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与批判1974.0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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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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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麻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营日5地
    一九七四年第五期月·录
    批林批孔反修防修
    发扬“五四”精神，深入批林批孔…石
    仑(3)
    读韩非的《五蠹》篇
    …翟
    青(8)
    林彪为什么要吹捧董仲舒
    ……康立(14)
    盖沙令到中国来干什么？
    一个沙俄反动分子的尊孔一生
    …梁凌益(18)
    谁家的“通义”？……上海第二机床厂大批判组（23)驳“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肖麓(25)坚持斗争哲学，反对中庸之道…群松朝毅（27)自力更生样样有
    上海市汽车运输公司修理厂老工人周承荫上海市汽车运输公司六场老工人吉增国(29)
    杂文：如此怪癖！
    …复旦大学历史系学员梁益夫（32)
    经济问题研究
    我们实现了三年治水改土规划…中共松江县古松公社委员会(34)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中共青浦县练塘公社委员会(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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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量要上去，农本要下来
    紫兴大队坚持动径办社方钎的调在…上簪袭匙联合调查组(40)
    为贫下中农服务的理论兵
    一上海县三林公社的调查
    …左龙(44)
    也谈“农民为什么不爱土地”
    评苏修一场关于农业危机的讨论…陈高志（47)
    “四史”选刊
    七一人民公社的诞生
    …《七一公社史》编写组（51)
    文艺评论
    大有希望的艺术…
    …任
    菁(59)
    擂起战鼓高唱战歌
    一参加上海群众歌咏大会有感
    …上海乐团指挥司徒汉(61)
    试论梁山农民军中的路线斗争
    读《水浒全传》…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班严已(63)《特别分队》特别在哪里？………
    …任文欣（69)
    附：苏修小说《特别分队》、《彼得·里亚宾金》故事梗概从当代苏联“农村题材”作品看苏联社会
    苏修文学述评之二......
    …翁义钦
    倪蕊琴(75)
    教育革命经验总结
    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教学方法
    一上海市市北中学开展电化教学的调查…闸北区革命委员会教卫组（80)谈谈低年级小学生的启发式教学…武康路小学教师王宗瑜(82)《哲学小辞典》词目选登（续二）
    (85)
    人物传记
    再捣孔家店—《鲁迅传》选载
    …石一歌（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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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オトしし反修防修
    图008电rW
    发扬“五四”精神，深入批林批孔
    石
    仑
    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又是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毛主席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反动孔学的批判。
    五四运动期间，我国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领导阶级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孔斗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犹如一声惊天动地的春雷，响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黑暗夜空，宣告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孔孟之道是复辟倒退之道，是一切反动、没落的统治阶级用来作为维护或
    复辟反动统治的思想理论武器。自从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后，它从封建社会
    的统治思想演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封建买办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支柱，孔孟之道是帝国主义进行奴化统治的精神支柱。正如毛主席深刻地指出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中国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虽也对孔孟之道产生过怀疑、不满和斥责，但由于它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娘肚子里带来了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政治上，他们“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在思想文化上，这个阶级比在政治上更为软弱。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共同掀起的尊孔复古思潮反扑下，没有几个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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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旗靡辙乱地败下阵来。
    辛亥革命失败后，尊孔复古思潮一时甚嚣尘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在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后，为了进一步爬上洪宪皇帝的宝座，通令全国“尊崇孔圣”，大造尊孔复辟的舆论。接着，封建军阀张勋伙同保皇党头目康有为，文武合壁，演出了又一出尊孔复辟的丑剧。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和奴役中国人民，也积极地把孔孟之道当作“敲门砖”。当时，帝国主义分子李佳白、李提摩太和沙俄文化特务盖沙令，一个个上窜下跳，兴风作浪，推波助澜，狂热地宣扬孔学，为复辟帝制撑腰打气。在这场中外反动派发起的反攻倒算中，原先曾聚集在资产阶级革命旗帜下进行过批孔斗争的先生们，有的被杀，有的变节，有的退隐，有的出洋，也有的干脆重新拜倒在孔老二的偶像下忏悔去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资产阶级根本不可能完成彻底批判孔孟之道的历史任务。“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二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这样，包括彻底批判孔孟之道在内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必然历史地落到无产阶级的肩上。
    ·“五四”时期的批孔斗争，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孔孟之道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尊孔，就意味着复辟和卖国。当时的《新青年》上指出：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这确是一针见血之谈。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是政治变革的前导。在中国，革命每前进一步，都要同孔孟之道进行激烈的斗争。只有不断地对孔孟之道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才能使中国革命顺利地向前发展。无产阶级要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就必须领导批孔斗争，彻底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不批孔，就有复辟的危险，亡国的可能，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也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正因为这样，中国无产阶级一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五四”时期，无产阶级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对反动的孔孟之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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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有力的鞭挞和声讨。锋芒所及，摧毁着孔家店在各个方面的阵地，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从而使这次批孔斗争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从五四运动开始，在中国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运动，并由此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对孔孟之道的批判，产生了中国思想界的新飞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千部上的准备。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批判孔孟之道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被千百万群众所掌握。
    要彻底战胜孔孟之道，必须要有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作指导。毛主席说过：“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这两个不同潮流的出现，是由批孔运动中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虑想路线所造成的。前者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鲁迅为代表，后者的代表则是吴虞、陈独秀等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五四运动期间就战斗在“打倒孔家店”战斗的最前列。他在一九一八年四月组织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他又主编了著名的《湘江评论》等革命刊物，创办了“文化书社”，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时，毛主席还以湖南为基地，组织和领导了各阶层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毛主席非常重视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武器，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极其深刻的批判，并把这种批判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在批孔斗争中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唤起人民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主席对孔孟之道的彻底批判，代表了“五四”时期及其以后批孔斗争的正确路线和方向。
    鲁迅是“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一员主将。他在当时虽然还只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但基于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深刻认识和仇恨，遵奉着“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发出了响亮的呐喊。他的《狂人日记》，是中国文化革命的第一声春雷，也是一篇有力的讨孔檄文。鲁迅不仅在五四运动中对孔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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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进行了猛烈的广泛的批判，而且把五四运动当作继续革命的伟大起点。“五
    四”以后，鲁迅坚持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把批判孔孟之道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地自觉改造世界观，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在斗争中一步步地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作为一个党外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始终不渝地坚持批孔斗争，为无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在“五四”时期批孔斗争中，走着另一条不同道路的代表人物是吴虞和陈独秀。他们也曾经参加过批孔运动，但由于他们“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批判了程朱理学，对反动的孔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但是，他们没有正确评价法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更没有把儒家和法家的斗争看作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采取了形式主义的一律打倒的态度。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批孔必然是不彻底的，不可能揭示儒法斗争的阶级实质，甚至混淆和颠倒了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最后走上了尊孔的道路。
    就拿吴虞来说，他是“五四”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曾经被吹捧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但就是这个吴虞，由于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去批判孔孟之道，尽管看到了孔学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中的反动作用，同时却又认为孔子在春秋末年“自是当时的伟人”。他不但对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没有给予必要的肯定，却反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儒法两家采取了一锅煮的态度。他胡说什么：“吾国专制之局，始皇成之，李斯助之，荀卿启之，孔子教之也。”后来，随着革命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登上历史舞台，他也就丢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抽鸦片，写艳诗，颓唐、消沉，倒退堕落成为一个封建文人了。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曾经以反孔斗士的姿态出现，痛斥孔老二是“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但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支配，同样地也混淆和颠倒了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不仅在批孔的同时，把孔老二这个复辟分子美化成是有“特色”的、“变古”的革新派，居然还把孔学所以成为“支配中国人心”的统治思想归罪于焚书坑儒，说成是“秦火以还，百家学绝”的结果，把账算到了秦始皇的头上，这完全是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孔孟之道后来成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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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当革命向前发展时，竭力拉住历史的车轮向后转，由“反孔”转向尊孔，叫嚣要“重新评定”孔老二的“价值”，堕落成为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一条乏走狗。
    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孔学的形式主义态度及其后期的向右的发展，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决定的。他们的反对孔学，目的是为了要在中国实现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的幻想。“勤探卢（梭）、孟（德斯鸠）理，始觉丘、轲轻”。这是吴虞为什么走上反孔道路的自白。至于陈独秀，更是主张完全以“欧化为是”，而孔学的“伦理道德”应当废止，是因为它“适与欧化背道而驰”。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是根本行不通的。因此，随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蓬勃开展，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越来越询右转变，一个个滚进了尊孔复古的泥坑。至于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原来就是一个尊孔派。他在五四运动初期卷进了“打倒孔家店”的洪流，那不过是投革命之机而已。他站在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孔老二假批真保，吹捧孔老二是“气象阔大的人物”，甚至胡说他是什么春秋末期的“积极救世派”。对于法家，则是咬牙切齿地说什么“闹成焚书坑儒的大劫”来了。随着革命的深入，他更是进一步公开亮出尊孔的黑旗，建议帝国主义用孔孟之道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暴露出了他的洋奴嘴脸。胡适的道路，是一条从尊孔读经到崇洋卖国的道路，是一条汉奸、卖国贼的道路。从胡适到林彪，走的都莫不是这条道路。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五四”以来的批孔斗争历史证明，批判孔孟之道是一个需要反复进行的长期而艰巨的斗争任务。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当前正在健康地胜利地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它是“五四”以来无产阶级领导的批林批孔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一定要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进一步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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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韩非的《五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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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法家的历史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对法家的著作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分析，这是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所提出的思想战线上一个重要的任务。.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的杰出代表。他总结了新兴地主阶级在变革实践过程中的正反面经验，彻底批判了反动的孔学，从理论上完整地形成了法家的思想体系，直接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作了理论准备。在韩非十多万字的著作中，《五蠹》是有代表性的一篇。这篇重要的政治论文，对各种阻碍新兴地主阶级前进的反动思想进行了革命的大批判，提出了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理论纲领。搞清楚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看清林彪尊孔反法的极右实质。
    法家思想的从形成到成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司马迁认为韩非的著作是“观往者得失之变”①的产物。这话说得不错。韩非的法家理论，是新兴封建阶级从春秋到战国时期进行长期社会变革的实践经验总结。公元前
    五三六年郑国子产把刑法铸在鼎上，公布全国，晋国保守分子叔向写信公然干涉②；公元前五一三年，范宣子为晋国也创制法律，并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又遭到了孔子的反对®。到了战国初期，法家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已分别在魏、楚、秦、韩等国实行变法，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但是，各国没落的贵族奴隶主一有机会就进行反攻倒算。法家在前进的道路上，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有流血的斗争，也有不流血的斗争，从而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韩非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理论代表，要为本阶级的继续前进提供完整的思想武器，就必须总结以往“得失之变”的经验，建立完整的法家理论。
    破旧不彻底，立新也就难。这是韩国变法道路艰难和步子缓慢提供的教
    训。韩国，是韩非的故乡。韩国自公元前四O三年“三家分晋”以后，政治变革
    的斗争一直十分激烈。所谓“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④，就是新旧势力激烈争夺的写照。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从公元前三五五年开始，韩昭侯起用法家申不害为相，对“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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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法”和“先君之令”实行了改革，“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回，达十多年之久，然而收效甚微。申不害是讲究“术”的，要韩王注重驾驭臣下的权术，但是他没有提出强有力的专政措施来贯彻执行“韩之新法”和“后君之令”。这样，那些没落贵族就可以利用“故法前令”和“新法后令”的不统一的弱点来破坏地主阶级的变法措施。司马迁说，申不害的变法“卑卑”⑥不足道，这个估计是对的。所以，韩非指出：“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⑦韩国的没落贵族奴隶主为什么敢于不把“新法后令”放在眼里呢？这是因为韩国当时的政权机构中有他们的代表人物。韩非从这里看到了建立地主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
    在申不害于韩国变法的同时，秦国的商鞅变法出现了燎原之势。商鞅是卫国人，曾经到过魏国，对法家李悝在魏国的倡导“尽地力之教”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了李悝的学生。他进入秦国后，在秦国国君秦孝公的支持下，从公元前三五九年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在政治上，他坚决摧毁贵族奴隶主的特权，主张“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⑨，“赏厚而信，刑重而必”⑩；在经济上，他主张“废井田，削阡陌”①，巩固和发展地主阶级的封建经济；在思想上，商鞅痛斥儒家“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倒退复辟思潮，提倡厚今薄古。商鞅本人固然在秦孝公死后的贵族奴隶主反攻倒算中遭到了牺牲，但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成了秦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历史转折点。“秦行商君法而富强”@，韩非对于商鞅在秦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过程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是何等地向往啊！
    《五鑫》篇是韩非在对秦国和韩国变法过程中的不同道路、不同效果进行了比较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他明确地指出：“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⑤原因呢？是由于“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西。因此，变法必须彻底。如果半途而废，就必然会导致倒退复辟。
    ~后来者居上。法家的理论是随着当时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韩非的政治眼光比商鞅要更远大一些。商鞅注意的是在秦国发展和巩固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而韩非则强调要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封建主义集权国家。他称自己所面临的时代是个“大争之世”和“多事之时”@，实质上也就是个大动荡、大改组、大分化的时代。“当今争于气力”©，这就是说，只有全面地建立和巩固地主阶级的专政，才能保证建成地主阶级的一统天下。究竟按照什么样的路线和政策来争“气力”呢？韩非在《五蠹》篇中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论述。战国时期，七雄对峙，各国之间发生了接连不断的战争。这种战争直接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但是，另一方面，它同时起着瓦解旧的贵族奴隶主统治的作用。暴力是每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只有通过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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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战争才能建立统一的封建帝国，消灭各国混战的混乱状态。但是，反动的儒家为了保护各国残余的旧贵族势力，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各国之间的兼并，特别是对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孟轲就一再恶狠狠地叫嚷：“善战者服上刑”。韩非是一个新兴地主阶级的功利主义者。他与孟轲之流截然相反，深深地懂得要建立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就必须进行统一六国的战争；而新兴地主阶级要使自已成为这场统一全国的战争的胜利者，就必须不断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韩非从商款推行耕战政策的实践中，认识到耕战对富地主阶级之国、强地主阶级之兵的重要意义。因此，他对一切不利于耕战的言论都加以批判，对一切不利于耕战的人物都表示深恶痛绝。韩非在《五蠹》篇中明确宣布：“学者”（指战国末期的儒家）、“带剑者”（指带剑行凶的侠客)、“言谈者”（指到各国游说的纵横家）、“患御者”（指当时权贵门下收养的逃避耕、战的人)以及“商工之民”（指从事商业活动的食利之徒）这五种人是社会上的害虫，称为“五蠹”，都一律属于铲除之列。
    韩非从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痛斥那些“五蠹之民”，大声疾呼地提出要迅速改变这种“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四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有着重大的进步作用的。战国中期以后，各诸侯国的宗室贵族养“士”的风气格外盛行。如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楚国的春申君黄歌，秦国的文信侯吕不韦，豢养食客均在三千以上。这些食客是些什么人呢？是一批以儒生为主的包括赌棍、酒鬼、刺客、小偷在内的“鸡鸣狗盗”之徒，这些社会渣滓是一批损公肥己、祸国殃民的寄生虫。这样的人养得越多，一个国家的经济负担也就越重。那些“言谈者”实际上是一帮投机取巧的政客。那些儒侠之徒，以“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为职业，一不种田，二不当兵，吃饱了饭专干嘁喊喳喳、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的勾当，一心唯恐天下不乱。因此，韩非重耕战的政策和除“五蠹之民”的主张，不仅是为了使地主阶级的国家免于“兵弱地荒之祸”④，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地主阶级专政。
    韩非在《五蠹》篇中把儒家列为“五蠹”之首，这就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轻蔑地指出“儒以文乱法”@，揭露了儒生对地主阶级专政的危害作用。韩非还指出，这批儒生一开口就“称先王之道”，“籍仁义”，“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国。他们到处散布反动的复古主义，反对进步，鼓吹复辟、倒退，鼓动如簧之舌，把“仁义”这套奴隶主的复辟理论说得天花乱坠，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最危险的敌人。不对儒家的反动理论进行批判，地主阶级专政就无法建立和巩固。因此，韩非对儒家进行了最猛烈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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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应当法先王呢还是应当法后王？这是儒法论争的一个焦点。韩非是个厚今薄古的理论家。他以社会变化和历史发展的大量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古今异俗，新故异备”@的道理，驳斥了提倡复辟、倒退的孔学，肯定由古到今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他把历史的发展分作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认为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而是一代比一代进步。韩非指出：“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读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⑤如果有人在夏朝的时代还去钻木取火、树上搭巢，必定要为鲧、禹父子所笑；如果有人在殷朝和周朝的时代仿效夏禹的开河，必定为商汤和周武王所笑；如果有人在今天还去鼓吹尧、舜、禹、周武王的这一套统治办法，必定要为今天的新圣所笑。归根到底，他认为“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因此，他强调“当今之世”的封建制取代古代的奴隶制是一大进步，新兴地主阶级比没落奴隶主阶级要高明。韩非继承和发展了法家荀子的“法后王”的思想，深刻地论证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他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四，斩钉截铁地指出了历史的回头路是决计走不得的。为了进一步阐发这些思想，韩非在《五蠹》篇中举了一个“守株待兔”的故事，说的是宋国有一个人在耕地的时候，有只莽撞的兔子在奔跑的时侯撞到田中一棵树的树身上，折断了脖子咽了气。这个人捡到了这只死兔，就从此不再种地，整天守在树旁，希望再有别的兔子撞死，结果再也捞不到一只死兔，整个宋国都把这件事当成笑话。韩非接着尖锐地指出：“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韩非针对儒家“法先王”的反动叫嚣，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必领实行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的专政。他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一句话，他直截痛快地认为，儒家那套记述“文武之道”和“先王之语”的书简典册，是贵族奴隶主意识形态的反映，对于地主阶级专政起着极大的危害作用，必须坚决予以取缔。同时，韩非注意到了堡垒是极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特别是那些钻进了政权机构的孔学信徒，竭力鼓吹“法先王”的反动理论，反对和阻挠对反动孔学的批判。因此，他坚决主张要改变“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國的状况。他提出“以法为教”的主张，是为了在思想文化教育领域内确立法家的优越地位，确立新兴地主阶级的权威。总之，无论是取缔“书简之文”，或者是杜绝“先王之语”，都是深刻地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儒法斗争历史经验的必然结论，是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重大措施。这种主张是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四的继续和发展，它奠定了秦始皇实施焚烧“诗书百家之语”这
    一革命行动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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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统一呢还是分裂？这是当时儒法斗争的另一个重要议题。秦国的吕不韦继承了反动的孔孟之道，竭力鼓吹“多建封，所以便其势也”@，妄图恢复古代的分封制度，提倡分裂和倒退。韩非则截然不同，他是一个主张建立统一帝国的中央集权制的倡导者。韩非继承和发扬了法家反对“礼治”的战斗精神，强调“法治”，指斥孔子的有关“仁义”的说教是“亡国之言”。他主张要有一部“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的成文法典，从法律上来维护地主阶级国家的利益。其法典的基本内容是：“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韩非认为要认真贯彻执行地主阶级的法令，必须采取严厉的专政措施，即所谓“哨其法，而严其刑”，“行诛无放”国。这种措施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不这样就不足以打击贵族奴隶主的凶焰。一个进步的阶级推翻一个反动的阶级，这是暴烈的革命行动，决不是请客吃饭，可以搞什么温良恭俭让。不仅如此，韩非为了适应建立统一的封建制国家的需要，极端地强调了中央集权的重要性。他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
    四方来效。”@在这里，他强调了中央集权制对于巩固和加强地主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同时，正是从中央集权的需要出发，韩非系统地总结了在他以前的法家内部各派的理论和实践。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韩非则认为三者“不可一无”⑤。他不仅强调“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同时更重视“人主处制人之势”⑦，从而强调了中央集权制对于镇压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极端重要性。：在当时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之间进行的这场长期的激烈的斗争中，韩非总结复辟反复辟斗争经验而制订的这套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理论，为地主阶级最后战胜奴隶主阶级和建立统一的封建制国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因此，当秦始皇读到韩非的《五蠹》、《孤愤》篇以后，就不免拍案叫绝，、
    十分慨叹地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从重耕战的政策，到杜绝“先王之语”，直到法、术、势的结合，韩非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巩固和加强地主阶级专政的措施。韩非以前的法家，固然已经从各个方面提出了反映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和经济要求的政策法令，但是，只有到了韩非，才系统地从理论上总结了历史经验，提出了
    一条完整的路线，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政策。韩非不愧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韩非所制定的路线、理论、政策的胜利。这是韩非对历史的贡献，也是法家思想在历史上的贡献。
    韩非的一生，是一个斗士的一生。他为了实现封建的统一事业，不怕骂，不怕压，不怕杀头和坐牢，毕生为宣传和实现他所苦心孤诣地建立的法家理论而战斗，不惜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秦代以后，地主阶级的历代统治，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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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
    立在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专政的基础上的。他们采用了法家学说中主张中央集权制的地主阶级专政的一面，可是却十分嫉视法家学说中提倡变革的一面。因此，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法家作为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革新学派，长期受到了反动统治阶级的贬责和攻击，被他们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韩非的命运也大体如此。汉武帝时代的孔门恶狗董仲舒，咒骂秦始皇“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宋代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司马光咬牙切齿地叫嚷，韩非“罪固不容于死矣，鸟足愍哉”@；到了南宋，朱熹这个儒家卫道士更是狺狺狂吠，辱骂韩非是“敢为残忍而无疑”@。在近代，法家的命运仍然丝毫没有得到改善。那些买办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沆蓬一气，对法家及其著作采取了诬蔑与咒骂的态度。胡适诬蔑“荀子、韩非一派”是“狭义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林彪则攻击法家是“罚家”。他们的反对法家，咒骂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革命暴力，归根到底，是为了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由此可见，如何正确地估计法家的历史作用，决不是一个学派的具体评价问题，而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坚持进步还是坚持倒退的问题，在今天，也就是要不要承认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要彻底战胜孔孟之道，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由于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没有把儒家和法家的斗争看作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们反对儒家是很对的，却没有对法家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对法家的著作也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分析，因而也就不可能彻底打垮儒家思想。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真正完成彻底战胜孔孟之道的历史任务。我们一定要以鲁迅为榜样，很下苦功，认真看书学习，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争取提高批判的水平，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注：
