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与批判1973.01.txt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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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语录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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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语录
    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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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报告，八月二十八日通过)
    周恩来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的。
    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向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报告。主要内容是：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
    关于九大路线
    党的九大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举行的。
    九大根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鲜经验，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再次肯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同志们记得，毛主席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九大开幕的时候，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在同年四月二十八日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又一次明确指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毛主席并且预言：“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毛主席的讲话和大会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为我们党规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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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但是，九大期间和大会以后，林彪不顾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教育、抵制和挽救，继续进行阴谋破坏，一直发展到一九七○年
    八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未遂，一九七一年三月制定《“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九月八日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阴谋失败后，九月十三日私乘飞机，投奔苏修，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的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九·一三事件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亿万各族人民进行了认真讨论，对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表示坚决拥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对林彪一类骗子的革命大批判，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清算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事实证明，林彪反党集团不过是一小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极为孤立，无碍大局。林彪反党集团，不但没有也不可能挡住中国人民的革命洪流奔腾前进，反而进一步激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九大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党的九大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实。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新成果。被林彪破坏了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得到发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了新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加强战备、参加人民的革命和建设方面作出了新贡献。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更加坚强。我们的党，经过吐故纳新，现在已经是由二千八百万党员组成的更加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我国人民战胜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破坏，克服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夺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我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财政贸易情况良好。我们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市场繁荣。文化教育卫生科学技术事业，也有许多新成就
    在国际方面，我们党和我国政府，坚决地贯彻执行了九大制定的对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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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我们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之间的革命友谊，同友好国家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得到恢复。孤立中国的政策宣告破产，中美关系有所改进。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更加广泛，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推动着世界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
    九大以来的革命实践，主要是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实践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
    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
    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过，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已经知道。因此，在这里就不需要多讲。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党内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刘少奇叛徒集团垮台，林彪反党集团跳了出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正是国内国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
    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刻，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勃列日涅夫在高尔基州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就疯狂地反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公开宣布他们站在刘少奇叛徒集团一边，说什么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垮台，“对中国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大悲剧。因此，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勃列日涅夫并且公开宣布继续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方针，说什么要“争取使它回到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真理报》)一九六七年三月，苏修另一个头目在莫斯科的群众大会上，更露骨地说什么“代表中国真正利益的健康力量迟早还会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在自己伟大的国家获得胜利。”（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三月十日《真理报》)他们所说的“健康力量”就是代表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利益的腐朽力量，他们所说的“决定性的话”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所说的“思想胜利”就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修正主义在中国上台，他们所说的“国际主义道路”就是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道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迫不及待地说出了反动派的共同愿望，也说出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
    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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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他们要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
    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在我们党内不是经营了十几年，而是几十年，他有一个发展过程和暴露过程，我们对他也有一个认识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主席把“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主要条件之一，并且写进了我们的党章。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林彪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参加共产党的。那时他就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正在古田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给林彪的长信，对他进行了严肃的耐心的教育。事实证明，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世界观根本没有改造。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要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但是，随着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当中国革命的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且逐步深入，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
    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时候，林彪这一类只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位越高，野心越大，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就再也隐藏不住，就要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较量了。当他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跟着苏修的指挥棒，妄图“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的时候，也就宣告了他的总暴露，总破产。
    恩格斯说得好：“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
    十分烦恼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五卷380页)
    同志们
    在半个世纪中，我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合，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国内外敌人都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由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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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资本家亲自出马要好得多，特别是地主、资本家在社会上名声已经很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就是将来阶级消灭了，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反映这些矛盾的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会存在。何况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反映这些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林彪，还会出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高岗这一类人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全党同志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变换花样，都能因势利导，夺取无产阶级的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不正确，即使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地方的领导权、军队的领导权，也要垮合。路线正确，没有一个兵也会有兵，没有政权也会有政权。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都是如此。林彪要“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是，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问题决定于路线。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并且为各项具体工作规定了具体路线和政策。我们在工作中，不但要重视党的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而且要特别重视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这是我们党取得更大胜利的基本保证。
    毛主席总结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验，号召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为我们指出了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指出了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三项基本原则。我们每个同志都要牢记这
    三项原则，坚持这三项原则，积极地正确地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注意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反对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掩盖着“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纠正王明的“左”倾，又掩盖着王明的右倾。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掩盖着林彪的修正主义。这种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一种潮流来了，多数人跟着跑，只有个别人顶住的事，在历史上多次发生。今天，在国际国内斗争中，类似过去同资产阶级讲联合，忘掉了必不可少的斗争；同资产阶级决裂了，又忘掉了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联合的倾向，仍然可能出现。需要我们尽可能地及时发现，及时纠正，而当一种错误倾向象潮水般涌来的时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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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孤立，敢于反潮流，敢于硬着头皮顶住。毛主席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
    一个原则。”毛主席就是在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中敢于反潮流，敢于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和导师，我们每一个同志应当向毛主席好好学习，坚持这个原则。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同党内的、党外的、国内的、国外的、武装的、非武装的、公开的、隐薇的阶级敌人，进行了长期的较量。我们党没有被分裂，没有被打垮。相反，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更加发展，我们党更加壮大。历史的经验使我们深信：“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正象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所预言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
    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只要我们全党牢记历史经验，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资产阶级的一切复辟阴谋总是要失败的。不管再发生多少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也改变不了历史的规律，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终究是要胜利的。
    关于形势和任务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作了科学分析，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指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极端尖锐化。因此，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并且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列宁逝世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正是列宁分析过的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在今天的表现。缓和是暂时的、表面的现象，大乱还将继续下去。这种大乱，对人民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它乱了敌人，分化了敌人，唤醒了人民，锻炼了人民，推动国际形势进一步朝着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方向发展。
    第三世界的觉醒和壮大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它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中加强了团结，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有力地鼓舞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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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殖的革命斗争。朝鲜人民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侵略的斗争，非洲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坚持二百浬领海和经济区的斗争，都在继续前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和捍卫民族独立，保卫国家主权和民族资源的斗争，有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发展。第三世界同欧洲、北美、大洋洲人民的正义斗争，互相支持，互相鼓舞。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列宁说：“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今天，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争霸。它们天天喊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目的就是争霸世界。它们既争夺又勾结。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宣布欧洲年，召开欧安会，表明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西方总想推动苏修向东，把这股祸水引向中国，西方无战事就好。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但是，这块肉很硬，多年来谁也咬不动。“超级间谍”林彪垮台了，更难下手。现在，苏修是声东击西，加紧在欧洲的争夺，加紧向地中海、印度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地方扩张。美苏争霸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这是它们制造的各种假象掩盖不住的。这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民和国家所识破，受到第三世界的强烈抵抗，引起日本和西欧国家的不满。美苏两霸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今年六月美苏会谈及其以后的形势，更加证明这一点。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美苏两霸的野心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想吞掉中国，咬不动；对欧洲、日本，也咬不动，更不要说广大的第三世界了。美帝国主义从侵朝战争失败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它公开承认自己日益衰落，不得不从越南撤退。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这二十年来已经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奴役各民族人民，使政治、经济、民族矛盾日益深化：它对外，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陈兵中国边境，出兵蒙古，支持朗诺卖国集团，镇压波兰工人造反，干涉埃及、专家被赶，肢解巴基斯坦，在许多亚非国家进行颠覆活动。这一系列的事实，深刻地暴露出它新沙皇的丑恶面目，它“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它做的坏事、丑事越多，被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送进历史博物馆去的日子来得越快。
    最近，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对中苏关系问题讲了许多废话。说什么中国反对缓和世界局势，中国不想改善中苏关系，等等。这些话，是说给苏联人民和各国人民听的，妄图挑拨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掩盖新沙皇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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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主要地是说给垄断资本家听的，希望仗着反华反共有功，得到更多的赏钱。这是希特勒的老把戏，只是勃列日涅夫表演得更加拙劣罢了。你那么想缓和世界局势，为什么不做一两件事情，比如从捷克斯洛伐克或者蒙古撤退军队、归还日本北方四岛，来证明你的诚意呢？中国没有侵占别国的领土，难道要中国把长城以北统统让给苏修，才算表示我们赞成缓和世界局势，愿意改善中苏关系吗？中国人民是骗不了、吓不倒的。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正常化，中苏边界问题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我们的一贯原则。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在这里，我们应当指出，需要把苏修、美帝的勾结、妥协，同革命的国家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必要的妥协区别开来。列宁说得好，“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同德帝国主义签订布列斯特条约，属于前一种；列宁的叛徒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干的是后一种。
    列宁多次指出，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战争。毛主席在一九七O年五月
    二十日声明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只要日益觉醒的各国人民，认清方向，提高警惕，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就有可能制止战争。如果帝国主义硬要发动战争，必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更大的革命，加速它们的灭亡。
    在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把我们中国的事情办好，十分重要。因此，在国际，我们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党的一贯政策，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在国内，我们要遵循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准备。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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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要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台湾省是祖国神圣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对合湾同胞寄予无限的关怀。台湾同胞热爱祖国，向往祖国。台湾同胞只有回到祖国的怀抱，才有光明的前途。台湾一定要解放。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定要统一。这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志愿和神圣义务。让我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1
    同志们1
    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总是赶不上客观形势的需要。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还很繁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任务，各条战线都需要继续深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某些不正之风，还有待努力克服。我们全党要抓紧当前的有利时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各项工作做好。
    首先，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要充分利用林彪反党集团这个反面教员，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使广大群众从我党十次路线斗争中吸取历史经验，进一步认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全党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改造世界观。特别是高级干部，更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力求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了解马克思主义同新老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了解毛主席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希望，经过持久的努力，“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
    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继续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继续搞好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办好五·七干校，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我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要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抓革命、促生产。要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马克思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二十多年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经验，就是依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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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就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在这个基础上，加强计划，加强协作，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党组织要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关心群众生活，做好调查研究，切实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各级党委要学习毛主席《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著作，总结经验，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同时要发挥革命委员会和各个群众组织的作用。要加强对基层组织的领导，使那里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贫下中农、其他劳动群众手里，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各级党委要健全民主集中制，提高领导水平。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改变，势必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警惕这种倾向，认真地改变这种作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创造的老、中、青三结合的经验，为我们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创造了有利条件。各级党组织都要把这项百年大计经常列入议程。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要经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锻炼，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教育。因此，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能上能下，经得起几上几下的考验。不论新老干部，都要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到党和人民需要的任何岗位上去，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
    同志们！党的十大在我们党的发展历史上将有深远的影响。最近，我们还要举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对我们党、对我们国家寄托着很大的希望。我们相信，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全党一定能够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我们的工作做好，不辜负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让我们全党团结起来，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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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八月二十八日通过)
    王洪文
    同志们！
    现在，我受党中央的委托，就我们党的章程的修改问题，作一个扼要的说明。
    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关于修改党章的指示，今年五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九大党章的修改问题。会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和中央直属单位的党组织，都成立了党章修改小组，广泛征求了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正式向中央报来了四十一份修改稿。在这同时，各地党内外群众还直接寄来了许多修改意见。现在提请大会讨论的修改草案，就是根据毛主席关于修改党章的具体建议，在认真研究了各地修改稿和意见的基础上起草的。在讨论修改党章的过程中，全党同志一致认为，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九大路线指引下，深入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在国内和国际斗争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伟大胜利，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本原刚，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条文部分改的不多。总的字数略有减少。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话，这次全部删去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党叛国，自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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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结果。
    修改草案和九大党章比较，主要是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这也是各地送来的修改稿的共同特点。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十次大的路线斗争的胜利，积累了战胜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全党是十分宝贵的。毛主席说：“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我们全党同志都要十分注意路线问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实现。
    在这个方面，修改草案增写了哪些内容呢？
    第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也是一次深刻的整党运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粉碎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对国际国内一切反动势力的一次沉重打击。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修改草案充分肯定了这次革命的伟大胜利和重大意义，并且明确写上了：“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仅国内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国际上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要对我们进行侵略和颠覆，也必然会到我们党内来找代理人。一九六六年，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
    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阶级斗争的现实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毛主席揭示的这个客观规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深入进行思想、政治、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还要进行多次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祥的政治大革命，才能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第二，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最基本的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搞马克思主义，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就一定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搞修正主义，专为少数剥削阶级分子效劳，就必然要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性的资产阶级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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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主义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帝、修、反采用打进来或拉出去的手法，安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林彪这类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死不改梅的走资派，尽管表现有所不同，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搞修正主义的头子，从思想、政治到生活，都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化了，烂透了！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这是千真万确的。修改草案根据各地的建议，把“三要三不要”写进了总纲。在党员必须做到的第一条、基层党组织任务的第一条中，还吸收了北京市修改党章座谈会上工农兵同志的意见和有些省、市的建议，增写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内容。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是我们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长期任务。
