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与批判1975.04.txt

    出69
    厂印调
    0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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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麻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
    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
    要使全国知道。
    一九七五年第四期
    录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张春桥(3)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立党为公不谋私利
    一读《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
    …齐永红(11)
    要认真克服经验主义
    一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的一点体会…方海(14)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回顾……翟青(17)读《清贫》…
    ……沈逸珍(21）
    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培光中学应届毕业生胡兆禹(24)“饭碗”小议…
    陆实(27)
    “同志”—一崇高的革命称呼
    昌华(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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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柜台边上的杂感…
    青(30)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通信（续）
    (32)
    把理论学习当作首要任务抓好…中共上海市机床制造公司委员会(36)
    文学评论
    “我是共产党员”！
    读短篇小说《洪雁度假》
    …杜华章(39)
    “种子”寄语
    看中国画《给妹妹回信》有感…
    徐国芬（42)
    淡“出冷门”
    …彭浦机器厂工人陈大康(43)
    从“适得其所”到不得其“所”
    评苏修剧本《适得其所的人》…
    …方泽生(45)
    经济问题研究
    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执行社会主义政策
    …立新船舶修造厂党委书记袁广夏(52)试论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关系…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樊秀(54)杂文：读苏修《真理报》的书评有感…李海生王秉森(63)
    教育草命经验总结
    短评g必须有=个全面的规划…(64)上海实验小学教育革命纲要（草案）…(65)继续沿着开门办学的方向前进
    一谈谈我校今后几年教育革命的规划…中国“五。七”中学党支部（68)
    人物传记
    鲁迅传（连载）
    …石一歌（72)
    日四月十六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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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张春桥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号召全国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正是为了使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当前，全国人民斗志昂扬，下定决心，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在这个过程中，以及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能不能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关系我国发展前途的头等大事。现实的阶级斗争也要求我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毛主席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少数人搞清楚不行，一定“要使全国知道”。搞好这次学习的现实的和长远的意义，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
    早在一九二○年，列宁根据领导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践经验，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完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薇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圈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面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列宁指出，这个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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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的斗争，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列宁反复地强调说，不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的全面的专政，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列宁的这些话，特别是列宁自己加了着重号的那些话，已经为后来的实践所证实。新的资产阶级果然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这些人的出身一般都很好，几乎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又经过大学培养，成了所谓红色专家。但是，他们是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毒草，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头目，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象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有些同志说：列宁讲的是合作化以前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对的。列宁的话并没有过时。这些同志可以读一读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包括合作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祝。毛主席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系统地回答了所有制改变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政策，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十八年来的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毛主席最近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为了加深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让我们看一看我国所有制变更的情况，看一看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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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
    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由于这二十五年来，我们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这五种私有制，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我们取得的这些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以上数字就可以看出，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
    毛主席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过：“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第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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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略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毛主席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使我们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个官僚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产生，更是只能如此。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同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必然是先夺取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这样改变了苏联的所有制吗？刘少奇、林彪不就是这样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们
    一批工厂企业的性质吗？
    还必须看到，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情况，短期内还改变不了。以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较快的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就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二，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生产队仍占百分之五十点七。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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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在所有制改造方面取得了伟大胜利，决不能因为进行了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放松警惕。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讲话中说过，一九三六年，党中央所在地保安附近，有一个土围子，里面住着一小股反革命武装，就是死不投降，直到红军打进去才解决了问题。这个故事具有普遍意义，它告诉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就是将来被消灭得只剩-一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它也不会自己跑掉。列宁说得完全对：“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什么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我们大家正在学习的马克思一八五二年给魏德迈信中的那段话。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列宁说，马克思的这一段精彩论述，极其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同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表达了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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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学说的实质。这里，应当注意，马克思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那句话分了
    三点，这三点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不能只要其中的一点，不要其他两点。因为这句话完整地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说，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已。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理解，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不是这样理解，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限制、割裂、歪曲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句空话，把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变成残缺不全，只在某些领域专政，不在一切领域专政，只在某个阶段（比如所有制改造以前)专政，不在一切阶段专政，也就是说，不是全部地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而是留下一些，让它再扩大队伍，那岂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条件吗？那岂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保护资产阶级特别是保护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了吗？一切不愿吃两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一切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一切不愿中国变修的同志们，都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决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否认，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千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我们劝这些同志：半路上停下来，危险！资产阶级在向你招手，还是跟上大队，继续前进吧！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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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这样的公开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但是，当着苏联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法西斯专政的时候，他们又打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来镇压群众。在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刘少奇、林彪不只是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当他们镇压革命的时候，也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林彪不是有四个“念念不忘”吗？其中之一就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他确实念念不忘，只是要加“推翻”两个字，叫作“念念不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用他们自己的供词，就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他们有时候“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经常地则是针锋相对地同无产阶级斗。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他们是一批维护旧事物的专家，象一群苍蝇，一天围着马克思说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嗡嗡叫。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象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他们干这些丑事的时候，又总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有些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坏蛋，不是说他在搞社会主义协作吗？有些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不是打着关心爱护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旗号吗？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总结我们的经验，以便更有效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你们要刮共产’风吗？”用提出这种问题的方式制造谣言，是某些人最近
    们
    使用的一种策略。我们可以明确回答：刘少奇、陈伯达刮的那种“共产”风，决
    些
    不允许再刮。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
    觉
    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
    么
    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
    这
    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
    前
    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旧中国是一
    阶
    个小生产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对几亿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这几亿农民中，贫下中农占多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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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实践中知道，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他们的光明大道。我们党依靠他们团结中农，一步一步地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走到人民公社，我们也一定能够引导他们继续前进。
    我们倒是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那几个“一部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妖风。在这几个“一部分”中，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受这种妖风的毒害，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那种名日共产党员，实际上是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表现了整个资产阶级处于腐朽垂死状态的特点。在历史上，当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他们还为人类作些好事。现在这种新资产阶级分子，完全走向他们祖宗的反面，对人类只有破坏作用，完全是一堆“新”垃圾。那种造谣要刮“共产”风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财产占为私有，怕人民再“共”这些“产”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想乘机捞一把的人。这种人比我们许多同志敏感。我们有的同志说学习是软任务，他们却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次学习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都是硬任务。他们也可能真的刮点“共产”风，或者接过我们的某一个口号，故意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点什么名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亿万群众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正在迈动着前进的步伐。我们有了二十五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又有巴黎公社以来的国际经验，只要我们儿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高级干部带头，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认真读书学习，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我们一定能够实现毛主席的号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保证我们的国家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介世界。”这个无限光明的远景必将继续鼓舞越来越多的觉悟的工人、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灭亡，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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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フ天ち的大无产阶命
    立党为公不谋私利
    读《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
    齐永红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不久，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举行了第八次代表大会。根据这次代表大会关于扩大党组织、吸收工人和工农青年入党的决议，在彼得格勒、莫斯科等省市举行了征收党员周。列宁为这次征收党员活动所写的《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一文，深刻地阐明了立党为公的光辉思想，对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列宁指出：“我们举行征收党员周并不是为了炫耀一番。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我们曾多次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里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我们也用动员人们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列宁把勇敢地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积极地用革命精神从事忘我工作作为发展和考察党员的首要条件。
    列宁为什么在当时这样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因为，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布尔什维克党已由秘密的地下党变为公开的执政党。在这种形势下，一些根本不懂什么叫共产主义也不准备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人，以为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可以“捞到”好处，也很乐意领到一张党证。这种情况，正如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所指出的：“在草命已经爆发、闹得热火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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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是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有葚至是为了贪图禄位，在这时候做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以后，要费极大气力，'可以说要用千辛万苦的代价，才能从这种可悲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来。”因此，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时候，尤其要警惕那些为了“捞到”好处而千方百计想钻进党里来的人。比如，有的人把入党当作“阶梯”，以为顺着“阶梯”向上爬，官越大，特权越大，享受越多。还有一种人，搞什么“做官入党论”，认为自己已经做了官，就不再需要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而党组织必须微开大门，请他进来，否则就叫做“不落实政策”，这样，实质上就是把入党当作保官和做更大的官的一种手段。说穿了，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党证不过是换取商品、货币的一张红色支票。然而，这是为党所绝对不能容许的。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党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它的党员必须是为本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先锋战士，而不应当是图谋私利的政治投机分子。列宁清醒地看到这些投机分子可能给党的健全的肌体带来极大的腐蚀和破坏作用，特别强调了坚持党员标准的严肃性，给一些为“涝一把”而入党的投机分子筑起了一道闸门。
    在当时，不仅有想入党来“捞一把”的人，而且在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着在吸收党员时向一些人“许愿”“讨好”的资产阶级政客的庸俗风气。托洛茨基组织的“反对派”，布哈林之流组织的什么“缓冲集团”，就无一不是通过“许愿”的办法，结党营私，按照资产阶级派性利益来“扩大党的队伍”和“提拔干部”，以达到拉山头、搞宗派、闹独立性的反动目的。鉴于俄共（布）党内的历史经验，列宁明确指出：“我们不向这些普通党员许愿，说入党有什么好处，也不给他们什么好处。相反地，现在党员要担负比平常更艰苦更危险的工作。”列宁在号召非党的工农积极分子入党时也同样指出：“我们不向你们许愿，说入党有什么好处，我们号召你们来进行园难的工作，进行建设国家的工作。”正是由于这一点，列宁把征收党员周放在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遭到国外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阴谋叛乱严重威胁的时侯举行，用动员人们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方法来识别对共产主义的真诚和虚伪，这对每一个要求入党的人和每一个党员，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这样严格地按照党员标准吸收新党员，不是会使很多人从党的大门前吓跑了吗？但那是丝毫不要紧的。列宁当时就说过：“这样更好。现在入党的，只会是真心赞成共产主义的人，只会是真正忠于工人国家的人，是真诚的劳动者，是受资本主义压追的群众的真正代表。”在征收党员周中，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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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把一大批忠于共产主义的工农优秀分子吸收入党，不仅使党增加了大量的新鲜血液，并且由于让这批新党员到最艰苦的前线和岗位上去经风雨、见世面，从而大大地加强了党的战斗力，有力地战胜了十月草命胜利后面临的各种困难。列宁在充分肯定征收党员周的巨大成绩的同时，还提出了清党的伟大任务，以做到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当然，党内绝对的纯是没有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要反映到党内来。在一个无产阶级的执政党内，有那么一些投机分子夹杂在里面，也并不是一桩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享。它只会有力地唤醒全党注重加强党的建设，使全党同志认识到：“我们需要新党员不是为了做广告，而是为了进行严肃的工作”。党内不纯的事实还告诉人们，“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不能仅仅满足于承认或一般地了解党的章程，而是要深刻地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并且为完成这个任务而献出自己的一生。谁要是以为入党就等于进了红色保险箱，不需要再学习、再改造了，甚至认为是可以一本万利地觅取享受了，那就是走向蜕化变质道路的开始。这种人头脑里根本没有党的观念，有的只是一脑子升宫发财的思想。他们的加入共产党，目的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把入党看成是敲门砖，看成是向上爬的阶梯。这种人如果坚持不改，最终就只有离开党完享。
    列宁在《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一文的结尾说：“多吸收群众中新的工作者入党，使他们独立参加建设新生活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的手段，这就是我们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段指示在今天仍然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我们的党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经过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清除了一小撮证据确凿的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挽救和教育了一批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党员，并在斗争中发展了一大批新党员。现在，许多年轻的新党员和老一辈的共产党员并肩战斗，担负了各级领导工作，这是我们党的辜业兴旺发达的标志。但是，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经验证明，党员一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部分，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有的甚至已经蜕变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资产阶级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总要利用各种手法和渠道，企图腐蚀我们的党员，从中来觅取他们的代理人。因此，我们的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担负了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都要按照做一个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捧场，力求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打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武装头脑，带领广大群众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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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人真克服经验主义
    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的一点体会
    方
    海
    早在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就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因此，为了坚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必须认真克服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和教条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主席在着重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也批判了经验主义。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毛主席说到这两种主观主义之间的关系时，又指出经验主义是教条主义的俘虏。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千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这就说明，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以自己实际工作的经验为满足，缺乏理论的指导，其实践就往往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很容易跟着教条主义者跑。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今天，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真理，往往是不读书，不学理论，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而一切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极善于用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理论、思潮、口号骗人，又无不贴上马列主义的标签。许多人由于在理论上分辨不清，就可能把某种错误的观点和倾向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甚至把资本主义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的东西，把修正主义的口号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我们的不少同志，不就曾经因为不读马列，不学理论，结果上了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的当，闹了大笑话吗？你不读书好了，不学理论好了，修正主义找上门来的时侯，你就只好跟着跑！比如，刘少奇、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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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对此，有的同志就辨别不清，盲目地跟在屁股后面团团转。甚至这种东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之后，在我们的同志中仍然还有一定市场。其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物质刺激只能是一种腐蚀剂。多少年来，我们革命队伍中没有啥薪水，没有定八级工资制，没有星期天，就是吃饭有个定量，
    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但是，人们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下到处讲政治，讲群众路线，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党政军一元化，把蒋介石、日本侵略者、美帝国主义打败了。解放以后，全国人民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到处都进发出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难道是什么物质“刺激”出来的吗？恰恰相反，物质“刺激”出来的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凡是“物质刺激”盛行的地方，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就猖獗得很，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就受到破坏。可是我们那些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对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不懂，或者是懂得甚少，醉心于眼前利益，言不及义，好行小惠，上了刘少奇、林彪一类骑子的当而不自知，真是“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经验主义害死人呀！
