水浒》的本子流行，但我们不能因厥品便对真评也怀疑起来。即使我们不纠缠在李贽是否批点过《水浒》的问题上，以他的其他文字为据，也足够反映李贽对《水浒》的立场。
    十六世纪后，即李贽生活和接近的那些年代里，从刘六、刘七在山东掀起的浓民战争，到李自成领导的摧毁明王朝的农民大起义，把封建社会的农民群众反抗地主阶级统治的斗争推到了一个高峰，震撼了整个社会。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和拯救他们的统治，历来对农民起义采取杀之不尽则招之来降的两手，当时更加成为他们内部精心抉择的对策。《水浒》这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骨子里却是为了怎样更有效地消灭农民起义队伍的长篇小说，在这个时候刊出各种版本，广泛流行，完全适应了地主阶级的这种需要。这部小说，为地主阶级总结了“剿”和“抚”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把“抚”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对儒家
    ①李贽：《与焦弱侯》，《续焚书》卷一。
    ②袁中道：《游居柿录》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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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明理学加以具体化、通俗化，又渗进有很大麻醉作用的佛教和道教，“贯串三教”，互相补充借以消磨人民的反抗思想。'当时王阳明大叫“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的话是说消灭一支农民起义军容易办到，要铲除引发农民起义的反抗思想就难了。而《水浒》兜售的“招安”经，就是“破山中贼”的策划，它的“贯串三教”，则是要达到“破心中贼”的目的。农民和地主两军对垒，一个是要拆庙翻天，打出他们的一统江山来，一个是要保庙护天，以强化他们的反动统治。这种对垒，随着王朝的更替，好象是一代一代的历史重演，却正是反映了由于农民的不断斗争，推动了社会前进。在这里，李贽又倒向哪一边呢？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及文学家，除了极个别因自已的遵遇被卷入农民战争行列外，一般情况，他们中即使是最进步的，农民起义对他们也始终是一道铁门槛，走到这里，没有不打退堂鼓的。尽管他们也能慷概陈辞，为了同昏君奸臣斗争，甚至可以赔上身家性命，但一遇到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他们就大摇其头，避之惟恐不速了。王夫之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算是一个出色的唯物论思想家了吧，张献忠想邀他为农民起义军服务，他宁可借故折损自己的躯体，拒不受命。这些人，要他们承认农民起义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只有当这个农民起义取得了江山或将要取得江山的时候，但这已不是归附农民起义的原意，而是“贤臣择主而事”的君臣之义了。李贽把宜扬“招安”的《水浒》，赞为“古今至文”，就是这样一个无法跳越的冷酷验证。
    “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忠义”是封建统治者“事君处友”的雅则，是贯串《水浒》全书的主旨。李贽所写的《水浒传》序，开头就抓住这个主旨，把“忠义”二字揭出来，安在书名和题目上。他盛赞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延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丝，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①。他认为宋王朝的衰落，是由于“大贤处下，不肖处上”这种“冠履倒置”的现象造成的。怎样改变这种“冠履倒置”的现象？他大声疾呼要有国者、贤宰相、掌兵部者和督抚们一读《水浒》，认识梁山泊好汉们造反的原因，作为借鉴，改变自己的做法，就会使那些忠义之士不归“水浒”而归朝廷了。他笔下的“忠义”没有别的解释，同《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没有什么差别，归根结蒂，是他想为封建王朝补天的立场所决定的。我们过去把《水浒》这部反面教材当作浓民起义的教科书吹捧，把李贽宣扬《水浒》看作是对农民起义的歌颂，都是错误的，是阶级调和论的表现。
    这样，李贽思想是不是也同《水浒》一样是反面教材？李贽其人是不是也同宋江一样只能充当反面教员？我想，不能这样等同起来。
    李贽所处的那个时代，在欧洲已面临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而中国的封建社会，虽已江河日下，但远没有达到总崩遗的阶段，资本主义的萌芽还在孕育的过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落后于欧洲了。落后于欧洲的原因，正如毛主席所说，“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剩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干年在经济上和牡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其中，作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的儒家说教，阻碍社会发展的影响尤大。经过宋明道学家的加工，更加僵化了的儒家教条，紧紧地捆绑住人们的思想，对
    ①.李贽：$忠义水浒传序，《焚书》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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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圣化而又神化了的孔丘，谁也不能说半个不字。因此，能否批孔反儒，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政治思想斗争的重大课题。李贽正是从这里投入战斗的。他首先对孔丘开刀，公然主张不要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同道学家鼓吹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针锋相对。他说：“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①，“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②这儿句话，凡论述李贽思想的文章没有不加以引用的，可以说从王充的《问孔》以来，在一千数百年的反孔战线上，是最概括而击中了要害的话。他的这一论点，就是放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文章中，也称得上是虎虎而有生气。吴虞在“五四”时期写了《李卓吾别传》，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正是由于李贽尖锐地批判了儒学的缘故。
    道学家是李贽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当面敌人。李贽对这些当面敌人的可憎面目，看得最真切，揭得更是淋漓尽致。他说：“夫唯无才无学，若不以讲道学之名要之，则终身贫且贱焉”。所以，“今之无才无学，无为无识，而欲致大富贵者，断断乎不可以不讲道学矣”③。几句话，揭破了道学家欺世盗名的丑态。他牢牢抓住道学家的虚伪性不放，在他批点的书中，一遇到那些矫揉造作行为，不说是“道学”，就说是“道学气”，直把道学家作为邪恶势力的代名词。他认为男女的智能没有长短之分，妇女的某些不相适应，多由于社会的逼拶；对卓文君的私奔，赞为“善择佳偶”，更给道学家为妇女设置的牢笼以当头棒喝。李贽批判道学家的种种言论，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他一再提到的“率性而行”，他在以《童心说》为题的短篇中阐述了这个思想，说“夫童心者，真心也”，“人而无真，全不复有初矣。”④所谓“率性”、“真心”，是指超阶级的人性，这无疑是虚构的，且在今天是必须加以批判的；但他在当时用来针砭道学家的虚伪做作，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这同欧洲启蒙思想家提倡“回到自然”，鼓吹“个性解放”，借以抵制中世纪黑暗统治的宗教枷锁，颇有某种相似
    之处。
    反孔反道学家的言论，在李贽著作中很丰富，这里只举数例，用以说明一点，就是他对封建传统思想的叛逆性。为什么说他是叛逆者呢？因为他是想从他自己生活的那个封建营垒里冲杀出来，要破坏那些窒息人们思想、阻滞社会前进的封建镣铐，敢以“异端”自居。正是由于他有这点叛逆性，顽固派就不放过他，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他呢？“宁可同肮脏制度的保卫者直接斗争而死，也不愿象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甽服的牛马那样慢慢地死去”⑤，最后自刎狱中，表现了一种可贵的战斗精神。
    在革命和反革命搏斗中，从来有两种叛逆，一种是从革命阵营里叛向反革命，一种是从旧营垒里背叛出来。《水浒》中的宋江就是叛向反革命的典型人物。他被迫到梁山泊入
    ①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②李贽：《答耿中丞书》，《焚书》卷一。
    ③李贽：《三教归儒说》，《续焚书卷二。
    ④李贽：4焚书》卷三。
    同列宁：《新的激战物，《列宁全集第五卷第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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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阳一套，阴一套，“逢人便拜，见人便哭”①，使尽手法，坐上了梁山泊的第一把交椅，然后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引向投降的道路，为宋王朝卖命。李贽的屁股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移到农民起义一边来，但他对历史上的和当时的叛逆者表示好感。他在和朋友聚谈中，互相以著名人物推许，朋友说他是盗跖，他笑道做“盗跖不容易”，又说他是林道乾，他仍然回道,“不容易”②，表明他不是把盗跖、林道乾这样的叛逆者看作可怕的江洋大盗，而是对他们带儿分向往的心情，这和他勇敢地反抗封建传统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从他的斗争矛头及其倾向来看，应该说是属于从旧营垒里背叛出来的一类。他和宋江不是走的一个方向、两条平行线，而是一出一入，一个是宁可不食冷猪肉，要破庙而出，一个是死心塌地要爬进庙堂，享受香火多一个前进，.一个倒行，大有不同，对他们的历史功罪也就不应相提并论。李贽对《水浒》的吹嘘，那是他的补天思想向右的方面的发展，是他思想上的糟粕，应该批判和屏弃。但这只是李贽思想的一部分，就是这一部分，糟粕里也还有精华。在他满口称赞宋江对宋王朝“忠义”的同时，仍说宋江“的确是个假道学”③。对富有反抗精神的李逵则给以很高评价，常以酣畅的笔调点出李逵的勇敢明快，称之为梁山泊的“第一尊活佛”④，说李逵屡屡声称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是“天上的语言”⑤。还对两者对比说，“毕竟宋江假，李逵真”®。尽管李贽看不到李逵和宋江的矛盾是投降和反投降的斗争，但对两者分明有所爱憎。这种爱憎，证明了李贽批孔反儒的叛逆性在这里仍起作用。李贽要拆庙，却没有忘记补天；想补天，就往往同护天思想划不清界限。既拆庙，又补天，还要附和几句护天主张，狐埋狐楫，不是太矛盾了吗？历史社会的本身就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的，人们的思想也是在矛盾斗争中前进的，既有这个，又有那个，是一切事物的内在因素，世界上没有绝对单一的东西，只是有些东西内在的矛盾比较显著罢了。我们说李贽是封建社会后期反儒尊法的进步思想家，因为他有拆庙的要求和行动，他在拆孔圣人的庙，拆道家的庙，拆贪官污吏的庙。但他反抗封建传统思想并没有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没有从地主阶级营垒里完全叛逆出来，是个补天派，为地主阶级补天。所以他同《水浒》共鸣，“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在补天这一点，他和后来的曹雪芹、龚自珍相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贾宝玉、林黛玉两个具有叛逆性的形象，作为他自己已思想的写照；龚自珍的诗文尖锐地控诉了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敗，表现了叛逆者反戈一击的勇气，但他们最终的目的都还是想补天。《红楼梦》就是从女娲氏炼石补天的做事说起的，龚自珍更作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⑦的自白。因为他们看不见、并敌视农民起义的强大战斗力量，又没有新的阶级力昼向他们招手，他们憎恶那个旧世界，又找不到另外的新世界，不能不继续为旧世界补天。这就是阶级和时代对他们的局限。
    我们分析历史人物的局限性，这是指正面人物而言的。反面人物是死顽固，只是极大程度地发泄他们的反动阶级的本性，一味拉着历史的车轮向后跑，说不上什么历史的局限
    ①④《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卷首。
    ②袁中道：《柞林纪谭》，《李温陵外纪卷二。
    ⑧⑤⑧《明容与堂刻水浒传》。
    ⑦《龚自珍全集第十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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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正是进步的人们，他们要在历史道路上前进，历史是那样曲折，道路又是这样崎岖，必然有这样和那样的缺陷，有的还在盘陀路上走不出来。李贽这类人就是如此。
    无疑，李贽是个具有两重性的历史人物，有进步的一面，又有保守或反动的一面。他有拆庙的活动，也有补天的祈求，甚至还有护天的呓语。他有尊法反儒的一面，又有受到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的一面。在他的许多著作和批注中，精华和糟粕并存，单从数量上看，糟粕比精华可能还多。然而明朝统治者对他的折磨、迫害，看到的是他拆庙；在社会上引起反应的，也是由于他拆庙；后来的历史影响，仍然是因为他要拆孔圣人及儒家的庙，人们却很少去盯住或追究他的补天。这并不奇怪，在漫漫长夜的封建统治下，对儒家的说教久已视为天经地义，不去怀疑，也不敢去怀疑。忽然有人哼出了不同的调子，给那些峨冠博带的大人先生们刺痛了一下，他们就暴跳如雷。这好象向一潭死水里投下一颗石子，水面顿时波动，波动纵然不大，也会给人以“空谷足音”的慰藉。人们从这里听到的是石子投下去的声音，嗅到的是死水里散发出来的臭气，一阵恶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是说李贽的拆庙产生了历史作用，补天却无实效，而他们的天迟早是要塌下来的。
    对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人，我们给以一定的肯定，完全是应该的。当然，要有
    一个阶级分析的谱，看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①。对于李贽，前个时候的文章我看是有估价过高的地方。譬如有人说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唯物论的，只是还有唯心论的杂质。其实，李贽只是在反击道学家的某些命题时，迸发出一些唯物论的论点。如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②，就是针对道学家的“存天理，去人欲”的唯心论说教而发。但在思维和存在的根本问题上，他并没有跨过唯心论的界限。列宁说：“当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基础时，常·常是有利于唯物主义的”③。因为一批判就可以揭出唯心论那些荒谬可笑的东西来，也可以引发出一些唯物论的论点，李贽对道学家的批判，就是这种“有利于唯物主义”的事情。李贽的进步性，主要在批孔反儒。我参观其故居时，有这样一首诗表达这个看法：世代沧桑溯故居，先生自有不焚书。说长道短寻常事，第一功勋是反儒。
    李贽的一生，奔走四方，做过多年小官，后来当了三年知府，就弃官而去，专心从事讲学著书，他更多地是一个受到排斥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经历，使他在衣民起义风暴的震撼和阶级分化的引导下，敢于向封建传统思想举起叛逆的大旗，同顽固势力作斗争。他的《藏书》、《续藏书》《荧书以《续荧书》等著作，为后来的思想战线提供了借鉴的东西。鲁迅说：“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④李贽的作品及其思想，在较长的时间内多少起了这样的作用，这一点同中国历史上批孔反儒斗争的长期性分不开。
    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二六页。
    ②李贽：《答邓石阳》，《焚书》卷一。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三一三页。
    ④鲁迅：《致徐懋鼐，《鲁迅书信选第一○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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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论陕与盗
    读鲁迅的《流氓的变迁》
    史
    图
    侠与盗都不满于现状，并且都爱闹点乱子。但在过去的舆论上实有天渊之别：前者拔刀相助，是好汉；后者拦路打劫，是强人。侠之于盗，犹如猫之于鼠。在古代的小说或戏剧中，大抵是公子或小姐遭到了强盗的拦路抢劫，于是有侠客的路见不平而拔刀相助，其结局，则为侠客逞雄，强盗落网，以公子小姐的大团圆而告终。
    其实，侠与盗往往是相通的。《水浒》中的宋江，就兼侠与盗于一身。宋江号称“及时雨”，以所谓“仗义疏财”著称，江湖上的人见了他“纳头便拜”，不仅称得上“侠”，而且可算是个“大侠”。但这个“侠”却又被宋徽宗饮定为“四大寇”之首，分明又是个“盗”无疑。侠乎？盗乎？颇费思索。
    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人名有正名、乳名、诨名之别。在侠客的家谱里，流氓属于正名，在各地另有其不同的诨名：在北京，称之为泼皮，在天津，叫做青皮，在东北，又名混混；而在解放前的上海，则大多贼成白相人。至于侠，则是流氓的古代名称，或许也可以当
    作它的乳名吧。
    在我国古代史籍中，较早地对侠的活动作了详尽记载的是《史记·游侠列传》。那时候，侠客们成群结队地出没于通都大衢或闻里街巷之中，或偷鸡摸狗，或杀人越货，一言不合就拔刀杀人，怨仇相寻，无有了时。这就是“小侠”一类的笃照。至于大侠们，则如朱家、郭解之流，高踞卧榻之上，自有小的们进奉财物，本人则在官场中周旋，出入将相之门，颇有温良恭俭的风度。因此，一为大侠，不仅手上不沾半点血腥气，而且仗义疏财，济人急难，虽说目的在于收买人心，却也大有侠义之风。总之，同属流氓，小流氓身上盗气多侠气少，大流氓身上侠气多盗气少。前者是后者的走卒；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后台。宋江在未上梁山前，看来即属于大侠或曰大流氓一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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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汉唐以后，侠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大侠们在达官大吏面前，只能点头哈腰，打恭作揖，完全丧失了平起平坐的资格，如展昭、黄天霸直到旧上海的杜月笙、黄金荣之流。这时·的侠，已沦落成为捕快、保镖或包打听，没有过去那么神气了。
    然而，就侠的性质来看，却并没有什么变化。“墨子之徒为侠”，这可以说是侠客的老祖宗了。但楚国的阳城君明明是个主谋杀害法家吴起的反动奴隶主贵族，而墨家巨子竞偏要率领了徒弟们去为他殉葬。由此可见，侠客从来就是反动统治者的奴才和鹰犬。从战国的墨子之徒到西汉的游侠，再经宋明清时的捕快而到解放前上海租界上的包打听，究其实质，不过是不公开的或不完全的奴才而成为公开的或完全的奴才罢了。
    四
    侠与盗常相互掉换位置，或由盗入侠，或由侠入盗。
    鸟快贼出身。南宋时的海盗郑广，招安后曾做过这样一首诗：“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这倒是点明了侠与盗相通的本质。但郑广既然由盗入侠，奴才的面目是比较公开的。
    相形之下，宋江的上梁山，是由侠入盗，奴才的面目就不那么公开，不容易被人识破。但鲁迅揭露得深刻：“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梁山上的盗有两类：火杂杂地喊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李逵们，是革命的盗即起义的农民。一心祷念着“愿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宋江，却只是披上了强盗的外衣的侠，或是充满侠气的盗。而侠气，也就是帮凶气、奴才气、走狗气。正如《流氓的变迁》一文中所指出的：“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一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五
    鲁迅曾借用韩非的“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话点出：“‘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
    此中奥妙，戴宗回答得最好：“这般时节认不得真！一者朝廷不明，二乃奸臣闭塞。小可一个薄识，因一口气，去投奔了梁山泊…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这一番话，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存在这一派与那一派之争。高俅、蔡京这一派，堵塞了宋江、戴宗那一派“认真”的即传统的升官道路。于是，宋江们只好走“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道路，“认不得真”，要闹小乱子了。宋江、戴宗的诀窍在于，今天闹小乱子，是为了明天的抬高身价在野为盗，正是为了在朝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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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是闹小乱子，也各有巧妙不同。《三侠五义》写“五鼠闹东京”：胆小的卢方、蒋平刚闹了点“乱子”，就被包龙图大老爷给唬住了，匆匆收场，只捞了个六品官做；惟独白玉堂胆子大，一直把“乱子”闹进了宰相府乃至于御花园，搅得开封城鸡犬不宁，结果就当上了四品官，比起兄弟们来好不威风。宋江颇象白玉堂。从他拒绝朝廷前两次招安诏书而接受第三次诏书的态度来看，他是很懂得官帽儿与闹乱子之间的巧妙的。