    ①⑤⑥网《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⑥《韩非子·有度》
    ②见《左传·昭公六年》
    ⑦·《韩菲子·八说》
    ③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⑧四团一四23西《韩非子·五蠹》
    ④⑦@团.《韩非子·定法》
    ⑩《韩非子·显学》
    ⑧《汉书·食货志》
    @·《吕氏春秋·慎势》
    ⑨®《战国策·秦策》
    团.《韩非子·难三》
    ①《通典·田制》
    @《韩非子·扬权》
    @《史记·商君列传》
    @《汉书·董仲舒传》
    ④四《韩非子·和氏》
    ⑩，《资治通鉴·秦纪一》
    ⑥《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④《朱子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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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为什么要吹捧董仲舒
    康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称“当然不懂历史”的叛徒、卖国贼林彪，一反故态地摆出了一副历史权威的架势，神气活现地胡扯起古今中外的历史来了。臭名昭著的董仲舒，就是林彪特别崇拜的历史人物之一。他恬不知耻地说：“我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
    林彪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为什么他忽然对二千年前的董仲舒发生了兴趣？这必须联系当时的政治背景进行考察。他吹捧董仲舒的这段黑话，出笼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当时，亿万革命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向着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向着孔孟之道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猛烈开火。林彪在这个时侯跳出来要人们去当董仲舒，恰正说明他对党和人民在施展孙行者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去的恶毒战术。
    董仲舒是什么人？他是西汉中期大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他，第一个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反动口号，打出了尊儒反法的黑旗。是他，虔诚地拜倒在孔老二的脚下，把这条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丧家狗尊为“素王”。是他，写了宣扬“天人感应”的《春秋繁露》，.对孔子《春秋》中那些维护剥削阶级反动统治的所谓“微言大义”进行了阐述和发展。他在答复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用孔孟的唯心史观分析西汉的阶级斗争形势，提出了一条鼓吹复古倒退的反动政治路线。《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的发表，标志着董仲舒最后完成了把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孔孟之道改造成为封建地主阶级正统思想的反动工程。从此，儒家学派从火烬的命运一跃而为神圣的经典，董仲舒则由于维护反动的孔学有功，挤进了孔家店群丑的行列，被捧为“百儒之首”、“七十三贤”。朱熹这个孔孟之道的顽固的卫道士说：“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非诸人比。”可见，董仲舒在孔家店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这样的一个反动人物竟被林彪奉若神明，这就请楚地表明林彪和董仲舒一样，都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
    林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号召人们去当董仲舒，这是因为董仲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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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所鼓吹的倒退复古的政治路线，同林彪的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思想上完全是一脉相通的。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地主阶级已经巩固了它的统治地位，奴隶制复辟的严重时刻过去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上升到了主要的地位。董仲舒面临着当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局面，惊呼汉朝的封建统治正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之中，好比是一堵一摧即垮的“朽木粪墙”，只得乞灵于反动的孔孟之道，鼓吹虚伪的保守的劝人安分守己的反动理论，妄图用它来构筑防止农民起义浪潮的堤防。这种情况，恰正表明了这时的地主阶级，逐步从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失去了当年作为一个进步阶级的生气勃勃的革命性格，由革命走向反动，从提倡进步转向鼓吹倒退。
    要尊孔，必然要反法。董仲舒提出的所谓“春秋大一统”的反动理论，采用了法家学说中主张中央集权制的地主阶级专政的一面，可是却十分嫉视法家学说中提倡变革的一面。他站在反动的保守的大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竭力攻击秦始皇贯彻执行了商鞅、韩非的法家理论，是“以贪狼为俗”；咒骂焚书坑儒是“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咬牙切齿地就象死了他的老子和娘。他还恶毒地诬蔑法家思想“遗毒余烈，至今未灭”，根不置之死地而后快。他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也就是历史上臭名昭彰的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其实，董仲舒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目的是为了实行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是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反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历史上一切逆潮流而动的反动派，为了发泄其反革命情绪，都无不异口同声地攻击秦始皇，吹捧董仲舒。林彪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再攻击秦始皇，大骂法家是“罚家”，而对董仲舒则推崇备至，佩服得五体投地。林彪一伙的这种爱憎态度，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他们妄图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开历史倒车的反革命嘴脸。
    林彪在吹捧董仲舒的时侯，抬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就是所谓“我国是七亿人口的大国，要使全国有统一的思想”，他妄图以此来给自己披上一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其实，明眼人一望便知道“宣传”是假，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复活孔孟之道是真。毛主席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深入人心，完全是由于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的斗争中，通过反复的革命实践，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最后才终于认识到了只有这种革命理论才能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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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这同董仲舒式的“独尊”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两码事，更谈不上是由于什么“大树特树”的结果。所谓“大树特树”，事实上只是为了树他自己。林彪历来是以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自居的。他要人们去当董仲舒，归根到底，是要人们象董仲舒尊孔子为“素王”那样去独尊他。
    林彪说什么“要使全国有统一的思想”，这其实完全是别具有一番肝肠的。董仲舒所信奉的孔孟的天命论，在林彪的心目中据有极其崇高的位置。他不是和他的死党相互标榜什么“既受于天，且受于人”的吗？这种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就是林彪从孔孟天命论的反动理论基础上阐发出来的。他把孔孟和董仲舒的反动天命论冒充为马克思主义，目的是为着以此作为他反党的理论纲领。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招摇撞骗地说：“儒家的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儒家的德、仁义、忠怨来源于礼记、四书和古文诗词，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由此可见，林彪嘴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原来就是孔孟之道。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在解释林彪的黑话时，曾在无意中泄露了他们这伙反革命分子尊孔的真实意图。这个老反共分子说：秦始皇“大搞焚书坑儒，使孔孟的学说吃不开了。这时董仲舒给皇帝讲道理，要想永远统一天下，就要有一种能统一人民的思想。这种思想只能是一种思想，那就是孔孟之道。如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看，陈伯达在这里竟把三纲五常这一套早已为革命人民批臭了的东西作为“统一人民的思想”，这就彻底地暴露了他们的反动真面目。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爱憎。孔孟之道“吃不开了”，革命人民觉得这是好事，林彪、陈伯达一伙却如丧考妣，痛不欲生。他们狂叫只有靠孔孟之道才能“永远统一天下”，这就表明了他们要恢复和统一的是一小撮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天下。但陈伯达唯恐别人不能理解他的意图，进一步画龙点睛地说：“由于他（指董仲舒）高举了孔孟之道，所以很快被人民接受了，一直传了几千年。”真是一语泄露了天机。原来他们翘首以待的是历史的车轮倒退回去，利令智昏地做着董仲舒式的复活孔孟之道的迷梦，妄图把孔孟之道的精神枷锁重新套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以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使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去！
    一九六六年八月，正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激烈搏斗的重要时刻。八月五日，毛主席写下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深刻地揭露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罪恶行径，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进军的号角。八月八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夹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被推翻的资产阶级“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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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辟的目的”，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但是，就在八月八日这一天，林彪闭口不谈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这一伟大的战斗动员令，闭口不谈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继续的政治大革命，却召唤董仲舒的亡灵，用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说教，来对抗革命的辩证法，妄图扑灭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他这样做，有其深刻的阶级的和历史的根源。凡是修正主义上台，都必定要翻历史的案，翻革命人民批判反动派的案，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赫鲁晓夫如此，林彪也同样如此。早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就已揭露了董仲舒的反动历史作用，认为封建社会“守旧自此始”。五四运动打倒了孔家店，董仲舒在这场运动中成了一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到了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这一精辟论断，深刻地从世界观上揭露了董仲舒思想的反动阶级本质，指明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这种反动的世界观完全是水火不相容的。林彪吹捧董仲舒，是在明目张胆地翻五四运动的案，翻毛主席批判董仲舒反动世界观的案，翻毛主席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的案。这
    一系列翻案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翻革命人民打倒地主资产阶级的案，妄图把一小撮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扶上台，重新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今天，林彪的这种反革命的翻案活动固然早已彻底垮了台；但是，由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今后仍可能有人会翻批判孔孟之道的案，翻批判刘少奇、林彪一伙修正主义路线的案，翻批判形形色色机会主义思潮的案，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因此，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批判刘少奇、林彪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斗争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使刘少奇、林彪这
    一小撮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们及其所鼓吹的形形色色机会主义思潮永远翻不了案。
    当前正在健康地胜利地发展着的批林批孔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我们
    一定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深入开展批补批孔运动，进一步夺取批林批孔斗争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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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沙令到中国来干什么？
    个沙俄反动分子的尊孔一生
    梁凌益
    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的炮火还未熄灭，有个自称爱好“东方哲学”的沙俄伯爵盖沙令，风尘仆仆地从欧洲远道赶来中国。他以孔老二的信徒自居，在青岛、北京、上海等地多次发表了尊孔的演说。一个俄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声嘶力竭地叫喊中国只有尊孔，实现“古道之复兴”，才不至使“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这是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到中国来“扮演亚洲宪兵的角色”。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近年来，一些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苏修分子也一再推崇圣道，为孔老二大唱颂歌。解剖一下老沙皇时代盖沙令这只麻雀，对认识今天新沙皇的尊孔丑剧是大有帮助的。
    赫尔曼·盖沙令何许人也？一个极端顽固的沙俄封建贵族。盖沙令家族同老沙皇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爱沙尼亚拥有大规模的领地。盖沙令的祖父亚历山大·盖沙令，是沙皇阿历山大第二的顾问，又是爱沙尼亚“自由派”封建贵族的头子。祖母呢，是沙皇尼古拉第
    一的财政大臣乔治·坎卡林伯爵的女儿。如果要在封建贵族中论资排辈的话，这个门第不可谓不疸赫矣！因此，盖沙令曾用自豪的口吻谈到了自己的家世，说：“我的父亲是一位典型的俄国贵族。”.他还提到了他的祖父曾经这样地夸耀他的父亲：“俄国如果实行议会制度，列夫就一定会成为国家的头号人物。”盖沙令在这样一个贵族家庭中长大，从小就养成了以超天才自居的自大性格，用他自已的话来说，他生来就具有“征服者和统治者的本性”。
    青年时代的盖沙令，是英国出生的德国反动政治家豪斯顿·张伯伦的狂热崇拜者。他在当大学生的时候，读到了豪斯顿·张伯伦在一八九八年出版的《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这本宣扬反动的种族理论的著作，使盖沙令心醉神迷，他“非常感动”地说：“它使我突然明白，如果我能见到写这一本书的人，我就会立刻发现我生活的目的。”因此，他特地风尘仆仆地赶到了维也纳，“以热烈崇拜的心情”拜访了张伯伦。他供认：“张伯伦的不断影响使我得到很大的收获。他的本性在许多方面和我的本性是很相似的，于是我确信，我象在镜子里看到了我自己一样，看到了真正的我。”后来，盖沙令果然从一个反动的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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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立场出发，成了一个虔诚的纳粹主义者，一条希特勒的小走狗。他曾向德国法西斯表功说，只有他的“指导观念”才使希特勒政权的“经济政策成为可能”，厚颜无耻地把自已能为法西斯的登台作出贡献看作是无尚的光荣。
    盖沙令到中国的时候，正是辛亥革命的转折时期。当时，清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虽然已经被革命所推翻，但革命果实却被袁世凯这个军阀头子所窃取去了。袁世凯为了稳固和扩大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处心积虑地要消灭当时的民主革命势力，从而为恢复帝制铺平道路。清封建王朝的余孽乘机活动，在复辟的大旗下纠集起来，到处散布民主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等谬论。
    当时的青岛，是帝国主义强占的“租借地”，牛鬼蛇神的巢穴。在这里，以溥伟为代表的一小撮王公贵族、封建官僚，同帝国主义分子卫礼贤纠集在一起，组织了一个名叫《尊孔文社》的复辟小团体。盖沙令到中国来，从海道爬上广州，感到那里“充满了革命气氛”，不是味儿，立即掉头至澳门歇脚，伸出了他的鼻子，东闻闻，西嗅嗅，终于嗅到了青岛那个复辟小团体散发出来的封建死尸的臭味。他欣喜若狂，立即来到青岛，通过卫礼贤的介绍，同那些封建的遗老、遗少们会了面。他一见如故，对这批封建阶级的孤臣孽子大加吹捧，说：“使我感受很深的是青岛的这些著名的君子们。他们是活的孔学。”又说：“这些君子，不管他们是怎样的人，人格非常高尚，他们的卓越表现使我极为感动。”不仅如此，他还煽动地说：“在人世间的最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在与他们有关的混乱中保持着精神上的自由。”总之，他为这些反革命死硬派打气是不遗余力的。盖沙令、卫礼贤一类帝国主义分子煽风点火的结果，使青岛在民国初年由反革命分子的避风港升级成为反革命复辟的策源地。
    盖沙令在青岛活动了一阵后，赶到北京这个当时的政治中心，住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同北京的封建余孽又挂上了钩。他同通晓多种外国语、头上拖着辫子的辜鸿铭密切往来，日不暇接地出席“读经会”、“聚餐会”这类复辟小团体举行的各种集会，呼朋引类，鼓吹复辟，煞是热闹。他公开声言自己“是一个反动分子”，“仇视新的共和国”。他趾高气扬地说：“当我听到对‘人民权利'的攒扬时，就禁不住要发笑”；“在专制的中国没有特权阶级，没有贵族；儿千年来，对于每一个人都有一条通向高官的大道，世界上没有三个地方的政府比它更少压迫的了”。看，反动的封建王朝在他的嘴里竟成了人间乐园，真不愧是一个狡猾的政治骗子！他从这种反动的逻辑出发，凶相毕露地说：“为什么还要革命呢？”“革新的愿望简直就是疯狂”，“自然不能突然解放苦力而允许他们推翻他的主人”。总之，盖沙令认为人民不准造反，奴隶不准起来解放自己，面是只能让反动派永久统治下去。如果革了命，那就要退够，退到原来的出发的地方去。盖沙令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说出了袁世凯一伙复辟势力的心声。
    在反动派的喝彩声中，经辜鸿铭的介绍，盖沙令来到了上海。他在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机关“尚贤堂”作了一个题目叫做《论孔教乃中国之基础》的演说，又在帝国主义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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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报》上发表了《论中国之新命系于孔教》的谈话。他的这些尊孔复古的反动言论，在
    十里洋场的上海居然风头十足地成了时髦的货色，被中外反动派捧之为“近来最重要的演说之一”，“与中国时局有绝大关系”，是“中国发展必须遵循的路线”，等等。不言而喻，这只能是反革命的复辟路线，确实是与中国那时的局势“有绝大关系”的。因此，《大陆报》、《字林西报》等帝国主义分子创办的报刊大吹大擂地进行宣传，一再刊登他的言论和活动的消息，“尚贤堂”还把他的演说词印成小册子，到处散发，掀起了一股妖风。盖沙令还叫喊要进行“改革”，即把民主共和改回为君主专制，必须要“用孔子的威信”。他在北京时已提出，如果有“孔教教会”，就“意味着权威”。他到上海后，又在封建官僚沈曾植家里同一些复胖分子多次会面。不久，就在这个沈曾植家里成立了一个“孔教会”。袁世凯政府的教育部、内务部对“孔教会”的批示说：“该会阐明孔教，力挽狂澜，以忧时之念，为卫道之谋，苦心孤诣，殊堪嘉许。”一犬吠影，百犬吠声。随之而来的，是“孔教会”遍设于全国，到处鼓吹尊孔复古，为袁世凯和清朝的复辟鸣锣开道。
    盖沙令在中国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狂热地吹捧孔老二和“孔教”，奔走不遗余力。他说，“我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孔夫子所描绘的‘圣人'，在他那优雅的姿态上显出了他的渊博，没有别的受崇拜的人比他更有才华了。”啊呀呀，猗欤休哉！原来孔老二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超天才。不仅如此，盖沙令还进而鼓吹“孔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根本”，“各种文明的模范”，“对中国特别适用”；胡说什么如果废弃“孔教”，中国就会“失其文化”、“永无进步”，而今后中国的命运如何，全在于“古道之复兴”。
    盖沙令果真那么崇拜孔子，尊重中国旧文化吗？不，他是妄图用孔子这块“敲门砖”来敲中国的大门。正如鲁迅所指出的：“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那里是真正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盖沙令对这一点曾不打自招。他埋怨有些外国传教士“从不曾设法去注意孔子学说的有利条件”，这种所谓“有利条件”，就是指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孔孟之道是反动之道、复辟之道。帝国主义要侵略中国，在中国搞复辟活动，包括扶植那些中国的反动分子来作自己奴役中国人民的走狗，就必定要利用孔孟之道，吹捧孔老二。又是鲁迅说得好：“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你如果对这一点理解不深，请看一看盖沙令自己的表白。盖沙令肆无忌惮地供认，象澳门这样的地方，“更近乎孔夫子式而更亲切、吸引人”。妙极了！原来他眼中的“孔夫子式”的理想境界，就是象当年澳门那样的殖民地。老沙皇尊孔的目的，在这里不是不打自招了吗！近年来，继承老沙皇衣钵的苏修新沙皇，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尊孔丑剧，说穿了，就是当年盖沙令玩过的那套鬼把戏。中国人民对于这一套，可早就领教够了。
    盖沙令祭起尊孔这面黑旗的时候，特别强调孔老二的“克己复礼”。他说：“使我高兴的了不起的礼乃是孔教的精华”，“礼”，“这个知道怎样把深刻的含意表达出来的社会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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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还不伟大吗？”他认为实现孔老二的理想，核心就是“复礼”。只有实现了这一点，才能在中国巩固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制度，使老沙皇获得更大的侵略权益。真是无独有偶。苏修新沙皇也很喜欢孔老二的“礼”，甚至叫嚷什么“现在治国理民，皆以礼为淮”。它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支持林彪一伙在中国实现“复礼”即复辟的罪恶目的，妄图把社会主义的红色中国变成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新、老沙皇都爱孔老二的“礼”，还因为孔老二宣扬的“礼让为国”、“礼之用，和为贵”等谬论，为他们的走狗一-中国反动派实行投降卖国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鲁迅在揭露这伙卖国贼以“礼”卖国的阴谋的时候，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又原是‘礼让为国'的，既有礼，就必能让，而愈能让，礼也就愈繁了。”这正是淋漓尽致地揭露出了卖国贼们的汉奸嘴脸。袁世凯在就任正式大总统的时候，就把承认和签订不平等条约说成是同帝国主义“以礼往来”，把他的卖国主义说成是睦邦友邻的“当然之理”。卖国贼林彪为了投靠苏修新沙皇，更炮制了所谓“两斗皆仇，两和皆友”之类的卖国理论，要中国人民不要同修正主义斗争，不要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侵略凶焰，而是应当逆来顺受，甘心情愿地接受社会帝国主义的奴役。如果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得逞，必然是“以礼往来”地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把中国变为苏修的殖民地，使中国人民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奴隶。盖沙令还极力宣扬孔老二的“德”、“仁”、“忠恕”一套道德原则。他说：“孔子是把道德作为指导原则的”，“完善的道德是孔教的基础”，“孔子是理想的人性的典型代表”；因此，要“把重点放在使人性得到充分的发展上”。盖沙令在这里所说的，全都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在阶级社会里，从来就只有阶级性，而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孔夫子爱一切人吗？他不爱奴隶，也不爱新兴的封建阶级。就是奴隶主，他也不全都爱，而是只爱一小撮极端顽固的反动派。盖沙令自己也并不爱一切人，他咒骂从事革命的“这些人是没有任何道德基础的”，恨不得把“这些人”一下子消灭干净。他对被革命打倒的一小撮王公贵族、封建官僚，却说“没有一个不是道德修养完美的人物”，“清朝的大官比起今天中国的轻率的年青头头来，要优越得多”。他爱什么人，恨什么人，不是象小葱拌豆腐那样地一清二楚的吗？盖沙令自已承认，他的“本性”是“征服者”，这倒颇能说明这伙侵略分子的“人性”究竟是什么东西。今天，苏修新沙皇也在鹦鹉学舌地说什么孔老二的“仁”就是“博爱”、“人道主义”、“爱人”，其目的同样是为了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在国内实行法西斯式的专政，在国外进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不又恰恰表明了，苏修新沙皇的“人性”和盖沙令这类沙俄侵略分子的“本性”是毫无区别的吗？
    盖沙令这个帝国主义的尊孔分子在离开中国之后，仍念念不忘孔老二。他特地写信来中国，胡说什么“孔子对于中国具有重大的意义”，“国家可以采取积极措施，尽最大可能地强调要精读他的著作，在各级学校里歌颂他的伟大，把一切崇高和伟大的功绩都归功于他”。盖沙令这封信一发表，博得了中外反动派的一片喝彩声。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摸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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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脉搏，为了加速复辟帝制，立即“通令国民尊崇伦常”，鼓吹“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不久，又通令全国“尊崇孔圣”，说什么“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随即宣布恢复祭孔典礼，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尚孟”。.但是，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无论是袁世凯称帝，还是张勋复辟，最后都一一遭到了失败。就连老沙皇自己，不仅没有能实现灭亡中国的迷梦，而他自身却照样地在十月革命中被俄国人民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盖沙令在十月革命以后，财产被没收，本人也被赶到国外，成了一条丧家狗。这个沙俄反动分子对十月革命怀着刻骨的仇恨，恶毒攻击伟大的列宁，咒骂革命使他和所有地主“一夜之间失去了全部土地、牲口和其他的东西”，叫嚣要把他的“祖国”从“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就在这时，这个穷途末路、妄想变天的盖沙令不禁又想起了他一生崇拜的孔老二。他以卧薪尝胆的态度来勉励自己说：“有志气的人绝不能去考虑谋生的问题”，“整个东方也懂得这个道理”。“因此，孔夫子在他周游列国的年代里，凡是他和他的弟子们经过的地方，各国都按照他们的等级很好地供养他们。有一次，孔子宿营在两国交界的地方，因为两国正在打仗，使孔夫子饿了好儿个月的肚子，直到今天，中国回想起这件事情时还感到是不光彩的。我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观点。”现在，“保持这种志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请看，一个被打倒了的俄国贵族，竟如此虔诚地从孔老二那里寻找复辟的精神武器，用孔老二“周游列国”的反革命“志气”来鼓舞自己去实现复辟的迷梦。奇怪吗？一点不奇怪。此时此地的盖沙令，不是很有点象孔老二当年悲叹“凤兮凤兮，予德之衰”的处境吗？同病相怜，同气相求。孔老二是复辟的祖师爷。凡是要搞复辟的，都必定是他的忠实信徒。
    历史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在今天的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手里，竟实现了当年盖沙令想做而没有做到的复辟梦。这一小撮革命的叛徒在苏联的国土上复辟了资本主义，把一个列宁亲手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一个法西斯专政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他们背叛了列宁的革命事业，甘心情愿当盖沙令的孝子贤孙，在国内大肆尊孔，为其篡改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辩护，为其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辩护。但是，“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不管苏修新沙皇怎样乞救于新式的导弹或孔老二的亡灵，都逃脱不了这个历史规律。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必将起来把这一小撮复辟分子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到那时，克里姆林宫屋顶上的红星，必将重新焕发出背日的革命光辉！
    注：本文有关盖沙令的资料主要来源是他本人所著的<发展中世界》（纽约1927年版）、《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纽约1925年版）和<象征的形象》（巴黎1939年版）；同时，还参考了1912年5月《字林西报》、1912年8月《共和西报>》和《孔教会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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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家的“通义”？
    上海第二机床厂大批判组
    有一回，孟子跑到滕国去了。在那里，为了有人攻击滕国国君不下地耕种，孟子跳出来竭力辩护，发表了一通宏论，结论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即脑力劳动者生来只要管理人，体力劳动者生来要被人管理，这是“天下之通义”。
    何谓“天下之通义”？就是“通”行天下不可更改的道理。果然，它那么上下古今地一“通”，就通到了两千年后林彪之流的手中。林彪之流对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机关干部上五·七干校、企业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等，不是一概加以诬蔑、诽谤、攻击吗？他们跟孟子一样，也是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当作天经地义、通行天下的。谁敢反对，就要给谁套上一顶大逆不道的帽子。
    那么，这条“通义”真的就是通行天下了吗？不见得。只要作一番阶级的分析，就不难看出它的局限性：来自谁家，又专为谁家服务！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正如恩格斯指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在那样的社会里，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性质，掌握生产资料的“治人者”及为其服务的知识分子，专靠剥夺别人劳动成果而生存，总是不劳而获的；而丧失生产资料的被剥削阶级，则必须提供劳动成果，总是劳而不获的。因而，“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区别，只是反映着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区别。孟子的“通义”，千方百计要为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压迫对立关系辩护，实质上在当时只能是为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之间的压迫关系辩护，为奴隶主阶级的不劳而获的特权辩护！而更重要的还在于，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又反过来保护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孟子的“通义”维持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压迫关系，反过来就起着保障生产资料的奴隶主所有制形式的作用。
    奴隶主阶级的乏走狗们正是看到了这些，都十分注意维护这个“通义”。孟子的先师孔老二，不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吗？这个“摩登圣人”，拚命反对奴隶主及其子弟下地耕种。学生樊迟问他耕地种菜怎样做？他恶狠狠地说：不知道，去问耕田的人，去问种菜的人！他还常常利用讲学之机，对他那些学生灌输“学也，禄在其中矣；耕也，馁在其中矣”，利诱加威胁，把学生们引上死读书的道路。尤其是到了孟子的时代，奴隶要造反，新兴地主要改革，已成为当时不可阻挡的潮流，孟子就更希望恢复、强化那条“通义”来救命了。
    孟子的“通义”，正因为有这祥的功效，因而又成了整个人吃人的旧中国统治者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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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旧中国几千年，不论怎样改朝换代，也不管哪个剥削阶级上台，可有谁见过一小撮“治人者”下地耕田呢？“两手不沾泥，凛凛居大厦”，只有被统治者、广大劳动人民在田里累死累活。这是为什么？重要的原因在于，.所有剥削阶级在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剥削这一点上是相通的，不维护生产中人与人的压迫关系，他们就没法子剥削，就一天也混不下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于是就跟一切剥削阶级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它们保命的“通义”。从孔孟到林彪，都狂热地鼓吹这条“通义”，其源盖出于此。
    然而，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利益从来是不相通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通义”，是反动剥削阶级用来保命的，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是要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翻身，就得粉碎这套枷锁，使“通义”不通。一旦全中国几亿人，不分当官的还是不当官的，统统都劳动起来了，那就是新中国了！果然，还在新中国的雏型一延安抗日根据地，我们党就实行了千部参加劳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原则。当时，领导干部也好，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也好，都汇聚在黄河之滨、宝塔山下，既研究学习革命理论和实践，又参加大生产运动。这样就使中国这个地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通义”第一次变得有点行不通了。新中国建立后，这条“通义”更是在全中国都变得行不通了。由此，建立了生产中人与人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保障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也就保证了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当然，“通义”行不通，首先还是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在中国已经行不通。过去，劳心者掌握着生产资料，劳力者却一无所有，所以出现了前者“治”后者的关系。今天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则确立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人，指挥生产的干部、管理人员，跟从事生产的群众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劳心”和“劳力”的两部分人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都在为建筑共产主义的大厦而并肩战斗。那种“劳心”者治“劳力”者的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值得警惕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今天，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固然已经起了变化，但由于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存在，这种对立并没有完全消失。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着，如果我们不能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种矛盾仍有可能转化成对抗性的矛盾。因此，我们必须对孟子鼓吹的那条“通义”开展深入持久的批判。同时，无产阶级通过抓革命，促生产，将进一步创造物质条件，通过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群众知识化，逐步消灭它。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干部参加劳动、机关干部上五·七干校、工人参加管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蓬勃发展，正是符合这一目标的。唯其如此，也就引起了资产阶级的万分恐惧与仇视，简直就象掘了它们的十八代祖坟！大叛徒林彪竭力攻击这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死死抱住孟子那条“通义”不放，不正是要复辟生产中一小撮“劳心者”支配广大劳动人民的关系，从而使资本主义私有制死灰复燃吗？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一切革命同志都要看清这场斗争的实质，进一步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分子知识化的道路，坚决走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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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驳“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肖