    第三，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经几次出现过错误路线的统治，在民主革命后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
    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那些错误的东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撒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当然，对错误潮流，不仅有个敢不敢反的问题，还有个能不能识别的问题。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极为复杂的，当一种倾向被另一种倾向掩盖着的时候，许多同志往往不予注意，而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又故意制造假象，更增加了我们]识别的困难。经过讨论，许多同志认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切客观事物都是可知的。“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只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斗争实践，努力改造世界观，就能够不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区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正确观点与借误观点。
    在开展斗争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不仅有坚定的原则性，而且实行正确的政策，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团结大多数，遵守党的纪律。
    第四，要在群众斗争中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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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里所说的要培养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千百万。这样的任务，只有全党重视才能完成。在讨论修改党章过程中，许多老同志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求进一步做好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使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许多年轻同志也热烈地表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有丰富的经验，要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接好革命的班。新老干部都表示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草案在总纲部分加了要培养接班人的内容，条文部分加了各级领导机关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我们要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还要注意培养妇女和少数民族干部。
    第五，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发扬党的传统作风。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必须领导一切，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修改草案吸收了各单位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建议，在条文部分规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和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一元化领导，在组织上应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同级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不是平行的，更不是相反的；第
    二，在上下级关系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我们党历来的规矩，必须坚持下去。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不能用几个方面的“联席会议”来代替党委会的领导，同时也要充分发挥革命委员会和各个方面、各级组织的作用。党委会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搞“群言堂”，不要搞“一言堂”。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各级党委都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修改草案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写进了总纲。毛主席倡导的我们党的这个优良传统，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熟知的，但也有一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续发杨的问题；许多新入党的同志，更有一个学习，继承和发扬的问题。毛主席经常拿党在艰苦斗争年代的事例来教育我们，要与广大群众同甘苦，共命运。我们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糖衣炮弹的袭击，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坚决反对特殊化，认真纠正“走后门”之类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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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不正之风。
    这里，着重讲一下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有权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实行革命的监督。这个观念，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党是加强了。但是，目前仍有少数干部，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听不得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甚至压制批评，打击报复，个别的还相当严重。对人民内部问题，采取“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的错误做法，是党的纪律绝对不能允许的。修改草案在条文部分增加了一句话：“决不允许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我们应当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同这类违反党的纪律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经常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武器，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第六，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们党的一贯原则。这次修改草案，又写上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永远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当前，特别要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我们务必做好一切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防止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
    毛主席说：“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我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我们一定要使国家富强起来，也完全能够富强起来。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不称霸”的原则，不做超级大国。全党同志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一百年也不要骄傲，二十一世纪以后也不能翘尾巴。同时在国内，也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各种表现，进一步增强全党、全军、全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团结，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完成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同志们！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相信，全党按照十大确定的政治路线和通过的新党章去做，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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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八日通过)
    第一章总
    纲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历了五十多年的艰苦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党要依靠工人阶级，巩固工农联盟，领导全国各民族人民，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备成、备荒、为人民。
    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坚决同全世界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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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团结在一起，为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为打倒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中国共产党是在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全党同志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要善于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要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以保证党的事业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前进。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要下定决心，不怕牺性，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第二章党员
    第一条：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其他革命分子，承认党的章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交纳党费，都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第二条：申请入党的人，必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有党员二人介绍，填写入党志愿书，经支部审查，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由支部大会通过和上
    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第三条：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做到：
    (一)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二)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
    (三)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并且认真改正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瞥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
    (四)有事同群众商量；(五)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四条：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由党的各级组织，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按照具体情况，分别给以警告、严重警告、撤消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
    党员留党察看最长不超过两年。在留党察看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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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选举权。
    党员革命意志衰退，经多次教育仍无转变，可劝其退党。
    党员要求退党，由支部大会通过除名，并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备案。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应清除出党，并不准重新入党。
    第三章党的组织原则
    第五条：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根据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
    全党必须服从统一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定期向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报告工作，经常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接受监督。党员有权向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人提出批评和建议。党员对于党组织的决议、指示，如有不同的意见，允许保留，并有权越级直至向中央和中央主席报告。决不允许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第六条：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军队和各部门党的领导机关，是同级的党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和它产生的党的委员会。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由各级党的委员会召开。地方、军队和各部,门党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党委员会的人选，都必须经上级组织批准。
    党的各级委员会，根据密切联系群众和精简的原则，设立办事机构，或者派出自己的代表机关。
    第七条：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和民兵，工会、贫下中农协会、妇女联合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红卫兵、红小兵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
    在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中，可设立党的委员会或党组。
    第四章党的中央组织
    第八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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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延期举行。
    第九条：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产生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开。
    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第五章党的地方和军队中的组织
    第十条：党的地方县以上，人民解放军团以上的代表大会，每三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地方和军队各级党的委员会，产生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
    第六章党的基层组织
    第十一条：厂矿企业、人民公社、机关、学校、商店、街道、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根据革命斗争需要和党员多少，设立支部、总支部、基层委员会。
    党的支部、总支部每年改选一次，基层委员会每两年改选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第十二条：党的基层组织的主要任务是：
    (一)领导党员和非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
    (二)对党员和非党员经常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领导他们向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三)宣传和落实党的政策，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各项任务；
    (四)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党的生活朝气蓬勃；
    (五)发展新党员，执行党的纪律，经常整顿党的组织，吐故纳新，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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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朝气蓬勃的大会。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主持了这次大会。
    大会的议程是：一、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二、王洪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八月二十四日，大会正式开幕。
    当毛主席出现在主席台的时候，全场欢声雷动，代表们怀着激动的心情，长时间地热烈鼓掌，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亲切地向代表们挥手致意。
    大会选举了由一百四十八位代表组成的主席团。
    大会一致通过毛主席为主席团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同志为主席团副主席，张春桥同志为主席团秘书长。
    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还有：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姚文元，董必武、纪登奎、汪东兴、华国锋、吴德同志。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路线取得伟大胜利，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全党同志为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作了充分的准备。经过广泛发扬民主，反复酝酿协商代表候选人，征求代表候选人所在地区或单位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最后选出了一千二百四十九名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前，全体代表认真地讨论了大会的全部文件的草稿和草案。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纷纷以实际行动迎接
    十大的召开。
    大会正式开幕这一天，来自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五湖四海的大会代表，通过高悬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巨幅画像的大厅，进入了庄严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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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他们之中，有的是产业工人党员代表，有的是贫下中农党员代表，有的是来自祖国边疆、警惕地守卫在国防前哨的人民解放军党员代表，还有的是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党员代表。工农兵党员代表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七。如女党员代表占百分之二十以上。汉族以外各兄弟民族党员代表，也占有一定比例。有待解放的祖国神圣领土一台湾省在全国各地的党员所选出的代表，是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们带着全国二千八百万党员的委托，各族亿万人民的心愿，同自已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起，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地进行了工作。
    八月二十八日，大会经过认真、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了周恩来同志的政治报告和王洪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代表们高兴地说，这几个文件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分析了国内外大好形势，充分肯定了在九大路线指引下各条战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总结了两条路线斗争，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基本经验，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和任务，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战斗纲领。
    大会经过反复酝酿、讨论，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当宣布选举结果的时候，全场又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热烈鼓掌声和口号声。
    当选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他们有的是建党初期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的是经受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炮火考验的各条战线的领导干部，有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三大革命运动和反对帝、修、反斗争中的优秀战士，还有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新入党的青年同志。老、中、青济济一堂，共同学习，相互激励。代表们兴奋地说，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充分说明了我们党的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和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坚强团结。
    大会愤怒地声讨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全体代表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决议：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委员会对林彪反党集团其他主要成员的处理和所采取的全部措施。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大会的各项文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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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指出：当前，我们要继续把批林整风放在首位。要充分利用林彪反党集团这个反面教员，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要继续抓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斗、批、改，努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要按照十大确定的政治路线和通过的新党章，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大会指出：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这种乱，是好事，不是坏事，它正在继续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方向发展。我们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党的一贯政策，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大会号召全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各族人民，务必加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警惕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特别警惕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团结胜利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
    (一百四十八名)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周恩来
    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秘书长张春桥(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刘伯承江青（女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姚文元董必武纪登奎汪东兴华国锋吴德
    丁盛马天水马宁马金花女)于会泳邓小平邓颖超（女王体王震王六生王必成王永祯王秀珍女)王淮湘王德山巴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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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太忠毛远新韦国清韦彩猷文香兰（瓦力斯江·吐尔地白如冰皮定均玄顺姬女任荣刘子厚刘兴元刘庆棠刘建勋刘春樵乌兰夫孙玉国江礼银朱光亚朱克家朱秀峰女朱明仓华林森年继荣邢燕子女陈云陈永贵陈先瑞孜牙杜平杨勇杨得志李大章李志民李秀兰（女李素文女李瑞山·张凤英（女张平化张世忠张达志张江霖张延成张秀芝女张体学张恒云张宗逊张洪池吕玉兰（女吕存姐女吴向必吴桂贤女时克启宋佩璋余秋里佟纯良汪家道佘积德苏振华周兴周一良周建人周丽琴（女宝日勒岱(
    洗恒汉林丽温（女金祖敏赵紫阳郝建秀女）
    浩亮耿飚徐向前徐景贤郭宏杰郭沫若倪志福唐岐山唐忠富唐闻生（女海呷子钱学森聂荣臻秦基伟诸惠芬（女梅小丫（女尉凤英（女黄林英（女盘美英（女曹铁欧女曹莲凤女康健民梁锦棠姬鹏飞彭冲韩英韩先楚粟裕解学恭曾绍山曾思玉谢振华谢静宜女董明会雷桂梅（女谭启龙赛福鼎蔡畅（女蔡协斌蔡树梅（女）潘世告，鲁瑞林樊德玲魏秉奎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
    三百一十九人名单中夹委员一百九十五人
    毛泽东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盛丁可则丁国钰马宁马天水于桑于会泳于洪亮王净王震王必成王宏坤王秀珍女)玉国藩王洪文王树声王首道王淑珍女)王淮湘王超柱王稼祥天宝巴桑女方毅邓小平邓颖超（女尤太忠孔石泉孔照年乌兰夫韦国清冯铉司马义·艾买提白如冰田华贵田维新皮定均叶剑英刘伟刘子厚刘兴元刘伯承刘均益刘贤权刘建勋刘盛田刘湘屏女)刘锡昌江青（女江礼银江拥辉江燮元朱德朱穆之许世友吕玉兰（女安平生庄则栋华国锋华林森乔冠华任思忠年继荣纪登奎邢燕子女陈云陈郁陈康陈士榘陈永贵陈先瑞陈奇涵陈锡联陈慕华（女杜平李达李强李震李大章李井泉李水清李任之李先念李志民李顺达李素文（女李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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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富春李瑞山李德生谷杨勇杨春甫杨得志吴涛吴德吴大胜吴桂贤女苏静苏振华张才千张云逸张平化张达志张池明张延成张体学张宗逊张恒云张洪池张树芝张春桥张维民张富贵张福恒张鼎丞张翼翔汪东兴肖劲光岑国荣宋佩璋余秋里周兴周宏宝周丽琴（女周纯麟周建人周恩来宝日勒岱（女）
    宗希云林丽韫（女罗青长罗锡康洗恒汉
    金祖敏姚文元饶兴礼段君毅祝家耀胡继宗赵紫阳耿飚耿起昌钱之光钱正英女郭玉峰郭宏杰郭沫若徐向前徐景贤夏邦银唐岐山唐忠富倪志福聂荣臻莫显耀秦基伟陶鲁笳姬鹏飞康生黄华黄镇尉凤英（女）鹿田计曹里怀曹轶欧女)崔海龙梁锦棠韩英韩先楚粟裕董必武董明会傅传作焦林义曾绍山曾思玉彭绍辉谢家祥谢静宜（女鲁瑞林解学恭蔡畅（女蔡啸蔡协斌蔡树梅（女）滕代远谭启龙谭震林廖承志赛福鼎播世告樊德玲魏秉奎
    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二十四人
    卜谷香七林旺丹马明马小六马立新马金花女邓华王体王谦王六生王光临王百得王志强王美季女)王景升王德山文香兰女叶飞央宗女石少华厉日耐冯占武冯品德审茂功卢忠阳白栋材江华江渭清吕和吕存姐（女任荣达洛孙健孙玉国刘西尧刘光涛刘春樵刘振华向仲华朱光亚朱克家肉孜·吐尔迪阮泊生肖克吴忠吴从树吴玉德吴向必吴金全杨贵杨大易杨坡兰女杨俊生杨富珍文陈玉宝陈代富陈和发陈佳忠陈佩珍女李化民李守林李定山李祖根李跃松张令彬张怀连张世忠张江霖张英才张林池张国权张泗洲张积慧宋双来宋庆友宋时轮陆金龙汪家道汪湘君女)佘积德郑三生林李明罗春佛（女胡炜胡良才胡金娣女赵峰赵兴元赵辛初姚连蔚姚依林徐驰唐亮唐克碧()唐闻生)铁瑛贾那布尔钱学森高淑兰（女诸惠芬女）郭耀卿康林康健民黄文明黄成连黄作珍黄知真黄炳秀女黄荣海隆光前崔修范盘美英（彭冲彭贵和鲁大东蒋宝娣（女谢家塘谢振华谢望春）廖志高裴周玉黎原樊孝菊（女薛金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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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于八月三十日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结果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
    康生
    叶剑英
    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毛泽东
    王洪文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女)朱德
    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吴桂贤女)苏振华倪志福
    赛福鼎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
    王洪文叶剑英
    朱德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康生董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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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生义
    认清社会趋势推动革命前进
    —学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点体会
    方海
    周恩来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林彪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参加共产党的。那时他就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正在古田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给林彪的长信，对他进行了严肃的耐心的教育。”在全党全国人民清算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反党罪行，批林整风深入发展的今天，我们重新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批判林彪的右倾悲观主义而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马列主义的光辉文献，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面貌，剥去他的所谓“一贯正确”的伪装。
    一九三O年林彪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反映了他对革命形势和革命
    前途悲观失望，完全和当时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陈独秀一鼻孔出气。陈独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的时候，从投降主义走向取消主义，胡说什么中国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只有等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在红军中也有所反映。林彪就充当了散布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急先锋。他在信中把时局描绘得一团漆黑。他不相信革命的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认为革命的形势“未可乐观”，前途“渺茫得很”，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严肃地批判了林彪“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的右的悲观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对形势作出了马列主义的分析和估量，明确地指出，“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革命力量“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革命高潮犹如“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即将从东方升起，作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英明论断。
    为什么对同样的一种形势，估量竟会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这是由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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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党内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形势。“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阶级的偏见，使他们不能正确的认识革命形势。他们是跑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同路人，他们对革命事业从来没有必胜的信念。在革命顺利的时侯，他们可以勉强的跟着走一段路，革命一遇到挫折、困
    难，他们就散布悲观失望情绪，宣传开倒车。林彪在一九三O年跟在陈独秀屁
    股后面，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就是他的机会主义面貌的一次暴露。林彪受到毛主席的批判，有没有改变过他的机会主义立场？四十多年来，他的机会主义立场不仅没有变，而且越来越顾固。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站在右的方面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草命时期以后，他更是在右倾机会主义的阶梯上逐步升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几次重大路线斗争中，他都充当了反面教员的角色。他曾经秘密参与高、饶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一九五
    九年当彭德怀拣起几片鸡毛蒜皮，向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疯狂进攻，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的时侯，他在背地里刮阴风，吹阴火，与彭德怀一呼一应，心心相印。当刘少奇在我国经济上遇到暂时因难期间疯狂向党进攻的时侯，他表面反对，暗中赞成，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叫嚣根本问题在于“占有制的改善”，妄图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复辟资本主义。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被粉碎后，他继承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事业，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最大的代理人。他在那个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中，把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国出现的一片大好形势骂得一无是处，企图一笔抹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抹煞革命人民在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林彪历史上这些丑恶的所作所为，把他的“一贯正确”的伪装撕得粉碎。人们从他这些丑恶的历史中不是很清楚的看出，四十多年来林彪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世界观根本没有改造。他就是坚持用这种观点来估量革命形势，妄图阻挡革命前进，开历史的倒车。
