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与批判1974.03.txt

    学日与秋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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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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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语录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学则与挑料
    一九七四年第三期目。录
    批林批孔反修防修
    “克己复礼”是复辟倒退的纲领
    宣(3)
    评《新人生观的创造》
    ……方
    海(7)
    阶级敌人怎样“克己复礼”？
    一上海县七一人民公社调查报告…七一公社土记者《七一公社史》鳊写组（17)
    戳穿“仁、勇、智”的反动实质…上海第五钢铁厂工人爹森妹
    上海轴承锻造厂工人许增兴(22)
    “忠恕”之道与“血流漂杵”…上棉二十一厂青年工人陆丽芬（24)
    非礼“四勿”和三不士义…玉得是热禁伏骨辛森(26)董仲舒的反动一生…复旦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袁航薛闯（27)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尊孔言论辑录（资料）…（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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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问题研究
    评“崇洋有理”
    龚
    进(39)
    乘长风破万里浪
    “郑州”号、“锦州”号访问记
    钟志杰(42)
    驳三雅”…
    吴文虎(47)
    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景池(50)发展不平衡是帝国主义危机最深刻的表现
    谈谈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暂时跳跃式发展的现象和本质…余
    来(54)
    锄毒草化肥料
    “白马”、“红马”、“天马”
    …延
    风(57)
    青兰的“出”与“胜”
    …叶
    伦(58)
    “青兰”和“海瑞”
    …复且大学工农兵学员仲华(59)
    文学评论
    白显舟的“基础”
    常
    峰(61)
    他为什么越走越远？
    白显舟犯错误的教训…
    宫力(63)
    “新”国画“新”在哪里？
    评上海市工艺品分公司编的《中国画》…
    任
    犊(65)
    教育革命经验总结
    短训班万岁！
    一复旦大学短训班的调查报告…
    …何。欣(68)
    来信与建议
    创办农场业余大学（倡议书）…
    …吴国祥等（73)
    办好函授大学（读者来信）…西号管辈(75
    插队知识青
    《哲学小辞典》词目选登（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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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林サし反修防修
    「克己复礼”是复辟倒退的纲领
    红
    宣
    “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纲领。一次，当他的“好学生”颜渊向他问仁时，他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用他自己的话说，也就是“克己复礼”。
    什么是礼？有人一看到批判孔子鼓吹的“礼”，就气急败坏，叫嚷什么没有“射中靶子”呀，什么“放乱箭”呀，直到批林批孔战斗蓬勃展开，还大叫“礼”“就是写一万字也讲不清楚”，妄图阻止群众对“礼”的批判。这就完全表明，“礼”是孔学中的一个要害问题。孔子所说的礼是周礼，即周代奴隶制的典章制度，其中主要是严格划分的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同时也包括与之相联系的一整套礼节、仪式等。它是建筑在周代土地分封制（即井田制）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是完全为维护奴隶主阶级世袭统治服务的。对于这种维护奴隶制度的礼，孔子十分重视。在《论语》一书中，谈礼的有四十四个章句，出现的礼字有七十五个。他说：“不学礼，无以立。”“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这就表明礼是奴隶主阶级立国立身的精神支柱。他又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这又表明了礼是奴隶主贵族用来役使奴隶，要他们俯首贴耳服从自己统治的制度和思想武器，是奴隶主阶级“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的根本。它的作用正在于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使之符合于奴隶制社会君臣、父子、上下、亲疏的规范，恪守上下贵贱的等级，做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夫妇有别，各守其业，不得逾越。所以他们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如果礼一旦破坏，奴隶制社会就会岌岌可危，所谓“无礼必亡”，就是这个意思。
    而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也就是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过渡的时代。这对于奴隶主贵族来说，自然是一场莫大的灾难。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奴隶制社会经济基础的井田制土崩瓦獬了，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已如决堤之水，形成不可阻挡之势；在政治上，周天子、诸侯发号施令无人理睬，大夫、陪臣实际上掌握了政权，奴隶制的君臣上下等级秩序完全乱了套，出现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局面。这些都使死命维护奴隶制的顽固派孔子不寒而栗。他栖栖惶惶地到处奔走，妄图挽救奴隶主贵族的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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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命运。“克己复礼”，正是孔子在这种社会大变动的形势下迫不及待地抛出的复辟倒退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克己复礼”就是克制自己，亲身力行地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周礼，如果一旦做到了克已复礼，天下的人就可以归顺你的统治了。“克己”是“复礼”的途径，“复礼”是“克己”的准则，而“归仁”，恢复奴隶主失去的昔日的天堂，重建奴隶主专政的理想国，才是最终目的。在这个“克己复礼”的黑纲领中，孔子费尽心机地提出一条通过维护旧的上层建筑，破
    坏新的经济基础，开历史倒车的复辟路线。在春秋战国这个社会大变动的形势下，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已经或者正在代替腐朽、没落的奴隶主土地所有制，奴隶主贵族已经濒临破产的境地。但是，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奴隶主贵族的复辟活动还相当猖獗，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贵族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奴隶制度复辟的可能性是随时存在的。孔子叫嚷的“克己复礼”，正是妄图通过维护或恢复旧礼，把已经变革的社会现实重新拉回去。鲁哀公十一年，鲁国新兴封建地主阶级代表季氏采用封建的地租剥削代替奴隶剥削方式时，孔子反对这种变革的武器就是“周公之典”，大肆攻击这种改革是“贪冒无厌，不度于礼”。联系到孔子狂叫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是完全暴露出他“复礼”的居心何在吗？对于这种通过“复礼”来实现倒退的路线，孔子自己有一个概括，叫做“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当时齐国的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比奴隶主贵族处于优势地位，鲁国虽然已出现封建的生产关系，但是守旧势力还相当顽固，并且较多地保存着西周的典章制度，即所谓“犹秉周礼”，“鲁不并弃周礼”。孔子的“齐一变至于鲁”，就是首先要恢复西周的奴隶制典章制度即周礼，进而利用周礼这个奴隶制上层建筑重建奴隶主土地所有制，实现他“鲁一变至于道”的反革命妄
    想。
    孔子提出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充分体现了这个反动纲领的阶级实质。春秋以来，在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打击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就连公室显族，也“降在皂隶”。在孔子看来，这些都是“天下无道”的表现。要变“无道为有道”，就一定要恢复“灭国”，承续“绝世”，把被赶下台的贵族重新“举”上台。齐国田姓新兴地主阶级势力，杀掉了姜姓的奴隶主头子齐简公，孔子就沐浴而朝，要求鲁哀公兴兵讨伐，妄图兴齐简公的“灭国”，“继”姜姓奴隶主的“绝世”。而孔子以讲学为名拼凑的复辟集团中，就很有一帮子“逸民”。那个尽心竭力地推行孔子复辟路线的颜渊，祖先十四代都是鲁国的卿大夫，到他父亲时才衰落下去。孔子的另一个得意门生、孔子的孙子子思的老师曾参，则是已灭亡的部国太子巫的后裔。可见，孔子要“兴”的是奴隶主贵族的“国”，“继”的是奴隶主压迫剥削奴隶的“世”，“举”的是没落奴隶主贵族之“民”。“克己复礼”的阶级内容就是如此一淆二楚，怎么能说“一万字也讲不清”呢？要“复礼”，就一定要“克己”。这里所说的“克己”，既是孔子站在反动立场上反对革命，反对造反，用以磨灭劳动人民和新兴阶级革命精神的骗人说教，又是为处于劣势的奴隶主贵族打气，帮助他们稳住阵脚，在忍受中求得重生的反革命策略。鲁国的封建地主阶级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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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季氏使用周天子才可以使用的八佾之舞，还到泰山去祭天（这以前也只有天子才行），孔子认为这是不“克己”，愤怒地叫嚷：季氏这种事情都忍心做得出来，还有什么事情不忍心做！这样的“克己”，实际上是要人们老老实实，安于奴隶制度下的尊卑名分，不准“犯上作乱”。对于没落奴隶主贵族，则是要他们以本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重，不要“以小不忍乱大谋”。楚灵王被他的大臣缢死了，孔子就大发感慨，说这是楚灵王不能“克己”的结果。这就表明，在孔子看来，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不是人民群众和新兴阶级推动的结果，而是由一些统治者不能“克己”造成的。只要凭着少数人的“克己复礼”，克制自己以严格按照周礼办事，就能扭转历史车轮，使失败阶级转劣为胜，转弱为强，转危为安，演出“天下归仁”的新场面。这完全是地地道道的历史唯心论。因此，“克己”对孔子这些人来说，绝不意味着退却、让步，而恰恰是主观战斗精神的疯狂表现。就在“克己复礼”这段话里，他就明确提出“为仁由己”，他还大吹大擂“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以，三年有成”，还说什么：“我欲仁，斯仁至矣。”从“为仁由己”到“天下归仁”，这就是孔子建立在极端狂妄的唯我论基础上的唯心主义路线。有人鼓吹要用孔子的“礼”来“教育”人，“教育”什么？不是很清楚吗？
    “克己复礼”既然集中体现了没落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因此孔子以后的一切反动派也总是要检起“克己复礼”这面破旗，作为他们倒行逆施的思想武器。宋朝反动思想家朱熹，就进一步把“克己复礼”提高为孔门“传授心法切要之言”，更加明确地规定了“克己复礼”在孔学中的纲领地位。朱熹等人还根据他们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把“礼”解释为“天理之节文”，把“仁”解释为“本心之全德”，把“克”解释为“去”，把“己”解释为“己私”或“身之私欲”。这就是说，礼作为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仁作为地主阶级的观念形态，都是天赋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一切违礼悖仁的思想，都是“私欲”，必须消灭干净，即所谓“存天理，灭
    人欲”。这反映了随着封建社会H趋没落，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要求
    本阶级的一切成员无条件地服从本阶级的最高利益，维护日益腐朽的封建制度；一方面又要求被统治阶级无条件地服从地主阶级的统治，不准有一星半点违背封建礼教的思想和欲望，防止和压制广大劳动人民起来造地主阶级的反。按照这种“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说教，劳动人民求温饱都被说成是“非礼”的“人欲”。在这些封建的卫道士看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只要能维护封建统治，劳动人民的死活是可以根本不管的。近代以来，从曾国藩、袁世凯直至蒋介石，也无不鼓吹“克己复礼”，叫嚣“曷（革命的）横流”，“循（礼教的)正轨”，在革命洪流面前进行无可奈何的垂死挣扎。可见，“克己复礼”，就是这祥一个极端反动的专制主义的纲领，杀人不见血的纲领，吃人的纲领。
    林彪再三挥舞“克己复礼”的黑旗，也决不是偶然的。他狂呼“克己复礼”之时，正值我们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党全国人民粉碎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劳动人民开心之日，正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好形势，在林彪一伙看来，竞同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一样。他们从反动的立场出发，认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起来造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是“非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一切新生事物，是“非礼”的；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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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都是“非礼”的。他们提出要“复礼”，首先就是要恢复正在土崩瓦解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旧上层建筑，而其集中点，就是妄图恢复已经遭到粉碎的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妄图继承刘少奇的失败事业，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改变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建立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法西斯王朝。为了实现“克已复礼”，林彪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中疯狂叫嚷，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要“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这正是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个极其反动的政治主张在现代中国的翻版，是林彪“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所在。他要“兴”的是被中国人民推翻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他要“继”的是地主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劳动人民之“世”，他要“举”的是牛鬼蛇神包括王明之类汉奸卖国贼这帮“民”。他要把被中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富、反、坏、右重新“举”上台来，首先要把他们的代表人物、即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举”上台来。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如王明、彭德怀、刘少奇之流在垮台沦为“逸民”之后，声名狼藉，一败涂地，又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后继者为自己翻案上。翻案是复辟的先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翻案和无产阶级反翻案的斗争便构成了“复礼”和反“复礼”斗争的重要内容。彭德怀垮台成为“逸民”了，刘少奇跳出来为他翻案，刘少奇垮台成为“逸民”了，林彪之流又跳出来为他翻案。这是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同一个阶级。他们同那失败阶级之间是“同明相照，同类相求”的。林彪的“克己复礼”正是集中反映了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在中国搞反革命复辟的愿望。
    林彪的“克己复礼”，同孔子一样，也是建立在反动的唯心史观基础上的。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他们眼里只看到“己”的力量，以为只要充分发挥“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这一类主观战斗精神，就能使“天下归仁”，这正是孔子从“为仁由己”到“天下归仁”这条“从主观到客观”的唯心主义路线。林彪反复强调“悠悠万事，唯此、唯此为大”，就是要求他的死党牢记复辟资本主义这件最大的“大事”，严格地把这件“大事”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上来规范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所以他们讲的“克己”，只是要克制那些不符合于复辟“大事”需要的思想和行动，不为“区区小事”而耽误了“大事”，以便更好地发挥“独往独来”的主观战斗精神。至于那些符合他们复辟“大事”需要的，他们非但不克制，而且要破金沉舟，孤注一掷，以“不成功便成仁”的反革命决心，同无产阶级拚命。林彪在书写“克己复礼”的同一天，就悍然下令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预演，就是反革命疯狂性的一个表现。
    从上面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复礼就是复擗，就是要开历史的倒车。古往今来，每当社会大变动的时刻，总是有一批复礼派，复古派，复辟派，妄图阻止社会的变动，开历史的倒车。要充分估计复礼与反复礼的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失败的阶级还在，这些人还在，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他们对新社会、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现实，充满了仇恨，一定要想倒退到旧社会去，倒退到文化大革命前去。但是正如鲁迅先生在三十多年前就指出的：反动派拿着孔子这块“敲门砖”，搞复礼，“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今天，反动派妄想敲开资本主义的“幸福之门”，难道会比他们的前辈有更好的下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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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新人生观的创造》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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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历史垃圾堆里找出来的这本《新人生观的创造一国民精神总动员应有的认识》（以下简称《创造》），是陈伯达三十多年前宣扬反动的孔孟之道的一部代表作。观往可以知今。在批林、批孔深入发展的今天，我们看一看陈伯达在三十多年前所写的这本书，再对照一下三十多年以后他和林彪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鼓吹反动的孔孟之道，妄图开历史的倒车，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就可以明白陈伯达之所以成为林彪反党集团的第二号人物、黑秀才，决不是一种偶然的结合。俗话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陈伯达和林彪那样紧密勾结，组成林、陈反党集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是孔老二的信徒。反动的孔孟之道就是他们相互勾结的一个主要的、共同的思想基础。
    《创造》一书，东拉西扯，满纸孔孟之道，是陈伯达地主资产阶级世界观的
    一次大暴露。在这里，我们不打算对这本书进行全面的揭露和批判。我们只从这本书如何运用孔孟之道，欺骗和愚弄群众，玩弄阴谋权术方面进行一些揭露、批判。
    (一)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这就是我们辨别陈伯达、林彪这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唯一标准。
    就在毛主席提出这个标准的同年同月，陈伯达提出了另一个口号，叫做“人民至上”，同毛主席的口号唱对台戏。这是陈伯达所谓“新人生观”中的一大“创造”。
    不要以为一说到“人民”，再加上个“至上”，就一定是马克思主义了。没有那么一回事。陈伯达特地把孟子的“民为贵”和《尚书》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作为他“人民至上”口号的题解，这就表明他这个虚假的口号不过是奴隶主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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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一种统治术。“民”怎么会在那些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嘴上“贵”起来？不为别的，就因为“民”是他们敲骨吸髓的对象，是维持“社稷”的本钱，所以“本固”之后才有“邦宁”。不过，陈伯达所求的“邦宁”，并不是要回到孟子那里去，不是回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而是为了使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这个“邦”稳固下来。他提出的“人民至上”，实际上就是孟子的“民为贵”、蒋介石的“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同义语。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承认有什么超阶级的“民族至上”或“国家至上”，只有地主资产阶级政客才会高唱这类超阶级的骗人的口号。毛主席在批判国民党反动派坚持法西斯独裁统治时，曾经指出：“他们也说什么‘民族至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也说什么‘国家至上’，但是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这是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国民党反动派采取假民主、真独裁两面政策的本质。所以，在陈伯达的心目中，真正“至上”的，根本不是人民，而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法西斯独裁国家。
    所谓“人民至上”，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呢？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我们国土上豕突狼奔，国民党内降日反共的声浪甚嚣尘上；但同时，民族危机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中国共产党点燃的抗日烽火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面对这种现实，地主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和集团，也都需要重新研究对策，以适应兵荒马乱的历史环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陈伯达唯恐“当时那民族的政治（即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为人民所背弃”，“在进步的潮流中湮没自己”。于是，他就极力主张在“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这样一个“真理面前低头”，暂时顺着群众的情绪，给人民戴上一顶“至上”的高帽子，进而利用之，征服之，驾驭之。“低头”云云，是讲给国民党听的。目的在于提醒蒋介石注意：抗日的民意不可违，抗日的旗帜不能被人抢走，要利用民族危机，加紧笼络人心。这样，既可扩充实力，又可名垂史册，岂不美哉壮矣！因此，陈伯达的《创造》和刘少奇的《修养》同时在一九三九年发表，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修养》是刘少奇根据反动的孔孟之道专门为共产党设计的一种换心术，所以闭口不谈抗战；《创造》则是根据反动的孔孟之道专门献给国民党的一道治安策，所以一定要借口抗战，用小骂大帮忙的办法，大弹其“民为贵”、“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类的陈词滥调。
    陈伯达所谓“人民至上”，就世界观来说，是英雄至上，个人至上。它是以我个人暂时顺着天下人的欺骗手段，达到天下人永远顺从我的统治目的。何以见得？只要看一看陈伯达怎样谈论英雄以及英雄和群众的关系，就很清楚了。他说：“我们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的各种范围内，曾出现了不少的圣贤豪杰，或者成为民族生存的灵魂，或者成为领导历史运动的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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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匠。每一种社会历史运动，每一种对外的民族斗争，或每一种学术思想的潮流，总有一种先知先觉的人物，站在历史的前头，作为人民的向导。”“中华民族的所以存在，所以衰而复振，亡而复存，正是受他们之赐的。”“有这样的人，我们民族将兴，去掉这样的人，我们民族就会衰微和灭亡。”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就这样被陈伯达篡改为英雄决定民族兴亡！
    什么人是英雄？各个阶级都有自己评价英雄的标准。陈伯达抽掉了他所标榜的“英雄”的阶级性，似乎在历史上真有凌驾于一切阶级和时代之上的英雄，这分明是在蒙薇群众。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英雄，尽管可以给予他们一定的历史地位，但也决不能成为什么“民族生存的灵魂”，更谈不上什么使中华民族“衰而复振”、“亡而复存”。要说有“民族生存的灵魂”，是谁呢？是群众，是千百万革命的工农群众。民族的独立，工农的解放，决不可能有哪一个包打天下的“英雄”来代替，只能是群众自已斗争的结果。当然，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是任何别的阶级的英雄人物都无法比拟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这个阶级的革命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完全一致，因此代表这个阶级的利益的革命领袖、英雄人物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是完全一致的。毛主席有句名言：“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无产阶级的领袖、英雄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正好比是种子和土地的关系，离开土地，种子就无所作为，只有同人民群众相结合，在人民群众中间生了根，才能开花、结果：起到帮助和引导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因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无产阶级领袖、英雄就是按照这个历史的基本规律因势利导、夺取胜利的。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后还是认为：“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陈伯达把领袖与群众、英雄与群众的关系说成赐予与被赐予的关系，实际上不过是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的美称罢了。
    英雄的才能从哪儿来？是先天固有的，还是从实践中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无产阶级的领袖和英雄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苹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革命才能只能从人民群众的三大革命实践中来。而陈伯达为了欺骗群众，就不能不散布“先知先觉”的“天才论”。陈伯达早在三十年前宣扬这种“天才论”，并且以“先知”的“天才”自居，叫壤什么他所倡导的“新启蒙运动是要把四万万同胞从复古，独断，迷信，盲从的愚昧精神生活中唤醒起来”，他的“责任”就是“发聋振聩，激发千千万万同胞的觉醒”。三十年以后，陈伯达则和林彪一起把这种反动的“天才论”作为反党篡权的理论纲领。在他们看来，历史是由他们这些“先知先觉”的“天才”、“超天才”来安排的，而“天才”又是要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才出现一个，“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千年愚”。在他们的心目中，人民群众只会想“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一句话，群众是愚蠢的群氓，只能等待几百年甚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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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降临一个什么“先知”的“天才”来主宰他们的命运。
    陈伯达还说过：“我很同情胡适之先生这句话：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说得多么露骨透彻！劳动群众只是“奴才”。所谓“自由平等的国家”，实际上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做一个浑浑噩噩的奴才还不行，还必须具备能够“自觉”地为他们的主子卖命效死的“觉悟”。陈伯达说：“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也应该不是盲从的，奴隶的，而应该是独立的，自主的；惟其是知此，他们才能成为自觉的，他们才能在一定目标下，可以为之生，也可以为之死”。为之生，究竞为谁生呢？为之死，究竞为谁死呢？说穿了，就是要群众为陈伯达一类骗子而生，而死。这就是陈伯达的“人民至上”。这样的“人民至上”，岂不是和我们无产阶级的群众路线恰好相反吗？我们无产阶级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这个野心家却要群众“自觉”地为我服务！我们无产阶级搞群众运动，目的是为了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让群众懂得干任何革命工作都是群众自己的事业。而这个野心家搞运动群众，目的却是把群众作为个人政治赌博的筹码，作为“英雄”实现政治野心的阶梯。这样的“人民至上”，当然是希特勒、蒋介石、勃列日涅夫之流都乐于接受的。因为道理很简单：没有群众，还有谁去替他们送死卖命当炮灰呢？
    (二)
    在陈伯达的“新人生观”中，既然人民群众不过是“英雄好汉”们争名夺利的资本，那么，怎样才能成为“英雄好汉”呢？关键就是如何欺骗群众，愚弄群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成为一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至大至刚”的人物，就必须“吸得住大众”。《创造》一书中从历史讲到现实，反反复复，颠来倒去讲的一套，就是关于如何笼络人心的问题。陈伯达为了“吸得住大众”，认为必须有几件法宝，其中，一要“人和”，二要“让步”，三要“修身”。他说这是“求胜利者”的秘密。所谓“人和”。
    “人和”，用陈伯达的话来说，就是要“容纳一切人”，要“全国朝野上下以及各色人等（现在各党派、各阶级）之间”“和衷共济，倾诚相与，宽宏大量，互助互让，共生死，共患难”。林彪也鼓吹“人和”，他也有一个“创造”性的解释，那就是“人和就是团结”、“两斗皆仇，两和皆友”。一个“和”字可以化敌为友，使人们不分阶级地彼此相爱，彼此团结。在阶级社会里，难道一个“和”字真能够“创造”出“容纳一切人”、“两和皆友”的奇迹吗？各个阶级之间难道真能够相互“容纳”、“和衷共济”么？没有！不但在过去，在现在，而且在今后阶级依然存在的历史阶段内都不可能有。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有没有与我们“和衷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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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倾诚相与”，“共生死，共患难”？没有。他不是“容纳”共产党，而是要“溶共”，要消灭共产党。我们所以能够把抗日统一战线坚持到底，那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陈伯达的所谓“人和”，无非就是配合国民党“溶共”政策，要我们党放弃斗争，搞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陈伯达、林彪之类政治骗子真对一切人讲“人和”吗？真能“容纳一切人”吗？不。他们对于一切真正的革命者从来就不“和”，当然也更谈不上“容纳”，恰恰相反，而是心狠手辣，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那个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磨刀霍霍，杀气腾腾，他们对无产阶级、对革命人民哪里有