    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大多崇拜自发性。其中有不少同志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这是他们的长处。但是，有的人往往又因此而背上另一个包袱，以为凭着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就可以不必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成为“自来红”了。其实，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列宁同经济派的那场斗争，就可以明白崇拜自发性是极大的错误。当年的经济派认为，纯粹的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规定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人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胡说什么“工人运动的座右铭是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对每
    一个卢布工资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切实可贵”。总之，他们就是要工人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义。列宁在批判这种谬论时指出，工人经济斗争本身并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列宁说：“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三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识，“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工农干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只有通过在斗争中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才能获得。不仅如此，列宁还曾经深刻指出：“人们谈论什么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就恰恰是使它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经验主义者往往满足于自己的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以为自己那一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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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是现成的灵丹圣药，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样，他们就必然用老经验套新事物，表现出以“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为特征的保守性；他们又必然由于特别着重于自已的经验，不肯深入实际做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表现出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为特征的惰性；他们还必然会由于把自己的经验绝对化、凝固化，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听不得不同意见，表现为官僚主义的顽固性。错误路线的头子很希望利用经验主义者的盲目性、自发性和狭隘性，使他们的错误路线流毒全党，危害革命。这个历史的经验，我们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牢牢
    记取。
    克服经验主义的最好办法，就是要认真学习革命理论，认真地、系统地读些马列和毛主席的书。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中特别强调指出：“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进一步反复强调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最近毛主席又指示我们要搞清楚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克服经验主义，必须坚持我党历来倡导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理论和实际相分离，主观和客观相分离。我们克服经验主义，就要促使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把理论和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必须在学习中注意联系我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对目前实际状况认真地做一点调查研究。我们要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联系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各个领域的实际问题，认真地进行分析和研究，给以科学的解释和理论的说明。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他们的一切有益的经验，是极可宝贵的财产，应当科学地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马克思主义是重视总结经验的，但是，总结经验不能从个人得失出发，而要从阶级的利益出发。从个人得失出发去总结经验，往往会钻到牛角尖里去，以至会一再重复过去犯过的错误。我们只有以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为指针，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作好调查研究，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总结经验，才能加深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理解，在行动上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
    现在，全国人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发展很快。我们一定要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指导下克服经验主义，在克服经验主义的基础上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样，我们才会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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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的回顾
    翟青花有75华y?网名点
    一九六二年秋冬到一九六六年夏季，我国城乡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一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对这场斗争作历史的回顾，有助于我们今天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伟大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存在于我国社会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从当时的肯况来看，国际上苏修叛徒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掀起了一股反华反共的浪潮。国内一小损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也趁机纷纷跳了出来，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或者公开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下中农；或者千方百计地拉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或者利用宗教迷信和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意识，大搞反革命的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甚至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鼓动下，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也开始泛滥起来。社会上，除了那些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在一部分工人、农民甚至党员中，也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尽管我们经过了“三反”“五反”的斗争，尽管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尽管有了一九五七年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阶级斗争并设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如果弄得不好，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随时都可能走向反面，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我们的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根据当时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势，及时地在全国人民中间开展了这场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同时，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完整地提出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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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千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规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这个文件中，毛主席又向全党发出了警告：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面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烛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惰景啊！”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国城乡普遍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广大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都积极投入了这个伟大的运动。全国几百万干部深入城乡基层单位。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始，在农村主要是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四清”运动，在城市主要是反对贪污盗窃、反急
    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发展到后来，城乡统一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这场斗争，重新组织了革命的阶级队伍，把资本主义势力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并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及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是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当时，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那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为了替自己的资本主义复辟活动打掩护，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手段，比如，请客送礼、攀亲搭友、捧场拍马等等，打进来，拉出去，使有些党员干部成为他们的代理人。而党员干部中的一部分人，由于忘记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忘记了世界观的改造，“政治上和乎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经不起阶级敌人的拉拢腐蚀，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坑，有的甚至演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在幕前，公开和阶级致人以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内外勾结，大搞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有的则在幕后，以“党员干部”的面目出现，为地主资产阶级说话，成为阶级敌人的保护人。这些人掌权的单位，实际上的领导权并不在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群众手里。虽然形式上还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实际上已经蜕交为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因此，毛主席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士三条”）中，明确指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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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内一小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必然要招降纳叛，上下声通，互相勾结。这些支持走资派的人，在下面的是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在上面的有在各级领导部门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而所有这一切资本主义势力的总后台，就是那个当时还隐藏在党内的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些地区、有些单位之所以资本主义会那么猖獗，根子也在于刘少奇那一条“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斗争告诉我们：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必然要扶植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子，以及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使他们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基础。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上台，以及刘少奇、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都莫不如此。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专政。阶级敌人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工农联盟，就必然要把城乡的资本主义势力勾结起来。资本主义倾向，农村有，城市也有；集体经济内部有，国营企业单位也有。农村的资本主义活动和城市的资本主义活动，往往牵连在一起，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为非作歹。因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在城乡的全面开展，就使资本主义势力在城乡广大人民群众中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从而有力地巩固了工农联盟，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既然是一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就·必然要引起阶级敌人极端的仇视和拚死的反抗。正当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胜利前进时，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抛出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在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十条”发布后不久，刘少奇就迫不及待地炮制了一个“后十条”，并且指使他的老婆搞了一个所谓“桃园经验”。这条反动路线，以所谓“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奇谈怪论，来代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它对广大干部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政策，胡说什么“有枣没枣打三竿，有鱼没鱼淘于了看”，而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却不准群众揭发和批判。而且在这场运动中，刘少奇公开攻击毛主席倡导的调
    高
    查研究“过时”了，提出了“扎根串连”的唯心主义口号，唯恐广大干部和群众真
    立
    正发动起来。总之，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根本目的，是要反对党的基本路
    不
    线，掩盖这场运动的性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转移斗争目标，搞乱阶级
    实
    阵线，保护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关。但是，这条反动路线一出笼，就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和
    党
    反对。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对刘少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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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进行的彻底批判。
    打击谁，保护谁，这历来是区别一个专政阶级性质的重要标志。，刘少奇这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就是要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党解放以来开展的历次重大政治运动，打击的总是一小撮阶级敌人，而对于广大千部和群众来说，都是一次“反对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们党始终把斗争矛头对准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和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对于那些犯错误的干部，采取的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政策。同时，在群众中普遍开展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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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对比的教育，使群众从亲身的经历和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认识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性，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真理，从根本上提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实践证明，只有牢牢掌握了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严格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真正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我们党的阶级路线是建立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坚持这条阶级路线，就必须坚持调查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对社会各个阶级作深入细致的调查和分析。毛主席在当时不仅重新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调了“开调查会”、“蹲点”、“解剖麻雀”等调查研究的方法；而且发表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光辉著作，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经验证明：“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因此，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项基本功。
    回顾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就必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列宁在十月草命前夕曾经讲过：“我们不知道，我们胜利后是不是会出现暂时的反动时期，暂时的反革命胜利时期，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胜利后一定要挖上‘三道战壕’来防止这种可能性”。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伟大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势力，而且为开展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实践上准备了条件。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无产阶级专政得到了空前巩固。但是，必须看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都应当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学说，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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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清贫》
    沈逸珍
    《清贫》，这是方志敏烈士一九三五年在国民党监狱中写的一篇短文。它那朴素而优美的文笔，热烈而真挚的革命激情，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老一辈的同志读着它，会对往昔艰难困苦的战斗岁月唤起深沉的回忆；年轻人读着它，会从中受到无产阶级革命传统的生动教育。我每读一次《清贫》，心情总是久久地不能平静。我感到面前展开的不是一篇千字左右的短文，而是先烈们用鲜血凝成的一幅革命史的长卷。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
    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会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各的美德。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身边有没有一些积蓄，那我可以告诉你一桩趣事：
    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一一个最不幸的日子，有两个国方兵士，在树林中发现了我，而且猜到我是什么人的时候，他们满肚子热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那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时表和一枝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他们于是激怒起来了，猜疑我是把钱藏在那里，不肯拿出来。他们之中有
    一个，左手拿着一个木柄榴弹，右手拉出榴弹中的引线，双脚拉开一步，作出要拋掷的姿势，用凶恶的眼光钉住我，成吓地吼道：
    ‘赶快将线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把你炸死去1’
    ‘哼！你不要作出那难看的样子来吧！我确实一个铜板都没有存；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我微笑淡淡地说。
    “你骗谁！象你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拿榴弹的兵士坚不相信。
    ‘决不会没有钱的，一定是藏在那里，我是老出门的，骗不得我。’另一个兵士
    一面说，一面弓着背重来一次将我的衣角裤裆过细的捏，总企望着有新的发现。
    ‘你们要相信我的话，不要瞎忙吧！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个个都有线，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草命不是为着发财啦！’我再向他们解释。等他们确知在我身上搜不出什么的时候，也就停手不搜了；又在我藏躲地方的周围，低头注目搜寻了一番，也毫无所得，他们是多么的失望呵！那个持弹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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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的兵士，也将拉着的引线，仍旧塞进榴弹的木柄里，转过来来抢夺我的表和水笔。后彼此说定表和笔卖出钱来平分，才算无话。他们用怀疑而又惊异的目光，对我自上而下的望了几遍，就同声命令地说：‘走吧！’
    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里有没有一些财产？请等一下，让我想一想，啊，记起来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已交给我的妻放在深山坞里保藏着一怕国军进攻时，被人抢了去，准备今年暑天拿出来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财产了。但我说出那几件‘传世宝’来，岂不要叫那些富翁们齿冷三天？！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清贫》把我们带到了长夜漫漫、群魔乱舞的年代。革命先烈们为了变黑暗的中国为春光明媚的中国，为了拆除人间地狱，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显示了崇高的革命气节。这种在艰苦、困难以至牺牲的关头表现出来的凛然正气，怎能不使人激动得热血沸腾呢？
    “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这是方志敏回答国民党士兵的话，说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政治本色。方志敏烈士的一生，就是清贫、洁白、朴素的一生。从参加革命到为革命壮烈献身的十几年间，他“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他是赣东北苏区和红
    十军的创始人之一，到一九三五年一月被捕前夕，已经担任了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高级职务，可他的生活却简朴极了。你看，馋诞欲滴的国民党士兵在他身上搜了半天，除了工作必需的一只时表和一枝自来水笔外，竟是一个铜板也没有。至于他的家庭经济生活状况，唯一的财产是儿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由于工作的关系，方志敏“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他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在方志敏身上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是一种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他参加革命，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不希图从革命中捞到任何一点个人的好处。即使地位高了，权力大了，经手的钱财多了，也仍然一尘不染，洁白朴素。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清贫”。
    “你骗谁！象你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这话出自国民党士兵的口，却一言道破了剥削阶级的逻辑。在他们看来，当了官，手里有枪有权势，就可以无限地敲诈勒索，就可以膨胀自己的腰包。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不就是这样一些盗匪贪官吗？方志敏同志在《狱中纪实》一文中，就满腔愤慨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贿赂、贪污、敲竹杠、狂嫖滥赌等无耻罪行。人们常常称国民党为“刮民党”，那是很逼真地反映了事情的本质的。因此，国民党士兵死也不相信方志敏身上没有钱，也是不奇怪的。方志敏同国民党士兵的一席对话，生动地反映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无产阶级和地主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国民党总以为享乐主义就可以动摇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共产主义信仰。在他们的监狱中，常常用“只求在生快乐一点”之类的话来软化共产党人。这固然也可以收买几个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而对广大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来说，却是枉费心机。方志敏同志遣责那些抛弃自己原来的主义信仰，撕毁自己从前的斗争历史，訇的一声，跳入那暗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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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秽臭的污水潭里去的叛徒，是狗！是猪！是畜生！是猪狗畜生不食的东西。他用铿锵的语言庄严宣告：“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莱，宁愿吞嚼刺口的芭栗和莱根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窠似的住所！不希罕闲逸，宁愿一天做十六点钟工的劳苦！不希罕富裕，宁愿困穷！不怕饥饿，不怕寒冷，不怕危险，不怕因难。屈辱，痛苦，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都能忍受下去！这些都不能丝毫动摇我的决心，相反的，是更加磨炼我的意志！”这些闪闪发光的字眼，闪耀着多么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啊！什么金钱啊，华丽的住所啊，宴会上的西餐大菜啊，柔软的钢丝床啊，舒适的生活啊，通通“不希罕”。为革命忍受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艰难困苦，一百个“宁愿”。有没有这样一种彻底“清贫”的精神，往往是检验真假革命若的一块试金石。有了这种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吃得起苦，在和平环境里，同样吃得起苦；没有这种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可能经不起物质生活的诱惑而堕落成为叛徒；在和平环境里，也可能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而变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革命胜利的形势下背叛自已的革命历史。这种情况，人们是见得不少的。
    也许有人觉得，《清贫》讲的是四十年前的事情利道理，难道今天还适用吗？这可以用方志敏烈士的话来回答：“清贪，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我们战胜拿枪的敌人，靠的是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今天我们面对不拿枪的敌人，同样要靠这种革命清神去战胜它。四十年来，沧海桑田，换了人间。方志敏烈士在《可爱的中国》的结尾满怀信心展望的祖国的光明前景，已经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但是，现在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还会遇到很多困难。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手上拿的不是真枪实弹，而是糖衣裹着的炮弹。这种糖衣炮弹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谁要是忘记了或是丢掉了“清贫”这个无产阶级的传家宝，谁就随时都有被糖弹打中的危险。比如：当你以为革命胜利就是该轮到自己捞一把的时候；当你把功劳当作交换享受的商品的时候；当你在物质生活上向党向人民伸手的时候；当你斤斤计较名誉地位，热衷于搞特殊化的时候；当你贪图享受而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时候；当你被商品、货币交换、庸俗的捧场、阿谀奉承、宗派主义之类的花花世界弄昏了头脑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对你频频招手了。只要有了“清贫
    一生的思想准备，就能有力地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捧场。毛主席以革命战士不吃老百姓家里一只苹果这件事教育我们：“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清贫，就是这样一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呵！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方志敏烈士为了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壮烈牺性已经整整四
    十年了。他写的《清贫》一文，却是留给我们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这不是一篇普通的短文啊，它是先烈们递给我们的红旗和火炬。让我们高举起先烈们递给我们的红旗和火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吧！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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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限荆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
    培光中学应届毕业生胡兆禹
    我是一九七四届的中学毕业生。现在，我已光荣地被批准到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猛腊县插队落户干革命。前几天，妈妈为了勉励我扎根农村，还准备了一副对联：“乐在边疆经风雨，喜看山寨变大寨。”再过儿天，我将离开哺育我的英雄城市一上海，奔赴我的第二故乡一云南西双版纳，去见我日夜思念的新的亲人一广大的贫下中农。我自己在树立当社会主义新农民这个理想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我的哥哥参过军，我以前曾想过将来毕业后能当上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那多光荣。我也喜欢运动，练习长跑，爱好围棋。我又想以后能当上一名运动员或围棋手，那多有意思。后来，我又想毕业后能继续升学读书，多学一些本领。我想得很多，但究竟要树立什么理想，在我的思想上是很不明确的。
    一九七一年，我从小学毕业后，满怀喜悦的心情跨进了培光中学。学校给我们安排的第一堂课，就是进行校址教育。我们经过教育后，知道了我们今天一间间明亮整洁的教室，昔日曾是帝国主义反动派拷打、残杀劳动人民和革命前辈的地方。我们脚下踏着的地板，过去曾经染上革命先烈的血迹，这是革命前辈与反动派作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战场。是谁给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又是谁使我们劳动人民的子女能有上学的权利？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无数革命前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决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阶级的期望，一定要努力做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踏着革命前辈的血迹前进。
    学校坚持开门办学，走出去，请进来，请工农兵对我们进行革命理想教育。好八连连长给我们谈了“树立革命理想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问题。他讲到八连同志就是因为具有远大的革命理想，所以在进入南京路后，牢记了毛主席两个“务必”的教导，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站岗放哨，身居闹市，一尘不染，保卫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我曾参观过好八连的连史室和营房。好八连同志始终保持了艰苦奋斗的无产阶级政治本色，自已种菜、养猪、挑大粪，在平凡而艰苦的劳动中磨炼自己。好八连同志在老兵复员时，有些同志是可以进工厂的，但是他们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主动要求到农村去干革命。他们说：“革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理想。”这些事迹教育了我：共产主义大厦是一砖一瓦建筑起。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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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一个人的共产主义革命理想也是在细小的、平凡的学习、生活、战斗中培养起来的。