    但乱子的规模不管闹得多大，本质上毕竟只能是小乱子一跪着膝盖的造反！侠盗们跟主子们表面的对立，掩盖着阶级实质及利益上的一致。相反，侠盗与革命的强盗倒是由表面上的一致掩盖着实质上的对立。当革命斗争刚起来时，乱子闹得还不大，在所谓劫富济贫之类的旗号下，聚集着很不相同的人物，有的是起义的农民，有的是革命投机分子，还有的是地主阶级混入农民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但随着革命实践的不断发展，一旦当闹出推翻封建政权的“大乱子”时，侠与盗也就分家了，带有侠气的盗替封建朝廷去打不带有侠气的盗去了。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是势所必至的。
    六
    闹小乱子是争取招安的硬的一手，搞贿賂则是争取招安的软的一手。鲁迅说：“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宋江对此也是揣摩透了的。他不仅对所谓清官的宿元景多次行贿，而且对已沦为起义军俘虏的贪官高俅也是奉送“金银彩缎之类约数干金”。还有，他千里迢迢上东京，不惜用“火炭也似金子两块”来买通李师师，一心要换取“一道招安赦书”，皇天不负苦心人。靠了这两手，宋江这个侠盗终于脱去了强盗的黑衣，穿上了楚州安抚使的红袍。
    七
    马克思曾将流氓阶层称为“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它是由各个阶级堕落下来的人们组成的：地主分子破落了、封建官吏犯法了、小生产者失去了饭腕而长期脱离劳动…其共同的特点是不事生产，专靠社会餐桌的残羹来养活。寄生者的地位驱使着他们一些人充当统治者的奴才即侠客，就象侠客始祖子路所说的。“食其食者，不避其难”。但这种极其低下的地位又促使着侠客对主子有矛盾、有不平，而区别于其他安分守己的奴才。于是每当革命的盗点燃起革命斗争的烈火时，这帮子侠也就来劲了，常会趁机向主子哄闹。但哄闹既然为着向主子卖高价，投降主子又成为这种哄闹的必然归宿。
    宋江原先不是侠，而是个饶有资财的殷实富户。可是他不仅历来跟侠互通声气，而且从杀了阁婆惜后，流落江湖，正式加入了这个“五颜六色”的人群，成了道道地地的所谓江湖大侠。他后来在梁山推行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正是这种侠客本性的流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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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江私放晁盖后，有个酸秀才做诗讥刺道：“猫若伴鼠岂成猫？”是说宋江这只猫没有尽到猫捉老鼠的本分。殊不知，侠客打强盗，妙就妙在不象一般的猫捉老鼠那样直截了当。高俅是只恶猫，凶相毕露，革命农民对他恨之入骨。宋江这只猫却颇有媚态，很会玩弄猫哭老鼠、猫助老鼠的花样，甚至钻进鼠的队伍“哥弟儿一般称呼”，这就蒙住了革命农民的眼晴，赢得了李逵、武松们的“纳头便拜”。就象列宁说的机会主义者那样：“用小恩小惠来分化和欺骗工人，使他们不去进行他们的阶级斗争”。一支梁山起义军，不就是被宋江这样不费一枪一弹诱过去的？之后，乔道清、孙安、琼英不也是一个个被他这样诱过去的？一高俅与宋江，同属于恶猫，但宋江这只猫更狡猾，对革命农民来说也就是更危险。
    九
    唐朝有人做过一篇《豪侠论》，说.“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侠，是以“义”相标榜的。什么“侠义心肠”，什么“江湖义气”，用座山雕的语言来说，又叫“友情为重”。其实，这个“义”是儒家那帮骗子发明的，最虚伪不过了。鲁迅讽刺得好：“‘朋友，以义合者也。’古人·确曾说过的，然而又有古人说：‘义，利也。'鸣呼！”（四论“文人相轻”）讲义，就是讲做买卖。宋江为了别人给他尽“义”，可以用金钱收买病大虫薛永，用美女笼络矮脚虎王英。他对宋王朝的“义”，更是用农民军的鲜血来换取自己升官发财的大利。义的前提是主子付利，归宿则是向主子尽忠，因而合起来也被宋江们称做“忠义”或“全忠仗义”。忠义之所在，侠客们不惜替主子“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参与最龌龊的勾当，甚至甘心充当敢死队。“义”，也有另一种含意。在革命的盗即起义的农民那里，剥削就是不义，而反抗剥削叫做起义，或者叫做聚义。但这种义既有小生产者团结互助、反抗剥削的革命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以个人恩怨为重的小生产者的落后性。这后一面常易为侠客们所利用。宋江便利用了这一点，要大家讲义气，一起跟他去按降。李逵是坚决反投降的，但囿于对“大哥”的“义”，经过了斗争、妥协、再斗争、再妥协的道路，最后终于失败了。李逵的悲剧从反面提醒了人们，对“义”必须坚持作阶级分析，切不可让义气蒙住了自己的眼晴，甚至因此而走上了复辟倒退的道路。
    十
    鲁迅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侠客们的投降事业在《水浒》中虽曾得逞一时，但归根到底，胜利属于被《水浒》千方百计贬抑了的革命的盗，即坚持革命斗争的人们。而《水浒》却被革命的人民作为一部绝好的反面教材，锻炼了我们识破形形色色投降派人，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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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大有希望的开端
    嘉定县邓桥大队农机专业队伍的调查
    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中，嘉定县马陆公社邓桥大队，有着一支活跃在农业机械化战线上的战斗队一农机专业组。这个农机专业组，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个新事物。它一出现，就以其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由一个专业组发展到目前的九个专业组，共有八十多人。专业组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常年组织的，如机耕组、运肥组、吸泥组、排灌组和农机维修组；一种是农忙时突击组织的，如插秧机组、拔秧机组、割晒机组、盖麦机和开沟机组。几年来，这个大队由于建立了这一支以贫下中农出身的青年为主的农业机械化专业队伍，使农业机械的效率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目前，大队的机耕面积、排灌面积都达到了百分之百；机插后季稻秧面积达百分之
    九十七点三；机割早稻面积达百分之八十二点三；机拔后季稻秧面积达百分之三十二点
    六；机盖麦面积达百分之九十。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高，平均亩产已从一九七二年的一千
    六百斤上升到今年的近二千斤。邓桥大队的这支农机专业队伍，已成为发展农业机械化的重要力量，成为推动人民公社进一步前进的一支活跃的和大有希望的队伍。邓桥大队的农机专业队是在什么情况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呢？
    邓桥大队的第一个农机专业组，是在一九七二年建立的。前一年，大队购买了三台小拖拉机，分给三个生产队使用到了农忙季节，这三个队的机耕任务很快完成，而其他的队却完不成，于是就出现了队与队之间争夺小拖拉机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大队党支部在一九七二年的“三夏”大忙中，将三合“小拖”集中起来，并从生产队抽了六、七个人，组成一支专业的机耕队，给各生产队耕地，并且采取轮流驾驶、人停机不停的办法，以充分发挥农机的作用。结果，八个队的机耕任务都按时完成。大队党支部从这件事中开始感到，生产队独自拥有农业机器，并不能充分发挥农机的效能，而组织专业队使用机器，却是个可行的办法。
    随着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大队不断增添新的农机，农机的所有权同发挥使用效能的矛盾就出现得更多更严重了。一九七四年“三夏”，大队添了九台插秧机。有人主张。“每个队二台，自己使用，自已管理。”可是，插秧机刚放下去没儿天，问题又来了：由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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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土地有多少，耕作安排又不一，往往在同一天内，有的队因为不插秧，那台机子只好空搁着，而有的队要打歼灭战，一台机子又不够用。要机子的地方没有机子，有机子的地方机子发挥不了作用。实践越来越说明，建立农机专业队伍是解决这种矛盾、充分发挥农机的效能的切实有效的措施。大队党支部根据生产队的普遍要求，迅速采取措施，将各队的插秧机连机带人集中起来，每台机子固定四个机手，建立了一支专业的插秧机组，指定一个调度员，统一调度，终于解决了这个忙闲不均的矛盾。其他农机专业组，也都是这样，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
    邓桥大队建立农机专业队伍的过程，反映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生产关系如何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从邓桥大队的情况来看，实现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以后，新的生产关系有力地促进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这说明，现阶段人民公社的生产关系基本上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特别是随着农业机械化的不断发展，这种相矛盾的一面就日益突出起来。邓桥大队的干部和社员在实践中看到了这个问题，在现实的条件下着手进一步完善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农机专业队伍，正是这样的一个具体措施，它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能因时因地制宜地满足各生产队对农机的需要。
    农机专业队对农机实行统一调度，便于适应各生产队的不同要求。拿“三秋”中拖拉机为生产队犁稻板田来说，如果天气晴朗，生产队一般在一天中只要求犁十三亩地左右，因为犁多了，生产队的劳力来不及坌，被太阳晒干了，再坌就难了；如果天气阴雨，也不要求犁完，免得积水。有了机耕专业组，可以统一调度拖拉机，根据各个生产队的需要，今天给你犁一部分，过儿天再给你犁另一部分。有的队需要在极短时间内突击犁完，专业组也可以适当集中人力与机器，打歼灭战。如果机器在使用中坏了，可以将别的机子调过来，不致影响生产。前年“双抢”中，插秧机专业组为王家生产队通宵插秧，突然机子坏了，专业组马上从别处调来一台，不到天亮，另一台机子又坏了，连调了两次，而机插任务仍能按时完成。
    二、专业队技术熟练，机器开得好，用得好。
    专业队由于经常操作农机，技术比较熟练，对机器的“脾气”也比较熟悉，操作质量高。例如使用拔秧机拔秧，如果操作不熟练，容易引起伤秧，或把拔秧机上的轧头损坏。前年“双抢”，这个大队伤秧率达百分之二十。建立了拔秧专业组后，集体钻研，操作技术逐渐熟练，根据秧苗的粗细长短和秧板田的软硬，适当调节拔秧机的拔头，做到既不损坏机子，伤秧又少。去年水稻、后季稻秧田使用拔秧机拔秧，伤秧率下降到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
    三、维修保养好。
    过去，农机坏了，不会修，常常影响生产。有一次“双抢”，一台手扶拖拉机正在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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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马达坏了，大家都不会修，只好拆下来，用船送到公社农机厂去修。现在，农机专业队中有一个维修组，配备了必要的维修设备和一个零配件仓库，专门修理农机。他们除大拖拉机的大修外，各种农机的修理都可以不出大队。除了专职维修的以外，每个机组的负贵人也兼修理员，小修可在田里解决。农机的保养工作也大大改善，专业以建立了制度，机子用后，不论天多晚，都要洗净，上好油，送到农机站。农忙过后，插秧机、拔秧机等都要拆开来，上油、涂漆，藏好。由于维修保养得好，这个大队农机的完好率不断提高，修理费不断下降。
    四、有利于试验、推广、改进新式农机。
    吸泥船从一九七一年就开始推广使用，但不少单位都用不好，不是吸不出泥，就是光吸出稀泥。吸泥专业组经过实践，改制了两种不同的吸口，根据河床的不同情况，使用不同的吸口，效果显著，吸得快，吸得多。吸泥的问题解决后，浇泥的机械还没有解决。吸泥船到一个生产队浇泥，往往把全队的劳力都扑上去还来不及。农机维修组就动脑筋搞机器浇肥。他们在公社农机厂的帮助下搞了一个施肥船，可直接将肥从船里均匀地浇到田里，速度快，大大解放了劳力。这种施肥船，大粪、氨水都可以浇，还可以用来抗旱。邓桥大队党支部在建立农机专业队伍的过程中体会到：社会主义农业在迅速发展，领导的思想也要不断适应发展中的新情况，要敢于闯新路，积极对待现实生活中大有希望的新事物的萌芽，不要死守老的框框。他们结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重温了毛主席的
    一段重要教导：“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各级地方党委在这个问题上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动立场，将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到自己手里来，用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态度去领导这个运动”。他们感到，毛主席这个指示，虽然发表在二十年前，仍然好象针对今天的情祝说的。在当前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伟大革命运动中，要尽快地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就一定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象当年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一样，积极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他们联系实际，认识到跳出生产队的框框，建立大队农机专业队伍，不仅是壮大大队一级集体经济的重要措施，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缩小集体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为了把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坚持下去，大队党支部建立了农机领导小组，由一名支部副书记负责，既管农业机械化生产，又管农机专业队伍。指定一名支委去大队农机站加强领导。逢到大忙，干部亲自开农机，既参加劳动，又做思想政治工作。其他支部委员平时在自己蹲点的生产队工作时，也很关心农机专业队伍的建设，看到专业队成员碰到困难，就主动关心看到他们遭讽刺打击，就站出来支持鼓励。一次组织一支新的专业队伍，个别生产队不愿将符合需要的劳力输送出来，在这个队蹲点的支委就找队干部谈心，教育他们要看得远，顾大局，积极支持新生事物，转变了队干部的思想，使农机专业队越办越好。
    (马尔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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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农村的新风尚
    金山县山阳公社的调查
    复旦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调查小组
    潺潺细流通“龙江”
    在今天的山阳，处处盛开“龙江”花。
    千百年来，剥削阶级总是宣扬“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说什么“黄牛角，水牛角，各顾各”。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贫下中农狠批了这些反动的老古话，意迈地提出：我们就是要甩掉小算盘，跨出小圈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大干社会主义。
    新江大队友谊沟的开成，生动地体现了人们思想上的这一深刻变化。事情得从一九七五年六月说起。
    从六月十八日开始，雨一个劲地下着。五队的十亩冬瓜地全淹了，可望一千多担的收成只能收到二十多担。紧挨着冬瓜地的二十四亩菜地和第四生产队的二十二亩田，也都遭到了水淹，受到很大损失。
    二队队长胡冬良看到这情景，真心疼啊！看看四队和五队这五十六亩田周围的地势：北面，是新铺设的金卫铁路；东面、西面和南面，都是高出地面的灌溉渠道：四面高，中间低，就象一只莱盘，水进得来，出不去。田间有五个水塘，水面和地面相差不了多少，一下雨，塘里的水就会倒灌进地里。若要降低水位，就得开一条沟，把水排到海堤脚下的运石河去，这就必须经过二队，占用好尤亩地。老胡心想，四、五亩地一占，队里平均亩产量就必然会降低，多年来的先进就要保不住，社员就会有意见。怎么办？
    一次，他同大队支部书记老雷谈心，提起了这件事。老雷打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念了其中一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然后对老胡说，“老胡，分了队可不是分了家。你们队，这些年来在生产上跑在前头，不过，光一个队搞上去还不行啊！我们除了自己的小集体之外，还要看到大集体，看到将来向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过渡。如果眼睛里只有自己的生产队，看不到兄弟队，看不到这个必然的发展趋势，那就会把生产队变成扩大了的个体经济，妨碍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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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老胡思想豁然开朗，当场表示，要发扬龙江风格，把困难留给自己，帮助四队、五队开好排水沟。
    在队委会上，胡冬良把他的想法一讲，副队长老张呼地一下站了起来，冲着老胡嚷道：“我们又不受益，瞎起劲做啥？”接着，他摆了一大堆困难：开了沟，地少了，产量要降低，收入要减少，怎么办？开了沟，挖出的土要平整，劳力不够，怎么办？开了沟，自己的地分成了两半，引水灌溉和拖拉机往来都不方便，怎么办？
    “这可不是瞎起劲啊！”老胡要大家一起想一想，这块地是怎么开出来的？
    原来，“菜盘地”和二队相连着的三十多亩地，解放前是一片荒野，被称作“野鸡窝”。人民公杜化以后，大队发动各队群众，并组织了突击队，开进“野鸡窝”，铲掉坟堆，填平水坑，挖出芦根，整整干了五年，把荒野变成了良田，把“野鸡窝”变成了“凤凰窝”。在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后，这片地分给了三个队。三个队都花了很大功夫继续改造这块地，粮食亩产一年高过一年。可是，四队、五队的地由于积水排不出去，常年亩产比二队总要低
    一、两百斤。这两年，为了支援金山工程，改种蔬菜，二队蔬菜每年亩产一百五十担，四队、
    五队则一百担也不到，差别就更大了。
    听说讨论开沟问题，许多社员都关切地跑来听听。大家共同回忆了“野鸡窝”的变迁史，纷纷议论说，为了开出这块地，全大队有多少人出过力，流过汗！我们如果各敲各的锣，各打各的鼓，只顾自己队产量上去，而兄弟队的产量却上不去，少打粮食，少收蔬菜，受影响的是社会主义建设，这怎么能说与我们无关呢？
    听了这些议论，老胡打心眼里高兴。接着，他又给大家摆了二队同四队、五队分配和积累的情况。一九七四年，二队平均每人分得二百一十九元一角七分，四队是一百八
    十三元零七分，而五队平均每人只分得一百五十七元八角八分。二队的公共积累有九万
    四千多元，四队是七万六千多元，而五队只有四万三千七百多元。情况一摆开，大家都盯着老胡，只见他非常严肃地说：“四队、五队比起我们，都拉下了一大截，我们可不能再让两极分化的现象出现，穷的穷，富的富啊！不管是一家一户，还是一村一队，先进就要先进在跳出小集体的框框，看到整个大队，整个公社，整个国家，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大家听了，都觉得很有道理。原来思想一直没扭过来的副队长老张也说：“那好，大明沟开就开吧。损失一线，保住一片，我们就损失一点算了。”
    “不，我们可以想办法少受损失，不受损失。”大家又提出了好多主意。有的说，开沟挖出来的土，可以填塘造地；有的说，我们加把劲，改造低产田，变低产为高产；还有的说，乘这个机会，我们大干一番，早点实现园田化。当下，队委会便作了决定：发扬龙江风格，开好大明沟。生产队全体贫下中农都表示热烈支持。
    十二月十二日，在这块“菜盘地”上，十字交错的两条大明沟终于开成了。清清的水，顺着沟道流进了运石河。“菜盘地”里的积水消失了，塘里的水位下降了。四队和五队的社员们，看着地里长势喜人的蔬莱和麦苗，都非常兴奋地说：“多亏了二队，这下可把水害治住了。”在全公社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上，党委领导同志高兴地说：“龙江风吹开了团结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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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谊花。根据大家的提议，我代表公社党委宣布：这两条大明沟，命名为‘友谊沟”！”语音未落，全场响起了一片掌声。
    “友谊沟”象两条银色的彩带，把三个队贫下中农的心紧紧联结在一起。这潺潺的流水，没有汹涌的波澜，却奔腾着时代的洪流；没有绚丽的浪花，却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的火花。
    移风易俗的带头人
    在山阳人民公社工农大队，传颂着十二名大队干部和八个生产队干部抵制“资产”风侵袭的许多故事。每当谈到这些事，无论是干部还是社员，都会立即想起那位中等身材、瘦削面孔的党支部副书记陆水龙。他担任大队领导职务六年多来，没有在社员家吃过一顿饭，喝过一口酒。贫下中农都称赞他是“眼不红，嘴不馋，身不懒”的好干部。
    陆水龙是“四清”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一九六六年五月，他担任了大队总会计和团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带头破除旧风俗，和团员、民兵们一起烧掉了城隍庙里的菩萨，平掉了大队里几百个坟墩，劈掉了自家老祖宗的灵牌，拆掉了给老祖母准备下的棺材。结婚的时候，他没散一颗糖，没清一桌酒。一九七二年，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为了更好地培养和锻炼女干部，一九七四年，他多次主动地向公社党委提出，让年轻的女支委担任书记，自已当好副手。他的行动得到了公社党委和广大群众的热烈赞扬和支持。