    一丝一毫的“人和”。在阶级社会里，对立阶级之间永远谈不上什么“人和”。不论是谁，“容纳”了资产阶级，就不能“容纳”无产阶级。陈伯达、林彪一伙阴谋反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时候，在他们内部鼓吹什么“人和”，“需要和衷共济”，那是为了结成一伙反革命的死党。当然在他们内部相互之间，却仍然不可避免地充满着尔虞我诈、相互倾轧，这是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内部，在任何时侯、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团结一致，这是我们的革命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对那些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难道我们能够讲什么“人和”么？不能！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同他们的关系只能是专政和被专政的关系，此外不能有别的关系。因此，所谓“人和”之类的鬼话，在劳动人民获得解放前，无非是剥削阶级诱使劳动人民放下武器、停止反抗的骗术。而在劳动人民获得解放以后，鼓吹对敌“和”，对内必狠；对资产阶级“倾诚相与”，对无产阶级必然是彻底背叛；对反革命小集团“共生死，共患难”，对我们党、对一切真正的革命者必然不择手段，大搞暗害活动。这就是那一小撮阴谋家玩弄“纵横牌合”、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反革命手法的真正秘密！所谓“让步”。
    《创造》一书极力向人们灌输这样的历史观：“每次农民战争的结果，时常迫得新兴的朝代不能不对农民给些让步，使得农民得以稍为休养生息，因而把生产力的发展又或多或少地推进了一步。”曾经在史学论坛上喧嚣一时的“让步政策”论，其源盖出于此。这种反动的历史观表面上似乎是二元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既是农民战争的结果，又是封建统治者“让步”的结果，但实质上却是历史唯心观的一元论，因为最终的结果还必须通过“新兴的朝代”对农民的“让步”才能实现。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在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个客观真理。历史上的一切反动统治者，对革命人民真有过什么“让步”吗？我们知道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在镇压工人农民起义以后，对革命人民只有血腥的屠杀和疯狂的反攻倒算，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让步”。从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到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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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国的农民战争，中国封建社会总计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哪一次农民起义失败以后曾使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给些让步”？一八四八年法国工人六月起义失败以后，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法国“文明”社会的统治者对革命工人作过一丝一毫的“让步”么？也没有，有的仅仅是以步兵、骑兵、炮兵代替“自由、平等、博爱”！
    宣扬历史上剥削阶级会对劳动人民“给些让步”，无非是为了在劳动人民中给反动的剥削阶级制造幻想。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万能论者，但这个陈伯达却是“让步万能论”者。按照他的逻辑，劳动人民能否生存，社会生产力能否发展，都取决于“圣贤豪杰”们的恩赐一“让步”。还要革命吗？还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吗？还要推翻一切剥削制度吗？统统不必了。同时，他还为
    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总结了这样一条原则：“为着剥夺别人的生活，同时还要让被剥夺者生活。”在陈伯达看来，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封建统治者，所以能够成为“圣贤豪杰”，就是因为他们懂得这一条统治经验。所谓“让被剥夺者生活”，目的还是为了巩固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统治秩序。通俗地讲，要“养鸡取蛋”，不要“杀鸡取蛋”。“要让被剥夺者生活”，并不是剥夺者不想多榨取一些，而是因为想榨而已经榨不到什么油水，所以乐得放一码，说一些官冕堂皇的鬼话，待到有了油水再榨取吧。如果把劳动人民逼得无法生活下去，来一个官逼民反，这对剥夺者来说，岂不是得不偿失吗？因此，陈伯达总结了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教训，得出的结论是：要把劳动人民永远当作牛马一样进行奴役，就得让他们象牛马一样生存下去，否则，把剥削的对象都消灭了，还有谁可让你继续剥削呢？其实，这种剥削的常识，是任何一个地主、资本家都懂的，只不过陈伯达把它说得神乎其神，看，我“要让被剥夺者生活”，我要为此而“奔走呼号”，我是多么仁慈多么圣洁呵！他以为这样一强调，就会给自己脸上增添一种“吸得住大众”的光彩，可是恰恰相反，他这种虚伪的“让步”口号叫得越响亮，只能证明他“剥夺别人”的欲望越强烈！
    所谓“修身”。
    蒋介石曾经鼓吹过：“治国平天下，必须由修身做起。”把个人的“修身养性”作为所谓“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这是从孔家店开张以来剥削阶级的一套处世哲学。如果原封不动地搬用这一套说教，陈伯达生怕有失“天才理论家”的身份，更怕吸引不住群众，于是他把孔孟之道的修养经，颠倒一下次序，贴上“陈”记“新人生观”的商标，重新进行贩卖。他说：“以‘修身’‘齐家’为‘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这是由私到公的哲学，也就是为私的哲学。但现代中国人是需要由公到私的哲学，也就是为公的哲学”。那么，“为公的哲学”是什么呢？他说：“现代中国人的新人生观，应该是以‘治国、‘平天下’为‘修身’、‘齐家’的出发点”。真是绝妙的“创造”！明明是唯我主义的修养经，一经陈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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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魔术棒一挥，“为私哲学”居然变成了“为公哲学”！林彪也大谈特谈什么要提倡一个“公”字，而且还说什么“共产主义就是公产主义”。可是，别忘了，公也有一定的阶级内容。有资产阶级的“公”，也有无产阶级的公。“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公字观。无产阶级的公不是“修”出来的，而是在无产阶级草命实践中产生的。而陈伯达、林彪的“公”是抽象的“公”，不作阶级分析的“公”，也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公”。所谓“为公的哲学，是救国、救世、救民的哲学”，概括地说，就是救世主的哲学。他要“救”的和“治”的是什么“国”？就是国民党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王国。他要“平”的是什么“天下”？就是蒋家王朝的家天下。什么“共产主义就是公产主义”，陈伯达、林彪之流哪里是要搞什么共产主义，而是要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资本主义！这种蒋介石国民党的“公”字观与我们无产阶级的公字观是针锋相对的。但陈伯达在书中不是也说过“一切以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为前提”的吗？不要上当，野心家心目中的人民，犹如资本家心目中的劳动力，从来是看作他个人的资本，离开了资本这个“前提”，哪儿来个人的实力和地位？请看陈伯达自己的解释：“民众事业与个人事业的统一”，“就个人来说，这决不是个人事业的降低或抹煞，而是个人事业的提高和不朽”。在这里，“民众事业”不就是当作一种资本，被“统一”到他的“个人事业”中去了吗？苦难的民众，我“个人事业”就是拯救你们，因为我是“救国、救世、救民的”英雄，所以我是理所当然要“提高和不朽”的，你们也理所当然地为我“个人”流芳百世、扬名千古而生而死吧！试问，这样的“由公到私的哲学”不正是个人政治野心的无限扩展吗？
    但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实现自己的反革命野心，就不能让群众发现自己的野心，因而要克制自己，善于伪装，要效法孔子“克己复礼”。陈伯达、林彪
    一伙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什么“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其要害就在这里。所以，凡热衷于鼓吹“修身”而又以“修养”功夫深自居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反革命两面派。他们表面上好话说尽，毕恭毕敬，是为了掩盖骨子里的称王图霸。在这方面，陈伯达则比刘少奇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举一个真实的笑话就足以说明：陈伯达曾断言，他家乡有一块“风水石头”，是“出大官”的征兆。但群众不信这一套，就把这块石头搬掉了。这下子可触犯了“天才理论家”，暴跳如雷、破口大骂不够，还要追根寻底，下令惩办群众。想克制自己么？偌大的野心怎么能克制得了呢？小小“风水石”的移动就撕破了“小小老百姓”的画皮！凡是野心家，既不能控制群众，也无法克制自己。如此老练的骗子手为什么不能克制自己？是鼓吹“人和”、“让步”不巧妙？“修身”功夫不够？还是“风水”被破坏了？统统不是，而是由于他的极端唯我主义世界观所决定的。谁对他“个人事业的提高和不朽”有用，就封官许愿，连哄带捧；谁对他“个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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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的提高和不朽”无用，就一脚踢开；谁如果是有碍于他“个人事业”，那就要拿出杀手铜来，非斩草除根不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骨子里只有“为我”两个字。可是陈伯达竟解释说：“在一定情形下，为我主义可以表现为某种狭义的唯物论”。在这种人的头脑里，还有什么廉耻吗？一点也没有了，留下的只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无产阶级认为个人主义就是主观唯心论，也就是万恶之源。而陈伯达居然把“拔一毛而利天下，我不为也”的极端利己主义冒充为“狭义的唯物论”，这不是最卑劣的实用主义者吗？这不是把世界上一切胡作非为的罪恶阴谋都说成善良行为的“表现”吗？是的，作为政治骗子，从来是以诡辩为能事的，离开这套本事，他一天也混不下去。
    (三)
    陈伯达玩弄了一通“人民至上”的谬论，自以为已经能够借人民的名义以自重，于是摇身一变，俨然以人民的化身自居。封建时代的野心家为了篡政，常常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这个生活在二十世纪的陈伯达，则要挟人民以令天下。谓予不信，请看他神气活现地写道：
    谁“需要‘民与上同意’”，就“一定要‘上与民同意’”；如果“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这类话，诉之于当时的国民党，是为了入股而进行政治交易。所谓“上”，皇上也，是封建社会奴才对皇帝的称呼，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陈伯达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地位了。所谓“民与上同意”，那就是说“要人民能心悦诚服地自觉”为你“效死”。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你就得尊重“民意”，而我就是“民意”的代表，你应该接受我这一套“治安策”，以我为“举”，以我为“先”，因而叫作“上与民同意”。这是陈伯达对着蒋介石在毛遂自荐。如果你“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就是“拂人之性”，你就将受灾倒霉。总之，你给我席位，我给你收买人心，让你坐稳天下，这就是咱们合伙经营的政治股份公司的永久性合同。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老反共分子为了投靠蒋介石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急不可耐的样子，真是跃然纸上！
    陈伯达心目中的所谓“上”，除了蒋介石，就是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王明、刘少奇、林彪之流。陈伯达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野心，到处钻营投机，找靠山，向上爬。他先是投靠王明，适应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需要，鼓吹“国防文学”和“国防哲学”，狂叫什么“不分界别，不分阶级”，“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后来，他又长期投靠和追随刘少奇。什么“毛主席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已经不适用了”，什么在我国社会主义
    三大改造基本实现后，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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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什么“三自一包”、“桃园经验”、“合二而一”，等等、等等，都是他同刘少奇炮制出来的。他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秀才和头面人物。刘少奇垮台后，陈伯达很快就追随和投靠林彪，同林彪组成林、陈反党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阴谋篡党夺权。我们只要看一看他吹捧林彪的那些什么“天马行空，猛志常在”，“天马横空，知无涯”的黑话，不是完全可以明白陈伯达心目中的“上”就是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些阴谋家、野心家吗？他这个“小小老百姓”就是要与独夫民贼蒋介石、与王明、刘少奇、林彪“同意”，反党、反人民，开历史的倒车，复辟资本主义。陈伯达既然把蒋介石、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当作“上”，那他对党不用说是貌合神离，怀有二心的了。陈伯达不是向党、向毛主席要挟说什么要“很好地互相配合”吗？其实几十年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从来没有同党同毛主席很好配合过。相反的，他同蒋介石的反共叫嚣，同王明、刘少奇、林彪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倒是配合得很好的。因此，什么“上与民同意”这类话，如果诉之于我们共产党，不过是陈伯达为反党、反人民、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进行的政治要挟。投机分子参加我们党，从来是为了达到他“个人事业的提高和不朽”的一种手段。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政党不能代表人民群众，唯有他才有资格代表人民群众。因为他是群众的化身，党的领导必须听他的。他称你为“天才”，你就得承认是“天才”，他是发现“天才”的人，也就是比“天才”还要伟大的“超天才”。陈伯达、林彪一伙叫嚷什么大树特树，其目的就是为了树他们自己。所以，一切只能是党服从他们，而他们不能服从党。党的组织，党的决议，都要按照他们的主张进行“必要善善、恶恶”：“一方面，见善而能举”，“另一方面，见不善而能退”。那就是要按照他们的一套剥削阶级的“善恶”标准，也就是要以他们为标准来站队。他们不是叫嚷什么“亲不亲线上分”吗？这就是说凡是赞成他们错误路线的，拥护他们的，都是“善”的，不管是叛徒、特务、反革命、腐化堕落分子，都可以统统收罗起来，“破格升擢”；凡是不赞成他们那一套的，不顺着他的，都是“恶”的，只能一脚踢开，或者彻底打倒。什么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战斗团结，统统被他们的“善善、恶恶”排斥得一干二净了！党耐心地帮助他们，促使他们转变，他们是否就此罢休，放弃他们那一套“善恶”标准呢？他们不。他们从来不知感恩，从来不知悔改，从来是把党内同志对他们的善意看作可欺，总是千方百计地分裂党的团结。这样，党怎么能“同意”他们呢？当然不能。依了他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但是，党不“同意”他们的“善善、恶恶”，那还得了？那时他们就象一个已经发了狂的赌棍那样，赌输了愈不服输，赌本愈下愈大，甚至不惜一切孤注一掷，“灾必逮夫身”，要给党颜色看！这样一副“人莫予毒”的派头，岂不是凌驾于党之上的“太上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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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曾经为他所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十年内战时期的惨败，“作过这样的解嘲：“今天是一条龙，明天可以是一条蛇，今天是一只虎，明天可以是一只狗。”这不仅是陈伯达，而且也是王明、刘少奇、林彪一类机会主义头子的反革命性格的自我写照。在他们的反动世界观里，政治斗争反正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他的虾兵蟹将纵然做了落水狗，但他这“一条蛇”还是要为当“一条龙”而垂死挣扎。所以，这一小撮以“英雄”和“天才”自居的野心家，最后总是自我暴露，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直到自己把自己搞垮台为止。
    陈伯达这一伙反党集团的演变，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一种表现。它是有着内在的必然规律的。任何一个反党的派别集团都有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陈独秀是这样，王明、张国焘、刘少奇、林彪都是这样。最初在党内还表现为思想上的分歧，以后分歧愈来愈大，变成在一系列根本原则问题上的分歧，逐渐就形成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他们拒绝党对他们一再的批评和挽教，为了贯彻推行他们那条错误路线，他们背着党组织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为了实现他们的反革命野心，可以不择手段，分裂党，另立中央，甚至妄图在党内进行暗害活动。叛党必然叛国。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不但带有国内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帝、修、反相呼应的。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都是里通外国，同帝国主义、国际上的修正主义勾结在一起的。陈伯达、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必然要找一个帝国主义作为靠山。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就是他们的后合老板。他们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妄图把我国置于苏修核武器的“保护伞”之下，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苏修叛徒集团则把他们称之为“健康力量”，希望他们“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支持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当这一小撮野心家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跟着苏修的指挥棒，妄图“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的时侯，也就宣告了他们的总暴露，总破产。
    陈伯达、林彪之流妄图效法孔子，开历史的倒车，其结果是被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辗得粉碎。但是，陈伯达、林彪虽然垮台了，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鼓吹的孔孟之道，遗留下来的思想垃圾还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扫除。而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从思想上、理论上对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彻底清算，仍然需要时间。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是要彻底扫除林、陈反党集团遗留下来的垃圾，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彻底革命。我们要发扬彻底革命的精神，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把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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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敌人怎样“克己复礼”？
    一上海县七一人民公社调查报告
    在七一人民公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一个地主分子得知林彪自我爆炸的消息时，脱口而出：“这下完了！”短短一句话，却颇耐人寻味：被打倒了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命运和林彪连在一起呢？
    批林批孔斗争回答了这个问题。林彪效法孔老二搞“克己复礼”，就是要把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开历史倒车。林彪“克已复礼”的修正主义路线完全适应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治需要。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搞复辟，也要在党内寻找代理人。林彪就是地富反环右的总代表，地富反坏右分子则是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
    际出网划
    骂无产阶级“不仁”是为了夺刀杀人
    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叫嚣“恃德者昌，侍力者亡”，并且借古讽今，大骂秦始皇，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不仁”；七一公社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也拚命攻击无产阶级“不仁”，“象秦始皇那样专制独裁”。这当然决非巧合。
    敌人要“复礼”，总是首先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沪星大队一个地主分子，一贯不老实，群众批斗了他儿次，他竞问队长：“你们为啥三不罢四不休，斗得我这样凶？”七宝大队一个地主分子，一再攻击群众对他的专政，胡说“法律不及病与老”，而他“死也快死了”，还要被管制，真是“不仁”。他的老婆坚持反动立场，蓄意闹事，受到专政机关制裁，他这个自称“死也快死了”的人，却再一次跳了出来，破口大骂专政机关“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人”，简直同林彪在《“571工程”纪要》中的黑话一模一样。
    阶级敌人开口“不仁”，闭口“太凶”，难道他们有什么好心肠吗？不！联明大队一个坏分子，在我专政机关对一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时，就曾恶狠狠地说：“蛐蟮踏了也要两头翘”，公然表示要至死顽抗。号上大队一个富农分子，在被革命群众批判斗争之后，深夜把子女叫到床前，咬牙切齿地说：“从前，我们。一家地多房多，有财有势，啥人敢碰一碰！现在，要我长，拎一拎；要我短，揿一揿，斗得我多少苦哇。总有一天，我们要把这帮穷鬼全杀光！”看，他们的所谓“仁”，就是要夺刀杀人。
    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对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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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联明大队那个坏分子之所以还没能“翘”得起来，号上大队那个富农分子之所以还没能“杀”得成功，难道不正是因为我们建立和巩固了强大的无产阶
    级专政吗？
    口唱“福”“命”“天”一心想变天
    阶级敌人想要撼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复礼”的目的，一定要借助于反动的思想武器。而唯心主义，“就是反动派的武器，反动派的宣传工具”。解放以来，七一公社的阶级敌人一直利用孔老二的“天命论”，制造反革命舆论，为复辟活动开路。
    解放初期，敌人继续起劲地大念“天”、“命”、“福”的三字经，妄图维护旧的剥削制度。东风大队一个地主分子，土改前经常编造谎言，说他的“命”怎么好，在地里掘到了一千块银元，从此买田置屋，发了家。千方百计为封建剥削制度披上“天赐”的外衣。不少地主也散布什么“牛吃稻柴鸭吃谷，各人自有各人福”，“命里注定烧行灶（一种简陋的灶头），走遍天下吹火筒（行灶用的吹火用具）”等等“天命”思想。沪星大队一个地主分子还拚命叫嚷“人生该有就有，该无就无，不是自已身上的肉，贴上去也不牢”。妄想用这些胡言乱语，蒙
    蔽贫下中农，对抗土地改革。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地主富农到处宣扬：“组织起来有啥用，收多收少全靠天”；“人有千算，不如老天一算”，“发财总归要发财，穷人总归是穷人”，破坏互助合作运动。阶级敌人鼓吹孔子的“天命论”，其目的是要“变天”。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妄图窜犯大陆时，东风大队一个地主夜夜看天象，盼望“扫帚星”出现，还对人说：“扫帚星出现，就有刀
    光之灾，天下就要乱了。”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贫下中农奋起批判林彪的“天才史观”，七宝大队有个坏分子，偷偷教他九岁的儿子学老师还没有教到的课程，然后向别人吹嘘儿子有“天才”，说：“这小子，勿曾教过的书，自己全识了！”直至最近，他还教唆自己的儿子在街上摇头晃脑地叫嚷“克己复礼！克己复礼！”妄图借他儿子之口，发泄他为林彪翻案的反革命情绪。但是，“天命论”阻挡不住历史车轮的前进。孔老二到处碰壁，临死前只好悲鸣：“知道我的只有‘天”了”。现在，林彪也从“天”上掉了下来，粉身碎骨；依靠“天老爷”给自己打气撑腰的阶级敌人，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打击越重“中庸”喊得越凶
    行将覆灭的阶级敌人，把孔孟的“中庸之道”作为他们的救命稻草，正如鲁迅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徜有权力，…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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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正是这样。每当无产阶级向阶级敌人发起进攻时，七一公社的一小撮地富反坏分子，便散布“不要生熟不分，六亲不认，做得太绝”等谬论，来麻痹群众的革命斗志。宝北大队一个富农分子，同林彪唱一个调子，说什么“有势不能用尽”。友谊大队一个地主分子挨斗以后，还在群众中宣扬：“做人要朝前走走，朝后退退，勿要冲过头。”
    不久前，七宝大队一位党支部副书记患肝癌不幸去世；差不多同时，有个反革命分子也得了肝癌死掉了。一个重于泰山，一个轻于鸿毛。但有个坏分子就借此大做文章，恶毒地说：“一个呼幺喝六的人生了肝癌要死，一个受人呼幺喝六的人生了肝癌也是死，活着辰光何必斗来斗去呢！”将中庸之道和宿命论两杆黑枪一起使出来，露骨地鼓吹阶级调和，要我们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面带三分笑背后刀出鞘
    地富反坏分子和林彪一样，把孔老二的一套儒家权术，悉数搬来，作为复辟的武器。他们象“变色龙”，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变换手法。
    以屈求伸。每当无产阶级的铁拳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敌人就被迫蜷伏下来，但私下里却恨恨地说：“现在他们在四（势）上，我们在五（无）上，呒没办法。”并且相互告诫：“要适应环境，逆来顺受。”“不要气，只要记。”“君子报仇，十年不迟。”红明大队一个富农分子对自己的要求是：“龙门要跳，狗洞也要钻。”他们妄想以屈求仲，等待时机，再跳出来咬人。
    面带三分笑。等到风头过去，他们就强装笑脸，钻出洞来，耳朵却竖得更尖了。红明大队一个反革命分子，惯于察颜观色，脚头老是围着队长转，又是请示，又是汇报，还肉麻地吹捧：“你办事最大公无私，最最好。生产队有了你，红旗可以插到九霄云里去。”背地里他却煽动别人，企图谋害队长。
    随机应变。敌人比泥鳅还滑，善于保护自己。红明大队一个老地主，生病睡在床上，两眼却还象狼一样发出绿光，注视着“气候”变化。过去他经常在田头谈孔子、孟子，攻击秦始皇，说“孔子当了三个月的官，就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中国第一个大教育家”，恶毒攻击“秦始皇暴虐，又烧书，又杀人”。批林批孔斗争一开始，他就感到“风向”不对，赶紧披上新的伪装。民兵连长找他谈话，他马上声明：“我很少看孔孟的书。”问他对秦始皇怎么看，他就说：“秦始皇好！秦始皇‘焚书坑儒'都是对的。对反革命不镇压怎么行！”还说：“孔子不好，孔子的一套不合潮流。我从一九五二年起，就反对儒家，尊重法家了。”眼珠子忽闪忽闪地眇着民兵连长，看看有没有露出什么破绽来。
    这些阶级敌人，玩弄种种花招，是企图继续用两面派的方式保存他们的“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东风大队一个地主分子，平时对干部点头哈腰，主动让道，一再在交代中表白自己“老老实实，安分守己，重新做人”。背地里则把对党和人民的反革命仇恨藏在心底，每逢国庆节，举国欢腾，他却关起大门，逼着全家喝稀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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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把“四大绳索”重新套在农民头上
    解放以来，广大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对封建宗法思想不断进行冲击，打碎了几千年来套在农民头上的精神枷锁。但是，阶级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妄图“复礼”，重新用这些封建宗法思想来束缚农民。
    几年前，沪星大队一个地主分子的儿子死了，媳妇要改嫁。地主分子凶相毕露，搬出了孔孟的“三纲五常”，说什么：“生是我家的人，死是我家的鬼。”后来，由于党和群众的支持，这个年轻的妇女才摆脱了地主分子对她的压迫，重建了新的生活。
    新龙大队有一个叫油箍弄的村子，全村都姓王。一个富农分子编造了一则故事：全村的老祖宗，是一个姓王的箍桶匠，从外地来到这里，定居后，子孙繁衍，才有了这个村子。结论是：全村是一家，“大家都是一条根上爆出来的芽”，妄图混淆阶级阵线，恢复封建宗族统治。
    宝北大队过去有一座“五圣庙”，比鸡笼大不了多少，没有什么群众去睬它，敌人却把它当作宝贝。有好儿次，“鸡笼庙”被干部和群众踢倒了，但地富反坏分子又连夜把它修复。农村中的“四旧”歪风也都是阶级敌人刮起来的。九星大队一个坏分子死了儿子，他就烧“纸钱”，烧生前的衣服，大摆素席，还要小女儿里里外外叫“魂”。
    正后妄图在“书包底下翻身”特光
    ，キ
    七一公社的地主、富农分子，为了把复辟的梦想变为现实，还寄希望于下一代。有一个地主分子，要他的孙女“书包底下翻身”，督促她用功读书，说“字识在肚皮里全是自家的，勿会烂，将来好派用场”。友谊大队一个地主分子说得更露骨：“象我们这种人家，被人管，没出息，只有读好书才能做大事，光宗耀祖。”孔老二的“学而优则仕”，成了敌人幻想重返政治舞台的途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剥削阶级
    “书包底下翻身”的梦想破灭了，于是他们又拚命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新生事物。
    九星大队有个坏分子无限“惋惜”地对插队青年说：“你读了那么多年书，还来拿铁锴。可惜，可情。要是在过去，早已升大学了。”
    归根到底是为了复辟
    一小撮阶级敌人玩弄阴谋诡计，尽管花样翻新，手段多变，归结到一点，就是“克己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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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用一个地主分子的话来说，是“踮起脚尖昂起头，盼得眼里都要出血了”。沪星大队一个富农分子，把过去大秤进、小秤出，盘剥贫下中农的两杆秤挂在墙上，每天都要两眼死盯着两杆秤，一心盼望复辟。她的儿子要把这两杆秤交到生产队去，她就骂：“从前，侬阿哥把桂圆、枣子当硬蚕豆吃，现在侬连硬蚕豆也吃勿着，还勿记在心上！”
    长期以来，“七一”地区大大小小的黄世仁、南霸天，总是在窥测方向，同机进攻。一九
    五七年，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七一”地区的阶级敌人也煽动一些农民牵走耕牛，分掉种籽和大农具，妄图恢复单于。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敌人又鼓噪而起，纷纷出笼，进行反攻倒算。有的拿出暗藏的“变天账”向贫下中农讨债，有的领着子女去指认被
    ·分掉了的土地、房屋。沪星大队有个坏分子公然跳出来要讨还土地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敌人预感到末日来临，继续垂死挣扎。七宝大队有个反革命分子，纠集了一小撮亡命之徒，组织反革命小集团，进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勾当。红明大队有个反革命分子狗急跳墙，妄图纵火行凶，被值班民兵发觉。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只不过是螳臂挡车，在汹涌的革命浪潮中，每一次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但是，敌人是不甘心自已的失败的。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日益深入，又有少数反革命的死硬分子跳了出来，声称林彪是他的“朋友”，孔子是他的“老师”，扬言“孔子批不倒”。红明大队一个反革命分子更恶毒攻击“批判孔子是批判伲中国人”，同蒋介石集团的反动叫嚣如出一辙。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更加激起了广大贫下中农的革命斗志，他们决心进
    一步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把反复辟的斗争长期进行下去！
    调查七一公社阶级敌人怎样“克己复礼”，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
    阶级敌人要复辟，总是要利用孔孟之道。地主阶级在解放前利用它维护旧制度，今天仍然利用它复辟旧制度。因此，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彻底清算孔孟之道！
    小最阶级敌人，在利用孔孟之道为武器向无产阶级进攻中，总是同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上下呼应的。要深入批林批孔，就一定要联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铲除林彪“克己复礼”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一个批林批孔的高潮目前正在七一公社蓬勃兴起，形势一派大好。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和革命千部，决心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七一公社土记者《七一公社史》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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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戳穿“仁、勇、智”的反动实质