    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一场极其深刻的教育人和改造人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学校党支部发动全校师生对孔老二的“耕馁学禄”和林彪的“变相劳改”等反动谬论开展了猛烈的革命大批判。工人师傅还与我们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谈两个“决裂”，批判“学而优则仕”、“重工轻农”和那种把劳动分成贵贱等级的旧思想。我开始认识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农村需要我们知识青年，我们知识青年更需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林彪反党集团越是恶毒攻击上山下乡，就越证明这是一条金光大道。我想，不能光是嘴上喊要让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不能得逞，而应当用行动来进行回击，坚决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和条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批林批孔的革命行动，我下定决心立志务农！随着七四届毕业分配的来临，随着上山下乡教育活动的深入，随着我踏上上山下乡征途将成为现实，我自己思想上的斗争，还有我与社会上旧的习惯势力的斗争，都日益激烈起来。
    首先，是有没有决心走上山下乡的道路的问题。我校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由刘建萍等同学发起成立了“上山下乡四方联络站”。我在当时写了祝贺信和决心书，要求参加“四方联络站”。当时就有人对我说：“刘建萍是红团政委，是干部，当然要带头，人家是主角。你是普通一兵，只能当配角。”我说：“如果这叫做配角的话，我愿意一辈子当建设新农村的配角。”
    其次，在考虑去向问题时，是到条件比较舒适的地方去，还是到条件艰苦、困难的地方去？这是一个考验。对待这个考验，我的回答是：“最远最艰苦的地方我去，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祖国边疆农村的建设。”正在这时，有人来做我的“工作”了。前一时期，我代表学校参加了黄浦区围棋比赛，获得了中学生第二名。当我拿回一张很漂亮的奖状时，有人就对我说：“你以后到近一点的农场去，着着棋，参加一些比赛，可以少出一些工；参加郊区队以后，也可能搞出一点名堂来。”确实，我很爱下围棋，但我对他们坚定地回答：“我是到农村去扎根，而不是去‘扎'棋。”我要为消灭三大差别作出贡献。
    又有些人经常来对我讲：“你不要头脑发热，现在光荣一时，将来吃苦一世。后悔来不及，不要做‘憨大”。”还有人说我是“假积极，想投机”。一盆盆冷水泼在我头上，但它丝毫也动摇不了我立志务农的决心。我听说云南西双版纳“路远”，“生活条件艰苦”，这更增添了我革命的豪情。我迫切地要求到云南朱克家同志战斗的地方去插队落户。就在这段时期，又有人说：“胡兆禹不想务农了，要逃了。云南没任务，市里也不会批淮的。”这种言论完金是在刮阴风，很多话根本就是造谣。我们坚决抵制和批判了这股歪风，多次向市、区、学校领导请战，还写信、打电报给云南省西双版纳的领导和贫下中农。我们去云南的决心，就是用十头大象也拉不回来。
    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是以最大的努力为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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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三大差别、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铲除资本主义的土壤作出应有的贡献。这场深刻的社会大革命，不仅在社会上、而且在我家里也深刻地反映出来。
    一次放学后，我把自己毕业立志务农到外地农村去的决心告诉了母亲。她听后感到很突然，说我太年轻，表示不同意我到外地去，说：“我们家里已经有一个务农了，你就到崇明、奉贤去也是务农，为什么非要到外地农村去，那里艰苦。”我说：“正因为我年轻，才更需要到艰苦的地方去磨炼，农村面貌要改变，就需要我们千千万万革命青年去建设。为革命就应当勇挑重担，自找苦吃。”
    但是，第一次工作失败了。妈妈说：“你不要脑子发热，想得太简单。我是不会放你去的。”还说：“新疆、黑龙江去太远太苦，去海丰、黄山也是有志气有抱负，到海丰农场去肥！”吃饭时，妈妈还对我说：“到农村去，能有这样热菜热饭一顿一顿给你吃？”这是要动摇我立志到外地农村去的决心，我立刻回答说。“没有农民种菜种稻，那来这些蔬菜甜、稻米香？”
    其实，我妈妈还是支持我务农的，她也同意我到海丰农场去。但是她受到旧的传统观念、习惯势力的影响，一时思想不通，不同意我去外地农村。我开始的时候，在家里采取“吵”、“顶”的方式，要逼他们思想通、支持我。这时学校老师就对我说：“做家长思想工作，必须耐心、细致，反复多次进行，才能取得效果。广大革命家长也一定会支持小将的革命行动，支持子女上山下乡的。”以后，我就经常向家里反复宣传知识青年走和工农结合的道路的必要性，宣讲上山下乡的大好形势。我务农的决心得到了两个哥哥的支持。他们都是复员军人、中共党员，都表示坚决支持我到边疆农村干革命。我又和父亲谈了自己的思想过程和自己的决心。父亲是一个苦大仇深的老工人，他也感到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们全家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决不能辜负党的期望，我立志务农的决心又得到了父亲的支持。然后，我又一次耐心地和我妈妈做工作。我说：“做家长的个个都爱自己的孩子，但怎样才是真正的爱呢？让孩子享受一时的舒适，少吃一点苦，这不是真正的爱护。只有让孩子到艰苦的地方去，到三大革命的风口浪尖上去，走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这才是真正的爱护和培养。”我又说：“你平时总是对我说要做毛主席的好青年，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要向朱
    克家、金训华学习。现在我要求上山下乡，这是革命的路，大有作为的路，你应该支持我。”母亲听后很感动，表示支持我立志务农，做送子务农的促进派。后来，我爸爸妈妈几次主动到学校、到区乡办要求把我送到最艰苦的边疆农村去。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出发前，我为了掌握更多的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本领，在有关单位的帮助下，抓紧时间学习了拖拉机的使用和维修、木工、医药知识、新针疗法、缝纫、理发等技术，并准备了工具，决心到农村与贫下中农一起，以全部精力投入到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去。今后，我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缩小三大差别，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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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碗”小议
    陆
    实
    有一位在外地农村插队落户的上海知识青年，主动放弃了进城市工矿的机会，决心一
    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这件事引起了一些“好心人”的劝告：“放着拿工资的‘铁饭碗”不要，偏要捧着挣工分的‘泥饭碗'不放，真是太戆了。”这个青年回答得好：“我到农村来不是为了‘饭碗’，而是为了革命。如果都去争夺‘铁饭碗'，将来大家就只好都拿‘讨饭碗了！”
    这场关于“饭碗”的议论，发人深思。
    饭碗，这是人类早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已开始使用了的。当时的这种饭碗，现在被称为“彩陶”或“黑陶”，身价高贵地放在博物馆里供人们鉴赏；其实只是一种土碗，花纹很粗糙，碗口也不圆。后来有了铜碗、瓷碗和银碗，式样也有盆、碟、体、盘之多，但究其主要用途，仍只不过是盛食物的器皿而已。
    饭碗之成为职业或工作岗位的别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这个名词带有资本主义雇佣观点的深刻烙印。在旧中国，劳动力被作为商品来买卖，找工作叫做“寻饭碗”，遭辞退叫做“砸饭碗”。资本家雇用工人明明是为了剥削工人，也偏要虚伪地美其名日“给饭碗”。其实，劳动人民手里的这个“饭碗”是只“空碗”，充其量不过是盛上那么点残羹余汁，而被榨取的却是身上的筋肉和血汗。资产阶级为了分化和收买工人队伍中的一部分人曾经在某些行业中推行所谓职业保障和福利制度，比如在银行中工作的被称作“银饭碗”，在铁路、邮局工作的被称作“铁饭碗”。它们之所以具有这种名称，无非是由于这些部门工资较高，福利较优，有别于其他行业。可实际上无论是“银饭碗”或“铁饭碗”，经济萧条时期一来，还不是统统都得“砸饭碗”。
    新中国建立后，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劳动人民的生活起了根本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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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三百六十行，无论那一行都是生老病死有保障。如果借用“饭腕”这个名称，那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劳动人民的最可靠的“金饭碗”。当然，由于新社会还存在着旧社会的痕迹，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从所谓“饭碗”的角度来看，确实还存在着所谓拿工资的“铁饭碗”与挣工分的“泥饭碗”的不同。其实，就是同样的“铁饭腕”，也还是工资有高低，福利有厚薄，仍然存在着种种的差别。这种不同和差别在现时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还存在着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也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饭碗”这个名称在某些人中一直沿用到今天，就说明了资产阶级雇佣观点在今天仍还有着一定的市场。
    但是，在如何对待这种不同与差别上，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态度是巩固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所谓踢开“泥饭碗”、争夺“铁饭碗”之类，实际上就是适应和巩固城乡、工农之间的差别。如果听其发展而不加限制的话，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最后导致在各个领域内复辟资本主义。这也就是在苏联已经发生的复辟过程。另一种态度恰正相反，这就是那位勇于捧起“泥饭碗”的上海知识青年的态度。他们自觉地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观念，发扬共产主义的革命精神，放着城市工矿的“铁饭碗”不要，偏要下乡去端那只“泥饭碗”。有人说这太“戆”了，其实这种革命的“戆”劲实在是太可贵了，它表现了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具有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在他们看来，一个人如果把自己追求的目标束缚在什么“饭碗”上，那是十分庸俗而低级的，只有“为了革命”，才是一个革命者应有的唯一的生活目的。他们坚持在农村中战斗，这不仅大大地促进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且有助于从思想上和物质上缩小三大差别，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一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前一时期，从报上读到了朝阳农学院又一批大学生实行“社来社去”的原则，回到农村去战天斗地的报道，可见这样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青年已不是单个的战士，而是已经汇聚和成长为一支声势雄伟的战斗队伍。看，这支战斗队伍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浩浩荡荡、步伐整齐地走过来了。在他们的面前，什么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什么“学而优则仕”之类孔老二及其信徒们的谬论，都必将被彻底地摧毁和冲垮。。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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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一祭高的革命称呼
    昌
    华
    每个时代、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称呼。在旧中国的黑暗年代里，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和党同生死共患难，他把为“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都引为“词志”，并以此为莫大的“光荣”。鲁迅用“同志”这个称呼倾吐了他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可见“同志”是个多么崇高的革命称呼！
    “为有陋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个“志”，就是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的伟大理想。“同志”的称呼，揭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质，表现了我们建立在共产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关系。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人与人关系是平等的关系，同志的关系。我们党在革命队伍内部历来就沿用“同志”这个称呼。在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群众喊参谋长少剑波“长官”，战士说：“我们不兴叫长官，叫首长”，少剑波紧接着说：“叫同志”。你看，在我们革命队伍中，“同志”这个称呼充满着多么深厚的无产阶级情谊。这儿没有“高低”之分，“贵贱”之别。干部与群众，分工虽有不同，但都是阶级兄弟，都是革命的同志。称呼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带有深刻的阶级烙印。奴隶社会有“君子”与“小人”之称，封建社会有“主子”与“奴才”之别，资本主义社会也有“绅士”与“苦力”的不同。尽管称呼“花样翻新”，实质上却无一不是表现各个社会的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阶级关系。至于剥削阶级的内部称呼，什么“老爷、小姐、老板、小开…”之类，五花八门，称呼繁多，恰正表现了剥削阶级统治下森严的等级关系。
    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同志”成了人们之间的习惯称呼，显示了我们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崭新关系。但是，在我们的队伍中，总还有一些人，觉得叫他“同志”似乎对他还不够“尊敬”，特别有些自认为是当了“官”的同志，当人家恭维几声自己职称的时候，比如叫他“×队长”，“×书记”，“×部长”，心里就乐滋滋的。如果称呼他“同志”或“老王”“小李”，就感到很不舒服。这种人认为自己该比群众“高一点”、“特殊点”，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已经当了“官”了。可是，这正反映了这些同志头脑里还有等级规念一即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在作怪，暴露出“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担风气”。因此，这些同志，往往只能当“官”，不能为“民”；只愿“上”，不肯“下”。而且，这些人也最容易被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捧场搞得晕头转向，以致上了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或社会上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当。
    “同志”是革命者崇高的称呼。我们应当珍惜这一光荣称号。在革命队伍中，应当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等级观念，建立革命的同志关系。让我们永远高呼：
    “同志万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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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柜台边上的杂感
    龚青
    星期天到邮局去寄信。当我买了邮票、信封站在柜台边上写投递地址时，柜台里边一位面孔臃肿、神情油滑的胖营业员正在同一位瘦个子的年轻人进行着一场谈话。我本无意去听人家闲谈，以免逃脱不了听壁脚的嫌疑，只是店堂不大，他们的谈话声又响亮，听来也就声声入耳。
    甲（营业员）。（好象有点相熟似的）哎呀，好久不见，怎么有空上这儿来了？
    乙（年轻人）：（显得有点疲乏）啊，还不就是为了订份杂志。跑了附近三家邮局都说满额了，只好跑远路上这儿来。
    甲：这有啥难处？你要的是哪一份杂志？乙：喏，××义×画报。
    甲：（蔷地放低了声调，有点为难)哎呀，别的还便当，唯独这份…乙：怎么？你们这里也满额了。
    甲：不瞒你说，这份画报可热门啦。我们一个邮政支局分配到的总共只有义×份，有的是老订户，要续订。有的是人家单位的图书馆，要优先。哪里还有空额？乙：（迫切地）那请你挂在心上，等有人停订了，给我补上行吗？
    甲：挂个号是可以的，但不能打包票。（说到这儿，眼珠一转，神秘地瞥了对方一眼）不过，要是你通过我们的头头，事情可能就好办了。×××一你认得吗？
    乙：（先是一怔，继而恍然）噢，他是你们的头头啊！见是见过面，那是在区里学习的时候啦。不过，为自已的私事去托人，恐怕不合适吧！
    甲：（略带不满地哎呀呀，哪儿的话。订画报也是为了学习嘛！谈得上什么“公”啊“私”的。革命同志之间，互相照顾，互相帮助，也是应该的，哈哈哈…乙：（默然不语）。
    甲：（见话不投机，换了个话题)我一直想弄一只低音喇叭，搞到现在就没搞到。你们店里这一阵有赏供应吗？
    乙：是落地收音机上用的那种？倒看不出你还有这个业余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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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眯起了双眼，话外有青地）你不是对××××画报也有爱好吗？
    乙：（不解地，但又爽直地）说起低音喇叭，可要告诉你一件事。上星期我们店刚进了
    五只贷，就被店里的一位职工代亲戚买下了两只。事情一传开，大家议论纷纷，都说：“对热门商品，我们商店职工你一只我一只地吃掉，店外的群众怎么办？”结果就祀那两只喇叭追回来了。我们那里的几个青年店员还针对这件事举行了一次“拒腐蚀，永不沾”的学习哩。
    甲：（紧接话头）追回来了？好。我还以为你们那里已经售完了哩。（看对方仍不解，
    一语，点穿)我也不要你代买。只要你们下回什么时侯出售，预先告诉我一下就行了。我想买一只，我们这儿另两位同志也要买。你不是要订画报吗？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嘛！
    乙：（恍然，微笑而会蓄地批评）嗅，那么回事。你是说，我们双方来做趟交易啦，…甲：（气愤地打断对方话头)“交易”，算个哈罪名？你订画报，出钱饯；我买喇叭，也出线。双方出钱买东西，有什么不对？这根本谈不上什么开后门。现在有的人动不动就说反对“物物交换”，反对拿紧张物资做交易。哼，做生意还不都是做交易。没交易，就没市场繁荣了。老实说，我听到这种高调就冒火，…
    这场谈话的结果如何，我没有听完。我在信封上写完投递地址并贴完邮票后，就随手将信掷进了瑯筒。转过身来，拾头看见柜台对面的墙上贴着这样一条标语：“发展人民邮政，努力为人民服务。”
    走在路上，心里很沉重。那张神情油滑的胖险清楚地浮现在我眼前。广大部递工作人员风里来、雨里去，为办好人民邮政而日夜辛劳着，我相信象上面这祥的工作人员仅只是个别的。但是，难道有这种思想的人也是个别的？在其他一些部门不是要比这个小小的邮政支局多得多，也更严重得多吗？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今天，什么事情都得讲报酬、讲交易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化公为私、损公肥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仍然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沾染了我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包活共产党员甚至领导干部。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活他们自已在内。他们的身上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溃烂，需要治疗。可是，有的人却讳疾忌医，你说这是脓疮，而他偏要说是“艳如桃花，美不可言”哩！
    然而，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后，象那个年轻人利他们商店里的广大职工那样自觉地反腐蚀的人物毕竟是越来越多了。他们是会起来帮助那些讳疾忌医的人治病的。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包括动一点外科小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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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通信（续）
    三、桑梅给龚庆的信
    小龚：
    你好！星期五接到了你的来信。你提出商品等价交换的问题，我们这里争论得可热烈啦！有的说：“我们营业员天天犒商品交换，看不出这里有什么资产阶级法权嘛！”有的问：“我们国家的所有制变更了，商品生产同旧社会不同了，为什么在商品交换中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我虽然学了一点政治经济学，但是对于商品制度问题也不大能说得清楚。最近学了毛主席的指示，有一点肤浅的体会，说出来供你参考。
    先从去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谈起吧！国庆前夕，我们商店里进了一批快摆平面女式手表，是新产品，式样新颖，很受广大工农兵顾客的欢迎。由于批量小，供不应求。当时，我们小组的小李想买一只。可是她刚一开口，组内许多同志对着小李说：“不行！这种新产品，批量小，要首先供应工农兵，营业员不能‘走后门”。”小李不服气地说：“什么前门后门？！顾客买表付多少钱，我也付多少钱，都是等价交换嘛，这有什么不行。”这时，我们组的老陈师傅就耐心地对她说：“买手表当然要按照规定的价格付饯。但是这样一来，还有什么为工农兵服务，还有什么商品流通的正常渠道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资本主义的生意经。”没等陈师傅说完，我们的组长老王就接上来说：“‘开后门’不仅是资本主义的经营作风，而且还会替资产阶级以及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开了方便之门。有些家伙就是利用市场供求规律，‘开后门'搞到一些供不应求的商品去搞投机倒把活动。”听了这两位老师傅的话，事后我想：是呀：商品交换的原则是“等价交换”，可是，首先有一个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列宁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时指出：“‘资产阶级法权”承识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商社会三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我们商店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这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企业生产的商品要满足国家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如果店里进的商品由我们店员先挑拣，凡是紧张的商品就自己留下或转卖给亲友，甚至用来搞非法交换，那实际上是使全民所有制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转化成为小团体所有制了。刘少奇说什么“卖热水瓶的可以多买几个热水瓶”，林彪说什么“开后门”是合法的。他们的目的就是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腐蚀我们广大职工，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培植社会基础。我们商店的党支部书记在学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后说：“我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我们的方针是‘计划第一，价格第
    二’，决不容许无限制地搞等价交换，不容许‘开后门'，搞非法交换。”我觉得这些话是说得很对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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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两种公有制，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此外，还残存着少量的私有制。因此，还实行商品制度、货币交换。但是，我们对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带来的危害，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决不能让它自由泛滥。前天，我刚从外面进货回店的时侯，业务组老张递给我一封信。我接过一看，原来是一位边疆青年的来信。信上说，前一段时期，由于边疆需要的一种缝帐篷的针脱销，有些投机倒把分子就活跃起来，搞长途贩运，牟取暴利。这位青年迫切地要求我们赶快组织货源，以满足他们需要，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我看完这封信，拔脚就走。老张一把拖住，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到生产厂去跑一趟，赶快组织货源。”老张笑了起来，说：“用不着你操心了。货源已落实了，过两天就装车。”我接着问老张：“张师傅，这种针生产起来很便当，为什么也会脱销呢？”张师傅说：“这就同资产阶级法权有关系了。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生产，是由国家统一计划安菲的。但是由于有两种公有制，还实行商品制度，这样，商品生产的规律也就是价值规律还在起作用。这个价值规律，通俗地说，就是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刘少奇、林彪一类搞什么‘利润挂帅”，鼓吹价值规律万能，就是为了让价值规律摆脱无产阶级专政的限制而听凭它自由泛滥，把社会主义下的商品生产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我们有些工厂干部理论上搞不清楚，自觉或不自觉地让‘利润挂帅'牵着自己的鼻子走。我看生产帐篷针的那爿厂就有这样的情况。帐篷针的产值低、利润少、用工多，它就不大愿意生产；而对那种产值高、利润大、用工省的商品却拚命生产。这不是离开了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走上背离国家计划的轨道了吗？”这种现象，在其他厂、其他工业部门中也有，需要对他们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扭转“利润挂帅”的倾向，决不能听凭它们发展下去。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当然需要积累、需要利润，但是对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决不能是价值规律万能，利润挂帅第一。那些热衷于“利润挂帅”的人，财迷心窍，眼睛里头只有“利润”两个字，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制度都不放在心上，简直同阳社会的资本家没有多少差别。如果企业的领导权掌握在这种人的手里，这个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就可能要起变化。事实上，凡是“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盛行的地方，某些人或者是某些集团就有可能乘机占有大量商品和货币，变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拉拉杂杂，就写到这里吧！我离开学校来到商业战线已经八年了，但是过去由于学习理论不够，工作上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这对于政造世界观，克服经验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商店理论小组的同志为了弄清楚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货币、按劳分配等问题，正在努力读一点政治经济学。我已写了一封信给在银行工作的晓宁，请她谈谈货币问题。我想她是有很多体会的。好，等着你的回信！
    理
    祝你
    第
    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说
    桑梅
    一九七五年三月
    。3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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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张晓宁给桑梅的信
    小桑：
    你好！一个多星期以前，我就想写信给你。今天收到了你的来信，真是太高兴了。你在信中要我谈谈货币问题，这对我是一个促进。我虽然在银行工作，天天同货币打交道，但由于过去学习理论不够，碰到许多实际问题就不能从理论上加以正确的说明。最近，在深入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过程中，联系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问题，越来越感到搞清楚这个问题，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确实关系重大。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在所有制方面起了变化，货币的职能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今天的货币仍然是“领取社会财富的凭证”，有了货币，就可以取得某种社会财富。在这种情况下，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就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将货币转化为资本，重新进行雇工剥削的活动。今年春节以前，我们到郊区的一个信用社去查账，发现了一起内外勾结变货币为资本的案件。那个县的农业机械厂有一个混入工人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纠合了儿个人开了一个地下工厂。他为了给地下工厂筹集资金，用清客送礼等手法，拉拢了农业机械厂的一个干部和信用社里的一个工作人员，以农业机械厂的名义向信用社借款一万元，转借给地下工厂使用。三方私下立约，等事成以后，按利润分成。这个阶级异己分子拿到贷款，立即四出活动，招兵买马，套购原材料。幸好这桩事被及时查获破案，才使社会主义事业免受损失。
    小桑，你看这样的事是多么触目惊心啊！过去，我总是想，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总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却没想到，搞不好，它也可以被资产阶级利用，成为复擗资本主义的工具。这几天，我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列宁的《俄共（布）纲领草案》，这篇文章中有这祥的
    一段话：“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期，立即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因此，居民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能够继续利用仍是私有财产的纸币，利用这些使剥削者有权领取社会财富的凭证，来投机、发财和掠夺劳动者。”读了这段话，使我感到特别亲切。现实的阶级斗争不是有力地证明了列宁的这些英明论断吗！
    我们银行工作是管理货币的，阶级斗争的现实要求我们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对货币交换加以限制，加强货币管理，使货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了堵塞货币在流通中的漏洞，我们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譬如，拿现金管理来说，我们规定各个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超过三十元的，一律要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进行结算。这是限制某些人利用货币进行非法交易的重要措施。可是，最近我们单位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候，大家联系实际，就谈起这样一件事情。有一爿厂正在为新建的一幢六层楼厂房挖地基。施工中，需要用两台深井泵抽水。施工单位没有这种深井泵，影响了工程的进展。这时，就有一个人说：我有办法，不过要让我向厂里买点木料，才能借到深井泵。但是，工厂把国家的木料卖给私人，是国家制度所不允许的，面且也不能用现金结算。·于是，他就拉了几个人以“买点木料”为诱饵，各显神通，由甲找乙，由乙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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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最后找到一个信用社信贷员，由他挥笔开支票转账。就这样，一笔非法的私下买卖，变成了两个单位之间的“业务往来”。我们单位的经办同志说，如果不是工人同志的揭发，我们还被蒙在鼓里哩！这也是在货币管理上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一种表现吧！
    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交换，如果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就会成为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温床，成为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土壤和条件。不是吗？一些受林彪鼓吹的“大家发财”这种货币拜物教流毒较深的人，就曾经在分配和交换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相当多的商品和货币，有的甚至钱迷心窍，堕落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有一些人，由于没有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则被货币交换之类的花花世界弄昏了头脑。这种现象都说明，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是激烈的，这种斗争还必然要反映到政治生活和党内生活中来。
    建国以来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历史证明：货币交换如果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确实是很容易的。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在苏联，自从赫鲁晓夫、勤列日涅夫一类上台以后，就大肆宣扬“卢布是衡量劳动荣誉的尺度”，“利润是担任经营管理工作的共产党员最好的鉴定”。这种论调，使我记起了《资本论》中引用的哥伦布的话：“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苏修叛徒集团已把无限“扩展商品货币关系”作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工具。今日的苏联，劳动力已成为商品，货币已成了剥削工人的资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以外，已经没有任何其他联系了。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由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货币交换的限制，总的说来，我们的货币是计量社会劳动的统一尺度，是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工具，是促进工农、城乡之间和国营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的桥梁，是分配消费资料的凭证。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共产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在我国日益发扬光大。我坐在银行里，遇到劳动人民、红小兵拾金不昧的事情真是太多了。今天中午，我正低着头打算盘，一位
    二十多岁的女青年气喘吁吁地跑到我的柜台前，对我说：“同志，昨天我在这儿买二十元定额储蓄贴花，回家一看，口袋里却有了四十元的贴花，一定是你们多给了。本来我想在上班前就送还，但是那时你们还没有开门。你们一定等急了吧！”她讲到这里，坐在我旁边的老马霍地一下站了起来，激动地握住这个女同志的手。原来，昨晚老马为了二十元错账整整算了三个钟点。见到这种场面，有谁不感动呢：我情不自禁地跑出柜台，也紧紧地握住她的手，问她名字和单位。她回答得十分响亮：“我是工人！”“我是工人！”这铿锵有力的语言一直在我耳边回响。这种崇高的无产阶级精神境界，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伟大力量。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我们必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货币交换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有效的限制，并且努力创造条件，最后消灭货币。那时候，列宁发出的“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匠”的预言就要实现了。夜深了，明天还要去参加一个学习交流会，就此搁笔。此致革命敬礼！
