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与批判 历史人物集1976.txt

    歷义人物集
    上海人黄女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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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人物集
    上海人不女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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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人物集
    上海人K*版法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岳孝专在上海发行所发行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开本850×11561/32印张9.75字数207,0001976年5月第1版1976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171211定价：0.6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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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本书是《学习与批判》丛书的一种，共收人物传记十六篇。这些文章都曾刊登于《学习与批判》杂志。这次收入本书时，有些文章文字上略有修改。
    一九七六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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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录
    光明的一生
    一记革命理论战士萧楚女…
    史
    锋(1)
    方志敏烈士传……史
    锋(21)
    刘华一“五卅”运动中的著名工人领袖…许豪炯（40)抗日英雄杨靖宇…凌永康傅正字(56)
    素始皇传…
    …范
    凌(75)
    a
    王充传
    …陆晓松(88)
    王安石传
    曹思峰钟功伟(99)
    方腊传…
    …齐
    矛(116)
    邹容传…
    …陈今(133)
    孔丘传…
    刘修明(146)
    董仲舒的反动一生·…袁航薛闯(16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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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勋传…
    赵清(173)
    胡适传
    一五四前后
    余秋雨(188)
    汪精卫卖国记
    史锋(216)
    拉萨尔传…
    司徒伟智(272)
    洋儒李佳白…
    歌(293)
    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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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的一生
    一记革命理论战士萧楚女
    史
    锋
    “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都是光明的。”
    —萧楚女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正是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一个月。汉阳城头硝烟浓重，火光冲天。守卫汉阳的革命新军在清王朝反革命军队的连日猛攻下，寡不敌众，枪声逐渐稀疏下去。反动军队嚎叫着向前涌来。正在这危急时刻，忽然有一个新军士兵从火中跳起，扑向城楼上的大炮。火光照亮了他的脸，只见他圆睁大眼，微厚的嘴唇紧紧咬着，眉间凝聚着英武的气概。他迅速地点燃了火炮。轰！炮弹在敌人堆里爆炸了。他又点燃了第二炮、第
    三炮，轰！轰！炸得敌人血肉横飞，剩下的四散溃逃。新军士兵们涌向这个青年勇士，向他发出了欢呼：“好样的！萧秋！”“打得好！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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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做萧秋的青年勇士，就是早年的萧楚女同志，这时他才十五岁。
    一八九六年春，萧楚女诞生在汉阳城外鹦鹉洲上一间简陋的木屋里。鹦鹉洲象一只手臂伸向长江，是武汉一带的木材集散地。从湖南洞庭湖和湖北汉水流域运来的木筏，大多在这里进行加工整理。萧楚女早年丧父，自小就跟着母亲在木材场上拾一点树皮、木屑，卖到集上去，换一些粮食充饥。十三岁时，他进杂货店当学徒，又转到茶馆当“跑堂”。为求活路，他先后辗转流浪鄂、赣、苏、皖等省的沿江城市，作小贩，当报童，在轮船上作火伏，尝遍旧世界的艰辛，同时也使他深深地了解了底层社会的生活。少年萧楚女在这所“社会大学”里，广泛接触了社会各阶层，懂得工人、农民的痛苦和欢乐，为他后来从事理论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萧楚女飘泊长江，无处立足，重新回到汉阳的时侯，武汉
    三镇正酝酿着革命的风暴。一九一一年十月，革命军在武昌起义，十五岁的萧楚女也就在这时参加了新军。接着，发生了保卫汉阳城的激烈战斗。
    火炮击退了清王朝的反动军队后，萧秋站在城楼上，跳望被大火吞没了的汉口城。反动军队正在那边纵火烧屋，三十里长街已成了废墟。他紧握拳头，痛苦地想着：“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被外国强盗和封建军阀卡住了喉咙，就象龟、蛇两山锁扼着长江，。我们的民族，需要有千百万挽救危亡的志士啊！”
    道路茫茫，何处求索。他读着古代楚国法家诗人屈原的《离骚》，从“忽反顺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这两句诗中受到了启发，取了屈原用来象征爱国志士的“女”作为自己的名字，表示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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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作为“楚女”的抱负。从此，他就叫作萧楚女。
    找到了革命的真理
    萧楚女是怀着救国的壮志参加新军的，但领导辛亥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却十分软弱，它既害怕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又害怕工人和农民，以致让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果实，当上了大总统。孙中山反袁不成，亡命日本。国内的情况一天坏过一天，多少革命志士怒目苍天，空怀壮志，强忍仇恨看新贵。萧楚女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傍晚，萧楚女漫步江堤，看到奔腾的长江，触景生情，喟然长叹道：“大江滔滔，何处是归程？我有救国的志向，又怎样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呢？”从此心中渐有去意，感到再留在新军中，无异于替军阀作工具，最后终于毅然退出了新军。
    退出新军以后的萧楚女，苦苦地探索着革命的道路。这时，反动势力到处搜捕革命党人，萧楚女的一个好朋友不幸遇难。朋友的父亲给了萧楚女一点钱，要他去乡间避一避。萧楚女拿这钱买了许多书籍。出身穷困的萧楚女，自小既没有进过“洋”学堂，也没有过私塾，只在当学徒期间限人认了一些字。他避到乡间后，以惊人的毅力自学了当时中学的全部文、理科课程。后来，他能够先后胜任国文、化学、物理、数学等课的教师，在同事中传为美谈，就是靠自学打下的根基。
    从乡间出来，萧楚女进了湖北蚕桑讲习所。这里实际上是
    一个耕读式的职业训练班，完全不合萧楚女寻找革命真理的要求；但既然有了一个学习环境，总还是可以充分利用的。讲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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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例要上课，萧楚女并不重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学上，古今中外，天文地理，都是他自学的内容。他按照自己的计划读书和写作，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报刊和书籍。
    萧楚女在蚕桑讲习所毕业后，面对着的依然是一个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社会。他为了找出改造社会的政治方案，写了许多有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文章，批评时政，抨击社会弊端。他的文章鲜明、泼辣、深刻，给当时沉闷的舆论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这时，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进步倾向的《大汉报》，聘请他当了副刊编辑。
    但这样的报刊，还不是无产阶级先进思想指导的，因此依旧是旧的思想武器。直到爆发了五四运动，才正式出现了中国第
    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在湖北，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董必武、陈潭秋，积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成立了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中华大学的恽代英等一批进步青年，发起成立了具有民主革命倾向的进步团体利群书社。一九二○年，萧楚女经恽代英介绍，参加了利群书社。当地的进步青年经常到利群书社来阅读新书报，讨论国内外时事，探讨各种思潮的是非。就在这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中译本出版了。萧楚女从利群书社拿到书后，日以继夜地攻读，常常从白天一口气读到深夜
    一、二点钟。同时，当时在湖南进行着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毛泽东同志，特地派人到武汉来，向利群书社成员详细介绍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对于中国革命的主张，这对于萧楚女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他终于懂得，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必须有马克思主义作理论武器，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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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的光芒，照亮了萧楚女的心，使他从迷茫曲拼的历史中找到了通向光明的道路。
    不久，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利群书社中，挥代英首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二年，由恽代英介绍，萧楚女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一员。这个苦苦探求革命真理的青年，经历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痛苦，经过坚韧不拔的奋斗进取，终于找到了政治上的依归。从此，他开始以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姿态，向旧世界勇猛搏击！
    战斗在山城
    一九二二年深秋的一天，萧楚女受党的委派，离开武汉，乘船西上，前往四川。他站在甲板上，望着两岸高峰，一线江水，听着船工吃力地打着川江号子，心中联想到艰巨而光荣的中国革命事业，他清楚地意识到在自己前进的征途上，正象川江夜航，充满着种种艰难险阻。但他丝毫不害怕困难，他满怀着胜利的信心。
    萧楚女入川，是党中央派去开辩西南地区党的工作的。他先后在泸州川南师范、重庆联合中学和国立第二女子师范教书，并担任了《新蜀报》的主笔。
    在封建军阀势力的武装割据下，四川连年战乱，人民痛苦不堪。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四川军阀之间发生了一场混战，战火延及数百里，前后相继儿个月，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学生首先起来发难。这一年冬天，重庆和川东的万县、川南的泸州一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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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学潮。军阀用武力进行镇压，无理地开除了许多学生。
    萧楚女看到这是发动和组织青年学生运动的好时机，就决定举办一所“重庆公学”，专门吸收被开除的学：生入学。
    十二月初，在重庆半边街一座三层楼的房子里，重庆公学成立了，学生人数共达二百多人。在这所学校中，教师不拿薪俸，学生不交学费，学习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化，异军突起，开重庆教育界的一代新风。学生们一进门，就感到耳目一新，一个个勤奋好学，追求进步，成为当地青年运动的生力军，许多人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华团。
    但反动派是不能容忍这样的新生事物存在的，不到半年，就强行解散了重庆公学。
    “公学”虽散志未散。萧楚女又把进步青年团结在四川}平民学社、学行励进社等青年团体周围，这些团体是由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委员会领导的。它们每逢周末或星期天，就在张家公园或南岸的南山等僻静的地方活动。萧楚女经常亲自参加，引导青年认清当时正在毒害着一部分青年的安那其主义、基尔特主义、克鲁泡特金主义的反动性，区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不同。
    在萧楚女领导下，重庆地区的青年运动逐步与工农革命运动联合起来。他们先在印刷工人中开展活动，接着又把马克思主义宣传到航运工人、码头工人、邮电工人、猪鬃工人的心坎上。马克思主义一经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就产生了巨大的力量。重庆地区的革命运动日流高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孙中山的国民党实行了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展开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新时期。一
    九二四年秋天，萧楚女领导四川工人、学生和各界群众，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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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古老的四川城乡，汇集起了革命的洪流。
    革命力量的迅速聚集，预示着新的斗争风暴的兴起。一九二
    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日本商轮“德阳丸”偷运伪币到重庆，不择手段地企图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当中国检查人员上船进行检查时，日本不法商人怕劣迹暴露，竞野蛮地将四名中国检查人员推下江心淹死，事后还无理地要中国方面道歉和赔偿。卖国的军阀政府一一答应了日本方面的无理要求，让“德阳丸”携带着凶手在长江里扬长而去。这个消息激怒了重庆各界人民，他们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严惩凶手。
    这时，萧楚女已经担任了《新蜀报》主笔。“德阳丸”事件发生后，他在《新蜀报》上接连发表文章，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坚决谴责军阀政府卖国投降的可耻行径。萧楚女领导重庆各界人民在重庆的打枪坝召开了有六十四个群众团体参加的大会，并举行示威游行。萧楚女亲自行进在队伍的最前列，他领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投降卖国！”“交出杀人凶手！”游行队伍到达日本驻重庆领事馆，守在门口的四川军阀部队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萧楚女带领一批群众大步走进领事馆的大门，怒不可遏地当面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萧楚女严正指出：领事裁判权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容忍领事裁判权就是容忍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是绝对不行的！萧楚女怒火万丈地指着日本领事的鼻子大声喝道：“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不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杀人要偿命，中国人民有权缉拿凶手，决不允许帝国主义横行霸道。”这义正词严的一席话，训斥得一贯骄横跋扈的日本领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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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脑袋，一声不响。事后，萧楚女又通过《新蜀报》报道了这一胜利的斗争。群众痛快地说：“这场斗得好，争了中国人民一口气。”
    萧楚女主编《新蜀报》近三年，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写一篇尖锐而深刻的文章。他同群众斗争息息相关，因此他的文章总是最能道出广大人民的心声。近三年中，他的文章近千篇，超过一百万字。他的革命活动，搅得四川军阀心惊胆战。一九二五年上半年，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威逼《新蜀报》开除萧楚女，并扬言要驱逐萧楚女出川。萧楚女闻讯，报之以鄙夷的一笑。军阀见赶不走萧楚女，露出了杀人凶相，准备下毒手了。党获得这一情报后，指示萧楚女转移到新的地区去战斗，萧楚女这才离开了四川川。
    萧楚女走后，重庆市的学生、工人和店员指着《新蜀报》气愤地说：“没有萧先生的文章，我们不订报了！”表示了对萧楚女的深切崇敬和对军阀暴行的强烈抗议。
    理论战线上的一员猛将
    萧楚女离开四川，沿江东下。两岸景色依旧，但斗争形势已与三年前他入川时大不相同了。四川的党、团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也已广泛形成，以五卅运动为序幕的第
    一次大革命，正日益深入地影响到山城重庆和“天府”盆地，而四川军阀对萧楚女的声声嚎叫，只不过如同川江两岸啼不住的猿声，岂能动摇革命战士前进的意志。萧楚女站在船面甲板上，面对着滔滔的江水，瞻望未来，心胸开阔，直向上海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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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楚女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领导工作，并和恽代英等一起编辑《中国青年》杂志。这是在党的领导下用马克思主义教育青年的第一个刊物。萧楚女热爱要求进步的青年，关心青年一代选择什么道路，他经常亲自在刊物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回答青年们最迫切关心的问题，包括思想、工作、学习、生活、失学失业、婚姻恋爱等等，细致入微地灌输革命思想，教育和引导青年走向革命的道路。他的文章立论正确，感情奔放，文字俊逸，深受广大青年的喜爱，青年们把萧楚女称为“青年的良师”、“真理的战士”。许多青年给他写来热情洋溢的信。尤其使青年们敬仰的，是萧楚女以《中国青年》作阵地，奋起犀利的笔锋，刺向一切恶势力。他批判反动的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的文章，气势壮阔，犹如千军万马奔驰在原野上，震撼着整个社会。斗争是这样引起的：随着革命的更加深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日益加紧了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新右派的“理论家”、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的老伙计戴季陶，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和七月，抛出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两本反革命小册子。戴季陶拾起了孔孟之道这件破烂武器，想为蒋介石的“登基”砍出一条路。牌号是孙文主义，要害是反其反人民。在这样的严重关头，叛徒陈独秀软弱退却，非但没有给予坚决回击，反而乞求这些反动家伙“在工业未发展前不要去组织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更助长了新右派的气焰。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强烈的战斗愿望在萧楚女心底里升起，他挺身而出，决心给戴季陶主义以迎头痛击。一天，萧楚女到上海环龙路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去，这是国共两党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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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的领导机构，萧楚女经常到这里来工作。他进了大门，看见戴季陶道貌岸然地正襟危坐在办公室里，正打着湖州官腔贩卖着他的歪理。
    戴季陶说：“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需要取阶级斗争的形式，因为人类是具有仁爱性能的，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本家，使之尊重工农的利益。”
    萧楚女听了十分愤怒，大声驳斥：“什么‘仁爱之心’？这是骗人的胡言。所谓人类的仁爱，在阶级社会中从来就没有过。我们努力于民众的阶级教育，正是为了要把农工做成革命的中坚，叫农工阶级自己以要求解放而革命，决不能等待剥削者发善心。”
    戴季陶呐呐地说：孙中山的思想，就是继承了孔孟的学说。萧楚女迅速反击：“把孙中山活捉了来硬栽在一个什么“仁”的基础上，这是对孙中山的歪曲。如果戴先生以为‘仁'就是革命，我看戴先生现在不必再坐在这环龙路的执行部里，枉谈革命，且去庐山白鹿洞学朱熹消暑讲道，等到每个工人农民都能背出《大学》、《中庸》，然后再使他们扛上锄头长矛，揭竿而起，岂不是更好吗？”
    戴季陶眨巴着三角眼，正想负隅顽抗，萧楚女单刀直入，紧紧相逼：“戴先生如果没有存一片欺骗农工阶级的坏心，如若不想在此时欺骗农工，到革命成功后便抛弃他们，就应当承认现在有必要对农工进行阶级教育，要他们警惕在第二次辛亥革命时被士大夫所抛弃，就象一八四八年法国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抛弃并且镇压了农工一样。”
    这最后的一段话，淋漓尽致地剥掉了戴季陶主义的画皮，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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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戴季陶把险拉得长长的，坐着既不是，走开也不好，浑身出汗，
    狼狈不堪。
    萧楚女继续为革命而战斗着。八月，他离开上海赴河南工作，途经武汉，以“抽玉”为笔名写下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文章；九月到达洛阳，又写了《戴季陶拥护掠夺弱小民族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请看他口中所说的人口问题》。这两篇讨伐戴季陶主义的战斗檄文，编为《中国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公开出版发行，它们抓住戴季陶主义取消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个反动核心，驳斥戴季陶关于工农阶级斗争“贻害”“国民革命”的胡说和“共产党寄生”于国民党的反革命叫器，揭穿了新右派妄图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的阴谋。
    在萧楚女等马克思主义战士鞭辟入里的剖析下，戴季陶主义原形毕露，成为臭不可闻的狗屎堆。这一下可急坏了陈独秀，他急忙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的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盗用党中央名义发表了一则卑劣的声明：
    兹查有萧抽玉所著之《中国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按其内容纯系萧之个人意见，所有言论，本党概不负责，特此郑重声明。
    但是，萧楚女非但没有被陈独秀的高压吓倒，反而从中进一步看清了批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重要性，促使他紧紧揪住戴季陶主义这个凶恶敌人不放，同时也激励着他把已经开始了的对另一股反动思潮一一国家主义派的战斗更坚决地进
    行下去。
    国家主义派是西方法西斯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面生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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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杂种。它是由一帮封建买办阶级政客曾琦、李璜、左舜生等纠合起来的反革命政派，听命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专以反共为职业。他们办了一个《醒狮》周报，又称为“醒狮派”，人们却直截了当地称它为“狮子狗”即哈巴狗。这一伙人，自称要在理论上摧毁共产党，其实他们自已实在贫乏得可怜，只能以超阶级的国家、民族为幌子，贩卖一点“全民政治”、“全民革命”的破烂货。
    萧楚女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是早在重庆时就已开始了的。
    一次，他到一所学校去与教师讨论问题，一个国家主义派分子竞主动出来挑衅，污蔑马克思主义是领卢布人的赤色宣传，是舶来品，不合中国国情。萧楚女鄙夷地斜视了这个家伙一眼，抚案而起，说道：
    “我问你：谁使得种庄稼的没有饭吃？谁使得造房子的没有屋住？谁使得缝衣服的没有衣穿？是地主和资本家！马克思主义就是讲的打倒地主和资本家的道理。工人农民都欢迎马克思主义，只有地主资本家才害怕它传入中国。你们也胡说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说的完全和地主资本家一个腔调，你们何不将国家主义派改名为地主资本家派！”
    接着，萧楚女的话锋更锐利了：“我们向左转，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在一起，争人民大众吃饭的权利，光明磊落；你们向右滚，抱金圆叮当的资产阶级大腿，图骄奢淫逸，不过是哈巴狗一群，哪有资格到这里来胡扯！”
    这快刀利刃般的揭露，使那个国家主义派分子面孔胀得象猪肝一样，下颚抽动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岂有此…”，最后
    一个“理”字还没有说出口，就慌忙夹着尾巴溜跑了。
    一九二五年十月，萧楚女发表了《显微镜下之醒狮派》，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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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主义进行了系统的驳斥。这本书一出版，立即风蘼全国，成为革命者和一切进步人士的必读书。此外，萧楚女还写下了大量批判国家主义派的战斗文章。
    萧楚女批判的锋芒，首先指向所谓“全民国家”的谬论。他指出，“阶级和国家，系同始同终相并存亡的东西。”因此在提到国家时，必须认清是什么阶级的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只能爱代表自己利益的国家，而绝对不爱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国家主义派高叫爱国，他们要爱的国家，只代表“军阀，宫僚，政客，名流，绅士，买办…和侵略中国，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所以国家主义只不过是封建买办专政的代名词而已。·
    萧楚女集中火力批判了国家主义派的两个动听的口号一“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国家主义派口里说要外抗强权，实际上却在替帝国主义辩护，说在中国并无帝国主义资本的侵路，因此他们主张“对于外国一切之既成条约，均照旧遵守”。萧楚女愤怒地指出：“原来醒狮派的外抗强权，是和段祺瑞的‘外崇国信’一样的。‘照旧遵守一切既成条约’，这便是醒狮派‘大无畏'的外抗强权！”至于所谓“内除国贼”，那更是直接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难怪疯狂镇压爱国运动的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竞大模大样地说：“我是一个真正爱国的国家主义者，我只反对国民党和共产党！”
    在马克思主义的显微镜下，国家主义派声名狼藉，许多国家主义团体纷纷瓦解。“中国少年自强会”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份宣言，表示“愿放弃国家主义，与进步的革命青年合作”。有一个青年看清了国家主义的反动本质后，脱离了这个反动团体，参加到进步的青年运动中来，不久成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最后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这个事例，是对国家主义的又一有力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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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民运动讲习所
    一九二六年五月，广州城里绿树成荫，红花盛开，古老的“番禺学宫”，一派热烈景象，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这里开学了。毛泽东同志亲自兼任所长。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的萧楚女被调来作为毛泽东同志的助手。讲习所大部分教员是我们党各方面的领导同志兼任的，只有萧楚女是专任教员。他日以继夜地为培养无产阶级农运干部而呕心沥血。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曾经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主要靠萧楚女。
    萧楚女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把引导学员确立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他在讲授《帝国主义》课时，组织学员学习列宁的伟大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暂时稳定时期，机会主义者利用这个假象，竭力散布世界资本主义歌舞升平、没有社会矛盾的谬论，掩盖帝国主义走向没落的根本趋势。为了揭示帝国主义的本质，萧楚女查阅了几十种报刊和书籍，集中了丰富的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政治形势。他告诉学员们：“帝国主义目下正在：一方面尽量地长大它底最后限度的‘胖体’；另一方面，开掘埋葬其最后胖体的坟墓。”他说：形势的发展，正预示着资本主义国家新的政治经济危机和新的革命浪潮终将到来，一切为它们粉饰太平的论调，都是没有根据的，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萧楚女组织了三百多名学员，去海丰考察农民运动，从实际斗争中学习。海半是我们党早期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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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杰出领导人彭湃的故乡，是南海之滨农民运动的一面鲜艳旗帜。学员们乘船出发，沿着海岸东航，夜里到达汕尾。上岸后，大家精神抖擞地趁着月色行军。队伍在稻梁岸上走着，沿途的农民协会会员兴高采烈地在颈项里佩戴着红带子，敲着锣鼓，舞着狮子灯，赶到村外来欢迎。“共产党万岁！”“农民万岁！”“打倒地主！”“打倒土豪劣绅！”口号声此应彼和，震荡在稻田、蕉林的上空。
    按照萧楚女的安排，学员们都被分配到各基层农会去工作。他们调查地主怎样压迫农民，农民怎样组织起农会来反抗，农会成立后做些什么事；他们还和农会会员一起，直接参加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和审理，监督地主执行减租，等等。通过这些活动，学员们亲身感受到农民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把儿千年的封建势力踩在脚下，是一场多么了不起的革命！事后，有一个学员激动地写文章说：“运动本身教育了我们，把我们的感情强烈地吸引到运动中去，觉得自己和农民表里如一地站在一·起了，甘愿为他们而流血牺牲。”
    萧楚女热爱学员，把自己的全副精力都付在学员身上。他白天深入学员，晚上又工作到深夜，甚至天上的启明星已经在东方消失了，他的屋子里还亮着灯。日子一长，他为革命长期劳顿所染上的肺病，复发了。
    夏天，萧楚女的病越来越严重了。多讲儿句话，就要咯血，往往把手帕都染红了。但他依然以惊人的殺力，坚持上课，从不中断。学员们担心他的身体，给他搬来一张椅子，要他坐下讲。那时候没有扩音设备，三百多人的大课讲起来是很吃力的。为了让每一个学员都能听见，萧楚女总是坚持站着，大声地讲，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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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梢地把血吐在手帕里。学员们听着听着，忍不住流下泪来。在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下，萧楚女暂时离开农讲所，住进了东山医院。他躺在病床上，心里仍惦记着农讲所的一切。医生禁止他说话，他就要学员把学习中的疑难问题收集起来交给他，他忍着病痛，半坐半躺地靠在床上，吃力地为学员们作出书面回答。七月六日，他回答了关于唯物史观、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等一批问题后，又写下这样几行话：“同学们提出的问题，现在且先拣简单的笔答于下，其余多言方能明了者，则请俟我稍好再同大家细说。”字里行间，闪烁着一个马克思主义战士旺盛的革命斗志和重返战斗岗位的迫切心愿。
    奋斗到底
    一九二六年冬，萧楚女的健康稍有好转，就要求工作。由于农讲所学员已经毕业，党分配他重返黄埔军校。
    这时，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象急风暴雨一样席卷半个中国，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埋伏在革命统一阵线内部的蒋介石加紧了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者也积极实行收买。在这种情况下，从蒋介石的大本营南昌刮出了阵阵阴风，恶毒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言论日渐增多，并且层出不穷地出现了拘捕、残杀农民运动领袖和革命群众的事件。豪绅们又神气起来了。
    在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不许农民革命，大叫“口号过高”，“行动过左”，要“纠偏”。他自愿放弃对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要无产阶级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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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的尾巴。
    为了击退这股逆流，一九七年一月，毛泽东同志亲自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三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光辉文献。
    政治风云的急剧翻卷，使萧楚女思虑万千，夜不能寐。他推窗伫立，听珠江夜潮如吼，心中升腾起斗争的激情，回到桌前，振笔疾书，直到天明，对陈独秀、蒋介石反对农民运动的言论痛加挞伐。他尖锐地揭露了党内外阶级敌人污蔑农民运动的罪恶目的：“现在有一股有意识要摧残农民协会的右派和反动派，看见农民协会真能代表农民利益，看见农民组织真已强大，与他们的生活相冲突，便拿住一两个不好的农民协会分子，硬诬农民协会是土匪的组织，想勾结政治上的势力解散它。”萧楚女热情歌颂农民运动，指出右派所指的“流氓”、“土匪”，都是革命的闯将，斗争的先锋。他们的革命举动，土豪劣绅恨之入骨，于是就不惜造谣污蔑，戴上种种罪名。萧楚女对农民运动的分析，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阐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观点，萧楚女勇敢地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是北洋军阀段祺瑞在北京屠杀革命群众的-一周年。从北伐前线，不断传来蒋介石在沿途残害工农的消息，这个反动成性的新军阀走一路、杀一路。萧楚女决定借“三·一八”作题目，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
    这一天，黄埔军校礼堂人头济济，大家纷纷猜测政治教官萧楚女今天要作什么讲演。
    萧楚女走上讲台，扫视全场，目光停在一小撮孙文主义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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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的脸上，劈头问道：
    “阶级斗争是能够用人力消灭的吗？”
    全场肃静，连地上掉根针都听得见。反动面又愚蠢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一时摸不着头脑，进步学生却知道他们敬爱的教官萧楚女马上就要向敌人发动进攻了。
    “段祺瑞想用屠刀消灭工农”，萧楚女继续说下去，“他以为工农消灭了，阶级斗争也就消灭了，反动统治就安稳了。不！阶级斗争是既不能以人力去造成它，也不能以人力去消灭它的。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萧楚女锐利的话锋，刺痛了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他们浑身颤抖，害怕萧楚女还要射出更厉害的子弹来。只听萧楚女又说：“革命队伍里的右派，一边打击工农，一边又想操纵工农。他们以为工农是同以前的会匪一样，可以作为自已‘革命’的工具。所以他们就分裂工农的团结，利用工农贵族压迫觉悟的工农。这种人，是危险的仇敌。”
    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终于坐不住了，一个个灰白着脸，偷偷地从会场上溜了出去。左派学生却在热烈鼓掌。萧楚女洪亮的声音，紧紧追上了正在逃去的一小撮坏家伙：
    “屠杀，有什么用！工农有力量解放他们自己。未来是属于工农大众的！”
    三月下旬起，政治阴云越积越重，蒋介石的反动行径日益肆无忌惮，第一次大革命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萧楚女忧愤交集，加上连日苦斗，肺病又一次复发，重进东山医院。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完全撕下了革命的伪装，一手制造了血腥的“叫·-·二”反革命政变，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上海。紧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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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各省的新、老军阀，也按照蒋介石的信号，纷纷举起了屠刀。
    十五H凌晨，在广州的反动派，按照同蒋介石订立的密约，发动
    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到上午十二时，被捕的共产党员达一千多人，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香港总工会，铁路总工会等都被捣毁，大批革命志土壮烈牺牲在街头。黄埔军校的一批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杀气腾腾地冲进东山医院，搜寻萧楚女。
    萧楚女刚吐过血，见到反革命分子涌进病房，就毅然仰起上身，眼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走在头里的一个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被这眼光一惊，退了两步，转身叫同伙动手。萧楚女看到敌人的卑怯，淡淡地笑了一下，从容地坐了起来。
    敌人害怕萧楚女开口，因为他们知道萧楚女语言锋利，他一开口，就凭他们在场的这几名小喽罗谁也对付不了，因此慌忙把萧楚女推着急走。萧楚女又一连吐了儿口血，呼吸也跟着急促起来，但他的头脑十分清醒。他听到白云山上远远地响着罪恶的枪声，街上滚过隆隆的装甲车，他知道现在每一刻都有许多战发在壮烈牺牲，更知道无产阶级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他想狠狠斥责敌人的反革命暴行，而儿个孙文主义分子又拖又拽，使他喘气也发生困难。他想呼喊，也喊不出声。他猛吸了一口气，用了全身力气，终于喊出：“打倒蒋介石新军阀！”“中国革命成功万岁！”这声音凌云直上，久久地回荡在红花岗的上空。敌人吓坏了，慌忙拿起枪托和木棍，对萧楚女下了毒手…。
    珠江在鸣咽，南海在愤怒地咆哮。
    伟大的革命理论战士萧楚女光荣牺牲了！这时他才三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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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楚女以年轻的生命，实践了他那光辉的誓言：
    “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都是光
    ◆
    明的。
    一个人从生以后一直到死，都要做对人民有益的
    正大光明的事，虽然肉休死去，而精神是不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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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志敏烈士传
    史
    锋
    赣东北根据地的创始人
    方志敏同志，一九○○年农历八月十三日生于江西弋阳县湖塘村。在帝国主义张牙舞爪侵略中国的黑暗动乱的年代里，方志敏同志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参加了革命活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积极投身于群众性的斗争，上街演讲，查禁日货。
    一九二二年春，九江成立“反基督大同盟”时，他又带领同学上街
    《
    进行革命宣传。在斗争中，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九三年，他在上海由赵醒侬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誓言里写道：“从此，我的一切，直到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一九二三年十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我党指示下，方志敏同志担任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一九二
    六年秋，北伐军进入江西，他领导各地农民协会为北伐军带路、送饭、抬担架、运粮草，配合北伐军歼灭了军阀孙传芳的主力，占领南昌、九江。革命高潮推动了农民运动，江西农民协会会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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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在…个月里从六千人发展到五万人。农协收缴军阀溃兵的枪械，掌握了武装，并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在方志敏同志的领导下，农民们到处捉土豪游街，封地主房子，没收地主财产。湖塘村一带的农民群众，在猛烈冲击土豪劣绅的时候，把附近漆工镇上警察局派出所的巡官也吓跑了。农民从派出所缴获了三条枪，其中两条是完好的，另一条没有退子钩，又截去了半截枪简，只能算半条。从此，“方志敏两条半枪闹革命”的事迹就传播开了。
    一九二七年三月，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全国农民协会在武汉成立，方志敏同志担任全国农协的执委。不久，方志敏同志去武汉出席全国农民协会会议。在会上，他读到了毛主席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回到江西，他立即召集农民干部开会，详尽传达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精神；举办了江西省农民运动训练班，为农运工作培养了
    一批骨干；并提出“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指导各地农民协会开展如火如茶的斗争。到这一年六月，全省农协会员猛增到三十八万人。疾风暴雨般的农民运动来势迅猛异常，有力地摧毁着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
    农民在乡下造反，搅乱了绅士们的好梦。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右派开始猖狂反扑。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开始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进行大屠杀，江西的反动势力也磨刀霍霍，只是由于武汉的国共合作尚未破裂，江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右派朱培德还不敢公开亮出屠刀，但也蠢蠢欲动。在他的指使下，城里城外，贴出了一张张反动标语：“制止农民运动的过火！”“现在要开一开倒车！”朱培德还公然下令解散各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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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自卫军。黑云翻滚，形势越来越严重。方志敏同志几次跑到
    中共省委要求急电中央采取措施，反击右派进攻。但是，省委在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下，每次给予的答复都是“拉拢拉拢”，“尽力去影响他们”。
    可是，朱培德之流既不理睬“拉拢”，也不接受“影响”，他派了一营军队包围了省农协，缴了农民自卫军的械，抓走了留在省农协的几个人。方志敏被迫转移。七月十五日以后，宁汉合流，江西全省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各地豪绅地主纷纷反攻倒算。北伐时逃跑的大地主张念诚带了一营军队回来，一把火烧光了漆工镇和附近几个村庄。八月间，秘密回来的方志敏同志，到达漆工镇的时候，正是残阳如血的薄暮时分。漆工镇和周围的村庄己是一片瓦砾，满眼废墟，烧焦的梁柱东倒西歪。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断送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方志敏同志感到无限悲愤。他秘密找来了许多和党失去联系的同志，大家问他：“怎么办呢？”方志敏回答：“重起炉灶，从头再干！”
    十一月，方志敏在弋阳九区窖头村召集了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党员会议。会上，他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决定，介绍了毛主席在湖南领导的秋收起义。他向同志们提出：“现在的办法，只有重新革命，组织农民暴动，夺取政权，实现土地革命。”经过讨论，会上通过了起义纲领：
    “推翱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匪党；铲除贪官污吏，肃清土豪劣绅；废债分田分地，建立劳农政府；知果中途变心，刀斩弹穿不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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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决定以自然村为单位，秘密发展农民革命团。同时，为了领导起义，决定成立党委会，方志敏为书记；还成立了武装起义指挥部，由方志敏任总指挥。忠于革命事业的方志敏同志和西人民，没有被凶恶的反革命势力所吓倒，他们表现了伟大的革命英雄气概，英勇地投入了战斗。
    这一年的除夕，方志敏同志在横蜂县楼底蓝家村领导了暴动，揭开了弋、横起义的序幕。几天内，起义军分五路向弋、横各地冲击，起义区域遍及百余里。农民革命团烧田契，毁债约，分粮食，分土地，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弋、横地区到处红旗招展。农民热情歌颂起义的领导者.“湖塘塌塌岭，出了个方志敏；一心干革命，为的是救穷人。”
    敌人开始了疯狂的反扑。一九二八年五月，敌军以一个主力团和一个靖卫团向弋、横起义区大举进攻。游击队被挤到弋阳、横峰、德兴三县之间的磨盘山上。敌人不停地“搜山清剿”，游击队整天和敌人兜圈子，白天吃不上饭，晚上睡不好党。斗争越来越艰苦，有人开始动摇了。
    六月间的一个夜晚，在方胜峰的一个破庙里，方志敏同志召集了弋、横两县的干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一开始，就有人提出：“全国两百多处暴动都失败了，只剩下井冈山和赣东北几块地方，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还是把枪埋起来，把队伍解散，躲躲风头再说。”方志敏同志坚决抵制了这种逃跑主义的主张，他说：“这里的群众跟我们一起革命，共产党员应当与群众共患难。我们要和群众一起坚决斗争下去。准想埋枪逃跑，谁就是革命的罪人！”他还具体分析了敌人的弱点，指出打击敌人的有利条件，他说：“敌人兵力分散，群众反对他们，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先打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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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弱的一路。”会议决定集中兵力进攻敌人的薄弱环节，开辟新根据地。这次会议是创立赣东北红军与工农民主政权的转折点。
    在群众的支持下，游击队坚持下来了。方志敏同志坚持贯彻执行了毛主席总结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作战方针，打退了优势的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扩大了根据地。这年十一月，建立了信江工农民主政府。到一
    九三○年五月进攻景德镇获胜后，队伍扩大到四千人，扩编为红军第十军；根据地也扩大到纵横五百多里，人口一百多万。八月，赣东北工农民主政府在弋阳芳家墩成立，方志敏同志当选为主席。十月，民主政府机关移驻葛源镇。赣东北根据地的发展，是跟毛主席关于建立根据地的理论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分不开的。正是以井冈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方针，为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抵制立三路线
    一九三○年六月，窃踞了党中央领导权的李立制定和推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条借误路线重地破环了大好的革命形势。立三路线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它在所谓“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主义口号下，指令红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长沙，赣东北红军第十军攻打九江，然后围攻武汉。毛主席从一开始起就坚决反对和抵制了这条错误路线，同它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他耐心地纠正了红军中的“左”倾错误，劝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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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队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在游击战争中打大了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了红军。
    方志敏同志在当时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一边，对立三路线作了抵制。当立三路线统治的党中央关于“攻占
    九江，占领湖口、马当，截断长江，保障武汉胜利”的命令下达时，方志敏同志明确表示反对。他说：“九江是全国重镇之一，敌人驻军多，增援也方使。红十军远离根据地，越过鄱阳湖去进攻九江，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立三路线的代表仍然顽固坚持要红
    十军攻打九江。为了推行这条错误路线，他们还从组织上改组信江特委，将支持方志敏的同志调离信江。特委会上通过了错误的决议：迅速动员赤卫队一百个连加入红军，立即进攻九江。方志敏同志服从特委的决定，但仍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他嘱咐红十军进攻九江时要“相机行事”，又写了详细的书面报告送中央，希望中央改变指示。但立三路线的推行者一意孤行，置之不理，硬要红十军进攻九江。他们甚至提出：“丢了信江根据地，争取九江、南昌的胜利。”结果，造成根据地内部空虚，敌人乘机调动驻上饶的第五师和五个县的靖卫团向赣东北根据地进攻，使赣东北根据地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方志敏同志尽力挽救立三路线给根据地带来的损失。他和同志们经过详细研究，作出决定：“打击敌人，扩大根据地，才能保卫和巩固根据地。”他首先组织群众狠狠还击猖狂反扑的地主篆绅，在一个晚上捉了七十七个地主豪绅，当场镇压了两个罪大恶极的恶霸，打击了反革命的气焰。对于窜犯根据地的白军，他巧妙地组织赤卫队同敌人周旋，出敌不意打击优势的敌人。正当敌人进犯铅山和贵溪，河口镇只留下一个师指挥部时，方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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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组织了一场“虎不在山，直捣虎穴”的奇袭。他带领了一千多名赤卫队，乘夜色，抄小路，直奔河口镇。赤卫队用“明包围，暗突击”的战术，在不到两个钟点的战斗中攻下了河口镇，生擒敌军师长，缴获大量枪枝弹药。当赤卫队主动撤离时，又四处张贴布告，宣传不杀俘虏的政策，严重动摇了白军军心。许多白军丢下武器逃跑，有的还带枪投诚了赤卫队。
    奉命进攻九江的红十军接连攻克了鄱阳（今波阳）、都昌、湖口、彭泽等地，推进到长江边上，但无法渡过鄱阳湖攻打九江。他们根据方志敏“相机行事”的指示，继续在湖东打击敌人。由于立
    三路线的错误，部队仍遭受到一定损失。这段时间的斗争实践，使方志敏同志更痛切地认识到立三路线的严重错误。他坚决主张红军回师根据地。在乐平召开的一次特委会上，经过激烈争论，方志敏同志的正确主张终于被接受了。方志敏同志立即下令：以自然村为单位集中武装，组织群众上火线，配合红军作战。红十军接到回师命令，马上回头猛扑深入信江地区的敌人。八月初，在上饶一举歼灭敌人五县靖卫团。红军准备乘胜再一次攻打河口镇。当时，盘踞在那里的李全坤团，是敌十八师阮绍昌部的一个主力团。
    黄昏，火红的晚霞映红了天空。集合在上饶北面岭溪村的红十军战士斗志昂扬，精神抖擞，整装待发。方志敏同志进行了战斗动员：“同志们！我们今天要打的是驻在河口镇的白匪正规部队李全坤团，大家有把握吗？”
    “有！”战士们响亮的回答声震荡着暮色苍茫的山谷。“好！为了争取胜利，我们要组织支突击队打先锋，愿意参加的同志站到中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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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击队立即组成了。半夜，红军迅速地包围了河口镇。天蒙蒙亮时，晨雾弥漫，笼罩大地。敌人还在做梦。突然，一阵剧烈的排枪声打响了，突击队迅速解决了敌人的桥头哨所。从梦中惊醒的敌人张惶失措，用机枪胡乱扫射。方志敏同志亲临第一线，指挥突击队进攻天主堂里的政人主力。正在这时，我军特务营从外围配合突击队发动了进政。由于敌人用机枪封锁了路口，方志敏同志命令突击队让开正面大路，绕到天主堂左右两侧，冲进天主堂。我军全歼了这一团敌人，攻下了河口镇。这一仗缴枪八百多枝，赢得了很大的胜利。
    一九三○年九月，党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立三路线的统治，赣东北也停止执行立三路线。就在这年冬天，敌人对红色根据地开始实行残酷的“围剿”。方志敏同志根据毛主席关于“诱敌深入”的战路方针，提出了“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击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打不打操之于我。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吃得下就圪，吃不下就跑”的作战方针，在赣东北连续打退了敌人的第一、二次“围剿”，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伟大胜利，红十军主力在作战中发展到五千余人。
    坚持与王明路线作斗争
    一九三一年一…月，以钦差大臣自居的王明从各方面对党施加压力，迫使党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王明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下，推行一条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根本不懂中国革命，教条式地搬弄外国经验，到处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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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哩哇啦地乱说一气，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在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后，王明派人来赣东北，借传达四中全会决议为名，给赣东北的工作戴上“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观念”、“富农路线”、“调和主义”等大帽子。方志敏同志当即指出，这些批评没有根据，同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王明听了汇报，认为赣东北执行四中全会决议不彻底，立即于一九三一年四月派曾洪易以中央代表资稻来籁东北。曾洪易等人一到，马上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姿态，指责赣东北一切工作都错了，下令立即改组省委，撤换不同意王明路线的同志，孤立方志敏同志，还宣布红十军直接归他指挥。他们大骂赣东北的同村大姓支部是“父子党”、“家庭党”、“封建党”，攻击红十军的“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的作战方针是“保守主义”。七月，赠洪易在葛源召开了闽浙皖赣党的代表大会，大肆攻击方志敏等同志是“立三路线残余”、“富农路线”，声称“要执行国际路线的彻底转变”。
    正当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指手划脚瞎指挥一通的时侯，蒋介石发动了对红色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在赣东北，敌人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似潮水一般地进逼苏区。怎样粉碎敌人的“围剿”？方志敏同志认为，应向院浙赣边界方问发展，那里敌人力量薄弱，只要采取游击战争，主动打击敌人，就能巩固和发展苏区，粉碎敌人的堡垒政策。如果持久围攻堡垒，势必造成被动，到处碰钉子。曾洪易却胡说什么：“堡垒政策必须粉碎，不粉碎就不能战胜敌人。”他恶很很指责方志敏同志的主张是反对打通中央苏区，是在敌人的堡垒政策面前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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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洪易在赣东北强制推行王明路线，给红军造成巨大损失。这个机会主义者根本不会打仗，却任意调动红军主力，妄图实现他的持久围攻堡垒的战略方针。敌人在哪里筑堡垒，他就把红军开到那里去。这种胡乱的死打硬拚，使红军处处被动，损失很大，以致赣东北不能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当时有很多有实际作战经验的同志，对曾洪易的错误方针进行了斗争，曾洪易不仅毫无自我批评精神，反诬这些同志进行“反革命派别活动”，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错误的肃反政策打击迫害这些对王明路线表示不同意见或不积极拥护的同志，造成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方志敏同志对曾洪易的错误方针和恶劣作风，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在省委会上提出不同的意见。曾洪易拒不接受，会上引起激烈争论。最后，曾洪易蛮横地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强制隔离方志敏同志，并逼迫他写声明书在群众中公布。
    方志敏同志并没有因为机会主义路线的打击迫害而停止斗争。有一位战士，看到曾洪易的错误领导对革命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损失，非常焦急，他问方志敏同志：“这样下去怎么办？”方志敏冷静地对他说：“现在是很困难，今后也可能暂时失败。但是，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你要相信共产党，要坚持工作。”方志同志这番语重心长的话，表达了他对革命的坚贞信念，激励着这个战士革命到底的信心。
    九三二年夏，蒋介石开始向工农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
    方志敏同志冲破曾洪易的阻挠，积极动员群众做好反“围剿”的准备；同时，为了主动打击敌人，率领红十军进闽北作战，前后缴枪一千六百多枝，打通了闽北与赣东北根据地。第二年·月，红
    十军奉命并入中央红军，调驻中央革命根据地，赣东北游击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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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色瞥卫师一千五百人改编为新红十军。曾洪易不顾新部队的特点，否定方志敏同志坚持的游击成方针，硬要部队死打硬拚去打正规战。谁反对这样做，他就给谁扣上“怕死”、“不能作战”的罪名。这种错误方针，导致部队伤亡惨重。红十军入闽作战造成的大好形势，被破坏殆尽。
    十月，蒋介石又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攻，出动兵力一百万。王明在“全线抵御”、“六路分兵”、“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下，反对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诱敌深入，各个歼灭的原则，否定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结果使红军陷于敌人的主力和堡垒之间，处处被动。他们还拒绝了毛主席主张红军主力进到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迫使敌人回援其统治中心的正确意见，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拚命主义，同优势的敌人“拚消耗”。结果，红军艰苦战斗了整整一年，也打不破敌人的围攻。
    在赣东北，方志敏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同曾洪易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他指出，只有“在白区游击，争取群众，创立自已宽广的游击根据地”，才能“牵制和消灭敌人对根据地的进政”，只有向皖南发展根据地，才能直接威胁反革命统治的中心
    一一南京，把刀架在蒋介石脖子上。但是，曾洪易却顽固执行王明路线，拒绝了方志敏同志的正确意见，强迫红军在根据地同敌人的堡垒死打硬拚，致使红军多次失利。
    不久，曾洪易要去中央出席六届五中全会，省委书记职务改由方志敏同志担任。方志敏同志认为，曾洪易工作中的措误，必须予以揭露，以分清是非，不能糊里糊涂地走。在曾走前的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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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方志敏同志严厉批评了这个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政治上的严重错误，痛斥他打击同志、丝毫没有自我批评精神的恶劣作风。曾洪易态度蛮横，拒不接受批评，方志敏同志在会上同他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曾洪易暂时滚开了，方志敏同志开始改变机会主义路线的许多错误方针。新红十军开始向政人力量薄弱的皖南地区行动，建立了华婺德根据地。香港的英文报纸透露了被国民党封锁了的一条消息：“方志敏指挥的中国红军大队，突然击破了皖赣边界上的蒋军，激战一昼夜，结果蒋军全部覆灭。”
    可是，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却使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发展到顶点。在五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提出了“以红色碉堡反对白色碉堡”、“不失苏区一寸土地”的错误方针，变本加厉推行错误的军事路线。这个错误的决议传来后，方志敏同志在工作中实行的一些转变又被全部否定。
    七月，中央电命红七军团（即并入中央红军的老红十军）与新红十军合并为红十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方志敏同志担任随军政治委员会主席。红七军团接到命令后，便出瑞金出发，于十月到达赣东北。曾洪易也随军回来。这时，在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破坏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一长征。消息传到赣东北，曾洪易立即由原来的拚命主义变为悲观失望的逃跑主义。这个机会主义分子吓破了胆，他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主张干脆丢掉武器，转为秘密活动。方志敏同志领导根据地的干部对曾洪易的叛卖革俞的罪行进行了坚决斗争。在省委会上，斗争十分激烈，方志敏同志愤怒地指责曾洪易说：“你是想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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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跑！”广大于部也都看清了曾洪易的假革命、真叛卖的面耳。曾洪易中央代表的职务被撤销了。省委会作了决议：在群众中广泛批判曾洪易的罪行。这个曾洪易，后来逃到南京，告密自首，成为不齿于人类的无耻叛徒。
    方志敏同志带领主力部队离开赣东北根据地北上抗日那一天，革命群众扶老携幼，满含热泪，前来送别子弟兵。方志敏同志在广场上向群众发表讲话，他说：“同志们，乡亲们，我们北上，是为了抗日救国。我们革命是要革到底的。我们现在虽然暂时离开了，、等打败日本鬼子，我们还要回来的！”他号召留下的军
    干
    ,·民，艰苦奋斗，争取革命的胜利。接着，他就率领队伍翻过山头出发了。
    先遣队在通过怀玉山封锁线时，被敌七倍于我的兵力包围，弹尽粮绝，方志敏同志七天没有吃饭，饿得两脚站不稳，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还是鼓励同志们：“苦算什么，越苦越要干！”但是，由于叛徒的出卖，方志敏同志不幸于一九三五年一月
    二十四日清晨在皖浙赣交界的陇首村被俘。从此，方志敏同志开始了一场同敌人的新的战斗。
    无产阶级的正气歌
    方志敏同志被捕后第二天，被押解到玉山，再到上饶。在那里，他被钉上脚镣手铐。敌人开起了“庆祝大会”，将方志敏同志带到大会的讲台上去“示众”，妄想借此宣扬他们的“胜利”，打击群众的革命热情。
    方志敏同志昂然挺立在台上，正气浩然，目光炯炯，沉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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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着台下的群众。上饶的革命人民谁不敬仰方志敏同志啊，他们看到落到敌人手里、大义凛然的方志敏同志，心情无比沉重，许多人低下头来，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
    敌人军官在台上威起了反共口号，但是，台下寂然，没有一个人应声。敌人恼怒了，恶很狠地命令群众跟着减，但是，还是没有人应声。这种蕴藏着无限愤怒的静默，把敌人吓慌了。方志敏同志的脸上浮现出了微笑。他看到群众的心向着共产党，向着革命。他看到群众中蕴藏着的革命怒火将在沉默中爆发，推翻国民党法西斯的罪恶统治。敌人害怕出事，匆忙把方志敏同志押走，第一次“庆祝大会”就这样收了场。
    敌人又把方志敏同志押解南昌。途中，经过方志敏同志的故乡弋阳，敌人又想稿“庆祝大会”，威吓弋阳的革命群众。可是，当“方志敏被白军捉了”的消息传开后，不等国民党“召集”，