    马克思主义者看革命的形势，与林彪这一类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扬上，只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机会主义者截然不同。马克思主义者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不论在什么时侯都对革命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心。“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马克思主义者观察革命形势总是把历史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总是坚信“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早在一百多年前，当资本主义还统治着整个世界的时候，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就以革命的反潮流精神，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这种前进趋势，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一九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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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时侯，只有几十个人，力量那样小，有些人不相信这支新生力量，他们说中国共产党人升起的是空想家的旗帜。但是中国共产主义者深信自己的事业必胜，他们在黑暗的年代，看到了光明的未来。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英明论断，正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藐视和顶住一切反革命潮流，具有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马克思主义者坚信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又看到革命的道路总是曲折的。无产阶级革命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搞这个革命必然会遇到反动阶级的疯狂反抗，要经过长期的、曲折的斗争。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就走过了二十八年艰难曲折的道路吗？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我们每前进一步也都要经过激烈的、严重的、残酷的斗争。现在我们正在沿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前进。在前进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还会遇到许多严重的复杂的冲突和斗争，一定会有许多困难。
    正因为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因此，在革命的过程中是不是对革命事业抱着必胜的信心，能不能经得住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的考验，就成为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革命的试金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准备走曲并的路，总是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相反地，党内的机会主义者都经不住艰难复杂的革命斗争的考验，遇到因难和挫折就要放弃自己的草命信仰，落荒颓唐，践踏自已曾经举起过的革命的旗帜。陈独秀及其追随者林彪之流就是因为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了信心。
    马克恩主义者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决不是主观空想，而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对革命形势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这个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就是阶级分析的方法。要正确分析形势，就要确切地分析各种阶级关系，把一切阶级力量都加以清醒而客观的估计，同时找出两个主要的对立阶级及其主要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心，就是由于科学的分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发展前途的结果。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它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在所有的阶级中，只有这个阶级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这个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的。虽然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开始只是“星星之火”，但是从总的趋势来看，它必然会在千回百折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相反地，资产阶级代表腐朽没落的生产关系，它是垂死的力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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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如何张牙舞爪，但由于它已经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连那个坟墓都已经挖好了，它还能不死呀？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英明论断，就是在深刻地分析了当时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矛盾，根据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并且正在起来进行反帝反军阀反地主斗争的事实，得出来的。
    与毛主席的估计相反，林彪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估量形势。他看不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是决定革命形势发展的这个本质问题。在他的眼里，没有工人阶级，没有党，没有千百万革命群众。他只看到敌人的表面强大，看不到人民群众正在起来推翻反动统治。他只看到革命力量的暂时弱小，看不到正在组织起来的人民革命力量象火山爆发一样不可阻挡。因此，他拒绝做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的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幻想着由少数人包打天下。
    林彪在民主革命时期用唯心主义分析形势，跟在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屁股后面散布悲观失望情绪。到了社会主义草命时期，他地位越高，野心越大，在他完全背叛无产阶级的时候，又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他总是把自己一小撮反革命集团的力量看得如何了不起，把革命力量看成是如何的不行。似乎只要有他们这样几个什么“超天才”式的“特殊”人物，就可以随意扭转历史前进的车轮。他象算命先生排流年八字一样开口几百年，闭口几千年，把形势分析和阶级估量看作好象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他们从极端唯心主义出发，施展“小办法”，搞什么“现实”的和历史的“调查研究”。他们所谓“现实”的调查，就是背地里指挥党羽，四出侦探，秘密查讯，到阴暗的角落里觅取
    一点“事实”，然后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妄图以此为他们的罪恶阴谋制造反革命舆论。所谓历史的调查，就是“调查中外古今”的反动统治集团怎样搞宫庭政变，军事政变，“调查”孔子、孟子是怎样维护奴隶制度，开历史倒车的。他们象《封神榜》上的申公豹那样，面向过去，背向将来，对孔孟之道顶礼膜拜，凡是反动落后的东西，都统统收罗起来，作为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的炮弹。他们既极端狂妄，又极端虚弱。他们所谓的“基本力量”和“可借用的力量”，只不过是自己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林彪一伙走的，只是一小撮。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林彪一伙倒行逆施，根本违背我国社会发展历史规律，违背我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因此，当他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跟着苏修的指挥棒，妄图“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跑出来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时候，也就宣告了他的总暴露，总破产。
    正确地分析形势，认清社会发展的趋势，目的是为了推动革命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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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不但精辟地分析了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的形势，而且深刻地提出了如何充分发挥革命的主观能动性，促进革命的高潮的光辉思想。这种用发挥革命的主观能动性去促进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是革命辩证法的精髓。
    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力量的对比，从来不是凝固不变的。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中，两个敌对的阶级实际上都在做转化工作，都在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希望形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因此就存在着两种主观能动性。认清社会发展前进趋势，推动革命不断向前发展，这是发挥革命的能动性，这样的人就是革命的促进派。林彪之流违背历史发展规律，他们的所谓能动性，是反革命的反动性。这种“能动性”越大，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性也就越大。对无产阶级来说，要保持和发展革命的形势，就要充分发挥革命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开展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搞阶级斗争，不搞路线斗争，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就没有革命的形势，就不会有革命的胜利。
    半个世纪以来，正是由于毛主席坚定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在革命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正确分析了革命形势，制定了正确的斗争政策和策略，不断深入开展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才使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又
    一个胜利。革命斗争的实践证明了毛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长期以来林彪却坚持机会主义立场。他对毛主席的严肃批判，一直心怀不满。直到一九六九年，还写了一首《重上井冈山》的反动词，叫嚷什么“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明目张胆地拒绝毛主席的批评，要翻历史的案。林彪说他坚信马列，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实际上他早已背叛了马列主义。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恨之入骨，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极尽恶毒咒骂之能事。但是，在公开的场合他又披上马列主义的外衣，口口声声要“高举”“紧跟”，用假象欺骗党，欺骑人民。他是一个极端阴险狡猾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我们要特别警惕这种阳奉阴违的反革命两面派，要清醒的认识到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今后还会出林彪，出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高岗这一类的人物。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再出什么样的人物，发生多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也改变不了历史的规律，阻挡不住社会主义革命洪流奔腾前进。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终究要胜利的。让我们在党的十大路线的指引下，团结起来，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夺取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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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社会帝国主义的锐利武器
    学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一点体会
    余
    来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五
    十多年前，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经过长期的观察和充分的准备，写成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作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的科学论断。周思来同志在党的“十大”上作的政治报告指出：“列宁逝世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在认真学习“十大”文献的时候，重新学习列宁的这部光辉著作，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的意义。这部光辉著作在揭露帝国主义反动本质的同时，“特别注意批判‘考茨基主义？这一国际上的思潮”。为什么要这样做？回答是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在激烈争夺、互相厮杀中严重削弱，出现了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好形势。但当时窃踞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地位的机会主义头子、后来堕落成为无产阶级叛徒的考茨基，却披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外衣，挂起“社会主义”的招牌，大肆鼓吹“超帝国主义”论，竭力掩饰帝国主义的矛盾，蒙薇革命人民，妄图帮助帝国主义逃脱垂死的厄运。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列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在对大量的综合材料作了系统的分析研究以后，坚定地认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但是，考茨基站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上顽固地认为，不应当把帝国主义了解为一个“经济阶段”，而应当了解为“一种政策”。既然只是一种和经济基础无关的政策，那就完全取决于少数政策制定人的意愿，他们爱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一旦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中出现了所谓“明智人物”，就会采取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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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一种政策，用实行“被此联合”的办法来代替“相互斗争”，通过“达成协议，裁减军备”的途径，达到“实现持久和平”，也就是实现所谓“超帝国主义”的“新阶段”。
    帝国主义之间难道可以由“国际联合”代替“相互斗争”吗？列宁在这部著作中，论证了帝国主义绝不是金融资本所任意采取的一种政策，不能从个别人物“心肠好”、“心肠坏”去理解，帝国主义的对内压迫、剥削，对外侵略、掠夺，完全是由它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削弱敌方，摧毁敌方的霸权”。在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本的统治大大加剧了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随着实力对比的激烈变化，帝国主义旧的均势必然被不断打破，那些随着实力对比的变化而后来居上的帝国主义国家，想要得到新的市场、原料基地和投资场所，可是整个世界上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早已被瓜分完半，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别的帝国主义手中去夺。这就叫“强盗抢强盗”。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就用战争重新分割世界。列宁说得好：“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帝国主义争夺霸权、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有时，它们从各自的利害关系出发，也会勾结起来，达成某些协议、妥协。但这是相对的、暂时的，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只是斗争形式有所改变，而争夺霸权、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内容，始终没有也不会改变。他们之间的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帝国主义为了共同对付革命，掠夺别的国家，划分势力范围，可以有暂时的“联合”。但即使这样，也往往在“联合”的背后继续尔虞我诈，纵横捭阖，互挖墙脚。他们的“联合”，实际上只不过是强盗之间生死搏斗中的“暂时休战”，蕴藏和酝酿着一场更大规模的火并和争斗。“山雨欲来风满楼”。帝国主义之间的暂时勾结不仅镇压不了人民革命的怒潮，挽救不了它们崩溃、灭亡的命运，相反地，只是证明它们自己已陷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穷困境地，宣告着一场大知模的革命风暴的即将来临。列宁考察了帝国主义之间这种又勾结又争夺、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的大量事实，深刻地指出：“斗争的形式，由于各种比较局部的和暂时的原因，可能发生变化，而且经常在发生变化，但是，斗争的实质、斗争的阶级内容在阶级存在的时候是始终不会改变的。”这是一个规律，妄图荞杀这个规律，用斗争的形式问题来偷换斗争的内容问题，“就等于堕落成诡辩家”。
    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在第一次大战前，后起的德帝国主义垂涎中东的财富和战路地位，企图拉拢土耳其作为进入中东的跳板。为此，德皇威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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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不正一次地访问土耳其和伊斯兰教“圣地”，打着阿拉伯人民朋友的旗号，宣布他是全世界三亿伊斯兰教徒的朋友，俨然以阿拉伯世界的保护人自居。德帝国主义控制中东的企图，同英国和沙皇俄国这两个老殖民主义国家的利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他们长时期来剑拔弩张，相互对峙，但为了实现各自的侵略意图，有时又玩弄阴谋，进行一系列肮脏的政治交易。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一四年，德国分别同俄、英订立协定，德国支持俄国在波斯北部的势力范围，承认英国在波斯湾的特殊利益，以换取俄、英两国支持德国的巴格达铁路计划。可是，英德协定还等不到正式签字，他们尖锐的矛盾就在其他地区爆发了，巴尔干的导火线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考茨基之流胡诌什么依靠帝国主义的联合，就可以消除摩擦、冲突和斗争，实现持久和平，这完全是痴人说梦！历史证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协议也好，妥协也好，目的虽在于欺骗世界人民，但结桌却只能是适得其反，进一步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自己的丑恶真面目。考茨基贩卖的“超帝国主义”论，还把什么帝国主义之间“相互不信任”引起的军备竞赛说成是战争的原因，因而拚命鼓吹它们联合起来达成“裁减军备”的国际协定，以“保障”世界和平。这又是骗人的。谁都知道，扩军备战从来就是帝国主义争霸世界、重新分割世界的主要手段，是垄断资本集团攫取高额利润的重要来源。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能否垄断商品市场、原料基地和投资场所，就成为它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它要想在相互争夺中占据优势，通过战争重新瓜分世界，不搞扩军备战、军备竞赛又怎么行呢？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是和帝国主义的垄断经济基础分不开的，根本不可能存在象考茨基所胡诌的那些怪事，什么经济上是垄断的，政治上却是非垄断、非暴力、非掠夺的。列宁指出：“要想从各国资本联合和交错成统一的国际整体的事实中，得出裁军的经济趋势的结论，就等于用小市民希望阶级矛盾和缓的善良愿望来代替阶级矛盾的真正尖锐化。”(《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的这些话揭穿了考茨基鼓吹的“裁减军备”只是一个无耻的骗局。
    不错，帝国主义常常一面起劲地干着扩军备战，一面却又在口头上大谈裁军，这在帝国主义之间是相互心照不宣的，唯一的目的是为了欺骗人民。在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激烈的军备竞赛往往就是在空谈裁军的幌子下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曾签订过不少裁军条约。但是协议通过了，军备竞赛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在新的形式掩护下，更加激烈地进行着。例如，一九二二年，美、英、日，法、意在华盛顿会议签订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表面上规定了美、英、日等国海军主力舰的总吨位，但没有限制其他军舰的总吨位，条约签订以后，美、英、日之间立即展开了扩建巡洋舰、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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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艇等的竞赛，裁军条约实质上成了军备竞赛的新起点。显然，考茨基关于“裁减军备”的甜言蜜语，无非是散布和平幻想，适应帝国主义战争准备的需要，它不仅无碍于帝国主义继续扩军，相反地成了帝国主义准备战争的烟幕。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认为，通过各国人民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的斗争，迫使帝国主义大国裁减军备，可以作为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一种手段；但是，坚决反对把裁军当作争取世界和平的根本道路，反对把裁军说成是经济不发达国家的福音。至于被侵略国家、被压迫民族，那当然根本不存在什么“裁军”的问题，它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拿起武器，捍卫国家的独立，保护民族的生存。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是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吸血鬼，只有反对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制度，才能铲除战争产生的土壤。考茨基之流大肆叫嚷“裁军”，等待帝国主义放下武器，等待帝国主义大发慈悲，其目的就是妄图诱使被侵略国家、被压迫民族放弃革命斗争，服服贴贴地听任帝国主义宰割。
    由此可见，考茨基之流的“超帝国主义”论，所谓“国际联合”也好，“裁减军备”也好，“持久和平”也好，都是用来掩护帝国主义的掠夺而捏造出来的谎言与诡辩。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认为帝国主义也决不是铁板
    一块的，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的国家完全可能和应该把几个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统统利用起来，甚至对某些帝国主义国家作必要的妥协，以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这就需要有策略上的灵活性。列宁说得好，“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同德帝国主义签订布列斯特条约，是在原则基础上实行必要的妥协的范例。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对于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或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这些本质的认识，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能有丝毫动摇，这就是原则上的坚定性。考茨基如此热衷地为帝国主义唱赞歌，则“为的是要入伙分赃”。他曾恬不知耻地说过：“资本扩张的愿望”，“最好能不通过帝国主义的暴力方法，而通过和平的民主来实现”，“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考茨基的这些话是一个绝妙的自我揭露。醉翁之意不在酒。原来鼓吹“超帝国主义”论，就是为了要帝国主义采取更加隐蔽的方法来实现“资本扩张的愿望”，用“和平的民主”的办法“共同剥削世界”，加强对其他国家和殖民地的剥削和棕夺。考茨基之流这一套“超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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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的谬论尽管披上了一件更巧妙的伪装，但是剥开画皮来看，完全是帝国主义的强盗理论。列宁愤怒地把考茨基这一伙无产阶级叛徒确切地称之为“‘社会帝国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
    作为一种国际性的思潮，考茨基之流第二国际社会帝国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什么个别人物叛变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腐蚀和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是机会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敏锐地注意了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英国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特点之间的联系。而一到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几乎普遍地从其榨取来的垄断高额利润中分出一小部分，用公开的或隐薇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在经济上收买工人中的上层分子，培养一个工人贵族阶层来为他们效劳。这个特权阶层，打着工人代表的招牌，实际上从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到整个世界观都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分子。这就是第二国际社会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
    考茨基之流第二国际社会帝国主义虽然早就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只要存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基础，就会出现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新的社会帝国主义。一九一七年，列宁在埋葬考茨基主义这股反动思潮时曾经指出：“我们相信几十年以后，在‘统一的’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一定会成长起来新的普列汉诺夫、谢德曼和新的和善的调和派考茨基之流”。(《世界政治的转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出现，完全证实了列宁的英明预见。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苏联党内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无产阶级政权，复辟了资本主义，形成了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机器和支配整个社会财富的新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结果。
    考茨基之流第二国际社会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帝国主义，都是用马克思主义词句伪装起来的帝国主义，都是假社会主义、真帝国主义。但是，由于所处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因而表现形式也不一样。考茨基之流当时还设没有掌握国家政权，他们还只是扮演牧师的角色，用无耻的叛卖行径乞求帝国主义赏赐一些赃物。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则直接控制了国家政权，他们依靠篡夺了的国家权力，交替或者同时使用牧师的欺骗手法和剑子手的镇压手法，来推行社会帝国主义，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他们打着“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种种骗人的幌子，对内实行残酷的剥削，强化法西斯专政，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对外进行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扩张、掠夺，推行大国霸权主义，同另一个超级核大国争霸世界，妄图依靠武力建立一个横跨欧、亚、非、拉的社会帝国主义霸国。（下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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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公社与工人武装
    —学习《法兰西内战》的一点体会
    宋敏彬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一巴黎公社光荣诞生了。巴黎公社是以工人为主体的三十万国民自卫军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十分重视巴黎公社的工人武装，在《法兰西内战》
    一书中深刻地指出：“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确定的制度”。巴黎公社的国民自卫军，是按照普遍武装工人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普遍武装工人阶级，是巴黎公社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创举，它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巴黎公社的工人武装，是在反对普鲁土侵略者和法国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支工人武装队伍，在建立和保卫巴黎公社的战斗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一八七O年七月，法帝国的路易·波拿巴同北德意志联邦普鲁士帝国争
    夺欧洲霸权，挑起了普法战争。结果法国大败，普鲁士侵略军直攻巴黎。战争引起革命。巴黎的工人在紧急关头组织起来，于九月四日推翻了路易·波拿巴的统治，迅速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组织一国民自卫军，坚决抵抗侵略者。这支有三十万工人参加的武装队伍，很快地掌握了作战技术，并设立了兵工厂，生产各种轻武器、大炮和炸药，改装炮艇，用以武装自己。但就在这时，窃取了革命果实的法国资产阶级“国防政府”彻底叛变了。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它公然同普鲁士签订了屈膝投降的卖国协定，自动解除了武装，交出了炮台、大炮和其他武器装备。但是，国民自卫军不仅保存了自己的武装，而且进一岁组织起来，成立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继续领导工人和群众进行斗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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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加强了革命武装力量，掌握着炮兵部队和弹药库，并任命了一批坚定的工人战士担任指挥官，实际上成了巴黎工人和广大革命群众公认的政权机构。二月二十七日，在俾斯麦的授意下，法国资产阶级“国民议会”急匆匆地选举律师横也尔为“国防政府”首脑。这个小丑从合后跳到台前，疯狂地镇压巴黎的武装工人。三月十八日凌晨，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向巴黎工人阶级发动突然袭击，阴谋夺取在蒙马特尔高地上的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巴黎工人毅然举起了无产阶级革命大旗，用革命武装粉碎了反革命武装的进攻，推翻了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反革命头子梯也尔连叫着“快点！快点！”带了一班牛鬼蛇神狼狈逃往凡尔赛。正是普遍武装起来的巴黎工人阶级，“在三月十八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巴黎上空飘扬着无产阶级胜利的红旗，成千、上万的人欢庆红色政权的诞生。
    巴黎公社成立后，工人武装在管理城市和保卫公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巴黎公社依靠着工人武装，镇压了各种反革命复辟活动，保卫了红色政权。巴黎城内的一些反动分子在各机关煽动怠工，甚至公开进行暴乱。三月二
    十二日，反革命分子搜罗了一批暴徒，竞然在光天化日下，进行反革命示威游行。他们开枪射击国民自卫军，妄图出其不意地占领国民自卫军总参谋部。工人武装坚决镇压了这次暴乱，把这伙反革命匪帮打得抱头鼠窜。两天后，又镇压了另一起反革命的武装暴乱。在公社的命令下，工人国民自卫军逮捕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并进驻和接管了各个机关，制止了怠工等破坏活动。
    巴黎公社的工人武装，积极地参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维护了草命新秩序。他们把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反革命分子，以及流氓阿飞分子，都一一给予清除。巴黎的社会秩序变得空前良好，虽然街道上连一个警察也没有，但是，“自从一八四八年二月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夜间抢劫事件不发生了，偷窃现象也几乎绝迹了。”工人武装的革命行动，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
    在保卫巴黎公社的战斗中，更加表现出了普遍武装工人阶级的伟大意义。从四月初开始，凡尔赛的反动军队在巴黎城郊攻打了一个多月，但在国民自卫军战士的英勇抗击下，敌人没有能够跨进巴黎的大门一步。五月中旬，凡尔赛匪帮和普鲁士反动派勾结起来，共同向巴黎发动了猖狂进攻。巴黎的工人奋起应战，他们的妻子儿女也纷纷起来参加战斗。五月二十一日，凡尔赛匪徒闯进了巴黎，开始了震撼世界的“五月流血周”。巴黎工人阶级，包括妇女和儿童都参加了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的战斗。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屋，都成了公社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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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防守和杀敌的堡垒。二十七日，最后一批工人武装战士退到巴黎东部的拉雪兹公墓一堵墙下，继续奋战，宁死不屈，直到牺牲时也没有放下手里的武器。正如恩格斯所说：“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论权威》)
    (二)
    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待工人武装的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是赞扬还是害怕，这是区别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试金石。
    法国资产阶级是十分害怕巴黎工人武装的。“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
    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巴黎工人手里有着几十万枝闪闪发光的刀枪，法国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就惶惶不可终日，梦寐以求地企图解除工人武装。“国防政府”的头目特罗胥一伙害怕工人武装比害怕普鲁士侵略军还要厉害，他们
    一再供认：“只要存在武装的国民自卫军，任何政府都会垮台”。梯也尔反复表示：“夺取（工人）大炮的想法已经压倒一切”。他们不断逮捕工人武装领袖和撤换国民自卫军工人指挥员，并要工人武装队伍仓促进攻普鲁士军队，在战斗过程中不给预备队和炮火支援，阴谋“借刀杀人”。他们宁可跟法国最凶恶的敌人媾和，而决不容许工人阶级掌握枪杆子。
    普鲁士侵略者也是非常害怕巴黎的工人武装的。俾斯麦等人再三要求梯也尔解散国民自卫军的队伍，“收缴国民自卫军的一切武器”。俾断麦一方面释放了十五万战俘给梯也尔，以补充凡尔赛反动军队；另一方面又片面撕毁了与巴黎公社签订的保证中立的条约，让几尔赛军队通过普军阵地，从背后进攻巴黎。于是，“战胜的军队和战败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残酷杀害无产阶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民自卫军内部同样存在着各种反对武装工人的机会主义思潮，它起着外部敌人所不能起的破坏作用。
    在巴黎公社起义前，面对着梯也尔和俾斯麦的残酷镇压，广大工人坚决要求保存国民自卫军武装，认为：“在保卫巴黎反抗外敌侵略方面，国民自卫军有大炮；在保卫共和国反对国内敌人方面，国民自卫军有步枪。”但是，与此相反，国民自卫军内部受蒲鲁东主义影响的一些人，却公开宣扬要避免“内战”，胡说什么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要“兄弟般和睦”，反对工人进行武装斗争。
    在巴黎工人武装夺取政权后，混在国民自卫军内部的一些蒲鲁东分子，不顾躲在凡尔赛的匪帮正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卷土重来，竟公开提出“工具应当代替武器”的机会主义口号。他们无耻地鼓吹：“我们的革命已经完成。我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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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把武器放在一边，重新拿起工具”；胡说什么：“恢复自卫军是容易的，但从事劳动却要困难得多”，“而我们将保证一切劳动者能够生活得安全和自由”。在他们看来，工人只要好好搞生产，不要动刀动枪的，革命成功了，应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就在这种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公社“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给了梯也尔匪帮以喘息的机会，使他们能够重新纠集反革命军队，向革命的巴黎猛扑过来。