    上海第五钢铁厂工人茅森妹上海轴承锻造厂工人许增兴
    孔老二提出的“仁”、“勇”、“智”，曾经被他的徒子徒孙们吹捧为“通行于天下的美德”。的确，这套“美德”封建地主阶级要利用，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一伙也要利用，而且还被林彪披上现代的时装，叫做“团”、“斗”、“唯物论”了。此间必有奥妙。
    “仁”、“勇”、“智”究竟是什么货色呢？孔子解释：“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你只要做到了“仁、勇、智”，就会不忧虑，不迷糊，不惧怕，简直是一帖万灵丹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听来悦耳，只是不可信。孔子称得上是最高的“仁者”了吧，他能不“忧”？奴隶们“犯上作乱”，新兴地主阶级闹变革，搞出了一个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犬”，难道“优”得还不够吗？孔子讲“仁”，核心是“克己复礼”，什么“孝”、“悌”、“忠”、“恕”一大串，都是为“复礼”服务的。孔子讲“知”（智），实质是先验论。又是什么“生而知之”，又是什么“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把奴隶主说成是天生的“上智”，奴隶们是天生的“下愚”，不可改变，还不都是为了“复礼”。孔子讲“勇”，“标兵”是子路。他因为“吾闻君子死而冠不免”，宁可“结缨而死”。孔子对子路大加赞扬，就表明他的“勇”，实际上是维护奴隶制的卖命精神。很清楚，所谓“仁、勇、智”，不过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观、修养经。孔子把它称为君子之道，目的是希望腐朽没落的奴隶主统治阶级按照这套道德规范去修身、养性、治国，“克己”以“复礼”，一步一步去重振风雨飘摇之中的奴隶制残局。
    孔子的这套道德经，是“通行于天下”的吗？当然不是。恩格斯指出：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作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道德又怎么能通行于天下呢？奴隶主阶级要通行的“美德”，广大奴隶则一定是行不通的。孔子一说起“仁”，总是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可见被孔子称为“小人”的奴隶中间是没有“仁者”的。他又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这就是说，对奴隶们讲仁，只是便于奴隶主阶级的使唤。孔子说“智”，也只是对奴隶主阶级而言，对于奴隶，他则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区区小民是只配老老实实听奴隶主的指挥，不配接受知识的。孔子说“勇”，象子路那样的人是称为勇士的，而奴隶呢，“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小人如果具有这种勇武精神，那简直是盗贼的“犯上作乱”，孔子怎么能容得下呢？可见，在不同的阶级之间，阶级实践不同，阶级利益根本相反，道德也一定是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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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相通的。所谓超阶级、超人类的“通行于天下的美德”，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既然是各个阶级的道德互不通行，林彪又为什么口口声声要“吸其内容”，“用其内容”呢？其实，说不通吧，也有相通之处。孔夫子和林彪虽然处于两个不同的时代，但就他们都是剥削阶级中的没落阶级的代表这一点来说，是相同的，因而都需要用没落阶级的道德观作为他们反革命行动的精神支柱，给垂危的反动没落阶级打强心针。所以，共同的阶级特征、反革命政治需要和反动思想体系，使得他们在道德观上也一致起来了。
    林彪所谓的“用其内容”，决不是简单的袭用，而是从本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经过改造制作的。不是吗？林彪一伙颇为欣赏的“温文”、“豪放”、“理智”等词，其实就是“仁、勇、智”的翻版。林彪宣扬“温文”，也即是“仁”，是要其反革命死党的思想行动符合复辟资本主义的要求，并按照这个要求做到相互团结、同舟共济，以“仁”来结成反革命的神圣同盟。也就是说，要求其死党对林家父子必须以“仁爱之心”待之，用他们的习惯用语来说，就是要“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复辟。他讲理智（智），则是要这些反革命骨干们精心研究反革命策略，用所谓“以屈求伸”、“韬晦之计”、“三不主义”来掩盖反革命阴谋。他讲豪放（勇），是要那些反革命的亡命之徒们发扬“江田岛”精神，敢于“破釜沉舟”，“不成功便成仁”，如此等等。林彪拚命向他的死党灌输这种没落阶级的道德经，当然不是要他们离开同无产阶级的斗争搞单纯的修身养性，而是要把他们一手训练成符合这种反动道德标准的铁杆反革命，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这就是所谓在“新的历史内容上”的“用其内容”。
    然而，赤裸裸地袭用反革命道德不是显得太露骨了吗？林彪一伙既要用反动思想糟粕，又要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这显然是矛盾的。为了使两者和谐地统一起来，干脆来一个“归纳法”，把“仁”、“勇”、“智”归纳成“团”、“斗”、“唯物论”。这样一来，两种绝然不同的思想体系被划上了等号，反动奴隶主阶级的思想糟粕被“归纳”成“马克思主义”了。“这种语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但是，拙劣的偷换术又怎么能掩盖他们反马克思主义的行径呢？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林彪把孔老二的“智”换成“唯物论”，是用唯心论的先验论冒充辩证唯物主义；用“团”代替“仁”，是把反动的人性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把“勇”比之为“斗”，是歪曲马克思的斗争哲学。这又是反革命
    三字经的另一妙用。正如列宁指出的：“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
    一切机会主义分子在理论上都是一窍不通的。他们只能到反动阶级的思想武库中去吸取一些糟粕，用以继续骗人。但无论如何，终究填不满他们思想上的贫乏，精神上的空虚，任何反动思想的灵丹妙方都决计挽救不了反动阶级灭亡的命运，这是一条不可移易的客观规律。
    益：”高出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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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恕”之道与“血流漂杵'
    上棉二十一厂青年工人陆丽芬
    有一次，孔子的一个小门徒问大师兄曾参：什么东西是我们老师学说的核心？曾子说：“忠恕这两个字，便是我们老师全部学说的核心了。”“忠恕”，多么动听的字眼！无怪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要高唱起这个美妙的词儿。远的不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大刽子手曾国藩，独夫民贼蒋介石，都是“忠恕”之道的狂热鼓吹者。连今天的林彪，也把什么“忠厚”、什么“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标榜为什么“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
    难道“忠恕”之道真的是反动统治阶级“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吗？假的。就拿这套说教的创始时代周朝来说吧，那时的统治阶级就没有实行过什么真正的“忠恕”。鲁迅曾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这篇杂文中，深刻地指出：“虽是那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周朝，当讨伐之初，也有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非拖开不可；纣的军队也加反抗，非使他们的血流到漂杵不可”。“血流漂杵”，就是说当年周武王伐纣时，杀人流的血竟能使木棒漂浮起来。可见，平素高喊“忠恕”之道的统治者，杀起人来是一丝一毫也不讲“忠恕”的。周朝如此，古往今来的反动统治阶级无不如此。他们对待革命人民，对待进步力量，总是疯狂镇压，血腥屠杀，杀之不足，还要“食肉寝皮”。你看，口称“仁者，恕也”的曾国藩，在短短三天内就杀掉了太平军十多万人，真正是一个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曾剃头”。那个口口声声要以“忠恕之道来待人接物，立身处世”的独夫民贼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血腥屠杀共产党人、革命人民时，何曾讲过什么“忠恕”之道。他的“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的剿共、“清党”罪恶活动，再一次说明了，孔孟的“忠恕之道”是和“血流漂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今天，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林彪，为了搞资本主义复辟，继承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衣钵。他也是一面大讲“忠恕”之道，一面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密谋策划、妄图发动反革命政变。林彪一伙所炮制的那个杀气腾腾的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不就是要制造“血流漂杵”的确凿证据吗？
    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一面高喊“忠恕”，一面进行“血流漂杵”的屠杀。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了，在阶级社会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抽象的“道德”、“主义”。任何一种“道德”或“主义”，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都是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作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沿用不废的道德，所谓“忠恕”之道，不过是剥削阶级要被剥削阶级对他们讲“忠”、行“恕”，服服贴贴地听从他们的宰割。至于剥削阶级对待被剥削阶级，是从来不讲什么“忠恕”的。所谓“忠恕”，只不过是剥削阶级掩盖他们“血流漂杵”的血腥统治，麻痹人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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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志的精神鸦片。鲁迅说得好：“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倘说先前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在阶级社会里，对立阶级之间永远谈不上什么实行“忠恕”之道。对立阶级之间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只能是专政和被专政的关系，除此以外不能有别的关系。可是，林彪的死党陈伯达却胡说什么，“道德所加于人民的，不是刺刀，而是善政”，孔子的“忠恕”，只要稍加修改，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改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就能变为“极高的人类美德”。你看剥削阶级的吃人道德，一到陈伯达这个“天才理论家”手里竟有如此妙用。只要他一念“忠恕”之类的道德经，就可以使反动统治阶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可以使敌对阶级彼此相爱，甚至无产阶级也可以继承反动的孔孟之道，把它作为极高的美德哩！然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吃尽了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压迫苦头的无产阶级深深知道，陈伯达一类骗子鼓吹的这种道德经，就是要我们无产阶级听信孔孟之道，对资产阶级讲“忠恕”，对他们的复辟活动不斗争，让他们顺顺当当地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让资产阶级再来一次“血流漂杵”。
    讲的是“忠恕”之道，行的却是“血流漂杵”，如此言行相悖，正是暴露了一切行将灭亡的阶级极端虚伪的本质。毛主席指出：“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当剥削阶级处在这样的上升时期，它的利益是同历史发展规律相一致的，是强有力的，因而它敢于而且需要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号进行斗争。然而，“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这时，它们再也无力面对强大的敌手，进行正面斗争了，而要用“忠恕”来麻痹革命人民，掩盖自己的反扑。“忠恕”之道正是集中表现了一切没落阶级虚弱无力的挣扎。且看，从孔子到曾国藩、蒋介石、林彪，都无一不是在势不可挡的革命人民的进攻面前，才打出了“忠恕”之道这面虚伪的旗号的。所谓“忠恕”之道，其实跟反动阶级用以反对社会变革的骗人哲学一中庸之道一脉相通，它是“中庸之道”应用在阶级关系上的具体表现。鲁迅
    一针见血地指出：剥削若压迫者“徜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今天，林彪一伙竟然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祭起孔孟“忠恕”之道的破旗，鼓吹“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专制独裁”，对阶级敌人“斗绝了”，并且叫嚷要把地富反坏右“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这正是暴露了他们“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野心，暴露了他们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坐立不安，心惊肉跳的极端虚弱的本质。
    我们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决不能对资产阶级和一切被推翻的阶级敌人，施什么“仁政”，讲什么“忠恕”，而必须牢牢掌握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法宝，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不可须臾离开的护身法宝。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革命人民“血流漂杵”的历史悲剧就要重演。革命的人们，务必提高警惕，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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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礼“四勿”和“三不”主义
    宝山县吴淞航运站工人周立安上海灯具有色俦造厂工人周华妹
    孔老二有一套修养经，叫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口气说了
    四个“勿”字。林彪也有一套修养经，叫做“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一连串用了三个“不”字。“不”者，“勿”也。“勿”，正是修养经的核心。
    孔老二讲“勿”，句句有“礼”。可见，“勿”和“礼”是联系在一起的。讲“勿”的要害就是复礼，即复辟西周奴隶制度。这个“勿”，用之于奴隶主阶级内部，是要大家把“复礼”当作头等重要的大事，凡是不合乎“礼”的和与“礼”无关的事，就不要去看，不要去听，不要去讲，不要去做。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行动，使自己一言一行都符合周礼所规定的范围，“克己”以“复礼”。用之于广大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则可以劝诱他们不要“犯上作乱”，不要变革，不要革命，而要“贫而无怨”，安分守己。正如鲁迅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静静的等着别人的‘多行不义，必自毙，礼也。”“勿”，说到底，既是奴隶主阶级复辟的动员令，又是镇压奴隶起义的禁令。可见，孔老二宣扬这套修养经，并不是要把人们修成目不斜视、耳不旁听、不问政治的隐士逸人，而恰恰是要通过这种“修养”，来实现奴隶主阶级复辟的政治目的。
    反动没落阶级都是要搞唯心主义的修养的，并且总是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他们决不会自动退出政治舞台去修身养性，恰恰相反，而把修养作为实现反革命复辟的手段。这一点，孔老二说的很明白：“修已以安人”，“修已”是为了统治人民。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朱熹宣扬“格物致知”的修养经，目的则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刘少奇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檄烈的时刻，多次抛出黑《修养》，难道只是要人们去闭门修养吗？也不是，他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如今，林彪抛出“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的“三不主义”，看上去也很讲究他那套反革命修养，其实这只是他赖以忍耐、隐身的手法。“忍耐”是为了“大谋”，“屈”是为了求“伸”。林彪一伙玩弄修养经，隐蔽其反革命真相，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
    其实，一切反动统治阶级都喜欢叨念修养经，他们自己却是从来不实行的。孔子口口声声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看上去守正不阿，彬彬有礼，实际上却是常常违礼妄动。他一面高喊“非礼勿视”，一面却偷偷走后门跑去见了卫国国君夫人南
    ·子。这时候的孔子求官心切，尽管“非礼”，但还是要“视”的。
    （下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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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仲舒的反动一生
    复旦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袁航薛闯
    董仲舒，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广川镇）人，西汉时期的反动思想家。是他，第一个提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系。是他，改造、发挥了孔孟之道，奠定了封建社会中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长期地维护了腐朽的封建制度。
    (一)
    董仲舒出身于地主家庭。他的老子从小就把他关在屋里啃《诗》、《书》、《易》、《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整天子日、诗云，当书蠹虫。进入青年时期以后，他为了读就圣贤书，卖与帝王家，又到公羊派儒生子寿那里去学公羊派《春秋》。公羊派儒家是由孔子的学生子夏传给公羊高的，传到董仲舒已经是第六代了。这套学说用阴阳五行来附会孔子的那套复辟奴隶制的学说，谈神说鬼，十分反动。但董仲舒对这一套十分欣赏，倾倒备至。这不仅因为公羊《春秋》是冷门，奇货可居，万一被帝王看中了，跃居龙门，大有发迹的希望，而且，它那套复古守旧、专讲微言大义的反动内容，更是与坚持反动大地主阶级立场的董仲舒一拍即合，气味相投。他一连啃了好几年的公羊《春秋》，苦心揣摩，反复体会，对“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老二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心要当孔老二那样的“鸿儒”。
    在汉初的朝廷上，居文配地位的是法家思想。汉高祖不信儒，文帝、宣帝信奉的是法家，不理睬儒家思想。董仲舒苦心钻研了多年《春秋》，但也只能在朝廷上当一个小小的博士官，整天啃点冷猪头肉，日子很不得意。“生不逢时啊！”他实在感到委屈，最后，怀着满腹牢骚，写了一篇《士不遇赋》，哀叹：“鸣呼嗟乎！…时来何迟？去之速矣。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是啊，当年孔子三个月没有官做，就要急得双脚跳了。我薹仲舒混了多年，还是这么一个吃不饱、饿不死的官职，整天只能靠读经来打发日子，时间
    一天天过去，年纪也有这么一大把了，如果再不出头，眼看就要进棺材了。童仲舒想到这里，一滴滴眼泪不禁从眼角上流下来了。他为反动的孔学不能行时感到悲哀，也为自己的生不逢时感到悲哀。
    怎么办呢？“上书建议朝廷尊儒反法？！”他想到这里，不禁打了个寒噤，眼前浮现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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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幅儒生们碰壁的图景：辕固生推销儒家理论，被窦太后丢进兽圈去和野猪搏斗；狄山攻击法家政策，结果被汉武帝派去戍边。这条路看来是走不通的。弄得不好，很可能落个辕固生、狄山们同样的下场。这时，他想起了孟子“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圣训”，自言自语地说：“拚着命去撞墙，结果不是白白地把自己的角撞断了吗？”他想到这里，不禁又心平气和起来，重新又翻开他的《春秋》经，吱吱唔唔地念起来了。
    从这以后，董仲舒不出家门，把自已关在屋子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整天目不旁视地死钻儒家经典。他屋后有个园子，虽说不大，倒也精致，四季的花草色色俱全。但他下了狠心，整整三年，不踏进园子一步，甚至连望也不望，号称“三年不窥园”。他将这件事挂在口头上，逢人便吹嘘自己的好学苦读。
    董仲舒整年累月死读书，不见阳光，弄得面黄肌瘦，呼吸短促，外面都谣传他被狐狸精迷住了，还说是有个老孤狸精整天跟他一起读经论道，说得活龙活现。《太平御览》里说他“宿有固疾”，可能是得了肺病。但是，三年苦读的结果，他对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却确实揣摩备至，十分精通。一有客人来，他开口三皇五帝，闭口尧舜汤武，什么“续三统”、“张三世”啊，唾沫星子四溅，一谈起来就没有个完。时间一久，他的“专精于述古”的名声逐渐在士大夫中间传布开来，俨然成为一个“鸿儒”。这一下，他的架子更拿足了，举止行动，处处都以周礼为标准，摆出了一副大圣人的模样。其实，说起来实在可怜，这个自诩“能知天下事”的鸿儒是连公马母马都分不清的。
    那时候，只要当上了博士，就可以自己招收学生。董仲舒为了扩大名声，加强影响，便利用这个方便，广收门徒，培植党羽。儒生们听说这个“专精于述古”的博士要收徒弟，纷纷跑来入学，门庭若市，十分热闹。董仲舒也就在家里挂起帷幔，布置了一间讲堂，进行讲学。他为了沾名钓誉，抬高身价，故意摆架子不和学生见面。他的学生前后有数百人，但能够直接听到他讲学的，只有吕步舒、殷仲、赢公、褚大等几个人。新来的学生，都由这几个“得意门生”转相传授。很多学生跟他学了好儿年，但连他的面也没有见过，只知道自己的老师是个一阵风就能吹倒的干瘪老头子。
    (二)
    公元前一四○年，汉武帝刘辙下了一道诏令，要各地的官员推举“贤良方正”的学者到长安来，以备朝廷的谘询。这道“求贤诏”一下达到地方后，那批儒生们欣喜若狂，四出奔走，削尖了脑袋想钻进“贤良方正”的圈子里去。董仲舒是个出了名的“鸿儒”，门生多，名声高，很自然地被地方官吏推举到长安去应诏。
    汉武帝为什么要下这道诏书呢？这是因为当时汉朝的社会情况有点不太妙。汉初一百多年来封建经济发展的结果，随着吴、楚七国之乱的平定，出现了封建大一统的局面，达到了鼎盛时期的高峰。但是另一方面，土地兼并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富家田连阡陌，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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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立锥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大批自耕农丧失土地，沦落成为贫雇农，穿的是牛马衣，吃的是猪狗食。加上连年灾荒，农民们无法生活下去，纷纷举起了反抗的大旗，攻县城，杀官吏，开仓库，地主阶级焦头烂额，愁眉相对，一筹莫展。封建统治阶级面临着这种局面，为了进一步调整地主阶级内部的关系和寻找巩固统治的办法，要各地推举一百多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京各抒己见，以便选择采纳。
    人逢喜事精神爽，春风得意马蹄疾。董仲舒一路上水陆兼程，很快来到了他所企望的京城一长安。他望着长安城高高的城墙，心想当年孔圣人不是说过吗？“尺蠖之屈，以求伸也”。我董某人委屈了这么多年，现在尺蠖求伸，河阔海深，成龙成蛇，在此一举。因此，他一到长安，就关起门来苦心积虑地写了一道策章。在这道策书中，他大谈特谈儒家的“五帝三皇”之道、“三代受命”之符，宣传了一通所谓“天人感应”的歪道理。他谈天说鬼，胡说什么天上日月星象的变化，与地上的人事有关。国家政治搞不好，上天就一定会用日月山川的灾异来警告。天下所以能太平的缘故，是由于礼乐教化的功劳。秦始皇“焚书坑儒”，不遵守先王之道，所以当了十四年皇帝就天下大乱。汉朝继承了秦朝的政策，继续信用法家，好比朽木粪墙一样，只要轻轻一碰，就会立即崩溃。只有把三纲五常这一套扶立起来，强调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学说，才能得到上天的保佑，国祚久长。
    董仲舒在这里说的是满篇鬼话。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这是伟大的事业。汉朝沿着秦始皇所开拓的道路前进，这是汉高祖能够战胜项羽、统一天下的根本原因。汉文帝、汉景帝任用法家，削平了吴楚七国的叛乱，使统一的封建帝国得到巩固。汉武帝时出现的汉王朝鼎盛的局面，离开了这条政治路线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错，当时的社会状况是严重的，但这是由于新的地主阶级同农民的矛盾尖锐化了，根本不是由于推翻了落后的奴隶制的缘故。董仲舒替西周的奴隶制大唱颂歌，这说明当时的地主阶级已从政治上的进步转向反动，企图从落后的奴隶主思想武库去寻找武器，这也实在可以说是黔驴技穷、心劳日拙的了。
    董仲舒上了第一道策章以后，由于危言耸听，博得了汉武帝的注意。这一下，董仲舒可更来劲了，接着又上了第二道策章，提出了官吏的任用应当由郡大守以上的官吏每年推举两人，然后由皇帝考察后进行任命。这个办法实行的结果，使知识分子中沾名钓誉、虚伪腐败的风气越来越浓厚，培养出了一大批政治骗子。
    到了董仲舒上第三道策章的时候，胆子越来越壮，把他的看家本领全施展出来了。在这道策书中，董仲舒系统地提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王者受命于天”的形而上学和唯心论。他建议设太学，行“教化”，用儒家思想巩固统治。他鼓吹孔子的《春秋》是一部伟大著作，强调一切要以《春秋》的标准为标准，以《春秋》的是非为是非。董仲舒提出，凡是不属于孔子六艺范围里面的学问，必须一律禁止流传。
    董仲舒的这三道策章，封建史学家把它吹得神乎其神，号称“天人三策”，其实它只不过是反动的孔孟之道的恶性膨胀。汉武帝接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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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孔老二的地位被逐步拾到了吓人的高度，而反动的孔学则成了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被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所尊奉。
    董仲舒一连上了三道奏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又受到了采纳，心里好不得意。他满以为这一下可以致位卿相，飞黄腾达，腰金衣紫，封妻荫子，真是做梦都要笑醒过来。谁知天违人愿，好事多咎，朝廷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对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不以为然，汲黯对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实际上就是批评汉武帝尊儒反法，违反了汉朝的传统国策。汉武帝其实是不信儒的，他看中的是董仲舒提出的所谓“封建大一统”的思想，认为对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有利。他所任用的官吏，如桑弘羊等，都是信奉法家的。汉武帝懂得，所谓儒生，大抵都是一批沽名钓誉、大言欺世的牛皮家，不能加以重用。因此，他对董仲舒本人并不欣赏，不让他在中央任职，而是下了
    一道诏令，派他到江都王刘非那里去当国相去了。
    刘非何许人也？他是汉武帝的哥哥，骄横跋扈，强凶霸道，是一个很不容易侍奉的藩王。汉王朝过去派去的几个相，不是挨打，就是遭骂，最后撤职罢官了事。这可实在不是
    一个容易干的差使。董仲舒一接到这道诏令，一瓢冷水从头浇下来，连脚底心都冰凉了。不去吧，王命难违。去吧，江都王这个藩王可实在难侍候。左思右忖，顾前虑后，最后把心
    一横，硬着头皮走马上任去了。
    (三)
    说也奇怪，骄横的藩王刘非对董仲舒的态度居然很有礼貌。刘非这个人肚子里没有墨水，相信神鬼，而董仲舒学的公羊《春秋》是专讲阴阳五行、谶纬神学的，谈天说灾是他的看家本领。他一到刘非那里，就瞎吹了一通，说孔子床头上挂着一只瓮，里面有一块布条，上面写着：“后世传我书的是董仲舒”。他又说自己是由于梦见黄龙入怀，接受了天意，才开始讲起《春秋》经来的。他还编造了一个故事，说是方士李少君和他很好，看他体弱有病但又身有仙骨，特意将两剂秘方替他治病。董仲舒越吹越玄，把自己说得天花乱坠。江都王碰着这位满身妖气、半人半鬼的国相，不禁有三分惧怕，遇事让着点儿，暴躁性子收拾起点儿。何况，当时江都这个地方有点不大宁静，发生了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刘非这个草包毫无办法对付。董仲舒去后，出了不少鬼点子。他一面嘱附所属各郡、县用儒家的仁义道德去麻醉和欺骗当地农民，一面又亲自起草报告给中央政府，要求用反革命暴力镇压农民起义。这套毒辣的双管齐下的办法，最后终于把农民起义给镇压下去了。这一来，使得刘非非常高兴，对这位国相自然要另眼看待了。
    董仲舒凭着这套《公羊》春秋的看家本领，在江都王那里一混就是六年。但既要骗人，总难免不露出马脚。有一次，他弄巧成拙，几乎把性命送掉。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公元前一三五年四月，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六月，辽东高庙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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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火灾。当时，董仲舒正养病在家。他一听说这两件事，高兴得不得了，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借题发挥的机会，不妨再试身手，把他的这套阴阳谶纬、微言大义的本领施展出来，弄得巧捞个丞相或御史大夫的职位也说不定。他越想越美，赶忙关起门来抱病起了一个奏章。这个奏章的大致内容是说：汉朝继承了秦朝的法家政策，一直到今天还不彻底改变，上天对这点感到很不满意，赫然动怒，用两次火灾来警告皇帝。上天烧掉近处的高园殿，这是暗示朝中凡是有主张照法家路线办事的大臣，应该杀他几个，以平天怒。上天烧掉远处的高庙，这是暗示凡地方上有不按儒家主张办事的那太守，也应该杀他儿个，以息民怨。总之，凡是有尊法反儒倾向的官吏就都该杀。他要乘此机会打击法家，敲山震虎，杀一儆百，扫除自己前进阶梯上的障碍。
    董仲舒抱着升官与复仇交织在一起的欲望，支撑着病躯，振笔疾书，终于写完了这道奏章。他正要誊清稿子，恰巧中大夫主父偃跑来看他。主父偃这个人，也是儒生出身，是个深通孔孟之道的政治骗子。他一当上官，就拚命搜括民财，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有人劝他稍许收敛一点，他说：“我的年纪已经大了，不趁这时搜括，就来不及享受了。”这个人脸厚心黑，头尖手辣，并不亚于董仲舒。他平时对董仲舒一向面和心不和。这次来访，看见董仲舒桌上放着一部稿子，偷偷一翻，看见上面写着上天不满汉王朝统治的话，觉得是个好材料，趁董仲舒不注意的时候顺手牵羊地偷走了。他把这草稿带回朝廷交给了汉武帝。汉武帝一看，此事非同小可，立即召集了一批官员来议论。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也被找来了。他不知道这篇东西是自己老师写的，为了在汉武帝面前表功，就竭力攻击一通，说这篇文章表面上是推算灾异，实际上是诽谤朝廷，欺世惑众，完全是一派胡言。朝廷对于这种散布流言蜚语的人，应当立即抓起来杀掉。汉武帝根据大臣们议论的结果，决定追查。结果董仲舒被关进了监狱。董仲舒搞这道奏章，原来是想害别人的。谁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到头来却害了自己。什么天意啊，灾异啊，根本是他胡诌出来糊弄别人的，今天自己关在监狱里，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那会有什么天意、神灵来救自己啊，看来是只有到地下找孔老二去作伴的了。董仲舒凭着这套阴阳谶纬的骗术，上骗朝廷，下骗百姓，受他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想不到自己却最后在这套编术上跌跤子。他想到这里，越想越伤心，眼泪簌簌地掉下来，鼻涕涂满了袍襟。幸亏这时吕步舒知道关进大牢的原来是自已的老师，后悔不及，赶快向汉武帝苦苦哀告，蚬颜求情，总算最后被赦免出狱。自从这桩事情发生以后，董仲舒的骗子嘴脸暴露无遗，威信大降。大概整整有十年时间，汉武帝再也没有理睬过他。莹仲舒经过这番风波，整天躲在家避风头，再也不敢开口“天命”、闭口“灾异”地念阴阳殲纬这套骗子经了。
    （四)
    公元前一二五年，汉武帝的丞相公孙弘推荐董仲舒去当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刘端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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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的哥哥，比刘非还要凶残蛮横。凡是他手下的官吏，如果触犯了他，是很难保住生命的。董仲舒去当胶西相，实在胆战心惊，手心里捏了一把汗。谁知刘端知道他在江都王刘非那里当过江都相，善于谈天说鬼、预言灾异，待他倒也客气，不敢十分得罪。无奈董仲舒是惊弓之鸟，心有余悸。再说那套阴阳谶纬的骗术，自从在汉武帝面前大出洋相之后，也不敢到处再拿出来骗人了。他自知时间一长，一不小心触犯了刘端，恐怕真要重遭血光之灾。三十六计，溜为上计。公元前一二一年，老奸巨猾的董仲舒借口年老有病，辞职回家了。
    廿载京兆梦，到头一场空。董仲舒那里会甘心情愿地看着他苦心经营的事业垮台呢？他身在广川，眼看朝廷，越来越不愿意过默默无闻的隐居生活。孔圣人啊孔圣人，我董仲舒是你最忠实的信徒，为了阐明孔门圣学，我可说是呕尽心血的了。想不到我这个当代的圣人，最后竟会落到这样的下场！《春秋》啊《春秋》，我董仲舒苦心攻读了多年，功夫不算不深，怎么到了手的富贵都会从手边溜走了呢？他嘴里不断地念叨着孔圣人和《春秋》，自言自语，活象发了神经病一样。就在这时，他忽然眼前一亮，啊，《春秋》！我这个当代的圣人为什么不也来写一部《春秋》呢？董仲舒想到这里，浑身是劲，他要把他所阐发的反动的孔孟之道传之后世，贻祸后人，遗臭万年。于是，他把他从前给汉武帝上的策书，还有多年来撰写的那些乌七八糟的文章，通通搜集起来，精心加以整理，又增写了许多篇论文作为补充，汇集为一百二十三篇文章，编成了名叫《春秋繁露》的黑书。他认为孔子在《春秋》这部书里所阐发的“微言大义”，没有人能够领会，只有通过他这部书才能得到阐明和延续，因此取名为《春秋繁露》。他在这部书中系统地宣传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的儒家反动理论，后来被历代反动统治者当作统治人民的信条，在历史上起着十分反动的作用。