    三千群众手拿锄头、扁担、木棍、柴刀，全不顾“通匪”、“暴动”的杀头罪名，怒涛般地冲向弋阳城。他们怀着沉痛、愤激的心情聚集在公路两旁，准备抢回方志敏同志。惊慌万状的敌人不得不把方志敏同志押进装甲车，用十几挺机枪对准怒火满腔的群众，这才通过弋阳。
    南昌城里，血雨腥风，春寒料峭。敌人于二月六日在豫章公园里组织了…个所谓“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这一天，公园四周军警密布，宪兵侦探大批出动。被匪军强迫来的群众挤满了公园会场。一个美报记者记载了“大会”的情景：
    “豫章公园周围都排列着警察队伍，街上架着机关枪，谁也不准从路旁跑入街心。戴了脚镣手铐而站立在铁甲车上之方志敏，其态度之激昂，使观众表示无限敬仰。周围是由大队兵马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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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戒备着。观众看见方志敏后，谁也不发一言，大家默默无声，即蒋介石参谋部之军官亦莫不如此。规众之静默，适证明观众对此气魄昂然之囚犯，表示无限之尊敬及同情。…当局看来，群众态度之静默，殊属可怕。”
    看吧，全副武装的敌人，面对一个戴着手铐脚镣的共产主义战士，竟惊慌到如此地步！而方志敏同志面对着被国民党逼来的几千群众，却抓住时机，宣传起革命来。他站在装甲车上高声说：
    “同志们，同胞们！我很高兴还能和大家见见面，能和大家讲讲话。我们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内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统治剥削，国已不国，民不聊生，只有实行共产主义…”
    白匪军官从惊愕中猛醒过来，他发精神病似地叫嚷起来：“快拉下去！快拉下去！”这伙匪帮怎么也没有料到，他们精心策划布置的“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竟会变成方志敏宣传革命的演讲大会。方志敏同志争取最后几秒钟时间，大声地说：“希望你们继续我未完成的事业，努力奋斗！”
    方志敏同志被推进装甲车开走了。那位美报记者的报道中记载着：“群众随即开始骚动，表示不平，但是机关枪口早已向着群众的胸膛头颅瞄准…”
    方志敏同志大义凛然的革命气概压倒了色厉内荏的敌人。从此，国民党再也不敢“庆祝胜利”了。
    但是，愚蠢的敌人仍然抱着幻想。蒋介石密电顾祝同，要他设法劝诱方志敏“归诚”。当方志敏同志押到上饶时，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书记长俞伯庆特地从南昌赶来劝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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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委员长很想重用你，你为什么不愿意卓点出来呢？”俞伯庆装出一副由衷的神情说。
    “蒋介石，哼！…什么东西！”方志敏同志嗤之以鼻。“你们不是已经失败了吗？”俞伯庆还不放松。
    “不！我们在军事上是暂时失败了，但在政治上并没有失败！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永远也不会失败！”
    俞伯庆“劝”不出个名堂，灰溜溜地走了。
    在南昌，国民党党部常委也一个个跑到监狱来劝降，弋阳县长和过去曾教过方志敏书的一个劣绅也买了水果、点心跑来了。但是，方志敏同志坚定而明确地回答他们：“投降？梦想！你们国民党是什么东西！一伙凶恶的强盗！一伙无耻的汉奸！一伙屠杀工农的刽子手！我同你们是势不两立的。你们法西斯匪徒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以拷打屠杀为职业的敌军法处副处长，也奉命前来劝降。方志敏同志挺身大踏步地走进审讯室，这家伙马上喝令他的爪牙搬凳子。凳子搬来了，说不好，又要换椅子。坐定后，他装出一副推心置腹的神态说：
    “方先生，我想向你进一步忠告，你们既已失败至此，何必固执，到国方来做事好了！”
    “我可以告诉你，共产党员是深刻信仰共产主义的。”方志敏同志严肃地说。
    “嘿嘿，算了吧！”副处长皮笑肉不笑地说，“有信仰也不能实现，就说将来能实现，顶快也得二百年。我们为什么做傻子，去为几百年后的事情拚性命呢？人生在世，忘了自己，不能算是聪明人吧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随风转舵，是作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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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的本领…”他看见方志敏同总丝毫不为他这套说教所动，话锋一转，说：“嘿嘿，先生，你晓得你们那方的孔荷笼吗？现在极蒙面信任，少将参议，每月薪金五百元…”
    方志敏同志听到孔荷宠这个名字，无法排制自己的满腔气愤。孔荷宠曾是苏区的一个领导人，后来带枪投降敌人，成为可耻的叛徒。方志敏同志厉声说：“那是个无耻叛徒！我决不会跟他一样。革命者宁可被敌人残杀，决不投降敌人！要我屈膝投降，休想！”
    副处长膛目结舌，不知所对。他无法理解这个共产主义战士为什么这样刚强，为什么对共产党事业如此忠贞。
    战斗到最后一分钟
    敌人终于露出了凶相，拿出了杀手锏。
    他们残酷地折磨方志敏同志，给他吃腐霉的米，里面尽是稗子、谷壳、沙石。每天只给两碗水，洗脸漱饮用全在内。牢房里到处都是老鼠、臭虫、虱子。方志敏同志本来就有严重的肺病，在残酷的折磨下，他连续病了二次。敌人又对他衰弱不堪的身体施加毒刑，拷打、鞭笞，各种惨刑都用上了，方志敏同志钢铁般的意志丝毫不为所挫。连敌人的报纸和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也无可奈何地承认：“方志敏态度之强硬，一如平常。”“方志敏反对一切提议，态度非常强硬，看出他到死也不会动摇的；关于红军现状的一切问题，他一概拒绝回答。”
    敌人的残酷折磨摧残不了方志敏同志的钢铁意志。他在牢房里写道：“屈辱，痛苦，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都能忍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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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不能丝毫动摇我的决心，相反的，是更加磨炼我的意志！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
    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
    方志敏同志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他利用敌人要他写“供词”的纸和笔，在昏暗的牢房里抓紧时间写作。他身体太虚弱了，写了几个小时，头就发晕。他咬着牙关，靠着桌子，坚持着…实在支撑不住了，躺一会，起来再干。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艰苦情况下，方志敏同志用自己的心血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死》、《狱中纪实》、《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等纪实性的作品。其中《清贫》、《可爱的中国》两文的手稿连同给党中央的一封信，他设法托人带给在上海的鲁迅先生，请鲁迅先生转交给党中央。方志敏同志还准备利用最后的时间写下《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在序言里，他写道：“囚禁于法西斯蒂的军法处，历时已五个来月了，何时枪毙一明天或后天，上午或下午，全不知道，也不必去管。在没有枪毙之前，我应将赣东北苏维埃的建设，写一整篇出来。”可惜这篇历史没有写完，只留下一个序言。
    敌人妄想用囚笼拴住方志敏同志的行动，但是拴不住方志敏同志日夜怀念党的事业、怀念千百万战友的心。当他偶尔从
    一张包东西的旧报纸上读到毛主席领导的红军在娄山关消灭了敌王家烈部和薛岳两个师的消息时，他欣喜万分，兴奋得通宵不能入眠。他在报纸的空白处写道：“亲爱的全国红军同志们！我在狱中热诚的庆祝你们的伟大胜利，希望你们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战斗，全部消灭白军，创立苏维埃新中国！”
    敌人的镣铐能锁住方志敏同志的手脚，但是锁不住方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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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坚信革命事业必定胜利的信念。他在给一个同志的信里写道：“如果我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如果我不能生存一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在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可视为我的精诚寄托吧！在微风吹拂中，如果那朵花上下点头，那可视为我为中华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致以革命的敬礼！如果那朵花左右摇摆，那就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土们前进啦！”这些激动人心的字句，表达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多么崇高广阔的革命胸怀啊！
    一九三五年七月下句，最后的时刻到来了。前一天，伪军法处就在南昌城内外布下严密的岗哨，连卖茶点的小贩都给赶走，交通全部断绝。那天早晨，天色昏暗，下着蒙蒙细雨。刑场上布满宪警、匪兵，敌人如临大敌。方志敏同志挺着胸膛，拖着沉重的脚镣，器宇轩昂地步入刑场。“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慷慨激昂的口号声，划破昏暗的天空，震撼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牢笼，激荡着千百万革命战士的心。烈士的鲜血，化为灿烂的光华，映红了祖国的壮丽河山。
    方志敏同志牺牲了，他坚持革命、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斗的一生，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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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华一“五卅”运动中的
    著名工人领袖
    许豪炯
    《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者按：一九七五年五月，是伟大的“五卅”运动五十周年。刘华同志是“五州”运动中的著名工人领袖，原是中华书局上海印刷所（今上海中华印刷广前身)的普通工人。他在担任了全国总工会和上海总工会的领导工作以后，同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始终保持了工人阶级的本色。这种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烈士一九二五年“五册”反帝爱国运动的著名领导者刘华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十年了。然而，烈土英名长留，光照千古。他那种忘我的、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身的舾牲精神，那种愬苦朴素、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本色的优良作风，至今仍激励着我们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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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工人群众中去
    一九二四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在中共上海大学支部大会上，
    一个体格魁梧的青年，从人群中站了起来，他在扫视了一下会场后，用洪亮的声音讲道：
    “同志们！共产党员必须到工人群众中去！我在印刷厂当过学徒，我知道工人的痛苦，他们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家压迫的决心，但是他们现在还没有自己的组织。
    “我提议：支部干事会选择一些能吃苦耐劳的、不怕困难的同志，去做工人运动。我对这个工作是很愿意担任的。我还提议：学生会应设立劳工运动部，使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发生联系。既然我们是到上海大学来学习社会科学的，那么就不仅要在学校里学习，更重要的是到工人群众中去！”
    他的发言得到了同志们的热烈赞同，会议一致通过了他的建议。这个发言的青年，就是刘华同志。
    刘华同志又名剑华，是四川省宜宾县泥溪镇陈车沱村人，一
    八九九年一月六日出生在一个佃农的家庭里。地主、官吏的盘剥
    欺压，在童年刘华心里播下了阶级的仇恨。一九二O年，他来到
    上海，进中华书局印刷所当学徒。学徒的生活，使他亲身受到了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也使他开始了解到广大工人群众的痛苦。
    一九二三年，他进了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半工半读，刻苦钻研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社会活动，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阶级觉悟很快提高。同年，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又被吸收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当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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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イ
    上大支部发动党员讨论如何促进当前的革命形势时，刘华同志便建议把学习理论同参加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工人运动，推动革命前进。
    党组织接受了刘华同志的要求，派他到沪西小沙渡，在邓中夏同志创办的沪西工友俱乐部和工人夜校里工作。不久，沪西工友俱乐部迁到苏州河北岸的潭子湾。潭子湾是一个贫民窟，一些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住在破旧的茅草棚里，周围一片荒野，到处坟堆起伏，杂草丛生。这个地方，洋人和“高等华人”是不会“光临”的，但这一带却是沪西的工厂区，工人集中，便于展开斗争。刘华同志日日夜夜地向工人宣传革命的道理。他还把附近日本资本家开办的内外棉第七厂（今上棉二厂）作为重点对象，以“勤杂工”的身份在厂内开展工作。这个厂的工人顾正红，就是刘华同志的一个亲密战友。
    当时，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上海，外资企业一个突出的方面是纺织工业。拿日本内外棉公司来说，它在国内外共有十五个厂，在上海沪西小沙渡就有十…个厂，都是十多年间陆续增珈的，可见它是喝饱了中国工人的血汗而不断膨胀的。刘华同志深入日本纱厂以后，目睹工人的奴隶生活，仇根犹似烈火在心中燃烧，立誓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战斗到底。他通过夜校讲课、俱乐部座谈会等方式，同工人们一起谈心、诉苦，鼓励大家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他向大家说：“鬼子和他的走狗们，说什么工字不能出头，出头就要入土’，他们是想用‘死’来吓倒我们，不让我们起来斗争，这办不到！你们看，‘工人’两字连起来，就是个‘天’字，我们工人要团结起来，要做天下的主人！”工人们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回到)里，就四处宣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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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月罢工的日子里
    工人们的觉悟不断提高，团结不断加强，使日本资本家十分害怕。一九二五年二月初，内外棉第八厂开除了一批男工，用资本家认为较易控制的“养成工”来代替。党领导工人起来进行交涉，厂方不但不答应，反而扣押工人活动分子。这下子火上浇了油，工人们再也按捺不住了。二月九日傍晚，内外棉第五、七、八、
    十、十二九千多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纷纷走出工厂，涌到潭子湾沪西工友俱乐部前的空地上举行集会。刘华同志站在一个土堆上，庄严地宣布：“实行罢工！”他说：“东祥老板如此欺压我们，我们只有团结起来同他们斗争！我们的复工条件是：被开除的工人全部复用；被捕的工人全部释放；罢工期间工资照发；今后不准随便打人，更不准无故开除工人。”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一致表示拥护，决定实行罢工。
    通过沪西工友俱乐部的活动，三天后，内外棉公司的十一个广全部罢工，而且迅速扩大到其他一些日本纱厂。到二月十八日，发展到二十二个、四万多人罢工。这就是“五卅”运动的第
    一声春雷—有名的二月罢工。
    在罢工期间，刘华同志每天下厂和工人代表们开会，分析罢工形势，研究斗争策略。紧张的战斗，使他有时饭顾不上吃，觉顾不上睡。他日日夜夜和罢工工人在一起，依靠群众，团结战斗，并在工人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壮大了党的队伍。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党领导工人成立了内外棉纱广工会。接着，不少厂也分别成立了工会。这是上海历史上最早成立的一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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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刘华同志当选为内外棉纱厂工会委员长。潭子湾原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四间草棚，便成为纱工会办事处。罢工工人为了自卫，又建立了工人纠察队。这是上海最早建立的工人阶级自己的武装，显示了工人阶级战斗力的进一步加强。
    工人罢工一周后，日本纱厂就发生“短货”，日本资本家十分恐慌。他们天天密谋，妄图瓦解工人的斗志，并嗾使军阀政府派出军警镇压罢工工人。工人们向军警揭露日本资本家的罪恶，呼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军警悄梢地退走了。他们还唆使工贼进行破怀，又被工人揭穿，阴谋不能得逞。日本资本家黔驴技穷，被迫接受谈判。党指派刘华同志为谈判代表，到苏州河南岸的内外棉第八厂，同帝国主义资本家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在八厂门内外，站着不少手执武器的巡捕。会客室里，一场尖锐的交锋开始了。日本老板一声干咳之后，帮凶开了腔：
    “你是工人代表？”“不是代表，也不来了！”“我看不象。”
    “那，你们就看一看吧！”说着，刘华同志向门外一指，只见外面黑压压地挤满了工人群众，刘华同志起身招呼了一下，一阵震耳的声浪直冲进来：“拥护代表谈判！”“要老板答应条件！”刘华同志回过头来，对着把后颈都缩进领子去的对手说：“听见了吗？你们要求我们复工，必须实行我们的条件！”“什么条件？”日本资本家摊开双手，仰脸望着刘华同志。刘华同志拿起笔来，手不停挥，把经过工会代表议定的条件，一写了出来，说一声：“这个！”
    日本资本家看到一个工人运笔如飞，大为惊异，读了条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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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和他的帮凶交换了一下眼色，那帮凶便说：“条件可以答应，不过，你得先叫工人开车，看他们是不是听你的。”
    刘华同志透过日本资本家的诡谲神色，知道他在耍花枪，但为了在帝国主义者面前显示一下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坚定性，决定将计就计。就说：“好吧！”
    刘华同志走到门口，向守卫着的工人纠察队员关照了几句。霎时间，车间里的马达声、机器声，轰轰地响了起来。
    刘华同志重又进来，指着刚才写的复工条件说：“车子开了，快签字吧！”
    日本资本家死命地抽着烟，耍无赖说：“你的条件，我们没有…”
    刘华同志早就料到这一着，他大声地说：“你们出尔反尔，不要后悔！”
    日本资本家竟异想天开地侮谩起中国工人来，他说：“你的条件，是请求呢？苦求呢？哀求呢？…”
    “住口！”刘华同志的铁拳“砰”地落到桌面上，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中国工人阶级根本就不求你们！正是你们，请求我们来谈判，苦求我们不要罢工，哀求我们复工…”他立即还给对方十几个“求”。
    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凛然正气面前，敌人膛目结舌，好一会，日本资本家才语无伦次地说：“你的…好大的口气！你们的政府也不敢向我们要求。”
    “呸！有卖国的政府，没有卖国的人民！”刘华同志倏地站起来，“以后，你们就是跪求，我们也不来了！”他一甩袖管，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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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工人纠察队员跨上悬梯，一脚踢开日本管工，猛敲铁管，在“当当”声里，大喊道：“摇一班—啊！”霎时间，车间里的机器一齐停了下来，工人们的怒吼声，代替了马达的轰鸣声。
    巡捕们呆呆地站在那里。日本资本家奔出厂门，浑身够嗦地喊：“代表先生！代表先生…”
    这时，刘华同志和纠察队员已站在苏州河的渡船上。日本资本家日送着他们高大的身影缓缓地向对岸逝去，无可奈何。这次热火朝天的罢工斗争，坚持了二十天。结果，日本资本家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一部分条件：不再随便打人和无故开除工人，并释放被捕工人。
    二月罢工取得了部分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者的反动气焰，对上海工人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使他们体会到团结斗争的重要性，也使刘华同志体会到群众力量的伟大。二月罢工以后，参加工会的人更多了。内外棉各厂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人参加了工会，其他工厂参加的人数也增加到八千以上。这次罢工，是“五卅”运动响亮的前奏曲。
    和群众同甘共苦
    从工人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刘华同志，虽然担任了工会领导工作，依然深入于群众之中，保持着工人阶级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他的工作是十分紧张的，他不断地到基层工会和工人群众中去，工人群众和工会代表也不断地来找他。为了交流情况，讨论问题，解决困难，或者研究办法，拟订策略，组织斗争，以及健全或发展工会组织等等，他以炽烈的革命热情，忘我的战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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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从清晨一直工作到深夜，一天往往只睡三、四个小时。他的工作是如此繁重，可是他每月所支的生活费，低于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他的生活极为艰苦，常常是…餐一副大饼油条。在他，大饼油条有两个好处：第一，价钱便宜；第二，吃饭不误工作，可以边吃边和工人谈话，边吃边写标语、传单。有一回，几个工人拉他到小面辅里去吃面，想给他“改善改善”生活，被他婉言拒绝。他和工人纠察队员同住在潭子湾工会办事处的茅草棚内，没有床板，就睡稻草地铺。他和儿个工人合盖一条破棉被。有时候，工会的会议散得晚了，路远的人来不及回去，刘华同志就把被子让给这些工人盖，他自己还要处理日常工作，总是最后睡，胡乱地在稻草地铺上找个空地方躺下过夜。工人们发现这个情况，十分过意不去，劝他保重身体，他却毫不在乎地说：“不要紧，我年纪轻，顶得住。”他穿的是一套补了又补的短衫裤，女工们实在看不过去，凑钱买了一套短衫裤送给他，他再三推辞，说：“今天中国工人，谁能穿得起好衣服！”
    由于工作太忙，刘华同志简直顾不上料理自己的生活，几个月不理发是常有的事，以致头发、胡子长得老长，二十多岁的人看上去倒有三十好儿。这副模样，有一次倒帮助他脱了险。一天拂晓，巡捕房儿个暗探，闯进工会办事处来，企图把刘华同志架走。这时，他正躺在稻草地铺上休息。
    “喂！刘华在哪里？”
    刘华同志把头抬了一下，见来者不善，就说：“他不在。听说到外面开会去了。”
    暗探们只知道刘华是二十多岁的青年，看到他的胡子老老长，又见他睡稻草地辅，不象个当官的，于是迟疑了一下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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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探走后，刘华同志冷笑一声，泰然地走出草棚。
    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使刘华同志积劳成疾，害上了肺病，不断咳嗽。工人们见他面黄肌瘦，都为他的身体担心，大家凑钱买了一只鸡来，想给他增加点营养。刘华同志不高兴地说：“你们这样做只会加重我的病。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哪有多余的钱来买鸡？你们对我的爱护，我是领受的，鸡可不能留下。”工人们拗他不过，只好另想办法。听说狗肉吃了补身体，就动脑筋把内外棉第三厂打包间的日本狗弄出来宰了，烧熟后送到工会办事处。刘华同志听说是日本人的“走狗”，也就高兴地吃了。不过，他让大家一道饱尝了日本狗肉的滋味。
    原来偏僻冷落的潭子湾，现在是一天比一天显得重要了。这，里成了党领导纱厂工人向日本资本家斗争的根据地。帝国主义者恨之入骨，称潭子湾是“赤色窟”，恨不得-一口吃掉它。他们把刘华同志看作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几次派巡捕、暗探、流氓到工会来捣乱，都遭到工人们的抵抗，失败而归。他们还峻使流氓当面恐吓刘华同志：“刘先生，请你马上停止在工人中活动！否则，就要给你点颜色看看！”刘华同志坚定地回答：“对不起，我还是要干下去。我的活动，是为了劳苦大众的利益。就是你们把我害死，还有别人会干下去的！”当工人们听说日本资本家收买流氓，企图暗杀刘华同志时，一百多个工人纠察队员自动来保护刘华同志。他们轮流值班，保卫从血的斗争中得来的工会组织，保护刘华同志的安全，使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无法得逞。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于广州召开。在这次大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告成立，刘华同志当选为全总执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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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前头
    二月罢工结束以后，日本资本家不甘心失败，伺机进行反扑。四月间，他们就借口纱市清淡，违反诺言，开除工人，又引起了工人罢工。日本资本家态度极端蛮横。五月七日，上海日本纺织同业会（日本资本家联合组织），悍然取缔工会，并扬言不惜以关厂来对付罢工。当时棉贵纱贱，日本资本家确有停掉一部分纱厂的可能。刘华同志和工会代表研究了对策，决定用轮流罢工的方式来进行斗争。就是：你要关厂，我偏上工；你要开工，如不满足工人要求，我就罢工。这时，内外棉十二厂接连开除工会代表，工人被迫实行罢工。日本资本家便把十二厂（纬纱）以及有关的七广（织布）关闭。于是，工人们针锋相对，坚决上工，即使机器不转动，工资也要照发。
    五月十五日下午五点多钟，内外棉七厂夜班几百个工人，在共产党员顾正红的带领下，要求进厂上工。厂方不肯开门，工人们撞断铁闩，一涌而入。七厂老板的儿子小川村和内外棉副总大班元木闻讯赶来。他们提着手枪，带着一批手持铁棍的爪牙，蓄意逞凶。顾正红看到日本人要动蛮，就到物料间抱了一捆打梭棒出来，发给工人，准备战斗。日本资本家早就把顾正红看作眼中钉，这时就下了毒手，对准他开枪。顾正红身中四弹，倒下去又站起来，抱住树干指挥战斗。敌人又用铁棍猛击他的头部，鲜血洒满了工厂的庭院，顿时昏迷过去。经送医院，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这位工人阶级的坚强儿子，牺牲时才二十岁。当时，租界帝国主义当局又开来大批巡捕。敌人用暴力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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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工人群众，打伤了十多人，又捕去七人。
    刘华同志得到战友顾正红牺性的恶耗，心情无限沉痛。半，年多来，他俩相处在一起，畅谈革命理想，组织工人战斗，彼此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年青的顾正红，在斗争实践中成了工人运动的骨干。他的死，是帝国主义者欠下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刘华同志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化悲痛为力量，用这一事件，进一步揭露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更广泛地发动群众，掀起反帝爱国运动的新高潮。
    第二天，内外棉五、七、八、十二等厂，就实行政治性罢工。工会发表宣言，控诉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提出惩凶、赔款等条件，并呼吁各界爱国同胞给予支持和援助。当天下午，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等三十五个团体组成“雪耻会”，誓作罢工工人后盾。上海学生联合会也发表宣言，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
    五月二十四日，内外棉纱厂工会在潭子湾举行追掉顾正红烈士大会。正中台上，烈士遗像两边，悬挂着刘华同志亲笔写的挽联：“先生虽死，精神不死；凶手犹在，公理何在？”遗像上的横额是：“工人先锋”。会场上，人群如潮。到会的一万多个工人、学生和各界代表，不断地高呼口号：“替死难烈士报仇！”“打倒帝国主义！”女工们担任会务工作，她们勇敢干练，使大会一直正常进行。
    公祭以后，工会领导人分儿处向群众演说。刘华同志在演讲中指出：“打死一个有十个，倒下十个有一百个，火，是扑不灭的！”他鼓励大家斗争到底。
    苏州河南岸内外棉纱厂的屋顶上，鬼影幢幢，日本资本家和他们的走狗，探头探脑，向北岸窥测大会动态。刘华同志和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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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密切地注视着敌人的动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十分猖狂、它竟要中国官厅“充分取缔工人的活动”，并以派兵来华相威胁。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租界当局，在镇压工人运动上，它们利害一致，相互勾结。当罢工工人把凶手抓来，顾正红烈士家属舁着遗体向租界会审公堂提起诉讼时，租界当局不但不接受起诉，反而诬蔑工人“扰乱治安”，监禁工人代表，而把杀人凶手放掉。对于进行抗暴宣传的工人、学生，则动不动就逮捕，还要把他们关到
    五月三十日，交给那天值堂的日本领事去“审理”，理由是“事关日本工厂罢工”云云。
    帝国主义者如此欺侮中国人民，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五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举行会议。会上，经过激烈的斗争，克服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主张退让的错误，决定广泛发动群众，于五月三十日那天，在公共租界举行一次群众性示威宣传。根据党的决定，刘华等同志积极进行了组织、宣传等方面的准备工作。
    五月三十日，上海公共租界几条主要马路上，工人和学生的宣传队，打着旗号，纷纷向市民们控诉帝国主义者压迫、屠杀工人的罪行。他们一边讲演，一边散发传单。广大市民同仇敌忾，和宣传队一起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长期埋在上海人民心中的怒火，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面对中国人民的正义行动，帝国主义者悍然出动武装巡捕，进行镇压。他们残暴地殴打并拘捕宣传队员，仅仅南京路的老闸捕房，就拘留了一百多人。但是，工人和学生不怕强暴，更多的人集中到南京路上坚持斗争。为了交涉释放被捕者，大批群众涌向老闸捕房。愤怒的群众高呼口号，向帝国主：义者要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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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下午三点多钟，群众越聚越多，情绪越来越激昂，残暴成性的帝国主义分子，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屠杀，当场打死十三人，打伤几十人。中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南京路。这就是“五卅惨案”。
    当夜，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全市人民联合起来，掀起反帝爱国大运动。第二天，尽管大雨滂沱，英勇的中国工人、学生，依然一队接一队地涌向南京路，举行示威大游行。刘华同志派去散发传单的工人，怀着满腔仇恨，把传单贴上了一些洋行门口和橱窗上，一直贴到外滩英国汇丰银行门口的铜狮子嘴巴上。这天下午，刘华同志带领数千名工人、学生到天后宫上海总商会。经过一场斗争，迫使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在罢市文告上签了字。
    五月三十一日晚上，上海总工会在斗争中诞生了。刘华同志当选为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兼第四办事处（沪西区）主任，同时担任上总的党务委员（不久任代理委员长）。上总发表了《告全市工友书》，号召“从六月一日起，上海全埠各业工友，全体一致罢工！”“反抗残暴杀人的外国强盗！”
    六月一日，上海工人反帝罢工斗争的烈火，更加猛烈地燃烧起来了。上海各校学生，在党领导的上海学联组织下，举行了总罢课。上海总商会在工人和学生的促进下，也不得不通告公共租界各路商店，实行罢市。上海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运动，如火如茶地开展起来了。
    上海工人阶级总同盟罢工的人数，据六月十八日一个统计，就已达到二十五万人。罢工的企业，极大部分属于英、日资本。罢工以后，工厂停了，交通断了，轮船进不了港也出不了港，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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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滩陷入了瘫痪状态，给了帝国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中于洋务工会的号召，许多在外国资本家家里做事前人也纷纷离开，那些平时养尊处优的吸血鬼，要吃的东西没有人买，要洗的衣服没有人洗，几乎无法生活下去。在租界巡捕房里，也有半数以上的华捕罢岗不干了，连英国领事馆和英国兵营里的中国雇员也罢工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又一次警告帝国主义者：中国人民不可侮！
    永远为人民所纪念
    波澜壮阔的“五卅”反帝运动，从上海开始，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汇合成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它的影响是【分巨大的。
    上海工人阶级这次反帝大罢工，整整坚持了-一百天。工人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罢工期间，他们只靠总工会从各方劝募得来的一点救济费过活。刘华同志常常鼓励工人们说：“我们有困难，而帝国主义的困难至少比我们大十倍。我们多坚持一天，就多给敌人一分打击！”工人们就这样坚持下来了。
    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和广大工人群众一起，刘华同志由于长期紧张战头，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入秋后，他咳嗽、咯血，终于病倒了。在医院的病床上，他时刻挂念着火热的斗争。成友们劝他暂时不要操心，安心养病，刘华同志总是回答说：“是的，我也这样想过，但这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成了我血肉相连的生命，-一刻钟也离不开。”亲属们建议他回家休养，刈华同志回信说：“中华民族必须解放，工人必须斗争”，现在“正与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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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白刃战”.“我处此，纵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在所不惜”。信末，还写下了抒发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壮阔胸怀的诗问：“满腔热血如春雨，洒遍劳工神圣花。”正是这样，当他的病稍有好转时，他就迫不及待地支撑起来，出院继续战斗。
    帝国主义者对刘华同志又怕又恨，他们终于下毒手了。十
    一月二十九日，刘华同志从公共体育场参加群众大会回来，行经公共租界，被巡捕房暗探逮走，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沪戒严司令部。孙传芳派了一个姓张的军法官来劝降：“刘先生年青有为，司令很重视你在工人中的威望。只要你向工人打个招呼，劝他们不要再闹工潮，那么无论什么交换条件都好商量。”这个家伙还想啰嗦下去，刘华同志怒不可遏，当即严厉回击：“要我投降？做梦！我的条件是：推翻帝国主义，推翻卖国政府。这个条件，你能答应吗？！”敌军法官气得扭歪了脸，狂叫：“押下去给我用刑！”然而，毒刑摧毁不了革命者的钢铁意志。刘华同志在残酷的刑讯下坚贞不屈，使敌人得不到任何情况。·
    刘华同志被捕后，日商纱厂爆发了几次罢工。每次罢工都有要求释放刘华同志的条件。全上海的工人，特别是沪西工人，准备举行示威，迫令敌人释放刘华同志。刘华同志在狱中得到了这消息，他不愿工人们为他冒不测的危险，想方设法带信出来劝阻。
    十二月十七日晚间，在上海总商会欢迎军阀孙传芳的筵席上，在座的日本商团头目和英国副领事说：“刘华是中国劳工运动的领袖，上海屡次罢工皆为其煽动，如不重办，上海的秩序十分危险。”大买办、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接口说：“上海商界甚望司令惩一戒百。”孙传芳秉承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旨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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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叫副官打电话给淞沪戒严司令严春阳，着令“秘密枪决，灭户不宣”。
    深夜十一点半，在上海南市高昌庙附近的荒地上，响起了罪恶的枪声，刘华同志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青的生命。烈士就义时，“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呼声，划破黑暗的长空，召唤着更大革命风暴的到来！
    刘华同志栖牲时，刽子手们杀人的筵席还在继续，消息传来，他们如释重负地说：“从此杀一儆百，一劳永逸。”第二天，英帝国主义者办的《字林西报》，顾不得孙传芳的“秘密”和“不宣”，抢先宜布了刘华同志被杀的消息。一是夸耀帝国主义者唆使走狗行凶的“成功”，二是“俾众周知”，恐吓上海的无产阶级。但是，刽子手们高兴得太早了，他们永远也“逸”不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上海几十万工人听说刘华同志壮烈牺牲，悲愤交加，他们不顾被开除的威胁，用各种方式来悼念自己的亲密战友和带头人。他们有的臂缠黑纱，以志哀思；有的关车怠工，表示抗议。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一一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以“五卅”运动为开端的大革命高潮，把帝国主义豢养的旧军阀如孙传芳之流，很快打倒了。帝国主义重新扶植起来的、以蒋介石为头子的新军阀，也是短命的。而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战士刘华同志，却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为人民所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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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英雄杨靖宇
    凌永康傅正宇
    十冬腊月天，松柏枝叶鲜；英雄杨靖宇，长活在人间。
    一东北民歌
    一九阿○年二月，在日寇铁蹄下的吉林省濛江县（今靖宇县)的一所医院里，一个日本军官用发绿的眼睛看着手术台上的死者，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他象恶狼一样嚎叫着：“快快解剖，我要看看他肚子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为什么他这样厉害！”
    中国医生被迫剖开了死者的腹部，胃里全是野草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看来这个使日寇如此恐慌的中国人，临死前已经很久没吃过食物了。日寇军官看到这里，象电烙了似地浑身一颧。有人偷偷问跟来的伪军：“死的这人是谁？”
    伪军战战兢兢地回答：“杨靖宇。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
    在场的中国医生强忍眼泪，把这个不朽的英名深深埋在心里。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一九○五年生于河南确山县一个贫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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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的家庭。一九二五年在学校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
    七年四月初，配合北伐进军，领导了确山农民起义。五月，顶着蒋介石反革命大屠杀的逆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河南和东北，曾经先后五次被敌人逮捕，经受了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一
    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他领导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是我们党哺育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是抗日战争中的民族英雄。
    肩负着人民的希望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国内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突然袭击我国沈阳。大卖国贼蒋介石下令东北的中国军队不得抵抗：“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不到五天，日寇就轻易侵占了我国辽宁、吉林两省大部地区；三个半月，全部占领了东北三省。
    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奋起抗日，组织东北抗日武装，走上抗日前线。担任哈尔滨市委书记并满洲省委军事委员会代理书记的杨靖宇，根据党的指示，去南满领导抗日游击战争。
    傍晚，杨靖宇带了简单的行装，沿着松花江岸走着。对岸传来了一阵苍老、悲凉的歌声：
    “高粱叶子青又青，
    九月十八来了东洋兵，
    中国军队几十万，
    恭恭放敬让出了沈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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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凉的歌声，久久萦回在杨靖宇心头，使他深深感受到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收复东北河山的强烈愿望。这个愿望，不可能由国民党政府来实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人民的希望。杨靖宇的耳边，好似又一次响起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向全国发出的号召：
    “兄弟们！姐妹们！我们能够象绵羊一样任凭反动统治勾结帝国主义来宰割我们么？我们能够眼看着自己的土地，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夺么？我们能够忍受殖民地奴隶所受的最惨酷的压迫、屠杀与侮辱吗？我们能够看着自己的兄弟被帝国主义者鞭打、惨杀、屠戮而不作声吗？我们能够眼看自己的姐妹们被人调戏、梅辱、强奸而无动于衷么？不能，不能，一万个不能！那么，我们就应该大家一致地起来反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与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无耻投降帝国主义与出卖中国！”
    肩负着党和人民的希望，杨靖宇率领南满游击队在磐石、海龙一带袭击敌人，打了许多胜仗。杨靖宇的队伍到了哪里，那里的老百姓就象迎接亲人一样地欢迎他们。
    游击队进了一个小山村，一位老大娘把战士往家里拖，边拖边说：“到了家还扭扭捏捏做什么。大娘喜爱你们，因为你们真心打日本鬼子，向着我们老百姓。孩子，日本鬼子可把我们村子糟蹋苦了！”
    杨靖宇走来了。几个老大爷扑到他面前，颤巍巍地拉住杨靖宇的手，千恩万谢。杨靖宇亲切地说：“大爷，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人民子弟兵，打日寇是我们应尽的贵任，你不能谢我。”老大爷流着泪说：“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表示尊敵抗日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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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诚意啊！”杨靖宇说：“把日寇赶出中国，这是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打日本，要靠大家的力量。只要人民都起来了，日本鬼子就蹲不长。”
    天黑，队伍出发了，村子里的男女老小都涌到村头来欢送。许多小伙子跟上队伍去打敌人。一个老大娘把两个儿子都交给了杨靖宇，说：“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我把孩子交给你了，让他们学共产党，打鬼子。”队伍离村很远了，乡亲们还站在高地上依恋地望着。
    为什么人民这样热爱这支军队？“九·一八”以来，不知道有多少军队从这里走过，为什么人民单单热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似乎是为了回答，部队唱起了暸亮的行军歌曲：
    “高高长白山，密密桦树林，是我们可爱的家乡，我们为祖国而战，不怕栖牲，勇气万丈，我们奋勇前进，肩负着人民的希望…”
    一天，队伍在深山里走着，突然刮起了稀有的暴风雪。大树被暴风连根拔起，横空倒下，发出轰隆的巨响。队伍无法行进，只得靠近背风的岩石站着。暴风雪继续了好几天，随带的粮食已经吃完了，战士们又冷义饿，拨开雪找一点野菜吃。傍晚，突然发现雪里埋着一位老人。老人已经冻僵了，身边放着一袋苞米。
    他是什么人？他背了这一袋苞米要做什么？大家都围了上来，有人发现旁边桦树上刻着一行字：“送给抗日的红军吃。”原来，这位可敬的老人，是背了苞米来找自己的部队。他不幸遇到暴风雪的袭击，临终前在树上刻下了自己的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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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士们都流下了限泪。杨靖宇声音哽咽地举着拳头说：“老人是为抗日的军队送粮而死的。他的心意是要我们坚持抗日。这是人民的希望。同志们，为了人民，坚决战斗！”
    烽火初举龙岗山
    一九三四年，杨靖宇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团结抗日的东北军旧部、自发的抗日游击队和倾向抗日的“山林队”，把以龙岗山脉为中心的这些部队都集中起来，进行统一整编。这是南满抗日军队的第一次大会师，宿营地长达四五十里。开了六天会议，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杨靖宇担任军长兼政治委员，部队发展到上万人，活跃在吉、辽两省十余县的广大地区，就连吉林市和沈阳市的附近，也有了杨靖宇部队的足迹。
    这个地区正是日寇从朝鲜进入我国东北的走廊，战略意义
    十分重要。杨靖宇在这条走廊上不断袭击敌人，对日寇威胁很大。日寇把杨靖宇惊呼为“治安之癌”，下决心要消灭这支抗日部队，发动了“春季大讨伐”。杨靖宇率领队伍跳出包围圈，来到了柳河。
    日本人不是悬赏-一万元捉拿杨靖宇吗？柳河驻扎着日伪一个团，团长叫邵本良。他听说杨靖宇到了柳河附近，以为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
    邵本良对日本“指导官”吹牛：“杨靖宇哪里是我的对手？这回定叫他知道我的厉害。”
    牛皮还没有吹完，报丧的电话却已经来了，说是杨靖宇围攻凉水河子，攻得很急，要赶快援救。邵本良心头一惊，没想到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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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宇动作这么快，看来这人不好对付，本想不去救；但自己刚刚在日本主子面前夸过口，凉水河子又是邵本良的老窝，不救不行，而且一万元赏金终究是有诱惑力的，就硬着头皮去了。邵本良带着伪军快到凉水河子，手下人又来报告，说杨靖字亲自带兵进攻柳河县城，守城的一个中队伪军被杨靖宇消灭得干干净净，县城已经落到抗日军队手中。邵本良吓出一身冷汗，连忙回头想去救柳河，这边凉水河子又失守了。
    日本“指导官”气得指着邵本良的鼻子大骂：“你的，大人的混蛋。杨的，比你聪敏十倍！”
    奴才不中用，主子亲自出马，调来了二千名日军，把杨靖宇的部队围在大荒沟地区。日寇发起一次又一次进攻，接连打了两天两夜，都被杨靖宇的部队顶了回去。
    鬼子军官正无计可施，忽见饭桶团长邵本良蕊着脑袋站在
    一边，觉得可以派他一点用场，就伸出一个小手指，向他招了一下。邵本良点头哈腰走了过来，鬼子军官在他耳边咕噜了半天，邵本良连连回答几声“是”就走了。
    次日早晨，杨靖宇正在查看地图，考虑从哪个方问突围。放哨的战上跑来报告，说在我军阵地上捉住了邵本良的一个传令兵，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封信。
    信是写给邵本良的一个营长的。信里说：“杨靖宇的部队可能从你们那里突围，你处兵力虽然单薄，但务必坚守阵地，我正调动东边的部队增援你们。”
    杨靖宇看完了信，不禁放声大笑起来。他对参谋说：“你看，敌人想引我上钩，可是它干得太蠢了。第一，现在包围着我们的敌军主力是日本兵，日本人对伪军的战斗力一向是看不起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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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不调动日军来加强薄弱环节，而要由出足了洋相的邵本良来担负这个重任？第二，邵本良送信给这个营长，完全可以走别的路，为什么偏偏要从我们阵地上过？这信明明是有意写给我看的嘛！”
    杨靖宇果断地说：“日本鬼子设下圈套，想要我往它的套子里钻，他说的兵力薄弱的地方，正是他把守最严密的地方。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虚张声势地装作要从那里突围的样子，我们的主力却要从另一个方向悄悄跳出去，钻他一个空子。”
    深夜，在邵本良那个营长的地段上，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有人大叫：“杨靖宇突围了！”日本鬼子暗暗得意，把早就准备好了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统统用了上去，子弹象爆豆子一样在地皮上跳动。在这热闹的时刻，杨靖宇却带着部队从另一个地方突出了重围。
    天亮，鬼子军官才发现包围圈里空无一人，杨靖宇的部队早已远走高飞，不禁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他早先骂过邵本良的那两句话，现在恰好用在他自已身上：“你的，大大的混蛋。杨的，比你聪敏十倍。”
    一九三四年这一年，日寇在东满、北满，也发动了多次“大讨伐”，但是都和在南满“讨伐”杨靖宇一样，处处扑空，处处挨打，损兵折将。据日寇的《泰东日报》供认，在这一年中，日寇在全东北“讨伐”中死伤达五万名，因而惊呼中国人“大大的”不好对付。
    一九三五年春，党为了统一东北抗日武装，将东北人民革命军、各地游击队、抗日同盟军等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确立了统
    一的政治领导，划分了作战地区，确定了军事上的协同动作，使抗日军队更组织化、系统化。东北抗日联军共有十一个军，杨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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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担任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的正式组成，使东北抗日运动大为发展，给了敌人更有力的打击，伪满军和部分日军在我军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发生动摇和晔变。一天，日军七、八人，偷偷逃离宁安城，向唐头沟来投奔抗日联军，但因迷失路途，只好转回宁安，结果被宪兵抓去杀死了。伪满军中的藤井和李泰山的靖安军，曾经为日寇建立了“赫赫武功”，但在受到杨靖宇部队严重打击和政治宣传后，成排、成连的士兵杀死日
    本军官哗变反正。H寇急忙把这支部队调回，全体缴械重新改
    编。这些都是在东北抗日形势的蓬勃高涨下出现的。日寇官方供认，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到一九三六年五月，日伪军队被毙伤十四万人，至于有多少人哗变反正，这是日寇一块心病，它的数字当然是不敢公布的。
    杨靖宇领导着抗联第一军健儿，转战在东起长白山，西抵辽沈平原，南近黄海岸这一广阔地带。他们机动灵活，又得到人民群众的密切支持，行踪飘忽，敌人挨了打想抓又抓不着，一个个都气红了眼。
    一天，伪满通化省次长（副省长）、日寇栗山茂二，收到部下的电报，电文是用半通不通的中文写的：“最近各地袭击状况频繁，…工作的推动，甚为遗撼。”栗山茂二看完电报，紧锁眉头，想要从自己污黑的脑浆中，挤出一个妙计来。
    几天以后，通化街上忽然出现了一辆日寇的汽车，车上放着
    一颗人头，敌人暄嚷说：“通化省治安之癌、共产党巨首杨靖宇被皇军击毙了。”通化的老百姓看到这辆汽车整天在大街上奔跑，心里七上八下地猜凝：“这是真的吗？”
    正在这时，传来了一个惊人的好消息：杨靖宇亲自率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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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一举歼灭了敌人一千多名，还生擒活捉了这支部队的日寇高级军官。消息象闪电般在通化传开。日寇象挨了当头一棍，一下子都把嘴巴闭上，鸦雀无声地躲起来了。老百姓奔走相告，有的还善意地绘声绘影：“杨司令会显身法，能够死里复生”，“杨司令能飞檐走壁，日行千里，鬼子哪里能抓得住他”。人们把消息变成了神话，神话又化成了鼓舞抗日斗志的力量。
    奋战在白山黑水之间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挑起了芦沟桥事件，蓄意侵占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开始了。为了配合关内正面战场，牵制敌人，东北抗日联军也更加紧了敌后游击战争。这时抗日联军的十…个军已改编为三个路军：第一路军以第一、二军为基干部队，活动于南满并进出鸭绿江，杨靖字担任总指挥；第二路军以第五军为主干，包括四、七、八、
    十一各军，活动于东满，直达鸟苏里江；第三路军由三、六、九军组成，活动于北满。同年，东满和北满成立了地方人民政府，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广大城镇乡村，遍插抗日红旗，飞扬着抗日的歌声。在南满，杨靖宇也积极展开攻势，不断进出南满铁路。这是东北抗日运动的高潮时期。
    日寇痛感到插在背上的这把尖刀严重威胁着自己，因而疯狂地出动“讨伐”。这年冬天，日寇的精锐“犬养”部队二万人，配合飞机百余架，向杨靖宇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恶狠狠地扑来。
    杨靖宇得知这一情报，立即进行研究。杨靖宇说：“管他什么‘犬养’‘马养’，统统没啥了不起。敌人远距离奔来，还弄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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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位置，所以兵力配置比较分散。我们要发挥游击战的威力，以一部分部队实行分散的近距离的突击，不让敌人集中兵力，同时把另一部分部队集中在手里等待时机吃掉敌人一股。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敌人也要一股一股地消耗它、消灭它。”在做了通盘的布置后，杨靖宇亲自率领一支部队，到临江地区伏击敌军。
    这时候，由于金国抗战的大好形势，伪军中有不少人不想真心替日本人卖命。杨靖宇把部队带到临江：甲应子沟埋伏起来。这个地方四周都是山，中间一大块平地，两头是狭窄的沟口。杨靖宇把部队布置好后，心想：要是再有几挺机枪，安在沟口，就更好了。有个干部说，附近有一个伪军中队，过去在战场上受过我们的教育，已经老实得多了，可以到他们部队里去“借”儿挺机枪来用。
    伪军中队长一听吓坏了。借机枪给抗联去打鬼子，这可是拿着脑袋当玩具，险哩！但又一想：自己上次从抗联的枪口底下被放出来，他们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叫我不要死心塌地跟着日本人干，今天如果不答应他们，自己也不会有好下场。想来想去，就偷偷地“借”了。
    杨靖宇在甲应子沟打了一个很漂亮的歼灭战，日伪联合军千余人送了命，死的大部分是日本鬼子。许多伪军学乖了，他们朝天“啪、啪”地打几枪，因而保全了性命。抗联的子弹好象长了眼睛，直向顽固的敌人身上钻，那个反动成性的邵本良就在这时被打死了。
    接着，杨靖宇又亲自指挥了攻击辑安县日寇警备队的战斗，全部歼灭了这股敌人，生俘了日寇顾问小林、竹冈等人。在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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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江等地，杨靖宇一次又一次打击敌人，所谓“皇军剿匪之花”的敌人第三十四团，也被杨靖宇埋葬在大蚊子沟里，腐烂发臭了。
    最艰苦的岁月
    从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后，全国抗战处于相持阶段。日寇为了巩周后方基地，更加紧了向抗日联军的进攻。东北抗战进入了一个空前的艰苦时期。
    杨靖宇根据党的指示，为了不使东北抗日联军同全国抗战隔绝，从第一路军中组织力量发动西征，以便打通与热河八路军的联系。他先后两次率领三个师西渡辽河，先头师还曾经突入到康平、法库，但由于日寇在这平川地带驻扎了大量战略预备军，进行严密兜截，抗联终于未能穿越辽沈平原，只得回到长白山区。
    杨靖宇西征归来，到达柳河，日寇也跟踪到达。这一次，敌人调遣了混从一至十二旅（日、伪合编的部队），骑兵第一、二旅，加上森林鳖察队、宪兵队、讨伐队、日本守备队和日本关东军等共二十多万人马，向抗联扑来，安想一口吃掉。杨靖宇指挥部队直向鸭绿江边的临江急进，想把敌人甩掉，但凶狠的敌人紧紧咬住不放。
    抗日联军在山区得到人民的支持。农民自动担任侦察、警戒、运输、救护等工作，还抗着土枪直接参加战斗。因此抗联行动自如，消息灵通，日寇却象盲人骑瞎马，到处乱闯，一·点便宜也占不着。
    敌人为了割断抗联和人民的联系，在他们所到之处进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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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杀，“集家并屯”，把小村子烧光，强迫农民搬到大村子去往。这个大村子就叫做“集团部落”，有大批警察、特务进行监视。敌人又把山上的猎户、采人参的农民都当作游击队，将全家残杀。抚松全县采人参的散户共五、六千家，都驱杀以尽。长白山脉的龙岗山、老岭、威虎岭、牡丹岭所有山边村落、山中散户，基本上被日寇烧光杀绝。抗日联军在这种恶劣条件下，不得不逐步退向深山老林。
    一九三九年九月，长白山的雪已经积到齐腰深，杨靖宇率领着部队进入一片原始森林。北风卷着大块的雪在空中呼啸。部队长期行军，十分疲劳，杨靖宇通知就地宿营。战士们坐在雪地上，围着篝火，这就算是“宿”营了。有的战士边煮野菜，边唱着：
    “天大的房，地大的炕，火是生命，深林是家乡，野莱、树皮是食粮…”
    部队断粮已经好几天了。群众曾经偷偷埋在地里一些粮食，有意留给游击队吃，可是有的被敌人破坏，有的被狗熊刨出来，糟蹋光了。
    炊事员捧了一把炒黄豆，送来给杨靖宇吃。杨靖宇问：“黄豆不是已经没有了吗？”
    炊事员说：“这是各班战士省下来的。他们看到司令员越来越瘦弱，都很着急。”
    “这怎么行！赶快送回各班去，给战士们吃。他们又要打仗，又要放哨，很辛苦。”
    炊事员为难地看着手里的黄豆。黄立并不多，但这是在断粮的日子里，战士们一粒粒节省下来的，里面凝结了多少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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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深情厚意！
    炊事员到班里去了一次，文回来了，手里的黄豆一粒也不少。
    “司令，战士们都不肯收，说一定要请司令吃。”“他们自己吃什么？”
    炊事员热泪盔眶，低声回答：“他们有的吃野菜，有的…有的吃浸了雪水的棉絮。”
    杨靖宇转过身去，静默了一回，回过身来对炊事员说：“拿去给病员吃吧，不许再拿回来-一粒。”
    在这些艰苦的日子里，杨靖宇的两个颧骨更加突出了。十几年前，他在敌人法庭上，被敌人从鼻孔里灌辣椒水，至今一吹冷风，从鼻腔到脑门都又酸又痛；两膝的关节炎，也发作得更厉害了。可是他那满是胡楂的嘴角上，依然露着笑容。他走近火堆，紧挨着战士坐下。战士们见到杨靖宇，都很亲切地围了拢来。杨靖宇说：“同志们，我们身上没有棉衣，肚里没有粮食，但我们能够顶住，我们要继续战斗下去。”
    一个战士说：“司令，为了打败日本鬼子，我们在荒山沟里吃野菜，喝雪水，全不打哆嗦。我心里只惦记一件事：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我们在这里坚持抗战吗？”
    杨靖宇兴奋地说：“知道的。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我们，全国人民知道我们。毛主席去年作了《论持久战》的重要报告，这个报告已经传到了我们东北。毛主席分析了全国抗战的形势。毛主席还提到我们东北农民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毛主席说，如果全国农民也都象这样组织起来，就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二十
    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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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士们都高兴地笑了起来，用笑声把饥饿和寒冷赶跑了。杨靖宇又说：“当然我们面前的困难是很大的，但我们能俄胜它。东北这么大，这是我们的家乡，现在不是日本军队包围着我们，而是日本军队被我们中国人包围着，他们跑不掉了，一定要完蛋。”
    “说到粮食”，杨靖宇指着几棵榆树说：“这榆树皮，就是粮食。我小时候在河南老家，也扒榆树皮吃，穷人都靠它活命。我们今天吃榆树皮，不是为活命，是为了吃饱了有力气好打日本鬼子。就是将来革命胜利了，建立了社会主义，也不能忘记今天的限苦生活呵！”
    战士们细细领会着杨靖宇的话，接着就动手剥榆树皮，煮了起来。一会儿，煮了黑糊糊粘胶似地一罐。杨靖宇先舀出一勺，尝了一尝说：“这比吃糖稀粥还有昧哩！”于是，大家也都高高兴兴地吃了起来。
    正吃着，“叭！”林外响起了枪声，敌人又追来了。杨靖宇沉着地指挥部队转移，他要大家都把鞋子脱下来，鞋头朝后，绑在脚下，部队悄悄地向高山深处走去，雪地上却出现了一串方向相反的脚印…。
    生命不止战斗不息
    一九四○年一月，长白山区气温下降到零下四十多度，野兽早就躲进了地下洞穴，觅食的飞鸟冻得从半空中直坠到地上，就连百年大树也冻裂了，哔剥直响。在这样一个少见的严寒季节里，抗日联军的战士们为了打击日寇，依然出没在林海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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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环境越来越残酷，杨靖宇把部队编成十人一队的小队伍，分散活动。他自己带了一个小队去濛江找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研究粉碎日寇冬季攻势的问题。日寇这次冬季攻势，出动了几十个团的兵力，是几年来用兵最多，历时最长的一次进攻。形势十分严重。
    二月十六日，杨靖宇带了十个战士到了濛江城外大青沟的
    一座山林里，突然同一股敌人遭遇了。敌人发现其中有杨靖宇，就紧紧钉住不放，同时从四面八方调集部队。杨靖宇迅速指挥转移。为了不留下脚印，他们在雪地上前进，悄悄进入了山高林深处。当敌人大部队赶到的时候，抗联战士象飞了一样无影无踪。
    在深山里同敌人捉了两天“迷藏”，天黑下来时，杨靖宇找了
    一个破败了的窝棚，叫战士生火取暖。大家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警卫员取出在山下保存的一块苞米饼给杨靖宇吃。杨靖宇说：“大家都饿了，你把它搞碎了，煮点汤给大家一起吃吧！”警卫员掰下半块饼煮汤，剩下半块又装进口袋，留着下顿吃。一小罐苞米汤煮好了，战士们谁也不肯吃，都说：“司令，你年纪大，身体又不好，你吃吧！我们年纪轻，抗得住。”杨靖宇说：“我是吃苦惯了，饿惯了。你们身子骨嫩，你们吃吧：”推来推去，最后杨靖宇下命令：每人都得吃，一个人也不许逃避。大家没法，只好啜了
    一小口，十个人轮遍了，一小罐汤还剩下大半。一个年轻战上被革命队伍这种患难与共的革命感情感动得低声哭了起来。杨靖宇发现了，就笑着说：
    “同志们，你们看，这火烧得多旺啊！革命就象火一样，任凭大雪封山，鸟兽藏迹，只要我们有火种，就能驱赶严寒，带来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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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温暖。我们每一个革命栈士、都是一颗永不熄灭的火种。即使我门可能栖牲，我们生命的火焰，也能够照亮黑夜，烧红了天。你们说，做一个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快乐么？”
    十个战士紧握着枪，激动地说：“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们坚决战斗到最后一息：”
    二月十八日，敌人又围上来了，四、五架敌机在头上疯狂扫射，突围时牺牲了三个同志。七个人坐在林中一棵倒木上歇脚。
    四围山头上都是敌人，为了避免暴露目标，大家虽然冻得全身发麻，也不能生火，围着杨靖宇坐着。杨靖宇借着微弱的雪光，把
    七个人的脸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深情地说：
    “同志们，我们要分手了。”
    战士们一听这话，就哭了。一个战士说：“我们活着在一起战斗，死也要死在一块。”
    杨靖宇说：“那为什么呢？分开走，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死在一块有什么意义呢？”
    他要瞥卫员带领三个战士，到濛江城北去找政委，他自己带两个战士继续南进-一尽管环境这样险恶，他还是充满信心地要找政治部主任部署粉碎敌人的进攻。
    杨靖宇在一片小纸头上写了几句话，交给就要分手的四个战土。他拍拍他们的肩头说：“好同志，我们还会见面的。要记住，一个革命战士，至死不泄密，至死不投降！”
    四个战土：都泪流满面，知道非走不可了。警卫员拿出剩下的半块苞米饼，交给留在杨靖宇身边的一个战士说：“找机会煮给司令吃。”
    杨靖宇月送着四个战士的背影消失在森林深处，然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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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了两个战士向南走去。
    十九日，构靖宇派两个战士到附近去找老乡买一点吃的和穿的。他们在山边遇到了一股日寇的袭击，一个战士当场牺性，另一个负了重伤，很快也去世了。
    现在，只剩下杨靖宇一个人了。在他的伟大生命的最后五天中，他只身一人和上千名敌人辗转搏斗。他不感到孤独，也不知道恐惧。个人的生命有什么可惜的？只有共产主义理想才是最可珍贵的！他和全国人民在一起，他感到自己强大无敌！敌人把杨靖宇包围在濛江城南保安村（今靖宇村）名叫三道葳子的山林里。他正在发着高烧，脸也冻烂了，严重的关节炎折磨着他，两条腿好象木头一样失去了知觉。惊人的毅力支持着他，他转了儿座山头，走不出去，又回到了三道葳子。
    这已是二月二十三日。这天下午，杨靖宇遇到了打柴的农民，他拿出钱来向农民买粮食和棉衣。他已经整整五天没有吃一点食物，靠着勉强吞咽下去的从身上撕下的棉花支撑了他战斗的五天！
    农民听说他是抗联战士，流着泪答应马上回村去拿。可是，农民走后不久，大队鬼子和伪军扑上了三道葳子，狂叫着向杨靖字冲来。
    杨靖宇两手端着两支手枪，伏在大树后向敌人射击。敌人喊着：“投降吧！你跑不了啦！”“过来吧，过来给你当大官。”
    但是，回答敌人的只是子弹、子弹、仇恨的子弹。成批的敌人倒了下去。
    敌人的火力更猛，把树木也烧着了，火焰包围了杨靖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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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的右腕受了伤，就用左手继续射击。
    又一颗子弹打中了杨靖宇的腰，殷红的鲜血深深渗入雪地，流进祖国亲切的泥土里。杨靖宇打开弹夹，看到里面只剩下三粒子弹。
    成群的日寇端着刺刀冲了上来。杨靖宇猛然站起，“吓，还”，又撩倒两个鬼子。其余的敌人赶紧爬在地下。
    现在，杨靖宇的手枪里，只有最后一粒子弹了。他靠着大树站着，深邃的眼光透过烟云浓重的森林上空，仿佛看到了遥远的抗战圣地延安，他的心激动起来：毛主席啊，你的伟大光辉，照亮天空，中国革命一定要成功！