    山阳这儿，往昔吃喝风相当盛行。砌房盖屋，孩子做三朝，老人做寿，青年定婚、结婚，家里来了客，死了人，都要大办酒席，少则几桌、十几桌，多则几十桌。原来一些干部听到哪个社员家中办酒，就赶去坐了上席。贫下中农批评他们说：“这些干部，吃昏了头脑，吃光了原则，吃掉了政策，吃掉了阶级界限。”少数干部就这样在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犯了
    严重的错误。
    陆水龙当上大队领导干部后，经常在想，怎样才能把贫下中农交给自已的权掌好。他非常重视吸取这些干部变质的教训，对自已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决心从不吃社员的一顿
    饭，不喝社员的一口酒做起。
    那一年“三抢”时节，他在三队蹲点，回家吃饭，往返一趟要个把钟头。中午的太阳，把地面晒得滚烫，陆水龙纣匆走着，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裳。贫下中农看在眼里，疼在心上。社员老邵对他说：“水龙，别跑啦，就在我这儿吃一点儿便饭吧。”陆水龙想想，跑一趋真够呛，吃不吃呢？一转念，这个头无论如何不能开。于是，他婉言谢绝了老邵的好意。往后，他每天用毛巾包上两个塌饼，带着当干粮。一九七三年，又一个“三抢”时节，他到一队避点，离象更远了。一队队长是他的亲戚，硬要拉他吃饭，他还是一口谢绝了，只请商业站每天送货下乡的同志给捎带两只優头。
    一次，陆水龙去看望三队军属老朱。老朱先请他抽烟，他说不会硬留他吃饭，他又谢绝了。老朱发火了：“我一不是阶级敌人，二不求你办事，请你抽支烟，吃顿饭，又不是拉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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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你何必这么顶真呢？”陆水龙心平气和地说：“老朱，我们贫下中农都是爱护干部的。你的心意我领了，但这饭不能吃。我今天吃了你家的，就必定要吃第二家、第三家。不吃，人家就会有想法：是不是请得不够诚心？是不是酒菜准备得少了？是不是干部看不起我？那样，就要影响团结。再说，吃了人家的，慢慢就会变得嘴馋，人懒，手长，腿软。这个道理，你是想得通的。”老朱一把抓住他的手，激动地说：“水龙啊，你看得远，做得对，我支持。”陆水龙不仅自己不吃，而且带动其他干部自觉抵制吃喝风。，
    生产队长老熊认为，吃一点、喝一点是小事，社员来请，如果不去，反而显得疏远，所以经常到社员家去吃吃喝喝。陆水龙便找他谈心，耐心地分析干部为什么要严格要求自己的道理，并同他一道回忆了老熊悲惨的家史，老熊流下了泪水。在生产队社员大会上，老熊激动地说：“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给群众办事是应该的。过去我错了，往后，我要学老陆的样。”
    在山阳，象陆水龙这样勇于同旧传统决裂，带头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干部，是很多
    的。
    华新大队党支部委员、第四生产队队长傅木根，草屋翻盖成瓦屋，落下八十二担屋茅柴。儿个外地人三次上门，交涉要买，第一次出价二元六角一担，第二次出价二元八角一担，第三次出价三元一担，老傅都坚持不卖。最后，他以一元五角一担的价格，全部卖给了生产大队的饲养场。在老傅的影响下，华新大队的社员们都不卖高价而卖低价，不卖给私人而卖给集体，把屋茅柴都卖给了大队饲养场。
    在前进大队第二生产队，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来这里招收八名工人，群众一致评选生产队队长陶进生的女儿去，唯独老陶自己坚决不同意。他说：“干部的女儿要带头扎根农村，搞好社会主义大农业。”终于把名额让给了别人。
    东风劲疾驱腐恶，山阳新风革命开。要问东风出何处，东风来自中南海。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革命的东风，是革命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
    泉。春风送暖，红日高照。在窗下，你可以看到，带着老花跟镜的老奶奶正在跟着小孙女
    学习毛主席语录；夜幕降临，繁星点点，在政治夜校里，你可以看到，人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风雨交加的深夜，在大队办公室单，你可以看到，党员们在支部书记带领下，正在刻苦攻读《共产党宣言》，热烈地讨论怎样实现两个“决裂”。在山阳人民公社，仅仅三万二千多人，就订了四千六百七十五份《红旗》杂志，一千三百五十多份
    报纸。东风化雨，点滴入土。阳光雨露育新芽，喜看前景美如画。
    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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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力史话
    景
    池
    说起生产力，话可长了。生产力就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当我们的祖先使用第一根树枝，摔出第一块石块同自然界作斗争的时候，生产力就出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已有几百万年，生产力也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了。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人们在同自然界斗争，进行生产活动的过程中，是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进行的，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就谈不上什么生产力。现在，我们就从人类历史上几次生产力的大变革、大发展谈起吧！
    人类的英雄时代
    在古代，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发生强烈影响的，除了火的发现以外，大概要数铁的发现了。恩格斯就曾经说过，铁器时代，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英雄时代”。我国是世界史上最早发现铁和使用铁器的国家。在殷商时代，一些兵器的刃口，已不用青铜而用铁了。“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铁首先在我国殷商时代的军队中采用，就是一证。
    铁是比青铜更坚硬、更锋利的金属，不但能制作兵器用于作战，而且能制作工具用于生产，以大大增强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然而，从殷商到西周的八九百年中，铁只是一种可能的生产力，并没有被广泛用于改造自然界，变成现实的生产力。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从殷商到西周，中国是奴隶社会。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井田制”。一块井田，往往有几千到儿万名奴隶集体耕作。这种大规模的集体的强制劳动，已经形成了较大的生产能力，足够满足奴隶主阶级奢侈生活的需要了。如果使用铁器，就可能导致大量开荒，发展“私田”，不利于“井田制”的巩固，会给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带来极大的危险。因此，尽管铁早就被发现了，但却长期被打入“冷宫”，不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这种情况说明，奴隶制生产关系已经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是腐朽不堪了。
    但是，奴隶制生产关系是阻挡不住生产力的发展的。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法家的先驱者管仲，在同齐桓公讨论富国强兵之策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俦锄夷斤网，试诸壤土。”美金指的是青铜，恶金就是指的铁。从管仲的活里可以看出，尽管奴隶主阶级竭力阻碍铁器在生产上的使用，铁器还是在部分地区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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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使用起来了。当时，齐国所以能够把铁器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就是延绵不断的奴隶起义，促使齐国最早实行生产关系的变革。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新兴地主阶级逐步壮大起来，过去的奴隶也变成了农民。农民在新的生产关系下，生产积极性比较过去有了提高，也开始要求使用铁器生产工具了。于是，在管仲的辅佐下，齐国的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不多几年，就“甲兵大足”，“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了春秋五霸之一。齐国开了头，其他各诸侯国不久也陆续开始了变革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斗争，铁器在生产中使用越来越广了。使用了铁器生产工具，原来“蓬蒿藜藿”的荒地，陆续被开垦成了良田沃土。春秋时期，单是宋、郑两国间被开垦出来的“隙地”，就形成了六个邑。这些新开出来的土地，变成了“私田”，新兴地主阶级发展了，“井田制”崩溃了，奴隶制度瓦解了。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在我国古代，只有通过变革奴隶制生产关系，才能使铁器在生产上得到广泛使用，而铁器在生产上的广泛使用，又进一步促进了奴隶制度的灭亡。这个过程，也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
    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封建生产关系，铁器的生产和使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促进了封建社会初期的繁荣。到了西汉中期，三百人以上的冶铁工场，就有
    四十多处。当时，中国不但能够大量炼铁，而且已经学会了炼钢，甚至有少量的钢出口。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得汉武帝时期“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西汉的手工业也得到了发展。
    东汉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始出现了停滞趋势。原因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开始走
    ·上了衰落的道路，同生产力的发展逐渐不相适应了。但是，生产力总是要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的，历史上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就是生产力同生产关系发生激烈冲突的集中表现。“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唐、宋之间，我国劳动人民陆续发明了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
    三个重要条件一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为人类历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但是，不根本变革封建生产关系，生产力的飞跃发展是不可能的。直到西欧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才在人类历史上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摇撼旧世界基础的杠杆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英国北郎卡那布莱克本地区有一对哈格里沃斯夫妇，一个在织布，一个在纺纱。纺着，纺着，纺车忽然倾倒，纺锤（纱锭)由水平状态变成直立，却依然转动不停。这个有趣的现象引起了哈格里沃斯的思索。他想，一个人用这种纺车纺纱，只能纺出一根纱，多慢啊！无论如何赶不上我织布的要。如果能有一架许多纺锤并列的纺纱机该有多好！从此以后，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纺织手工业劳动者，进行了反复的琢磨和试验。一七六四年，他终于创造了一部只需一个人操作，就可以同时带动十六到十
    八个纺锤的纺纱机，并用他女儿的名字命名为“珍妮纺纱机”。它的诞生，成了“摇据旧世界基础”的杠杆，开始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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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不久，英国北郎卡那普累斯顿地区的一个理发师理查·阿克莱发明了水力纺纱机。一七七六年，郎卡郡菲尔伍德地区的赛米尔·克伦普顿又综合了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的特点，发明了驼机。它纺出的纱既精细又结实，一次可以转动三四百个乃至更多的纱锭。一七八七年，卡特赖特发明了动力织布机。它的生产效率相当于手工劳动的四
    十倍。在差不多同时，詹姆斯·瓦特制成了蒸汽机。一七八五年在诺定昂那建立了第一个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纺织厂。从此，蒸汽机在一切工业部门迅速得到推广；以蒸汽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爆发了。
    十八世纪人类获得了这样巨大的生产力，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早在一六八九年，就有
    人制成蒸汽机了。一七O五年，经过纽可门的改进，又制成了可以应用到矿井里的蒸汽抽
    水机。但是，这些新的生产力刚问世的时候，同铁被发现时的命运差不多，长期得不到推广应用。这是因为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之交，在英国等一些西欧国家虽然已经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但是革命成果极不巩固，经常发生封建主义复辟。一直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即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已经过了一百年，资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面确立，这个以蒸汽机为代表的产业革命才得以蓬蓬勃勒地开展起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机器的普遍使用，使生产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使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巨大的提高。“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一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
    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生产也社会化了。从前归个人私有的生产工具，可以一个人单独使用，现在变成了只有许多人在一起才能共同使用的机器一生产资料社会化了；从前纺纱织布是个人的或家庭的一系列行动，现在却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一生产过程社会化了：从前劳动产品是个人劳动的产品，现在成了许多人共同劳动的产品一产品社会化了，社会化的生产要求由整个社会来组织生产。但是，机器、厂房等一切生产资料却掌握在资本家手里。这样，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资产阶级自己唤起的生产力变成了反对自己的力量。从一八二五年英国瀑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后，资本主义世界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这种情况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极端腐朽，它再也不可能替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天地了。马克思说：“蒸汽大王在前一世纪中翻转了整个世界；现在它的统治已到未日”。“经济革命之后，一定要跟着政治革命，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表现而已。”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就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第一次演习。
    但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叛徒们却竭力宜扬唯生产力论，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伯恩施坦胡说什么：“最高生产力，即社会总劳动的最高生产率的问题，是社会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俄国的机会主义者也豉吹“政治始终是服从于经济的”，“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经济利益面进行的斗争，对它的阶级发展和解放斗争应当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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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对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决斗争，他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到了一九一七年，列宁领导的十月
    社会主义革命，正式宣判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死刑。
    历史的新纪元
    人类历史进入了二十世纪，一种新的生产力又出现了。它就是原子能。原子能是原子核裂变时发出的能量。原子体积虽小，但在裂变时发出的能量却是很大的。一公斤铀原子裂变时发出的能量，相当于二百五十万斤煤燃烧时的能量。一市两铀原子裂变时发出的能壓，足可以推动火车从广州开到上海，再开往北京。显然，如果原子能能够在生产上得到广泛的应用，它将进一步推动生产力得到巨大的发展。
    对于原子能的研究，早在本世纪初就开始了。到了一九四二年，科学家们就发明了热中子链式反应堆，使大规模使用原子能成了可能。可是，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美国应用原子能发电，只占到所有动力来源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动力来源仍然是靠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相反，大量的铀却被用来制造杀人武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更加疯狂，它拥有的核武器同美国相比，已从数量上的劣势转变为目前的优势，并且拚命在质量上赶上和超过美国。争夺核优势，已成为苏美争霸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情况说明，人类尽管已经获得了原子能这种新的生产力，但是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制度下，并不能发挥它积极的作用，来为人类社会服务。
    苏修叛徒集团竭力鼓吹：随着“原子时代”的到来，列宁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原理已经“过时”了，理由是因为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预见到“原子时代”的到来。这是彻头彻尾的无耻澜言。
    发现了原子能以后，难道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就不需要变革早已腐朽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需要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了吗？现代修正主义販卖的唯生产力论，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恩格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晌的发现的时侯，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原子能的发现，一切新生产力的出现，都只是意味着新的政治革命即将来临，而决不意味着可以放弃革命。
    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在人类历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新胜利和新证实。