    混到公社内部窃踞区领导职务的一些资产阶级分子，还露骨地反对工人武装参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他们不仅公开提出要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立即自行解散，并且要国民自卫军“停止干涉社会事务”。
    恩格斯深刻地批判了蒲鲁东主义思潮，指出：“公社同时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在对待工人武装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上，各种机会主义流派，都彻底地暴露了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一百多年来，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地有机会主义分子跳出来，反对武装工人阶级。他们为了一官半职，把工人手中的枪，拱手交给了阶级敌人。法国的多列士，意大利的陶里亚蒂，以及中国的陈独秀、刘少奇之流，都是出卖工人武装的一小撮叛徒。但是，他们的下场只能是和镇压巴黎公社的剑子手梯也尔一样，“被历史永远钉在耻厚柱上”。
    (三)
    同敌人的疯狂镇压以及机会主义分子的阴谋破坏相反，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对工人武装从来是满怀热情积极支持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待巴黎公社工人武装的态度，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时强调指出：“武装的巴黎是阻碍反革命阴谋实现的唯一严重障碍。”马克思热情地赞扬巴黎工人武装队伍，一方面英勇抵御普鲁士的侵略，一方面坚决同梯也尔这帮反动派作斗争，“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下，公开地、朴实地做它的工作”。马克恩充分估计了这支工人武装的作用，指出：“巴黎有三十万国民自卫军，守卫巴黎、应付外敌和维护内部秩序绰有余裕”。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后，工人阶级要在“全国规模内组织这种国民军”，“这是一切社会进步在经济方面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它立刻消除捐税和国债的这种根源和阶级统治一不论是通常的阶级统治，还是一个自称拯救所有阶级的冒险家的统治一篡夺政府的这种经常危险。”这就是说，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之后，工人手中的武器决不能放下来，这是防止一小撮自称拯救一切人的野心家墓夺政权的一个可靠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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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也热情地歌颂了巴黎公社的工人武装队伍，指出：“巴黎投降了，它交出了两亿赔款；要塞交给了普鲁土人；城防军在胜利者面前放下了武器，交出了他们的野炮；巴黎要塞围墙的大炮都被拆除了；国家的所有一切反抗手段都接二连三地交出去了。但是，巴黎的真正保卫者一国民自卫军，武装的巴黎人民一仍然是不可侵犯的；没有人敢要求他们交出武器，无论是枪支或者是大炮。”《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俾斯麦的侵略军能够使法国资产阶级政府的
    一切军团放下武器，但是面对武装起来的巴黎工人，它却一步也不敢前进。恩格斯尖锐而又深刻地讥讽了这些侵略者：“跑到这里来向革命策源地进行报复的普鲁士容克们，竟不得不正是在这个武装的革命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来，向它敬礼！”
    列宁在论述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同样特别强调普遍武装工人阶级的原则。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夕，列宁就发出了“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民兵”的号召，指
    出：“沿着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和一九O五年俄国革命的经验所指引的道路前
    进的无产阶级，应当把一切最贫苦的、被剥削的人民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使他们自己能够把政权机关直接控制起来，自己组织起这种政权机关。”列宁认为，建立这样一支巴黎公社式的武装，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很大的好处：“这种民兵既然百分之九十五是工人和农民，它就能真正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理智和意志、力量和权力”；“这种民兵将把全体人民武装起来，教他们学习军事技术，保证（非古契柯夫式地、非米留可夫式地）能够击破恢复反动统治的任何企图和沙皇走狗们的任何阴谋诡计”；“这种民兵把少年男女吸引来参加政治生活，使他们不仅受到教育，而且受到工作锻炼”；“它把人民军队的职能同警察的职能、同国家秩序和国家管理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机关的职能结合起来”。(《远方来信·论无产阶级的民兵》)这样，就能真正做到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俄共（布）党纲草案中再次提出“武装无产阶级”的口号。针对叛徒考茨基反对武装工人的谬论，列宁明确地指出：“武装工人是新军队的萌芽，是新社会制度的组织细胞。”(《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强调要培养工人“成为立法者、执法者和武装保卫队”。(《关于修政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非常重视人民武装。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早就教导全党“必须尽量帮助人民武装起来”。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主要来自梭镖队、暴动队、赤卫队、游击队等群众武装组织。“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论联合政府》)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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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发出了“实行全民皆兵”的伟大战略号召，明确地指出：“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民兵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进一步得到了锻炼和改造。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城市民兵，在管理城市、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巨大作用，并积累了新的经验。城市民兵建设必须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积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坚持平战结合，劳武结合，加强武器装备，提高实战能力，使它在对外反侵略、对内反复辟的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批林整风运动不断深入的形势下，我们认真学习《法兰西内战》，重温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武装工人阶级的原理，继承和发扬巴黎公社工人武装的光荣传统，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工人民兵，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当年，梯也尔之流资产阶级反动派，“着到巴黎工人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利而武装和组织起来，就吓得浑身发抖”，（恩格斯：《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那末今天，帝国主义如果发动侵略战争，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面前，也必将碰得头破血流，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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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历史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永远不可战胜的。当年，窃踞第二国际领导地位的“庞然大物”考茨基，曾被渲染为“论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的“权威”，他胡诌的那一套“超帝国主义”论，一度确实迷惑和吓唬过一些人，但是，没有多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照妖镜下，终于现出其假社会主义，真帝国主义的原形，而考茨基最后也落得个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列宁指出：“机会主义特别迅速和特别可恶的发展，并不能保证机会主义取得巩固的胜利，正象健康的身体上的恶性脓疮的迅速发展，只能加速脓疮破口而使身体恢复健康一样。”第二国际社会帝国主义破产的历史过程告诉我们，社会帝国主义的脓疮熟透溃烂之时，也就是它彻底垮台之日。当前世界形势一片大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正在猛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的腐朽统治。美苏两霸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特别迅速和特别可恶的发展，正是它脓疮破口的标志，必将使它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彻底暴露自己的帝国主义凶恶面目，加速走向崩溃、灭亡。它的下场，只会比它的前辈更加可耻、更加可悲。历史的发展只能是这样。
    说明：本文的列宁语录，除注明出处外，均引自《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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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辨别各种思潮和学派怎样正确认识儒家法家思想的历史作用论尊儒反法
    石
    仑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是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反动学派，法家是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利益的进步学派。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是守旧和草新、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但是，长期以来，尊儒反法恩潮到处泛滥，儒法斗争的本质完全被颠倒和篡改了。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今天，“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入批判尊儒反法恩潮的反动实质，对于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
    一、孔子是坚持奴隶主本位的顽固派
    儒家的主要代表是孔子。尊儒也就是尊孔。歪曲孔子的阶级性，抹煞孔子思想的阶级内容，甚至把儒家学说美化成以人民为本位的思想，是尊儒反法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
    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只有阶级本位，而没有超阶级的人民本位。任何思想家都只能是一定阶级的代言人，而不可能站在什么超阶级的人民本位立场。孔子生活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激烈大变动的春秋末年。旧的奴隶制度在无数次奴隶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正趋于崩溃，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制度已经出现，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成了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新旧社会的大变动中，孔子坚持奴隶主贵族本位，成了一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家。他把生产关系的大变草说成是“天下无道”，坚决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任何改革措施。他竭力鼓吹“兴灭国，继绝世”，要求一切都按奴隶主贵族的“周公之典”办事。他公开宣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谁使用我，我就要恢复周朝奴隶制的那一套。
    孔子思想的核心一“仁”，最鲜明地反映了他的奴隶主贵族本位的立场。毛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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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孔子所鼓吹的“仁”，深深地打上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烙印，想抹也是抹不掉的。“仁”字最早出现在奴隶社会的甲骨文中，本是奴隶主贵族的观念形态。奴隶社会的统治者认为，只有奴隶主是讲“仁”的，奴隶们应该归向“有仁”的奴隶主。孔子说的“仁者爱人”，决不是爱一切人，更不是爱奴隶，而仅仅是爱奴隶主贵族。在阶级社会中，那种抽象的所谓“爱人”，正好表现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最高限度的剥削中”。孔子把“人”截然划分为两种，即“君子”和“小人”。“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奴隶主贵族是专门从事统治的，奴隶们则应老老实实地忍受剥削和压迫。可见，孔子所说的“仁”，完全是奴隶主阶级的观念。
    “仁”的具体阶级内容，集中地反映在“复礼”上。孔子反复地强调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什么是“礼”？“礼”是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奴隶主贵族用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统治工具。对于奴隶来说，“礼，所以整民也”，完全意味着剥削和压迫。奴隶主贵族是非常重视这种“礼”的，他们把“礼”视为“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谁敢于“无礼”，就要被“诛之”。总之，“礼”是区分奴隶主和奴隶的贵贱尊卑、确保奴隶主贵族所有权的典章制度，而“礼治”就是彻头彻尾的奴隶主阶级的专政。
    那时，封建生产关系开始逐步代替奴隶制生产关系，新兴地主阶级高唱“事异而礼易”，“因事而制礼”，“礼乐崩坏”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但是，孔子这个顽固派却死死抱住“礼治”不放，念念不忘“复礼”。他以“好礼”、“爱礼”著称，口口声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他看来，“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原来，孔子提倡“复礼”，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消除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的“犯上作乱”。只要做到这
    一点，就算达到了“仁”的境界。这一切说明，孔子的思想体系是以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为本位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奴隶社会的一统天下，恢复西周奴隶制全盛时代的政治制度，以挽救摇摇欲坠的奴隶主贵族专政的残局。
    二、法家和儒家是两个根本对立的学派
    尊儒反法思潮的另一种表现，就是抹煞儒法的对立斗争，把法家说成是儒家的继承者，把“法治”说成是“礼治”的发展，抹煞和颠倒思想领域内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的阶级界限。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种思潮，任何一个学派，都根源于阶级斗争，都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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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正如毛主席所指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即使同
    一学派，随着社会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发展变化，也是不断地一分为二的。当然，历史上一个新的学派的兴起，往往是以先前的学派为思想材料的，但这是流，而不是源。考察法家同儒家的关系，同考察任何学派的相互关系一祥，必须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说明，而决不能用续宗谱的方法来代替阶级分析，用师承关系来抹煞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法家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并且是在同儒家的激烈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还在春秋末年，随着地主阶级势力的抬头，法家的先驱者就提出了“法治”思想，反对儒家的“礼治”思想。战国初年，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逐渐壮大，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悝，吴起、商鞅等人，明确提出了用“法治”代替“礼治”，也就是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的政治主张，并且在魏国、楚国、秦国实行了变法。魏国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是保护地主阶级的私有权，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经济的发展。楚国吴起变法的主要内容，是“明法审令”，实行“法治”，改变奴隶社会的风俗习惯，并废除了一部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大力扶植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这些说明，法家一开始就执行了同儒家完全对立的政治路线。
    到了商鞅和孟子的时期，法家和儒家在革新与守旧、“法治”与“礼治”等基本问题上的对立更加尖锐了。商鞅的变法思想，是在新兴地主阶级反对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中，对法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孟子则是战国时代颂古非今派的主要代表，孟子的复古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儒家反动学说的进一步发挥，是为奴隶主的复辟活动制造舆论的。
    商鞅在实行变法前，曾经在变法还是“循礼”的问题上，同秦国奴隶主贵族的政治代表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奴隶主贵族打起“厚古薄今”的旗号来反对变法，他们的主要理论根据就是儒家的“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款针锋相对地提出“厚今薄古”的主张来论证变法的合理性，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国家制度是随着时代变化的，如果不及时变法，拘守旧礼，就一定要灭亡。商鞅认为，“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反对古代的旧制度是无可非议的，而拘守“礼治”则不值得赞美。这场大辩论，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贵族、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两个阶级、两种制度的生死斗争的反映。
    商鞅变法是法家理论的一次比较彻底的实践，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里都提出了一系列同儒家对立的变革措施。商鞅的“开阡陌封疆”、“内务耕织”的政策，进一步破坏了奴隶主贵族的土地所有制，从法律上确认了地主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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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土地私有制，推动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同经济基础的变革相适应，商鞅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实行“变法易俗”，取消了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建立了以地区为单位的基层行政机构，以代替奴隶主贵族的宗法统治。在这个基础上，改造了同封建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国家机构，把秦国分为三十一县，由国王直接派官吏治理，使秦国走上了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道路。商鞅变法的实质，是用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为建立地主阶级专政扫清道路。
    同商鞅等法家直接相对立的孟子，是一个“守旧术，不知世务”的没落奴隶主阶级顽固派。孟子时期，奴隶制政权已支离破碎，正在被新兴地主阶级一块
    一块地吃掉。没落奴隶主阶级为了挽救他们的灭顶之灾，对地主阶级展开了猛烈的反扑。孟子的思想，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反映。孟子公开反对取消炽隶主资族的世袭特权，主张保存“世卿”、“世禄”制度。他咒骂法家是“民贼”，要求严厉镇压。孟子是儒家中把奴隶制度全面理想化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一整套颂古非今的反动理论，否认封建制比奴隶制优越，认为什么都是古代好，解决当时社会危机的唯一出路是“遵先王之法”，“行先王之道”，倒退到奴隶社会中去。他竭力用奴隶社会的“古之制”，对抗新兴地主阶级的“今之道”。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仁”的反动思想，提出了“仁政”的复古理论。他说：“仁政必自经界始。”他认为古代存在过一种人人都有“恒产”、“恒业”的“并田制”，这是“仁政”的理想境界。其实，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们那来什么“恒产”？至于“恒业”，那就是永远当奴隶。所谓“井田制”，只是孟子对奴隶主士地所有制的理想化，其目的就是对抗法家“开阡陌封疆”的政策，以挽救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奴隶制土地所有制。
    但是，不管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攻倒算多么猖狂，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势力却越来越强大。在思想领域内，也出现了许多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从儒家分化出来的荀子和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他们给了孟子时期嚣张一时的儒家思想以重大打击，真是物极必反！荀子是儒家的叛逆者，他的思想体系基本上是属于法家的，并对儒家各个派别作了一定的批判。韩非则大大发展了前期法家的思想，用“法后王”反对儒家的“法先王”，从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论证了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必然性，系统地批判了“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的儒家“显学”，批判了美化古代奴隶制的孟子的“仁政”思想，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根据法家的理论统
    一了中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一统国家。儒法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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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焚书坑儒”是镇压奴隶主复辟的一场革命古往今来，一切尊儒反法派都把“焚书坑儒”当作秦始皇和法家的一大罪状，充满了恐惧和仇恨。远的不说，近代从资产阶级买办学者胡适到叛徒、卖
    系
    国贼林彪，无不大肆攻击“焚书坑儒”，胡说什么这是一场“大劫”。对这个问题
    不可不辩论清楚。
    “焚书坑儒”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贵族长期斗争的继续，是儿百年来儒法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儒家原来对秦国是看不上眼的。春秋时期，秦国还被看作“夷翟”之邦，儒
    家势力在秦国是比较薄弱的。“孔子西行不到秦”。这位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忠实代言人，风尘仆仆，周游列国，为挽救腐朽的奴隶主专政而奔走呼号，但恰恰就是忽略了以后统一中国的秦国，真是悔之莫及矣！直到荀子入秦时，还说素国“无儒”。在秦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儒家开始进入秦国。特别是在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吕不韦窃据秦国大权的时候，曾招徕一大批学者，其中许多是儒家，编了一部《吕氏春秋》，打着“杂家”招牌，大肆宣扬儒家思想，企图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世界观来改造即将建成的统一的封建王朝。从此，失去了原有靠山的儒生源源涌入秦国。秦王朝建立之后，大批儒生混进了政府机关和文化部门，单在朝廷中的博士就有七十人。这样，儒家势力就在秦王朝内部迅速膨胀起来了。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秦统一中国后，新兴的地主阶级虽然夺取了全国政权，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以儒家为代表的旧势力还十分顽强，并利用他们霸占的这个世袭领地，大量制造反革命复辟舆论，企图颠覆地主阶级专政。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开展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了。这场斗争，即表现为法家与儒家的大论战。论战的中心，是坚持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还是复辟奴隶社会的分封制，这是涉及国家制度和政权性质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中国奴隶制时期，国家政权是“封国土，建诸侯”的分封制度，诸侯各自为政，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分封制，“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结束了全国的分裂状态。但是，被推翻的奴隶主贵族坚决反对这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他们的政治代表丞相王绾就普建议恢复分封制。法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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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著名代表李斯驳斥了这种开倒车的反动主张，指出只有郡县制才是巩固封建王朝的“安宁之术”，如果恢复分封制，就必然要重新导至诸侯“相攻击如仇仇”的分裂和混战局面。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分封制是分裂和内战的根源，坚决否定了分封制，坚持了郡县制。
    但是，奴隶主贵族不甘罢休，继续制造舆论攻击郡县制。秦始皇三十四年，以淳于越为代表的儒生叫嚣“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说什么“殷周之王千余岁”，是因为“封子弟功臣”的缘故，要求复辟分封制。李斯在一系列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儒家“以古非今”的理论，是对新的封建制度的严重威胁。他严厉驳斥了“师古”的主张，指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政治制度，“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他还进一步指出：“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鉴于儒家打着“私学”的幌子，结成死党，在街头巷尾造谣生事，因此李斯提出了“焚书”和禁止“私学”的建议，要求剥夺儒家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权。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下令没收“诗书百家之语”，“使天下无以古非今”。这就是所谓“焚书”事件。
    禁止儒家“私学”，实行“焚书”，是对儒生的一次沉重打击。但是，他们仍没有停止复辟活动。以卢生、侯生为代表的儒生，极力诽谤“法治”是“专任狱吏”，攻击中央集权是“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咒骂秦始皇勤于政事是“贪于权势”，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这就迫使奏始皇对这些“颂法孔子”的儒生采取了进一步的镇压措施，亲自选择了“以古非今”情节最严重的四百六十多个儒生，把他们“坑之咸阳”。这就是所谓“坑儒”事件。
    “焚书坑儒”事件，是地主阶级在政治思想上对奴隶主阶级的专政。在此以前，商鞅为了巩固变法的成果，就曾提出过“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主张。以后，各国“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也曾经烧过一些书。韩非在同儒家的辩论中，更提出了“禁其欲，灭其迹”、“破其群，以散其党”的主张。但是，秦始皇以前的国王，都未能象李斯那样了解儒家反动思想的危害性，没有采取坚决镇压的有效措施。可见，新兴地主阶级实行“焚书坑儒”的政策，是总结了秦王朝建立前后政治思想领域内两个阶级斗争的经验才逐步认识到的。
    “焚书坑儒”事件的爆发，并不是由于秦始皇的个性“残暴”，而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那些顽固坚持没落奴隶主阶级立场的儒生，对新的封建政权采取了对抗的态度。如果不坚决打击企图复辟的儒家，就不能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国家政权。鲁迅曾经深刻地指出：“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恩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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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秦始皇所坑的，只是一些复辟党，何况，书也没有烧光。然而，“焚书坑儒”这个镇压奴隶主复辟的革命行动，到了一千
    八百多年后的明朝，还“直使儒生至今犹害怕”。如果历史上的一次革命行动，能够在几百几千年后还使那些反革命死硬派胆战心惊，岂不令人痛快，岂不是
    一件大好事！需知，阶级斗争从来是不讲什么仁慈的。倘若让儒家的复辟阴谋得逞，奴隶主还乡团卷土重来，他们对法家的镇压，将会比“焚书坑儒”不知残酷多少倍。吴起被剁成肉酱，还被灭了族。商鞅车裂，全家被杀。这样血淋淋
    P
    的阶级报复，为什么偏偏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呢？
    秦始皇“焚书坑儒”，击溃了儒家的复辟活动，坚持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在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这一点，连封建时代的进步思想家也看到了。唐代柳宗元在著名的《封建论》一文中，就充分肯定了法家的进步性，肯定了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度，认为历史不能倒退，奴隶社会的旧制度不能复辟。他说：“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秦始皇死了，秦的制度却存在着。明代王夫之也指出：“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郡县制施行了将近二千年而不能改变，如果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难道能够这样长期存在着吗？当然，封建割据势力总是力图恢复或部分实行分封制的，但其结果无不造成了分裂和混乱，阻碍了社会历史的发展。项羽实行了分封制，结果闹得霸王别姬，乌江自刎。汉初实行了分封制，使封建王朝“奔命扶伤而不暇”，最后酿成了吴楚七国之乱。西晋实行了分封制，导致了“八王之乱”。唐末的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的混战，也都证明了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法家同儒家关于郡县制和分封制的斗争表明，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一旦建立起来以后，尽管道路是曲折的，可能会出现暂时的倒退、局部的复辟，但它终究会取得胜利的，在新的社会制度代替它以前，谁也没有力量把它消灭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四、尊儒反法思潮说明了什么？
    法家为建立地主阶级政权作出了贡献。但是，在中国漫长封建社会中，它自己却被赶下了台。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从汉代开始，地主阶级逐渐走上了尊儒反法的道路。汉高祖刘邦本来“不好儒”，骂儒生是“竖儒”，拿他们的帽子小便。有个叫陆贾的儒生向刘邦推销儒家诗书，被刘邦骂了一顿：“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答道：“居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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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他建议刘邦吸取“秦任刑法不变”的教训，采用“文武并用”的“长久之术”。刘邦觉得有点道理，接受了儒家的某些主张。后来，史学家司马谈进一步总结了早期封建社会思想统治的经验，明确提出法家“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汉武帝时，封建王朝正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儒反法的思潮，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封建统治阶级从尊法反儒转化为尊儒反法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变化。法家主要是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武器。汉代以后，经过吴楚七国之乱，奴隶制复僻的严重时刻过去了。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基本矛盾日益加深。地主阶级逐步从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不再是一个上升的进步的阶级了。它所面临的任务，已经不是进行社会变革，而是全面加强对农民的统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主张变革的法家思想，已经不能适应地主阶级政治的需要，而儒家作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体系，却同日趋没落的地主阶级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通之处。而且，法家比较暴露，赤裸裸地主张地主阶级专政，而儒家比较虚伪，更利于地主阶级进行思想上的欺骗宣传。儒家那套反对任何社会变革，劝人安分守己的反动哲学，只要稍加改造，就可以用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作辩护。，就这样，地主阶级抛弃了法家思想，转而采用儒家学说作为自己的统治思想。
    但是，地主阶级内部尊儒反法与尊法反儒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自汉武帝以后，耳益没落的封建阶级的思想代表，如董仲舒、朱熹、王阳明、曾国藩等，都是尊儒反法的。而地主阶级中主张搞一些革新的人物，如曹操、柳宗元、王安石、李贽、王夫之等人，却是肯定法家、肯定秦始皇的。曹操为了消灭东汉末年封建军阀割据造成的分裂局面，统一全国，曾积极主张实行“法治”。他崇尚刑名，立法很严，公开宣称：“吾在军中持法是也。”王安石为了实行变法，也吸收了法家的变革思想。他强调指出：“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李贽赞扬秦始皇完成了全国的统一，是“千古一帝”。所有这些，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守旧和革新的斗争的反映。
    在近代历史上，太平天国用革命的实践打击了尊孔思想，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孔运动。洪秀全砸掉了孔子的牌位，把孔子列为“妖魔”之一，说“孔丘教人之书多错”。这个革命行动，吓得地主阶级的反动头子曾国藩恐惧万状，惊呼道：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这场反孔和尊孔的激烈斗争，是革命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生死斗争的反映。
    尊儒反法问题对于资产阶级也是一个严竣的考验。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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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在驳斥康有为攻击法家“焚诗书、坑儒士”的谬论时，曾宣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并为法家辩护说：“世徒见鞅初政之酷烈，而不考其后之成效。”他在不少论文中肯定了法家，肯定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指出“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但是，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和资产阶级的日益反动，章太炎的思想也明显地倒退了，最后走上了“尊孔读经”的道路。至于胡适，由于他所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性，早在五四运动中就是一个尊儒反法派。胡适吹捧孔子是“气象阔大的人物”，说他栖栖皇皇到处奔走，是为了使天下由“无道变成有道”，并大肆攻击法家“闹成焚书坑儒的大劫”，为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效劳。
    历史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才能彻底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青年运动的方向》等光辉著作，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了反动的孔学。毛主席深刻地指出：“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写下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等一系列著名的讨孔檄文，有力地打击了形形色色的尊孔派。他针对攻击“焚书坑儒”的反动观点指出，“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深刻地揭露了尊儒反法思潮的反动实质。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中，要不要批判尊儒反法思潮，也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早在民主革命时期，陈伯达就把孔子吹捧成“宇宙之伟入”，叫署要继承孔孟的“可贵历史传统”，妄图阻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全国解放后，他们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尊儒反法思潮。大叛徒刘少奇曾亲自到曲阜向孔子“朝圣”，再次抛出贩卖孔孟之道的黑《修养》，直接导演了二十世纪