    他转过身来，遥望苦难深重的中原，那里是他出生和战斗过的故乡。他似乎看到了当年他领导农民起义的古城，城楼上写有“犁”字的大红旗依然在风中飘扬。同志们哪！革命才刚刚开始，你们要继续奋斗啊！
    他的眼光长久地停在巍峨的长白山主峰，那是抗联健儿英勇不屈的象征。在它那二百里林海中，战斗着许多亲密的同志，他有多少亲切的话要嘱咐战友们树！可是，来不及了，日寇又爬过来了，五十米，三十米…
    杨靖宇举起了枪，神色自若地对着自己的胸膛。他高臧：“中国共产党万岁！”“革命胜利成功万岁！”“吓！”最后的枪声响了…
    伟大的战士倒下了，党的忠贞的儿子杨靖宇倒下了！他热血洒地，壮志烛天。他以生命的火矩，为子孙万代照亮了革命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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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靖宇牺牲后，残暴的敌人解剖了他的身体，割下他的头到长春去报功。直到-一九四八年长春解放后，党花了很大力量，才从一所医学院的实验室里找到了他的遗首。事隔八年，他的面容依然那样坚毅不屈：他的嘴微微张着，象是在继续呼喊；他半张开的双限，终于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灭亡；而那冻伤的脸颊，无声地告诉后人：永远不要忘记，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经历了怎样的艰苦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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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传
    范
    凌
    公元前二五九年（秦昭王四十八年）初春的一天，在赵国京城邯郸一个寄寓的秦国公子的家里，一个男该呱呱坠地了。他姓赢名政，长大后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秦始皇。
    秦始皇的父亲名叫异人，是秦昭王的孙子、孝文王的儿子。当时，他是作为人质留在邯郸的。有一个名叫吕不韦的奴隶主大商人看上了这个处境窘迫的秦公子，认定他“奇货可居”，不仅对他百般笼络，还把一个宠妾送给了他，生下了秦始皇。以后，吕不韦又把异人送回秦国，勾结华阳夫人，立异人为太子。孝文王死后，异人被立为庄襄王。目不韦也因此当了丞相，封为文信侯，得到洛阳十万户为食邑。公元前二四六年，短命的国君一秦庄襄王死了，十三岁的嬴政登上王位，昌不韦以秦王的父亲自居，号称“仲父”，实际上成了掌握秦国大权的“太上皇”。这个拥有万名奴隶、腰缠万贯的奴隶主就这样地用阴谋诡计钻进了秦国的政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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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不韦执政后的一天，在咸阳城丁口公布了一部叫《吕氏春秋》的书简，旁边还挂着布告说，谁能对这部书增减一字，悬赏千金。这一下可热闹极了。城汀口拥满了人群，万头簇簇，议论纷纷。这可是很大的一笔赏金啊！但无论是谁，一看到是吕不书的大作，哪还有敢增删的，谁也不愿为了这笔赏金而丧失脑袋。原来这部书是吕不韦招徕大批儒生写成的，他安图以此来对抗在秦国有传统地位的法家思想，训导秦始皇按照《吕氏春秋》中所说的去立身处世，循“仁”顺“义”，学习“君子无为”，乖乖地把大权送出来，让我吕某独揽。吕不韦除了大力制造舆论外，还在组织措施上进行了严密的布置。他拉拢和收买了一个名叫嫪毒的人，让他冒充宦官混进了秦国的宫廷，获得了秦始皇的母亲秦太后的欢心和赏识。纏毒被封为长信候，在宫闱内专横跋扈。吕、嫪两人狼狈为奸，共同控制了秦国的国政，妄图使秦国的地主政权蜕化成为贵族奴隶主专政。在经济上，吕不韦一反素国传统的重农抑商、发展地主经济的政策，竭力复活奴隶制生产关系；在政治上，吕不韦破坏秦国封建兼并的统-一政策，帮助被消灭的诸侯复国。当时的卫国已被秦国灭心掉了，吕不韦就追不及待地把卫国国君送到野王地方去帮助他复国。
    公元前二三八年，赢政二十二岁了，按规定他要举行“冠礼”，亲自处理国政。这年春天，从国都咸阳到旧都雍的大道上，千骑百乘，前呼后拥，赢政去祭了祖宗，举行了州冕典礼，登上了国君宝座。吕不韦参加了赢政的加冕典礼，他冷冷地望着这位青年国君，手心里捏着一把冷汗。他懂得年青的赢政决不甘心当一个“虚静”、“无为”的傀儡，想到这里，当年秦昭王铲除魏冉贵族拟隶主集团的这幕活剧不禁清楚地浮现花眼前。他早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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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决心，要先下手为强，勾结嫪毒，策划叛乱，拔掉嬴政这个眼中钉。
    且不提吕不韦心中的盘算，蕲年宫内可是一片香烟缭绕、鼓乐喧天的热闹景象。赢政举行“冠礼”以后，当晚留宿在蕲年宫中。就在这天的午夜时刻，突然从咸阳赶来了一骑军使，报告长信侯嫪毒盗用御玺，调集军队，正在筹划向蕲年宫进攻。秦王政虽然年轻，却一点没有惊惶失措的样子，而是果断地下令昌平君、昌文君发兵反击。咸阳一战，乌合之众的嫪毒叛军土崩瓦解，抱头窜逃。叛军头子嫪毒和其他为首的二十多人都被处死，党羽四千多人被革职削爵流放到边境。这样大的一场叛乱，竞被年青的秦王政不动声色地平定了，怎不教在背后阴谋策划的吕不韦吓得胆战心惊呢！秦王政回到咸阳时，他推病不敢出来迎接。赢政心中有底，表面上不露声色，好言慰劝，背后却派人查证他的阴谋。事情不久就搞清楚了。秦王政宣布吕不韦同嫪毒有牵连，罢免了他的丞相职务，命令他迁出咸阳。这个十多年来出入官闱、不可一世的吕不韦，象一条丧家狗似地溜回洛阳去了。但他并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他表面上闲居宅邸，背地里却继续和奴隶主旧贵族勾勾搭搭，妄想伺机蠢动，东山再起。赢政的眼里岂能容得这个敌人，他写了一封信严厉遣责吕不韦说：“你有什么功劳，竞能得到食邑十万户？你凭什么亲眷，竞敢号称‘仲父’？你呀，替我赶快滚到蜀郡去吧！”目不韦一拆开信，一边读一边手不停地颤抖，脸色越来越惨白。读完信后，他深感大势已去，面对着残阳落花，喝下了一杯鸩酒，畏罪自杀了。赢政在他死后下了一道命令说：“今后谁再敢象嫪毒、吕不韦那样，籍没他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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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岁的秦王政，就这样地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着统一中国的目标迈步前进了。
    二
    商鞅、范雎等法家政治家曾为秦国的地主阶级统治奠定了基业。秦孝公以来，秦国虽然经历了严重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但基本上是一直沿着商鞅开辟的道路走下去的。秦王政继承了这个传统，他按照法家思想来治理秦国，并且任命法家学派中的年青杰出的分子为秦国的重要官吏。荀子的学生、楚国人李斯来到了秦国。他向秦王政描绘了“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
    一统”的宏伟蓝图，秦王政立即拜他为长史。秦国的奴隶主旧贵族对秦王政任用法家学派中的人物是坚决反对的。他们千方百计要赶走这批从别国来的法家分子，整天在秦王政面前喋喋不休地说：“这些人是到秦国来捣乱的，大王快下逐客令吧！”于是，在秦国爆发了一场逐客和反逐客的斗争。
    李斯给秦王政上了著名的《谏逐客书》。他用孝公任商鞅、昭王得范雎的事实指出，由于秦国任用了这些法家学派中年青有为的代表人物，执行了打击旧贵族的措施，才使秦国开拓了大量新疆土，成就了霸业，从而有力地驳斥了旧贵族对法家的攻击和污蔑。他说：“泰山不辞细土，才这样高大；河海不择细流，才如此深邃。不管是非曲直，不是秦国人就驱逐出境，这等于是把军队借给六国，把粮秣送给敌人。”秦王政看了李斯的书简，觉得很有道理，立即撤销了逐客令，并提升李：斯为客卿。
    这时，魏国人缭在吕不韦罢相后也来到秦国。他是商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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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的著名代表，精通兵法，在战略、战术上很有一套。秦王政对缭很尊重，置之上座，起用他担任国尉的重职，所以缭又称尉缭。尉缭给秦王政出主意说：“秦统一六国完全有条件，六国只能作秦国的郡县。大王可千万别上六国‘合纵'的当。”他建议在六国广泛开展各种活动，实行各个击破的政策，以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秦王政很赞赏尉缭的见解，同他形影不离，遇事请教，连吃饭睡觉都在一起。
    一天，秦王政在读书。当他读到韩非的《孤愤》、《五蠹》这两篇文章的时候，深深被作者那辞锋犀利、深刻明切、风格严峻峭拔的文章吸引住了。在读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和“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时候，他不禁放下卷来，连声攒叹：“这-一切，不是同我想的、做的-一样吗？作者讲法、术、势，这不正是我当前所急需的吗？”秦王政不由得对作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感叹地说：“啊啊，我如果能见到这人，和他在
    一起，真是死也无所悔恨了！”他连忙把李斯找来，问作者是谁。李斯和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李斯告诉他：“这是韩国公子韩非写的，他曾经跟我一起在荀子那里学习过。”秦王政思贤如渴，连忙发兵攻打韩国。韩王赶快把韩非送来求和。韩非入秦这天，秦王政亲自出宫迎接，向他讨教统一天下的大计。韩非说：“秦国地方千里，雄师百万，令出必行，赏罚严明。大王如果听我、我、我的意见而不能取得天下的话，请、请、请斩臣的头以谢秦国！”韩非这个人平素有点口吃，讲起话来结结巴巴，但他说理严密透彻，说服力很强，字字句句都打动了秦王政的心。秦王政对他倾倒备至，分崇拜。
    但是，秦国的双隶主旧贵族对韩非得到重用却十分仇恨，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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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对韩非的受秦王政欣赏也有点嫉妒。特别是有个叫姚贾的奴隶主旧贵族，由于韩非曾经向秦王政揭发过他的老底，成了韩非的死对头。姚贾反过来趁机在秦王面前谗毁韩非说：“韩非是韩国的间谍，大王千万不能用此人！”韩、秦是敌国，姚贾的谗言又说得活龙活现，不由秦王不信，韩非因此入狱。当秦王政后来发现姚贾等人的阴谋的时候，韩非已经在狱中服毒自杀了。
    韩非虽然由于受到谗毁而死在秦国，但他的学说却在秦国得到了广泛的推行。秦始皇、李斯就是他的学说的忠实实践者。秦国由于变法比较彻底，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都对山东六国占据着优势，奠定了秦统一六国的基础。加上春秋战国以来，各国人民受尽了各国诸侯混战的痛苦，迫切需要国家的统一，以保证生产的发展。统一中国，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公元前二五六年，秦王政四岁时，秦攻东周赧王，赧王亲至咸阳献邑，历时八百多年的奴隶制周朝完蛋了。秦始皇继承了兼并诸侯、统一中国的事业。他“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字内”，加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从公元前二三○年灭韩国开始，到公元前二
    二一年灭掉齐国告终，经过近十年的兼并战争，秦始皇终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事业。
    三
    儿百年诸侯混战的局面结束了，秦军又北攻匈奴，南进百越，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心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帝国。
    秦王政功成名就，畴躇满志。他在一次朝会上得意地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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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兼并各国的过程，认为自己德过三皇，功高五帝，“秦王”的称号实在不足以表现自己的尊严。于是，经过君臣的-一番商议，“秦王”决定改称“始皇帝”，表示由他所开创的封建帝业要一代一…代地万世相传下去。秦始皇还命令李斯用著名的和氏壁雕琢传国玉玺，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大字，作为封建帝王万世
    一统的象征。
    但是，就在这次朝会上，在关于建立郡县制还是复辩分封制的问题上，当场引起了一场剧烈的争论。丞相王绾主张在燕、齐、楚等地分封诸侯王。廷尉李斯站出来驳斥说：“周文王、周武王分封子弟为王，后来象仇人一样相互残杀。现在统一海内，建立那县，可以用赋税收入赏賜皇子功臣，这样才能统一全国，永享太平。分封诸侯是复古倒退，是完全错误的。”秦始皇支持李斯的意见说：“廷尉的意见正确。过去兵荒马乱，就是因为诸侯林立，争霸不休。再搞分封，又要重新回复到过去各国混战的局面，再想天下安宁就困难了。”王绾碰了一个大钉子，就不吭声了。于是，秦始皇决定废除奴隶制的贵族分封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平定百越后增加到四十郡)，郡守、县令等地方官由中央直接委任，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
    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防止旧贵族奴求主的复辟，秦始皇下令决川防、平险阻，拆毁原来列国间的堡垒、关塞，把天下十二万户奴隶主旧贵族从各国迁移到秦国的京城咸阳，以便监视。减阳宫门外，矗立着十二个各重二十四万斤的威武的铜人，那是没收各国旧贵族和民间的兵器俦成的。秦始皇在巩固封建主义中央集权方面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他改革中央官制，设立听命于皇帝的三公（左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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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开侧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规模。秦始皇为了防止地方割据，集中兵权，又在各郡设听令中央调度的材官。汉以后的封建王朝，基本上沿用了秦王朝的封建专制的国家体制。
    公元前二一六年，秦始皇在全国颁布“令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以法令形式确定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废除土地分封制和世袭制。地主和自耕农要按法令规定陈报土地实数，向国家缴纳赋税，取得土地所有权。从公元前二一九年到前二一一年，秦始皇还把十几万户人家迁到琅邪、丽邑、北河、揄中等地多人少的地区，用赐爵、免役的办法鼓励开荒，有力地促进了地主经济的发展，巩固和发展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
    为了适应地主经济的发展，秦始皇又统一了法律、文字、度量衡。李斯等人用小篆字体编写了《仓颉篇》等文字范本，通行全国，又把小篆简化为便于书写的隶体。商鞅制定的度量衡器，成为全国统一的度量衡标准。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当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当时，阴山脚下的匈奴等游牧民族经常侵犯秦朝的国境，秦始皇因此派大将蒙恬带兵戍边，在儿十万士卒、民工的辛勤劳动下，连接和改建了燕、赵、秦、齐的长城，建造了一条西起临祧、东至辽东的长达万里的城墙，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秦始皇自小身体不好，得过肺炎，后来经常要发气管炎的毛病，但他为了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事业，每天都要坚持看一百二
    十斤重的竹木简奏章，不看完不休息。他为了直接了解各地情况，防止各地旧贵族势力的叛乱，多次巡游全国，并下令筑驰道以通天下。这些驰道从咸阳出发，东穷燕齐，南极吴楚，路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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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步，癣隔三丈种一一株青松。从九原到甘泉，还有-·条未完工的长达千八百里的驰道，堑山堙谷，工程极为艰巨。在纵横全国、青松如盖的宽广驰道土，秦始皇的千乘万骑前后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巡游。从北国到江南，从登泰山观日出到游钱塘观涌潮，秦始皇为了“示强威、服海内”，走遍了当时中国的国土。他每到
    一地就刻石记功。邹峄、琅邪的铭文，东临碣石的遗篇，就都是他为了宣传秦统一中国的功业，巩固地主阶级专政而命令李斯执笔所作的作品。秦始皇在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但这种统一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地主阶级专政的中央集权封建大帝国。这个大帝国的本身，对于中国各族人民来说，仍然是一副沉重的镣铐。而它在建立的过程中，也必然地要以各国人民的巨大牺牲作为代价。在这里，历史的进步是以广大人民的牲和流血所换来的。它犹如印度婆罗门教中的那个黑母大神那样，只有用牺牲者的头颅作酒杯，才能喝取甜美的酒浆！
    四
    秦王朝建立后，奴隶主贵族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已基本上垮了台。但是，这个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他们继续在各地捣乱破坏，想在中国重温复辟奴隶主统治的迷梦。
    公元前二一一年，一颗大陨石落在东郡田野。有一个旧贵族分子在陨石上面偷偷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大字，伪造犬意，要求在中国复辟奴隶制的分封制。
    一个月黑风高的秋夜，秦廷使者从关东路过华阴平舒道的时候，有人装鬼拦住使者，厉声叫嚷：“今年祖龙（指秦始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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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溜烟地逃跑了。
    当秦始皇东巡到博浪沙的时候，一个躲在草丛中的刺客突然冲上驰道，掷出了一个重达一百二十斤的铁椎，结果误中了随从的副车。暴怒的秦始皇下令在各地搜查了十天，还是没有抓到行凶的刺客，结果只得不了了之。
    真正对秦王朝形成严重威胁的，是在中央机构内部的那批奴隶主残余势力的政治代表。王朝建立后，一批坚信孔孟之道的反动儒生混进了秦政府机关和文化教育部门。秦朝廷有博士官七十人，其中有不少是反动的儒生。他们密谋策划于暗房秘室，煽风点火于茶馆酒楼，到处对新制度造谣诽谤，蛊惑人心，唯恐天下不乱。
    在这种背景下，秦国的朝廷上发生了一场究竟是坚持地主阶级的郡县制还是复辟奴隶社会分封制的大争论。
    公元前二一三年的一天，咸阳宫里，灯火辉煌，华宴盛开，秦始皇在宴享群臣。正当酒过三巡的时候，仆射周青臣站出来跪着向秦始皇进颂词说：“从前秦地不过千里，疆土狭窄，今天靠陛下的圣明武威，平定海内，统一中国，使分裂的诸侯国变成统一的那县，永远消除了战争祸害。皇帝陛下功德无量！”这时，略带醉意的儒生淳于越听了周青臣的话，只觉得何句刺耳，阵阵怒气涌上心头，立即跳将出来进行反驳，说：“当年商、周王位之能相传千年，绵延不绝，原因就在于当时实行了分封诸侯的制度。今天陛下虽然一统海内，而子弟却为匹夫，一旦臣属起来造反，有谁来捍卫朝廷？行事不学古代而能长久的，从未听说过。周青臣当面奉承，使陛下继续犯错误，不是忠臣！”秦始皇听了他的这
    一番话，眉头紧锁，心中怒气暗生，但没有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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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丞相李斯在-…旁却按捺不住了。他站出来对淳于越严加驳斥说：“五帝不相重复，三代不相因袭，历代的统治方式因时而异。今天陛下创统一之大业，建万世之奇功，哪里是这批无知的儒生所能理解的。”他厉声责问淳于越：“你说的三代之事，有什么可以值得效法的？！当年诸侯争战，儒生们到处招摇撞骗，充当说客，这还情有可原。现在天下一统，法令划一，你们仍然在胡说什么一切都是古代的好，这完全是存心诽谤当今，迷惑人民！”李斯这一番话，字字铮铮，句句慷慨，说得淳于越哑口无言，只好在一旁绷紧着脸不吭声。李斯接着又当场揭露了那些反动儒生背后诽谤新制度的种种阴谋活动，建议：除皇家图书馆藏书外，焚毁《秦纪》以外的各国史书和儒家经典；凡敢以儒家诗书造谣惑众者，处以死刑；是古非今的灭族；官吏知情不报，同罪处理；要学法令，以吏为师。
    秦始皇当机立决，批准了李斯的建议。焚书诏令下达后的当天，咸阳等地的街道广场上，烈火熊熊，骄焰逼人，大批儒家经典，霎时间竹帛烟销，化为坑灰。这一重大革命措施在反动儒生中引起了一片惊慌。魏国的反动儒生陈余得知这一消息后，赶忙向孔子的八世孙孔鲋通风报信，孔鲋慌慌张张地将《论语》、《春秋》等儒生经籍密藏在孔府墙壁的夹层里面，准备一朝变天时重见天光，继续贩卖反动的儒家理论。
    在那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儒生的眼中，焚书事件是一场浩天大劫。他们认为这是没齿不忘的不共戴天之仇。侯生、卢生是两个长期潜伏在秦始皇身边的反动儒生。他们对秦始皇的不用博士、“专任狱吏”的法家政策非常不满，经常在背后诽谤攻击。他们原想通过神仙、方术来影响秦始皇改变原来的法家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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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线而改用儒家的政治路线，现在一看这条道路断绝了指望，就趁机逃出威阳，准备在外地积蓄力量，伺机复辟。秦始皇得知侯生、卢生逃跑的消息后，非常光火，说：“我平常待他们不错，他们竞对我来上这一手，对他们的余党要好好清查！”他下令御史调查反动儒生的阴谋活动。经过这些儒生的相互揭发，查出与谋者有四百六十人。秦始皇一怒之下，决定将他们全部在咸阳的郊野活埋处死。他想用这个严酷的专政措施来告诫那些复辟分子，要他们老老实实地不再乱说乱动。
    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是个受儒家学说影响比较深的所谓“仁者”。他不理解秦始皇那些为巩固地主阶级专政面采取的严峻措施，便忍不住劝谏秦始皇说：“父皇，儒生们诵法孔子，父皇对他们一律处以重刑，恐怕天下要从此不安啊！”秦始皇听了十分恼火，斥责他说：“小子，你懂得什么治国的道理！蒙恬带了三十万军队驻守在秦国的边境，你替我到那里去担任他的监军去吧！”
    秦始皇虽然坑了那些儒生中的反动分子，但对那些政见不同但没有在背后搞阴谋活动的儒生，却照样可以“优游论著”，有许多儒生一直活到了汉代。因此，“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在奴隶主阶级进攻面前被迫采取的阶级自卫措施，是历史上一次维护新的生产关系的革命行动。它有力地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活动，进一步巩固了地主阶级的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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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王朝是历史上地主阶级建立的第一个王朝。秦始皇建立的封建统一国家依然是以一种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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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广大劳动人民遭受的压迫依然是深重的。同时，奴隶主贵族又伺机利用了这个矛盾，复辟奴隶制，这就使秦王朝潜伏着重重危机，全国成了一个一触即发、一点就燃的火药库。
    在这种形势下，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年，也就是在他五十岁的时侯，对全国进行了最后一次巡游。这年七月的夏天，烈日当空，酷暑逼人。秦始皇从山东的琅邪、芝罘，西回陕西咸阳，在渡过黄河平原津的时候，突然中暑病倒了。旅途中医药条件比较差，病越来越重了，多次昏厥过去。实在不得己，秦始皇自知快不行了，就下了一道手诏给长子扶苏，叫他把军队交给蒙恬率领，赶快奔到咸阳来会丧。诏书刚盖上封泥，使者还来不及送到上郡去，秦始皇就已在巡游时乘坐的温凉车上死去了。
    秦始皇死后一年，也就是公元前二○九年七月，在蕲县大泽乡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农民大起义。它推翻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王朝，摧毁了奴隶主复辟势力，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显示了奴隶们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最后，刘邦篡夺了农民起义的果实，建立了基本上沿袭秦制度的汉朝。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秦始皇尽管遭到古今中外反动派包括苏修、林彪之流的漫骂，但他毕竟不愧是厚今薄古的专家，是法家思想的有成效的实践者，是建立和维护中国统一的地主阶级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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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充传
    陆晓松
    王充，是东汉前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花了三十多年心血编写的哲学著作《论衡》，闪烁着批判的战斗光芒。特别是其中《问孔》《刺孟》两篇文章，犹如利剑般地直刺孔孟，向孔孟之道勇敢地进行了挑战，至今还保持着生气勃勃的战斗精神。
    冲出太学走向社会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他诞生那年，是汉光武帝建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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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即公元二七年。当时，刚刚从农民大起义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东汉王朝，集中代表了豪强地主阶级的利益。惊魂未定的封建统治者，迫不及待地把儒家经学跟谶纬迷信糅合在一起，作为稳定大地主阶级统治的思想武器。他们一面办起太学，提得尊孔读经；一面宣扬符命图谶，装神作怪，大搞宗教迷信。就在同这股妖气弥漫的反动思潮的搏斗中，王充开始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王充出身比较低微，祖先曾以农桑为业，同当时的豪强门阀有矛盾。王充的祖父在世时，家住会稽阳亭，由于和豪族地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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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怨仇，全家被迫迁居到钱塘，以经商为生。到父亲王诵时，又因为得罪篆家恶霸丁伯，不得已再次搬家到上虞。豪强地主的逼迫，使王家的家境渐渐败落，生活越过越困难。这样的家庭出身，给王充的思想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
    王充是从当时迂腐的儒生营垒中冲杀出来的-一名斗士。他
    八岁入书馆读书，读的是《论语》、《尚书》那一套儒家经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王充对这一套越来越感到厌倦。大约二十岁左右，他怀着强烈的求知愿望，告别亲友，一肩行李，跋山涉水，只身来到京都洛阳，跨进了当时所谓儒学大师班彪主持的太学。但是，太学的读书生活，很快就使王充心灰意冷。当时洛阳麇集着成千上万钻营名利、死样怪气的太学生。他们穿着宽大的儒服，戴着高高的帽子，开口“先王”，闭口“圣道”，把读经和造殲当作升官发财的捷径。学习内容宋板、烦琐，经书典籍上的字只能注不能批，博士先生说的话只准听不准驳。青年学子读经，根据“笃守师法”的原则，直到头发斑白，只许在一部经书里翻筋斗。为了注释经书上一个字，那些儒生可以死钻牛角尖，熬白头发，写上上百万字的废话。从这样的学堂里培养出来的，尽是些抱残守缺，什么真才实学也没有，只会吹牛拍马、到处钻营的利禄熏心的政治骗子。
    王充目睹这些迂腐的儒师，枯燥的经书，僵死的教条，感到
    十分厌恶。他同那些世俗儒生迥然不同。他喜欢博览群书，从来不拘守儒家的章句旧法，而且他很有思想，擅长辩论，善于分析研究问题。上充不愿意将自己禁辋在沉闷的太学内，沉溺于烦琐的经书中，决心杀出校门，深入社会，到实际中去学习。社会是广阔的课堂。年轻的王充走向洛附街头，一面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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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情风俗，一面认真学习。他家贫无钱，买不起价格高昂的竹帛书简，于是就带一点干粮，来到街坊书肆。那些无人问津、积满尘埃的诸子百家著作，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他贪婪地阅读，细心地推敲…不管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寒风凛冽的严冬，王充持之以恒，刻苦学习。就这样，王充开始了终生从事的理论批判工作，对于以往的各种学派和思潮，他都来一番订真伪、辨虚实的分析研究工作。
    在对诸子百家的著作进行比较鉴别中，王充既绝望于儒家经学，就从法家思想中吸取养料。当他读了《商君书》后，连声称赞商鞅“富民丰国，强主弱敌”的业绩。读了《韩非子》，更是深有体会地说：“秦始皇读了韩非的书，曾感叹说：‘我恨不得能得到韩非，同他在一起。’韩非的文章真是明白流畅，他的论述也深刻有力，发人深省。”读了《盐铁论》，桑弘羊舌战群儒、栩栩如生的形象，使他深受鼓舞，并由此得出了这样一个精擗的结论：“两把刀子相割，才知道哪把锋利，哪把钝；两种观点比较，才看得出谁是谁非。”这些法家著作，使王充对儒法两家的生死斗争开始有了一定的理解。游学洛阳，攻读诸子百家著作，对于王充成长为当时思想上的巨人，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的京都洛阳是尊儒反法、图殲迷信的大本营，当然不会容许王充这个离经叛道的太学生有立身之地。王充在洛阳耽不下去了，只好告别京都，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在会稽家居的岁月里，王充先后做过儿次小官，不过大都是官府的普通随员或者考核政绩的官员之类。王充本想借助于一官半职做点有益的事，但是，黑暗的社会现实砸碎了他的幻想。他遭受的是官府绅们的打击和排斥。他被迫辞职还家，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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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书和著作活动上。从此，王充开始更泛地接触社会，更深入
    地钻研学问，凡是民间风俗、传说异闻、天文地理、医药卫生、昆虫草木等各方面的知识，王充都加以搜罗整理，分析研究。广泛的社会调查，扩大了王充的眼界，增长了他的才干，使他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这为王充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无神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直刺孔孟的两把利剑
    在上虞家居的王充，在艰苦的环境中，孜孜不倦地开始了《论衡》的写作。当时正是汉明帝永平年间，王充三十多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他拿起锐利的笔，奋笔疾书，猛烈地抨击孔孟之道，写下了闪烁着战斗光芒的篇章一《问孔》、《刺孟》。
    驳斥和诘问孔孟，这在当时需要有多大的勇气阿！在东汉，孔丘是不可非议的圣人，儒家的经典谁也碰不得。汉代的儒家之徒在反动的孔学的熏陶下，养成一身虚伪而又阴险的看家本领。他们是一伙两面三刀的骗子。他们奉孔丘及其经典为进身之阶，一味崇古，死心塌地尊孔，孔丘的每句话每个字都不能怀疑，只推死钻牛角尖，不许提一个非难的问题。谁违背这个王法，谁就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有一件事，王充还是记忆犹新的。不久前愤恨而死的桓谭，就因为对孔丘不大尊敬，极力抵制谶纬，被蒙上“非圣无法”的罪名，差点惨遭杀身之祸。王充思绪起伏，心潮汹涌：为什么圣人不可非？为什么孔丘批评不得？王充在《问孔》篇里，用锋利的笔陈述了对孔丘非批不可的道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说过的话，许多地方上下相违背，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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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章前后也有许多抵触，不可能都阐述得很确切，何况他仓促
    成言，怎能都对呢？因此，追问孔子，于道义有什么损害！抨击孔子的错话，于道义又有什么违背！王充这番义正辞严的声讨，有力地驳斥了“非圣无法”的谬论。
    紧接着，王充首先用大量的生动事例，用形式逻辑的论证方法，拆穿了孔丘言行的虚伪和前后自相矛盾，尖锐地批判了东汉儒生虚伪而腐朽的社会风尚。他举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例子：孔门大弟子颜渊死了，孔丘当着学生的面，眼眶都哭肿了。学生怕老师伤心过度都来劝说，孔丘眼泪鼻涕一大把地嚷道：“我不哀痛颜渊，还哀痛谁呢？”可是，颜渊父亲请求孔丘把坐车卖掉买个外棺给颜渊下葬，孔丘却死也不肯，说：“我是大夫，出门不能步行。”事后，他还对别人说：“我儿子孔鲤死也没给他买外棺，何况颜渊是外姓人，还能替他买吗！”请看，孔丘这个言行不一、出尔反尔的两面派的形象不是跃然纸上吗？孔丘同一切政治骗子一样，把说假话，要两面派，当作做人的诀窍。
    还有一次，佛肸（音夕）请孔丘去做官，孔丘拔脚就走。子路很不满，责问孔丘：“你说过：‘君丘不到做坏事的人那里去’，佛肸背叛他的君主，你为什么还要去？”孔丘承认讲过这话，但又狡辩：“我难道象个匏瓜，挂在那里不吃饭吗？”王充责问：孔子既不承认自己以前的话是错的，又没有解释佛肸没有做坏事，光靠狡辩能驳倒子路的诘问吗？王充揭露了孔丘周游列国的目的，除了是为实现自己的反动政治主张外，还是为了当官混饭吃。孔丘表面上说：“我把富贵看得象浮云一样。”实际上是一个利禄熏心，三个月不做官就急得象掉了魂似的无耻之徒。因此，王充认为孔丘只是个凡夫俗子，不能称为“君子”，更不是什么“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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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王充的笔下，孔丘不仅是言行不一的两面派，生活上也是
    一个虚伪而无耻的家伙。王充揭发了“孔子见南子”的真相：孔子跑到卫国以后，为了巴结卫国国君，拜托门路，晋见了卫灵公夫人南子，拜倒脚下，丑态百出。连学生子路也党得不是味儿，很不高兴。孔子为了掩饰自己向南子献媚的丑态，蹬着双脚对天发誓：“我如果做了亏心事，天不容我！天不容我！”王充指出：从来没有因天不容而死的人，孔子的自我辩解不可能消除子路的怀疑。孔子用这种方法来证明自己不作卑鄙的事，这跟市井无赖为了辩解嫌疑而向老天爷赌咒发誓，有什么区别呢？王充以辛辣的笔触，嘲笑了孔丘是个单鄙无耻的政治骗子。
    《问孔》篇的批判锋芒，还指向了儒家唯心主义的天命观。王充用孔丘自己前后自相矛盾的话，驳斥了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反动说教。据《论语》记载，有一次，孔子说：“子贡不接受天命的安排而去做生意，依靠他的投机买卖的才智手段多次得到成功。”王充抓住孔丘这句话，狠狠地追问道：人的富贵贫贱究竟在“天命”还在人的“才智”？如果在“天命”，那么即使运用“才智”也没用，相反，如果在人的“才智”，那么孔子说子贡不受“天命”，胡扯“富贵在天”，又有什么意思呢？王充公然申明：所渭“天”，是自然的天，它没有意志，不能有所作为；说天有意志，那就不是自然的天。王充这种朴素唯物主义的天道观，继承了先秦法家的杰出代表荀卿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对儒家唯心主义天命论的有力批判。
    除了大胆斥责孔丘外，王充还拿起笔作刀枪，猛刺孔家店的
    二老板一孟轲。著名的《刺孟》篇，是《问孔》篇的继续。它重点批判了孟轲神秘主义的天命论和反动的君权神授思想，揭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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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循环论的欺骗性。孟轲继承了孔丘的天命论，大肆宣扬“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的反动思想，胡说什么：“每过五百年一定会有英明的帝王出现，其间-一定会有闻名于世的人产生出来。”这个复辟狂还大言不惭地吹牛：“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王充用上古的历史事实证明：“王天下”并不以五百年为周期，从帝喾（音酷）到尧、舜、禹、汤，都是“继踵而兴”的，不是以五百年为周期；而从周文王至孟轲，前后七百年，却并没有出现一个“圣王”。正反两方面的事实都证明孟轲讲的不是事实，完全是胡说八道！王充幽默地讽刺说：“孟子把五百年作圣人的期限，但五百年到了，天并不降生圣人，而孟子还是相信它，可见孟子并不知道老天。”王充揭露了孟轲抛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谬论是为了妄图实现他自己称王称霸、恢复“先王之道”的政治野心。他不安心留在齐国，到处钻营，一心一意想当“平治天下”的大圣人，可是本领又没有，整天靠吹牛皮、搞阴谋过日子，真是卑鄙无耻到极点！王充在《刺孟》
    一文中刻划了孟轲这个“亚圣”的腐朽、反动的虚伪本质和丑
    恶面目。
    王充的《问孔》《刺孟》，是联系东汉当时现实批孔的典范，是当时批判孔孟之道的杰出檄文。王充敢于讨伐孔孟，对汉代的儒家之徒无异是当头棒喝，沉重打击了当时尊孔复古的反动思潮。
    但是，王充对孔孟的批判不免有形式主义的缺点。他还不可能正确认识当时思想战线上儒法两家路线斗争的实质。因此，他-一方面尖锐地批驳孔孟，一方面又写了《非韩》这篇反驳韩非法家思想的文章。归根到底，这是由于他不能把儒法论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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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上来认识。这种形式主义的批判方式，使得王充的批判虽然辛辣地嘲笑了反动的孔孟之道，但机智多于深刻，不能一击即制其死命。这是王充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所造成的结果，是我们不应当苛求于前人的。
    反对鬼神迷信宣传无神论
    公元七九年，王充五十三岁这一年，汉章帝在洛阳白虎观召集了一个儒家经籍讨论会。一批钻营利禄的儒生和投靠阀阅的清客，吵吵闹闹，雀噪蛙鸣，妄图拼凑一套庞杂的儒家神学体系，维护汉王朝的封建统治。会后，由儒生班固编纂的《白虎通义》，在露骨地宣扬“三纲五常”的同时，极力倡言图谶灾异、阴阳迷信。比如，它竭力宣扬：天下所以发生灾变，是因为老天对地上的统治有意见，警告它改过自新，所以，打雷闪电是“雷公”击动天鼓，乐责人间统治；雷电击杀人是上天惩罚一些人的罪孽。如此等等。《白虎通义》的出笼，是继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所锨起的又一股更加乌烟瘴气的尊儒反法逆流。
    就在这谶纬迷信甚嚣尘上的时候，王充从当时的自然科学中，找到了反对宗教迷信的思想武器。有一次，社会上到处流传：零陵有个名叫傅宁的女子的家里，忽然长了五棵灵芝草。一批儒生、官吏纷纷向皇帝奉承拍马：“汉德丰雍，瑞应出也。”儒生、官吏们更起劲地用喜降甘露等等牛皮向皇帝奉承拍马，似乎牛皮能掩盖住民不聊生的社会危机。
    “全是胡说！”王充毫不含糊地驳斥了这些无稽之谈。他根据多年的实践调查和渊博的科学知识，清楚地指出：灵芝草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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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植物，只要土壤气候适应它的生存，就会生长出来。这与现实的政治制度没有任何关系。王充明确地指出：“天是无知的，不会因为皇帝治世有道而降下灵芝、凤凰之类的东西来。”还有一次，邻人告诉王充：最近打雷击毙了五只羊。一群儒生乘机宣扬这是羊触犯了雷神，还借题发挥说，人要是触犯了天，也要毁身送命。王充立即驳斥说，这都是“虚妄之言”！他曾经仔细观察了雷电击死人的情况，发现死人头发烧焦，皮肤灼坏，因此断定：雷电就是火。于是他反问：“上天如果真的借雷发怒，来申斥和惩罚暴君和坏人，那么，古今的暴君坏人那么多，他们为什么不被雷电击死呢？上天又究竟在哪里呢？”王充正是在同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思潮的斗争中，有力地驳斥了儒教的谶纬迷信，发展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无畏的王充不怕天，不怕神，也不怕鬼。当时社会上流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杀了忠臣伍子胥，将他的尸首煮烂装在皮袋里摔进了钱塘江。伍子胥的鬼魂愤愤不平，经常鼓动江水，掀起波涛，发泄他的怒恨，这就形成了钱塘江潮。王充直截了当地拆穿了这个荒唐无稽的故事。他说：“伍子胥的鬼魂如果真有这么大的神通，吴王在煮他的时候，他就应该把本领施展出来。·为什么他那时束手待缚、一筹莫展，非得直到被抛进大海以后才能大显神通呢？”王充在同种种鬼神迷信的斗争中，进一步发挥了关于人类生命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认为，人之所以生存，靠的是“精气”。能够制造精气的是血脉。人一死，血脉就干了，精气也灭了，身体就腐朽、化为尘土了，哪里有什么鬼？这种精辟的观点，是王充无神论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之一。
    在鬼魅魍魉横行的东汉社会里，王充写了大量宣传无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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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唯物主义著作，尖锐地批判了从董仲舒到《白虎通义》胡谄的鬼神世界，在战斗中成为汉代杰出的无神论者。
    晚年的战斗
    王充的晚年生活极端贫困潦倒。他举目无亲，贫无一亩庇身之地，穷得常常无米下锅，加上年迈体衰，生活上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斗争的锐气不减当年。他克服重重困难，孜孜不倦地写作，继续批判反动的孔学和那些无耻的儒家之徒。王充在六十岁时曾一度应扬州刺史董勤的聘请，担任“从事”，后因经常提意见，好批评，得不到上司的赏识，被降为“治中”。六十二岁时，他干脆辞职回家，从事写作编书的工作。他间顾了儿十年来的战斗历程，开始清理一篇篇的战斗檄文，把它们整理成书。王充决定把书名叫做《论衡》。他解释说：“《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就是说，他要通过这部书来分辨真假、判别是非。王充要系统批驳那些虚假骗人的“伪书”、“俗文”，彻底清算他深恶痛绝的孔孟之道。
    正当王充在家夜以继日编纂《论衡》时，汉章帝派使者来找王充，要他到洛阳做官。王充不愿再入仕途，托病未去，他要把自己的最后精力用来完成编纂工作。年近七十的王充，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整理好了有八十四篇文章、二十多万字的《论衡》。他还特地写了一篇自传性的文章《自纪》，总结了自己战斗的一生，阐明了编纂《论衡》的目的。此外，他还整理了《讥俗》、《政务》等著作，写了一部题名《养性》的医学书，可惜这些著作都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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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公元九六年（汉和帝永元八年)，这位古代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因为贫病交迫，与世长辞了，时年七十一岁。
    近两千年来，《论衡》以它交相辉映的篇章，表现了当时历史
    ·条件下我国唯物主义的成就。特别是《问孔》、《刺孟》这两篇战斗檄文，在古代反孔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因为如此，《论衡》在当时就遭到禁止，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秘密流传。直到一千年后，才有人在某地深山发现它的抄本，把它刊印公布于世。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卫道士，把王充及其《论衡》视为洪水猛兽。宋朝有个专门编了蒙学读物《三字经》宣扬孔孟之道的反动儒生王应麟，大骂《论衡》“此书非小疵也”！他还恶狠狠地引用别人的话大骂王充是“名教之罪人”。明朝的胡应麟惊呼：《问孔》、《刺孟》等篇“不足以赎其横议之罪”。清朝乾隆皇帝读了《论衡》后惶恐地说：孔孟是“于古圣贤”，怎么好问，怎么能剝？斥责王充犯了“非圣无法之诛”的大罪。但是，与这一切恶言毒语相反，王充受到许多进步思想家的赞扬。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就赞誉王充“不避上圣”，是汉朝仅有的一个人。王充是汉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封建统治者及其卫道士的诽谤与咒骂，掩盖不了王充的先进思想的光芒。直到今天，王充批判孔孟之道的战斗篇章还闪烁着不朽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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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传
    曹思峰钟功伟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一○二一年生于一个叫王益的小官吏家里。王益当时任临江军判官。临江附近，有清清的赣水，高耸入云的玉华山，王安石的童年时代，就在这青山绿水的环抱中度过。王安石年幼好学，很早便和他的两个哥哥一起攻读“四书五经”，这是宋朝读书人入仕做官的进身之阶。可是，王安石除了读这些书以外，也读诸子百家、小说稗史、唐诗宋词，甚至医书、农艺、天文、地理，无不涉猎。特别打动他的心弦的是《史记》、《汉书》等史书中的法家人物，革新素制的商鞅，开创汉朝的刘邦，舌战群儒的桑弘羊，奋笔疾书《封建论》的柳宗元…这些栩栩如生的法家人物的群像，曾如此地震撼着王安石幼小的心灵，冲击和涤荡着他头脑中“四书五经”陈腐说教的影响。
    王益是个地方小宫，经常走南闯北，在各地做州县官。这使王安石在二十岁以前就到过长江下游的江宁、扬州，粤江流域的韶州，黄河流域的京城汴梁等地。他不但读了万卷书，也行了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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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路，了獬到各地的风俗人情，知道了一些人民的痛苦和要求。他对官僚篆绅、大地主富商对中小地主的倾轧和对农民的欺凌，越见得多就越看不惯。“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的悲惨境况，常使王安石清夜扪心自问，产生了“何尝敢安枕”的心境。从青年时代起，王安石就不把“神圣”的孔孟放在眼里，“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子墨文章颇自轻”，“肯言孔孟犹寒饥”。年青的王安石就这样地以藐视孔孟的姿态，抒发了自己的个人抱负。
    二十二岁那年，王安石考中进士，被派到淮南当判官。王安石每天公事完毕，都要捧出诸子百家来挑灯夜读。书房里的青灯，常常是通宵达旦。往往东方破晓，人们起床了，他才“扑”地吹灭灯火，伏在书案上打个瞌睡。临到赴衔时，连脸都来不及洗，就匆匆赶去。当时的上司韩琦，是个迂腐的老官僚。这一天，他故意等在衙门口，打量着王安石那双布满血丝的眼晴，干咳一声：“哎！昨晚上，可是赌博滥饮来着？”王安石一声不吭，没有理他。韩琦有些光火了，申斥说：“年青后生，抓功夫多学孔孟之道是正经，贪玩自弃可真没出息！”王安石点头敷衍一句：“谢大人教诲。”心里却感到既好气又好笑。
    自北宋以来，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阶段。宋王朝维护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国策，激化了阶级矛盾。大地主官僚恣意兼并土地，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被他们霸占。啼饥号寒的农民僵扑于地，官更们却仍然拿着鞭子逼交租税。北方的契丹、西北的党项等族的统治者不断向中原侵犯。北宋统治者采取屈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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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降政策，每年向侵略者交纳儿十万两银子。封建统治者对内实行高压统治，对外妥协投降。劳动人民身受双重压迫，无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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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纷起反抗。早在北宋初，四川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这以后农民起义连续不断，“一年多似一年，一伙强似
    一伙”。北宋王朝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公元一O四七年，王安石改任鄞县的知县。沿着大运河，从
    京城汴梁到浙江的干里旅程中，他看到的是“日射地穿千里赤，风吹沙度满城黄”的旱灾景象。满目是百姓逃荒要饭、卖儿鬻女、投河自尽的惨象。萧瑟秋风，吹拂着屹立在船头的王安石，帆船乘风破浪前进，两岸壮丽的河山与“积贫积羽”的国势形成尖锐的对比，给予王安石以强烈的刺激。他不胜悲愤：“哼！火耕又见无遗种，肉食何妨有厚颜！”正是那批达官显人即所谓“肉食者”们穷奢极欲造成的人祸，才加剧着赤地千里的天灾。
    “越山长青水长白，越人长家山水国。”跨江负海的鄞县，山明水秀，物产富饶，人民勤劳。但由于封建统治者只顾盘剥，不修水利，年深日久，造成的是河床淤塞，水堰破坏，旱涝不断。王安石来到鄞县，顾不得长途跋涉的辛苦，摊开笔砚，立即给上司写了一封信：“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义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今天国穷民困，不但是由于少数人挥霍无度，而且也由于不事生产，使生财之道大成问题。大官僚们名谓“民之父母”，实则鱼肉百姓，榨取民脂民膏，这就是“东南饥馑如此”的根源。王安石怀着改革政治的愿望，决心从鄞县做起。他率领僚属们从县城出发，经万灵乡，入育王山，到东海边，再至芦江，又乘船到洪水湾，止足于桃源、青道，行程几百里，前后十三天，行经十四乡。他调查了全县的水利，把主要精力用在修建堤堰陂塘的水利工程上。长期苦于水涝灾害的鄞县人民，“无老壮稚小”，都踊跃参加了水利工程的兴修。他们迅速疏通了淤塞的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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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渠，凿开了阻挡水流的山石，减轻了水旱灾害。王安石又实行了“贷谷于民，立息以偿”的措施，使贫苦农民免于遭受大地主的高利盘剥。三年后，鄞县的面貌有所改变，上下远近都知道鄞县有
    一个拔萃出群的能吏一王安石。
    鄞县三年的奋斗，坚定了王安石的信心，也打下了他以后实行变法的思想和实践的基础。
    一○四九年，王安石奉命入京师。“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年青的改革家王安石，怀着天真的懂憬，迈开步伐，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进。
    二
    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王安石从一个普通的县衙门的小吏，历任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东刑狱提点，升为翰林学士。他在政治上己经成长为一个有鲜明的尊法反儒倾向的改革家。他想模仿管仲、子产、商鞅等人，凭借皇帝的权力，冲破大地主阶级“不知变”的流俗，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一○五八年，在中小地主阶级一片要求改革的呼声中，王安石写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这篇洋洋万言的上书中，王安石措词激烈地批评北宋统治者一味墨守成规，使得宋朝“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畏于夷敌，ˉ天下之财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他指出，宋朝所以“积贫积弱”，就是因为“因循守旧”，不知“变更天下之弊法”。国家要强盛，必须实行改革；要实行改革，必须任用中小地主阶级“知法度”的“有志之士”，罢斥那些“不恤国事、同俗自媚”的朽官腐吏。他用“汉之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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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唐之黄巢横行天下”的历史告诉宋仁宗，小心逼得人民造反，丧失天下。他慷慨陈词，要仁宗“立法度以变衰坏之俗”，变法图强，“改易更革”。
    当时的宋朝最高统治者宋仁宗，是个“仰畏天，俯畏人”的儒家。他一听到“变”啊“革”啊就害怕了。王安石的万言书，被他当成废纸，抛在一边。朝廷的大官僚们如韩琦、富弼、文彦博之流，腐朽反动，没有人站出来支持王安石。王安石孤掌难鸣，但他并不灰心，在等待着施展他的政治抱负的一天。
    又过去了九年。展现在一○六七年登基的宋神宗赵顼面前的，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收入日益枯竭的窘迫局面。宋神宗，这位十七岁就当政的年青皇帝和他的祖辈父辈们不同。他锐气十足，还在东官当太子的时候，他就有股子劲。他曾披上全副盔甲去见他的祖母仁宗曹后：“娘娘，我穿着这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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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盔甲好不？”他又通过老师了解到王安石的变革思想，对王安石不胜仰慕。登位后，神宗很想有一番作为，改变宋朝国势衰弱的政治局面，清洗掉百年来向外族屈膝投降的奇耻大辱。他怀着这个强烈的愿望寻找有志于改革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很自然地得到了他的赏识。
    一○六八年四月的一天，宋神宗破格下令玉安石直接入殿对策。神宗问王安石：“朕在宫中久闻卿大名，敢问当今治国，应以何为先？”王安石从容回答：“以制定法制为先。”神宗听了很高兴，点头赞许，他命王安石写个意见给他。王安石回府后，立即向神宗上了奏折，建议改革“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实行变法，他鼓励神宗：“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第二天，神宗怀揣着奏折，兴致勃勃地召见王安石，说：“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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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朕一夜没睡，把卿的奏书反反复复读了数遍，卿的治国大计讲得十分精妙。朕很想听听具体的办法，请王卿详而谈之。”于是，王安石讲了自己多年来的各项改革设想。神宗边听边点头，抚掌大喜：“好，好，卿之言如若实现，大宋强盛有日！王卿，望你尽力辅朕，咱们同奔这条大道！”这以后，神宗对王安石真是如鱼得水，十分亲密，常常在迩英殿讲读以后，把王安石单独留下，一边喝茶，一边商讨变法大计。
    王安石一日侍讲，神宗说：“唐太宗得了魏征，刘先主用了诸葛亮，才大有作为，可惜这两人都是世上罕见的人才，是很难遇到的啊！”王安石说：“这两个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以天下之大，怎怕没有人才？使人担心的是，贤君若为小人蒙蔽，那就糟了。”王安石的顾虑不是多余的。以大地主大官僚为骨干的顽固派，从仁宗到英宗的儿十年中一直大权在握，盘根错节，上下勾结，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的头子司马光，字君实，是个极端顽固保守的大儒。三朝元老韩琦，前宰相富弼，两度为相的文彦博，是这个集团的干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中小地主阶级革新派虽然也有一批人，但大都年青位微，长期任下级官吏，资历不深，地位不高，权力也不大。要变法，将会碰到不少困难。宋神宗支持了王安石。一○六九年，他不顾守旧派官僚的反对，毅然任命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翌年，又拜他为相。王安石提拔使用了一批年青的人，如吕惠卿、章惇等人，朝内两派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安石立即提出实行变法。一场轩然大波掀起了。新旧两派为维护本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唇枪舌剑的战斗。
    那一天，文德殿内百官群集，激烈的争论已经进行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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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殿里正回荡着王安石慷慨激昂的声音：“我朝积贫积弱，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变风俗，立法度，理财整军，全面变法，正为今日急办之事。”话音刚落，一旁角落里浮起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臣不能同意！”这是司马光，他站出来，鼻子狠狠地“哼”了一下：“变法、理财，全是设法夺民！与营日桑弘羊欺瞒汉武帝如出一辙！”他的话还没说完，背后一群应声虫嗡瞈乱嚷起来：“司马大人说的是，什么新法、变革，臣以为王安石正如当年的桑弘羊在聚敛天下之财，祸国殃民！”“子日：‘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望陛下三思而后行！”“王安石议论迂阔，不晓世务，为政多变，臣不能容！”
    王安石冷峻地横扫他们一眼，理直气壮，大声驳斥：“要变通天下之财，抑止兼并，富国强兵，汉代就数桑弘羊！诸位平日里如不作威作福，何必害怕新法！”说到这里，他转向宋神宗：“国家兴旺，在此一举。唯有腐儒，才不知变。陛下切莫迟疑。”年轻的宋神宗受到极大鼓舞，他毅然提起朱笔将变法的奏章批下去，然后站起来庄重地问百官宣布：“朕立意变法革新，即日起全国领行新法，望卿等齐心协力！”以司马光为首的顽固派官僚，象木头似地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呆若木鸡。
    下朝的钟鼓声响了。王安石整理朝服充满信心地从大殿中出来。守旧派官僚们拉长着脸，拖着笨重的脚步在后面跟着。他们中的一个厚着脸皮跑向王安石，扯住他的袖子：“皇上正倚重大人恢张尧舜圣道，您这样以利为先，怕辜负朝臣的期望吧！王安石坚定地回答：“为国家善谋利，正是圣道！”走在最后的是垂头丧气的司马光。宋神宗在当时曾喊他回来，对他谆谆劝导：“卿是本朝元老，望与安石携手，为变法出力！”“与王安石携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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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光冷笑一声，从牙缝里迸出一句恶狠狠的话：“臣与安石犹冰炭不可共器，寒暑不可同时！”
    “冰炭不可共器，寒暑不可同时”，司马光这句咬牙切齿的话，从反面证明了王安石同他们这伙大地主顽固派思想政治路线上的尖锐对立。它首先表现为“荆公新学”与反动理学的斗争。王安石为了替变法制造理论根据，吸收法家思想创立了一个新学派，因为他后来被封为荆国公，故称为“荆公新学”。变法期间，他下令“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他用自己的规点，解释儒家的经典《诗》、《书》、《周礼》，写成《三经新义》…书，作为当时天下士生的必读教材，以大不敬的态度回“敬”了孔孟之道，为变法制造舆论。这场斗争，十分尖锐，它是封建社会中长期进行的儒法斗争的继续。
    司马光一伙顽固派，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他们把王安石的新学、新法视为洪水猛兽，把与王安石的斗争看成是捍卫儒家传统与自己切身利益的斗争，-一个个都象被刨了祖坟似地跳出来进行反扑。一天清晨，司马光捧着儿函儒家经典去迩英殿给神宗上课。拐过一个弯，他看见前面弯腰曲背地走着一个老头，正是自己的死党吕诲，便赶上去打招呼：“吕大人，今天您给皇上讲什么经？”目诲的左手十分心虚地按在肚子上，袖子里鼓鼓的不知放着啥。他拾头一看是司马光，心里才一块石头落地，扬扬袖子：“嘿、嘿，今天不讲课啦，袖子里笼着的是弹文，列了十大罪状，弹劾王安石！”司马光看见吕诲这么卖力，不觉心头一喜，脸上却忙佯装惊异：“哟，你好大胆，满朝大臣都夸他能干，皇上把他看得命根一样重，你还要弹劾！…”吕诲急了，他跺着脚嚷着：“君实，你我兄弟还不讲老实话，王安石变法就是要整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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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户人家，这小子连孔夫子的《春秋》都敢骂为‘断烂朝报，简直就是少正聊，该千刀万剐，千刀万刚！”这一嚷不打紧，吓得同马光赶忙拉他到僻静处，鬼鬼祟祟商量了好半天。
    那一天，吕海把弹文递上去，神宗看都没看完就扔还给他。司马光向吕诲使使眼色，吕诲便扑通地跪下，“砰砰”连声磕头，提出要回家免职养老，妄图以此要挟神宗，逼王安石一同离职。但是，他们的主意打错了。王安石当时正好在场，一眼便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他大义凛然地对神宗说：“陛下，臣早就以身许国，只要您对变法事业坚定，臣绝不会引迹自嫌，吕大人要走请便！”王安石光明磊落、坚定自若的态度鼓舞了宋神宗，神宗毫不踌躇地下令把吕诲赶出了朝廷。
    吕海滚了蛋。三朝元老、枢密使文彦博又找神宗纠缠不清。他气急败坏地对神宗说：“陛下，祖宗法制都在，可不能改弦更张啊，否则必定会失天下心呢！”神宗知道他说的“天下心”其实就是他们这伙大地主大官僚的心，于是回答：“改革制度，对士大夫诚然不利，然面对百姓有何不便呢？”文彦博唾沫四溅地说：“我大宋王朝是为士大夫治天下的，不是给百姓治天下的！”文彦博、韩琦、富弼等人结成了以司马光为头子的死党，他们咬牙切齿，蜂拥而起，有的攻击王安石“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有的咒骂王安石“操管（仲）、商（鞅）权诈之术”，“任偏见而立新议”；有的指斥王安石“多用门下儇慧少年”。这伙儒家之徒自以为得计，他们要象孔丘杀少正卯、秦惠王杀商鞅那样，誓把王安石置之死地而后快。
    面临这群孔门恶狗的狂吠声，王安石神定气闲，巍然不动。他要求宋神宗认真学习“商鞅所以精耕战之法”，还挥笔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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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耀着法家思想光辉的诗篇《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语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首诗表达了王安石对儒家之徒的无比蔑视和对商鞅的高度赞扬，更饱含着他作为法家路线继承者和捍卫者的强烈自豪感。还早在青年时期当地方官时，王安石就已树立了用法治打击大地主豪强的法家思想：“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兼并就是犯罪，就该打击镇压。实行变法，打击大地主豪强的兼并势力，一天也不能等待了。商鞅变法是那样勇敢，王安石也要顶撞一下大地主大官僚。在法家思想指导下，一场以反兼并为中心的变法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了。
    冲破大地主大官僚的重重阻挠，王安石首先建立变法机构一一制置三司条例司，“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他大胆起用和提拔了一批拥护新法、有朝气、有才干的中小地主阶级人材，把他们安置在各级政府机构中。依靠这批人，他提出了一整套反兼并、打击大地主的理财措施，力图调整地主阶级内部对地租剥削的分配比例，调整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在王安石领导下，“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实施“农田水利法”的结果，从熙宁三年到八年，全国修建了一万多处水利工程，可灌溉耕地三于六百万亩。“青苗法”是在青苗不接之际，由政府向农民贷放钱粮，收获以后再归还政府，抵制了大地主对农民的高利贷剥削。他还提出“募役法”和“方田均税法”，使原来享受免役特权的寡绅、官吏、富商都得出钱助役，如当时河南府就下令北宋元老富弼出“助役钱”。变法前，北宋“富者财产满布州域，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不仅使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加剧，而且缩小了赋税的来源，引起国家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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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机。变法中，王安石组织人力挨州挨县丈量土地，挖出了被大地主瞒产漏税的几万亩土地。这场封建社会后期规模最大的变法，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打击大地主豪强的作用，促进了当时生产的发展。在对外问题上，王安石坚持法家爱国主义路线，遣责了大地主投降派“偷安与受给”的卖国主张，任用法家沈括和名将王韶、宗谔等人抗击侵略，收回了被西夏奴隶主贵族霸占的河湟等地区的大片失地，并在边境上建造了一批堡寨，加固了许多城堡。北宋王朝初步摆脱了“积贫积弱”的困境，暂时出现了兴盛的局面。
    又是一个新年到了。儿童们在大街小巷嬉笑着，一串串鞭炮“劈里啪啦”震天响。春风把暖气吹进了全家合饮的屠苏酒里，阳光下千家万户都贴出了新的门神…在这喜气洋洋的除旧布新的节日里，王安石抑制不住由于斗争的初步胜利而导致的喜悦，他欣然命笔，写了一首七绝：“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新法，恰似那除旧岁的爆竹，震散了儒家保守倒退的妖氛，“新桃”已经贴出去啦！
    三
    大地主大官僚在王安石变法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哪里肯善罢甘休。他们跟着司马光的指挥棒转，举起了儒家的破旗，千方百计要把王安石的“新桃”撕下来，把自己的那张“旧符”重新贴上去。
    一天，宋神宗急急忙忙地把王安石请去，问他：“卿最近可曾
    ·听到‘三不足’这句话吗？”“没听说。”“嗐，朕也是刚听到的，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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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传如今朝廷说过‘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你说咱们哪有这么厉害？！”王安石一听神宗说的话，就知道这又是顽固分子编造出来给自己栽赃的。不过，这几句话倒是让他们说对了。他从容微微一笑：“陛下不必为此烦恼。这‘三不足’并没有错。只要咱们干的合乎正道，怕什么流言蜚语！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那更是理所当然。有作为的皇帝往往几次三番修订自己制订的法制，要是他让子孙世世代代墨守成规，那祖宗为什么要屡次变更制度呢？”神宗一听有理，便呵呵地笑起来了：“照卿这么一说，是该“三不足’了！”
    大地主颜固派头子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可说是恨之入骨了。他每次向神宗讲课，总是谈古论今，竭力宣传“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道理。这一天，他又在迩英殿里摇头晃脑地胡谄开了：“要是让三代之君守着禹汤文武之法不变，那么，三代盛世至今还是长存不败啊！历史上，变法变法，变到后来，不是弄得盗贼满天下，便是帝业衰亡，祖宗之法不能变啊！”神宗问：“那么今日王安石变法呢？”司马光见神宗问到王安石变法，也就咳了一声，说：“陛下，王安石变法，士大夫沸腾，老百姓骚动，天下皆怨。陛下怎能同他共治天下呢？他这个人只知变法、变法，倔犟得要命，没有一点君子风度，哪儿配当宰相！”神宗越听越不是味，起先还想给他留点面子，但见他越来越放肆地辱骂王安石，实在憋不住了：“司马卿，王安石披肝沥胆，实行变法，为的是大宋富强。他不好官职，自奉甚薄，朕视之犹如柱石！”司马光见神宗发火，连连骂自己“该死”，慌忙谢罪退出，另去盘算鬼主意了。
    儿天后，攻击王安石、政击新法的奏折、万言书，象纷飞的雪片似的，不断地向神宗的面前飘来。司马光见“祖宗之法”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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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王安石，又兴起了“人言”的妖风恶浪。受到新法打击的大地主官僚，一些罢了官的儒家大臣都参加了进来，喋喋不休攻击新法是胡闹。连曹太后、高太后也整天围着神宗哭闹。他们大骂王安石变法扰乱了天下，罪大恶极。那些变法派内部的投机分子在大地主顽固派威胁拉拢下，也纷纷倒戈，攻击王安石。道学家程颢力劝王安石不要做“逆人情之事”。苏轼不仅把王安石痛骂一顿，还借攻击商鞅“不顾人言”、“旋踵而亡”，含沙射影地暗示王安石“创法新奇”的改革不会有好下场。各种反对的意见劈头盖脑地向神宗、王安石袭来。
    就在这时，司马光磨墨蘸笔，写了一封长达三千多字的《与王介甫书》，信中给王安石加上了“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项罪名。他一会儿破口大骂新法“尽变祖宗之法”，弄得人人“纷纷扰扰，莫安其居”，一会儿苦苦哀求：“今日我们的安危都系在你身上，只要你一句话，我们就得数了，你怎么这样忍心不可怜可怜我们呢？”又是恫吓威胁，又是卑躬屈膝，做张做智，丑态百出。王安石没睬他，只简单地回了一张收条。过了几天，王安石又收到他的一封信，还是老一套。王安石忍无可忍，拿起毛笔，一气呵成三百多字的复信即《答司马谏议书》。信中逐条批驳了司马光妄加的四项罪名：“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辩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王安石愤怒揭发了儒家顽固派不恤国事、苟且偷安、固守孔孟之道的丑恶嘴脸，断然拒绝了司马光废除变法的无理要求，斩钉截铁地表示要把新法推行到底。鉴于顽固派盘踞的台谏机构成了破坏新法的主要据点，王安石果断地改组了台谏，撤了一批顽固分子的职，并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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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司马光离开了中央，同时扩大了革新派的阵营。