    晓宁
    一九七五年三月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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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理论学可当养首要江务抓好
    中共上海市机床制造公司委员会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马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论述发表后，我们机床系统群众的学习积极性很高。但碰到一个突出的问题：当前生产任务重，学理论和各项具体工作的关系难以处理。起初，当生产任务一重，有的同志就主张把理论学习放
    一放，全力以赴先抓好生产：还有的同志把学理论和学大庆对立起来，认为学大庆就是把生产搞上去。对此，我们党委一班人首先坐下来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一学习，眼睛就明亮多了。不少同志回顾了生产领域中的斗争，看到从制订计划，组织生产，到产品分配和销售，都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而过去由于没有搞清楚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有的同志却往往盲目地把资本主义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的东西来搞。如有的工厂片面追求利润、产值，我们有些同志错误地加以鼓励表扬：对厂里发生的那些私自招工、自行定价、搞资本主义协作关系等，也不能识别和制止。这就给我们敲起了警钟：工作再多再忙，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一定要抓紧抓好。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针对有些工厂在学大庆时偏重学习大庆抓生产斗争的经验，忽略学习它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偏重学习大庆改变生产面貌的经验，忽略学习它改变人的精神面貌的经验，以及把学大庆和学理论割裂开来等倾向，组织和引导工厂主要干部开展“学大庆到底学什么”的讨论。大庆经验的根本之点，是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经济，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我们在学大庆的时候，必须学习这个根本经验，做到在理论学习的推动下去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不这样，学大庆是学不好的。我们公司有个厂，前段时期片面地把学大庆理解为“掀起生产新高潮”，因此忽视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因为不注意学理论，他们甚至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物质刺激”那一套东西也拿出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这在一段时间内，虽然有些工人的“千劲”看上去很足，生产也上去了，但由于“物质刺激”腐蚀了一部分人的思想，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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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抑了大部分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结果走向了反面。学大庆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工人群众的革命干劲才会充分发挥。离开了党的基本路线去搞“大干快上”，搞得越起劲，就会在邪路上走得越远。只有认真学好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学好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才能真正促使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
    要把生产不失时机地促上去，必须克服就生产论生产的倾向。这一点是我们从两个厂的对比中才逐步认识的。上海探伤机厂，在工作日少、任务重的一季度中，除了组织群众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学习和批判上来以外，还有的放矢地解决某些青年工人存在着的“拿多少钱干多少活”的思想。他们组织青年工人学习理论，批判了资产阶级雇佣观点，提高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重要意义的认识，使不计报酬、多做工作的共产主义风格在厂内大大发扬；同时，又把群众的这种积极性引导到大搞技术革新上来，终于提前十七天全面完成了一季度生产计划。另外一个厂，领导干部亲自带队跟工人顶班劳动，但由于不注意抓理论学习，不去充分发动群众，结果领导班子变成了“消防队”，哪里生产脱节就赶到那里突击，从“车头的转数”抓到“零件的只数”，虽然工作忙忙碌碌，被动的局面还是难以改变。这告诉我们，在具体工作中，还有个“就事论事”和“就事论理”的问题。论“理”，就要讲理论学习。丢掉了理论学习去找什么“办法”，到头来总是“治标不治本”。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有些干部往往轻视理论的作用，墨守成规，被习惯和现状束缚得死死的，不善于总结经验和改进工作，难免使自己的实践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为此，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教导，使理论学习和各项实际工作较好地结合了起来，有力地推动了生产。今年第一季度，全公司完成了年度计划的百分之二十四，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六点四；在五十三个工厂中，有三十一个广提前十天以上完成了
    一季度生产计划。
    要不断提高对学习理论的重要性的认识，还要解决学习如何深入的问题。开始时，有的同志在概念上兜来兜去比较多，也有的同志想急于解决具体问题，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认真学习上。为了克服这些倾向，我们不少同志走出机关，到工厂去种基层千部、工人一起学习，总结他们学习中的先进经验。上海液压件厂的实践对我们很有启发。这个厂生产的液压泵需要量很大，满足不了各方面的要求，因而某些单位在协作中，经常给这个厂的有关干部送点礼物。厂领导坚特社会主义原则，抵制“以物换物”的资本主义倾向，还采取各种方法帮助有关同志提高认识。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他们联系这些实际情祝，再来对照学习理论，使干部和群众进一步认识到“以物换物”等一类旧传统、旧观念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危害性和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坚持社会主义协作关系的重要性。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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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实际进行学习，帮助大家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逐步加深了理解。这桩事实教育了我们，要搞好学习，必须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除了认真看书外，还要求我们联系本单位、本部门进行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对已经暴露出的一些实际问题，比如，少数人利用职权损公肥私，以协作为名搞非法交易，以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堕落等问题，必须提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上来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这些问题，提高干部和群众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能力。这样一来，公司系统的理论学习就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了。
    在联系实际学习理论的过程中，有一个正确掌握政策的问题。比如，不少单位群众学习了列宁的《伟，大的创举》，批判“物质刺激”、“奖金挂帅”，提出了“不做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奴隶，要做自觉的共产主义成士”的口号，并涌现了一批先进集体和人物。怎样正确对待群众的革命行动？我们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教导认识到，在现阶段我们既要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用以指导当前的运动，又要把这种宣传同我们现在实行的政策区别开来。政策问题，特别是对一些牵涉面广、政策性很强的问题，态度要慎重。我们既要热情支持群众中的先进思想和先进行动，又要注意防止简单化的做法，做好另一部分群众的工作。有些工厂还引导群众对“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问题”开展议论，使大家认识到，这种劳动态度的意义不仅是在于不讲报酬、多做工作，更重要的是向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开战，与传统的私有观念决裂。这样做，就使工人群众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加深了理解，革命积极性也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在学习中，当一部分工厂联系本单位阶级斗争的实际，开始触及了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和一些人的严重问题的时候，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着重从思想上开展批判，做到准确而有力地打击极少数坏人。此外，有些政策问题，如产品外包加工、工厂支援农村和工厂临时招工等等的有关政策界限、管理制度和审批权限等，都还需要我们在边学习边调查过程中逐步加以研究解决。对其中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则要作具体分析，有些是我们现阶段政策所允许的，有些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造成的，有些则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而发生的。总之，要把理论学习同研究政策问题结合起来。理论学习加深了，有些政策界限也就比较容易弄清了。
    当前，革命和生产的形势一片大好。我们决心进一步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加强调查研究，注意总结学习中的先进经验和先进典型，在斗争中逐步加深对毛主席重要指示的理解，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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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平论
    我是共产党员”
    读短篇小说《洪雁度假》
    杜华
    章
    《朝霞》月刊今年三月号上的短篇小说《洪雁度假》，是一篇引人深思、发人深省的好作品，读后很受教育。
    度假，这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意味着休息，意味着同家人团聚，或者到什么地方去游逛。在北京农机学院读书的洪雁可没这么想。虽然六年不见的大哥要回家探亲，她仍然决心到云岭山下她插落户的苗寨一红星大队参加抗旱。小说一开始就让我们感受到这位来自工农的大学生的一种可贵的革命品质，一种自觉的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在我们的时代里，生活犹如大海的波涛，哪儿也不会是风平浪静的。抗旱，要与天斗，与地斗，更重要的还要与人斗。洪雁回来了，等待着她的是一场不平常的斗争。
    在苗寨，有一心一意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奔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的贫下中农。在这些亲人们中间，洪雁犹如鱼归大海，水乳交融。可是，这里还有另一种人。有王老幺这样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也有被王老么牵着鼻子走的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倾向的人，生产队杨队长就是一个。
    队长，队长，一队之长，本该是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可是杨队长却被王老么牵了鼻子跑到资本主义那儿去了。老支书岩双领着大伙儿学习大寨，批林批孔，战天斗地，他却让玉老么开拖拉机跑运输，又出高价请了另一个坏分子来修机器，只想赚钱，忘了路线。洪雁一回到苗寨就在渡口碰上了杨队长，两个人就“一锤钻子一朵火”地交上了锋。队长冒火了，他气冲冲地说：“啊呀！来教育我哩！你上了大学，又不是生产队的人，倒管起我来啦！”对此，洪雁直截了当地回答：
    “我不是生产队的人，可我是共产党员！”
    “我是共产党员”！这一朴素、有力、豪迈而又响亮的回答，真是声势夺人，气壮山河！面对压顶而来的资本主义倾向，采取什么态度，这对一个共产党员是个严峻的考验洪雁可以采取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毛主席严加批判的自由主义的态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一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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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党的原则，坚持正确路线，揭露阶级敌人的阴谋，同时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挽救犯储误的同志。一个共产党员应该采取哪一种态度，答案是十分清楚的洪雁深深懂得共产党员这一崇高称号意味着什么。作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的一员，不论在任何情沉下，都应该带领群众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倾向作不调和的斗争。洪雁就是这么做的。还在上火学以前，她就敢于同杨队长的错误行为“顶”，“顶”得他“头昏”，实际上是“顶”得他头脑清醒了。这一次她更是紧紧依靠大队党组织，依靠广大贫下中农，识破和揭露了王老么的破坏活动，从而教育了杨队长，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灭了资本主义的威风。
    一个“北京来的大学生”居然管起云岭山下的生产队长来了，这似乎真是出了“格”了。这个“格”该不该出？苗寨的贫下中农作了结论。木卡大爹就夸奖说：“北京来的姑娘，有志气哟！”是的，洪雁应该受到夸奖。因为她正是遵循了毛主席的教导：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论何时何地，坚特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无论阿时何地”，就是不限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嘛！何沉况在苗寨插队落户的洪雁本来就不是外人。我们党，是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而不是这个山头或那个组织的“党”，洪雁是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她不是代表北京农机学院的党组织，而是代表整个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倾向当然也没有什么地区和部门之分。它出现在哪里，就要斗到那里。共产党员就应该是让一切资本主义势力如王老么之流害怕得发抖的头上长角的“好斗分子”。王老么一见洪雁，不得不马上陪着笑险，低声下气，这就说明洪雁这个共产党员党性强得很，凛然不可侵犯。一个共产党员如果面对资本主义倾向不争不斗，那就是列宁所批判的那种“徒有其名”的党员；如果进而与资产阶级分子同流合污，更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象杨队长这样的人，要不要团结？要。怎么团结？光靠和稀泥是团结不了的。只有放把火，把他身上的资本主义的污浊烧掉了，才有可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也许有人会说，难道洪雁不应该照顾一下“关系”吗？什么“关系”？有那么一些人，一碰上什么矛盾，就首先考虑“关系”。似乎只要“关系”摆摆平，就什么矛盾都解决了。是非可以不分，原则可以不要，路线也可以不问。这是资产阶级庸俗作风侵蚀战斗的共产党的
    一种表现。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问，当然有各种关系，这是客观存在。'但是在所有的各种关系中，最本质的就是阶级关系。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就只能是压迫与被压迫、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对于资产阶级，你不压追它，专它的政，它就要反过来压迫你，专你的政。资本主义的倾向，你不同它斗，它就要泛滥起来，以至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洪雁的可贵，正在于她同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划清了界限，在坚特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毫不含糊。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最可宝贵的革命品质。
    也许有人还会说，洪雁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何以反面教育起贫下中农的生产队长来了？这是把接受再教育与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混到一块去了。不错，洪雁到红星大队插队落户，就是来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正是老支书岩双、贫协组长吉木老爹、木卡大爹以及广大贫下中农对她的帮助和教育，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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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迅速成长为一个自党的、有高度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的革命战士。接受再教育，就是要学习老支书和吉木老爹他们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崇高品质，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捍卫社会主义事业面冲锋陷阵。洪雁敢于对杨队长的错误思想作斗争，敢于对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正说明她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成效。如果把接受再教育理解成象小绵羊似的不管对的错的一律都听，不敢越雷池一步，那岂不成了刘少奇一伙鼓吹的“驯服工具”了吗？
    洪雁的思想行动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她敢于斗争这一点上。她所代表的，正是我国农村日益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洪雁回队这件事本身就是新的共产主义的萌芽。木卡老爹说得对：“上海青年来这苗寨安家，去北京读了大学，还回这山卡卡里来度假，这可是开天辟地以来的新鲜事啊！”这祥的新鲜事，只有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才可能产生。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用自已的实际行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为缩小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面奋斗。这祥的新鲜事，别说王老幺这类资产阶级分子无法理解，凡是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人都是难以理解的。小说中洪雁与王老幺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
    玉老幺一见是洪雁，赶忙陪着笑脸说：“是洪雁啊！你不是到北京上大学去了吗？”洪雅说：“怎么？去了北京就不兴回来了吗？”王老么说：“哪里话？这山寨里最缺技术人材啊！”
    洪雁一听，气得火星直冒，说：“哼！你以为这山寨缺技术人材，就可以凭你的技术胡作非为吗？”
    在王老幺看来，上大学，就意昧着离开劳动人民远走高飞，意味着踏上了成为高踞于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的阶梯。即使回到农村，那饱决不能做个普通劳动者，而是要做一个高高在上的技术垄断者，利用、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把技术当作资本或商品，来谋取“高额利润”。王老么这类新资产阶级分子不但以资产阶级法衩作为生存基础，而且也无时无刻不在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向无产阶级进攻。他就是想利用这一武器使洪雁也成为象他一带的人，成为他那个阶级的接班人。可是，他碰到的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的迷梦就不能不被撕得粉碎了。
    洪雁一刻也没忘记她“是贫下中农培养出来的工农兵大学生”。对她来说，上大学不过是在同工浓群众相结合的茧命道路上迈出的新的一步，是为了掌握科学文化技术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她在人民群众之中深深扎下了根，拔也拔不走了。正如她半开玩笑地对杨队长说的：“杨队长不让回我也得回。舍不得离开老爹、大叔和妹子们，再说，学农业机械的哪能离开农业第一线呢？”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阿！
    “我是共产党员”！这句话我们是多么熟悉啊！过去，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里，成千上万革命先烈呼喊着这句钢铁般的誓言为共产主义的事业献出了一切；今天，在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刻，它同样鼓舞着老一辈的革命家以及更多的象洪雁这样的年轻的共产党员，向资产阶级和一切资本主义倾向作新的战斗。谁是共产党员，谁就应该永远记住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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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子”寄语
    看中国画《给妹妹回信》有感
    徐国芬
    姐姐坐在农村“土”实验室里，脸带着笑容，把种子小心翼翼地装进信封。这就是刊登在《朝霞》一九七五年第二期上的中国画《给妹妹回信》给我们的印象。
    看，在她写信的桌上还放着麦穗、实验用的玻璃仪器、天平等，桌下放着一盆盆插上标签的稻苗，桌旁还倚着草鞋、锄头。画笔不多，但形象地告诉我们，这位姐姐是一个上山下乡的女知识青年。种子，正是她和贫下中农战天斗地共同劳动的结晶。从她将种子小心翼翼地放进信封的神态，可以知道，她为了培育出这些良种不知浇灌了多少汗水，花了多少心血！正因为如此，姐姐寄给妹妹的不是花生、芝麻之类的土特产，而是在有些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几颗种子。而在姐姐看来，这是一种多么珍贵而有意义的礼物啊！种子的培育离不开土壤和阳光。一个青年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中国画《给妹妹回信》中的那位女青年，在培育种子的过程中，贫下中农也培育了她，使她成为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在这个意义上，姐姐本人就是一颗革命的种子；她寄给妹妹的这些种子里，包含着她自已的成长道路，包含着她在农村这块土壤上扎根、开花、结果的决心。
    “给妹妹回信”，这个妹妹是谁呢？这幅画的作者没有交待。也许，妹妹也是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但也有可能她还在学校里学习。但不管妹妹在什么样的岗位上姐姐寄去种子的目的是在支持和鼓励她成为一颗革命的种子。它典型地反映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新型的姐妹关系。她们考虑问题不是从家庭或个人的利益出发，而是相互勉励，共同战斗，在自已和对方的心田中播下共产主义的红色种子，郁郁葱葱地蓬勃成长起来。
    谷种中难免混有草籽稻秧中往往夹杂着莠草。在今天中国的土壤中，有共产主义的种子，也有资本主义的草籽。只有让共产主义的种子播种在每一块土地上，占领一切阵地，才能造成使资本主义草籽既不能存在、也不能产生的条件。中国画《给妹妹回信》通过姐姐给妹妹寄去种子这件事，歌颂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在题材方面可以说是中国画中的一颗良种。我们希望今后在社会主义的美术园地中出现这样更多、更好的良种。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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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出冷门”
    彭浦机器厂工人陈大康
    最近看到了一本名叫《红楼梦诗词选注》的书，据说有不少单位在传抄、翻印。一个“冷门”题目变得如此“热门”，这就不禁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打开书来一看，每首诗词后面都附有译文，越往下看，越觉得此种办法未必妥当。现随手摘引几段，让大家看看它的内容究竟如何？
    先看那首描绘警幻仙子的曲子中的一段译文：
    “仙子的衣袖刚一飘啊，早闻到浓郁的兰麝芳香；荷花般的衣裙将要移动啊，先听到环珮声叮叮当当。脸上的笑窝象是春桃啊，流云样的发髻象青山堆在耳旁；微张的嘴唇仿佛樱桃啊，石榴子般的牙齿含着清香。看那苗条而匀弥的腰肢啊，颤摇摇象雪花飞舞微风回荡；和珠玉钗环的光彩相辉映的啊，是荷眉的‘鸭绿’和贴额的‘鹅黄’。”
    再看第五回中“红楼梦十二支曲引子”的译文：
    “从那开天辟地混沌初分以来，什么人是天生的情种？都只因有着浓厚的儿女之情。在这无可奈何，饱含悲伤情怀，寂寞无聊的时候，请让我抒发内心的激动：因此啊，才写出这部悲悼另女青年一代的《红楼梦》。”
    够了，够了，用不到再多抄下去了。这本书的译注若有这祥的说明：“作者在这篇序曲中写出了创作《红楼梦》的生活基础和创作思想”。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根据这些译文去理解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话，曹雪芹应当列入“鸳鸯蝴蝶派”作家的行列，而《红楼梦》也快要成为一部“吊膀子的书”了。这种后果，对于译注若很可能是始料所不及的，但其社会实践及其效果却确是如此。特别是当它受到一部分读者欢迎的时候，那就更值得认真地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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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出冷门”的研究方法，人们其实并不陌生。清代的乾嘉学派就专以搞冷门学问出名。这个学派的著名学者戴震要求每识一个字，都“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识
    一个字要花那么大的力气，真称得上在细枝末节上标新立异、争奇斗胜。在这种钻牛角尖风气的笼罩下，人们可以为经书上的一个字作出极其烦琐的注释，你注过了，我再注，你加了眉批，我再在眉批下又加眉批，以至连篇累牍，洋洋万言。清朝中叶，有人把清初至嘉庆年间的各种经学注本搜集起来，汇编成一部《皇清经解》，共一百八十八种。清朝末年，又有人编了一部《皇清经解续编》，共二百零九种。两部书加在一起，将近三千卷，足足可以塞满一屋子，真是废话成堆，废话成灾！流毒所及，在近百年的《红楼梦》研究者中，有考证“怡红院群芳开夜宴”的出席若究竟是哪几个人的，有考证秦可卿是否贞洁自持的，题目越搞越冷背，内容越搞越出奇。直到解放后，还有人写了《京华何处大观园》的文章，甚至兴师动众到某个前清王府去作考证，闹哄哄地忙了好一阵子。所有这些，表现尽管很不相同，但在追求“出冷门”这一点上却是共通的。
    冷门的学问就高明么？未必。我们研究历史遗产，是为了吸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那么卖力地把“怡红院群芳开夜宴”中的公子小姐都一个个考证出来，或者是把警幻仙子的“石榴子般的牙齿”“苗条的腰肢”都活龙活现地描绘剂解释一番，究竟对研究《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有多少意义，值得怀疑。《红楼梦》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金书。我们从对《红楼梦》的研究中，可以汲取大量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知识，汲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如果一味地追求“出冷丁”，犒那些稀奇古怪的研究，就必然会闹出把《红楼梦》看成是爱情小说或风月宝褴的笑话，这就大违我们今天研究《红楼梦》的本意了。
    我们反对追求“出冷门”，但并不笼统地一律反对冷门的研究。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只要有需要的话，完全应当努力地对某一首诗乃至某一个字作出周密的注释和考证。但是，我们认为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也应当贯彻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原则，反对那种哗众取宠、追求冷僻的治学态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血子供求法则的支配，冷门商品常有转化为热门的可能，于是，出冷门便成了资本家追求利润的一条捷径。这种风气侵入学术领域，便出现了耶种把学问当成商品的学风。但这种学风在今天的社会里是完全要不得的。
    最后，正如鲁迅所说的：有些被视为“珍奇”的东西，其实“是正因为它无聊，没有人要看，这才日就灭亡，少下去；因为少，所以‘珍”起来”。我劝《红楼梦诗词选注》的作者和欣赏者们读一读这一段话：这也许是会有所裨益的。
    口4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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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适得其所”到不得其“所”
    评苏修剧本《适得其所的人》
    方泽生
    在当代的苏修社会，谁是“适得其所的人”？在我们面前这个剧本中。出场的主人公是胜利集体农庄主席鲍勃罗夫。
    此人似乎是苏修社会的一个幸运儿，一个得宠的骄子。在工厂里混了一阵子，“-一切都顺利”。别人都从农村涌向城市，他却倒过来从工厂来到了农村。是不是他爱上了家乡的土地和田园风光？不是的。区委书记谢罗夫说过：“只有在为了从我们生活中相当多的空白中寻找贵路的时候，才需要我们”。在鲍勃罗夫看来，农村就是他施展身手的“空白”。何况他还是一个“有国家头脑的人物”。这个“头脑”，是苏修垄断资产阶级给的。他为了不辜负“国家”一一个新的冒险家的乐园给他创造的种种机会，就带着这个头脑来到农村，决心在这儿干一番冒险“事业”。冒险的第一步就是樱取权力。机会好得很，“胜利”集体农庄的原主席死了，预定的继承人是副主席谢列兹涅夫。于是，在党委会议上，鲍勃罗夫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取而代之，当上了农庄主席。
    对鲍勃罗夫来说，权力本身还不是目的，而只是达到他的“既定的目标”的必具的手段，用他自已的话来说：“我要的不是权，我要的是做一番事业的可能性。”前半句话当然是鬼话，后半句话漏了一点底。在他看来，权就是一种可能性：一种干冒险事业的可能性，剥削、奴役、压迫苏联劳动人民、积聚垄断资本、撄取最大利润的可能性一其实，何止是可能性，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性。
    在苏修社会，当上农庄主席意味着什么呢？大学生们称这类主席叫“土皇帝”，这倒是
    不
    一个颇为恰当的称呼。农庄的一切权力和财富都集中到这位“土皇帝”的手里。他不但垄断着农庄的全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而且控制着分配种交换的过程。农庄成了他的私有财产，成了每个毛孔都浸透着血污的资本。“土皇帝”自然也就成了道地的大土地所有者、
    要
    农场主、新的垄断资本家。鲍勃罗夫一当上农庄主席，他就立即以一个新的农场主的姿
    欣
    态，在这儿占有一切，支配一切，为所欲为，所有的人只能围着他的指挥棒转。这不禁使我们联想起另一部苏修小说《人世间》里描写的那个名叫卡尔金的农庄主席。在卡尔金当主席的时候，盖起了篆华的大洋房，四周围上栅栏，坐上漂亮的“齐拉”牌高级小轿车，穿着皮靴、马裤，游来荡去，顾指气使，多神气！后来，这个卡尔金中了玛露霞的巫术，丢了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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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丢掉了一切，又象一个普通庄员那样只能住小茅屋，穿又绉又脏的灯笼裤了。这当然只是一只寓言，这只寓言颇为生动地显示了苏修社会的尖锐的阶级对立。苏修现实生活中的卡尔金们是不会一夜之间变成穷人的。他们是不会那么轻易地就把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财富给别人夺走的。当然，小的卡尔金被大的卡尔金吃掉的事是常有的，但是新垄断资产阶级的暴发户们正在迅速膨胀起来。鲍勃罗夫就是另一个卡尔金，或者说卡尔金就是另一个鲍勃罗夫。他们都是苏修农业垄断资本的代表。如果说这两个人物有点不同，那就是鲍勃罗夫的野心更大，胃口更大。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苏联农业造成的日益深重的危机，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们在剧本里看到，苏修社会日益扩大着的城乡对立是多么尖锐。苏修复辟资本主义，走的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工业吞吃农业，城市剥削农村。凡是城乡结合的地方，城乡对立更加尖锐，资本主义的泛滥也更加厉害。工业垄断资本张开巨口，吞噬着农村的土地、资源、市场和劳动力，同农业垄断资本展开剧烈的竞争。“可怜的农民被挤得无处可去”，被迫背并离乡，涌向城市和工厂，从一只虎口落进另一只虎口。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苏修的农业危机。这种恶性循环就象癌症一样在社会帝国主义机体上扩散开去。在鲍勃罗夫上台以前，他所在的斯托尔贝村“只有一个庄员的孩子进学校，可是死了六个老人”。就是说，年青力壮的人走了。这种趋势有增无已。有个名叫索莫夫的小伙子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村子很快就要没有了，年轻的将离开，面老人们做不了多少事。”这又使我们联想起另一个名叫《趁大车还没翻倒的时候》的苏修剧本所描写的景象。尽管作者竭力为苏修社会粉刷，但他不能不写到农村儿乎没什么劳动力了，留下的是一些孤独的老人。老农民阿迦保生了四个儿子，只有他的死讯才能把儿子媳妇赶回来。为此，他真的发了一份电报假说自已死了。儿子们是回来了，结果却是把他的唯一的希望小儿子及其未婚妻也给带走了。最后留下的仍然是孤独的他和他的病倒的老伴，这同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农业荒芜的景象何其相似！但是现在的社会帝国主义已经生不逢时了，现在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而是面临它死亡前的“最后的晚餐”了。阿迦保同鲍勃罗夫一样，竭力想使社会帝国主义这辆“大车”不要“翻倒”，结果自然是“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
    看来，鲍勃罗夫是作者理想的“改革家”，他企图力挽狂澜，阻止苏修农业的崩溃，自己也可以借此大发横财。可是这个幸运儿也不那么走运，他的冒险生涯一开始就遇到了联合工厂的剧烈的竞争。
    化学联合工厂的工地主任柯恰良，也该是个“适得其所的人”罢，同鲍勃罗夫正好半斤
    八两。他依仗着雄厚得多的工业资本，把魔爪伸进农村，不但占用了土地，拿走了牛奶、肉、面包，更重要的是抢走了鲍勃罗夫的劳动力。当然这里少不了要使用“物质刺激”这根魔杖。你看他开了多少支票啊：“全套卫生设备的房子：来吧一住着吧。”“最有趣的职业一来吧，工作吧？”总而言之，“为有用的人（能更多地创造剩余价值的人）创造良好的条件（使他们俯首帖耳、任人宰割的条件），给以较有趣的工作”一这就是柯恰良十分得意地使用的“领导者的一门大艺术”（应该改成垄断资本残酷剥削的一门大艺术）。“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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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方面不怕花钱”，秘诀就在于，有了剥削的对象，有了创造剩余价值的雇佣工人，“一切都能赚回来”。当然，这些支票，不是为了兑现给工人，工人在他那里劳动，正如索莫夫说的，“并不轻松，甚至更重一些”，就是说，一样地要被敲骨吸髓，甚至流下更多的血汗。支票是用来对付鲍勃罗夫的竞争的。看吧，我柯恰良为工人们做了这么多事情，而你，鲍勃罗夫，又“为自己的人们做了些什么呢？”
    显然，老奸巨滑的柯恰良的一套做法，正是利用了城乡对立和工衣差别，并且拚命扩大这种对立和差别。这种对立越尖锐，对垄断资本也就越有利。当然工业垄断资本和农业垄断资本的竞争也就会越激烈。劳动力，这意味着剩余价值，意味着高额利润。没有了劳动力，对包括鲍勒罗夫在内的所有资产者来说，那就等于什么也没有了。所以对劳动力的争夺，就必然成为工业垄断资本同农业垄断资本的激烈竞争的焦点之一。在这方面，鲍勃罗夫他们岂能“这么轻易就投降”！他和另一个农庄的主席别洛赫沃斯托夫打上门去，同柯恰良“谈判”了。请看他们之间的一场对话
    别洛赫沃斯托夫：好吧！我们想要从您本人这里得到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种事
    情。（指到农庄招揽雇工）
    柯恰良：假定我给了你们这样的保证，我能从你们处得到什么作为交换呢？别洛赫沃斯托夫：我们到您这儿来，顺便告诉您，可不是来讲价钱的。柯恰良：据我所知，你们现在在做的正是这个。
    别洛赫沃斯托夫：这样的话，我们将被迫对您采取最严厉的措施。