    麓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是孔老二的一句名言。意思是说，那些大人先生们是非常庄重的，他们遇事不与人争，虽然志同道合的人很多，但从来不结成什么私党。看，这群“圣人”“贤人”，把自己打扮得多么象是上帝一样，“超然世外”呀！
    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果真会有什么“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超出尘世的“君子”吗？否！在阶级社会里生活的每一个人都是属于一定阶级的，根本不存在什么《镜花缘》里的君子国。就拿“君子”来说，在孔老二那里，它是与“小人”或者叫作“野人”即广大的劳动人民相对而言的。既然“君子”是“小人”的对立面，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矜而不争”了。孟子就曾说过：“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君子”既然要治“小人”治“野人”，那又怎么谈得上什么庄重而不与人争呢？其实，那些主张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都是“内贪外矜”，与人争起来可厉害啦！他们岂止是“争”，还要“伐”，要“杀”。在君子“矜而不争”的背后，是“争而不矜”，是恨不得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就是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是象乌眼鸡似的，一个个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君子”要治“小人”治“野人”，就必然要结成群、结成党。正如列宁指出的：“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就是根据不同的阶级利益结成不同的派别，组成不同的党派，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事实上，口口声声“君子矜面不争，群而不党”的孔老二，本身就是个“私门成党”的大党阀。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就曾经说过：“大抵孔子乃春秋时一政客，其七十子之徒，不过其政党中之党员耳”。孔老二三千弟子，七十贤人，不正是一个以他为头子、其弟子为帮凶的反革命复辟党吗？孔老二站在奴隶主阶级立场上，他所代表的剥削阶级利益决定了他必然要爱一小撮奴隶主之所爱，憎一小撮奴隶主之所憎，结党营私，排斥异已，镇压进步力量。孔子杀少正卯，不就是一场极其激烈的两个党派的斗争吗？少正卯代表新兴封建势力利益，坚决主张法制，反对礼治，是当时的革新派、革命党。他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使得孔老二的课堂“三盈三虚”，弄得孔老二下不了台。于是乎孔老二一怒之下，捏造了五条罪状把少正卯给杀了。孔老二杀少正卯，镇压革命党，这个事实难道不是把他那个“君子矜而不争，群面不党”的面纱撕得粉碎了吗？
    其实，在阶级社会里，不光是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人要结成不同的派，组成不同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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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同一个剥削阶级内部，也就是在孔老二所说的“君子”们之间，也还会分成各种派别，组成各种政党，进行着派系之间的斗争。孔老二那个反革命复辟党内，就存在着派别斗争。宰我就不大听孔老二的说教，樊迟就很有点不大相信孔老二的什么“学也，禄在其中矣；耕也，馁在其中矣”，想去学种田，弄得孔老二大光其火，骂他们是什么“朽木”和“小人”；更有一个冉求，他竟去帮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季氏搞革新，气得孔老二命令其他学生“鸣鼓而攻之”。《红楼梦》中的那个大观园内，不就有以王夫人、邢夫人等人为代表的各派势力之间的斗争吗？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在同一个国民党内不也是派系林立吗？什么亲美派和亲日派的斗争，蒋介石的嫡系和桂系以及其它乱七八糟的这个系那个系的斗争，不都是明争暗斗，争个不可开交吗？在剥削阶级内部也是容不得不同派别的，那一个派都想一统天下。这当然是永远办不到的，最后只能让这些君子国的君子们永无休止地争来争去。这不有点奇怪吗？并不奇怪。这是君子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当然，这样的争斗，只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种特别有趣的争斗，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但是，他们又不愿意老老实实的把这种斗争说出来。他们为了欺骗被他们所统治的“小人”、“野人”，为了加强自己在统治阶级内部的争夺，总是要隐蔽自已的真相。
    与一切反动阶级相反，我们无产阶级从来不相信孔老二的那套“矜面不争，群而不党”。我们公开承认，在阶级社会里，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必然会出现各种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党派。我们无产阶级要革命同样也要有一个革命党。我们无产阶级就是要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建立自已的政党。无产阶级公开宣布组织自己的政党就是要搞阶级斗争，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共产主义。同时，在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这种矛盾和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我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内部来，必然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在我们党内出现不同政治派别，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而党内的那些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则都是一些混进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地主资产阶级代理人。他们顶着“共产党员”的称号，实际上是共产党内最大的反对派。我们同他们的斗争，就是同地主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圈子’，文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干这种事情的人们，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往往说别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则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没有宗派的。”那些成天叫嚷什么“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的人，从来就是只许他们自己结党，不许革命人民起来结党。他们要搞法西斯的专制独裁，就一定要取消革命党。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标榜什么“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无非是为了掩盖他们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各种反革命的派别活动。我们在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中，
    一定要彻底批判孔老二的“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的反动谬论，不断清除混进党内的地主资产阶级代理人，使我们的党更加团结、更加纯洁、更加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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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斗争哲学，反对中庸之道
    群松
    朝毅
    林彪这个政治骗子，多次叫嚷中庸之道“合理”。那末，中庸之道究竟是一套什么货色？它合的又是哪一个阶级的“理”呢？
    中庸之道的第一个吹鼓手是孔子。他说：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德”，又说“过”等于“不及”，要“中立而不倚”，要“至死不变”；他要人们遇到问题时要“执其两端”而“用其中”，要“和而不同”。孔子的孙子子思则专门写了一本叫《中庸》的书，把中庸之道吹成是天地万物、万理之根本。孔子和孔门之徒，妄图用这种否认矛盾，主张守旧、倒退的形而上学思想来对抗当时思想领域内承认矛盾，主张变革、进步的朴素辩证法的思想，以达到其鼓吹复辟、倒退的反动政治目的。
    中庸之道，适应了历史上一切行将没落的反动阶级的需要。孔子所谓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和为贵”；董仲舒所宣扬的“中和理天下”；唐代李翻的“慎其独者，守其中也”；宋代朱熹所鼓吹的“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以至独夫民贼蒋介石所贩卖的“致中和则无事不举”，等等，都是调和矛盾，取消斗争的陈词滥调。“两端”原是指事物矛盾的对立方面，但他们所谓“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则是企图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找出一种“合力”，把矛盾对立方面象一锅粥一样揉和在一起，从而抹煞矛盾，取消斗争，否认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把它们永远僵化在旧质的限度内。正如列宁说过的：“‘中庸”：把两个极端‘调和'起来”，“实际上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在言论上却调和和缓和这种矛盾”。反动剥削阶级在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形势下，对待革命人民除了用公开暴力镇压之外，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这种折衷主义来冒充辩证法，用阶级调和来代替阶级斗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被压迫阶级不准存非分之想，不去想什么“不当得而得”，甘心情愿地让反动统治阶级骑在自己的脖子上作威作福。
    中庸之道这种极右实质和它的欺骗性，适应了修正主义的反动政治需要。列宁指出，机会主义一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放弃革命的斗争手段”。他们的特点就是在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名义下，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向无产阶级进攻，把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完全和孔子的复辟路线一致。在哲学上，.修正主义否定对立统一规律，否定对立面的斗争，鼓吹“合二面一”，鼓吹矛盾的“调和”、“溶合”、“协调”，这和孔子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完全是一脉相通的。因此，反动的中庸之道历来被修正主义者奉为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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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鼓吹“凡事勿做绝了”，宣扬“不过极则成”，“绝则错”，“对立超过了限度”就“会破坏统一”，就是孔孟的“过犹不及”、“不为已甚”等等中庸之道的翻版。当时，正是国内外修正主义分子向我发动联合进攻的六十年代初期。在这样严重的阶级斗争关头，林彪竟躲在阴暗角落里装出一副“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这完全是在反对中国人民对反共反华反革命逆流的反击。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矛盾对立的双方只有突破原有的“限度”，破坏旧的统一，才能引起质的飞跃，才能促使矛盾的转化。何况，资产阶级在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时候是从来不讲“限度”，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反攻为什么要有“限度”？其实，林彪的所谓“限度”自有他的阶级内容，那就是他们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他的所谓“不过极则成”，“成”的就是他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复辟大业。.林彪攻击我们“做绝”、“过极”，就是不准无产阶级斗资产阶级，不准马列主义斗修正主义；·而只准资产阶级斗无产阶级，只准修正主义斗马列主义。
    林彪为了向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献媚，大肆宣扬“两斗皆仇，两和皆友”的谬论。其实，世界上根本没有抽象的“仇”和“友”。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你不斗他，他就斗你，你不消灭他，他就要消灭你。反对修正主义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长期战斗任务，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拿原则去作交易。如果我们和修正主义讲“和”，讲“团结”，就是抹煞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原则区别，就是认敌为友，我们的党就会蜕化变质，就有被修正主义溶化的危险。这样，资本主义就要在我国复辟，千百万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因此，我们对于这种中庸之道新翻版，必须彻底揭露其宣扬阶级调和、卖国投降的反动政治实质，把它批倒批臭！
    鲁迅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现今的世上，要有不偏不倚的理论，本来是一种梦想…”。中国近代的历史证明：那些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圣人们，实际上都是“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他们对革命人民从来不行什么中庸之道，从来不讲半点调和和宽容。就拿林彪自己来说，正当他高唱中庸之道“合理”的时候，也正是他积极纠集一小撮反动势力，阴谋篡党夺权的时候。不到半年之后，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们就公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他们在阴谋被粉碎之后，又变本加厉地制订反革命的《“571工程”纪要》，原来那副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孔早已抛到
    九霄云外，而是露出了一副狰狞凶横、杀气腾腾的反革命真相。中庸之道是血淋淋的杀人之道。一切机会主义者都是骗子，他们为了蒙蔽人民，为了能在党内隐藏下来伺机而动，都得把自已乔装打扮一番，“面带三分笑”，把反革命真相掩盖起来。但是，历史的潮流是组挡不住的。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孔子栖栖皇皇为复擗周礼奔走一生，结果落得个“累累若丧家之狗”。林彪为复辟资本主义苦心经营，结果身败名裂，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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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力更生样样有
    上海市汽车运输公司修理厂老工人周承荫上海市汽车运输公司六场老工人·吉增国
    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造大平板车的，一个是用大平板车的。提起这大平板车，我们工人对它的感情可深哩！过去，我国国内从来没有造过四十吨以上的运输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工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奋起造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反，把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掌握在自已手里，才在“一月革命”的风暴中诞生了我国第一辆一百五十吨的大平板车。接着，在批林整风运动高潮中，我们工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又制造成功一辆载重量为三百吨的更大的平板车和牵引车。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我们凭着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批判了刘少奇、林彪一伙的崇洋卖国思想，终于自力更生地造出了大型特种运输车辆，结束了过去长期依赖进口“洋”车的历史。
    造车还是买车？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反映了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是坚持自力更生，走我国自己工业发展道路，还是把国家建设的命运系在外国资本家的腰带上，跟在洋人后面象蜗牛一样爬行，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尽管我们已经自力更生地造出了大平板车，但由于刘少奇、林彪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余毒没有肃清，盲目依赖进口的思潮仍会不时冒头，甚至认为连轮胎、螺丝等备件也应当向外国买。我们两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一起为制造大平板车日夜战斗，在这次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又天天晚上在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指示，对林彪反对自力更生、崇洋卖国的罪行，排出了八大罪状，一条条抄出来，拿到广里同工人们反复批判。我们越学，就越是深刻地体会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从而增强了坚持走自力更生道路的信心，加深了对林彪搞“克己复礼”的仇恨。革命促进了生产。我们汽车运输修理厂工人在批林批孔斗争中，自行设计、自行制造成功两台
    三百吨大平板车的牵引车头，一辆二百吨和两辆一百吨的大平板车，不到一百天就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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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这“五大件”，创造了我国大型运输车辆制造史上的新纪录，这是对林彪盲目崇洋的修正主义路线一个狠狠的打击。工人们说：“大平板车要靠大牵引车带动，造出‘五大件’的强大动力是批林批孔。”
    盲目崇洋是什么货色，我们工人看得最清楚。林彪和中国近代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一样，他抬出孔老二这个复辟的祖师爷，为的是要找帝国主义“洋大人”作靠山，篡党卖国，阴谋实现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妄想把我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重新拖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罪恶深渊里去。我们老工人在旧社会拉过各式各样的“洋车”，过着牛马不如的“臭小工”生活，身穿麻袋衣，稻草当被盖，受尽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欺负。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上不搞自力更生，政治上就不能独立自主，靠“洋”车是拉不到共产主义的。崇洋就是“复礼”，就是倒退复辟，就是要我们工人再回到“拉洋车”的年代去。我们已经吃过头遍苦，决不能再受二茬罪。
    “造车不如买车”吗？这话说得一点不对。过去我们不能造车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用高价、封锁技术等手段来压我们；等到买了他们的车子，又用配件来卡我们的脖子。进口车辆缺少配件，只得拆东补西，三辆并成二辆，最后成了“万国牌”。有的车子在载重爬坡的时候，半路上坏了机件，又拿不出备件，就只好让它躺在那里睡大觉，日晒夜露，生铁锈，长青草。这种教训难道还嫌少吗？向国外进口大平板车不仅时间不快，质量也同样很成问题。我们不到一百天造出了“五大件”，而向国外进口的车辆，到如今连一只螺丝也没有看到。何况，有些车子国外也是头一次制造，把劳动人民辛勤积累的建设资金，送给外国资本家当试验费，那是败家子的行为。再说，国外制造的大平板车的牵引车，根本不是统一设计的产品，而是由几个资本主义国家拼凑起来的产物。他们为了多赚钱，画蛇添足地搞了不少根本不需要的零件，结构上很不合理，在设计上更是根本不考虑驾驶和装御工人的劳动条件。当然，为了“洋为中用”，我们并不反对进口先进技术，这对发展大型特种运输车辆的制造技术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一味依赖进口，我们自己有条件、有能力制造而不去积极增产，光指望靠“洋”车来拉中国货，这就完全丢掉了我国人民最宝贵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
    林彪污蔑“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攻击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糟得很”，这是为了他推行崇洋媚外的修正主义路线制造反革命舆论。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语言。林彪要复产资本主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根本不是一条路。这几年来，我们运输工人驾驶着自己造的大平板车，装运着各种各样的大机器、大设备，跑遍了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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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多个省市，亲眼看到一个个重点工程从一无所有的平地上兴建起来。就拿我们驾驶的大平板车来说吧，就是本市和外地许多兄弟单位的广大工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共同发扬了自力更生精神的战斗成果。运输工人为了使大平板车更适合我国公路“山多、坡陡、弯小”的特点，主动调查收集祖国各地公路的资料数据，提出了许多改进设计的建议。造车工人为了使大平板车运输又重又长的设备时行驶平稳，改进了各种装置，使牵引力提高了百分之二十，还为驾驶和装卸工人设计了舒适的驾驶室和后车厢。外地汽车、齿轮工人为我们协作加工零部件。橡胶厂工人试制出承受高吨位压力的新轮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焕发了我们广大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原材料供应单位到加工协作单位，从制造单位到使用单位，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都为加快制造“争气车”贡献出了力量。这可真是共产主义协作精神的大发扬呵！
    尊孔必然卖国。林彪鼓吹孔老二的“上智下愚”，污蔑我们工人只知道柴油盐米，摆出一副“超天才”的圣人面孔，但在外国人面前，却完全是一副十足的奴才相。在林彪一伙的眼里，洋人什么都行，而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事实呢，恰恰完全相反。“卑贱者最聪明”。我们在赶制“五大件”的战斗中，狠批了林彪鼓吹的“上智下愚”、“洋智中愚”，充分发挥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使原来认为设备条件差、无法做到的事情，用各种土办法、巧办法把它办到了。二百吨平板车的脊梁骨是一根有十多吨重、十四米长的大梁，由于我们修理厂的厂房小，又没有这样大的吊车，大梁焊接时吊不动，又翻不转身。但是，困难只能吓倒懦夫懒汉，可难不倒英雄的中国工人阶级。冷作老师傅钱阿荣在大梁的两端套上两块圆铁饼，象举重运动员用的杠铃一样，把大梁放在地上边滚边焊，终于使大梁翻身自如，顺利地完成了焊接任务。又如，为了使牵引车的变速箱齿轮在行车中不跳排，必须使齿轮具有倒三度的斜度，但是厂里没有大型精密滚齿机，无法加工。这时，有人提出向国外进口滚床，或若是修改图纸，降低技术标准，结果一提出就当场被工人们否定了。大家表示：中国工人有志气，设备再差也要造出先进的牵引车。大家七嘴八舌，你出一道计，我献一道策，决定用一部老爷插床来代替滚齿机，五个工人围在插床旁，有的控制加工进度，有的在齿轮底下装一面镜子来观察加工精度，最后终于达到了高质量的技术标准。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决心进一步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夺取革命生产的新的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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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怪癖！
    复旦大学历史系学员梁益关
    凡是看过《南史》的人都熟知官僚刘邕。此人有一种嗜食疮痂的怪癖。据史料记载，刘邕有一次去拜访一个叫孟灵休的人，孟正生着满身灸疮，痂落在床上，他看到了拾起来就吃，并盛赞痂味比鳆鱼还要鲜美。所谓“嗜玩成癖”的成语就是根据这个历史故事概括
    出来的。
    刘邕怎么会喜欢吃人家的疮痂，而且竞感到吃起来美味可口，我们不想去考证它了。但是，每逢提到刘邕，就使人们不禁要想起那些专爱丑恶事物的帝国主义、反动派。他们和我国南朝的刘邕虽相隔千余年，但在爱好肮脏丑恶的东西这一点上，其实也和刘邕一样有着一种怪癖。正如鲁迅所说的：“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痘，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对我们的痈痘也是“嗜痂成癖”地把它当作宝贝的。
    远的不论，即以现今正在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来说，这是我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铲除孔孟之道这个大毒瘤结的玩一林彪，并且要把这个大毒瘤连根挖掉的一场伟大斗争。这场斗争一开始，就很引起了那些嗜食疮痂的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悲鸣。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更是免死孤悲，不断地发出了诅咒和悲鸣。他们开黑会，出黑书，什么《塔斯社》、《消息报》、《真理报》、《文学报》等等宣传机器都一齐开动起来，为孔老二、林彪之流唱赞美歌。他们赞美孔老二是什么“仁者爱人”的圣贤，林彪一伙是什么“健康力量”。这类毒瘤、痈痘一到苏修老爷们的眼里，竞变成“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渍烂之时，美如乳酪了”。怪不得二千多年前，孔老二逆历史潮流而动，“克己复礼”不成，落得个匡人围，郑人骂，陈人不给饭吃时，愤慨地说：“我的政治主张行不通了，就要乘木筏泛海而去”。林彪反革命阴谋败露后，也要坐上飞机仓惶递窜，投靠苏修。原来在海外，在苏修那里，竟有“嗜痂成癖”的“洋刘邕”们把这些丑类当作宝贝呢！
    苏修把我们的痈痘孔老二、林彪之流当作宝贝，把他们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这并不是苏修老爷们不知道孔老二“仁者爱人”的背后就是杀少正卯、堕三都，要开历史的倒车；也不是不知道林彪一伙要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所有这一切，苏修老爷们的心里都是明明白白的。正因为苏修老爷们知道孔老二、林彪都要开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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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车，都早已撤去了民族的界线，把革命（不论什么苹命）看成总比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一切反动派坏，所以他们才对这些丑类极感兴趣。苏修老爷们正是做梦也想有朝一日那些隐藏在中国人民中的汉奸、卖国贼林彪之流能够象吴三桂那样，把他们这些恶狠引进来践踏中国的领土，剥削压榨中国人民。明乎此，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人民批林批孔，清除隐患，会使苏修老爷们如丧考妣，痛不欲生。
    苏修拚命的美化孔老二、林彪，把这些毒瘤披上美丽的外衣，为这些丑类辩护，其实也就是美化自己，辩护自己。孔老二要“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搞复辟，搞倒退。苏修不也是和孔老二一样“克己复礼”，把列宁、斯大林创建的社会主义苏联复辟倒退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吗？这个社会帝国主义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大毒瘤。在现今的世界上，凡坏事差不多都与这个大毒瘤有关。这个大毒瘤的脓水流到那里，那里就要遭殃。它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残酷地剥削压迫苏联人民。在国外出兵侵占捷克，同另一个超级大国又勾结又争夺，到处侵略人家，干尽了坏事。然而，苏修这些强盗行径又都是在什么“人道主义”、“友谊”、“援助”的幌子下进行的。难怪苏修那样卖力鼓吹孔老二的“仁者爱人”，为孔老二、林彪辩护，原来他们都是一丘之貉。苏修为孔老二、林彪辩护，其实也就是辩护自己，也就是“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把我们的痈痘孔老二、林彪当作宝贝，这也充分暴露了它妄图颠覆和侵略我国的狼子野心。鲁迅曾经说过，“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孔子这个人，不光充当中国反动派“敲门砖”的差使，而且也充当那些妄图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敲门砖”的差使。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就是
    一面高叫“王道”、“仁政”，搞尊孔读经，一面又坦然地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今天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美化孔老二及其忠实信徒林彪，也同样地包藏着侵略和灭亡中国的祸心。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和当年的日本侵略者一样，一面叫嚷“德”、“仁政”，一面又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把大炮、火箭、导弹对准我国人民。前不久，苏修的一架武装直升飞机就三番五次的侵入我国领空。对这种强盗行径，苏修百般狡辩，说什么这架飞机“迷了航”，它担负着“抢救伤员”的使命。飞机飞进别国的领空去“抢救伤员”，这岂不是又在实行“仁政”吗？然而，奇怪的是在这架飞机上没有一件医疗器械，有的却是武器、侦察照相设备。谎言无补于事实。铁的事实打了苏修一记响亮的耳光，戳穿了苏修从他的孔先师那里贩来的什么“仁政”、“仁者爱人”究竞是些什么东西！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我们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时候，“嗜痴成癖”地拚命美化这些毒瘤，疯狂地反对我们批林批孔斗争，这就反映了他们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对我们批林批孔斗争的惧怕和恐慌，证明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是非常必要、非常正确的。敌人越是起劲地反对我们批林、批孔，越是起劲地美化林彪、孔老二，就越是证明我们的革命打痛了他们，我们就越是要发扬彻底革命精神，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让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去嗜食林彪、孔老二这些疮骊吧，这除了进一步暴露他们的丑恶面貌之外，是连一根稻草也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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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实现了三年治水改土规划
    中共松江县古松公社委员会
    我们古松公社地势低洼，河道淤浅，水流不畅。全公社四万一千多亩耕地，有八千多亩是有名的“烂泖荡”。解放前，这一带的贫下中农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九年三熟烂铆荡，大雨一下白茫茫，丰收年成吃粥汤，歉收年成去逃荒。”解放后，主要是人民公社化以来，逐年治水改土，水利条件逐步有了改善。但是，由于当时缺少一个整体规划，治水改土工作只是东一锄头，西一铁锴，截截堵堵，修修补补，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九七○年
    九月，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高潮中，我们依靠广大贫下中农，为了彻底改变落后面
    貌，制订了一个治水改土的三年规划。从一九七O年冬到一九七三年冬，经过三年奋战，
    全公社新开河道五十三条，填没老河一百八十条，修筑拖拉机路一百二十五公里，新建改建灌溉渠道、排水沟三百九十五公里，平整耕地三万多亩，总工程量达二百七十八万土方，平均每个劳动力挖土一百九十方，比一九五八年冬至一九七○年春十二年治水改土的土方总和还多八十多万土方。现在，三年治水改土规划已经实现。今日的古松，河道整齐，绿树成行，耕田格子化，道路、桥梁连成一气，拖拉机、劳动车畅通无阻，半数以上的耕地排灌自立门户，做到旱来能灌，涝来能排，抗灾能力大大提高，全公社粮食常年亩产量，一九
    七三年达到一千三百四十六斤，比治水改土前的一九六九年增加二百三十斤。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千年老河让了路，百年老坟搬了家，古松面貌变了样，大寨红花遍地开。”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制订长期规划，‘指出：“这种计划的用处，是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回顾我们三年来制订和实现规划的过程，就是先进思想不断战胜保守思想的过程，使我们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明确继续前进的方向。通过规划的制订和实现，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改天换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更加高涨了。还在一九七○年“三抢”刚结束，当公社党委开会检查总结工作，提出治水改土大干一场的打算时，就有一些同志，特别是位于高塘田的队干部表示反对。他们担心大干“太冒险”，弄得不好，几年来辛辛苦苦搞上去的产量要下降，收入要减少。究竟是迈开大步大干，还是停留在前几年的做法上小千？我们组织大家同大寨大队比，同别的先进单位比，对照自已我差距，激发起学先进赶先进的革命干劲。许多同志说“大寨年年大干，面貌年年大变。我们学大寨，就要学习大寨大干苦干的革命精神。”“大寨大队贫下中农依靠毛主席革命路线，搬石头，移山头，人工造出平原。我们同样可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开河挖土，人工造出高塘田来。”后来，我们又把这个问题拿到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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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中农中去讨论，许多贫下中农尖锐地向我们指出，先进单位就是先进在思想新，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年年有创新。我们古松这几年面貌改变不大，就在于干部思想上古，行动上松。他们一致提出：“大寨贫下中农能治山，为什么我们古松贫下中农就治不了水？”通过这一场大讨论，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思想政治路线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大干争取大胜利的先进思想得到了大发扬，固步自封的保守思想的市场大大缩小了。
    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党委领导千部走出办公室，和生产队、大队千部一起，同贫下中农相结合，踏遍了全公社十九个大队，对每一条河道、每一个圩区进行调查勘察，广泛听取老农的意见，前后三个月，制订了一个治水改土的三年规划草案。当我们把这个规划蓝图发到全公社生产队进行讨论和征求修改意见时，广大贫下中农高兴地说：“看了这个规划，好象戴上了望远镜，看到了社会主义农村的远景，心胸更加开阔了，做生活更加有劲了。”
    但是，规划制订出来了，并不等于先进思想同保守思想的斗争已经解决了。在实现规划的过程中，这两种思想的斗争还会不断地表现出来。记得我们治水改土规划搞了一年以后，有人提出，这样连续搞三年，“太紧张了”。他们主张工程要停一停，人要歇一歇。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爱护群众”，才叫做“有群众观点”。究竟应不应该坚持大千？怎样才真正反映群众的愿望，爱护群众的积极性？我们通过总结工作，组织干部进行了讨论。
    在实现治水改土规划的第一年中，开挖古浦塘这件事给了大家很深刻的教育。这条主要河道，计划全长三千八百米，宽二十米，需挖土十八万方，按每人每天一个土方计算，
    六千个劳动力上工地，一个月才能完工。但是，计划一到了贫下中农手里，大家满怀着“建设古松新水乡，誓对人类多贡献”的革命情，一再修改工期，第一次缩短到二十天，第二次又缩短到十五天，最后，六千个社员，起早摸黑，大干、苦千加巧干，只花了十二天就完工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古浦塘的提前修成，是对林彪、孔老二一类骗子污蔑群众是只关心“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的“小人”的最有力的批判。这个生动的事例，也帮助那些怕群众“紧张”的同志克服了保守思想。究竟谁怕紧张？你看，在各个开河工地上，日里一片人，夜里一片灯。原来规定哨子一叫、广播一响就出工，现在，不等哨子吹，广播响，社员早已起早摸黑上工地了。在许多工地上，干部要一再吹哨子，几次三番催促，社员才肯收工回家。这说明，紧张战斗，改变面貌，才真正代表了群众的愿望，而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高涨起来的时候，主张停一停、歇一歇，变大干为小干，那才是脱离了群众，是缺乏群众观点的表现。
    在实现治水改土规划的过程中，我们还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集中起来，就是连续大干水利建设，怎样做到不影响当年生产，不减少社员个人分配，怎样正确处理全公社的整体利益和各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局部利益的关系。
    我们治水改土，目的就是要更好地发挥地力，更加迅速地提高产量，增加社员收入。三年来的实践也告诉我们：只要认真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充分调动广大社员群众的积极性，这些目的是完全能够达到的。三年中，我们遵照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教导，努力做到边开挖新河，边平整土地，尽可能使水利建设在当年发挥效益，避免荒废土地。在劳力的安排上，除由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带领主要劳动力投入治水改土斗争第一线外，同时，留下部分干部分工抓冬季的田间管理工作。遇到需要突击施肥、防治病虫害和开沟排水时，就从治水工地抽调劳力，做到统一调度，既确保治水施工，又不误农时。在三年治水改土工作中，全公社粮食常年亩产量逐年稳步提高，总产量除一九七一年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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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一九七二年比一九七○年增产四十四万斤，一九七三年进一步增产一百零六万斤。社员平均个人收入，一九七○年为一百二十元五角，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三年三年中，分别提高为一百三十一元七角、一百四十八元四角和一百三十七元五角。
    在开挖新河的过程中，往往有个别生产队当年被挖废的土地较多，甚至需要占去部分好田。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组织这些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认真学习毛主席“要提倡顾全大局”的教导，摆正生产队的“一着棋”和全公社“一盘棋”的关系，自觉地保证治水改土规划的实现；另一方面，我们又充分发挥人民公社大集体的优越性，组织生产大队对他们进行力所能及的支援，保证他们不减少甚至增加收入。