    解放以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我国的机械工业、治金工业、化学工业、电子工业…迅速地建立和发展了起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飞跃发展，正是在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部分的过程中取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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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推动力。”就拿北京和上海来说，一九七四年，北京一年的工业总产值就等于一九六五年一年的三倍；上海一年的工业总产值，等于一九六五年一年的两倍。我国原来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但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原子能的利用得到长足的进展。我国不但能够制造核弹，而且使原子能在工农业生产和医疗卫生事业方面日益获得广泛的用途。马克思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我国农业和工业的两面红旗一大寨大队和大庆油田，就是我国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的缩影。大寨和大庆，同解放以前相比，天还是这样的天，地还是这样的地：大寨是七沟八梁一面坡；大庆是蔚蔚蓝天，莽莽草原，条件够艰苦了。但是，社会制度变了，人的精神面貌变了。人变地变产量变。大寨依靠贫下中农这个最强大的生产力，建造了大块的水平梯田和“人造平原”，原来的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了“三保田”和，“海绵田”。一九七四年，全大队的粮食总产量相当于解放初的十倍。大庆油田依靠工人阶级这个最强大的生产力，取得了丰硕的经济之果。就产量来说，如今一个大庆已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五个大庆。大庆油田的老油区，一九七四年增产的原油就相当于一个中等油田的产量。新油区经过二年多的开发建设，已初具规模，生产能力相当于一九六○至一九六四年大庆油田五年建成的生产能力。现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正在深入发展，这必将引起我国社会生产力和我们国家的整个面貌发生更加深刻、巨大的变化。
    解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是在马克思主义路线不断战胜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发展的。·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刘少奇、林彪破坏社会主义生产的破烂武器之一，就是搞唯生产力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唯生产力论表现为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些修正主义路线头子，一会儿说，杜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尽快地发展生产力”；一会儿又说，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可以“经济为主”“捎带政治”，等等。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诱使人们放弃阶级斗争，让他们放手搞修正主义，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今天，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取得迅速发展，就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特别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修正主义路线，其中包括对唯生产力论进行反复的批判的结果。但是，只要社会上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唯生产力论的影响还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批判唯生产力论，仍然是我们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不断推动社会主叉生产的巨大动力。一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只要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必将日新月异地不断地向前发展。到本世纪末，我国将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站到世界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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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战线
    “斗争并没有停上”
    读话剧剧本《樟树泉》
    上海味精厂工人杜恂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一片大好的形势下，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什么？还存在不存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以第十次路线斗争为背景的话剧刷本《樟树泉》〔注)，描写了某地委试点工作组组长赵春山和樟树泉农场革委会主任潘伯祥之间这样的一场争论：春山：你觉得…现在这里都很太平了？
    潘伯祥：没事，这没事！文化大革命的浪头刚过去，还能有什么？
    春山：毛主席为我们定了一条革命路线，但是照不照这条路线走呢？斗争并
    没有停止。…
    赵春山和潘伯祥之间的争论，是关系到要不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不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重大原则争论。剧本围绕着坚持开垦还是放弃十万亩盐碱地的问题，深入展开了这一矛盾冲突。
    赵春山坚定地主张开垦十万亩盐碱地。这不仅是因为他从全局的高度看到，全省碱地面积很大，要把农业搞上去，就必须扭转大面积的盐碱地不能种庄稼的局面，改造这十万亩盐碱地，可以为全省提供经验：更重要的是，他清醒地看到，怎么对待这十万亩盐碱地，是一个要不要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正确方向的问题，是一场尖锐的路线斗争。文化大革命前，这个问题就是全省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焦点，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压制下，改造盐碱地被迫下马。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造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突破口”。赵春山和他的战友们，高举着红旗，重新开进了碱区。赵春山感到，尽管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总会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注)这个剧本发表在一九七四年出版的朝酸丛刊青春颂上，作者陆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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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十七年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的案”。在赵春山看来，有些人，今天否定了改造十万亩盐碱地的正确方向，“明天就可以去否定一九六六年对旧省委修正主义问题的冲击，后天他们就会对党内、对社会上那坚决反对修正主义的力量下手，重写一九六六年以来的中国历史…。这就是复辟！”
    事实正是这样。反对改造十万亩盐碱地的代表人物，是钻进农场领导班子的阶级异己分子刘裕如，而刘裕如又得到了省农办个别人的支持，省农办的个别人搞的则全是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那一套。剧本所写的一九七一年春天，林彪反党集团不甘心他们在
    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的失败，疯狂对抗批修整风，正在策划更为恶毒的反革命阴谋。省农办的个别人，秉承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意旨，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十七年省委农村工作存在不存在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向文化大革命发动猖狂反扑。他们指使刘裕如“要在那十万亩问题上做文章”，借这个题目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切”统统“扭过来”。一时，农场上空，黑云滚滚。樟树泉农场展开的这场斗争，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反映。
    但是，潘伯祥对自己眼皮底下的这场严重的斗争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口口声声“没事，没事”。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胜利了，“天下太平”了，注意力应该转移到生产上去。他成天忙忙碌碌，对那些计划、报表、指标、数字兴趣很大，对于阶级斗争漠不关心，这就丢掉了一切工作的纲。他不是没有看到改造十万亩盐碱地“是对旧省委农业工作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有力批判”，但他在生产第一的思想支配下，一想到改造“碱窝”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就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刘裕如的主张，要把开垦盐碱地的人员撤下来，转移到土质较肥的红枫滩上去。当别人要他考虑一下这样盲目转移的政治后果时，他很不以为然：“什么政治后果？从碱地上回到好地上去，让粮食产量翻一番，这就是后果！文化大革命后，谁能争到粮食，谁就是胜利者！”
    潘伯祥曾经不无自慰地说：“我？闹个生产还可以。”果真如此吗？列宁说得好：“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他主张文化大革命后主要应当抓生产，潜台词无非是说，文化大革命并不能推动生产的发展，甚至还拖了生产的后腿。“这种唯生产力论的观点，使他一度完全迷失了政治方向。他认为“产量就是贡献”，“贡献”给谁呢？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修正主义复辟了象今天苏联那样，即使摘了一点粮食，还不是只能“贡献”给
    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其实，离开了革命的统帅，潘伯样自鸣得意的“闹生产”的办法，只能是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的老一套。他对刘裕如鼓吹的“恢复正常秩序”之类的鬼话，特别听得进去。什么“正常秩序”？难道革命不是正常的秩序吗？怪不得潘伯祥要弹起眼睛圳斥群众说，“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了，贴什么大字报！”由此可见，他向往的那种秩序，就是那种要群众盲目服从、安分守己、唯唯诺诺的秩序，就是刘少奇一伙鼓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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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台上咳嗽一声，台下鸦雀无声”的秩序。恢复了那种秩序，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就要受到极大的压抑，其结果只能是资本主义泛滥，冲击无产阶级专政。不管潘伯祥的主观愿望如何，搞唯生产力论那一套，实际上就是要变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潘伯祥认为没有斗争了，这本身就反映着斗争，反映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他尽管同阶级异已分子刘裕如有本质的区别，但他的许多思想都是从刘裕如那儿来的。刘裕如那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正是以“没有斗争”为烟箨，猖狂地向无产阶级进攻。这股复辟倒退的反动思潮，其源盖出自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之际，林彪伙同陈伯达迫不及待地提出今后的任务应该转向“发展生产”，修改和否定党的基本路线。他们的反动行径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严肃批判。林彪的这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意志和愿望。《樟树泉》以其生动的艺术形象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每当社会主义革命赢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失败的阶级往往要煽动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反动思潮，以麻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斗志，好让他们“走回头路”。这是阶级斗争的
    一个客观规律。我们有些同志，比如象潘伯祥那样本质并不坏、并有过一段光荣革命经历的人，如果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放松了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资产阶级思潮就会乘虚而入，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实质上就是跟资产阶级走，向资产阶级投降。这是很危险的。
    樟树泉农场的这一个回合的斗争，以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失败而告结束。批修整风的初步胜利，保卫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大大地发扬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潘伯祥也在斗争中受到了教育，实现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刘裕如不是造谣说赵春山反对开发红枫滩吗？事实是最好的回答。恰恰是赵春山，最理解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对于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物质基础的重要意义。在赵春山领导下，农场群众不仅在
    十万亩盐碱地的改造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还通过调查研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比潘伯祥计划中的数字还要大得多的红枫滩垦荒计划。潘伯祥搞生产第一，见物不见人，结果中了阶级敌人的圈套；赵春山用革命来统帅生产，取得了生产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大发展。两条路线，两种结果。
    赵春山在同林彪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时，曾经意味深长地引导群众学习当时《红旗》杂志上的一篇战斗文章，《路线斗争决不能休战》。这是剧本的画龙点睛之笔。尽管粉碎了刘裕如的阴谋，但是斗争还在继续。省农办的一个什么副主任又以“核实情况”为名，跑来和农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较量了，又一个回合的斗争开始了…
    斗争并没有停止，斗争在继续。刷本《樟树泉》体现的这个主题，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鲜明的现实性，很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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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台收到的一封来信
    黄元
    余永锦周勇闯
    上海电视台领导同志：
    我们是江西井冈山地区拿山公社小通大队的上海知识青年许振能的家长。在今晚的电视节目里，高兴地看到了你们去井冈山拍摄的电视纪录片《井冈山上新农民》。看到了孩子们的镜头，他们长得很使壮，圆圆的脸庞，粗大的手臂。八
    十三岁的老祖母情不自禁地叫道：“山羊胖了！”（山羊是振能的小名）这时侯，向阳院里看电视的邻居都跟着欢呼起来：“山羊胖了”，“山羊胖了！”
    孩子到农村已经七年了，他们自觉地坚持农村干革命，走在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上，这是我们的幸福和期望。孩子们在这样广阔的天地里是大有作为的。你们冒着炎热，攀山越岭，摄下了珍贵的镜头，给我们带来无比的温暖，在此，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许舒风石家声
    一九七五年九月
    这是上海电视台收到的无数群众来信中的一封。语言是朴素的，但是，托于信中的感情是真挚的，是火热的！对于电视工作者来说这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刚从江西拍片回来的电视摄影记者小朱和小穆说，“小许是小通大队知识青年三英雄之一，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每当为了拍摄一个镜头而攀悬崖、登峭壁时，为了捕取二个画面而在闷热的草丛中待半天、身上被蚊子叮咬时，我们就想起了成年战斗在井冈山区的知识青年的动人事迹。我们把这么好的青年反映给上海的家长和各条战线的同志，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哪1”这是电视工作者的心声。
    的确，电视是时代的反映。是知识背年上山下乡的革命洪流召唤着电视工作者满怀激情地去歌颂它，反映它。我们的电视工作者背起摄影机，走出演播楼，意气风发地投入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革命行列之中。在北去的列车上，电视工作者和第一批去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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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江的知识青年一起奔赴万里北疆；在皖北的山山水水，电视工作者也留下了自已的辛勤足迹；在巍巍的井冈山区，红色的土地上又洒下了电视工作者的汗水，…哪里是知识青年战斗的地方，那里就是电视工作者工作的岗位，上海人民就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那里蓬勃的生活画面。
    上海电视台的这条路走对了，一这是许振能父母的信对电视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评价，也是广大工农兵观众的一致看法。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知识青年家长感慨地说：“过去只听说有顺风耳朵千里眼，那只是神话。而今天，电视才给我们真正安上了顺风耳朵千里眼，坐在电视机旁就能看到祖国各地的革命景象，看到千里以外孩子们的音容笑貌。说实话，过去孩子们给我写信，我还有点不相信呢，现在，电视好象代孩子们写了封最真实的信，我不仅一百个放心，自己还想退休以后上井冈，和他们一起大干一番呢！”“代孩子们写了封最真实的信”！是啊，那一部部采自祖国各条战线的电视影片，不就象替各条战线给我们寄来了一封封最真实、最形象的“信”吗？它把祖国各地战斗、胜利的信息传递给上海人民，开阔着人们的政治视野，激励着人们投身到伟大时代的革命洪流中去，和电视中的先进人物一起为共同的革命事业而奋斗。这就是广大工农兵观众爱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电视的原因，也是这位家长看了电视后向往井冈山的道理。
    写这样的“信”是要付出艰巨的劳动的。上海电视台有一位老摄影记者，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曾拍了《海南岛之行》的电视影片，那只是抒发了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文化大革命教育了他，这次他在外地农村为了“代孩子们写信”，拍摄《扎根山区的上海知识青年》时，和知识青年一起战天斗地，跋山涉水，不畏辛劳。后来脑后勺下面突然生了一只痈，肿胀发痛，但他想到知识青年的动人事迹和作为电视工作者的责任，就坚持拍完片子。等到回上海看病，医生大吃一惊地说：“怎么不早来看，再过两天就要危及生命啦！”这位摄影记者淡然一笑：“我如果早来，就要危及片子了。”片子，一封何等重要的“信”，它凝结着电视工作者对工农兵观众的一片深情厚谊哪！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电视台遵照毛主席关于“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指示，努力以阶级斗争为纲，准确及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迅速反映当时政治形势的主流和本质，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和工农兵英雄人物，用那一封封采自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充满时代气息的“信”，在电视屏幕上构成了壮丽多采的时代窗口。从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看到首都转播来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神采奕奕会见外国来宾的光辉形象，看到祖国各条战线欣欣向荣的美好图景，看到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犹如山花遍地盛开。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中，展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浪潮一全市电视批判大会；当社会上刮起一股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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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运动的阴风时，全市二十多万应届毕业生在电视机旁收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电视座谈会；一九七五年夏天，上海各街道里弄纷纷办起了向阳院，晚上，孩子们在电视里就能看到孔宪凤大姐姐、董克礼、吴根生两位民警叔叔的英雄事迹；知识青年回沪期间，还可以在电视前上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哲学和农业生产技术等各门知识。时代的窗口和战斗的时代紧密相连，它奔腾着时代前进的浪涛，从而召唤起亿万人民满怀豪情地投入到伟大时代的洪流中去，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电视和广大工农兵观众同志式关系的生动体现。