    葷仲舒不仪在家以孔子自居，整天忙着“著书立说”，他对现实的政治，也非常关心，总想竭力施加反动影响，使汉朝的政策由法家转向儒家。董仲舒多年宣传孔学的结果，使他成了当时最有名的儒学大师之一。因此他虽然退职在家，朝廷凡有大事，总要派人来征询他的意见。公元前一一○年，法家桑弘羊根据汉武帝的指示，制定了打击奴隶主残余势力的盐铁官营政策。董仲舒知道了这个消息，又气又急，嘴里咕咕哝哝大骂桑弘羊，手里不停笔地写了一道奏章，竭力攻击盐铁官营的政策，叫嚷这是“富了国家，苦了百姓”。其实，董仲舒嘴里的“百姓”，只不过是地方豪族即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别名罢了。不仅如此，董仲舒还主张对外妥协投降，是个道道地地的卖国分子。当时，北方的匈奴经常侵犯边境，抢掠牛马，还把边境的人民抓去当奴隶。董仲舒反对汉武帝的抵抗政策，他根据儒家的“和为贵”的原则，主张每年向匈奴厚厚地送一笔重礼，认为这比加固城墙还要保险。这个软骨虫是这样地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把屈膝投降看成是唯一的出路，以致汉武帝根本不愿理睬他的建议。
    公元前一○四年，董仲舒结束了他尊孔反法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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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米斗
    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尊孔言论辑录
    为了配合当前批林批孔斗争的需要，我们辑录了林彪以前各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尊孔言论，以供读者批判之用。其中李立三、罗章龙、高岗的尊孔言论暂缺，待继续搜集。
    这个材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孔老二的信徒。孔孟之道是他们推行机会主义路线的反动思想武器。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些机会主义者，和孔子所处的时代虽然不同，但他们的反动立场和反动思想体系则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陈独秀尊孔言论
    此等别尊卑明贵贱之阶级制度，乃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同然。正不必以此为儒家之罪，更不必讳为原始孔教之所无。愚且以为儒教经汉宋两代之进化，明定纲常之条目，始成一有完全统系之伦理学说。斯乃孔教之特色，中国独有之文明也。
    《宪法与孔教》（一九一六年十一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
    昔始皇帝创无限专制君主制，其子二世亡之。
    《袁世凯复活》（一九一六年十二月），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
    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盖秦火以还，百家学绝，汉武独尊儒家，厥后支配中国人心而统一之者，惟孔子而已。
    《通信（答俞颂华）》（一九一七年三月），《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
    孔教教义，多言人事，罕语天人关系，亦足下所云然。良以中国宗教思想，渊源甚古，敬天明鬼，皆不始于孔氏。孔子言天言鬼，不过假借古说以隆人治，此正孔子之变古，亦正孔子之特识。
    通信（再答俞颂华）》（一九一七年五月），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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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不过谓此等道德名词，乃世界普通实践道德，不认为孔教自矜独有者耳。士若私淑孔子，立身行己，忠恕有耻，固不失为一乡之善士，记者敢不敬其为人。
    《通信（答新青年爱读者）（一九一七年七月），《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
    吾人不满于儒家者，以其分别男女尊卑过甚，不合于现代社会之生活也。然其说尚平实近乎情理。其教忠，教孝，教从，倘系施者自动的行为，在今世虽非善制，亦非恶行。故吾人最近之感想，古说最为害于中国者，非儒家乃阴阳家也；…
    随感录（十四）（一九一八年七月），《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
    自古以来，就有许行的“并耕”孔子的“均无贫”种种高远理想；…可以证明我们的国民性里面，确实含着许多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的成份。
    《实行民治的基础>（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
    “所有绝对的或相当的崇拜孔子的人们，徜若不愿孔子成为空无所有的东西，便不应该反对我们对孔子重新评定价值。
    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的说有。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
    “孔子的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这一价值，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
    一文不值，并且在历史上造过无穷的罪恶，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儒是以礼治国的人，礼是君权父权夫权三纲一体的治国之道，而不是礼节仪文之末。不懂得这个，便不懂得孔子。
    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
    《孔子与中国》（一九三七年十月），《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八、十九号合刊
    中国二千年来长期停滞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虽然多次治乱循环，多次更换王朝，而统治权终于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和商业上面，在朝在野扮演重要角色的，也终于是一般代表农民和商人的无知而又无耻的士大夫群，能产生孔孟老庄宋儒发挥佛教道礼让退婴学说的，还算是其中优秀分子，这正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落后的农业与商业的反映；在这样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基础上，也只能产生我们固有的武器，固有的道德与文化，即所谓东方文化与文明。
    《民族野心》（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六日），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六集
    二、瞿秋白尊孔言论
    道德上罪恶观。道德上的罪恶，象不爱国，不忠，不孝，不梯，固然完全是根据于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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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意义的，而所谓仁，恕，义，正直，信实，就打破了一切人我家国的范围。凡是违背这些美德的，不论他有利于国家与否，一概都应该认为罪恶。
    《社会与罪恶》（一九二○年五月十五日），《新中国》第二卷第五号
    共产党不但不反对资本家仁爱，而且只有共产党能够使资本家仁爱，…
    《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新背年》第
    三号
    记得“五四”前一年鲁迅有一篇《狂人日记》发表。那狂人为什么发狂？只是为着中国的礼教杀人。足见得那时候的人神经是多么衰弱，为着这点“小事”就气得发狂了。
    《屠夫文学（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日），《文学导报》第三期
    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候仿佛很激烈，其实我是很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多余的话》（一九三五年五月），《逸经》第二十五一二十七期
    三、王明尊孔言论
    孔孟学说及道教佛教等等，都是几千年以前创造出来的学说，…然而问题的中心并不在这里。问题的中心在于：这些旧思想和旧学说在中国群众底传统中有很深的基础，在民众生活中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不应当忽视这些旧学说在群众中的影响，而应当在极广大的民众中进行细心耐烦的解释工作。我们应当解释这些思想底来源和真正的用意，同时，应当解释共产党员对于道德等问题的态度，以便使群众了解：共产党员是我国一切固有传统和文化中一切优秀的和有价值的东西的真正继承者，同时，共产党员并能创造新的、更高尚的和更美丽的文化和道德。
    《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是中华民族中优秀代表的传统光荣；…
    《方志敏同志等被俘一周年纪念》（一九三六年一月），《救国时报》
    五千年的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真正发扬着，忠、孝、仁、勇、礼、义、廉、耻，由被封建势力曲解了利用了为统治阶级服役的道德，在民族自卫战争中发扬为真正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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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把民族命运和民族荣辱放在第一位的民族儿女，才能使原来敌对的阶级，相互礼让，才能使过去敌对的党派，相互尊重，才能使过去敌对的军队，相互敬爱。…只有把个人爱、家庭爱转成为民族的伟大仁爱，才能见到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代表们现在所努力进行的“老人之老如吾老，幼人之幼如吾幼”一类的救济难民，保育儿童的运动和工作。也只有充满着大仁大勇的中华民族子孙，才能够以单机飞赴敌国境内，不投一弹，而只投下号召两国人民反对公敌的传单。也只有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的廉洁美德，我们才能见到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内的每月由一元到五元一十元的薪水制度，…才能相信在抗战建国过程中将肃清贪污劣习而造成全国普遍的廉洁政府和廉洁政治！
    《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提纲)
    只有使马列主义深广的中国化，成为中国人民血肉之亲的东西，成为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化的必然产物，成为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从孔子到孙中山），才能够真正家喻户晓和深入人心。
    《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提纲)
    我们要培养女大的学生，不仅要革命的高尚的公德，而且在个人生活中也具有高尚的私德。
    …她们是新时代的新贤妻新良母新孝女的模范。
    现时代中国所需要的新贤母，应该是教子精忠报国的岳母一类杰出的人物；新贤妻应该是能在前线助战的韩夫人（梁红玉）一流超群的干才；新孝女应该是能够代父从军的花木兰式的女英雄。
    《在女大开学典礼大会上的报告》，《新中华报》（一九三九年八月八日）
    秦始皇焚书坑儒，世世代代受人咒骂。
    《文化革命运动还是反革命政变？》，《加拿大论坛报》（一九六九年三月十
    九日)
    四、张国焘尊孔言论
    俄国革命有类于法国革命，过于依赖暴力，与中国革命的传统有些不合。中国历史上的革命，都以“拯民于水火”，行“仁政”“布王道”等为标榜。中国革命者的观念多在于革命后一反已往的暴政，与民更始，减粮免税，休养生息，以奠太平盛世的始基。而俄国革命中的阶级斗争观念，却是无止境的斗争，推翻了这一批人，又反对那一批人。一场斗争和内战未了，那一斗争和内战又继续起来。这使我们很有反感，认为破坏范围既广且深，无穷无尽，总不能算是好事。
    《我的回忆》第一册（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版）
    注：这段话，是张国焘说他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
    会时的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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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饶漱石尊孔言论
    而为无产阶级与人民解放的利益而牺牲，那就是无上的光荣，无限的快乐。那就应当抱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态度。
    《论共产党员的党性》（一九四一年十月），《真理》第二期
    六、彭德怀尊孔言论
    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把人家的痛苦看成是自已的快乐，对人要有高度的同情心，这些都是博爱精神，也就是民主精神。
    (一九四二
    一一九四三年间的一次谈话)
    青年…希望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打下一个知识的基础，…贫苦青年一般只希望认识字，能写能算，以便抵抗地主阶级利用法令和契约来欺压他们。而富裕青年则有着较高的求知欲，希望得到某些专门知识，甚至立大功建大业，显亲扬名，光宗耀祖。
    关于华北根据地工作的报告》（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真理》第十
    四期
    七、刘少奇尊孔言论
    “中国宋儒也有许多修养身心的方法，各种宗教亦各有一大套修养的方法和形式，中国大学上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的这一套。这些
    一切，说明一个人要求得自已的进步，必须下深刻的功夫，郑重其事的去进行自我修养与学习。”
    “他们尽管熟读圣贤之书，然而他们也尽管完全不行圣贤之事，…对于我们共产党员，…学习我国历代圣贤优美的对我们有用的遗教，我们完全不能采取这种态度。我们说到的，就必须作到。”
    《修养》（一九三九年版）
    他就可能有很好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因为他有严格的立场，“能爱人，能恶人”，他能对
    一切同志、革命者、劳动人民表示他的忠诚热爱，无条件的帮助他们，平等的看待他们，不背为着自己的利益去危害他们中之任何人。他能待他们“忠恕”，“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人着想，体贴人家，使“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修养》（一九三九年版）
    他也可能最诚恳、坦白与愉快；因为他无私心，在党内无须隐藏之事，“无事不可对人言”，除开党与革命的利益外，没有个人的得失与忧愁之事。即使当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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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可能做各种坏事之时，他能“慎独”，不作一切坏事。
    《修养》（一九三九年版）
    他也可能有最高的自尊心，自爱心，而在为了党与革命利益的前提之下，也最能宽大、容忍与委曲求全，以至在必要时忍受各种屈辱与虐待而无“怨恨之心”。
    《修养》（一九三九年版）
    “杀身成仁”，“舍生琅义”，在必要的时候，对于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是被视为当然的事情。
    《修养》（一九三九年版）
    孔子思想在当时是反映了社会前进的倾向和要求的，到今天还有其合理的因素，…
    转引自《跟随少奇××返回延安之四》，《中国青年》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三期
    注：这是刘少奇在一九四二年路过山东时的讲话。以下两条同。
    譬如孔子曾说过：“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等等，这是主张民族自卫、反对外来侵略的思想，对我们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就有用，我们就应该充分利用它，不应该把孔子一笔抹杀。
    转引自《跟随少奇××返回延安之四》，《中国青年》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三期
    目前，我们在有些问题上还是要孔子妥协的。
    转引自<跟随少奇××返回延安之四》，《中国青年》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三期
    要象孔夫子那祥讲恕道，…
    《对天津国营企业职员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孔老夫子伟大！孔老夫子伟大！”
    “孔老夫子是圣人，人民政府也应该祭祀他”。
    转引自《“朝圣”就是为了篡权复辟》，《人民日报》（一九六九年六月四日）
    注：这是刘少奇一九五-一年春在山东曲阜的讲话。
    “在中国古时，曾子说过‘吾日三省吾身'，这是说自我反省的问题。《诗经》上有这样著名的诗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是说朋友之间要互相帮助，互相批评。这一切都说明，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必须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
    “我们共产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我国历史上的一切优秀遗产，…不能欺骗自己，不能欺骗人民，也不能欺骗古人。”
    ,《修养（一九六二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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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问题研究
    评“崇洋有理
    龚进
    一些已被批判过了的旧思想，在一定条件下又会重新出现，这是阶级斗争'常见的现象。崇洋思想的回潮，就是一种表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把刘少奇、林彪一伙鼓吹的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的洋奴哲学，批得如同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人民群众中振奋起来的自力更生革命精神，犹如奔腾洪流，锐不可当。
    但是，斗争还在继续。在革命高潮中已被批判过的崇洋思想，犹如沉渣泛起，又发出了一股臭气。所不同的是，在新的形势下，有人替它乔装打扮，重新抛出所谓“崇洋有理”论。
    “理由”之一：外国的设备是“成熟产品”，“保险”，而我国工人群众的创造，“不成熟”，“不可靠”。
    任何新产品、新技术，都经历过从无到有、从不成熟不完善到逐步成熟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广大工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我国从未有过的二万五千吨货轮、十二万五千瓩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三十二吨大型载重汽车等许多重要新产品造出来了。从不会造到会造，从质量不稳定到逐步稳定可靠。这个可靠，正是从不可靠发展起来的。任何新事物，总是在发展中显出它的强大生命力。列宁讲过，最先发明的那架蒸汽机是不好的，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开动过，“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已经有了这种发明”。不承认新事物有一个发展过程，只许它一出现就尽善尽美，一次完成，不然的话，就要抡起“不成熟”、“不可靠”的板斧，一斧头把它砍掉。这实际上是不准变革，不准前进，不让新事物出现，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
    可靠和不可靠，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产品比较先进，难道是一个早晨就成功的吗？以船用柴油机来说，国外从试制第一合柴油机到造出质量稳定的万匹机，先后花了七十多年的时间，而且至今还不能说台台质量都是稳定可靠的。可是，有人却偏偏认为，只要外国货就是“成熟产品”，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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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缺陷也视为“偶然”，把外国的二、三等的、过时的货色，也捧上了天，掏回来当宝贝。好象外国产品从未有过发展的过程，绝对可靠，至矣尽矣了。人世间难道有这种“神物”吗？
    有这种崇洋思想的人，对外国的东西奉若神明，顶礼膜拜，对自己的创造却视为草芥，这样下去，就是要走回头路，就是要滑到修正主义的邪路上去。这是对广大群众自力更生革命精神的背叛。哪里还谈得上一分一毫的马列主义，连起码的爱国主义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要发展新技术，不是说要洋为中用吗？”这也是一条。
    对于外国好的经验，我们要学习。学，是为我所用。进口一点国外的样品样机，也是可以的，用来作为借鉴，以便闯出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技术发展路子，迎头赶上。如果靠进口来代替自己的创造，那末，我们将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广大工人说：“踩着洋人的脚印，走不出我们自己的革命路。”洋为中用，决不能搞成崇洋非中。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人民，是勤劳、勇敢、聪明的，有志气、也有能力赶上和超过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乎。不能学法门寺的贾桂，奴隶做惯了，总感到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杆子，看到洋设备、洋技术，自己就好象矮了一截似的。有崇洋思想的人，和广大工人群众的思想境界相比，就有着天壤之别。
    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都深深地打上了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格印。把人家的东西引进来，照着外国的葫芦画瓢，看起来似乎很省劲，其实是最大的费劲。照此办理，必将窒息群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堵塞发展自己新技术的道路。而且，许多设备、技术，在国外的条件下是适用的，照搬过来，在我国的条件下，就不一定完全适用。只有对引进的样品样机，经过一批二用三改四创，为创而学，洋为中用，才有利于我国的建设。
    要正确对待外国的东西，还是要象鲁迅说的那样：“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拿来之后，“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都有自己的主见。有崇洋思想的人，是思想上的懒汉，从外国搬来的东西，要别人“一丝不苟地仿”，“一个螺丝钉也不准动”，甚至还把它封锁、保密起来，以为这样就可以造出新产品了。结果，却往往是工人土法上马把新产品造出来了，而洋设备却只好睡大觉。这类事情难道还少见吗？
    “理由”之三：“总得要加快建设速度呀！”是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高速度。自从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发展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劳动人民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就拿上海造船工业来说吧，解放前几乎没有造船工业。蒋介石反动政府想靠美国进口的钢材和机器，造一条“八仙号”，可是，搞了几年，八仙没有过海，连下水的影子也没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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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解放后十七年，由于刘少奇“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只造了一条万吨轮。文化大革命中，造船工人在三千吨船台上造万吨轮，草棚里造万匹机，自力更生大打造船工业翻身仗，短短的七年里，就造出二十多条万吨轮。这个事实，有力地教训了崇洋思想的人：你到底是真想高速度，还是假想高速度？如果是真想，那就要积极支持广大群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嘴上讲要高速度，心里想的却是崇洋，那是不行的，工人群众是不
    答应的。
    依赖进口果真能够加快我们的建设速度吗？且不说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间，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悲痛历史，就说解放以后吧，帝国主义自诩有“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可惜它掌握在西方资本家手里，你想要吗？就看你愿意不愿意弯下腰来求乞。在我国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时候，社会帝国主义又搬出一套“有限主权论”。你要援助吗？你得先承认你的主权是“有限”的，他的主权是“无限”的。你不服从他的控制吗？他就撤专家，撕合同。可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过去，我们在物质条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打破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独立自主地发展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今天，我们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了，我们不更有条件坚持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吗？“我们决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系在别人的腰带上”，这就是广大工人的回答。
    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是在乎等互利的基础上，互通有无。他们要同我们做生意，是有求于我，并非我们去求他。我们不能忘记一条简单的阶级斗争的常识，资本家做生意，是“资产阶级的行为”，总是要唯利是图的。他们一般是不肯把先进技术卖给我们的，只有当我们自己搞出了一些成果，他才肯卖给我们一点，而且价钱很贵。今天，我们发展了对外贸易，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结果吗？如果我们丢掉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一味依赖进口，那就有被别人卡住脖子，牵着鼻子走的危险。这样的教训，难道我们还少吗？
    自力更生和崇洋迷外，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根本对立的世界观的友映。无产阶级要把历史推向前进，对自己的力量充满着信心，“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把自力更生作为千社会主义一切事业的基本立脚点。而党内的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害怕人民，脱离人民，总是反对变革，倒转历史的车轮拉向后退，就要走投降卖国的道路。当前，在深入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要通过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林彪妄图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投降、卖国的罪行，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国方针，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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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长风破万里浪
    “郑州”号、“锦州”号访问记
    钟志杰
    阳光照耀着激荡的黄浦江。在来往穿梭的船列中，“郑州”号的银色船体破浪而来，它象一个海上巨人，满载着工业食粮-一煤炭，鸣笛进港。那边，它的姐妹轮“锦州”号，正忙碌地解缆启航，开始了又一个战斗的航程。
    最近，我们先后访问了这两艘巨轮。从船舷到船舱，到处张贴着批林批孔的大幅标语。甲板上，起重机和卸煤声交织一片。船员们热情地带领我们，观看批林批孔利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还告诉我们：“郑州”号经受东海十级风浪的考验，已安全航行近二万浬的喜讯。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黄浦江水流过数不尽的年月，今天，江面上第一次行驶着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两万五千吨货轮。工人们说：“‘郑州？号、‘锦州？号，在‘一月革命’风暴中设计，在批林整风中诞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踩着洋人脚印，走不出自己的革命路”
    多少年来，造船工人多么渴望着能亲手造出万匹机，海员工人又多么向往亲手驾驶我国自己造的万吨轮，使我国的造船工业早日跨进远洋航运的行列，使更多的万吨轮成为联系亚非拉人民友谊的纽带啊！
    在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工人奋起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狠批刘少奇、林彪一伙鼓吹“造船不如买船”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大长了工人阶级自力更生的志气。可是，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有些同志又嘀咕起来，说什么“拉着黄牛不能当马骑，没有条件就不要造大机”，“我们自己造远洋船，还不如进口可靠”。广大船员、造船工人纷纷写大字报，尖锐地批评：“你们嘴上讲‘自力更生”，做的是崇洋迷外’；你们眼里只有‘洋机’，就是不要争气，”具有我国民族风格和特色的“郑州”号、“锦州”号万匹机、万吨轮，是沪东造船厂工人亲手建造的。一踏上舷梯，亲自参加建造的老周，就深有感触地告诉我们：“别小看这万匹机、万吨轮，它不仅经受了东海的大风大浪，也经历过自力更生和崇洋迷外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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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明亮整齐的机舱，随船观察主机运转情况的沪东广工人和船员，一起向我们介绍了制造万匹机、万吨轮的历史。早在-一九五八年，当沪东厂和几个兄弟厂准备试制二千匹马力柴油机时，有两个外国资本家到厂里一看，歧视我们设备差，没有条件生产，不肯卖二千匹马力柴油机的专利。到了一九六五年，我们造出了第一台八千八百匹马力柴油机，他们眼看卡不住我们，又改换腔调，要卖给我们万匹柴油机的专利了。工人说：“过去，他们不肯卖专利，我们靠的是自力更生，今天，我们能够自力更生造出万匹机，就要多造、造好，为什么要崇洋迷外呢？”
    造船工人憋了一肚气，说：“这明明是把建立海上铁路的命运系在人家的腰带上”，“踩着西方资产阶级的脚印，走不出我们自己的革命路，只能走到修正主义邪路上去。”万匹机是万吨轮的心脏，国内过去从未造过。一台万匹机自重四百多吨，有五万多个大小零件。有的大零件需要有特大水压机、专用机床加工。小的零件只有几克，而光洁度却要求象镜子那样亮。机器的技术性能要求也很高，每转一转，每只汽缸要产生三百多吨重的压力。对第一次试制这种产品的沪东厂来说，要造出这种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船用重型增压柴油机，困难确实很大。
    造船工人敢于蔑视困难，也敢于挑起重担。他们顶住了这股崇洋风，坚决表示：“上游要争，潮水要赶，不争不赶，算不了英雄好汉。我们工人阶级要造的是万匹‘争气机'。”沪东厂工人沈义顺、赵吉良向我们讲述了那火热斗争的情景：曲轴，是万匹机的主要部件，工人称它是柴油机的脊梁骨。上钢三厂的工人从未浇俦过这样的俦件。开始，质量不符合要求。工人一次又一次访问船广，组织老师傅攻关，工人说：“为了二万五’出航，就是用我们的汗水浇，也要把它浇俦出来。”
    这个大家伙，重七十五吨，沪东厂没有大的车床加工它。老工人杨庆福想：解放初，我们造船工人没有蘑床，用锉刀代替，照样能修大机器；没有铣床，用椰头加凿子，照样开出了槽，修船没有卷板机，抡起大椰头，钢板也照样在我们手里服服贴贴。今天，自力更生的物质基础比过去强多了，难道我们不能打破祥框框，发展新技术吗？他大胆提出了“无余量红套”新工艺的设想。
    可是，一根近十三米长的曲轴，分十三段加工后，接起来，不再精加工，要求整个曲轴的两端，平衡在一条水平线上，误差不能大于三根头发丝，这能行吗？有人讥笑，外国名牌厂也没这样千过，这简直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工人们针锋相对地回答：“泰山压顶不弯腰，太岁头上就是要动土。”
    那时，正是夏天。曲轴的曲拐加热到二百多度，柴油机车间的老师傅们二话不说，戴上石棉手套，围着大曲拐，赶忙擦清孔内的灰尘，滴滴汗水落在滚烫的曲拐上，咝咝作声。但他们毫不在意，指挥吊车把八吨重、直径为六百三十毫米的大曲柄，一段段不偏不斜，稳稳当当地放进了只有一毫米间隙的轴孔内。大家笑着说，我们工人就是有“百步穿杨”的硬本领。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我国第一根“无余量红套”的大曲轴，试制成功了，实现了工人们“没有‘大、洋、全’也要拿下高、精、尖”的钢铁誓言。
    万匹机需要两吨多重的大链条，有人想靠国外进口，大隆机器厂工人为了用上国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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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条，把它赶制了出来，敲锣打鼓地送到沪东厂。
    记录浬程的仪器，过去是仿造的，既易损坏，又不准确。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的同志们，群策群力，革了这种落后产品的命，造出中国式的具有先进水平的电磁记程仪。他们多次随船观察，直到正常使用，才满意地离去。
    全市和全国有几百个单位参加协作，有千千万万的工人为万匹机、万吨轮出力。从一
    九六八年试制，到一九七一年正式使用，只用了三年时间，我国第一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万二千匹马力柴油机，安装在我国制造的万吨轮上。
    工人们满怀激情地把它叫做“争气机”。因为它是在同帝修反的封锁中斗出来的，是在同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中斗出来的，也是在同无所作为的懦夫懒汉世界观中斗出来的。它的每一个零件，都倾注着工人阶级强烈的自力更生革命精神！