    六十年代的尊孔丑剧。卖国贼林彪也大谈孔子、孟子，大骂秦始皇“焚书坑儒”，公然标榜要学朱熹的“待人”哲学。这难道仅仅是装装门面、说说好听的吗？决不是，他们是要从古代反动派那里寻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武器，请出历史的亡灵来为他们的反革命复辟阴谋服务。
    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尊儒反法思潮总是同一切最反动的势力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本质，就是要倒退，要复辟。谁要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就必然要重新祭起尊儒反法的破旗。因此，彻底批判尊儒反法思潮，是思想领域内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深入开展这场斗争，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更好地进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有助于我们识别那些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家、野心家是怎样利用古代反动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有助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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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屈原的尊法反儒思想
    王运熙顾易生李庆甲
    A
    “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划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媪宜修，姱而不丑兮。”
    “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上面是我国古代诗人屈原作品《九章·橘颂》中的两段话。前一段话描绘了橘树的色彩斑斓、生气蓬勃的形象，后一段话赞美橘树特立不移的坚贞品格。屈原通过对橘树的热情洋溢的颂赞，为自己进步的政治主张、干练的才能以及坚持真理的品质，播奏了一曲激动人心的领歌。《橘颂》是屈原早期的作品。它的明朗的风格，表现了怀抱远大理想的诗人在政治生活还没有遭受严重挫折时的心胸开朗而乐观的特色。
    屈原的远大理想是什么？它在当时具有怎么样的进步意义？这就是我们需要深入考察的问题。
    屈原（约公元前340一前278）生活在战国时代后期的楚国。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奴隶制社会正向着封建制社会过渡的时代。当时，对立的各种政治力量和政治派别之间，进行着错综复杂的激烈斗争。奴隶的争取解放，新兴地主阶级的拾头，他们向奴隶主贵族的进攻，以及奴隶主贵族的顽抗与反扑，相互之间展开了生死的搏斗。从春秋后期到战国，在不少国家中先后发生的不同程度的变法运动，就是当时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建立新的法制，限制和打击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它代表或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奴隶们争取解放的利益。变法运动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的。当时，凡是变革比较彻底，新兴地主阶级得势的国家，就比较强大：反之，腐朽的奴隶主贵族当权的国家，就因循保守，腐败无能，导致国家的衰亡。
    从楚国的情况来看，早在屈原之前，楚悼王就曾任用吴起实行变法。其主要措施是：修明法令：打击旧贵族，贵族两世以后收回封地，还令他们迁徙到地广人稀之地：裁减百官的禄秩，淘汰冗员：抚养兵士，加强战斗力量。吴起的变法指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变法不久，楚悼王死去（公元前381年），楚国宗室大臣们起来反攻倒算，射杀吴起，变法运动随之天折。之后二十多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比较彻底的变法，“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韩非子·和氏》)两国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吴起变法失败以后四十年左右，屈原诞生了。当时的楚国正处在严重的历史关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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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改革政治，打击奴隶主旧贵族势力，以外抗强秦呢？还是因循守旧，反对变革，听任国家日趋削弱呢？在楚国内部有着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的斗争。屈原主张变法图强，联齐抗秦，这是一条进步的爱国的路线。上官大夫、靳尚、令尹子兰等反对变法，主张向秦国妥协投降，这是一条反动的卖国的路线。楚怀王则彷徨动摇于这两者之间。他开始的时候曾经任用屈原，打算变法和抗秦；但他经不起旧贵族集团的劝说和包围，终于倒向奴隶主旧贵族一边。怀王的儿子顷襄王继续执行这条卖国路线。爱国诗人屈原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失败了。
    屈原的思想在战国时代处于先驱者的行列中。他在政治上主张变法图强、外抗强敌，在哲学思想上怀疑和批判了天命论等传统观念。他的进步思想不但跟楚国的反动贵族集团相对立，而且也跟代表旧贵族利益的儒家孔孟之道相对立。
    热爱楚国的屈原，在政治上坚决要求变法图强。《史记·屈原传》载：怀王初期，屈原
    一度受到信任，官为左徒，受命制作宪令，以后遭到上官大夫的谗毁，遂被怀王疏远。什么是宪令？宪令就是法制。在当时，这是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政治上反映他们利益的表现。它也因此而遭到奴隶主旧贵族的极端仇恨和敌视。屈原变法图强的活动刚开始，就受到旧贵族的打击而天折了。在《九章·惜往日》中，屈原对此事曾有沉痛的追忆，他指出自己受命制法，是要“明法度之嫌疑”，使“国富强而法立”。他还认为如果“背法度而心治”是很危险的，如同乘马驰骋而不用辔衔，随波浮流而没有舟楫一样。这些主张说明屈原鲜明地站在法家的立场上，和《韩非子·用人》中所说的“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屈原在作品中还常常用“规矩”、“绳墨”一类字眼表示他崇尚法治的精神，例如他曾批评反对派说：“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
    奴隶主贵族是坚决反对变更法制的，因为变更法制触动了他们反动阶级的利益。在战国时代，凡是开展过变法运动的国家，奴隶主旧贵族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反攻倒算，残酷镇压变法者。吴起被射死，商鞅遭车裂，就是著名的例子。这种变法反变法和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在政治、思想各个领域内都有剧烈的反映，并贯穿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全过程中。早在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晋国保守分子叔向写信公然干涉。（见《左传·昭公六年》)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奴隶主旧贵族的代言人孔子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认为晋国原来采用周初传下来的旧制度，“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能确保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现在丢弃旧制度而把法令公布于鼎上，大家知道了法令条文，怎肯服从奴隶主随心所欲的统治呢？（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子的意见，反映了奴隶主旧贵族维护旧制度、反对新法的心理状态。孔子的信徒孟子也是一个顽固地反对变法的复古主义者。法家提倡耕战，注重发展农业和富国强兵，孟子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灾也。田野不胖，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孟子所害怕的是奴隶制旧秩序受到破坏后，广大被压迫群众(“贼民”)会起来造反。他宁愿国家贫弱，反对变法。由此可见，屈原变法图强的主张和活动，是跟儒家的孔孟之道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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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锋相对的。
    屈原主张举贤授能，从社会下层选拔人材，以打击旧贵族垄断政权的势力。《惜往日》云：“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离骚》云：“说（傅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恒闻以该铺。”这些主张都是着重强调从社会下层选拔人材登上重要职位，和《韩非子·显学》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话前后相呼应，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参加政权的强烈愿望。奴隶主贵族政治是“任人唯亲”的，要按照血统亲疏安排其政治地位。孟子所顽固地维护的“世禄”(《孟子·滕文公》)“世臣”(《孟子·梁惠王》)，就是要贵族世世代代把持政权，享受爵禄。他也讲“进贤”，但认为这是“不得已”的例外，“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欤！”(《孟子·梁惠王》)对于“伊尹以割烹要汤”、“百里奚自嚮于秦养牲者”的彩著事迹，孟子于脆闭上眼睛来一个不认账。(《孟子·万章》)
    屈原的尊法反儒思想，必然招致旧贵族的仇视和嫉恨。《九章·哀郢》云：“彼尧舜之抗行兮，暸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在这里，从字里行间透露了奴隶主旧贵族集团对屈原的攻击和屈原坚持变法的坚定态度。相传尧不把帝位传给儿子丹朱而传给舜，舜又不传给儿子商均而传给禹。这种传说不合乎妄图保持世袭地位和“任人唯亲”原则的奴隶主旧贵族的脾胃。在当时楚国流传的“尧不慈、舜不孝”(《庄子·盗跖》)的说法，就反映了他们对尧舜的指责。从法家的反对派看来，屈原以楚王的同姓而主张打击贵族特权，正如尧舜那样对亲人不慈。屈原在这里赞扬尧舜目光远大，不私其亲，正是对奴隶主旧贵族攻击的针锋相对的回答。
    这里乘便讨论一下屈原赞美尧舜禹汤等先王的问题。有些研究者据此认为屈原的思想属于儒家而不是法家，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法家固然反对儒家称道尧舜等先王以颂古非今：但另一方面，法家也按照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运用和改造历史材料，作为新兴地主阶级变法的理论根据。《管子·任法》说：“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这里就把尧舜和仁义礼乐都归结到“法治”这一点上。韩非虽然说过“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显学》)的话，但《韩非子》一书中也仍有不少地方把尧舜作为正面人物来称述的论证。例如《守道》篇说：“芘天下于尧之法，则贞士不失分，奸人不徼幸。”其心目中的尧舜是严明法制的领袖。由此可见，问题不在于是否称道尧舜，而在于站在什么立场上，从什么角度去称道尧舜。屈原《离骚》云：“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衹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联系上面所引《哀郢》“尧舜抗行”的话，可见屈原的称道尧舜禹汤和周朝先王，是突出他们的遵守法度，不私其亲，任用贤能，用以论证自己的法治主张。《韩非子·说疑》说：“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兄子弟之亲也。而所杀亡其身、残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国伤民，败法圮类也。观其所举，或在山林薮泽岩穴之间，或在囹圄缥细缠索之中，或在割烹刍牧饭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贱也，以其能，为可以明法，便国利民，”这里强调的是尧、舜、禹、汤等人，举贤不嫌卑贱，诛杀不避尊亲，和儒家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论断相直接对立，而和屈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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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张是完全一致的。提倡变法创新的屈原，和韩非一样，都主张变革旧制度、旧秩序，他们和儒家的宣扬复古以维护奴隶制旧秩序是走的完全不同的两条路。
    屈原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在政治上表现为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当时秦国由于变法比较彻底，国势最强，力图兼并各国。屈原站在楚国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当然不愿坐视楚国为秦国所兼并。他强调要在楚国变法，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变法自强，救亡图存。因此，他在外交路线上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保卫楚国。秦国为了拆散齐楚联盟，利用了楚国的奴隶主旧贵族害怕国内实行改革的心理，派张仪到楚国去游说和拉拢楚国国内的奴隶主旧贵族势力，又是威胁又是利诱，要楚国与齐国绝交。屈原识破了秦国所玩弄的政治手腕，竭力劝怀王不要听信张仪的话，甚至主张杀掉张仪。秦昭王诱骗怀王到秦国会谈，屈原一针见血地指出：“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楚顷襄王时期，他坚决反对令尹子兰的亲秦政策，因而遭到进一步的迫害打击，也无所顾虑。
    屈原的这种力主抗秦、决不妥协的爱国思想，在他的作品中有鲜明的反映。楚怀王曾与秦昭王盟于黄棘，受秦的贿赂和欺骗，后来顷襄王又继续推行了向秦国屈膝求和的妥协投降政策。屈原在《九章·悲回风》中就沉痛地叹息“施黄棘之枉策”，这可以说是对楚国当权者所执行的这条妥协投降路线的总批判。在《九歌·国殇》中，屈原对秦楚交战中楚国阵亡的将士，致以崇高的敬意：“诚既勇兮又以武”，“魂魄毅兮为鬼雄”壮烈的诗句热情地歌颂了楚国将土英勇杀敌、为国牺牲的战斗精神。这是对奴隶主旧贵族集团的投降失败主义路线的严厉鞭挞，也是与儒家的“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的主张直接相对立的。
    楚国的奴隶主旧贵族统治集团和屈原截然相反，奉行的是一条对秦国妥协投降的卖国路线。秦国名将白起在攻拔楚国郢都时曾说：“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掊城邑。”(《战国策·中山策》)白起的话中肯地指出了楚国军事上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政治上的腐败和倒退。事实上，楚国要想在抗秦战争中获得胜利，就必须改革内政，实行变法，任用贤能，扶植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而打击奴隶主旧贵族的势力。屈原的政治路线，正是在这一点上把变法与抗秦紧密结合起来。与此相反，楚国的奴隶主旧贵族及其政治代表，为了保持本阶级的既得利益，竭力反对变法，主张维持旧秩序。这祥，在政治上就必然顽固守旧，死气沉沉，荷安度日，执行一条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楚国的贵族统治集团如靳尚、令尹子兰等人，作为奴隶主旧贵族的政治代表，昏庸贪婪，既轻信秦国的花言巧语，贪求贿赂，又害怕它的战争恫吓，不敢斗争。其中有的人如惭尚等，更是心甘情愿地为秦国所收买而充当其在楚国的代理人。在怀王，顷襄王两朝，由于他们推行这条妥协投降路线的结果，使原来比较强大的楚国逐步走上了削弱以至亡国的末路。民族利益，归根到底要服从于阶级的利益。历史上的反动阶级及其政治集团，为了维护它们的利益，总是对内反对改革，抗拒进步的潮流，镇压革命派和广大人民；对外屈膝投降，偷安度日，不惜葬送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楚国的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是如此，慈禧太后、袁世凯以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等也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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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反映了两个阶级的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命论与反天命论的论争就是奴隶主阶级与新兴地主阶级两种世界观斗争的集中表现。儒家的孔、孟从奴隶主立场出发，是天命论的忠实信徒。孔子自称“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又认为“君子有三畏”，第一条就是“畏天命”。(《论语·季氏》)孟子也宣称“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孟子·万章》)他们宣扬反动“天命”论的政治目的，是为了强调奴隶主的特权是出于上天的意志，不可动摇，力图用唯心论的先验论来维持正在崩溃中的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秩序。
    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则与之不同，他们为了替变法寻找哲学上的根据，对传统的天命论进行了怀疑和批判，而提倡一种朴素的唯物论。这种对天命的怀疑与批判，实际上就是新兴地主阶级对旧制度、对奴隶主特权的怀疑与批判。屈原与荀子、韩非一样，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对天命论采取了怀疑与批判的态度。《天问》云：“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合，卒然身杀？”就指出了所谓天命是反复无常、不可凭信的。齐桓公曾经九合诸侯成为霸主，一下子被国困而死，那么天究竞是保他还是罚他？归根到底，成败兴亡决定于人事而不决定于天命。《天问》又云：“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而后嗣逢长？”提出舜的弟弟象是个玩弄诈骗手段、谋害舜的环人，为什么他被封为诸侯，后嗣昌盛？这对于传统的“天道福善祸淫”说是一个有力的批判。此外，据《汉书·郊祀志》记载：楚怀王曾“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屈原在《天问》中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厥严不奉，帝何求？”这就是说，自己不能保持威严，求天帝又有什么用处呢？屈原大胆地向天帝提出了怀疑和责问，说明他在当时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
    《天问》是屈原的一篇重要作品，其中提出了关于宇宙、自然、历史的许多问题，对奴隶社会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怀疑和批判。诚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摩罗诗力说》)屈原为什么能够这样？这并不是由于他是什么“先知先觉”的“超天才”，而是完全可以从阶级和时代的根源上找到解释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屈原的这种与儒家的“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直接相对立的态度，这种对传统观念的怀疑和批判的精神，这种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在向奴隶主的旧贵族冲击时是一个生气勒勃的革命者。
    但是，屈原在政治斗争中最后是失败了。在楚国，奴隶主旧贵族的势力比较强大而顽固，而新兴地主阶级则相对地较为软弱。在怀王、顷袭王时期，奴隶主旧贵族政治集团一直把持着政权，对内压制变革，对外妥协投降，使楚的国势日趋衰弱。《韩非子·难一》说：“楚两用昭、景而亡鄂、郢。”这确切地说明了楚国由于旧贵族昭氏、景氏的再度当权，最后招致顷襄王时期郢都沦陷的悲刷。屈原在受怀王信用而筹划变法时，曾经扶植和培养过
    一批变法的骨千力量，他在《离骚》中曾经以培植香草来比喻这种工作。但在强大的顽固守旧势力的包围和打击下，这批人一个个经不住考验，最后都投向了奴隶主旧贵族，“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屈原后来是感到完全孤弧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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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有没有在强大的奴隶主保守势力面前低头呢？没有。屈原在长篇政洽抒情诗《离骚》中，尖锐地揭露了奴隶主旧贵族贪婪、谗谄、背弃法度、苟且偷安的丑恶嘴脸：“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他坚持自己的进步主张和理想，反复表白即使遭遇杀身之祸，也是头可断而志不可移。“虽体解吾犹未变分，岂余心之可惩！”这是说即使遭遇象商鞅那样被肢解的极刑，他的决心也是决不会动摇的。看，他的态度是多么地坚决！
    屈原在《离骚》中屡屡提到“民”，很重视民的作用。他谴责楚王的胡作乱为，“终不察夫民心”：而他自己则为“民生之多艰”而叹息流泪。这里的“民”，主要是指新兴地主阶级。然而，楚国新兴地主阶级还没有形成足以推翻奴隶主旧贵族统治的政治力量，相反地，倒是与奴隶主旧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楚国新兴地主阶级这种先天的软弱性，决定了它的政治代表者屈原的眼晴里头只有国王而看不见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屈原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楚怀王的身上。他追念早先自己曾受楚怀王信用，但不幸楚怀王半途变卦，“羌中道而改路”。“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上叩天阍，下求淑女，目的是希望楚王能够翻然悔悟，使自己重获任用而实施“美政”。然而，“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悟”，他的希望破灭了。屈原的进步理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但是，他没有把希望寄托于这个新兴阶级本身和广大人民群众，而寄托于昏庸动摇的楚怀王身上，这不能不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这种情况决定了屈原只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史记·楚世家》)襄王二
    十二年，素攻占楚的巫郡、黔中郡。襄王二十三年，秦军退却，楚国又收复了大批失地。这是由于楚国民众的纷起抗战，迫使秦国只能退兵以避锐锋。可是，当时正流浪在江南的屈原，并没有注意到楚国人民群众的如火如茶的斗争，而是因自己理想的幻灭而感到了绝望。《九章》中的《怀沙》是屈原绝笔之作。在这篇沉郁的作品中，屈原指出楚国的政局是“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政治局面一片混乱而不可收拾。他最后的结论是：“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死，死，死！只有死才是唯一的出路。屈原最后终于投汨罗江自杀了。
    屈原的尊法反儒思想，反映了当时封建阶级推翻奴隶主阶级的历史潮流，使他的诗篇闪烁着怀疑和批判奴隶社会传统观念的光辉，充满着积极浪漫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但是，这些古代的优秀作品也自有其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屈原的思想中充满着种种矛盾。他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批判的，怀疑的、敢于向传统观念开火的叛逆者：有时则是谨小慎微、迂腐的、拘泥于传统的忠君观念的殉节者。归根到底，屈原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人民诗人”，而只是楚国的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利益的代言人，是个在当时指导着时代潮流前进的伟大历史人物。他作品中的缺点是和优点交织在一起的，但这要从历史条件去理解，是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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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三不足”看王安石的法家思想
    史尚辉
    《宋史·王安石传》上记载着王安石的三句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意思是说，天象的变异不值得害怕，祖宗的老传统不能作为依据，别人的议论用不着顾虑。还有一种记载说，宋神宗问王安石：“闻有三不足之说否？”王安石回答：“未闻。”但是，他又说：“苟当于理义，则人言何足恤”！“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未》卷五九)在这里，王安石不仅肯定了“三不足”之说，而且他的言论和行动也确实有那么一点敢于反对儒家传统思想的反潮流精神。
    王安石(1021一1086年)，字介甫，江西临川县人。他出身于小官僚地主家庭，早年丧父，自称“先子泯没予谁依”，“三载厌食钟山薇”，社会地位比较低。以后，他由进士及第而踏上政治舞台，是当时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宋神宗年间，王安石曾两次做过宰相。当时，宋朝出现了“积贫积弱”的局面，“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如不及时“兴利除弊”，改弦易辙，则可能有“一旦之优”。但在怎样把民变纷起、边防岌危、财力匮乏的宋王朝维持下去的问题上，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大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反对任何变革，主张因循守旧；中小地主阶级为了争取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则要求革新，主张变法。王安石是革新派的代表人物。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内容，例如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市易法等，是王安石的法家思想在政治上的体现，它抑制了大地主豪强的兼并土地、免税逃役和隐瞒田产等特权，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要求。这种守旧与革新的斗争，突出地表现在关于“三不足”之说的论战上。这场论战，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儒法之争，它是先秦儒法论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期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
    以司马光为代表的顽固派，是大地主统治集团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代表。他们为了证明大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是不可改变的，死守儒家反动立场，搬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儒家正统哲学，把大地主阶级的统治说成是直接受命于天的。司马光说：“僭天之分，必有天灾；失人之分，必有人殃。”谁敢违抗天命，“必得天刑”用天的威势吓唬人，目的是要人民奴隶般地服从天命。“天地不易也”，“道何为而独变哉”？(《司马温公文集》卷六五《迂书
    ·辨庸》)既然天地从来不变，作为大地主阶级统治秩序根据的“道”怎能独自改变呢？司马光就是这样煞费苦心地从儒家唯心主义的天道观中，为大地主阶级统治秩序的永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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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根据。
    王安石为了替变法制造舆论，首先努力去冲破儒家的传统天道观的束缚。他继承了萄子以来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天道观，否定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肯定天道是可以改变的。他认为“天”是物质的天，“道”是物质运动的道。“尚变者天道也”，因此，“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他根据荀子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批驳了儒家传统的“天人相应”说和灾异论，论证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以社会的政治情况为转移，日月星辰的变化与社会现象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天变”并非对人事的警告或惩罚。所以，天变不足畏。他说：“日月之薄蚀，阴阳之进退，乃时行之消息：虽天有所不能违，人事何与其间哉？”(《周礼详解》卷一二《鼓人注》引)宇宙的变化，虽不能违抗，但这与人事有什么关系呢？他还说，水灾旱灾一向就有，禹、汤附代也免不了，只有改革人事，才能应付天灾。有一次，天上出现了扫帚星，封建官僚们吓坏了。顾固派乘机大肆攻击变法，说什么这是变法招来的灾难。宋神宗也着了慌，下诏问“政事之未协于民者”。王安石用晋武帝时几次出现彗星并无灾祸发生的事实，证明“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上下傅会，或远或近，岂无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九)大官僚文彦博借用华山坍坏来反对变法，王安石针锋相对地答复道：华山之变就是为了惩罚你们这班小人的！
    关于“天”的争论，实际上是现实斗争的反映，是直接为“祖宗之法”是否可变的论战服务的。所谓“祖宗之法”，就是以儒家传统思想为理论根据的大地主阶级上层建筑。司马光所说的“道”，在政治上就反映为维护大地主阶级统治的“纪纲”即“祖宗之法”。既然“道”是万世不变的，也就是说“祖宗之法”是永远不可改变的。司马光说：“世俗之情，安于所习，骇所未见，固其常也。”大地主阶级坚持儒家的守旧和保持现状的反动立场，目的是要保住既得的政治经济特权，最大限度地独占对农民的剥削，不允许中小地主“分我一杯羹”。司马光坦率地供认：如“尽变更祖宗旧法”，就“无一人（指大地主阶级）得袭故而守常者”。所以，他死守住“祖宗之法，不可变也”。文彦博更是赤裸裸地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也，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清楚地表明了维护“祖宗之法”的大地主阶级本质。
    先秦的儒法论争，反映了社会大变动时期中地主阶级同奴隶主阶级之间的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北宋地主阶级内部要不要改变“祖宗之法”的争论，本质上也是一个地主阶级内部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问题。宋王朝的传统国策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千方百计保护大地主大官僚的最大限度的利益，以致造成了“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的局面。他们人数不多，却占据了全国百分之
    七十至八十的土地。大地主阶级兼并势力的发展，受害者首先当然是农民，但也引起了中小地主阶级的严重不安，他们唯恐成为“大鱼吃小鱼”中的牺牲品。王安石的《兼并》诗，充分流露了中小地主阶级的这种情绪：“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他认为，如果不改变维护大地主利益的“祖宗之法”，不用法家的法治思想来限制地主豪强，即使可以“徼幸一时”，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也不能“旷日持久”。因此，他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认为儒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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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宗之法不足守”，法家的法治思想才是当务之急，“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对那些死守祖宗之法、唯利是图的大地主官傲们，他讥之为“大抵皆庸人”，斥之为“腐儒”。
    王安石变“祖宗之法”的中心内容是理财，即怎样在地主阶级内部对农民的剥削所得(地租田赋)进行再分配。先秦的法家商鞅、韩非等人，都强调以耕、战政策来确立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以取代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王安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则提出“理财”来同大地主阶级进行斗争。他曾对宋神宗说过：“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认为替天下“理财”，就是要“抑兼并”，发“富室之藏”，“损有余以补不足”。这是荀子的“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的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现。王安石的新法的全部措施，都是为了达到抑制豪强，实现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目的。司马光就指出过，王安石是“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双方斗争的焦点是究竞谁占得多些，而决不是减轻对农民的剥削。
    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为什么会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儒法之争呢？这是因为，自从汉朝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官、独尊儒术”，以大地主阶级的需要改造了儒家思想以后，儒家思想一直处于正统地位，成为维护大地主阶级统治的精神武器。要改变大地主阶级独霸的统治局面，首先就要冲击为这种统治辩护的儒家思想。而法家思想一开始就是儒家思想的对立面，所以，那些主张革新的封建政治家们就往往向法家思想去寻找武器。他们表面上虽然打着儒家的旗号，实质上却是根据法家的思想来制订政治措施，形成为“法里儒表”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王安石就是如此。他继承了先秦法家的观点，提倡的是“法治”而不是“礼治”，主张变革而不是守旧。相反，司马光却鼓吹儒家的“礼治”来反对王安石的“法治”。王安石说过，他与司马光的分歧是由于“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因此，王安石要变法，就必须冲破维护大地主集团利益的儒家思想，而用法家思想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他认为宋朝之患，“患在不知法度枚也”。对大地主的兼并等不法行为，他认为必须按照法家的“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的方针，坚决以法律“痛绳之”。同时，他又根据法家的“废先王之教”的思想，以自己的观点解释儒家经典《诗》、《书》、《周礼》，写成《三经新义》一书，并令颁之学官，作为必读教材，以大不敬的态度回答了墨守儒家经典传统注释的顽固派。由于王安石没有把孔子编的《春秋》列进必读的经典，引起了顽固派们的阵阵狂吠，说王安石攻击《春秋》是“断烂朝报”，成为一大罪状。其实，《春秋》确实是一叠“断烂朝报”，顽固派恰好从反面道出了这个真理。此外，王安石还废除了科举制度的“性命”“理气”之说和诸经同异之辨，改用较切实际的考试题目，设立武、律、医等致用学科，为中小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开辟了道路。王安石是以法家思想作为中小地主阶级的战斗武器的。南宋的道学家中就有人看出王安石是法家而不是儒家，说他是“独有得于刑名度数，而道德性命，则有所不足”。王安石对儒家传统思想的冲击，在当时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任何一点即使来自统治阶级内部、不触及根本制度和思想体系的革新的理论和实践，也必然要受到各种阻力和反对。王安石对儒家正统思想和宋朝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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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的冲击，就引起了顾固派的拼死反抗和汹讻人言的抨击。司马光指斥王安石“弃先圣之道，违天下人之心”，使天下“纷纷扰扰，莫安其居”。参知政事唐介攻击王安石“必扰天下”，要求宋神宗将他罢免。谏官目诲弹劾王安石“十大罪状”，骂王安石“大奸似忠，大佞似信”，甚至断言“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以后，那个被认为是儒家正宗、把孔孟之道发展为反动透顶的理学的朱熹，也大骂王安石“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以致“祸乱极矣”。道学家邵雍的儿子邵伯温还专门写了《邵氏闻见录》一书，托苏询之名作《辨奸论》，装出一副“先知先觉”的预言家姿态，捕风捉影地罗列了一堆现象，就说能“见微而知著”，从什么“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兆象中看出了王安石是“阴贼险狠、与人异趣”(《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的坏蛋，不择手段地进行人身攻击，什么恶言毒语都用上了。
    顽固派的谩骂原不足怪，引人注意的倒是革新派内部动摇分子出尔反尔的背后一击。苏轼、苏辙兄弟和道学家程颐就是这样的代表。他们本来就是格信儒家教条的孔孟之徒，但他们却投机于王安石变法，是一伙投机分子。一旦切身利益受到变法的损害，加上顽固派的冲击，马上就变了卦，同顽固派一起围剿王安石。苏轼站在儒家立场上，不仅把王安石痛骂了一顿，还把一千四百多年前的法家商鞅，也大骂了一通，说什么商鞅“不顾人言”，“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亡”，(《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
    二四《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含沙射影地暗示王安石“创法新奇”的改革不会有好下场。程颐面对反对派气势汹汹的抨击，也吓破了胆，力劝王安石不要做“逆人情之事”，最后自己也投到大地主顽固派的行列中去，叫嚷什么要“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彻底暴露了这伙道学家们的虚伪嘴脸！
    但是，顽固派的明骂，动摇派的冷箭，“内外交搆，合为沮议”，并没有使王安石妥协，反而更衬托出他的“人言不足恤”的反潮流精神。他说：“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既然自己“不量敌之众寡”，坚持变法，那他们“何为而不汹汹”？对于顽固派的围攻，他采取蔑视的态度。他在回答司马光的信中，用斩钉截铁的语言表达了自己不可动摇的决心：“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王安石针对顽固派的种种攻击，一一加以驳斥，使顽固派理屈词穷，狼狈不堪。司马光甚至哀求王安石说，如今百姓忧乐，国家安危，就靠您一句话了，您为什么这么忍心，非达到目的就不发发慈悲呢？王安石没有为恶毒的漫骂吓退，也没有被虚假的哀求哄骗，仍以“矫世变俗之志”实施自己的主张。这就必然引起大地主官僚集团更强烈的憎恨和报复。他们造谣中伤，把受地主剥削的灾民画成《流民图》给宋神宗看，说这都是变法造成的，甚至说：“去安石，天必雨！”在地主阶级内部的激烈斗争中，王安石曾两次拜相，两次罢相。他的反儒家传统的“荆公新学”也儿经崇黜，最后终于被废弃不用。
    王安石的变法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体现他的法家思想的“三不足”之说，却反映了王安石敢于冲破儒家传统思想束缚的反潮流精神，表现了他决心革新宋王朝百年来因循敷衍、墨守成规的积习的勇气。以后，凡是主张改革的人往往肯定法家，抬举王安石，而主张保守的人总是指责法家，斥骂王安石。北宋以后的封建卫道者，几乎都把王安石看作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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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的大逆不道的罪人，而推祟儒家的卫道士司马光有“旋乾转坤之功”，其末流如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甚至还吹捧邵伯温托苏询之名伪作的《辨奸论》。他们把宋朝的灭亡归罪于王安石及其新法措施。事实恰恰相反，宋朝实际上亡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腐污的大地主集团，亡于反动腐朽的继承、发展了孔孟儒家思想的程朱理学。王安石变法，由于打击了大地主兼并势力，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曾起了一定的作用。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又重新上台，对内全盘取消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加强了大地主阶级的兼并活动；对外执行投降政策，“不闻择一将以捍其侵陵”，“不闻建一谋以杜其欺侮”，甚至首创“弃地”之议，以换取一时的苟安。鲁迅先生说过：“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司马光之流鼓吹儒家的反动理论，推行有利于大地主阶级的倒退政策，其结果只能加速宋王朝的崩费。