    这种新关系是我们社会主义电视的骄傲。“冷眼向洋看世界”，试看资本主义国家的电视“窗口”，却显得何等腐朽和反动。电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没落的时候出现的，它一开始就是大资产阶级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也是饱食终日的资产阶级分子追求享受、刺激等腐朽生活的伴侣。在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电视更是直接为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服务，对人民群众灌输西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文化大革命前，上海电视台也受到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彪响，才子佳人、轻歌漫舞占据着电视屏幕。今天，上海电视台刚努力开始反映工农兵的战斗生活，就收到了象许振能的父母那样热情洋溢的来信，这说明了一个真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电视发展道路绝对走不通；只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努力使电视“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宜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陕工农兵的战斗生活，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才是发展社会主义电视的光明灿烂之路。
    临调查结束的一天晚上，我们兴奋地登上了高高的电视塔，凭栏俯瞰：黑天鹅绒一般的夜幕之下，亿万晶莹的灯火似无数细小的钻石熠熠发光。在这一片浩瀚的灯海中，我们好象看见了千万架电视机也在其中闪光，数不清的人们正通过电视屏幕而看到我们时代的光辉形象。我们又仰起头，望着高耸入云的电视塔顶，想象着电视波正挟带着电视工作者给工农兵观众的一封封“信”从这里出发，迅速地奔向远方，而被千万架工厂、农村、部队、机关、学校、里弄和家庭里的电视机所接收；然而我们又想：这些充满时代气息的“信”不是正来自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亿万革命人民吗？我们的电视工作者不是每天都在做这件不寻常的采集工作妈？正因为这样，上海电视台才源源不断地收到广大工农兵观众的充满同志感情的来信，我们的电视波才被人们自豪地称为“红色电视波”。啊，“红色电视波”，请永远记住工农兵观众来信的嘱托，把革命、战斗的信息传送到四面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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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李白的法家思想
    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吴汝煜
    在唐代激烈的儒法斗争中，李白是站在法家一边的。他以丰富的诗歌创作宜传了法家进步思想，歌颂历史上法家代表人物，痛斥孔丘及儒家的腐朽政治。尽管他的思想夹杂有儒家和道家的成份，但是法家思想无疑占据着主要的地位。
    明朝杨慎曾经把杜甫与韩愈的作品并举，许为“雅正”，而把李白与柳宗元的作品并举，目为“放言”①。“放言”就是背离孔孟之道。杨慎看到了李白思想的叛逆性，看到了李白与柳宗元在思想倾向上的一致性。但是他没有、也不可能从唐代儒法斗争的高度来揭示这一问题的实质。
    唐帝国发展到开元、天宝时期，由于大地主集团逐步抛弃了唐太宗、武则天以来的法家路线，政治渐趋腐败。唐玄宗从开元末年起明显地转向尊孔。他把孔丘捧上“文宣王”的宝座，企图借助儒家的“礼治”维持现状，欺骗人民。而地主阶级内部的革新派则对儒家腐朽政治极为不满。他们要求继续奉行唐太宗、武则天的法家路线，改革弊政。儒法两家
    的斗争极为激烈。
    李白（公元七O一一七六二年）生于中央亚细亚的碎叶城（今苏联哈萨克境内）。五
    岁时随父李客迁居蜀郡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县）。李白幼年，武则天推行了半个世纪的法家路线还占者优势，社会上崇法的空气仍然比较浓厚。李白在思想上受到这股潮流的深刻影响。他所读的书，主要是诸子、史籍、奇书（包括《玉帐经火阴符经》一类的兵书）和辞赋。从李白诗歌中较多地化用《韩非子》、《管子》等书中的典故以及他后来所说的“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来看，他对法家著作有过认真的钻研。李白从小就爱同“豪雄”交往：“结发未识事，所交尽意雄。”(<赠从兄襄阳少府皓)并能“混游渔商”（心与贸少公书），唯独不乐意同儒生相处：“文儒少逢迎”（心自广平乘醉走马六十里至邯郸登城楼览古)。他渴望建功立业，反对白首穷经：“还须黑头取方伯，莫谩白首为儒生。”（悲歌行）李白的生活道路同他后来尊法反儒思想的形成是有很大关系的。
    公元七一八年，李白向法家赵蕤学习“纵横术”。赵蕤著有《长短经》十卷（今存九卷）。由于当时孔丘的地位已经被抬到吓人的高度，法家不便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号，赵蕤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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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的学说称为“纵横术”。其实，这部书是“杂霸之学”②，是一部崇法的著作。赵蕤强调“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坚决反对儒家的“宪章先王，广陈德化”③，并针对当时豪强横行、土地集中、武备弛坏等严重问题，提出了“明版籍、审什伍、限夫田、定刑名”、“修武备、严禁令”④等一整套改革主张。李白跟赵蕤学习一年多同，接受了他的学说，《新唐书·文艺列传》说他“喜纵横术”就是证明。李白自称“报国有长策”（赠从弟例>），并一再以历史上法家代表人物自许：“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甫吟”。(《留别王司马截》)
    公元七四二年，李白受到唐玄宗的征召。他认为这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的机会，因此决心要用法家路线的“长策”来“匡君”了。在《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诗中，李白明确表示要做“管葛”，希望象法家管仲和诸葛亮那样来匡正国君。在供奉翰林期间，他“敢进兴亡言”(《书精赠蔡舍人雄>)。赵蕤说他的《长短经》“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李白的“兴亡言”讲的也是这些内容。李白为加强中央集权作了很大的努力。李白有这样两句诗：“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前一句说的是要“尊主”，加强君权；后一句说的是瞧不起权贵，打击他们的气焰。唐宋人称他“潜草诏诰”⑦、“造膝说词”⑧，都是他“匡君”、“报国”的写照。由于权贵们的打击和唐玄宗的“弱植不足援”（书情赠蔡舍人雄)，李白终于被排挤出长安。显然，李白与唐玄宗之间的斗争是一场儒法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法家赵蕤是李白思想上的支柱。李白寄诗给赵蕤倾诉胸臆说：“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良图俄弃捐，衰疾乃绵剧。”（准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但是，李白对自己的信仰并没有动摇。“三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贈别郑判官）他继承了屈原守正不移的高贵品质和力矫颀俗的战斗精神，带着自已的诗笔，继续投入了尊法反儒的斗争。
    二
    法家是讲统一、讲中央集权的。李白继承并宣传了这一理论，他在《君道曲》中写道、“大君若天覆，广运无不至。轩后爪牙常先、太山稻，如心之使臂”，意思是说，国君应该统帅一切，君对臣、中央对地方必须“如心之使臂”一样，拥有完全的指挥权。李白还说：“谟猷可以尊主”（心送戴十五归衡岳序）。强调中央集权，强调尊主，这是李白诗歌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他政治思想中的显著特点。
    安禄山、史思明反叛中央，破环国家统一，这使得李白忧心如焚。他说：“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他痛斥安、史叛军的分裂罪行：“大盗割鸿沟。”（赠王荆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在严重的分裂危机面前，李白写了大昼激昂慷慨的诗歌，赠给从军的亲威和朋友，鼓舞他们奋勇杀敌。“酣歌激壮士，可以摧妖氛。”(《九日登巴陵囹酒望洞庭水军》)李白所写的大量以平叛为主题的诗歌，在维护国家统
    一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李白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但仍然壮怀激烈，斗志昂扬。他说：“抚剑夜长啸，雄心日千里。哲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其二)希望用武为平定叛乱，恢复国家的统一和安宁。李白积极投身到平叛斗争中去，两次参加箨府，抱病从军。有比较才能鉴别。杜甫在这方面是比不上李白的。杜甫虽然也反对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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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却一直避居西南，说什么“中原格斗且未归，应结茅斋看青壁”(《阀山歌)，缺乏昂扬的战斗精神。
    秦始皇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人。主张统一，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就要歌颂秦始皇。李白热情地歌颂拳始皇：“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飞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雄图发英断，大略驾群才。收兵俦金人，函谷正东开。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古风》其三）开头四句，诗人情不自禁地欢呼了秦始皇的统一事业；以下六句，充分肯定了秦始皇为巩固国家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所采取的一系列革命措施。显然，李白在秦始皇身上，寄托着“使襄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理想。对法家李斯，李白称赞他有“安黎元”(《留别于十一完逖裴
    十三游塞垣)、“匡社稷”(《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的功劳。对法家刘邦，李白怀着激动的心情为他唱了一曲赞歌：“按剑清八极，归酣歌《大风》。”（登广武古战场怀古）
    有人说李白缺乏政治头脑，这是不正确的。李白对安禄山的叛乱早就有所觉察。公元
    七五三年，李白写诗警告唐朝统治集团说：“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远别离》)
    十分尖锐地提出了加强中央集权以防止权臣作乱的问题。这在当时确实是十分及时的。卖国贼林彪对“权归臣兮鼠变虎”一句特别欣赏，恰恰暴露了他是安禄山一类的两面派和个人野心家。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李白发表的政治见解也是很可贵的。公元七五七年，平叛斗争取得重大进展。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杀死，史思明也被击败。在有利的形势面前，唐肃宗并不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地捣毁叛军的巢穴范阳，而是急于要进长安享受做皇帝的尊严。李白当时虽然身系牢狱，但仍然对时局提出自己的看法：“宇宙初倒悬，鸿沟势将分。英谋信奇绝，夫子扬清芬。”（送张秀才谒高中丞）诗中的“夫子”是指张孟熊。张孟熊要去投奔镇守在扬州的高适，献灭胡之策。李白当时正在读《留侯传》，觉得张孟熊有留侯张良的风度，便以张良的事迹来勉励他。张良在楚汉相争中力主统一，反对项羽的分裂路线，贡献很大。李白强调这一历史经验，表达了他反对妥协和希望抓住有利战机歼灭分裂势力的远见卓识。儒家“言必称尧舜”，死守“先王”之道，反对任何变革。李白有力地批驳了这种儒家说教；他在《怀仙歌》里说：“尧舜之事不足惊，自余籍嚣直可轻。”儒家认为尧舜是“圣君”，李白的轻尧舜，包含着反对儒家“法先王”的意思。杜甫是主张“法先王”的。他说：“先王作法皆正道”（石犀行）。他的政治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而对法家推崇的“后王”则很反感：“后王尚柔远，职贡道已丧。”（剑门）可见，李白与杜甫在政
    治路线上是有分歧的。
    唐玄宗推行儒家任人唯亲的反动路线，让腐朽无能的贵族权豪把持了政权。安史之乱爆发后，这条路线的恶果完全暴露出来。大批公卿败窜、降贼，丑态百出，李白尖锐地嘲讽道：“公卿如犬羊。”(《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厦韦太守良宰》)他认为有才能的人是在下层：“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他还举出了秦国范雎、蔡泽的例子说明法家主张从下层人民中选拔人才是正确的：“他日见张禄，梯袍怀旧恩”(《送每·郡刘长史迁弘农长史)；“君不见，蔡泽嵌枯诡怪之形状，大言直取秦丞相。”（鞠歌行）张禄就是范雎，范、蔡两人都以自己的法家才能为秦昭王所重视，被任命为宰相，为案国的强大作出了贡献。李白这种强调从下层人民中选拔人才的思想，同韩非关于“宰相必起于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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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将必发于卒伍”的观点是一致的。
    李白鲜明的法家思想是以他进步的世界观作基础的。他在《日出入行》中说：“草不谢荣于春风，术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明确提出了天地万物的变化是自然现象，并不是由神来主宰的。天不过是自然的天罢了。李白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说：“青云当自致”(《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主张通过主观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地位。中唐时期，柳宗元、刘禹锡曾经猛烈地抨击韩愈所宜扬的唯心主义天道观。在反对儒家的“天命论”方面，李白同柳宗元、刘禹锡是有共同之处的。李白根本不相信儒家所鼓吹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鬼话。他说：“日月终销毁，天地同枯槁”(《拟古十二首》其八)。还说：“大力运天地，羲和无停鞭。功名不早著，竹帛将何宜？”(《长歌行)认为天地是变化的，人的主观努力可以改变不合理的现状。李白的思想比较解放，比较有斗争性。他的作品具有狂呼怒叱、日月为奔的反抗力量，他本人义能立志改革，这一切都是同他世界观中发展、变革的思想分不开的。
    三
    孔丘被捧上文宣王的宝座，标志着唐代大地主、大贵族集团的彻底腐朽。他们垄断政治，压抑进步人才。·“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现实的教育使李白认识到，孔学与政治上的腐朽势力是勾结在一起的。因此，把批判孔丘同批判政治上的腐朽势力结合起来，就成了李白反孔斗争的显著特点。恩格斯说过：“愤怒出诗人”。李白的反孔诗篇燃烧着强烈的怒火。他敢于对孔丘嬉笑怒骂，称他为“鲁叟”（早秋赠斐十七仲堪）、“泣麟老人”，讥笑他“困厄”（鞠歌行》）。李白在嘲弄孔丘的同时，也没有放过现实的尊孔派。他直截了当地宣布说：“仲尼且不敬，况乃寻常人1”（送鲁郡刘长史迁弘农长史》）“寻常人”犹商脯人，指当时狂热尊孔的上层统治集团。李白对他们表示了极大的蔑视。
    在李白的笔下，过去的所谓“名儒”成了可耻的必须否定的对象。试看《赠何七判官昌浩》：“羞作济南生，九十诵书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济南生就是活到了西汉初年的秦博士伏生。秦始皇下焚书令，伏生蓄意对抗，搞韬晦之计，把儒书藏在墙壁里。到了汉文帝时期，他出来传授《尚书》。李白极为鄙薄伏生的为大。再如在《存行且游猎篇》里，李白说，“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李白在这里不仅抨击了一般儒生，而且还批判了号为“群儒之首”的董仲舒。，鲁国是儒生的集中地区。李白对鲁儒十分憎恶，他在著名的《嘲鲁儒》诗里，.揭露了儒生“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的不学无术，勾勒了他们的丑恶形象，肯定了李斯打击儒生的历史功绩。在李白的反儒诗篇里出现李斯的形象，表明李白的反儒思想是同尊法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唐代的大儒往往身兼高官，是当时极端的腐朽派。李白在《古风》三十中揭露了他们的荒淫无耻：“白首死罗绮，笑歌无时闲”，无情地鞭挞了他们的盗贼嘴脸：“大儒挥金椎，凿之诗礼间。”在《庄子·外物》篇上，有一个关于大儒与小儒以诗、礼发鲧盗墓的故事。他们
    一边用金椎规开死者的牙床骨，挖取口中的珠子，一边用诗、礼美化自已的卑鄱行径。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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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风流皇帝唐玄宗：一面大肆尊孔，一面穷奢极侈。唐玄宗不正是这样一个角色吗？
    儒家的腐朽政治造成了社会上大量不合理现象。李白愤怒地控诉道：“君不见曲如钩，古人知尔封公侯；君不见直如弦，古人知尔死道边。”（笑歌行）“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十五)李白感到现实社会是如此丑恶，他内心萌发着一种破坏现存社会秩序的愿望：“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我倒却鹦鹉洲。”(《江夏赠韦南陵冰)他要尽情嘲弄那些达官贵人：“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宣城九日同崔四待御与宇文太守游敬亭时登响山不同此赏醉后寄崔四侍御)甚至置封建礼教于不顾：“白壁黄金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他有时千脆宣布与统治集团不合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李白这种叛逆思想，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的革新派对儒家腐朽政治的强烈不满。尽管这种思想仍然被限制在地主阶级的框框里，并不触及封建制度本身，但它从客观上动摇了统治集团的威势，冲击了儒家腐朽政治。封建统治集团害怕李白。他们污蔑李白“夸诞”，目之为“狂客”，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李白意识到这种情况，索性宣布自已是“狂人”。六十高龄的李白依然高亢地唱道：“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不信孔学，嘲弄孔学，这是李白的可贵之处。在这方面，杜甫同样比不上李白。他虽然也偶尔对“儒术”表示过某种不满：“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但是，这不过是“不平之鸣，无可奈何之词”，“非真可谓儒术可废，亦非真欲孔跖齐观”®，何况那种不满是在“醉时”发的，当他清醒的时候便又说“孔门未应弃”了。李白对杜甫的尊儒倾向是不喜欢的。杜集中赠李白的诗有十四五首，而李集中赠杜甫的诗，真正靠得住是李白写的，并不多见@。这个现象前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弄清了他们的路线分歧，也就不难理解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古代文化要“别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李白的法家思想及其对孔学的批判，在历史上是进步的。柳宗元、李贺等进步作家曾经不同程度地从李白思想中吸取过营养。今天，我们也可以从中取得有益的借鉴。但是，必须指出，在李白的思想上有很多矛盾现象。他的一部分作品表现出浓厚的道数迷信、虚无主义和颓废色彩。他对孔学的批判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有时甚至对同一个问题，前后的认识截然相反。列宁在分析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时曾经指出：这“不仅是他个人思想的矛盾，而且是一些极其复杂的矛盾条件、杜会影响和历史传统的反映”。李白思想中的矛盾，也不是他个人思想的矛盾，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的。今天，我们必须联系当时的历史条件去分析李白思想中的矛盾，正确阐明李白的法家思想，认真研究他的尊法反儒的诗歌，从总结儒法斗争史、文学史上的阶级斗争经验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①《杨升庵外集》
    ⑦李阳冰《草望集序》
    ②《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⑧杨遂《李太白故宅记》
    ③⑥赵蕤<长短经·序
    ⑨王嗣奭杜臆
    ④《长短经·政体》
    ⑩洪迈容斋四笔卷第三《李杜往来诗》
    ⑤《唐诗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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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碣石
    谭其骇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写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魏武帝曹操登临的碣石现在何处？我们查阅了多种毛主席诗词注释和曹操著作注释，都说是已沦没入海，现在看不到了。一九七四年第二期《地理知识》上刊载了《沧海桑田话碣石》一文，又从现代地理科学角度，论证了古代碣石山确已沦亡入海。事实果然是这样吗？不然。