    一○七四年，河北大旱，一连九个月没有下雨。宋神宗急得整天唉声叹气。司马光看到如此情景，赶忙找到宋神宗，说：“陛下，此乃新法得罪上天所致也。‘僭天之分，必得天灾’；谁敢违抗天命，必得天刑！”有一个叫郑侠的儒家之徒，挖空心思地伪造了一幅《流民图》，强献给宋神宗，说：“这都是变法造成的惨象，请陛下看看。陛下如罢新法，斥退王安石，十日之内如不下雨，请斩臣的头！”神宗被他唬得一怔一怔的，一夜没睡着觉。
    一刹时，黑云压城城欲摧。要坚持变法，必须要冲破大地主顽固派死守的儒家反动的天道观。王安石继承荀况“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唯物主义思想，不管天崩地陷，坚持变法。他响亮地提出：“尚变者，天道也”，“有阴有阳，新故相除者，天也；有处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他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痛斥了顽固派死抱住不放的儒家“天人相应”说和灾异论，指出：水旱灾害，一向就有，只有改革人事，才能对付天灾！
    有一年，华山受地震影响，崩下来几块石头。顽固派象捞到了稻草，借题发挥，攻击变法。有个道学家上书神宗：“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就是因为王安石推行新法，搞得四方人心日益动摇。”他要求神宗“仰测天意，俯察人事”，立即停止变法。司马光死党文彦博在朝廷上哭嚎似地喊叫：“王安石变法损国体，敛民怨，看吧！华山崩坍了，老天爷发火了！”王安石针锋相对地严正回答：“你们这一伙平日里横行不法，鱼肉百姓。如今又造谣生事，作恶多端。华山之变，要说是‘天意示警”，正是为了惩罚你们这班小人！”文彦博被驳得哑口无言，只得以辞职相威胁，王安石也就不客气地罢了他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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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晚上，夜空出现了一颗摇曳着长尾巴的彗星，司天监的官员们慌忙报告神宗，一帮儒家之徒吓得惊慌失措。神宗愁得连饭也吃不下。第二天上朝时，顽固派们在交头接耳、缩头吐舌地作出一种“天变可畏”的怪模样。王安石昂然出班，上疏说：“听说陛下为了昨夜的一颗彗星，饮食都减了？其实天地与人事并不相关，日月食、地震，都有常数，不足畏忌。当年晋武帝五年天上也曾出现过彗星，可是他足足统治了二十八年！什么‘天人感应’，未免荒诞可笑！”
    在那同诽谤、谣言进行艰苦斗争的日子里，王安石曾写过一首《孤桐》诗：“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是啊，天寒地冻，树根愈显茁壮；烈日炎炎，绿叶更加青翠一这正是法家王安石敢于批判旧传统、坚持“三不足”精神的真实写照。
    四
    王安石三十四岁那年，曾经和几位兄弟、朋友一起去游褒禅山。他们打着火把去探华阴洞，洞里寒气逼人，深不可测。刚进去的时候，两边石壁上刻满了游人们的题词，“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题词也愈少。王安石即景生情，回家写了一篇《游褒禅山记》：“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王安石从青年时期起就敢于创新，后来又以“三不足”的精神，坚持变法，他的一生，走的就是这样一条崎岖的道路。
    但是，王安石虽然“有志”于改革，他却不能走完这条道路的全程。以他为代表的中小地主阶级革新派的社会基础是很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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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为了调整地主阶级的内部关系，稳定中小地主阶级的社会地位，它并不要求也不能改变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因此它不可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变法派内部也无法统一，坚决的分子只是少数。变法的后台宋神宗在地主阶级内部重重矛盾影响下，支持变法的立场逐渐发生变化，他怀疑、仿徨，最后发展到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同王安石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七四年，王安石第一次辞去宰相职务，退居金陵，但实权仍掌握在革新派手中。第二年，王安石复相，大地主顽固派拚死反抗。当时退居洛阳的司马光，暗地里以“真宰相”自居，指挥顽固派用一切办法对抗新政，发誓要推翻新法。在顽固派的攻击和破坏下，革新派内部发生两次严重分裂，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不久，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从此，顽固派一步步加强了自己的阵势，卷士重来，逐步掌握了政权。
    王安石退居金陵（南京）后，在钟山西南营造了几间屋宇，取名为半山园。虎踞龙盘的钟山，浩荡东流的万里长江，使退出政治舞台的王安石无限感慨，“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他写了
    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感情：“西安春风花笼树，花边饮酒今何处？
    一杯塞上看黄云，万里寄声无雁去。世事纷纷洗更新，老来空得满衣尘。青山欲买江南宅，归去相招有此身。”（寄朱昌叔）平时，他除了到各地去寻访胜迹、浪迹山野外，便把时间集中在读书学习上。为了和他已经写成的《三经新义》相配合，他开始写作一部叫《字说》的文字学著作。他披览百家著作，推陈出新，扼要面深入地阐发和确定文字的新涵义。即使是在退休生涯中，王安石也仍念念不忘对传统的旧思想进行挑战。
    一○八五年，米神宗病死.继位的宋哲宗赵煦，是个不满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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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幼儿。宋神宗的母亲高后垂帘听政，以“恢复祖宗法度为先务”，起用大批顽固分子，并任命司马光为辛相，顽固派重握了大权。退居金陵的王安石，看到司马光当宰相的邸报时，怅然良久，痛苦地说了一句：“司马光当宰相了。”他知道，司马光的上台，预示着变法的失败。这天晚上，他通宵不寐，在半山园内外踯躅到天亮。
    果然，司马光一上台，改革派就受到打击和迫害，一大批反对变法的顽固派被吸收到政府机构之中，那个死顽固的文彦博得意洋洋地重新上任。司马光上台不到一年，新法大部分被废除了。当卧病金陵的王安石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觉失声说：“难道连免役法也废除了？！”过了好久，他痛苦地说：“免役法是不能废除的，我为创立此法，曾和先帝商讨两年之久，花了多少心血啊！”夜晚，王安石在灯下重读《史记》、《汉书》，商鞅、桑弘羊的战斗精神和他们的不幸结局，使他联想起自己为新法而战斗的一生。他怀着无限的感慨写下了一首《读史》诗：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黯黜犹承误，
    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
    丹青雄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留千秋纸上尘。
    一生的努力，随着顽固派的复旧而付之东流。长存在青史上的不过是勇于变革的“三不足”精神，但这又何济于事呢？王安石早已预料到那些儒家之徒必然要歪曲变法，篡改历史。从京城开封传来的废罢新法的种种消息，无一不在加重王安石的病况，他饮食俱废，忧心如焚。到一○八六年的四月初六这一天，王安石怀着悲愤的心情逝世了，享年六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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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方腊传
    齐
    矛
    北宋末年的一天，浙西群山的重重雾霭，罩住了青溪县（今淳安县)的一块山顶平地，一个青年姑娘在雾中练剑，只见她翻腾回转，矫捷多姿。练了一会，她并腿、收剑，抹一把汗，叫道：“哥哥！”
    从磨刀石上站起一个中年男子，手上举着两把钢刀，稳稳实实走来，笑着问：“啥事？”
    “哥哥，唐朝的陈硕真，当年就在这里练剑吗？”
    “是的，陈硕真领导我们本乡农民，起来反抗唐朝皇帝的统治，大长了农民的志气。她英勇顽强，百折不回，直到最后被官军杀死，始终没有屈服。”
    姑娘被故事激动了，她眼眉飞动地说道：“哥哥，她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妇女！”
    哥哥放低声音，决断地说：“我们也要这样干，把人间的不平事都铲光！”
    这兄妹两人，就是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方腊和女将方百花。
    他们在北宋宣和二年（公元一一二O年)，领导了东南百万农民
    大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受了阶级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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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被封建王朝残酷镇压了下去，但方腊和·大起义农民那种敢于向反动统治者挑战，提出“平等”的革命口号，在斗争中不畏强暴，不受招诱，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在农民战争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漆园誓师
    方腊起义，发生在浙江睦州（今建德县）所属青溪县的帮源。这里位于浙西山地，与多山的皖南紧紧相邻，从黄山南麓发源的新安江，婉蜓曲折地穿行在浙西丛山峻岭之间，把这里的地势穿凿得山陡谷深，险娥万状。
    在北宋将要灭亡的宣和年间，国内连年灾祸，老百姓饿得连树皮草根也吃光了。残忍的地主、官僚，把饿得奄奄一息的穷人，敲开头盖骨，取出脑髓，炼油熬烛。宋徽宗赵佶，是个极端荒淫腐朽的家伙，他为了满足自己饮宴玩乐的需要，加重了对人民的压榨，对两浙（浙东、浙西）这一片富饶地区，剥削更重，光是“身丁钱”一种，就逼得无数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当时在睦州一带，流传这样一首民谣：“拖欠了身丁钱，手脚上镣大堂牵；不付身丁钱，砍了头颅那个怜？”沉湎在声色犬马中的赵佶，还要各地奉献名花异石，用来装饰园亭。赵佶的宠臣朱励（音“勉”），专门立了一个“苏杭应奉局”，在江南民间搜甜花石。民家有了
    一块较别致的石头，或一株少见的花木，“应奉局”的恶棍就闯进门来，用黄纸往上一贴，这花石就属于赵宋“皇”家的了。启运时，如果花石高大，他们就拆墙倒屋，并趁机翻箱倒箧地掳琼一空，然后扬长而去。江南老百姓切齿痛恨“花石纲”。民间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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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道，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在苦水里泡大的方腊，对赵宋王朝的强征暴敛和封建制度的残酷剥削怀有深刻的阶级仇恨，因而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参加了被官府严令查禁的“食菜事魔教”。
    “食菜事魔教”，是当时在两淅秘密流行的一种宗教，主张素食，提倡节财互助，教徒不论到哪里，碰到不相识的教徒都留饭留宿。他们不拜神佛，不祭祖先，主张“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这反映了贫苦农民要求改变封建制度，建立一种自己不受剥削的社会的淳朴愿望。教内设有“魔头”，教徒接受“魔头”的约束。方腊入教后，成了当地的一个“魔头”，在教徒中有很大的号召力。那时，方腊在帮源的大地主方有常家里当佣工。方有常的儿子方庚，是帮源的一名恶少。方腊经常看到村里的穷苦弟兄因付不出“身丁钱”，或者怠慢了搜刮花石的官差，被官差吊打，方庚也在一旁狐假虎威，方腊的心里十分气愤，就联合了“食菜事魔教”的同伴，把官差痛打了一顿。方有常害怕穷人闹事，带了全家逃到紧邻青溪县的歙县七贤村去住。方腊当即带了人追到七贤村。这些燃烧着阶级仇恨烈火的农民群众，杀死了方有常全家，唯独那个刁钻刻毒的方庚，翻墙逃走，留下了一个大祸患。
    方腊又回到青溪帮源，根据当时形势，方庚已经进县城去告发，估计官兵很快就会来到，因而决定立即组织起义。
    宣和二年十一月的一天，方腊把村里的教徒召集到被大地主方有常霸占的一座漆园里，宰了牛，抬来了一坛坛好酒。方腊举杯在手，高声说道：“今晚请了大家来，要商量一件大事。天下的国和家，本是同一个道理。臂如有一家，子弟耕织，终岁贫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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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兄不劳动，却吃好穿好，还对子弟鞭答醋虐。做这样的子弟，你们甘心吗？”
    教徒们齐声回答：“不甘心！”
    方腊又说：“父兄不但挥霍享用，还拿去孝敬仇敌，让仇敌更加富足，再来欺侮我们。我们做子弟的，拚死上前打仗，父兄却继续用财帛贡奉仇敌。你们说这事有理吗？”
    教徒们愤然举起了拳头：“真是岂有此理！”
    方腊自己也因激愤而涌出了眼泪，他顿了顿，说得更快了：“现在赋役繁重，官吏侵剥。我们种的粮、缫的丝、砍的竹、割的漆，统统被他们搜刮了去。朝廷里的那些帝王将相，玩歌舞，养狗马，造园亭，敬道士，这些年来的‘花石纲”可把我们害苦了。我们终岁勤劳，而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这样的日子我们还能忍耐吗？”
    这些话说到了农民心里，他们的情绪完全被激发起来了，齐声喊道：“我们忍不下去了！”“我们为什么在这里等死？我们要动手干！”
    方腊跳上一块大石头，更响亮地说道：“只要我们一条心起来造反，四面八方的穷人都会响应我们。我们先把东南地区占据下来，划江而守，轻徭薄赋，让人民过好日子。朝廷失去了东南这个财库，一定要在中原地区加紧剥削，那时，中原地区的百姓也会起来反抗。这样不到十年，我们一定能够统一天下。”说到这里，方腊高举双臂，仰天高叫：“我们的口号：‘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这一番话，是一篇十分精彩的造反宣言，包含了很有远见的革命纲领。农民们抹去因激动而涌出的泪水，端起齐心酒，一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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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尽，喊道：“我们生死同心，永不背叛！”于是大家浦上南山，削竹剑，砍木棍，在高大的漆树上扯起了杏黄旗，并尊称方腊为“圣公”，年号“永乐”，和北宋王朝公开对立。地形特别险要的帮源洞就成了义军的根据地。受尽苦难的百姓，纷纷赶来参加义军，数天之间就达到儿万人，练兵习武，热气腾腾。
    十一月十九日，义军消灭了官兵五千人，打下了青溪县城。
    连下三州
    打下青溪后，方腊挥师直指睦州。
    睦州知府张徽言，在任上拚命搜刮民脂民膏，名声很臭，最近奉调到山东青州去。不料还没有来得及办移交，睦州已被义军围起来了。张徽言一心只想早点脱身，哪敢赔上命在这里打仗。建德县尉童淑，长着蛇一样的青眼晴和老鼠胡须，人贪残凶很。他见张徽言不敢打仗，就捋着袖子吹生：“我领五百名刀斧手，可立砍方腊之首。”
    方腊来到城下，看到城高河深，义军手中又大部分是竹枪柴刀，决定智取睦州。他把青年将领方七佛和妹妹方百花找来商议。方七佛说：“不怕。我们‘拳脚队’一顿拳脚，就能把睦州踢翻。”方百花说：“老百姓传说我们义军有神兵助战。我们索性扮作天兵天将，叫我们娘子军都穿上红衣裳、绿裤子，吓唬他们一下，怎么样？”方腊呵呵地笑着说：“好！官军杀人放火尽干坏事，所以最怕鬼神报应，我们就扮一扮鬼神。当然，光吓唬不解决问题，还是要靠狠狠地打。七佛，你们拳脚队”就先把敌人放过来，然后断了他的后路，把敌人统统报销。”两人奉命分头去布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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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淑领了五百人出城，看到两边都是高山，不见义军，心里疑惑不定。一个小卒俏梢对童淑说：“听说义军是神兵，一阵风就到了你面前，刮一阵风又不见了。”童淑心虚，硬着头皮朝前走。走到一个山口，忽然一阵山风刮来，飞沙走石从山上滚滚而下。透过沙尘和山中云雾，隐隐看见大批穿得红红绿绿的“女仙”，手里举着刀，飞腾下山而来。官军一阵惊叫：“神兵来了！”扭头就往回跑。童淑一见只剩了自己孤零零一人，赶紧喝叫士兵们回来，但哪里喝得转，只得自己也跟着跑。一眨眼功夫，“神兵”到了面前，刀光闪闪，砍死了一大批官军。方七佛的拳脚队也从地底下突然冒了出来，夺过武器，在敌阵中大欧大杀。官军的五百名刀斧手大部分成了刀下鬼，童淑没有面子逃进睦州，独自落荒溜走了。
    打下睦州，方腊分兵两路，一路由方百花率领，向杭州方向打去。方腊一直送她到富春江边，用鞭梢指着远处的杭州说：“等我打下歙州，就回来同攻杭州，看谁先打进杭州城去。”方百花自豪地说：“我在杭州城里等着你。”
    方腊率另一路起义军回师溯新安江西上，穿过千里岗山和天目山之间的空隙，进入歙州地界。守歙州的“东南将”郭师中带
    一万人出城迎战，正遇上方腊部下勇将八大王。两人交手，八大王一刀将郭师中砍成两半，义军趁势冲进歙州城。八大王又向北发展，威逼宣州。
    方百花率领义军所向披靡，直抵杭州凤山门，在馒头山上设了点将台，推备攻城。
    杭州知府赵霆，一见义军来到，就卷起搜刮来的金银财宝，逃之天天，留下一文一武两个官员，武的是制置使陈建，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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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访使赵约。他们两人也各有自已的算盘，“陈建恋美妾，赵约惜货财”，因而没有跟着逃走。两人走上城头，看到义军已经架起云梯，一个女将领头，迅速爬上城来。城上的石头和箭矢，雨点般落下去，女将挥舞长剑，把石头和箭矢全都格开，脚下爬得更快。陈建慌忙喊道：“用火，快用火。”火烧着了云梯，看看快要烧断了，女将奋不顾身继续往上爬，正当云梯轰然一声倒下去时，她翻身一跃，上了城头，挥剑把逼上来的官军一个个砍下城去。就在这时，大批义军也跟着爬上了城，官军被压下城垛。陈建回头要跑，方百花飞身一跃，伸出剑去挑，但这时冷不防一支暗箭射来，正中方百花的面门，她支持不住，倒了下去…。西南喊杀声大作，方腊的大军也攻进了城。方腊教把陈建、赵约两个捆起来，听候杭州百姓发落，同时寻找方百花，布置守城。可是，当方腊把她找到时，这位杰出的女将已经停止了呼吸。只见她面容严肃，剑眉竖起，紧握双拳，象是在说：“打到金陵去！打到汴京去！”
    宋兵南来
    东南形势的急转直下，大大震动了封建王朝的京都汴京。北方虽然也有宋江等三十六人造反，但在赵宋统治者看来，这一伙人只是流来窜去，不占州县，并不构成很大威胁，且在宣和元年
    十二月，已经下“诏”招安，正等着看结果，而方腊乱起两浙，占地称王，“永乐”大旗飘扬在六州五十二县的上空，却不能不使赵佶急得大汗淋漓。这个地区是全国财物集中之地，北宋在这个地区搜刮的赋税钱粮越来越在赵宋王朝的经济收入中占重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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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以茶税做例子，公元一○一九年（宋真宗天禧三年），东南“茶息钱”是三万贯（一千文为一贯），而一百年后的徽宗政和年间，方腊起义前夕，就增加到了四百余万贯，增加了一百三十三倍。两浙起义无异断绝了封建王朝的主要财源，这怎么不叫赵佶
    一伙焦急万状呢！
    赵佶匆匆下令，命童贯率领军队前去镇压。这支军队共由
    三部分组成：一、保卫京畿的禁军；二、鼎州（湖南常德）、禮州（湖南澧县）枪排手；三、山西和陕西的六路精兵。总数共十
    五万人。以西北系老军官刘延庆为都统制，王禀为统制。这支军队原是准备对辽国打仗的。赵佶倾北宋全国精兵来对付方腊起义，还不放心，在军队出发时，他又穿了便服赶来，心事重重地拉着童贯的手说：“这东南大局，寡人完全托付给太尉了。徜有紧急事，不必奏报，直接代寡人以御书处理。”童贯就带了十五万军队，顺汴河星夜南下。
    赵宋王朝最害怕义军占领金陵（今南京），凭据长江天险与北宋抗衡，因此命令童贯：金陵乃咽喉要害，先占据江宁府，守住镇江。于是童贯亲自驻扎镇江，命王禀守住扬子江口，刘延庆镇守金陵，封锁了长江，这在战略上，宋军已比义军先走了一着。在杭州，方腊召集军事会议，确定下一步战略行动。方腊兴奋地说：“漆园誓师以来，战斗连连胜利，各地纷纷响应，义旗四举，仙居吕师囊起兵十万，永嘉俞道安威震浙南，东阳富求道人转战在金华江沿岸四县，他的师兄仇道人出击剡县（今渐江嵊县)和新昌，还有苏州的石生、归安（今浙江吴兴）的陆行儿，声势都越闹越大。我们的队伍已迅速发展到近一百万人。我的计划是，固守杭州，先图浙东，派出大军回头打去，配合各路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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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打下浙东各县，然后再部署北取金陵，大家的意见怎样？”
    太学生吕将，是新近才加入义军的一个青年知识分子，他拥护农民革命，反对赵宋反动统治。听了方腊的意见后，昌将站起来说道：
    “圣公对浙东形势的分析，很鼓舞人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应当挥胜利之师，直取金陵，以扼守长江天险，断绝敌人的南北通道，确保整个江南在我手中。如果我们回头在浙东徘徊，敌人必定长驱直入，那将是很被动的。”
    方腊看这个年轻的读书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侃你而谈，心里很喜爱他，但不赞同他的方案，于是说道：“我们在浙东揭旗起事，百姓对我们的期望十分殷切。现在浙东受欺压的百姓还很多，应该把他们先行解救出来。”
    日将说道：“听说圣公在誓师之夜，就曾经计划过：江南列那，一鼓而下，我军据有江表，划江而守，十年之内，可图全国统
    一。这个正确计划，圣公可不要改变呀！”
    方七佛看到两人都说得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建议道：“圣公·北进的事，交给我好了。现在苏州的石生，已经起来，确实很需要支援。给我三万人马，我先打下秀州（今浙江嘉兴），然后直插苏州，夺取金陵。”
    方腊说：“好！给你加一倍，带六万弟兄，去打秀州。吕将守杭州。郑魔王南下攻婺州（今浙江金华），我随后也去。”
    当召开这次军事会议时，童贯还在江北。义军没有认识到先取金陵的意义，而老奸巨猾的童贯却看到了，这是义军的一个失着。义军虽然英勇作战，东拚西杀，甚至又打下了浙南重镇婺州和处州（今浙江丽水），但放松了对整个战局具有决定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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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线，终于不能顶住自北而南压来的官军，在军事上逐渐被动起来。
    杭州军事会议后，方七佛率领义军在秀州城下苦攻四日，没有得手。童贯的军队却已经渡过长江，扑灭了苏州的农民义军，迅速顺运河南下，绕到方七佛的背后，占领海宁和崇德，把六万义军包围在秀州、海宁、崇德之间一个狭小的三角地区。形势对义军十分不利，打下秀州已不可能，退回杭州的路又被切断。方七佛和全体义军浴血奋战，从北边冲出包围，到了离太湖不远的一个小镇一桐乡县乌镇，部队已损失了四万人。
    乌镇百姓象接待亲人一样接待义军的到来，立即烧水煮饭，给伤员换药喂水。已经一整天没吃一点东西的义军，流着热泪大口地吃着热菜热饭。乌镇百姓要义军在镇上住下。方七佛负了重伤，他挣扎着从船里上岸，对乌镇百姓说：“感谢父老兄弟姐妹。我们不能在这里久停，马上就要冲过宫军的封锁线，回杭州去。将来我们还要打回来的。”
    一长串船只向南摇去。天正下着密密的雨，儿千鸟镇百姓依恋不舍地站在岸边流泪送别。后来，就在这岸边，乌镇百姓筑了一座亭，叫做“哭送亭”，亭边柳枝飘拂，好似招唤着远方的义军重来。
    城楼斥降
    王禀率领着京畿禁军和辛兴宗、杨帷忠的熙河兵尾追方七佛，到了杭州外围。
    这时方腊已从南线战场赶到杭州，立即布置加强城防，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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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歼灭来犯的官军。
    方腊在城头上巡查，看到义军同杭城老百姓正在一起加固工事。方腊从一个手臂负伤的义军小战士肩上抢过一块大石头，放在城垛上，然后回过身来关切地问：“小兄弟，你在哪里负的伤？”“秀州城下。圣公，我砍死了六个官军。突围时被恶狗咬了
    一口，现在已快好了。”
    方腊很高兴地称赞他，并指着城外说：“恶狗跟上来了，作好准备，狠狠打它们。”
    “圣公，今天早上从城外射进来一支带信的箭，说是姓赵的皇帝要我们放下武器。”
    方腊故意逗他：“你看怎么样？”
    “打！”小战士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不是软骨头，娘老子给我生下的膝盖骨，是从不向敌人下跪的！”
    正说着，方七佛抓来了一个穿宋朝官服的家伙，掷在方腊脚下。这家伙爬起来，哇哩哇啦叫着：“我是皇朝命官，我要面见你们首领。”
    方腊喝住他：“你来于什么？”
    这家伙被方腊的威严镇住了，嗫嗫嚅嚅地说：“我，我是奉命而来，不干我事。皇上发出了诏书”，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来：“皇上姑念你们出于生活所迫，听信奸邪…”
    方七佛在一边大喝一声：“住口！你敢胡说八道，我就把你撕碎！”方腊向方七佛摆摆手，对吓得瘫在地上的宋官说：“说下去，
    看你那张嘴里还能放出些什么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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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官壮壮胆，继续说：“皇上体恤民间疾苦，已经下了‘罪己诏’，撤销‘花石纲’，并且撤了朱动的职。东南百姓沐浴皇恩，从此可以回乡安心耕织了。”
    方腊冷笑一声：“这是被我们农民义军打怕了，不得不装模作样，实际全是欺骗。我问你，既然停止了‘花石纲’，为什么汴京还在劳师动众，大造什么‘万岁山’？为什么中原大饥而帝王将相照旧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为什么姓赵的皇帝至今还用百姓汗血供养着两万个道士给他祈寿延年？这叫做体恤民间疾苦？这便是沐浴皇恩？”
    宋官说：“大王不要用这样的火气对待皇上。皇上对你们宽大为怀，只要接受招安，就不咎既往，还可以封官赐爵，到那时，大王对万岁山的观感就会不同于今日了。”说完，斜着眼看方腊的脸色。
    方腊手扶剑把，大声笑了起来：“呵呵！只要投降了，就给官做，还可以到皇帝的万岁山上去逛逛，是这个意思？妙极了！可是我这剑”，他敛住笑，把剑从鞘里拉出半截：“是睦州一个老铁匠亲手打就，交给我的，要我为穷人兄弟出力。我可没那个心思逛什么万岁山！迟早有一日，我会把它一脚踏平，把你们那赵家皇帝一锅端！”
    宋宫见势不妙，起身想溜，但还没有死心，又说：“大王，还有个消息奉告，山东大盗宋江三十六人，去年十二月已在海州接受了招安，皇上封宋江做了节度使。宋江这个人真不愧为识时务的俊杰。大王对这件事，有何感想？”
    方腊怒火万丈，两道浓眉陡地竖起，圆睁大眼，右手猛地掣出佩剑。方七佛飞起一脚，把宋官圆踢翻在地，一只脚踩住，正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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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手去抓刀，那个负伤的小战士手快，举刀就要砍。方腊一摆手：“慢！留个活口，让他回去报信。告诉阉臣童贯，我们是顶天立地的农民义军，同赵家皇帝、贪官污吏都是死对头。想要我方腊出卖穷人利益，领着百万弟兄投降，休想！谁用穷人的命运给自己换一顶乌纱帽戴，谁就要受千年骂，万代恨，落不下一个好收场。回去就这样向你们主子说。滚吧！”
    方七佛象抓小鸡一样，抓起宋官，飞步走下城楼，穿过吊桥，将宋官摔出十几丈远去。
    “哈哈…”城楼上的义军都痛快地大笑起来。
    血战帮源
    诱降不成，童贯采用帐前小校韩世忠献的诡计，在北关堰伏击义军，占领了钱塘，义军便坚守杭城，不再出战。童贯为了等待后军王涣来到，也暂时按兵不动，只把杭州密密围了起来，切断了它的一切外援。城中粮食很快就发生恐慌。等了十天左右，王涣赶到了，宋江这个无耻叛徒背叛了农民革命的事业，也率领军队到了杭城前线，童贯才下令攻城。方腊率领八万义军苦战
    六日，终因城中断粮，只得下令分批突围。二月十八日，方七佛率领最后一批义军二万人突围，遭到官军重重阻击。义军前赴后继，大部壮烈牺性，只剩千余人跟着方七佛杀出重围，追上方腊率领的部队，经过富阳、桐庐、睦州，节节问根据地帮源洞撤退。
    三月二十七日，王禀攻下了睦州。
    皖南三月，春水涨了。驻守在歙州的八大王，牵挂着新安江下游的战事消息。他恨不得让江水把他送向东去，狠狠同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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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拚杀一阵。实际上在这时，一场恶斗也已向他逼近。
    童贯早在进攻杭州时，就命令守金陵的刘延庆，派他的部下刘镇、杨可世，从江东进入安徽，占领皖南，摸向义军根据地的背后。三月初，刘镇、杨可世沿青弋江河谷突袭泾县。接着，杨可世从泾县进攻旌德县，刘镇从宣州进攻宁国县，两股敌军形成了对歙州的钳形攻势。八大王与敌军大战于歙州城下，不幸城破。八大王又在城外的潘村设下埋伏，与敌人鏖战到半夜，给了敌人重大杀伤，但八大王自己也负了重伤，只得退向帮源洞。刘镇、杨可世紧紧追来。
    童贯就这样从睦州和歙州的东、西两线，同时扑向义军根据地帮源洞。各地义军急急赶来支援，但受到了官军的拦截牵制。
    四月十九日，王禀占领青溪。二十三日，刘镇、杨可世首先到达帮源洞南口，按照预先约定的信号，放起了烟火。这一股黑色的烟火，象一面招引鬼魂的黑幡，把各路宋军都引到帮源洞来。南口的黑幡，引来了王涣和他的裨将宋江等一路人马。王涣一直是作为王禀的后军，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拾破烂，运死尸，窝囊得很。叛徒宋江，也急于想在“讨”方腊战斗中卖点力气，以报效主子。南口的烟火一举，意味着升官迁爵的机会到了。于是王涣率领着马公直和裨将赵明、赵许、宋江，急急赶来抢功。南口的黑幡，引来另一路三万官兵，带兵的是黄迪和刘光弼，他们是童贯特地派来参加围攻帮源洞的。
    南口的黑幡一举，急死了王渊部下的韩世忠。这个小校在杭州献了一条诡计，升为偏将，官瘾越来越大。一见烟火升起，就带了自己挑选的五十名亡命之徒，抢先向南口奔去。
    见到了南口的黑幡，王禀倒抽了一口凉气。老面贪功的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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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宗更大为光火。他是王禀部下的前军，满以为这次稳得头功，不想被西路军占了先，于是死命地催部下往前赶路。
    四月二十四日黎明前，五路官军三十万人马，把帮源洞重重叠叠包围起来。二十万义军，集中在帮源洞，在方腊亲自指挥下，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根据地保卫战。
    方腊扼守着帮源洞南口的箭门岭。官军把炮车推到岭下，朝着山岭放炮。浓烟烈火笼罩山头，成群宋军就开始爬山。当他们爬近山口，义军突然从烟火中冲出来。方腊舞着他著名的“火刀”，浑身象一团烈火，成批敌人倒在山坡下。箭门岭激战一日
    一夜，岭下枕藉着三万多具官军尸体，义军自己也牺牲了一万多名。由于箭门岭内陡外缓，利于攻而不利于守，方腊下令翻过松毛岭，向严家溪滩撤退；在那里同另一路优势的宋军相遇，大战
    一场，方腊的坐马战死，刀也丢失，最后退往洞里。宋军大发兽性，又烧又杀，使根据地“流血丹地”，义军十多万人壮烈牺牲。黑夜，各山头上依然听到刀剑格斗声和义军震惊山谷的喊杀声。直到天明，声音才渐渐沉寂。王禀下令搜山。官军见屋就烧，见人就杀，百姓被害的何止成千上万。据地主阶级文人的记载，汤品、榴树岭一带八十五里，九村山谷相望，吊死和杀死的人不知其数。尽管敌人这样残杀，他们还是找不到方腊潜居的秘密洞口。
    韩世忠带了五十个敢死队满山搜索，不知道洞口在娜里。但是，那个在方腊起义时向官军告密的方庚，在青溪隐匿了很久，这时又冒出头来，充当封建王朝的鹰犬。韩世忠这才找到了洞口，摸进洞窟，和守在洞口的义军格斗起来。激烈的刀剑声惊动了正在洞里养伤的八大王，他提了一把刀赶出来，迎面遇上韩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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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奋力砍去。韩世忠带来的敢死队，杀死了守门义军，向八大王一拥而上，把他裹在中间。八大王箭伤还没有好，同几十名敌人格斗很久，终于力尽扑地，被敌人擒住。
    祠里黑森森的，深不可测。韩世思已经被八大王砍了一刀，污血满脸。他不敢再往深处走了，蹲在洞口，把自己带来的几十个亡命之徒往里赶。只听得洞底传来“乒乒乓乓”的刀剑声，夹杂着撕裂人心的叫声。一会，声音消失了，从洞里丢出来几具尸体，韩世忠一看，全是自已的部下，就又把第二批人赶下去，接着又激烈地传来砍杀的声音。宋军后继部队大批涌来，一批批地跳进洞去，整整打了儿个时辰，方腊虽然英勇，怎禁得敌人这样轮番进攻，最后终于被宋军缚住，妻邵氏、子方亳，和部将方七佛、吕将，也陷落在敌人手中。
    韩世忠钻出词外，劈面遇到辛兴宗。韩世忠打了一躬，吹牛道：“末将单身入洞，生擒得方腊等五十二人。”辛兴宗一见眼红，就摆出上司架子说：“俘虏由我解往大营，你继续搜山。”韩世忠大叫：“老将军怎能掠俘冒功。”辛兴宗的部下依仗权势，动手来抢，同韩世忠部下冲突起来，双方混斗了一场。小小的偏将韩世忠，哪里斗得过前军主将辛兴宗，终于让辛兴宗夺了功去。辛兴宗查点俘虏，发现只剩下三十九人。原来吕将、方七佛等十三人趁敌人互相撕咬时，机警地溜走了。
    八月二十四日，北宋首都汴京风雨如酶。百万义军领袖方腊在风雨声中不屈就义。
    赵宋王朝以为方腊既已死去，也就解除了他们心头的祸结，于是下令重开“花石纲”，恢复“应奉局”，朱动也官复原职。然而，方腊果真死了吗？不，他没有死，他在继续战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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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义军根据地，脱险后的吕将，不折不挠，率领余下的七万义军，高喊着“圣公在头顶护佑我们”，冲向敌阵；
    在淅东，方七佛举着方腊的杏黄色战旗，战斗在丛山峻岭上；
    在黄岩，马师囊与宋军恶战断崖，山水为之变色；
    在上苑洞，义军面对无耻叛徒宋江的野蛮屠杀，战斗到洞破刀断，宁死不屈！
    当时，谁也不信方腊已经去世。直到几年以后，还有人热情地传说，方腊又出现在安徽歙州的一个名叫山角里的小山村，而那个在汴京就义的方腊，却是为救方腊而冒死替名的一个义军弟兄。这传说是真是假，没人证明，但方腊留下的武器、战袍和靴子，却给了后人以不屈的英雄形象和永远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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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容传
    陈
    在十九世纪跨入二十世纪的年头里，中国人民掀起的民主革命激潮，给投靠帝国主义的清朝封建专制政府敲起了丧钟。当时许多知识青年，作为一支新生力量登场，是这一时代的号角。他们热爱祖国，奋不顾身，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等恶魔斗争，把革命推向前进。自署为“革命军马前卒”的邹容，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个。
    邹容，字蔚丹，又叫威丹，四川巴县人，生于鸦片战争后四余年的一八八五年，也是中法战争失败的那一年。巴县紧邻重庆，在清末是重庆府的首县，长江上游的急流经那里奔腾东下。在邹容成长的年代，重庆已被开放为商埠，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日益渗透于巴山蜀水间，而戊戌变法的新旧冲突、义和团反帝斗争的急风骤雨，更一幕一幕地揭示出了中华民族的灾难和中国社会的矛盾。
    邹容六岁开始上私塾，经过几年的努力，很快读完了封建教育规定要读的四书五经，并已读《史记》、《汉书》等历史名著了。他的父亲邹子璠是个颇饶资财的商人，看到邹容聪明好学，很希望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以光大邹家的门第。邹容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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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参加县里的“童子试”一科举考试的第一步，对冷晦的题目不甚了然，要求解释，主考官拒绝，他当场同主考官顶撞起来，愤而退出了考场。回家后，遭到父亲的责打。这时，维新之风已由上海、北京吹向内地，邹容初步接触了《天演论》、《时务报》等维新书刊，革新要求在他的思想深处发了芽。当他父亲一再以赶考的话说教时，他坦然回答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表明年轻的一代正在向旧制度挑战。邹容在时代和形势的启示下，感到不但要知道中国，还应开眼看世界，要向外国寻求知识，他便跟来到重庆的日本人学习日语、英语，并接受西学。戊戌政变发生，顽固派反扑过来，杀了维新派的头，消息传来，邹容大为谭嗣同为革新而流血的事迹激动，他怀着仰慕的心情把谭嗣同的遗像悬于座旁，在上面题了一首诗：
    “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诗的技巧虽不算成熟，还渲染了英雄造时势的观点，但他以一个
    十三四岁的少年，就如此鲜明地表达了对新旧的爱憎，立志要走革新的道路。他的诗，是时代的脚步声。
    义和团运动后，中国的革新运动已激化为民主革命的浪潮，正强烈地冲向封建专制的堤坝，清朝政府见风使舵，居然想把“维新”的旗号接过去，举办所谓“新政”。一九○一年夏天，四川总督奎俊推备选派二十二个青年去日本留学，将在成都招考。邹容得到消息很高兴，认为是去外国学习的好机会，请求父亲准许他赴成都报考。有个守旧的亲戚从中阻挠，邹容知道了，拿起菜刀要同这个亲戚拚命，他父亲只好同意他去。邹容去成都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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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考的成绩并不坏，由于他平时思想激进，旧势力对他不满，官厅竟取消了他的录选资格。他退一步就学于成都经学书院，学习中，每与同学辩论，“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没多久，又被顽固的书院院长开除了出来。
    年轻的邹容虽然受到一次又一次打击，但他一点也不气馁，要求上进的心更坚，经过向他父亲多次争取，几至决裂，才得到自费留学日本的允许。邹容的学习历程，贯串了新和旧的斗争，是那时中国社会新旧斗争的缩影。这种新旧斗争，即是革和保的斗争。
    就在当年的冬季，邹容踏上了他的不平凡的征途。从重庆乘船下驶，穿过三峡，奔泻的江流冲打着两岸的岩石，撒出一簇簇浪花，江心的急浪，卷起一圈圈旋涡，邹容身历其境，他的思潮也随着江流翻滚。邹容把上海作为他去日本的第一站。到了上海，为打好语言基础，经人介绍，进入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外国语学校一广方言馆，补习日语。
    上海那时已是一个拥有近两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之一。在这里，邹容看到十里洋场的租界和趾高气扬的外国巡捕，看到五光十色停泊在黄浦江的外国轮船和兵舰，看到一家家吮吸人民血汗的工厂和银行，激起了对卖国的清朝政府的无比仇根。而一方言馆却有不少人带着洋奴买办思想，把学习外国语当作敲门砖，邹容深为感叹，写了首“书怀”诗：
    “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堪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儿个男儿非马牛！”
    邹容在上海呆的日子不长，一九○二年眷上，他横渡东海，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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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日本东京。初到甘本的中国留学生，大多都进同文书院补习日语和其他学科，为投考专门学校作准备。邹容到东京后，也是进这个同文书院学习的。
    中国从上世纪最后几年陆续派遣留学生去日本，当邹容到日本时，留日学生已迅增至两三千人，去者仍络绎不绝，形成为留学生运动。这些知识青年，对在清朝统治下处境愈来愈艰险的中国，本来已惴惴不安，一到国外，汲取新的思想，要求改变中国现状的心更加迫切。爱国革命活动在留日学生界一天天活跃起来。一九○三年的春节，留日学生一千多人在东京留学生会馆举行新年团拜大会。会上，马君武和邹容等相继演说，讲述清
    两
    朝的罪恶历史，声言不推翻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就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这些愤激的言词，不仅激发了到会人的斗志，也在没有到会的留学生中传开了。从此，邹容每会必到，到必慷慨陈词，他很快成为留日学生中鼓吹爱国革命最年轻的急进分子。当年四月，由于沙俄不履约撤走它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侵入中国东北的军队，反而增兵，还向清朝政府提出妄图长期控制东北的七项无理要求，全国人民对沙俄的侵略凶焰极为愤恨，各地奋起反对，发起拒俄运动。留日学生也纷纷举行集会，商讨对策，召开了拒俄大会，到会者五百余人，大会决定组织拒俄义勇队，亦称学生军，当场就有陈天华等二百多人签名入队，有十多个女留学生报名愿随队担任护士工作。邹容是这个大会的发起人之
    一，也是拒俄义勇队的队员，他逐日列队操练，决心同大家一起把沙俄侵略军逐出中国的领土。清朝政府害怕触怒沙俄，更害怕留学生组成“反抗朝廷”的势力，便以义勇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为词，勾结日本政府把它解散了。‘义勇队是解散了，但是,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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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日学生的革命意志是解散不了的，他们进而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标榜“尚武精神”、“铁血主义”，继续开展反帝反清的革命活动。
    邹容到日本的一年，投入了留日学生的爱国民主斗争，又读了卢骚《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等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和美国独立、法国革命的历史，革命感情在他胸膛里象炉火一样越烧越旺。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出发，他决定写
    一本书，写一本讲革命的书，阐发独立、自由、平等思想，羯露清朝政府的血腥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以唤起更多的中国人的警觉，投入革命行列，一起向敌人开火。这本书的名称就是《革命军》赫然三个大字。
    邹容挥着匕首般的笔，字字句句刺向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政府，聚精会神地撰写他的《革命军》。这时，传来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与另一个留日学生监督钱某的妾有奸私情事，这个姚文甫本来就是破坏留学生运动的敌人，大家决定借此机会给他以打击。邹容约同几个留学生直入姚文甫在东京的住所，揭出他的丑事道：“纵饶汝头，不饶汝辫发！”拿出剪刀，嚓的一声，就把姚文甫脑袋后的辫子剪了下来，悬于留学生会馆的梁上示众。后来章炳麟赠邹容的诗中，有“快剪刀除辫”一句，就是指的这件事。
    清朝驻日公使蔡钧对这件事大为恼火，他不止是感到“物伤其类”，更惶恐的以为这是“犯上作乱”的发端，因此照会日本外务省，淮备捉拿邹容等人。邹容接受朋友们的劝告，离开东京，返回上海；邹容在《革命军·自序》中，说他“居于蜀十有六年，以辛
    丑（一九O一）出扬子江，旋上海；王寅（一九O二）游海外，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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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年。”这几句话概括了他前此的短暂经历，他一踏入社会就迎着风浪前进的经历。
    邹容回到小别一年的上海，上海已不是去时的沉默了。蔡元培、章炳麟等在这里组织了中国教育会，从教育文化入手，传播革新思想。接着，上海、南京的学堂发生学潮，成批的青年被迫退学，中国教育会为之设立爱国学社，接纳他们入学。这些感情奔放的青年汇集一堂，在蔡元培、章炳麟等的引导下，议论时政，意气风发，又以“国民公会”的名义，借张园开会，得言革命，俨然结成了革命团体。而早已在上海刊行的《苏报》，受民主思潮的激荡，也日益赞同革命，同爱国学社紧密配合，言论随之激昂起来，影响及于东南地区。
    上海的民主活动和一海之隔的留日学生的爱国反清斗争，是互通声气、互相促进的。邹容一返上海，就住入爱国学社，从那一个战场转到这一个战场，再没有上次初来上海那种“落落何人报大仇”的寂寞感了。特别是他和章炳麟的结识，有共同的反清思想作基础，很快建立了战友和同志的亲密感情。章炳麟比、邹容大十八岁，已是一个有学问而知名的革命家，他对聪颗果敢的邹容很器重，呼之为“小弟”，诗中有“邹容吾小弟”之句，反映了他们的不寻常的交谊。
    邹容回到上海的日子里，积极参加爱国学社的活动，张园的集会，又和章炳麟日夕相处，得到帮助。经过几年来思想和生活上的磨练，这个年轻战士的民主革命观念更加炽烈而带系统性了。他一边战斗，一边钻研，敏捷地写完了在东京已经着手的《革命军》。《革命军》全书共二万字，分做七章：一、绪论，.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之教育，四、革命必剖清人种，五、革命必去奴隶之。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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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性，六、革命独立之大义，七、结论。
    《革命军》揭出革命大旗，说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必须“仗义群兴革命军”，进行武装革命。书名鲜明地标明了全部宗旨。这就从正面回答了保皇党康有为那时正在叫嚣的中国只能改良不能革命的谬论，把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革与保两条路线斗争推上了高潮。
    《革命军》以革命的“公例”、“公理”之箭，射向那时统治中国的清朝政府。它一开头就烈地指出：“我中国今日欲脱满州（贵族)之羁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之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这些观念虽然不是全都健康的，但反复说明了一条真理，中国只有经过革命才能改变现状，也才有它的将来。它认定革命是“去腐败而存善良”，“去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的必由之路；革命是“牺性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的崇高事业，因此对革命不能“中立”，不能“徘徊”，不能“后退”，它大呼“此其时也”，就是说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去干革命。
    《革命军》之所以大声疾呼要革清朝政府的命，因为清朝是
    一个极腐朽、极恶劣的封建专制政府，不是“迫民以威”，就是“陷民于律”，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使士农工商都不能安业，断送了中国社会一切新的生机。而清朝统治者还口口声声在那里说什么“皇仁”，邹容说这是“盗贼之用心杀人而曰救人也”。尤其清朝是一个卖国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把大片大片领土奉送给帝国主义，“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连他们自己称为“发祥之地”的东北也让沙俄恣意宰割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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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蹂躏，以至“杀一教士而割地赔款，骂一外人而劳上谕动问”的勾当，层出不穷。所以邹容认为清朝政府是洋人（帝国主义）的“奴隶”，广大的中国人又成为清朝的“奴隶”，只有推翻清朝这个“奴隶总管”，才能使中国人变奴隶为主人。他断然指出，革命就是“先推倒满洲人（贵族）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还要“敌对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及本国人”，那是说，凡反对中国革命独立的外国人和中国人都是革命的敌人。
    《革命军》提出要革清朝封建专制政治的命，还必须革“奴隶道德”的命，因为“奴隶道德”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纽带。“数千年来，名公巨卿，老师大儒，所以垂教万世之二大义：曰忠曰孝，更释之日忠于君，孝于亲”，就是极顽梗的精神枷锁。邹容蔑视地说：“吾不解忠臣之谓何”！他以辛辣的笔调写了首《奴才歌》，讽刺不许革命的奴隶哲学说：“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内政与外交，大家鼓里好睡觉。古今有句常言道：臣当忠，子当孝，大家且勿胡乱闹”！所以他要“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为民主革命扫除思想上的障碍。以为“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学习，一视一听之微物”，都要经过革命的洗礼。
    《革命军》的作者知道要推翻清朝统治者，要扫荡“外来恶魔”（帝国主义），革命的任务是艰巨的。他号召“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效“法人三次，美洲七年”，同敌人“驰聘于枪林弹雨之中”。这样做去，他深信革命的目的终有一天会达到，“诛杀满洲人（贵族）所立之皇帝，以撒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书的结语，发出了“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的宏亮声音。这是一本生气勃勃、富有战斗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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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的书，不仅从思想上摇撼了清朝的统治，而且化作行动，成了推翻清朝的物质力量。但它毕竟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是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它强烈地反对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却没有把满洲贵族和满族人民区分开来，带有浓厚的种族复仇主义色彩；它热情地呼吁老年、壮年、青少年都要参加革命，为革命出力，却找不到一条动员人民群众起来的道路，甚至把革命强分为“野蛮革命”和“文明革命”两种，使自己和劳动群众对立起来。
    邹容写完《革命军》，将原稿送给章炳麟看，请他润色。章炳麟看了，认为语虽浅直，然感动普通社会，非如是不可，不用修饰。他主动为《革命军》写了篇序，预言这本书将给中国社会“震以雷霆之声”。另有几个人为之筹集印刷费，一九○三年五月《革命军》在上海出版了。
    《苏报》为扩大《革命军》的影响，五月二十七日刊载了《革命军·自序》，接着在六月九日发表了《读革命军》和《介绍革命军》两文，前者阐发革命的宗旨在于“去世袭君主，排满洲特权，覆一切压制之策”，推荐《革命军》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后者说《革命军》“文极犀利，语极沉重”，读了没有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的，希望将此书普及于“四万万人之脑海”。这样，就给当时的中国社会投下一颗巨型的精神炸弹，激起了“苏报案”的轩然大波。
    还在张园举行爱国演说时，就已风传官方要查禁“不逞之徒，得演革命诸邪说”，但因爱国学社和苏报馆都设在租界，他们没有来得及同租界的殖民机构一工部局串通好，一时没有发作。至此，“乃复有不普通、最急激、致政府惊心动魄之一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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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军’者，公现于世”。清朝政府按捺不住了，便加紧策划对革命党人的迫害。两江总督魏光焘以“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为由，要上海道袁树勋赶快同工部局达成协议，查禁爱国学社和《苏报》，密拿有关人员。还派了南京候补道俞明震来上海协助。六月二十九日，《苏报》又摘刊了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把康有为的保皇政见驳得体无完肤，大骂光绪皇帝载湉是个“不辨菽麦”的“小丑”，更加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和保皇党，展开了革与保两条路线的斗争。这
    一天，外国巡捕和中国警探到苏报馆捉人，第二天，巡捕和警探又闯入爱国学社，气势汹汹地指名要捉蔡元培、章炳麟、邹容等人。章炳麟回道：“余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章当即被扣上手铐捉去。邹容听到章炳麟被捕，以生死与共，义不苟免，七月一日，自己到巡捕房投案。除章、邹外，还先后抓走了同《苏报》有关的四个人。
    “苏报案”是中国人民同国内外反动派的一场尖锐斗争，也反映了清朝封建统治者同帝国主义又勾结又矛盾的丑剧。章、邹被押禁会审公廨后，袁树勋、俞明震便向工部局和各国领事活动，要求引渡，把章、邹等解往南京处理。那个远在武昌的满洲贵族、湖广总督端方，更是咬牙切齿，一会儿上奏北京，一会儿电询魏光焘，一会儿派亲信至上海，说“此书（指《革命军》）逆乱，从古所无”，“劝动天下造反，皆非臣子所忍闻”，必须将章、邹“妥密解宁”，“尽情惩治”。由于舆论界的激烈反对，以及工部局坚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不同意引渡，七月十三日，清朝的皇太后和皇帝也出面了，发出上逾说：“邹容等六犯既经拿获”，仍须设法押解南京，“毋任狡脱”。工部局看到的首先是他们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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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权益，管你什么上谕不上谕。十五日，会审公廨公然组织额外公堂，对章、邹等进行审讯，以此来打击革命党人。
    会审时，章、邹的辩护人向会审官说：有被告而无原告，狱案不能成立，此案原告为何人？是中国政府吗？是两江总督吗？是上海道台吗？会审官不知所答，漫应道：中国政府。于是清朝政府便以原告的身分同章、邹私人打起官司来，摘引章、邹的革命言论，指控为煽动作乱，“大逆不道”。章炳麟从容反驳，旁若无人，对那几个中外混合的会审官投以轻蔑的跟光。邹容则坚贞不屈地说：“因愤满人（贵族）专制，故有革命军之作”。
    会审了多次，清朝政府总想把章、邹弄到手，又由外务部向各国驻北京的公使交涉，仍无结果。最后只得同工部局商定，将《苏报》其他人释放，以章、邹“谋为不轨”，“厥罪惟均”，定为永远监禁，即无期徒刑。舆论不服，群起反对这项无理判决，声言章、邹久系监狱，在法律和道德上均为不合，应将控案注销。拖到一
    九○四年五月，额外公堂被迫改判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两年，期满逐出租界。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这是章炳麟在狱中赠邹容诗的最后两句，是说临死他们也要紧搀着双手，天地间就有这样两颗好头颅。邹容的答诗说：“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与尔，同兴革命军。”尽管关在监狱里，过着“沦地狱”的日子，他们仍然斗志昂扬，不顾生命的安危，念念不忘的是“兴革命军”。诗的境界，就是战斗，就是革命。当资产阶级还是一种新兴力量在进行革命的当初，他们需要这样的革命激情去开展斗争，是阶级的使命，也是历史的使命。
    邹容在狱中长期受折磨，至一九○五年二月病倒了，多次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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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厥过去。章炳麟托人从外面买来黄连、阿胶等药给他滋养，没有效果。再三向监狱长交涉，请找个医生为邹容治疗，竞遭拒绝。直到邹容的病情已十分险恶，狱医才来看病，开了药方，邹容服了药，却在第二天（四月三日）的夜半就死去了，离出狱期只七十天了，年纪仅二十一岁。死时口吐鲜血，人们怀疑是被毒死的。监狱把他的遗体抛弃墙外，有个向往革命的义士刘三收敛遗体，葬于上海华泾乡黄叶楼附近。数日后，中国教育会假愚园路开了追悼会，有八十余人参加，表示了千百万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抗议。
    邹容死了，邹容的立志革新、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却是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他的名字和战斗的《革命军》也是以光辉的一页永远载入史册的。他牺性不久，在日本和上海出版的《醒狮》、《国民日日报》等革命刊物，就刊出了不少悼念他的诗文。《江苏》第四期有署名浴血生者还谱写了《革命军传奇》（杂剧），第一出首两句说：“男儿自有男儿性，不到民权死不休”，道出了邹容为民主平等奋斗到底的决心。革命党人陈天华所写的《狮子吼》剧本，第七回的“破迷报馆案”，就是影射“苏报案”的，它说：“那时有一个破迷报馆…，所登的论说，篇篇激烈，中有一篇革命论（指《革命军》），尤为痛快。此论一出，革命革命，排满排满之声，遍满全国。”
    事情正是这样。就在“苏报案”发生的当时，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把邹容关起来了，可是关不住邹容发出的革命怒吼。《革命军》到处行销，到处传阅。有的书还把其中的重要章节作为单篇选入书内，以广流传，如当年出版的《黄帝魂》选录《革命之原因》等章节，就是一例。随着“苏报案”的斗争和邹容的牺牲，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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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形势在发展，《革命军》冲破清朝政府的重重禁网，更以各种名目刊行，遍销国内外。如在香港翻印的名《革命先锋》，在新加坡翻印的名《图存编》，在上海翻印的名《救世真言》，在横滨则与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合编称《章邹合刊》，也有与《扬州十日记》合刊的，销售达一百一十万册，占请末革命书刊销数的第
    一位。《革命军》是在战斗中诞生的，也在战斗中得到广泛传播，是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政府重要思想武器。
    一九一二年初，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为表彰邹容的革命功勋，赠予“大将军”荣衔。随后，章炳麟又为作《赠大将军邹君墓表》，刻石于墓，以纪念这位早年的战友。中国人民从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来，对十八九岁就写了《革命军》的邹容，
    一直给予好评，充分肯定他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多次校印了《革命军》，先后发表论述邹容的书和文章达数十篇（册），表示了对这位民主革命时期的青年战士的追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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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丘传
    刘修明
    出身没落奴隶主家庭，立志恢复周礼
    公元前五五一年（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八月
    二十七日，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一个职位不高的武官孔纥的家里，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就是孔丘。孔丘，别名叫仲尼，由陬邑附近的尼丘山而得名。“仲”是老二的意思。孔丘有个哥哥，他是老二，所以大家又叫孔丘为孔老二。
    孔丘祖先原是宋国人，是殷代奴隶主贵族的后代。孔丘的老祖宗弗父何、正考父、孔父嘉都是宋国的奴隶主贵族。在社会大动荡的年代里，宋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倾轧，孔丘的曾祖父逃
    A
    到鲁国避难，从此成为鲁国人。
    出生在破落奴隶主贵族家庭的孔丘，三岁死了父亲。他的母亲带着他移居到鲁国国都曲阜，生活很穷困，被人看不起。但是，家庭教育却告诉他是殷代奴隶主贵族的后代，老祖宗很了不起。孔丘在童年时常常用小碗小盘之类的东西作祭器，练习向贵族祖宗行礼的玩艺儿。他从十五岁起，就下决心学习周朝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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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和文武之道，以便将来光宗耀祖。他学习周礼，学习礼节、音乐、射箭、赶车、识字、计算（当时“六艺”），成为一个所谓“博学多能”的人，开始有了一点名气。孔丘十九岁早婚，第二年就生了个儿子。鲁国国君昭公特地送了一条鲤鱼给孔丘，表示祝贺。孔丘受宠若惊，给儿子起名叫孔鲤，别号伯鱼，希望他有朝一日“鲤鱼跳龙门”，重振祖威。
    孔丘切望巴结有权势的人，一步步爬上政治舞台。有一次，鲁国新兴地主阶级分子季孙为了笼络人心，举行宴会，招待社会名流。孔丘认为自己是贵族后代，也赶去季孙家参加宴会。他刚踏进季孙家门，就被季孙家臣阳虎吆喝住了：“喂，小子！今天是招待有地位的客人的，不是招待你这种人的！”孔丘象当头挨了
    一棒，气得无话可说，只得愤愤地退下阶来。他开始意识到，季孙、阳虎这些人得势，自己就要倒霉。
    要光宗耀祖，就要有地位。因此，孔丘很想当个官儿。到了二
    十六七岁，总算当了两回官。一回是当“乘田”，职务是管牛羊。孔丘不嫌官小，说：“我要把牛羊养得大大的！”一回是当“委吏”，就是仓库会计。孔丘说：“我管账要不出一点差错儿！”真是官迷心窍。
    奴隶主旧贵族一眼就看上了孔丘，把维护奴隶制的希望寄托在孔丘身上。有个旧贵族叫孟僖子的，临死前还叫自己的儿子及南宫敬叔拜孔丘为师，叫他们向“圣人之后”孔丘学习殷凋礼制。
    孔丘做梦都在向往周公，很想直接到周都洛阳去观礼，并向在那里当周朝史官的没落奴隶主思想家老子讨教一番。通过南宫敬叔的关系，鲁昭公满足了孔丘的要求，给他们备了马车和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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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启程的那天早晨，孔丘高兴极了，他爬上马车，正襟危坐，一声鞭响，车后扬起阵阵黄尘，哒哒向洛阳驰去。
    孔丘在洛阳参观了周朝的文物制度，又去拜访了老子，讨教关于周礼的问题。老子感到孔丘对全盘恢复殷周奴隶制的那一套想法过份迂执，和自己复擗奴隶制的想法不一样，就告诫他说：“时势顺当，可以乘华车，穿官服；生不逢时，就马虎点吧。你架子太大，要求太高，恐怕要碰钉子的。”孔丘执手恭听，但听不进去。回到鲁国后，他对学生说：“老子啊，就象云里雾里的龙一样，叫人真没法捉摸！”
    不管怎样，孔丘还是打定主意，照自己的主张干下去。
    反对社会变革，咒骂奴隶起义
    春秋末年，是社会大变动的时代。无数次的奴隶起义猛烈地冲击着奴隶制统治的基础。新兴的封建制代替腐朽的奴隶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多少象孔丘一样的奴隶主旧贵族世家衰落了。最大的奴隶主周天子的权威徒有虚名。本来只有周天子召诸侯的，但这时诸侯却可以把周天子召来话。新兴地主阶级则用各种方法争取人心，竭力把奴隶变为农奴。齐国的田成子用大斗借、小斗收的办法，培植自己的势力，后来干脆杀掉了齐简公。那时，臣子杀国君、儿子杀老子的事层出不穷，奴隶制“礼治”的统治，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孔丘对这一切都很恼火。他惊呼：“臣子杀国君，儿子杀老子，由来已久了，要提防，要想办法啊！”
    鲁国三家新兴地主阶级势力-一孟孙、叔孙、季孙，势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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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很快，不把国君鲁昭公放在眼里，后来干脆把昭公赶到齐国去。季孙原来是一个普通的家臣，现在竞敢动用周天子的礼乐，用六十四人在家庙里神气活现地作乐起舞。祭泰山，原来也是周天子的事，可是季孙照样去祭了泰山，根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
    孔丘对委孙等人的“僭越犯上”的行为，火冒三丈，他愤愤地骂道：“是可忍，孰不可忍也！”鲁国国君失权，他忧心忡忡，说：“鲁国国君经济权失掉已经五代了，政权到大夫手里，也已经四代了。这样发展下去太危险了！”
    孔丘三十九岁那年（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人把法律铸在鼎上。孔丘听到这事，非常反感，他说：“将贵族和奴隶混在一起，怎么显示贵族的尊严？贵贱之间一点区别都没有了，还象什么国家？”
    孔丘对奴隶起义，更是痛恨入骨。公元前五二二年，郑国奴隶大暴动，占据崔苻的地方。有个叫游吉的奴隶主残酷镇压了这次起义，杀光了所有的奴隶。孔丘评论这件事说：“好，杀得好！对奴隶太宽了，他们就要造反；现在严厉镇压，才能斩草除根！”孔丘就是这样一个反对革命、死心塌地维护奴隶制的顽固派。
    逃奔齐国，鼓吹“礼治”
    孔丘本想在鲁国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结果由于季孙、叔孙、孟孙三家造反而破了产。鲁昭公在鲁国站不住脚，逃到齐国去了。怒气冲冲的孔丘也尾随主子之后，跑到了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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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国是东方大国，农业发达，又有鱼盐之利，奴隶主贵族势力很强大。早在五年前，齐景公访问鲁国时，曾向孔丘请教：“秦穆公国小地僻，为什么能称霸一方？”孔丘回答说：“秦国虽小，但志气大；地虽偏僻，但办事有办法。秦穆公重用了百里奚，很有希望统一中国，目前称霸还是小事。”孔丘的意思是要景公能象秦穆公重用百里奚一样重用他，在东方复兴奴隶制，对抗西方的秦国。
    如今，孔丘来到了齐国，齐景公是多么高兴啊！景公迫不及待地向孔丘请教政事。孔丘便大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套维持奴隶制统治秩序的“正名”理论，景公听了连连赞叹说：“对、对、对！如果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那么，即使我有满仓的大米，我也吃不成饭啊！”景公一高兴，就要把尼谿地方的田地赏赐给孔丘。前些日子，齐景公还请孔丘欣赏了齐国的“韶乐”，据说孔丘听后，曾兴奋得三个月不想吃肉。现在，又得到景公赏识，孔丘是多么得意啊！他满以为可以在齐国大显身手，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了。
    但是，齐国政治家晏婴却打破了孔丘的美梦。他对景公说：“孔丘这帮儒生，只会讲漂亮话，因循守旧，不照新制度办事。他们已经破落了，还自以为了不起，到处乱跑，招摇撞骗。用这种人必定坏事。周王朝已经衰落了，老一套礼乐制度也早已不中用了。孔丘还要搞这套一辈子也学不完的迂腐繁琐的礼乐，如果用他，对齐国一点好处也没有。”
    晏婴的话打中了孔丘的要害。在新兴地主阶级的压力下，齐景公不敢重用孔丘了。当景公再见孔丘时，就不再问什么，找了
    一个借口说：“我老了，不能用你了。”孔丘听了，一下子象泄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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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皮球，瘪掉了。特别是齐国新兴地主阶级认为孔丘赖在齐国是个祸害，他们准备杀掉这个惹是生非的鲁国人。孔丘吓坏了，身家性命要紧，他急忙收拾行李，溜回了鲁国。
    堕三都，杀少正卯，实行奴隶主阶级暴政
    阔别多年的鲁国，仍然是大夫掌权的局面。季氏家臣阳虎、公山不狃和仲梁怀相互争权。孔丘对这帮“僭离于正道”的“乱臣贼子”恨之入骨。他既然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只好在家里一面修订殷周的诗书礼乐，一面开始收罗门徒，进行讲学。
    但是，孔丘这个官迷，一天不做官，日子就不好过。所以，当公山不狃以费为据点反对季氏，请孔丘出来当官时，孔丘又动心了。他的学生子路问他：“你天天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现在公山不狃不也是犯上作乱吗？你给他当官不是助纣为虐吗？”孔丘回答说：“周文王、周武王曾以丰、镐两个小城为根据地，建立
    一个王朝，我难道不能以费城为据点，在东方建立一个周王朝吗？”但是，公山不狃是不会让孔丘重建东周王朝的。孔丘当官的迷梦很快就破灭了，他只好重新回去教书。时光如逝，又是十多年过去了，孔丘已是五十岁的老头子。他长长叹了口气，说：“我已经五十岁了，事情办不成，就是因为命啊！”
    然而，五十岁以后，孔丘忽然交了好运。鲁国新兴地主阶级势力受到挫折，阳虎逃往齐国，公山不狃费城举事失败。以鲁定公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重握大权，重用了孔丘。孔丘先当了鲁国首都市长一中都莘，不久，又升为司空（工程部长），再由司空升为司寇，即警察总监兼司法部长，后来又代理了宰相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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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丘上台后，蠢蠢欲动，立即为维护奴隶制干了两件事。首先是削弱鲁国的新兴地主阶级势力一“堕三都”。鲁国的季孙、叔孙、孟孙等新兴地主阶级势力并没有被剪除干净，他们各霸一方，划地为城，继续对抗鲁国的旧贵族。季孙的部都，叔孙的费都，孟孙的成都，是鲁国奴隶主贵族的心腹患，眼中钉。孔丘对当时鲁国国君定公说：“照老规矩，大臣不能私有军队，大夫不得有五里大小的城池。”他认为为了维护国君的权威，非把三都堕毁不可。他峻使子路先攻毁了感都，又攻毁了费都。成都比较坚固，攻了儿个月攻不下来，只好作罢。三家新兴地主阶级两家被暂时削弱了。孔丘因此飞黄腾达，得意洋洋，穿着绚丽的朝服，佩着周身的玉器，傲慢地出入于朝廷，过着奢侈的奴隶主贵族的生活。
    其次，镇压地主阶级革新派一杀少正卯。
    少正卯是鲁国新兴地主阶级政治上思想上的代表，在鲁国影响很大。他讲述革新主张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把孔丘的学生全都吸引过去了。孔丘对少正卯极端仇视，千方百计要除掉这个政敌。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孔丘立即把五条罪状加在少正卯的头上：一、通古今之变，是个危险分子；二、不走正道，偏要固执地实行革新；三、花言巧语，把革新的道理讲得头头是道；