    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对儒家传统思想和大地主阶级特权的批判，虽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它只是停留在不根本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还是不彻底的。这个被鲁迅称为“半当真半取笑的变法的王安石”，对“三不足”的承认是羞羞答答的，对自己提出的一些政治主张也并未认真实行。他的法家思想也是不彻底的。他虽然敢于批判儒家传统思想，但却不敢直接批判孔子，反而说什么“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临川文集》卷七一《<孔子世家》议》)这说明，即使是地主阶级的革新派，也不可能彻底批判孔孟之道，更不能根本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王安石的地主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只能对腐朽的宋王割“修修补补”，走改良的道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说明在不触动封建制度条件下的改良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历史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同一切私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过去遗留的种种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才称得上真正具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王安石代表的革新派和司马光代表的守旧派的斗争，本质上是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这个斗争由于其阶级属性所决定，不能代替和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对抗。即使这种斗争达到十分尖锐剧烈的程度，双方对农民的态度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同农民的矛盾是不能调和的。王安石变法，也决不是改变整个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秩序，而是在不触动封建制度基础上的有利于地主阶级长远利益和中小地主阶级当前利益的改良措施。大地主阶级和中小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司马光就曾对王安石说过，他们“趣响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变法的根本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是害怕“汉之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唐之黄巢横行天下”，即害怕农民起义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所以，王安石变法决不可能解决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他所提倡的不触动封建制度的改良政策，必然是要失败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就是历史所作出的唯一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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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尊儒反法资料摘译
    三
    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以来，发表了一系列专门著作和论文，大肆鼓吹尊儒反法思潮。苏修这个现代反动派如此热衷于支持孔子这个古代反动派，当然不是为了闹着好玩的。鲁迅在著名论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指出，孔子是一个“摩登圣人”，历来的反动派都是拿他当“敲门砖”使用的。苏修叛徒集团请出孔子的亡灵，给他被上社会帝国主义的摩登服装，在莫斯科招摇过市，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反华、反共、反人民，为了支持刘少奇、林彪那样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但是，时代不同了，孔子这块“敲门砖”早已不灵了，等待着苏修的是必然失败的命运。
    下面摘译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尊儒反法的部分资料，以供批判之用。
    一、吹捧儒家
    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孔夫子是原始伦理政治学说的创立者。他对以后中国社会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千百年来他的学说被看作大多数中国哲学学说不可动摇的基础。孔夫子的名字同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精神文化的发展过程不可分割地联系着，①号召统治者关心人民，在儒家学说中占有相当地位。…在早期儒家中可以看到进步的方面：谴责巨富，人道主义，特别反映在孟子言论中的某些民主性，以及建议改善人民福利，批评专制统治者。@
    孔子和孟子都宣布人民的利益是治理的最终和最高目的，®
    “礼”的学说，即天下一切人都应遵守的道德伦理原则和行为准则的体系，在孔子的学说中起着重大作用。④
    孔子组织并领导了中国第一个私人学校，接收一切人而不管其出身。贵族阶级对教育的垄断因而被首次打破。·孔子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自己学生的高度的道德品质（首先是仁和义），以便他们以后担任国家职务后成为道德的模范并关心人民，®
    在孔子制定的教育制度中，民主原则得到了实行。“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海焉，”由于实行这一原则，在孔子的学生中既有富家代表，也有贫困出身的。有资料说，孔子同情于他的那些贫苦居民出身的学生。…承认一切人能力平等是孔子民主思想的重要方面。…这种情况，使我们有根据给儒家创立者某些政治思想的民主性以高度评价，@压抑着才智的那种惰性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对于毫不含糊地反对统治者的专横的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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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子怎能成为君主专制的思想家这一点，甚至没有提出疑问。众所周知，孟子也处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但是他就反对战争和君主专制，坚持要求他们施仁政。…这种思想表明，对人的新的更人道的观点是可能产生的，它为人们开辟了新的前景，并为经历了许多世纪的人道主义传统奠定了基础。⑦
    孟子（同他所认为是当时社会罪恶的一切作斗争的不倦战士）为了答复使政治家摆脱良心，并宣布不应受任何道德准则束缚的法家理论，建立了仁政的理论，发展和补充了孔子提出的论点，即政治应该从调节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伦理原则出发。⑧
    什么是孟子为之斗争的“仁政”？在文集中有几个定义。在一个地方，仁政被说成是安民（民安），在另一个地方是保卫人民（保民），亦即保障人民的恒产，使他能扶养父母和子女。因为农民的财产是土地，孟子详细制定了农民的土地分配制度（所谓“井田制”）。在第三个地方，孟子主张统治者的任务是帮助穷人（补不足）。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统治者应有不忍人困苦的心。…仁政就是拒绝军事冒险，减轻刑罚，降低赋税和贡纳，放弃政府对湖沼利用的垄断，关心孤寡和无子女者，保证官吏的世袭俸禄。®
    当然，在这种黑暗的背景下，孟子关于恢复“井田制”的理论，应该说是显示了对千百万少地和无地农民的命运的真正儒家式的关心。四
    儒家赞成建立一个仁政的政府，并保卫人民推翻不尽为父之道的暴君的权力，@
    二，诋毁法家
    法家的学说中包含着一系列反动的概念：奖战，愚民、严刑、明察（普遍监视和监督制度)。但是作为整体来评价法家，就不应该使它离开这学说产生的时代。法家的反人道主义，这是公元前五至前三世纪中国社会本身中的反人道主义，那时许多道德和伦理规范都破灭了。
    在商鞅创造的模式中划出了“良民”，而譴责不喜欢他的制度的那些人的精神生活和行为准则。由此产生了“虱”的概念。“虱”是国家的敌人。谁研究诗歌、历史，音乐、礼，追求善、仁、无私和赋有辨慧，也就是所有能批判地思考的人，商鞅全都把他们列入“虱”的范畴，国家必须清除他们。®
    统治者利用人民是为了自己，为了确立自己的政权和夺取他所知道的世界一即天下的霸权。法家创立者以恬不知耻的坦率态度宣布了这一点。四
    法家本身认为自己是“古”的合法继承者，因而也是那些“在当时中国社会内部形成的，依他们看来是最好的传统”的继承者。当然，他们在进行社会经济改革和国家改造时，打破了过时的规范和传统，不过它们局部的反传统主义仍在民族传统的范围里实现着，因为法家并不打算破坏这种传统的基本核心一一对“古”的崇拜。烟
    秦汉帝国的第二阶段，标志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对它的某些法规和环节进行加工，标志着正统儒家的形成，正统儒家和孔子最初的学说不同，恰好从自己的对手法家那里吸收了许多东西，特别是在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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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蛮摧残和消灭文化的实践，如此严重地损害了法家理论的名誉，以致于在全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已经再也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宣布自己是法家了。但是法家流派不仅没有消亡，而且实际上在帝国儒家内部获得了胜利。但是，不能把这种胜利想象得太简单。官僚思想意识包括了形形色色的思想色彩。一般说来，法家观点成了一部分顽固而有军国主义情绪的官吏的旗帜，他们坚持，主要的治理方法应当是惩罚措施，应当用惩罚措施使人民绝对服从。有些官吏往往把早期儒家理想突出到首位，他们赞成温和的较为自由主义的开明政策，给人民以喘息，让他们能提高自已的福利。@
    三、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
    孟子死后不到七十年，中国就被世界历史上最残酷的暴君之一秦始皇统一了。⑥素始皇是一个历史上极端残忍的皇帝。正是在他残暴统治时期，同孔子学说的传统有关的古代中国文学和哲学典籍被革出教门，并付之一炬。秦始皇命令在全国“焚毁”诸如《诗经》，《书经》，《春秋》等这些人民天才的作品。死刑威胁着为讨论被认为典范的孔子著作而聚集在一起的学者。甚至在皇帝禁止异端书籍的裁决公布三十日后，那些仍然保存被公布禁止的书籍的人，有被流放去“改造”和“再教育”的危险，也就是去做强迫工作以建造根据秦始皇的命令建设的万里长城。数百名学者按照这个至尊皇帝的命令被作为异教徒活埋了，引起了如此流行，如此凶恶的说法：“焚书坑儒”。@
    毫无疑问，秦始皇的焚书，无论如何决不仅仅是由于儒家反对他所实行的政策而引起的。为了对付这种反抗，使用死刑就够了。全面消灭教育和文化则早就是法家纲领的基本要求之一。@
    由于秦始皇的野蛮报复和粗暴焚毁文化，对法家名誉的损坏是如此厉害，以致在以后的时代再没有人敢于公开宣布自己是法家。然而，法家事实上在帝国儒家中逐渐取得了优势，儒家的人道主义思想则由于政治权宜的考虑而逐渐被驱逐，④
    ①《中国政治和哲学思想的起源，一九六六年俄文版@⑤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一九六工年俄文版®苏修历史问题”，一九六八年第十期
    ①®@苏修%历史问避，一九七三年第五期@古代东方社会学说史，一九五九年俄文版@苏修“新世界，一九六九年第十二期
    ⑧⑨①①@西@知苏修*历史问题，一九六七年第三期
    ①2西苏修远东问题，一九七三年第二期@苏修“文学报，一九六九年第三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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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鲁迅世界观的转变
    石一歌
    鲁迅不是一个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他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经历过一个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一个思想上的质的飞跃。这个飞跃，从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开始，大体到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完成。
    (-)
    鲁迅的转变，首先是时代决定的。
    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人代表着一定的阶级力量，来解决已经成熟了的历史任务。鲁迅思想的变动和发展，正是和时代的步伐紧紧联系着的。，
    在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时期向新民主主义时期过渡的时候，鲁迅的思想已经有过
    一次较大的“变迁”。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鲁迅和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一样，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等思想武器。这种思想从在鲁迅的头脑中树立的第
    一天起，就包含着必将被否定的因素，因为它们不能救中国。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革命需要迈出新的步伐，鲁迅需要寻求新的道路和新的思想武器。因此，正当革命急剧地向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化的时候，鲁迅的思想矛盾也正在沉默、苦闷和探索中日益激化。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杜会革命论。”这场革命给鲁迅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新世纪的曙光”照亮了他的心，使他“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他的响亮的呐喊，成了时代的呼声。他辉煌的战斗业绩，使他无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同曾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右翼的买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胡适之流根本不同，后者顽固坚持他们本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从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到反对整个人民民主革命，很快，对于他们也曾骂过几句的封建军阀势力，也“愿长相亲不相鄙”，完全“和解”了。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则始终坚定不移地“遵奉”着“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英勇地参加了思想上、文化上的多方面的战斗。但是，革命民主主义的世界观限制了他：革命越发展，这个限制就显得越大。他那时常说自己是“乱闯”、“站在十字路口”等等，就反映了这么一个日益尖锐的矛盾。尤其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大资产阶级公开成了反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中国革命“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地领导”了。壁垒分明的革命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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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势，促使了思想战线的进一步分化。新的革命时代向鲁迅和其他一切要求革命到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要求：“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未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是如周扬之流所说是“一脉相通”的，而是有“深刻的质的区别”，“在这两种思想之间横着一条鸿沟”，（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显然，要跨越这条鸿沟，必须有一个飞跃。
    (二)
    时代一旦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它必然具备了实现这个要求的条件。中国革命的发展要求鲁迅转变，同时，也创造了一个使这个转变从必要变为可能的历史环境。
    早期的鲁迅，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的，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相信的却是进化论。历史是怎么发展的？在五四时期他曾说：“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从这里，鲁迅又引仲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等观点。鲁迅吸收了进化论中承认新陈代谢、发展变化的辩证因素，在政治观点上导致了否定旧制度、反对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旧事物的革命结论，但用进化论解释历史现象，不可能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它毕竟还属于历史唯心主义范畴。
    是什么力量使得鲁迅逐渐以阶级论代替了这些观点？是时代。
    五四时期的革命实践证明：旧事物并没有“欢天喜地”地向死亡走去。那个封建老顽固林琴南眼看自己死命捏卫的东西行将灭亡，还咬牙切齿地说：“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欢天喜地”的“进化的路”，在世界上并不存在。
    几年的战斗，使鲁迅对历史发展的认识跨前了一步。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八日，他写道：“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阻碍怎么办？鲁迅坚决地回答：无论是什么，“全都踏倒他”。但是，这里“发展”的概念还比较抽象和空洞。这时，“女师大事件”在鲁迅身边发生了，这场反抗封建军阀及其走狗的革命运动，给了鲁迅以极大的思想影响，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进化论的局限。是啊，杨荫榆之流不也声称是为“女师大”图“发展”么？那些战战兢兢的“卑怯者”，不是为了个人“生存”而逃避斗争，甚至向青年学生“抽刃”么？因此，五月八日，也就是“女师大事件”爆发的第二天，鲁迅在《北京通讯》里对半个月前讲的“三要”作了新的说明：“我之所渭生存，并不是苟活：所渭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对立的阶级都在求自身的“发展”，这便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对于阶级的存在，鲁迅是早就感觉到了的。他早就突破了进化论的十分抽象的“新”、“旧”划分。因为这种划分解释不了祥林嫂和鲁四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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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对立，阿Q和赵太爷的冲突，爱姑和七大人的矛盾，而这种对立和矛盾，鲁迅看到的何止
    成千上万！起先，他用“上等人”、“下等人”这两个不甚准确的概念来表述这种对立和矛盾。以后，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入，在他的杂文里，越来越多地出现了诸如“阔人”和“穷人”，“治者”和“被治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屠杀者”和“奴隶”等字眼。在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事件中，反动派的排枪和爱国群众的鲜血使鲁迅看到了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事实。他发出这样的感叹：“鸣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他还写了一篇《学界三魂》，论述了所谓“国魂”有三种，“官魂”、“民魂”、“匪魂”。这种划分，较之早期笼统的“国民性”的提法，显然是很大的进步。这些都表明鲁迅思想中阶级论的因素在增长。
    当然，仅仅意识到阶级对立，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尚有很大的距离，横亘在前面的
    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在这些灵魂各不相通的人们中间，谁是革命主力、历史的创造者？
    使得鲁迅逐渐明确这个问题的，又是时代。
    对于那些“上等人”一反动统治阶级，鲁迅从来就没有抱过丝毫幻想，而始终目为斗争的对象；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也早已失望于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从法国的启蒙主义者到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都曾无一例外地把农民的
    革命要求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但是，鲁迅却在小说《阿Q正传》中，批判了资产阶级对农
    民革命要求的出卖和葬送。鲁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认为，革命的主力是接受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
    可是，知识界的剧烈分化却给鲁迅以否定的回答。在阶级斗争的急风泰丽中，没有和工农群众实行结合的知识分子是软弱、动摇的。“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曾经有理想有作为的，却象吕纬甫一样，飞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原处，失却了战斗的意志和能力：曾经向旧世界挑过战的，却象魏连殳一样，终于消极了，妥协了，甚至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面对着这个现实，鲁迅认识到：“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但是，即使是“要前进的”青年，也远远不能独立地解决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他们的斗争目的和斗争方式，在没有接受无产阶级领导之前，多半还是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和个人奋斗。而这样的斗争，当时的中国究竟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一九二五年十月，鲁迅写了小说《伤逝》，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子君和涓生，都不失为“要前进的”青年。他们为了追求婚姻自由、个性解放，冲击封建家庭的樊笼，蔑视腐朽的“社会舆论”，表现得多么勇敢！可是，离开了整个社会的改造，离开了革命阶级集体的战斗，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冲破整个黑暗社会所布下的天罗网。最后，他们不能不以死亡和眼泪宣告自己的失败。
    “新的战友在那里呢？”这个问题，长时间地盘旋在鲁迅脑中。
    英勇战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广大工农群众，以自已的革命实践响亮地回答了鲁迅的问题。
    一九二六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特别是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紧密地配合着北伐战争，在很短时间内如烈火燎原，建立了“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毛主席曾经指出，对于这么一个声势浩大的人民革命运动，一切真正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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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鲁迅正是深深地感觉到了这种痛快。一九二六年秋天他到达厦门，曾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写信给许广平：“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甚多，极快人意。”他对工农群众的力量和作用也因此而有了新的认识。以前，他对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始终是同情的，也意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但同时他又深虑人民群众的不觉悟，看到农民的消极面较多，而对其蕴藏的革命力量则认识不足。现在，他的观点有了较明显的改变：“古人说，不读书便城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他还热情地鼓励厦门平民学校的工农学生：“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与智慧。”“你们能下决心，能奋斗，一定会成功，有光明的前途。”与此相关，鲁迅对中国革命道路也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三一八”惨案后，他一再告诫青年不要再请愿，要进行“别种方法的战斗”。究竟是什么方法呢？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他在广州黄埔军校的演讲中说得很明白：“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
    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阶级斗争的客观现实促使鲁迅向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大踏步迈进，他已经意识到阶级对立的存在，意识到工农群众的力量和他们的革命道路的正确。也就是说，在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已得出了与唯物史观非常接近的结论，已经远远不是进化论所能概括的了。到一九二七年年初鲁迅到达广州，可以说，他世界观根本转变的准备阶段，即量变积累阶段已经完成。
    既然思想的激流已经涌到万丈峭壁面前，那么，再前进一步，就会变成壮丽的瀑布。是什么力量推动鲁迅走完了这关键性的一步？时代，还是时代。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公开叛变了革命，不久，武汉国民党也叛变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了失败。在阶级关系剧烈变动的时期，各个阶级都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都在积极而紧张地活动着，阶级分野总是特别清楚，革命和反革命阵线分明，人作为阶级的一员这样的事实，也总是表现得特别明显。因此，这是一个极好的课堂。
    应该说，首先是敌人给鲁迅上了阶级斗争的一课。
    蒋介石反动派以“清党”为名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而在这场“血的游戏”后面，很有规律性的东西可寻。鲁迅在回顾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曾说：“最初，共产党是火车头，国民党是列车，革命是由共产党领导国民党成功的，或者说共产党是革命的功臣”，“但这回却正因为他们是共产党而把他们杀戮”。为什么？因为它们代表着对立的阶级。代表着地主买办阶级的蒋介石对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必然要换“联合”为屠杀，而对北洋军阀则换“反对”为联合。于是，北洋军阀的走狗们“南下，南下，南下”，和国民党反动派一起离集到了“青天白日”旗下。当时，鲁迅曾厉声喝问这些“南下”的人们：“今年可曾幡然变计，另外运动，收受了新的战胜者的津贴没有？”鲁迅把对他们和对“新的战胜者”蒋介石一伙的批判结合了起来，正是正确地反映了这种阶级关系的新变动。
    鲁迅还进一步看到，“青年”和“老年”也首先是服从这个阶级划分的。“有醒着的，有睡着的”，已不足以概括青年的现状。横在他们中间的，分明是一条区别革命与反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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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沟！他说：“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我的一种安想破灭了。”在这里，“轰毁”、“破灭”，都表示着阶级论对于进化论的决定性胜利，表示着鲁迅思想已经开始了质的飞跃。
    阶级斗争的急剧变化，促使鲁迅在斗争中学习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加深了对阶级论的理解。一九二七年底，当梁实秋拿着“人性论”的破烂武器，鼓吹文学应当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反对马列主义的阶级论时，第一个觉察它的反动性，并用阶级观点予以批判的是鲁迅。他从“出汗”这个平常的生活现象驳斥了“人性不变”的谬论，生动、通俗地论证了不同阶级有着完全不同的思想感情，而且在阶级社会里断断不可能有超阶级的文学。到了一
    九二八年八月份，他在《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则更明确地说：“在我自已，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
    一定都带着阶级性”。这种科学而简洁的表述，正是鲁迅确立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标志。
    在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中，阶级敌人的本质的暴露，又促使鲁迅对他们的对立面一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使他进一步在谁是历史创造者的问题上得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在事变发生前，鲁迅在广州与中国共产党人有过非常密切的接触和交往。他会见过党的领导人，阅读过党的机关刊物，进一步了解了党的主张和政策，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事变发生后，在反动派“‘用斧劈死呀，…‘乱枪刺死呀，…”的血腥叫嚣中，鲁迅一面以深沉的悲痛悼念着英勇牺牲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
    一面又认识到：反动者之所以非杀他们不可者，是因为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效力”，而“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对比之下，不必说吴稚晖之流装模作样地提出的“须数百年之后或者才行”的“无政府主义”了，即便是自已过去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的“攻击社会”吧，也就显得“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了。这样的对比，使鲁迅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产生了
    一种特殊的情感，认识到他们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的主力军。
    一九二八年二月，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谈了他对时代的看法，认为二十世纪的世界各国，“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知识分子“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数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几年后，他在回顾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历程时又说，“由于事实的教训”，他确信了“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既然鲁迅早期思想的局限主要表现为唯心史观，那么，他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主要也即是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事实证明，一九二八年下半年，鲁迅已经完成了这样的转变。这在批判创造社，太阳社一部分人的唯心主义的论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有人认为鲁迅立场和世界观的板本转变到一九三○年以后才完成，这是无视客观事实。
    鲁迅世界观转变的经历十分雄辩地告诉我们：是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伟大的鲁迅。陈伯达、周扬等骗子经常把鲁迅说成是孤做超群的“先知”，茕茕子立的“天才”，无非是想割断鲁迅和时代、和工农大众的联系，从而歪曲和贬低鲁迅。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曾使不少革命知识分子或迟或早地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鲁迅则是他们最杰出的代表。列宁鲁说，车尔尼雪夫斯基“不能够上升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又说，“赫尔岑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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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列宁深刻指出他们“不能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俄国生活的落后”。是啊，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鲁迅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也必将成为“不能够”的事情。
    (三)
    人们也许会问：既然是时代条件决定了鲁迅的转变，那末，为什么许多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却没有实现这个转变，有的甚至陷到反革命的深坑中去了？这是因为鲁迅还具备者一系列反映时代要求的主观因素。首先是他勇于投身革命实践的战斗精神。
    鲁迅前期在激烈的思想矛盾中，常对周围复杂的事情渗不透而感到苦闷。这正反映了他的主观世界还未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怎样才能达到正确的认识？他不是把自己关到“象牙之塔”里去苦思冥想，而是深入到实践中去了解“革命的实际”、“敌人的情形”，“各方面的状况”。即使在革命的低潮时期，过去的战友纷纷从战壕里消匿了，但是，“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一他还是肩扛着武器决不离去。这样的努力，就使他深刻地认识了许多事物的本质，总结并积累了大量的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
    马克思说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为什么鲁迅在成为马列主义者以前，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已经具有了“客观的真理性”？就是因为这些认识是在草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他在谈到自己一九
    二五年提出的“必须痛打落水狗”的革命原则时曾说，这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这些精神财富来自实际斗争，反映着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性，又帮助鲁迅进一步认识实际斗争，为他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即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认识的飞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因为自己是这么走过来的，因此，鲁迅看到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离开了革命实践而侈谈“世界观转变”，侈谈“获得了革命意识”，觉得完全是虚妄和有害的。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间，鲁迅在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中曾牵涉到两个问题：如何认识当时的中国社会？如何认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有密切联系的。鲁迅正由于“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而看出他们“自说已变，实际上却并没有变”。不了解中国社会，要批判旧的吧，却“知不清缺点，看不透病根”，要歌颂新的吧，却又因与真正的无产阶级“向来没有关系”，也“就会无能”。这样，尽管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唯我是无产阶级”，一遇到真正的考验，就要露出本相来。鲁迅曾多次引用俄国小资产阶级文学家叶遂宁、索波里的例子。他们也曾欢迎过十月革命，也曾宣布“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但却对革命的实际一无所知。结果来到眼前的“却是老老实实的‘革命’。空想被击碎了，人也就活不下去”。因此，鲁迅谆谆告诚当时的左翼作家，必须在“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中“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只有这样，才能“造出大群的新的成士”。鲁迅投身于革命实践，决不是胡风所鼓吹的那种盲目的“与客观肉搏”，而是积极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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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中寻找革命真理，学习革命真理，再反过来以革命真理指导实践。这是促使他世界观转变的又一个主观因素。
    五四前后，出现在中国思想界的各种学说，理论、信仰纷纭庞杂，代表着各个阶级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方案。鲁迅曾因为“没有指南针”而苦闷。他渴望找到能使祖国和人民解放的“指南针”，为此他进行了顽强而艰苦的“求索”。他在一篇散文里描写过一个“过客”的形象，正可照见他自己的影子。这位“过客”还没有找到真理，不知前途如何，而且是那样的孤独和疲乏，但却日以继夜地前进着。他不象那位“老翁“，因畏惧前面的“丛葬”，在生活的大道芳筑起-一座供自己休憩的“小土屋”，不愿再前进半步；他也不象那位“女孩”，天真无知，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微不足道的“野百合野蔷薇”上。他时时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声音催促着他，也就是一种革命的责任感激励着他，跨过坟堆和野花，去赶路，去探索，去追求。鲁迅就是在艰苦的探索过程中，踢开了孔孟之道，摒弃了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易卜生主义和尼采哲学等资产阶级思潮，跨越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和哲学思想，终于找到了“指南针”一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我国，有不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触、介绍马列主义，要比鲁迅早，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是脱离革命实践的。“华而不实，脆而不坚”，看似懂了，其实没懂。而魯迅对待真理的态度，则“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他并不是见到一种新思想就立即欢呼，他要考虑一下“是否一定就好”。他积极地用他所经历的中国革命的实践检验着，认真地领会其精神实质，只要认识到是革命真理，就心悦诚服地接受。这样，就使他在世界观根本转变以前，已经部分地掌握并运用了马列主义的某些观点。据史实，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鲁迅阅读了《国民新报副刊》上译载的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同月月底，他写下了不朽的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不应看作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他后来终于“无保留”地接受马列主义，是和这种在长期实践中扎扎实实的积累分不开的。