    碣石沦海说渊源甚古，始见于六世纪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但郦道元只是说原在陆上的碣石山为海水所侵，脱离了大陆，“立于巨海之中”，并没有说已不存在。到了十七世纪未，清初胡渭著《禹贡锥指》，对郦道元的记载深信不疑；可是在渤海北岸海上又找不到这座山，才创为郦时在海中的碣石山，在郦后已沦于海底之说。清末杨守敬著《水经注疏》，画《水经注图》和《历代与地图》，又基本上因袭了胡说。胡、杨二人是著名的考据学家，影响很大，从此碣石沦海说竟成为权威说法，为学术界所广泛采用。其实不论是郦道元的山在海中说还是胡渭、杨守敬等的沦没海底说，只要认真一推敲，都是站不住脚的。
    郦道元认为碣石山在汉武帝以前本在陆上，在汉武以后王莽以前这一段时间内，由于“海水西侵，岁月逾甚”，结果竟为洪波所苞。到他那个时代，就连山顶那块有如柱形的大石，在潮水大至时也要被淹没了(《河水注》、《濡水注、《禹贡山水泽地注)。今按：在王莽以后，不仅曹操普在郦前约三百年“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并且还有北魏文成帝在郦前约五六十年，北
    ·齐文宣帝在郦后不足三十年，都曾经登上碣石山观海，文成并且还“大飨群臣于山下”，“改碣石山为乐游山”（心魏书·高宗文成帝纪大安四年，《北齐书·文宜帝纪天保四年）。要是那时的碣石山当真就象郦氏所描述那样，只是一座出没于大海波涛中时隐时现的小小孤岛，怎么可能成为帝王们的登临胜地呢？既然这个岛屿潮水大至时就要被淹没，它的高度显然是很有限的，登上去有什么胜概可览？何况还得冒着生命危险趁退潮时上去，匆匆忙忙赶着在涨潮前撤回？可见郦指的那个海中的“碣石山”，决不是魏武等历代帝王所登的碣石山。碣石山名见于《禹贡》，在《汉书·地理志》里被称为“大碣石山”，又为从秦皇汉武以来直到北朝历代帝王东巡时所经常登临，象这样一座著名的大山，若说是由于地壳沉降而没入海底，少说也得经历几十万年、几万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岂有素汉北朝时犹见在，在几百年千把年后便杳无踪影之理？若说是由于北朝以后某年发生了剧烈的地展而突然陷没的，那便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灾变，为什么在历史记载里绝无一字提到？再者，关于碣石山沉没的地点，胡渭认为在昌黎县南海岸外数十里（附图△1），杨守敬认为在乐亭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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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旧滦河口外（附图△2），《沧海桑田话碣石》的作者认为在昌黎县东南七里海东海岸附近(附图△3)。可是，根据实地勘察，包括这三处在内的整个渤海北部海域，海深平均不超过
    二十米，海底平坦，全系沙质，距岸数十里内连石头都找不到，这哪里象是近千年来有一座大山沉没在这里？可见不管说沉没在哪里，凡沉没说都是不可信的。
    秦皇岛市
    北藏河9线
    回
    市
    县
    村
    镇
    铁
    路
    2
    山
    峦
    10
    20
    公里
    既然碣石山沦海说不可信，那末秦皇汉武魏武所登的碣石山究竟在哪里？答案很简单：就是现今河北省昌黎县北偏西十里那座碣石山。因为只有这座山，拔海六百九十五公尺，周围数十里，屹然特立于渤海北岸近海平原中，既与碣石之称(《说文：“碣，特立之石也”)相符，又高大得足供帝王们率领着成千上万扈从登上去；并且又位于东西交通大道的侧近，也便于登临。
    ,古碣石山即今碣石山，这并不是笔者的创见。自汉至明，历代的地理总志和正史地理志里都载有碣石山，既没有说在海中，也没有说碣石山有古今之别，可见所指都是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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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碣石山。(《大清一统志》受了胡渭的影响，才改称碣石山为仙人台山，认为别有一个古碣石山在昌黎县西南。)特别是生活在碣石山附近的当地人，都明确主张古碣石山即今碣石山，撰有专文，收录在《昌黎县志》、《永平府志》等地方志里。
    然则长期以来这种正确的说法为什么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大家反而要去相信荒谬无稽的沦海说呢？原因有二：一是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讲到碣石沦海既有三处之多，并且对当时的碣石情祝还作了很具体的描述：“今枕海有石如埔道数十里，当山顶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见，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则隐，及潮波退，不动不没，不知深浅，世名之天桥柱也”。言之凿凿如此，不容人不信。二是今碣石山距海达三十里，不仅不在海中，也不在海边，不适宜于登山观海。过去由于对这两点没有人作出正确的解释，因此古碣石山即今碣石山说一直未能为多数人所信服，古碣石沦海说反而得以广泛流传。
    我们认为确认古碣石山即今碣石山，对这两点还是可以作出恰当的解释的。
    估计约在东汉中叶以前，碣石山前的平陆上散布着许多露出地面的碣石山余脉其中有一条石脉断续相连长达数十里，一直伸展到海边一块特大的柱状石而止。东汉末年人文颖说：碣石“在辽西象县，条县今罢属临渝，此石著海旁”(《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注引)，指的就是这块石头。文颖时条县已省废，“条县今罢属临渝”一句，是他加上去的，他所依据的原记载则应写于案县犹见在时，即公元一四○年以前，因为以一四○年册籍为准的《续汉书·郡国志》里，已经没有案县了。
    东汉中叶以后，海水逐渐北侵，这一带的海岸线内移至逼近今京山铁路一线，原来的平陆成了一片浅海，浅海中到处耸峙着碣石山余脉，这就是郦道元在《譎水注》里提到的“沧海之中”的许多“山望”。至于原来那条从山脚下伸向海边的石脉，到这时候便成了郦道元所渭“枕海有石如埇道数十里”，而原来在海边的那块“碣石”，就成为“立于巨海之中”，潮至则隐，潮退则现的“天桥柱”了。所以在那个时期，曹操于建安十二年（公元二⊙七年）阴历九月里经过这里，登上碣石山一望，展现在他眼底的，正该是在他《观沧海》一诗里所描述的那一派风光：“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由此可见，郦道元关于碣石的记载，的确并不完全是凿空之谈。他说那个时候碣石在海中，潮至则隐，潮退则现枕海有石如埇道数十里；而这种情况是由于“昔在汉世，海水波褒，吞食地广”所形成的，这几点应该基本上是可信的。但他混碣石与碣石山为一谈，把原在海边的那块碣石的脱离大陆说成是整个一座碣石山苞沦于洪波，把时隐时现于海水中的天桥柱说成是在碣石山山顶上这是很大的错误。正是由于郦道元这个错误，后人读了《水经注》后，都不免要误以为秦皇汉武魏武所登的碣石山，郦时已在海中。这是碣石沦海说的根源。既然相信了郦氏此说，后世在海边又找不到这么一个在水中的碣石山，因而就产生了郦时的碣石山后来又沦于海底的臆说。
    那末郦道元时代孤悬海中的那块碣石，后来又到哪里去了呢？那是由于：约在郦道元时代之后不久，碣石山前的海陆形势和地貌又开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此以前，由滦河夹带下来的泥沙和海潮所推涌上来的泥沙与海生生物遗体，早已把山前近岸的浅海海底填淤得很接近于海面，到了这个时候，便大片大片地脱水成陆。先前布列在这一带露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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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的岛石，包括那数十里长有如埔道的石脉和那块碣石，也就陆陆续续为河海沉积物所埋没，消失在山前新成陆的平原的视野中。碣石消失了，但它不是沦于海，而是没于陆。与碣石的消失同时，碣石山前的景物也起了大变化。郦道元后约三十年，北齐文宣帝东征班师时虽然还是登上了碣石山，山前景物殆已非昔比。再过五六十年，隋炀帝在大业
    八年（六一二年）用兵辽东班师途中，即不再登临此山。这应该是由于在那时登上碣石山顶，虽然还是望得到海，但太远了，看不到“洪波涌起”了，至于山下近处，则既无“山岛竦時”，又无掩映于山海之间的丛林与百草，只是一片平原，没有什么可看的。从此以后，历代帝王对这个山就不再予以理会了。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六四五年）从辽东班师路过这一带时，“次汉武台，刻石纪功”。.汉武台在今北戴河海滨的山冈上。唐太宗之所以另选汉武台，而不按秦皇汉武魏武以来的故事登上碣石山去观览一下沧海然后刻石纪功，说明那时碣石山前的眼界已远不及北戴河海滨一带。
    据现代地质地理学者在华北平原进行钻探所得资料，滨海地区的地层，往往呈海陆相沉积更迭的现象，说明这些地区曾反复经历过多次海陆变迁。碣石山前的地层不仅也有这种现象，并且在山前近处还到处发现掩埋不深的草煤层，又说明了这一带在距今一二千年内曾经是草木丛生的浅海或泻湖、沼泽地带，后来为泥沙所掩埋才变成草煤。可见，我们根据历史资料作出推断，认为秦汉以来二千多年内碣石山前一带平原，曾经一度向内退缩，然后又向外伸展，而再次外展后的陆地，面积比汉以前原来的面积更为广大，高度也要比原来的高度大大增加，以致把原来的石脊或小山头全都埋没在莽莽平原里，这是完全符合于实地勘察的结果的。
    由此可见，碣石山离海较远，不甚适宜于观海，这是隋唐以来的情况。在此以前，海岸线远在今线之内，六朝时最北，秦汉时稍南，但距离山麓都不远，所以在那些年代里，碣石山正该是一个登临观海的胜地。
    根据以上考订，最后让我们对这个长期以来纠缠不清，以致成为毛主席诗词注释中的疑难问题的碣石问题，作出如下一个简括的结论：
    魏武以及秦皇汉武所登的碣石山，就是今天昌黎县北的碣石山。但山前的地貌，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在发生变化。约在东汉中叶以前，山前余脉露出地表，延伸至海边特立着
    一块巨石，被目为“碣石”。此后海水内侵，山前平地被淹，余脉露出水面的石块枕海如埇道数十里，那块“碣石”则随潮汛涨落时隐时现，有“天桥柱”之称。约在郦道元之后的北朝晚期（六世纪中叶以后），海水又大规模后退，山前出现了大片平陆，从此碣石不再成为登临胜地那些枕海石和那块特立的碣石，终于全都被埋没在平陆之中了。
    历史时期的碣石山一直屹立在渤海北岸，既没有脱离过大陆，更没有沦于海底。只有碣石山前的那块碣石，近二千年来曾经三度改变其相对位置：先是“著海旁”，继而“立于巨海之中”，最后沉埋于地表之下。
    这是我对碣石问题所作初步探索得出的结论，不一定正确，希望关心这个问题的同志们多多予以指正。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象我这样主要依靠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分析，是办不到的，重要的是应该对碣石山前的平陆和海域，作一番科学的细致的实地调查考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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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头所突
    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前后后
    施东、晖
    一九四一年，延安的许多领导干部，以十分热烈的心情迎接来自各抗日根据地的老战友！全党将一起投入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战胜机会主义路线的伟大政治斗争一延安整风运动。
    当时，延安虽然不是硝烟弥漫的前线，但同样充满了斗争。日伪把炸弹和汉奸不断扔进延安，蒋介石几十万重兵紧紧封锁着陕甘宁边区。更严重的，是一条被否定了的错误路线一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仍在继续对革命进行干扰和破坏。
    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后，党的路线一直是正确的。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瓦窑堡会议和一九三八年十月的六届六中全会，先后纠正了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全国几十万党员，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王明依然坚持他的一条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毛主席的伟大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不久，一九四○年三月，王明第三次出版了他的“左”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正是这本小册子所系统提出的错误路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的灾难，使党的力量在白区儿乎损失了百分之百，在革命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王明这一次把它重新抛出来时，玩手折中主义，在《三版序言》中胡说什么“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不但公然翻历史的案，甚至狂妄地提出要把这本反马列主义的小册子列为'党内教材。王明还一再作讲演，写文章，重弹早已被六届六中全会批判过了的褴调。他继续鼓吹“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投降主义口号，妄图取消我党领导的革命政权和人民军队。他依然主张向蒋介石国民党投降，不惜肉麻地吹捧国民党决定在一九四○年颁布伪“宪法”和召开伪“国大”，说这两件事是“标志着中国民主政治新阶段的到来”，并鼓吹国共两党“亲爱精诚互让互助”等等。妄图把这一条已被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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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六届六中全会否定了的错误路线重新强加于全党。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不只是王明一个人跳出来翻案。当时，在华北的彭德怀，在华中的项英，南北呼应，仍在竭力推行王明路线。窃踞党的北方局书记的彭德怀，在六届六中全会后还大肆鼓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口号，并且于一九四○年八月，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擅自调动八路军一百十五个团，发动了所谓“百团大战”，进攻敌占交通要道，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来贯彻政治上的右倾投降主义。担任党的东南局书记的项英，也竭力推行王明一切相信和依靠蒋介石反动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拒不执行党中央关于在华中敌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以致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当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时，遵到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使新四军军部和九千余名革命战士几乎全部损失。这是执行王明路线的又一次血的教训！
    毛主席在一九四○年十二月为党中央起草《论政策》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十年内战时期王明的错误是路线错误。然而有人却反对这个正确结论，认为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王明掌权的这个时期中，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而且对《论政策》中规定的我党在抗日时期的重要政策，也站在右的立场上加以反对。事实证明，一条正确路线，不经过长期争论，为广大群众和干部所掌握，就经常会在执行中遇到阻力。
    究竟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呢，还是王明路线正确？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认识问题，思想问题，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用学习和辩论的办法，回顾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来分清路线是非，提高人们的路线斗争觉悟。
    为了帮助全党同志深刻吸取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毛主席到达陕北后写下了一系列的光辉著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主席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批判了党内历次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间，毛主席又写下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从世界观的高度清算了从陈独秀到王明的
    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从一九三九年秋到一九四Q年初，毛主席先后发表了《<共
    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全面地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接着，毛主席又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极其重要的党内指示，总结了反对右的和“左”的两种机会主义的丰富经验。毛主席的这一系列伟大著作，为在全党开展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救育运动，彻底清算王明路线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从一九四一年春天起，毛主席、党中央为发动全党整风运动，进行了一系列重要部署。
    三、四月间，毛主席写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作风和方法，阐明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伟大真理。五月，毛主席召集了干部会议，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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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作风，强调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作风，为全党整风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一九四一年九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的一百二十名高级干部也参加了这次扩大会议。会议检讨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讨论了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克服主观主义，实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等重要问题。这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千部的一次整风会议，目的是为了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划清两条路线的界限。经过这次会议，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对于党史上的两条路线问题，初步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明确了从一九三一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而不只是具体策略上的错误。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中央和各根据地都成立高级干部的学习组，学习马列主义和讨论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毛主席还亲自担任中央学习组组长。这次会议特别强调，由于王明路线的影响，当时广泛地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是机会主义路线得以推行的思想基础；只有发动全党开展一个无产阶级思想作风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斗争，挖掉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根子，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才能从思想基础上巩固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全党的统治地位。因此，会议正式作出了在全党开展整风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这是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这天下午，毛主席亲自出席了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根据地和其他战线上的一千一百多名党的负责干部和新选出的七大代表。在会上，毛主席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重要讲演，向全党发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伟大战斗身召。七天以后，在中共中央宜传部召开的干部会上，毛主席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到会的有党中央各部的负责同志，党内外高级干部和从事文化工作、理论工作的干部共八百余人。整风运动在全党开展起来了。为了有力地领导整风运动，中共中央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由毛主席亲自任主任，康生同志任副主任。中央宣传部于四月三日发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亦称“四三决定”），决定指出：毛主席关于整顿三风的重要报告和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调查研究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是端正干部及党员思想，转变工作作风的锐利武器。同时，还公布了整风学习文件。