    这是两个垄断资本家之间的一场面对面的交锋。他们讲交易，讲价钱，你争我夺，各不相让。柯恰良问道：“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之间的牢不可破的联盟在哪儿呢？”这个问题早已成了对苏修现实的尖锐的讽刺了。这一场斗法，别洛赫沃斯托夫显得象个“傻瓜”，鲍勃罗夫就比他的同行要高明得多。他可是个实用主义者。他知道什么“党纪处分”、“告状”之类的措施都是毫无用处的，“应该现实地估计力量的对比”，这才是决定性的因素。谁更有力量，谁就是莞争的胜利者。你没有雄厚的资本足以同柯恰良竞争，那就活该，“柯恰良只消用一个指头就会把你压扁。”
    为了能经受住柯恰良的竞争，鲍勃罗夫决心马上实行“改革”。“改革”的第一步是“加强纪律”，也就是列宁揭露过的那种棍棒的纪律和饥俄的纪律。但是这套办法已经失灵了，走的人越来越多了，就在鲍勃罗夫上台后不久，又有二十二个年青人进了联合工厂。怎么办呢？鲍勃罗夫又抛出另一套办法：“消灭所有的小的畜牧场，建设一个综合企业”，“把所有的村庄合并到一个中心”。总面言之，一个企业，一个新村，外加一条马路，这就是鲍勃罗夫的“改革”的全部内容，据说凭着这三样东西，就可以吸引住劳动力，甚至“消灭城乡这个差别”了。
    果真如此吗？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形成城乡对立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产生了私有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同劳动者的分离，追使广大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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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人民屈从于不合理的社会分工，“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搠，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尖锐。城市剥削乡村，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使农民遭到剥夺，陷于破产。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集中于城市，而乡村则相反，孤立和分散，始终处于落后状态。所以列宁指出：“农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这是一纫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现象，是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比例遭到破坏、发生危机和物价高涨的最深刻的原因之
    一。”这段话不正适用于今日之苏修社会吗？苏联农民之所以被迫背井离乡，流入城市和工厂，根本原因正在于他们被剥夺了土地，经受不住残酷的剥削利压迫。只要农民不是自已开垦的土地的主人，这种现象就不可能停止。鲍勃罗夫生存于社会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大言不惭地宣称要“消灭城乡差别”，恰如他骑在农民的脖上面侈谈解放农民一样，是十足的伪善。恩格斯早就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决不能消灭这种对立，反面不得不使它日甚日地尖锐化。”消灭城乡对立，“当然是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的。只有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生产资料夺回到劳动人芪手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城市剥削乡村的现象，从而消除城乡对立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在城乡之间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的互相支援（首先是城市支授乡村，工业支援农业)的协作关系，使农业发展跟上工业的步伐，从而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象鲍勃罗夫那样，不触动社会帝国主义制度的一根毫毛，在农村搞个什么综合企业以及什么“新村”之类，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而是从西方资产阶级的老祖宗那里抄得来的。这类办法，结果只能如恩格斯指出的：“在那些地方，资本主义大工不绝炮从城市迁往乡村，所以就不绝地造成新的城市”，造成一种“新的罪恶的循环”，形成更加尖锐的城乡对立。这正是今天的苏修现实所一再证明了的。至于广大的苏联农民，资本主义复辟和阶级压迫的无情的现实使他们懂得，什么“综合企业”、“新村”之类的东西，全是新垄断资产阶级新的剥削手段，它们不但不会改变他们再度遭受的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悲参命运，反而将意味着对他们的更加惨重的剥削。
    对鲍勃罗夫来说，他实行所谓的“改革”，当然不是真的想要消灭城乡差别。他也懂得，真要消灭了这种差别，那也就意味着消灭他、柯恰良和整个苏修垄断资产阶级及其社会帝国主义制度。他所要“消灭”的，只是他与柯恰良之间在力量对比上的“差别”。他兴办什么联合企业，既是增加他的剥削手段以积聚更多的资本，从而也就增加了他同柯恰良的竞争的手段。但是要真正获得这些手段，他又不得不反过来求助于柯恰良。他自已说得很清楚，他那一套办法正是从柯恰良那里学来的。所以在城乡资本：主义势力之间就不能不形成一种既激烈争夺又互相依赖、互相勾结的关系。
    柯恰良对鲍勃罗夫们说得很清楚：“要知道我们做的是共同的事业！”一点不错，他们在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奴役和剥削苏联人民这个“事业”上，是“共同”的。他们毕竟属于同
    一个垄断资产阶级。鲍勒罗夫需要柯恰良提供技术和装备；而柯恰良又需要鲍勃罗夫那里的劳动力、粮食、蔬菜、牛奶、肉类以至于土地。他们谁也少不了对方，所以又不得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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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联盟”。经过三番四复的讨价还价，在有了一定的“交换”条件之后，他们终于达成协议。鲍勃罗夫把劳动力主动送到联合工厂去训练，又请柯恰良把要修造的公路千线到村子里弯一弯，费用则由他来付。柯恰良同意这一切，因为他并不损失什么，反而捞进了廉价的劳动力。更重要的是，柯恰良出于自己的和本阶级的利益，也需要鲍勃罗夫这类新资产者在农村立足，以便巩固资本主义在农村的阵地，否则他自己也将失去懒以生存的一个重要基础。所以柯恰良不但十分欣赏鲍勃罗夫这个人，甚至想用“好职务，阔绰，高工资，住宅”把后者拉到他那儿去。最后，他竞然关心起农庄的选举来，打算带上两于人去帮助后者竞选。真算得上是“牢不可破的联盟”了！
    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鲍勃罗夫和柯恰良之间，即苏修城乡资本主义的又勾结又争夺的关系，虽然可以猖獗于一时，终究无法克服整个社会帝国主义所面临的深刻的矛盾和危机。城乡对立的日益尖锐，也必将加速社会帝国主义的崩溃。鲍勃罗夫的“改革”，虽然用尽心计，结果也只能如出走的索莫夫所说的：“没有出路”。这种“改革”的出现，本身就是苏修垄断资产阶级“内囊已经尽上来了”的一种征候。剧作者企图给自己的理想人物一个光明的未来。可是，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社会帝国主义那里，未来的光明只能属于苏联人民，而决不会属于鲍勃罗夫及其主子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适得其所的人”终究将要不得其“所”，这一历史规律就决不是他们的主观愿望所能改变的了。
    阶：
    苏修剧本《适得其所的人》故事梗概
    “胜利”集体农庄即将改选新的农庄主席。人们纷纷议论，到底选谁更合适，原代理主席谢列滋涅夫当选的可能较火，他自己也表示，要是大家把这副担子交给他，他就“拿下来，并且象往常一样，诚实地工作”。某日，区委第一书记谢罗夫来农庄召开党委会，酝酿改选问题，为二天后的全体庄员大会作准备。会上，总畜牧师巴尼可夫首先提出代理主席谢列兹涅夫为候选人，并得到“社会主义劳动英滩”、挤奶员兹维亚金娜、生产队长马连可夫的支特。但团委书记别列兹金对谢列兹涅夫能否胜任表示怀疑，工程师鲍勃罗夫支持别列兹金，他说，还是那么一公担一公担地提高收成，稍微增加一点肉的供应，已经不能完成交下来的任务了，“应当把农业生产转移到工业的基础上。俗话说，新的时代要唱新的歌，要有新的思想。”党委书记戈尔巴乔夫很欣赏鲍勒罗夫这番活，他认为谢列兹涅夫没有新思想，他这个代理主席，只不过管管图章而已，农庄搞得踏步不前。于是他带头反对谢列兹涅夫当主席。接着进行表决，三票赞成，
    四票反对，谢列兹涅夫在党委会上没有通过。这时，鲍勒罗夫向会议提出一项建议：“我建议选我，并自清求党委支持我。”倾时所有与会者疑惑不解地看着这个毛遂自荐的、二十五岁的年轻工程师。但是在二天的全体庄员大会上，鲍勃罗夫终于当选为农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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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任第一天，饱勃罗夫把全体生产队长找来开会，他首先下令不准在他办公室抽烟，“工作地点的空气应当是清新的”。接着，他问队长们，今天该干什么，每个人是否都清楚？然后，他宣布，从今天起取消每天早晨例行的生产队长会议，改为每星期六举行一次。队长们走后，他又要秘书塔尼娅拆去办公室的通话设备，只留下二只电话：一只当地的，一只通区里的。他不要他的下属经常找他，他对塔尼娅说，“每个人应当干自己的事情…而农庄主席应当处理战略性的问题。”
    晚上，鲍勃罗夫发现工场负责人斯图卡林整天不在工作岗位上，牧场场长兼广播员瓦西利可娃跑到城里去买东西了，中心仓库的运输机已经停了三天三夜，肥料堆积如山，对这些事情居然“没人愤慨，没人想查清楚，也没人要求”。于是他跑到广播台，发表讲话。首先他向全农庄点名“申斥”斯图卡林和瓦西利可娃；第二，他要采取措施“巩固纪律”；第三，他通知下星期六召开农庄管理委员会会议讨论“发展计划”；最后他要求他的亲戚们不要再去找他，因为“半个村庄都是他的亲戚”。
    鲍勒罗夫回到家里，父亲对他当农庄主席并不满意，他抱怨儿子为什么不在工厂里耽下去，而要回到农村来。他预料儿子会“搞个天翻地覆，然后留个烂摊子给我们收场”，自己又会跑到城里去的。鲍勃罗夫告诉父亲，“一切重新安排的时间到了，人们胡闹够了！”他表示要“在另一种水平上建设”，他当农庄主席要从“改革”开始。他对父亲说：“我们要把所有小牧场关掉，而建立综合体，我们要把所有村庄合并成一个中心：居住、商业、生产和文化中心。人们将得到一切方便。正是我们将消灭城乡之间的这个差别。”可是实际上城乡对立越来越尖锐，在斯托尔贝村，今年只有一个庄员的孩子进学校，可是死了六个老人，年青人都走光了。
    农庄附近正在兴建一家化学联合企业，农村青年纷纷逃离农庄到该联合企业去当工人。鲍勒罗夫决定会同邻近的某农庄的主席别洛赫沃斯托夫一起去找联合工厂工地主任柯恰良，要他停止在农村招工，别洛赫沃斯托夫说，如果不停止，就上告到部里，向报纸揭发，甚至告到检察机关去。但是柯恰良根本不怕，他对鲍勒罗夫说，他们的企业是“五年计划最重要的建设项目”，但是劳动力不够，“工人阶级和农庄农民是牢不可破的联盟”，农庄应当帮助企业，而且，他们招收农民当工人，实际上是为农庄培养人才，要是换了他柯恰良，他要主动把农民送进工厂，还不要工)厂付工资呢，再说，农民往工跑总有原因，他们离家出走一定是感到农村“不好”。而在工厂，生活、工作、学习条件都好。“我们在这里是平地起家，从零开始。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全套卫生设备的房子：来吧一住着吧。我们提供最有趣的职业一来吧，工作吧！…我们在这方面不怕花钱。因为这一切都能赚回来。而你们为自己的人们做了些什么呢？”鲍勒罗夫觉得柯恰良的话很有道理。他问一个年青人索莫夫为什么要离开农庄，索莫夫回答说，“二
    十年来人们一直在离开，可是还老是问：为什么，为什么？“我想，我们的村子很快就要没有了，年轻的将离开，而老人们做不了多少事。”“你对付不了联合工厂。柯恰良只消用一个指头就会把你压扁。”鲍勒罗夫也知道，如果他不搞点什么名堂，“就经受不住同联合工厂的竞争”。回到农庄，他即和党委书记戈尔巴乔夫、团委书记别列兹金商量，他们都感到要制止农民流进工厂是制止不住了。鲍勃罗夫建议采纳柯恰良的意见，主动送农民进工厂。但戈尔巴乔夫担心农民进厂后，不再回农村，鲍勃罗夫很有信心说：“会回来的，如果我们为他们在这里，在他们家里，组织了真正的事业，他们会回来的。”
    鲍勃罗夫为了“组织真正的事业”一建立一个综合企业，向区委第一书记谢罗夫请示和求得帮助。谢罗夫完全支持鲍勃罗夫的计划，但不给帮助，要鲍勒罗夫自己干。他给鲍出了个点子，要他和建筑学院联系，解决建设问题。恰好建筑学院有个系主任是鲍勃罗夫的朋友，于是鲍勃罗夫便来到建筑学院要他们设法帮助农庄建设，商量结果，决定请一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到农庄去工作。在这批大学生中，有个叫克拉拉的女学生看中了这个年轻的农庄主席，她打听到鲍勃罗夫曾在工厂里工作过三年，她问他：“您为什么要回到乡下去？您真的相信您自已革新者的使命吗？”鲍勃罗夫回答说，他相信既定的目标。他还告诉她，他决定回农村去是因为农民“生活得比他们可能生活的要坏”，“生活得没有乐趣”。他是去改变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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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面貌的。
    对鲍勃罗夫的“发展计划”，农庄管理委员会开会讨论，决定是否付诸实施。会上争论激烈，生产队长马连可夫首先反对，他指责农庄主席“没有明确的路线”，什么都想干，又是综合企业，又是筑路，又是造新村，而钱就那么一些。“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兹维亚金娜认为，“发展计划”制止不住农民弃农外流，她说现在农村也有文化宫、电视机，可是农民还是跑。党委书记则支持鲍勃罗夫，他认为今天应当考虑到明天，“这就是考虑改革”！派农民到工厂去，不仅为农庄培养人才，而且“他们还能带来另一种文化，真正的工业生产的文化”！最后，进行了表决，结果是五票赞成，六票反对，没有通过
    当晚，鲍勒罗夫又跑到广播台发表讲话。他向庄员们宣布他的“发展计划”在管理委员会上讨论和表决的结果，他说，目前的形势是：要么他辞职，要么改选管理委员会，通过他的计划。他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是“怎样生活下去”的问题。他要全体庄员来作出决定。
    党委书记戈尔巴乔夫对鲍勃罗夫遭到挫折非常关心，特地登门来做思想工作，叫他别泄气，“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他建议开全体庄员大会再讨论，他还要鲍勒罗夫去跳舞解闷，同时在跳舞时向青年们做工作。他说：“跳舞是宣传家决不忽视的一个讲坛。”接着，戈尔巴乔夫跑到区里，向第一书记谢罗夫讨救兵。戈尔巴乔夫说，他是极难得到区里来请求帮助的，他这次来是因为，如果鲍勃罗夫垮了，那“他将
    一辈子也不能宽恕自已”。于是谢罗夫便给他出主意，要他不仅在口头上支持鲍勒罗夫，而且要有“行动”，那就是要去说服那些反对改革的人，使他们相信改革是对的。他还警告戈尔巴乔夫，要是他说服不了人们，仍然和鲍勃罗夫孤军奋战，那么，区里就要以“使今天非常重要的事业遭到失败”的罪名，而将他这个党委书记“改选”掉。
    戈尔巴乔夫根据谢罗夫的“指示”回来和鲍勃罗夫一起“行动”。他要鲍勒罗夫调兵遣将，培植“自己的拥护者”，那时即使有人反对，他“已经坐稳固了”。同时，他又一次劝他不要泄气，现在是搞“科技革命”，“而革命是开心的事业”1
    鲍勃罗夫开始按自己的计划行事。他主动把一些农村青年送到化学联合企业去当工人，为自己培养人才。柯恰良问他，要是这些人以后不肯回农村怎么办呢？鲍勃罗夫肯定地说，二年以后，“我们将把畜牧业转移到工业的基础上，建设自己的联合企业，只是不生产化学产品，而生产肉类。”他确信，那时，他们一定会回农村，因为“这将是真正的和有趣的事业”。
    鲍勃罗夫还按照党委书记的意见，培植“自己的拥护者”。他把“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兹维亚金娜找来当自已的助理。但兹维亚金娜说她只会挤奶，不会领导。鲍勃罗夫却一定要她当。他说：“我是谁？我
    将
    是一个没有经验，没有威信的年轻人。而如果有一个受人尊敬的入，一个芳动英雄同我在一起工作，那马
    罗
    上就是另一种关系了。我是多么需要您的支持！”兹维亚金娜只得同意做他的助手。
    尔
    鲍勒罗夫的“发展计划”没有在管理委员会通过的消息传到了建筑学院，系主任罗曼诺维奇为了慎
    柯
    重起见，决定暂时不派大学生去，但克拉拉爱上了鲍勃罗夫，她一个人来到了农庄。有一天，鲍勒罗夫在研究农庄的筑路问题。他们筑路的钱是有的，但没有单位来承包，无法进行。而化学联合企业也要筑路，而且要动用农庄的一些好地。克拉拉给鲍勒罗夫出了个主意，“给工厂让步”，让它筑，但有个条件，就
    助。
    是要把路接到蛟庄。这样就同时解决了农庄的筑路问题，一举两得。经过同柯恰良商量，果然同意。鲍
    学院
    勃罗夫也爱上了克拉拉，他们决定结为夫妇。
    要他
    某日晚上，鲍勃罗夫又发表广播讲话，他向庄员们宣布，播种工作做得很好，是农艺师们和原代理主
    个回
    席谢列兹涅夫的功劳，他表示感谢，并已准备了奖金。其次，筑路问题也解决了，明天就开工。第三，他
    您为
    宣布全体庄员大会最后讨论决定他的“发展计划”，定于是期一举行。于是人们又在议论纷纷，是否赞同
    还告
    决定鲍勃罗夫命运的“发展计划”。而鲍勃罗夫很有信心，他并不为大会担心。
    变农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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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抗行社会主义嵌策
    立新船舶修造厂党委书记袁广夏
    我们广是专门修理海轮的。随着我国航海事业的迅速发展，我们的修船任务也逐年增加。由于各条船的修理项目和工作量都不一样，因此经常出现任务和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为了按期完成修理任务，有些工种的工人就得加班突击，加了班就要调休或发加班补贴费。儿年下来，大家不仅对此习以为常，而且发生了少数人斤斤计较调休和加班补贴费的现象，影响了劳动效率。一九七三年九月，正当全厂职工提出提前完成修船任务向国庆节献礼的时候，原第一修船队木工组十七个青年工人组成了青年突击队，提出“上班八小时战斗化，义务劳动不计报翻”的口号。一年多来，这个组的工人千劲冲天，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月月超额完成计划。同时，加班现象反而比过去少了，只有在生产任务十分必要时才加班。
    工人为什么自愿在生产任务紧急时加班突击？当我们深入下去参加劳动、进行调查的时候，认识到了这是工人阶毁翻身当了社会的主人，掌握了社会主义经济命脉以后的必然结果。特别是木工-一组青年突击队发起成立的那一天，正值大雨倾盆，大潮汐使生活间里积满了齐膝盖的大水。工人们聚集在一起，一个个跳上丘乓台，站在高凳上，熟烈地讨论着怎样确保“工农兵十二号”客货轮提前在国庆节前夕出厂。他们一致决定，全体突击队员每天提早一个半小时上班，下班后继续工作二小时，每天义务劳动三个半小时，不领加班补贴费，不要调休单。老工人也主动要求当突击队的“参谋”和“顾问”。突击队成立后，有的工人家里有老人生病，也坚持摸黑起床，料理好家务就立即赶到厂里来，从来没有一次迟到、早退。这种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正是对那种“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翻的狭隘眼界”的无情鞭挞。过去我们有些同志把工人自愿加班突击看成是为了八角钱的加班费，这是由于中了孔老二、林彪的“小人喻于利”、“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等反动论点的毒害。列宁说过，共产主义芳动“是一种为社会进行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种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没有报酬条件的劳动”。只有当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头脑的时候，才能对丁人群众中涌现出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作出正确的认识。
    g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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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群众中涌现的先进事物，要不要积极支持和宣传？我们曾经有过两种不同的认积，主要是怕这样做了以后，会不会同社会主义的分配原测相违背。其实，毛主席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有明确的论述。毛主席说：“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圆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面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毛主席又说过：“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宝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现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同样也是如此。我们加强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不仅有利于将来逐步实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创造条件，而且也有利于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政策原则。最近，毛主席进一步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于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创造消灭三大差别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如果为了要提高工人加班突击的积极性，去搞什么“物质刺激”，加了班就发补贴费，结果必然是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工人群众，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所带来的不平等。
    我们党委统一认识以后，组织了全厂生产组长以上的干部举办读书班，.认真选学《伟大的创举》等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广泛宣传木工一组和其他车间、小组工人的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以教育大家自觉地当好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与此同时，我们厂党委坚持贯彻执行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方针、政策。例如：节日加班照发加班费，厂休日加班照发调休单。这样做的结果，广大群众的共产主义思想进一步得到了发扬，“用革命精禅从事工作”的人越来越多，许多工人豪迈地提出了“分工虽不同，思想一条龙，同心协力拧成一股
    必
    绳”的革命口号。过去，一个修船队修好了一条船，工人就休息等待分配新的任务；现
    间
    在，他们充分利用这一空隙时间，主动支援兄弟修船队，到处呈现出一片团结战斗的热烈
    讨
    景象。
    击
    广大职工的共产主义精神越是充分发扬，就越需要领导上充分爱护这种积极性，使群
    领
    众这种革命精神能够持久下去。过去群众的积极性所以不能持久，就由于我们不善于组
    立
    织和保护这种积极性。特别是有些同志遇到生产任务完不成，动不动就组织义务劳动加
    没
    班突击，以此来掩盖企业管理工作上的缺点和问题。工人们一针见血地批评我们：“头脑
    多
    里只有生产观点，不从政治着眼。”为了克服这个缺点，必须开展上层建筑的革命，注重生
    东把
    产关系的改革。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坚持参加生产劳动，深入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
    箭手
    獬决问题。为了减少加班突击现象，要做好各项生产准备工作，努力克服等图纸、等材料
    生会
    和因此造成的生产上前松后紧的现象。遇到必要的加班突击，一般每次不超过两个小时，
    品的
    个别需要连续较长时间加班的，事后要主动安排工人调休，关心群众的健康和生活。经过
    是不
    这一时期的实践，我们真正体会到：领导越关心群众，群众干劲就越高。我们决心进一步
    候，
    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大力发扬共产主义思想，认真执行社会主义政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53。

==========第55页==========
    试论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关系
    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樊秀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并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除了有它的国际原因外，这主要是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苏联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党政大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结果。总结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复辟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剖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阶级关系，对于了解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实质，对于我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联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依然长期存在，资产阶级得以保存和再产生的土壤也依然存在。在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实现以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因为所有制的改造取得胜利而结束。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虽然失去了生产资料，但他们人还在，必然要于方百计企图恢复失去的“天堂”。正在改造的小资产阶级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仍然要发生两极分化，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腐蚀、包围和旧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特别是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在工人阶级队伍和共产党员以及党政机关中，还会经常产生蜕化变质分子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文化教育部门也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同旧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他剥削阶级分子结合起来，形成相当大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势力。这个社会势力一直在活动着，当时的苏联党和政府曾对此不断进行斗争。例如，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中，联共（布）中央曾经两次作出决定，分别收回被私人非法侵占（有的被出卖、出租）的集体农庄公用土地二百五十多万公顷和四百七十多万公顷，还查获被贪污盗窃的大批牲畜、粮食和钱财。
    一九五二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苏共中央报告中就指出，有些党组织的领导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腐化堕落，“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社会主义企业中追逐利润，搞资本主义经营和贪污盗窃事件也不断发生，有些工业企业的领导人，“竞然企图把这些企业变为他们的世袭领地”多有些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但不保护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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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利益，反而自已盗窃集体农庄财产”。
    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在苏联长期的阶级斗争中，资产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特别是同社会上旧资产阶级分子相勾结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不断窃取了一些部门的领导权，日益蜕变成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成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理人。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的总代表。斯大林曾经解决了很大一批钴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是，苏联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还缺乏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善于玩弄两面派的赫鲁晓夫之流，便在苏联共产党内隐藏下来。斯大林逝世以后，他们见有机可乘，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抛出恶毒诽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施展种种阴险狡诈的手段，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之后，大大膨胀了苏联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把持了各个领域和部门的领导权，从中形成了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机器和支配整个社会财富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即新型的大资产阶级。这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就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基础。随着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大资产阶级专政，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也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伙为首的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操纵了全部国家机器，垄断了一切基本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残酷地压迫和剥削苏联的全体劳动人民。
    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前，苏联工人阶级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占有生产资料，建立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随着苏联的国家政权性质变了，国营企业的性质也就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变成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在今天苏联的国营企业里，官僚垄撕资产阶级委派的经理独揽企业的权力，“在一长制的基础上实现企业管理”。经理有权“占有、使用和支配”企业所属财产，有权“出租”、“转让”和“出售”企业“闲置”的生产资料；经理有权自行确定企业的“编制”，可以自行“招收和解雇工作人员”；法律规定，举凡“撤销机构”、“裁减人员”，或职工“技能不够”、“健康情况不适宜”、“生病四个月以上”等等，都可以成为经理取消雇佣合同和解雇工人的“理由”；经理还有权“对企业工作人员采取奖励措施和进行处分”，有权决定工人补加工资和奖金的条件与数量，可以降低工人工资、剥夺工人奖金、组织“同志审判会”、开除工人出厂（包括收缴劳动手册），直至送交司法
    勤
    机关惩处。而工人测只有“遵守劳动纪律和内部规则”，俯首帖耳地干活的“义务”。所有这些表明，在对待生产资料的关系上，苏联的工人早已不是主人了，苏联国营企业里的生产关系，也早已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和特权阶层同广大职工的关系，完全是雇佣和被雇佣、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
    求
    苏联国营企业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决定了它的生产目的是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苏修还在党纲中明文规定，必须“提高生产的赢利”。苏修头目也一再叫嚷，“利润和赢利率水平应当成为客观评价企业经营活动的基础”。他们公然宣扬，使投下去的每个卢布带来更多的收入就是他们“经济发展的主要路线”。为了攫取最大限度利润，他们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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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经济体制”名义下，大搞“谢基诺试验”和“科学劳动组织”，推广榨取工人血汗的“科学”制度。他们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极其贪婪地剥削工人，以利润和税金等形式无偿地占有工人创造的大量财富，还通过高工资、高奖金和名日繁多的额外收入，把苏联人民的芳动果实撄为己有。据官方大大缩小了的材料，苏联工业中的剩余价值率平均高达百分之二百以上。
    在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被大资产阶级专政所代替，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蜕变为官傺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条件下，集体农庄这种合作社制度也已变成资本主义的制度。集体农庄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它的性质取决于“这种形式所包含的内容，一问题首先在于集体农庄由谁主持，集体农庄由谁领导”。(<关于农村工作》，《斯大林全集第13卷)现在，操纵集体农庄领导的都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挑选的人。按照苏修炮制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和《集体农庄内部规章示范条例》，农庄主席有权支配农庄财产和资金，出售农业机器和生产资料，决定庄员的劳动报酬和奖金，出租或转让农庄公用的土地，进行变相雇工剥削，用行政、经济手段处罚庄员直到开除庄员资格。他们骑在农民头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个集体农庄主席“在一年内就颁布了一百多项各种各样的处罚令，使每四个农庄庄员就有一个受到处罚”。据苏修报刊透露，农庄主席对农民“起一根鞭子的作用”，“谁也不拿庄员当一回事”。集体农庄庄员必须遵守形形色色的所谓“纪律”和“规章制度”，稍不听话，就会被加上各种各样的“罪名”，遭受调动工作、降低收入、解除职务和开除的惩罚。苏修报刊宣扬，有科学技术知识的“专家”才是农业的“支柱”，“‘真正的农民将不是土地的主人”。经过这种“改造”，集体农庄的一切经营活动已被进一步置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直接控制之下，集体农庄经济已经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苏联的官傺垄断资产阶级通过直接掌握全部国家政权，垄断一切基本生产资料，操纵整个国民经济，按照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垄断了生产资料的一小撮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他们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利用这些权力取得优厚的收入和一般人员无法得到的种种特殊待遇。据外国报刊报道，苏联军队的一名元帅每月工资二千至三千卢布，包括由政府负担的开支，每年实际收入高达约五万美元。“勃列日涅夫同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所有其他成员一样，都有资格在国家银行开一个‘敞开支取的户头’，无论他想要什么，都可以随意从中支取多少花多少”。这一帮子人完全是靠掠夺国库供自已挥霍的。为了满足一小撮最大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骄奢淫逸的需要，政府专门设立了一种叫做“特殊仓库”的特种商店，凡是一殷人看不到的各种高档商品和西方进口的高级奢侈品，这里应有尽有。例如在克里姆林宫，在格拉诺夫斯科沃大街，在伏龙芝大街国防部附近，在卡门尼桥旁埃斯特拉登剧院附近等处，都有这种商店。稍差一些的，则有为政府各部负责官员、军事首脑等各级党政军人员开设的特种商店。无论那一类特种商店，苏联老百姓连大门也别想进得去。这一帮人还占有富丽堂皇、设施豪华的住宅和别墅，有专用小汽车和赛车，以及专供他们游乐、渔猎的场所。
    。5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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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合法”的收入和待遇外，这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利用他们窃取的庞大权力，进行各种各样的掠夺活动。如苏联前文化部长就套购大量物资建造了一所价值十
    七万美元的别墅。一九七三年，在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官员们私分了用作“集体”花园的土地，并用政府的材料建造花房。苏修《真理报》不得不供认这种“花房”就是篆华的私人别墅，其数目在这个共和国就有九百八十九所之多。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培植资产阶级势力，在各级领导人员和一般工农群众之间实行种差别很大的工资等级制度。他们利用特权和各种职务上的便利，通过高工资、高奖金及名目繁多的收入，占有一部分剩余价值。他们不少人还通过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营私舞弊，侵占工人、农民的劳动果实。根据有关资料，经理、厂长、总工程师等领导人的工资同工人最低工资相比，两者要相差十几倍至几十倍。特权阶层在工资以外还利用职权捞到种种补加报酬和优待。企业领导人所得奖金占工资的比重高于工人，他们的工资本来就很高，奖金比重又大，加上企业经理有权决定奖金的条件和数量，更可以为自己多捞奖金。例如，利佩茨克工业建筑托拉斯经理，在一个月内就巧妙地拿了七次奖金，总共一千三百