    新事物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万匹机造出来了，万吨轮“郑州”号、“锦州”号先后下水了。这个喜讯，传遍了各个海运船队，传遍了各个码头。
    章布生，原是战斗九十号的老生火工，五十多岁了。当他听说战斗九十号全体船员要转到“锦州”号去工作，高兴极了。他回到家里，开了家庭会，报告这个喜讯，他爱人和孩子都把老章上国产万吨轮，当作全家的大喜事。领导上为了照顾他身体不好，远航不方便，想安排他到别的船上做些轻便工作，他含着眼泪对船长说：“我在船上干了几十年，都是机帆船、蒸汽船，外国买来的废钢船，‘锦州’号是我国自力更生造出来的万吨船，我日也盼，夜也盼，就盼着能有这么一天啊！”领导上同意了他的要求。
    杨树浦装卸站装御工周诗灼，去年已退休。当他听到“郑州”号要在码头卸御货的消息，再也坐不住了。一连打了四次报告，要重回海港。每当“郑州”号一进港，老周早就等候在码头，帮助青年工人整理装卸工具。他逢人就讲：“我于了三十多年装卸工，就是没有在我们自己造的大货轮上做过，让我在码头上看看，在船上摸摸，心里也痛快！”广大工人就是这样爱“郑州”、爱“锦州”！
    “郑州”号主机经过平台试车、试航中轻载、重载等各种试验，鉴定后质量合格。但在航行中，也发现万匹机上某些部件的质量不够稳定。
    对待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事物，广大工人欢欣鼓舞，而有人对自己造的船、造的机却看不顺眼，挑挑剔剔，说什么“主机不可靠”，“没有发展前途”，“造得越多，包袱越重”。甚至把国外已经过时、废除不用的验船规范，也奉为金科玉律，用来卡我们自己。
    一个是自力更生，一个是崇洋迷外；一个要往前闯，一个要向后退，斗争还在继续。造船工人又一次顶住了这股冷风，说：我们工人能够从无到有地造出万匹机，就是一大胜利。我们能把它开动起来，也一定能够把它完善起来。船员向我们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机也好比人一样，小孩初学走路，总是要摔跤的，否则，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万匹机是个新事物，总有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再说，穿新鞋子，一时还不太合脚，这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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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大惊小怪的呢。
    跟船的工人老师傅，为了攻克质量关，寸步不离机舱。每航行一段时间，就冒着高温，钻进又闷又热的机架里，在油如雨淋的条件下进行检查。有时候为了抢时间，赶速度，·连防油的工作服也顾不得穿，一天要进进出出十多次，没有一个人叫苦，个个都争着上。
    差动机构，是控制船舶倒顺车的，是主机的又一关键。为了创造出具有我国特色的差动机构，沪东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经过四年多一千二百次台架的试验，才把它用到国产万匹机上。开始使用时，不够灵活。技术员孙宝发随船观察中，看到工人和船员攻质量关的革命精神，深受教育。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他不怕风急浪大，始终坚持在机舱里跟班，记录有关数据。有时头晕，平时只要稍一使劲就能拧开的螺丝，此刻重有几十斤。但是，他信心百倍地表示：“不学习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怎么能闯出自力更生的道路？”
    “锦州”号是在“郑州”号以后建造的。由于吸取了“郑州”号的经验，质量更好了。去年底完成了试航，经过一个多月，二千一百多浬的航行，一百九十四小时的连续运转，一百
    九十多次的倒顺车，主机性能良好，未出现过一次故障。某些部件的质量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按规定，倒顺车变换一次，十三、十四秒钟，而“锦州”号的差动机构，倒顺车变换时间只有九到十一秒钟。反向了三百多次，次次达到要求。“锦州”号的船长和船员都热情地攒扬：“我们的国产万匹柴油机越造越好了。”
    从船用柴油机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看，象万匹机这种大马力柴油机，很多质量问题，一般都是在造了几批，有的是在造三、四十台以后，才逐步解决的。我们自己制造的万匹机，尽管开始还有缺陷，要相信我们自己在制造和使用过程中，是能够逐步完善起来的。如果不首先支持工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单从技术上评头品足，只会扼杀新事物的成长，那还侈谈什么主机性能的“可靠性”，还有什么造船工业的“发展前途”呢？
    “我们要站在同一条革命路线上战斗”
    船员带我们参观了驾驶室和各个船舱，兴奋地告诉我们：当船每次停靠在外港码头时，当地的贫下中农、工人和学生们纷纷上船参观，要船员讲自力更生的事迹，把万吨轮作为路线教育的一份教材。船员们驾驶着自已造的大船，有说不尽的高兴，有无比的自豪。他们多么想有更多、更好的万吨轮啊！
    有些人对我们自己造出来的万匹机、万吨轮，这也不高兴，那也不称心，却认为靠多进口外国的旧船，就能加快航运建设的速度。工人来个针锋相对：“建设速度靠买是买不到的，只能靠我们工人的自力更生。”
    沪东厂订了一条规矩，对已经装船的万匹机，凡是由于质量不稳定而损坏的零件，一律包修包换。前年五月，当“郑州”号即将交货的时刻，一台改进的差动机构制成了，要不要换上去？一换，少说半个多月，这样一来，不仅交货延期，而且影响全厂上半年完成产值计划。船厂工人坚决表示：产值要抢出来，设备要换上去，质量要过得硬。
    广大船员和船厂工人心想在一起，劲也使在一起。船员们过去从未开过马力这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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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化程度这样高的柴油机。为了使船员尽快地熟悉和操纵，船上专门办起学习班，由沪东厂工人和技术人员讲解设备结构和性能，帮助他们尽快掌握技术。船员在出航前，都作
    一两次预防性检修；航行期间轮机工人把一个个质量问题记录下来；船进港后，又到船厂去访问，交流情况。他们说：“我们船员和造船工人，一个开船，一个造船，我们之间，决不是买卖关系，而是社会主义的同志关系，我们要站在同一条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为支持新事物的成长共同战斗。”
    码头工人，第一次上新船卸货，个个抢着上。他们说：“造船、开船、装卸，分工虽不同，但我们革命目标是一致的。”“郑州”号上起货的液压吊采用的是新技术。这种吊车可四周回旋三百六十度，能自由地上升下降，操作便利，劳动也省力。由于码头的装卸工从未使用过这种新机械，没有经验，开始时常发生故障。一次卸煤要花十八天，有人讽刺中国产的液压吊，质量就是过不了关。海港工人不理这一套，他们只有一个心愿：造船工人坚持自力更生革命精神造出液压吊，我们也一定要把它开好用好。装卸工陈国栋，成天在码头上转来转去，心想：怎样使液压吊发挥更高的效率呢？他跑到上港二区，看到他们在船边装上漏斗卸小麦，马上联想到“郑州”号，能不能造一种特制的漏斗来卸煤呢？他的建议，得到领导和全队装卸工的支持，在机修工人的配合下，当天就动手设计、制造，经过三天三夜奋战，赶制了出来，装在“郑州”号上，不仅节约一半劳动力，而且提高卸煤效率，四天就卸完二万多吨煤，创造了万吨轮御货的新纪录。
    从“郑州”号到“锦州”号，仅仅相隔一年多，在全市各条战线工人的关心、支持下，万匹机质量显著提高，“郑州”号、“锦州”号已成为海运煤炭的主力。
    翻开世界船用柴油机工业的制造史，从一八九九年造出第一台二十五匹马力的船用柴油机算起，到一九一二年造出第一台二千匹马力柴油机，花了十三年。从二千匹马力柴油机到制成第一台增压万匹机，又整整花了四十年的时间。而我国造机事业的发展，以沪东造船厂为例，从开始造二千匹马力柴油机到造出万匹机，前后不过十三年。我们用十三年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走了四十年的路程。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这个厂只能造三千吨的船舶，文化大革命后的七年中，就造出四条万吨轮，这是我国造船工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砾进步伐。这是对那些怀疑依靠自力更生能够加快造船工业发展的人的一个有力回答！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离开了“郑州”号、“锦州”号。遥望矗立在浦江的巨轮的雄姿，仿佛在耳边又响起了《火红的年代》英雄工人赵四海的誓言：“我就是喜欢大风大浪！”是的，无产阶级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让那些国内外反动派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让反华小丑安东尼奥尼之流去胡诌什么中国只有小木船的无耻澜言吧，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有党的基本路线引航，在自力更生的道路上，乘长风破万里浪，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实现毛主席关于建立海上铁路的战斗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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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驳“三难”
    ，
    吴文虎
    不时听到有些干部议论，现在“干部难当，群众难弃，工作难敝”。这“三摊”思想是否有道理呢？
    前一时期，上海电化厂有些干部也有“三难”思想，什么“干部难当没有威，群众难弄没有法，工作难做没有奖”。经过学习十大文件，深入批林批孔，回顾和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工厂工作的经验教训，现在认识变过来了。
    所谓“干部难当没有威”，据解释是：“过去我讲你听，干部有威信”，现在“我讲你顶，说了等于零”。这个说法有道理吗？上海电化厂作了一个调查，发现在一般的情况下，工人“顶”得是有道理的，而那种说法则是没有道理的。有一次，厂革委会一个干部在总结生产上去的经验时说：“干部下去了，生产上来了”，他还以为这句话归纳得很精炼。但话音刚落，工人就“顶”起来了，尖锐地向他指出，把生产上去的原因，单纯地归结为干部下去的结果，这不是孔老二的“上智下愚”、林彪的“天才论”的流毒吗！厂里干部从这件事开始认识到“卑贱者最聪明”，感到这种“顶”，确实顶得好。这种“顶”，是“顶”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它充分显示了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这个真理的光辉。看到这种状况，我们千部应该由衷地高兴。那末，干部就不要有威信了吗？当然不是。干部的威信，是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实践中建立的，不是居于领导地位就会自然形成的，更不是只准自己讲错话、做错事，不雅群众批评纠正而强行建立的。要强行建立威信，结果只能是有威无信；群众一起来，连“威”也会扫荡尽净。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永远同群众打成一片，有错必纠，千部不仅在群众中有威信，而且会受到群众真心实意的爱护。
    其实，群众敢于“顶”，是一件大好事，只会有利于干部的工作。有例为证：上海电化厂生产组有一个干部，去年为了保证电子工业原料的生产，急需安装一根四百米长的氮气管，在生产调度会上简单地作了布置，规定有关车间和部门按他确定的日期完成。不料话还没有说完，就被顶了回来，批评他不了解情况，瞎指挥。起先，这个干部很恼火，觉得现在干部真难当。以后，在领导干部的帮助下，他认识到群众这个顶，是顶自已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官僚主义作风，是顶自已独断独行的官老爷习气。于是，他和领导干部一起深入车间、工段，发现下面的生产任务很紧张，按原来设想的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生产，这个任务确实是无法完成的。后来，他和群众一起商量克服困难的办法。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马上成立了一支五十多人的突击队，日夜奋战，仅用了两天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原来需要一个多星期的工作量。事后，这个于部的体会可深了，他说，群众顶，是要我们不脱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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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是帮助我们出主意。只要依靠群众，干部并不难当啊！
    “群众难弄没有法”，“法”在这里是指规章制度。有“三难”思想的干部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冲掉了“法”，所以群众难弄。“法”当然是要的。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冲垮了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是好事。但是，规章制度的“破”和“立”，从来都是对立物的统一，破中有立，立中有破。工人破掉了一些不合理的“法”，就建立起新的比较合理的法，有的虽然没有用条文的形式写出来，但工人在实践中也是按照一定的制度进行生产的。因此，现在没有“法”的说法显然是没有根据的。“群众难弄没有法”，说这种话的同志，不知不觉地站到了群众之外，甚至站到群众之上去了。说穿了，就是想用规章制度去管群众、卡群众、压群众，颇有点孔老二鼓吹的“君子怀刑，小人怀惠”的味道。这当然是不符合社会主义企业中干部和群众的正确的相互关系的。上海电化厂文化大革命前后都订立过设备管理制度，两种做法，两种结果。前，干部是关门订规章制度，法很多，但由于干部不把群众当作规章制度的主人，设备管理工作老是搞不好。后，他们吸取了教训，不是几个人关了门先去订立什么“法”，而是大搞群众运动，工人在运动中自已起来订立了一些必要的、合理的规章制度，把设备管理工作犒得既热气腾腾，又扎扎实实，使设备的完好率由原来的百分之七十四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可见，在我们社会主义企业里，工人群众是企业的主人，他们是关心订立符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规章制度的。至于不符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规章制度，则对不起，那是工人不能遵守的，即便是林彪之流攻击工人“小人怀惠”也罢。“工作难做没有奖”，这句话要从两方面说。革命就是同困难作斗争，没有什么轻巧的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把工作做好，确实有不少困难有待我们去克服。但是，如果认为手里有几张钞票，工作就好做，那就大错特错了。“做事就是为了拿钱，一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有人说，一个工厂，总有极少数觉悟不高、劳动纪律松懈的人。对这些人，只有靠奖金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好的多奖，一般的少奖，差的不奖。不能否认，少数觉悟不高、纪律松懈的人是有的。为什么有这种现象？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在这些人身上留下了铰多的影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他们摆脱这种影响，使他们从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迷信奖金的同志恰恰反其道而行之。这也是林彪散布的工人“想的是怎样搞钱”，孔老二鼓吹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流毒在作怪吧！实践证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广大群众的觉悟正在
    行
    迅速提高，对于一些暂时处于后进的群众，只要我们坚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绝大多数都能向先进转化的，那里的工作也是能够做得好的。上海电化厂二车间，原来被认为是个“老大难”单位，干部总以为那里的工作难做。有一次，有两个大贮槽需要维修油漆，任务急，时间紧，干部想利用业余时间突击一下，但又怕群众不来。后来，到工人群众中去做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讲清完成这个任务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结果来了四、五十人，七手
    八脚，一下子就把事情干完了。可见，工人群众这种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并不是靠奖金刺激出来的，而是靠工人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觉悟。
    “三难”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干部与群众的相互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就决定人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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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相互关系。社会主义企业中干部和工人群众，同样都是企业的主人，不是片面的“我讲你听”、“干部是官，工人受管”的关系。周恩来同志在十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二十多年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经验，就是依靠群众。”那种用规章制度去“管、卡、压”群众，用奖金去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作法，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而是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反映，也是修正主义路线流毒的反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林彪之流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使一部分工厂企业脱离了无产阶级政治方向，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压”和“物质刺激”，使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变成对立的关系。它不仅不符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原则，并且还分裂了工人之间的团结，影响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当文化大革命一来，工人群众就起来将这一套修正主义的制度给打破了，重新建立了一些适合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工人群众的规章制度，完善了干部和群众的相互关系。有“三难”思想的干部还想以修正主义“管、卡、压”的一套来管理今天的工厂企业，这不是一种倒退吗？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有“三难”思想的干部一定要把自己的立足点移过来，真正把工人群众当作企业的主人，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使我们的工厂企业的事情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沿着党的基本路线的轨道前进！
    (上接26页)
    你说他“非礼勿动”吗？也不。孔老二尽管主张父母死要居丧三年，可还是披麻带孝地赶到阳货家去赴宴，明知“非礼”，却偏要“动”，结果被赶了出来。这是对孔子这套修养经的绝妙讽刺。林彪鼓吹的“三不主义”，那只是用来对付对无产阶级革命有利的事情，至于反革命的复辟事业，那就不是“三不”，而是“三要”了。什么“不建言”！毛主席六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不但顽固地坚持要设，还伙同死党疯狂叫嚣：“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这难道建言得还少吗？什么“不负责”！对于他们的反革命复辟事业和政变阴谋，他的反革命责任性强得很，不但精心策划，还亲自指挥部署，难道还嫌负责得不够吗？什么“不得罪”！他干的一桩桩反革命勾当，难道不是在天天得罪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吗？可见，林彪才不是“非礼勿动”呢，他是天天在窥测方向，一遇机会，就要跳出来与无产阶级较量。但是，这一套反革命复辟的修养经，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是从来不买账的。历史上，广大劳动人民一次又一次用自已的革命行动冲破了那套修养经的枷锁。就在孔子声嘶力竭地叫嚷“非礼”一“勿视”、“勿听”、“勿言”、“勿动”的时候，以跖领导的奴隶起义就破礼而行了，奴隶们“犯上作乱”、“侵暴诸侯”，把那套腐朽的礼制打得粉碎。以后二千多年的历史，从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都对中国那套吃人的礼教进行了批判和讨伐。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对林彪、刘少奇之流“复礼”迷梦的最大的冲击。在这场大革命中，广大工农兵群众发扬革命造反精神，摧毁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冲破了修正主义路线，荡涤了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这对于孔老二的“勿”字修养经，对反动的孔孟之道是一次大扫荡，大批判，大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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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
    景
    池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出现了一个以购买和仿制洋枪、洋炮、船舰为中心内容的“洋务运动”。这个运动是由清王朝内以保卫孔孟之道为己任的曾国藩、李鸿章之流发动和组织的。这班“洋务派”官僚，熙来攘往，出入于外国公使、领事、商人、军官之间，以博取洋大人的青睐为荣，他们把“洋务运动”吹嘘为“求富”、“自强”之道，认为是“入圣之门径”，“报国之经纶”…吹吹打打，好不热闹。
    一八五一年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严重威胁着封建王朝的统治。当时，代表反动势力的曾国藩等如丧考妣，惊呼“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发出“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的哀鸣。为了挽救行将覆灭的清王朝封建统治，为了重整被“扫地荡尽”的纲常名教，他们抱定“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卖国宗旨，求助于外国侵略者的支持来扑灭人民革命的烈火。他们不惜重金，大量购买洋枪、洋炮、洋船舰，开设为军火生产服务的工厂，妄图以此来为清政府建立“万年不拔之基”。外国侵略者当然也深深懂得：“新的东方问题之可能发生，是由于中国（清政府）的衰弱，而不是由于中国的强大”。因此乐于提供军火，出售或帮助制造枪炮船舰，以“加强清政府的力量”，使之成为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的支柱。“洋务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场的，它是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中国人民的产物，是当时社会动荡变乱中一股反对革命，反对进步，坚持复旧、倒退的反动逆流。
    在阶级社会中，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一定阶级的意志和行动的反映。在曾国藩、李鸿章之流大搞“洋务运动”的过程中，适应着这种卖国行为的洋奴哲学也就应运而生。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使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匍匐于洋人脚下的奴才为之眼花缭乱，赞不绝口。什么“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中国“万不能及”啦，什么中国“师资不广，见闻不多”，“止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中不如西，学西可也”啦，等等，等等。一句话，在这些“洋务派”头子看来，一切都是外国的好，月亮也是西方的圆，中国人只能向洋人顶礼膜拜。完全是一副十足的洋奴相。这也难怪，奴才做久了，觉得事事不如人，在洋人面前连身子也矮了一截。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所谓“洋务运动”，无论购买或仿制，事事都仰承洋人鼻息。他们恬不知耻地说：“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这就是说，要购铁甲舰，就得向洋人买；要学习外国利器，就得请洋人教；要觅制器之器，也得从洋人那里进口。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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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寸步不能离开主子，离开了祥人、洋拐棍，就什么事都干不成了。
    不错，西方资产阶级确实有坚船利炮，但是，这些都是为他们的侵略事业服务的。外国侵略者为了帮助腐败没落的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割除“心腹之患”，以保持和扩大自己在华的侵略利益，是可以凑集些破旧的枪炮、船舰、机器等卖给中国的。但是，如果以为外国侵略者会帮助中国达到自强，依靠外国侵略者高价卖给中国的这些枪炮船舰可以用来加强国防，以防御外国侵略者的侵略，那就只能是自欺欺人。一个“洋务派”的官僚曾经吐露说：“外国造成一船，皆以自备战守，其损坏不堪用者，乃以售之中国，而又昂其价值，需以岁月，辗转经手，徒资中饱，无裨实用。中国以百余万元之巨款，购一外国不堪用之坏船…”。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一八七九年，李鸿章从英国购买了“龙骧”、“虎威”等八艘“蚊船”（小炮舰）。当时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曾经吹嘘这些船“炮位较大”，是“在浅水处亦能轰坏铁甲”的“守港利器”。可是，正是这些所谓“守港利器”，平时“行驶重滞”，一遇“风涛汹涌”，更是“船身欹侧”。由于“船轻炮重”，每次施放炮弹，就“船身摇簸”，而且钢板很薄，既不能“挡敌人之重炮”，又不能“避敌船之轰击”。但这些破烂，仅仅是因为从外国进口的，洋大人说好，奴才自然不敢说半个“不”字，所以李鸿章还百般为它辩护，厚着脸皮连称行驶“迅疾”，“尚属新式”，“实闽沪现造各船所未有”。孔孟之道，臣为君隐，子为父隐，李鸿章又来了个奴为主隐，这个洋奴可说是找到“入圣之门径”了。
    在那些官办的军事工厂里，那些挂着“工程师”、“专家”招牌的“洋匠”，被洋奴们说成有“通天本事”，一切“皆惟洋匠是听”。洋人独揽大权，把持一切。其实，这些“洋匠”并没有多少真才实学。有些人只不过是外国的兵痞、流氓和骗子。金陵机器局的马格里，本来是英国侵略军的一名军医，并不熟悉制造技术。但因为是洋人，于是被李鸿章奉若“神明”，居然清他全盘负责金陵机器局，并由他负责督造供给大沽炮台用的大炮。可是造成的七门大炮，在大沽炮台施放时，接连爆炸了两门，多人死伤。后来，马格里也去看试放，又爆炸了一门。留下的四门，他再也不敢试放了，成了儿堆废铁。福州船政局从法国请来的正副“监督”日意格和德克碑，都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略分子，对于造船工程是
    十足的外行。他们的全部本领，就是把外国造船厂的半制成品运到中国，拼凑成船，不但式样陈旧，而且质量低劣。这些洋人督造成的十几艘船舰，连闽江口都驶不出去。在中法战争一役，竟被法国侵略者全歼于港内。连李鸿章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日意格是“用旧式轮机”“有意朦混”。
    一八八五年，江南制造局曾经发生过这样两件事：当时，正在建造洋人设计的一艘“保民”号铁甲兵轮。有个中国工匠看了，认为外国“轮船设计师”设计的龙骨和舵都不合规格，船成后必然行驶迟缓，不能掉头。这个局的“总办”迷信洋人，厉声斥责中国工匠说：“外国人设计的图样还会错吗？难道你比洋人还高明？”船成后，果然不出中国工匠所料，试航时，速度极慢，不能掉头，不得不开倒车退回来。最后还是照那个中国工匠的意见，进行改制，方勉强可用。这个局所属的一个无烟火药厂，用重金从德国聘请了一个名叫沙理温的“洋匠”来试制无烟火药，犒了很长时间，一事无成。沙理温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把责任推给“老天爷”，说是什么“中国天气异于外洋，与造此药不相适宜”。这件事不由得使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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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七十年以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上海一家钢铁厂的事：一个苏修的“专家”指手划脚指挥中国工人试炼不锈钢，几次都没有成功。最后，他撒手说：“上海的气候不适宜炼不锈钢。”可是，同样的气候条件，七十多年前，一个中国技术人员却试制无烟火药成功了；七十多年后，中国工人阶级也自力更生炼出了不锈钢和各种高级合金钢。这些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代表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有力地戳穿了“洋人万能”的神活，是对洋奴哲学最好的批判。
    曾国藩、李鸿章之流为了崇洋媚外，还竭力掩盖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意图，说他们“志在通商”，“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并不想掠夺我土地和人民）。真是妙极了！这些被列宁痛斥为“叮在数万万不文明的民族身上的寄生虫”，吞噬中国人民的“‘文明”豺狼”，到了祥奴嘴里，一个个变成了善良的朋友。中国人民记忆犹新，自从一八四○一一一八四二年中英鸦片战争以来，英、日、德、俄先后强占了我国香港、台湾，以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蒙古、新疆边区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强行租借九龙、广州湾、威海卫、胶州湾和旅顺、大连等地，他们在中国任意划分势力范围，把中国人民置于殖民主义统治之下。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种种行径，不正是在所谓“通商”、“授助”、“友谊”的美名下进行的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在“洋务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列强纷至沓来，竞向清政府兜售枪炮船舰和其他设备材料，哪一个不是抱着侵略的狼子野心。他们一方面为了满足“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向中国倾销大批破旧军火和陈旧的船舰、机器设备，攫取巨额利润；另一方面又借此控制中国，在中国这块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王道乐士上“落户”“创业”，剥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德国俾斯麦命令德国驻华使馆，“尽快也同中国政府达成一个协定”，“在中国…占有一块够用的土地，作为建设海军仓库之用”。英国政府一再指示驻华使馆要“设法影响李鸿章，以有利于英国工业”。美国帝国主义者也把中国看作是“经营企业、工业和投资的顶有出息的场所”。据统计，帝国主义借给清政府的债款，仅一八八三至一八八五年的三年间，总数就达一千
    八百四十多万两银子，其中百分之八十左右，是用来购买外洋船炮和其他军需物资的。外国侵略若通过这些借款，获得了双重利益，既得到了一笔巨额利息，又在借款合同所规定购买的商品中，获得大量利润。而更重要的则是外国侵略者借此插手进来，控制中国的军事和财政经济命脉，掠夺中国的物产资源，紧紧地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帝国主义的“援助”从来都是有条件的，是为它的侵略目的服务的。依赖于帝国主义的结果，必然要为它所控制，并丧失自己的主权。以清政府建立的舰队来说，李鸿章曾鼓吹什么“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在曾国藩、李鸿章一伙“制船不如买船”的洋奴哲学指导下，早在一八六一年，清政府曾花费一百零七万银两，向英国购买中号兵船三艘、小号兵船和其他器物等，准备建立自己的海军舰队。可是，就在购买英国兵船的时候，侵略者的魔爪也乘机伸进来了。他们一声招呼也不打，在英国招募了六百多名官兵和水手，宣称成立“中英舰队”，并任命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当时担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私自代表清政府与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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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本签订合同十三条，规定阿思本“只对（清朝）皇帝或总理负责”，不接受任何中国官员的指挥，连清朝皇帝的命令也必须经李泰国传达，如认为“不合理”，李泰国可以“拒绝居间传达”。名义上担任舰队“总统”的清朝官吏蔡国祥，则没有丝毫实权，并被阿思本视为“堂下之厮役”，“倚门之贱客”。后来，李鸿章靠买洋船建立起来的北洋海军，也同样没有能摆脱外国侵略者的魔爪。这支号称拥有大小战舰二十二艘的海军，有十七艘是从英、德两国买来的，其余五艘是洋人“帮助”制成的。英国人琅威理、德国人式百龄担任海军教习，操纵着一切军事训练、演习的大权，对于统帅舰队的清政府海军提督则根本不放在眼里，狂妄地宣称他们“有权利来决定谁可以向他们发布命令”，并“有权利决定是否要服从”。这样，这支北洋海军就完全掌握在外国侵略者手里。
    至于在洋人帮助下办起来的其他企业，名曰“官督商办”，实际上也莫不受外国侵略者的控制。如招商局的轮船，都购自外国，船主、船员都由洋人充任。中法战争一爆发，他们就龟缩在上海港内，不愿装载援兵、军火去接济清军。电报局由丹麦的大北电报公司和英国大东电报公司承包一切，清政府的军事机密完全掌握在外国侵略者手里。开平矿务局由英国“矿师”巴赖特主持创建工程和生产技术。这些事实，甚至连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某些改良主义者都不得不承认，“洋务派”的这种“喜西方而兼用西人”的行径，只能是“开门揖盗，受制于人”，事事仰赖洋人，欲求中国的“富强”，“无异睡中之梦，梦中之梦”。
    一百多年前喧嚣一时的“洋务运动”，已经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了。曾国藩、李鸿章之流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也已经落得个遗臭万年，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了。但是，腐朽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为了实现反革命复辟事业，总要祭起崇祥媚外的破旗。卖国贼的衣钵后继有人。袁世凯、蒋介石、刘少奇、林彪等民族败类，不是一个又一个继续从事曾国藩、李鸿章未竞的卖国事业吗？他们同自己的“先辈”一样，都是尊孔派，都要保存和复辟旧制度，都要开历史的倒车。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把自己置于同全国人民为敌的地位，就必然要投靠帝国主义，妄图从外国主子那里寻求支持，争个“儿皇帝”的地位。袁世凯一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爬上了封建皇帝的宝座；独夫民贼蒋介石卖身投靠帝国主义，使中国的主权，从天上到地下，从陆地到海洋，几乎丧失殆尽；林彪要实现“复礼”，妄图“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也同样要卖国求荣，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那里寻求“保护伞”。但是，历史是无情的，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这些卖国贼连同他们的洋奴哲学，最终只能被人民所唾弃，遭到可耻的失败。