    四、广泛搜罗奴隶制统治的丑恶现象；五、大肆宣扬反对奴隶制的理由。孔丘专横地认为，少正卯每一条罪状都可以杀头。最后，终于以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的罪名把少正卯处死。这就是他当司寇不到七天干的一件“仁政”。当时人就评论说：“孔丘为政必霸”。杀少正卯，充分说明，这个整天把“仁”挂在嘴上的孔丘，只要一上台，就实行残暴的奴隶主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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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新兴的地主阶级决不能容忍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专政。鲁国逃到齐国去的地主阶级分子和齐国的地主阶级势力联合起来，把以孔丘为代表的奴隶主旧贵族当作共同的敌人。他们用离间鲁定公和孔丘的关系的办法，瓦解鲁国的奴隶制统治。鲁定公果然中计，从此对孔丘冷淡下来。鲁国的新兴地主阶级趁机壮大了力量。孔丘预感到前景不妙，只好辞了职，带着弟子离开鲁国，梦想在其他国家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周游列国，到处碰壁
    孔丘带了七零八落的一帮人，仆仆风尘，首先到了卫国。卫灵公按照鲁国的标准给孔丘吃用，一斗粟也不多给。灵公又怕孔丘搞阴谋，还派了警察监视他。孔丘受不了这个罪，住了儿个月，就离开了卫国。临走前，他破门大骂卫灵公“无道”。孔丘仓椁出走，在匡的地方和学生们离散了。匡地的人把孔丘包围了五天。最后经过谈判，讲好条件，不许再返回卫国，才放孔丘走路。
    孔丘一伙来到了黄河边上，面对汹涌的波涛，怅然地西望晋国，心想：“也许晋国的赵简子能收容我吧？”但不久，就得到赵简子杀掉赵国两个旧贵族的消息。孔丘吓慌了，不敢入晋。他眼看黄河之水滚滚东流，长叹一声：“天哪！我不能过黄河，大概就是我的命吧！”
    晋国去不成，最西边的秦国当然更去不成。孔丘栖栖遑遑到处奔跑，妄想维护奴隶制，恰恰就是忽略了以后完成地主阶级统一大业的秦国，真是捡了艺麻，罢了西瓜。但就是去了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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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也要被驱逐出境的。
    结果孔丘只好厚着脸皮重回卫国。卫灵公讨厌他又来纠缠，灵公的老婆南子还故意侮辱这个东奔西跑、连席子都坐不暖的老顽固。有一次，灵公故意问孔丘：“你说说，怎么打仗？”孔丘说：“我不会打仗，我只会行礼。”灵公不睬孔丘，抬头看天上飞的大雁。孔丘好不伤心，回家击磬（一种石制乐器），边敲边哭边唱，被一个过路老头子听到了，老头说：“击磬的倒是个有心人，只是太固执，太不识世务了！”
    卫国米饭吃不成，走吧，到宋国去。一天，孔丘和学生们正在大树下休息、行礼，宋国司马桓鵝赶到了。桓魋是宋国新兴地主，被孔丘骂过，如今孔丘自己找上门来，当然要报复。他叫人砍掉大树，还要杀孔丘。孔丘吓得拔脚就跑，一边嘟哪嚷囔地说：“我是有天才的，不怕他杀我。”
    这以后，孔丘又去了陈国、蔡国、叶国、楚国…但到处是“天下大乱”，没有孔丘立脚之地，谁也不理睬这个老顽固。到处游说的孔丘，朝见各国国君的时候，手执圭板，不高不低，谨敬之极；面容似乎有些恐惧，举足迟缓，一副可怜相，活象一条癞皮狗。
    一次，孔丘路过陈、蔡，被当地新兴地主包围在郊外，几天吃不上饭，有些学生还害了病。孔丘伤心地弹琴唱歌：“我不是犀牛，又不是老虎，如今流落荒野，是什么理由？”子路叹口气，说；“大概是我们不仁。”子贡摇摇头，说：“老师理想太高，世上行不通。”孔丘对这两个学生的答复很不满意，把他们呵斥了出去。还是他的得意门生颜渊说得好听：“老师理想是高，所以天下不相容。我们有主张，他们不实行，是他们的耻辱。他们不踩我们，更显得我们伟大！”孔丘听了颇中心意，饿着肚子高兴地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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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对，颜家小子！如果你有钱有米，我一定给你当帐房先生！”孔丘到处吹牛，说什么“谁重用我，三年就给他成绩看”！但是，谁也不相信他的牛皮。楚国有个“狂人”接舆对他唱道：“凤啊，凤啊，你为什么如此狼狈？你做错的，我不劝你了，你没做的，就不要做了。”又有一次，有人对孔丘唱了一首渔歌：“沧浪之水清清，用来洗我的帽缨；沧浪之水混浊，用来洗我的泥脚。”劝孔丘不要蛮干。但孔丘半点也听不进去。
    人民群众对这个顽固派，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在郑国，孔丘和弟子失散了。孔老二孤零零蹲在城东门怅望。一个郑国百姓看见子贡在找人，就对他说：“你找人吗？城东门正有一个古怪老头，象丧家狗似的蹲在那里呢！”子贡找到孔丘，把郑国人的话告诉他，孔丘哭笑不得，说：“是啊，是象条丧家狗啊！”又有一次，孔丘迷了路，叫子路向一个叫长祖一个叫桀溺的人问路。长沮、桀溺奚落了孔丘一顿，不告诉他怎么走。还有一次，孔丘和弟子又失散了，子路向一个拄拐杖、背柳筐的老农问道：“你见没见过我的老师？”老农回答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什么老师不老师！”在劳动人民眼里，孔丘只是一个蠢家伙、寄生虫。
    到处乱窜，到处碰壁。“周游列国”的孔丘，成了一只人人城打的过街老鼠。
    重返鲁国，阴谋颠覆新兴地主政权
    孔丘在外奔波了十四年，已经六十八岁了。在到处碰壁的情况下，他想回鲁国。由于吴国势力扩张，威胁鲁国，执政的季康子得到孔丘某些学生的帮助度过了难关。孔丘听到这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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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舞足蹈地说：“有回国希望了！有回国希望了！”在学生冉求的帮助下，孔丘在公元前四八四年重新回到了鲁国。
    孔丘回到鲁国，仍然坚特没落奴隶主的反动立场，在一切重大问题上，他都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对立面。他对握有实权的季康子视若仇敌。鲁哀公向他问政，他说：“要任用正直的人，斥退奸邪的人。”他认为季康子就是“奸邪的人”。季康子要实行田赋制度，向他问了三次，孔丘拒不回答。他对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制度，极为仇视。他的学生冉求帮助季康子采用封建剥削方式，使季氏的财富增加了一倍。孔丘知道这事后，大发雷霆，煽动学生说：“冉求这小子不是我的门徒，大家可以敲着鼓，狠狠地去揍他一顿！”季康子财富增加得又快又多，怕人盗窃，问孔丘怎么办？孔丘挖苦说：“这是你贪得无厌的结果，否则，你送给人家，人家也不要！”季康子主张用法治来保障地主阶级的利益，孔丘跑去训斥他说：“你当政为什么要杀人？你用德治，老百姓就好办了！”孔丘痛恨整个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狠狠地骂道：“苛政猛如虎！”
    孔丘一天也没有放弃复辟的幻想。一天深夜，冉求退朝回来，孔丘还在坐等。他问冉求：“为什么回来这么迟？”冉求答：“有政事。”孔丘说：“什么事，讲给我听听。我虽不能从政，但我都要知道。”他象猎狗一祥地注视着地主阶级的一举一动，窥测方向，伺机复辟。
    炮制“仁”与“礼”的复辟奴隶制理论
    孔丘为了实现自己的复辟奴隶制的反动主张，到处宣传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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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辟奴隶制的反动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就是所谓“仁”。
    什么叫“仁”？孔丘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解释。
    他的学生樊迟问他，“仁”是什么？孔丘回答说，“仁”就是“爱人”。
    真好听，“爱人”！一切的人，不论是贵族还是奴隶，都“爱”吗？不，孔丘的所谓“爱人”，只是要奴隶、新兴地主阶级去爱没落奴隶主阶级，服服贴贴接受奴隶制的统治。对奴隶、对新兴地主阶级，则根本谈不上这种“爱”。他不是说屠杀奴隶很好吗？不是杀了少正卯吗？
    又有一次，仲写向孔丘请教“仁”的涵义，孔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谁提这样的要求呢？当然不是奴隶主贵族，而是要求奴隶、新兴地主阶级不要“犯上作乱”，自觉地维护奴隶制统治秩序。
    有一次，子张向孔丘问“仁”，孔丘回答说：“能够做到恭敬、宽宏、信用、勒敏、慈惠这五种道德的，就是仁了。”按照孔丘的解释，恭，可以不受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侮辱；宽，可以麻痹奴隶的斗志；信，可以欺骗奴隶为奴隶主服役；敏，可以提高剥削奴隶的效率；惠，可以笼络、摆布奴隶。孔丘还说，“仁”还必须有“勇”，只有凶狠地对待奴隶，才能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所渭“仁”，实质上就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哲学，是掩饰奴隶主反革命专政的遮羞布，是为维护和复辟奴隶主专政服务的。
    有一天，颜渊问孔丘：“怎样达到‘仁’呢？”孔丘答复说：“抑制自己的欲望要求，使自己的言语行动都合于‘礼’。大家都这样做，天下就达到‘仁’的境界了。”颜渊又问：“‘礼’包括那些纲目？”孔丘说：“不合乎‘礼’的事不许看，不许听，不许讲，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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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孔丘所说的“礼”，是指殷周奴隶制社会的上层建筑一典章制度。他说的“复礼”，就是复辟西周奴隶制。他赞美周公，赞赏西周奴隶制的文物制度，常常说：“周朝的礼仪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为根据制定的，多么丰富多彩啊！我是主张周朝的。”孔丘强调要恢复“礼”的政治内容，即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孔丘认为，
    一旦“礼治”恢复了，唆使奴隶就容易了。他说：“天下有道的话，制礼作乐和出兵的决定都由天子；天下混乱，制礼作乐和出兵的决定便由诸侯。”所以，他要大骂地主阶级破坏“君臣父子”的奴隶社会统治秩序是“僭越犯上”，是“非礼”。
    在孔丘看来，“礼”不仅是立国之本，还是奴隶主阶级做人的标推。有一天，孔丘在院子里散步，他的儿子孔鲤从他面前匆忙走过。孔丘把他喊往，问道：“你最近学‘礼’吗？”孔鲤说：“没有学。”孔丘训了他一顿：“不学‘礼’，怎么做人？”孔鲤退而学“礼”。又有一次，樊迟向孔丘请教如何种田种菜。孔丘说：“我不会。我不如种田的，也不如种莱的。”樊迟走后，孔丘骂道：“樊迟真是个小人！统治者只要重视‘礼治’，那么奴隶就不敢不敬畏，四面八方的奴隶就只好背着他们的小孩来接受贵族的统治，何必要自己种田呢！”
    但是，除了他的儿子和几个学生听他这套说教外，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的那一套。所以，孔丘只好率领学生们在庙堂里行“礼”作乐，过过“礼治”的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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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众讲学，利用文化教育阵地进行复辟活动
    孔丘天天梦想复擗，结果化为泡影。如今年老力衰，周公也梦不见了，要象过去那样奔波更是力不从心，于是就想通过其他途径实现复擗。他说：“难道只有做官才算稿政治吗？不！只要能发生影响，就是政治。”个长远的、阴险的计划在他脑子里酝酿，这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宣传、鼓吹奴隶主思想文化，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准备复辟。长期以来，孔丘早已在从事这项工作。他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不过是一包秕糠，但他的名声很高。到了晚年，就专门聚徒讲学，为政治上的复辟活动作舆论淮备。
    孔丘用“学而优则仕”的欺骗宣传在各国广泛招收学生。凡能交纳十条腊肉做学费的，“有教无类”，一律收录（但是，奴隶是交不起十条腊肉的，所以，还是“有教有类”)，把他们培养、改造为复辟奴隶制的吹鼓手。孔丘一共收了三千名学生，在曲阜杏坛讲学。他从政治、思想、军事上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奴隶制教育，规定学生只能学习奴隶主贵族的礼、乐、诗、书等课程，其中尤其注重“周礼”。他看中的“高材生”有七十二名。对于违背他的奴隶制教育方针的学生，他就斥之为“小人”，例如樊迟等人。孔丘训练出来的许多儒生，在以后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复辩活动中，起了十分显著的反动作用。秦始皇坑掉的四百六十个儒生，就是孔丘的徒子徒孙。
    孔丘还借修订历史典籍为复辟奴隶制作舆论淮备。他修订“六经”，特别是修订《春秋》（鲁国史书），怀着阴险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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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借修订《春秋》，“正名分，寓褒贬”，美化奴隶主，斥骂新兴地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宣扬开倒车的反动历史观，表现了没落阶级垂死挣扎的反动本性。孔丘自已招供：“后代人了解我孔丘的，将因为这部《春秋》；后代人骂我孔丘的，也将因为这部《春秋》。”但是，笔削的历史掩盖不了奴隶制社会崩遗的真相，也挽救不了奴隶主阶级的灭亡。
    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周公
    孔丘支撑着疲惫不堪的身体修完《春秋》，已经七十岁了。这
    一年，他五十岁的儿子孔鲤死去，老头子痛哭了一场，有点麻木了。
    孔丘七十一岁时，有人打猎捉到一只有角的动物，孔丘赶去看，大叫起来：“这是仁兽麒麟啊！仁兽被人捉住了，这是凶兆，世界怕要毁灭！”说罢，不禁嚎陶大哭。
    对于没落奴隶主说来，春秋时代真是多事之秋，祸不单行。不久，孔丘的得意门生、对他的复辟奴隶制的“真谛”学得最透的颜渊又死了。孔丘听到这个消息，哭得死去活来，连声惨叫：“天老爷要我的命了！天老爷要我的命了！”
    孔丘七十二岁时，同他为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共患难四十年的学生子路，在卫国的一次政变中被杀，身体被砍成肉酱。孔丘听到这个消息，叫人赶快把厨房里的肉酱盖起来，免得看见伤心。
    复辟幻想的破灭，使孔丘陷入穷途末路。学生们死的死，散的散，只下子贡、子夏、曾子等几个人。孔丘整天哪嘟曦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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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的‘道’完了！我的‘道”完了！”但是他死不改梅，顽固地说：“不怨天，不尤人，天老爷最了解我！”
    公元前四七九年，鲁哀公十六年的春天，曲阜城里，春光明媚，柳树成荫。但在孔家店的阴暗角落里，七十三岁的孔丘已卧病不起。他看不见万机盎然生长，只觉得眼前一片黑暗。一天清晨，孔丘挣扎着起床，昏昏沉沉地拄了一根拐杖，倚在门口。东方火红的天宇，使他打了个寒噤。灭亡的预感恐怖地向他袭来，他儿乎支撑不住。好久，子贡才来看他，他扶着子贡说：“赐（子贡名)啊，你怎么来得这么迟啊！”说完，长叹一声，唱起了自己的挽歌：
    太山就要倒了！梁柱就要断了！哲人啊，也要象草木一样
    枯萎了！
    唱完，眼泪鼻涕一大把，白胡子沾得一塌糊涂。
    七天以后，孔丘咽下最后一口气，带着他的花岗岩脑袋去见周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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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仲舒的反动一生
    袁航薛闯
    董仲舒，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广川镇）人，西汉时期的反动思想家。是他，第一个提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系。是他，改造、发挥了孔孟之道，奠定了封建社会中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长期地维护了腐朽的封建制度。
    董仲舒出身于地主家庭。他的老子从小就把他关在屋里啃《诗》、《书》、《易》、《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整天子日、诗云，当书蠹虫。进入青年时期以后，他为了读就圣贤书，卖与帝王家，又到公羊派儒生子寿那里去学公羊派《春秋》。公羊派儒家是由孔丘的学生子夏传给公羊高的，传到董仲舒已经是第六代了。这套学说用阴阳五行来附会孔丘的那套复辩奴隶制的学说，谈神说鬼，十分反动。但董仲舒对这一套十分欣赏，倾倒备至。这不仅因为公羊《春秋》是冷门，奇货可居，万一被帝王看中了，砾居龙门，大有发迹的希望，而且，它那套复古守旧、专讲微言大义的反动内容，更是与坚持反动大地主阶级立场的董仲舒一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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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气味相投。他一连啃了好几年的公羊《春秋》，苦心揣摩，反复体会，对“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老二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心要当孔老二那样的“鸿儒”。
    在汉初的朝廷上，居支配地位的是法家思想。汉高祖不信儒，文帝、宣帝信奉的是法家，不理睬儒家思想。董仲舒苦心钻研了多年《春秋》，但也只能在朝廷上当一个小小的博士官，整天啃点冷猪头肉，日子很不得意。“生不逢时啊！”他实在感到委屈，最后，怀着满腹牢骚，写了一篇《士不遇赋》，哀叹：“鸣呼嗟乎！…时来何迟？去之速矣。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是啊，当年孔丘三个月没有官做，就要急得双脚跳了。我董仲舒混了多年，还是这么一个吃不饱、饿不死的官职，整天只能靠读经来打发日子，时间一天天过去，年纪也有这么一大把了，如果再不出头，眼看就要进棺材了。董仲舒想到这里，一滴滴眼泪不禁从眼角上流下来了。他为反动的孔学不能行时感到悲哀，也为自己的生不逢时感到悲哀。
    怎么办呢？“上书建议朝廷尊儒反法？”他想到这里，不禁打了个寒噤，眼前浮现出了一幅儒生们碰壁的图景：辕固生推销儒家理论，被窦太后丢进兽圈去和野猪搏斗；狄山攻击法家政策，结果被汉武帝派去戍边。这条路看来是走不通的。弄得不好，很可能落个辕固生、狄山们同样的下场。这时，他想起了孟轲“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圣训”，自言自语地说：“拚着命去撞墙，结果不是白白地把自己的角撞断了吗？”他想到这里，不禁又心平气和起来，重新又翻开他的《春秋》经，吱吱晤峿地念起来了。从这以后，董仲舒不出家门，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整天目不旁视地死钻儒家经典。他屋后有个园子，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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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大，倒也精致，四季的花草色色俱全。但他下了狠心，整整
    三年，不踏进园子一步，甚至连望也不望，号称“三年不窥园”。他将这件事挂在口头上，逢人便吹嘘自已的好学苦读。董仲舒整年累月死读书，不见阳光，弄得面黄肌瘦，呼吸短促，外面都谣传他被狐狸精迷住了，还说是有个老狐狸精整天跟他一起读经论道，说得活龙活现。《太平御览》里说他“宿有固疾”，可能是得了肺病。但是，三年苦读的结果，他对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却确实揣摩备至，十分精通。一有客人来，他开口
    三皇五帝，闭口尧舜汤武，什么“读三统”、“张三世”啊，唾沫星子
    四溅，一谈起来就没有个完。时间一久，他的“专精于述古”的名声逐渐在士大夫中间传布开来，俨然成为一个“鸿儒”。这一下，他的架子更拿足了，举止行动，处处都以周礼为标准，摆出了一副大圣人的模样。其实，说起来实在可怜，这个自诩“能知天下事”的鸿儒是连公马母马都分不清的。
    那时候，只要当上了博士，就可以自己招收学生。董仲舒为了扩大名声，加强影响，便利用这个方便，广收门徒，培植党羽。儒生们听说这个“专精于述古”的博士要收徒弟，纷纷跑来入学，门庭若市，十分热闹。董仲舒也就在家里挂起帷幔，布置了一间讲堂，进行讲学，他为了沾名钓誉，抬高身价，故意摆架子不和学生见面。他的学生前后有数百人，但能够直接听到他讲学的，只有吕步舒、殷仲、赢公、褚大等几个人。新来的学生，都由这几个“得意门生”转相传授。很多学生跟他学了好几年，连他的面也没有见过，只知道自己的老师是个一阵风就能吹倒的干瘪老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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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公元前一四○年，汉武帝刘彻下了一道诏令，要各地的官员推举“贤良方正”的学者到长安来，以备朝廷谘询。这道“求贤诏”
    一下达到地方后，那批儒生们欣喜若狂，四出奔走，削尖了脑袋想钻进“贤良方正”的圈子里去。董仲舒是个出了名的“鸿儒”，门生多，名声高，很自然地被地方官吏推举到长安去应诏。
    汉武帝为什么要下这道诏书呢？这是因为当时汉朝的社会情况有点不太妙。汉初一百多年来封建经济发展的结果，随着吴楚七国之乱的平定，出现了封建大一统的局面，达到了鼎盛时期的高峰。但是另一方面，土地兼并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富家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大批自耕农丧失土地，沦落成为贫雇农，穿的是牛马衣，吃的是猪狗食。加上连年灾荒，农民们无法生活下去，纷纷举起了反抗的大旗，攻县城，杀官吏，开仓库，地主阶级焦头烂额，愁眉相对，一筹莫展。封建统治阶级面临着这种局面，为了进一步调整地主阶级内部的关系和寻找巩固统治的办法，要各地推举一百多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京各抒己见，以便选择采纳。
    人逢喜事精神爽，春风得意马蹄疾。董仲舒一路上水陆兼程，很快来到了他所企望的京城一长安。他望着长安城高高的城墙，心想当年孔圣人不是说过吗？“尺蠖之屈，以求伸也”。我董某人委屈了这么多年，现在尺蠖求伸，河阔海深，成龙成蛇，在此一举。因此，他一到长安，就关起门来处心积虑地写了一道策章。在这道策书中，他大谈特谈儒家的“五帝三皇”之道、“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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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命”之符，宣传了一通所谓“天人感应”的歪道理。他谈天说鬼，胡说什么天上日月星象的变化，与地上的人事有关。国家政治搞不好，上天就一定会用日月山川的灾异来警告。天下所以能太平的缘故，是由于礼乐教化的功劳。秦始皇“焚书坑儒”，不遵守先王之道，所以当了十四年皇帝就天下大乱。汉朝继承了秦朝的政策，继续信用法家，好比朽木粪墙一样，只要轻轻一碰，就会立即崩遗。只有把三纲五常这一套扶立起来，强调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学说，才能得到上天的保佑，国祚久长。
    董仲舒在这里说的是满篇鬼话。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这是伟大的事业。汉朝沿着秦始皇所开拓的道路前进，这是汉高祖能够战胜项羽、统一天下的根本原因。汉文帝、汉景帝任用法家，削平了吴楚七国的叛乱，使统一的封建帝国得到巩固。汉武帝时出现的汉王朝鼎盛的局面，离开了这条政治路线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错，当时的社会状况是严重的，但这是由于新的地主阶级同农民的矛盾尖锐化了，根本不是由于推翻了落后的奴隶制的缘故。董仲舒替西周的奴隶制大唱颂歌，这说明当时的地主阶级已从政治上的进步转向反动，企图从落后的奴隶主思想武库去寻找武器，这也实在可以说是黔驴技穷、心劳日拙的了。
    董仲舒上了第一道策章以后，由于危言耸听，博得了汉武帝的注意。这一下，董仲舒可更来劲了，接着又上了第二道策章，提出了官吏的任用应当由郡太守以上的官吏每年推举两人，然后由皇帝考察后进行任命。这个办法实行的结果，使知识分子中沾名钓誉、虚伪腐败的风气越来越浓厚，培养出了一大批政治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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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董仲舒上第三道策章的时候，胆子越来越壮，把他的看家本领全施展出来了。在这逍策书中，董仲舒系统地提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王者受命于天”的形而上学和唯心论。他建议设太学，行“教化”，用儒家思想巩固统治。他鼓吹孔丘的《春秋》是一部伟大著作，强调一切要以《春秋》的标准为标谁，以《春秋》的是非为是非。董仲舒提出，凡是不属于孔丘六艺范围里面的学问，必须一律禁止流传。
    董仲舒的这三道策章，封建史学家把它吹得神乎其神，号称“天人三策”，其实它只不过是反动的孔孟之道的恶性膨胀。汉武帝接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孔老二的地位被逐步拾到了吓人的高度，而反动的孔学则成了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被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所尊奉。
    董仲舒一连上了三道奏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又受到了采纳，心里好不得意。他满以为这一下可以致位卿相，飞黄腾达，腰金衣紫，封妻荫子，真是做梦都要笑醒过来。谁知天违人愿，好事多磨，朝廷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对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不以为然，汲黯对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实际上就是批评汉武帝尊儒反法，违反了汉朝的传统国策。汉武帝其实是不信儒的，他看中的是董仲舒提出的所谓“封建大一统”的思想，认为对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有利。他所任用的官吏，如桑弘羊等，都是信奉法家的。汉武帝懂得，所谓儒生，大抵都是一批沽名誉、大言欺世的牛皮家，不能加以重用。因此，他对董仲舒本人并不欣赏，不让他在中央任职，而是下了一道诏令，派他到江都王刘非那里去当国相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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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非何许人也？他是汉武帝的哥哥，骄横跋扈，强凶霸道，是
    一个很不容易侍奉的藩王。汉王朝过去派去的儿个相，不是挨打，就是遭骂，最后辙职罢官了事。这可实在不是一个容易干的差使。董仲舒一接到这道诏令，一瓢冷水从头浇下来，连脚底心都冰凉了。不去吧，王命难违。去吧，江都王这个藩王可实在难侍候。左思右忖，思前虑后，最后把心一横，硬着头皮走马上任去了。
    三
    说也奇怪，骄横的藩王刘非对董仲舒的态度居然很有礼貌。刘非这个人肚子里没有墨水，相信神鬼，而董仲舒学的公羊《春秋》是专讲阴阳五行、谶纬神学的，谈天说灾是他的看家本领。他
    一到刘非那里，就瞎吹了一通，说孔丘床头上挂着一只瓮，里面有一块布条，上面写着：“后世传我书的是董仲舒”。他又说自己是由于梦见黄龙入怀，接受了天意，才开始讲起《春秋》经来的。他还编造了一个故事，说是方士李少君和他很好，看他体弱有病但又身有仙骨，特意将两剂秘方替他治病。董仲舒越吹越玄，把自己说得天花乱坠。江都王碰着这位满身妖气、半人半鬼的国相，不禁有三分惧怕，遇事让着点儿，暴躁性子收拾起点儿。何况，当时江都这个地方有点不大宁静，发生了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刘非这个草包毫无办法对付。董仲舒去后，出了不少鬼点子。他一面嘱咐所属各那、县用儒家的仁义道德去麻醉和欺骗当地农民，一面又亲自起草报告给中央政府，要求用反革命暴力镇压农民起义。这套毒辣的双管齐下的办法，最后终于把农民起义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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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压下去了。这一来，使得刘非非常高兴，对这位国相自然要另眼看待了。
    董仲舒凭着这套公羊《春秋》的看家本领，在江都王那里一混就是六年。但既要骗人，总难免不露出马脚。有一次，他弄巧成拙，几乎把性命送掉。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公元前一三五年四月，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六月，辽东高庙又发生火灾。当时，董仲舒正养病在家。他一听说这两件事，高兴得不得了，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借题发挥的机会，不妨再试身手，把他的这套阴阳藏纬、微言大义的本领施展出来，弄得巧捞个丞相或御史大夫的职位也说不定。他越想越美，赶快关起门来抱病起了一个奏章。这个奏章的大致内容是说：汉朝继承了秦朝的法家政策，一直到今天还不彻底改变，上天对这点感到很不满意，赫然动怒，用两次火灾来警告皇帝。上天烧掉近处的高园殿，这是暗示朝中凡是有主张照法家路线办事的大臣，应该杀他几个，以平天怨。上天烧掉远处的高庙，这是暗示凡地方上有不按儒家主张办事的郡太守，也应该杀他儿个，以息民怨。总之，凡是有尊法反儒倾向的官吏就都该杀。他要乘此机会打击法家，敲山震虎，杀一做百，扫除自己前进阶梯上的障碍。
    董仲舒抱着升官与复仇交织在一起的欲望，支撑着病躯，振笔疾书，终于写完了这道奏章。他正要誊清稿子，恰巧中大夫主父偃跑来看他。主父偃这个人，也是儒生出身，是个深通孔孟之道的政治骗子。他一当上官，就拚命搜括民财，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有人劝他稍许收敛一点，他说：“我的年纪已经大了，不趁这时搜括，就来不及享受了。”这个人脸厚心黑，头尖手辣，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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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于董仲舒。他平时对董仲舒一向面和心不和。这次来访，看见董仲舒桌上放着一部稿子，偷偷一翻，看见上面写着上天不满汉王朝统治的话，觉得是个好材料，趁董仲舒不注意的时候顺手牵羊地偷走了。他把这草稿带回朝廷交给了汉武帝。汉武帝一肴，此事非同小可，立即召集了一批官员来议论。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也被找来了。他不知道这篇东西是自己老师写的，为了在汉武帝面前表功，就竭力攻击一通，说这篇文章表面上是推算灾异，实际上是诽谤朝廷，欺世惑众，完全是一派胡言。朝廷对于这种散布流言蜚语的人，应当立即抓起来杀掉。汉武帝根据大臣们议论的结果，决定追查。结果董仲舒被关进了监狱。董仲舒搞这道奏章，原来是想害别人的，谁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到头来却害了自己。什么天意啊，灾异啊，根本是他胡谄出来糊弄别人的，今天自己关在监狱里，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那会有什么天意、神灵来救自己啊，看来是只有到地下找孔老二去作伴的了。董仲舒凭着这套阴阳谶纬的骗术，上骗朝廷，下骗百姓，受他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想不到自己却最后在这套骗术上跌跤子。他想到这里，越想越伤心，眼泪簌簌地掉下来，鼻涕涂满了袍襟。幸亏这时吕步舒知道关进大牢的原来是自已的老师，后悔不及，赶快向汉武帝苦苦哀告，腆颜求情，总算最后被赦免出狱。自从这桩事情发生以后，董仲舒的骗子嘴脸暴露无遗，威信大降。大概整整有十年时间，汉武帝再也没有理睬过他。董仲舒经过这番风波，整天躲在家避风头，再也不敢口“天命”、闭口“灾异”地念阴阳讖纬这套骗子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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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公元前一二五年，汉武帝的丞相公孙弘推荐董仲舒去当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刘端也是汉武帝的哥哥，比刘非还要凶残蛮横。凡是他手下的官吏，如果触犯了他，是很难保住生命的。董仲舒去当胶西相，实在胆战心惊，手心里捏了一把汗。谁知刘端知道他在江都王刘非那里当过江都相，善于谈天说鬼，预言灾异，待他倒也客气，不敢十分得罪。无奈董仲舒是惊弓之鸟，心有余悸。再说那套阴阳谶纬的骗术，自从在汉武帝面前大出洋相之后，也不敢到处再拿出来骗人了。他自知时间一长，一不小心触犯了刘端，恐怕真要重遭血光之灾。三十六计，溜为上计。公元前一二一年，老奸巨猾的董仲舒借口年老有病，辞职回家了。
    廿载京兆梦，到头一场空。董仲舒哪里会甘心情愿地看着他苦心经营的事业垮台呢？他身在广川，眼看朝廷，越来越不愿意过默默无闻的隐居生活。孔圣人啊孔圣人，我董仲舒是你最忠实的信徒，为了阐明孔门圣学，我可说是呕尽心血的了。想不到我这个当代的圣人，最后竞会落到这样的下场！《春秋》啊《春秋》，我董仲舒苦心攻读了多年，功夫不算不深，怎么到了手的富贵都会从手边溜走了呢？他嘴里不断地念叨着孔圣人和《春秋》，自言自语，活象发了神经病一样。就在这时，他忽然眼前一亮，啊，《春秋》！我这个当代的圣人为什么不也来写一部《春秋》呢？董仲舒想到这里，浑身是劲，他要把他所阐发的反动的孔孟之道传之后世，贻祸后人，遗臭万年。于是，他把他从前给汉武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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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策书，还有多年来撰写的那些鸟七八糟的文章，通通搜集起来，精心加以整理，又增写了许多篇论文作为补充，汇集为一百
    二十三篇文章，编成了名叫《春秋繁露》的黑书。他认为孔丘在《春秋》这部书里所阐发的“微言大义”，没有人能够领会，只有通过他这部书才能得到阐明种延续，因此取名为《春秋繁露》。他在这部书中系统地宣传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的儒家反动理论，后来被历代反动统治者当作统治人民的信条，在历史上起着
    十分反动的作用。
    董仲舒不仅在家以孔丘自居，整天忙着“著书立说”，他对现实的政治，也非常关心，总想竭力施加反动影响，使汉朝的政策由法家转向儒家。董仲舒多年宣传孔学的结果，使他成了当时最有名的儒学大师之一。因此他虽然退职在家，朝廷凡有大事，总要派人来征询他的意见。公元前一一○年，法家桑弘羊根据汉武帝的指示，制定了打击奴隶主残余势力的盐铁官营政策。董仲舒知道了这个消息，又气又急，嘴里咕咕脓脓大骂桑弘羊，手里不停笔地写了一道奏章，竭力攻击盐铁官营的政策，叫嚷这是“富了国家，苦了百姓”。其实，董仲舒嘴里的“百姓”，只不过是地方豪族即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别名罢了。不仅如此，董仲舒还主张对外妥协投降，是个道道地地的卖国分子。当时，北方的匈奴经常侵犯边境，抢掠牛马，还把边境的人民抓去当奴隶。董仲舒反对汉武帝的抵抗政策，他根据儒家的“和为贵”的原则，主张每年向匈奴厚厚地送一笔重礼，认为这比加固城墙还要保险。这个软骨虫是这样地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把屈膝投降看成是唯一的出路，以致汉武帝根本不愿理睬他的建议。公元前一○四年，董仲舒结束了他尊孔反法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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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勋传
    赵
    清
    清朝末年，剪辫子和抗拒剪辫子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经过辛亥革命，许多人的辫子是剪了，但也有些人仍保留着辫子。伟大革命家鲁迅在著名小说《风波》中，通过一个船工七斤家发生的风波展示了这种情沉。
    说的是七斤从城里听到“皇帝坐了龙庭了”，回到家里，叹了口气说：“我没有辫子。”
    “皇帝要辫子么？”七斤嫂担忧地问。“皇帝要辫子。”七斤回答。
    有遗老臭味的酒店主人赵七爷，放下了盘在头顶上的辫子，踱到七斤家，不怀好意地说：“你家七斤的辫子呢，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
    “没有辫子倒也没有什么丑么？况且衙门里的大老爷也还没有告示，…”一个好心肠的邻居这样反问。
    “大兵是就要到的。你可知道，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赵七爷生气了。
    这个“张大帅”，就是指臭名昭著的“辫子大帅”张勋，事情是
    一九一七年张勋拥溥仪复擗一幕丑剧在乡村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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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匪生涯
    张勋，一八五四年生于江西奉新县南乡赤田村的一个商贩家里，那是太平天国建都南京的第二年。张勋的先辈是一伙仇视太平天国革命、与太平军为敌的反动派。张勋八岁时，太平军攻占奉新，打土豪，分浮财，吓得他一家人东逃西窜，只有祖父张崑一留在赤田村没有走。一天，太平军把张崑一叫了去，要他指出当地的地主富室，以便采取革命行动。但这个死硬分子不仅不说，而且还咒骂太平军。太平军把他镇压了。张崑一之死，罪
    、
    有应得。可是，张勋的父母却将这事拿来教育他，要他仇恨革命，替祖父报仇。
    他的父母给他取名勋，字少轩，就是要他钻进反动营垒里去
    斋
    建立功“勋”，做骑在人民头上的恶棍。
    张勋从小就好吃懒做，又不读书，斗大的字也识不了儿个。
    十四岁时，父母兄弟相继病死，他说“生活日益艰难”，渐渐结交流氓无赖，由偷盗而抢劫，无所不为。他伙同一批小兄弟，从江西到福建、湖南等地，到处作案。曾在湖南被缉捕入狱，因官匪互通，没多久就释放了。
    张勋过了十多年的盗匪生活，感到这个行当终非长久之计，总想另寻门路。他又一次窜到湖南，碰上“个在籍的姓许的侍郎招收佣人。待郎在清朝官儿已不小，相当于副部长。他凭借走江湖的人缘，混到许家，许侍郎见他身强力壮，可以做粗活，便收留他当伙夫。为了博取主子的好感，有朝一日得到提拔，张勋不得不暂时收敛野性，卖力干活。,174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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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后，发生了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的中法战争，经常到许家作客的湖南巡抚潘鼎新将带兵到广西前线去，行前要招兵买马，补充部队。张勋心里盘算，这倒是一个投军的好机会，只要许侍郎肯为他向潘巡抚说句话，将来以军功向上爬，一直爬上去，那多好。这儿天，他烧饭做菜，特别卖力，侍候也特别周到，尽量使许家吃得开心。有天，他送饭菜给许吃，许吃后很高兴，不免夸奖了儿句，他便乘机谄笑地试探说：“听说潘大人要招兵，我想投军自效。”
    “你这小子从哪里听到的？”许侍郎问。“这几天买菜，大家都在说。”
    “你不是在我家做得好好的，何必去投军呢？”
    “我是愿意当许大人的忠实奴才的，不过…”他怕说下去不合适，望望对方，许仍是笑咪咪的，他壮了胆，便把从小立志怎样怎样，说了一通，然后跪下来，连声说：“请许大人开恩”。许见他这样恳求，答应了。张勋如愿以偿，随着潘鼎新到了广西。潘鼎新到广西负责东线指挥。他原是李鸿章淮军部下，完全执行李鸿章的失败主义政策，法军还没有来到，他就带着军队溃逃，在溃逃中纵兵掳掠。张勋更是匪性大发，沿途抢劫，有的记载说他表现了“军人与强盗之作用”。在腐败的清朝政府统治下，是败兵有赏，抢劫有功。因此，张勋在这次战争中，居然捞上了营官，管带三百兵。随后他转到广西提督苏元春部下，驻边五年，欺压人民。
    张勋是一个官迷心窍的家伙，一个小小营官，岂能满足他的反革命野心。他在苏元春部下经常闷闷不乐，认为不得志。一
    八九四年中日战争爆发，他又把民族危难看作是自己攫取军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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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好时机到了，赶快去投靠在东三省负责军务的四川提督宋庆。宋派他领马队到奉天抗日，但屡战屡败，不仅未升官，反而受到谴责。他只好离开宋军，到天津鬼混，吃花酒，逛窑子，捧戏子，过着糜烂的生活。
    但是，张勋并没有忘记寻找新的门路，向高枝儿飞去。
    血腥镇压义和团
    张勋在天津潦倒之时，正值反革命头目袁世凯在天津附近的小站地方组练“新建陆军”。在军队中混过多年的张勋，听到袁世凯来头不小，西太后宠臣荣禄是他的师父，“新建陆军”又是清朝政府的国家军队，由洋教官训练，编制也仿照外国，心想如能投入这个队伍，不愁没有腾达的日子。然而，苦闷也发生了，听说“新建陆军”的军官许多都是军事学校毕业的，自己字都认识不了儿个，怎么进得去？又听说袁世凯的部下也有没进过军事学校的，但要能卖命、会打仗的，自己替他卖命可以做到，而两次从军尽打败仗，袁世凯知道了怎么办？他左思右想，还是巴结
    一个有来头的人作中介，或有希望。
    恰好，他在浪荡生活中，结识了一个唱昆腔的名旦周凤林。周经常出入皇宫，为西太后、光绪帝演戏，深得欢喜，朝廷内外的文武官员也要另眼看待。张勋便通过周凤林的周旋，投到了袁世凯门下。他在军中，常向士兵宣称：“袁大人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拿出儿子对父母那样的心情来为袁大人卖命！”袁见他如此忠心，很快委派他为头等先锋官，管带工兵营、备补营，兼行营中军事。从此，这个亦匪亦军的张勋，找到大军阀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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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靠山，就步步高升起来。
    “义和团，起山东”，大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打教堂、杀赃官，象闪电一般触动着反革命张勋的脑神经。他身在小站，心已飞向山东去抢镇压革命人民的“军功”了。当义和团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时，他成天心神不定，多次向袁世凯表示：“这还了得，再不把这帮“拳匪’镇压下去，看来要闹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了，将来连皇上的地位也难保。小子八岁时，‘长毛’搞得我家乡好惨啊！毓贤大人镇压不了，我们带兵去。”袁世凯听了，默不作声，其实，他也早已跃跃欲试。不久，帝国主义主子讲话了，要清朝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带领“新建陆军”前去剿杀义和团。
    袁世凯接到新任命，以张勋充先锋。他马不停蹄地赶往山！东东北部，杀气腾腾地围攻义和团。当时海丰一带的义和团由孙洛泉等率领，与张勋进行激烈的战斗。在团众的英勇反抗中，“新建陆军”顾此失彼，穷于应付。袁世凯借此扩军，奏准增编马、步、炮队二十营，称武卫右军先锋队，仍由张勋等统带，疯狂围攻义和团。孙洛泉被杀害。张勋供道：“命令我统带先锋队兼巡防后路营，屡次歼灭“拳匪”于海丰，使阳信、滨州、蒲台、利津等处已无‘匪’踪。”可见这个屠夫民贼，屠杀革命人民是多么残酷。
    但是，袁世凯、张勋的屠杀，并没有吓倒革命的人民，义和团除留下一部分人在山东继续战斗外，主要力量向直隶（河北）转移，与直隶的义和团汇合，把反抗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推向高潮。张勋基于对革命势力的极端仇恨，又向袁世凯请战，要领兵追杀到直隶去。袁世凯这时却要巩固已得的地盘当“山东王”，对张勋的请求犹豫不决。可是，一心想把义和团斩尽杀绝的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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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勋，不等袁世凯的允推，就擅自追击义和团到直隶盐山、庆云，直进至沧州。袁世凯大为恼火，痛骂张勋：“这小子不听指挥，哪能忠心地为我出力！”随即下令张勋撤军回山东，要他带兵去堵筑黄河缺口。张勋这个莽夫不懂得袁世凯要在山东拥兵自固的用心，为此嘀嘀咕咕，发牢骚。后来，袁世凯接替卖国贼李鸿章担任举足轻重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带张勋从山东去保定上任。袁向他解释说：“重要的是兵，要爱兵如命。宋庆、聂士成、董福祥的军队垮了，他们自己也垮了，难道还不知道为啥要辙兵回山东？”张勋恍然大悟，感激地说：“我这回明白了，袁大人高明！”袁世凯哈哈大笑起来。
    保驾有功青云直上
    清朝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彻底投降帝国主义后，逃到西安去的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又要回到北京坐龙庭了。袁世凯派张勋前去磁州迎驾。张勋得到这差事，高兴得手舞足蹈，心想他今后的发迹大有希望了。奉命的当天，他立即带兵起程，昼夜行军，不几天就到达磁州，迎上了驾。
    西太后、光绪帝一伙行抵临治关，下谕旨召见保驾之臣，其中也有张勋。张勋得旨，感恩不尽，穿戴袍褂，学了觐见的仪节，到驻跸处觐见，恭恭敬敬地向主子磕了三个碰地有声的响头。这时，銮座上传来声音：“既然是袁世凯派来保驾的，那就告诉庆亲王，留下来随扈我们。”张勋一听，立即精神抖擞地回奏道：“奴才谨遵懿旨，护待两宫平安回京。”
    庆亲王奕劻，是有名的贪财鬼，张勋在军中，早就听到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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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每年要孝敬他白银几万两。张勋心想：难得自己被留下来护驾，正好可以攀附这位权势烜赫的亲王。他算了一算，在山东抢到的白银还有五万两，只要得到重用，花几万两银子也值得。主意打定，要求面见奕動。
    奕劻说：“谕旨，我已知道，你留下来保驾，要处处小心，好好布置军队，‘拳匪’在直隶还没有肃清，还在混说要‘扫清灭洋’，两官很忧虑，才要袁世凯派人来。出了事，就要你的命。”张勋回答说：“王爷的命令，我牢记在心。奴才从小就立志要替大清朝卖命，一定使两宫万福，可以拿脑袋担保。”奕劻听了，党得张勋是他们爱新党罗氏信得过的人。张勋告辞，从身上摸出一封红色的纸包，写着“奴才张勋呈王爷”七个字。奕劻是个接受贿赂的老手，一面接包、一面笑着说：“王爷不敢当”。张勋哈着腰低声说：“今后还要孝敬”。他们拍板成交了。
    张勋马上被任命为銮车保驾官，成为皇帝的亲军。这个清朝的忠实走卒，更加死心塌地了，周密地布置士兵警卫。北方冬天，风雪之夜，他来往于驻跸地，活象一条竖着耳朵的猎犬，鸡鸣兔窜，都会使他坐卧不安，唯恐惊醒了主子的龙梦。清朝朝廷回到北京，对张勋的护驾感到满意，下诏要张勋留京守卫端门。随后提升为四川建昌镇总兵，相当于一个地方军分区司令，仍留京卫戍，他已是清朝皇帝的一条忠实看门狗了。
    袁世凯的老搭档徐世昌，一九○六年被任命为东三省总督。以东三省是清王朝祖宗发祥之地，徐特奏请张勋去担任行营翼长，节制三省防军。张勋到任后，到处搜查“匪巢”，屠杀人民，为沙俄和日本的侵略排除障碍。不久，清朝政府又拔擢他为云南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仍留直隶、奉天带兵，拱卫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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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年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张勋哀痛如丧考妣，立即赶到北京，随班哭灵守孝，当时他久离职守，被劾也在所不计，坚持要留守陵墓。后来，光绪帝老婆隆裕太后赏给他一块“淑气清芬”的匾额，以表彰他对清皇室生死不渝的苦心。
    在南京负隅顽抗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民主革命势力日益高涨，清朝统治者心惊肉跳，坐卧不宁，千方百计进行垂死挣扎。光绪帝死去，皇
    、位由载沣（光绪的弟弟）的三岁儿子溥仪继承，载沣为摄政王。
    张勋对儿皇帝依旧忠诚不二，博得了更大的信赖。辛亥革命爆发前夜，清朝政府任命他为江南提督和钦差江防大臣，丝镇南京，控制东南各省。张勋接到新任命，亲往皇宫谢恩，满口表示：“奴才一定看守好陛下的东南大门”。隆裕和载沣温语慰勉，要他仔细注意南方革命党人的活动。他毫不犹豫地答道：“太后、王爷放心，他们敢动，奴才就剿尽杀绝。”隆裕、载沣满以为有这个忠实奴才去南京，对东南就没有可顾虑的了。当天，赏他穿黄马褂，和载沣一道听戏，给予无比宠信。
    张勋回到住所，连夜收拾行装，把劫夺来的金银存入外国银行。第二天，他带着妻妾、警卫、仆从，乘上专车，车头发出凄叫声，他去南京上任了。
    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清查革命党人，武昌的革命枪声一响，各省纷纷响应。南京周围的上海、苏州、镇江、杭州以及九江、芜湖等城市，都相继起义，归了革命党。张勋坐镇的南京成了孤城。他象热锅上的蚂蚁，惶恐万状，眼看大清的东南半壁，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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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但他的反动阶级本性决定了他要负隅顽抗，以百倍的疯狂来镇压革命。他向江防营、新江防营宫兵叫喊要为保清保皇而战，不战而屈服，是兵家的耻辱，如果战败了，就给他们占去。并下令凡剪了辫子的，穿学生装的，穿西装的，都是革命党，通通抓起来杀掉。事后，有人追述张勋在南京的“功绩”说：他在南京顽抗达一个月之久，杀死军民数千人，抢劫人民财产数百万两银元，应该“名垂千古”！
    张勋的顽抗，张勋的屠杀抢劫，张勋的倒行逆施，只能激起革命人民的更大愤怒。驻守南京的另一支武装一新军第九镇起义了，城内的会党行动了，监狱里的犯人也造反了，噼噼啪啪，革命枪声四起，吓得南京的清朝文武官员东逃西窜。两江总督张人骏，一闻革命枪声，浑身发抖，化装从总督衙门的狗洞里爬出去。而张勋这个死硬分子，要顽固到底，仍指挥防营官兵顽抗。这次第九镇的起义，因力量悬殊失败了。新军退驻镇江，等待援军。恐怖的乌云笼罩着南京的上空。
    为了歼灭顽敌张勋，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人民，纷纷要求参军参战，妇女也组织了救护队。儿天之内，组成江浙联军，共一万四千多人，浩浩荡荡开赴南京城外。一场围歼张勋的革命战争打响后，躲在一个秘密地方的张人骏见形势不妙，想随风转舵。资产阶级立宪党人插手进来，派人劝张人骏宣布“独立”，避免打仗。张勋得讯，赶到张人骏的秘密住处，拔出手枪，凶神恶煞地说：“敢有异议者，视以贼，当诛”。那个立宪派代表仓惶溜走。然后张勋再向张人骏说：“你今天同我都是清朝的官，明天你竖起白旗投降，我立刻把你作贼看待。”张人骏应道：“是”。反动派就是这样，是不打不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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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浙联军发动凌厉攻势，连连获得胜利，夺取了幕府山、紫金山、雨花台等战略要地。张勋奔走督战，时而听到这里被攻下，时而听到那里又弃守，急得坐立不安。接着，联军又攻占了居高临下的天保城，大炮轰向张勋的指挥所。
    张勋的灭亡已指日可期，他的外国主子出来替他解围了。美国驻南京领事面见联军总司令，要求“调停”，条件是让张勋率领残兵败将离开南京。美帝的“调停”活动，对联军立刻起了涣散的作用，引起联军内部议论纷纷。有的说：“打下去，活捉张勋，千刀万刷，以解我愤”，有的说：“要张勋把财物退出来，才放他走”；还有人说：“同意“调停’，条件算了，南京好少受点损失”。众说不一，决定不下来。美国领事进一步施展要挟手法，声称“不接受‘调停’条件，后果你们承担”！转身要走。担任联军总司令的徐绍桢，在洋大人面前软下来了，终于接受“调停”。
    战斗停止，张勋得救。当夜，他拖着辫子率领残部数百人，捆载财物，偷偷地从大胜关渡江，经浦口，逃往徐州。
    清朝政府不甘心失败，还指望张勋重整旗鼓，收复东南半壁，授他为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兼摄江苏巡抚，给予了当年要曾国藩镇压南京太平军的职位。可是，他们的江山已一去不复返，宣统皇帝迅即宣布退位，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了。
    一幕复辟丑剧
    辛亥革命，赶跑了清请朝皇帝，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由于领导辛亥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国家政权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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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民国”成为空名，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袁世凯把大总统抢到手后，打出“减与维新”的旗号，优待清潮王室，让被推翻的皇帝溥仪，仍坐在龙座上，在故宫里保留着
    一个小朝廷，接见向他朝拜的军阀、官僚、遗老和胡适一类买办学阀，梦想“恢复祖业”，“光复阳物”。
    在“咸与维新”的幌子下，社会上的一群臭架子绅士，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活象一个一个道士。他们对清王朝充满着依恋之情，仇恨民主共和制度，成天在想，总有一天要把盘在头顶上的辫子放下来。
    逃到徐州的张勋，仍不让他的残部剪辫子，公然说：我们还是清朝的兵，清朝的臣，还要做清朝的事。因此，人们称他的军队为“辫子军”，称他为“辫师”。他听到后，对部下说：我的兵就是“辫子军”，说我只当这点兵的“帅”不对，我要当“大帅”。人们也就叫他为“张大帅”或“辫子大帅”。
    一九一二年五月，袁世凯派人到徐州，宣布撤去张勋两江总督等职，改派为镶红旗汉军都统，江防营残部改编为武卫前军(后称定武军)，移驻兖州。这个革命的死敌就这样被掩护了下来。来人临走，问张勋有什么话要回袁世凯，张勋说：“袁公之知不能负，君臣之义不能忘，袁公不负朝延，勋安敢负袁公，如是面已。”就是说袁世凯如仍忠于清王朝，他也就忠于袁世凯。
    兖州和曲阜邻近，是孔老二的故乡所在，辛亥革命中，孔老
    二受到种击。张勋一到兖州，首先就是保孔尊孔，向革命反扑。他招供说：“废孔说起，人们砍伐孔林的树木，拿走孔庙里的古器，我就派兵去保卫；之后，政府议给孔子后裔衍圣公薪俸，却要没收全部祭田，我又力争，才停止了。”张勋的这些行动，是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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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出现的尊孔思潮互相联系的，是复辟的前哨战。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又将徐州地盘划给了张勋。这时，“兵是重要的，要爱兵如命”的话，一直在张勋头脑里盘旋。他想没有兵，不多抓点兵，哪有力量恢复清王朝？他向袁世凯写信，打电话，借口还有人捣乱，兵少了，不能对付，要招兵。还派人到天津、上海的外国洋行订购军火，加紧装备他的“辫子军”。两年间，“辫子军”就扩充达两万多人。
    既有地盘，又有军队，张勋抖起来了。他的“狗头军师”万绳栻向他说：“大帅，看来复辟时机快要成熟，东北的升允发动了武装复辟活动，王爷溥伟、善耆在青岛、大连也有一批人，遗老劳乃宣、沈曾植、辜鸿铭等有气节，还组织了社团，还有康有为…。”张勋问：“是不是戊戌年要皇上维新变法的那个康有为？”
    “就是他，以后逃到海外，成立保皇党，拥护皇上。”“民国以后呢？”
    “他大骂辛亥革命，《不忍》就是他办的杂志，我看过，都是骂辛亥革命，尊孔圣人的话。这些人对大帅都很攒扬。”
    张勋边听边想，党得是要笼络一批人，才能成大业，因向万说：“康有为成立保皇党，我可以搞个复辟党，行吗？”方应道：“大帅说得对，我们组织复辟党，照康圣人的办法。”
    “谁則康圣人？”张勋问。
    “大帅！遗老们都称康有为为康圣人，说他是‘文圣’。”张勋从万绳拭的话中似乎得到启发，欣然地说：“康有为是“文圣’，我是‘武圣’，我也是圣人。”
    张勋同康有为一样，朝思暮想复辟清王室。当他听说袁世凯要做皇帝，将逼清室小朝廷迁往颐和园，自己在故宫登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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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骂这个老上司“忘恩负义”。洪宪帝制失败，袁世凯在全国的反对声中死去。他不明白袁世凯的覆灭是出于违背了历史的民主潮流，反而认为是出卖了清王朝。他的复辟活动更加疯狂起来，各种复辟分子象苍蝇一样，从四面八方扑向徐州，帝国主义分子也在这里出出进进，竭尽推波助澜的能事。
    还在辛亥革命后不久，沙俄文化特务盖沙令伯爵就窜来中国，与张勋复辟集团勾结，通过复辟分子辜鸿铭、沈曾植等人，进行阴谋活动，说什么中国最危险的事是孔教“被废弃”，只有尊孔，才不致于“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为清王朝复辟制造黑舆论。德皇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亲王，也以“访问”中国的名义，在青岛向溥伟表示：“他的皇兄陛下和他本人，将竭力支持清朝的复辟。”其后，另一个德国侵略分子和张勋达成协议：中国一旦复辟成立新政府，德国就予以承认。日本的反动分子佃信夫等，则经常来往于上海、青岛、徐州间，为张勋穿针引线。
    一九一七年上半年，张勋通过四次徐州会议，取得十三个省区反动军阀的“盟主”地位，他的复辟阴谋也得到好些军阀不同程度的默认，张勋已成为复辟的首脑。当时在徐州、河北、热河等地流行着这样的歌谣：“不剃辫子没法混，剃了辫子怕张顺(勋)。”
    当年六月，北京政府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之间，发生了势不两立的争权冲突，闹得不可开交。张勋以“调人”的身份，带领五千“辫子军”北上，要挟黎元洪解散国会，然后迫黎去职，把北京政府淘空，为溥仪卷土重来作好了准备。
    张勋进入北京后，立即去故宫朝见他的皇上溥仪。溥仪大模大样坐在龙座上，张勋磕头说：“臣张勋跪请圣安…。”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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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着旁边一张椅子叫他坐下，他又硫头谢恩。六十多岁的张勋，
    一身纱袍褂，脑后拖着一条花白的辫子，胖呼呼的。溥仪仔细端详着这位将一手恢复大清江山的忠臣。张勋说了句“皇上真是天官聪明”，一幕心照不宣的君臣会见就匆匆结束了。
    许多复辟分子随着拥向北京。康有为带了早已起草的十数道伪诏，和沈曾植一道，匆匆赶到北京。他们麇集南河沿的张大帅公馆，计议复辟程序。他们主观主义地形而上学地估量形势，以为只要溥仪一宣布复位，各地“望风兴起”，大功就告成了。
    六月三十日深夜，张勋和陈宝琛等又鬼鬼祟祟地来到故宫，举行“御前会议”，奏请溥仪复位。七月一日，清帝溥仪复位听政的闹剧正式上演。复辩分子一个接一个地向溥仪磕头，呼“万岁”。宣称是“宣统九年”了。
    复辟王朝领布了一系列伪诏，凡与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借款合同，宣布一律有效，把做帝国主义儿皇帝的嘴脸完全公诸于众。又封官授爵：张勋为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徐世昌为弼德院院长，康有为为副院长。复辟党的重要分子，一一都封为各部大臣和总督、巡抚。群魔乱舞。
    复辟后的北京，挂上纸的布的光怪陆离的龙旗。估衣铺里的清朝袍褂，成了刚封官的遗老们的畅销货；做戏装道具的商店也兴旺起来，遗老和准遗老们纷纷去央求用马尾给他们做假发辫。这些穿着袍褂和拖着辫子的古怪老头，一个个出现于街头，好象古董展览。
    “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张勋开倒车，逆历史潮流而动，“全国民情，莫不反对”。七月二日，复辟分子郑孝胥在上海买各报查阅，发现“各报皆反对”，只有张勋津贴、康有为办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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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报》支持复辟。这场复辟闹剧只演了十一天，在一片喊打声中，就草草收场，比袁世凯八十三天的皇帝梦，还要短了许多。张勋在两个德国人的保护下，狼狈逃入荷兰使馆，康有为逃入美国使馆，以求活命。反动势力的复辟，总是短命的，投靠洋主子也没有用，导演复辟的人都落得个可耻的下场。有遗老臭气的赵七爷们的幻想，如泡沫一样破灭了，无可奈何地又把辫子盘在头顶上。
    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
    张勋逃到荷兰使馆，发了一个通电，说“己获巨罪，人庆大勋”，其实恶贯满盈的张勋，当他走上复擗之路，历史就宣判了他的政治死刑，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乌龟爱王八，只有和他气味相投的一小撮军阀、遗老，才对他念念不忘。的确，有那么儿个人，第二年就要求特赦他。一个是徐世昌，是他搞复辟的同伙；一个是曹锟，直系大军阀，后来的贿选总统。张勋被北京政府特赦后，仍不死心，继续在京、津一带干阴谋活动。但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五四运动的登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展，他只能蜷缩在阴暗的角落里，悲叹“不复与世相闻”，以“浏览通鉴”来发思古之幽情。死前二年，雇人写了一本变天账《松寿老人自叙》，要他的后人知道他“所经历多艰苦之境”，“幸取往迹以自惕”。就是说要吸取他的教训，“克己复礼”，更狡猾地去干反革命。
    一九二三年，他病倒在床，九月十二日死去，带着花岗岩脑袋进了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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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传
    一五四前后一
    余秋雨
    第一章
    一九○○年，日、俄、美、英、法、奥、意、德八个帝国主义国家
    A
    组成联军侵入中国，和清朝反动政府合力镇压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他们在中国的大地上进行了一场野蛮的抢劫和血腥的屠杀以后，还要索取四亿五千万两银子作为“战争赔偿”（即“庚子赔款”)。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敲诈并没有吓倒英勇的中国人民。反帝的烈火反而愈烧愈旺。这使这批强盗感到十分头痛。一九○六年，个在中国活动了儿十年的帝国主义分子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使用“庚子赔款”吸引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培养一批忠心为他们侵略事业服务的“人材”，借以“控制中国的发展”，“支配中国的领袖”。
    用枪炮抢来的钱，来换取用枪炮得不到的东西。这个阴险狡猾的文化侵略计划，很快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批准，一九○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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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实行。
    挑灯看榜
    一九一○年七月，第二期“庚款”留美学生的考试录取名单在北京史家胡同发榜了。
    榜前人来人往，喧闹了一天。到傍晚天开始黑下来的时候，人声才渐渐沉寂下来。这时，突然有一辆人力车飞快地跑来，停在发榜处。车上跳下来一个二十上下的青年，他左右一望，见没人，就摘下人力车上的车灯，紧张地走到榜前，从榜尾倒看上去。当看到“胡适”两个字的时候，才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跨上人力车回去了。
    这个人本来的名字叫胡洪骍，胡适这个名字，就是为了这次考试才改的。
    原来，胡适出身于安徽绩溪一个官僚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在家乡受了九年封建教育以后，一九○四年到上海。先是读书，后又做了一段时间的教师。这期间，他开始接受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从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著作中发见了一个“真理”：“中国民族不如西洋民族”。于是，他对当时能接触到的帝国主义“冒险家”们十分软慕，举止言动，都着意摹仿。后来，竟跟着学校里的一个德国教师，“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逛窑子”，过着糜烂不堪的生活。一九一○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喝醉了酒打架，被抓去关到了巡捕房里。挨了一顿训，罚了五元钱，才从巡辅房里放出来。他一面吃药养伤，一面对着镜子看自己脸上的伤痕，心里颇有点懊悔。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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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他想起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据说就此产生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决定要有所作为了。经过一番考虑，以为最理想的一条道路是去留美。他因此关起门来，读了一个多月的《十三经注疏》，作为投考准备。
    然而，苦恼又来了：要是考不取，那不是要给期友和学生们笑话吗？既要投机，又怕丢面子。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改个名字去报考为妥。做商人的二哥根据资产阶级庸俗社会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信条，要他改名为“胡适”，他满意地接受了。他把这次考试当作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一次赌博，因此从头至尾都是战战兢兢的，连在白天来看榜的勇气都没有。没想到他在国文试卷中津津乐道的“孔子说”、“孟子日”大受阅卷者的赏识，批了一百分。虽然其他科目的成绩都并不好，也总算在七十个名额中挨到了第五十五名，被录取了。
    就这样，一个帝国主义者日夜期待着的“人材”，跨出了第一步。
    来到“黄金世界”
    一九一O年八月十六日，胡适从上海出发去美国。到了美
    国绮色佳，进康南耳大学学农科。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已完全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列宁曾这样深刻地描写过它：“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龌龊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但是，这样一块国土，在胡适眼中，简直就是
    一个“黄金世界”。对美国的一切，尤其那建筑在劳动人民白骨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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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他实在是崇拜得五体投地。看到街上摩托车多，他就站在街头赞口不绝，看到资本家带了老婆孩子到郊区游玩，他欣慕不已，甚至在宴会上看到了晚礼服，他也要击节赞赏一番。这样，他踏上这块土地不多久，就兴高采烈地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
    对于所学的农科，他并不感兴趣。他所努力的是尽快地把自己的一切都“美国化”。据他自己回忆：第一次在康南耳大学看足球比赛，球场上显得非常粗暴野蛮，他最初觉得“似乎是很不大够大学生的尊严”，但一看他周围的观众都在欢呼狂叫，“我觉得如是的自惭，以致我不久也就热心的陪着众人欢呼了”。不断地“自惭”，不断地“转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美国人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治疗了我少年老成的态度”。其实呢，应该说是他在“九年的家乡教育”中接受的所谓“程朱理学的遗风”，逐渐被资产阶级的买办思想所溶化了。
    到美国的第三年，胡适在康南耳大学由农科改入文科。他自己说过，“康南耳的哲学院是唯心论的重镇”。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熏陶下，他反动的政治思想更是日趋完善。一九
    一四年他从康南耳大学毕业后，作了一首“以祝吾祖国之前途”的“睡美人”歌，很露骨地反映了他投靠美帝国主义的买办思想。他依据古代的一个神话，把中国比喻成一个长眠于高塔、后被一个武士唤醒并与之结婚的“睡美人”。这个“睡美人”醒来一看，自己的打扮已与外界大不一样，于是就打发“群侍”外出购买新衣饰，重新化妆起来。最后是皆大欢喜，“睡美人”向武士高呼：“主君寿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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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被尊之为“主君”的武土，正是指美帝国主义。把中国“嫁”给帝国主义，也就是“卖”给美帝国主义，已成了当时胡适的理想。为此，他不惜以“群侍”自比，辛勤奔波呼号了。
    首次“荣任”卖国贼
    胡适写完“睡美人”歌才一个月，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动手，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它妄图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厮杀之际，在政治上、财政上完全控制中国，使中国成为它的殖民地。
    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在美国的留学生也纷纷召开特别讨论会，分析形势，准备发声讨电函，寻求救国的办法。三月一日，胡适接到了一个召开特别讨论会的通知。但他借口有事，不去参加，留给讨论会这样一封短信：
    “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纷扰无益于实际，徒乱求学之心。电函交驰，何裨国雉？不如以镇静处之。”
    但是，人们并没有听从胡适的“劝告”，继续在采取着爱国行动。这使胡适很气忿，三月十九日晚上，他用英语写了一份《致留学界公函》。信中公然指责爱国行动是“失去了理智，而且近于疯狂”，是“最愚蠢的道路”，“完全是胡来和愚蠢”；而“正确的道路是让我们履行自己的职责一读书”。
    胡适的这份“公函”散发后，立即遭到广大留学生的反对，大家骂他是“木石心肠”，是在巧图“中日合并”。
    正当大洋彼岸的留学生中进行着这样一场争执的时候，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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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国内一心想做皇帝的袁世凯为了获得帝国主义的支持，经美国同意在二十一条上签了字。袁世凯这里一签字，胡适在那边就立即欢呼起来了：“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