    七十五卢布。戈米尔玻璃工厂一个季度发给管理人员的奖金，就古了他们薪金额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七点二。有时连领导人生日也成了得奖的“理由”。
    根据苏修当局一九七○年的规定，集体农庄主席和总专家的月固定工资可以高达三百卢布。但据苏联报刊自己透露，实际上许多农庄领导人给自己规定了高得吓人的工资。例如，东哈萨克州的大纳雷区列宁集体农庄主席月平均工资为五百八十二卢布，总农艺师和总畜牧师为四百二十八卢布，总会讨师为四百四十八卢布。江布尔州麦尔肯区江布尔集体农庄主席的平均月工资为五百十五卢布，阿塞拜疆共和国阿利耶夫集体农庄主席为
    四百四十八卢布。而阿尔利耶夫农庄中从事大田畜力一手工劳动的农庄庄员的工资，只为农庄主席的七分之一到五分之一。阿拉木图州伊利斯基区的哈萨克斯坦四十年农庄，主要专家每月平均报酬比普通庄员高六倍。根据规定，集体农庄主席等人还能拿到各种奖金，最高可达每月固定工资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集体农庄主席等也可以任意给自己规定奖金。例如，列宁格勒州加青区纪念伊里奇集体农庄主席以对农庄的二十年“有成效”的领导，被“奖给”两个月的工资。甚至农庄里建成俱乐部也成为奖励这位主席五百八
    十八卢布的理由。他的儿子是农庄的总工程师，老婆是车库调度员，他们都拿到双倍的休假费和双倍的差旅费，以及各种名目的奖金和外快。
    工资和奖金并不是特权阶层收入的唯一来源。许多企业和农庄领导人还于方百计地贪污盗窃，压榨人民。建设巴库地下铁道的负责人盗用了价值三千多卢布的跎给物资；石油机械安装管理处的头头，通过贪污盗窃，搞到了一座有五百五十平方米住房和一个有游
    矣
    泳池的别墅。亚美尼亚体育用品厂厂长伪造雇员名单，盗窃了三万四千美元。阿塞拜疆
    一个塑料厂的官员，在黑市出售商品获得二十一万五千美元的巨额收入。里加纺织品公司的领导人，借口出售多余产品，受贿卖掉十吨稀缺的毛纱。格鲁吉亚阿布哈兹许多烟草种植场的领导人，“盗窃的物质财富达数百万卢布”。这个共和国建设银行的某些头头同建筑部第十五托拉斯的负责人互相勾结，把八万二千七百零五个卢布攫为己有。哈萨克
    o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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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江布尔瓜果国营农场场长和农场党组织书记，两人占了两公顷半宅旁园地，雇工经营果园，工资由国营农场开支，出售蔬菜所得的数千卢布，都落到他们两人的腰包里去了。
    资产阶级特权阶层通过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和贪污盗窃等种种手段，获取高额收入，过着奢侈的资产阶级生活。哈萨克建筑材料和构件联合公司的经理在很短的时间内，造了两层楼的“哥德式”私宅，“简直是贵族的宅第”。在哈萨克共和国，造别墅私宅成风，阿列克谢耶夫卡的“所有领导都有私宅”。亚美尼亚有个农庄主席占用农庄的建筑材料，剥削庄员们的劳动，给自己建造了一所高级别墅，房屋建筑面积六百十六平方米，庭院里有喷泉，四周有坚固的围墙，一切都很阔气，老远就看得见农庄主席这座三层楼房。上述的纪念伊里奇集体农庄主席，为庆祝自己再度当选，大宴宾客三百多人，一九七一年仪礼宾迎送就耗费农庄资金一万二千多卢布，还专门拍了一部电影“颂扬他这个集体农庄主席的活动”，农庄为这部电影开支了一万三千卢布。鞑靼自治共和国明泽林区图凯集体农庄有三辆小汽车和一辆带坐斗的摩托车，只准农庄主席一人使用，成了他的私人车队。
    另外，分布在文化、教育、科技等部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基础。这些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也有极大的权势和特殊待遇。他们通过高工资、高稿酬以及种种额外收入，分到部分剩余价值，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苏联科学院院士的每月固定工资为一千五百至二千卢布，加上挂名差事、稿费等，每月实际收入为
    三千卢布左右；大学教授月薪达二千五百卢布，电影演员月薪四百五十卢布，加上每月额外收入二千卢布，实际收入达二千四百五十卢布。此外，苏修统治集团每年还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以颁发各种奖金为名，在这些精神贵族之间进行分配。一笔盗用列宁名字的奖金的金额就有一万卢布，一般的国家奖金也达五千卢布之多。据有关材料，莫斯科医学院院长年薪三万美元，加上开设私人诊所每年收入大约十万至二十万美元。一个心脏病专家，开设私人诊所，每年收入四十万美元。作家肖洛霍夫是一个拥有私人别墅、私人飞机，以及大量其他私人财产的大富翁。一个苏联著名芭蕾舞女演员，住着一幢十分富丽堂皇的建筑物，有花园和亭台，“华丽的磁砖浴室，简直象白宫里的浴室”。这些清神贵族也都享有从等种商店购得高档消费品和出国旅行等特殊权利，他们有一般群众不得问津的专设的俱乐部和游乐场所。
    苏联的官傺垄资产阶级和精神贵族，还建立一种变相的“世袭”制度。他们“许多人把依附于权力的各种好处传给了子女”，他们“按惯例可以把他们的子女安排到孩子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去工作”，他们把大学作为子女走向新资产阶级地位的晋升阶梯。苏联的大学为这些特权阶层的子弟大开方便之门，据苏修“学者”透霹的材料，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高等院校的全日制学生中，工农及其子女的比重，一九六四年为百分之五十
    九点六，到了一九六九年，已下降为百分之四十九点三。同时，函授部学生中农民及其子女的比重，也从一九五九年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三，锐减到一九六九年的百分之零点
    六。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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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构成了现今苏联资产阶级的主体。同它有着各种联系的，还有苏联社会上的其它资本主义势力。其中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被推翻的资本家、地主、富农、贵族、俄国将军和教会官员，据一九二八年统计，占当时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四点六，大约七百万人。三十年代以来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发表，但他们作为
    一个阶级还是存在着，在苏修叛徒集团统治下，他们重新活跃起来。还有开设地下工厂、地下建筑公司和地下商店的新资本家，和雇工经营宅旁园地的新富农，以及在自由市场上从事投机贩卖的暴发户，他们主要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产物，现在成了新财主，同被推翻的旧剥削阶级一样，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同盟军。此外，还有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贵族，主要是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用高额奖金及各种优待（如分给较好住宅、公费旅行等)收买的某些所谓“劳动英雄”和“工人代表”。所有这些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总数不到苏联人口的百分之五，不到一千万人（西方估计为五百万到七百万人）。他们就是苏修叛徒集团的社会基础，也是今天苏联的“拥有权力的上流社会”。
    与此相反，在苏修叛徒集团统治下，被压在社会最低层占苏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则完全处于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他们早已不再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广大劳动人民两手空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过着日益贫困的生活
    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从一九六○年到一九七三年，平均工资的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四，面同一时期内，所谓“国民经济货币积累”，即国营企业的利润和周转税，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八以上，其中利润的增长率约百分之十一点五。工人和职员所受的剥削加重了，他们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下降。必须指出，这个所谓平均工资，在计算中包括了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工资，从而大大夸大了一般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事实上，一般工人的平均工资要比这低得多，而且工资提高的数额又被物价上涨所抵消。苏联职工绝大多数的工资水平在平均工资以下，半数以上的工人都是低工资。以列宁格勒机器制造业职工工资为例，一九七○年工资水平在平均工资
    一百二十卢布以下的，在“非熟练体力劳动工作者”中间占百分之六十六点八，“中等熟练程度的非体力劳动工作者”中占百分之九十二点六，“在机器利机械操作场所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熟练工作者”中占百分之四十三点五，“主要从事体力手工劳动的熟练工作者”中占百分之二十九点六。后两类人员一殷属工资级别较高的熟练工人，但也有近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工资水平在平均工资以下。列宁格勒是个大城市，生活费用和工资水平
    多
    较高，机器制造业又是工资水平较高的部门。从全苏情况来看，工人和一般职员工资水平
    门
    在平均工资以下的，比重就更大了。
    联
    据苏联劳动科学研究所一九六七年材料，一户四口（两个在职的成年人和两个孩子）
    德
    的标淮家庭，维持必要的生活水平，平均每人每月需要五十一点四卢布。但是，苏联现在很多工人和一般职员的工资（包括奖金）收入仍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例如，列宁格勒机器制
    其
    造业职工，一九七○年初按家庭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每月在五十卢布以下的：“非熟练体
    点
    力劳动工作者”中有百分之十三点七，“中等熟练程度非体力劳动工作者”中有百分之十八点六，“在机器和机械操作扬所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熟练工作者”中有百分之十一点三，即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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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主要从事体力手工劳动的熟练工作者”中也有百分之十四点三。这四类人员家庭每人平均收入在三十卢布以下者，分别有百分之二点一、一点一、零点八和零点八。现在苏联拿最低工资的工人占了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三以上，全苏工人家庭每人每月收入在五
    十一点四卢布以下的数量很大。苏联官方自己承认，需要对平均收入五十卢布以下的家庭给予救济的有二千五百万人，即占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约占全苏城市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今日的苏联，如果工人和！一般职员丧失了劳动能力，收入就更加可怜了。优抚金的最低额，直到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才从三十卢布提高到四十五卢布。靠领优抚金过活的职工，一九七○年初有四千万人，一九七二年初增至四千二百万人，一九七三年初达
    四千三百万人。由于靠菲薄的优抚金无法维持生活，许多年老体弱已退休领优抚金的职工，被迫重新参加工作。据透露，“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一年领优抚金而继续参加工作的人数从百分之十四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一”。
    苏联工人阶级贫困化和他们状况不断恶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苏联现在经常存在着的大量“劳动力动”现象。近几年来，“劳动力流动”已经达到了很大的规模。据苏联《接班人》架志透露，过去几年苏联工业和建筑业的流动入员每年达一千万人次，每人每次“流动”平均二十八天，这就是说，每年相当于有一百多万工人不工作或失业。加上其他部门的流动者，全苏每年大约有二百万人不工作或失业，“劳动力流动”的面相当普遍，一九
    七二年，工业企业工人流动达到平均在册人数的百分之十力点八。入数众多的“劳动力流动”，是苏修叛徒集团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把苏联变成了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必然现象。官僚垄资产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利润而大规模裁减人员。例如，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到一九六九年一月止裁减的职工中，被辞退和送去当兵的就占百分之二十三，差不多每四个人中有一个人被踢出工厂，这些人中除了百分之四点七五的人当兵以外，大多数加入了流动劳动力的队伍。莫斯科和列宁袼勒五家汽车公司在改行“新体制”后，五个月内就解雇了二百三十九人。莫斯科第十五卡车维修厂的经理，为了赚更多利润，一次就解雇了全厂百分之十的工人。在苏联，法令规定企业领导人有权可以任意解雇工人。企业领导人“随便驱逐不合自己心意的人”，“无缘无故开除对自己提意见的人”，“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惩罚工人的理由”，从“诽谤领导人”，“不让人安宁地工作”，直至“违反婚姻法”，都可以被开除出厂。例如，亚美尼亚共和国第二有色金属局局长克罗皮扬解雇的人员：有的因为目光不怀好意，有的是因为不是他的亲家，有的则因为外孙需要这个职务。局里定额人员共为六十二名，而克罗皮扬坐上局长宝座十五个月以来，他先后招收和解雇的有七十九人。象这样随意解雇职工的事件，一九七○年在阿塞拜疆共和国就占劳资解雇冲突事件的百分之六十。
    苏联这种所谓“劳动力流动”，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产业后备军。马克思说过：“过剩的工人丸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就好象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入口实际增张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别的人身材料。”苏修叛徒集团统治下的苏联就是这样，一方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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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把成千成万不合他们需要的职工踢出工厂大门；另一方面，却在全国十万人以上的城市普遍设立了二百五十多个官方的劳动市场一“劳动就业局”或“职业介绍所”，为需要的企业招收廉价劳动力，并从中赚取佣金。工人阶级在苏修叛徒集团眼里仅仅是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奴隶。
    农庄庄员同工人一样，受尽剥削和压迫，终年劳累，只换得微薄的“劳动报酬”。虽然按照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一九七二年农庄庄员的月平均报酬约为八十个卢布，但有许多农庄的月平均报酬要比这个水平低得多。例如，有一批农庄，每一劳动日的报酬还不到一个半卢布，如按全苏平均每月出工十八点八天计算，月平均报酬只有二十八卢布，远远低于当年平均数。在大田从事畜力手工作业的大量普通庄员，他们的报酬很低。按全苏集体农庄平均，一九六九年在大田从事畜力手工作业的庄员，全年收入只五百卢布左右，即每月约四十一卢布。有许多人的报酬实际上还达不到这个平均数。例如按当时的规定，国营农场从事畜力手工作业的工人最低一级工资是日工资一点七二卢布，根据这个标准按每月出工十八点八天（全苏平均数）计算，那么，集体农庄中从事畜力手工作业的庄员每月报翻只有三十二点三卢布。农庄中这部分庄员人数非常多，一般占农庄庄员人数的百分之五
    十四到七十。
    农庄庄员按每一家庭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也很低。与工厂工人家庭相比，一九六三年为百分之五十八；与国民经济职工家庭相比，一九六九年为百分之六十九。庄员从社会消费基金得到的收入按每人平均计算，为职工的三分之一。庄员一九六七年以前，没有社会保险制度，以后虽然靠农庄提取社会保险基金才建立了这个制度，但标准很低。养老金的最低限额，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起，才从原来的每月十二卢布提高到二十卢布。因工伤或职业病造成残废的津贴每月最低限额一等为三十五卢布、二等二十五卢布、三等十六卢布。因一般疾病造成残废的津贴最低限额一等为三十卢布、二等为二十卢布。失去供养者的家属抚恤金每月最低限额，家有三个或三个以上无劳动能力若为三十卢布，家有两个无劳动能力者为二十卢布，家有一个无劳动能力者为十六卢布。这样低的养老金和抚恤金根本难以维持个人的生活。
    由于受不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农庄庄员大量外流。据统计，一九六○至一九七○年农庄庄员人数减少了约一百八十万人（不包括因农庄改为国营农场而减少的庄员人数）。据苏联一刊物最近发表的数字，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一九五九至一九七○年间共达一千
    六百四十万人，平均每年达一百五十万人。近几年来，这一外流趋势有增无已，每年达到
    二百万人。大量人口外流，特别是青年大量流向城市，使“有劳动能力的集体农庄庄员大大衰老了”，“有的地方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平均年龄为五十岁”，“妇女在生产中担负大约三分之二不适当的劳动”。面对苏联农村这一片衰败景象，苏修头目叫嚷要增加“农村的吸
    兑
    引力”，“培养农民对土地的爱”。但是，现在的集体农庄既然已经不是苏联农民自己的农
    是
    庄，这种声嘶力竭的狂叫，又有什么用处呢？
    效
    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统治二十多年来，苏联的广大工农群众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各族人民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统治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苏联官僚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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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断资产阶级十分害怕和仇视苏联工人及其他劳动人民。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反复强调“加强法制”，波德戈尔内也发表电视讲话，说严格遵守法律是每个人的“首要义务”。报刊叫嚷“法院、检察院、仲裁部门、公证组织、警察机关和其他行政机关应当更坚决地进行加强法制的工作”。他们千方百计要人们“绝对遵守”资本主义的剥削秩序。
    今日的苏联，全国充满着法西斯的白色恐怖。只要谁对苏修统治集团的剥削和压迫流露不满，敢于斗争，谁就会被监视、钉梢、传讯，或送进“精神病院”，就会以“诽谤苏联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罪名，被逮捕、流放。集中营、劳改营、监狱、“疯人院”遍布全苏。在苏联的上千个集中营中，关押了儿十万政治犯。而受其他各种形式监禁的人数，更远远超过此数。
    但是，血腥的统治和残暴的镇压，阻挡不住苏联人民的觉醒和日益增长的反抗。早在
    一九六二年就有诺沃切尔卡斯克城反对提高肉类和黄油价格的斗争；一九六三年敖德萨码头工人抗议食品涨价的罢工；一九六五年埃里温人民的斗争；一九六八年克里米亚鞑靼人在奇尔奇克城的游行示威；一九六七年奇姆肯特城的大暴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橡胶制品厂举行的罢工；一九六八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附近的一个小镇霍罗尔发生刊矿工争取面包的斗争。到了七十年代，群众斗争进一步发展。例如，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发生了成万人参加的斗争，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也经常有罢工发生。
    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还在各民族“接近”和“融合”的幌子下，对苏联境内少数民族实行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政策，迫使少数民族地区向单一经济畸形发展，把各少数民族地区变成了原料和农副产品供应地。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殖民掠夺，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毛主席：《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
    计
    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在苏联工人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各少数民族人民也锨起了反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斗争，尽管许多人以“民族主义”罪名，被关进监狱或苦役营，但少数民族人民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斗争，仍然此起彼伏。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现在，苏联各族人民日益觉醒，苏联人民反对苏修叛徒集团的群众斗争，正在向前发展。社会
    的
    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苏联人民终将推翻修正主义的统治，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
    。6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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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g
    袋
    读苏修《真理报》的书评有感
    李海生玉秉森
    最近，苏修的一些书籍报刊又在起劲地宣扬“苏联是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了。有
    一个叫卡西杨年科的，专门写了《苏共一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组织者》一书。为此，苏修《真理报》特意发表了书评，书评中提到：“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时期是作者注意的中心”，“许多篇幅谈到苏共在完善社会主义关系方面所做的工作”云云，颇为美妙动听。
    可是，法国有家叫《经济》的杂志出来大煞风景，它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苏联正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前景：伏尔加轿车近年来涨价了百分之六十五，伏特加酒从三点一二卢布涨到四点一二卢布，廉价肉几乎从国营商店消失了…。苏联的通赏膨胀对人民来说是一种灾难。这对卡西杨年科之流所鼓吹的“发达”，可真有点大失体面。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在他们起劲地宣扬“苏联是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苏修的财政收入确也是年年增加的。这是工业特别“发达”的缘故吗？否！整个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不断下降，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执行的第八个“五年计划”，比前两个五年
    美
    计划降低了三分之一。是农业创造了奇迹吗？也不。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的十年中就有
    嵌
    六年农业减产，不得不到国际市场上大批抢购粮食。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原来苏修善于
    食
    充当国际军火商和石油投机商。他们把大批的武器高价出售给阿拉伯国家，随后康价买进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再转手倒卖，牟取暴利。据西方报刊估计，自一九七三年以来，苏修通
    虽
    过转卖出售石油就取得暴利达三十七亿美元之多。特别在那个所谓“大家庭”中，还规定
    广
    了卖给它的东西要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经济政策。在波兰人民中间流传着一则笑话，有
    现
    人问：波兰社会主义是谁建设的？答：是波兰人民自己。又问：苏联共产主义是谁建设
    北会
    的？答：是社会主义家庭帮助建设的。这话一语道破了苏联的“发达”，是靠“大家庭”养起
    多正
    来的，靠国际投机倒把、侵略掠夺发达起来的。
    苏修的所谓“发达”，实质上是苏修叛徒集团的腰包一天天大了，肥了。但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是每况愈下。据苏修报刊透露，亚美尼亚共和国第二有色金属局局长，在他任职的十五个月里，任意解雇了几十个工作人员，理由是：“同党不怀好意”，“不是他的亲戚”，“外孙需要这个职位”等。在苏联，广大劳动人民沦为丧失生产资料的雇佣奴隶，与苏修一小撮新型的官僚资产阶级的腐朽享乐生活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
    然而，苏联的真正成为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可能的，那就是在苏联人民起来打倒了苏修叛徒集团以后的将来。伟大的苏联人民是会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我坚信。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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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革命
    验总
    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规划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
    至
    来，经过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在教育领域中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已经取得了初步
    的经验。但另一方面，暴露出了最近几年中小学教育工作中，为学生参加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思想、知识和技能等各方面的准备，还存在着不少“缺门”。为了进一步学习朝阳农学院的先进经验，深入开展教育革命，我们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规划。
    实验小学和中国“五。七”中学的经验表明，要正确制定规划，首先必须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尤其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事实证明，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任何规划既不可能正确地反映过去的客观实践，也不可能正确指导今后的革命实践。比如说，对学生的培养目标，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等著作中，就曾经多次强调：“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毕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我们要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就必须按照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标准来要求和衡量学生，使学生真正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实验小学和中国“五。七”中学的经验还表明，要正确制定教育革命的规划，必须认真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就是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认真分析教育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对于典型经验，应该由点到面，抓好三分之一，逐步推广。
    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轻视学习理论，轻视调查研究，轻视总结经验，轻视革命的大批判。他们往往错误
    一犯再犯，不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因此，在制定教育革命规划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认真学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增强自觉性，减少盲目性。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要肯定成绩，总结经验，注重实效，继续前进。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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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实验小学教育革命纲要（草案）
    总
    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使实验小学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为了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把实验小学真正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必须进一步有计划、有步骤地深入开展教育革命。
    根据党的基本路线，小学阶段的根本任务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少年儿童，组织学生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使学生从小就能粗知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树立当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思想，“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必须坚持开门办学，理论联系实际，实行启发式教学。要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学生在校期间，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充分发挥工宣队的政治作用，健全和巩固工农兵讲师团，坚持社会、家庭、学校三结合教育，加强对原有
    的
    教师队伍的团结、教育和改造，使教育革命真正成为一场社会革命。
    小学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争夺青少年的重要阵地，是无产阶级专政在上层建
    展
    筑领域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我们每一个干部、教师和学生，都决心在两个阶级、两
    动
    条路线的斗争中，忠于党的教育事业，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培养革命事业所需要的接班人，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的
    思想政治教育
    面，
    第一条：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使学生从小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是轻
    学生在校期间，结合各项政治运动和党的中心工作，应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
    凿误
    根据各个年级的不同特点，低年级以选学有关语录为主；高年级适当选读原著，也可选学
    规划
    有关语录。同时，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有些象“学而优则仕”“智育第一”等修正主义
    。归
    教育路线的反动论点，要结合实际斗争经常批、反复批。经常组织学生参加社会的阶级斗争活动。
    第二条：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应从少年儿童的实际出发，要具体形象、生动活泼。如：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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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革命家长比童年、编写革命儿歌、举办故事会、组织参观访问等，高年级还可以有目的地向社会调查学习。
    坚持学生自己教育自已，鼓励学生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在实际斗争中树立阶级观点，学会辨别是非的能力，勇于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教学工作
    第三条：学校的教学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为指导，坚持开门办学，坚持启发式教学方法，坚持群众路线。
    各个学科的开门办学要有计划、有目的，既要反对关门上课，又要反对放任自流，搞形式主义。
    教师备课要认真钻研教材，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同学一起研究，共同备课。
    上课要按照毛主席的“十大教授法”，充分利用学生在开门办学过程中获得的感性知识，从典型到一般、具体到抽象，启发学生思考和分析问题。允许和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发表见解，进行讨论，提倡“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课堂局面。
    第四条：考试是为了检验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复习和巩固教学成果。考题应联系实际，预先公布，考试时可以看书，可以议论：形式要灵活多样，也可以到现场去考；考核评定必须发扬民主，坚持领导、教师、学生三结合。对学有创见的学生应当予以鼓励。考试每学期举行一次。
    第五条：重视指导学生的课外阅读和课外科技活动。原有的气象、航模、美工、针灸、半导体、电工、文学等课外活动小组，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为三大革命斗争服务。
    学工、学农、学军
    第六条：学工、学农、学军是为了使学生从小接触工农兵，学习工农兵，树立做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思想，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
    学工、学农、学军坚持因地制宜、就近活动的原侧。
    时间安排：中低年级主要参加校内工场劳动，每周二小时；高年级每学期集中学工二次，主要在校内工场进行，每次一周。学农放在春耕、三抢、秋收前后，以了解农村为主，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农业劳动。学军可以到部队参观学习，也可以和拉练相结合。
    “三学”过程中要加强思想教育和安全教育，反对把小学生当劳动力使用。
    文体卫生
    联」
    第七条：小学生正处在长身体、长知识时期，因此必须充分兼顾他们的工作、学习和
    条
    娱乐、体育、休息两个方面。
    会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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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的课程安排要有益于学生的身心健康，负担不宜过重。要每天坚持广播操、保健操。中午休息时间不得少于一小时。
    广泛开展群众性的课外文体活动。组织好学校和班级的运动队、体育锻炼小组，搞好季节性的单项比赛和年度运动会。要组织学生大唱革命歌曲、大写革命儿歌、大讲革命故事，搞好革命文艺小分队和合唱团，定期举行文艺会演。
    第八条：对学生要加强卫生常识的教育，养成卫生习惯。重视保护学生的视力，改善教室采光设备。引导他们积极参加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
    红小兵组织
    第九条：红小兵是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要注意充分发挥红小兵的政治作用。
    红小兵应该按照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要求自己，发扬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精神，开展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治活动。活动时间，每周一次。红小兵的发展工作主要由红小兵自己讨论决定。
    红小兵辅导员应坚持引导为主的原则，反对包办代替。要帮助红小兵干部不断提高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为开展红小兵活动创造条件。
    教师和领导
    第十条：“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师应当认真学好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在参加三大革命斗争和接近工农群众的过程中，努力改造世界观，为党的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教师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刻苦钻研业务，努力做到又红又专，一专多能。