    洋务运动和一切反动派推行崇洋媚外路线的历史告诉我们，洋奴哲学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腐朽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反动阶级的反革命事业服务的。在当前批林批孔的斗争中，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形形色色崇洋媚外的“洋奴哲学”，肃清其流毒。我们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国方针，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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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不平衡是帝国主义危机最深刻的表现
    谈谈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暂时跳跃式发展的现象和本质
    余
    来
    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将表现出怎样的经济发展总趋势？这个问题，列宁早在五十多年前就已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明确回答了。列宁在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以后，断然指出，帝国主义垄断“必然要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向”，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个科学论断，一直是无产阶级观察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一些暂时性的跳跃式发展的现象，于是，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御用学者就大肆鼓噪，以为攻击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时机来到了。他们说什么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基础健全的标志”。似乎只要经过如此这般的一番鼓噪，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可免于一死了。
    事情真的象帝国主义预言家们说的那样美妙吗？恰恰相反。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仅同样出现过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跳跃式发展，而且也有那么一些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御用学者，在那里提高嗓门，大喊大叫资本主义世界将“永久繁荣”、“持久稳定”。好不热闹了一阵子。可是，事与愿违。这帮子帮闲们言犹在耳，就先后爆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两次严重经济危机，把他们的预言打得粉碎。对于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出现一时的跳跃式发展的现象，从来都有一个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去观察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懂得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比起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来，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正确观察这一类现象的范例。斯大林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针对机会主义者散布的谬论，明确地指出，帝国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仅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相反，恰恰“是从这种情况中产生着最深刻最尖锐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趋势，不但要看到少数几个国家，而且要看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部；不但要看到少数几个国家的某一个时期的情况，而且要看到这些国家在一个较长时期发展的总趋势。那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呢？
    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初期，即-一八八○年到一九一三年的二十三年中，资本。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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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各国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三点七。而在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九年，即在美、日、德三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有较快发展的十七年中，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平均增长速度反而下降为百分之二点四。而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则几乎没有什么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年的二十年间，即使包括某些帝国主义国家某些工业部门出现所谓“奇迹”的速度在内，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也不过是百分之五点五。从一八八○年到现在，九十四年过去了。这么长的时期，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是象蜗牛一样在百分之三上下徘徊。这种社会制度还说它有什么生命力，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一种自我安慰罢了。
    再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情况同样也是这样。拿美国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九年的九年中，美国工业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四点
    三，较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要快。但是，从一九三○年开始到一九三七年间，它的工业生产平均增长速度竟下降到只有百分之零点六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通过扩军备战、发动侵略战争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在一九五○年到一九
    七○年的二十年中，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百分之零点二。一九七二年虽然一度回升到百分之七点九，但从一九七三年开始，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又在逐步下跌。据美国官方宣布，一九七三年前三个季度的月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百分之零点七、零点五和零点四。要记住，美国一些御用学者曾经鼓吹过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本世纪即将过去了四分之三，美国“创造”的这种记录该是对所谓“美国世纪”的辛辣讽刺吧！一个时期以来，不少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及其经济学家，对“美国世纪”再也不吭声了，相反，他们怀着惶惶不安的心情在预测着一九七四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或“危机”的来临。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十五点一。一九六○年到一九七○年，年平均增长速度下降为百分之十一点一。而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三年中，年平均增长速度又进一步下降到百分之六以下。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预测，在一九七四年度，日本经济将毫无增长，甚至要下降百分之五。《日本经济新闻》分析，日本经济的发展已到了一个转折点，将从六十年代的“高速增长”转变为“减速增长”了。如果说，一个有生命力的社会制度，经济上是在这样大踏步地后退，它的生命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近百年来的事实证明，个别帝国主义国家在某一个时期经济的跳跃式发展，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改变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停滞趋势。列宁早就说过：“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垄断既然保证了垄断资本家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那末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消失了”。这就是说，在垄断制下，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只能是停滞。这是不以资产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帝国主义垄断经济基础所特有的停滞和腐朽趋势条件下，当然并不完全排斥帝国主义经济有向前发展的可能，也不排斥有些帝国主义国家在一个时期、在某些经济部门有较快的发展。“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垄断不可能消除垄断集团之间的竞争，相反，为了提高竞争的能力，某些帝国主义国家、某些垄断资本集团仍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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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用改良技术的办法来加速发展某些工业部门。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这种趋势，包括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在一个时期内出现的跳跃式发展，正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具体表现。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各洲、各国间彼此进行着争夺市场霸权的殊死斗争，其中一些国家被排挤并衰落下去，另一些国家前进并兴盛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从资本主义世界的垄断地位跌落下来，而新兴的帝国主义美国，乘机利用有利条件，急剧地发展经济，取而代之。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又步英国的后尘，霸权地位显著衰落，开始成为一个老态龙钟的帝国主义了。于是，日本和西欧等国家，又乘机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经济，同美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世界市场的斗争，真是“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这就是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现象。
    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经济跳跃式发展和暂时高涨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这种经济现象的出现，只能加剧帝国主义各种基本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集中地表现在对殖民地、势力范围的争夺。对帝国主义来说，殖民地就是它的生命线。列宁曾经说过：“只有占领殖民地，才能充分保障垄断组织获得胜利，战胜同竞争者斗争中的各种意外事件”。随着帝国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某些国家经济的跳跃式发展，势必引起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越益激烈。帝国主义是按照经济、政治、军事的实力，来分割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瓜分世界的，但是，这种实力对比不是一成不变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实力削弱了，新兴的帝国主义的实力增强了，就会要求改变原来分割殖民地、势力范围的状况。在当今世界上，不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早已被帝国主义分割殆尽，而且随着殖民地国家的相继独立，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不断发展，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越来越狭小，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也越来越尖锐化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这种矛盾和斗争，是决不可能用和平的方法解决的。正如列宁说过的，“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斯大林也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唯一的‘出路’是：采用武力，经过军事冲突，进行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来重新分割殖民地和势力范围。”
    历史就是最好的见证。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新兴的帝国主义德国同老牌帝国主义英国、法国之间，为了争夺殖民地和世界霸权而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重新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和世界霸权的斗争并没有因此停止过，而是随着美、德、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的跳跃式发展，促使这种斗争进一步激化了。斯大林正是在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出现跳跃式发展的情况下，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产生出包含有新战争危险而威胁着任何稳定局面存在的危机”。斯大林这番话是在一九二七年说的，二年后，即一九二九年，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持续三年的经济危机；整个三十年代，从西班牙战争、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下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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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化肥
    “白马”、“红马”、“天马”
    延
    风
    晋剧《三上桃峰》有一个独特的“构思”，那就是全刷结构以马为中心。炮制者别出心裁地塑造了两匹马：一匹“病马”、一匹“好马”。这两匹马一前一后出现在舞台上，舞台上所有的人都跟在它们屁股后面打转。戏一开场，就是一人骑着马狂奔而来。炮制者告诉人们，这是一匹患有“脑迷症”、“病了好几个月”的“病马”，这匹马“千万不能猛骑快跑”。但是，骑马的人不听别人劝告，骑着病马猛跑了一阵，由于“快速奔跑使猛劲”，这匹马就“浑身尚汗、四肢发抖”，终于无可救药，一命鸣呼。紧接着炮制者就让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老六牵着另一匹大红马粉墨登场了。它一亮相，立刻引起满台喧嚣，一群人欣喜若狂地赞赏：“好马！好马！好马！”明眼人一看就知，炮制者用这种一抑一扬，一貶一褒的手法，是要用病马来衬托好马，为好马鸣锣开道，用心可谓良苦。
    人们不禁要问，炮制者在两匹马上大做文章，究竟要干什么？难道是要向人们传授什么相马术或者买马经吗？当然不是。炮制者精心设计这样一个在“持续跃进，万马奔腾”的年代“跑死病马”的“寓言”，并大叫“接受教训”，就是用两匹马对比的手法，通过捏造社会主义“失败”来宣扬资本主义的“胜利”，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充当复辟资本主义马前卒的反蒸命面目。
    《三上桃峰》既然以马为全剧结构中心，我们对两匹马的来龙去脉也就应当特别留心。
    一查《三上桃峰》的蓝本《三下桃园》，不对了，病马死后，杏岭大队送到桃园大队的明明是
    一匹大白马，而《三上祧峰》却把它改换成大红马。白马变红马，这一变真是寓意深长。再
    一查，原来当年王光美送给桃园的就是一匹大红马。那块“永不忘记”的石碑给砸碎了，现在让这匹大红马又神气活现地登上舞台，这就是要把那块砸碎了的碑再树起来，就是要让刘少奇、王光美以及一切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和反动势力重新登台。
    炮制者们把大白马改换成大红马还不算，还要把它进一步吹嘘成一匹“天马”。戏中通过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老六之口，竭力宣扬这是一匹“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马”。好在那里？炮制者告诉人们，它“吼声”如“雷震”，“轻快”似“流星”，它一降临，竟然连山河也“添”上了“春色”。好一声“雷震”，好一颗“流星”，岂不是俨然一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架势！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倘若林彪的亡灵听了炮制者们的这一番鬼话，不是又要说“不仅思想象我的，而且连语言也象我的”吗？古往今来，一切腐朽没落的反动势力总要把自己吹嘘得神乎其神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要欺骗吓唬别人，另一方面也要欺骗自己，不然他们就没法过日子。炮制者们既然和林彪同走一条复辟道，同做一场复辟梦，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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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他们把自己的复辟希望寄托在“天马”的身上，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炮制者们无论是煞费苦心渲染病马也好，或者是把白马变成红马也好，或者是让红马冒充“天马”也好，都充分说明了一点：“马情”后面有敌情。《三上桃峰》的炮制者从反面提醒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只顾了“马情”，而忘记了敌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总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必然会千方百计地利用各种手段包括文艺形式来为被打倒的本阶级的代表人物翻案，为整个剥削阶级翻案。在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架望远镜和显微镜去观察和分析阶级敌人留下的蛛丝马迹，剥去他们的乔装打扮，揭露他们的牛头马面，从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苹命的胜利成果。俗语说，躺在泥坑里的侏儒向高山上的巨人吐唾沫，只能落到自己头上。炮制者们挖空心思想出来的“脑迷症”，用来形容他们自己，倒是非常贴切的。历史上一切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逸民”们，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昏虫，都是利令智昏的狂人。利者，复辟也。他们不懂得也不愿承认社会发展的规律。革命的发展，历史的前进，对他们说来是极其痛苦的，不堪设想的，他们抑制不住自己的神经，要暴跳、要狂吠，简直就象一架“发疯的钢琴”。彭德怀是这样，刘少奇是这样，林彪也是这样。前一个失败了，后一个决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对于自己失败的道理是至死不悟的。他们头脑发昏地想“天马行空”，其结果只能掉进那最不干净的地方，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青兰的“出”与“胜
    叶
    伦
    大毒草《三上桃峰》的炮制者给自已的女主角起了个别致的名字：青兰。可谓用心良苦。青兰，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意思。谁是“蓝”？青兰回答说：老队长“促膝谈思想，把手教耕耘”。这就告诉我们，她这个“青”，是出于李永光这个“蓝”，出于李永光所推行的那条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剧本炮制者不但希望这条反革命路线“永光”，而且还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真是猖狂已极！他们“永不忘记”刘少奇同王光美，然而在今天还能象《三下桃园》那样公然抬出个“王县长”来吗？不行。“桃园”二字也得变一变。变，又不能变得使人完全不识庐山真面目，于是挖空心思想出“青兰”二字，“桃园”则改成了“桃峰”，最后又牵出那匹大红马，这样“永不忘记”之意就寓于其中了！
    当年，王光美曾经送给桃园大队一匹大红马，这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象征，也是王光美为自己树起的一个活碑。青兰的“青出于蓝”，通过对这匹大红马的态度，也就是对刘少奇、王光美合伙炮制的“桃园经验”的态度得到了表现。第五场，当老六牵上大红马的时候，李永光和青兰同声称赞：“好马”！并且如获至宝地唱道：“这时候正好需用它！”这真是点睛之笔，道出了剧本炮制者的不可告人的用心。“这时候正好需用它！”什么时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林彪一伙彻底完蛋的时候，当然也是一切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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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势力复痒倒退的阴谋“砸锅”的时侯。谁需用它？戏里是青兰、老六和李永光。“需用它”干什么？老六是为了“搞副业跑跑哒哒有钱花”，“大把的票票往口袋里装”；李永光则为了更进一步把杏岭大队引上资本主义的邪路；青兰呢，她要用象征资本主义复辟的“大红马”去代替奔腾前进的社会主义千里马，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
    当然，《三上桃峰》的炮制者并不是完全按照刘少奇、王光美的蓝本去塑造青兰这个人物的。不是要“胜于蓝”吗？这是因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要想搞资本主义复辟，“摆下一场攻坚战”，就不能不变换手法，就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要“打扮打扮”。所谓“打扮打扮”，其实就是魔鬼画皮，就是要采用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那套化装术。“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这是林彪反党的诀窍，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韬晦”之术。青兰的形象就是按照这套“韬晦”之计塑造的。你看她口口声声说将病马当好马卖出去是一场“严肃的斗争”，“一定要严肃查清”，“按社会主义原则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行动呢，却完全支持了杏岭的资本主义势力。“回头看看咱走过的路，你是咱杏岭的好当家”。这就是她对杏岭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李永光的评价。事实上，她与老六和李永光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要是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她不象老六那样只想把票票往自已袋里装，也不象李永光“只守这小摊摊”，而是心里有个“大局”。她要在全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她“站在杏岭要胸怀天下，决不能低头只浇一枝花”。就是说，要让杏岭这枝资本主义复辟的“花”开遍天下，真可谓“胸有大志、腹有良谋”。
    剧本炮制者还给青兰戴上一顶“光明正大”的桂冠，使她更富于“时代特点”。然而，一切反动剥削阶级和混进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都是搞阴谋诡计的专家。他们所谓的“光明正大”，就是孔丘、林彪之流鼓吹的“君子坦荡荡”，是虚伪和欺诈的同义语。把资本主义泛滥，说成是“工作上的差距”；自已骗了人，却先发制人，把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摆定架势演了一出退钱赎马的丑剧，还煞有介事地对上当受骗的二虎“一再盘查”，好象说假话的是二虎，而不是她！这就是青兰一伙的“光明正大”！
    剧本炮制者给青兰披上美丽的画皮，寄托着他们莫大的希望，不仅希望她继承刘少奇、王光美的衣钵，而且希望她从林彪及其死党的身上“接受教训”，集一切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伎俩之大成，以实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含义正在于此。
    青兰”和“海瑞”
    复且大学工农兵学员仲
    华
    “举逸民”，是孔老二反革命复辟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古代史学家司马迁在《伯夷列传》里讲到，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所淘汰的伯夷、叔齐这一类“逸民”，“得夫子而名盖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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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得到孔子这样的“德高望重”的人的支持和吹嘘，又怎么能流传到后世呢？恐怕早就“类名垣灭而不称”了。在今天看来，孔老二的“举逸民”，其实就是要复辟。司马迁道出了
    一个规律：历史上每一个社会大变动过去之后，被革命打翻在地的阶级的代表总是把希望等托在后继者给他们“嘘枯吹生”，进行翻案；而那些后继者又总是要通过为他们先辈翻案来继续先辈们的失败事业。这已经是一切腐朽没落阶级搞复辟的常例了。从《海瑞罢官》到《三上桃峰》，也说明了这一，点。
    《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的。彭德怀垮台没几年，就有人拋出大毒草《海瑞罢官》，为彭德怀翻案。海瑞就是彭德怀。这股翻案风的总后台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刘少奇被打倒还没几年，马上又冒出了《三上桃峰》。青兰这个人物实际就是刘少奇、王光美的借尸还魂。追根究源，这股翻案风的总根子盖出自林彪反党集团，《三上桃峰》就是林彪为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产物。从海瑞到青兰，始终贯穿着一条黑线，一条“举通民”、即为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翻案的黑线。
    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一个接着一个地为他们的难兄难弟翻案，决不是要改变几个人的历史结论，而是要为整个被打倒的失败阶级翻案。正如司马迁形容孔子和伯夷、叔齐的关系那样，是“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三上桃峰》中被青兰吹捧为“好当家”的走资派李永光，夸奖资本主义势力代表老六“懂行”，老六马上感激涕零，心领神会地说：“我一定好好千！”这不是维妙维肖地反映了他们这种相依为命的关系吗？那些“逸民”们，包括被打倒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声名狼藉，一败涂地，只能寄希望于有人有朝一日把自己“举”上去。就象《海瑞上疏》中表演的那祥，海瑞举着一个大红伞，而一批牛鬼蛇神则济在伞下大唱其“国泰民安”。但是这种复辟迷梦是注定不会实现的！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那个白骨精为了吃唐僧肉，尽管面目瞬息多变，都没能逃过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从海瑞到青兰，他们象白骨精一样，不断变换手法。在海瑞登台表演的时候，他们把黑棺材抬上舞台，叫嚣要共产党下台；而在今天阶级斗争深入发展的形势下，他们不是裕着黑棺材，而是牵着大红马，怒发冲冠的海瑞也变成了披着农村党支部书记外衣的青兰。一个是吹胡瞪眼地“骂”，一个是迂回曲折地“攻”，这不正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吗？
    四树欲静而风不止。现在出了个“三上”，将来会不会“四上”、“五上”呢？会不会再有海瑞、青兰式的人物粉墨登场呢？值得深思。毛主席在全国解放前夕就指出：“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这些毒蛇就是海瑞、青兰式的人物，就是“逸民”，只要有“逸民”存在，就一定还会有人来“举”，只要有人胆敢“举逸民”，我们就一定把他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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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甲论
    白显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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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火红的年代》里，白显舟在和赵四海辩论特殊合金钢炼制方案的时候，随手拿起
    一本书比作进口合金，接着加上一本书，说是“有了进口合金就有了这种钢”；接着又加上本，说是“有了这种钢就满足了国防需要”；最后还振振有辞地责问赵四海：“这个辩证关系你懂吗？”白显舟这一自以为得意的比喻，恰恰道出了他思想上的要害：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放在进口原料的“基础”上。赵四海的反驳也很有力：把最下面代表“基础”的那本书一抽，一叠书就“哗啦”一声统统倒坍在地。“要是人家把这个基础破坏了，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赵四海说出了个无可辩驳的真理。赵四海坚决主张用国产原料炼出新钢种，把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放在本国富有资源的基础上。两个不同的“基础”，正表明了两条不同的路线。赵四海和白显舟的争论，远远超出了选用什么原料的分歧，而是依靠什么人、走什么路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了。
    白显舟的“基础”，不过是海市蜃楼，空中楼阁。正当白显舟眉飞色舞地推销他的“基袖”论的时候，局里消息传来，进口合金的谈判因对方“条件太苛刻”而停止了。白显舟的“基础”吹掉了，他觉得一切都完了，竟然气急败坏地使出最后一手：退任务。白显舟“退”的岂止是炼合金钢的任务！他“退”掉了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退”掉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退”掉了国家的主权！他是在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讹诈面前不战而退。白显舟可以把任务“退”给国家，我们的国家又“退”给谁去呢？照这条路“退”下去，要么不炼这种合金钢，损害国防建设，坐待侵略者长驱直入；要么向帝修反俯首屈膝，乞求洋大人开恩赏赐。一句话：取消社会主义，退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
    白显舟鼓吹这么一个发展工业的“基础”，并非他过于天真，而是代表着一种思潮，+条路线，这就很值得我们来议论一番了。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个“基础”，又是建筑在什么样的思想、路线“基础”之上的：
    “人家外国摸索了几十年才找出这条路子，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向人家学习。”外国人的“路子”，就是金科玉律。中国人就只好步西方资产阶级的后尘，“老老实实”靠拾人家的牙慧过日子。中国人民是吃够了这种十足的贾桂思想、奴才哲学的苦头的。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有多少中国人迷恋于西方的科学文化啊！可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这个历史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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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训，白显舟看来是忘记了。我们当然不反对正常的必要的科学文化交流，我们也应当学习外国的、特别是兄弟国家和友好国家的一切有利于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经验，但是那种认为外国的东西什么都好，自己什么都不行的洋奴思想必须打倒！“争气钢”硬是“争”出来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了赵四海这样的革命劲头，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克服？又有什么样的奇迹不能创造？他们的英雄事迹充分证明：中国工人阶级有志气，有能力，有办法把我们的工业搞上去，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外国资产阶级能做到的，中国工人阶级也能做到；外国资产阶级做不到的，中国工人阶级也要做到。从外国进口，比较“保险”，自力更生，要担“风险”，这是白显舟的另一个思想。这是典型的懦夫懒汉的世界观。把社会主义经济和国防的命运，“拴在外国商人手里”，这对外国资产阶级确实是“保险”了，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不正是最大的危险吗？主张把社会主义建设放在白显舟那个“基础”上，就等于把自己的脖子伸到人家的手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建设可言？在旧中国，国家的经济命脉都控制在帝国主义手里，什么“洋油”、“洋火”、“洋钉”、“洋布”…什么都是“洋”的。对这种状况，中国人民是很不陌生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帝国主义对我们“封锁”、“禁运”。一九六○年前后，苏修叛徒集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也妄想从经济上压垮我们。他们都狂妄地预言，中国人民离开了他们，一天也活不下去。对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作出了响亮的回答：“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