    我们公社的永利一队，按照规划，新开河道中有古浦塘和三号河、四号河需要经过这个生产队，约需挖废土地五十多亩，相当于这个生产队耕田面积的五分之一。这个开河工程搞还是不搞，对这个队的生产和社员生活确实关系很大。但是，当全队干部和贫下中农反复讨论了开河方案，了解到这个工程完成后，虽然自己损失了五十多亩土地，换来的却是六个生产大队一万一千多亩易旱易涝田可以变为旱涝保收田，多数人就一致认为：“这
    三条河应该开。”但是，有些同志又提出，能不能改变新河道的走向，让其他生产队共同分担一点损失？于是，我们就组织永利一队和有关生产队的干部一起勘察现场，重新讨论河道走向。结论是，如果改变新河走向，永利一队虽然可以少挖废十儿亩土地，但是却要拆迁国家粮库，还要拆迁兄弟队的一个村庄，损失就更大了。这同维持原方案，挖废永利一队五十亩土地相比，“一个是西瓜，一个是芝麻”。永利一队的同志也说：“我们总不能想着芝麻丢了西瓜。”这样一比一算，永利一队的干部思想通了，决定按照原规划开挖新河。但是，一个生产队一下子挖废五十亩土地，对于这个生产队的生产和社员收入的影响确实是太大了。许多生产队的干部在讨论开河方案时一致提出：“永利一队为保证全局，牺性自己，发扬了龙江风格，我们可不能眼看着他们遭受损失。”于是，大家在开挖新河的同时，组织一部分劳动力帮助永利一队填平老河，平整土地，从中补回来三十五亩耕地。“大家还
    一致同意，多分配给他们一定数量的肥料，安排十个劳动力分别到社办和大队办的企业工作。一九七一年，即在永利一队境内开挖新河的第二年，永利一队粮食持续丰收，常年亩产量不仅没有降低，还比上年增加五斤八两，社员个人平均分配收入也比上年增加一角。
    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产量和社员个人分配收入继续提高。社员高兴地说：“治水改土是百年大计，近看是损失，远看却是造福。”他们治水改土也更自觉、更积极了。
    我们经过三年治水改土战斗，生产面貌虽然有了改变，但还是很初步的。为了把我们全公社四万一千亩耕地全部建成为“稳产高产田”，夺取更大的农业丰产，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努力去做。特别是我们的机械化程度还不高，“三弯腰”问题、主要是拔秧弯腰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的多种经营还没有很好开展，河岸、水面还没有充分利用起来。就是拿治水改土工作来说，也仅仪做了农业“八字宪法”中水、土两字的部分工作，何况水利的配套工程还不齐全，土壤也还有待继续改良。我们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深入批林批孔，促进农业生产，并且依靠广大社员群众，制订一个十年的长远规划，使“农业学大寨”运动更加健康深入发展。我们要把规划工作看作是对广大社员进行共产主义前途教育的
    一个有力的措施，以进一步调动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争取古松公社和全国各地一样，面目一年一年地起变化，努力做到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
    一个更大的变化，把古松公社建设成为繁荣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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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中共青浦县练塘公社委员会
    毛主席发出“人民公社好”的伟大号召，已经十五年了。十五年来，我们公社的农副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一九七三年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相比，全公社粮食常年亩产增加百分之六十，农副业总收入增加百分之八十九。在毛主席“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的方针指引下，社员每人平均分配收入比高级社时期提高一点二五倍。如果加上家庭副业收入，全公社每个生产队社员的平均收入都已经大大超过了单干时本地富裕中农的水平。
    在使全公社社员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过程中，扶助“穷队”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公社的一百六十五个生产队中，有四十个“穷队”，其中有半数集中在三个大队里。这些“穷队”的生产发展和社员平均收入，都大大低于全公社的平均水平，积欠的国家贷款也长期无力偿还。手心手背都是肉，贫下中农一家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应当积极扶助“穷队”，使它们迅速改变原来的落后面貌。
    但是，在怎样帮助“穷队”提高生产和收入水平的问题上，我们曾经走过一段不小的弯路。.“穷队”为什么长期穷？过去我们的眼睛里头只是看到他们生产条件差，扶助“穷队”也总是从经济上考虑比较多，给钱、给东西，安排他们种慈姑、茭白等收入比较高的作物，或者安排部分劳动力参加城镇运输，增加他们的劳务收入。谁知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反而助长了有些干部向上伸手的懦夫懒汉思想，“穷队”的面貌还是改变不了。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实践证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只有用毛主席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去武装“穷队”，帮助他们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才能真正扶助“穷队”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斗、批、改运动的深入发展中逐步发现，全公社四十个“穷队”，除了八个队是由于底子薄或者经营管理不善以外，其余的队或者是由于领导干部软弱无力，抓不起工作；或者是由于干部作风严重不正，在这些队里刮起了一股资本主义的歪风；个别队则是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总之，在这些“穷队”里，领导权没有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若和广大群众手里，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没有得到确立。光从经济上去帮助，不抓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实际上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是决不能够改变“穷队”的落后面貌的。
    从路线上去看问题，就抓住了纲。我们结合清队、整党和一打三反运动，组织干部到“穷”深入发动群众，揪出暗藏的阶级敌人，调整和充实领导班子，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这样一来，这些生产队的广大贫下中农普遍扬眉吐气，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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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性大大发扬起来了。我们公社有一个东叶厍大队，是个有名的“穷队”。一九六二年，这个大队粮食平均亩产只有六百三十五斤，年终分配时拿不出现金，七个生产队的生产资金，队队都靠国家贷款。到了一九六五年，全大队累计积欠国家贷款三万七千多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天还是这样的天，地还是这样的地，但是贫下中农和千部的精神面貌变了，他们团结起来，奋战了三年，一九七二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一千二百四十二斤，比二九六五年提高百分之三十一，比一九六二年提高一倍；社员平均分配收入也比一九六五年提高百分之五十，比一九六二年提高一倍以上，去年继续又有提高。这个大队长期积欠国家的贷款也已基本还清。看，路线端正了，面貌的变化就有多么大啊！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不会停息的。根据我们的体会，只有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才能使全体社员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过去，东三大队的有些干部总认为自己的队“条件差，底子薄，靠增产粮食富不了”。一九六九年，当粮食亩产已经从一九六五年的六百七十八斤提高到一千零一十五斤的时候，大队党支部的某些同志为了加速改变原来的“穷队”面貌，动用部分储备粮来多养鸭，.还要求国家让他们少种一点粮食，多种一点西瓜、慈姑。“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干部看支部”。党支部执行路线一偏，资本主义倾向就开始抬头。有些人大搞私人养鸭，有些人割草晒干，高价出售。这股歪风一刮，大队中有不少人关心个人比关心集体为重，参加集体劳动不如过去积极了。这样做，穷有没有变富呢？有的，那些靠歪门邪道赚钱的人是富了，有的一年就赚了一千多元。但是这样的社员，在全大队二百六十
    三户社员中只占十户。而对整个东三大队来说，一九七一年粮食平均亩产又下降到九百
    七十五斤，集体副业纯收入减少了四万多元，使这一年每个社员的平均分配收入比上一年减少了四十元。毛主席阜就指出：“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许多贫下中农看到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造成的恶果，对干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说：“不讲路线只讲钱，陷进泥坑真危险。”东三大队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通过批林整风，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自党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他们一面大力治水改土，大积肥料，一面积极发展集体养猪，广种杞柳，大搞集体副业。第二年粮食平均亩产就达到了
    一千一百六十三斤，社员个人分配收入提高到一百五十六元。一抓路线，满盘皆活。“穷队”粮食普遍增产，其中有半数的生产队的粮食增产幅度超过公社平均增产数的一倍左右。“穷队”面貌的改变，主要是个路线问题。我们在帮助“穷队”树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思想的同时，在可能的条件下，也为“穷队”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加速他们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步伐，以进一步体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从我们公社许多“穷队”的情况来看，自然条件的确比较差。我们公社有一半耕地是低荡地，在这些“穷队”里就特别集中，解放前是“大水一来白茫茫，九年三熟六年荒”。在农业合作化时期，社小力量小，只能筑堤修圩挡挡潮汛，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易涝的局面。人民公社化后，单靠生产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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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队的力量也很难办到。现在，我们公社、生产大队两级集体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就可以把人民公社三级集体经济的力量拧成一股绳，统一规划，大规模地治水改土。一九七○年春，我们组织五千多人，奋战二十五天，挖土二十八万方，开出了一条长达五公里的大河。连续三个冬春，开挖新河十八公里，挖土九十万方。十三年来，单是公社兴办的水利工程，就有九座水闸，四十一处电灌站，五十六顶桥梁，圩堤用石块水泥板护坡十五公里。这些工程所需资金，除由国家投资百分之五十七以外，其余部分的百分之七十由公社和生产大队承担，只有百分之三十由各个生产队分摊。这些水利工程竣工后，在抗旱、排涝中发挥了很大的效益。过去许多低洼地只能赶在大潮汛以前种一熟早稻，现在一熟变三熟。这对“穷队”面貌的改变起了很大的作用。东叶库大队由于扩大了三熟制，加上三百多亩原来被水淹没的蒲草荡改造成为粮田，粮食产量从一九六二年的七十六万斤提高到一九
    七三年的一百七十二万斤，增加了一点二五倍。
    “穷队”底子薄，积累少，要购买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以及举办多种经营和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时，一时拿不出这许多资金来。这几年来，我们公社、大队两级企业发展后都有了一些积累。因此，除了国家贷款以外，我们还可以从这些积累中轴出一笔钱，无息贷给“穷队”。当年无力归还的，允许在二、三年或四、五年内还清。“穷队”要造林、种杞柳、养猪，大队企业还以临时周转的形式给他们树苗、柳条和仔猪，积极扶持他们发展副业生产。随着“穷队”生产的发展，现在已经不要国家再增拨信贷资金了。在全公社的范围内，从公社积累中提供的无息贷款，也从一九六五年的十二万元减少到现在的五万元。
    生产队内一般都有少数经济比较困难的社员，我们有责任去关心和帮助他们。这些困难户人口多，劳力少，分配收入低，一发生疾病等意外事故，就需要从生产队的公益金中给以适当补助。这在“富队”比较容易解决，但在“穷队”就比较困难了。我们为了帮助“穷队”的困难户克服困难，充分运用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许多大队办的副业企业都尽可能吸收这些困难户中的半劳动力去担任他们可以胜任的工作。四农大队有个“穷队”，有三户困难户，一九六九年透支金额达到五百五十四元。后来，大队企业吸收了困难户中病残体弱的人去工作，使这些困难户不仅不再透支，还归还了透支款四百六十二元，有一户一九七二年还分得了现金一百八十四元。这样一来，困难户改善了生活，生产队也因此减轻了经济负担，可以积累更多的资金以发展农副业生产。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从我们公社范围来看，原来意义上的“穷队”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生产大队和生产大队之间、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还存在着富裕程度的差别；而且，原来的“穷队”赶上来了，原来的“富队”有的却又相对地显得落后了。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工作也总是做不完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农村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将始终存在，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一定要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道路，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我们坚信：只要坚持这样去做，就一定会建设起一个越来越富裕、越来越繁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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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量要上去，农本要下来
    紫兴大队坚持勤俭办社方针的调查
    上海县马桥公社紫兴大队，紧靠闵行工业区，地少人多，平均每人只有一亩田，半数以上种粮食，其余种棉花。
    这个大队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多年来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自觉地把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作为落实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大队党支部每年从头抓起，平时检查，年终总结，努力实现高产低农本。全大队在不断增产的同时，农业支出占农业收入的比重连续十二年保持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一九七三年，.粮食常年亩产达到一千
    九百.二十三斤，同十二年前的一九六二年相比，每亩粮食增产了百分之一百十四，而农本只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二。八个生产队，已连续八年不要国家贷款和预购定金。目前集体存款有十七万多元，储备粮够吃七个月，社员收入也显著增加。尤其可贵的是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得到发扬，以铺张浪费为耻，以勤俭节约为荣，已经蔚然成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更加巩固了。
    算勤俭节约的政治账
    在夺取高产的过程中，要不要同时强调节约农本？在这个问题上，紫兴大队的千部是在反复的斗争中逐步提高认识的。过去，有些干部在抓生产的时候，只想到夺高产，不管节约农本，认为夺取高产有政治意义，多花点农本是经济上的小问题。有的还说什么，“只要产量上层楼，不怕农本高过头”，以为这是算的政治账。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有些生产队花钱大手大脚，积肥怕艰苦，就多买化肥，能动手修造的工具也花钱去买。
    政治账应当怎么算？文化大革命中，大家通过学习党的基本路线，联系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工作，不断提高了认识。有个生产队粮食产量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花钱大手大脚，农本增加较多，使社员收入减少。一个富农分子还趁机在群众中煽动，说：“种一点葱，换一只钟。”一度刮起了一股不关心集体、热衷于家庭副业的歪风。这些事实教育了大家：所谓经济问题实际上早已成为政治问题了。·同时，过去有些犯错误的干部，也往往是从大手大脚乱花钱开始，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侵袭，逐步蜕化变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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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促使大家认识到，在经济领域中始终存在着尖锐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决不是什么无足轻重的小问题。紫兴大队党支部每年都要抓住这些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经常组织干部、群众回忆对比，进行阶级教育和路线斗争教育，启发大家不断发扬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阶级本色。
    这几年大队和生产队集体经济大大发展，家底越来越大，但干部和社员群众仍坚持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就拿肥料来说，如果派人到附近工厂做临时工，一人一天的工资可以买十多斤化肥，既挣钱又比挑河泥、割青草省力。有个别人就曾经提出过这种主张，多数人则坚决反对，说：“图省力想赚钱，建不成社会主义新农村。人懒思想变，就要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他们坚持大积自然肥料，仅河泥一项每年都要挑二十多万担。积肥多了，买化肥就少了，去年全大队粮食亩产量高于全公社平均数二百多斤，施用化肥却比全公社平均数每亩少花四元多钱。现在，许多生产队都有了几万元集体储蓄，但对于几元几角的零星开支，都精打细算，从不乱花。例如，拉柴耙、扫帚每把不过几角、元把钱，他们坚持自己动手做，从来不买现成的。化肥口袋里残留的化肥屑子，都要洗下来浇田。就连一截旧铅丝、一根绳头，也都捡起来保存备用。许多贫下中农说得好：“我们勤俭节约，不光是为了省几个钱，这是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二队保管员老贫农黄荣生，无论走路、下田，见到散落的稻穗、谷粒都要检起来，甚至看到轧谷时谷粒飞到屋顶上也要爬上去扫下来。去年
    一年，他从屋上扫下的、麻袋里拣出的稻谷共有五十多斤。有人问他：“为啥工作这样顶真？”他回答说：“解放前种出的稻谷一粒也不是我们的，现在粒粒都是社会主义的。.我们要经常想想这一点，可不能忘本啊。”
    每一元钱都要用在刀口上
    农业生产中，由于各生产队自然条件不同，农作物品种、茬口安排不同，气候又经常变化，因而采取各项生产技术措施，都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使之符合客观的具体情况。这实际上也就是如何做到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的问题。但是，有些干部在指导生产中，往往不同群众认真商量，作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或者对上级指示照搬照套，不从实际出发，搞“一刀切”，结果浪费人力物力，多花了农本，却收不到增产实效。特别是在防治病虫害工作中，这类事更容易发生。过去有几年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上面号召治虫，有些生产队就不管有虫无虫，来一次普遍打药水，这样，多用药增加成本，有的甚至产生药害，造成减产。群众批评这种做法是“没有看到敌人就乱放枪”，“喇叭机一响，两只肉猪白养”。
    针对这些情况，大队党支部组织千部学习毛主席关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教导，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使干部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不断发扬。这几年中，这个大队在领导生产工作中，注意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有事和群众商量，实行生产民主，使生产技术措施努力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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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充分发挥水稻、棉花、灌溉、植保、种子等专业管理人员的作用，组织他们学政治，学技术，经常总结交流经验，提高科学种田的水平。他们的口号是，为了夺取高产，该花的钱，几十元上百元也不惜本；该省的钱，一角一分也不随便乱花。
    上面统一布置的生产技术措施如果不符合本队的具体情况，那怎么办呢？大队党支部遵照毛主席关于“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的教导，不怕批评指责，坚决反对盲目性。以治虫为例，一九七二年九月，公社召开的防治稻飞虱现场会，要求各生产大队普遍打一次药水。会后，大队组织干部和老农、植保员踏田检查，许多田块没发现有虫，他们就决定，有一块打一块，有一片打
    一片，七队、八队田里没有发现稻飞虱，就一块田也不打，做到“不见敌人不打枪”，避免了浪费。去年，五队早稻田上刚发现虫害，他们在公社还没有动员以前，就突击普遍喷药，防止了蔓延，保证了增产。由于他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防治病虫害的效果比较好，用药量也比全公社平均数低百分之二十。
    集体的财产要靠大家来管
    随着集体经济的迅速发展，机械化水平逐步提高，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农机农具等等集体财产越来越多了。怎样把它管好用好，这是坚持勤俭节约、降低农本的一个重要课题。
    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些生产队经常发生各种财产物资损坏丢失，维修添置费用浪费很多。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认识到集体财产保管工作上的浪费原因千条万条，关键的一条是没有依靠群众。后来，他们认真实行了经济民主，提倡集体的财产大家来管，情况就有了显著的改变。现在，生产队普遍建立了贫下中农经济监督小组，定期公布账目。需要动用集体资金，凡是用钱不多的，要经队委会讨论，大笔支出，都要经社员大会讨论，这样就克服了过去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去年，二队队长想花一千多元买一部新的脱粒机，购货单已经领来了，但是，拿到社员大会上一讨论，大家认为旧的还可以使用，暂时可以不买。结果，把购货单退了回去，节约了一笔开支。大队党支部还经常教育干部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制度。全大队九十多名干部、党员，除一人有特殊困难，经群众讨论同意，向集体借支较多以外，都没有超支生产队里的钱。
    发扬经济民主，依靠群众管理集体的财产和物资，使广大贫下中农进一步激发了当家作主人的责任感，更加关心和爱护集体财产了。许多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为了防止老鼠咬坏筛子，用后都要收拾干净挂起来；为了防止铁铲生锈，用后都要擦干净，头朝上放在干燥的地方；塑料薄膜爱惜使用，破了及时修补，一般都要使用三年。六队在初级社时折价入社的十四只篰、十六条栈条、九只团箕，二十年来，年年修补，到现在仍在继续使用。这个生产队在一九六五年前后购置的三十八只氨水甏，包括甏盖在内，到现在只只完好，几年来，没有再添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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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断揭露矛盾中胜利前进
    生产年年在发展，勤俭办社方针年年在宣传，降低生产成本的工作也做了不少了。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进一步降低农本呢？有些同志看到，增产指标年年在提高，肥料、农药和农机具等的生产费用势必要增加，就认为降低农本的潜力已经挖尽了。紫兴大队党支部从生产队先进和落后之间的差距中，看到了增产节约的潜力，实现高产低农本，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努力去做。
    紫兴大队有个制度：在年终分配结束时，党支部组织生产队干部一面总结工作，一面比先进，找差距。不但在大队内各生产队之间比，还同公社以外的先进单位比，发扬先进，教育后进，以此来进一步提高实现高产低农本的信心和决心。.一九七一年，全大队各生产队之间，粮食亩产量高的队近一千七百斤，低的队只有一千四百多斤，相差近三百斤；农本比重，低的队只有百分之二十三，高的队却达到百分之二十八。其中，如二队和四队两个生产队，规模相等，土地、劳力、作物布局等条件都基本相同，产量也相差不多，但二队农本占农业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四队占百分之二十八。大队党支部就组织生产队千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到四队开现场会，总结高产低农本的经验。在这个会上，大家对二队和四队的生产费用开支和集体财产保管使用情况一项一项进行比较，从中找出农本高的原因和降低农本的经验。例如：塑料薄膜，两个队都买了二百八十八公斤，但二队用得爱惜，管得好，只损耗四两，四队损坏得厉害，而且有几十斤不见了，单这一笔费用，就要多损失二百多元。又如：劳动车的使用保管，四队修理费要比二队多花二百多元。养猪的青饲料，四队种的少，要到市区菜场去买下脚，比二队又多花四百多元。加上四队其他各种小农具损坏较多，总共比二队多开支一千多元。这样一对比，对四队队长的教育很大。他当场自觉地作了检查，说：“我原来以为只要提高粮食产量，话就讲得响，现在才看到了放松降低农本的工作，对集体、对国家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损失。”其他生产队通过这次会议，也得到了启发，许多队的千部和贫下中农主动比先进，找差距，针对自己队里存在的浪费漏洞，纷纷制订措施，改进管理，进一步挖掘增产节约潜力，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原来比较后进的生产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例如：上面说的四队，一九七三年粮食亩产提高到一千九百四十六斤，农本比重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六。原来比较先进的三队也继续前进，一九
    七三年粮食产量进一步提高，成本仍保持在原来的水平。
    但是，正如紫兴大队干部所说的，增产节约没有尽头，进一步实现高产低成本还大有可为。目前，这个大队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开展，他们决心通过这场政治斗争，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进一步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上海市农业局、上海县农业局联合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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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贫下中农服务的理论兵
    ~上海县三林公社的调查
    上海县三林公社，在批林整风运动中，逐步形成了一支理论宣传队伍。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开展后，这支队伍进一步发挥了战斗作用。参加这个队伍的，有百分之八十是在农村插队落户和回乡的知识青年。他们在斗争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贫下中农高兴地称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理论兵”。
    这支理论宣传队伍的形成，完全是适应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需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公社原来有五百多名“土记者”，分布在各个生产队中。批林整风运动开展后，广大贫下中农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但很多人“苦水倒得出，道理讲不清”，迫切要求知识青年发挥作用。.池河生产队有个老贫农，批林会议一结束，就拉着担任“土记者”的知识青年到家里，对他说：“听了大家对林彪反革命罪行的揭发，我火都冒得要穿顶了。我讲你写，让我们一起来狠批林彪这个大混蛋。”为了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贫下中农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积极性更高了，他们也要求知识青年“有根有攀地讲一讲什么叫‘先验论'，什么叫‘天才史观’”。公社党委从社员群众中了解了大家在学习、批判上的这些要求，逐步认识了培养理论宣传队伍的重要意义。他们一面在原有“土记者”的基础上，吸收优秀知识青年参加，建立了一百二十多个青年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小组，一面又学习兄弟公社的先进经验，在全公社二百十三个生产队中分别办起了政治夜校，有九百二十三名知识青年担任学习辅导员。这些知识青年边学习，边向贫下中农宣讲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几年来，他们同贫下中农一起，普遍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和《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著作，有的还学习了《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等著作。
    这支理论宣传队伍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他们在公社党委领导下，.认识到，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闻风而动，积极参加批林批孔斗争，才能显示自己的生命力。为了帮助贫下中农深入批判林彪鼓吹孔孟之道，推行“克已复礼”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有关指示，学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重要社论，在大批判中发挥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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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头作用，同时又查找有关书刊，编写通俗资料，通过讲课、漫画等多种形式，向贫下中农獬说孔子是什么人、林彪怎样运用孔孟之道搞修正主义，等等，以推动群众性的批林批孔不断深入。
    在批林批孔中，公社、大队引导这支理论宣传队伍坚持深入群众，调查本公社、本队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同贫下中农一道，对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进行有力回击。小西林生产队有个不服管教的富农分子，有些同志原来认为，“死老虎没有什么搞头了”；后来，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狠批刘少奇、林彪散布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土记者又写了小评论，在田头宣读，社员群众便进一步发动起来了。结果，在这个反动富农的家里查出了隐藏的内容极其反动的日记。大家抓住这个活靶子，深入地批判了林彪效法孔老二阴谋“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革命罪行，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认识更加清楚了。有些生产队虽然没有四类分子，但是，通过联系社会上阶级斗争的事实，如贩卖票证，搞封建迷信活动等等，进行揭发、批判，从而使大家认清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许多社员说，林彪依靠地富反坏分子搞复辟，又用甜言蜜语向我们鼓吹“两斗皆仇，两和皆友”，就是要把我们重新拉回到旧社会的悲惨境遇去，要我们吃两遍苦，受两茬罪。我们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坚持斗争哲学，把孔老
    二、林彪批深批臭。
    公社、生产大队党组织还引导这支理论宣传队伍，在批林批孔中联系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捍卫贫下中农的根本利益。有个生产队长，过去大家都认为他“门槛精”，“集体的家当得好”。理论宣传队伍对这件事深入进行了调查，使大家认识到，这个队长“门槛精”，就“精”在违反国家计划安排上。原来他见到人家哪种品种的蔬菜种得少，他就拚命多种，有一季因为多种了几亩小葱，少种国家计划安排的品种，使生产队每亩多收入几百元。在批林批孔中，大家提高了觉悟，一致认为这种走歪门邪道的“门槛”万万“精”不得。在政治夜校，理论宣传队伍又帮助大家选学毛主席有关指示，对这件事进行阶级分析，进一步揭发生产队内部存在的矛盾，并且深入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通过批判，社员群众表示要更加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堵塞资本主义邪道。这个生产队长也认识到，“只想赚钱，不顾路线，
    十分危险”，表示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依靠贫下中农，牢牢把正方向盘，当好社会主义集体的家。
    同任何一种新生事物一样，贫下中农理论宣传队伍的成长，也同样经历了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当青年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小组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有人就讥笑青年高涨起来的学习热情是“赶浪头”、“出风头”，说：“种田人学马列是泥腿子想当大学生，癞哈蟆想吃天鹅肉”。这些风言风语不抵制，对青年的学习积极性影响极大，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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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队伍的巩固提高也很不利。针对这个情况，公社党委组织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一起深入批判林彪攻击“马列过时”、反对工农兵学习马列的反革命罪行，使大家认识到，一切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反对劳动人民学习革命理论，目的就是妄图永远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让修正主义路线头子稳稳当当地复辟资本主义。这样，就大大激发起大家的无产阶级感情，群众性的学习活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还表现在理论宣传队伍内部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为了扶植理论队伍健康成长，公社党委注意从思想上、政治上关心他们，防止和克服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毒素的侵蚀。许多知识青年进取心强，学习积极，工作热情，但是，有些人工作上一有成绩就骄傲，一遇挫折就消极。还有一些知识青年理论宣传工作一忙，就往往放松了参加劳动。针对这些思想，党组织就帮助知识青年建立民主生活制度，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组织贫下中农对他们进行耐心教育，要求他们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坚持走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东明大队有个知识青年参加理论宣传队伍后，在政治夜校作出了一些成绩，对社员就要起骄傲来了，谁迟到了他就板起面孔，谁多问了几遍他就不耐烦。结果，有的社员就索性不去上他的课了。这时，大队党支部就组织老贫农找他谈心，帮助他认识：贫下中农因为在旧社会读不到书，吃尽没有文化的苦，解放后有了学习机会，学马列学文化的心愿是多么迫切；理论宣传队伍正是为贫下中农掌文权，因此，一定要有火热的阶级感情去为贫下中农服务。这个知识青年通过谈心，很受感动，从此不仅在讲课时耐心热情，而且经常挨家挨户访问，关心贫下中农学习上的困难，进行个别辅导，深受社员欢迎。
    公社党委还注意帮助理论宣传队伍提高文化理论水平。公社、生产大队分别建立学习辅导小组，由公社党委书记和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亲自组织交流学习心得和集体备课。为了便于联系实际，使理论宣传更能切合当前斗争和群众思想实际，公社和生产大队辅导小组在活动时，都分别由有关的党委委员参加。有的还组织贫下中农向辅导小组讲述本地区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回忆自己在解放前经历的苦难家史，等等。
    现在，三林公社贫下中农理论宣传队伍正象破了土的秧苗，在党的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我们相信，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逐步深入，这支土生土长的理论兵队伍一定能够发挥更加巨大的战斗作用。
    (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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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谈“农民为什么不爱土地'
    评苏修一场关于农业危机的讨论
    陈高志
    从一九六八年开始，苏修报刊围绕着所谓“对土地的爱”，进行了“相当热烈”的争论。众说纷云，莫衷一是。只有一点“十分一致”，都责怪农民不好，说他们“没有必要的对土地的爱”。这场讨论，连续了三年多。大概怕这样下去太煞风景了，到苏修“二十四大”时，勃列日涅夫跑出来说：农业劳动在苏联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农村青年现在比较乐意留在农村工作了”。从这以后，热闹的议论暂时静寂下去了。然而，无声的沉默不等于问题的解决。尽管新沙皇已经定了调子，事情却并不象他想象的那样美妙。农民依旧如潮水般地涌向城市，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年，全国有一千六百万农民流入城市，农业劳动力绝对数减少了三百十万人。在这十二年中，培养了八百六十多万农机手，留在农村的不到八分之一，绝大多数跑掉了。因此，苏修报刊总不时地唠叨着“农民不爱土地”的问题。
    祖祖辈辈劳动和生活在农村的庄稼汉，为什么会“不爱土地”呢？有个苏修头目回答道：“青年从某些农村地区外流的原因往往只是由于住房和文化生活条件差。”妙极了！农民“不爱土地”，就是因为农村“物质条件差”，缺乏电影院、俱乐部、餐馆商店、柏油马路，“没有很多东西吸引人”。怪不得有人建议干脆让农民都搬进城市去住，“每天电气火车把成千上万的人从城里送往各个工作岗位去，到郊区的国营农场和农庄去”。这样，农民的生活条件算是好了，而且把辽阔的俄罗斯原野变成了空洞洞的无人区，当然不用再担心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了。这该是多彻底的办法啊！
    但是，人们不能忘记，十月革命后，苏联农民群众是何等热爱土地，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呵！这难道是因为当时的农村物质条件好吗？当然不是。这只是因为，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从俄国地主资产阶级手中夺回了土地的农民，和工人阶级一样，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翁。他们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批社会主义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他们打垮了白匪、富农的进攻破坏，粉碎了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捣乱，建设了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苏联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并且成为西欧许多国家粮食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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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的来源。那时的农村，物质条件极端恶劣，但并没有使农民离开土地，相反，激励着他们发愤图强，艰苦创业。胡说农民流向城市，只是因为城市“人多热闹、花样多”，是想到那里去享福，这是对苏联广大劳动农民的莫大污蔑！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老爷们自己追求的是荒淫无耻的物质享受，过惯了每逢假期就流向疗养胜地的糜烂生活。因此，总不免要从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来看待劳动人民，借以自欺欺人。