    、
    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所未见”。正因为这样，他又说，“余之乐观主义终未尽销”。他因此还在全国人民异常悲愤的时候，专门写了一篇关于“乐观主义”的论文，得到了帝国主义的赞赏，获柯生奖金，拿了五十元美金。
    胡适对待二十一条的态度，是他在留学时期反动政治立场的一大暴露。当时，留学生中已有人公开称他为“卖国贼”了。为了向帝国主义邀功，胡适后来竟还把首次“荣任”“卖国贼”的这个史实，写进了自己的回忆文字中。
    从“实用主义”到“文学改良”
    胡适做“卖国贼”的这一年秋天，他离开绮色佳到纽约，进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当时，这个学校哲学系的主任是反动哲学家杜威。从此胡适在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中，找到了自己思想的归宿。
    实用主义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否认客观真理，认为真理只是“应付环境”的一种“最方便”的“工具”。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哲学流派，在政治上必然导致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反对人民革命的改良主义。胡适看到，要把中国尽快地“嫁”给虎视耽耽的美帝国主义武士，要阻止正在祖国大地上酝酿着的革命风暴，没有比实用主义更“实用”的“工具”了。
    “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胡适多次这样虞诚地说。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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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他一头扎进去，悉心钻研，并很快就按照这种哲学行动起来。
    他决定先在文学上动手。
    要宣传崇洋媚祥的买办思想和买办文化，“之乎者也”的文言文显然是不太“实用”、不太“方便”的。一九一六年二、三月间，胡适的“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觉悟”：他决心提倡白话文。
    他热心地和其他留学生们讨论起“死文学”和“活文学”来。信札往返频繁，互赠白话打油诗，一时搞得很热闹。留学生中，有些死守着封建文化不放的遗少如梅光迪之流，对胡适的主张很不以为然，胡适就和他们开展了一番油腔滑调的争论，这在以后，便成了他大捞资本的一段“光荣历史”。还有一些人，对胡适只触及形式不触及内容的主张颇有疑虑，也对他提出了责难。例如，当时有一个“友人”写信给胡适说：
    “徒于文字形式上讨论，无当也。”
    》
    然面，这位“友人”要胡适从内容上来“讨论”，也真可说是太不识时务了。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一样，他们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对封建时代留下的文字形式作一些改良，这已是他们“反封建”的极致。胡适比梅光迪聪明，他懂得要搞这“一点一滴的改良”；但又远比那位“友人”狡猾，他懂得这些改革只能局限于自己的阶级利益所允许的范围。
    那胡适“文学改良”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他这样解释道：
    文宇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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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好一个“文学改良”！
    到此为止，胡适还只是在留美学生中间“酝酿”这个问题。但是，他的着眼点却在国内。一九一六年十月，他写了一封信给当时正在编辑《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下手。接着，他又写了一篇《文学政良刍议》，发表在一九一七年
    一月份出版的《新青年》二卷五号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主张。他提出的“八事”是：
    “一日，须言之有物。二日，不墓仿古人。三日，须讲求文法。
    四日，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日，务去烂调套语。六甘，不用典。七日，不讲对仗。八日，不避俗字俗语。”
    这“八事”，他后来又改称“八不主义”，并进一步“归纳成一句话：“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也就是说，他所谓的“文学改良”，是仅仅能与提倡白话文划上等号的。
    胡适这篇《文学改良刍议》发表的时候，国内的思想文化界正在起着一个重大的变化。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派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必须进行一次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革命，反对以“孔家店”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旧道德、旧文化。一九一七年初，资产阶级自由派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邀请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任图书馆长。蔡元培要陈独秀把已办了一年多的《新青年》杂志（原名叫《青年杂志》）搬到北大来办，陈独秀同意了。这样，以北大文科和《新青年》为中心，开始发动了一个文化运动。胡适的文章恰好是顺应了这个运动，尽管目的完全不同，但在“提倡白话文”这一点上和他们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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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时的一致，因此，也就算附和在里面了。后来胡适竟说这个运动是他和几个留美学生想出来的。在万里之外可以为国内“想”
    一个“运动”出来，这真是海外奇谈。
    在回国的海轮上
    一九一七年五月，胡适即将毕业。他当时确也忙得很：一面在“讨论”白话文，一面利用临别的机会，到处演说，大谈“美国能如何协助中国之发达”之类，呼吁帝国主义加紧“协助”(？)（中国)；一面又忙于写作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
    五月二十二日，胡适参加博土学位的最后考试，主考人是杜威等六人。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口头答辩，杜威等人深感满意，给了胡适一个“博土”头衔。
    梦寐以求的目的已经达到，胡适准备回国。
    五月二十九日，胡适来到杜威家里告别，师生俩进行了一次依依不舍的长谈。
    杜威对胡适说：“我对于国际政治局势的关心，远远超过其他事情。你回国后，如写了关于远东时局的文章，就寄到我这里来好了，我一定给你找个合适的地方发表。”
    胡适连连称诺，非常感激。回来后，还把杜威的话恭恭敬敬地记在日记里：“此言至可感念，故记之。”
    六月九日，胡适离开纽约，第二天到了绮色佳。这是他首先投向帝国主义怀抱的地方，有着不少“见待如家人骨肉”的“朋友”。行将离别，触景生情，胡适的感情冲动起来了。他这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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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
    “吾尝谓朋友所在即是菩乡。吾生朋友之多无如此邦矣。今去此吾所自造之乡而归吾父母之邦，此中感情是苦是乐，正难自决耳。”
    美国“即是吾乡”。不得不要回到“父母之邦”去，他是多么不情愿啊！
    总是毕竟还得回去。否则就失去了帝国主义培养他的意义。
    二十一日，他坐上了“日本皇后”号轮船登程回国。
    万里海途，寂寞得很。胡适就在船上到处逛来逛去。后来遇见一个日本人，日本人告诉他，一个英国书商正在谁备出版一部《人人丛书》，其中想加进去两本中国的名著，他问胡适应选什么书。
    胡适立即回答：“第一册当为儒家经籍，宜包：（一）《诗经》，(二)“四书”，（三）《孝经》。”
    “那么由你来编译吧？”日本人征询他的意见。
    “可以”，胡适马上答应了，“此事乃大好事业，可收教育的功效”。
    这是胡适离开美国后答应承担的第一个“学术任务”。上船以来，天气连日不好。到七月三日晚上，才出了月亮。胡适就跑到甲板上来“赏月”。赏月不可无诗。按照老例，胡适也做了一首“见月思故乡”的《百字令》。结尾是：
    “凭阑自语，吾乡真在何处？”
    就是说：故乡究竟在哪儿，在美国还是中国，他有点搞不大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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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差点说出了“我不是中国人”这句话。
    第二章
    教授生涯
    胡适一九一七年七月十日到达上海。九月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年底回到家乡安徽绩溪结婚，婚后就带着老婆去北京任教。这样从南到北走了一圈，→路上所见所闻很多。把他的感受概括起来是一句话：很不满意。
    他不满意，决不是因为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里正越陷越深，决不是因为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正越来越重，面是别有一番原因。
    他跑到上海的书店里，去看有哪些英文书。结果尽是一些
    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的东西，“都是和现在欧美的新思潮毫无关系的”；
    他碰见了一个英语教师，谈起来，那个教师竟然不知道当代几个欧美作家的名字；
    他在家乡遇到一个中学生，那个中学生不仅不大识得
    ABCD,就连英文和日文的区别也不清楚：
    这一切，使胡适深深地感到：要在中国推行从“杜威先生”那里学来的“欧美新思潮”还是多么艰难！要实行他的把中国“嫁”给美国的政治理想，还是多么遥远！
    因此，他就下了这样一个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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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一讲得明白一点就是：暂且将政治目的隐薇一下，先开擗一个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阵地再说。
    于是，胡适就以一个“年轻学者”的姿态出现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由于他曾写过《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章，一时也吸引了
    一些青年。
    胡适在北大开的是“中国哲学史”课。这门课，原来已有一个叫陈伯弢的人在教。此人从伏羲讲起，讲了整整一年，才讲到商朝《洪范》，把学生引到三皇五帝的迷魂阵里钻不出来。胡适不满意这种讲法。他比那个陈伯弢更懂得哲学史为当前斗争服务的“实用”价值。所以他一接课，就撇开原来的程序不管，重新编讲义，着重讲春秋战国时代的哲学流派。讲的方法也比陈伯弢通俗、清楚一些，学生们初一听党得很新鲜。
    但是实际上，胡适是讲了一部被歪曲、被颠倒了的中国哲学史。例如，对于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他完全是一个“尊儒反法”的专家。在讲完了孔子及其学说以后，他这样满怀深情地总结道：
    “总观我们现在所有的材料，不能不有一种感慨。孔子那样的精神魄力，富于历史的观念，又富于文学美术的观念，删《诗》《书》，订礼乐，真是一个气象阔大的人物。”
    相反，一讲到法家，他的声调就变了。他说韩非子的主张是“极端的‘功用主义’”，“后来他的同门弟兄李斯把这学说当真实行起来，遂闹焚书坑儒的大劫。这便是极端狭义的功利主义的大害了。”
    为了扩大影响，胡适还急急地把这门课的讲稿整理付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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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才一年之后，就有一本署名为“胡适博士”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了。
    除了讲课，胡适当时在北大还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自从他来到北大以后，《新青年》上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发表。当时，他的文章内容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继续讲讲文学改良或文学革命。他有时引一点历史，有时说一点进化论，算是文学革命的“理论根据”；有时又把自己过去的论点整理整理，换一种提法，但始终没有跨过“提倡白话文”的雷池一步。
    二是也写了一点触及旧道德的文字，如《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等。但这只是对当时思想文化界中“打倒孔家店”、“提倡新道德、批判旧道德”的巨大潮流的一种消极附和，根本谈不上对“孔孟之道”的彻底否定。相反，他写这些文章的重要依据，诚如他自白：“乃是孔丘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三是狂热的宣传“西方文明”。这方面他最肯花力气。回国不久，即写了《归国杂感》，说只要把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一比，“我几乎羞死了”；后来又写了《美国的妇人》等文章，肉麻地把美国妇女的各个方面和美国政府的妇女政策等等，都啧喷赞美了
    一番，他们的缺点是找不到的，再说“我们今日还不配批评人家的短处”；那么怎样才能使中国也达到这种“辉煌的境界”呢？他认为根本问题在人生观。于是他又写了《易卜生主义》等洋洋洒酒的长文，竭力推崇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
    四是也开始零零碎碎地做一点考据文字。但据他说，当时写这些东西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考”出什么成果来，而是要宣传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一从杜威那里学来的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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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儿个方面的文章连续交叉着发表，胡适很快就在一些人中赢得了“博学”的名声。在他后面吹捧、奉承，甚至以追随者自命的，一时也不乏其人。对此，胡适自己也是洋洋得意。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已在文化运动中的“声望”，他开展了广泛的应酬、交际活动。他到处演讲，参加各种宴会，也宴请各种“客人”。
    一到什么公开场合他总要东张西望，到处点头；看见-一个不熟识的“名流”，则总是迎上前去自我介绍道：“我是胡适，我是胡适”，待到对方说“久仰，久仰”，他便喜形于色，得意非凡。一写文章则喜欢提及别人，一提及别人则不分亲疏远近，通称之为“我的朋友×××”。他想通过这一系列笼络人心的手法来取得文化运动的领导地位，以便实现他那个暂时“不谈”的政治理想。但是，胡适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文化运动的真正领导者。
    时代把文化运动的激流，引向了和胡适的意愿完全相反的方向。
    风暴前タ
    就在胡适回国后不久，在伟大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面目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辛亥革命失败后一直在探求和思索着中国革命出路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他结束了长时间的沉默，以新的战斗姿态发出了响亮的呐喊。一
    九一八年五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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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人”二字，对儿千年的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及其理论基础一一“孔孟之道”中“仁义道德”的说教，作出了总宣判。鲁迅不久也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从此，他以越来越顽强的战斗，树起了一面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战旗。鲁迅的文章和胡适的文章常常在同一期《新青年》上发表。在鲁迅烈火般的言词面前，胡适那些附庸风雅的“侃侃之谈”就显得十分苍白无力。
    在新的形势下，文学革命战场上的新旧之争也日趋激烈。资产阶级民主派刘半农、钱玄同为了推动运动的发展，一九一八年
    三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两封“双簧信”：由钱玄同起草了一封署名“王敬轩”的致《新青年》编辑部的信，罗织了旧文人死守“孔家店”、反对新文学的一系列反面观点；再由刘半农写一封“复信”，以嘻笑怒骂的笔调，淋漓尽致地把那些反动论点驳斥得体无完肤，并自篆地宣布：“本志排斥孔丘，自有排斥孔丘的理由”。这种生气勃勃的战斗，是使那些顽固的封建主义卫道者颇为难堪和恼怒的，自然也脱离了胡适所安排好的“文学改良”的平静轨道。
    封建复古主义的代表人物立即发起了一次猛烈的反扑。从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自称“誓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的梁漱溟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开始系统地宣扬孔孟之道。后来，封建文人林琴南也忍不住了，他一面写文言小说，攻击新思想的宣传是“伤天害理之言”，一面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用抑扬顿挫的文言文把新文学运动给狠狠地咒骂了一通。从反动派的攻击中可以看出，对于白话文他们当然也相当头痛，但最使他们光火的是所谓“覆孔孟”、“铲伦常”。为了保护整个封建意识形态、反动社会制度和生活秩序，随着斗争的深入，他们倒是越来越把着眼点，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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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到思想内容方面来了。如果新文化运动完全按照胡适那一套形式主义的搞法，他们是决不会如此暴跳如雷的。
    那么，胡适对眼前的这一幅新的斗争图景又是抱什么态度呢？他对刘半农、钱玄同写“双簧信”的做法非常不满，公然责斥他们“浅薄”，“没有学者风度”；而对于林琴南等人的反扑，他却
    一声不吭。据说，他是搞“文学革命的实验”，“尝试”着做白话诗去了。
    做做“院里开着两朵玉兰花，三朵月季花”之类的“新诗”，还是怕得罪了“前辈学者”，还是不足以表示自己和那些“浅薄”者的区别。一九一八年年底，趁他母亲死亡，胡适索性用文言文做了一篇《先母行述》，借他母亲的“事迹”，大肆宣扬封建道德，甚至对于“焚香祷天”、”割股疗病”之类，也推崇备至。不仅如此，他还借机对辛亥革命攻击了一番。这篇东西，他先在乡间广为散发，后又收进了自己的文集。闻着从这里散发出来的霉腐气息，人们已经可以预感到：从形式到内容，胡适都要算新文学运动的倒帐了。
    来不及了
    一九一八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重新瓜分中国。这使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们懂得：要使中国得救，不仅要反对封建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帝国主义。这样，新文化运动就和全国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逐步结合起来，五四运动正在酝酿之中。
    反对帝国主义，这对胡适来说，不就等于要刨他的祖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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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看着北京、上海的报纸上反帝的文章越来越多，甚至连那个自己曾经钦佩万分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也有人在点名批判了。这怎么能不使胡适心急如焚呢？于是赶快行动，在“九一九年春季赶写了一篇长文《实验主义》，想用他那个看家法宝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辩护，把正在燃烧的民主爱国运动的烈火压下去。但效果似乎并不大。正在这时，胡适听到了一个可称是“雪中送炭”的好消息：他的“杜威先生”自己急匆匆地赶到中国来了！杜威此时此刻赶到中国来，目的是不言自明的。胡适连忙赶到上海去欢迎。四月三十日，这对师生就在码头上相见了。胡适为了引起人们对实用主义的兴趣，不久前还在用笔墨把杜威装扮成“教师的教师”、“一个大革命家”。现在这尊“活佛”竟出现在眼前，胡适的兴奋自然是可以想象的。
    这对“恩师”、“高徒”连日来畅谈不休。他们得意的盘算着，只要他们两人紧密合作，即使是即将爆发的火山，也能把它堵住！
    然而，杜威和胡适来不及了。杜威踏上中国的土地还不到
    四天，五月四日，北京的青年学生和爱国群众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征求一下杜威和胡适的意见，就响亮地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战斗口号，并提出要坚决废除胡适曾热烈支持过的“二十一条”。
    还没有等在上海的杜威和胡适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这个运动已迅速发展到全国，各地学生和群众纷纷示威表示声援的消息不断传来。
    这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阶段。新文化运动也迈出了新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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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后来曾说：“五四运动也不是我胡适之搞出来。…我在上海欢迎杜威，五五才惊讶各报没有北京专电。五四的历史事实是一群捣乱的孩子们自发面没有人领导地弄出来的。以上非谦虚，因怕将来有人写错了变成假历史。”这里，除了恶毒的污蔑，就是无耻的自作多情。谁会把你胡适写成“五四”的领导者？
    第三章
    “问题与主义”
    “五四”以后，斗争的烈火很快向全国各地蔓延。从六月三日开始，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工人阶级以主力军的姿态出现在斗争的第一线，显示了强大的政治威力。正因为有了这个坚实的阶级基础，马列主义的传播也日益广泛。
    工人运动和马列主义的结合将会产生什么后果，这一点，作为帝国主义的哲学家杜威是很清楚的。对他来说，这要比青年学生的示威游行可怕多了。因此，他立即“应付环境”，就在“六·
    三”运动的第五天，六月八日，开讲《美国之民治的发展》。演讲的结论是中国千万不能接受马列主义，因为“政治思想是不能抄袭别人的理想，不能偷别人的学说，拿到国情不同的国家来应用”。
    替杜威的演讲作翻译的胡适，比谁都明白这些话的含义。他知道这是他老师对“实用主义”的实际运用，为他发出了新的战斗信号。恰好在这时，胡适听到了这样一个消息：有一个小官僚，偶然看到了胡适的一把扇子，便叫道：“这不是过激党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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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吗？”这个糊涂的小官僚是误会了，但胡适却是害怕了。他自己正要把传播马列主义的人叫作“过激党”来加以反对，怎么这个帽子竟落到了自已头上？
    y
    刻不容缓，胡适很快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说什么“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他举例子的时候，首先直截了当地点出来的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表明他貌似“一概而论”的“主义”二字，是具体有所指的，也表明他用实用主义否定真理，目标是越加明确了。不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谈什么呢？胡适说，“火烧眉毛紧急问题”多得很：人力车夫生计问题，大总统权限问题，卖淫问题…
    这篇文章在七月份抛了出来，算是对杜威的一个响应和配合，也顺便问那些小官僚们解释一下“误会”。
    这种论调当然立即遭到了革命者的反击。李大钊等人指出，“问题”和“主义”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只有解决了根本问题，一个
    一个的具体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俄国革命就是例子。因此，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一定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胡适自然不会同意，于是又接二连三地写文章进行反驳，形成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这场争论，标志着在接受或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个关键问题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已经开始分化。
    胡适的论调也招引了一批人。某些曾宣传过“主义”，或曾置身于五四运动游行队伍中的青年，被胡适骂得脸红，一时竟大做其仟悔文章，有的甚至准备到国外去“研究问题”。胡适的门生、《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就是典型。看来，面对着新的斗争风暴，一场大分化是势所难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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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夺《新青年》
    週到阻力的水流会激起更大的浪花。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原想阻挡马列主义的激流，想不到一争下来，马列主义的传播反而更为广泛了。许多报刊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文章越来越多。尤其是《新青年》，这方面的内容更加集中和鲜明。
    因此，胡适就动《新青年》的脑筋。《新青年》原是集体轮流编辑的，在一九一九年十月五日下午召开的一次编辑会议上，胡适突然提出一个意见，反对集体编辑。
    “为什么？”大家很奇怪。
    胡适一时不便把自已的目的讲出来，只得找了一个借口：“象刘半农这样浅薄的人就不配编。”“不集体编由谁来编？”大家问。“我一个人来编！”胡适大言不惭地说。
    钱玄同立即反对，说：“你反对刘半农编，我反对你编。”这天鲁迅也参加了会议。他一眼就看出了胡适反对刘半农是借口，肯定还别有深意在。因此，他冷冷地对胡适说：“你一个人编，那我们不投稿。”
    会议的空气非常紧张。在鲁迅等人的斗争下，《新青年》没有让胡适抢去。
    胡适想独霸《新青年》的政治目的，一年以后人们才完全看清。自从那次编辑会议以来，他一直在密切观察着。但是，《新青年》的实际情况在他看来是“每祝愈下”。一九二○年年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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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写了一封信给陈独秀，说：“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按：《苏俄》)的汉译本”。因此，他提出三个办法：第一、听《新青年》流为有一种特别色彩的杂志，而另创一种哲学文学的杂志；第二、发表宣言，声明《新青年》不谈政治，而只注重学术、思想和艺术的改造；第三、停办。
    这就是气急败坏的胡适给《新青年》指出的三条路。他并以此来要挟鲁迅等人。
    鲁迅的意见很快就来了：
    “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
    “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向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
    这就是说，与其和胡适调和，不如把胡适清除出去。鲁迅的话，胡适是懂得的。因此他就和《新青年》分了家，准备另外经营新店去了。
    惜别杜威
    由于忙于争夺《新青年》，又要做杜威的翻译和向导，整个
    一九二O年，胡适写的文章很少。现在，既然在《新青年》上是彻
    底惨败了，胡适就决定从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开始，重新“发愤著作”。
    三月间，为了使他的“少年朋友们”不“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他开始写《红楼梦考证》-一文，经过一番“大胆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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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小心求证”，得出了“贾宝玉即是曹雪芹”、《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结论。但他后来又急急地声明道，“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而是“教我的少年明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研究《红楼梦》，对胡适来说，纯粹是为宣传实用主义、反对马列主义作一个样子。
    紧接着，四、五月间，他又把旧作《易人生主义》、《不朽》等修改了一遍。这些文章反复说明一个观点：千万不要搞什么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革命运动，应该一点一滴、一尺一步的改造，一个人一个人地改造。显然，这是在贩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可见，胡适写作的内容虽然东拉西扯，但中心思想却很突出：依然反对马列主义的传播，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更反对这两者的结合。
    然而，历史的潮流毕竟是不可抗拒的。这两者不仅越来越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而且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诞生提供了阶级基础和理论基础。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国内外反动派最害怕的事，杜威和胡适千方百计地妄图阻止的事，终于在中国发生了。
    七月初，杜威告诉胡适：他要回去。
    杜威在中国住了两年零两个月，恰好是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全过程。他为了扑灭从五四运动燃起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烈火，不辞劳苦地跑遍了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十一个省，作了无数次的演讲。但结果怎样呢？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对他的最好回答。他不能不走了。
    七月十一日，杜威启程。胡适想留没留住，酸着鼻子做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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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杜威先生与中国》作为欢送。他生怕中国人民两年多来还没有认识这个杜威，在文章中一再说明：“杜威先生真爱中国，真爱中国人…”他非常不满意人们对杜威的冷淡，因此又气忿地说道：杜威的影响“不应该比现在更大干百倍吗”？
    胡适一面默默地祝愿着杜威“海上平安”，一面又细细地领会着杜威给自己留下的新指示。原来，杜威在临走前作的一次演讲，要求胡适等人：一，政治上，不要再局限于先搞教育、再谈政治之类的框框，而是要“下手去实行”；二，文化上，中国要成为“东西文化的交点”，即要谋求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的结合。这两点，以后就成了胡适一伙的行动纲领。
    “实在忍不住了”
    那么，什么时候“下手去实行”呢？胡适想等一等看。一九二
    二年春天，他觉得时机来到了。
    一月，香港海员罢工。以此为起点，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与此同时，军阀混战也愈演愈烈，四月，代表美、英帝国主义利益的直系军阀和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奉系军阀之间又打起了第一次直奉战争。为了阻遏工农运动的浪潮，也为了在军阀混战中为主子美帝国主义谋利益，胡适于五月初开办反动政治刊物《努力周报》，在政治上公开打起白旗。他终于“千”上了。
    伤脑筋的是，回国时立下的“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誓言，人们还记忆犹新。怎样才能使自己不至于太难堪呢？胡适后来作了
    一段解释。他回顾道，开始要谈政治，其实是早在参加“问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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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主义”论争的时候，那是因为目睹国内一些人高谈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但那次只是做了谈政治的“导言”，没有做到“本文”上去。从那个时候起，两年零八个月过去了。胡适说，谈“马克思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赢余价值”的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
    “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实在忍不住了。”胡适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心情。
    从“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到“实在忍不住了”—一胡适的自白，多么清楚地表明了日渐高涨的革命浪潮把他们一小撮反动派逼到了何等狼狈的境地！过去的“誓言”自然没有当前的阶级利益“实用”，胡适哪能不赤膊上阵？
    很快，在《努力周报》的第二期上，胡适抛出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还纠集了一批人在后面签名。
    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什么？乃是：帝国主义不必反对，封建军阀不必打倒，只要有几个“好人”出来组织一个“公开的”、“宪政的”、“有计划的政治”的政府，中国就可得救。
    那么，“好人”又是谁呢？当然是胡适一伙自己。文章发表以后，胡适一方面急于向美帝国主义请示，向他称之为“天才用兵家”的军阀吴佩孚征求意见，同时又经常参加一个由许多新旧政客参加的所谓“茶话会”，讨论“好人政府”的人选。胡适在会上最活跃，一次又一次地推荐或劝说别人做这官做那官。别人当然也礼尚往来，推荐胡适去做教育部次长。这个职务胡适不满意，一连三次都拒绝了。但他却要求“国务院秘书”的职务“暂缓发表”。九月十四日，胡适索性壮着胆子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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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做了今日国务总理》一文，上台的渴望已溢于言表。儿天之后，美帝国主义者表示同意胡适的这篇文章。但可惜的是，“新内阁”的名单突然发表，代理总理的是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了名的北大教员王宠惠。另外两个签名者汤尔和、罗文干也入了阁。胡适对这种“骤然”的做法很是不满：自已想做国务总理的文章发表才一星期，他们怎么连一点面子也不照顾呢？但一时也没有办法。在“内阁”名单发表后两天的一个“茶话会”上，胡适就强迫王宠惠的“好人内阁”实行他的计划。
    可笑的是，这个“好人政府”什么好事也做不了。任职期间，它只能替军阀们筹饷，为军阀们任免官吏。但军阀仍然感到不顺手，想抛掉它，再加上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王宠惠的“内阁”在十一月份便解散了。就这样，胡适的“好人政府”主张只实行了三个多月，为中国现代史留下了一个笑料。
    胡适为了讨好军阀，还根据美国政府要中国实行联邦制的意图，提出过“联省自治”的主张，要求在直系军阀，亦即美、英帝国主义做“盟主”的基础上，求得全国大小军阀的联合。这个“政治主张”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的严厉批斥下，很快也就烟消云散。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几百年”。胡适当时很欣赏这两句诗，因为它很能表达自己的“抱负”。但是，自从赤膊上阵几个月来，竟一点“风骚”也没有“领”到。为什么呢？胡适很必然地把原因归之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因此，当他看到《向导》周刊上刊登的一篇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就立即抽笔反驳，做了一篇《国际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的宣言指出，国际帝国主义在支持各派军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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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战，触及帝国主义，是胡适最忌讳的。因此他马上说，这“很象乡下人谈海外奇闻”。他觉得，帝国主义希望中国和平和统一的迫切心情，远远超过中国人民自己。接着他就举了例：“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说了这一段惊人的话之后，他便“很恳挚的奉劝”道：“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
    这篇文章，也可以看成是一篇“宣言”一一篇公开宣布与中国共产党为敌、与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为敌的宣言。
    总而言之，在一九二二年这一整年，胡适给人们的印象是：他似乎已经不是一个“提倡白话文”的“学者”、“教授”，而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客。为了替帝国主义服务、替北洋军阀打“强心针”，他几乎不加任何遮盖了，什么样露骨的论调都能发表，什么样反动的口号都能提出，什么样腐朽的力量都能勾结！
    “为皇上所化”
    胡适在一九二二年这一系列乱纷纷的反动政治活动中，可以算得上“高峰”的是，他还悄悄地溜到紫禁宫里去了一次，拜见了已被推翻十余年的“宣统皇帝”溥仪。事情是这样的：
    深居在紫禁宫里的“废帝”溥仪曾在自己的老师兼顾问、帝国主义分子庄士敦那里多次听到过胡适的名字，一天，他觉得无聊，就顺手打了一个电话给胡适。接电话的刚好是胡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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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
    “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溥仪在电话里说。“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哈哈，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呵！”“宣统？…是皇上？”胡适简直吃惊了。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这个象征着反动的封建王朝而又早被全国人民抛弃了、遗忘了的溥仪，只是给胡适开了一个玩笑。但在胡适听来，这儿句话还有着“圣旨”的力量。他连忙去找庄士敦，证实了电话，打听了进宫的规矩，问明了要不要磕头等事项，就整装前往。
    溥仪早就忘了自已的“邀请”，没有关照守卫的护军。胡适在宫门口蘑菇了半天也没有让进，后来护军看他实在是赖着不走，再去“奏请”，才放他进去。
    胡适与溥仪会见了大约二十分钟的时间。谈不了儿句，胡适就大大恭维起来：“皇上真是开明，皇上用功读书，前途有望，前途有望！”
    溥仪当然并不理解胡适所指的“前途”是什么，胡胡涂涂地把他打发走了。
    此后，胡适还想多多得到一些“召见之幸”，溥仪也不推辞，他们交往就更多了。胡适拿了自己的《胡适文存》呈送“皇上”，溥仪也对胡适讲了“非外人所能知也”的话。有一次约好会面，但临时胡适安排不过来，就诚惶诚恐地递交了这样一张“请恕罪”
    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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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入官，请
    今日因有课
    胡
    Shih
    钟鼓寺十四：电话东二四二九
    胡适和溥仪究竟谈了一些什么？这大家都不知道，胡适也始终“保密”着。不少人来探问，他一直守口如瓶。
    “那么，你们是怎样称呼的呢？”探问不到究竟的人们常常只能向胡适提出这类无关宏旨的问题。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胡适总是这样得意地回答。后来倒还是从紫禁宫里透露出一点消息。封建遗老金梁在给溥仪的一个奏折上这样写道：
    “皇上以德服人，昔胡适既见后，为皇上所化。”
    这就是曾混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胡适的归宿。十年前被帝国主义“所化”，十年后又被封建帝王“所化”一真是走了一条中国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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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卖国记
    史
    锋
    一九二五年三月，北京刚有了一点春意，软骨虫就从石缝里挤扁了身子钻出来，沿着台阶往上爬。
    台阶上正有一个男人走过。这人，西装革履，留着日本式的分头；那只朝天的烟囱鼻子，更显得特别。他，就是汪精卫。汪精卫步上台阶，小心地从软骨虫背上跨过，走进屋子。
    这里是孙中山先生的卧室。他已经病重垂危，深以国事为忧。这天，他对随侍在侧的汪精卫等人说：“我看你们是很危险的阿。我如果是死了，敌人是一定要来软化你们的。你们如果不被敌人软化，敌人一定是要加害你们的。你们如果要避去敌人的危险，就是一定要被敌人软化，那么我又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汪精卫噏动了几下鼻孔，慷慨激昂地说道：“我们跟总理（指孙中山)奋斗了几十年，向来都没有怕过危险，以后还怕什么危险呢？向来没有被敌人软化过，以后还有什么敌人能够软化我们呢？”
    台阶下的那条软骨虫，已经爬上了门槛，朝着正在腆颜无耻地说大话的汪精卫，不胜惊诧地张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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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是广东番禺人，一八八三年出生于清朝的小官吏家庭。他一九○五年投机革命，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一九一○年暗杀清摄政王载沣没有成功，自己反而坐了牢。辛亥革命胜利后被释放，从此俨然成了“英雄”。但他在骨子里却始终坚持反动阶级的本性，暗中勾结袁世凯出卖辛亥革命果实。五四运动中，全国人民愤怒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汪精卫竟写文章鼓吹中日“合作共存”，踏上了亲日媚外的道路。
    孙中山先生去世后，汪精卫靠着追随孙中山所捞到的政治资本和投机手腕，当上了广东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二七年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撕下了他的“左派”伪装，不久又因与蒋介石分赃不均，被迫出走。直到一九
    三一年，才得到了一个重新上台的好机缘。
    这个好机缘，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实行不抵抗政策，把东北数千里锦绣河山拱手让给日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口反蒋浪潮。汪精卫看到蒋介石处境艰危，就趁机向蒋介石集团提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反对独裁，求和平统一”的口号，要求重新分配国民党内部的权力，实行蒋、汪合伙，以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蒋介石无奈，只得让步。一
    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宣布由汪精卫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行政院长，主持政务。汪精卫就这样在国难声中沉滓泛起，重新爬上了统治地位，开始了汉奸的卖国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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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主权
    说也凑巧，汪精卫一月二十八日在南京登台，日本帝国主义在当天深夜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入侵上海。上海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影响下，奋起抗击，打得敌人死伤逾万，三换主将，还是只能爬在滨海的狭窄地区，无法前进。上海抗战的炮声，吓昏了南京的蒋、汪合股公司，他们赶紧卷起铺盖，“迁都”洛阳。汪精卫惊魂未定，发表谈话说：“过于畏葸，固为不可；徒作壮语，更为不可。”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实质上，“抵抗”是假，“交涉”投降是真。从这时起，在短短三年半时间里，汪精卫伙同蒋介石破坏了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签订了淞沪协定、塘沾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一系列卖国协定，出卖了大片的大好河山。在这段时间里，汪精卫卖国成了瘾，卖国的勾当干得越多，越使他一步紧似一步地投向日本帝国主义。当一九三五年四月日本驻华公使要回国时，汪精卫大摆筵席，亲自把盏，为他饯行，后来又手拉手送到车站。列车开动时，汪精卫竟然洒下了眼泪，表示了无限的深情。当时有个新闻记者，在两首诗里引了李白《赠汪伦》诗中的两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对汪精卫这副卖国媚日丑态，作了绝妙的讽刺。
    汪精卫亲日派面目的日益暴露，引起了英美帝国主义的严重不安。蒋介石集团就根据英美主子的眼色，利用全国反日爱国浪潮，打击亲日派。蒋、汪矛盾愈演愈烈，发展到势不两立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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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全体中央委员在一起摄影，汪精卫满脸笑容地坐在前排的最中间。忽然从记者群中跳出一个人来，举起手枪，向汪精卫射击，第一枪就打中左额。汪精卫转身往椅子底下去躲，背部又中一枪，左臂也被枪弹擦伤。事件发生后，汪精卫集团说凶手是受蒋介石集团指使的，蒋介石集团则矢口否认。正当吵得不可开交时，汪精卫集团成员、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又在上海被刺杀。这等于给了汪精卫一个严重的警告，吓得汪精卫不敢再在上海就医，带着枪伤逃出上海，到国外去了。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蒋介石取代汪精卫当了行政院长，各部部长也都代以蒋介石的亲信，汪派的上层分子被一脚踢出了行政院。
    被迫下野的汪精卫，漫游西欧，吟诗作赋，装出一副超脱闲逸的样子。实际上，他在等待时机，想重新登台。
    扩大班底
    西安事变又给了汪精卫再一次泛上水面的机会。他听说蒋介石做了张学良、杨虎城的阶下囚，立即兴冲冲地打点行装回国，继续当他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中国守军不顾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奋起抗击。芦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揭开了中国人民全国性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一页。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一国民党当权派被迫宣布对日作战，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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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线。
    照汪精卫的本意，国民党决不能抗日。但后来看到连蒋介石也被迫改唱抗战调子，自己如果再坚持反对，势必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也将与亲英美的蒋介石集团发生冲突，因而不得不改变策略，口头上表示抗战，暗中却努力拼凑卖国集团，成为潜伏在抗战阵营中的一伙投降派。
    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除了汪精卫的旧班底陈公博等一批人以外，还有从亲英美的蒋介石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周佛海等
    一伙亲日分子。周佛海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他纠集了一群心腹在暗地里进行活动。
    在南京西流湾八号周佛海的家里，陶希圣、胡适、熊式辉、高宗武一群人经常聚集在一起，嗡嗡营营，攻击抗战：
    “这边调子越高，那边态度越强。”“这边”是指抗战的人们，“那边”是指日本帝国主义。
    “如果战争延长下去，中国和日本当然都会有困难。但是日本感觉痒的时候，中国已经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
    他们诬蔑人民的抗战呼声是“唱高调”，自称为“低调俱乐部”。这个“低调俱乐部”的臭名逐渐扩散开去，吓得熊式辉瞥告周佛海说：“你要小心。某要人说你是非战集团的主要人物。”此后，周佛海就约了高宗武、陶希圣等躲到紫金山灵谷寺后面的高塔顶上去密谈。
    以汪精卫、周佛海为中心的亲日卖国集团逐渐形成，卖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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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就大量出笼。他们出版书籍，编印刊物，宣传汉奸理论。汪精卫以宣扬战争恐布的手法，瓦解人民抗战意志，他说：“我们所谓抗战，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听起来“壮烈”得很，实际上唱的是“再战必亡”的滥调。而在私下，他就明目张胆地对人说：“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要另想办法了。”在另外的场合他明白承认：“自从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我对于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立刻不想着转圜。”所谓“另想办法”和“转圜”，都是投降的同义语。
    一阵臭似一阵的亡国、卖国的论调，一个接着一个的托派分子、叛党分子、反动政客诸如陈独秀、叶青、张国焘、张君励的来参加卖国大合唱，汪精卫的卖国贼嘴脸也就暴露得可以了。
    暗中通敌
    一九三七年冬，日本帝国主义看到中国出现了长期抗战的形势，它自己已经被陷在泥淖之中，于是在继续实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加紧对蒋介石进行诱降，妄图实现不战而亡中国的目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按照德国政府的指示，出来牵线。蒋介石立即作出愿意投降的姿态，彼此来往频繁。
    这一来，可急坏了注精卫。他怕蒋介石会成为日本的第一号奴才，于是抢先在十二月五日接见新闻记者，向日本横抛秋波：“若日本真愿意要求和平，提出了可接受的条件，则中国亦可考虑从事停战。”
    第二天上午，他又匆匆忙忙以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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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讨论陶德曼转达日本所提出的和谈条件。汪精卫竭力主张接受日本的条件。可是，这笔肮脏的政治买卖还来不及成交，南京又被日寇占领，日本的气焰更加嚣张，所提出的投降条件也更苛刻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陶德曼根据日方提出的新条件，继续调停。汪精卫随即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外交部长王宠惠商议。汪精卫还是主张接受日方条件，并将此事告知蒋介石。但蒋介石还想做些讨价还价。汪精卫要刚刚接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签字，孔因没有蒋介石这个大老板面诺，不敢贸然签字。汪精卫十分恼火，责怪孔说：“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反正国防最高会议大家都同意，你何必一定要问蒋。他是负军事责任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活现出
    一幅汉奸的猴急相！
    这时，正是中国人民抗日运动高涨的时候，“和谈”的消息一传出，便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多次揭露这个阴谋。蒋介石害帕国民党这座已经倾危的大厦会被抗日舆论的浪潮冲倒，同时日方提出的条件，也过多地损害了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不敢按日方提出的价格拍板成交，这次投降没有成功。
    日本帝国主义见诱降不成，便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由日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叫嚷：“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决心以扶植傀儡政权的办法来逼迫国民党投降。在这以前，日本已在北平成立了以王克敏为首的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现在它又在南京扶植起以梁鸿志为首的所谓“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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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维新政府”，并积极筹划南北两个傀儡政权的合流。
    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汪精卫、周佛海之流仍不死心，认为“和平之门不可闭”，“不放弃和平工作的进行”。周佛海同高宗武商议说：“现在日华间的关系完全隔断，这是不行的。无论如何必须考虑走出汉口同日本取得联络的方法。”于是，他们就派了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偷偷地到了日寇侵占的上海，与日本大使川越茂、日本南满洲铁路公司南京事务所长西义显、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搭上了关系。接着，董道宁在南满洲铁路公司的代表伊藤芳男陪同下，到东京求见了日军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周佛海又以搜集日本情报为理由，向蒋介石提出，派高宗武去香港活动。这时候的蒋介石，也正在心心念念地想“和平”，一昕正中下怀，立即召见高宗武，命他去香港打听日本的“和平”条件。
    三月五日，高宗武秘密从香港到上海，见了松本重治，急急忙忙地打听“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是真心还是假意？这个姿态要继续到什么时候？十六日，高宗武、松本重治又在华懋饭店同刚从日本回来的董道宁、伊藤芳男会见。董道宁汇报在日本同影佐祯昭、今井武夫（日军参谋本部中国班长）以及日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会见的经过，日本方面表示，日本虽然发表了近卫声明，“但由于事变似有意外延长的趋势，日军内心的真正意向无疑地是想迅速招致对华和平”。这个情况，使得高宗武等如获至宝。为了报答日本主子的垂青，高宗武急忙透露汪精卫与周佛海等“低调俱乐部”已形成了国民党内的“主和派”。这也引起了日方的极大兴趣，这一根线就渐渐地扯紧了。不久，日本因为对华战争的长期化，引起它自身内部的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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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改组了近卫内阁。宇垣成继广田弘毅为外相，宣称只要中国放弃抗日政策，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日本愿意考虑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这是又一次向国民党施放钓饵。周佛海大为振奋，对高宗武说：“到东京去一次怎么样？”高跃跃欲试。但这时蒋介石已在考虑自己另派亲信到香港，与日寇直接接洽投降，以便确保“儿皇帝”的地位，同时也害怕高宗武往返次数太多被人觉察，使自已被动，打算不让高再去香港。陈布雷将这个情况暗中告诉高宗武。高这时正在兴头上，听了这个消息，大为沮丧，急忙向周佛海求计。周佛海认为投降有望，不能就此撒手，要高宗武赶快走。高宗武便于七月初从上海秘密乘船到达东京，通过同日军参谋次长多田骏、陆相板垣征四郎进行会谈，了解了日本方面的诱降条件，并且摸到了日本主子不以蒋介石为对手，希望汪精卫出马“主持和平”的这一只“底”。高宗武回到香港，因自已不经蒋介石同意私自去日本，恐怕因此而被蒋扣留，不敢回到武汉，另派人将报告送回武汉给周佛海。周佛海接到报告立即与汪精卫密商。汪知道日本要他出马“主持和平”，不禁暗自高兴。为了借日本人的力量压一压蒋介石，便对周说：“将报告原样交给蒋。”蒋介石看了之后，认为日方无异是要他下台，大发脾气，把陈布雷叫来，开口就骂：“高宗武是个混蛋！是谁要他到日本去的？通他马上回汉口！”然而，汪精卫、周佛海摸到了日本主子的底，决心继续干下去。从此以后，以高宗武为“跑街”，与日寇秘密接洽投降这项卑鄙的政治买卖，就从蒋、汪两家合伙转为汪记独家经营。
    高宗武从东京回到香港之后，因为生病，其任务由梅思平继续执行。梅思平在香港同松本重治密谈了五次，初步确定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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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精卫为和平运动的首领”的方案。梅思平回到重庆，把勾结情况报告了汪精卫。
    汪精卫得到梅思平的报告，眉飞色舞。十一月三日，日首相近卫文磨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宣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这个声明立即遭到了中国人民的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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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驳斥，也遭到了一些国民党人的非议。蒋介石集团一方面鉴于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一方面对“更换人事组织”，要他们下台也感到难堪，因而满怀怨愤地于十三日重申“继续抗战”。汪精卫集团听到近卫声明，意识到是主子给他们打气，就象加服了一帖兴奋剂，更下定了叛国投敌的决心。
    在梅思平离渝赴沪去同日寇进一步谈判的前夕，汪精卫在家设宴为梅饯行。饭后送梅至客厅门口时，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也从旁激励汪精卫：“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梅1”汪频频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汪精卫决定抢在蒋介石前面去当汉奸头子了。
    密谋出逃
    梅思平在重庆接受汪精卫的委派，于十一月七日返抵香港见到了高宗武。为了保密，两人有意分别乘船去上海同日本方面进一步谈判。
    十一月十二日到十四日，在上海东体育会路七号的一所空房子里，日、汪双方举行预备会议。参加预备会议的有：汪精卫汉奸集团的高宗武和梅思平，日方的今井武夫和伊藤芳男。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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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会后成了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私宅，名为“重光堂”。因而这次预备会议，后来就称做“重光堂会谈”。
    会上，高宗武、梅思平转达了汪精卫作出的保证：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起见，保证日本之经济开发权以及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切”部门的日华合作。他们对于日本所提出的承认伪满洲国、“合办”华北的经济开发、驻兵内蒙等条件，都一口答应。在谈到北平、南京两个傀儡政府的处理问题时，双方发生了争执。汪精卫集团要求日本取消这两个政府。今井武夫声称，这两个政府都是“日本指导下的政府”，不同意取消。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日本人为了给汪精卫一点甜头，才决定日后汪精卫的傀儡政府成立时，这两个政府就“自行引退”。
    接着，汪精卫集团提出了成立“新”政府的计划，请主子批
    ·准。计划的要点是：在日本确认投降条件后，汪精卫就与陈公博、陶希圣等一起设法寻找借口，逃出重庆去昆明；日本公布“日华和平解决条件”；汪精卫发表声明与蒋断绝关系，前往香港，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云南、四川地方军队就起来响应；日本军队要对上述军事行动予以协助，阻止中央军对上述军事行动的进攻，日军从贵州方面进行追击；“新”政府将建立在日本军队尚未占领的云南、四川等地区，日本从广东、广西撤出一部分军队，使两省也成为汪精卫汉奸集团的地盘。
    十一月二十七日，梅思平将“重光堂”密约缝在西装马甲里面，带到重庆向汪精卫等报告。汪精卫、周佛海一伙决定承认密约。梅思平又到香港、上海，告诉日本人说，汪精卫预定十二月
    八日从重庆出发，于十日到达昆明，希望日本能在十二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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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汪精卫在重庆心猿意马，度日如年，只等吉日良宸一到，就要“改嫁”了。
    但是怎样逃出重庆呢？成群结队地走，必然会使人生疑，他们是商定分散出逃。当时有两条路，一条由重庆飞香港，很方便，但蒋介石的特务控制着机场，太冒险；另一条是经昆明到越南的河内。昆明是西南地方军阀龙云的地盘。当时，龙云已经被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施展一番功夫拉了过去。龙云朝着陈璧君拍胸脯：汪精卫如果经由昆明出国，我负责护送，一切都包在我身上。由于有了龙云这个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汪精卫集团决定：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名义，于十二月五日先去昆明，陶希圣也尾随而往。汪精卫又电约陈公博在八日从成都出发，至昆明会合；并指派陈春圃（陈璧君的侄子，国民党政府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打前站，先去昆明。
    逃出重庆
    可是不巧，就在汪精卫预定十二月八日逃离重庆的前两天，蒋介石回到重庆。不仅汪一时不能脱身，而且蒋还叫陈布雷电令周佛海立即问重庆。
    周佛海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之后，做贼心虚，非常紧张，只怕事情已经暴露。如果回到重庆去，那就不可能再逃出来。但独自逃到香港去，又不顶用，而且等于告发了汪精卫。最后，派了
    一个人去问汪精卫，得到的回音是蒋介石并不知道他俩的关系，这才放下心来。
    由于汪精卫不能如期出逃，日本主子也搞得很被动。近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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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以患病为理由，把原定在十一日的演说和广播延迟到十四日。到了那一天，江还在重庆，近卫只好取消这次预期的演说，从大阪溜回东京。日本方面甚至怀疑汪精卫究竟是否有投降诚意。
    主子怀疑，奴才着急。在昆明打前站的陈春圃，也不得不取消定好的挂车包厢。
    一天，江精卫拍密电给昆明的周佛海，周叫陈代译，译出电文是：
    “兰姊因事不能如期来，秀妹出阁佳期不必等候。”
    陈春圃以为译错了，一再核对，还是看不懂，只好去问周佛海。周笑一笑说，“兰姊”是汪的代号，“秀妹”是日方的代号，“出阁佳期”是指日方发表声明日期的隐话，全文的意思是要通知日方不必因为等他而误了发表声明的日期。这些代号和隐语是在重庆口头约定的。于是，陈就以原电密码通知在香港的高宗武去同日本主子联系。
    汪精卫在重庆，象热锅上的蚂蚁，焦急了十天，才找到了一个脱逃机会。十八日，预定蒋介石召集年轻的中央委员训话，汪精卫可以不出席。而这天，龙云的参谋长正好要从重庆返昆明，汪趁此机会，弄到了飞往昆明的飞机票。于是，就趁机溜走。当汪精卫等人到珊瑚坝机场搭乘飞机时，军统派在机场的特务劝阻他们登机，几乎使他们走不成。汪就摆出官架子，大发脾气，连连的说：“我是国民党副总裁，连去成都参加会议都不行，是什么人的命令？”几个特务面面相觑，只好让他登机。谁知登上飞机，忽然发现周至柔（国民党空军头子）也在机上，汪精卫又是一惊，摸不透他是来干什么的，一直志忑不安，打定主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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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到昆明就赶紧出逃。
    飞机在昆明着陆后，汪精卫的随从秘书、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曾仲鸣出面撒谎，说汪精卫身体不适，不接见当地官员。深夜，汪精卫同龙云密谈，把全部计划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最后还用激将法对龙云说：
    “好了，我现在把全盘经过透底告诉了你，你如果不同意，可以马上打电报通知蒋先生并把我扣留，那你可以立功。”“江先生说哪里的话，我完全同意。”龙云马上表态说。汪精卫一听，就趁热打铁说：“如你同意，清替我定飞机，明天就飞河内。”
    龙云又拍胸脯说：“定机位的事包在我身上，由省政府出面包一架专机，明天我亲自恭送。”
    十九日，龙云果然从欧亚航空公司代包了一架飞机。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一伙，乘上飞机，仓惶出逃，偷越国境，陈公博也稍后赶去，一起公开叛国，成为亿万人民唾骂的汉奸卖国贼。
    二“卫”双簧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在确知汪精卫到了河内后，按照“重光堂”密约，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主子的招降书一发表，奴才赶快响应。二十九日，汪精卫致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臭名昭著的《艳电》在香港公开发表。
    《艳电》配合近卫的招降声明，奴颜婢膝地吹嘘日本帝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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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帮助主子用一切好听的词句欺骗人民。汪精卫集团深感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是他们投降卖国的最大障碍。因而《艳电》叫嚷要中国共产党“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妄图镇压人民抗日力量。
    《艳电》是汪精卫卖国集团公开投降日寇的反革命宣言。
    一个近卫声明，一个汪精卫《艳电》，一唱一和，紧密配合，二“卫”双簧开演了，吹出了一串美丽的“和平”肥皂泡。
    在发表《艳电》的同时，汪精卫竟丧心病狂地秘密请求日本主子加紧军事侵略，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以政治效果为目的采取作战行动；对重庆彻底轰炸，借敌军来杀中国人，以实现他当儿皇帝的野心。
    汪精卫认贼作父的可耻行径，遭到全国人民的严厉谴责。
    一月二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发表谈话，声讨汪精卫的卖国罪行，指出汪的行动既不能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也不能损害中国抗战的力量。同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汪精卫叛国》的社论，接着又发表一系列的文章，批判了汪精卫散布的种种妥协投降谬论，揭露了他卖国求荣的罪行。
    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幼，一致声讨卖国贼汪精卫叛国投敌，破坏抗战，不知羞耻。人民群众还自动捐款塑造了跪着的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的丑像，让它们长跪街头，路人走过，都朝着它们责骂和吐唾沫，以表示人民的义愤。