    鲁迅世界观转变后，正好遇上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空前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他于是就刻苦地、集中地学习马列主义并把它作为唯一正确的思想武器。他说这个学习是被斗争“挤”出来的。一个“挤”字，把革命者学习真理的目的性和迫切性说尽了。“挤”着学，是不是实用主义地断章摘句背诵几条就可以了？鲁迅不同意。他坚持认为要看“唯物史观”的“基本书”，学习基本观点。他反对“看儿本别人的提要就算”，因为“这种提要，又因作者的学识意思而不同”，看了容易“为不负责任的论客所误”。鲁迅这样认真学习的结果，使他在政治、文化以及认识论方面各种复杂的问题上，坚持了马列主义的正确路线，胜利地解决了战斗，同时，也加速了他世界观的转变，使他对“许多以前认为很纠缠不清的问题”，都找到了明确的答案。
    在深入实践和学习马列的过程中，还必然会遇到一个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怎样使自己不断跟上时代的步伐而不拉革命的后腿？怎样使自己的思想符合马列主义的真理？鲁迅的回答是：严于解剖自己。这是促使他思想转变的另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
    改造思想，首先就要正视自己思想中的矛盾，尤其要正视思想中的落后面。鲁迅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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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忠告过那些自称已经完成了思想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
    一直说”，“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鲁迅从来不怕公开自己的思想：“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读他的文章，总觉得他的心是和读者交流的。即使是思想中最沉重的负担，他也乐于剖示出来。例如一九
    二四年九月他曾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你看，既解剖了思想中的消极面，又解剖了一时克服不了这个消极面的矛盾，显示了一个革命者何等坦白的胸怀！
    解剖本身不是日的，为的是“治疗”，为的是在思想中破旧立新。鲁迅一旦发现自己“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就产生了非排除它们不可的强烈愿望。他十分厌恶那些明明看到了自己身上有痈疽，却“装点”、“遮掩”，甚至于抚摩、赞叹的卑劣若。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在厦门编纂了自己一九○七年至一九二五年的一些文章，名之曰《纹》，表示他在世界观开始质变的前夕决心将旧思想的“陈迹”埋葬在“坟”里的决心。半年后，他豪迈地宣告自己“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不仅如此，他还十分细致地对自己思想的各个方面一一“诊察”，即使对于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部分，也决不“偏爱”，决不放过。如“救救孩子”这个在五四运动中曾震动过整个思想文化界的响亮口号，鲁迅也因它在新的阶级斗争形势面前显得“空空洞洞”，而予以批判。
    只有向着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高度挺进的革命者，才会进行这样彻底的自我解剖。历史上，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写过洋洋洒洒的“忏悔录”。他们向本阶级“忏悔”，其实是为自己，也就是为资产阶级歌功颂德，甚至是遮遮盖盖地展览自己的肮脏和无耻。刘少奇宣扬的“自我修养”、林彪鼓吹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等谎言，也无非是要从资产阶级的“自我”出发，“修养”出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灵魂”来，“爆发革命”，就是要反革命。而鲁迅的自我解剖则是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革命要求，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知识分子“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的必由之路。他进行自我解剖，着眼点并不在“自我”。如他自己所说，是通过改造自己而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巨厦增添“一木一石”，为“旌旗蔽空”的战斗队伍输送“一名小兵”。正是这个明确的革命目的保证了他思想改造的彻底性，从而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树立了一个伟大的榜样。
    如果说，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促使了鲁迅的转变，那么，在今天社会主义时代，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变就具备了更为充分的条件。毛主席号召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的大道上“继续前进”，“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设有出路的”。鲁迅是继续前进而不中途停顿的模范。他没有把世界观的转变作为思想改造的终点。即使在成为
    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以后，他还是不断地根据革命形势的新的要求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无情解剖自己。臂如，由于他的战斗杂文为中国革命立下第一等的功绩而受到了广大革命人民的称颂，他却说，“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清醒的头脑和对自已的严格要求。正因为这样，鲁迅保持了高贵的革命晚节。
    “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这是鲁迅去世前不久说的一句话。鲁迅这种为革命而不邂地改造自己的彻底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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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皆兵，威力无穷
    学习革命现代京剧《平原作战》的一点体会
    君
    藏
    “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革命现代京剧《平原作战》在艺术舜舞台上板其生动地再现了这“空前伟大的一幕”，谱写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的又一曲壮丽的顷歌。
    《平原作战》写八路军排长赵勇刚率领一支小分队深入敌后，依靠堡垒村的民兵和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拴住了鬼子大队长龟田，最后配合主力部队围歼了敌人。日寇龟田开始是很有，点瞧不起赵勇刚这支“小部队”的。可就是这支“小部队”纵横驰骋于千里平原，打得敌人闻风丧胆，寸步难行。要打败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对付象龟田这样凶狠毒棘，诡计多端的对手，自然不是轻而易举的。正如赵勇刚所唱的：“当前的敌人特别阴险，抗战的道路曲折艰难。”敌强我弱，敌众我寡，而且在广阔平原上，既没有崇山峻岭，又没有湖泊港汉，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为什么赵勇刚和他的战友们却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支“神八路”之所以“神”，并非他们是天生的天神，而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子弟兵，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血肉相联。在人民群众中间，赵勇刚是“鱼在水鸟在林自由来往”，龟田要找他是“苍茫大地无踪影”，而赵勇刚要打龟田，却是“神兵天降难提防”。当龟田包围张庄，用机枪、刺刀逼问贫农张大娘：赵勇刚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子弟兵永在我们心坎儿上，你们烧杀抢冲不散鱼水情长。”在这里，龟田所面对的，不是一个赵勇刚，也不是一支八路军“小部队”，而是整个堡垒村，整个中国人民的钢铁长城。“平川上虽说没有高山屏障，人民是打不破的铁壁铜墙”。赵勇刚一进入堡垒村就如“鱼入海洋”，少数就变成了多数，劣势就化成了优势；而龟田一到堡垒村，正象
    一匹野牛冲入火阵，多数变成了少数，优势变成了劣势，终于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赵勇刚不但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且有广大民兵的配合。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曾经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设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平原作战》十分鲜明地体现了毛主席这一光辉思想。它不但以有力的艺术笔触，酣畅淋漓地描写了赵勇刚和他的战友们的英雄业绩；而且也生动地表现了民兵的配合作用。在堡垒村，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式装起来，实行全民皆兵。他们平战结合，劳武结合，修地道，保公粮，支前线，杀敌寇，充分发挥了群众武装组织的强大威力。正因为广大农民群众都拿起红缨枪武装起来，张庄才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抗日的堡垒村”。在平原上，在青纱帐里，开展地道战、地雷战，没有广大的民兵组织，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在戏的最后一场歼敌的战斗中，看到民兵们大显神成，他们“人自为战，村自为战”，配合八路军打了一场漂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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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道战，把敌人埋葬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平原作战》塑造赵勇刚的英雄形象，不但色彩纷呈地描绘他的大智大男，而且深刻地揭示了他的智慧和力量的真正源泉；不但写他们流水疾风，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而且写他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在全国的数百万正规军中间，至少指定数十万人，分散于所有一切敌占地区，发动和配合民众武装，从事游击战争，是完全必要的。被指定的军队，要自觉地负担这种神圣任务”。赵勇刚就是自觉地担负起这种神圣任务，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化为自己的自觉的行动的人民战士的光辉形象。这个出身苦力的工农的儿子，深深懂得工农群众是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懂得依靠工农、武装工农的重要，他决不是单单依靠个人的勇敢，而是依靠毛主席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依靠广大群众和民兵组织的群成群胆去克敌制胜。所以他一到张庄，就向群众宣传毛主席的持久战的光辉思想，指明抗战的前途。“持久战，三阶段：防御、相持、大反攻！”“敌后开展游击战。鬼子多，和他转；鬼子少，和他干；鬼子驻下我扰乱”。毛主席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由于赵勇刚的言教身教，在堡垒村已经家喻户晓。赵勇刚十分重视发挥民兵组织的作用。龟田袭击张庄，他自己乔装改粉象一把尖刀插入虎穴，同时组织民兵展开地雷战，麻雀战，不让敌人抢走一颗粮食。他把人民的安危冷暖时刻挂在心上，人民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人民。“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赵勇刚”，这才是人民战士的最可宝贵的革命品格。
    在剧中，作为民兵代表的形象出现的是张大娘的女儿小英。张大娘的形象集中体现出人民群众对自己的子弟兵的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小英的形象则体现了民兵同八路军的水乳交融的革命情谊。小英的形象既表现了群众和民兵对子弟兵的鱼水深情和有力的支援，又表现出以赵勇刚为代表的子弟兵给予她的深刻的教育和影响。在张大娘英勇牺牲以后，赵勇刚鼓励大家踏着烈士的鲜血前进，小英当即表示：“深仇大恨，牢记在心，枪打火烧，永远革命！”在青纱帐里，小英和乡亲们在赵勇刚帮助下学习《论持久战》。“持久战放光辉无敌力量，直觉得手中枪也添锋芒。”小英的这两句唱词正说明她在赵勇刚的帮助下思想上的成长，也说明广大民兵是以人民子弟兵为榜样，用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武装起来的群众武装。
    《平原作战》以平原游击战争的宏伟图景，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成力。这个戏虽然取材于抗日战争，但今日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教育意义。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苹命时期同样是这样。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我们仍然必须象堡垒村那样，把劳动人民武装起来，在农村把广大贫下中农武装起来，在城市把工人阶级武裴起来，使广大民兵不但成为生产建设中的骨千力量，而且成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突击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每一个公社，每一个工厂，每一个机关和学校都变成社会主义的坚强堡垒。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进社会主义苹命和建设的伟大战略措施。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者是最害怕我们“实行全民皆兵”的。他们害怕的东西，正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东西。国内的修正主义者如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之流，色总是鼓吹英雄史观、唯式器论等历史唯心论，反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平原作战》正是对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有力的批判，是我们学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的形象化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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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菜、卖菜与吃菜
    运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搞好蔬菜供应的体会
    上海市农业局、第二商业局蔬莱小组
    上海有几百万城市人口，吃菜是个大问题。在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下，早在一九五八年，上海蔬菜就初步实现了自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运用毛主席哲学思想，依靠广大群众不断揭露和解决矛盾，努力从摸索蔬菜的产、销规律中争取主动，使全市蔬菜供应逐步做到数量充沛，质量新鲜，品种多样，上市比较均衡，分配也较为合理。
    生产季节性和消费均衡性的矛盾怎样解决？
    在正常情况下，上海每天约需五万担蔬菜供应市场。一股来说，这个数量是可以满足的。但问题往往不是那么简单。例如，一九六八年冬天，北方寒流连续南下，天寒地冻，蔬莱生产受到很大影响，有几天的上市量只一万多担，市场上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状况。一当大地回春，天气转暖，每天的上市量急剧增加，有时大大超过需要量，又只好返销作饲料处理。这种时少时多的情况告诉我们：在做到蔬菜全年总产量自足之后，还有一个均衡上市的问题。
    蔬菜供应不均衡的原因在哪里呢？主要在于蔬菜生产的季节性很强。上海每年的
    一、二月是严寒，绿叶菜生长缓慢；八、九月间是酷暑高温，多台风、暴雨，对蔬菜生长也不利。这样，上海的蔬菜生产，每年就有两个淡季和两个旺季。
    生产季节有淡旺之分，而人们的需要却没有淡旺之别，这就形成了蔬菜生产的季节性和人们需要的均衡性之间的矛盾。怎样解决这些矛盾呢？我们从满足广大消费者需要出发，首先努力去解决淡季供应不足的矛盾。
    造成蔬菜生产淡季的不利因素，主要是自然条件。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一场暴雨下了五个小时，市郊长征公社菜地上，长得绿油油的鸡毛菜全遭了殃。暴雨“袭击”了鸡毛菜，也教育了群众。广大贫下中农在公社党委带领下，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奋战两年，平整了一万六千多亩土地，开了一条近五公里长的大河，修造了十五个排灌站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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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十公里的地下渠道，使菜田做到了天旱能灌，雨涉能排。一九七○年八月，一场暴雨袭来，全公社却没有一块土地被淹，鲜嫩的鸡毛莱照常上市。长征公社广大菜农同自然作斗争的行动说明了：淡季不利的自然条件是客观存在的，气候变化的规律也是不能违背的，但人们能够认识它、掌握它，从而创造条件制服它。给淡季蔬菜生产创造有利的外因，建立稳产高产的蔬菜基地，这是解决淡季不淡所不可缺少的。
    广大菜农多年来同自然作斗争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有些蔬菜本身就具有抗严寒，耐高温的特性，适应在淡季生长。于是，我们就努力从改革品种上下功夫，选育具有抗寒、耐热性能的品种，使蔬菜从品种特性的“内因”上，适应淡季的自然条件，使它同有利于蔬菜生长的“外因”结合起来，更好地解决淡季的矛盾。我们同广大菜农一起，具体分析了各种蔬菜生长的特性，在夏季，适当扩种耐高温的冬瓜、豇豆等一类品种，到冬季，推广种植大白菜、萝卜等能露地越冬的晚熟品种，又从山东引进了耐寒的大白菜品种“城阳青”，自己动手培育出在气温零度上下还能顽强生长的卷心菜，青菜新品种。这样，在同大自然作斗争中，初步取得了淡季生产的主动权，缓和了淡季上市量不足的矛盾。
    我们还从实践中知道，蔬菜的品种结构和茬口安排对淡、旺的关系也很大。怎样改进品种结构和茬口安排，进一步增加淡季供应量呢？“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当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来到虹桥公社张家宅生产队的时候，富有实践经验的菜农给我们说：“解决淡、旺的办法一长串，多种、种好土豆是关键，”原来，这个生产队是用多种土豆的办法来增加淡季上市量的。他们种的春上豆，一般三月初下种，六、七月份采收，可以贮藏到八、
    九月份上市。这不仅可以增加淡季的上市量，而且给蔬菜的茬口布局带来了变化，相应地调整了旺季的上市量。这使我们认识到，在旺季多种生长期长、旺种谈收的品种，可以起到“调旺增淡”的作用。于是我们从无锡引进了茭白，从常熟引进了水芹，在全市菜区因地制宜地总结推广了多种苧艿、慈姑等薯类和水生作物的经验。
    但是，旺季是蔬菜生长的有利季节，在通常年景，旺季的单产要比淡季高出好几倍。采取“调旺增淡”的措施，旺季过多的矛盾虽然有所缓和，但还是有返销现象。怎样充分利用有利条件，使蔬菜在旺季长得更多更好，使它更好地为淡季服务呢？广大装农和商业工作者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要求出发，在蔬菜旺季，设法推迟上市或收割贮藏等办法，力争做到有更多的储备量；还适应人民群众的习惯，送菜上门，代客加工，发动千家万户来加工腌制贮藏蔬菜。这样，既积极发展了旺季生产，又压缩了旺季蔬菜上市量，而且对解决淡季的矛盾也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实践说明：解决淡，旺的矛盾都应该立足于生产，只有发展生产，才能确保供应。我们首先解决淡季不淡，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同时又必须积极发展任季生产，以旺补淡，才能更多增加淡季货源，比较切实有效地解决淡季供应不足的矛盾。
    从一九七○年起，全市蔬菜供应的淡、旺矛盾有了显著缓和。一九六八年，淡季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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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日上市量只有旺季的一半，一九七○年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三。一九七二年，淡、旺季上市量做到了大致相等，使蔬菜在均衡供应上前进了一步。
    品种单调和需要多样的矛盾怎样解决？
    淡、旺季的矛盾缓和之后，随着蔬菜生产的不断发展，我们发现，不但在旺季有些蔬菜要返销，有时在淡季也出现了返销现象。上海的蔬菜生产是不是比实际需要多了呢？
    在一次实地调查中，广大消费者告诉我们：菜场上菜是不少，就是爱吃的不容易买到。在陕西北路菜场，高温季节主要供应的是冬瓜、南瓜和茄子，消费者批评“天天只见到老
    三样'”，要求多供应绿叶菜和豆薯类。这说明，当蔬菜在数量上还不足的时候，人民群众首先要求满足数量；一旦数量满足后，矛盾就从数量转到了质量方面，要求品种丰富多样。这是一个新的矛盾。
    怎样增加每天上市的蔬菜品种呢？一九六五年，我们曾经作过努力，新增加了一批品种。但这些新品种多数是旺季上市、旺季落市的，这对改变市场供应单调确实有一定作用，只是好景不长，往往“一轰头”之后，上市的品种又明显减了下来。后来，我们来到长征公社五一大队，向当地菜农学习。那里种的豇豆有六个品种，播种期从清明开始，一直延续到大暑，使上市供应时间从一般的一个多月延长到四个多月。又如黄瓜，市郊一般只种两茬，供应约两个月；他们却分五茬播种，从初夏上市供应可持续到晚秋，长达半年。这样，尽管没有增加新的蔬菜种类，因为一些主要品种延长了供应期，每天上市的品种数也就增多了。这使我们懂得：解决蔬菜品种单调的途径有好多个，但有效的办法，是抓住主要蔬菜早、中、晚熟，采取排开播种的措施，使各类品种配套成龙，以达到提前拉后，延长供应期。
    菜区广大贫下中农发挥了极大的聪明才智。他们通过学习五一大队，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想出了许多延长品种供应期的好办法。卷心菜原来除了四月份外，全年都能上市供应。为了填补这个空当，新泾公社的贫下中农，在上海农业科学院的协助下，用杂交的办法，培育出能在四月份供应的新品种，使卷心菜做到了一年四季都能供应。又如菠菜，上海过去种的品种，既不耐热，又不抗寒，一年只能供应五、六个月。后来，从广东引进了耐热品种，又从东北引进了抗寒品种，使菠菜的供应期延长到十个月左右。
    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我们还发现这样的情况：在上市过多、大量返销的蔬菜中，往往以青菜居多，而在另一个时候，消费者感到市场上蔬菜少了，又往往是青菜的供应量不足。这告诉我们：青菜是上海人民所喜爱的一种蔬菜，是必须保证供应的一个主要品种；抓好了青菜，既有助于解决蔬菜过多过少的矛盾，还能适当满足品种的要求。于是我们除增加淡季青菜的播种面积外，又发动广大菜农一起来想办法。“人心齐，力无比”。冬天搞“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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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密植”，夏天用“水坑田”和“浸种催芽”，从改革品种、改进种植技术等各个方面来种好青菜，努力使这个关键品种的上市量稳定在占总上市量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一九七二年，全市基本实现周年供应的蔬菜增加到十四种，延长供应期的蔬菜增加到二十三种，同时发展了十五个受群众欢迎的新品种，使每天上市的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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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品种增加到三十多种，国庆节前后每天能供应七十多个品种。
    分配中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怎样解决？
    蔬菜数量比较充足了，品种也多样了，消费者是不是都能买到自已称心的蔬菜呢？还不一定。有个时候，我们又发现这样的情况：有些菜场蔬菜过多，有些菜场蔬菜太少，有的菜汤某种菜卖不掉，而另一个菜场同样一种菜消费者却买不到。就拿番茄来说，刚上市的时候，沪西的一些地区上市特别多，造成积压变质；而沪东一些地区上市却很少，消费者很难买到。到了后期，情况则又反了过来。这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要通过抓流通这个环节，来努力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原来上海市郊设有二十四个蔬菜购销站，分头收购邻近菜区的蔬菜。市区的一百四
    十六个中心菜场，又从就近的几个购销站进货。这种流通形式，经营管理方便，减少长途、迂回运输，菜场和生产队都比较欢迎。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蔬菜因受土质、气候和种植技术的影响，在一个地区种植的品种有一定的局限性。就以气候来说，上海市郊以黄浦江为界，两岸的地温就不一样：浦东夏、秋的地温较浦西低，火青莱上市就比浦西要早一些。再说土质，苏州河两岸是沙土高地，适宜种萝卜等品种，一些低注地区，就适宜种茭白、慈姑一类水生作物。还有种植技术和习惯不同，如嘉定县的大蒜富有传统，上海县种荠菜有经验，川沙县的番茄有特色。菜区各地的生产有特殊性，而各个菜场的需要却是普遍的、多样的，相对固定的分配形式，就造成了上市品种的特殊性和消费者需要普遍性的矛盾。这个矛盾解决不好，反映在全市各个菜场上，就会出现某些品种上市有迟有早、此多彼少的现象，有时还会造成同一种蔬菜在一部分菜场积压滞销，而在另一些菜场却无货供应。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除了调整生产布局外，还采取了菜场适当多从几个购销站进货的办法；对一些有特色的品种，因地制宜地推广种植，受气候、土质和种植技术等条件限制的，则充分利用原有条件，采取“一地生产，统一平衡，全市供应”的办法。
    在生产和分配上作了这些调整后，各个菜场之间蔬菜品种此多彼少的问题是不是完全解决了呢？还没有。当慈姑平均分配给全市各个菜场后，闸北区的一些菜场上一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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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而其他区有些菜场却一时卖不掉。沪西徐汇区一带和沪东杨浦区一带同样供应葱头，
    乌推评
    徐汇区一带畅销，杨浦区一带则滞销。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我们分配时只考虑按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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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只想到消费的普遍性，却没有想到消费者也因地区不同，有它的特殊性。为此，我们对多年来分配供应的资料作了分析比较，从中找出各个菜场的消费规律。一般说来，造成消费的地区性大致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消费水平不同。在消费水平高的地区，时鲜菜、花色菜等一类质好价稍高的品种供应量就大。另一种是同一原籍的人居住相对集中，由于口味和习惯不同，反映在蔬菜上也有不同要求。闸北区一些菜场慈姑销售量大，其中一个原因是那一带爱吃慈姑的苏北籍的人居住比较多。同样，在广东人集居的四川北路一带，白花芥蓝菜、生莱等一些品种就畅销。再一种是工厂工种、班次的不同，也影响到蔬菜的供应。如葱头在杨浦区有些莱场所以滞销，原因之一那里是工业区，上夜班工人比较多，工人为了保护眼力，就少吃葱头一类品种。根据这些不同特点，我们在分配时，就分别情况，区别对待，使各菜场之间此多彼少、时多时少的情况进一步有了改善。
    上海儿百万人的吃菜问题的逐步解决，再一次证明：“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种菜人和卖菜人都想着几百万的吃菜人，同时，吃菜人不忘种菜人，提倡艰苦，顾全大局，主动配合搞好蔬菜供应。这是解决蔬菜工作中一系列矛盾的最重要的一条。市郊生产蔬莱的许多社、队干部和贫下中农，曾经多次来到菜场学卖菜，改善农商关系，并直接听取消费者的意见。他们很批刘少奇一伙散布的“自由种植”“钞票挂帅”的反动谬论，大破“看价种菜”“看价上市”思想，坚决按照国家统一计划，想方设法多种、种好蔬菜。为了积极发展土豆生产，虹桥公社的广大菜农，不怕产量低，风险大、成本高，积极克服因难，为解决淡旺矛盾作出了贡献。战斗在蔬菜购销战线上的一支五百多人的联络员队伍，既做好采购、分配工作，组织均衡上市，又积极参与生产，为发展蔬菜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出力。一次，桃浦公社的菜农为恢复一种已经断档的豇豆品种，需要一批种籽，杨家桥购销站的联络员知道了这件事，连跑了五个郊县，终于在一户贫农家里找到了这种种籽，满足了生产的需要。
    上海的蔬菜工作还有不少问题没有解决。即使已经做的一些工作，也还会出现新的问题；在同自然界作斗争中，也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认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和需求之间也会出现新的矛盾。就拿曹杨新村菜场来说，一九七二年，这个菜场供应的大众品种数量比一九七一年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五，而花色细品种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
    四。即使这样，花色品种还是嫌不足。蔬菜供应上出现的这种新情况和新矛盾，反映了城市劳动人民的生活越过越好，同时也说明我们的工作与党和人民要求相比，还存在着很大距离。我们决心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学习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先进经验，不断揭露矛盾，解决矛盾，依靠广大贫下中农和商业职工，在广大消费者的支持下，把蔬菜工作做得更好。
    (本文由复旦大学哲学系“蔬莱调查小组”的同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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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青随等
    “顶牛”的根子在哪里？
    黄陵中学杨桂鑫
    在独幕话剧《补课》中，张老师替李纲补课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张：…这样吧，马上就要考试了，现在把你这两天拉下的课都补上。李：（吓了一跳）什么？都补上？1那要补到什么时候？
    张：咱们下个决心，今天不补好课，老师不吃饭，你也不去吃饭。李：（急了）你不吃饭，我要吃饭。张：你怎么样！
    李：身体是草命的本钱！张：这是给你补课！
    李：你这是给我补课？你是存心叫我挨饿。张：你这是什么态度？李：你自己是什么态度？
    张：李纲！我警告你！今天你不补好课就不准回去！…
    真是无巧不成书。前一个时期，我们学校也发生了这样一桩师生“顶牛”事件：语文课上老师要学生做作文，可是小陆不肯做。班主任得知情况后，心里很恼火，把小陆找来对他说：“你无故不做作文，中午留下来，做好了再回去吃饭。”老师的口气虽然很硬，可小陆却一句话就把老师的话顶了回去：“留下就留下，我写不出。”吃午饭时间到了，小陆还是没有写。老师也心一横，想：“饿肚子大家饿，当老师的说了话要算数。这次不做弘规矩，以后怎么管其他学生？”就这样，师生两人从中午一直“顶”到下午三点多，小陆被逼不过，勉强地在纸上写了一通。老师也总算松了口气，草草收兵，结束了这场“顶牛”。
    “顶牛”的风波是平息下去了，教师中却议论开了。“事情的根子是学生不做作文，老师的处理是对的。”“老师的话不算数，以后还有什么威信？”“对学生严是爱，松是害，严格
    一点有什么不好！”这是有些同志的看法。但也有许多同志不同意，认为这场师生“顶牛”事件的根子是在于教师的教育思想。
    究竞哪种看法对呢？从表面上看，事情的起因确实是由于学生不做作文。但是，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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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汉方是以对立面的存在为前提的。从教师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当用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用说服教育来帮助学生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决不能采取简单压服的办法。就拿上面说的这场师生“顶牛”来说，教师一开始就不分青红皂白地要学生留下来，“做好了再回去吃饭”，这就有，点压人的味道。这种“师道尊严”的思想一抬头，师生之间的关系就难免要越顶越僵。
    教师的话究竞要不要“算数”，这个问题必须分析。所谓“算数”，就是教师怎么说，学生就要怎么做。既然这样，就得看你讲的话是否符合真理，是否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师的话有对的，也有错的；有全面的，也有片面的，有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有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怎么能一律“算数”呢？如果是错误的话，不仅不能“算数”，而且学生应当可以提出批评。即使教师的话是正确的，也要允许学生有一个接受的过程，操之过急，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因此，不作具体分析，教师说的话都要一律“算数”，这不有点凯洛夫说的“教师说的话具有法律的性质”的味道吗？
    有人认为，教师说的话如果不“算数”，今后就没有什么威信了。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学生怕教师，看见教师敬而远之，这不是真正的威信。真正的成信是学生对教师在共同为革命事业而战斗中所产生的信赖和热爱。靠压服，只能是压而不服。这就好比拍皮球，拍得越重弹得越高。话剧《补课》中的张老师给李纲补课，就是采取压的办法，结果李纲的回答是：“老师管卡压，不讲辩证法，态度凶来西，我偏不服她！”看，这那里还谈得上什么教师的“威信”。即使有可能学生暂时给压服了，见到教师就怕三分，这种封建式的师生关系也是维持不了多久的。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新型师生关系，决不能让孔夫子的阴魂在教育领域中游荡。
    我们反对压服，这并不意味着对学生可以不要严格要求。“严是爱，松是害”，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缺少具体分析。我们讲的严格要求，就是要按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标准，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放松对学生的要求，或者对学生的缺，点迁就，这是革命责任心不强的表现。但是，我们反对有些同志一看到学生在前进过程中犯了错误或者有反复，就着一肚子气，动不动就想给学生施加“压力”。学生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而是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因此，只有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才能使学生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恨铁不成钢”，看起来是严了，实际上违背了学生思想发展的规律，结果反而达不到“严格要求”的目的。此外，也还有些同志所讲的“严”，实际上是“师道尊严”。这种严，与其说是严格，不如说是严厉，实际上往往是出于维护自己个人的“面子”。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教师队伍，可不能听任这种资产阶级灰尘沾染自己呵！
    毛主席说：“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师由于和学生的地位不一样，责任不一样，这就决定了在师生矛盾中，教师一般都是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师生关系如何，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教师的教育思想。因此，如果要问师生之间“顶牛”的根子在哪里？我们当教师的应当首先检查自己教育思想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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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在于要有阶级感情
    工领中学何玉兰
    对后进学生怎么办？我曾经认为对他们没办法，强调自已性子不好。但经过学习和实践，我才真正认识到，办法呀，性子呀，都没有接触到本质，关健是对学生要有深厚的阶级感情。
    我们班上有一个学生，由于缺乏辨别是非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经常无故旷课。有一次，他混上了开往南通的船，痛哭流涕地撒谎说：“跟父母去宁波外婆家，上岸买糖，找不到他们了。”船上服务员见他年纪小，认为他说的是真情，为他安排了吃饭住宿，到南通后又原船把他带回上海，并把他送到了开往宁波的船上。一到宁波他就又溜掉了，还在外面干了一些坏事。
    象这样的后进学生，我们教师往往一是“感气”，看见就头痛；二是用简单压服的办法，整一顿“出出气”；三是遇到有反复就“泄气”。这三个“气”，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学生的不良习气所引起的，事实上这恰正反映了我们对学生缺乏深厚的阶级感情。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这个学生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沾莱了不良的习气，这反映了资产阶级在向我们无产阶级激烈地争夺接班人。我们满腔热情地亲近他，说服他，团结他共同前进，目的是为了把他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让阶级敌人争夺过去。我们不去亲近他，阶级敌人就会去“亲近”他；我们简单地“整”
    一通“出出气”，客观上起的作用是把他推向阶级敌人一边去。因此，对他是亲近，还是“憋气”，是“整”，还是“争”，不是单纶的方法问题，而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态度问题，是一个阶级感情问题。党把培养青少年的任务交给我们教师，我们就有责任把后进学生争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来，争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我们看待后进学生的时侯，应当具有一分为二的观点。不能只看到他身上的落后因素，不看到他身上还有积极因素。就拿上面所提到的那个后进学生来说，我们就没有把他看死了，而是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对他作了认真的分析。这个学生错误虽然是严重的，但在他的身上也有不少积极因素。比如，对自己的错误，经过教育，有悔改的表现，并敢于揭发教唆他的坏人；劳动也比较好，能积极参加回收废钢铁、做战备砖、打扫卫生等集体活动。这些积极因亲，虽然暂时还处于矛盾的次要方面，但是，“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只要我们能够调动他的积极因素，克服他的消极因素，坚持教育，创造条件，是可以使他由后进转化为先进的。