    在这里，我们不妨提醒苏修老爷们，你们把苏联农民流向城市归之于“物质条件差”，这一说，可就露了馅了。正是你们自已，神气活现地宣称苏联已建成了世界上唯一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大言不惭地说什么“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创造着更充分地满足城乡劳动者物质精神需要的条件”，在全世界显示了“最伟大的优越性”。既然如此，大批农民怎么会由于“物质条件差”而离乡背井呢？岂不是自打耳光吗？你们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又到哪里去了呢？
    其实，如果说苏联农民物质条件差，那也是事实。农民群众物质生活条件同苏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相比较，简直是天壤之别。苏联农民是社会上地位最低、劳动最重、收入最少、生活最差的阶级之一。一个普通农民累死累活地干，平均月工资仅仅三十、四十或六
    十多卢布，只能勉强糊口。相反，一小撮农村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则不劳而获，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们的工资高达几百甚至上千卢布，还巧立名目，攫取各种各样的奖金。这种情况，在苏修的文学作品中也不断反映出来。有一本叫《人世间》的小说，描写过如此一个农庄主席，他多年来，“对人耀武扬威，发号施令，据说成了习惯啦。你稍不遂他的意，他就对你训斥，骂街，娘天娘地的骂得你狗血喷头”。他给自己盖起了大祥房，四周围上栏栅。坐在阔气的汽车里，象疯子似地飞来飞去。庄员气愤地说：“你这些财产是从哪儿来的，是从集体农庄里捞来的。”这个农庄主席的形象，其实是苏修农村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缩影，它反映了苏联农村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的客观事实。
    苏修一家报纸供称，农民“热爱土地的感情给根除掉了”。人们进一步追问：究竟是谁“根除掉了”农民对“土地的爱”呢？对于这一点，苏修叛徒集团是讳莫如深的。但答案明摆着，正是上述苏联农村两极分化的结果。众所周知，自从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之后，农村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大大膨胀了自己的权力，支配着整个农村的社会财富，包括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一土地。广大农民“不再是土地的主人”，而变成了“打短工的”雇佣奴隶。那些农村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人物，则跃为“全权的主人”。苏修报刊不得不承认，“当家作主的权利事实上转入了农场和农庄的领导者手里”。正是由于苏修叛徒集团利用他们控制的国家政权，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变为走资派所有制，剥夺了农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从而“根除掉了”农民对“土地的爱”。
    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从来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反映了一定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如果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土地曾经是造福苏维埃人的工具，那末，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后，土地则变成了一小撮农村特权阶层剥削农民的手段。他们凭借着占有和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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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资料的特权，在农村实行“一长制”和专家专政，用五花八门的“法制”、“纪律”等等来对付农民。一九六九年，苏修“集体农庄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所谓《示范章程》，大大扩大了农庄领导人和专家的权力，公然规定可以任意处分庄员，如降低工资、剥夺奖金、直至开除庄员资格。一九七二年七月，苏修中央还通过决议，叫嚷“专家对农业生产工艺问题的指示就是法律”。这些特权阶层俨然成了农村的独裁者，把农民的一切权利统统剥夺光了。农村的阶级对立十分尖锐。每当收获季节，在运送粮食的途中，到处布满警察岗哨，象防止小偷似的监视着农民。总之，一小撮农村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成了奴役、压迫农民的“鞭子”。面对这种残酷的阶级统治的现实，怎么能够叫苏联农民去“爱”已经属于一小撮走资派所有的土地呢？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透过农民“不爱土地”的现象，背后反映了苏联浓民对苏修新沙皇反动统治的刻骨仇恨。马克思曾经指出：“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考验的。”资本主义早期，工人用捣毁机器的方式反抗资本家的剥削。目前，苏联农民“不爱土地”，毫无生产积极性，“破坏技术设备”，“降低农活质量”，正反映了他们对苏修统治的一种反抗。苏联农民离开土地，大量外流，是随着资本主义在苏联全面复辟而出现的，是劳动人民同生产资料分离的必然结果，是苏联社会主义所有制演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必然结果。苏修叛徒集团硬把由于资本主义复辟而产生的严重恶果，说成是农民缺乏“对土地的爱”，并且开动宣传机器，发动所谓“问题讨论”，不过是玩弄骗局，企图掩盖阶级剥削与压迫的实质，转移广大农民的不满和反抗情绪。
    但是，纸包不住火，矛盾是掩盖不了的。随着苏修农业危机的日益深重，首当其冲的是，农业劳动力“尖锐缺乏”，“迁走的主要是劳力最强的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农村“急剧地衰老了”，造成“土地和劳动的无人负责现象”。这样，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据苏修农业部一九六九年透露，全国约有四分之一的农庄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有的地方则“甚至使得农村居民简单再生产都不可能了”。不仅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还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统治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带来了所谓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苏修内务部长就曾经大叫大嚷“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迁移产生”，“劳动力流动大的地方，犯法率要大得多”。那些到处流浪的贫苦劳动者，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只得营工度日。他们从四面八方汇拢起来，往往掀起了反抗运动，严重地动摇着新沙皇的法西斯统治。
    正因为这个缘故，苏修叛徒集团大吵大闹要“复活农民对土地的爱”，提出各种办法培养农民“对土地的主人翁感情”，还要“尽一切可能”把青年“在农村固定下来”。真是病急乱投医，各种各样的药方，堪称洋洋大观。
    这些药方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呢？就拿被称为“魔术钥匙”的包工小组来说吧。他们煞有介事地说：“通过包工组才能培养起对土地的爱。”真的这样灵吗？所谓“包工组”，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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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人分得若干土地和机器设备，包干从播种到收获的全部农活，按最终成果来决定劳动报酬。简单地说，就是“干多少活，给多少钱”。这丝毫不改变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土地的所有权，也丝毫不改变农村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与广大农民之间的雇佣被雇佣、统治被统治的关系。在农民没有劳动积极性，生产效率低的情况下，通过包工小组，把农民的收入同劳动的最终成果联系起来，仅仅是为了要“加强对工作质量的监督”，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以便榨取更多的农民血汗。因此，对这个办法苏修叛徒集团象是捞到救命稻草一样死死不放。一九七二年四月，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专门作出决议，加以推广。目前，在俄罗斯、乌克兰、土库曼、哈萨克、鸟兹别克等共和国“广泛采用了”包工小组制。但是，就象稻草不能解救溺水者的灭顶之灾一样，“包工小组”又怎么救得了苏修农业危机的命呢？
    “魔术”不灵了。苏修叛徒集团愈是叫嚷农民要“爱土地”，农村人口愈是大量外流。自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环绕着农业问题，一个个中央全会开过了，一个个许愿发誓过了，一个个政府决议领布了，千百亿卢布的投资花费了。但农业危机却越来越深重。苏修叛徒集团“怨天尤人”，一会儿责怪老天爷“把一切都搞乱了”，一会儿又训斥下面的千部无能。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这些败家子不但花光了斯大林时代的粮食储备，而且动用国库，抛售黄金，仅一九七二年一年，从国外进口的粮食就达到了两千万吨的世界空前纪录。为此，农业部门的一些头目因“管理不善”而被辙职，充当了克里姆林宫头头们的农业路线的替罪羊。但是，人们要问，从赫鲁晓夫下台后，农业从一开始就是勃列日涅夫亲自抓的，首先必须撤职的难道不应该是勃列日涅夫本人吗？
    在苏联农村中，只要存在着剥削与压迫，存在着阶级对立和贫富悬殊，那末，要“复活农民对土地的爱”，只能是单相思。谁指望苏联农民“爱土地”，岂非同强迫奴隶爱奴隶主的工具，农奴爱封建主的庄园，工人爱资本家的机器一样不可能吗？昔日的俄国农奴悲叹道：“我们所有的土地，不再是我们的父亲，而是我们的后母了。”不幸，今天苏联农民也象“憎恨后娘一样憎恨”土地。大规模流动的苏联劳动农民，同沙俄时代的流浪汉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从乡村流入了城市。但在城里，等待着他们的仍然是失业和流浪的命运。这里，不禁想起了俄国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描绘过的沙俄时代流浪农民的苦难情景：
    “世上那有安乐窝，俄国农民无处躲。勤稼穑，
    执干戈，
    走遍天涯，无非熬煎过。”
    在老沙皇的统治时期，善良而贫困的农民，走遍天涯，寻找一个“快乐而自由的人”，结果是到处碰壁。现在，在新沙皇统治下，广大农民又到哪里去寻找快乐和幸福呢？唯一的出路，只能是进行第二次十月革命，重新夺回政权，真正成为俄罗斯大地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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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史选判
    七一人民公社的诞生
    《七一公社史》编写组
    编者按：七一人民公社是一九五八年上海郊区成立的第一个人民公社。十多年来，它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不断成长壮大，显示出无限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用雄辩的事实驳斥了刘少奇、林彪之流和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毒攻击。
    这里发表的是正在编写的《七一人民公社史》中的一章。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
    大趺进暴露了高级社的矛盾
    “七一”地区的贫下中农和广大农民，在胜利经历了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激烈斗争后，以更加高昂的战斗姿态，向新的目标进军。他们和全市郊区农民共同提出，要争取亩产百斤棉（皮棉）、千斤粮、万斤菜，为社会主义多作贡献。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一九五八年一月，“七一”地区的十一个高级社，在有关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冒着历史上竿见的严寒，打响了空前规模的“水利之战”。
    这是广大贫下中农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新高涨。水利工地上的日日夜夜，一派热气腾腾，只见“白天一片人，夜里一片灯”。春节前夕，贫下中农破旧立新，提出了响亮的口号：“开河开到年甘九，吃过圆子就动手。”他们说到做到，“小年夜”还在河上奋战，大年初一就扫雪动工。这一仗，取得了重大战果，仅宝南一个乡，境内二百九十一条河浜全部翻了身，清澈的河流代替了淤塞的污沟，黑油油的河泥铺满了田地。老农们兴奋地议论着：“从来没见过农业上打这么大的仗，这次可是大开眼界了。”广大贫下中农在大搞水利中看到，要迅速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一定要大干，但是单靠一个高级社的力量是大干不起来的，须得跨出社界，几个、十儿个高级社联合起来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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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党中央公布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喜讯传来，“七一”农村顿时沸腾起来，村村队队，响遍了群众歌颂总路线的歌声：“总路线，是灯塔，大海之中不迷航。总路线，放光芒，沿着你走有方向。”各高级社的社员们都投入了学习总路线的热潮。他们用总路线精神对各项工作展开大检查、大评比，促进了思想大解放。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宝南乡友谊高级社八队自从年初大搞水利高潮以来，志气越来越高，干劲越来越大：过去不敢种双季稻，今年不但种了，而且有信心夺取好收成；过去不到农历五月不锄头遍花（棉花），今年不到五月已锄了三遍，棉花长势比哪一年都好。他们豪情满怀地说：“我们的农村，眼前还是一穷二白，好此
    一张白纸。我们一定能在毛主席领导下，用自己的双手，写上最新最美的文字，画上最新最美的画图。”千百年来一成不变的老规矩，现在要破一下了；过去从来也没有做过的事，现在要做起来了。大跃进的局面出现了。每一个高级社都酝酿着跃进的规划，要举办过去没有办过的各种事业。
    农具革新运动成了生产大跃进的第一个浪潮。沪星社的贫农叶品顺，根据自己多年种植棉花的实践经验，大胆改进和制成了“棉花条播机”，它能同时兼做起沟、下种、覆土、平整等四种农活，显著地提高了工效。这项新农具的试制成功，鼓舞了更多的人搞革新。有个一字不识的裁缝，也放下剪刀，拿起锯子，造出了一辆能负重儿百斤、适宜于乡间道路行驶的车子。这件事很快在群众中传开了，他们说：“裁缝能造车子，我们也有一个脑袋两只手，为什么不能搞革新？”于是，搞革新的人越来越多了。各社都试制和改制了一批新式农具，其中有“自行车式水车”、“多头喷雾器”、“脚踏式棉花移苗器”等等。这些革新农具，虽然比较粗糙，但成千上万的农民动手搞革新，这件事本身就生动地表明了总路线的巨大威力，它推动着农村逐步向着农业半机械化、机械化前进。正是在农具革新运动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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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础上，后来提出了农民自己办工厂的新课题。
    继农具革新一马当先之后，七月中旬，“七一”地区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又积极响应中共上海市委发出的“工农商学兵，跃进再跃进”的号召，开创了各项工作万马奔腾的全面大跃进局面。这个新局面的特点是：“农业八字宪法”在群众中逐步扎下了根，有力地指导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七一”地区农业大跃进的序幕，实际上是由年初的“水利大战”揭开的；在全面大跃进中，各高级社都在集中人力、物力，努力提高抗旱能力；他们组织能工巧匠试制新式灌溉工具，或者修挖河道，以利灌溉；或者几个社联合投资，建立机灌站。这一年夏天，“七一”地区遇到了三十年来少见的严重干旱，当时正是双季早稻开始灌浆孕穗、单季晚稻需要插秧的关键时刻，要是在过去，这样严重的干旱，早就要影响水稻生长，要使大面积的棉花卷叶。现在，刚刚兴修起来的各项水利设施发挥了作用，它保证了二千亩正在孕穗的早稻喝得饱饱的，一千七百亩单季晚稻及时插下了秧，六千亩棉花也生机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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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有一首《气得龙王肝火冒》的民谣，在群众中流传，它风趣地表达了社员们运用集体力量战胜严重干旱的喜悦心情：
    “龙王上座把扇摇，等着农民讨雨浇，虾兵来报满田水，气得龙王肝火冒。”
    肥是农家宝。为了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群众性积肥运动也广泛开展起来了。贫下中农解放思想，广辟肥源，提出使“野肥下田，水肥上岸，家肥出门”的豪迈口号。男社员爬上屋顶烟囱扫烟煤，女社员赤脚下滩捉螃蜞，老人和小孩到村头路边拾鸡粪；各社还纷纷派出专业队伍到市区收集垃圾，到苏州河里挖黑泥。这一年，各高级社的大熟作物，获得了比往年多几倍的肥料，改变了过去只靠粪肥、饼肥、化肥种田的情况。
    其他如深翻士地、选用良种、合理密植等各项措施，也都迅速广泛推行，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大跃进的花朵万紫千红。
    遍及全国城乡的大跃进局面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极端仇恨和恐惧。刘少奇一伙向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大吹冷风，污蔑大跃进是“吹牛皮”、“放大炮”。“七一”地区内的阶级敌人也不断放出破坏大跃进的空气。当联明高级社的干部和社员决定选择
    一块长势很差的早稻田作为亩产千斤的试验田时，敌人就在阴暗角落里刮冷风，说这是“癞哈蟆想吃天鹅肉，办不到”。他们准备等着看“笑话”。七月二十二日，这一块经过干部和社员精心培育的试验田里的稻子收割了。社员们都涌到田里，割的割，脱粒的脱粒，最后过称测算，达到亩产一千零三斤。这个好消息一下就使社员群众欢腾起来，大家扬眉吐气地说：“这千斤稻是争气稻，跃进稻。”
    广大贫下中农要搞社会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方向，是谁也阻挡不了的。现在，农业、农村工业、副业，各行各业都要求迈开更大的步伐前进，原来高级社的生产关系同迅速发展着的生产力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就越来越突出了。
    为了生产大跃进，大家都要搞农田水利，搞交通运输，但在高级社的情况下，要解决涉及几个社的不同利益的问题，存在不少困难，因此常常想搞而搞不成。九星社的阮家库村，提高产量的主要矛盾是缺水。他们想经过友谊社开一条河。友谊社核算了一下，开这样一条河，花几千人工，占去几亩熟地，受益不大，而当年的社员分配却会受影响，因此没有同意，开河的事就这样搁下来了。友谊社的隔壁有个联明社，因为生产发展了，社里添置了大车辆，想把原来的一条路加宽一下，但是这条路是穿过宝南社的，这就要占去宝南社的部分土地，面宝南社自己另有通路，因此也没有同意。
    为了生产大跃进，各社都需要购置各种农业机具。高级社资金少，一个社买不起大型机械。在“七一”地区的高级社中，没有一台拖拉机。有些农业机器即使买到了，因为社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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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分散，也不能充分发挥机械效能。中华社想买一台抽水机，经费筹划了很久，直至得到国家贷款，才买到一台可灌溉一千亩地的机器，但社里只种了二百亩水稻，机器就经常闲着。友谊社也买了一台抽水机，造了一个固定的排灌站，却因为社里的土地和邻社的土地“插花”，作物不成片，只有一百多亩水稻田能灌到水，形成浪费。拖拉机站开来了大型拖拉机，往往因为田块小，拖拉机转动不便，堆起一大堆泥，还得用人力挑平。
    为了生产大跃进，各高级社纷纷筹办工业，农、林、牧、副、渔也要全面发展，但高级社人力、物力和财力都很有限，困难很多。友谊社要实现一九五八年生产指标，需要增加大量的劳动力，社里劳动力就那么儿个，于是就要依靠农具革新，提高工效，这就提出了办农具厂的要求；要实现跃进指标，还需要大大增加肥料，办法是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和自制土化肥，这又提出了办饲料加工厂和颗粒肥料厂等要求。最后一算，办起这些厂来，需要上万元资金，而社内去年留存的公积金总共才只有一万多元，而且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哪来这许多资金办那么些厂呢？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曾经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历史过程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形式，现在，随着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大发展，暴露出它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它不论在组织规模、经营范围和集体化程度等方面都越来越不能适应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需要。有矛盾就需要解决，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在哪里呢？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在思考着。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在大跃进的高潮中，首先感到高级社存在着矛盾，并寻找解决这个矛盾的出路的，是贫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正是在他们的促进下，突破了高级社的某些局限。例如，沪星等
    九个高级社，为了搞农具革新，联合投资，办起了一个农具厂，这个工厂虽小，却有木工场、竹工场和铁工场，把九个社生产上需要的新式农具的试制任务担负起来了。'七月份，正是水稻中耕季节，他们生产了水稻中耕器二百四十五把；八月，收割早稻的大忙季节到了，田间运输量很大，他们又突击制作或装修了各式车辆一百二十六辆，其中双胶轮拖车一百零九辆。这个由几个高级社合办的工厂已经突破了高级社的局限，提出了进一步联合的方向。
    但是，高级社之间为兴办某些事业而进行的联合，并没有能解决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由于各高级社生产发展水平不同，他们的要求也不一样，因此这种联合的项目和范围，就受到了很大限制。于是，并小社办大社，就成为群众的普遍要求。中华社和联明社，首先提出了联合起来办大社的建议，接着，其他各社也纷纷响应。宝南乡党委原打算三、
    四个高级社合并成一个联社，而群众不满足。许多贫下中农说，这种联社虽然比高级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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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但要办工厂、搞水利、实现机械化，力量还是不够。群众反复酝酿讨论，迫切要求把全乡的合作社联合起来，办一个更大的社。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全国农民心连心。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正当“七一”地区广大农民在酝酿办大社的时候，毛主席视察了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热情赞扬了当地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伟大号召。不久，毛主席又指示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八月二十九日，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传到“七一”地区，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群众的心头好象一下子点然了一盏明灯，顿时亮堂起来：这“人民公社”，不正是我们摸索着而没有找到的答案么！我们日夜盼望的，不正是“人民公社”这条金光大道么！
    “办人民公社”，“七一”地区广大农民热烈地议论着。老贫农见到下放干部，就把他们拉进自己的屋里，要他们一遍又一遍讲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决议》。青年突击队的队员要社干部回答：我们这里几时办人民公社？社干部也巴不得一天就把工作搞好，来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迎接人民公社的日子里，广大“七一”农村有多少贫下中农心潮翻腾！他们回想起解放前悲惨的岁月，对比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一步步走上社会主义幸福道路的历程，今天，毛主席又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伟大号召，引导农民更上一层楼；怎不叫人激动呵！
    贫下中农日思夜想，盼望人民公社早日成立。他们用民歌表达了这种心情：
    “梦中想起公社到，睏在床上笑醒了；吃饭想起公社到，掮起铁锴朝外跑，深耕想起公社到，
    一锄锄痛‘土地佬’；越想公社劲越高，只盼公社早来到。”
    七一人民公社应运而生
    在中共上海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宝南、莘庄、虹桥、华村、朱行、上中等六个乡和七宝镇的各高级社全体社、队干部举行集会，由刚从河南参观七里营人民公社回来的同志作了介绍。到会干部越听越兴奋，他们代表广大社员群众，纷纷提出立即筹办人民公社的要求。于是，传达会变成了六乡一镇建立人民公社的筹备会。会后，社里传达，队里介绍，六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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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就要办人民公社的喜讯飞快地传遍了“七一”地区的每家每户。
    办人民公社，广大农民兴高采烈，阶级敌人则气急败坏，拚命煽阴风，点鬼火，造谣言，搞破坏。宝南乡一个坏分子恶意煽动说：“公社一成立，社员财产全要归公，不如趁早捞点现钞，放进袋袋里自己花花。”一个富农分子就把家里的三只羊全卖掉了，又把自留地上的竹子统统砍光。
    ○少数富裕中农，被阶级敌人的冷风一刮，也摇摆起来，有的打算杀猪卖羊。
    贫下中农及时觉察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起来进行斗争。他们积极宣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指示，揭露敌人的险恶阴谋，帮助摇摆不定的富裕中农擦亮眼睛，共同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展开斗争。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这里的农民群众不但要同凶恶的阶级敌人斗，而且还要同天斗。一九五八年八月，台风和暴雨严重威胁着即将成熟的大秋作物。阶级敌人在一边幸灾乐祸，指望天灾会把广大农民迎接人民公社的热情摧垮。但是，贫下中农作出了坚决的回答：“有了毛主席‘人民公社好”的伟大号召，我们贫下中农天不怕、地不怕，六百毫米暴雨冲不掉，十二级台风摧不垮！”他们立即行动起来，顽强地进行防台抗涝斗争。乡乡社社设立了防台抗涝指挥部，各级干部亲临第一线，同广大社员一起顶风冒雨进行战斗。宝南乡友谊高级社社员冒雨在田里开沟，衣服淋湿了，干部关心地问大家冷不冷，社员们说：“公社喜讯暖心窝，这点困难算个啥！”坚持不下“火线”。虹桥乡虹星三分社社员在一天深夜，
    九级台风带来的暴雨刚刚过去，就不管天黑路滑，奔向田头，把一大片新种下的黄芽菜扶正壅土，保证菜秧正常生长。六乡一镇的农民群众、革命干部，就是这样英勇奋战，用防台抗涝的胜利，用搞好生产的实际行动，表示了要办人民公社的坚强意志。
    雨过天晴，秋高气爽。排除了阶级敌人干扰，又战胜了暴风雨袭击的“七一”地区广大农民群众，热烈地要求早日把人民公社办起来。公社筹备委员会从九月五日起组织社、队干部学习党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九月中旬，发动广大群众深入学习，反复讨论人民公社的性质、方针、政策。接着，一个群众性地报名参加人民公社的热潮出现了。许多老妈妈从箱子里找出自己当年结婚用过的大红喜帖，在上面端端正正地写上入社申请书。在友谊社，已经是深夜一点钟了，社员们还围着一张申请书，争先恐后地在上面签名。忽然，过去一字不识的贫农社员琚凤琴从别人手里夺过毛笔就要签名。人们一下呆住了，几
    十双惊异的眼睛看着这位从来没有握过笔杆子的妇女，只见她庄重地在申请书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件事立即在群众中议论开了。不识字的琚凤琴怎么会写起字来了呢？原来，当她一听说要签名申请加入公社，心里就一直在琢磨：办人民公社是开天辟地头一次，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大喜事，一定要亲笔在申请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这天一请早，她就请下放干部教她学会写自己的名字。九星社下中农俞福根写了申请书，就怀着激动的心情，牵了牛背上犁自动去耕田，他拍着大水牛的脖子说：“你帮我耕了这块田，表一表迎接公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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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的心意。”走人民公社的道路，这就是“七一”农村广大群众的心愿。
    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客观和主观条件已经充分具备的时候，它就瓜熟蒂落，应运而生了。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这是“七一”地区每个农民一生难忘的日子。以我们党的生日命名的上海郊区第一个人民公社一七一人民公社正式宣告成立。下午三点钟，公社成立大会的主席台上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声音：“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盼望已久的七一人民公社，今天正式成立了！”会场上登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从此，“七一”地区六乡一镇的广大贫下中农和劳动人民，在包括七十四个高级社，拥有七万
    九千四百八十个农业人口，十万零七千三百八十五亩土地的范围内联合成了一个大集体。他们以坚定的步伐迈进社会主义农村的新的历史阶段。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北起虹桥，南抵莘庄，东临浦江，西接松江，纵横各二十五华里的广大地区内，成千上万名公社社员心花怒放，精神振奋，更加英勇自信的战斗！他们无限深情地回忆了解放以来毛主席领导农民群众所走过的每一步、所经历的每一场战斗，更深刻地认识到：听毛主席的话，就是胜利。
    一派新气象
    新生的七一人民公社，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这年十月，七一人民公社的社员们投入了成立公社以后的第一个三秋战役。男女社员挥舞镰刀，你追我赶干得欢。他们偶尔直起身子来，擦一把汗，环顾四野，禁不住从心底里发出欢呼：“这一眼望不尽的耕地，这哒哒奔驰的拖拉机，现在都是我们公社的了！”
    是啊！人民公社的特点就是“一日大，二日公”。大，就是公社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原来的高级社。“公”，就是公社的公有化程度，也比高级社更高了。七一人民公社建立了公社一级的所有制，主要是拖拉机站、电力排灌网、社办工厂、大型牧场，以及气象站、广播站等为高级社所无力兴办的企事业。特别是由于人民公社实行了政社合一，党派出了一批国家干部加强了公社领导工作，国家还投资兴建了由七一人民公社管理和使用的二十公里高压输电线、三十三台变压器，以及全公社十五座电力排灌站中的四座，这就使公社一级的集体经济，开始带有若干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成分。
    七一人民公社，能够对工、农（包括林、牧、副、渔）、商、学、兵实行统一领导，超出了高级社那样单一经济组织的范围。，它政社合一，既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又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这个地区的基层组织。在政社合一的公社领导机构的统一组织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比以前得到更合理更有效的使用，有力地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从而出色地完成了当年紧张繁重的三秋任务：共抢收了九千亩水稻、三万亩棉花；为争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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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夏熟作物的丰收，深翻了一万五千七百亩土地；并比往年提早二十天播种了三千三百
    七十四亩麦子、七千八百五十亩油菜。社员们高兴地说，这次“三秋”工作进度快，质量好，种得早，还不都是人民公社的威力！
    这一年，在大跃进的基础上，七一人民公社的秋熟作物获得大丰收，水稻平均亩产六百七十一斤，比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斤增产百分之二十七；棉花平均亩产皮棉七十四斤，比一九五七年五十斤增产百分之四十八；蔬菜平均亩产五十八担，比一九五七年的四
    十五担增产百分之二十九强。友谊生产大队这一年棉花大面积高产，比一九五七年增产
    九成。这个大队的棉花专业组组长、老贫农陈林珍因此光荣地上北京，领取了国务院授予的奖状。
    公社化以后，多种经营迅速发展。公社建立了一个专业的畜牧场和良种饲养场。到
    一九五八年底，全公社圈存生猪三万五千五百三十三头，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六十。其他家畜和家禽也都有大幅度增长。
    社办工业也越办越好。到一九五八年底，社办工厂的资产已达二十四万元，年产值在
    一百十万元以上。这些社办工广，包括农机厂、化肥厂、蔬菜加工厂、细菌肥料厂、农药厂等。它的显著特点，就是为农业生产服务。公社农业机械厂除了制造各种常用的农具以外，还能生产鼓风机、2.8瓩和4.5瓩的电动机等农用机器。
    公社成立后，农业机械化也得到了有力推动。在高级社时期，“七一”地区一共只有十台抽水机，共六十三匹马力，公社成立不到一年，全公社已拥有电动抽水机二十六台，共二百二十五匹马力，另有柴油抽水机二十一台，共二百五十一匹马力，分布在各个生产大队，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机电灌溉网，机电灌溉面积已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五。公社成立的当年，公社拖拉机站就拥有二台万能拖拉机和三台总马力为一百二十二匹的中型拖拉机。在这一年的三秋战斗中，拖拉机日夜出动，深翻了八千亩左右的土地，约相当于全部深翻土地的一半。社员们歌颂道：“单干户全靠拼力气，合作社只有小机器，公社带来了拖拉机和电动机，真好比上楼乘电梯！”
    公社成立后的第一个冬天，社员们马不停蹄地投入了水利建设运动。在公社的统一规划、指挥下，全公社五千多名开河大军奋战在工地上。这年冬季，疏浚、开挖了在本公社范围内的五条干河，共计五十万八千土方。他们还和解放人民公社等三个公社协作，疏浚了新横塘，总土方数达到一百五十万。
    广大农民把人民公社比为初升的太阳。七一人民公社，正象一轮初升的红日，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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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甲仑
    大有希望的艺术
    任
    菁
    在前不久的一次新歌演唱会上，听到上海无线电二厂老工人合唱队演唱自己编的《空中架桥梁》和《我们的千斤顶》。演出者都是五十岁上下的老妈妈了，可一放开喉咙，却是唱得那么嘹亮豪迈。她们站在舞台上，就象站在车间里、机器前，向战友们倾诉着自己的战斗决心和革命激情。最近又参加了几次群众歌咏专场，只见成千的工农兵汇合在一起，互相挑战，互相拉歌，此起彼伏的歌声中，澎湃着战斗豪情。一切革命人民在这样的歌声面前，都情不自禁地要为工农兵业余文艺而欢呼。
    一首歌好不好，一场演出好不好，首先要看它能不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能不能鼓舞人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我们的群众歌咏正是符合这一条的。请看，《歌唱码头工人》、《歌唱城市民兵》、《歌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批林批孔》、《歌唱自力更生》、《歌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场的演唱，不都是从各方面宣传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映着我们的时代精神，即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吗？这种精神能够移山倒海，能够创造奇迹，能够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迅猛前进！`上海船厂有位参加过三千吨船台造万吨轮的工人说：“我在歌咏大会上唱自力更生造大船的战歌时，就象在‘风雷’号上抡大锤，把我浑身劲道都焕发出来了。”这话说得多好啊！歌声焕发了工人阶级干革命的“浑身劲道”，说明这真正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歌声！相反，不管剥削阶级怎样吹捧它们那一套靡靡之音，什么孔老二听了入迷的“韶乐”，什么西方资产阶级的“无标题音乐”，我们一点也不迷信，一点也不崇拜，因为它们不仅与无产阶级的豪情壮志格格不入，而且起着腐蚀和毒害革命人民的作用。
    有人或许要问：“无产阶级文艺就只讲政治性吗？”不，也讲艺术性。但艺术决不是孤立的，而是服从于政治内容的。政治内容才是第一位的东西。我们反对那些标语口号式的倾向，首先也在于它必然不能很好地表现无产阶级的政治内容。现在的群众歌咏，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上气势磅礴、浑厚有力，新颖多样，与它们所要表达的政治内容结合得很好。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提高，不断前进，那么，我们深信，扎根于千百万革命人民之中的群众文艺，一定能逐步做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淡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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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文艺的一个特点是能迅速及时配合无产阶级现实斗争。几次歌咏专场，都是直接反映了当前的现实斗争，又反过来为这些斗争服务。场内的歌唱跟会场外的斗争融成了
    一体，这就使群众歌咏的教育作用特别大，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有人认为音乐不能反映现实斗争，否则就没有“永恒的生命力”。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群众歌咏的实践，又一次证明了这种理论的破产。毛主席指出：文艺工作必须“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社会主义文艺的生命力正在于从本质上迅速反映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只有当一个作者在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写作的时候，他的作品才能反映出跳动着的时代的脉搏，才能塑造出站在现实斗争前列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从而给斗争中的人们带来强大的感染力。那些“隔岸观火”的或甚至是“恍如隔世”的作品，在现实斗争中是毫无生命力的。既然连一时的生命力都没有，又那里还谈得上什么“永恒”呢。
    鲁迅说得好：“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只有从革命斗争烈火中诞生的作品，才不仅在当时当地强烈地鼓舞着革命人民去战斗，面且在此后也将继续起着鼓舞革命人民前进的作用。红军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产生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什么在今天还继续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前进的进行曲？在一百年前巴黎公社革命中诞生的《国际歌》，又为什么成为鼓舞今天全世界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号角？这正说明了，这些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诞生成长的、迅速反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它们所反映的强烈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是不会与时俱逝的。它们是无产阶级的传家宝，是革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教育自已、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而那些回避时代的风暴的作品，又有哪一部曾经在革命人民中间掀起哪怕一二点浪花呢？可见，文艺紧密配合无产阶级现实斗争，决不会降低它的价值；相反，惟其如此，才大有希望。