    就是在国民党内，也有不少主张抗战的人士，以何香凝等为代表，要求惩办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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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充当汉奸卖国贼，国人肯日可杀，一致声讨。可见投降派是极其不得人心的，必定陷于极端孤立的绝境。
    蒋、汪火并
    蒋介石集团对汪精卫集团的投降日寇，也相当恼火。因为蒋介石正在同日寇秘密谈判，谋求投降妥协。现在汪精卫抢在前面要当傀儡头子，就会降低蒋介石的要价，甚至日本主子有了汪精卫这个宠儿之后，可能不一定再要他这个蒋某；再加上汪派还在不断地拉拢蒋集团中的人马，动摇他的地位。因此，蒋、汪之间的狗咬狗争斗，又尖锐起来了。
    蒋介石首先试图用软的一手，进行笼络，以弥补裂痕。蒋介石表面上宣布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并撤除他的一切职务。但背地里又派遣汪过去的心腹谷正鼎去河内进行游说。
    谷正鼎带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的三张出国护照去河内，见了汪精卫，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说：“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公费五十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能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汪精卫一听，知道是调虎离山之计。眼看就要到手的第一把交椅，岂肯就以五十万元的代价让出去，又想起了过去被刺的疮疤，更加恼怒，便对谷说：“以前我因蒋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枪伤我，下流到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又说：“你去告诉蒋，他曾数次暗中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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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捕、驱逐我，我每次均可由所流亡之地及外国应时归来，去来何尝得过他的什么护照？！”
    一一席话，说得谷正鼎目瞪口呆，心知游说无望，便拿起护照告辞。
    谷正鼎回渝复命，蒋介石一听，知道已经笼络不往了，于是决定来硬的一手。蒋介石就命令戴笠派了军统特务十几名去河内暗杀汪精卫。
    去河内执行任务的军统特务，侦察到汪精卫等辗转匿居在河内市内高朗街二十七号。于是他们就设法租赁了邻屋，住了进去，进一步仔细观察，看到汪经常在三楼的一间房间里活动。
    一天清晨二时，军统特务越墙而入，窜上三楼，把门砍破。这时，房内一片黑暗。特务们凭手电光，看到有一男一女，就开枪射击，特别集中于男的身上。打了一阵，认为目的已达到，就呼啸而去。实际上这间房里住的是憎仲鸣夫妇，汪精卫夫妇住在另
    一个房间。曾仲鸣就这样当了替死鬼。
    汪精卫既要东躲西藏，日、汪原先约定要去笼络的一些人如何应钦、陈济棠、龙云、何健、张发奎等，也都不敢公开来归附他，“重光堂”密约中关于在云南、四川国民党统治区成立“新”政权的计划也无法实现，这使汪精卫处境十分孤立。汪精卫哀叹道：“在河内的这孤独的正月，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三月十八日，日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把日内阁五相会议促汪精卫出马的决定，当面交给高宗武。汪精卫取得日本主子的支持，顿时胆壮起来，决定对蒋进行反击。
    三月二十七日，汪精卫发表《举一个例》一文，公布了一九三
    七年十二月六日在汉口中央银行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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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常委会的会议记录，证明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都是早就主和的，质问他们为什么当时可以谈和，现在不可以谈，而且还要对江夺其生命？这发冷炮，打得蒋介石十分狼狈。蒋介石急忙赖账，说这是捏造污蔑，并开展对汪精卫的假批判，以掩盖自己的妥协投降活动。这场狗咬狗的笔战，相互羯老底，着实热闹了一阵。
    东京“拍板”
    曾仲鸣被刺丧命之后，汪精卫深感四面楚歌，再耽在河内，恐仍有生命危险；急于逃走，又怕途中再遭到狙击，急得走投无路，只得于四月七日、八日连续与日本驻河内领事馆联系求救。正当这个时候，日本的影佐祯昭等人赶到了河内。日方建议汪精卫乘日轮北光丸去上海。汪却忸怩作态，自行租了一只七百五十吨的小货轮凤安号。二十五日深夜，在细雨迷蒙中逃出河内，在海防附近登上小货轮。
    按原来约定，二十六日应在航途中与影佐等所乘的北光丸会合同行。结果因天气关系，凤安号推迟了五个小时开船，两条船失却了联系，又使日本主子担忧受惊，多方联系寻找。二十八日，刮起了大风，小货船颠簸得更厉害，汪精卫顾不得面子，急电北光丸呼援，两船才在汕头海面会合。汪精卫爬上了北光丸，真正同日本主子“同舟共济”了。
    汪精卫在日轮上，写下歪诗一首：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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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友渐随千劫尽，
    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无耻地同文天祥的壮烈诗篇《过零丁洋》唱反调，向他的主子表示了尽心充当汉奸的反革命意愿。
    五月六日，北光丸在上海虬江码头靠岸，汪精卫就在船上同赶来的今井武夫会见。汪精卫提出要亲自去日本会谈。日本对于这个要求，着实踌躇了一阵，最后才表示同意。
    八日，汪精卫离船登岸。他深恐再遭蒋方特务暗杀，不敢住进他在租界里的私宅，便欣然按照日本主子的安排，住在江湾东体育会路附近的一幢小洋房里，日夜在日本宪兵的“保护”下过日子。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也都象一群见不得阳光的蝙蝠，白天蜷伏在江湾一隅，夜间才敢出来活动。
    五月三十一日，汪精卫、周佛海等大小十一个汉奸，乘了日本海军飞机，秘密前往日本，进行卖国交易。
    汪精卫带了什么去见他的外国老板？他带去的是一份“关于收拾时局之具体办法”。汪精卫的“好办法”就是继续打着国民党、国民政府、三民主义的一整套旗帜，以坚持“党统”、“法统”和所谓“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作幌子，以便使收揽人心，掩盖傀儡政权的本质。当时，日本已经有人怀疑汪精卫的这一套花样是否有效。因为尽管有什么“党统”、“法统”、“还都”等等，但终究是在日本人占领下的南京，不如到非占领区去搞更有欺骗性。后来又因考虑到汪精卫本身没有军队，没有地盘，如果不让他在南京搞，弄得不好，汪政权就要流产。所以只得听信汪精卫让他试着去办。
    但是，在同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会谈中，汪精卫却碰了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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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上了“应当怎样当奴才”的一课。
    板垣强调“分治合作”，认为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华南沿海，都有特殊性，不容汪精卫政权去染指；取消王克敏、梁鸿志两个“政府”也有困难。因此，只许汪成立一个悬在空中的“中央政府”。
    汪精卫猝然变色：“如果中央政府成为有名无实，那只好延期组织中央政府，准备将来时机的到来。”
    走狗居然不想走了1主子岂能容许。影佐祯昭马上插话斥责：“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新的方案用意何在？”
    主子一怒，奴才大惊，于是马上退而辩解：“之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可以并不急，是由于取消政府有困难这番话引起的。现在大臣所说的意思已经充分了解，希望根据上述的意思再研究具体方案。”
    最后，汪精卫只好同意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华南沿海等地都由日寇直接控制，未来的汪记政权只能有一个形式上的“统
    一”，一笔交易才算拍板成交。
    汪精卫冷汗涔涔地抱着一大本卖国契约躬身退出。他暗自庆幸地想：此行虽然不大顺当，但头号奴才总算当得成了。
    他哪里知道一回国，事情又会发生了变化呢？
    汪记“六大”
    一九三九年六月下旬的一天，愤怒的渤海以汹涌的浪头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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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咬啮着一艘从日本驶来的船只。丝在船上的汪精卫在心里盘算着一一他虽然领到了做头号汉奸的“圣旨”，但真要能够当上傀儡王，却不知还要磕多少响头呵！
    汪精卫从日本回国后，赶紧一一晋见了日寇驻北平、南京、广州等地的司令官，乞求他们的支持，又在上海作了一次广播讲话。他在大放了一通“无日本则无东亚”之类的昏话后，接下来竟连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也搞不清了，厚着脸皮问道：“怎样才能于日本有利呢？”答案自然是现成的：当汉奸和奴才。这就是汪精卫的“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实在是一篇绝妙的奴才宣言。
    汪精卫又顶着南方八月的烈日，跑到广州，作了《怎样实现和平》的广播，拖人下水。可是响应的人实在少，只有玄学鬼张君劢发了一则“通电”，凑了一点热闹。
    汪精卫大失所望地回到上海，纠集了一帮汉奸骨干分子开会，策划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自已上台制造所谓“党统”、“法统”的根据。
    要召开“六大”，到哪里去搜罗“代表”呢？正好汪精卫的一个旧部下名叫周化民的，受重庆国民党政府派遣，出使欧洲，这时事毕回到香港。汪精卫就要他在回重庆复命时，去拉人充当“代表”。
    周化民急急赶到重庆，只要一见国民党中央委员中过去追随汪精卫的人，就悄悄把三千元钱塞过去：
    “嘻嘻，如果愿意回上海，一定欢迎，这钱就作为路费。要是走不成，也请收下，紧急关头好派用场。”
    周化民一连送了十二个人。这些人本来就爱钱如命，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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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收不误，但没有一个人敢冒当汉奸的臭名声，跑到上海来入伙。汪精卫到处拉人，难以凑数，他的党羽就趁机拉拢私人，扩充势力。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让自己的两个弟弟、四个侄子都当了“六大”的“代表”；李圣五（后来当了汪伪政府的教育部长）也将老婆、小舅子、表弟、表侄等一齐带进。但是，即使这样也还是凑不够数，更谈不上“代表性”，于是索性采取绑架的手段来拉人。当时，上海有个中学校长（国民党员）当上“代表”的经过，就是既惊险又出奇的一幕。
    一天，这个中学校长应邀到一个朋友家去吃饭，宾客一共六人。饭后，客人某丙约游兆丰公园。可是汽车却开到了静安寺附近的一处大度前停下了，某丙下车向门里打个招呼，大门顿时打开，露出了警卫森严、机枪挡道的架式。这个校长心知有异，以为是被送到日本宪兵司令部来了。几个人下了车，被引进二门，其见五步一岗，枪都上了刺刀。进了大厅，却意外地看到有女招待出来敬烟奉茶。接着被带进另一间屋子，一个满面病容、瘦如骷髅的人出来接见。经过丙的介绍，知道这人就是丁默邮，是汪记国民党在上海市和江苏省两地的头子。丁默邮叫这儿个被绑来的“俘虏”在一张纸上捺手印。他们不敢违拗，行礼如仪，就这样成了汪记“六大”的“正式代表”。
    八月二十八日，江记“六大”就在这个捺手印的地方一著名的杀人魔窟“七十六号”特务机关中召开。在会议职员名单中，赫然列着老牌汉奸的名字，引起了一些新汉奸的妒意。在中午休息时要见汪精卫，周佛海出场代见。有人对周佛海说：“以汉好而任大会的秘书，我们是羞以为伍的。”周佛海极力劝解说：“他是否汉奸，后世自有定论。可是汪光生现在的警卫，都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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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派的。万一因此发生误会，汪先生的安全由谁负责？”这一说，弄得儿几个新汉奸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接着，在会上讨论“中央委员”人选，有人不同意让几个老牌大汉奸当中央委员，嘀嘀咕咕了一阵，进而骚动起来。有个人站起来要发言，会场气氛顿时紧张。一批腰挂手枪的特务马上围了上去，丁默邮也朝着他弹眼睛，示意要他“识相一点”。吓得这个人站在那里支支吾吾，直打哆嗦。汪精卫一看局面尴尬，深怕会议开不下去，就急忙站起来打圆场说：“代表们有什么意见，会后可以和我个人来谈。现在宣读《大会宣言》，请大会通过。”这才把局面扭过来。
    会议的议程一一顺利通过，汪精卫神气了，想再给自已涂一点油彩，就在会上说：“我们不是日本人的傀儡。请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会场里有没有日本人？”这一说，可就露了馅。日本人虽然并没有坐在座位上，但谁不知道傀儡戏的牵线人总是躲在幕后的。而且就在汪精卫说话前不久，牵线人还曾经露过面。原来日本人发现“大会组织法”中规定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要各选代表若干人出席会议，就认为汪精卫无视伪“满洲国”，是大逆不道，派人到会场来责问。奴才们慌忙赔礼道歉，才算了事。
    汪记“六大”就这样鸟烟瘴气地闹了一天，把汪精卫推上了“合法”的党魁地位，为成立汪伪政权办好了一项必不可少的手续。
    汪精卫正在向儿皇帝宝座一步步爬去，谁知轰通一声，从“后院”响起了爆炸声，把他吓得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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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陶拆伙
    汪精卫的“后院”，本来就不太平。因为这些汉奸，全是图谋个人私利、不惜出卖灵魂的剥削阶级分子，他们彼此之间总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加上蒋介石为了保持自己在日本人面前的对手地位，不断设法拆汪精卫的台。蒋介石不是派特务来暗杀，就是派说客来游说，更把汪精卫内部搞得乱哄哄的。在这一片杂乱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高宗武。
    高宗武是汪精卫投降日寇的一个牵线人。蒋介石要对汪精卫实行拆台政策，就选中了高宗武这一个目标。宋美龄首先派人拉拢高宗武的妻子，要他勾引高宗武离开汪精卫。随后是军统特务跟进，威胁高宗武的妻子说：“如没有高宗武牵线，汪精卫就没有路子当上日本的对手。如果高宗武继续对汪效忠，就要对他不起了。”
    正当高宗武心神不定时，发生了一场关于分配伪政权权位的争吵。高宗武自恃勾结日本主子有功，一心想当外交部长，而汪精卫却让他的裙带亲褚民谊来当，只允许高宗武当副部长。高宗武当然不满，向陶希圣发泄。陶希圣呢，虽然当上了宣传部长，但副部长是“公馆派”的林柏生；林柏生倚仗“公馆派”头子、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作靠山，根本不买陶希圣的帐，陶希圣因而
    也对汪精卫不满。至于以周佛海为首的“CC派”，对汪精卫、陈
    公博的“改组派”和陈璧君、陈春圃的“公馆派”更是明争暗斗，积怨很深。
    正在这种矛盾重重、四分五裂的情况下，陶希圣又摸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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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底，即日方认为汪精卫集团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要解决问题，还得争取蒋介石集团。看苗头跟蒋比跟汪来得有利。于是陶希圣串通高宗武，经过一番安排，两人于一九四○年一月三日滑脚溜走，秘密离开上海。一月二十一日，高、陶在香港公开宣布与江精卫拆伙，重新投入蒋介石的怀抱，并揭露了他们秘密拍摄和抄录的一份日、汪密约，向汪精卫放了一炮。
    这个卖国密约，名日《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是一九三九年
    十一月日寇看准了汪精卫急于上台的时机要他签订的。其主要内容是：东北割让给日本，将蒙韁（指当时的绥远、察哈尔两省和山西省北部)、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定为“日华强度结合地带”，由日军长期占领；伪政权自中央政特至地方政府，都由日本顾问或职员监督；伪军和伪警察，由日籍教官训练，武器亦由日本供给；伪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工业、农业和交通事业，都由日本控制，一切资源，由日本任意开发；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等。
    高宗武、陶希圣在香港公布了这个密约，急得汪精卫一伙黄汗直淋。周佛海在日记里咬牙切齿地写道：“陶某阴险成性，实无可恕。”“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
    为了掩盖真相，陈璧君急忙叫陈春圃以汪精卫随从秘书长的名义在二十三日发表声明，说什么“高宗武、陶希圣所发表之文件，只是交涉中间之日方片面提案，既非日方最早之要求，亦非最后折冲之结果，而为断章取义之片段纪录”，不但一口赖账，还无耻地吹起牛来：“凡有损害中国之自由独立与生存之条件者，皆非汪先生所能接受”，拚命往险上擦粉。但是汪伪机关报《中华日报》在同一天的社评中，却露出了马脚，承认“和议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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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为损失”；而又以“只要屈辱而不至于屈服，损失的程度不至于断送复兴之基础，和了还是比战到灭亡要好”等进行诡辩。一个声明，一篇社评，相互打耳光，越加显出这帮卖国贼因为掩藏不住尾巴，已经乱了套了。
    日、汪密约被揭露后，全国人民愤怒声讨。蒋介石也假惺惺地加以“谴责”，乘机打击汪精卫集团。汪精卫集团的这一个阴冷的冬天，日子实在难熬啊！
    傀儡登基
    正当狂精卫集团唉声叹气、处境尴尬的时候，日本主子就加紧替它打气。影佐祯昭对北平、南京两个汉奸政府头子王克敏、梁鸿志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同意合并于即将孵化出来的汪伪政府。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影佐的导演下，三个傀儡在青岛举行“会谈”，分配“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席位和所谓“新中央政府”的人选。并约定：先由两个老汉奸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拥护注精卫的“和平”主张，同意参加“中央政治会议”；然后，选择三月二十六日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伪政府。
    结束了青岛的“分赃”会议后，汪精卫加快了筹备傀儡政权的步伐，于二月十二日邀请所渭“各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上负重望之人士”，举行上海会谈，以便给自己的上台披上一件“民意”，的美丽外衣。
    请看这些参加“会谈”的人，是一批什么样的货色哟！所谓“各合法政党的领袖”，…个是号称“社会民主党党魁”的江亢虎，可是这个“党”在这时连一名党员也没有，只是因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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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资产阶级出版的《世界名人录》上有这么一位江“博土士”的犬名，于是就被日本帝国主义视作宝贝，特地搜罗了来，给了汪精卫；另一个是前面提到过的玄学鬼张君劢的帐前小校诸青来，他们的党叫做国家社会党；还有一个是青年党的二等角色赵毓松，青年党的头子曾琦、左舜生还在重庆，让赵毓松在汪精卫手下开设了这家“分店”。汪精卫为了装点“多党政治”的门面，每月都拨给它们二、三万元“活动费”，要它们摇旗呐喊。
    至于所谓“社会上负重望之人士”，既有“洪宪皇帝”的驸马，又有“两广总督”的公子，既有封建遗少、保皇余党，又有买办文人、洋场政客…把他们聚拢在一起，就是一个极精彩的旧中国政治展览会，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垃圾堆。
    会谈结束，汪精卫窜到南京，去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南京是孙中山先生陵墓所在地。汪精卫不是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吗，现在一别三年，总要先去谒陵吧。可是且慢！先总理固然是招牌，丢不得，一不然为什么这次成立傀儡政府不叫“成立”，偏要叫做“还都”呢一但是，活主子是靠山，更加不能怠慢。于是，汪精卫先在十八日拜见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和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十九日才到中山陵去骝了一转。汪精卫的奴才相也表演得尽够了！
    可是，尽管奴才十分卖力，主子却又出来煞风景了。原来日寇背着汪精卫集团，同蒋介石的代表在香港举行了“圆桌预备会议”，诱蒋投降。
    为了实现蒋汪合流，日寇又命令汪精卫傀儡政府推迟登场。
    三月十九日，由犬养健通知周佛海：“与渝方某要人接洽，所谈条件，已有头绪，大约二十三四必有停战消息。故此间日军主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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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延至四月十五。”
    周佛海大为意外。一方面由于日本人瞒着汪精卫集团与重庆勾结，怀疑日本支持汪精卫集团的诚意；另一方面，又深怕如果把原定三月二十六日登台的计划拖到四月十五日，会使“和平既不可期，组府又告失败，必致两头落空”，并且“此间必崩溃”。因此周佛海急忙邀影佐面谈，乞求关于汪伪政府开张的日期“最迟不能过三月三十一日”。影佐表示同意，并决定原定三月廿日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如期举行。
    二十日至二十二日，汪精卫心思沉重地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了所谓“政府树立大纲”、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通过了政府名称及国旗标志，最后排定了各院部名单。然而，汪精卫仍旧悬心吊胆地过着日子，因为一切应当办的手续虽然都已办好，但只要日本主子轻轻一摇头，这些庄严的礼仪就统统会变成一场滑稽的游戏。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掀起了皮投降斗争的热潮，追使蒋介石不敢马上公开投降，使日、蒋谈判拖延了下来。而麇集在南京的这帮汉奸当中，则因为怕被日本人抛弃而开始另谋出路，想改换门庭去投奔蒋介石。汪精卫集团风雨飘摇。日本帝国主义害怕夜长梦多，苦心经营的傀儡戏开不了场，于是通知汪精卫：可以袍笏登台了。
    汪精卫原想在四月一日上台。但有人提醒说，这一天是外国的“愚人节”，恐怕落下笑柄，因而决定提前两天。这真是做贼心虚！实际上，在帝国主义枪口下拼凑出来的“政府”，岂只愚蠢之极，而且无耻透顶，必然遭到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正义舆论的同声睡骂，哪里是另拣一个日子就可以改变得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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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在日寇特务组织“梅机关”长官影佐祯昭一手导演下，汪伪傀儡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由汪精卫出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长”，陈公博任“立法院长”，周佛海则当了警政、财政两部“部长”（不久又任“行政院副院长”）。
    这天上午九时，所谓“国民政府还都典礼”在南京“国府大礼堂”举行，场面十分凄凉。大门口的旗杆上，扯起汪伪政府的“国旗”：在“青天白日”旗上面，附加着一条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六个黑字的黄色三角形布片。当时有一首歌谣讽刺道：
    “国旗竞有辫，例子确无前贻羞全世界，遗臭万千年！”
    汪精卫登上了儿皇帝的宝座，心里好不得意！当天中午，一群日本主子和汉奸奴才，出了“国府大礼堂”，涌往“汪公馆”赴宴。宾客到齐，汪精卫指着桌上已经筛好的酒谄媚地说：“这酒是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须磨弥吉郎先生预先送来的。今天请大家为酬须磨先生的好意，一起来喝一杯。”
    不料，有人把酒送到嘴边一尝，叫道：“酸的，这酒变质了！”这一声叫，使群丑们想起，不久前在伪“维新政府”的一次宴会上，发生过毒死人的事件。这伙怕死鬼慌忙将已经含在口中的酸酒喷吐出来。更有人恐惧地大叫：“不好了，怕是毒酒！”有的甚至吓得失手把酒杯落在地上。
    当着日本主子的面，出现这种乱糟糟的情景，汪精卫感到非常难堪。他尴尬地苦笑着，连连劝道：“总之，是须磨先生的好意…诸位，请！”这个汉奸卖国贼，把认贼作父当作无上的“荣耀”，为了表示忠于主子，那怕主子赐的是毒酒，也要学着宋江，把它吞下肚去！于是他举起酒杯，一饮面尽。这一手使其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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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奸自叹不如，并因而博得在场的日寇陆军报道部长谷获那雄华的夸奖。
    汪伪政权号称“中华民国”，可是它实际管辖的地区，只有江苏、淅江、安徽三省的一部分，南京、上海两市，以及广东、湖南、江西、湖北的少数地区。地方很小，主权更是谈不上。它的太上皇、日寇设立的“最高军事顾问部”，掌握着汪伪的政治、军事、外交大权。“最高军事倾问”由影佐祯昭充任，“梅机关”的其他主要人员也转而为“最高军事顾问部”的顾问。所有重要决策性的问题，都由“最高军事顾问部”提出，交由汪伪政府执行。如果事先不得到“最高军事顾问部”同意，即使汪伪政府已作出了决定，也是无效的。特别是影佐祯昭，象影子一样口夜罩在汪精卫头上，完全支配着汪精卫的一切行动。
    日寇对汪伪的武装力量，控制得更是十分严密。汪伪的所谓“和平军”，有的是原南京“维新政府”任援道指挥的汉奸军，有的是蒋介石部队以“曲线救国”名义投奔过来的伪军。在这些伪军中，日寇都派有“顾问”进行监视，直接指挥。因此，尽管汪精卫拥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头衔，也只是徒有虚名。至于汪伪的所谓“海军”，仅有小炮舰三艘；所谓“空军”，只有几架教练机而已。
    在日寇一手扶植、操纵下的汪伪愧儡政权，是全中国人民的公敌。它一成立，就受到全国抗日军民的一致声讨。四月十五日，我八路军、新四军发布讨汪救国通电，对于汪精卫卖国集团的“倾复我国家，灭亡我民族，宰割我人民”的酒天罪恶，狠狠地进行了斥责。，上海学生在汪伪政府成立的当天，实行总罢课，举着“打倒汪精卫傀儡组织”的标语，冲破巡捕房的干涉，到租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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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路上散发讨汪传单。
    各地的讨汪声浪震天撼地，把汪精卫为感谢日本主子的“提携”而作的阿谀谄媚的对日广播声完全淹没了。
    奴才难当
    汪伪政府成立后，汪精卫更发现日本主子喜怒无常，很难侍候。汪精卫这个傀儡王，明明是日本人一手扶起来的；但扶上台后，日寇却又不马上承认，而提出先要把过去汪精卫以私人名义签订的卖国条约用伪“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再签订一张正式契约，以便更牢固地确立主奴的地位。
    订个卖国条约，对汪精卫来说已是“训练有素”的了。日本政府派前首相、陆军大将阿部信行作为“祝贺国民政府还都”的特使，于四月二十三日窜到南京，同汪精卫举行“调整邦交会议”，到八月底，炮制出了一个日汪《基本关系条约》。这个条约，比之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有过之而无不及，把中国的主权统统拍卖光了，是一个空前的卖国条约。
    但条约搞出来后，日本主子还是不急着要汪精卫签字。因为日本政府的目的是要同重庆国民党政府搞“全面和平”，而捧出汪伪政府只是从侧面推进这项工作的一种策略、一个阶段而已。日本对蒋介石的诱降工作一直在进行，从六月份开始的新的一轮日、蒋谈判又在澳门举行。在日本政府看来，这比承认汪精卫政权更为重要。九月，谈判中断，日寇又让德国居中调停，促使重庆国民党政府屈服，企图实现汪、蒋两个政权的合流。
    因此，日、汪谈判结束之后，日方一不叫汪精卫正式签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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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正式承认汪伪政权。这种姿态，是有意做给蒋介石看的。一直拖了近三个月，日、蒋“和谈”暂告中断，日本政府才决定先承认汪伪政权，签订日、汪条约，等有机会再对蒋介石进行诱降。
    十一月二十八日，南京汪记“中政会”推举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去掉“代”字，以便让他“名正言顺”地在卖国条约上签字画押。二十九日，汪精卫就职。三十日，正式举行签字仪式。这天一大早，汪精卫身穿大礼服，系着灰色条纹领带，提前来到会场，恭恭敬敬地等候主子光临。等了很久，阿部信行才姗姗而来。九时正，签字仪式开始，聚光灯惨白的光束直打在阿部和汪精卫的脸上。满面杀气的阿部和满脸死灰的汪精卫分别在条约上签了字。
    同日，汪精卫又同日本的阿部、伪“满洲国”的臧式毅签订了《中日满共同宣言》，公开承认伪“满洲国”。
    在汪精卫完成了上述各项卖国手续后，日本政府随即发表了一则“公报”，宣布正式承认汪伪政府。汪精卫读到这份“公报”，心头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感激主子终于正式恩赏他当了奴才总管。
    汪精卫对主子感激不尽，但那些汉奸奴才同强凶霸道、无恶不作的日本主子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冲突。他们在日本主子面前忍气吞声，背地里不断向汉奸头子诉苦告状。汪精卫为了调和这种矛盾，让喽罗们死心塌地跟着他卖国，就拚命宣扬奴才哲学。
    有一次，有人把受到日本人的欺凌向汪精卫叹苦经，发牢骚。汪精卫听了却满不在乎，厚颜无耻地说：“不要小不忍乱大谋。我们国家太没有力量，国人太不争气，事事都不如别人。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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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前，我们名义上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不是一样要受日本人和
    英、美、法等国人的气？特别是H本人的气我们受得最多，你总
    不会忘记。何况今天我们希望他们帮助我们，并且是依赖他们，那还能不受点气？”
    那个人听了这套奴才哲学，感到无话可说。汪精卫提高调门继续鼓吹他的卖国谬论：“过去受许多强国的气，今天只受一个国的气。蒋介石搞了那么些年，弄得损兵折将，焦头烂额，结果是内外不讨好。共产党一天天坐大，英、美还是给他气受，他过的日子不会比我们好。今天我们能把日本人拉下水来帮助我们反共，这又有什么不合算呢！”
    谁说汪精卫是一个没有头脑的愧儡？他算的这笔账就很有“头脑”：在他看来，给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当奴才比受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气要“合算”；而为了反共受点气，又总比被抛弃要“合算”。因此，我汪精卫没有什么可气的，我的境遇不是比蒋介石还好一些吗？一这套奴才哲学真是臭不可闻！
    但是，他们在私下里，一种担心被主子踢开的悲哀，还是油然而生。周佛海的日记，就是表明他当时烦闷心境的一扇窗子：“日夕傍徨，忧心如捣”，“这台戏真不知如何唱下去”，“事已至此，不能中止”，“前途困难虽多，却不能不千，只有不顾一切干去。”
    汪精卫在六十岁生日时作了一首诗，也反映了这种悲观落莫、而又死不回头的反动思想情绪：
    “六年无一事成，不须悲慨不须惊；尚存一息人间世，种种还如今日生。”
    表明了他只要“尚存一息”，就要卖国到底。他是决心要把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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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可耻生命当作最后一笔赌本，来孤注一掷的了。
    东京谢恩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三日，暮色笼罩着黄浦江。停泊在江边码头的日本八幡丸海轮，灯火辉煌。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和兴亚院（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殖民机构，用以集中控制中国占领区，其总裁由日本内阁总理兼任)四个机关的在华代表正在船上联合举行公宴，为以“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身份访日的汪精卫饯行。
    汪精卫这次赴日朝拜的目的，一是向主子谢恩，表示更加死心塌地效忠日寇；二是乞求主子更多的施舍。而日本方面，也因正在策动太平洋战争，需要在中国占领区安置好看家狗，想通过汪精卫的访日，“强化”汪伪政府，使中国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的兵站基地，因此对于汪精卫的赴日，故意铺张。
    七时半，宾主就座。日本公使崛内干城起立致欢送词，他夸奖汪精卫“从事和平（按：“和平”应读作“投降”）运动，备极辛劳，而其对和平的精神，尤为中日人士所钦佩。”崛内带头举起高脚酒杯，提议为祝贺“汪主席”的成功干杯。
    一向听惯了主子的叱声、看惯了日本人白眼的汪精卫，听到这番话，一时受宠若惊，赶紧立起身来，垂手敛眉，致答词说：“日本所处之地位，实为太平洋中保护东亚之一座万里长城。友邦人土，不知费了多少心力、物力，筑此长城”，而他汪精卫能在这座“长城”的“保护”下过日了，已经心满意足，“心中不胜欣悦”。这一晚，主子假意奉承，奴才真心感恩，一直刷到十时半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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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翌日上午十一时，八幡丸驶离码头，在黄浦江浊浪中东进。汪精卫穿着礼服，到特别餐室吃罢午饭，回到他所住的特等卧舱，随员送来一份东京拍来的电报。汪精卫急忙展开一看，原来是日方告诉他，日皇决定作为皇室宾客来接待他，指定霞关离宫做他的临时行辕，并将于十八日在宫中接见他。汪精卫对于这种接待规格，已是喜出望外，呆望着窗外，久久地出神，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到日本。
    汪精卫等在十七日上午抵东京车站。日本近卫内阁成员倾巢而出到车站迎接。第二天，汪精卫拜会日皇，献上一对古色古香的四曲屏风。日皇也赐给他一点小玩意儿，汪精卫如获至宝，称谢不迭。他向日本新闻记者无耻地透露自己摇尾乞怜的心迹说：“天皇陛下关怀敝国及东亚的前途，策励有加，尤深感念。”他几乎要说出“谢主龙恩”的话来了。
    可是，汪精卫太小人得志，忘乎所以了。几年前，“满洲皇帝”溥仪来朝见，日皇曾亲到车站迎接这个“龙子龙孙”，而这次汪精卫到日本，日皇却大大咧咧地安坐在深宫里，等着汪精卫来登门叩见。可见，在日本主子眼里，他不过是个二、三等的伙计。尽管如此，汪精卫对于主子给了面子，还是感激涕零，一再表示要“追随日本”，“无稍变异”。尤其当他听到主子称赞他“半生来冒几多的艰险，不顾一切迫害，…爱日本爱东亚”等语时，这个不爱中国爱东洋的卖国贼得意忘形地说：“余今次受日本朝野之激励，勇气百倍。”他立誓要“勇气百倍”地进一步协助主子灭亡中国了。
    为了进一…步表示感激，汪精卫于六月二十日到鹤见总持寺，在寺院南边的梅树林中竖了一块碑，并亲笔题为“日本同志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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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革命追念碑”。把日本侵略者法西斯视为“同志”，把屠杀中国人民称作“援助中国革命”，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反动无耻的么？1
    六月二十六日.汪精卫坐船离开日本回国。在归途中，他的心依然沉浸在对主子的无限感激之中，于是拿起笔来，写下了“访日感想”：
    “担负第一道防线的人（按：指日本帝国主义者），回过头来看见后方（按：指被日本占领的中国）这样的不争气，你叫他怎的不怕，怎的不恨。”
    “日本之目的，不在中国之灭亡，而在中国之兴隆，俾中国能与日本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之责任。那么等于长兄虽然打了兄弟，但并不是要将他打死，仍然要和他同心协力地复兴家道。”
    “相亲相爱是共存共荣的根，共存共荣是相亲相爱的花。”
    够了，够了1凶恶的侵略者成了“担负第一道防线的人”，“等于长兄”；而被侵略者却是“后方”和“兄弟”，纵然挨了打，沦亡了大半个国土，也还要同侵略者“同心协力”“相亲相爱”，真是满纸汉奸话，一摊臭狗屎！
    在汪精卫回到南京的当天，东京宣布扔给走狗几块肉骨头：“帝国政府答应国民政府之希望，决定立刻供给借款三亿日元。”汪精卫当然又要“激动”一番，狺狺地隔着大海向主子发出“曷胜感激，终身不忘”之类的吠声。
    但是大海咆哮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以拍天的巨浪向敌人涌来。英勇的新四军游击健儿直逼石头城下。汪伪政权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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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一座吼声隆隆的活火山上，惊恐万状，于是把自己紧紧绑在日寇的战车上。
    中国人民抗日反汪斗争翻开了更加激烈、更加雄壮的一页。
    “清乡”—清“箱”
    一九四一年春的一天，在南京顾和路三十·四号汪精卫的家里，伪行政院例会刚刚结束，罗君强站起要走，被汪精卫叫住了。
    罗君强的头衔是“边疆委员会”委员长。但一切卖国政府都无“边疆”可言，所以罗君强这个“委员长”也十分空闲。
    汪精卫对罗君强说：“你这个委员长，真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无异是个‘太子太保’。我想给你一件实际工作，你看怎样？”
    “好，我静待先生的命令。”罗君强毕恭毕敬地答道，同时在心里盘算起来：汪精卫说的“实际工作”，大概就是大家都在传说的那件美差吧？
    当时，抗日战争已经三年多，H寇急于想从侵华战争的泥潭
    里拔出脚来，从事新的军事冒险。它同德、意结成了法西斯同盟，淮备向英、美开战，夺取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地区，在印度以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北的广大区域，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但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人民武装，不断地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把敌人的手脚牢牢地艳住了。日寇进
    一步加紧镇压措施，在对华北实行残酷“扫荡”的同时，又决定对新四军最活跃的华中地区进行“清乡”。
    这年年初，在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后不久，江伪政府的日本“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向汪精卫提出“三光政策”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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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打算，并要他物色搞“清乡”的人选。汪清卫对主子的意旨自然遵命照办，想让罗君强来担当这个差使。
    日寇提出搞“清乡”，在汪伪政府里很快就传开了。所以当汪精卫叫住罗君强，说要给他一件“实际工作”时，罗君强就猜中了。
    罗君强想：搞“清乡”，可是个好差使，权力既大，油水又足，与“边疆委员会”这个“清水衙门”此，委实有天壤之别！
    于是，罗君强就兴神冲地忙碌起来，每天晚上找人到家里来搞什么“清乡计划”；而且，挖空心思给自己的办公衙门，想了个“清乡督办公署”的名称。见了熟人，也不怕肉麻地自称起“本督办”来了。
    可是，罗君强高兴得太早了。当汪精卫向影佐提出罗君强时，影佐当场就打了回票，而从口袋里掏出了日方选定的名单，交给汪精卫去任命发表。原来，日寇物色的工具，就是“最高军事顾问部”晴气“顾问”牵的那条狼狗、汪伪特务头子李土群。汪精卫虽觉难堪，也只好强作笑颜，点头“遵办”。从此，罗君强嘴里的“本督办”就再也听不到了。
    李士群投敌后虽当上了伪上海“特工总部”头子，·以凶狠毒辣出名，但在抗战前，毕竟只是蒋介石集团的特务组织“中统”的
    一名小特务，日寇觉得用他来担负“清乡重任”，资历和声望都不够，就指名要汪精卫亲自兼任“清乡委员会”的委员长，让李士群当秘书长，掌握清乡”的实际大权。李士群倚仗日本主子的宠信，掮着汪精卫的招牌，权倾一时，更起劲地整天跟在晴气的马靴后头奔跑。
    、··在一次“清乡”筹备会上，晴气总结历代反革命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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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训李土群等人说：“‘清乡’两字，并非出自日本，在你们满清时候，曾国藩、李鸿章在消灭太平天国后，为了绥靖地方，便创办‘清乡’。它是政治与军事相结合的一个运动。当时天京突破，天王自杀，太平天国虽被倾覆，而天下仍复滔滔，无法平静，因此曾国藩、李鸿章推行了这个运动，使社会秩序重趋安定。蒋介石的
    ·‘剿共’，虽名称有殊，而意义与曾、李的‘清乡’并无二致，且在方法上显然要进步得多。所以今后我们不仅要学曾国藩、李鸿章，更要学学蒋介石。”
    原来日、汪的“清乡”是师承曾国藩、李鸿章以至蒋介石这些大汉奸、大刽子手的，这就难怪日寇侵华派遣军总司令烟俊六，要专门在南京成立一个“五次围剿战术研究会”，想把蒋介石向工农红军进行五次反革命“围剿”的一套办法搬出来，以对付我
    八路军、新四军！
    五月，汪伪政府正式成立“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亲自提出，确定第一期“清乡”是以苏州为中心，包括吴县、常熟、太仓、昆山、无锡、江阴、武进、镇江、丹阳、扬中等十个县，叫做“实验区”。
    七月初，汪精卫赴日朝拜回来没儿天，反共反人民的“清乡”就正式开始了。敌伪集结了一方五千人的兵力，向苏（州）、常（熟）、太（仓）地区扑来，他们用铁丝网、木钿、竹篱笆等构成封锁圈，挨村挨户搜查、听口音、登记，用种种办法想把新四军查出来。同时编组保甲，实行联保连坐，加强法西斯专政。
    我们在苏、常、太地区的新四军主力，经过近两个月的反“清乡”斗争，大量杀伤敌人后，奉令北渡长江，开辟新区，留下少数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
    敌人抓不到新四军，还自以为得意，大事吹嘘说：“实验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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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军绝迹”，“短期内取得了出人意外的空前巨大成就”。知俊六到苏州近郊兜了一圈，路上没有发现有人向他开枪，也认为这是了不得的成绩，就要汪精卫去出巡一次，以扩大宣传效果。
    九月中旬，汪精卫穿着“特级上将”戎装，坐上日皇送给他的“海鹣号”飞机，到了苏州。然后又从苏州驱车出巡常熟。一路上，他望着车窗外竹篱笆连着竹篱笆的“风景线”，和端着枪站在
    一个个坟顶上守望的伪兵，兴致勃勃地吹嘘起来，说这就是“治安”“确立”的象征。
    第二年，日寇又指使汪精卫将“清乡”范围扩大到太湖东南、浙江、安徽、湖北、广东等地，甚至“清”到了上海的大马路上。政伪铁蹄所到之处，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抓丁抢粮，洗劫民财，奸污妇女，残杀人命。群众愤恨地说：“鬼子和汉奸，好比活阎王！”“清乡清乡，就是清箱！”敌人宣布从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起，要对上海市区进行“清乡”，但只要拿出二千三百万元钱，就可免“清”（其实只是另换一种掠夺方式罢了），否则，就要严格“清乡”，挨家搜查。
    在“清乡”封锁线上，每隔三、五里路，敌人就设立一个“检问所”，对出入封锁口的人进行盘查。“检问员”都是一群刁难勒索的饿鬼恶煞。请看沪杭铁路线上的碳石车站：
    这里是一个小小的车站。一列客车进了站，“检问员”就“精神抖数”起来，两眼盯着下车旅客手上的行李包裹，估一估“油水”有多大，接着就开始查验“良民证”，盘诘、找岔、威胁，直至打骂和开枪。一天，伪“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汪曼云亲眼在这个车站上看到，一次客车停站，“检问员”向下车旅客勒索了八千多元（相当一万二于多斤大米）。每天经过八次客车，总共可以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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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五万到十万元。无怪当时有些地方的“检问所”主任连裤带搭攀都是黄金做的！汉奸中流行一句话：“生意要做五洋，做官要做清乡。”伪浙江省省长傅式说，在太湖东南地区第二期的“清乡”中，捞进了一千八百多万元，发了一笔横财。但比起李士群来，他捞到的又只是一个零头，无异是“小巫见大巫”了。
    敌人罪恶的“清乡”，受到抗日军民的坚决回击。广大群众拿起锄头、棍棒，同我们党领导下的游击武装密切配合作战。民兵们经常在村口和“检问所”附近监视敌人的活动，看到一、两个“清乡”人员经过，就用巧计将敌人杀死。当时有这样一首民谣：
    好笑真好笑，
    民兵捉活哨，
    一不用枪，二不用刀，背后一抱，布袋一套，绳子一绕，拉了就跑。
    更精彩的，要数我新四军苏中分区“火烧封锁线”的一幕。汪伪政府在苏中搞了三个月，筑起一道长长的竹篱笆。正当他们在那里庆祝“封锁成功”时，突然在一个晚上，我们发动了近十万群众，身带火种，摸到篱笆边，同时点火。刹时闻，从南坎镇到天生港，二百多里封锁线火光烛天，竹篱笆顿时化作灰烬。在三个月的反“清乡”斗争中，群众共烧了敌人的竹子三百多万根。这些竹子，都是敌人从江南山区运来的。大竹子被烧光了，敌人改用小竹子。小竹子又被烧光了，最后只得用芦苇代替。但是这种“封锁线”，连鸡鸭也对付不了；用来封锁抗日军民，更是完全无济于事！
    到一九四二年九月，我们又重新收复了在“清乡”初期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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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的无锡、苏州、江阴的农村根据地。政人被迫收缩“清乡”的烂摊子，于一九四三年春撤销了“清乡委员会”，虚设一·个“清乡事务局”，宣告了敌人这一罪恶活动的彻底失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经被称作“做官要做清乡”的这桩美差，这时却成了苦差使。当汪精卫要挑选“清乡事务局”局长时，只好半央求半强迫地对原来的“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汪曼云说：“希望你能勉为其难。即使不愿长做，当一年半载也行。总之第一任的局长我主张由你来千。”
    汪曼云只得捏着鼻子勉强应承下来。
    其实，汪精卫自己，这时候也正捏着鼻子，干着另外一桩“酸溜溜”的苦差使哩！
    为主劝降
    汪精卫心里这股又苦又酸的滋味，是从日寇对蒋介石的加紧诱降而产生的。更令汪精卫感到难堪的，是日本人还逼着汪精卫去向重庆劝降。汪精卫虽然不想干，但怕主子会撇开自己，直接同蒋介石勾搭上，因而又不能不干。
    早在一九四O年十一月下旬，周佛海、梅思平到东京去，会
    见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的时候，松冈就把这颗“苦果”拿出来了。松冈先间：“蒋介石对于中日战争的态度怎样？”“蒋的态度是一个‘拖’字。”周佛海答道。
    梅思平补充说：“蒋不肯谈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亲美派的包围，一个是共产党的压力。”
    松冈听了，说：“蒋介石的‘拖’不外是想等日本和英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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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看来这一点可能要实现了。”他要汪伪政府用一切力量拉拢蒋介石，千方百计扩大“和平”阵营，削弱抗战阵营。他伸出两手，张开十个手指说：“你们要知道，日本只能把两个指头的力量在中国作战下去，因为日本必须腾出八个指头的力量来对付英美。”
    松冈表示，日本希望南京伪政权能勾引蒋介石回到南京，因为蒋介石手里有军队，只有蒋回来了，才能解决中国问题。最后并警告说：“如果你们不能积极协助日本集中力量去对付英、美，那末日本不能不考虑其他的途径了。”
    松冈最后这一句话，象一块沉重的铅板，压在周佛海、梅思平心上。回到旅馆后，周佛海向梅思平说：“如果日本和英美开战，会不会把我们一脚踢开，直接和重庆讲和？”又忧心忡忡地说：“蒋先生如果回来，我们怎么办？”
    梅思平说：“看来蒋先生不会很快决定讲和的，除非到了英、美败北、日本战胜时，才会有议和的可能。”周佛海听了，沉思半晌。
    十二月一日，周、梅回国，把和松冈的谈话向汪精卫作了报告。汪精卫正时刻担心会失宠，听了周、梅的报告，不党愁上加愁。从此，不顾陈璧君发“威”，拚命饮酒，借酒装疯，发泄内心的烦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凌晨，日寇二百五十架飞机突然偷袭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主要军事基地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了非律宾、印尼、马来亚、缅甸、泰国等包括一亿五千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在北起阿留申群岛，南至大洋洲，西迄印度洋的长达万里的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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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同美国、英国、荷兰等展开厮杀。
    珍珠港事变的当天晚上，日本驻汪伪政府大使来见江精卫，说：日军已在十二月八日清晨向珍珠港、夏威夷、新加坡、菲律宾、关岛、马来亚、上海英美租界等地同时开始进攻，希望汪伪也马上参战。
    汪精卫立即召开“最高国防会议”，起劲地叫嚣：“中国要和日本做一个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有力的伙伴”；并表示“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
    一九四二年九月，日本政府向汪精卫提出：把海南岛长期“租借”给日本；不干涉华北、蒙疆两个伪组织的活动；更多地向日本提供进行侵略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汪精卫都一一允诺。过了三个月，日寇又提出了所谓“对华新政策”，表面上尽量避免干涉汪伪政府，加强汪伪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指导，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考虑修订《日华基本条约》；经济上力戒日本方面的垄断等等，要弄了一套鬼花招，竭力把汪精卫这个奴才打扮得象煞是个“主人”。
    汪精卫取得这样的“恩赏”，捞到了一根装潢门面哄骗人民的救命稻草，顿时又神气起来了。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汪伪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协定》，联合发表了协力完成对美英两国共同作战的《合作宣言》；并单独发表了对英美宣战的文告，宣布“与英美进入战争状态”，与日本“同生共死”。从此，汪伪政府在沦陷区进一步实行物资“统制”，拚命搜括粮食、纱布、煤炭、金属等军需品，甚至连马路上阴沟洞的
    ·铁盖也撬起来，送给日寇，以支持侵略战争。
    为了邀宠于日本主子，汪精卫政府可算是卖力极了。但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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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还是不满意，说它“不是理想的”。本来，甘寇提出所谓“对华新政策”，抬高汪精卫的身份，目的还是在于“广收民心”，“消除重庆抗日的理由”，诱使蒋介石归降，实现蒋、江合流。对于日寇的这种意向，汪精卫纵然十分恐慌，但也只能强颜欢笑，出来响应。他站在石头城下，向山城重庆大叫：“最亲善的兄弟终究还是兄弟，重庆将来一定和我们走同一条道路，但我们希望这一时期愈快愈好。”并且不无醋意地表示：“如果实现和平，本人愿流亡国外！”
    蒋介石对日寇的诱降迅速作出反应，一方面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另一方面派了陶百川来到南京，并在上海设立了与在重庆的戴笠联系的秘密电台。其后，更是一批又一批地派出密使，暗中勾结。
    “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蒋介石，终于扭扭捏捏地准备投降来了！在这个中间，汪精卫傀儡集团频频转传诱降的密使，着实为蒋介石卖力地“牵”了一阵“衣角”。
    可是，张牙舞爪的日本帝国这时已经走完了它的大部分路程，从此不得不朝着下玻路走去。
    三次手术
    这是一九四三年八月的一天。
    一长串脸色忧郁的日本新兵，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神户码头。他们将要为反动统治阶级而葬身异国。母亲和妻子哭泣着来到码头送别，浓重的阴云压在远行的和送行的人们心头。法西斯警察对这种情势感到害怕，粗暴地吆喝和责骂着，引起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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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门的愤怒，双方发生了冲突。训练有素的法西斯警察将一百多名新兵打倒在血泊中。就在这时，一阵妇女的尖厉的贼声冲天而起：
    “打倒祸国殃民的军部！”
    日本妇女在神户码头喊出的口号，是日本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反映。日本统治者发动的侵略战争，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国内，日本工人阶缴为了反对侵略战争，一九四二年举行了近二百七十次罢工，日本农民发动了二千七百多次斗争；在中国战线上，日本军队遭到中国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沉重打击，仅一九四三年一年中，日军和伪军就被八路军、新四军毙伤近二十万人。日本士兵感到前途黯淡，反战情绪越来越强烈，在湖北应山和山东馆陶，都爆发了日本士兵的暴动事件；
    在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一个个军衣褴楼、面孔污黑的日本士兵，绝望地倒在酷热、潮湿的海岸上，他们再也无法守住这些占领的土地。
    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己经开始从太平祥战争的“顶峰”跌落下来了。
    主子的这种破落景象，立刻反映到奴才身上。南京汪伪政府也是阴风森森，黄泉路近，见到了死之将至。
    日寇为了挽数自己垂危的命运，竭力想使汪伪政拟能对自己有更大的好处，因而采取了“强化”南京傀儡政府的方针和措施。但是，以汪精卫为首的这一批汉奸群丑，本来就是一个十分反动腐朽的集团，一贯争权夺利，强征暴敛，闹得乌烟瘴气；现在看到日本帝国正急剧地走下坡路，自己的好景不常，当然就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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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生梦死，贪色敛财，中饱私囊，推备后路。
    奴才不争气，主子更恼火。对汪伪政权，日寇觉得好象嘴里啃着一根鸡骨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有的认为，汪伪政权已无法笼络人心，不必再支持它；有的进一步主张，干脆撇开汪精卫，直接同蒋介石勾结。日本最高统治者虽然明知对南京大小汉奸已不能再寄予希望，但它是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如果垮了台，就失去了一个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会加速日本自己的失败，所以这个臭包袱还得背下去。这一伙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们，以为只要给声名狼藉的汪伪政府动一动“手术”，把在它内部作怪的“恶性肿瘤”割掉，就能挽救“南京政府”于垂危。
    一九四三年九月，日寇给汪伪政权“开”了第一“刀”，对象是特务头子李士群。
    李士群原是以周佛海为首的“CC”派的干将，并且是周佛海
    的结拜兄弟。汪伪政权在行政院中有一个主管警察和武装特务工作的“警政部”，由周佛海兼部长，李士群为次长。但是后来，李士群认为走“公馆派”的门路比投靠周佛海更能发迹，就改换门庭，投入陈璧君的怀抱，当上了江精卫的亲信。周佛海自然十分气恼，从此两个人发生了矛盾。汪精卫为了培植李士群，任命李为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的部长，主管特务工作。两人的矛盾就更深了。
    不久，李士群利用主持“清乡”的机会，蓄意扩大地方武装，扩充自己的实力。这支地方武装，为了抢夺肉骨头，经常同周佛海的直属部下伪财政部税警团发生争端。税警团副总团长熊剑东，自恃有周佛海作靠山，当然不买李士群的帐，双方不断地雨磨擦，于是引起了日寇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注意。当时，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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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
    正在竭力拉拢上海大资产阶级，好为太平洋战争多提供一些物资。上海大资产阶级提出，李士群的部下在上海搞绑票，杀死了
    一名资本家，使其余的资本家无不心惊肉跳。日寇看到，不除掉李士群，就不能安抚上海大资产阶级，也不能平息同周佛海之间的矛盾，决定要向李士群开刀。但是，李士群又是汪精卫的宠臣，不能公然捕杀，只能梢悄地除去。
    一天，上海宪兵队在一家酒楼设宴，请李士群喝酒。席间，正当女侍者在李士群的酒杯里斟了满满一杯毒酒时，邻座的一名日本军官不知内情，要和李士群干杯。他按照日本习惯，同李士群交换了酒杯。在旁的女侍者一见，赶忙装作失手的样子，把酒杯打翻。这一次毒杀李士群的计划，没有成功。
    过了一些日子，日寇上海宪兵队特高科长冈村又以调解李土群与熊剑东的纠纷为名，请李士群到冈村家里赴宴，在食物里下了毒。李士群心知有异，曾托故到厕所，试图将吃下的食物呕吐出来，但已经来不及。当晚回到苏州，很快就死了。
    同年十一月，日寇又一刀捅进伪粮食部，给汪伪政权动了第
    二次“手术”。
    事情要回溯到这年夏天。日寇在苏州地区“收购”军粮，没有收足，要伪粮食部于秋后缴售军粮五万吨。但是，江苏产米区的粮食，掌握在“公馆派”的两个干将伪江苏省省长李士群（这时他还活着)和伪粮食部部长手里。他们两人垄断了全省粮食，勾结米商，大发横财。特别是他们的部下、伪江苏省粮食局长后大椿和伪粮食部苏州办事处长胡政，勾结日本浪人，把大量粮食运到北方去卖，获取暴利。到了秋天，日寇所定的期限到了，伪粮食部只交出一万三千吨粮食，连三分之一也不到。日寇大为震怒，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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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苏州秘密逮捕了后大椿和胡政，从他门身上搞到了他们贩卖粮食的证据。在日寇授意下，汪伪政权先枪毙了后大椿和胡政；又组织特别法庭，审理粮食部的贪污案，把伪粮食部正副部长判处死刑。其后，汪伪政府再以参加“和平运动”有“功”为由，特赦为有期徒刑，那两个伪粮食部正副部长才活了下来。日寇撤销粮食部，交由大资产阶级的“米粮统制委员会”为他搜刮更多粮食的目的也就实现了。
    日寇原来以为“开”了这两“刀”，可以“振奋”一下汪伪政权，延缓它的寿命。结果恰恰相反，这两“刀”正好加速了它的崩溃。汪伪大小汉奸，对日寇的这些举动，都是免死狐悲，惊惧万状，唯恐惹祸上身而不敢吭声。从此，汪伪内部更加涣散，各自怀着鬼胎，而贪污腐败之风，也更盛极一时。他们越见死期临迫，越发疯狂地捞钱，纷纷抢夺肥缺，出任省、县外官。伪外交部长褚民谊由陈璧君撑腰，到广东任伪省长。之后，伪社会部长丁默邮出任伪浙江省长，伪宣传部长林柏生做了伪安徽省长，李士群被毒死后，由伪内政部长陈群接替伪江苏省省长一缺。当陈群在南京卸任，往苏州走马上任时，有人问他：“此去江苏，有什么计划？”陈群一面做着捞东西的姿势，一面贼忒嘻嘻地说：“没有什么计划，就是去捞！”当时江苏的老百姓流传这样两句顺口溜：“去了一‘群’，又来一‘群’”，影射去的和来的都是一群吃人的豺狼。当名叫郝鹏的伪淮海省省长被调走，由郝鹏举来接替时，人民讽刺说：“郝鹏、郝鹏举，何必多此一举’”，指出了他们是换汤不换药的一丘之貉。
    日寇连开两“刀”，都无补于挽救汪伪政权的衰亡。第三刀是开在汪精卫自己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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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汪精卫一九三五年遭到的那次暗算，虽然没有丢命，有一粒子弹头却一直留在背脊里。一九四三年八月，汪精卫因眼看日本帝国主义这座冰山迅速消融，伪政府内部也更不景气，忧心如焚，枪伤复发，感到背部和两胁酸痛，体力越来越不支，但又一连数月，被日本主子牵着鼻子“往返京沪，东渡日本，会议讲演，视察清乡”，“辛劳尤甚于平日，而痹病亦随而加剧”。十二月
    八日，正值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两周年，汪精卫主持伪行政院会议。按汪伪的规矩，会上要由汪精卫重复宣读在这年年初发表的汪伪政权“参成文告”。这一天，原来讲好由褚民谊代读。褚民谊已经立出了台，汪精卫为了讨好日本人，走上去一把抢过来自已读。就在这一天，汪精卫风寒入骨，致使疮口发炎，浑身发烧，子弹头的铅毒流入了骨髓，痛得他整天哭爹喊娘。
    第二年三月三日，汪精卫去日本重新开刀。临行的当天早上，他在床前召集伪军政要员开会，交代后事。这时他已经瘫痪，有气无力地宣布，他走后由陈公博代理“国府主席”，驻在南京；周佛海代理行政院长兼上海市长，常驻上海。
    还是那架“海鹣号”飞机，把汪精卫载到日本名古屋。在医院里，医生为了减轻对神经的压迫，把他的一段脊椎骨切得只剩下极细的一条，结果脊骨支持不住一个头颅的重量，汪精卫只能躺在石膏床上，而且头颅还得用钢丝绳从高处牵住，以防脊骨折断。从此，这条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便撑着几枝瘦骨，半死半活地吊卧在床上，名副其实地成了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这也正是整个汪伪政权的逼真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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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奸末日
    一九四四年冬天，日本燃料缺乏，东京酷寒，常有一些瘦骨鳞峋的狗，冻毙街头。十一月十一日，日寇走狗汪精卫，也在日本一命鸣呼，结束了他肮脏耻辱的一生！
    汪精卫欠着中国人民的累累血债，死有余辜，遗臭万年！大汉奸汪精卫死后，南京城里的一窝汉奸，成了没头苍蝇，
    一片慌乱。但汪记傀儡班子的招牌既然仍旧挂着，戏还得继续唱下去。由滩继汪精卫来唱头牌呢？日寇考虑再三，选定了陈公博。
    陈公博就职之前，群奸内部发生了一场所谓“正名”问题的争论。有人提出，汪精卫未死之前，陈代他的职务，称“代国府主席”是可以的。现在汪已死了，就应去掉“代”字，正式称为“国府主席”。但陈公博却不肯，宣称自己是继承汪精卫的遗志，应如汪在世一样，仍称“代国府主席”。不少人反对说，替代死人而行职权，仍称“代国府主席”，旷古未闻。势必贻笑中外，“笑我们究竟是一个‘小朝廷’，连个名义都不正”。但陈公博始终固执已见，不肯取消那个“代”字。
    陈公博为什么坚持“代主席”这个名义？他对心腹透露说：“我不称主席而称‘代主席’，是我对重庆方面表示态度。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了。我来继承这个烂摊子，是来办理收场的，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名义既定，陈公博正式登台表演。十二月二十日，他发表声明，宣称“国民政府自还都以来，自始即无与重庆为敌之心”，以: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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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媚于蒋介石。同时，他又提出“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口号，为今后“宁渝合流”埋下伏笔。
    从一九四五年一月起，陈公博着手汪记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以便借这个会议撤销当年由汪精卫导演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产生的伪政府，从而实行与重庆蒋介石合流。于是，在南京、上海等沦陷区，早已名存实亡的汪记国民党的臭招牌，又重新挂了出来。陈公博估计，日本海军虽在太平洋上大败，但陆、空军还有相当力量，自己还有时间逐步准备，看风使舵，与蒋介石讨价还价。
    但是抗战大好形势的发展，如迅雷不及掩耳，为汉奸们始料不及。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红军直入我国东北。八月九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毛主席的号召下，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消灭敌人，夺取武器，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给了日寇以致命的打击。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主子垮台了，南京汉奸傀儡戏也就到了停锣收场的时候。
    八月十四日，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来找陈公博，说日本已决定投降。大小汉奸得此消息，知道末日已到，大祸临头，吓得
    六神无主，乱作一团。大汉奸陈公博感到“宁渝合流”无望，决定召开一次“中央政治会议”，解散南京政府。于是打电话给在上海的伪行政院长周佛海，催他快来南京商讨后事。但这时，周佛海早已通过“军统”特务与蒋介石勾结好了，对陈公博的电话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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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理。
    周佛海原是从“CC系”分化出来的，而且较长时间担任蒋介
    石的秘书，在重庆有很多熟人，因此他要同重庆方面搭关系，可说是熟门熟路。早在一九四一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在蒋介石的同意下，派人把周佛海的母亲、岳父从湖南接到贵州，通过周的岳父写信给他，转达他母亲的话，希望他不必作“孝子”，而要作“忠臣”，忠于蒋家王朝。从此，周佛海和蒋介石集团又勾搭上了。到了一九四二年，周佛海便和戴笠称兄道弟地通起信来，并在伪财政部上海办事处内秘密设置一部对重庆通报的电台。
    一九四四年一月，“军统”特务周镐到南京找周佛海，得到周佛海的保护，并被先后派任了伪军委会科长、伪镇江行政专员、伪财政部警卫队长等重要职务。一九四四年冬，周佛海母亲病死，戴笠赶去办理丧事，甚至替周佛海披麻带孝地跪在周母灵前，充当“孝子”，周佛海见到戴笠代自己当“孝子”的照片，异常感动，从此更加死心塌地地听从重庆的指挥。他为重庆方面保释被捕人员，亲自做情报，有些情报是当时美、蒋方面所不易搜集到的，如几次赴日所得的日本经济情况，日本对美作战的准备情况，等等。他还把日寇准备进攻贵州的消息密告蒋介石，说日寇拟派什么部队，用什么计划进攻独山。蒋介石得到这些情况后，赶紧组织逃跑。.一九四五年夏秋间，戴笠每到一地，都和周佛海电报往来。蒋介石通过“军统”特务告诉周佛海：一定要利用伪军和日军的力量，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等地。因此，当他接到陈公博打来的带哭音的电话时，心里暗暗得意，继续策划通过“军统”特务周镐手下的力量“劫收”南京，好为蒋介石立个“头功”。十六日上午，周佛海布置就绪，方才来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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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下午，陈公博找了几个在南京的大汉奸开“中央政治会议”。周佛海先发制人，第一个发言，主张发表篇简短的宣言，宣布南京政府结束就行了，其余问题，会上一概不必谈。接着，他的同伙梅思平就拿出一份事先草拟好的“宣言”稿子，当场念了
    一下，没经讨论，即算通过。陈公博着急地说：“结束机构容易，但我们所涉及的人很多，如何善后，应该谈一谈。”周佛海立即打断：“宣言通过就算了，还谈什么其他问题！”说罢，拂袖而去。汪伪政府的送葬会议，就这样在慌乱中散场。
    当晚，伪南京政府宣布解散，这个汉奸傀儡政权，终于在人民铁拳的打击下，彻底覆灭了！
    树倒猢狲散。汉奸群丑鸡飞狗跳，惶惶然各自安排出路。他们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下场呢？
    汪家店二老板陈公博，在日寇投降前就迫切想同蒋介石搞“统一”。但是蒋介石眼看很便宜的胜利果实就要到手，不愿意利用陈公博这块臭招牌。日寇投降后，侵华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并武夫去见陈公博，说重庆国民党的代表即要来南京，“劝”他赶快离开，以免不便。陈公博恐慌万状，涕泪交流，连说话也语无伦次了。第二天凌晨，陈公博乘坐一架日本飞机，由…名日本军人陪同，飞往日本。不久，全国人民掀起了要求严惩汉奸的怒潮，蒋介石考虑，对陈公博这样一个当过伪政府代主席的第二号大汉奸，如果不逮捕法办，势必暴露自己与他一丘之貉的面目，因而经驻日美军同意，把陈公博押解回国，并于一九四六年六月
    三日将他枪决。陈公博死得活该。但是这个汉奸的污血，却替蒋介石脸上涂了金。
    周佛海呢？他估计自己替蒋介石出过不少力，蒋介石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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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保他。谁知蒋介石最害怕这种了解他勾结日寇内幕的汉奸，因此急忙布置“军统”头子戴笠杀人灭口。戴笠到了上海，把周佛海等人带往重庆。周佛海以为只要有戴笠在，他便不会坐牢，不料蒋介石竟会把他判处死刑。周佛海不服，一再申请复判，提出他早与重庆有往来的事实，还拿出戴笠给他的亲笔信，以为这样便可减刑。那知这正是蒋介石的一块心病，周佛海把这些东西