    在毛主席的关怀和领导下，文艺战线也开展了一场两条路线大论战，进行了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对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一场大斗争。一九四二年春天，钻进党内的叛徒丁玲、托派分子王实膝等人，连续发表反党毒草，这是王明路线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当时，王明所推行的一条文艺黑线，又黑又粗，统治着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文化部门，疯狂地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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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为了推动文艺界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一九四二年五月，毛主席在杨家岭的中央办公楼小礼堂，邀请了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约二百人开座谈会。毛主席在座谈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从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了王明路线，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理论，极有力地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在《讲话》的指引下，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文艺界，迅速开展了整风运动，揭露和批判在王明路线毒害下文艺界的各种错误倾向。大批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前线，深入农村，同工农兵并肩战斗。文艺运动出现了蓬蓬勃勃的革命景象！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西北局专门召开高干会议，集中了三个月时间，用整风精神重新检查和讨论了西北地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到会的干部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研究有关的文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清算了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在西北的流毒，肯定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或影响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通过这次会议，既分清了路线是非，又团结了绝大多数干部，成为各抗日根据地两条路线斗争学习的典范。
    接着；集中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以及各根据地党的领导机关，普遍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的党内路线斗争问题。全党高级干部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兼等人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了深入的分析批判，剖析了各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和它们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各方面的表现及其危害，清算了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这就使广大高级干部普遍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他们愈来愈明白地看清了：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的王明，原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马克思主义者、真机会主义者。广大干部从心底里更加热爱毛主席，更自觉地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深深地认识到我们党有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掌舵，真是无比的幸福！
    整风运动始终是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运动一开始，各级党组织就引导广大党员和干部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学习中央规定的整风文件，并且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相结合。大家畅所欲言，学得生动活泼。
    整风运动中的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又是同批判机会主义谬论相结合进行的。为了引导千部通过比较和鉴别，理解党的正确路线，识别错误路线，党中央专门编辑了六大前后的两部文件集集中各个历史时期党的主要文件和领导人的主要言论，包括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两个方面的代表作，让大家学习和批判，大大提高了广大干部的路线斗争觉悟。为了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在整风中还强调自觉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整风学习，完全做到了启发自觉，调动主观能动性来克服自己身上的毛病。如果思想不通，可以申辩，再不通，再申辩，直到思想一致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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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党中央要求对犯错误的同志，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要不是敌我矛盾，就应既看到他们有缺点、错误和消极的一面，又看到他们有优点、成绩和积极的一面。只要他们改正了错误，汲取了教训，以后还可以继续革命，为党的事业作出新的贡献。正由于整风运动中能够这样看待犯错误的同志，才避免了片面性，在批评或斗争时做到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另一方面，整风运动也要求犯了错误的同志，严于解剖自已，勇于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自我批评，下决心同错误彻底决裂，焕发精神，更好地为人民立新功。
    整风运动后期，对一些党员、干部和党组织的问题进行组织处理时，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极少数混在党内的叛徒、特务、内奸和其他坏人，坚决地予以清除。对党内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则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对党内路线斗争历史问题的处理，不是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是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以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这两个目的。对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当然，错误路线的头子如王明一类，要改造他们也难。七斗、八斗的结果，王明最后还是逃到苏联当叛徒、卖国贼去了，成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一九四四年四月，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深刻地总结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接着，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召开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特别是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作了正式的结论。这次全会，继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之后，进一步地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使全党空前一致地团结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之下，这是整风运动的伟大胜利！
    五月，一批高级干部离开延安回前线去。清凉山前柳枝飘拂，陕北大地郁郁葱葱，这种生机蓬勃的景象正象他们此刻的心情一样。他们经过了延安整风，清除了身上沾染的机会主义灰尘，焕发了革命的青春，精神抖数地奔赴各地，去组织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
    整风运动造成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空前团结，为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充分准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七大胜利召开。这个大会开成了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它以巨大的历史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反映了整风运动的光辉成果。
    延安整风运动胜利结束了，但它的无限深远的政治意义，年年月月在继续放射着夺目的光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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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卖国记（下）
    ·史
    锋
    “清乡”—清“箱”
    一九四一年春的一天，在南京颐和路三十四号汪精卫的家里，伪行政院例会刚刚结束，罗君强站起要走，被汪精卫叫住了。
    罗君强的头衔是“边疆委员会”委员长。但一切卖国政府都无“边疆”可言，所以罗君强这个“委员长”也十分空闲。
    汪精卫对罗君强说：“你这个委员长，真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无异是个‘太子太保'。我想给你一件实际工作，你看怎样？”
    “好，我静待先生的命令。”罗君强毕恭毕敬地答道，同时在心里盘算起来：汪精卫说的“实际工作”，大概就是大家都在传说的那件美差吧？
    当时，抗日战争已经三年多，日寇急于想从侵华战争的泥潭里拔出脚来，从事新的军事冒险。它同德、意结成了法西斯同盟，准备向英、美开战，夺取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地区，在印度以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北的广大区域，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但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人民武装，不断地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把敌人的手脚牢牢地拖住了。日寇进一步加紧镇压措施，在对华北实行残酷“扫荡”的同时，又决定对新四军活动最活跃的华中地区进行“清乡”。
    这年年初，在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后不久，汪伪政府的日本“最高髙军事顾问”影佐桢昭，向汪精卫提出“三光政策”的“清乡”打算，并要他物色搞“清乡”的人选。汪箱卫对主子的意旨自然遵命照办，想让罗君强来担当这个差使。
    日寇提出搞“清乡”，在汪伪政府里很快就传开了。所以当汪精卫叫住罗君强，说要给他一件“实际工作”时，罗君强就猜中了。
    ·罗君强想，搞“清乡”可是个好差使，权力既大，油水又足，与“边疆委员会”这个“清水、衙门”比，委实有天壤之别！
    于是，罗君强就兴冲冲地忙碌起来，每天晚上找人到家里来搞什么“清乡计划”影而且，挖空心思给自己的办公衙门想了个“清乡督办公署”的名称。见了熟人，也不怕肉麻地自称起“本督办”来了。
    可是，罗君强高兴得太早了。当汪精卫向影佐提出罗君强时，影佐当场就打了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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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从口袋里掏出了日方选定的名单，交给汪精卫去任命发表。原来，日寇物色的工具，就是“最高军事顾问部”晴气“顾问”牵的那条狼狗、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汪精卫虽觉难堪，也只好强作笑颜，点头“遵办”。从此，罗君强嘴里的“本督办”就再也听不到了。
    李士群投敌后虽当上了伪上海“特工总部”头子，以凶狠毒辣出名，但在抗战前，毕竟只是蒋介石集团的特务组织“中统”的一名小特务，日寇觉得用他来担负“清乡重任”，资历和声望都不够，就指名要汪精卫亲自兼任“清乡委员会”的委员长，让李士群当秘书长，掌握“清乡”的实际大权。李士群倚仗日本主子的宠信，掮着汪精卫的招牌，权倾一时，更起劲地整天跟在晴气的马靴后头奔跑。
    在一次“清乡”筹备会上，晴气总结历代反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李士群等人说：“‘清乡”两字，并非出自日本，在你们满清时候，曾国藩、李鸿章在消灭太平天国后，为了绥靖地方，便创办‘清乡”。它是政治与军事相结合的一个运动。当时天京突破，天王自杀，太平天国虽被倾覆，而天下仍复滔滔，无法平静，因此曾国藩、李鸿章推行了这个运动，使社会秩序重趋安定。蒋介石的“剿共”，虽名称有殊，而意义与曾、李的‘清乡’并无二致，且在方法上显然要进步得多。所以今后我们不仅要学曾国藩、李鸿章，更要学学蒋介石。”
    原来日、汪的“清乡”是师承曾国藩、李鸿章以至蒋介石这些大汉奸、大刽子手的，这就难怪日寇侵华派遭军总司令细俊六，要专门在南京成立一个“五次围剿战术研究会”，想把蒋介石向工农红军进行五次反革命“围剿”的一套办法搬出来，以对付我八路军、新
    四军」
    五月，汪伪政府正式成立“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亲自提出，确定第一期“清乡”是以苏州为中心，包括吴县、常熟、太仓、昆山、无锡、江阴、武进、镇江、丹阳、扬中等十个县，叫做“实验区”。七月初，汪精卫又一次赴日朝拜回来没几天，反共反人民的“清乡”就正式开始了。敌伪集结了一万五千人的兵力，向苏（州）、常（熟）、太（仓）地区扑来，他们用铁丝网、木栅、竹篱笆等构成封锁圈，挨村挨户搜查、听口音、登记，用种种办法想把新四军查出来。同时编组保甲，实行联保连坐，加强法西斯专政。
    苏、常、太地区的新四军主力，经过近两个月的反“清乡”斗争，大量杀伤敌人后，奉令北渡长江，开辟新区，留下少数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
    敌人抓不到新四军，还自以为得意，大事吹嘘说：“实验区内共军绝迹”2“短期内取得了出人意外的空前巨大成就”。细俊六到苏州近郊兜了一圈，路上没有发现有人向他开枪，也认为这是了不得的成绩，就要汪精卫去出巡一次，以扩大宣传效果。一
    九月中旬，汪精卫穿着“特级上将”戎装，坐上日皇送给他的“海鹣号”飞机，到了苏州。然后又从苏州驱车出巡常熟。一路上，他望着车窗外竹篱笆连着竹篱笆的“风景线”，和端着枪站在一个个坟顶上守望的伪兵，得意忘形地说这就是“治安”“确立”的象征。
    第二年，日寇又指使汪精卫将“清乡”范围扩大到太湖东南、浙江、安微、湖北、广东等地，甚至“清”到了上海的大马路上。敌伪铁蹄所到之处，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抓丁抢粮，洗劫民财，奸污妇女，残杀人命。群众愤恨地说：“鬼子和汉奸，好比活阁王！”“清乡清乡，就是清箱！”敌人宜布从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起，要对上海市区进行“清乡”，但只要拿。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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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二千三百万元钱，就可免“清”，否则，就要严格“清乡”，挨家搜查。这简直是以“清乡”公然进行敲诈勒索。
    在“清乡”封锁线上，每隔三、五里路，敌人就设立二个“检问所”，对出入封锁口的人进行盘查。“检问员”都是一群刁难勒索的饿鬼恶煞。清看沪杭铁路线上的硖石车站这里是一个小小的车站。一列客车进了站，“检问员”就“精神抖数”起来，两眼盯着下车旅客手上的行李包襄，估一估“油水”有多大，接着就开始查验“良民证”，盘诘、找岔、威脚，直至打骂和开枪。一天，伪“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汪曼云亲眼在这个车站上看到，一次客车停站，“检问员”向下车旅客勒索了八千多元（相当一万二千多斤大米）。每天经过八次客车，总共可以搜括五万到十万元。无怪当时有些地方的“检问所”主任连裤带搭襟都是黄金做的！汉奸中流行一句话：“生意要做五洋，做官要做清乡。”伪浙江省省长傅式说，在太湖东南地区第二期的“清乡”中，捞进了一千八百多万元，发了一笔横财。但比起李士群来，他捞到的又只是一个零头，无异是“小巫见大巫”了。
    敌人罪恶的“清乡”，受到抗日军民的坚决回击。广大群众拿起锄头、棍棒，同我们党领导下的游击武装密切配合作战。民兵们经常在村口和“检问所”附近监视敌人的活动，看到一、两个“清乡”人员经过，就用巧计将敌人杀死。当时有这样一首民谣：
    好笑真好笑，
    民兵捉活哨，
    一不用枪，二不用刀，背后一抱，布袋一套，绳子一绕，拉了就跑。
    更精彩的，要数我新四军苏中分区“火烧封锁线”的一幕。汪伪政府在苏中搞了三个月，筑起一道长长的竹篱笆。正当他们在那里庆祝“封锁成功”时，突然在一个晚上，我们发动了近十万群众，身带火种，摸到篱笆边，同时点火。刹时间，从南坎镇到天生港，三百多里封锁线火光烛天，竹篱笆顿时化作灰烬。在三个月的反“清乡”斗争中，群众共烧了敌人的竹子三百多万根。这些竹子，都是敌人从江南山区运来的。大竹子被烧光了，敌人改用小竹子。小竹子又被烧光了，最后只得用芦苇代替。但是这种“封锁线”，连鸡鸭也对付不了，用来封锁抗日军民，更是完全无济于事！
    到一九四二年九月，我们又重新收复了在“清乡”初期主动放弃的无锡、苏州、江阴的农村根据地。敌人被迫收缩“清乡”的烂摊子，于一九四三年春撤销了“清乡委员会”，虚设
    一个“清乡事务局”，宣告了敌人这一罪恶活动的彻底失败。
    具有讽喇意味的是，曾经被称作“做官要做清乡”的这桩美差，这时却成了苦差使。当汪精卫要挑选“清乡事务局”局长时，只好半央求半强迫地对原来的“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汪曼云说：“希望你能勉为其难。即使不恩长做，当一年半载也行。总之第一任的局长我主张由你来干。”
    汪曼云只得捏着鼻子勉强应承下来。
    其实，汪精卫自己，这时候也正捏着鼻子，干着另外一柱“酸溜溜”的苦差使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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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主劝降
    汪精卫心里这股又苦又酸的滋味，是从日寇对蒋介石的加紧诱降而产生的。更令汪精卫感到难堪的，是日本人还逼着汪精卫去向重庆劝降。汪精卫虽然不想干，但怕主子会撇开自己，直接同蒋介石勾搭上，因而又不能不干。
    早在一九四○年十一月下旬，周佛海、梅思平到东京去，会见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的时候，松冈就把这颗“酸果”拿出来了。
    松冈先问：“蒋介石对于中日战争的态度怎样？”“蒋的态度是一个拖”字。”周佛海答道。
    梅思平补充说：“蒋不肯谈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亲美派的包围，一个是共产党的压力。”
    松冈听了，说：“蒋介石的‘拖”，不外是想等日本和英美开战，看来这一点可能要实现了。”他要汪伪政府用一切力量拉拢蒋介石，干方百计扩大“和平”阵营，削弱抗战阵营。他伸出两手，张开十个手指说：“你们要知道，日本只能把两个指头的力量在中国作战下去，因为日本必须腾出八个指头的力量来对付英美。”
    松冈表示，日本希望南京伪政权能勾引蒋介石回到南京，因为蒋介石手里有军队，只有蒋回来了，才能解决中国问题。最后并警告说：“如果你们不能积极协助日本集中力量去对付英、美，那末日本不能不考虑其他的途径了。”
    松冈最后这一句话，象一块沉重的铅板，压在周佛海、梅思平心上。回到旅馆后，周佛海向梅思平说：“如果日本和英美开战，会不会把我们一脚踢开，直接和重庆讲和？”又忧心仲仲地说：“蒋先生如果回来，我们怎么办？”
    梅思平说：“看来蒋先生不会很快决定讲和的，除非到了英美败北、日本战胜时，才会有议和的可能。”
    周佛海听了，沉思半晌。
    十二月一日，周、梅回国，把和松冈的谈话向汪精卫作了报告。汪精卫正时刻担心会失宠，听了周、梅的报告，不觉愁上加愁。从此不顾陈璧君发“威”，拚命饮酒，借酒装疯，发泄内心的烦躁。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凌晨，日寇二百五十架飞机突然偷袭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主要军事基地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于菲律宾、中尼、马来亚、缅甸、泰国等包括一亿五千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在北起阿留申群岛，南至大洋洲，西迄印度洋的长达万里的战线上，同美国、英国、荷兰等展开厮杀。珍珠港事变的当天晚上，日本驻汪伪政府大使来见汪精卫，说：日军已在十二月八日清晨向珍珠港、夏威夷、新加坡、菲律宾、关岛、马来亚、上海英美租界等地同时开始进攻，希望汪伪也马上参战。