    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历史无情地宣告那些预言家们的破产，证明毛主席的英明论断的正确。中国的修正主义者，如刘少奇、林彪一伙，总想引狼入室，他们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是要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卖国主义路线。白显舟的“保险”思想，不正是迎合了这条卖国主义路线的需要吗？
    “总不能排斥进口吧！”白显舟问道。对此，赵四海回答得好：“我们从来不排斥进口，也不反对在平等的基础上互通贸易，但我们的基点必须是自力更生”。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就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可能同我们做生意，“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帝国主义者又总是要通过经济手段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白显舟似乎不懂得，从外国进口，都要用我国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去交换。我们的进口，只能严格选择那些真正必需的东西。拿着人民的劳动成果，任意挥霍浪费，这也进口，那也进口，这是最没出息的败家子作风。如果让这种作风泛滥下去，那一定要祸国殃民。如果有人因为我们反对这种败家子作风而骂我们“闭关自守”，那我们就要理直气壮地回答：事关路线，事关大局，这一“关”，我们“守”定了，决不后退半步！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决不是什么权宜之计。赵四海说得对：“革命要靠自己。也可以说要不要自力更生，就是要不要革命。”今天，国际形势一派大好，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形势变了，但帝，修、反的本性不会变，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永远不能丢。我们应该向赵四海学习，把白显舟的“基础”连同他所推行的错误路线，统统铲除干净，让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开出更加灿烂之花，结出更加丰硕之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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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什么越走越远？
    白显舟犯错误的教训
    宫
    力
    影片《火红的年代》中，赵四海和其他几位炼钢工人，贴出大字报，批评白厂长：“你越走越远了”。
    这张充满反潮流精神的大字报，贴得好。它击中了白显舟和一切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的要害。白显舟为什么犯路线错误，原因就在于：他靠资产阶级近了，必然离工人阶级越来越远了，在修正主义路线上滑下去了，必然离开毛主席革命路线越走越远了。他检查自己说：“我变了”。这个变是有深刻教训的。
    白显舟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里，不怕敌人的封锁，曾经和广大群众一起，自力更生地造出武器支援前线，为什么在解放以后，在新的斗争环境里，却一味崇洋迷外，反对甚至压制工人群众坚持自力更生炼“争气钢”呢？在白显舟看来，是因为过去的小铁匠铺已变成今天的大工厂，物质条件变了。难道在物质基础已得到增强的条件下，反而不能够自力更生，非靠洋拐棍才能走路吗？难道物质条件变了，就把广大群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也不要了吗？自显舟的变，不在于物质条件起了变化，而是他对待广大革命群众的态度根本变了。自力更生的“力”在哪里？白显舟没有认真想过，也不真正懂得。毛主席向我们指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国方针，是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实行的方针，是只有相信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实现的方针。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投降卖国，总是要把洋奴哲学这个腐朽透顶的买办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他们“克己复礼”的反动思想武器。自称是“红色买办”的大叛徒刘少奇，不是喋喋不休地叫嚷“中国人不行”“西方人行”，中国工人阶级是“破椅子”“不可靠”吗？卖国贼林彪，妄图投靠苏修，在社会帝国主义的“核保护伞”下充当“儿皇帝”，不是也胡说工人群众是只知道柴、米、油、盐，妻子儿女的“群氓”“马大哈”吗？他们极端害怕劳动人民，也极端仇视劳动人民。这一小撮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要搞复辟、倒退，千方百计地要在有严重右倾思想、又脱离群众的人的身上打主意。你不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他就要你跟着他去搞修正主义；你不想继续革命，他就拖住你往后退；你不肯把剥削阶级思想那套脏东西丢掉，他就用“上智下愚”等等货色喂给你。失去广大群众的依靠，也就失去了自力更生的基本立脚点。白显舟正是从这一步滑到修正主义路线上去的。
    “你错在看不到我们的力量。”这是赵四海批评白显舟的话，确是一针见血的。白显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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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得到那么一点原料，你看他简直是六神无主，好象没有进口，炼钢炉就不能升火了；进口合金等不到，又丧魂落魄，双手一摊，不惜退任务了事；资产阶级技术“权威”说要靠外国的“科学根据”，他俯首听命，唯唯诺诺，好象钢不是工人用双手炼出来的，面是从外国技术方案抄下来的。真是一副可憎的奴才相。但是，在工人群众中间出现的，却是一番热气腾腾的景象。赵四海一接到任务，深夜里，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白显舟想到吗？没有。工人面对苏修的封锁、控制，憋了一肚子气，说：“这是要我们放弃原则，放弃革命，跟着他的指挥棒转，办不到！”白显舟听到吗？也没有。为了炼“争气钢”，多少工人冒着危险，跳进石灰坑选好料，又有多少工人奋不顾身，战斗在炼钢炉前，白显舟看到吗？还是没有。白显舟看到什么呢？他说：“我看到了你们一次又一次地失败。”赵四海说：“你偏偏看不到，我们一步步在前进！”一个说是前进，一个说是失败，两种不同的语言，代表两个不同的阶级，两种不同的世界观。象白显舟这样有崇洋思想的人，对于广大工人坚持自力更生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要看到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要依靠群众坚持自力更生，并不是嘴上说说的。白显舟也对自己女儿口口声声地说过“要相信工人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可是，在他的思想深处，却是看不起工人。这个思想深处的东西，正是他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你看，在接到任务时，赵四海和白显舟两个人，一个到农村，找有经验的老田师傅，带回来的是兴高采烈的信心，贫下中农的期望和支持，一个却到疗养院，去向资产阶级“权威”求救，带回来的是连影也没有看到的技术方案。在白显舟眼里，工人是“不懂理论”，要“捅出漏子”，工人对错误思想敢顶，对修正主义的条条框框要冲，是“自负”、“不听话”。他被资产阶级包围了，势必处处和工人群众的思想感情疏远，和工人的距离越来越大。在他的思想深处，这种轻视工人群众的思想不打掉，尽管说一百遍依靠群众自力更生的话，也不会触动他资产阶级世界观一丝一毫的。鲁迅有一篇小说《风波》，说的是清朝末年，剪辫子和抗拒剪辫子的故事。经过辛亥革命，许多人的辫子剪掉了，可是有个散发遗老臭味的赵七爷，常常叹息“如今世道乱了”，革命以后，便将辫子盘在头顶上，象道士-一般。瓜皮帽一戴，辫子是看不见了，但还盘在头顶上。资产阶级世界观不彻底改造，总是要和社会主义革命格格不入的，也总是和工人群众想不到一起，千不到一块儿来的。不能学赵七爷那样盘辫
    彩
    子，留下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祸根，而要彻彻底底地剪辫子，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毛主席说：“那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路，并且走得象个样子呢？有一个治好这种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的药方”。在那火红的年代，反帝反修斗争的一个回合，以工人阶级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的胜利而结束了。但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人们可能会想到，白显舟以后怎么样了？影片没有回答，也不需要回答。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又一个火红的年代里，在我们的周围，还会有白显舟那样崇洋迷外、爬行主义思想的人，他们从白显舟身上，不是也可以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训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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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国画“新”在哪里？
    一评上海市工艺品分公司编的《中国画》
    任
    犊
    最近看到一本向国外发行的题为《中国画》的广告画册，是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上海市工艺品分公司为外国人订购中国画而选编的。这本画册在“出版说明”中介绍：新中国诞生以来，广大中国画作者努力“使作品具有新思想、新内容和新风格”；而《中国画》作为
    一本介绍性的画册，将把这些“三新”的作品“介绍给国外对中国画的爱好者”。
    话说得很堂皇。可打开画册一看，人们却犯难了：编者所谓的“三新”究竟“新”在哪里？从好多画页中跑出来的，是那些“久违”了的旧画旧戏中经常出没的东西：有徘徊于山水间的封建士大夫，有为士大夫操琴作乐的优雅仕女，有仙鹤长鸣，有荒山古庙，有亭台楼榭，一片古里古气。看上去恍如隔世，而且决不止隔了一个世代。连画册的装饰图案也是古色古香的，不是蟾蜍、卷帙、立轴、盆景，就是古瓶、古镜、古砚、古玩…古、古、古！在这些画家和编者看来，似乎是离工农兵越远越好，离今天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时代越远越好，恨不得一下子回到孔老二的身边去！
    除了这些古里古气的东西，画册中也有一些“现代画”。可又画些什么呢？在总共四
    十幅画中，单纯画山水花鸟或主要画山水花鸟的占了绝大多数。我们并不笼统地一律反对画山水画，但是，要不要对中国画进行推陈出新呢？要不要用今天的时代精神来表现呢？要不要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生活呢？我们的文艺，应该“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入、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这就要求我们的艺术作品必须反映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塑造工农兵中的英雄人物，体现强烈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无产阶级艺术作品的“新”，归根到底就要“新”在这里。有人说，中国画的艺术传统就是不宜表现人物。对任何艺术门类的“传统”都要作阶级的、历史的分析。在中国美术史上，人物画的发展是远比山水、花鸟画要早的。到了唐、宋以后，由于开始走下坡路的封建统治者的提倡，适应没落统治阶级和士大夫审美趣味的山水、花鸟画才发展起来，甚至成了绘画中的主要内容。因此，国画“善于”表现山水、花鸟的所谓“长处”，实际上也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在我们的时代，国画如不经过一番彻底的改造，摈弃“传统”中的糟粕，增加新的艺术功能，来着重表现新人物，那么，“长处”就会成为它的致命伤，甚至导致它的灭亡。这是决定国画是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它进行自身革命的一个大课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举行的全国美展中不少国画作品，特别是受广大工农兵欢迎的户县农民画，在表现新时代的新人物方面作出了可喜的成绩，标志着在毛主席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图画开·“了新生面。而在《中国画》中，画山水花鸟的泛滥成灾，突出画工农兵的儿乎找不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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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尔也画到了工农兵，但那不过是山水的陪衬物，其部位实在小到粗心大意的人恐怕会找不到。有一幅名之为《秋》的国画，画的人物比较大，可算是其中的“凤毛麟角”了。可那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一个放牛娃，戴着玉镯，佩着耳环，身穿一件古装百衲衣，手拈一枝香草。而就在这个不知是哪一个朝代的放牛娃头上，又画了几头比他大好几倍、神态桀骜、姿势怪僻的“老牛”，气势汹汹地霸占了画面的大部分，真不知作者的用意何在。
    既然山水花鸟那么多，那我们就来看看它们吧。过去，周扬一伙多次宣扬，山水花鸟画是超阶级的。那是谎言。山山水水本身固然是没有阶级性的，但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审美观。当一山一水一石一木被不同阶级的画家截取来重新加工和组合的时候，它就不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而或隐或显地反映着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了。即使是旧时代某些标榜所谓“无人之境”的山水画，其中也仍然有“人”，而那不出面的主人公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文人雅士。唐朝人王维是专门画“空山不见人”的山水画的，但人家就看出他“画中有诗”，很有一番情绪在里头。花鸟画也是如此。穷奢极侈的封建帝王宋徽宗赵佶，画一群盘旋在宫殿顶上的“瑞鹤”，画-一些御花园里的“珍禽”，显然也有着呼之欲出的用意。山水花鸟画也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中国画》画册中，有少数画是较好的，例如《报春图》中画着欣欣向荣的满树红梅，寄寓着不畏寒冬、凌霜傲雪的革命精神，符合无产阶级新艺术的要求，这是值得欢迎的。然而，充斥画册中的大多数山水花鸟画却不是这样。那里面尽是五里雾中歪歪扭扭的山峰，悲凉的秋天暮色下的鸟儿，甚至把气魄雄伟的长江三峡，画得阴森可怖，鬼影幢幢。这究竟寄托着什么阶级的思想感情呢？一幅题为《山区》的画，令人看了头皮发凉。社会主义的山区都给画成了黑山恶水：乌云遮蔽的天空，修道院式的房舍，细瘦欲摧的电塔，还有魔影似的群山…如果今天处在黑暗的旧时代，我可能与作者有同感，但今天明明已经是社会主义的艳阳天了么！另一幅叫做《迎春》的画，“别具匠心”地画了一只尾巴翘到天上、昂首待搏的凶恶公鸡，它的眼珠子顶在眼眶的上角。这种处理方法，稍懂美术史的同志并不陌生，明末清初的画家“八大山人”朱耷就常常是这样来画动物的眼睛的。但人们懂得，这里寄托着这个被覆灭了的封建王朝贵族后裔自己的“白眼向人”、“蔑视时世”的满腹牢骚。中国的花鸟画历来是讲究“寓意”的。今天的画家在这只白眼公鸡上寄托了什么？颇足玩味。
    不必对这些画作更多的具体分析了。我们觉得，光凭这一些，就足可否定这本画册前面的出版说明中所作的论断。是不是“新中国诞生后”，中国画就一概具有了“新思想、新内容和新风格”？不是。这是在美术领域内适应了孔老二和林彪鼓吹“克已复礼”的需要，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翻案。事实是，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今天，美术界的阶级斗争并不风平浪静，想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招魂的还不乏其人。谓予不信，可再请看一幅题为《朝霞》的画。作者把一朵荷花喻之为“朝霞”，但这片“朝霞”却被一张墨黑的荷叶遮去了
    一半。这幅画，原是作者赠送给一个叛徒、走资派的，现在又赫然印在这本画册上，只不过赠送题词和落款被割去了。偷偷摸摸地把作画的目的和对象代为掩盖一下，让它重新出笼，这大概就是编者的所谓“新”吧？但我们却从中看到了有些人千方百计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新手法。这幅画，连同那个出版说明，就象画龙点晴一样，赤裸裸地暴露了
    ·画册编者的一番用心。但也正由于这番用心，他们苦心经营的杰作成了当前批林批孔运动中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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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还说，这样一种“新”国画还“颇受国内外中国画爱好者欢迎”哩。国内爱好者，这里且不说。画册是出国的，我们还是说说国外的爱好者吧。在世界上，确实是有人爱好这种东西的，那就是走上了末路的反动资产阶级。所谓“新”国画，其实是适应了资产阶级在“新”阶段即垂死阶段的“新”需要。为了适应，不惜歪曲。有时甚至连他们时常津津乐道的所谓“民族传统”也彻底丢掉了。如画册中一幅叫《荔枝熟了》的画，干脆把中国劳动妇女画成了卖弄风骚的外国资产阶级贵妇人。这些东西，类似于安东尼奥尼的外国资产阶级反动分子自然要击节赞赏。但就象鲁迅指出的：“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哪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国外反动派赞赏那些封资修货色，不也正是希望这些毒素在社会主义中国滋长起来，从而毒化我国人民精神面貌吗？
    凡是艺术作品，都具有宣传的意义。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如此。究竟向国外宣传什么？这是要认真思考的。外国人民必定欢迎中国的旧古董吗？不见得。资本主义世界的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对于糜烂的资本主义艺术早就厌恶已极，当他们一接触到充满强烈革命气息、浑厚而色彩鲜丽的无产阶级艺术时，就同在臭热的地牢里吹进一阵夏夜的凉风，当然就要精神为之一爽，斗志为之一振。毫无疑问，我们的作品愈是向各国人民宣传社会主义的新生活，“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就愈能受到最广大的群众欢迎。拿出这样的一些作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冠之以“新”的头衔，吹吹打打送出国去。题为《中国画》，作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人的气概跑到哪里去了呢？这究竞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适应什么样阶级的需要，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很可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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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的战争，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帝国主义发动的局部
    战争彼代此起，几乎没有停止过。直到十二年后，即一九三九年，一场帝国主义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今天我们重读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对正确观察帝国主义仍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个帝国主义大国同样没有停止过对霸权的争夺。当前，苏修美帝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越演越烈，搞得整个世界很不安宁。欧洲是他们争夺的战略重点。第四次中东战争发生后，他们又为了扩张各自的势力范围和争夺中东石油资源，搞得剑拔弩张，促使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更加激化，加深了世界大动荡的局面。苏修散布国际局势“缓和”的谎言，只不过是为了欺骗人民，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罢了。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帝国主义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我们的结论只能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国际形势一片大好。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发动新的世界大战，那末，战争的结果只能是加速帝国主义的灭亡。综观帝国主义经济发展停滞的总趋势，使我们更加认清帝国主义的腐朽没落的本质，认清共产主义前途的无限光明，从而不断增强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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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革命
    红验总结
    短训班万岁！
    复旦大学短训班的调查报告
    何
    欣
    短训班的诞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学教育革命中出现了一个新生事物一一短训班。短训班，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早在一九六八年，随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复旦大学广大革命师生、干部和工人，强烈要求改变旧大学“三脱离”的状况，打破“正规化”的框框，缩短学制，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这种形势下，短训班便应运而生了。当时，一批红卫兵小将和革命教师、干部，下乡下厂，积极参加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一边接受工农群众再教育，一边根据工农群众的需要，办起了各种类型的短训班。九大以后，形成了高潮。比如象当时数学系、物理系的同志，为了适应推广线切割机的需要，办起了线切割机程序控制短训班，物理系“四·一”工厂的同志，为培养电子工业技术力量，办起了固体电路短训班…尽管当时师生们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是社会主义大学一种重要的办学形式，但它已经显示出旧大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沟通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材编写出来了，满堂灌的教学方法行不通了。短训班不仅为三大革命运动尽快地培养了人材，而且积累了实践毛主席教育思想的经验。因此，有的同志说得好：“社会主义新大学就是从办短训班起家的”。
    随着批林整风的深入开展，特别是党的十大以后，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提高了搞好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自觉性，进一步打破了旧大学的传统观念，明确了社会主义大学办短训班的深远意义。它不是什么“可办可不办”的，而是一定要办好，不是什么“权宜之计”，而是根本大计。这一时期短训班无论在数量上、范围上还是在类型上，都比办学初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十大以来的几个月里，全校共举办了四十四期，参加学习的人数达三千六百七十四人，范围遍及工业、农业、财贸、文教等各条战线。这些短训班，有的是请到学校里来办，更多的是走出去办；有的是基层单位主办，有的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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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基层单位或主管部门联合起来办。时间长的一年或半年，短的才几天。学员可以是脱产的，也可以是半脱产或不脱产的，不少系还招收了一批走读生。前一个时期，学校还派出教师，为回沪探亲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举办了九十六场讲座和八个短训班，并和其他大学一起着手筹办函授大学。短训班的蓬勃发展，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大好形势的重要体现。
    是“不务正业”吗？
    短训班既然是对旧大学的一种否定，就必然要遭到习惯势力的反对。开始，有人就说：“大学的任务是搞好普通班，办短训班，是不务正业。”
    办短训班是“不务正业”吗？还是听听广大工农兵的呼声吧。生物系教师在深入农村进行广泛调查的过程中，看到广大贫下中农、农场职工为了“广积粮”，大力开展农业科研活动，农场普遍办起了种子连队，有的还建立了科技站；许多公社也纷纷建立了病虫害测报站等农业科技机构，他们迫切要求扩大技术队伍，提高水平。一些国营农场的领导说：“如果你们能为我们每个连队培养一个植保员和种子员，那多好啊！”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配备，上海郊区十几个国营农场，起码要一千二百人。而一个县三年中只分配到一个生物系毕业生，这样怎么能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呢？经济系的同志在手工业局也了解到，这个局绝大部分是中小型工厂，财会人员奇缺。而要把这个局的厂、车间财会人员配齐，就需要五千人。如果按照三年培养几十个人的常规，怎么能行！
    短训班正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种极好的措施，它为使更多的工农兵和知识青年入学创造了条件。短训班一亦起来，许多单位不但积极输送学员，而且满腔热忱地表示支持，他们说：“你们条件有困难，我们帮忙！”“仪器不够，我们背来上学；做不了实验，旁听也可以。”有的工厂还把办公室、食堂、浴室腾出来作教室，有的工厂从科室人员到厨房老师傅都兴冲冲地赶来听课。广大工农兵学习马列和科学文化的迫切性，激励着学校的领导和革命师生，他们说：“广大工农群众战天斗地，大干、苦干，我们也不能按常规走路，短训班要大办，多办，快办！”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时代与过去不同了，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旧大学“正规化”的框框，就非冲垮不可。什么“不务正业”！工农兵的需要就是正业，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就是社会主义大学的任务。事实也证明，办短训班能够多快好省地培养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各种人材。以生物系为国营农场举办的一期短训班为例，学员经过三个月的培训，回到实践中去以后，普遍发挥了作用。东风农场种子连，从连长到水稻、棉花两个班的班长，都是短训班的学员。他们回到农场后，进行许多杂交育种试验，开展全场六千亩棉田种子一代更新工作，还担负市农科所的油菜品比、大麦早熟三号的换种任务。手工业局通过同经济系合办的短训班，三百多名财会人员经过学习，提高了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其中已有一百三十三人担任主管会计，九十六人担任成本会计。广大工农兵称赞这种办学形式：“针对性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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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短，灵活多样，效果显著。”那些对短训班怀疑、观望，认为是“不务正业”的人，难道不应当认真想一想，自己与工农兵的感情相差何其远啊！
    驳所谓“小儿科”
    “大学主要是提高，短训班…‘小儿科’！”这是泼短训班冷水的又一种论调。持这种态度的同志把向工农兵普及鄙视到何种程度，他们津津乐道的所谓提高，原来是脱离群众实践的关门提高。光学系电子物理教研组，在上海电珠五厂开办九寸显像管的短训班时，就有过这样的教训。开始，有些同志认为这是“小玩艺”，脸上无光。可是，到了工厂以后，发现自己在学校里造的管子，拿到厂里派不上用场；厂里老师傅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却最能掌握理论。工人在短训班提出的二十几个课题，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事实教育了大家，“卑贱者最聪明”。一些教师说：“不是短训班‘小儿科’，而是我们想的与人民需要的对不起头。”从这以后，教研组的同志放下了架子，与工厂建立了密切的协作关系，把九寸显像管正式确定为专业教学的典型产品，而且选择了五个课题与工人师傅共同研究。
    问题很清楚，不是不要提高，而“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大学举办短训班，既是肩负向工农兵普及的任务，又是开门办学，改变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提高。生物系在青浦县举办了一期育种短训班，教师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到，该县许多育种员实际操作能力较强，经验丰富，但对亲缘关系、花的构造、授粉条件缺乏了解，因而进行杂交育种时往往成效不大。他们在编写短训班教材时，就把当地贫下中农的经验给予科学的总结，引出规律性的东西，又补充了必要的理论知识，帮助学员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学习班结束后，有七个公社开展了杂交育种工作，有的学员大胆选择玉米与水稻进行杂交，已经得出第二代玉米稻的种子，这是用摩尔根远缘杂交不育理论根本无法解释的。现在青浦县农科所四个搞育种工作的同志，就有三个是短训班学员。这个县单倍体育种成活率远远超过学校和一些研究单位的水平，使大学“科班”出身的人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事实胜于雄辩。那些认为只有大学实验室才能搞出高深的理论，把短训班看成“小儿科”的人，在事实面前，只有认输一法。
    谁适应谁？
    短训班如雨后春笋般地兴办起来了，但是有些同志却认为自己的“学科特殊”，没有什么短训班可办，因而按兵不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谁适应谁的问题，即是学科适应
    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还是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必须纳入学科的轨道？数学系信息论教研组办短训班，改造旧专业，建立新专业的事实，作出了很好的回答。
    信息论教研组的前身，是概率统计专门组。它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为使数学更好为工农业生产服务而建立起来的。后来，在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这个教研组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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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越来越抽象，结果“论文一大堆，实际不沾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教师深入工厂，广泛调查工业中的数学实际问题，了解到随着电子工业的发展和控制工程的精确性的提高，仅仅在概率统计中兜圈子是不够了。因此，他们打破了学科的界限，吸收其他专业的同志参加，建立了信息论教研组。为了适应控制理论的发展，用最新成果装备控制系统，他们和有关部门协作，办起了卡曼滤波器短训班。
    短训班的学员都是战斗在控制工程第一线的工人，教研组通过办短训班，密切了与社会的联系，为专业改革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旧数学系一向是“一张纸，一支笔”，搞纯理论的研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其他系开门办学搞得很热闹，数学系怎么办？真是“大道如青天，独我不得出”。现在这个教研组通过开展调查研究和办短训班，把数字处理的理论应用于地震波测量石油蕴藏量和医学上的同位素扫描技术，把系统和识别的理论应用于测量地面的沉降和国防生产等方面，从天上到地下，从海上到陆地，到处都有他们的用武之地。他们说：“概率统计这门理论本来是随着无线电技术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我们却割断了它和生产实践的关系，越搞越玄，变得毫无生命力。现在，我们办起短训班，又回到生产实践中来，就变得生气勃勃。”
    究竞谁适应谁？看一看信息论教研组的变化吧！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从三大革命实践中来的，它只能在适应三大革命运动需要的过程中逐步发展，不断更新。如果一味强调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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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对口，势必会与工农兵的需要对不上口，在脱离实际的胡同里越走越死，与工农兵越离越远，不被三大革命运动淘汰才怪呢！
    短训班给大学带来了生气勃勃的新气象
    有种议论认为，大学办短训班，学生来来往往，教师进进出出，建立不起正常的教学秩序，太“乱”了。但用无产阶级的眼光来看，这种“乱”，正是保证了大学永远同沸腾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连，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大学生气勃勃的新气象。
    短训班的开办，大大推动了大学的教育革命。短训班学员同普通班学员一起，“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大大壮大了教育革命生力军的队伍。短训班学员在学习期间，还同普通班师生相互交流。有些短训班学员热情地向普通班师生介绍工厂、农村和革命生产大好形势，有的介绍了当前生产发展的新成就、新课题，充实了教学内容。有的还从三大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对普通班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提出了许多意见，对大家进一步改革教育有很大启发。