    群众歌咏的另一特点，还在于它的群众性。几次歌咏专场，不仅演出者都是工农兵群众，绝大多数歌曲的作者也是工农兵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音乐被称之为“上界的语言”，音乐舞台被一小撮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占领着，现在群众歌咏活动的蓬勃开展，'对广大工农兵来占领音乐舞台有着很深刻的意义。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群众歌咏所以能有强大的战斗力和生命力，就因为它有着这样雄厚的阶级基础。工农兵群众对自己的斗争生活最熟悉、最热爱，他们的歌声是阶级的心声。当我们作为听众，看着台上银发苍苍的老妈妈合唱队在引吭高歌时，似乎看到了正在革命的千军万马在战斗中前进！从本质上来看，一切剥削阶级的艺术都是脱离群众的，是没有生命的。尽管在上升时期，它们的音乐也还比较有点生气；但它们都是半截子革命派，随着它们进入没落时期，它们的音乐也就堕落了、完蛋了。无产阶级是彻底革命的、最有希望的阶级，因而，来自这个阶级又服务于这个阶级的艺术也是最有希望的。它的生命力是永不枯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专业文艺队伍批判了文艺黑线，在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今后，应当继续沿着这一方向前进，向工农兵学习，进一步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专业文艺工作者应当积极帮助与支持革命的群众文艺活动，使它进一步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革命群众歌咏活动前景辉煌，大有希望。我们确信：“英特纳雄耐尔”的革命歌声终将响彻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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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擂起战鼓高唱战歌
    参加上海群众歌咏大会有感
    上海乐团指挥：司徒汉
    工农兵擂起了战鼓，群众歌咏大会上一首首雄壮有力的战斗歌曲，鼓舞着各条战线的同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高歌猛进。参加这样的歌咏大会，犹如置身于沸腾的群众斗争之中，人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你拉我唱，我呼你应，一阵阵激越的歌声，抒发着战斗的豪情壮志。当老年工人精神抖擞地唱着《我们老年工人也是兵》的时候，好象听到了上海民兵的雄壮的步伐，也好象参加到工人武装的战斗行列之中。听了黑龙江回沪青年的演唱，象见到自已的孩子在广阔的天地里成长。当红卫兵唱起《毕业歌》的时候，心里更是十分激动，想起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我正如他们现在这样的年龄，含着激愤的眼泪唱着抗日救亡的歌曲，投奔到革命队伍中来。今天，他们满怀着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与斗争的幸福，走“我们要和工农在一起”的大道，歌声是这样的热情而奔放，激跃而豪迈，这是我们新中国革命青年的心声。在与他们同声高唱《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时候，自己也仿佛年轻起来了。而高唱《批林批孔掀高潮》，心中则涌起对林彪和孔老二这两个复辟狂的深仇大恨，演出场就是战场，每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象射向林彪反党集团的子弹。四面八方涌来的歌声互相激荡，互相交流，汇成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势不可当，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教育。唱革命歌，做革命人，工农兵群众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战斗的歌曲总是在战斗中产生的。歌曲也只有与革命运动相结合，为群众所掌握，表达出群众的心声，才真正有生命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许多革命战士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汇集在宝塔山下，纵情欢唱《东方红》。他们高举着镢头，哼着《军民大生产》去开荒；他们打起背包，挎上手榴弹，引吭高歌《到敌人后方去》，冲向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他们敲着锣鼓，奔上高楼，高歌《太阳一出满天红》，迎接上海的解放。解放后，在毛主席、党中央所领导的历次政治斗争中，都有许多优秀的革命歌曲涌现出来，鼓舞着人民群众的斗志。可是，刘少奇、周扬一伙在文艺领域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黑线，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污蔑什么：“如果天天是进行曲，天天是‘起来’，…没有轻音乐，我看寿命都会缩短。”他们害怕的不仅是革命的群众歌曲，而更重要的是要扼杀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借口满足群众的所谓“休息”与“娱乐”的需要，用靡靡之音麻醉和腐蚀人民的灵魂，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工农兵对这一套是坚决反对，坚决抵制的。文化大革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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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上海合唱团有一次到松江县演出，唱《蜻蜓姑娘》之类封资修的货色，结果到场的观众只有四个。贫下中农气愤地说：“这算是什么演出，完全是在放毒！”看，工农兵观众的爱憎是何等地分明！他们需要的是配合党的中心工作、鼓舞斗志的革命歌声，决不需要那些毒害和腐蚀人民的靡靡之音。
    音乐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广大工农兵深爱革命歌曲，并非因为它给人以愉快和休息，而是因为革命歌曲是鼓舞着革命人民前进的战鼓和号角，它同广大工农兵的斗争生活是血肉相连的。在艰苦的岁月里，工农红军战士把抄在碎纸上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深山密林中传递。有一次，我们的游击队被日寇包围，正当弹尽粮绝的时候，一辆敌方的卡车，冒着敌人的炮火，送来了子弹和粮食；可是，这位日本驾驶员负重伤牺牲了，凭着他口袋里遗留下来的一张染满血迹的《国际歌》，证明他不是敌人，而是同志。豪迈的歌声，使革命战士统一了斗争的目标，怀着革命的豪情壮志奔赴革命的前线。今天的群众歌咏大会，正是继承和发扬这一光荣的革命传统。它用革命的歌声激励着人们前进，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广大群众创造的一种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参加群众歌咏大会，深刻地教育了我们专业音乐工作者，使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它告诉我们：只有坚持毛主席所指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投身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与工农兵齐战斗，共呼吸，同歌唱，才能真正唱出工农兵的心声，使歌咏艺术很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批林批孔运动胜利前进的形势下，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深入生活，加紧世界观的改造，把创作与演唱好革命歌曲作为我们毕生的战斗任务，永远高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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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军就白白牺牲两个人。但尽管知道，他还是继续在前面爬，同时用枪口对准俘虏，要他在后面跟上来。这时，德军方面已经发现被抓去了“舌头”，向整个布雷区开了火，想消灭他们。里亚宾金带俘虏躲进了一条壕沟，把俘虏的手脚都用电线捆好。在沟里，他背上中了一颗迫击炮弹，但没有爆炸，就插在背上。他昏了过去。醒过来后，看见俘虏在对他笑。他想打死他，但“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的牺牲而把德国兵处死在土坑里，好象把他活埋在这儿那样”。而且，“德国人作为俘虏表现得很驯服，也就是说，不能只是为了减少一个敌人，就开枪把他打死”。于是，就想放他回去。由于他自己身体已不能动，就叫俘虏把脚伸过来，用手里的手枪向俘虏脚上的电线开了八枪。但电线没有断，他又想用嘴去咬，人一动，又痛得昏了过去。这时，苏军方面派出的侦察兵找到了他，把他和俘虏带了回去。这个俘虏由于被里亚宾金的行为所感动，向苏军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包括德寇准备发动进攻的确切时间。后来苏军就根据这个情报，抢在德寇之前发动进攻，取得了库尔斯克战役的大胜利。这个俘虏还求见苏军的兵团司令，当面强调他提供情报是由于里亚宾金的行为对他个人产生影响的结果。司令在调查属实后，下令提高对里亚宾金的奖赏一把原来答应给的红旗勋章改为列宁勋章。
    苏军外科医生冒着生命危险，在工兵的配合下，从里亚宾金背上取下了迫击炮弹。伤愈后他回到了后方，到自已原来的工厂中工作。他进了机械制造学院函授班，没毕业就当上了车间主任。他看重和关心工人，车间里生产搞得很好。他特别关心工人的生活，说：“胜利之后，我们将把二切为了前线这个口号改为一切为了人。”市委书记对他的这个口号很欣赏，任命他为这个厂的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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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梁山农民军中的路线斗争
    读《水浒全传》
    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班严
    《水浒》是我国古代描写农民战争的一部著名作品。在它对梁山军整个发展过程的描述中，包含着不少关于农民起义军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材料。批判和扬弃《水浒》中所存在的错误思想，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对这些材料进行剖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在梁山起义军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始终进行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正确路线维护着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错误路线则根据地主阶级的需要，力图篡改农民军的性质，把农民起义引向失败。
    梁山泊的帷幕刚一拉开，农民军内部路线斗争的情景也就随着展现出来：当时，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林冲，由柴进推荐，来到梁山泊，参加农民军。寨主王伦，本是一个落第秀才，他为了谋取私利，千方百计地想要保住自已的地位，明知山寨“人力寡薄”，也知道林冲对山寨是一个有用的人材，但他想的不是整个山寨的利益，却生恐林冲会冲击他的个人利益。所以，他一力要“发付”林冲“下山”，不准他留在农民军中。梁山的另三个头领朱贵、杜迁、宋万却与王伦相反，他们认为，林神来到山寨，“必然来出气力”，对山寨有利，应该容他“做个头领”。两种不同的主张，反映着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一条是把农民军当作个人的私产，排挤和打击革命的有生力量；另一条则根据农民起义军的利益，要求团结广大革命力量，共同战斗。
    由于朱贵等人的坚决抵制，王伦只得把林冲留了下来。然而，斗争并没有结束，王伦继续推行着他原来的路线，在农民军内部培植心腹，排斥异己，气量十分狭小。而当晁盖等
    七人劫了生辰纲，并经过与官兵的一场决战，带着大批人马来投梁山时，斗争就发展到了高潮。在晁盖等把他们怎样战胜官兵和要求参加梁山的情由说了以后，以朱贵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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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听了，大喜”，而王伦听罢，却“孩然半晌”。这一“喜”一“骇”，实际上反缺出了两条路线的对立：朱贵等人因为山寨即将增加这许多革命的有生力量而无比高兴；王伦却生恐这些力量的到来影响自已的寨主地位，因而胆颤心惊，充分暴露出阶级异已分子的嘴脸。他又施出了惯技，不许晁盖等人留在山寨。这时，切身受到王伦路线迫害的林冲再也忍耐不住，站出来“火并”了王伦。
    林冲的火并王伦，并不只是个人的行动，而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实现了梁山农民军广大群众的愿望。所以，当林冲要杀王伦时，只有王伦的“几个身边知心腹的人”“待要来救”；而在王伦被杀以后，杜迁、宋万，朱贵等都立即表示拥护，“愿随哥哥执鞭坠镫”。处决了这个阶级异己分子，农民军内部更加紧密地团结了起来。
    梁山义军内部通过这一次斗争，使原来处于受压抑地位的团结广大革命力量的路线，明显地占了上风。从此以后，革命的有生力量纷纷投入这支起义队伍；梁山对于新来参加的革命力量，总是竭诚欢迎，平等对待，从没有歧视和排斥。其他地区的农民军心甘情愿地汇集到梁山的旗职下来，正是由于梁山起义军执行了这条团结广大革命力量的正确路线的结果。
    王伦死后，梁山起义军内部的错误路线，主要表现为只反对贪官、不反对皇帝，从而把农民军最终引向投降、招安的道路；在组织上，则以招降许多地主阶级分子来干扰和篡改团结广大革命力量的路线，为投降招安淮备条件。在宋江身上，这条路线表现得最为突出。（这里指的是《水浒》中的宋江；历史上的宋江与小说中的描写并不一样。）
    宋江本来是一个地主阶级的小官吏，他上梁山本非出于本心。参加农民起义军后，他的严重的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发展成为政治上的投降主义。每当宋朝派来镇压梁山农民军的反动将领被捕获时，宋江总是一再表白：“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暂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接着，就恳清对方“在敝山入伙”，“等朝廷见用，受了招安，那时尽忠报国，未为晚矣”。很清楚，他之所以要向这些被捕的反动将领苦苦哀求，把他们拉进来，正是为了要跟他们一起“尽忠”于“朝廷”。
    这绝不仅是宋江个人的问题。由于他在梁山所处的领导地位，他是把这作为一种指导方针，要求农民军予以贯彻的。同时，在农民军的发展过程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若千地主阶级出身、并未真正背叛本阶级的分子，由于各种原因而进入了起义队伍，宋江的这种方针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共鸣，戴宗就对这一点积极拥护。随着宋江从地主阶级中拉进来的人日益增加，赞成这种方针的人也就越多，韩玘、单廷珪等人都是宋江在这方面的有力助手。所以，这是一条既有政治纲领、又有组织保证的错误路线。而且，越到后来，它的气焰也就更加嚣张：不但在梁山全体将领的集会上，公然发出了“愿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投降声明，并还明目张胆地与宋朝的皇帝和大官僚相勾搭，一再乞求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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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路线是在王伦统治的时代就已在孕育和形成的了。王伦一方面表示反对贪官，大骂“高太尉那厮安不得好人”，一面却不敢触犯封建皇权，听到晁盖等人“杀死官兵”，“便有些不然”；在组织上，排挤林冲的阴谋不能得逞，他就想把当时力图为封建统治者卖命的杨志拉上山来“同做好汉”，与林冲“作敌”，以分裂革命队伍。这条错误路线，在宋江上了梁山以后，表现得更为猖镢。
    自然，起义军内部也存在着另一条路线，并对错误路线进行了抵制。宋江一再声称“怎敢背负朝廷”，李逵却三次提出，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皇位）”；宋江鼓吹“招安”，李逵却针锋相对地反驳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武松、鲁智深等人在当时也都站在李逵一边。在组织方面，宋江把宋朝的反动将领和卢俊义这样的本来对农民起义军有刻骨仇恨的反动大地主硬拉上山寨，李逵却把铁匠汤隆、“如亲兄弟一般接待”他的枯树山农民军，动员到梁山的队伍中来；对于坚持反动立场、一连打伤梁山十五位将领的张清，宋江十分软敬，“亲自直下堂阶迎接”，梁山的大多数将领却恨得“咬牙切齿，尽要来杀”。
    可惜的是，这一斗争并没有充分展开。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当时的革命农民不可能明确地认识到起义军内部始终存在着路线斗争，更没有想到这个一贯“仗义疏财”而博得他们好感的宋江会用一条错误路线来葬送革命的前途；他们天真地认为，在除掉了王伦这样赤裸裸地排斥革命有生力量的阶级异己分子以后，梁山上就都是“死生能守岁寒心”的坚决战土，今后只有“外患”而没有“内忧”了。因此，他们虽然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对宋江推行的这条错误路线进行了若干抵制，但却没有也不可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斗争的严重性质，往往为了弟兄的“义气”而向宋江让步，实际上也就是向错误路线妥协。·在宋江因为李逵反对招安而要杀他的时候，这本来是两条路线的冲突激化的表现，但李逵却说：“哥哥刷我也不怨，杀我也不恨。”“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吧。”于是，从表面看来，矛盾重又趋于缓和，其实却是错误路线占了上风。
    就这样，错误路线一步步地取得了支配地位。最后，在这条路线统治下的梁山军，“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一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鲁迅：流氓的变迁》）
    梁山起义军的从小到大、又由强盛走向失败的过程，可以看到路线的正确与否对农民军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从自然条件说，梁山泊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农民起义根据地：“四面高山，三关雄壮”、“鹅卵石叠叠如山；苦竹枪森森似雨”，“阻当官军，有无限断头港陌”；“山场水泊，木植广有，便要盖千间房屋，却也无妨”。从群众条件说，梁山泊周围的渔民，就蕴藏着无限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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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烈火，迫切地要求参加起义，只要农民革命军能够接纳他们，“便死了开眉展眼”。可是，在王伦统治梁山的时候，附近的劳动人民虽然“几遍商量，要去入伙”，但看到王伦的错误路线，“一齐都心懒了”。·已经参加了梁山的人，也感到“难以过活”，连家属都不敢搬取上山。结果，梁山泊搞得冷冷清清，始终干着“打家劫舍，抢掳来往客人”.的营生，却从没跟“官兵”打过仗。开始时还有“七八百小喽罗”，后来却只剩下了“五七百人”，真是每况愈下。然而，当团结广大革命力量的路线一旦战胜了王伦的错误路线，梁山起义军的面貌立即焕然一新。在“火并王伦”以后，济南府差了“一千余”官兵前来“剿捕”。这对于还未成长壮大的梁山起义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能不能打胜这一仗，直接关系到梁山的存亡。战斗的结果，在数量上处于明显劣势的梁山起义军，却把济南府派来的“一于余”官兵打得落花流水，单是战马就俘获了“六百余匹”。这一战果是怎样取得的？晁盖说：“此不是皆托众兄弟的才能？”确实，由于当时有一条正确的路线，不仅三阮等大批革命有生力量参加了起义队伍，而且在革命军内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作者称赞他们“浑似股肱”，“如同骨肉”。依靠着这条正确路线的指引，梁山起义军一扫以往死气沉沉的局面，从头领到战士的革命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人们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连过去自认为“本事低微”的杜迁、宋万，也在战斗中立了大功；终于以辉煌的胜利迎来了梁山泊的大发展。于是，在短短的时间内，梁山泊就从“五七百人”发展到“三五千军马”，成为“官兵捕盗，不敢正眼颜他”的强固的革命根据地。
    有一种意见，认为梁山起义军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宋江在绿林英雄中的威望和他的善于做组织工作、能够团结人等特点，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看法。当然，宋江在上梁山之前，确实曾把其他地区的一些农民军介绍到梁山去，然而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介绍的？他由于受到青州官府的迫害，与清风山的农民军一起，跟官兵打了儿仗，取得了胜利。后来，官军“要起大军来征剿，扫荡清风山”；山寨的领袖们意识到了敌我力量的悬殊：“众好汉听罢，商量道：‘此间小寨，不是久恋之地。倘或大军到来，四面围住，何如退步得迎敌，若再无粮草，必是难逃。可以计较个常便。’”这时，宋江就向山寨的头领们述说了梁山泊的力量，建议大家去参加梁山以解决当前的困难，山寨的领袖们也都同意了宋江的意见。及至一到梁山，“一行众人”都为梁山的强大力量“惊呆了，说道：‘端的此处官军谁敢侵傍！我等山寨如何及得！’”必须指出：在这以前，宋江并没有为晁盖领导的梁山泊介绍过一兵一将。由此可见，绝不是宋江个人使梁山起义军壮大了起来，而是梁山起义军从火并王伦以来正确地处理了各种矛盾，团结了各种革命力量，为广大的农民革命军提供了强大的根据地，使其他农民军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在这块根据地中聚集自己的力量，进一步开展斗争。在宋江成为梁山的头领以后，也确实有其他的农民军继续参加到梁山的队伍中来。然而，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作出这种决定的？请看，戴宗向饮马川的农民军“说起晁宋二头领招贤纳士，结识天下四方豪杰，待人接物，一团和气，仗义疏财，许多好处。众头领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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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力，八百里梁山泊如此雄壮，中间宛子城，蓼儿洼，四下里都是茫茫烟水，更有许多兵马，何愁官兵来到？”于是，饮马川的农民军领袖就提出了参加梁山起义军的要求。很清楚，这并不是由于宋江的个人威望，而是梁山泊团结广大起义农民的路线和由此所导致的强盛，引起了他们的向往。
    但是，当以宋江为代表的错误路线逐渐处于支配地位的时候，情况就不断地恶化了。卢俊义这个妄图使梁山起义军“人人皆死，个个不留”的反动大地主，坐了第二把交椅。世袭贵族柴进和那些被梁山起义军俘获的宋朝反动将领，一个个都在梁山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梁山一百零八将的大聚会，表面上看来轰轰烈烈，但在实际上，一些阶级异已分子已经窃取了很大一部分权力，反动力量达到了恶性膨胀的地步。他们跟宋江沆瀣一气，力图实现其投降招安的反动纲领。在宋江为了招安而奔赴东京的时候，柴进与宋江密切合作；他们因梁山起义军“扰害”了地主阶级的国家而懊悔不置，“叹息不已”。在朝廷第一次派“软差”来招安并遭到李逵等许多将领的反对时，是卢俊义跟宋江一起，把“钦差”等“护送下三关”，并且“再拜伏罪”，恳求朝廷重来“招安”。就这样，他们千方百计地把梁山农民军送进虎口。
    当然，作为梁山军基本群众的广大革命农民是反对投降的。在宋江等人接受了招安，自以为即将“荫子封妻”、欣喜若狂之际，广大的梁山农民军战士就跟他们决裂了：“当下辞去的，也有三五千人”；跟着他们一起去投降的“大小约有五七百人”。两相对照，充分说明了宋江等人所一力主张的投降招安是何等不得人心。
    三
    梁山起义军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其思想实质来说，是尊孔与反孔的斗争。
    “火并王伦”这场斗争，当林冲因玉伦不肯容留晁盖而提出指责时，“王伦喝道：你看这畜生又不醉了，倒把言语来伤触我！却不是反失上下！”原来，王伦是以“在上者”自居，而把农民军的其他将领和成员当作“在下者”的。这个混入农民军的阶级异已分子根本不是在为农民谋利益，而是妄图在农民军中划分“上下尊卑”，搞孔老二“正名”、“复礼”那一套，使梁山泊成为他所统治的封建王国。他以“反失上下”作为压制别人造反的借口，就是孟轲反对“上下乱”这一谬论的翻版。充分暴露了王伦路线的思想基础就是孔孟之道。
    然面，站在王伦对立面的朱贵、林冲等人，并没有被他的孔孟之道所吓倒。当王伦不肯接纳林冲时，朱贵、杜迁、宋万根本无视“上下尊卑”的清规戒律，纷纷起来抵制王伦；当王伦对晁盖等采取同样手段、并用“反失上下”来压制林冲的反抗时，这个在农民军中经受了锻炼的反抗者也是毫不卖账，反而指着王伦的鼻子骂道：“这梁山泊便是你的？你这嫉贤妒能的贼！”一刀砍下了他的脑袋。朱贵、林冲等正因为在这场斗争中否定了儒家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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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神圣”原则，所以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宋江庇护宋王朝派来镇压梁山的反动将领，其思想基础也是孔孟之道。有一次，奉命来围剿梁山的关胜，在林冲和秦明的夹击下眼看就要支持不住了，宋江“恐伤关胜，便教鸣金收军”。林冲、秦明问他“何故收军罢战”，“宋江道：贤弟，我等忠义自守，以强欺弱，非所愿也。”儒家为了反对革命暴力，疯狂叫嚷“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还说“强者胁弱”是违反“天理”的(《礼记·乐记>)。宋江所说“以强欺弱，非所愿也”，跟儒家的这种谬论是一路货色。
    宋江根据孔孟之道，既不准农民军在战场上杀伤反动将领，也不准处决被擒的罪大恶极分子。那么，应该把他们怎么办呢？宋江说，应该请他们到农民军中来当领导。他一见到关胜，就当众声称：“吾看关胜英勇之将，世本忠臣，乃祖为神。若得此人上山，宋江情愿让位。”所谓“世本忠臣，乃祖为神”，无非意味着此人祖祖辈辈都是统治者；而在宋江看来，“无君子莫治野人”，农民军就应该由这样的统治者来统率。
    至于宋江的乞求投降招安，更是完全暴露出了他是一个儒家的信徒。他一则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为皇上“竭力施功”；再则说：“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彩。”可见他所躬行的完全是孔孟一伙所宣扬的所谓“忠君”之道。
    梁山将领对宋江的孔孟之道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的。梁山军捕获了刘梦龙、牛邦喜等反动军官就赶快处以死刑，然后把“首级”解送给宋江，这正是对儒家鼓欧的“恕道”和“犯而不校”的抗议。宋江要让位给关胜，但却没有人同意他的意见；后来他又以同样的理由要让位给大地主卢俊义，梁山将领就明确表示，如果宋江一定要这么办，索性大家“散伙”。特别是，当投降招安的肮脏买卖一成交，宋江认为效忠皇帝、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三五千”革命战士却毅然“辞去”，与宋江决裂，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对孔孟所宣扬的那一套是何等憎恶和鄙视。
    然而，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孔孟之道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农民群众则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不可能象今天无产阶级那样地彻底批判孔孟之道。所以，广大农民一方面是反孔，另一方面，孔学对人民群众仍有不可忽视的毒害作用。劳动人民出身的梁山将领为什么对宋江的错误路线不能坚决斗争，就跟孔孟的思想毒害密切相关。，以李逵来说，他一再表示反对招安，但后来终因宋江是他的“哥哥”，听从了宋江的招安主张。当宋江因他反对招安而加以斥骂时，“李逵喏喏连声而退”。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孔孟之道是一副多么沉重的精神枷锁。
    梁山上的这一系列事实再次说明：在农民军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在思想上同样地存在着尊孔和反孔的搏斗。反动的孔孟之道历来是劳动人民的大敌，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今天，尤其如此。我们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一定要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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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分队》特别在哪里？
    任文欣
    《特别分队》和《彼得·里亚宾金》是苏修作家、全苏作协书记瓦·柯热夫尼柯夫写的两篇中篇小说，一九六九年，刊载在他所主编的一九六九年《旗》杂志。后由《小说报》合称为《特别分队》再次发表。
    《特别分队》之所以得名，这不仅是因为作者在小说中精心地描写了当时苏联卫国战争中苏军驻柏林的一支“特别分队”，更主要的是由于作者煞费苦心地炮制了一群特别的所谓苏联工人的“英雄形象”。它与同年在《旗》杂志上发表的《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相比较，确有其特别的地方。《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露骨地刻划了经理普隆恰托夫对工人群众实行无情镇压的“大人物形象”，而在《特别分队》中却充满柔情地颂扬了挖掘机司机布科夫和车工彼得·里亚宾金等人“忠于人性”的精神。前者是心狠手辣的铁腕人物，后者是悲天悯人的善良菩萨。性格固截然相反，面目也各自不同。但若从它们对苏修统治集团的效劳程度来看，却颇有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之妙。《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一出笼，苏修文艺界立即群起吹捧，认为是出现了“文学中的当代英雄”。《特别分队》和《彼得·里亚宾金》的出场，气势更是不凡，它得到了苏修一九七一年“国家奖”，是苏修官方所大力肯定的作品。苏修《真理报》曾为它们进行了这样的吹捧：“在这两部表现苏联工人阶级生活的小说中，作者以真正的激动和热情塑造了先进的苏联人，我们时代的英雄的形象。”对于这样地获得苏修统洽集团特别赏识的特别作品，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别意义，是很值得认真分析一下的。
    《特别分队》和《彼得·里亚宾金》这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布科夫和彼得·里亚宾金，都有一番特别的经历。他们都参加过苏联卫国成争。布科夫在战争刚结束时，曾经被调到苏军驻柏林的特别分队工作。这的确是一个特别分队，它名义上担负的任务是在柏林维护和整修下水道，真正目的却在于以所谓“人道主义”的行动感化德国人，用布科夫的话说，即使“替法西斯匪徒倒便壶”，这也叫“各尽所能”。在这个“特别分队”的感化下，一个极端仇视红军战士的德国聋哑姑娘爱上了这个分队的战士隆尼科夫，并且由于隆尼科夫的死而重新恢复了说话的能力。看，“爱”的魔力是多么巨大啊！它不仅能使哑巴说话，还能使仇人变成亲人，爱情代替憎恨，用刀刺伤红军战士的德国女郎和红军战士拥抱在
    一起。这就是特别分队的特别工作。但是，这一套又算得是什么新货色呢？不过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新翻版而已！在臭名昭彰的《第四十一》中，不就表现了一个红军女战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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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白匪的蓝眼睛而甘愿出卖自己的肉体和灵魏吗？它只能说明苏修当代文艺的日益堕落，再也找不到任何进步的出路了。
    彼得·里亚宾金与布科夫不同，没有在特别分队工作过，但他在作战时所主动承担的特别任务，比起布科夫来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彼得·里亚宾金带着一个战士越过地雷区，抓到了一个舌头一敌人的工兵。在回去的路上，爬在前面探路的战土触雷牺牲，但彼得·里亚宾金却丝毫无动于衷，他头脑里考虑的只是如何能够保护这个德国工兵的生命，千方百计用所谓“人性”来启发他的“良心”，他自己冒着生命危险爬在德国鬼子的前面，还把自己头上的钢盔关注地套在俘虏的头上，“按照士兵的习惯”请他抽烟，“并给他点上了火”。最后，当里亚宾金背部受伤、颜于死亡时，竟企图把这个红军战士流血牺牲抓来的舌头释放回去。“人性高于一切”，这就是里亚宾金的结论。至于这是否会影响到整个战局的失败，他是一概都不管的了。结局呢，据说在这种人道主义的感化下，这个德国工兵“讲出了德国军队开始进攻的日期，面且画出了他了解的德国工事的草图”。他还高度地赞扬里亚宾金的人道主义行动，使里亚宾金名下的红旗勋章改为列宁勋章。真是“在爱的指引下，魔鬼终将重归天使的行列”。英勇悲壮的苏联卫国战争，竟被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人性”的薄纱；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人道主义的歌声代替了大炮的轰鸣。这对苏联人民的伟大卫国战争真是莫大的歪曲。
    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既然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人性”能使魔鬼重归天使的行列，那么在战后的和平生活里，“人性”就更是一根无所不能、到处显灵的魔杖了。只要把它举在手里一挥舞，立刻就会出现人间的奇迹。小说《特别分队》的主人公布科夫曾经这样说：“‘人道主义'这个词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绝不是一时的。它是我们的素质和历史使命。”这就是说，即使战后他不在特别分队，也将永远执行“人道主义”这个特别任务。
    于是，“和谐的音乐”在四周回荡，各种各样充满“人性”的形象似走马灯一样在人们眼前晃过，“展现出一种迷人的生活乐趣…”
    布科夫是个挖掘机司机，强调凭“良心”干活是他在生活中所遵循的信条。他的体重随着他工作中顺利与困难的情况而起变化。但是，他从没有“把工作看成累赘”，而是一直“感到愉快”。因此，“他是幸福的”。
    彼得·里亚宾金是机器厂的车工，战后回到厂里先后当上工段长、车间主任，他“耐心地、尊敬地理解性格不同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关心工人生活，曾被厂长讽刺为“申诉处处长”。由于他建议战后把“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改为“一切为了人”，从而获得了苏修统治集团的赏识，青云直上，被市委提拔为工厂党委书记。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是一个多么迷人的充满着人类之爱的极乐世界啊！可惜，苏联的土地仍然是在地球上，这种所谓“爱”的世界不过是苏修统治集团及其走狗们炮制出来的海市蜃楼的幻景而已。毛主席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具体表现，属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范畴。从它在人间出现的第一天起，就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资产阶级信奉的是“人不为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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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诛地灭”的原则，自私自利是他的阶级本性。资产阶级哲学家狄德罗在他的《拉摩的侄儿》这本哲学著作里，就曾经通过拉摩的侄儿之口，坦白地承认自私是一切行动的动机，连利他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根源也还在于利己主义。因此，人道主义和利己主义，这是一个铜币的两面。人道主义只是现象，利己主义才是本质。.《特别分队》虽然煞费苦心地大肆吹嘘“人性论”、“人道主义”，把它描绘得十分美妙；但假的总是假的，既要伪装，就难免不露出马脚。一次，布科夫战斗负伤住院，一个外科医生动手术救活了他，于是，他们进行了一番极富有“人性”的交谈。
    “谢谢您救了我”，布科夫低声地说。
    “不是我救了你，而是你帮了我的忙”，外科医生说。“如果你死在手术台上，我的名声也就完了。”
    这个回答可实在是太妙了！布科夫和彼得·里亚宾金们，你们何必那样口是心非地扭捏作态呢？千脆把“一切为了人”的口号改成“一切为了自己”吧！这才是勃列日涅夫之流的心里话。不是吗？你们不仅是这样想的，也正是这样做的。彼得·里亚宾金一次在战斗中躲过了被坦克压死的危险，侥幸地炸毁了一辆坦克。战斗结束后，当他被叫去见师长时，他一直“微笑着，自己也不能克制这种神经质的笑。他笑，是因为还活着，没有被压死，而完全不是因为烧掉了一辆坦克而骄傲”。多么卑鄙的笑声啊！斯大林领导下的红军战士，竟被污蔑成是胆小的怕死鬼，活命哲学的黑标本。这是在向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泼脏水，在当年的红军战士脸上抹黑。
    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当资产阶级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曾经是资产阶级用以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武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结束，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也就日益暴露了它的反动本质。最后，当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它就进一步沦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用以镇压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工具了。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来，为了推行社会帝国主义对内压迫对外侵略的反动政策，以“人性论”来反对“阶级论”，以“人道主义”来代替共产主义。近年来，他们更进
    一步把中国历史上鼓吹复辟和倒退的反动的孔孟之道和“人性论”、“人道主义”揉合在一起，在莫斯科吹吹打打地演出了一场尊孔的丑剧。从这里，可以看到苏修叛徒集团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
    《特别分队》中宣扬凭良心干活是很幸福的。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就拿良心来说吧，“有产者的良心不同于无产者的良心”。布科夫和彼得·里亚宾金们正是凭着工人阶级叛徒的“良心”，才一步步地爬上了“党委委员”和“党委书记”的位置，这当然也可以说是
    一种“幸福”。但是，这种幸福完全是建筑在苏联广大工人受苦受难的基础之上的。不同阶级有不同的幸福。资产阶级的幸福，意味着无产阶级的痛苦。反之，当无产阶级感到幸福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不免要感到痛苦了。布科夫曾经公然叫道：“良心归良心，但用计算机制定一个理想的高质量的开采制度，这才是个好东西”。你看，在这里就根本不讲什么良心不良心了。他为了维护这一套压迫和统治工人的制度，随心所欲地把工人开除出企业，甚至骂出废品的工人为“小偷”，把废品作为罪证在车间里展览。这完全是一个手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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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的工人贵族的形象，所谓“良心”早已不知道跑到那里去了！苏修统治集团口里的凭“良心”干活就是幸福，如同“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日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
    其实，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所谓人道主义，事实上只是法西斯主义的别名。请听布科夫的一段表白：“拿战争和人道主义来说吧，他们是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呢？可我们的人道主义又表现在什么地方昵？表现在英雄主义中”。这就请楚地表明所谓人道主义和军事爱国主义即社会法西斯主义原本就是一回事，只不过分别担任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职能罢了。人道主义担任着牧师的职能，而军事爱国主义则担任着刽子手的职能。它们分别是苏修统治集团的两手，一手是软的，一手是硬的。软的不行，就动硬的。硬的不行，再来软的。但是从本质上来看，完全没有什么根本区别，都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进行法西斯统治和侵略的工具。因此，这一小撮反动派的鼓吹“人性”，事实上恰正是反映了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在《特别分队》和《彼得·里亚宾金》中，都特别强调了所谓技术能手的社会地位和重要作用。《特别分队》的主人公布科夫说：“各行各业中最高的称号是能手的称号”。这句话很能典型地刻划出作者的观点，这就是谁最有技术，谁就最有党性，换言之，也就是谁最有良心。这种观点，反映了苏修叛徒集团面临着国内广大工人的不满而强化法西斯统治的反动政治需要。我们若把这两篇小说和《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联系起来考察，可以发现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说《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歌颂了野心勃勃、心狠手辣的特权阶层的代表人物，把它们吹捧成是代表技术进步力量的“当代英雄”；那么，在《特别分队》和《彼得·里亚宾金》中，着意宣扬的是驯服地为苏修统治集团效劳的所谓凭良心干活的“技术能手”。鼓吹技术统治一切是它们的共同特点，但两者在相同中又有不同的特点。普隆恰托夫是一只凶狠地监视和驱逐着羊的带着狼性的恶狗；而布科夫和里亚宾金则是把羊群引向屠宰场的带头羊。在这些带头羊的脖子上，系着“人性论”的小铃当，叮叮当当地发出了“人道主义”的铃声，较之普隆恰托夫这类恶犬更能起欺骗和蛊惑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布科夫、里亚宾金之流确实担负着特别任务，可以称得上是