    教师除和学生一起参加学工、学农、学军外，在暑假期间组织二周左右的工农业劳动(除老弱病残外)。
    工农兵讲师团在现有的基础上要不断巩固和发展。
    第十一条：党支部应当成为学校的战斗堡垒。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校革会、
    参
    工宣队、工农兵讲师团以及共青团和红小兵的政治作用。
    学校、家庭、街道里弄三结合
    第十二条：建立和健全三结合教育的领导小组。定期召开里弄干部、家长和教师的联席会议，研究分析有关少年儿童的教育问题。学校还应当主动争取附近工厂、商店等各
    和
    条战线的革命同志，都来关心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使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真正成为一场社会大革命。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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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沿着开门办学的方向前进
    谈谈我校今后几年教育革命的规划
    中国“五。七”中学党支部
    最近，我校广大革命师生正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朝阳农学院的先进经验，讨论和制定我校今后几年教育革命的规划。在讨论过程中，大家有
    一个共同的体会，就是学校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必须继续沿着开门办学的方向前进。
    列宁曾经指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旧学校，实际上是关着门在那里一年一年地、一批一批地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经过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学校的面貌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开门办学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开门办学，学校和社会发生了密切联系，学生直接参加
    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接受工农兵的教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迅速提高；同时，改变了过去那种以课堂、教师、书本为中心，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促进了课程教材的改革，建立了校办工场、农场等其它一系列开门办学的基地，广泛开展了学工、学农、学军的活动，还形成了一支经常联系的工农兵讲师团，有力地加强了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促进了原有教师队伍的改造。
    要坚持开门办学的方向，努力培养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接班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在开门办学过程中，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党的教育方针规定，我们培养的学生必须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个培养目标，是由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
    三大差别，以及反映这些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因此，我们的学生有没有社会主义觉悟，能不能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这是衡量我们学生质量的重要标志，也是开门办学的政治方向。因此，在今后几年中，我们打算，一方面有计划地搞好学工、学农、学军的活动，并经常组织学生参加社会现实的阶级斗争活动。比如，我们准备把班级与所在街道里弄对口，配合民兵小分队和街道干部群众，抓好衔道里弄的阶级斗争，让学生在实际斗争中学会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另一方面，我们准备抓好各学科的开门办学，从各个侧面引导学生向社会调查学习。调查学习的内容可以根据不同学科，因地制宜，从实际情况出发，把思想教育渗透到各个教学环节中去。同时，我们还要抓好学生理论队伍
    06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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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建设工作，学校和班级都要有一支理论队伍和一批理论学习辅导员。在整个中学阶段，要求学生能争取读完《毛泽东选集》四卷和几本主要马列著作。这样坚持几年，使学生在学校里就还步弄通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树立当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思想，特别是走上山下乡的道路，当一个普通农民的思想等等，真正成为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进一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这是开门办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从前几年我们毕业出去的学生来看，还存在许多“缺门”的现象。这种“缺门”的现象，正是反映了我们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还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以下几点：第一，教材内容和三大革命实践还有脱节的地方；第二，由于教学进度参差不齐，或者受条件限制，各学科之间、班级之间在教学内容和时间安排上往往出现重复、冲突的矛盾；第三，在设置短训班问题上，我们现在是集中在中四年级，由于时间短，任务紧，
    一个学生只能学到一门专业本领，这就很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对于在前进过程中出现的这些矛盾，只要认真分析研究，在实践中是不难解决的。问题是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
    对于教材，我们准备根据三大革命斗争的需要、学生的认识规律以及教材的内在联系，对教材作全面的分析。教材内容既要相对稳定，又要根据实际需要，做适当的增减和调整。特别是要及时把广大工农群众在三大革命斗争中创造的新经验，补充到教材有关部分中去。
    每门学科都要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规律组织教学，既要防止关门上课，又要防止盲目行动，放任自流，开门不办学。在一个学期的具体教学过程中，各学科教师对哪些内容应当开门到大课堂去上，哪些内容应当在小课堂里上，都要做到心中有数。比
    活
    如中一工基课中的港口机械这部分内容，光在课堂里上就不解决问题，而应该到有关单位
    进
    进行现场教学。有些课除了必要的内容在大课堂进行之外，还必须回到小课堂来总结消化，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有些课，象工基、农基，就可以主要安排在校办工场和学
    必
    工学农基地完成。总之，对开门办学的各个环节，都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作出
    生
    科学合理的安排，才能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克服忙乱现象，取得开门办学的预期效果。
    历
    为了避免各学科之间在时间安排上的重复和冲突，以及教学进度参差不齐的矛盾，各学科、各年级既要有全面规划，又要重点安排。以工基课为例，中一年级重点学习简单量度和机械传动部分，使学生懂得一些简单的工基知识。泵、液压传动等部分内容可以从略
    办
    讲解，重点在中二时结合水泵、喷雾器组织教学。中二年级除了以此为重点，同时进行化
    三的
    工的一般教学。中三年级学习电机、电工、光学、化工，从工农业生产实际出发，重点学习
    肯道
    电机、电工部分，光学结合激光器举办二至三次讲座。中四年级学习电子技术。即使是同
    际斗
    种教材结合战斗任务和典型产品组织教学，也不一定局限于一个角度、一种产品，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或同类型的多种产品同时进行教学。
    ,从
    举办短训班，我们也准备从中一年级开始抓起。可以在平时搞，也可以结合学工、学
    队伍
    农活动进行。要做到有计划，有步骤。文科方面：四年中安排两次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集
    e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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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教学。理科方面：四年中分别举办三机一泵、生产队会计、农村测量、机床中的常用计算、医药卫生、四大作物栽培、农用微生物等短训班。此外，还要开展群众性的课外科研活动。各学科的科研小组要做到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坚持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工基学科小组着重研究二氧化碳气体激光的应用。医卫小组在-一根针、一把草、一双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不仅要做好校内全体师生的卫生检查工作和常见传染病、近视眼的防治工作，还要做好永嘉街道幼儿园的常见病的防治工作，积极支援街道合作医疗站，使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多学到一些为工人农民服务的本领。
    为了适应开门办学的需要，考试制度也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革。检验学生知识质量的标准，主要是看学生在三大革命实践中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考核要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结合学生的实际情沉，根据教学重点进行，采取分散考，在实践中考。比如，数学中的生产队会计，就可以让每个学生参加一次年终生产队结算。此外，还要提倡师生共同参加考试，学生可以向教师提问题，师生互帮互促，逐步建立新型的考试制度。
    建立一个相对固定的基地网，是有计划地搞好开门办学的重要保证。几年来，在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支持下，我们已经开始建立了学工、学农、学军基地，现在固定挂钩的共有八个，有的已有了六年以上的历史；此外还有校办工场、校办农场等基地。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建立一批相对国定的开门办学基地，有利于开门办学的计划性，有利于积累经验，有利于师生接受工农兵的教育。对基地单位的工农兵来说，也容易掌握师生的特点，做到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
    根据目前情况，我们感到要把这些基地相对地固定下来，首先要做到组织落实。要充分发动群众，积极争取工农兵的支持，不断发展和扩充开门办学的基地。在今后的四年里，我们要进一步发展校办工场，争取在一九七六年前能建成以电工和金工为中心的两个车间，同时能容纳两个班级学生劳动和进行现场教学。我们要始终把开门办学搞成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教育，加上几年来开门办学的实践，我校原有教师队伍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要使教育革命跟上工农业战线的大好形势，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原有教师队伍的改造。几年来，我们分期分批地组织教师去工厂、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引导他们在与工农群众的共同斗争中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学习工农业生产的实践知识，为他们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业务上进行再学习创造条件。在今后几年里，我们要继续抓好这项工作。此外，我校的工农兵专职和兼职讲师已有四十二名，今年打算发展到八
    十名，保持工农兵讲师在数量上的优势，加强工农兵讲师对原有教师队伍的改造工作。党支部要定期表扬在教育革命中努力工作，做出成绩的先进教师，发扬他们的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定期进行由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家长参加的评教活动。在教学业务上，为了逐步改变教师分工过细，知识面太窄，缺少实际工作能力的状况，我们要求教师在带领学生“三学”或举办短训班的过程中，在转变世界观的同时，努力学习工农业生产的多种本领，做到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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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专多能。学校要利用假期举办各种类型的专业短训班，有计划地组织教师学习各种专业知识。各学科教研组要与工厂、农村建立定时、定点的联系制度，要经常派出教改小分队去三大革命实践中调查，使广大教骊经常了解工农业生产的需要，并结合专业学习有关的工农业生产知识。
    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是按照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搞好开门办学的决定因素。为了适应开门办学的需要，一九六八年以来，我们在党支部一元化的领导下，建立了由工厂、农村人民公社、街道联合管理的学校领导体制。除了上海棉纺第四机械配件厂派出的工宣队参加学校各级领导以外，还与徐汇区清洁管理站、永嘉街道、上海县曹行人民公社和学军部队挂钩，在这些单位聘请学校革委会的校外委员。他们定期来校参加会议，研究学生政治思想工作和教学改革工作，制订计划，总结检查。平时，他们在原单位负责抓好学生的学工、学农、学军以及街道里弄的三结合教育工作。这种领导体制和组织形式，在开门办学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加强了工农兵对学校的直接领导，有利于发动广大工农群众支持、关心和参加款育革命；它使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结合起来，有利于加强对学生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根据朝阳农学院的先进经验，为了加强学校领导班子的建设，支委会和革委会两委班子成员在今后的四年中，轮流到工厂、农村或开门办学的基地，向工农群众学习。校外委员根据具体情祝，也可短期来校，进一步深入了解学校情况，掌握教育革命规律，发挥政治领导作用。这样，让管教育的同志熟悉工农业生产，管生产的同志熟悉教育，使上层建筑更好地为经济基础服务。
    以上就是我们对今后几年开门办学的初步设想。末了，还要补充谈一点的，就是我们制定规划的指导思想。毛主席说过：“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任何规划要在实践中切实可行，就必须正确地反映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保守主义和空想主义的规划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因为这种规划都是主观和客观相脱离的产物。因此，我们体会到，只有按照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最近八年来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历史和现状，作认真的分析和总结，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出比较切合实际的规划来。当然，“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我们的规划是否完全正确地反映了教育革命的规律，还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这在认识论上也就是从主观到客观的第二个飞跃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还会遇到新的矛盾和斗争。但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只要我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认真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我们就能在无产阶级教育领域中，取得比较多的自由，夺取教育革命的新胜利。
    光
    玫
    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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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
    传
    石一歌
    编者按：本刊自本期起连载石一歌同志的《鲁迅传》，目的是为了征求意见，以便作者作进一步的修改。
    第一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古老的绍兴府城。石板铺的大街两旁，悬挂着“进士第”、“大夫第”之类扁额的黑色大台门一个接着一个。怪异的教堂尖顶突兀而立。在台门和教堂之间，拥挤着许许多多阴暗而潮湿的小屋。
    南城东昌坊口附近，有一个聚族而居的大家族一新台门周家。五进大宅院里已是一派破败景象。那断了的墙，破了的窗，那悬挂于厅堂正中的金字扁额，那两旁柱子上“品节详明德行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对联，都已十分陈旧…。这一切都在告诉人们，居住在这里的是一个正在衰落中的封建士大夫家族。
    然而这天，一向死气沉沉的庭院里好象有了一点生气。人们脸上透露出了喜色。原来一个婴儿诞生了。
    欣喜的长辈们对这婴儿寄托了莫大的希望，指望他能延续和振新这个日趋破败的大家族。他们动了不少脑筋，给他取过许多名字：张、寿樟、羽山、豫才、后又改名树人。但在
    三十几年以后，他却以“鲁迅”这个响亮的名字向旧世界发出了勇猛的挑战。
    鲁迅诞生在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异常尖锐的风云变幻的年代。
    一八四○年，即鲁迅诞生前四十年，英帝国主义用鸦片和大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
    其时，深居紫禁城中的清帝道光仍然陶醉于“天朝威仪”的迷梦之中，穿戴着花翎马褂的满朝文武还在传诵着“惜命爱钱”的做官经，如狼似虎的八旗军正抢夺着农民手中最后
    一顿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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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霎时间，厦门失守，广州失守，浙东沦陷，上海沦陷，侵略军直逼南京城下。京畿逍上驿马狂奔，一次次飞报着溃败的消息。
    一八四二年八月，清政府和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屈辱的卖国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赔偿军费二千一百万元。
    于是，俄、美、法、德、日等帝国主义强盗也便接踵而至，趁火打劫。
    一八四四年七月，《中美望厦条约》签订；
    一八四四年八月，《中法黄埔条约》签订；
    一八五八年五月，《中俄瑗珲条约》签订；
    中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道路上迅速滑下去。鸦片战争以后的短短数十年中，中国就被强加上不下一百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道光、咸丰、慈禧、曾国藩、李鸿章、琦善、叶名琛、奕山等一长串名字，作为最无耻最卑鄙的汉奸卖国贼的代表载入了史册。
    可爱的祖国被肢解宰割，大好的河山遭践踏蹂躏。人民血汗化成黄金白银，象淌水一祥流进了帝国主义强盗们的无底欲壑。荆棘满目，俄莩遍野，千村薜荔，万户萧疏，这便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悲惨写照。
    但是，历史决不会在黑暗中停滞，伟大的中华民族决不会在灾难中灭亡！决定中国命运的并不是一小撮民族败类，而是千百万劳动人民。人民，这才是中国历史的脊梁。“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当清政府的卖国贼们卑躬屈节，专以“得外洋欢心”为行动准则的时候，广东三元里人民举起了反抗侵略的第一面战旗。
    当清王朝的统治者们无耻地借“攘内”以媚外，宣扬反帝是“逆天不祥”的卖国谬论时，紫荆山下的金田村里响起了太平天国革命军“消灭妖魔！消灭妖魔！”的震天怒吼。与此同时，上海的小刀会，北方的捻军，云南回民，贵州苗民，也都相继燃起了起义的
    大
    烽火；整个中国大地翻卷着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巨澜。
    花
    因此，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勾结起来把中国一步步推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时，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却从中国人民的英勇战斗中，预见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就这样，伟大和卑鄙，英雄和奴才，庄严的斗争和无耻的叛卖，相比较而存在，交织成幅烽烟滚滚的中国近代史画卷。
    大
    绍兴新台门周氏家族也打上了这时代的深刻印记。·
    这个家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购地建屋、设肆经商、为官为宦的全盛局面。可是到鲁迅
    马褂
    出生的时候，早已走上了下坡路，由大户而变为一个有四、五十亩水田的“小康”局面了。才
    晟后
    过去十多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曾给了这个封建家族以相当大的冲击。象周家这种官僚地主，不可能不成为这场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的打击对象。因此，在太平军攻克绍兴时，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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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家便在鲁迅祖父周福清的带领下仓皇出逃。经过这次“避难”，这个家族的财产大损，多数房族一蹶不振。鲁迅的一个曾叔祖在化装“逃难”时失踪，请政府美其名日“殉难”，赏了个“云骑尉”，“世袭罔替”。然而，时代决定这祥的家族已没有多少“世”好“袭”了。
    随着“进士第”扁额的日渐剥落，鲁迅在成长着。
    鲁迅幼时，出身进士的祖父周福清，正在北京任“内阁中书”，一个从七品文官。父亲周伯宜，会稽生员，数应乡试未中，愁居在家。曾祖母、祖母都在。母亲鲁瑞，出身农家，“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不得志的父亲整日价不苟言笑，道貌岸然，鲁迅自然不会对他亲近。
    每当夏夜乘凉，老祖母给他讲些“猫是老虎的师父”一类的故事，“水漫金山”一类的传说，但这也很有限。
    和鲁迅朝夕相处、起居相从的是女长工“长妈妈”。她是个既有劳动者的质朴，又带有不少迷信观念的孤孀。说起话来，有时显得罗嗦，有时却又娓娓动听。譬如，她有许多关于“长毛”（太平天国革命军）的故事，说得有声有色，使幼小的鲁迅渐渐地懂得了，“长毛”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花绿头”（官兵）。她还令人惊异地关心着鲁迅读书的兴趣，鲁迅曾从一个远房叔祖那里听说有一本好看的书叫《山海经》，上面有许多图的。从此便念念不忘地想得到它。玩得高兴的时候还好，一到安静下来，可就想起了那绘图的《山海经》，弄得长妈妈也把这件事放到了心上。过了十多天，也许是一个月吧，长妈妈探家转来的时候，一见面就送给鲁迅一包书。她高兴地说，“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这使鲁迅大为感动。他赶紧接过来，急忙打开纸包一看，是四本小书。看啊，那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三脚的鸟…，特别引起鲁迅注意的是那没有了头，却“以乳为目，以脐为口”，且能“执干戚（按：为古时兵器，干为盾，戚为斧）而舞”的怪物“刑天”。这怪物那顽强坚韧、死犹不休的反抗精神，在鲁迅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切，使鲁迅在数
    十年之后，还深深地感念着长妈妈。
    七岁了，鲁迅进了私塾，跟着一位叔祖读《鉴略》。听说读《鉴略》比读《千字文》、《百家姓》更有用。可是七岁的儿童根本弄不懂它说的是什么，“‘粤自盘古’就是‘粤自盘古”，读下去，记住它，‘粤自盘古’呵！‘生于太荒呵！…”这种室息思想的教育，使天真活泼的鲁迅感到浑身不舒服，加上“严父”的时刻督促，便更加不堪忍受。
    一天，鲁迅想到东关镇看热闹、有趣的“五猖会”，大清早他就起了床，笑着跳着，催着大家快上船，因为还有六十里水路哩。忽然，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在耳畔响了起来：“去拿你的书来。”一不知何时父亲站到了背后。“书”就是《鉴略》。当场指定二三十行，“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鲁迅直觉着象从头上浇下一盆冷水，但又有什么法子呢？自然得硬着头皮读着，读着，强记着：赶到背完了书，太阳已经升得高高的了。什么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五猖会的热闹，再也不觉得有什么大意思：“我终于不明白，父亲何以
    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周家老屋后面还有一个叫“百草园”的荒芜园子。这园子当然说不上多好，但对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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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关在书屋里的鲁迅来说，那里便可算是真正的乐园了。不必说碧绿的菜哇，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低唱，蟋蟀在弹琴，翻开断砖，还有蜈蚣和斑蝥；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复盆子，象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好得远…
    冬天来了，百草园比较无味。可这时，鲁迅的好友，勇敢而纯朴的运水从乡下来了。运水，姓章。每年冬天随了父亲来周家帮工。他比鲁迅大两三岁，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页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见人很怕羞，与鲁迅却无话不谈。他心里似乎有无穷无尽的稀奇事，都是鲁迅往常的朋友们所不知道的。且说雪天捉鸟吧，“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夏天呢，“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潮汛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特别令人神往的是夏夜看瓜了。运水动听的叙述，在鲁迅的眼前展现出一幅瑰丽的画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位农民的儿子对自己生活的天真叙述，使幼年的鲁迅知道了在自己家阴森的大墙之外，还有着一种非常丰富多采的劳动生活。而这一切，却是他每天读的书本中找不到的。以此为开端，在以后的长时期里，鲁迅逐步深入地了解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命运，并把它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来考察。他还曾在探讨中国农民命运和中国革命前途的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以运水为原型的典型形象一闰土，震撼了千百万读者的心。
    长妈妈的故事，运水的讲述，尽管如此强烈地吸引着鲁迅，但在长辈们看来，这些纯属“无稽之谈”，哪里称得上什么“知识”！孔孟之道所宣扬的“学而优则仕”，才是他们的生活准则。因此，.十二岁的时候，鲁迅十分不情愿地被领到绍兴有名的私塾一三味书屋就
    卖
    学。塾师是个以“严”闻名的头发花白的老秀才。这所私塾离鲁迅家不远。从一扇黑油的
    岭
    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扁，写着“三味书屋”四个大字；扁下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禄的谐音）。画的前面摆着-一把大圈椅和一张八仙桌，那是塾师
    着
    的位子。学生的座位排在两侧。
    你
    三味书屋的老规矩，先读《百家姓》，再读《神童诗》，然后是从头到尾教读“四书”“五
    读
    经”。那宗旨显然是严格地按照孔孟之道的要求培养地主阶级的接班人，可算一所典型的
    自
    封建学校了。鲁迅因为在家学过几年，一开头就读《诗经》。每天一大早来上学，背书、
    的
    “上”书、读书、写仿、对课，总要折腾十来个钟点才算完事。对“四书”“五经”之类本无兴趣，
    以
    加上这叫人喘不过气来的教学安排，使鲁迅益发起了反感。后来他说过，“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
    不过学生总有自己的办法。譬如读书的时候吧，就可以借机舒展一下。先是放开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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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咙，大声朗读，什么“上九潜龙勿用”呀，什么“笑人齿缺日狗窦大开”呀…多待到先生也得意地读起什么“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一…”，全然入了迷，学生就可做自己高兴做的事了。有一阵儿，学生们喜欢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手指头上做戏，甚至跑到园子里去折梅花，寻蝉蜕，常常闹得先生惊觉过来，大发脾气。总之，老师和学生你讲你的，我玩我的。这种在当时几乎所有的私塾中都会出现的情景，反映了少年儿童对封建教育的一种直感的不满，于是便采取了顽皮的反抗办法。若干年后，鲁迅还兴致勃勃地描述过这么一幅闹哄哄的私塾图景。而对当时置身其间的鲁迅来说，他觉得顶有意思的还是在讲堂上偷看“闲书”，《西游记》呀什么的。一边看故事，
    一边用荆川纸描画书上的绣象。“闲书”看多了，描的图也积成厚厚的一册。课外时间，几乎全用在搜集画谱、描绘图画上了；仅有的几个“压岁钱”，也都用来买画谱，买年画。这一些，养成了他对民间艺术的浓厚兴趣。
    但是，鲁迅也看到了一些令人厌恶的封建读物。一次，有个长辈给了鲁迅一本《二十
    四孝图》。听说是有图的书，鲁迅高兴极了。可翻开一看，却大为扫兴。
    触目就是“卧冰求鲤”的故事：严寒的冬天，儿子为让母亲吃到新鲜鲤鱼，竟脱得赤条条地卧在河面冰上。
    接着是“老莱娱亲”的丑恶形象：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身穿花花绿绿的小孩衣裳，扭捏作态地拿着“摇咕咚”，故意跌倒在地，装疯卖傻，撒娇弄痴，博得父母一笑。
    引起鲁迅特别愤怒的是“郭巨埋儿”：有个叫郭巨的人，为了省下粮“抚养”母亲，居然想活埋自己的儿子！如果说，前面两个故事是那么虚伪和丑恶，那么，这个故事就非常残酷了。鲁迅后来曾这样回忆当时读了这个故事后的心情：“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徜使我的父亲竞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
    如此等等，便是所谓孔孟的“孝道”！这些图画鲁迅是不愿再看第二遍的。反动派炮制《二十四孝图》之类，是为了以通俗的形式普及孔孟之道，“教育”即毒化更多的人民，特别是天真烂漫的儿童；而在鲁迅身上，确也真的起到了“教育”作用，那便是从此他对一味宣扬“孝顺”的说教愈加厌恶仇视了，同那些专讲封建伦理的长辈疏远起来了。
    一八九三年，鲁迅十三岁的时候，家庭又发生了一个大的变故：祖父被捕下狱了。原因是光绪十九年浙江乡试，他曾为几个亲友“通关节”。结果被光绪皇帝亲笔判以“监斩候”，说不上到那一个“秋后”就要杀头。在封建社会里，行贿纳官，本属常事。拉出一个来小题大做一番，无非是要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收“安抚民心”之效，暴露了行将灭亡的反动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四分五裂。
    那时，“一人犯法”，常有“满门抄斩”之危。于是鲁迅到绍兴乡下皇甫庄大舅父家中去避难了。
    到乡下去，鲁迅总是高兴的。一年前他就到过安桥村外婆家。那可真是鲁迅的乐土。在那里不但可以免念什么“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之类，可以对“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的“家教”不加顾忌，而且可以和许多农民的儿子一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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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耍。他们和鲁迅年龄都相仿但论起行辈来，却至少是叔子，有几个还是太公。然而大家是朋友，郎使偶而吵闹起来，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小小也决不会想出孔老二那“犯上”的罪名来。他们带着鲁迅掘蚯蚓，钓虾子。虾照例是归鲁迅这个外来的客人。要么便一同去放牛。黄牛水牛都欺生，鲁迅不敢近身。这时小朋友们便不再原谅他会读“秩秩斯干”，全都友好地嘲笑起来。而最有趣的要算是夜晚驾船去看社戏了。有摇橹的，有撑篙的，有笑的，有嚷的。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散发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他们的目的地一屹立在庄外临河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使人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这一切愉快的玩乐，使少年的鲁迅同那些劳动人民的孩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但这次到皇甫庄，他在亲眷中遭到了冷遇，被视为“乞食者”。只有穷苦农民对他依然，他们的孩子仍象往常一样同他一道玩耍。这种对比，给了鲁迅以很大的刺激，使他初步看到了剥削者的虚伪和劳动者的纯朴。在和劳动人民日益亲近的接触中，鲁迅也体会到了他们的酸辛。后来他曾写道：“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正因为这样，.他对在这里迎神赛会上看过的《女吊》等寄托着劳动人民对剥削者的复仇思想的民间戏剧保留着鲜明的记忆。
    鲁迅在皇甫庄大约住了半年。十四岁时，回到城里，仍到三味书屋读书。这时，祖父尚未出狱。每年为了应付那个可怕的“秋后”，总要用大量的金钱去疏通。谁知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几个月前，父亲又病倒了。家境更为困难，只好变卖东西为父亲治病。从此，鲁迅家里就彻底破落下来了。
    于是，鲁迅便天天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之间。药店的柜台和他一样高，当铺的柜台比他高一倍。每次都是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得忙别的事。因为开方的都是“名医”，所用的药引也就特别奇怪：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是不容易办到的东西。而且在当时的社会下，所谓“名医”，多数都是骗钱能手。出诊一元
    四角，特约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加倍。然而父亲的病却并不见好，反而日复一日地加重。
    题
    这样的生活，鲁迅过了三年之久。终于，那班“名医”看到从这个家庭已榨不出东西来了，也就露出了真相：“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鲁迅十六岁那年，父亲终于亡故了。
    亲身经历了这样的变故，使鲁迅对社会的看法在改变着。他曾悲愤地说过：“有谁从
    上。
    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傲
    :玩
    正当鲁迅在困顿动荡的生活中从少年时代跨向青年时代的时候，整个国家也在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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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烈地动荡着。
    一八九四年开始的中日甲午战争，第二年以可耻的《马关条约》作结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一八九六年，李鸿章赴俄，签订了卖国的《中俄密约》。一八九七年，英国强占云南野人山一带领土。接着，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占旅顺、大连。另一方面，这几年里，则发生了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广东武装起义，上海小车工人的反加捐斗争，康有为等五次“公车上书”，随后成立“强学会”，创办《时务报》、《国闻报》，鼓吹维新变法。新思潮的微风在拂荡。
    但在绍兴，仍然沉闷得令人室息。“圣贤之书”使人厌倦，顽固派的冷嘲热讽更给人以重压。“维新”之风也曾吹进过绍兴，儿个热心人办了一所“中西学堂”，课程中有外文和算学，但即使这种只敢把中西并提而不敢根本否定旧学的软弱尝试，也招来了顽固派的疯狂攻击，待戊戌政变失败，校名便改成了“绍兴府学堂”，于是，一切又是千篇一律，腐朽衰败。在绍兴仅仅是淡淡显露了一下的新思想、新事物，对刚刚跨入青年时代的鲁迅很有吸引力，加以家计维艰，“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鲁迅便决定打破家乡没落读书人家子弟做幕僚或做商人的老例，不管别人的奚落和笑骂，“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巨大的历史变革以及这个变革在绍兴、在家庭里的反映，决定了鲁迅的生活道路。一
    八九八年春上，鲁迅接过母亲筹办的八元川资，告别了故乡，到南京去求学。