    一端出来，蒋介石更坚持非枪毙周佛海不可。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已经预先把蒋介石过去托人秘密带给周佛海的四次“手谕”，偷偷拍成照片，藏在香港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现在见蒋介石蓄意要杀周佛海，就去找陈布雷，要他告诉蒋介石：要是周佛海被枪毙了：她自有办法替周佛海说明其中的真相。蒋介石一听慌了，赶紧要陈布雷约杨淑慧在第二天早上九点钟见面。到了时间，杨淑慧去了。蒋介石无可奈何地答应杨淑慧说，不杀周佛海。过了儿天，蒋介石发表特赦令，将周佛海改判为无期徒刑。不久，周佛海死在狱中。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在汪精卫死后一直住在广州。当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时，这个汪伪政府的老板娘已是众叛亲离，连她的子侄都挟带着搜刮来的金银财宝，丢下这个老太婆不管，逃往香港去了。留下的一帮汉奸，都惊慌失措。但这个顽固不化的汉奸婆子却故作镇静地说：“不用慌：我们的目的是求和平，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在这个时候，是汉奸才用得着发慌，我们又不是汉奸，慌什么呢？”呸！中国头号女汉奸居然有脸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既要做婊子，又要树牌坊”，算得上是汉奸群丑中一个死不回头的死硬分子。为什么陈璧君如此有特无恐？原来她持有蒋介石给的“护身符”。可是汉奸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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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是汉奸，蒋介石也庇护不了，陈璧君最终还是被监禁终身。还有受到蒋介石庇护，摇身一变而成了蒋家王朝新贵的那伙汉奸，虽然曾经在胸前挂起了叮当作响的各式证章，踏进了喧赫一时的“虎头衔门”，但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蒋家王朝的覆灭，许多人最后也没能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制裁。
    汪精卫一伙，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大卖国集团，就这样被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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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萨尔传
    司徒伟智
    凡是读过《哥达纲领批判》的人，都知道德国有个机会主义头子叫拉萨尔。这个曾经在德国工人运动中风云一时的人物，究竟底细如何？看来倒是值得介绍一下的。
    利欲熏心的少年
    一八二五年四月十一日，在普鲁士①边境城镇布勒斯劳的
    一个丝绸商家里，斐迪南·拉萨尔出世了。他的父亲是一个精通生财之道的老板，拉萨尔从小就对他无比的敬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长大，少年拉萨尔学得了资产阶级的全套本领，并且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拉萨尔在上中小学时，他的父亲起初是颇以儿子的天资聪颖而自得的。拉萨尔平时尽管成天跟一批纨绔子弟鬼混，骗钱挥霍，读黄色书，寻衅打架，一点不把读书放在心上，然而拿回家的学习成绩单总是分数很高。因而，他父亲也就乐得不去过问了。但有一天终于拆穿了西洋镜，原来拉萨尔为了骗取父母的
    ①普鲁土是当时德意志邦联最大的邦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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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奖，经常伪造成绩单，自己动手涂掉了老师批下的坏分数，给自己批上了一个又一个好分数。这一下可气得老拉萨尔又是哭又是骂，眼泪鼻涕掉了一大把。自此以后，拉萨尔倒变得比较认真读书了，不过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因为他在一八四○年进入了德国来比锡的一所商业学校，这所学校专门传授一整套盘剥生财的学问，很合拉萨尔的胃口。在这里，他关起门来死读书，得到了好分数。他满心高兴，党得从此可以发财有道、终身有靠了。
    不过，拉萨尔一接触到社会现实，他这雄心勃勃的兴致就象掉进冰窖似的，一下子变得透心凉。当时的德国社会还是一个封建社会，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拉萨尔的家族又属于犹太民族，尤其受到歧视，他想出人头地可没那么容易！碰了一连串钉子的结果，拉萨尔变得愤愤不平了，很有点革命党的派头了。他认识到这个现存社会容不得他发财致富，他要出头就得弃商从政，改变现存社会。他在日记中叫嚷：我如果出身在贵族阶级，“我将是彻头彻尾的贵族，而今我不过是一个资产者的儿子，因而我将是当代的民主主义者了。”他还无耻地自供：“对这件事仔细加以观察，就会发觉，我简直是个利已主义者。”正是怀着一颗入股分红的利已主义野心，拉萨尔到革命队伍中找出路来了。一八四一年秋，拉萨尔进了大学。在资产阶级思潮泛滥的高等学府，拉萨尔形成了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并东抄西偷，
    七拼八凑，提出了所谓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纲领，俨然成了一个“革命者”。后来，当他发觉凭自己的身世地位很难在资产阶级民主派队伍中出头的时候，又投机工人运动，混迹于工人队伍之中，给自己的资产阶级货色贴上了社会主义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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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萨尔是个唯利是图的个人主义者。他一边在走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道路，一边仍在打个人的小算盘。他拜倒在各种显贵和名人的脚下，最后投靠上资产阶级大学者亚历山大·冯·洪堡。拉萨尔一见到洪堡，就投其所好，又是恭维，又是吹牛，肉麻得不得了。洪堡此人很反动，当时正在策划把马克思驱逐出法国，而对拉萨尔这个资产阶级浪荡子却一见如故，吹捧他是“神童”，到处替他作广告，使拉萨尔在当时的资产阶级学术界有了点小名气。
    但是拉萨尔并不以此满足。他削尖脑袋想摆脱自己的低下的身份，挤进有钱有势的贵族行列。一八四四年，当他由洪堡介绍到法国巴黎学习时，马上趁在外国人生地疏的好机会，改名换姓，把自己的姓一LassaI之后加上了一个法语音节“Ie”,想以此掩盖自己的犹太血统。可惜，贵族阶级不赏脸，他们看穿了拉萨尔的花招，对此嗤之以鼻，仍然称呼他是“傻头傻脑的犹太年轻人”，“衣料店的小伙计”，使拉萨尔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拉萨尔对这一段见不得人的经历是讳莫如深的。他在后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竟厚颜无耻地吹嘘自己从一八四○年起便是一个革命者，从一八四三年起便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这可真是一个廉价的“革命者”！
    初次“革命”
    一八四六年，二十一岁的拉萨尔从巴黎回到了普鲁士的首都柏林。
    此刻，柏林正在紧锣密鼓地闹着一出活剧：大贵族哈茨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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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伯爵另有新欢，要求与他的妻子离婚。伯爵夫人却坚持要分享到财产才肯离婚。双方为了一笔离婚金，一时争执不下，就打起官司来。拉萨尔看准机会，马上托人结识了伯爵夫人，包揽了这一案件，表示要为伯爵夫人伸冤。他知道这场官司油水很足，只要帮伯爵夫人争得了巨额离婚金，就少不了他拉萨尔的份。何况，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离婚案是桩影响大而又不会触犯反动统治者的买卖，正适合作拉萨尔的“革命”壮举。
    本来，这个案件不过是贵族家庭内部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为了争肉骨头而引起的争吵。但拉萨尔却危言耸听，竭力把伯爵夫人的起诉渲染成一场莫大的“政治事件”，一场反对国家上层特权的“革命斗争”。他还荒唐地把“无产者”的地位来和伯爵夫人的处境相比。言下之意，既然伯爵夫人是“无产者”，为伯爵夫人打抱不平的拉萨尔就是“无产者”的救世主了。自称是工人领袖的拉萨尔，前后竟花掉八年时间，在三十六个法院里打宫司，多次违法被捕，为争夺伯爵夫人的一笔离婚金而不惜赴汤蹈火，出生入死。
    但人们终于逐步看清楚了事情的真相，拉萨尔在打官司的过程中没有一点点“革命”的“无产者”味道，而是完全拜倒在德意志贵族法律的脚下，甚至不惜大耍反动阶级那套流氓手段。其中闹得最著名的是“首饰匣案”。一八四六年夏，拉萨尔收买了两个走卒去哈茨费尔特伯爵的情妇那里偷窃有关文据，说这是替伯爵夫人帮忙的重要法律证据。可是，当这两个走卒把估计装有文据的首饰匣偷到手后，却被警察侦破了。作为盗窃的教唆者，拉萨尔在一八四八年二月被逮捕，押解至德国科伦法庭准备判重刑，吓得他叫苦不迭，成天在狱吏面前低头哈腰，摆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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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卑躬屈膝的样子。幸亏在这时，轰轰烈烈的德国三月革命①爆发了，德国反动当局应付眼前的危急局势还来不及，对“首布匣案”这类贵族内部的争吵就只得眼开眼闭了。同年八月，科伦法庭将案子草草了事。这下子，拉萨尔却抓住机会不放了。他看到法庭上挤满了看热闹的群众，人头簇簇，便赶紧将弯了好久的腰挺直，挺胸凸肚地跨上讲席，凭三寸不烂之舌把伯爵夫人案大吹了一通。他为了遮掩自己包揽诉讼的目的，竭力解释自己替伯爵夫人泡不平是“一个善于游泳者看见了一个人陷在波涛汹涌的急流中”而加以援救，标榜自己是“不自私的，有热忱的，和肯牺牲的”伟人。他吹嘘了整整七天，最后一天一口气吹了六个小时，唾沫星子把尖削的下巴和嘴唇上的小八字胡都给沾满了。
    目的一达到，他就象个英雄的样子大摇大摆地走出法庭，乘上马车，鞭子“啪”的一扬，直驶他的住地一杜塞尔多夫而去。到了杜塞尔多夫，那里的-一些走卒和受蒙被的群众用欢呼来迎接他。拉萨尔也受之无愧，活象个凯旋归来的壮士，骑上了大洋马，在走卒们的簇拥下，把整座城市游了个遍。
    在三月革命的洪流中
    德国三月革命的爆发把原来流亡在国外的革命儿女纷纷召唤了回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四月秘密回到德国，选择了莱茵区的科伦市作为革偷活动的据点。
    六月，他们主办的《新莱茵报》出版了，它成为团结工人阶级和一
    ①德国三月革命以1848年3月13日的维也纳起义与3月18日的柏林起义为标志，最后在1849年6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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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革命力量、指导革命进程的一面旗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德国工人运动的形势如火如茶，反动派节节败退。“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面对此情此景，刚出狱的拉萨尔不免惊愕了：“行情变得好快！”他那狡黠的眼珠转了两转，马上感到这是个好机会，摇身一变，雄赳赳地投进了斗争的浪潮。他凭仗着过去的那点小名气和翻云覆雨的政客手腕，成了莱茵区杜塞尔多夫市的民主派“领袖”。他还同《新莱茵报》建立了联系，宣布加入《新莱茵报》团体，就在这个时候认识了马克思。他竭力把自已装扮成一个“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到处散布“不久将爆发斗争”、“这一次我们定将胜利”之类的大话。
    但是，透过拉萨尔那些“左”得可爱的词句，可以看出他在工人运动中采取的路线和策略，都不过是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那
    一套货色，代表着工人运动中的右翼，根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德国三月革命是一场反封建性质的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三月革命前夕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因为只有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克服德意志的封建割据状态，从而使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充分地发展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就热情地引导工人群众投入三月革命。而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强调指出：“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头争。”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坚持原则，不断地揭露德意志资产阶级的叛卖和动摇，把广大农民和革命群众争取到无产阶级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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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好充分准备。而拉萨尔在与资产阶级讲统一战线的时候，却背弃了原则。他根本不把无产阶级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的力量放在眼里，却两只眼睛直瞪瞪地盯住资产阶级，把希望寄托在由资产者组成的毫无骨气的国民议会身上，甚至要广大工农跟他一起向国民议会“宣誓效忠”。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新莱茵报》一再强调，要在三月革命基础上继续革命，指出：只有当人民不满足于三月十八日的结果，而且还要摧毁封建主义的基石时，那么民主革命才能达到胜利的结局。可是，拉萨尔表面上气壮如牛地攻击普鲁士王朝，实际上却胆小如鼠，根本不敢提推翻普鲁士王朝的封建统治基础。他的“革命”要求，始终没有超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围。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警告、批评，并没有使它们改弦更张。德国的资产阶级是一群软骨虫！在它们的动摇和叛卖下，普鲁士封建贵族终于全面反扑了。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国王派军队驱散国民议会，公开施行白色恐怖。事隔不久，拉萨尔由于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攻击了普鲁士王朝，反动当局在第二天将他抓起来投进了监牢。拉萨尔在监牢里后悔得很，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此刻，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一系列战斗的檄文，声援拉萨尔，谴责反动当局的暴行，但拉萨尔却象一只戳破了的皮球，再也鼓不起气来了，满嘴的革命词句也一下子消失了。相反，他厚着脸皮向反动当局告饶，请求准予他在监牢里继续写诉讼文章，办理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离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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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观颓废的“莫希干人”
    当拉萨尔在一八五○年初出狱的时侯，德国三月革命已经整个地失败了。封建贵族重新神气活现地坐上王位，用接二连
    三的反攻倒算来打击工人阶级。白色恐怖所及之处，《新莱茵报》被封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被禁止了，他们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被迫解散了，大批先进的工人及其领导者重新流亡国外。这时，马克思来到英国的伦敦，恩格斯则来到英国的曼彻斯特。他们充分利用这段革命低潮时期，认真总结革命经验，从思想上武装工人阶级，满怀信心地迎接必将到来的革命高潮。拉萨尔却完全相反。他脚踏两头船：当革命顺利的时候，他在“革命”这只船上踩得重一点，俨然是个革命者；当革命失利的时候，他就在“非革命”这只船上踩得重一点，变成个反动阶级的顺民了。他出狱后留在国内，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他坚持革命的立场，可他却对革命表示完全失望，声称作为一个革命者，自己是"最后的莫希千人”①，认为革命是从此一去不复返的了。他把革命活动当作扎手的刺猬，避之唯恐不及，而倾全力张罗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离婚案，企图以此向反动阶级证明自己的驯顺。皇天不负苦心人。拉萨尔为伯爵夫人的离婚案又奔波了四年，案子终于在一八五四年夏天以伯爵夫人胜诉面宣告了结。伯爵夫人赢得了一笔巨大的离婚金，拉萨尔则从她手中分到每年
    七千塔勒的优厚年金，从此财运亭通，过起贵族绅士的奢侈生活来。他不仅和比他大二十岁的伯爵夫人明为母子、实为夫姜
    ①莫希干人是原来住在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后被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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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成天厮混，并且出入上层社会的酒宴舞会，跟那些贵夫人富小姐演出了一出又一出的“恋爱”丑剧，过着糜烂不堪的享乐生活。对此，他无耻地用一句“格言”来解嘲：
    “人的最大的特点，最适意的事，就是他能够表示忠诚，坚持友谊。”
    尤为恶劣的是，他还常常打出“党”的旗号，诈骗工人的财物，利用工人的力量去为他个人服务。一八五六年，拉萨尔住地杜塞尔多夫的工人派代表去伦敦，向马克思愤怒控告拉萨尔的种种丑行。马克思一方面根据工人的控告加深了对拉萨尔的警惕，一方面认为“暂时不要宣扬出去”，积极争取拉萨尔改正错误。在这一段时间内，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写信给拉萨尔，对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
    但拉萨尔这个浪子是决意不回头的了。表面上，他虚伪地辨白自己是“马克思的忠实学生”，实际行动上却毫不收敛。一八
    五五年，他为了迁进柏林这个闹市去过糜烂生活，写信给柏林警察局长，卑躬屈膝地进行恳求。进入柏林后，有一次他在大街上为了跟一个普鲁士军官争出风头，竟当场捋起袖管，大打出手，双方都打得鼻青眼肿，还差一点要举行决斗。幸亏马克思及时阻让他，才保住了一条性命。为了这事，柏林警架局要驱逐他，吓得他又赶忙上书普鲁士王子，苦苦哀求，丢尽了脸。
    如此“社会主义思想”
    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经过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的冲击，德意志的封建君主制已经不可能完全维持不变了，而越来越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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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向大资产阶级伸出“友谊”之手。到了五十年代末，普鲁士王室出于控制财政、维护统治的需要，又答应了资产阶级的某些要求。软骨头的德国资产阶级马上报之以狂热拥护，欢呼“自由主
    一义新纪元”的来临。在这种气候下，拉萨尔又神气起来了，他大量地著书立说，吹嘘自己要来宣传所谓“社会主义思想”了。可是，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一八五六年，他在柏林发表了《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这本书受到了柏林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一致欢迎，拉萨尔洋洋得意地声称这本书使他“驰名柏林”。而实际上，这本书所以受欢迎，完全是因为它在论述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中贯穿着一条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路线，迎合了反动阶级的口味。马克思揭露这本书；“对黑格尔在《哲学史》中所说的绝对没有加进一点新的东西”。“老年黑格尔派和语文学家们发现在一个享有伟大革命家声誊的青年人身上居然有这样古老的气质，实际上一定是感到高兴的”。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部书是在向反动的德国社会“各个方面阿谀奉承和鞠躬致敬”。果然，自此以后，拉萨尔用以向反动的德国社会“奉承和致敬”的毒草作品一本接一本地出笼了。
    第二年初，他抛出了文学历史刷本《弗朗茨·冯·济金根》。这个刷本主要是歌颂了十六世纪骑士领袖济金根领导的骑士阶级反封建诸侯运动。但剧本不是揭示骑士阶级没落的经济地位必然导致运动的失败，而把运动的失败仅仅归之于济金根的“失策”、“狡诈”，这完全是在宣扬历史唯心主义。而且，拉萨尔是要用济金根反诸侯运动的失败来说明德国三月革命的失败原因，这就等于是在给德国资产阶级的出卖革命开脱罪责了。从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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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心主义观点出发，剧本还把古代反封建运动只当作骑士阶级的事，根本无视当时广大农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剧本后，分别写信批评拉萨尔，指出济金根的灭亡原因“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他的骑士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不能联合城市平民特别是农民，去进行坚决有力的反封建斗争，而只能势孤力单，沦于破产。拉萨尔顽固地拒绝了批评。他在给马克思的回信中恶毒地说：农民战争“归根到底是极端反动的，其反动性丝毫不亚于历史上的…济金根和历史上的贵族党派”。这种把农民当作反动派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否认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当即遭到了马克思的驳斥。
    与此同时，在德意志统一的道路问题上又掀起了一场辩论。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结束割据、统一国家已成了当务之急。怎样来统一呢？这在当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即或者是通过革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并建立全德共和国；或者是通过普鲁士王朝的战争，巩固普鲁士地主阶级在统一的德国中的领导权。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走前一条道路。一八五九年春天，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拿破仑第三的法国伙同意大利向德意志邦联的奥地利王国开火，三国战争爆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打击拿破仑第三，使法国在战争中失败，这样也就打击了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一沙皇俄国。只有挑败它们，才能使意大利和法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发展，也才能使德意志的革命力量得到发展，为通过革命道路统一德意志奠定基础。恩格斯的《波河与莱茵河》及马克思的一些文章表述了这些看法。《波河与莱茵河》实质上是他们的共同宣言。马克思想让这部书尽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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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意志传播，就吩咐在国内的拉萨尔设法出版。拉萨尔表面上同意了，但他有意拖延该书的出版，同时用假名匆匆写了一本唱反调的小册子《意大利的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这本书认为走革命的统一德意志道路是不可能的，主张由普鲁士王朝战争来统一德意志。拉萨尔要求普鲁士同法国结盟打败奥地利来实现统一。他甚至向国王表示，一旦政府接受他的建议，就愿效犬马之劳。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地指出，拉萨尔的主张实际上是背叛了无产阶级。
    进入六十年代后，拉萨尔又写了一系列的作品，包括所谓“学术巨著”《既得权利体系》，集中地反对马克思主义，贩卖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费希特的折衷主义之类货色。
    一个狡猾的政治骗子
    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反动派对于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施出了最凶恶的手段来“围剿”。拉萨尔则自觉地充当了这种“围剿”的帮凶。
    一八五九年，在马克思的流亡地伦敦，一个从拿破仑第三那里领取津贴的德国狗腿子卡尔·福格特混进了革命的流亡者队伍。他大力宣传为拿破仑法国的侵略政策辩护的谬论，反对经过革命道路来实现德意志统一。当马克思揭露了他的反动真面目后，他竟恶毒造谣攻击马克思及其领导下的先进工人是诈骗集团，妄图在工人队伍中制造分裂。在这场严重的斗争中，拉萨尔完全站在福格特一边。他指责道：如果马克思手里没有其他证据，就应当收回对福格特的指责。他还装出一副不偏不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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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孔，劝告马克思说：必须有巨大的自制力才能完全公正地对待那些肆无忌禅地和不公正地进攻的人。一八六○年，马克思写了《福格特先生》这部著名著作，使福格特的反动面目彻底暴露无遗。这时，狡猾的拉萨尔又老着脸皮，虚情假意地说：马克思断定福格特卖身投靠是完全有理由的，“在一切方面都十分出色”。舌头是软的，拐弯可真是快啊！
    五十年代以来，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德意志工人队伍迅速地扩大了，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工人运动迫切需要在革命理论指导下蓬勃发展！但是，由于德意志资本主义的发展缓慢，工人阶级还处于比较分散、不成熟的地位，加上反动统治阶级严格禁止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销行，因而在六十年代初叶的德国工人运动中，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拉萨尔社会改良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趁此机会得到了流行。
    拉萨尔是一个善于招摇撞骗的政治骗子。他以“老革命”的身份，抛出了他的《工人纲领》等小册子，竭力贩卖机会主义黑货。当一些工人组织向拉萨尔提出了参加领导的邀请后，拉萨尔就抛出通信中编造自己“献身于工人事业”的“革命”经历来骗人，并在一八六三年三月一日发表了他的纲领性文件《公开复信—致筹备来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此后，他的机会主义纲领便愈来愈完整、愈来愈系统了。拉萨尔的脸皮很厚，他为了拾高他所炮制的反动纲领的身价，到处自吹自擂，吹捧自已“不辞劳苦，不畏失眠，发布一些内容丰富的著作”，而在他的“内容极其丰富的著作中，从第一页至最后一页，没有一行是不经过严格的科学的思考的”。
    自已吹了不够，还要别人帮着吹。有一次，拉萨尔写信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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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工人运动中的著名诗人弗莱里格拉特，请求他写一首诗。“写什么呢？”弗莱里格拉特问。拉萨尔含蓄地说：“就写一首诗米歌颂歌颂新的工人运动吧。”弗莱里格拉特一转念：“那不就是要我写诗歌颂拉萨尔吗！”马上表示拒绝。拉萨尔请不动弗莱里格拉特，只好退而求其次了。在他的收买下，一些下流诗人向工人群众大量奉送这类肉麻的诗句：
    “来呀，你这德意志的无产阶级！来呀，不要再让自己作无谓的回忆！这里站着一个人，为着你的幸福，已经开山劈路，使你准备进击1…这个人民之友就是斐迪南·拉萨尔！“劳动的成果由您们自己处置，农产物为您们开花结实，哦，远远地传入每耳朵的言词，就出自这个大丈夫斐迪南·拉萨尔。”
    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在来比锡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上，拉萨尔压制了工人代表中的反对派，当上了五年一任的联合会主席。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立，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客观上有助于一部分德意志工人摆脱资产阶级的束缚而形成自己的独立运动。但是，拉萨尔蓄意抵制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发行，象贼一样害怕马克思主义的阳光照进工人联合会，千方百计把联合会引向邪路。同时，他死乞白赖地恳求那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名人”加入工人联合会，不惜出让大权，奉送要职。这样，就使全德工人联合会从政治上到组织上都陷入了机会主义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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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拉萨尔纲领
    拉萨尔把他的机会主义纲领吹得很玄，但拆穿了看，不过是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那些老祖宗那儿批发来的。
    他的经济纲领是建立在所谓“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土的。拉萨尔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无需改变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只要建立起“工人生产合作社”，就可以“使工人阶级变成独立的企业主”。这种主张掩盖了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根子。而工人如果没钱办这种合作社呢？那么，可以向仁慈的国家求乞借贷。有了这种国家贷款、工人卖命的合作社，据说就会使工人阶级摆脱贫困！马克思尖锐地讽刺道：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象能够建设
    一条新铁路一样！”
    拉萨尔的政治纲领是争取“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普选权”是拉萨尔手中的一根神奇的魔杖：只要工人阶级有了普选权，反动的德意志国家就会为工人阶级谋利益！国家如果不愿给工人合作社贷款怎么办？拉萨尔说：不要紧，只要工人阶级向国家当局争取到普选权就好办。这样，在议会斗争中就能取得多数票，就能“保证德国工人阶级的社会利益得到充分的代表”，工人生产合作社的机器自然也就可以稳稳当当地转动起来了。可是，这种“普选权”在当时的美国、瑞士等国都已经实现了，它压根儿不能改变这些国家机器的保护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动性，不过是给这种剥削涂上了一层哄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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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的美丽色彩而已！
    拉萨尔提出了所谓“自由的人民国家”的反动谬论。他根本不承认国家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一个阶级的工具，而把它说成是超阶级的：“国家的目的是把人的本性导向积极的成长和进步，它教育人民，使人类发展并获的自由，这是国家的根本的天生的职能。”由此出发，拉萨尔否认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他认为，只要实现了普选权，反动的德意志国家就会变成“自由的人民国家”，无产阶级就能统治国家，而“无产阶级的统治就是全民的统治”。
    此外，拉萨尔还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①推导出所谓“铁的工资规律”，认为工人阶级的贫因是由自然规律支配的，是无法改变的，以此反对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他要弄极“左”的词句，攻击工人阶级以外的-切阶级都是“反动的一帮”，反对革命的统
    一战线。就是这许多乱八糟的东西，杂凑成了拉苹尔的机会主义纲领。
    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还在拉萨尔准备鼓吹机会主义纲领的一八六二年，马克思在伦敦就曾经批评过拉萨尔。而当拉萨尔执迷不悟地全面鼓吹机会主义纲领的时候，马克思就毅然地跟他决裂了。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又一再地批判了拉萨尔的纲领，并点出拉萨尔的个人野心是：“工人必须进行争取普选权的运动，然后把象他那样‘带着科学这种闪闪发光的武器’的人送到议会中去。”
    ①马尔萨斯(1766~1834年)，英国人。他胡说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1,2,4，8,…),而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加(1,2,3,4，…)，这样，他就把由于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制度造成的人民贫困，都推诿到人口增长太快的原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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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辩证法是严峻的。拉萨尔纲领的机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长久地、普遍地从工人中得到拥护者。当时，拉萨尔及其喽罗曾经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来推销这套纲领，可硬是打不开销路。有一次，拉萨尔分子为了在一个工人大会上通过他们的那套反动货色，在举手表决时竟策划受他们蒙蔽的群众将双手一起高举。这个奥秘马上被发觉了。反对派群众要求大会必须允许两派都举双手，结果在哄堂人笑中通过了这个决议，拉萨尔分子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一条被唾弃的走狗
    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拉萨尔为了推销“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他不得不断言这个口号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实现。因此，这种国家”就变成了普鲁士国家。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向普鲁士君主制、向普鲁士反动派（封建党派）、甚至向教权派让步。”拉萨尔的纲领的机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他只能把实现纲领的希望寄托在当权的普鲁士贵族身上。
    拉萨尔名为工人运动“领袖”，他的所作所为却活象一条普鲁士贵族的走狗。他对普鲁士贵族的代表人物、著名的反革命刽子手、“铁血宰相”俾斯麦，表示“十分崇敬”，阿谀奉承，吹捧唯恐不至。从一八六三年开始，拉萨尔进一步用攻击贵族地主的对头--资产阶级进步党的方式，来讨好俾斯麦和封建王朝，甚至在群众大会上这样恭维说：“俾斯麦是一个大丈夫，而进步党是
    一群老太婆”。最有趣的是在一次拉萨尔的演说会上，当群众起来反对时，拉萨尔预先安排好的两名工人挥拳上阵，大打出手，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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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伤了好几个人，结果被警察局判了四个月徒刑。这时，拉萨尔竟建议他们向国王请求恩放。谁知这两名工人尽管受了蒙蔽，却坚决拒绝拉萨尔的建议，表示即使判四年徒刑，也决不向国王乞求恩典。拉萨尔好不尴尬，只得耸耸肩膀作罢。
    对拉萨尔的暗送秋波，俾斯麦开始表示不屑理睬。后来经过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及一些反动家伙的多番游说，他才有点心动了，拉萨尔也才总算能够跨进了俾斯麦的门槛。一八六三年
    五月十“日，俾斯麦给拉萨尔写了一张条子，召他去商谈“劳动问题”“拉萨尔第二天就急忙梳妆打扮赶去拜见了。在戒备森严的俾斯麦官邸里，受宠若惊的拉萨尔连走起路来也好象矮了三分，完全是道道地地的一副奴才相。自此以后，一直到一八六四年夏，拉萨尔给俾斯麦写了好多信，秘密谒见俾斯麦达十几次。至于要求谒见而不得获准的次数就更多了。他为了掩人耳目，始终对外声称是在利用俾斯麦。有一次，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由于不了解底细，好心好意地劝拉萨尔要对俾斯麦多加警惕，拉萨尔就矢口抵赖道：“呸，我与冯·俾斯麦先生同吃樱桃，但他得到的是樱桃核。”
    究竟是谁在吃樱桃核？过了六十年，从普鲁士内阁的一宗未经分类的旧档案中发现：拉萨尔把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组织状况、工人运动的现状和计划全部告诉了俾斯麦。他还劝说俾斯麦施行普选权，说实施了普选权，王朝就能得到工人的拥护。拉萨尔还向俾斯麦保证他支持俾斯麦通过王朝兼并战争的道路统一德意志。他的叛卖行为证明了他已彻底堕落成为普鲁士王朝的一条小走狗了。
    拉萨尔在卖身投靠德国统治阶级后，满以为这下子机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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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纲领可以实施，有一阵曾好不得意！可是，伴随幻想而来的不是希望，而是失望！德意志贵族地主阶级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它奢望的是控制工人队伍，至于要它主动给予工人以“普选权，”那就绝对办不到了。同时，拉萨尔为了装出“工人领袖”的派头，对贵族地主阶级要搞小骂大帮忙的把戏，而贵族地主阶级则连“小骂”也不容许。当拉萨尔在与资产阶级进步党论成时，封建党派的报纸就常常从旁边给他一记冷拳，指责他进行反对国家和社会的鼓动。反动当局还利用拉萨尔一些小册子中的话，接二连三地对拉萨尔发起图谋叛国、毁谤君主政体的控告，最后在一
    八六四年六月，杜塞尔多夫法院判处拉萨尔以六个月的徒刑。拉萨尔心目中的主子俾斯麦对此却袖手旁观，连一句帮忙的话都不肯讲。真是马屁拍到了马脚上，拉萨尔这一回再也无计可施了。闭庭时，垂头丧气的拉萨尔以“我已经不是年青人了”的话来结束自己的辩护词，只差一点就要跪下来告饶了。
    拉萨尔之死
    拉萨尔的纲领遭到了工人阶级的唾弃。尽管拉萨尔及其喽罗施出一切法宝来扩展队伍，但全德工人联合会始终只控制着象流沙一样极不稳定的少数会员，全国各个分会的人数加起来通常只能保持一千名左右。拉萨尔气得大骂工人“愚昧”、“麻木”，大有“知我者，二三子”的感慨。联合会内部更是危机深重，许多提高了党悟的工人纷纷起来造反。加上拉萨尔只顾自己花天酒地，不愿捐钱给联合过日子，弄得他的喽罗也大骂他“吝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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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八六四年七月拉萨尔拔腿跑出了德国，既摆脱了麻烦的工人联合会，又躲掉了可怕的六个月徒刑。他来到了瑞士中部的风景区里吉一一卡尔特巴德。在这里，他又与一个德意志官僚的女儿海伦·冯·德尼格斯热恋上了。由于政治投机的夫败，拉萨尔现在成了个爱情至上主义者，把全副精力都集中到这个贵族小姐身上，并提出马上要结婚。但由于拉萨尔与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暖味关系，名声很臭，德尼格斯的父母拒绝了这门婚事。当德尼格斯在拉萨尔陪同下于一八六四年八月三日来到父母的住地日内瓦后，旋即被父母关在房子里，不准再与拉萨尔见面。当晚，德尼格斯潜逃到拉萨尔的住处，要求拉萨尔一起远走高飞。可是，拉萨尔唯恐触怒德意志的反动统治阶级，他犹豫再三，竟逼迫着把德尼格斯送回了家。德尼格斯大失所望，在父母劝说下，也提出要与拉萨尔绝交，而与原来的未婚夫恢复了关系。这下，拉萨尔可绝望了，他在写给别人的信中竟这样无耻地说道：
    “两日以来，我差不多利用每一刻闲暇时间来号哭…我只知道一桩事，就是必须获得海伦。工人联合会，政治，科学，以及监狱一一想及获得海伦，则这些事情在我的心中是绝对无光
    的。”
    他接着又写信要挟德尼格斯，什么“我写此信给你，死字拥上我的心头了”，“海伦，我的命运是悬在你的手中！但是你如果用这种使我无从挽回的险恶的背叛来毁灭我，那我的败运可以反响到你的身上，我诅咒你一直达到你的坟墓为止”。甚至左求大臣，右托教士，请他们帮助作媒，促成婚事。但一切努力最后全是白费心机。拉萨尔狗急跳墙，竟提出要与德尼格斯的父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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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婚夫决斗。德尼格斯的未婚夫拉可维兹是一个把决斗看成是家常便饭的大流氓，他胸有成竹地应了战。八月二十八日举行决斗，结果拉萨尔腹部中弹重伤，挣扎到八月三十一日死去。拉萨尔之死，是他叛变革命、颓废堕落的必然结果。
    拉萨尔死了，但拉萨尔的思想没有因而带进棺材。在接到拉萨尔的死讯后，恩格斯马上指出：“他对于我们，在目前是一个很靠不住的朋友，在将来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仇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纲领继续在毒化工人运动的空气，而拉萨尔的门徒则竭力扩散这种毒气，使当时以至后来的各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种种“议会道路”、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阶级合作”的怪论。空气必须澄清，党必须洗清拉萨尔的遗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坚决领导工人阶级对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纲领进行了批判，最集中的就是一八七五年批判《哥达纲领》的这场战斗。正是在这场战斗的烈火中，诞生了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一《哥达纲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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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儒李佳白
    伍
    歌
    有这么一个外国人，口里整天价念着“尊孔”经，从一八八三年到一九二七年，在中国的官场和学界活跃了四五十年。此人是谁？就是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他的一生，为建立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反动文化同盟而奔走卖命，妄图维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使中国人民永远处于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下。今天，把李佳白这个洋儒家拿出来示众，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帝、修、反的尊孔真相。
    李佳白，一八五七年生于纽约劳莱尔一个牧师家庭。他出生这一年，英、法侵略者正在俄国和美国的配合下，联合发动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逼迫中国进一步向殖民主义国家“开放”。各国基督教教会中一些在国内找不到飞黄腾达机会的野心家，在“东方遍地都是黄金”的引诱下，纷纷渡海来华，妄图在所谓“海外布道”运动中把中国“基督教化”，从而为自己开辟一条平步青云的大道。李佳白的父亲看中了这条“捷径”，从小便教李佳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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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华语、华文，并要求他熟悉和精通孔孟之道。他父亲对他说：“中国儒教天人之辨，析入秒忽”①，是侵略中国必不可少的法宝。就这样，一直受着伪善、欺诈教育的李佳白学会了一套野心家、阴谋家、刽子手的骗术。
    一八八二年，李佳白在纽约协和神学院毕业了，次年被派来中国。美国政府为了争霸太平洋，夺取主宰中国的霸权，全力支持传教士窜入中国，作为侵略中国的尖兵。一八四五年派来中
    国的美国传教士还只有二十人，一八七六年就增至二一O人，一
    八八九年更增至五一三人。李佳白正是乘着这股浪潮，来到了中国的山东，投身于推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贩卖奴化思想的肮脏事业，把他的前途和美帝的殖民利益紧紧地系在一起。李佳白踏上中国大陆后，便在发展“基督教事业”，传布“西方福音”的幌子下，开始了搜集情报、抢民产、进行麻醉人民的说教等一系列罪恶活动。一八八七年，他在济南亲自出马，代表济南长老会向山东巡抚提出在中国置产购地的无理要求，并指定要强买市内民房。他在遭到拒绝后，竞耍出了无赖手段。十一月二十八日“九点至十一点之间，李佳白挟着被包，冲入该地住宅，命令住户空出房间，由他占领，致令住户的老幼妇孺惊愕莫名，手足无措…”②。
    以李佳白为首的济南美教土这一强占中国人民地产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据当时的上海外籍报纸记载，这一案件曾使济南人民“发生两次暴动”和至少“三次暴动威
    ①李佳白：《美国教士显考约翰府君行述，见万国公报”第九卷(1897年)第104期第3页。
    @*美国外交部档案1888年第292~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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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胁”①。由于美国飞调军舰，进行恫吓，济南官僚的可耻投降，他们霸占地产的阴谋暂时得逞。但是，李佳白的假象也随之被拆穿了，原来这个满口“福音”的传教士，就是这样不折不扣的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海盗。
    怎样才能在中国站住脚，并迅速扩大影响呢？李佳白记起了他老子的话，那就是求助于孔孟之道这块“敲门砖”。李佳白这个办法不是新发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林乐知，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以及后来到中国的沙俄特务盖沙令，都走的这条途径。不管是哪个帝国主义，凡是要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人民，都必然要看中和使用孔孟之道这个腐朽、没落的反动思想武器。
    李佳白一到中国，就风尘仆仆赶到曲阜去朝拜孔老二。他“登其堂而瞻仰圣容”，感到孔老二“巍然在上”，表示无限向往。“既而幸叨眷佑”，又会见了被封为祀圣官的孔老二后裔。孔家店对“洋鬼子”一向格外照顾，李佳白一条干肉未送，就不仅“获闻教绪”，还得到了“锦联之赐”⑧。
    为了得心应手地利用孔孟之道去欺编中国人民，李佳白把儒家的书和其它书籍对比着进行了反复研究，他“甚觉孔教之精深博大，实汪汪无涯，而其理，又至中庸平实，浅浅易见”®，最适合做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精神侵略的武器。于是，李佳白脱下教士衣，换上儒生服，头上梳起了发辫，一手持《圣经》，一手捧《四书》，出现在山东各地。这个俨然儒家之徒的美帝传教士，安图“双轮齐驶”，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①美国外交部档案1892年第73~74页。
    ②李佳白：《上中朝政府书，见*筹华刍言第6页。
    ③李佳白：*孔教大学圣诞节演说*，见x国际公报1924年第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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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既能通达中国之学，中国之礼，则能与中国儒士官绅接见，情谊交孚”①，这是李佳白的经验之谈，也是他利用“敲门砖”要达到的第二个目的。他通过当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介绍，认识了李鸿章、翁同龢等清朝政府的要人。从此，他便“巧操中语，服中服”，“日出入王公大人及翰林、御史等之门”②，专在“北京高级社会阶层里工作”③，成了买办官僚们的座上客。
    一八九六一一八九七年，在中国维新变法运动日益高涨的阶段，李佳白发表了一系列包藏祸心的文章，如《探本穷源论》、《改政急便条议》、《东三省边防论》、《新命论》等等。他提出变法“宜用西国大有声名，中外推服之人”④，妄图借“变法”之名，进步夺取中国的主权。在《中国能化旧为新乃能以新存旧论》这篇文章里，李佳白特别强调了孔孟之道不能丢，“环地球，五大洲，数十百国…秉历代贤圣师儒之教，民气驯良，惟上所命，问有如中国者乎？无有也”⑥。他积极吹捧孔老二是“中国之至圣”⑥，“中国之古学”是“教民之本”⑦，胡说什么孔孟之道非但不能丢，还要“力崇实学，以扶儒业”@，妄图开历史的倒车，用孔孟之道来巩固他们的殖民统治，从而进一步在中国获得更大的侵略权益。既要尊孔，心定反法。李佳白在极力为孔老二涂脂抹
    ①李佳白：《民教相安议上，见心筹华刍言*第34页。
    ②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一日时务报。
    ③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
    ④李佳白：*新命论*，见*万国公报*1896年第95期。
    ⑥李佳白：《中国能化旧为新乃能以新存旧论，见*筹华色言第12页。®李佳白：广新学以辅旧学说*，见万国公报1897年第102期。
    ⑦李佳白：《上中朝政府书净，见*筹华乌言*与《戊戌变法Ⅲ，二书所收文字有较大出入。
    ⑧李佳白：*拟请创设总学堂议，见*筹华刍言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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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的同时，对秦始皇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骂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的秦王朝是“暴秦”，说“盖自伏羲至成周，中土文明，日盛以盛，学术亦日广一日，…迨赢秦焚诗书百家语，以愚黔首，当时明备之学术，寝以放失”①，把秦始皇焚儒书的革命行动，说成是毁灭了文化，重弹历代反动派攻击秦始皇的褴调。李佳白抛出这些文章的目的，就是不许中国自强，不许中国革新，以便牢牢控制清朝政府作为他们的驯服工具，让他们为所欲为地对中国掠夺、奴役。
    为了训练一批爪牙和帮凶，即“研炼儒若之才能，使中智以上之人能日增，即资之以变化庸众”②，李佳白“决意设立‘尚贤堂’，实事求是，以期培养人才”®，为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服务。
    一八九七年秋，李佳白获得当时美帝驻华公使田贝和清朝反动政府的正式批推，在北京建立了“对中国上层阶级工作的差会一中国国际学会，即尚贤堂’”。外国的传教士、请朝政府的政客、官僚、牛鬼蛇神，济济一堂，臭味相投，煞是热闹。用李佳白的话说：“尚贤堂第一次成为东西人士会合之地”④。随后，李佳白回到了美国，并去欧洲各国活动，到处吹嘘设立尚贤堂的侵略计划。在他的鼓动下，这一计划得到了法国、德国、英国、俄国等各国政府中重要人物的支持。沙俄的一家报纸还把这个在中国推行殖民政策的侵略分子称为“中国之救星”®，为李佳白的阴谋计划喝采。
    ①李佳白：*广新学以辅旧学说”：见*筹华刍言”第43页。
    ②李佳白：x尚贤堂章程*，见*万国公报*第九卷1897年第101期第17~18贡。
    ③李佳白：《尚贤堂文录，见万国公报第九卷1897年第102期第3页。
    ④李佳白：*卅余年之纪述，见*国际公报*1927年。
    ⑤同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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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主义的无止境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戊戌变法失败的第二年，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了，“洋鬼子”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李佳白惊呼从“极乐之山上”一下“落入绝望之泥坑中”①，他的侵略据点“尚贤堂”被烧毁了，他本人右腕也受了伤。当八个帝国主义的侵略联军向中国人民杀来的时候，李佳白顿时又象一只从血槽里逃出来的疯狗，撕破伪装狂叫：“如果瓜分即将着手，…在新机会的分配中，应取得平等的一份”®。他多方接应侵略联军，并亲任英军的翻译，为虎作伥。满嘴“仁爱”、“博爱”的李佳白，就是这样一个口蜜腹剑的侵略者。
    二
    义和团运动捣毁了设在北京的“尚贤堂”，李佳白便将它迁到了“冒险家的乐园”一上海。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李佳白的侵略野心并没因此而收敛。在上海，他上窜下跳，活动猖獗，气焰嚣张。他“与北京官员，继续联络”，窥测时机。他还到宁波、杭州、苏州、南京等地到处演讲，用孔孟之道和基督教思想的混合物去毒害中国人民。他日不暇接地“拜访名人及过沪之官员”，为奄奄一息的清朝反动统治打强心针。他办学校，“学生不必基督徒，无须做宗教礼拜”，重在以“道德宗教”“训导之”⑥。他不仅在毒害中国的现在，而且在毒害中国的将来，好让帝国主义永远骑
    ①李佳白：《升余年之纪述，见国际公报*1927年。
    ②李佳白：The cris's in China”,第47页。
    ③李佳白：$卅余年之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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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但是，义和团运动再一次擦亮了中国人民的眼睛，中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这些披着传教士外衣的侵略者的真面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在日益高涨。一九○五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组织了同盟会，这一年上海等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为了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李佳白把孔老二“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①的破烂货当做法宝，到处“申之以孝悌之义”②。李佳白鼓吹“孝悌”，无非是要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上下一心，镇压人民的革命，从而把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双手拱送给帝国主义。他安图靠“孝悌”来防止“社会之骚动兴起”，扑灭革命运动的烈火，使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下俯首帖耳地过活。
    李佳白用孔孟之道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维护清朝反动政府荷延残喘，得到了美国垄断财阀集团和清朝反动统治阶级的垂青。他的“尚贤堂”先后获得了美帝国主义二万金镑和一万三千两银子的资助。清朝卖国政府也赐予他白银二千两和“通志同伦”匾额一方，以表彰他“侵略有功”。
    在中国民主革命浪潮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一九一○年春天，即辛亥革命的前夕，李佳白再次溜回美国找其主子商讨对策。李佳白在美国接连不断到处发表演说，叫喊“现在中国所酝酿的人民权力”，“有泛驾横流之患”@。向主子发出了告急的信号。同时，李佳白打着保护中国“古老文化”的幌子，大谈“中国
    ①李佳白：*论调和新旧学界之法*，见*万国公报”1906年1月。
    ②李佳白：《治疾篇，见*筹华刍言第20~21页。
    ③见尚贤堂纪事第7期第1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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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不失其国之纲常名教”，“不得弃其经传”①，诬蔑革命派传播西方进步学说，“有舍其长而用其短之害”@，把腐朽反动的孔孟之道捧上了天。李佳白死抱着孔孟之道这根稻草不放，只能证明，孔孟之道是一切反动派用以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的破烂的思想武器。但是，这丝毫挽救不了清朝反动阶级和李佳白之流必定要灭亡的命运。
    三
    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但革命的果实却被北祥军阀头子袁世凯窃取了。“袁世凯也如一切儒者一样，最主张尊孔”（鲁迅：从胡须说到牙齿，1925年坟，*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39~340页)。为了复辟帝制，袁世凯祭起了孔老二的亡灵，群清朝王公遗老和附属于帝国主义的买办文人，对民主共和恨之入骨，
    一个个想卷土重来，恢复失去了的天堂。他们组织了“孔教会”，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相呼应。李佳白早就哀叹：“如将清朝政府完全推翻，则危难甚大，余信革命之精神，如流行病之不可遏”®。于是，他们积极地为尊孔逆流推波助浪，为复辟帝制大造舆论。这伙帝国主义侵略分子“与那个野心家、卖国贼、反动势力的朋友袁世凯联合起来扼杀‘落后’亚洲的共和制度”（列宁：*落后的欧洲
    和先进的亚洲州，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50页)，中外反动派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都结成了更紧密的反革命同盟。
    ①见*李佳白博士西历1911年在美演说摘要汇译*淌贤堂纪事第2期第6册。
    ②同上。
    ③李佳白：《州余年之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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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这股逆流的需要，李佳白扩大了“尚贤堂”，增设了“国粹科”，还特地聘请了“孔教会”的发起人之一姚丙然作“国粹科”的教务长，在组织上为“孔教”与“耶稣教”“互相和合，互相敬爱，互相劝勉，互相辅助”①创造条件。李佳白还以“联合中外、灌输新识”为号召，广泛征集会员。丁韪良、林乐知等美国老牌侵华分子固然是“尚贤堂”的永久会友；孔教会的首脑人物陈焕章，遗老沈曾植，江西龙虎山道士张天师，也都成了李佳白的座上客。李佳白的“尚贤堂”，“尚”的就是这样一些魑魅魍魉，这完全是一个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顽固势力狼狈为奸的黑窝，它不断地向四面八方刮起了复辟的妖风。
    随着袁世凯黄袍加身的锣鼓一阵紧似一阵，李佳白加紧了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的步伐。他胡说，“今欲改良政治，必须尊重孔教”②，至于“君主民主，不过名月之分，无关宏旨，不论可也”。李佳白不但把孔孟之道抬到“人类共通之原理”®的吓人高度，并且无耻地盗用“民意”的名义，说：“中国数千年来安于帝制，乐于尊皇”；“今虽改皇帝为总统，易君主为民主，然人民安于可惯，其心理上仍望有天与人归，秉权出治之一人”④。他居然把袁世凯复辟帝制说成是“受天明命”。不仅如此，他还吹嘘袁世凯的卖国和独裁，使得“今日乃有最古最大最巩固最文明之中国出现于世界⑥。肆无忌惮地为袁世凯称帝张目。
    “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
    ①李佳白：《孔教之窥见一斑。
    ②同上。
    ③同上。
    ④*尚贤堂纪事第5期第1册。
    ⑥李佳白：*孔额之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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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55页)在李佳白大肆煽动尊孔复辟时，沙俄特务盖沙令也狗颠屁股地窜来中国。这个“生平好哲学”的反动分子，在李佳白的“尚贤堂”发表了《论孔教乃中国之基础》的演说，把孔孟之道说成是“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国家新命之所托”，卖力支持袁世凯复辟，以便使袁世凯充当沙俄的儿皇帝。群魔乱舞，
    一片狂吠，十分鸟烟瘴气。
    一九一三年六月，袁世凯发布了“尊孔令”，李佳白赶忙出版《尊孔》一书配合，说“孔教与民国，民国与孔教，均有密切之关系，孔教昌则民国愈固”。并别出心裁地建议办《尊孔报》，设立“尊孔”总机关。陈焕章等一伙复古小丑也问袁世凯呈献《孔教会请愿书》，一时间，立“孔教为国教”，“明定孔教为国教”的叫声甚器尘上。李佳白趁机兴风作浪，发表了《读孔教会请愿书》，说不定“孔教为国教”“大非民国前途之福”①，并盼望中国成为“孔教之国”②，以便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
    李佳白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鸣锣开道，博得了袁世凯的欢心和重视，他的“尚贤堂”一次就得到了袁世凯三万五千两银子的奖赏。李佳白在北京发起“万教联合大会”，袁世凯不但供给会场和派军警保护，并派内务部次长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到会捧场。因此，当时的《尚贤堂纪事》称这次黑会是“中国各地未曾有之盛会”。它恰好表现了“百年魔怪舞翩跹”的情景。
    袁世凯在登上儿皇帝宝座之前，不但做了“离奇的古衣冠”，
    一次又一次的“尊孔祀圣”，并且一再通令全国中小学恢复尊孔
    ①见《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8期。
    ②李佳白：孔教之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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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经。心有灵犀一点通。李佳白立即起而配合，到处鼓吹：“见华人倡言废经，极用骇惶，幸有恢复读经之议，并自基本小学起”①。他还胡说：孔教为“中国最优美之教，故中国人万万不可废弃，鄙人虽耶稣教徒，亦甚盼孔教之发达”；“今孔教徒虽未布满世界，然孔教之理固有不能不通行于世界”②。他板起面孔教训中国人“不可舍本逐末，图夷国粹”③，即只有尊孔读经，才算是“中国强盛之法”④。
    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今天的社会帝国主义起劲地给孔老二脸上涂上一道道油彩，为今日袁世凯一林彪唱起了挽歌，这和盖沙令、李佳白之流是同样的险恶用心。但是，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毛主席：《新民主主义的亮政，《毛泽东选集第695页)蜉蝣托命原朝暮，魑魅穷形杂异同。无论是李佳白这个小丑，或者是社会帝国主义这个外强中干的庞然大物，都不能阻挡得住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更拖不住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
    四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了，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尊孔与复辟、尊孔与卖国、尊孔与侵略的关系。五四运动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
    ①李佳白：论小学读经，见国际公报1925年。
    ②李佳白：《孔教之窥见一斑。
    ③李佳白：*浦东私立中学校之演说*，见*尚贤堂纪事第6期第7册。
    ⑨李佳白：《孔教之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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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成立，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中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李佳白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他惊呼“余来华四十余年，中国之乱，无时蔑有，而尤以近十余年来为更甚”①。面临着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李佳白多么盼望有“崇圣重儒之举”②呀！李佳白扛着“复礼”的破旗问革命洪流进行了猖狂的反扑，他大驾五四运动是“无法无天”，中国的青年竟“不知三度之义”，胡说造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是“不知天命”，“不畏天”：打倒孔家店”是“非毁孔圣，是不畏大人”；“学校不读经书，且禁读经书，是不畏圣人之言”®。中国人民起来“打倒孔家店”，打倒封建势力，摧毁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这是极大的好事。李佳白这些侵略分子对此如此痛心疾首，如丧考妣。这就更加证明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是确定不移的革命真理。
    一九二二年冬天，李佳白把“尚贤堂”又迁回了北京，同时，出版了一种叫做《国际公报》的刊物，借此大造反革命舆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批遭到“五四”革命运动冲击而不甘心灭亡的反动人物，如林琴南之流，很快的和李佳白紧紧地拥抱在孔老二“克己复礼”的黑旗下。一个专搞尊孔复古的小团体—“中外睦友会”出现了，从这里吹起一股股反对汹涌澎湃的工农革命运动的黑风。
    李佳白以十倍的热情、百倍的疯狂要使中国“非归于孔教之礼教不可”。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在中国进行了一番“克己复
    ①李佳白：不平安的安慰法，见x国际公报1927年。
    ②李佳白：《读大总统修崇曲阜孔庙书此，见心国际公报1924年。
    ③李住白：《孔教大学圣诞节演说，见国际公报1924年第47期。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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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的周游，先后在北京、济南、山西、河南、安徽以及天津、上海等地发表尊孔的演说，特别强调“仁义礼智信五者”，“尤以礼之
    一字为人所可行”。他胡说什么：“凡人类之亲爱，世界之和平，莫不与礼有关”，盖以礼为一大键”①。啊呀呀！没想到孔老二所鼓吹的吃人的“礼”，竟关系到“人类之亲爱”，“世界之和平”呢！这就怪不得今天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以及林彪之流也都要
    一个个祭起“克己复礼”这面破旗了。原来，劳动人民被奴隶主、地主、资本家残酷的剥削，竞是“人类之亲爱”。那么，超级大国到处侵占别国的领土，掠夺别国的资财，当然是为了“世界之和平”了。这真是不折不扣的强盗逻辑！
    怎样才能“复礼”呢？李佳白在“孔教大学”向一小撮儒家之徒传授了经验。他说：第一，“礼之用，亦收敛心志，检束身体”。戳穿了，不过是要承袭孔老二的“克己”、“韬晦”一类骗术。第二，李佳白认为“礼之用，和为贵”，“不知礼，则不能和让爱敬”②，换言之，就是象袁世凯这样“礼让为国”，为了当“儿皇帝”，不惜让中国人民当亡国奴。
    五四运动后，李佳白在中国的“显赫地位”逐渐被“新派人物杜威、司徒雷登”所代替，但他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就在他临死的前一段时间，李佳白仍是念念不忘“以礼约身，以仁克已”，深感孔孟之道“其精微广大处，更多为邪说所不能及”，根不能完全了解，翻译以教西人”®。一个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对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如此铭刻于心，念念不忘，这难道是偶
    ①李佳白：《孔教大学圣诞节演说*，见国际公报》1924年第47期。
    ②李佳白：《孔教大学圣诞节演说，见*国际公报1924年第47期。
    ③李佳白：《论小学读经*，见国际公报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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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的吗？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革命照旧在前进，李佳白则于
    一九二七年九月三十日结束了他的反动一生。
    解剖李佳白这只麻雀，可以看出，帝国主义的尊孔，正是为了利用孔孟之道来征服中国。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鲁迅：报“奇哉所谓”，见<集外集拾遗）今天，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它们带头地起劲攻击我们批林批孔运动，为孔老二唱赞歌，正是妄图再次拾起孔孟之道这块“敲门砖”，以挽救他们在中国失败的命运。历史是不会倒退的。到头来，他们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其结果必定是失败得更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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