    一支“特别分队”。
    今天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它对内进行法西斯统治，对外到处搞军事基地，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并与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的霸权。但是，表面上的气势汹汹，决掩盖不了它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不要看它那个外表上烈烈轰轰、张牙舞爪的现象，其实内囊早已尽上来了。广大苏联人民蕴藏着的无穷的怒火，必将喷薄冲出地面，彻底摧毁那些骑在他们脖子上作威作福的苏修统治集团。无论是原子弹、导弹也好，或者是布科夫之流的特别分队也好，都不能挽救它彻底崩溃的命运。它的统治日子不会很长久了。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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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待别分队》故事梗概
    :
    这篇小说用倒叙法描写工人斯杰潘·布科夫在战时和战后的生活。
    布科夫在战前是个青年钳工，战争爆发后，他在修理营里工作，专门修理前线损坏了的坦克。修理营里的战士主要是技术很高的工人。在修理营的驻地附近有一个高射炮兵连，全由妇女组成。布科夫常到那里去玩，和一个高炮女战士柳达·古斯塔娃很要好。有一次，德寇突破了苏军防线，修理营和高炮连的驻地被德寇包围了，工人们拿起武器，修起工事，保卫自已的阵地，同时继续进行修理工作。几天下来，伤亡很大，高炮连的炮也都打坏了，炮弹也打光了。于是他们用修好的最后两辆坦克把重伤员和剩下的女炮兵（柳达也在内）突围送回后方，其余的留下来准备死在阵地上。但是次日救兵赶到，布科夫没有死，被送进了医院。出院后他重返前线，担任坦克驾驶员兼机械师，一直打到柏林。
    在部队里，他钻研技术，崇拜能手。他认为，各行各业中最高的称号是能手的称号。在部队里也是这样：什么火力计算能手呀，侦察能手呀，驾驶坦克能手呀。“我们为有这种人而感到幸福。别人也会口服心服地听从他们”。
    在柏林，布科夫被调到一支特别分队里工作。这个分队的任务是要修理柏林的下水道，清除潜伏在下水道里的法西斯分子残余，并且还担负刑事侦察工作。总之，特别分队是为柏林的居民服务，保证柏林生活正常化，在这个基础上同德国老百姓建立友好关系。这个分队的长官是祖也夫大尉。有一次，祖也夫和布科夫率领一个组侦察柏林的下水道，发现了一处巨大的爆炸品仓库：金属筒装的压缩气体和炸药。在这些爆炸物上面已经装好了各种引爆装置，一触即发。如果让它炸了，柏林全城就要毁灭。于是侦察组里的一个过去专搞地雷的战士，急忙小心地拆卸这些装置，其余的人在两头警戒。就在这时，下水道的一头来了几个法西斯分子，被警戒着的苏军战士挡住，发生了战斗。一个法西斯分子向爆炸物的方向发射了一发燃烧弹，被一个苏军战士用身体挡住了，布科夫也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结果，法西斯分子被消灭，柏林得教了。布科夫从医院出来后，在一座流动发电站上当司机。有一次，在向一家德国工厂供电时，这家工厂发生火灾，他冒着烈火把流动发电站开到了安全地带，自己又烧伤了，又进了医院，接着就回国了。回国后，他又到过埃及，帮助修建阿斯旺高水坝；又到过苏丹，帮助挖运河，在那里得了疟疾，差点死掉。从苏丹回国后，他一直在一些重要的建筑工地上工作。他从一个工地转到又一个工地。有一次路过南方某地，他下了火车在站上散步，忽然被一个人抱住了。原来这人就是祖也夫。祖也夫这时已经是中校了，在当地当民警局长。他把布科夫的行李从火车上拿下来，请他一起进城，又请他一起到医院里看一个人。祖也夫先走进病房，布科夫在房门外看见祖也夫所探望的那个人就是柳达·古斯塔娃。
    布科夫本来一直以为柳达已经在突围时死了，因为有人甚至把她的文件和照片都寄给了他。但是柳达没有死，只不过受了伤。伤愈后，她回到老家。她父亲是个老工人，这时已被选入当地市苏维埃担任领导工作，和民警局长祖也夫相识并建立了友好关系。柳达因为战时的伤未全好，入医院补做手术，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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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就去看望她。但是布科夫误解了她和祖也夫的关系，就识相地不告而别，等祖也夫出来，他已不知去向。其实，柳达要等一年多后，才跟另外一个青年工人结婚。
    布科夫最后来到了中亚细亚沙漠，在-一家铜矿上当挖土机手。他不但做好本位工作，而且关心全矿的生产，提合理化建议。例如，他收集了大量数据，证明了用电气火车运矿比用自卸卡车运矿要合算得多。他还关心青年工人的思想教育，经常为他们讲战斗故事。他教育他们“不要为享受而活着，而是要为幸福而活着”。但同时，他又教导青年要懂得享受，他说：“做饭菜要有一套本领，要有一股子劲头。吃饭，那不仅是身体的需要，而且是一种享受，一种快乐。如果有谁把吃饭只看成是增加营养，那他们一定是些死气沉沉的贫血病人。这些人连孩子都生不出。”平时他很用功，看各种书，向工程师们请教。休息天他尽量休息：早晨去理发，然后在装满大玻璃窗的咖啡馆里吃早饭。早饭后逛百货商店，四层楼都走遍，再去看电影。看好电影在“青年咖啡馆”吃中饭，因为这家店里有新鲜啤酒。饭后去看体育比赛，或者散步。晚上在俱乐部下棋，一面喝啤酒。睡觉前把裤子摺平，压到枕头下面。他被选为制铜联合企业的党委委员，因为一次抢险有功得了勋章。后来他和一个在矿里开电气火车的年轻姑娘结了婚。
    《彼得·里亚宾金》故事梗概
    彼得·里亚宾金在战前是机器厂的车工，年纪很轻，技术很高，和同厂的一个女工结了婚，生活十·分美满。婚后不久，战争爆发了，里亚宾金参军上了前线。先当普通士兵，因为立了功，被送进军官训练班，出来后当了少尉、分队长。书中说，他立功和进军官训练班完全是出于偶然。在师长访问前沿阵地那一天，他击毁了一辆敌人坦克。这辆坦克从他躺着的壕沟上开过的时候，他吓呆了。当坦克开了过去，他跳将起来，向坦克后面丢了一颗燃烧瓶，坦克就起火了。他这样做，“不是因为已经想好要丢燃烧瓶，而是因为还活着，还能象正常人一样活动手脚”。当他被叫去见师长时，他“微笑着，自己也不能克制这种神经质的笑。他笑，是因为还活着，没有被压死，而完全不是因为烧掉了一辆坦克而骄傲”。直到师长下令送他进军官训练班时，他还是继续这样痴笑着。
    经过多次战斗，里亚宾金习惯了战争。他在作战中能动脑筋，能发现战士的好经验，加以推广。他对战士很体贴，关心他们的生活。但是尽管如此，在敌人的炮火下，他在战壕里还是处在一种“半死半活的状态”。“半死的感觉产生出一种不能忍受的、压迫人的孤独感、半生存感、新的半死甚至全死的感觉”。他的手抖得卷不成烟，浑身都被汗湿透了。新兵看见分队长这种样子，反而得到了安慰和鼓舞，因为知道了原来怕死的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大家都如此。
    在库尔斯克战役开始前，双方都长时期掘壕据守，鞋双方阵地之间布满了地雷。在紧张的准备活动中，双方都急需对方的“舌头”，但是很难抓到。苏军司令员下令，谁抓到舌头，就给一枚红旗勋章。有一夜，里亚宾金得到报告：在对方布雷区有响动。他就带了一个战士出发了。黑夜，遍地是地雷。他们爬着，用手探路，终于抓到了一个德寇工兵。这时，里亚宾金不愿“当一个普通的押送者”，而应当是一个对俘虏“表示关心的护送代表”。在回去路上，爬在前面探路的战士触雷牺牲了，里亚宾金命令俘虏向前爬，自已跟在后面。这引起了俘虏的反感，拒绝了。里亚宾金认为，如果勉强他，即使安全到达了，他也会拒绝提供情报，所以决定自己在前面探路。他知道，如果他也触雷，那个德寇工兵就会爬回自己那里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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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当代苏联“农村题材”作品看苏联社会
    苏修文学述评之二
    翁义钦倪蕊琴
    苏联自从勃列日涅夫集团上台以来，继承并发展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加速在农业和国民经济中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进一步破坏了苏联的农业，使苏联农村中出现了人口大量外流、土地荒芜的局面。苏联的农业生产，从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二年期间，曾经出现了五次减产，不得不动用黄金储备进口大量粮食。仅一九七二年，苏修就从国外进口粮食达二千八百多方吨，花了二十多亿美元的外汇，达到了赫鲁晓夫统治时期最高年份进口量的二倍以上。
    文学艺术历来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苏修社会中发生的这种深刻的农业危机，必定要反映到当代苏联“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来。苏修统治集团为了寻找解决农业危机的途径，一方面在经济领域里推行以利润挂帅为中心的“新经济体制”，加强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全国农业的垄断；另一方面，要求其文艺界的喽罗们配合苏修政治上的需要，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加紧宣传所谓“对土地的爱”。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大量反映农村题材的作品纷纷出笼，它们对解决农业危机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设想和方案。·
    究竟怎样才能培养农民“对土地的爱”？在这些反映农村题材的作品中有两类不同的意见。一类作品拥护苏修目前实行的经济政策，强调扩大企业资本主义自由经营的权力，在农村中加紧推行“经济刺激”、利润挂帅等措施，其代表作有《幸运的布肯》、《爱和功勋》和《黑色风暴》等。这一派适应了苏修统治集团中现行经济政策制订者的政治需要，可以称之为“经济派”。另一类作品对苏修当前实行的经济政策直接或间接地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强调加强思想统治，强调从所谓加强“党性”、道德教育等问题着手来解决农业危机，其代表作为《人世间》、《现代人》、《最后的期限》、《趁大车还没有翻倒的时候》、《我们青春的鸟儿》等等。这一派反映了苏修统治集团中对现行经济政策表示不同意见的那些人的情绪，可以笼统地称之为“道德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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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阶级本质上来看，这两派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同样地拥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统治，只不过是在如何解决农业危机的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已。这种分歧，反映了苏修统治集团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种有趣的争吵，一点不痛不痒的矛盾。因此，勃列日涅夫作为苏修统治集团的最高头子，对这两派摆出了一副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时而支持这一派，时而支持那一派，时而对两派都表示支持。他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蒙蔽和欺骗苏联人民，使广大农民群众的视线从苏修最高统治集团的身上转移开去；另方面也是为了维持其内部各派力量之间的平衡，便于加强控制。从目前趋势来看，前一派由于拥护与支持苏修的现行经济政策，得到了苏修统治集团的更多的赏识，处于占上风的地位。但只要苏修叛徒集团还能苟延残喘地维持其统治，这两派的争论就仍将长期地继续下去。
    现在先来看所谓“经济派”中的代表作品。这一类作品虽然都强调通过“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来加速农村的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但在如何加强农业的“经营管理”上，又有着不同的倾向和意见，即所谓“土地的主人”是“农民”还是“领导者”之争。前者以剧本《幸运的布肯》为代表，后者以特写《爱和功勋》和长篇小说《黑色风暴》为代表。
    《幸运的布肯》曾获得苏修一九七二年“关于农业劳动者优秀剧本比赛”的三等奖。.它打出了“土地的主人”是“农民”的旗号，强调在农业经营管理上必须采取所谓“包工”到组的方式。作者阿齐姆·塔拉齐通过科克·乌泽克国营农场第二分场负责人布肯的试验活动，极力鼓吹“包工组”的优越性，认为这种把一切权限下放到小组的办法，.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因此有着“明显的好处”。剧中一个“莫斯科来的客人”文捷尔教授明确宣称：布肯的“包工组”试验具有“巨大的国家意义”。·在剧本的《尾声》中，布肯作为“包工组”的创始人而成了州首长，并且获得了一大批追随者。
    “包工组”是什么东西？它同苏修统治集团扩大自留地、自由市场等发展私人经济的措施一样，目的是为了在农村中进一步扩大资本主义自由化。在《幸运的布肯》这个剧本中，布肯原来所在的分场有四百名工人，但由于布肯建立了“包工组”，采用所谓按照“每个工人用他所得到的产品和货物来决定他的劳动价值”的经营管理制度，把四百人干的活由
    二十三个人包下来，其余的人统统解雇。据说这样做的结果，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二十倍”，留下来的人的收入也因此而大大增加。至于解雇掉的三百七十七个工人在沦为“失业者”后如何生活下去，他是一概都不管的了。布肯在剧本中完全是一个活生生的走资派形象，是土地的主人，而农民则成了土地的奴隶。布肯的所谓革新措施，正如列宁在《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一文中所揭露的那样：“资本家绞尽工人所有的精力，再把他们赶出工厂。他们只雇用年轻力壮的工人”，“谁留下来，谁就要四倍紧张地工作”。从这个作品所歌颂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苏联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复辟已经达到了何等得獗的地步！
    列·伊凡诺夫的农村特写《爱和功勋》（登载在一九七一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农村特写集《又是春天》中)与《幸运的布肯》恰正相反。它虽然同样地强调“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但却反对“包工组”这种小型的自由竞争方式，而是强调集中兼并，扩大经营规模，推行所谓“完全的经济核算制”。作者在《爱和功勋》这篇特写中，通过“红星”国营农场的发展史，强调由于场长叶弗列莫夫贯彻执行了这条路线，使原先的一个落后的养猪场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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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经济亏损的面貌，在这个基础上，又进而并吞了一个育肥场，大大地扩展了经营规模，结果使这个农场由一个“烂摊子”而一跃成为“州里最先进的农场之一”，从面建立了所谓“功勋”。在这篇特写中，农场的管理权集中在叶弗列莫夫一类“全权的人物”、“指挥官”的手里。他们所推行的“完全的经济核算制”，被美化成农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重要杠杆”和“巨大的推动力”，甚至胡说什么凭借它的“威力”，农场就象长了“翅膀”，得到“广泛和充分的发展”，劳动者生活获得了不断“改善”，产生了“对土地的爱”。最后，作者通过叶弗列莫夫之口，强调必须给农场和农庄的领导人以更大的权力和利益，让他们自由地支配企业单位所获得的利润，不应当规定他们的最高工资限额，以便进一步刺激他们发展生产和追求利润的积极性。由此可见，红星国营农场是一个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垄断资本主义企业，而叶弗列莫夫之流则是一小撮道地的走资派。
    苏修农村题材作品中所反映的不同倾向，即所谓分散经营还是集中经营之争，实质上是苏修统治集团中不同经济政策争论的反映。·这就是在农业中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时候，究竟是应当走资本主义自由化的道路呢，还是应当走垄断资本主义的集中兼并的道路。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目的都是为了加速苏修统治集团在农村中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结果呢，都是使苏联广大农村日益加两极的分化，富者越富，穷者越穷，使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成为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的全权统治者。
    近儿年来，苏修统治集团为了适应社会帝国主义政治制度的需要，在经济领域中强调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加速合并农业企业，建立联合公司，以加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农业和全国经济的垄断。这种情况反映在农村题材作品中，就是歌颂农业中加强集中兼并的趋势越来越强。苏修作家阿·彼尔维采夫在一九七三年写成的长篇小说《黑色风暴》，就是这样的一部典型作品。这部被苏修评论界吹捧为反映了“现代精神”的“文献性”作品，描写的是一九七○年发生在库班地区的一场大风暴。作者通过对这场风暴事件的描绘，除了竭力鼓吹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修大小头目对灾区的“关怀”之外，还力图表明农业是一个“全盘的战线”，必须加强集中兼并，抹掉一个个农庄的“分界线”。在小说的尾声中，作者声嘶力竭地喊道：为了彻底战胜灾害，必须在整个区、整个边区进行统筹的规划，建立庞大的联合组织，毫不掩饰地表明了要在农业中加速推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步伐。
    如果说在苏修当代农业题材的作品中“经济派”代表着主流的一面，那么，所谓“道德派”可以说是代表着非主流的一面。这些作品由于直接或间接地对苏修社会现状表示了某些不满，往往因此而受到了苏修舆论界的谴责。苏修作家巴巴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人世间》和《现代人》，可以说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在小说《人世间》中，作者把苏修农村中所发生的问题，不归结于一定的政治路线面归结于某些领导人的个人品质，从面诱引人们把希望寄在所谓理想的“领导人”的身上。《人世间》中的主人公霍尔莫夫，就是这样一个“清官”的典型。这个霍尔莫夫曾任普里库班尼耶州委书记职务，由于不忍心“年年让生产粮食的人没有粮食吃”，“为民作主”，拒绝上缴“比计划多一倍的粮食”，因此受到苏修统治集团的排挤，被迫退休。但是，这位“忠心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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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的霍尔莫夫并不甘心于过默默无闻的退休生活，居然微服出行，跑遍“人世间”。他所到之处，真可谓“黑暗立即消除，光明普照大地”。凡是各集体农庄中发生的问题，只消他向“老同事”、“老部下”打个招呼，就立即迎刃而解了。你看，在偏僻的丫叉屯，群众一听说霍尔莫夫驾到，立即聚集起来，让一位身穿“修女服”、活象个“圣母”的妇女领头，双手捧着放在绣花大毛巾上的面包和盐，“恭候着他”，并向他告发专横霸道的镇苏维埃主席伊凡赫宁科。此时的霍尔莫夫就象一个青天“大老爷”，骑着马，在一群被选派出来的代表簇拥下，在群众夹道欢送声中，亲自到伊凡赫宁科的办公室兴师问罪去了。'在那里凭着一个电话，喊来了“老部下”，狠狠地训斥了伊凡赫宁科，就算是“为民伸冤”了。很明显，作者编造霍尔莫夫这一“清官”形象，为的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事情主要决定于领导人，这是一个真理”。然而，这完全是把现象和本质的关系弄颠倒了。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今日苏修农村中的问题成堆，越搞越糟，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苏修统治集团推行了一条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不决定于某些领导人的个人品质。在勃列日涅夫之流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国营农场、集体农庄普遍地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的农业企业。贪污纳贿、横行霸道是这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只要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一天不被推翻，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一天没有被打倒，苏联农村中贪污纳贿、横行不法的现象就一天不会消灭。因此，霍尔莫夫这个人物的形象是不真实的。他诱引被压迫人民寄幻想于反动的国家机器，起着麻醉苏联人民革命斗争意志的作用。然而，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这类作品既要歌颂“清官”，就不能不对苏修社会的真实情况作一定程度的暴露。尽管作者的本意在于小骂大帮忙，无奈苏修社会今天已处于风雨飘摇、内外交困的境地之中，经不起半点风吹雨打，最后终于把作者的媚眼当作白眼看，在舆论界掀起了一片斥责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苏修统治集团的神经十分脆弱，已经连《红楼梦》里的林妹妹都不如的了。
    所谓“道德派”中另一部分人，则不仅不敢触及路线问题，就连触及领导机关的勇气也都没有了。他们把农民的不爱土地，归罪于广大苏联农民的不良的心理状态、风俗习惯。《最后的期限》、《趁大车还没有翻倒的时候》、《我们青春的鸟儿》等等，就是这一类的代表作品，要求苏联农民树立起热爱农村、热爱土地的道德风尚。这类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代苏修社会中的城乡矛盾，暴露了苏联农民不安心农业生产面大量流往城市的现象，但由于他们根本不去揭露这个问题的阶级实质，却把原因推到了道德和社会风气的头上，在某种意义上起着转移苏联人民视线的作用。因此，不仅较之巴巴耶夫斯基的作品有较好的命运，而且其中有的作品如《我们青春的鸟儿》还曾经获得了苏修一九七二年“关于农业劳动者优秀剧本比赛”的一等奖。作者伊·德鲁采在这个剧本中写的所谓“真诚的人”鲁查姑妈，对古老俄罗斯农村的一切都念念不忘，充满着“对土地的爱”；而作为这种“爱”的象征，则是剧本多次提到的“青春的鸟儿”一鹤和云雀。鲁查姑妈及其一类人物，只要一想到它们，就会自然地连想到“耕过的田野、春天、辽阔的原野”。全剧的末尾，作者撇开了“青春的鸟儿”，干脆让这个浑身散发着封建宗法臭味的鲁查姑妈进行了这样的说教：“心灵，这也象是田野，要是自已不播种的话，是什么好东西也长不出的。当然，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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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能发生，但你要从早到晚的劳动，爬着，跪着；你要善于抵抗住同大地格格不入的
    一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完全是在宣扬逆来顺受、安分守己的顺民哲学，要广大苏联农民甘心情愿地当牛作马受剥削，这就难怪这个作品要受到苏修统治集团的青睐了。
    这类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主人公大都是一些农村中的老头子、老太婆。他们迷恋于凭借土地“发财”致富的旧生活方式，并从这种旧的道德观念出发，发誓要“忠实地”在土地上度过“一辈子”。比如，苏修作家伊凡·普扎诺夫在一九七三年写了篇题为《边缘》的短篇小说，叙述的是一个曾被驱逐的反动富农阿基姆怎样“爱土地”的故事。这个阿基姆
    一门心思扩大自留地，·专搞家庭副业，为了老婆送给生病的邻居一串葡萄而连骂带打，恨声不绝。但就是这个阿基姆，竟被描绘成是一个热爱土地的农业技术能手，经常教训青年人“尊重土地”，做他的“接班人”。这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些老头子、老太婆是俄罗斯封建宗法农村的余孽。他们虽然不满苏联当前农村中复辟资本主义的现状，但其正面主张是回到古代的封建宗法社会中去，同样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当代苏修文学中的出现这类作品，反映了在今天的苏修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一股古老的封建势力，而且在农村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苏修统治集团向这股封建残余势力求救，妄图用封建的宗法道德观念来把农民维系在土地上，这完全是捞着根稻草当救生圈，真可谓病急乱投医的了。
    当代的苏联社会是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他们与封建残余势力的合作毕竞只能是暂时的、有限的。这类封建怀旧的作品由于对今天的农村现状散布了悲观、怀疑的情绪，逐步地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苏修统治集团的恐慌。去年以来，苏修评论界对这类作品发动了一场攻势，表面上指责它们缺乏时代气息，实质上是批评它们不能为苏修当前的农村经济政策服务。在这场攻势中，某些评论家捧出了费多尔·阿勃拉莫夫的长篇小说《两冬三夏》来作为正面的典型。这部小说发表于六十年代末的文学刊物上，‘而于一九
    七三年作为单行本出版。它描写了在米哈依尔（小说中的主人公）的村子里，当一九四五年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只剩下了一个成年男子，全部重担压在妇女和刚成年的青年身上，鼓吹他们热爱家乡、热爱土地，最后战胜了战后的各种困难。这类题材在赫鲁晓夫叛徒集团上台后曾经遭到过长期的冷落，最近虽又重新进行了肯定，但这种反映斯大林时代农村生活的作品毕竟帮不了今天苏修统治集团的多少忙，相反地，反而容易引起广大苏联农民产生今不如背的怀疑，对苏修统治集团不利。因此，吹捧了-一阵子后，喧嚣声就又平息下去了。苏修文学中农村题材的作品所反映的各类方案走马灯式的登台表现，反映了苏修统治集团对解决农业危机问题上的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苏修社会已经是病入膏育、气息奄奄的了。除了革命之外，无论是那一种药方都不能挽救它的没落命运。“他们的事情是并不美妙的，他们将得到一个自寻死路的前途。”这就是历史所能作出的唯一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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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革命题
    蒸红验总结
    一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教学方法
    上海市市北中学开展电化教学的调查
    闸北区革命委员会教卫组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人们的认识总是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我们组织教学，也同样必须遵循这个原则，使学生获得丰富的感性材料，由近及远，由浅入深，逐步上升到理论。电化教学就是通过银幕的映象和录音的音响，直观地再现客观现象，使学生加深在实践中获得的印象，丰富感性认识，从而促进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因此，电化教学是一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教学方法。
    上海市市北中学的电化教学，在有关工厂的大力支持和广大革命师生的不断努力下，已经从暗室幻灯发展到讲台式白昼幻灯，从静片发展到多种形式的动片，从只能放映幻灯片发展到实物、实验的投影，从一门学科发展到多门学科，使幻灯和录音为实行启发式的课堂教学和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电化教学可以使“看不到”成为“看得到”。我们要使学生获得知识，首先强调要走开门办学的道路，使学生在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斗争中进行学习。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不能每一堂课都到工厂去实践或进行现场教学，有的即使去了工厂也不一定能看到机器的内部结构及其工作的全过程。而电化教学就可以把机器的内部结构都具体形象地再现出来，使看不到的看得到了，使小课堂成为大课堂的很好补充。·例如，教“机床”这一章，他们先组织学生去参观，使学生接触了不少有关机床的知识，然后在小课堂上放映了
    一套有关机床的幻灯，使学生不但看到了更多类型的机床，而且看到了在参观时无法看到的车头箱、溜板箱等内部结构，再配之以录音和解说，同学们仿佛又进了车间一样，对机床知识的了解就更全面了。再如讲离心式抽水泵，水究竟是如何抽上来的？机器拆开来了没有水，关起来了看不见，怎么办？他们就利用线条变化的办法，使幻灯的映象产生运动感，让学生清晰地看到水泵是如何在运转，水是如何从河里顺着水管被源源不断地抽上
    来。大家看了说：“幻灯机象X光，把机器的五脏六腑都照请了！”这样就使学生比较具体
    地、全面地了解了整个机器的性能，较好地掌握了所学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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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电化教学可以使“看不清”变成“看得清”。在课堂教学中常常要进行演示实验。演示实验本身就是一种直观教学，可以使学生从实验的现象中上升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但有许多实验可见度比较小，同学往往看不清楚。“例如演示排水集气法，教师认为可见度比较大，实际上坐在后面的学生根本看不清教师的演示，结果当这些学生进行操作时，就浪费了不少化学用品。现在，通过幻灯把老师的演示放大在屏幕上，每个同学都一目了然。再小一些的如日光灯启动器，过去讲启动原理时只是从理论到理论，怎么也讲不清，同学说：“全是老师一个人在吹”。后来把外面的铝壳拿掉，可以看到了里面的结构，但由于太小，电流一通，只见红光一闪，同学说：“还是看不清”。现在把启动器放在幻灯机上一显示，就十分清楚地看到动片受热和冷却后的运动情况，同学们反映：“看得清，听得懂，真有劲！”同样的道理，我们将一小粒钠放在盛水的小器皿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钠呈球形在游动，后面放出气体，旁边的水呈红色（因水里有酚酥溶液）；将磁铁放在撒有铁屑的玻璃板上轻轻敲动，就可以明晰地看到铁屑在磁场中排列起来。这类演示实验，过去学生在座位上是难以看清的，而现在通过幻灯放大，效果就十分显著。
    第三，电化教学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抽象的东西，教师讲起来吃力，学生听起来难懂。比如地理课过去讲“时区”这个概念时，要费很大的劲，学生还不容易搞清楚。现在只要应用一张旋转式的复合片，就可以形象地显示了地球自转时各地区时间的推移和各地区时间的对照，学生一看就懂了。其实，那些抽象的概念、规律、定理、公式，都是从具体客观世界中概括出来的，即使如高度概括的数学，“也完全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而不是在头脑中由纯粹的思维产生出来的”。但旧的教学方法就是理论脱离实际，从抽象到抽象，要学生死记硬背。例如讲(u+b)2=2+26+这一公式时，就是不讲理由，叫学生死背，最多用(，+b)×(+b)的演算方法来加以证明。而现在他们应用移动式的复合幻灯片，用相连的两个长短不等的线段分别表示a和b,这样，（红+）2就是以x+b作边的正方形。这个正方形就可以按a、b线段分为四个小方块，一个是2的正方形，·另一个是2的正方形，其余两个都是b的长方形，然后把四个小方块从大正方形里拉出来，就是a2+2ab+b。这样讲公式，使数与形相结合，从具体的图形中引导出数的结论来，十分形象，同学就用不着死背了。一堂电化教学的数学课，在大礼堂里上，有四个班级，也是秩序井然。即使是一些平时数学基础差或纪律不太好的同学，·也听得津津有味。他们说：“这样听起来觉得很踏实，不是虚无缥缈，抓不住、摸不到。”
    第四，电化教学还便于把复杂的现象进行分解和综合，突出重点，循序教学。客观世界的现象是十分复杂的。在复杂的现象中，哪些是反映了本质，哪些是不反映本质的？哪些是典型的、能说明问题的，哪些是不典型的、次要的？哪些从这个角度来反映本质的，哪些从另一个角度来反映本质的？哪些应该先讲，哪些应该后讲？怎样有选择、有重点、有层次地交代客观的现象，才能引导学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提高认识？复合式的幻灯片就能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例如讲高炉，第一个映象是全黑的炉体外壳，当掀起一张片子后就出现了耐火砖层，再掀起二张片子时就出现炉顶加料口…这样逐步由表及里，由简到繁，由局部到全面，使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入完整。这种复合片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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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法，还可以形象地讲解棉花整枝，随着片子的逐步减少，可以看到一棵完整的棉花如何从去雄枝，到打顶心、打边心、抹赘芽、剥老叶和剪空枝等。另外，也可以用复合片递增的办法使现象逐步复杂起来。例如讲中国地理的总论，第一张是我国界轮廓，复一张片子就有邻国，再复一张是行政区划分，然后山脉、河流、交通、物产等等依次加上去，这样学生就不再对着一张花花绿绿的地图而感到眼花缭乱了，而是看得明白，思维集中，随着老师的讲解，认识逐步完整，而教学的时间也大大缩短。
    毛主席教导我们：“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一年来，市北中学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努力遵循辩证唯物论的原则，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在开展电化教学，改革教学方法中迈出了第一步。然而，电化教学毕竟只是改革课堂教学的一种方法，它的应用必须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不同教材的内容而具体决定，必须为实行启发式，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服务，决不能用电化教学来取代讲解、教具、板书、实验等其他教学手段，更不能以此来贬低开门办学的根本方向。我们不能忽视它，也不能夸大它，而只能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指导下，把电化教学作为实行启发式的一种有效手段，开门办学的一个有力补充。现在，市北中学的同志决心继续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断认真实践，进一步搞好电化教学，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谈谈低年级小学生的启发式教学
    武康路小学教师王宗瑜
    早在四十多年前，毛主席就提出了讲课要废止注入式，实行启发式。但是，对低年级小学生如何进行启发式教学呢？这个问题，我是在实践中逐步加深认识的。
    开始，我总认为，要搞启发式教学，总得有点基础知识才行，七八岁的小学生，字识不了几个，还不如由我多“灌”一点，打点“基础”，以后再搞启发式。但这样做的结果，课堂上死气沉沉，学生课外做作业只会抄书本，或者重复老师课堂上讲过的东西，完全扼杀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对低年级小学生究竟能不能搞启发式教学？还是小朋友们启发了我。有一次上语文课，当教到“晨”字时，我说：“同学们，这是早晨的‘晨’，上面半个是‘日’字，不是‘目’字，当心搞错。”我的话没有完，一个小朋友站起来说：“老师，不会搞错的，早晨是出太阳的时候，‘晨的上半边就应该是个‘日’吆！”经他这么一说，课堂上顿时活跃起来，你一言我一语，联想到早晨出太阳的情景，“晨”字的读音、写法、用法就很快掌握了。这堂课对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认为对低年级小学生不能搞启发式教学，这完全是自己头脑中唯心论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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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论在作怪。不错，低年级小学生由于受年龄的限制，比起高年级学生来，知识和经验都要少一些。但是，毛主席说过：“入学前的小孩，一岁到七岁，接触事物很多。二岁学说话，
    三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尤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小孩子自小就有接触社会、参加实践的机会，能够较早地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增长新知识。因此，只要善于因势利导，是可以搞好启发式教学的。
    当然，做任何事情都不是没有矛盾和斗争的，关键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教训。.有两堂课可以作一个对比：一堂课是教《拾稻穗》。这课课文讲的是红小兵参加农业劳动，到田里拾稻穗，做到颗粒归仓。为了上好这堂课，课前我请同学们思考两个问题：红小兵为什么要拾稻穗？我们应当向课文中的红小兵学习什么精神？但一到上课，同学们都答不上来，有的甚至说什么拾稻穗可以做面包，弄得我啼笑皆非。另一堂课是看图说话练习，教材上画着两个同学在下雨天合撑一顶雨伞。备课时，我同样向同学提了儿个思考题，还给图上的两个小朋友取了名字，一个叫小红，一个叫小华，让学生去准备。这堂课的效果就截然相反，同学们各抒己见，气氛十分活跃。特别是讨论到“小红看到小华没有雨伞时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时，就更热闹了。有的说：“小红想到了毛主席说的‘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的教导”；有的说：“小红想到雷锋叔叔下雨天把自己的雨衣给别人的情景”…最后同学们都表示要向小红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学习。
    为什么同样搞启发式，一次失败，一次成功呢？原因就在于是否做到从实际出发。搞启发式教学没有千篇一律的公式，必须研究教育对象的特殊性。“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初入学的儿童，直接经验不多，抽象思维的能力比起成年人来要差一些，往往对具体的、形象的、或自己感受过的东西比较容易接受。就拿上面讲的两堂课来说，《拾稻穗》这堂课，由于绝大部分同学都生活在城市里，连稻穗都没有见过，当然很难谈出从拾稻穗中学习什么精神。而两个小朋友合撑一顶雨伞的情景，在同学们的日常生活中是经常遇到的。而且，当时我们学校又正在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所以在教这一课时，课堂上就比较生动活泼。因此，要搞好启发式教学，必须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运用他们已有的直接经验，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地加以引导，才能启发学生思考问题，举一反三，从小培养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低年级小学生的实际水平出发搞好启发式教学，这还只是说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启发式教学中，还必须创造条件，让学生走出课堂，接触社会，在实践中发展直接经验，积累感性认识。比如，在教一年级语文《赤脚医生好阿姨》这一课时，课文虽则短短的几句，但同学们提出了不少问题，如：什么叫“赤脚医生”？贫下中农为什么欢迎“赤脚医生”？向“赤脚医生”学习什么？等等。这一连串的问题，有的我一时也难以回答。于是，我就带领全班同学到附近农村，请大队的“赤脚医生”给同学们上课，课后又进行了参观。这样，使同学们增长了见识，扩大了视野，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不仅弄懂了“赤脚医生”是怎么一回事，而且回校讨论这一课的主题一“贫下中农为什么欢迎赤脚医生”时，大家都由于经过调查访问，掌握了大量生动的感性材料，争先恐后地发言。有的说：“因为赤脚医生阿姨看病认真，仔细”；有的说：“旧社会贫下中农没钱治病，小病变大病，大病只
    ·83

==========第85页==========
    能等死。现在农村有了赤脚医生，大病小病都不怕，所以贫下中农欢迎赤脚医生。”许多同学在发言中还列举了赤脚医生为贫下中农看病的生动事例。通过这堂课，同学们对课文的理解，就不是停留在抽象空洞的概念上，而是具体、形象，有血有肉了。
    搞好启发式教学，还必须充分发挥低年级小学生好学、好问，敢想、敢说的特点，充分发扬教学民主，克服教师的“一言堂”。过去，自已也曾经认为，启发式教学就是教师“启”，学生“发”，因而上课时单纯地提一些问题，让学生来回答。当学生的回答和我的设想一致时，就认为这节课上得成功；而当学生的回答越出我预想的框框，就弄得束手无策，感到不满意。这种形式主义的启发式，实质上还是“教师中心论”的表现。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搞启发式教学实质上是在教学中走群众路线的问题。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仅要靠教师的启发引导，而且要注意发挥学生的作用。有一次上数学课，我要求学生自己来编减法计算的应用题。有一个学生这样编：·“蒋介石派了九个武装特务，梦想进行破坏和捣乱，被我解放军和民兵叔叔发现了，打死了六个，还有几个？”我一听觉得不错呀，既有政治意义，方法又对头，就当场表扬了这个同学。这时，另一个同学站起来发言，·不同意我的有些看法。他说：“老师有些地方讲得不对，我们解放军、民兵叔叔是很勇敢的，敌人来多少，就消灭多少，剩下的一定给俘虏了。后面应该改成俘虏了儿个？”这一改正，这道题就编得更好了。这样的例子，在我的实践中是经常遇到的。有时，一个同学提一个问题，发表一种看法，不仅启发了其他学生，同时也启发了我；有时，我的读音、声调、语气不正确，小朋友及时地帮我纠正；由于学生在讨论中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大家对课文的理解更全面深刻了。因此，别小看了七八岁的小学生，他们身上有许多优点，只要我们善于集中他们的智慧，就能把教学工作搞得更加生动活泼。搞启发式还是搞注入式，不仅仅是一个数学方法问题，而是关系到执行什么教育路线的问题。这就要求教师不断加强世界观的改造，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我是从旧学校毕业出来的，要废止注入式，实行启发式，往往感到很不习惯，很费劲。因为要搞好启发式教学，就必须深入学生，了解学生，甚至对学生的思想动向、兴趣爱好、性格特点也要做到心中有数；对教材的内容也必须仔细推敲，有些课文自已缺乏感性认识，就需要自己首先深入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拜工农兵为师。比如，上《看大轮船》一课时，因为我以前从未进过船厂，对造船工人在打造船工业翻身仗中的先进事迹更是缺乏了解，而要带学生去船厂参观也确实有困难，于是我就下决心挤时间，多次走访造船广，一面参观，