    这时，鲁迅十八岁。
    第二章“寻求别样的人们”
    一八九八年五月七日，鲁迅到了南京。
    南京古城，一片灰暗、颓败的景象。三十多年前，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在这里被中外反动派扼杀了，英勇的太平军战士的鲜血淌遍全城。至今，留在破旧的城楼和房屋上的累累弹痕，仍在向人们控诉着中外反动派的卑劣凶残。三年前清军在甲午战争中全线溃败后，越来越多的外国军舰和货轮，从长江口进来，经过下关码头，溯江而上，肆无忌惮地深入中国内地。
    街头，偶尔有一队队的新兵，扛着洋枪，唱着军歌：“波兰灭，印度亡…”，神情麻木地行进着。这就是“洋务运动”留下来的“政绩”。
    “波兰灭，印度亡”，中国自己呢？帝国主义强盗正在中国横行不法，得寸进尺，这样下去，与波兰、印度这样的殖民地又有什么区别？由腐败的清兵来唱这样的军歌，岂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目嗜此情此景，鲁迅不觉打了一个寒噤。
    南京城北仪凤门附近，一片荒凉。这里建着一排低矮的房屋，但却引人注目地矗立着
    一个高大的烟囱和一根大约离地二十丈高的桅杆。这就是江南水师学堂。水师学堂是一所免费的学校，鲁迅因为进不起别的学校，所以来投考了。
    不几天，学校举行入学考试。气氛森严的考场，威风凛凛的监试官…但是很奇怪，。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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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的题目并不陌生：《武有七德论》。又是一篇八股文
    学堂郑重其事地请来了外国的低级军官做教员，待他们如同上宾，所学的课程也是以英语为主，一是期有四天。此外便是一天读古文，一天做八股文。崇洋媚外与复古守旧，奇特地混合在一起。
    在“洋务派”官僚主办的这所“水师学堂”里，根本见不到江，见不到河，连唯一的游泳池也给填了，原因是有两个年幼的学生不慎淹死，学校当局就不许“水师”游水，干脆填上土，而且在上面造了一个关帝庙，借“伏魔大帝关圣帝君”的威灵来镇压那两个“淹死鬼”。每年夏历七月十五日，学堂还请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场“放焰口”，一个红鼻子的胖和尚，戴着绣有佛像的帽子，捏诀，念咒：“回资罗，普弥耶吽！崦耶吽！崦！耶！件1！”一股股浓烟毒雾，把洋务派搞的那点新花祥都驱逐得无影无踪。
    自然，“水师学堂”也不是一潭死水。对学堂的管理、课程等各方面都有反感的学生，屡屡掀起风潮。还在鲁迅进校前不久，当时的《申报》上就登载着一则水师学堂学生大闹厨房、校方“弹压”无效的消息。鲁迅进校后不久，也亲身受到了反动校方的“弹压”。
    天，学校里来了一个新的职员，势派很大，在青年学生面前大摆其学者架子。后来，他见到一个学生的名字：“沈钊”。因为不认识“钊”字，就喊成了“沈钧”，结果引得鲁迅和其他同学都“哗”地大笑起来，弄得这家伙十分狼狈。从此，鲁迅和同学一见到这个人，就讥笑地叫他“沈钧”。学校当局发觉了这件事，两天之内，竟然给鲁迅和其他十多个同学叠连记了两次大过两次小过。
    鲁迅受到这样的处罚倒也并不觉得是什么大事。因为还有严厉得多的惩罚。水师学堂的校长，当时称为“总办”，头衔是后补道，威风十足，清政府特地颁发了一张军令状，规定“总办”有权处罚学生，直至将学生杀头。这张军令状就挂在大堂的墙壁上，它标明所谓新式的“学堂”，仍然是封建王朝血腥镇压进步青年的一个工具。
    面对着这派乌烟瘴气的景况，鲁迅再也待不下去了。第二年年初，他毅然脱离这所学
    累
    校，进了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
    敷
    矿路学堂的前身是铁路学堂，它也是由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前任两江总督张之洞奏请
    深
    清廷开办的。以后，继任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发现南京附近的青龙山蕴藏烟煤，开发出来，足可渔利，于是便花样翻新，想训练一些开矿的技师，把学堂改为矿务铁路学堂，学生所学
    地
    的功课也开始偏重于矿业。
    在洋务派心目中，海军数英国最强，陆军就要数德国了。因此，陆师学堂及其附属的矿路学堂，一概“仿照德制”，所学的外语也以德语为主。其他的课程，便是和开矿有关的化学、物理、地质学、矿务学。然而，“西学为用”还要“中学为体”，和“水师学堂”一样，学生照旧要读“四书”、“五经”，做八股文。
    着
    总之，一切依然。年青的鲁迅深感失望。他是为了“走异路”而离开故乡的，但他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走来走去，到处都是大同小异？然而，正是这时，处子急剧变革之中的中国社会，在鲁迅面前似乎也朦朦胧胧地展现出一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异路”。
    还在鲁迅进矿路学堂以前，康有为、梁启超等一班“新党”，借助光绪皇帝，经过长期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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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酿以后，终于发起了一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戊戌变法运动。从一八九八年的六月十一日到九月二十一日总共一百零三天的时间内，紫禁城里飞出了许多实施“新政”的诏书、谕令。然而，写在纸上的东西并不一定能兑现，正当“新党”做着好梦的时候，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迅速发动政变，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亡命出国。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彻底破产。
    紫禁城的风波平息了，昆明湖的旋涡消散了。从表面看来，一切恢复到和原先一样。但是，人们胸中的波澜却再也阻遏不住。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鉴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正在探索新的道路。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愈来愈多地传入中国。所有这一切汇合在一起，使鲁迅看到：四周的情况正在起变化，新思潮的风吹进了南京古城。
    看新书的风气，这时便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流行起来。连矿路学堂新到的一个校长有一次也居然出了个新题目：《华盛顿论》。墨守旧规的国文教师被弄得莫名其妙，从《论语》、《孟子》想到《左传》，都想不出这“华盛顿”是怎么一回事，只好惴惴地来问学生：“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鲁迅这时也开始接触到新的报纸，新的书籍，见到了封建教育的牢笼里所没有见到过的哲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觉得耳目为之一新。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和寻求着这些新书。
    当时，鲁迅的生活非常艰苦，他在校一年的补贴费只有十几两银子。冬天，南京比绍兴冷得多，鲁迅连棉裤也做不起，只好穿着夹裤过冬，往往靠吃辣椒取暖。生活如此拮据，买书更为困难，但这阻碍不了鲁迅寻求新知识的欲望。他想了一个法子，把因考试成绩优异而获得的许多银质奖章统统换成现钱，留在身边作为书款。
    著名的维新派人物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了。鲁迅听到消息，星期天就跑到城南的一家书铺去买。书很贵，五百文钱一部，然而鲁迅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打开书，一口气读下去，只见开首这样写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一种颇为壮阔的思想意境突现在面前，铿锵的音节也使人读得琅琅上口。鲁迅专心地读着，有时直读到午夜才肯睡觉。
    《天演论》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重要著作。严复在翻译时从中国贫弱落后的现状出发，增添了自己的不少见解。这些见解和原著的观点大体相符，即：自然界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而这种发展是通过生存竞争来实现的。最适宜生存的，被选择出来生存下去，即所谓“物竞”、“天择”。他们认为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解释人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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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的斗争和发展。因此，总的讲来，这本书前半部着重解释自然现象，是唯物的；后半部着重解释社会现象，是唯心的。鲁迅从这部书里，既受到了唯物的自然史观的影响，又受到了唯心的社会史观的影响。
    大概与那位颇有点维新思想的新校长有关吧，不久，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里面摆着风靡一时的《时务报》，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等等。课余时间，鲁迅总是跑到阅报处去看书、读报。阅读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研究外国的历史，同时，密切关心着当时的时事政治：兴起于北方的义和团运动、猖狂入侵的八国联军、屈辱的辛丑和约…一桩桩，一件件，强烈地吸引着鲁迅的注意。既然思想上开始注入了一些新的内容，那么，他自然对各种政治事件更加敏感，更加关切了。为了表示同旧社会战斗的决心，鲁迅先后刻了两个图章，一个是“文章误我”，表示年青的鲁迅与旧文化、八股文章的决裂；一个是“戛剑生”一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握剑而起，奋勇向前的青年战士形象。
    鲁迅渴求新思潮的这些活动，终于引起顽固势力的不满和反对。一个住在南京的老本家走到鲁迅面前，手中拿着清王朝大臣、反对维新的顽固分子许应騤弹劾康有为的参本，一本正经地说：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
    有什么不对呢？鲁迅不睬他。一有空，还是照旧看《天演论》，看新报纸，看新的图书。冷了，多吃点辣椒，饿了，买几个便宜的烧饼充饥。
    第三学年，学校要学生到青龙山刊矿洞去看看，鲁迅和他的同学都去了。到那里，只见
    一片凄凉的景象：两架抽水机懒洋洋地转动着，矿洞里的积水却有半尺深，工人穿着破烂的衣服，全身漆黑，骨瘦如柴，拿着原始的工具，双脚终日浸在水里，无力地挖着，挖着。鲁迅不由得一阵心寒，深深地感到：中国矿工真是象鬼一样地工作啊！这就是洋务派大吹大擂的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的缩影！
    三年多时间很快过去了。鲁迅看到国家的惨象，目不忍睹；'看到学校的前途，一片黑暗。清廷当局，眼看煤矿榨不到油水，正在打算撤销学校了。
    一九○一年十二月，鲁迅在矿路学堂毕业了，他成绩优异，领到了一张“第一等”的毕业文凭。但是，到哪里去呢？
    历史已经进入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从洋务学堂毕业的鲁迅，根据自己几年来的亲身体察，彻底摒弃了标榜“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多受过戊戌变法思潮影响的鲁迅，早已突破了戊戌“新党”的“君主立宪”之类的说教。他对于反对清朝腐朽统治的学说、中国人民因辫子去留所受的灾难、二百多年来接连不断的文字狱，等等，已经知道了一个大概，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迫令他走回头路了。
    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当时很多先进分子以为，要救国，只有实现政治上的革新；要实现
    :
    政治上的革新，只有学外国；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当时，江
    被
    南督练公所正在选择留学生，鲁迅就决定到日本去。
    社
    九○二年三月，二十二岁的鲁迅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离别了祖国，到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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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留学日本
    鲁迅到日本后，进了东京的弘文学院。
    弘文学院是一所专为中国留学生补习日语而办的学校。条件原来就不好，加上这年去的中国留学生多到几千人，学校的住房更嫌拥挤。鲁迅同七位同学挤在一间狭窄的宿舍里，天冷还好，到了炎热的夏季，八人合用一顶日本式大蚊帐，那真是挥汗如雨、蒸气如笼了。好在楼下还有一间自修室，总算有一个读书的地方。
    入学不久，一个叫大久保的学监把大家集合起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按：东京一地名）的孔庙里去行礼罢！”鲁迅听了大吃一惊，心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鲁迅深感惊奇、气愤和苦闷，难道到了日本，还是不能冲出孔孟之道的阴森罗网么？而外国人又为什么要尊孔呢？但幸好在当时，在东京为数不少的中国人中，尊孔的封建顽固势力只不过是一股逆流，革命的政治空气相当浓厚。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传播着革命的火种，反清革命组织“兴中会”、“光复会”正在联络同志。这年春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学者章太炎也来到东京，旗帜鲜明地批判孔子和儒家学说，以响亮而痛快的呼喊鼓吹着种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揭露清朝暴政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一度被禁毁的书公开了。宣传革命的杂志刊物有如雨后春笋。不久，年仅十九岁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邹容写的《革命军》出版，“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的雷霆般的呼号，尤其使革命青年热血沸腾。
    鲁迅感受着这热烈的革命气氛，真是欢欣鼓舞。他的虽然不长，然而却是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使他比周围的同龄青年更深切地懂得中国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懂得在中国进行
    一次社会大改革的必要。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家们的宣传，对他有着更强烈的号召力。他经常“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
    在东京留学生中，也还有一些冥顽不灵的保皇派。他们有的为清廷驻日使馆所雇用，做暗探，充警犬，破坏革命工作。有的靠官方资助，办刊物，造舆论，兜售君主立宪。有的则完全为了镀金做官，平时不读书，燉礅牛肉跳跳舞，临毕业花点钱，买上一张文凭完事。对这种人，鲁迅是深恶痛绝的，他曾与其他爱国学生一起，同他们进行过多次斗争。好儿次，弄得他们狼狈不堪，丑态百出。
    东京上野公园，是鲁迅常去游憩的地方。樱花烂漫时节，那里就象笼罩一片粉红色的云霞，非常美丽。但大煞风景的是，这儿也少不了留学生中保皇派的身影。他们那条象征着清王朝反动统治的长辫子，从国内拒到国外，到了日本还一直拖下去，以示对清王朝的忠诚。留学生须戴制帽，不得已把辫子盘到头顶上，直顶得那帽子高高耸起，难看极了，鲁迅讥之为“富士山”。此后，在留学生中，“富士山”便成了保皇派们的代名词。
    既然鲁迅一直把辫子当做清王朝反动统治的标志，所以在弘文学院的江南班，他第一个剪去辫子，表示自己与封建统治者彻底决裂的决心，为其他留日学生树立了榜样。剪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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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鲁迅还特别拍了一张“断发照”做纪念。在这张器宇轩昂的照片背面，他还写了一首诗，名之为《自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神夫，风雨如磐阁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爱国、救国，是鲁迅留学的宗旨。受着革命潮流的激励，遥望着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风雨如磐、暗夜沉沉的祖国，鲁迅决心以鲜血和生命去谋求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此后，他不仅从未违背过自己的誓言，而且随着时代的前进，革命的发展，不断给这个誓言注入着新的内容。
    鲁迅怀着深厚的爱国热情，认真学习，刻苦钻研。除了学日语，还自修英语。此外，还挤出大量时间，翻阅各种历史著作、自然科学著作，以及被压迫民族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鲁迅经常同朋友们讨论这样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这种讨论有时进行得很热烈。这种讨论，固然还停留在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范畴，却也反映了鲁迅早已突破当时不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热衷的狭隘的“排满”宣传，而开始把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群众的觉悟联系起来思考了。
    边讨论，一边还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行动起来。仅一九○三年的一段时间，他就为留日学生办的《浙江潮》杂志翻译了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撰写了科学论文《说钼》（按：钼即镭）；一九○四年初又翻译了《北极探险记》。他想通过这类提肩科学、普及知识的活动打破反动的封建统治禁锢群众思想的精神枷锁。同时，在《中国地质略论》等文章中，他又愤怒谴责了帝国主义强盗瓜分中国的罪行，揭露了清政府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流的无耻行径。鲁迅还借着古希腊斯巴达人反侵略战争的故事，创作了小说《斯巴达之魂》，热切期望中国人民能象斯巴达人那样，在侵略者面前宁死不屈，为祖国战至最后一人，流尽最后一滴血。
    鲁迅的这些作品在留学生中广为流传，得到爱国学生的强烈共鸣。后来，大家只要一知道是“周树人君”的文章，就立即争相传阅，先睹为快。这些满怀悲愤、一心想救国的青年，每当在鲁迅的文章中读到“临敌而笑，结怒欲冲冠之长发，以示一瞑不视之决志”，“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若矣！”等等慷慨激昂的词句时，往往禁不住心潮激荡。
    一九○四年八月，鲁迅结束了弘文学院的学习生活，要选择专业学校了。
    鲁迅原学矿旷务，后来在一些日本史书上读到，新医学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发生很大推动作用，促进了日本的强盛。这自然是资产阶级史学家的曲解。但鲁迅出于爱国热情，受到这种说法的影响，对医学发生了兴趣。他想：学好医学回国，平时既可救治象父亲那样被愚胨迷信耽误了的病人，成时又可当军医，为反压迫、反侵略的斗争出力。他还想以医学作为宣传新思想的工具，启发人们对社会改革的信仰，达到改造国家的目的。这样，他终于获定放弃矿务，入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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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台位于东京北面一个相当僻远的地方，滨海倚山，在鲁迅之前还没有中国留学生去
    过。友好的日本人民热烈欢迎第一位中国学生的到来。
    从此，鲁迅就看见许多陌生的老师，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这门课程是由两个教授担任的，最初学骨学，走进课堂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他用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自我介绍：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接着他就讲解剖学在日本发展的历史，他指着挟进来的那一叠书说，日本最初关于这门学问的著作，有的还是翻刻中国译本的。
    藤野先生非常关心他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才过了一星期，他就请人把鲁迅叫到自己的研究室里，问：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可以抄一点。”“拿来我看！”
    第二、三天，他就把讲义还给了鲁迅。鲁迅打开一看，全部讲义已用红笔从头至尾政过，不仅添了脱漏之处，连语法错误也一一订正。此后，藤野先生每星期都要这祥来改一次鲁迅的讲义。
    鲁迅从心底里感激藤野先生。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对他产生了一种鼓舞和鞭策。
    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学习是极其紧张的。在此期间，除了跟同学到松岛去过一趟外，唯
    一的一次旅行是在一九○五年春假，经好友许寿裳邀请到箱根去了一次。那是一个樱花盛开的日子。登山一望，只见“芦之湖”明净如镜，三面环山，正面缺口处恰好有富士山遥为屏障，真所谓“白扇倒悬东海天”了。但鲁迅从这湖光山色，想到了自己美丽而又苦雅的祖国，他觉得必须为拯救祖国而抓紧学习，所以很快便赶回东京转往仙台去了。
    可是，刻苦地学习医学是否就能拯救祖国？这个鲁迅原来深信不疑的信念，不久竟被现实打破了。
    那时日本已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鲁迅赴日那年，即一九O二年，日本同英国订立了
    “同盟条约”，参与瓜分中国的罪恶勾当，并积极准备日俄战争。正在鲁迅到仙台之前，一
    九○四年二月十日，已经对俄宣战。这样一来，日本那些军国主义分子在中国人面前便特别的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仙台医专也有这样一些人，就在藤野先生等人无微不至地关怀着鲁迅的同时，他们却不断对鲁迅进行侮辱和挑衅，对此，远离祖国和同胞的鲁迅总是予以坚决回击。
    这是一九○五年的下半年。解剖学、血管学、神经学都已学过，现在正在学习细菌学。这门课的教蛳常常借用电影来显示细菌活动的猜形，学校当局也便趁机加映一些时事影
    片，鼓吹军国主义。
    一次，教师上了一堂细菌学，离下课还有一段时间，就又放起了时事影片，仍然是歌颂目本“皇军”在日俄战争中的“赫赫武功”的。鲁迅跟同学们一道看着。突然，银幕上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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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这样的镜头：一伙日军抓住了一个中国人，据说他做了俄国人的侦探，现在要拉去枪毙了。影片还别有用心地渲染这祥的场面：刑场周围有不少中国人围着看热闹；他们的身体似乎都很强壮，脸上却流露出一种麻木的神情。看到这里，鲁迅感到难言的痛苦。
    “万岁！”一个反动的日本学生禁不住歇斯底里地欢呼起来。“万岁！”还有一些人附和着。
    “只要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断定中国必亡。”有人得意而恶毒地议论着。污蔑、诽谤、叫嚣，毒箭般向鲁迅袭来，鲁迅怒不可遏，愤然离开了教室。
    愤怒和悲痛攫住了年轻鲁迅的心，他躺在教室外面的草地上，仰望辽阔的长空，思绪如乱云般飞驰起来：学医，无非是要使祖国人民身体强壮。但有了好的体魄而思想得不到解放，还不是象刚才影片里那样，被人抓去屠杀么？不是“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么？一个备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政府压迫的中国，是医学挽救得了的么？新医学真能使祖国摆脱被侵略、被奴役的悲惨命运么？看来是可疑的。
    鲁迅沉思着，走出校园，登上青叶山。
    已是严冬季节了。眼前寥廓无际，万物萧索；惟有身旁的劲松，一株株直刺云天，不屈不挠；对面的大海，一声声巨浪拍岸，奔腾呼啸。望远方，水天一色，云雾迷茫，祖国啊，遥远的祖国，究竟通过什么道路，才能使您摆脱深重的苦难？
    这件事对鲁迅是一个大刺激，使他“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重要的是改变人们的精神。
    鲁迅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这一学年还没结束，鲁迅便去找到藤野先生，告诉他，自己决定不再学医，并将离开仙台。
    遥
    藤野先生显得很难过，似乎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的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鲁迅尊敬藤野先生，深恐先生更加难过，只得这样婉转地安慰他。
    被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藤野先生叹息地说。
    去东京前，鲁迅又去向先生告别，藤野先生拿出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鲁迅，背面上郑重地写着两个字：“惜别”。此后这张照片一直带在鲁迅身边。在北京工作期间，还挂在寓
    更特
    所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
    关怀
    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
    是予
    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多年以后，鲁迅还这样深深地怀念着藤野先生。
    学
    离别了仙台，鲁迅于一九○六年初春来到东京。他告诉在东京的朋友们说：“我退学了。”
    友人大吃一惊：“为什么？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吗？为什么要中断？”
    歌
    “是的”，鲁迅坚决地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
    出现
    为了倡导新文艺，鲁迅到东京后，不再进专门学校，只在“独逸语学会”办的独逸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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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挂了个名字，有时去听听德语课，主要精力则用以参加革命活动，译介外国文艺作品。
    一九○六年的东京，以孙中山、章太炎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正在展开剧烈的论战。论战的焦点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章太炎这时刚刚刑满出狱到日本，他主编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号召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影响很大。改良派则以《新民丛报》为据点，高唱君主立宪的滥调，反对革命。鲁迅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他密切注视论战的发展，热心阅读报纸刊物。章太炎批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保皇、尊孔主张的战斗文章，特别引起他的兴趣。他经常把报纸收集起来装订成册，以备随时翻阅。
    鲁迅搞文艺，开始重在译介被压迫民族的进步文学作品，特别是反映捷克、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希腊，以及北欧一些弱小国家生活和斗争的小说。也注意俄国的作品，主要是那些暴露沙皇罪恶统治的。至于当时的日本文学，鲁迅倒并不怎么重视，除少数几个作家，很少过问。对于当时流行一时的自然主义，尤其不感兴趣。他的选择要求是那些表现反抗精神，有利于唤起中国人民觉醒的作品。但这类作品，那时的日本却最不注意翻译，出版得很少。因此他不知疲倦地学习外语，主要是德语，有一阵还学俄语。而且是边学边译，废寝忘食，常常通宵达旦。
    这次到东京，先是住在本乡区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里，不久又搬到东竹町的中越馆居住。鲁迅住在楼下。每晚客人走后，即于煤油灯下，矮脚书几前席地而坐，看书、译著，到什么时候睡觉，别人是不知道的。只是到了第二天早晨，房东来收拾房间时，往往看到炭火盆里，插满了香烟头。
    翻译了作品，要有个发表的阵地，鲁迅打算组织儿个人办一个文艺刊物。但是东京的留学生，多数是学法政甚至学警察的，跟他们无话可说。后来总算找到了儿个人，便着手筹备。定印了稿纸，拟好了插图，做好了计划，文稿也已齐备，甚至刊物的名称也定了，日《新生》。可是正当刊物要出版的时候，有人却偷偷溜走了，还卷走了筹集的资金；而答应供稿的人也忽然不知去向。剩下鲁迅、许寿裳等三人，不名分文，根本无力支付出版费用。
    一个美好的愿望破灭了。
    刊物虽然天折，斗争必须继续。鲁迅一边继续译介欧洲大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富有民主精神的作品，同时开始突破文艺的范围，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整个旧文化、旧思想，决心为我国民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制造舆论，扫除障碍。
    仅一九○七年这一年，鲁迅就给《河南》杂志撰写了四篇长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在这些文章中，鲁迅以战士的姿态，猛烈地批判了洋务派、维新派和复古派。鲁迅接受的进化论观点是改良派介绍进来的，但他们自己在政治观点上却无法接受新陈代谢的革命结论。鲁迅的这些批判清楚表明，他坚定地站在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与改良派划出了鲜明的思想界线，因此，他能看透形形色色的古装绅士们借革命以自肥的妥协性和欺骗性。
    《人之历史》是中国早期介绍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及其发展的重要论文之一。《科学史教篇》概述了西方自然科学的演变，说明了科学在改造自然、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所起的积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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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作用。这两篇文章，坚持进步，坚持发展，反对倒退，反对复古，揭露了“中国抱残守阙之辈，耳新声而疾走”的丑恶面目。
    《文化偏至论》则是针对新老改良主义者而发的。维新派如康有为、梁启超，洋务派如李鸿章、张之洞，都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脚下，“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实在是借帝国主义的“绚爪锯牙”，来压榨和屠杀中国人民。所以鲁迅直斥他们为“垂微饵以冀鲸鲵”的“巨奸”。
    鲁迅既反对“死抱国粹”、因循守旧，也反对照抄西方，亦步亦趋。倘若依了这两若，结果只能是“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
    那末，出路究竟何在？鲁迅认为，“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这种看法的产生主要是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但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在封建思想还占统治地位的时侯，提倡个性解放，敢于标新立异，期望勇猛的革命成士出现，还是有其进步意义的。这也是他在另一篇论文《摩罗诗力说》中那样推崇“摩罗”诗人的原因。
    “摩罗”，梵文音译，“天魔”之意，欧洲称“撒日”。本来是有些人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诗人拜伦的称呼，后来“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所谓“摩罗”诗人也就是造反诗人。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全面地介绍了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艺思想，热烈歌颂了那些革命民主主义的诗人：拜伦、雪莱、朋思、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茨、裴多菲…他们都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代表进步的社会力量，同反动统治进行了英勇的战
    面对着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重压的祖国，鲁迅渴望有自己的“摩罗”诗人出现。他大声疾呼：“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鲁迅的这个呼声是热切感人的，但他当时还不可能认识到，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不可能出现欧洲当时那种彻底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的。
    月
    这些政治论文和文艺论文，突出表现了鲁迅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战斗精神，推动了当时的革命运动，是中国革命史和文艺史上的重要文献。但也表明了鲁迅在世界观上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他当时对社会生活的理解，虽然也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汲取了进化论中的某些辩证观点，而唯心主义却是占据了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启蒙
    治
    学说曾经对他有所启发，资产阶级没落时期的反动哲学如尼采哲学中强调个人作用的内
    底
    容，也对他产生过或多或少的消极影响，尽管他的用意是想通过发扬个性来突破随波逐流
    形
    的奴才、市侩哲学，和这些仇视群众的反动哲学的提倡者完全不同。
    一个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的无产阶级战士，在其
    早年受到历史唯心论的影响是不足为怪的。鲁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永远自觉地紧跟时
    积
    代的步伐，坚持战斗，坚持前进，一步步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终于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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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而他的多少同时代人，包括那些曾风云时，影响很大的人物，却被历史无情地抛到后面，销声匿迹了。
    一九○八年春，一个雪花飞扬的日子，鲁迅和四位同学迁居到本乡西片町一所房子，取名“伍舍”。这时，鲁迅继续同革命党人保持着密切联系。
    鲁迅刚到日本时，就与邹容在弘文学院同学。.后来，又同秋瑾、徐锡麟有所交往。一九○八年初，光复会创始人之一陶焕章来日，跟鲁迅的关系更加密切，隔不了几天总要来找鲁迅谈淡。陶那时正积极联络江浙会党，计划起义。他所谈的都是某地不久可“动”的事，还托鲁迅代为收藏文件、票布、龙头（按：会党所用符号）之类的物品。这年，鲁迅由章太炎介绍，加入了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
    对当时站在革命前列的章太炎，鲁迅一直是很尊敬的。因此在学习和工作那样紧张的情况下，每个星期日上午还要跑到《民报》社去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那是一间八席(按：一席相当一张单人床大小)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太炎先生坐在正面，鲁迅等八位学生三面围坐。章太炎对学生的态度很好，随便说笑，同家人朋友一样。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小胡须，笑嘻嘻地讲书，庄谐杂出，特别那些借训诂挖苦孔老二的妙语，常常引起哄堂的笑声。鲁迅之尊敬章太炎，首先并不是因为他有学问，而是因为他和保皇派、改良派、复古派进行着斗争。前去听讲，也是这样，“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直到多年以后，鲁迅还说，“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这段时间，鲁迅的主要精力仍然集中在译介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新生》没办成，于是便把译好的作品汇集成《域外小说集》出版。到了第二年，一共出了两册。但寄回国内来卖，销路却使鲁迅大失所望；看来，在当时的情况下，靠少数几个人用这种方式进行宣传鼓动，效果并不大。
    这时，斗争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九○六年开始的大论战，以保皇派和改良派的惨重失败而告终。清政府黔驴技穷，竟与日本政府暗相勾结，驱逐孙中山等革命党入出境，限制革命者的活动自由。东京的革命活动便日益冷落下去了。
    但是，革命是镇压不了的！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国内：
    一九○七年，湖南浏阳、醴陵革命党人，头裹白巾，手执白旗，号称革命军，发动起义。同年，还接连发生过“潮州之役”、“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孙中山更亲自领导了“镇南关之役”。徐锡麟在安庆、秋瑾在绍兴，也同时密谋起义，未果身死。
    一九○八年，革命党人又组织了“马笃山之役”、“云南河口之役”。安庆熊成基于同年率领马队营起义。
    西南边疆、广州、软州、廉州相继燃起武装反抗的烽火。
    在祖国的大地上，革命在召唤。鲁迅于一九○九年夏离日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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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五年
    第
    四
    期
    总第二十期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人A女：礼出脱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
    代号：4-192
    定价：0.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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