    汪精卫立即召开“最高国防会议”，起劲地叫蠶：“中国要和日本做一个建设东亚新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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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的”“有力的伙伴”；并表示“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
    一九四二年九月，日本政府向汪精卫提出：把海南岛长期“租借”给日本；不干涉华北、蒙疆两个伪组织的活动；更多地向日本提供进行侵略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汪精卫都
    一一允诺。
    过了三个月，日寇又抛出了所谓“对华新政策”，声称尽量避免干涉汪伪政府，加强汪伪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指导，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考虑修订《日华基本条约》影经济上力戒日本方面的垄断等等，耍弄了一套鬼花招，竭力把汪精卫这个奴才打扮得象煞是个“主人”。
    r汪精卫取得这样的“恩赏”，捞到了一根装潢门面哄骗人民的救命稻草，顿时又神气起
    来了。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在伪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协定》，联合发表了协力完成对美英两国共同作战的《合作宜言》：并单独发表了对英美宣战的文告，宣布“与英美进入战争状态”，与日本“同生共死”。从此，汪伪政府在沦陷区进一步实行物资“统制”，拚命搜括粮食、纱布、煤炭、金属等军需品，甚至连马路上阴沟洞的铁盖也桶起来，送给日寇，以支持侵略战争。
    为了邀宠于日本主子，汪精卫政府可算是卖力极了。但是主子还是不满意，说它“不是理想的”。本来，日寇提出所谓“对华新政策”，抬高汪精卫的身份，目的还是在于“广收民心”，“消除重庆抗日的理由”，诱使蒋介石归降，实现蒋、汪合流。对于日寇的这种意向，汪精卫纵然十分恐慌，但也只能强颜欢笑，出来响应。他站在石头城下，向山城重庆大叫：“最亲善的兄弟终久还是兄弟，重庆将来一定和我们走同一条道路，但我们希望这一时期愈快愈好。”并且不无醋意地表示：“如果实现和平，本人愿流亡国外！”
    蒋介石对日寇的诱降迅速作出反应，一方面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另一方面派了他的特别秘书陶百川来到南京，并在上海设立了与在重庆的戴笠联系的秘密电台。其后，更是
    一批又一批地派出密使，暗中勾结。
    “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蒋介石，终于扭扭捏捏地准备投降来了！在这个中间，汪精卫傀儡集团频频转送诱降的密使，着实为蒋介石卖力地“牵”了一阵“衣角”。
    可是，张牙舞爪的日本帝国这时已经走完了它的大部分路程，从此不得不朝着下坡路走去。
    三次手术
    这是一九四三年八月的一天。
    一长串脸色忧郁的日本新兵，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神户码头。他们将要为反动统治阶级而葬身异国。母亲和妻子哭泣着来到码头送别，浓重的阴云压在远行的和送行的人们心头。法西斯管察对这种情势感到害怕，粗暴地吆喝和责骂着，引起了新兵们的愤怒，双务发生了冲突。训练有素的法西斯警察将一百多名新兵打倒在血泊中。就在这时，一阵
    妇女的尖厉的喊声冲天而起：
    “打倒祸国殃民的军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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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妇女在神户码头贼出的口号，是日本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反映。日本统治者发动的侵略战争，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国内，日本工人阶级为了反对侵略战争，一九四二年举行了近二百七十次罢工，日本农民发动了二千七百多次斗争多
    在中国战场上，日本军队遵到中国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沉重打击，仅一九四三年一年中，日军和伪军就被八路军、新四军毙伤近二十万人。日本土兵感到前途黯淡，反成情绪越来越强烈，在湖北应山和山东馆陶，都爆发了日本士兵的暴动事件，
    在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一个个军衣滥楼、面孔污黑的日本士兵，绝望地倒在酷热、潮湿的海岸上，他们再也无法守住这些占领的土地。
    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开始从太平洋战争的“顶峰”跌落下来了。主子的这种破落景象，立刻反映到奴才身上。南京汪伪政府也是阴风森森，黄泉路近，见到了死之将至。
    日寇为了挽救自己垂危的命运，竭力想使汪伪政权能对自己有更大的好处，因而采取了“强化”南京傀儡政府的方针和措施。但是，以汪精卫为首的这一批汉奸群丑，本来就是
    一个十分反动腐朽的集团，一贯争权夺利，强征暴敛，闹得鸟烟瘴气：现在看到日本帝国正急剧地走下坡路，自己的好景不常，当然就更加醉生梦死，贪色敛财，中饱私夔，推备后路。奴才不争气，主子更恼火。对汪伪政权，日寇党得好象嘴里啃着一根鸡骨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有的认为，汪伪政权已无法笼络人心，不必再支持它：有的进一步主张，干脆撇开汪精卫，直接同蒋介石勾结。日本最高统治者虽然明知对南京大小汉奸已不能再寄予希望，但它是自已一手扶植起来的，如果垮了台，就失去了一个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会加速日本自己的失败，所以这个臭包状还得背下去。这一伙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们，以为只要给声名狼藉的汪伪政府动一动“手术”，把在它内部作怪的“恶性肿瘤”割掉，就能
    挽救“南京政府”于垂危。
    一九四三年九月，日寇给汪伪政权“开”了第一“刀”，对象是特务头子李士群。李士群原是以周佛海为首的“00”派的干将，并且是周佛海的结拜兄弟。汪伪政权在行政院中有一个主管警察和武装特务工作的“瞀政部”，由周佛海兼部长，李士群为次长。但是后来，李士群认为走“公馆派”的门路比投靠周佛海更能发迹，就改换闩庭，投入陈璧君的怀抱，当上了汪精卫的亲信。周佛海自然十分气恼，从此两个人发生了矛盾。，汪精卫为了培植李士群，就将警政部撤销，在伪军事委员会设立调查统计部，主管特务工作，由李士群当部长。李士群一跃而跳过周佛海，当了第一号特务。两人的矛盾就更深了。不久，李士群利用主持“请乡”的机会，蓄意扩大地方武装，扩充自己的实力。这支地方武装，为了抢夺肉骨头，经常同周佛海的直属部下伪财政部税警团发生争端。税警团副总团长熊剑东，自恃有周佛海作靠山，当然不卖李士群的账，双方不断地闹磨擦，于是引起了日寇侵华派避军总司令部的注意。当时，日寇正在竭力拉拢上海大资产阶级，好为太平祥战争多提供一些物资。上海大资产阶级提出，李士群的部下在上海搞绑票，杀死了一名资本家，使其余的资本家无不心惊肉跳。日寇看到，不除掉李士群，就不能安抚上海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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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也不能平息同周佛海之间的矛盾，决定要向李士群开刀。但是，李士群又是汪精卫的宠臣，不能公然捕杀，只能梢梢地除去。
    一天，上海宪兵队在一家酒楼设宴，请李士群喝酒。席间，正当女侍者在李士群的酒杯里斟了满满一杯毒酒时，邻座的一名日本军官不知内情，要和李土群干杯。他按照日本习惯，同李士群交换了酒杯。在旁的女侍者一看，赶忙装作失手的样子，把酒杯打翻。这一次毒杀李士群的计划，没有成功。
    过了一些日子，日寇上海宪兵队特高科长冈村又以调解李士群与熊剑东的纠纷为名，请李士群到冈村家里赴宴，在食物里下了毒。李士群心知有异，曾托故到厕所，试图将吃下的食物呕吐出来，但已经来不及。当晚回到苏州，很快就死了。
    同年十一月，日寇又一刀捅进伪粮食部，给汪伪政权动了第二次“手术”。
    事情要回溯到这年夏天。日寇在苏州地区“收购”军粮，没有收足，要伪粮食部于秋后缴售军粮五万吨。但是，江苏产米区的粮食，掌握在“公馆派”的两个干将伪江苏省省长李土群（这时他还活着）和伪粮食部部长手里。他们两人垄断了全省粮食，勾结米商把粮食运到北方去卖，大发横财。到了秋天，日寇所定的期限到了，伪粮食部只交出一万三千吨粮食，连三分之一也不到。日寇大为展怒，先在苏州秘密逮捕了李士群的部下、伪江苏省粮食局长后大椿和伪粮食部苏州办事处长胡政两个人，从他们身上搞到了伪粮食部长和李士群等贩卖粮食的证据。由于李士群已被毒死，就逮捕了伪粮食部正副部长。在日寇授意下，汪伪政权枪毙了后大椿和胡政。那两个伪粮食部长，由汪精卫出面，以参加“和平运动”有“功”的理由，从死刑特赦为有期徒刑，才活了下来。
    日寇原来以为“开”了这两“刀”，可以“振奋”一下汪伪政权，延缓它的寿命。结果恰恰相反，这两“刀”正好加速了它的崩溃。汪伪大小汉奸，对日寇的这些举动，都是兔死狐悲，惊惧万状，唯恐惹祸上身而不敢吭声。从此，汪伪内部更加涣散，各自怀着鬼胎，而贪污腐败之风，也更盛极一时。他们越见死期临近，越发疯狂地捞钱，纷纷抢夺肥缺，出任省、县外官。伪外交部长褚民谊由陈璧君撑腰，到广东任伪省长。之后，伪社会部长丁默邮出任伪浙江省长，伪宣传部长林柏生做了伪安徽省长，自封“本督办”的罗君强，也当上了伪江西省长。李士群被毒死后，由伪内政部长陈群接替伪江苏省省长一缺。当陈群在南京卸任，往苏州走马上任时，有人问他：“此去江苏，有什么计划？”陈群一面做着捞东西的姿势，
    一面贼就嘻嘻地说：“没有什么计划，就是去捞1”当时江苏的老百姓流传这样两句顺口溜：“去了一‘群'，又来一‘群”，影射去的和来的都是一群吃人的豺狼。当名叫郝鹏的伪淮海省省长被调走，由郝鹏举来接替时，人民讽刺说：“郝鹏、郝鹏举，何必多此一‘举”，指出了他们是换汤不换药的一丘之貉。
    日寇连开两“刀”，都无补于挽救汪伪政权的衰亡。第三刀是开在汪精卫自已的身上。原来，汪精卫一九三五年遭到的那次暗算，虽然没有丢命，有二粒子弹头却一直留在背脊里。一九四三年八月，汪精卫因眼看日本帝国主义这座冰山迅速消融，伪政府内部也更不景气，忧心如焚，枪伤复发，感到背部和两胁痠痛，体力越来越不支，但又一连数月，被日本主子牵着鼻子“往返京沪，东渡日本，会议讲演，视察清乡”，“辛劳尤甚于平日，而痹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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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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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随而加剧”。十二月八日，正值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两周年，汪精卫主持伪行政院会议。按汪伪的规矩，会上要由汪精卫重复宣读在这年年初发表的汪伪政府“参战文告”。这一天，原来讲好由褚民谊代读。褚民谊已经立出了台，汪精卫为了讨好日本人，走上去一把抢过来自已读。就在这一天，汪精卫风寒入骨，致使疮口发炎，浑身发烧，子弹头的铅毒流入了骨髓，痛得他整天哭爹喊娘。
    第二年三月三日，汪精卫去日本重新开刀。临行的当天早上，他在床前召集伪军政要员开会，交代后事。这时他已经瘫痪，有气无力地宣布，他走后由陈公博代理“国府主席”，驻在南京；周佛海代理行政院长兼上海市长，常驻上海。·
    还是那架“海鹣号”飞机，把汪精卫载到日本名古屋。在医院里，医生为了减轻对神经的压迫，把他的一段脊椎骨切得只剩下极细的一条。结果脊骨支持不住一个头颅的重量，汪精卫只能躺在石磨床上，而且头颅还得用钢丝绳从高处牵住，以防脊骨折断。从此，这条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便撑着儿枝瘦骨，半死半活地吊卧在床上，名副其实地成了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这也正是整个汪伪政权的逼真的形象！
    汉奸
    .日
    一九四四年冬天，日本燃料缺乏，东京酷寒，常常有一些瘦骨嶙峋的狗，冻毙街头。十
    一月十一日，日寇走狗汪精卫，也在日本一命鸣呼，结束了他肮脏耻辱的一生！
    汪精卫欠着中国人民的累累血偾，死有余辜，遗臭万年
    大汉奸汪精卫死后，南京城里的一窝汉奸，成了没头苍蝇，一片慌乱。但汪记傀儡班子的招牌既然仍旧挂着，戏还得继续唱下去。由谁继汪精卫来唱头牌呢？日寇考虑再三，选定了陈公博。
    陈公博就职之前，群奸内部发生了一场所谓“正名”问题的争论。有人提出，汪精卫未死之前，陈代他的职务，称“代国府主席”是可以的。现在汪已死了，就应去掉“代”字，正式称为“国府主席”。但陈公博却不肯，宜称自已是继承汪精卫的遗志，应如汪在世一样，仍称“代国府主席”。不少人反对说，睿代死人而行职权，仍称“代国府主席”，旷古未闻。势必贻笑中外，“笑我们究竟是一个‘小朝廷”，连个名义都不正”。但陈公博始终固执已见，不肯取消那个“代”字。
    陈公博为什么坚持“代主席”这个名义？他对心腹透露说：“我不称主席而称‘代主席’，是我对重庆方面表示态度。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了。我来继承这个烂摊子，是来办理收场的，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名义既定，陈公博正式登台表演。十二月二十日，他发表声明，宣称“国民政府自还都以来，自始即无与重庆为敌之心”，以献媚于蒋介石。同时，他又提出“党不可分，国必统
    一”的口号，为今后“宁渝合流”埋下伏笔。
    从一九四五年一月起，陈公博着手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以便借这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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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撤销当年由汪精卫导演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产生的伪政府，从而实行与蒋介石合流。陈公博估计，日本海军虽在太平洋上大败，但陆、空军还有相当力量，自已还有时间逐步准备，看风使舵，与蒋介石讨价还价。
    但是抗战大好形势的发展，如迅雷不及掩耳，为汉奸们始料不及。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红军直入我国东北。八月九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毛主席的号召下，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消灭敌人，夺取武器，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给了日寇以致命的打击。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主子垮台了，南京汉奸傀儡戏也就到了停锣收场的时候。
    八月十四日，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来找陈公博，说日本已决定投降。大小汉奸得此
    消息，知道末日已到，大祸临头，吓得六神无主，乱作一团。大汉奸陈公博感到“宁渝合流”无望，于是打电话给在上海的伪行政院长周佛海，催他快来南京商讨后事。但这时，周佛海早已通过“军统”特务与蒋介石勾结好了，对陈公博的电话待理不理。
    周佛海原是从“00系”分化出来的，而且较长时间担任蒋介石的秘书，在重庆有很多熟人，因此他要同重庆方面搭关系，可说是熟门熟路。早在一九四一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在蒋介石的同意下，派人把周佛海的母亲、岳父从湖南接到贵州，通过周的岳父写信给他，转达他母亲的话，希望他不必作“孝子”，而要作“忠臣”，忠于蒋家王朝。从此，周佛海和蒋介石集团又勾搭上了。到了一九四二年，周佛海便和戴笠称兄道弟地通起信来，并在伪财政部上海办事处内秘密设置一部对重庆通报的电台。一九四四年一月，“军统”特务周镐到南京找周佛海，得到周佛海的保护，并被派先后担任了伪军委会科长、伪镇江行政专员、伪财政部警卫队长等重要职务。一九四四年冬，周佛海母亲病死，戴笠赶去办理丧事，甚至替周佛海披麻带孝地跪在周母灵前，充当“孝子”。周佛海见到戴笠代自已当“孝子”的照片，异常感动，从此更加死心塌地地听从重庆的指挥。他为重庆方面保释被捕人员，亲自做情报，有些情报是当时美、蒋方面所不易搜集到的，如几次赴日所得的日本经济情况，日本对美作战的准备情况，等等。他还把日寇准备派什么部队，用什么计划进攻贵州的消息密告蒋介石。蒋介石得到这些情况后，赶紧组织逃跑。一九四五年夏秋间，戴笠每到一地，都和周佛海电报往来。蒋介石通过“军统”特务告诉周佛海：一定要利用伪军和日军的力量，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等地。因此，当他接到陈公博打来的带哭音的电话时，心里暗暗得意，继续策划通过“军统”特务周镐手下的力蛩“数收”南京，好为蒋介石立个“头功”。十六日上午，周佛海布置就绪，方才来到南京。
    当天下午，陈公博找了几个在南京的大汉奸开“中央政治会议”。周佛海先发制人，第
    一个发言，主张发表一篇简短的宣言，宜布南京政府结束就行了，其余问题，会上一概不必谈。接着，他的同伙梅思平就拿出一份事先草拟好的“宜言”稿子，当场念了一下，没经讨论，即算通过。陈公博着急地说：“结束机构容易，但我们所涉及的人很多，如何善后，应该谈一谈。”周佛海立即打断：“宜言通过就算了，还谈什么其他问题！”说罢，拂柏而去。汪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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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的送葬会议，就这样在慌乱中散场。，
    当晚，伪南京政府宣布解散。这个汉奸傀儡政权，终于在人民铁拳的打击下，彻底覆灭了1
    树倒猢猕散。汉奸群丑鸡飞狗跳，惶惶然各自寻找下场。他们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下场呢？
    汪家店二老板陈公博，在日寇投降前就迫切想同蒋介石槁“统一”。但是蒋介石眼看很便宜的胜利果实就要到手，不愿意利用陈公博这块臭招牌。日寇投降后，侵华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去见陈公博，说重庆国民党的代表即要来南京，“劝”他赶快离开，以免不便。陈公博恐慌万状，涕泪交流，连说话也语无伦次了。第二天凌晨，陈公博乘坐一架日本飞机，飞往日本。不久，全国人民掀起了要求严惩汉奸的怒潮，蒋介石考虑，对陈公博这样一个当过伪政府代主席的第二号大汉奸，如果不逮捕法办，势必暴露自己与他一丘之貉的面目，因而经驻日美军同意，把陈公博押解回国，并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将他枪决。陈公博死得活该。但是这个汉奸的污血，却替蒋介石脸上涂了金。
    周佛海呢？他估计自己替蒋介石出过不少力，蒋介石一定会保他。谁知蒋介石最害怕这种了解他勾结日寇内幕的汉奸，因此急忙布置“军统”头子戴笠杀人灭口。戴笠到了上海，把周佛海等人带往重庆。周佛海以为只要有戴笠在，他便不会坐牢，不料蒋介石竟会把他判处死刑。周佛海不服，一再申请复判，提出他早与重庆有往来的事实，还拿出戴笠给他的亲笔信，以为这样便可减刑。岂知这正是蒋介石的一块心病，周佛海把这些东西一端出来，蒋介石更坚持非枪毙周佛海不可。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已经预先把蒋介石过去托人秘密带给周佛海的四次“手谕”，偷偷拍成照片，藏在香港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现在见蒋介石蓄意要杀周佛海，就去找蒋介石的“待从室主任”陈布雷，说要是周佛海被枪毙了，她自有办法替周佛海说明其中的真相。蒋介石一听慌了，赶紧要陈布雷约杨淑慧在第
    二天早上九点钟见面。到了时间，杨淑慧去了。蒋介石无可奈何地答应她，不杀周佛海，改判为无期徒刑。不久，周佛海死在狱中。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在汪精卫死后一直住在广州。当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时，这个汪伪政府的老板娘已是众叛亲离，连她的子侄都挟带着搜刮来的金银财宝，丢下这个老太婆不管，逃往香港去了。留下的一帮汉奸，都惊慌失猎。但这个顽固不化的汉奸婆子却故作镇静地说：“不用慌！我们的目的是求和平，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在这个时候，是汉奸才用得着发慌，我们又不是汉奸，慌什么呢？”呸！中国头号女汉奸居然有脸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既要做婊子，又要树牌坊”，算得上是汉奸群丑中一个死不回头的死硬分子。为什么陈璧君如此有恃无恐？原来她持有蒋介石给的“护身符”。可是，汉奸终究是汉奸，陈璧君最终还是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还有受到蒋介石庇护、摇身一变而成了蒋家王朝新贵的那伙汉奸，虽然曾经在胸前挂起了叮哨作响的各式证章，踏进了煊赫一时的“虎头衙门”，但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蒋家王朝的覆灭，许多人最后也没能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制裁。
    汪精卫一伙，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大卖国集团，就这样被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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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形举·9怀降际厚得罗辱影
    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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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ー九七六年
    第
    二
    期
    总第三十期
    xLU三>×I YU PIPA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人A质是出版
    (上海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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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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