    我们说的要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和资产阶级所鼓吹的“母爱教育”、“人性感化”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在阶级社会中，感情从来都是有阶级性的。所谓“母爱”，“感化教育”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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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油掉了感情的阶级性，强调用廉价的眼泪和个人主义的温情去进行教育和感化。这种方式即使获得一时的成功，培养出来的也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而不能是无产阶级的接班人。我们强调用无产阶级感情去教育学生，是要让学生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提高阶级觉悟，逐步树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在做那个学生思想工作的时候，我们首先针对他不懂得新旧社会的不同的弱点，同他一起忆苦思甜，进行阶级教育。我自己谈了在旧社会由于生活所逼，六岁给人家做养女的悲惨遭遇。学工劳动中，又请工人师傅讲他们做童工时的苦难生活，使他懂得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在这个基础上，我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帮助他分析自己所犯的错误，引导他与同学一起参加有蓝益的社会活动，让他在现实斗争中接受教育，提高辩别是非的能力。广大同学也主动从政治思想和文化课学习上，满腔热情地关心和帮助他，使他处处感到苹命集体的温暖。就这样，逐步使他分清了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什么是革命的英雄主义，什么是资产阶级的“台型”；什么是革命同志间的关心、帮助，什么是剥削阶级的江湖义气，思想觉悟有了一定提高。
    但是，进步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后来他的思想上又出现过多次反复，经常一跑出去就是儿天、几十天。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很焦急，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有些好心的同志劝我：“算了吧，搞了半天，他却滴水不进，光你急有啥用？”但我想，党把教育青年一代的任务交给我，是要把他们培养成无产阶级的接班人，现在他在前进中出现了反复，这说明两个阶级争夺青年的斗争十分尖锐，说明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怎么不叫人着意呢？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他“滴水不进”，我们就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抓反复，反复抓，定要把他从资产阶级手里争夺过来。因此，在党支部的帮助下，他每反复一次，我们就抓一次反复。他跑出去，我们坚持把他找回来，耐心地教育他和帮助他。有一次，他又“远走高飞”了，我和他的家长到市整整找了一天，还是没有找到。当时，我又急又累，又冷又饿，回来就发高烧。医生要我休息三天，但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休息呢？阶级的责任感促使我在第二天就赶回校。就这样，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们对这个学生一次，
    二次，三次，一直做了一百多次的思想工作，终于逐渐使他由量变到质变，一步一步地转变到毛主席的苹命路线上来了。去年五月以来，他拾到东西就主动上交，敢于和坏人坏事作斗争。本学期他又参加了学雷锋小组，做了许多好事，文化误学习也一步步跟上来了，大家都说他“变了个样”，最近他又光荣地加入了红卫兵
    两年多来，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下，我还做了其他一些后进学生的工作。在实践中我体会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对学生有没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说到底，就是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立足点的问题。从我们班上来说，绝大多数学生都出身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家庭。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后代，做好他们的，思想转化工作，决不只是关系某一个学生健康成长的问题，而是整个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我们教师只有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把立足点真正移到工农兵方面来，才能对学生具有火热的阶级感情，担负起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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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文建中学韦秉衡
    思想工作的目的是要解决学生思想上的矛盾，转变学生的思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是要根据学生思想上矛盾的特殊性，看“锁”配“钥匙”。
    有些教师总希望有一把“万能钥匙”，能够解决一切思想问题。这种想法是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根本行不通的。思想上的矛盾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但是，矛盾的香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今天的青少年固然都是在红旗下长大，但由于社会、家庭影响的不同，个人主观努力也不一样，思想上的矛盾也是千差万别。即使都是后进的学生吧，造成后进的原因也各不同。同样是学习不努力，可能是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也可能是由于对某
    一项功课的学习缺乏信心，当然也有可能是由于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
    俗话说：“打鼓要打在点子上，吹笛要吹在眼子上”。做思想工作，就一定要做在心坎上，才能使“钥匙”对准“锁眼”。有些教师做同学的思想工作，谈话的次数也不算少，但由于不了解造成学生思想问题的特殊性，讲起道理来十分空泛，不着边际，无的放关，结果总是事倍功半，事与愿违。因此，生活中的“万能钥匙”是没有的，企图千篇一律地用一种方法去解决各种思想问题是行不通的。正确的态度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根据矛盾的特殊性，深入细致地做工作，才可能有成效地转变学生的思想。
    要掌握学生思想问题的特殊性，调查研究很重要。常常听到有些教师碰到思想工作没有成效时，就说学生的思想问题“吃不准”。为什么“吃不准”呢？国为没有调查研究，对学生思想问题的来龙去脉不济楚，或者只是根据现象去判断学生的思想问題。我们必须看到：现象只是本质的反映，并不等于就是本质。事情发生在学校里，但原因很有可能在校外；矛盾暴露在学生身上，根子却往往在阶级敌人身上。如果不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只根据现象去做思想工作，就必然会就事论事。只有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认清事物的本质，真正找到打开学生思想上“锁”的“钥匙”。
    学生思想上的矛盾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它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思想工作的过程，就是旧矛盾不断解决，新的矛盾不断产生的过程。因此，调查研究不能只搞“一阵子”、“一下子”，而要深入持久地搞下去。教师只有积极、自觉地了解学生思想变化的情况，才能更好地教育学生，才能掌握思想工作的主动权。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只是一个比喻，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毕竞不豪开锁那么简单。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有时找到了学生思想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效果仍然不好。这就需要我们进
    一步调动社会上各方面的积极性，发动大家一起来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只要我们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去具体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就一定能够较好地掌握思想工作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把钥匙”又可以打开“千把锁”。这里，关键在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自己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救育路线的自觉性。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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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当代英雄”
    常峰
    《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是苏联所谓“第四代”作家李巴托夫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发表在一九六九年第一、二期《旗》这个文艺杂志上。作者通过“过去的故事”、“现在的故事”和“后来的故事”，精心地塑造了普隆恰托夫这个精神贵族的形象。这个经理的全部历史，是一个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发家史。然而，正是这个经理，却被苏修的评论家们称为“历史的真正主体”、“文学中的当代英雄”。深入剖析普隆恰托夫这一人物形象，看一看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当代英雄”？怎样才成为一个“当代英雄”？这对于进一步认识苏联今天的社会是很有好处的。
    在《故事》中，普隆恰托夫一出场，“穿着华丽的夏装，修着光光的脸，全身用赛泊尔香水洒得喷香”，“订婚戒在手指上闪耀着金光”。他当时是塔加尔木材流送管理处的总工程师，正在争夺经理的位置。他“象一只抓跳蚤的狗”，“牙齿咬得咯咯响”地宣称：“我决不把流送管理处交给任何人！”“我准备啃地皮，掉脑袋，准备几个月不睡觉”。当他想到经理的位置有可能为茨维特柯夫夺得的时候，心中就象猫抓一样地难受，“‘啊一啊一啊！’普隆恰托夫大声地发出这种声音。现在普隆恰托夫的脸变得凶狠了，象乡间小道上嘴里衔着刀的强盗一样。”
    普隆恰托夫为了把经理的位置抢到手，使尽了浑身解数。他象一只猎狗，伸长鼻子去嗅上下左右人们的气味，以便寻找主子和同伙：他象一只饿狼，睁着凶睛窥测对手的弱点，力图置之死地而后快；他同变色龙一样迅速地变幻着脸色，时而微笑，时而谄媚，时而阴沉，时而凶很，以适应各种不同的“需要”。正如《故事》中所描绘的：“他，普隆恰托夫，为塔帅尔流送管理处担了多少心思，为了把它掌握在自己手里想了多少办法，度过了多少个短短的夜晚和长长的工作日啊！”
    马克思教导我们：“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一个社会倡导什么样的世界观、歌颂什么样的“英雄”，是由它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决定的。普隆恰托夫的精神境界和性格特征，难道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当代英雄”吗？不，它只能存在于尔虞我诈、你争我夺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普隆恰托夫在为他自己的个人野心辩护时说：“我们在捍卫神圣的事业。”不错，普隆恰托夫的确是在捍卫他们的“神圣的事业”。当我们看到普隆恰托夫穿着时髦的服装，乘着三驾马车驰骋在塔加尔街道上的时候，看到普隆恰托夫坐上漂亮的只有经理才能乘坐的一号汽艇对工人群众发号施令的时候，看到普隆恰托夫从飞机上俯视自己的领地“普隆恰托夫之国”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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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完全明白他的“事业”是为了把整个塔加尔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变成他个人的私产。这种“事业”的“神圣性”正象地主资产阶级一样，是要“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
    《故事》中的塔加尔木材流送管理处，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的领导权早已被一小撮走资派所篡夺，是一种走资派所有制。在这个企业中，工人们是毫无地位的，更谈不上什么当家作主的权利，只有普隆恰托夫才是名副其实的企业的主人，是这个企业的所有者和独裁者。看吧，普隆恰托夫来到工地上，“他站在这一切的中心，突然高兴地想：‘所有这一切都将开动起来！'他同机器、绞盘机、机车、六层楼高的原木楞堆相比，是那么渺小，不易被人察觉，但是确能够使这一切围着自己转”。此时此刻的普隆恰托夫多么象个贪婪的资本家，他看着工场上的一切，就象葛朗台看到自己的钱袋一样，不仅“突然高兴”起来，而且还两眼发光。他把一切都看作自己所有。工人算什么，“没有用的东西”，只能围着自己转，只不过是围住饼干的“苍蝇”罢了。他从“哲学的角度”想道：“工人们”“应当懂得工作！工作！”这多么象一个工头的呵叱声啊！这又是一种多么赤裸裸的资产阶级哲学观点啊！这种哲学观点认为，工人群众不应当关心政治和过问政治，更不允许参予企业的管理活动，而只应当埋着头无休止地工作，工作！在自己的白骨的基础上建筑起普隆恰托夫之流的“神圣的事业”的大厦。
    普隆恰托夫的哲学观点，从根本上说，就是作者李巴托夫自己的哲学观点。在《故事》中，与普隆恰托夫这个“当代英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工人群众被描写成是一群浑浑噩噩、毫无“事业”感的群氓。他们偷懒旷工，酗酒打架，追逐女人，心目中只有“奖金”两个字。在“现在的故事”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当计划科长波里亚柯夫在全体职工面前讲话的时候，“会场一片肃静。人们紧张而耐心地等着，因为每个人和计划专家的纸都有关系。假使波里亚柯夫说，塔加尔木材流送管理处不能完成月度计划，那末坐在这里所有的人就得不到奖金—这是在很不错的平均工资以外的一笔可观的数目”。因此，当波里亚柯夫最后“噘起了嘴唇”宣布“预计在本月的最后儿天可超额完成八千立方米木材”的时候，“会场里响起了鼓掌声和叫喊声：粗硬手掌的拍击声，站娘们的尖叫声，装卸工敲着皮鞋的铁掌，有人在后排象老鹰一样地叫着，也有人低沉地大笑着。…”人们如痴如醉，似颠似狂，整个会场沉醉在一片即将获取“奖金”的美梦中。
    奖金真的具有那么大的魅力吗？这简直是对苏联工人阶级的最大诬蔑！苏联工人阶级在列宁的领导下，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地进行了十月革命，这难道是为了获取区区几个奖金吗？苏联工人阶级在列宁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创造了共产主义劳动日的芳动形式，这难道也是为了获取区区儿个奖金吗？苏联工人阶级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在卫国战争中为了支援前线，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最后终于取得了对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国的胜利，这难道又是为了获取区区几个奖金吗？只有在勃列日涅夫之流统治下的苏联社会，才会在文学作品中把苏联工人阶级说成是为奖金而生存的可怜虫。文学艺术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苏联文学作品的堕落，恰正反映了今天苏联社会的堕落。它是对列宁亲手缔造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是对全世界工人阶级为之共同奋斗的神圣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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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
    普隆恰托夫的事业，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普隆恰托夫的道路，是一条典型的工人阶级叛徒的道路。他从背叛社会主义事业这一点上出发，开始了他的反革命的“神圣的事业”。
    我们从“过去的故事”中可以看到：普隆恰托夫在卫国战争中，曾经为了争取成为姑娘们心目中的“英雄”而参加了苏联红军。战争结束后，他以一个“勇敢、大胆和讲究穿戴出名”的上尉“回到了塔加尔”，白天“在塔加尔镇上作客”，晚上在“干草房里”谈情说爱，寻欢作乐。就在这日夜狂欢的时刻，突然之间，“他觉得头上的天空被压得掉下来了”，于是，他病了，战争遗留下来的精神重担把他给压垮了。就在这时，一个名叫耳瓦乔夫的老头儿自告奋勇替他治病，用大量烧酒麻痹了他的神经，让他在醉后“象是原始人举着木棒一样，疯狂地、声嘶力竭地”“无意识地蛮干”，见到什么就砸毁什么。就这样，耳瓦乔夫治好了他的病，对他说：“小伙子，我把前线留在你身上的重担全给卸掉啦。”普隆恰托夫从此获得了新生，进了林学院，开始了他的新生涯。
    普隆恰托夫在“过去的故事”中获得新生的过程，是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故事。伟大的卫国战争是苏联人民为了保卫社会主义而进行的神圣事业。它是苏联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但是，对于普隆恰托夫来说，卫国战争这桩伟大的神圣事业竟成了精神上的重担，必须举起沉重的木棍来砸个稀巴烂。他砸掉的是什么？他砸掉的是革命！作者李巴托夫认为普隆恰托夫只有在砸掉列宁遗留下来的革命事业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新生，这就足以证明新生的普隆恰托夫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叛徒，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即新资产阶级分子。
    普隆恰托夫所为之奋斗的是个人的事业吗？不是，他为之奋斗的是特权阶层的事业，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事业。普隆恰托夫所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阶级。他代表着苏联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和走资派，即一小撮精神贵族的统治。在这场争夺塔加尔木材流送管理处经理的斗争中，站在普隆恰托夫背后的有着整整一大群人。他们是普隆恰托夫事业的社会基础。
    在“现在的故事”中，造船技师涅哈莫夫和计划科长波里亚柯夫是普隆恰托夫在企业职工中的两根支柱。涅哈莫夫“有十个儿子，二十个孙子，四个女儿，将近二十个孙女”，分布在镇上和区里的党、团，警、政以及各行各业的重要岗位上，“他们在主宰着塔加尔的大事”，在当地是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而尼基塔·涅哈莫夫则是这一家族的统治者，塔加尔的土皇帝。波里亚柯夫“不喝酒，不抽烟，穿着旧衣服，不到疗养地去”，“这一切都是为了在不需要那么大的屋子里塞满抛光的木器、吸尘的地毯、象博物馆一样陈设着贵重玩物的玻璃柜”，在家里过着头上“戴着绣金小圆帽”、身上裹着“饰有流苏的绣花绸子长袍”的旧俄贵族生活。这是个莫利哀笔下的“悭吝人”的形象，在《故事》中却被作为一个精明强干、忠于职守的英雄人物而歌颂着。就是这样一小撮技术贵族，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力图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步伐，成了普隆恰托夫事业的由衷的支持者和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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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普隆恰托夫事业的真正支持力量不在下面，而是来自上面。这就是苏联各级政权机构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即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它们的代表是区委书记古特金和州委书记祖卡索失。古特金和普隆恰托夫一样，是林学院的毕业生，也是他在中学时代的同学。他们是一对修正主义的李生子。在《故事》中，“古特金和普隆恰托夫的命运永远是紧紧相连的，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就是另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祖卡索夫原是西伯利亚木材流送托拉斯的总工程师，是个技术贵族出身的走资派。他同样地也是在修正主义环境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作者李巴托夫在《故事》中有一段精采的议论：“有许多共同的东西把州委书记和总工程师联结起来，他们都是坐过林学院的课椅，读过同样的课本，看过同样的电影，听过同样的歌曲，有着同样现代人的风度以及同样具有那种捉摸不到的但确实存在着的时代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把整整一代人联结在一起”。
    好一个所谓“时代精神”！这下子倒真是不打自招地点出了作品的反动主题。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派和新资产阶级分子，新工人贵族们确实是由某种“时代精神”“联结在一起的”。他们是一批技术专家或由技术专家出身的官僚，大多数受过修正主义的高等教育，具有资产阶级的技术和文化素养，精通对工人阶级加强统治的手段，向往资产阶级的所谓现代文明生活。他们的共同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权力和金钱的追求。这就是“把整整一代人联结在一起”的“时代精神”。
    歌颂野心勃勃、心狠手辣的特权阶层的代表人物，把他们吹捧成是代表技术进步力量的“当代英雄”，这适应了勃列日涅夫在国内加强统治的政治需要，在近年来的苏修文学作品中是一个时髦的主题。这说明在今天的苏联社会和文学作品中，赤裸裸地歌颂着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反动信条，甚至连那么一片薄薄的遮羞布也不要了。由此可见，普隆恰托夫之流的时代精神，是一小撮精神贵族的修正主义精神，是一群肆无忌惮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者的强盗精神，是社会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精神！
    “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什么阶级统治的社会，就突出什么样的当代英雄。
    综观一部苏联的文学史，从列宁、斯大林时代的歌颂工人，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歌颂经理，文学艺术中的当代英雄的形象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这种变化，归根到底，是苏联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的反映。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这个上台，同一切事物一样，表现为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有其发生、发展和死亡的各个阶段。在苏联，如果说赫鲁晓夫的上台是修正主义上台的开始，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开始；那么，到了勃列日涅夫上台，就已进入了一个全面加强和巩固修正主义统治的新阶段，即社会帝国主义的阶段。它不仅在国内赤裸裸地表现为对工人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并且还力图把这种法西斯统治扩展到全世界去。正如《故事》中所供认的：“生活本身又如此迅猛地变化着，以至于不仅卫国战争年代的军便服，甚至五十年代的肥裤腿都已经没有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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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之所以能受到苏修與论界长期、广泛而热烈的吹捧，原因在于它迅速地适应了政治气候的变化，狂热地宣传了勃列日涅夫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天的苏联社会在勃列日涅夫之流的糟踢下，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落到了只能靠卖黄金过日子的地步。苏修统治集团为了把经济危机转嫁到工人的头上，公开叫嚣要“采取紧张的计划”，“把劳动强度提高到必须的水平”。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故事》同赫鲁晓夫时代的阿飞文学不一样，它挥舞的不是“自由化”的破旗，而是竭力强调“法制”和“纪律”，鼓吹对工人阶级实行法西斯专政。
    在《故事》中，为了“把劳动强度提高到必须的水平”，普隆恰托夫提出了“善良应该和拳头为伴”的原则。工人不服从命令，“要取消累进计件工资”，甚至送你上法庭，这是“拳头”；服从得好，就奖你一个月的工资，这是“善良”。在第三个“后来的故事”里，就设计了
    一个普隆恰托夫如何惩罚酗酒工人以加强法制的情节：大型木排试验成功了，普隆恰托夫经理多么高兴啊！他搂着小伙子们的肩膀，亲切地微笑着：“弟兄们，这件事应该庆祝一下！弟兄们，这是上帝的旨意！”于是，摆出了伏特加：喝吧，亲爱的，喝吧！还要发给你们
    一个月的工资做为奖金呢！这时的普隆恰托夫显得多么“善良”啊！然而，这种“善良”不过是为了掩盖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而象征着“善良”的“奖金”，不过是普隆恰托夫们在掠夺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后留下来的一点残羹余汁，是一把用来笼络少数工人以分化瓦解工人队伍的软刀子，一根用来驱使工人们加强劳动强度的裹着橡皮的钢丝鞭子。果然，喜刷还没演完，悲剧已经开幕。工人们伏特加酒刚刚下肚，奖金还未到手，普隆恰托夫“脸上的红晕消失了，下巴又显得有力了”，“经理又变成了好用权势的、有些残暴的壮年人”。于是，“善良”立即化为“拳头”，普隆恰托夫伙同民警当场逮捕了一个青年工人，理由是他犯有融酒殴人罪。
    在这里，赫鲁晓夫式的土豆加牛肉的“天堂”象幻梦一样地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勃列日涅夫式的伏特加加镣考的地狱！这就是今天苏联工人的悲惨生活的写照。它难道仅只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吗？不，这是活生生的现实。今天，苏修统治集团在报刊上公开宣称要用“法制手段来提高生产效率和加强劳动纪律”，说什么现阶段“向警察提出了特别高的要求，因为模范秩序成了我们社会及其全体公民正常生活的基础”。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谁不知道，苏联最大的罪犯是一小撮特权阶层，庞大的苏修官僚机构是罪犯的大黑窝。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就拿工人的酗酒来说，大量酒精的制造者和售卖者不就是苏联政府机构本身吗？工人们不正是由于在修正主义统治下喘不过气来，才用酒精来麻醉自己求得暂时地摆脱苦闷的吗？
    社会帝国主义同帝国主义一样，侵略是它的本性。李巴托夫在《故事》中，曾突出地强调了普隆恰托夫办公室墙壁上挂着的一幅世界地图。普隆恰托夫看着这幅世界地图，想到的是“塔师尔流送管理处”“比法国大一些，但当然比美国小”。州委书记祖卡索夫看着这幅世界地图，“不想把生活囿于日常的范围和规模之中”。只有党委书记维什尼亚柯夫，由于脱离了“时代精神”，是“唯一一个不看世界地图的人”。在《故事》的结尾，普隆恰托夫在祖卡索夫的启发和帮助下，“办公室里的一切对他都变得不重要了，因为普隆恰托夫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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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是用另一种尺度看事物，他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了”。看，普隆恰托夫们的野心有多大！他们要把他们的反草命的“神圣的事业”的范围和规模扩及到全世界，使全世界劳动人民都在他们的修正主义统治下生活！
    然而，普隆恰托夫们的迷梦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的修正主义统治也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今天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不管大大小小的普隆恰托夫即勃列日涅夫们如何倒行逆施，都决计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张牙舞爪的外貌掩盖不了虚弱腐朽的本质。普隆恰托夫由于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内心十分孤独和空虚，有时甚至会“突然觉得，他没有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正是这样，普隆恰托夫即勃列日涅夫之流的孤家寡人是不会有将来的。他们的事业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被押上人民的审判台的日子是不会很远的了。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过的：“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大大小小的普隆恰托夫滚开！苏联的未来属于苏联的工人阶级！
    附：
    中篇小说《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内容介绍
    《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由“现在的故事”、“过去的故事”和“后来的故事”组成。“现在的故卓”，描写西伯利亚西部地区一个大型木材流送企业的总工程师兼代经理普隆恰托夫如何玩弄手段，图谋夺取正式经理的职位。“过去的故事”和“后来的故事”，穿插在“现在的故事”中间，介绍普隆恰托夫的一些经历，和他在当上了正式经理后的一些表现。
    故事梗概如下：
    在西伯利亚西部鄂毕河和克特河交界的塔加尔镇上，有个木材流送企业管理处。它的业务管摆地区“比整个法国还要大”。1961年，老经厘死了，总工程师普隆恰托夫蒹代经理。
    普隆恰托夫三十六岁，1943年中学华业后应征上前线，胜利后带着中剔军衔向乡当了装卸工，后来被送到森林技术学院读书，毕业后在木材流送企业当值班工程师。有一次他机智大胆地制伏了一饮外面派采做工人的刑事犯，得到了企业老经理的赏识，当上了总工程师。他在业务上“内行”，出国做过报告，会讲德文，懂英文。他穿戴漂亮，住在一☒带花园摆设现代化的大房子里。
    普隆恰托夫做了代经理之后，听说州里要从另一个企业里调一个不懂技术业务的“保守三人”者一茨维特柯失来做经理。他就下定决心要把经理位置先夺下来。
    普隆恰托夫首先要争取“造船工人”涅哈莫夫的支特。这人六十多岁，爱好喝酒和漂亮的寡妇，他有
    十个儿子，四个女儿，二十个孙子：近二十个孙女，分布在镇上和区里的党、团、警、政，各行各亚的重要岗位上，因此是“塔加尔的真正的主幸”。普隆恰托夫在他面前低三下四，奉承拍马，取得了这个老头子的欢心和支持。
    接着，普隆恰托夫又去争取计划科长波里亚柯夫，因为只有他和普隆恰托夫知道企业里藏有一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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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八千立方米计划外的木材。如果把这批木材放进计划，就可以大大超产，从而证明普隆恰托夫完全有能力做经理。计划科长的工资连津贴在内有五千卢布，家中布置得富丽堂皇，生活非常舒适，他担心新经理来了之后他的位子保不牢。所以他和普隆恰托夫一拍即合，很快达成协议。
    普隆恰托夫还想争取企业党委书记维什尼亚柯失。但维什尼亚柯夫认为普隆恰托夫自高自大，独断专行，反对他当经理，希望茨维特柯夫快些来。普隆恰托夫不但没有争取到书记的支持，反而在如何依靠群众的问题上同书记争吵了起来。普隆恰托关认为，在技术问题上，他们这种专家是根本不必同群众商量的。
    普隆恰托夫接着又去争取总机械师奥戈尔楚夫。这个人很年青，曾在茨维特柯夫领导的那个企业里工作过，被茨维特柯夫解雇。普隆恰托夫和他很快就在茨维特柯夫这个人身上找到了共同语言。奥戈尔楚夫说，茨维特柯夫的特点是：“用甜蜜的微笑代替回答问题，虚伪的关心，具有能和所有各级上司搞好关系的本领和肤浅的技术知识”，所有青年工程师都不愿在他领导下工作，因为在他领导下不会再有进步，只会落后。普隆恰托夫说：“是的，茨维特柯夫是个祸害！他不仅在技术上落后于时代，而且是保守主义的积极传播者。”奥戈尔楚夫主动支持普隆恰托夫做经理。普隆恰托夫布置他去改革吊车，因为他们估计到，一万八千立方米隐藏的木材拿出来后，吊车的速度会跟不上。
    一天中午，普隆恰托夫接到州党委工业部长崔扎尔打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组织劳动竞赛，崔孔尔是茨维特柯夫的好朋友。二十年来，崔扎尔步步高升，茨维特柯夫也跟着上升。现在崔扎尔又推荐次维特柯夫到木材流送企业里当经理。本来州委工业书记提过普隆恰托夫当经理，而崔扎尔偏偏提了茨维特柯夫。所以普隆恰托夫在电话里顶撞了崔扎尔。但是挂了电话之后，他感到这样一来反而会使崔扎尔催促快点任命茨维特柯夫当经理。这样自己当经理的希就可能要落空。想到这里他灰心丧气，关上门独自沉思起来，他想起了果戈理的一段活：“当我楫到我的一生将会默默无闻地过去时，恐惧就折磨着我的灵琬”，感到寒冷可怕。
    普隆恰托夫到了区的党委会。区党委里也有他的人。女秘书塔玛拉·涅哈莫娃（涅哈莫夫老头的三女儿)和第二书记古特金都是他小时候要好的同学。而第一书记也受到他们的影响。不久前，涅哈莫夫老头还亲自到区委对着第一书记拍台子大叫要让普隆恰托夫当经理。结果区委第一书记就写信给州委第
    一书记，要求任命普隆恰托夫当经理。普隆恰托夫一进区委办公室，女秘书就把这封信拿给他看。接着，第
    二书记又把企业党委书记维什尼亚柯夫告普隆恰托夫状的信拿给他看，篇二书记还同他一起商量对策。
    普隆恰托夫得到区委的全力支持，非常高兴，又拉古特会去参观经过改草提高了工效的吊车。古特金参观时，表示祝贺，并当面对维什尼亚柯夫进行讽刺挖苦，
    最后，州委工业书记祖加素夫和工业部长崔扎尔来到了塔加尔，对普隆恰托夫进行当面审查，以便决定是否任命他当经理。祖加素夫在他担任州委书记之前，是州里木材流送托辣斯的总工程师。他一下就抓住了塔加尔企业工作中的要害问题：企业生产计划超额完成了很多，是因为吊车的效率提高了。但是木材是哪里来的呢？是用什么方法保证加快了的吊车吃饱呢？普隆恰托夫不敢说出真相，只好用“劳动热情”，“改善劳动组织”等空话来对付，同时他十分钦佩祖加索夫的本领大。
    之后，州委领导人又来到普隆恰托夫的办公室。工业部长崔扎尔向普隆洽托夫提了几个问题，普隆怡托夫又同他顶箍起来。事情搞僵了。普隆恰托夫一不做二不休，把隐瞒木材的事也说了出来。他说出了真相，受到州委书记的表扬。于是他们友好地告别，小说就到此结束。
    “后来的故事”，描写普隆恰托夫当上企业经理后的两件事：一件事发生在19G5年，区里的报纸登
    了一篇小品文，批评普隆恰托夫专用汽艇过分豪华。普隆恰托夫就拣了一个雷雨天，邀请写小品文的记者和他同坐一只破汽艇到作业区去，一路上让记者淋雨挨饿，上岸后又让记者在泥泞里滑了两该，然后把记者训了一通，说自己使用豪华的汽艇完全是出于工作需要。另一作事，描写普隆恰托夫每年四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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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旬，都故意把四月份的生产进度报表压住不上报，让州里的主管部门把他叫到州里去，他好乘机留在州里花天酒地过五一节。这一年，新来的州委第一书记，看穿了他的这套把戏。在州委会上，把他训斥一番之后，随即就用飞机把他送回了塔加尔。
    “过去的故事”共有三段。一段讲他在做普通工程师时大胆机智地制伏一伙刑事犯的故事，吹捧他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另一段描写他在中学毕业时和一个同学打架，那个同学是流放富农的儿子，在被打输后恼羞成怒，说出了心里话：“等德国人来后，我们就把你们这些共产党统统都吊死！”可是在“现在的故事”里，这个人已成了大学副教授，还入了党，他的父亲老富农在卫国战争中也立了功，目前在做集休农庄的生产队长。普隆恰托夫看到这个人的变化，十分感慨，觉得党委书记维什尼亚柯夫是个怪人，因为人人都在变，只有他在战后十五年里一丝一毫也不变。最后一段写1945年，普隆恰托夫复员回乡，天天和姑娘们鬼混。有一天半夜，他从一个站娘家里出来，半路上忽然从脚踏车上倒了下来，不省人事。教醒之后，一直身体不好，越来越瘦。有一个老头子看出他的病是因为在前线时，长期神经紧张而积累成的一种隐疾。于是就把他领到森林里，让他喝了两大碗酒精加草药，发了一阵酒疯，在林中小茅星里住了几天，天天散步、吃肉、睡觉，终于把他的“病”医好了。普隆恰托夫想到这段往事，就觉得党委书记推什尼亚柯夫之所以这样僵硬不化，至今还是象战时一样生活，就是因为他没有被这个老头医一医，没有抛掉卫国战争遗留下来的精神“重担”。
    致读者
    《学习与批判》是一份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性杂志。出版这份杂志，是想借此与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一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深入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贡献一份力量。
    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几个文件，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战斗纲领。为了学好这些文件，今后我们将陆续发表有关学习这些文件的文章。这一期，我们开辟了一个关于儒法论争的专栏，发表了三篇文章。儒法论争的问题，是关系到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大事，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这个间题，不可不辩论清楚；这个讨论，本刊还将继续深入下去。
    本刊贾彻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学术上不同意见的讨论。我们热切地希望得到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支持，积极来信来稿，并对工作中的缺点及时提出批评。让我们在十大路线的指引下，共同努力，把这份杂志办好。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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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司从岁
    一九七三年第一期目录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周恩来(3)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王洪文（13)中国共产党章程
    (18)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
    (22)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27)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认清社会趋势推动革命前进
    学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点体会…方海（28)批判社会帝国主义的锐利武器
    学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一点体会…余来(33)巴黎公社与工人武装
    一学习《法兰西内战》的一点体会
    …宋敏彬（38)
    学会辨别各种思潮和学派
    论尊儒反法
    …石
    仑(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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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屈原的尊法反儒思想…王运熙顾易生李庆甲(53)从“三不足”看王安石的法家思想
    …史尚辉(59)
    资料：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尊儒反法资料摘译
    …(64
    论鲁迅世界观的转变
    …石一歌(67）
    全民皆兵，威力无穷
    一学习革命现代京剧《平原作战》的一点体会…君箴(75)
    种菜、卖菜与吃菜
    一运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搞好蔬菜供应的体会
    ……上海市农业局、第二商业局蔬莱小组(77)教育随笔：
    “顶牛”的根子在哪里？…
    ..
    …黄陵中学杨桂鑫←&2
    关健在于要有阶级感情…工领中学何玉兰(84)“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文建中学韦秉衡(86)如此“当代英雄”
    …常峰（87)
    附：中篇小说《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内容介绍致读者…
    …编者(94)
    学习与批判一九七三年第一期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人《女放社出版
    (上海复且大学)
    (上海绍兴路5号)
    孝专在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3年9月第1版
    1973年9月第1次印别
    开本：787×10921/16印张：6字数：126,000印数：1-300,000统一书号：1717111定价：0.33元
    ★九月十五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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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三年
    第
    期
    总第一期
    eKI包回a
    定价：0.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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