    短训班的开办，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途径。许多系把组织普通班学员参加短训班的教学工作，作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形式纳入教学计划。象哲学系三年级，在两年半里先后到农村、工厂参加了《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学习班的辅导工作，共达儿十期，讲课一百四十多次，听讲人数三万八千多人。通过这种途径，促使普通班学员进一步把学得的哲学理论同现实斗争实践结合起来，提高了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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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训班的开办，促进了教材的改革。短训班的学员既是教材的检验者，又是教材的修改者，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不但对教材中脱离实际的倾向提出尖锐的意见，而且用自己积累的实践经验，丰富教材的内容。生物系《作物育种》这门教材，就是在办短训班过程中不断充实、提高的。教材写出后，先后拿到四期多种类型的育种短训班去试用，每办一次，讲义就修改、完善一次。去年年底，教研组还专门邀请短训班学员参加教材的修改，学员们对
    三麦、水稻、棉花、高粱等章节提出了很多修改建议。原来讲义中没有的长绒棉育选种，就是短训班学员动笔补上的。教员与短训班共同合作，已经使《作物育种》成为理论与实际结合得比较好的教材。
    几年来，学校里一批又一批的教师参加了短训班的教学工作。与广大工农兵的共同生活和战斗，与三大革命运动中各种实际问题的广泛接触，使他们的世界观和工作能力都发生深刻的变化。哲学系有一个老教师，在大洋楼里讲授一本马列原著已经十多年。在批林整风中，她和哲学系工农兵学员一起参加崇明县委举办的学习这本书的短训班。第一次讲课，她费了很大的劲，但贫下中农却反映听不懂，后来，在贫下中农的热情帮助下，讲课注意联系实际，效果一次比一次好。她说：“这次参加短训班，给了我重新学习的机会，使我这个严重脱离实际的人得到了新生。”
    ”,步世显广阔的前景
    有旧的传统测念的人总是认为，大学学制应当是固定的、不可变更的。五年就五年，
    三年就三年，差一天也不行。现在短训班列入教学计划，把这种传统观念打破了，这就为社会主义大学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这样的大学，能向广大的工农兵开门，不仅向能够进普通班学习的工农兵开门，而且向在战斗岗位上的工农兵（他们比起普通班的工农兵学员总是占绝大多数）开门；这样的大学，能同社会的三大革命实践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社会实践的成果能够最快地反映到教学上来，并且通过教学最快地推广到工农群众中去；这样的大学，不光是教育部门办，学校的学生、教师和干部办，而是整个社会来办，从而使学校真正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使整个社会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这样的大学，不仅能适应多快好省地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部队的需要，而且对于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最终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具有深远的意义。
    当然，要进一步办好短训班，“还要努力作战”。但是，我们坚信，短训班这个新生事物
    一旦破土而出，就必将在毛主席教育思想的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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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这里刊登的两份要求创办农场业余大学和办好函授教育的来信和创议，充分反映了广大知识青年迫切要求学政治、学文化的愿望。毛主席教导我们：“新中国要为青年们着想，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几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正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茁壮成长。办好业余函授教育，对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进一步开展上山下乡的工作，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缩小三大差别，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农场办业余大学，这是一个新生事物。应当根据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学制要灵活多样，可以办较长时间的专业班，也可以办短训班和各种讲座。无论是专业班和短训班，都应从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课程要“少而精”，可以主学一门，兼学别样。办好函授教育也应当这样。
    创办农场业余大学
    —倡议书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上海的国营农场正沿着“农业学大寨”的道路阔步前进，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革命形势的发展，向国营农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尽快地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水利化，把农场办成亦农亦工亦学的共产主义大学校，把青年培养成无产阶级的一代新人，我们特向农场广大青年发出倡议，从一九七四年起，创办上海市崇明县国营农场业余大学。
    明知创业难，偏做创业人。为了打好农场的翻身仗，为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农场广大青年，决心扎根农场，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农场，献给革命。但是，要完成党和人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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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的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光凭一股热情，光有苦干精神是很难完成的，还必须有高度的文化科学知识和丰富的农业技术经验。这就需要我们创造条件，刻苦钻研，努力学习。
    目前，国营农场的学习和业余文化教育状况，很不适应打好农场翻身仗的要求。常明
    八个国营农场，现有十几万青年，由于近几年来不断向其他各条战线输送了大批人材，许多连队都缺少文化理论教员和农业技术上的骨干。尽管县里连续举办学习班，但能去学习的同志毕竞太少；尽管很多连队办起了“五·七”夜校，但由于缺少教员，收效不大。近两年来，大家的学习要求和客观现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相当一部分七○、七二届的中学毕业生，想写大批判文章狠批林贼，但由于学习不够，往往写不深，批不透；有一些同志想改革农机，但不懂机械原理，不会制图，农业机械坏了，也不会修理；还有的人想搞文艺创作，反映农场青年的斗争生活，也心有余而力不足，无从动笔。眼看着大好形势的发展，我们广大青年要求读书学习的愿望十分迫切，十分强烈。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青年寄予无限的希望，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强烈的革命责任感，激励着我们前进。我们是农场的主人。我们正在亲手创办新型的社会主义国营农场，使农场成为缩小三大差别的重要途径，我们也一定要把自已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的一代。创办国营农场业余大学，学理论，学文化，学技术，则是实现我们理想的重要措施。农场办大学，这是从未有过的新生事物，我们坚信，它一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设想：农场业余大学的性质类似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或者“七·二一”工人大学，又具有国营农场自已特点的新型学校。学制以半年至一年左右为宜；课程可考虑开设政治、水稻和棉花等作物栽培、植保、农机、文学创作等专业。校址设在东风农场。当然，要办好农场业余大学，肯定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斗争。但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坚持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办事，就能战胜困难，把农场业余大学办成红彤形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前进农场团委书记吴国祥
    新海农场团委书记许克服
    长征农场团委书记顾红卫
    跃进农场团委书记刘网红
    前哨农场团委书记沈莉莉
    东风农场团委书记黄建凤
    红星农场团委副书记龚洪源
    副书记宇晓华
    长江农场团委副书记黄秀文
    俞莲珠
    ·74·

==========第76页==========
    办好函授大学
    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
    我是一九六九年三月，到江西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最近，听说上海各大学准备为知识青年举办函授大学，心情很激动。这是党对知识青年“红在农村，专在农村”最大的关怀和支持。
    五年前，我和上海几十万知识青年一样，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满怀苹命豪情，来到农村干革命。几年来，在当地党组织的关怀下，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思想觉悟有了一定的提高。在农村，我先后种过地，喂过猪，做过教师，当过广播员和仓库保管员，烧过石灰，挖过煤。反正苹命需要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现在，我已经深深爱上了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好几次大学来招生，公社、大队把我也推荐上去了，但我都没有去。我想，农村需要知识青年，知识青年也需要在农村锻炼。我决心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和贫下中农一起，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青春。
    但是，放弃进大学的机会，并不等于我没有学习政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愿望。几年来的实践，使我们知识青年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为了加快建设的步伐，我们知识青年有的大搞科学种田，有的和贫下中农一起规划大型的水电站，有的当上了“赤脚教师”和“赤脚医生”，有的当上了拖拉机手。大家都决心为改变农村的面貌，多做一点工作。但使我们感到焦急的是，原有的科学文化知识，远远不能适应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学习，迫切希望就地上学，
    一边读书，一边战斗。这种心情，就好比是“雪中求炭”！
    毛主席早就指出：“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办好函授教育，是符合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的。对于坚持上山下乡的大方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三大差别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热烈地欢迎大学的千部和老师们快来、早来、多来。让我们团结战斗在一起，为描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蓝图，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苹命事业的一代新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致
    革命敬礼
    江西省宜丰县教桥公社插队知识青年杨佩林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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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小辞典》词目选登（续-）
    董仲舒（公元前179一前104年）
    发挥了孔子“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反动理论，
    广川（今河北景县）人，西汉儒家代表，唯心
    为封建阶级奴役劳动人民制造理论根据。
    主义哲学家。曾任博士官、江都相、胶西王
    董仲舒宣扬“三统”、“三正”的历史循
    相等职。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应诏
    环论，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他说夏朝
    对策，竭力攻击法家“为政而任刑不顺于
    是黑统，商朝是白统，周朝是赤统。改朝换
    天”，强调“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继治
    代不过是“三统”的依次循环。新王登位，
    世者其道同”，主张用“孔子之术”对人民进
    只要改变一下历法（如夏朝以寅月即衣历
    行“教化”。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
    正月为正月，商朝以丑月即农历十二月为
    术”的建议，经汉武帝采纳，从此儒家思想
    正月，周朝以子月即农历十一月为正月，称
    成为两千年来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为“三正”)，再改变一下衣服旗号的颜色就
    董仲舒继承和发挥了孔孟的反动天命
    可以了。至于封建统治的根本秩序
    论，建立了“天人合一”的唯心论体系。他认
    “道”，是用不着改变的，这就是“王者有改
    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天”（神）有目的的
    制之名，无易道之实”。他强调“奉天而法
    安排，天和人能够相通，人受命于天，人的
    古”，宣扬顺从天命和效法古代，鼓欧倒退
    行为可以感应上天，天则通过“灾异”对人
    的复古主义的历史观。
    表示惩罚，叫做“天人感应”。他鼓吹封建帝
    董仲舒的思想反映了地主阶级在政治
    王的权力是“天”授予的，宣扬君权神授论。
    上从进步向反动的转化。因此，从朱熹到林
    董仲舒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反动说
    彪所有反动阶级代表人物，无不对他大肆
    教。“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
    欧捧。毛主席在《矛盾论》中精辟地指出：
    妻纲”，臣要绝对服从君，子要绝对服从父，
    “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
    妻要绝对服从夫；“五常”，即“仁、义、礼、智、
    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
    信”，是实行“三纲”的具体要求。他说“王道
    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这是对董仲舒思想
    之三纲，可求于天”，强调封建统治秩序都
    的反动阶级本质的深刻揭露。
    是由“天”所规定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有《春秋繁露》
    董仲舒鼓吹所谓“性三品”的人性论。
    王充(27一约97年)字仲任，会
    他把人性分为三等：上等的“圣人之性”，是
    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东汉唯物论哲学
    天生善的；中等的“中民之性”，可以通过教
    家。他一生受到世家豪族的压抑，对当时
    育、学习而变为善的；劳动人民都是下等的
    的大地主阶级的统治十分不满，要求实行
    “斗筲（盛饭的竹器）之性”，天生愚笨，只能
    有利于中小地主的变革。
    受“圣人”的统治。这种“性三品”说，继承和
    王充反对两汉时期尊儒反法的逆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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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孔孟。他在《问
    的事物，“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若必有始”。
    孔》、《刺孟》等文章中，尖锐指斥孔孟言行
    他说上古“饮毛茹血”，“岩居穴处”，后世才
    不一，往往自相违背，不能自圆其说。他还
    种粮食，做衣服，造房子，认为历史是进步
    提出：“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不承认孔
    的，总是一代胜过一代。
    子的思想是触动不得的。王充还对儒家
    王充的思想中也有不少消极的东西。
    再攻击秦始皇提出异议，指出秦始皇“焚书
    他把一切都看作是命定的，是人力无可挽
    坑儒”是由于一些儒生借古讽今，攻击郡县
    回的，这是宿命论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王
    制，“多为妖言”，惑乱人心。
    充反儒批孔被后来的历代儒家卫道士骂作
    王充反对有神论，坚持无神论。他对
    “名教罪人”，这正说明他的光辉思想在中
    董仲舒以来盛行的“天人感应”的神学和鐵
    国思想史上起了积极的战斗作用。王充的
    纬迷信思想，作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王
    著作有《论衡》八十五篇。
    充认为宇宙由“元气”构成，天是物质的，没
    柳宗元(773一819年)字子厚，
    有意志和欲望，否认有所谓主宰一切的天。
    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唐代唯物论哲学
    他说“灾异”是自然现象，和人事无关；人的
    家，曾任县尉、御史等职。他在政治上支持
    行为也不能感应上天。他举例说孔子经常
    代表中小地主利益的改革派，受到大官僚、
    祷告，但天不能使他不生病。他还痛斥神
    大地主的迫害，封建统治者以“狂疏、轻薄”
    仙鬼怪之类的奇谈怪论。他说入在天地之
    的罪名，几次将他贬官。
    间不过一“物”，和其他的物没有什么不同，
    柳宗元的思想具有尊法反儒的倾向，
    “物无不死，人安能成仙”？他否认有所谓
    他说“孔子亦人而已矣”，并不是什么神，还
    灵蔬不死，指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
    认为批评孟子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他赞扬
    得有无体独知之精？”认为精神不能离开形
    法家“有以佐世”，主张从提倡变革的先秦
    体而单独存在。
    法家学派中寻找思想武器。
    王充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他认
    柳宗元批判了儒家的复古主义的历史
    为耳目见闻是形成知识的基础，“不目见口
    观。他在《封建论》这篇论文中，肯定了秦
    问，不能尽知也”。他举刺绣织绵为例，说
    始皇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代替奴隶主贵族
    多刺多织，本来不会的也可以成巧手；倘使
    的分封制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他否认
    不去实践，那永远也学不会。他不相信“上
    “圣人”创造政治制度，重视“势”的作用，把
    智下愚”的说教，提出“处尊居显若未必贤，
    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封建
    位卑在下者未必愚”，这是和儒家的传统
    论》针对当时藩镇割据的局面，在政治上反
    观念直接相对立的。他猛烈抨击孔孟“生
    对分裂，提倡统一，反对倒退，沉重地打击
    而知之”的反动谬论，用许多事例来戳穿孔
    了反动贵族安图恢复分封制的复辟活动。
    孟自已就“不能神而先知”，结论是“不学自
    柳宗元发展了古代雌物论和无神论的
    知.不问自晓，自古行事未之有也”。
    恩想。他在《天对》中回答了一千年前屈原
    王充还批判了崇古非今的复古主义思
    在《天问》中提出的有关字暂、自然、历史等
    潮。他反对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
    方面的问题。认为宇宙是由物质性的“元
    形面上学观点，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气”构成，天体极其广大，没有边际，没有中
    ◆77

==========第79页==========
    心。天体的运行是自然而然的，“无功无
    抱住旧制度不放的顽固派是“俗儒”，“俗儒
    作”，不是人力的作用，没有外来的推动者。
    不知变，兼并可无摧”，揭露顽固派是变法
    他根据当时的科学知识说明宇宙是物质
    的敌人。顽固派骂他是商鞅，他针锋相对地
    的，世界是无限的，自然界的变化是不以人
    说：“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的意志为转移的。柳宗元在其他著作中，
    王安石继承了唯物主义的传统，认为
    还抨击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说是“诳乱后
    宇宙的本原是“元气”。他说天地万物是由
    代”，指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他还痛
    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即“五行”变
    斥宣杨“鬼神”迷信思想是“诞漫之说”，完
    化生成的，五行无处不在，往来于天地之
    全是骗人的。
    间。他反对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
    柳宗元的哲学思想中杂有一些佛教唯
    论，认为天没有意志，“灾异”是自然界的现
    心主义的成份。但总的说来，他的政治思
    象。他批驳儒家的“天命”论，说如果世事
    想和哲学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著作有，都由天命决定，那还要人干什么？王安石《柳河东集》。
    的哲学思想中还包含有朴素的辩证法。他
    王安石(1021一1086年)字介甫，
    说“五行之为物”，“皆各有耦(“有对”)”，五
    江西临川人，北宋著名的唯物论哲学家。列
    行和一切物质都包含着矛盾，“耦之中又有
    宁称他“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他
    耦”，矛盾之中又有矛盾，由此推动事物的
    曾在宋神宗时两次担任宰相，推行青苗、均
    发展，“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王安石的
    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等新法，抑制大地
    哲学思想是为他政治上推行新法服务的。
    主的兼并土地、免税逃役，调整地主阶级内
    王安石变法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他
    部对地租剥削的分配比例，企图缓和地主
    和地主阶级顽固派的斗争是革新与守旧的
    阶级内部矛盾。后因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
    斗争。王安石的“新学”与程颢、程颐的理
    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反对，而改革派的社
    学的斗争，实质上是封建社会中长期进行
    会基础又较狭隘，变法归于失败。
    的儒法斗争的继续。程颢兄弟大叫王安石
    王安石尊法反儒。他为了推行新法，
    “坏了后生学者”，以后一切没落阶级的代
    吸收法家思想创立“新学”，废止儒家奉为
    表人物也都对他百般咒骂。他们仇视王安
    经典的《春秋》等书籍，以自己撰述的《三经
    石的变革思想，正好从反面证明王安石在
    新义》、《字说》等著作，作为变法的理论根
    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王安石的著作有
    据。他反对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
    的已被顽固派烧毁，现存的有《王临川集》、
    形而上学观点，认为历史是进化的，有改革
    《周官新义》、《老子注》等。
    才能有进步。他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
    朱熹(1130-1200年)
    字元晦，
    法，人言不足恤”(“天象的变异不值得害
    号晦庵，江西婺源人，宋代儒家的代表。
    怕，旧的传统不能作为根据，流言蜚语用不
    他为了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发展了董仲
    着顾虑”)这三句话和孔子“畏天命，畏大
    舒以来的孔学，完成了理学的反动思想体
    人，畏圣人之言”相对立，公开向孔孟之道系。挑战。他对“据经泥古”的儒生极为卑视，
    朱熹鼓吹“理”是世界的本原。他说精
    说“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他痛斥死。神性的“理”和物质性的“气”之间的关系，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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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理在先，气在后”，精神派生物质。“未
    以后，被封建统治者规定为官方哲学。他
    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
    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是封建朝廷法定的知
    天地”。他还把理说成是“天理”，体现在人
    识分子必读的教科书。
    间，就是三纲五常的一套封建教条。他说：
    朱熹的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
    “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
    本义》、《朱子语类》等。
    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
    王守仁(1472一1528年)字伯
    他胡说三纲五常的“理”先于人类社会而存
    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明朝唯心论哲学
    在，并且由它派生人类社会。他通过颠倒
    家。任南京兵部尚书，多次带兵镇压农民
    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把封建统治秩序说成
    起义，是个双手沾满农民鲜血的刽子手。
    是永恒存在的绝对观念，即所谓“纲常千万
    王守仁鼓吹“心外无理”的主观唯心主
    年磨灭不得”，以此来证明剥削有理，压迫
    义。他说“理”就在人们的心中，“心即理”。
    有理，造反无理。
    甚至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
    朱熹宣扬“性即理”的人性论。他说人
    心外无义，心外无善”，把自然和人类社会
    性生来就有仁、义、礼、智之性，这也是“天
    的一切都说成是“心”所派生的。他又说：
    理”的体现。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要劳
    “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辛，天地鬼神
    动人民遵守三纲五常的“天理”，铲除违反
    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
    封建道德的“人欲”。朱熹把地主阶级的人
    了。”总之，在他看来，天地万物都是“我”
    性说成是普遍的人性，以此欺骗劳动人民，
    的心的体现，“我”死了，天地万物也就不存
    要他们永远安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
    在了。这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即唯
    朱熹提出“即物穷理”的唯心主义的认
    我论。王守仁所说的“心”也叫“良知”，又叫
    识论。他所说的“即物穷理”，并不是要人
    “天理”，指封建道德。他说三纲五常的封建
    们去认识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他说“格
    道德天生就印在心里，只要按照自己的本
    物致知”就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
    心去做，事事处处都是“理”，所以“心外无
    世故”，说来说去是要人们学习反动的孔孟
    理”。他鼓吹唯我论的目的是要把封建道
    之道，处处按照封建统治哲学立身处世。他
    德说成是出于人的本心，因而是最合理的。
    十分重视内心的修养，强调通过“敬字工
    王守仁宣扬“致良知”的唯心论的先验
    夫”，恭恭敬橄地服从封建统治，“内无妄
    论。他认为认识的任务在于知“天理”。他
    想，外无妄动”，认为这样就可以“悟”得“天
    说：“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
    理”，“豁然贯通”，无所而不能认识的了。
    能，只是能个天理”。要认识这个天理，不
    朱熹的哲学是宋朝地主阶级和农民阶
    是以客观世界为认识对象，而是要以自己
    级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产物。地主阶级对付
    的本心为对象，心即理。他解释“致知格
    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除了以武力镇压外，尤
    物”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
    其需要加强思想控制。朱熹把三纲五常哲4物物皆得其理矣”，要求把自己心中的“良学化，使之成为普遍的指导原则，渗透到人知”贯彻到事事物物中去，也就是要求用封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人民的革命意志，起建道德去处理一切事物，使事事物物都符了极大的腐蚀作用。他的反动哲学在宋代合我的“良知”，这就完成了认识过程。王
    ·79·

==========第81页==========
    守仁的认识论，颠倒了人的正确的认识过
    无章，并非“万世之至论”，因而决不可“以
    程，提出了一条从主观到客观的唯心主义
    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针对朱熹“天不生
    认识路线。
    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谬论，辛辣地嘲笑
    王守仁提出了以“知”代“行”的反动理说：难道孔子以前的人，一天到晚都是点论。他的所谓“知行合一”，就是以知代行。
    着蜡烛走路的吗？他还讽刺当时的“尊孔”
    他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
    思潮，是“一犬吠影，众犬吠声”。相反地，他
    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他把“知”和“行”
    对历史上的法家作了高度的赞扬，说“申、
    混为一淡，把“知”无限扩大，实际上取消了
    韩之书，益人意智，可观诵之”！称商鞅、吴
    行。这仍然是贯彻他的“致良知”的宗旨，
    起等是“成大功者”，推崇秦始皇为“千古一
    他反对向客观外界寻求知识，必然要反对
    帝”。
    实践。
    李贽深刻地揭露了道学家的虚伪本
    王守仁的反动哲学完全是为封建统治
    质。宋明封建统治者以道学为孔孟之道的
    阶级服务的。他狂热鼓吹主观唯心主义，反
    真传，强迫人民信奉。李贽却认为道学家
    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他说破“山中
    “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富贵”，是
    贼易，破心中贼难”。“山中贼”，是对农民
    一批“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的伪君子。李
    起义军的诬称，“心中贼”，指反封建的革命
    贽称他们是讲“假言”，做“假事”的“假人”，
    意识。他妄图用唯我论的反动哲学来瓦解
    “被服儒雅，行若狗彘”，道貌岸然，行为知
    人民的革命意志。明代中期以后，王学影
    猪狗。他还反对道学家重男轻女，强调妇
    响很大，还传到了日本。以后，蒋介石为了
    女的智慧并不亚于男子，“谓男子之见尽
    维护自己的法西斯统治，曾露骨地吹捧王
    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李贽批判
    守仁的反动哲学。叛徒、托派陈伯达说王
    了道学家鼓吹的“天理”。认为世界由物质
    守仁的“知行合一”有“接近唯物论”的因
    性的“阴阳二气”所构成，阴阳二气产生天
    素，这是故意抹煞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根本
    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否认在物质之上还
    区别。王守仁的著作有《传习录》、《大学
    有什么“天理”。他以“虽圣人不能无势利
    问》等。
    之心”，揭穿道学家所谓“存天理，去人欲”
    李贽(1527一1602年)
    号卓吾，
    的说教的虚伪性。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
    别号温陵居士，福建晋江人，明代著名的反
    伦物理”，反对道学家离开人们的实际生活
    封建道统的思想家。他对假道学作了坚决
    抽象地谈封建道德。在认识论上，他比较
    的贬斥和揭霹，因而被封建统治者诬为“异
    重视感性经验。
    端”、“妖人”，以“毁圣叛道”、“惑乱人心”的
    李贽思想上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
    罪名，将他拘捕入狱。他终不屈服，最后自
    他否认是非有客观的标准，主张以自己的
    杀于狱中。
    是非为是非。他又说“人必有私”，把自私
    李贽对反动的孔学进行了猛烈的攻自利看作是普遍的人性，这些是他思想中击。他反对以孔孟为偶象，以儒家典籍为消极落后的部分。他的著作有《焚书》、《续圣经。他说《论语》、《孟子》不过是孔门弟子焚书》、《藏书》、《续藏书》等，明清两代都薇的随笔记录，“有头无尾，得后遗前”，杂乱列为禁书。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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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ー九七四年
    第
    三
    期
    总第七期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人然焕对出版
    (上海复且大学)
    (上海绍兴路5号)
    露孝雪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八日出版
    定价：0.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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