    一面根据学生的特点和课文的要求，请工人同志给我辅导。回到学校后，把自己的体会，结合课文的教学，向学生作启发式的汇报，效果较好。同时，启发式教学还要求教师在讲解时，要言简意暖，抓住重点，抓住主要矛盾，富于启发性。所有这些，都不是拿起课文随便念念所能做到的，而非下功夫不可。因此，搞好启发式教学，关键在于教师要有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思想，说到底还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
    几年来，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在搞好小学低年级启发式教学中，我虽然做了一点工作，但仅仅是开了个头，离开党和人民对我们革命教师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我决心努力学习，不断实践，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作出自己的贡献。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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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小辞典》词目选登（续二）
    《吕氏春秋》
    又名《吕览》，战国:“莫贵于孝”。所谓“孝”，就是孔丘鼓吹区
    末年大奴隶主吕不韦主持下集体撰写，完
    别亲疏贵贱的“孝悌”，以“孝”治国，就是要
    成于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这是一部
    复辟奴隶社会的宗法等级制度。书中又说：
    尊孔反法的反动著作，是以儒家为主的没
    “定本也者，定分之谓也”。所谓“定分”，即
    落奴隶主阶级各种思想的大杂烩。该书主
    儒家的君臣父子各当其位的礼治主张，极
    要出自儒家之手，打着“杂家”的招牌，采用
    力维护“贵德、贵贵（贵族奴隶主）、贵老、敬
    折衷主义的手法，鼓吹复辟、倒退和分裂，妄
    老、慈幼”的政治伦理道德，把儒家的所谓
    图用传统的儒家思想对抗和取代当时在秦
    “仁”、“德”、“义”捧上了天。
    国居于统治地位的法家思想，为推行复辟
    《吕氏春秋》还贩卖没落奴隶主贵族篡
    奴隶制的反动的政治路线提供理论根据。
    权复辟的反革命策略。·它在《首时篇》中说
    《吕氏春秋》继承和发展了孔丘“兴灭
    了一堆周文王遇“贤人”之类的故事，提出
    国，继绝世，举逸民”的主张，系统地提出了
    “待时”，即等候时机，在“未遇时”时，就要“隐
    复辟奴隶制的政治纲领。书中充满“今不
    匿分窜，勤以待时”，一旦“时至”，则“从布衣
    如昔”的论调，说什么“当今之时，世阁甚
    而为天子”，“从千乘而得天下”，实行复辟。
    矣”，把秦国的法家政治说成漆黑一团，进
    《吕氏春秋》表面上是对诸子百家兼收
    而发出“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的
    并蓄，实则有着鲜明的反动倾向，它兼容
    复古叫嚣。书中公开宣扬奴隶制的分封制
    儒、道、墨家而集中攻击法家、名家。是吕不
    度，武断地说：“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
    韦企图在秦国的上层建筑领域搞奴隶制复
    福长，其名彰”，反对中央集权制，主张倒
    辟的一个反革命纲领。它对于汉代以董仲
    退、分裂，这显然是为开历史的倒车辩护。
    舒为首所锨起的一股尊孔逆流有着重要的
    《吕氏春秋》露骨地攻击法家和法家的
    影响。
    路线、政策。它骂商鞅是一个行为卑劣的
    《吕氏春秋》共一百六十篇，分八览、六
    “无义”之人，又骂吴起是一个短处甚多的
    论、十二纪，共二十六卷。汉代高诱最早为
    “不肖”之人。对于秦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法
    此书作注解，称《昌氏春秋注》。现有《吕氏
    治”也极尽诬蔑诋毁之能事，认为法家的
    春秋集释》，收集了高诱以后各家对此书的
    “严罚厚赏”，是“衰世之政”，说什么“令苛
    注释和考订。
    测不听，禁多则不行”，治国者“非必坚甲利
    阴阳家
    战国时宣扬阴阳五行说
    兵选卒练士也”，反对法家的耕战政策，明
    的一个学派，是为没落奴隶主阶级服务的，
    目张胆地要改变秦国的法家政治路线，并·以齐国人邹衍为代表。且对执行法家路线的秦国国君倍加攻击。
    “阴阳”和“五行”本来是先秦流传的用
    《吕氏春秋》大肆宣扬儒家的仁、义、
    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释自然现象的两种学
    礼、乐等反动思想。提出“治国家”的根本，
    说。“阴阳”说认为物质由阴阳二气构成，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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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行”说认为物质由金、木、水、火、土五种
    论。道家学派创始人。从《老子》书的主要
    原素构成。战国时的阴阳家适应没落奴隶
    内容看，完成于战国，反映了没落奴隶主贵
    主阶级进行复辟活动的需要，大肆宣扬迷
    族阶级的哲学思想。
    信思想，他们说阴阳五行受天命支配，物质
    老子反对社会进步，鼓吹倒退的历史
    世界的一切变化是天的意志的体现，建立
    观。他对当时新建立的封建制度，充满了
    了阴阳五行说的唯心论思想体系。
    仇恨，攻击地主阶级的法治是“法令滋彰，
    阴阳家还鼓吹“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
    盗赋多有”，说成二团漆黑。他主张“小国寡
    论。他们赋予“五行”以道德属性，叫作“五
    民”，国家要小，人民要少，“邻国相望，鸡犬
    德”，以“五德”的终始来比附历史上王朝的
    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一幅
    兴衰。·他们说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受一种
    经过他美化了的氏族宗法制奴隶社会的图
    “德”支配，“德”有盛有衰，当这个朝代的
    景，他妄图退回到初期奴隶社会去。
    “德”衰败时，这个朝代也就灭亡，而被代表
    老子提出精神性的.“道”是世界的本
    另一种“德”的朝代所代替。代替是依照五
    原。他说道“先天地生”，由道产生物，叫做
    行“相胜”的次序，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
    “道生一”。他又把道说成“无”，“天下万物
    水胜火，土胜水，如此周而复始。他们编造
    生于有，有生于无”。无是空虚，不是物质，
    说舜代表土，被代表木的夏所代替，夏又被
    而万物却是由这个“无”产生的。老子的
    代表金的商代替，商又被代表火的周代替。
    “道”超然于天地万物之上，并派生天地万
    他们还说“德”的盛衰在自然界会出现征象，
    物，这说明他的思想体系是客观唯心主义
    统治者的行动可以感动上帝，从而使自然
    的。老子说道的特点是“无为而无不为”。
    界出现不正常的现象，这叫“符应”。所有
    “无为”反映了没落奴隶主贵族阶级消极悲
    这些显然都是胡言乱语，他们狂热鼓吹历
    观的精神状态，他们幻想从“无为”中达到
    史循环论的目的是妄图证明历史要走回头
    “无不为”，实现复辟的希望。
    路，奴隶制的灭亡只是暂时的。
    老子的辩证法有很大的消极性和保守
    阴阳家从方土演变而来，方士和儒家
    性。他虽然承认事物的矛盾，认为有无、长
    原来都是替奴隶主贵族办理祭祀的，方士
    短、刚柔、强弱、祸福、大小等等，都是相对
    专讲鬼神迷信，兼事占卜、星历。阴阳家将
    立而存在，对立面的双方并且可以互相转
    方士的一套系统化、理论化，实际上它不过
    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但
    是儒家的附庸。孟子的反动学说中，已经
    是，他所讲的转化是无条件的，他也不是把
    吸收了不少阴阳家的唯心主义神秘主义东
    运动看作是向前发展的，而是认为运动是
    西，如什么“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就是一种
    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他说“万物并作，吾
    唯心主义的历史循环论的翻版。正因为阴
    以观复”，万物变化纷纭，我却看出变化的
    阳家和儒家的关系极其密切，秦始皇采取
    结果仍要回到原来的状态，这叫“归根”。他
    “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时，也严厉打击了
    强调要“守静笃”，坚守安静的原则，等待事
    阴阳家。汉代，董仲舒进一步使儒家与阴
    物恢复本来的面貌。他的辩证法是为他政
    阳家合流，产生了所谓“天人感应”论和谶
    治上开倒车辩护的。
    纬神学。
    老子宣扬“不行而知”的先验论。他否
    老子（生死年不详）
    传说是春秋
    认知识来源于实践，提出“不出户，知天
    末期的老聃，又说是战国时的李耳，尚无定
    下”，实际是反对人民获得知识。他说“民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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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雅治，以其智多”，他要人民抛弃一切聪
    主阶级进行变革制造舆论的，目的是“正名
    明和才智，即所谓“常使民无知无欲”。他露
    实而化天下”。
    骨地宣扬反动的愚民政策，是为了让奴隶
    名家的“审其名实”是朴素的唯物论。
    主贵族可以任意摆布人民。
    公孙龙提出“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天地
    老子曾经批评过儒家，说“大道废，有
    和天地产生的一切都是物。“物以物其所物
    仁义”。他认为在当时靠鼓吹“仁义”来复
    而不过焉，实也”，具体的事物都有它特定
    辟奴隶制度，实际上己经不起什么作用，主
    的内容和形式，是实在的。有物才有名，“正
    张还是用他的“道”来复辟奴隶制度。他和
    其所实，正其名也”，概念必须如实地反映
    儒家的争论，是奴隶主阶级内部关于用什
    客观事物，应该用“实”来纠正“名”，决不
    么方法实现复辟的争论。老子的思想，其
    能反过来用“名”纠正“实”。“知此之非此
    实是儒家思想的补充。老子提出的一套对
    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事物发生
    付新兴地主阶级的所谓“柔弱胜刚强”的权
    了变化，“此”非“此”，“此”不在“此”，那就
    术，为以后一切剥削阶级所欣赏，一些阴谋
    不应再使用原来的“名”，面应代之以新的
    家、野心家、两面派更是把它奉为至宝。著
    “名”。名家坚持是“实”决定“名”，“实”变
    作有《老子》，又称《道德经》。
    而“名”亦应随之而变，以此来肯定封建制，
    名家
    战国时以辩论名实问题为
    肯定新生事物。这个观点是和儒墨“正名”、
    中心的一个学派，当时称“辩者”，汉代称
    道家“无名”的唯心论相对立的。
    “名家”，是为新兴地主阶级利益辩护的。主
    名家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们认
    要代表是惠施和公孙龙。
    为事物的大小高低、长短、黑白等矛盾，失
    名实问题即概念与事实的关系问题，
    去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存在。惠施提出“日
    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内
    方中方晚”，“南方无穷而有穷”，承认事物
    容。当时，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新旧事物
    的相对性。他提出“天与地卑”，“山与泽
    交替，旧的“名”已不能适应新的“实”，出现
    平”，“天”、“地”、“山”、“泽”都不是固定不
    了“名实不符”、“名实相怨”的情况。没落
    变的。他还认为世界是无限的，“至大无
    奴隶主阶级死抱住旧的“名”不放，反对社
    外”，“至小无内”。任何事物都是可分的，
    会变革，妄图通过“正名”维护旧制度，扼杀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公孙龙
    新生事物；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建立和巩固
    在和儒家的辩论中以“白马非马”为例，强
    封建制度，就要求打破奴隶制度的传统观
    调区别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等不同概
    念，主张根据自已的利益，重新正名来肯定
    念。名家对古代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社会变革，这就产生了名家。
    但是，由于他们常常片面地强调事物的某
    名家主张地主阶级的“法治”。他们“不
    一个方面，走向极端，有时又陷入诡辩。
    法先王，不是礼义”，蔑视奴隶主阶级的道
    名家从墨家中分化出来，背叛了墨家。
    德，认为“赏罚”须按“法”行事，强调用地主
    他们尖锐地批判了儒家和墨家，“破正理而
    阶级的是非观代替奴隶主阶级的是非观。
    立异”，酸除儒墨的所谓“正理”，为确立地
    “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以奴
    主阶级的统治地位标新立异。他们的认识
    隶主阶级的可为不可，然为不然，以奴隶主
    论被法家荀子、韩非所继承和发挥。但名
    阶级的是为不是，非为不非。他们提出的
    家有时也宣扬“兼爱”、“偃兵”，说明他们尚
    一些命题，曾被视为“怪说”，其实都是为地
    不能彻底摆脱墨家的影响。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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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物
    再擒孔家店
    《鲁迅传》选载
    石一歌
    一九三四年元旦刚过，鲁迅收到了一位日本友人的贺年信。这位日本友人热情地邀请他到日本去旅行。
    日本，是鲁迅青年时代学习和战斗的地方，那里有着他熟识的山河和朋友。但现在，日本军国主义者气势汹汹地妄图吃掉整个中国，日本本土正弥漫着战争歇斯底里的气氛，哪里容得了曾严厉抨击过法西斯侵略政策的革命者？因此，鲁迅婉言谢绝了那位好心的朋友：
    “到日本来一次，是我一直在想着的事，可是现在来的话，恐怕不会给我上陆吧？即使上陆了，恐怕也要有便衣来跟随的。后面跟着便衣去看樱花，这实在是开玩笑了”。
    鲁迅决定留在苦难深重的祖国坚持战斗。他在密切注视着，日本侵略者和它的走狗汉奸卖国贼们将会玩弄什么新花样来对付中国人民。
    果然，没隔多久，凛测的寒风中传来两条消息：
    一是日本“皇军”拥戴废帝溥仪“登极祭天”，成立了伪满帝国。这个“帝国”的宗旨是：以孔孟的所谓“道德仁爱”，建立“王道乐土”；
    工是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主张以孔孟之道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为中心，建立一种足以“自救”的“新生活”。
    一时间，人们看到，在蒋介石手上，在傀儡帝国的金銮殿上，在日本侵略者的战车上，都飘荡着同样一面黑旗：孔孟之道。
    这些颇为令人费解的怪现象，对鲁迅来说，却是他历年来一系列论断和预见的证实。中外反动派里应外合一起尊孔的双簧戏，他一生中看到够多的了。见之于辛亥革命失败后，见之于几次路过香港时，见之于上海帝国主义办的报纸上和学校里。他曾多次指出，
    •88◆

==========第90页==========
    国内反动派尊孔崇儒，必然会得出“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这种所谓“礼让为国”的结论；与此相应，“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这次又是如此。看着眼前的事实，他想起了发生在前年的一件往事。“九一八”以后，日本有一个叫中里介山的反动文人在报纸上写了一封《给支那及支那国民的信》，他胡说，中国人渴望着孔孟所宣扬的王道，不管是谁，包括外国侵略者，只要实行王道，中国人一定欢迎。
    国内的卖国贼们正需要这种为日本侵略辩护的宣传，此信很快在伪满出版的杂志上翻译登载了。不仅如此，后来买办文人胡适还发表一个讲话，与之呼应，声称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用“王道”“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很可看作是一封“回信”。
    但中国人民也有话要回答中里介山们。写一封与胡适唱反调的回信，解剖一下孔孟之道，特别是所谓“王道”的反动功用，是刻不容缓的了。这个责任，鲁迅决定由自己来承担。自从新年开始以来，他就在积极酝酿。
    历来，鲁迅写一篇文章，除了要考虑文章的内容，还要花很多精力来考虑如何让文章和读者见面；如何使它象顽石底下的植物一般曲曲折折地生长出来。一九三四年的初春，上海的政治空气就象自然界的气候一般寒冷彻骨。为了配合血腥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国民党反动派在进一步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发表过一些进步文章，·尤其是发表过鲁迅文章的报刊杂志，都相继被查封；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鲁迅为了战斗，一连更换了许多笔名，如阿二、铜苇、白舌、明瑟、隼、它音、楮冠、宴之敖、隋洛文等等，但现在，这些笔名也逐渐被反动派嗅了出来。鲁迅要写批判“王道”的文章，该到哪里去发表呢？他走在街上，只见成群的流氓、特务们横冲直撞，他们刷出的“新生活运动”的口号一“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等等，与和尚、道士、舞厅老板、江湖骗子们贴出的什么“拜佛救国”、“跳舞救国”、“灵乩救国”、“航空救国”之类的广告交相辉映、琳琅满目；而在书店的橱窗里，景象却越来越萧条。自己的《呐喊》因是红封面早被查禁，其他杂文集也跟随着一一“失踪”…
    但是，云锁雾封，并不能束缚住鲁迅的战笔。ˉ他下了这样一个决心：索性到日本去发表。既然也可称是一封“回信”，那就直接寄去！于是，一月底，他用日文写下了《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投给了曾来约过稿的日本改造社。
    当这篇稿子还在驶向日本的邮船上的时候，二月初，一个空前凶猛的文化“围剿”的恶浪就朝鲁迅和左翼文艺队伍扑来。国民党中央正式电令各地禁止进步文艺，上海的国民党反动派“奉令”，“查禁书籍至百四十九种之多、牵涉书店二十五家”。这一百四十九种书中，几乎包括了鲁迅的全部作品。
    上海街头上，又多了一群查“禁书”、砸书店的鹰犬。他们紧张地在每一篇文章、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上嗅来嗅去。但就在这时，如晴天霹雳，他们在进口的日文杂志上看到了鲁迅《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凭借着略懂日文的反动文人章克标之流战战兢兢的翻译，国民党检查老爷们听到了鲁迅的声音：
    中外反动派把“王道”和“仁政”高唱入云，但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在华北狂轰滥炸，蒋介石的飞机在红色根据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总之，伴
    ·89·
    久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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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王道政治”而来的唯一“光明”，就是从南到北的一片火海；伴随着“礼义”、“仁爱”而来的，是把全国变成了一个比钢筋水泥所建造的监狱更黑暗的人间地狱！
    鲁迅的结论是：
    “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
    “据长久的历史上的事实所证明，则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
    这才是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尊孔逆流的真正答复。国民党的检查老爷们气恼异常，他们紧握着“查禁”图章的手在发痒，但这已无济于事。看来，除了通过咒骂来消除这篇文章的影响，别无他法了。
    于是，三月三日，邵询美、章克标一伙在《人言》上故意“译载”了文章的一节，加了译者“附白”和编者的“识”，说这篇文章是“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还杀机毕露地说鲁迅之所以不在国内发表，是为了“逃避军事裁判”。末了，他们又声明，文章中直接批判“王道”的章节，“不拟再登”。其实，他们哪里敢全文刊登？
    国内反动派如此紧张，日本帝国主义也害怕了。没儿天，日本军阀卵翼下的伪满报纸开始对鲁迅进行造谣和诅咒。奉天的《盛京时报》甚至煞有介事地说鲁迅患了脑膜炎，即使不死也定然残废。
    紧接着，其他一些反动报刊也纷纷报道：根据“医生”诊断，鲁迅确实患了脑膜炎，“非休养十年，不能痊愈”。上海的一些黄色小报则是跟着瞎起哄，说鲁迅“逃”到香港去了。
    看着这连篇谣言，鲁迅轻蔑地一笑。戳了一下孔孟之道，他们就如此慌乱，这不正暴露了他们宣扬孔孟之道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吗？至于“脑膜炎”云云，只是他们的一种卑劣愿望，靠着这个来攻击，来自我安慰，足见他们已贫乏无聊到何等地步。
    谣言既出，不少关心鲁迅的朋友就不断写信来询问“病情”，累得鲁迅疲于作答，一再要大家“释念为幸”。在一封回信中，他愤怒地批斥那些制造谣言的反动派：“此辈心凶笔弱，不能文战，便大施诬陷与中伤，又无效，于是就诅咒，真如三姑六婆，可鄙亦可恶也。”在另一封信中，他还写了这样一首绝句：
    横眉岂夺娥眉治，不料仍违众女心。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
    这一方面是风趣地告诉朋友们，自己“头脑冷静，健康如恒”，另一方面也是向中外反动派宣告：在这场新的战斗中，任你们花样翻新，而我则顽强如故。
    二
    天气转暖了。但是，温煦的春风带来的，却是森森古气。二月间，国民党中央召开第
    一百四十七次会议，正式下令尊孔，并定八月二十七日为孔诞纪念日，要各地早作推备。清明时节，国民党政府又派出戴季陶等人到咸阳去祭文王、武王、周公的坟墓。同时，山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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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阀韩复榘倡议修复孔庙，蒋介石即拨二十万元作为补助经费；戴季陶捐款修他家乡浙江吴兴的孔庙；广东军阀陈济棠抢先举行祀孔典礼…
    屠夫们纷纷换上了长袍马褂，在孔丘面前屏息鸽立。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似乎抱住了孔老二，也就抱住了“民族文化道德”，自己便俨然成了“民族精华”、“救国英雄”。那么，在这一小撮屠夫们的眼中，要卖国的是谁呢？当然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中国人民，特别是鲁迅这样的反孔战士。
    因此，就在这时，前不久在盛传鲁迅生病的一些报刊，又突然“透露”出鲁迅“卖国”的“消息”来了。
    谎言编得很具体：鲁迅从日本拿到一万元，给日本情报处送东西，因此是“日探”。又说，鲁迅的文章是受日人万金而作，意在卖国。
    贼喊捉贼。日本帝国主义的叭儿们把别人说成是“日探”，是为了掩盖自己尊孔卖国的本相。鲁迅当时在一封信里气愤地说，“叭儿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又何尝想到民族，只要二吠有骨头吃，便吠影吠声了。其实，假使我真做了汉奸，则它们的主子就要来握手了，它们还敢开口吗？”
    但是，敌人的这种行径也提醒了鲁迅：必须及时地向全国人民揭露这些高唱“民族文化道德”的尊孔者的卖国嘴脸，揭露孔孟之道的卖国功用。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当前，这应是批孔的重要内容。
    这是一项揭示历史规律的工作。鲁迅开始了紧张的研究。五月初，他一连儿次去寻访专门出卖清代文集的嘉业堂，后来好容易在爱文义路找到了。两扇大铁门紧闭，叩了儿下，门上开了一个小方洞，里面有中国门房，中国巡捕，白俄镖师各一名。巡捕问鲁迅来干什么，鲁迅说买书。他说账房出去了，没有人管。鲁迅说自己住得很远，是否可以等一会？巡捕说：不成！同时也堵住了那个小方洞。过了两天，鲁迅又去，巡捕的回答是：“书都没有了！.卖完了！不卖了！”
    后来，托了熟人，才辗转买来了几册。除了这个门禁森严的嘉业堂，鲁迅还到其他一些书店去搜求。端午节前，在四马路一带也买来了一些有关的古书。
    鲁迅通过这些古书的批判和研究，对孔学和儒家在历史上，特别是在民族斗争中的反动作用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不久，就写出了一系列谈中国古代历史的杂文。他指出，历来凡儒家学者是最没有民族气节的，每当异族入侵之时，他们总是“将‘儒教'呈献”，“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去”，甚至改朝换代之后，还乐于以遗老自居，“毫不问遗于何族”。而那些入侵者，虽不想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儿子看待，却也要命之为“儒教大宗师”来供奉，食“儒户”以“佳果”。
    眼前的事实不也正是这样么？一个偶然的机会，鲁迅看到一本由一所军官学校提倡后官定出版的《经训读本》。翻开第一课，是《孝经》上的一段话：“孔子谓曾子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就是说，保护身上的每-一根毛发和每一块皮肤，才算尽了孔孟的“孝道”。那么，要不要和日本侵略者作战？显然不行。要保全个人的身体，只有屈膝投降。尊孔与卖国就是这样微妙地沟通了起来。这种宣传见之于军官学校，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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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太具有讽刺意味了。
    五月份，鲁迅在《大美晚报》上又看到一条新闻，'上海国民党的喉舌一电台，也正在通过“读经讲座”向人们推销《论语》和《孝经》。他们公然宣称，读了这些儒家典籍，即使亡了国，也可以在俘虏营里做个“人师”。看来，国民党反动派已准备做亡国奴，也预料到外国侵略者一定需要用孔孟之徒来“以华制华”，用孔学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他们已“未雨绸缪”，在急急推备了。
    魯迅用这些反动派自已提供的材料接连写了好几篇杂文。究竟谁是卖国贼？是尊孔者还是批孔者？一目了然。
    在这个紧张战斗的空隙，鲁迅还忙于一件事，就是整理和介绍古代和外国进步的文化艺术。这本身也是对复古、卖国思潮的一个正面反击。年初，他和郑振铎编印的《北平笺谱》出版。·五月又出版了苏联木刻集《引玉集》，并着手刻印《十竹斋笺谱》。他早期所编的《唐宋传奇集》也在这时合订成一册出版。同时他又在计划创办《译文》杂志。此外，他还写了《论“旧形式的采用”》、《拿来主义》、《<引玉集>后记》等文章，用马列主义的观点阐述了古代和外国文艺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一正是这种革命的责任和明确的信念，支持他从事这项细致而繁重的工作。
    其时，国民党反动派正组织了一个个“文化代表团”出国，向外国宣扬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所谓“国光”，把孔老二作为与帝国主义联络感情的一个工具。而在同一时刻，鲁迅却把自已编印的书籍一册册地寄送各国图书馆，但又告诉合作者郑振铎，决不寄给当时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德国和意大利。当他知道与自己曾有过亲切交往的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对中国文化有兴趣，就几次三番托人把《北平笺谱》送去，为了办妥这事，他在好几封书信里都一再提及。：当时，斯诺正在积极向各国介绍鲁迅和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作品，并把自己翻译的这些作品集名之为《活跃的中国》。在鲁迅看来，这不仅与帝国主义者，而且也与国
    内的尊孔复古派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他后来曾在一封信中指出：“S君（指斯诺）是明
    白的，有儿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这真是叫人伤心”。
    共产主义者鲁迅明确地看到：正当国内外反动派以孔老二为媒介心心相印的时候，中国人民也能从外国人民中找到真诚的朋友。
    三
    夏天来到了。离国民党政府规定的“孔诞纪念日”已经很近。就象那逐渐升高的气温那祥，各地反动派尊孔的逆流也甚嚣尘上，以至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七月初，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了“孔子诞辰纪念办法”，几天后，又一次命令全国在八月二十七日举行祭孔典礼。因此，一九三四年的夏天，从各省、市的国民党党部开始，直到下面的各机关、学校，都在炎暑中忙乱地张罗着。
    鲁迅一面以冷峻的眼光注视着这场越闹越不象话的丑剧，二面又以焦虑的心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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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当时中国人民遭受的空前深重的苦难：
    正在这时，全国灾情严重，受旱、涝灾害的面积达三亿三千余万亩，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六；
    国民党政府为了支持“剿共”和尊孔的经费，对人民横征暴敛，例如，四川省的税收已“预收”到一九八一年；
    山东省的大批农民在门上贴出田契文约，声明因交不起苛捐杂税，无代价放弃田地房屋，背井离乡，流为难民；
    千百万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但同时又常有这类消息扑入鲁迅的眼帘：上海的鱼翅销售量比前一年增加了五十多万的营业额；国民党政府又决定追加修建孔林孔庙的费用
    八十万…
    在鲁迅眼前，两种报道，都是那样令人气忿；两幅图景，都是那样目不忍睹！
    “知了！知了！”讨厌的知了在窗外的树枝间鸣叫，使鲁迅觉得分外烦躁。但是，知了使他想起了一个有名的寓言：
    也是象现在这样炎热的夏天，知了在树上高唱，蚂蚁在地上为冬天聚积食物，知了就取笑蚂蚁的庸俗。但不久，秋风起来，天气渐凉，知了便成了无衣无食的“小瘪三”，这回是轮到蚂蚁教训它了。
    这个鲁迅在小学时代就知道的朴素寓言告诉人们：劳动可以得到温饱，懒惰终将受到惩罚。但眼前的现实正好相反。现在无衣无食的灾民是终年辛劳的穷苦农民，而那些从不干活的“知了”们，现正坐在电风扇下吃冰淇淋呢！·这简直是一个一切都被颠倒了的“知了世界”！于是，鲁迅写了一篇杂文：《知了世界》。，
    鲁迅说，为这个“知了世界”提供理论根据的正是孔孟之道。何以为证？他在文末引出了孟轲的一段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鲁迅说，把这些话与眼前的现实联系起来，就是“中国的圣贤和学者”要“中国人非读中国古书不可的一个好证据”。
    尊孔，就是为了延续这个万恶的“知了世界”。卖国也好，侵略也好，都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
    一阵阵知了的鸣叫声中，“孔诞纪念日”已经在望。就在这个反动派几乎押了全部赌注的日子前夕，八月二十三日，消息传来，内山书店的一位店员突然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内山书店是鲁迅常去的地方，这一点，由于一些走狗文人的告密，反动当局也已知道。他们逮捕店员，也许就是打听他们追缉已久的鲁迅的踪迹吧？面急急地在这个时候下手，也许就是为了除掉一个反孔战士，使他们的“孔诞纪念日”搞得顺当一点吧？这是一个信号，鲁迅不得不警惕起来。当天，他与内山完造先生商量，决定暂时到千爱里内山先生的家里躲避一下。因为反动派历来是深更半夜抓人的，所以鲁迅决定白天还是回自己的寓所继续战斗。
    此后第四天，便是八月二十七日，。.这一天，日本海军正在渤海湾上进行大规模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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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习，隆隆的炮声回荡在曲阜孔庙上空。而就在这炮声中，国民党的祭孔专员一律长袍马褂，向孔丘献上了猪头三牲，献上了“同觉天民，神其格斯”之类的祝词。全国各地的情景都大同小异。上海的反动派更是别出心裁，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大批警察、便衣的“保护”下演奏了二千多年前的“韶乐”。这种音乐，据说当年孔子听了以后深为陶醉，整整有三个月连吃肉都不辨滋味。
    在山河破碎、人民遭殃的黑暗时日，没有比这种尊孔闹剧更无耻、更丑恶的了。鲁迅在颠沛奔波的避难生活中看到这一切，实在忍无可忍，才隔了一天，八月二十九日，他回到自己寓所的工作台前就抓起了笔。尽管时时有反动军警闯进房来的危险，但他还是愤怒地挥笔疾书道：“今年的尊孔，是民国以来第二次的盛典，凡是可以施展出来的，几乎全部施展出来了。”
    落笔，鲁迅又想到了灾区的劳动人民。他作了一个严峻的对比：孔孟之徒们欣赏着“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而据报载，旱区的饥民现已不知水味！这就是“礼乐佾舞”的“盛典”、“承平雅颂”的“韶乐”想掩盖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鲁迅的这篇文章叫《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是对“孔诞纪念日”的一个最及时的批判。
    鲁迅把文章投给一家杂志，不久总算登了出来。但一看，没了后半篇，即鲁迅明确用阶级观点批孔的部分。这样，文章的原意完全被阉割，令人读不懂了。当时就有一些读者跑来问鲁迅：“你在说什么呀？”
    显然，这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的“政绩”。他们惧怕任何批孔文字。后来，鲁迅将这篇文章收进《且介亭杂文》的时候，坚决地补足了被删部分，并在这部分下面都加了黑点，以便醒目。他还在《附记》中勇敢地点了那个反动检查机构的名，提出了强烈抗议。
    四
    排练长久的尊孔闹剧已经演过，想做的都做了，想讲的都讲了，反动官僚们脱下长袍马褂，似乎也感到了一些疲乏，尊孔的喧嚣稍稍冷落了一点。时不时有几篇死样怪气的文章出来再哼儿声，无非是表示他们尊孔的宗旨是不变的。在这种情祝下，九月十八日，鲁迅结束了这一次避难生活，搬回了寓所。
    看了这么一次尊孔闹剧，鲁迅胸中的斗争烈火烧得更旺了。搬回寓所的两天以后，九月二十日，他支持一些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创办了一个杂志，定名为《太白》。
    这个杂志创刊前，主持人曾与鲁迅来商量，并拿了别人为刊物拟的不少名称征求他的意见。鲁迅赞成用“太白”二字，因为太白星即启明星，暗示黑暗必将结束，黎明终要到来。鲁迅是这个刊物的编委，但他关照主持者，为了使刊物维持较长的寿命，一是不要宣布他是编委，二是不要公开刊物名称的含义。
    刊物出版后，鲁迅积极利用这个阵地进行战斗。光九月二十五日这一天，他就接连写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四篇批判孔孟之道和其他反动意识形态的杂文，其中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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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发表在《太白》杂志。
    斗争在继续。鲁迅觉得：现在已有必要对孔孟之道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的反动作用作一个系统性的解剖，对目前仍在发展着的尊孔逆流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静下脑子来，细细地回忆着二十世纪开始以来围绕着尊孔和批孔自己看到过和参加过的历次斗争…
    恰好在这时，有一个青年作家正在编鲁迅从青年时期以来的诗文集《集外集》，时常来询问有关情况。又有一个图书公司计划出版一套新文学丛书，总结“五四”以后新文学的成果，约请鲁迅编选包括他自己作品在内的小说集。这两件事，使鲁迅更清晰地回想起“五四”时期那场声势浩大的反孔斗争。要选“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第一篇无疑是《狂人日记》。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在这篇小说中以响亮的呐喊揭露了孔孟之道的吃人本质，从而拉开了这场斗争的序幕。现在，十六年过去了，这场斗争不仅依然在激烈地进行，而且更加深入了。
    能不能永远站在这场烽烟滚滚的批孔斗争前列，这对革命者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鲁迅想起了七月间去世的刘半农。这位名震一时的人物曾是一名勇敢的反孔战士，他曾在《新青年》上宣布“本志排斥孔丘，自有排斥孔丘的理由”，“很打了几次大仗”。但后来，他没有能跟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竟在反动政府中谋职，玩弄起烂古文、老八股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鲁迅深沉地说，“我希望他常是
    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
    客人的来访时时打断鲁迅的回忆与思索。但有一个来访者他是不见的，那就是徐诗荃。鲁迅在楼上常常能听到许广平在门口对他的拒绝。前儿年，这个青年曾写了一些揭露社会黑暗的稿子而受到鲁迅的支持，国民党当局还因此要“通缉”鲁迅。鲁迅不顾个人安危，为了保护这个青年，甚至还接受了他不合理的要求，亲自为他抄写来稿，以免他暴露笔迹而被害。但是，此人后来思想日益蜕化，竟皈依禅宗，信了佛教，以至荒唐到拿了《悉怛多般但罗咒》要来“超度”鲁迅。儿经教育，仍然无效，鲁迅只得与他划清界线。有一次他不管许广平阻拦直冲到二楼鲁迅的工作室中，鲁迅也没有理会他。思想战线上的逃兵，只能投之以蔑视。
    两旁偏倒的小草，更能反衬出独立支持的大树。鲁迅综观“五四”以来思想战线上，特别是批孔战斗中的分化聚合，进一步勉励自己将这场斗争进行下去，把孔家店一捣再捣，在这黑暗的世界中发出一声声震聋发聩的惊雷！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这是在这年反动派尊孔高潮中鲁迅写给一个日本友人的诗。铿锵的诗句，是人民革命的预言，也是自己战斗的誓词。
    鲁迅正是怀着这种豪迈的激情，送别了一九三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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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五年春天，侵略者似乎是和卖国贼在进行尊孔竞赛，日本海彼岸的尊孔活动比国内还要搞得热闹。四月，日本最大的孔庙一一“汤岛圣堂”落成。日本政府“特邀”孔子
    七十七代嫡孙孔德成去参加祭祀，蒋介石舍不得放这件宝贝过海，到别的孔家乱我了一个“圣裔”送去。四月二十七日，祭孔典礼和“儒道大会”正式开幕，刚刚屠杀过中国人民的日本将军，换上一身礼服，和国民党的卖国特使”、“圣裔”一起组成了祭孔联盟，一起向孔老
    二下跪磕头。看来，日本帝国主义指挥这场“灵巍的征服战”，从寄托的希望到所花的精力，决不比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要少一些。
    至此、鲁迅一个时期来一直在计划着的那篇系统的批孔檄文已考虑成熟。八月二十
    九日夜晚，千里外的“汤岛圣堂”还香烟缭绕，鲁迅在自己的工作室里伏案疾书…“汤岛圣堂”里发生的一切，促使鲁迅又一次用日文来写作这篇文章。它的题目是：《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孔夫子究竟是何等样人？鲁迅的笔扫荡了中外祭坛前的层层烟幕和种种赞词，巧妙地从这个“圣人”“真正的相貌”讨论起，直捣他的五脏六腑：
    “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
    “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阶级属牲和反动功能，所以历代反动统诒者都要动用他。鲁迅的笔下出现了袁世凯、孙传芳、张综昌。这些“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把孔夫子当作“敲门砖”，妄图敲开他们的“幸福之门”。而在人民中间，孔夫子从来没有什么市场。
    那么，那些“敲门者”的命运如何？鲁迅用一句话作了宣判：“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自白的失败了。”
    这是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这是中国人民对中外反动派的警告。
    鲁迅把这篇文章仍然寄给日本政造社。由于这里凝聚着他长期来反孔斗争的宝贵经验，付邮以后，他一直担心着文章的命运。终于，一个多月后，《政造》漆志刊载了，并立即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事后，当鲁迅把它编入集子的时候，曾怀着一种战斗胜利的喜悦作了一个简短的附记：，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是在六月号的《政造》茶志上发表的，这时我们的“圣裔'，正在东京拜他们的祖宗，兴高采烈”
    鲁迅就是这样毫不客气地破坏了他们的“兴高采烈”。
    这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灼灼光辉的战斗檄文，从此载入了中国现代史册。它与从《狂人日记》以来的许多小说、杂文一起，连绵不断，前后辉映，构成了鲁迅批孔斗争的壮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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