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斐德 - 历史榜-中国史
魏斐德教授的史学名著《洪业：清朝开国史》讲述了中国王朝史中极具戏剧性的历史阶段——1644年明王朝的落幕及后续20年清王朝的巩固。作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国防诸方面的宏大背景之中，对一个帝国如何陷入困境、另一个帝国又如何重建秩序走向强盛的过程，进行了总体解剖与透视。在本书中，魏斐德希望通过清初对中华帝国秩序的重建来呈现的“洪业”，昭示在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势力到来之前，中国社会业已发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
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 c:28
清初的制度模式如何以其制度性的控制和财政政策迅速摆脱了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却没有像欧洲一样进行深远的政治与经济的彻底转型。 c:134
制度模式与其大环境，特别是国际环境中的关系 c:42
大清王朝——一个由满族人建立起来的王朝，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它与明朝有哪些不同之处？满族的特性是什么？满族的特性和儒家的理念是如何体现在满清的国家制度中的？满清政府运用何种独特的手段缓解了满汉冲突，使得满汉得到了调和？满清王朝特有的机构如“军机处”和王朝等级制度、政治制度是怎样的？ c:20
因此他特别认同白乐日（Etienne Balázs, 1905—1963）的观点，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并非鸦片战争，而是17世纪： c:47
白乐日认为，这一时代解放的根源来自经济，而早期中华帝国黄金世纪的一些社会特征包括：1．财政体制的货币化；2．新的小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3．贫穷之间、发达地区与穷乡僻壤之间的两极化；以及市民中出现了新团体；新的文学形式——小说的出现；等等。 c:54
17世纪的欧洲社会在各个方面显然都没有超过中国的优势，只不过由于偶然的机遇推动了后来的工业化，因此欧洲工业化和欧洲的兴起是偶然机遇带来的意外结果，根本不是由于其内部具有某种优越性造成的。 c:99
实际上，这样的一个问题意识，显然就超越了所谓“西方国家的崛起”和“其余地区停滞”的先入为主的二元对立的观念。因为如果以欧洲为世界体系的中心的话，就无法理解16世纪的全球性关联。 c:27
更重要的是对朝代更替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身份认同问题的考察。 c:51
对于归顺清朝的明朝旧臣洪承畴，或者明朝时在扬州被围困及后来的屠杀中丧生的史可法那样的老忠臣， c:12
经过入关后对明朝旧制加以沿用和调整的试验阶段，最后造成了一种汉、满两种统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 c:27
只是在新儒学的忠君思想不再专属于明朝事业而开始与清朝的命运相连之后，清朝政府才能毫无矛盾心理地倡导这种美德，从而实现其自身从一个异族军事政权向一个握有统治天下之“天命”的合法君主转变。这一过程——对清朝的忠逐渐压倒对明朝的忠——最终完成于1673年“三藩之乱”期间 c:31
客观上来讲，原本随时可能产生割据势力的武将集团通过儒家理念而被皇权控制在了手中。 c:29
对于我们来说美学观察及其解释的本质在于这么一个事实，即典型不应来自于独特，必然并非出自偶然，事物的本质和意义在于其意义和瞬息变化之中。任何现象要逃脱具有意义、永恒的本质都是不大可能的。 c:40
如果想要理解西方和世界，理解中国是不可或缺的步骤。实际上对他者的感知交往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他者，同时也反映出自我对他者的想象、建构、阐释的模式。 c:61
传统史学认为，统治者的道德堕落会直接导致失去当政王朝的统治权力。 c:20
1．明末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货币体系中重要的一员。 c:28
2．17世纪全球气候发生了巨大变化。大约在1615—1675年间，全球气温下降了2—3摄氏度。在17世纪30—50年代，全球气温的下降造成了社会的动乱：饥荒、水灾、瘟疫、天花等。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到顺治七年（1650），中国的人口下降甚至达到了35%。 c:48
“魏斐德教授对美国中国学研究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一直将中国置于一个世界性网络中，一个比较的框架中去研究，他一直将中国置于世界发展的轨道上。所以，在魏斐德先生的作品中，没有绝对的‘中国中心观’或‘欧洲中心观’，在他全球化、大视野的研究中，无论是内部的变化还是外部的因素都是十分重要的 c:32
魏斐德认为，用来描述一个儒教王朝通过巩固对“天下”的统治，来赢得和保持“天命”的努力，被称作“洪业” c:46
在欧洲进行着艰难的工业化进程的时候，清初的统治者在汉族士大夫的帮助下，正进行着对儒家思想认同的意识形态重建的工作。 c:16
其事虽往，而可以昭今；其人虽亡，而足以镜世” c:41
清朝“洪业”的基础在于汉族知识分子的“辅佐”。 c:29
清初的满族统治者以开放的心态和博大的胸怀吸收了大批优秀的汉族士大夫和明代的官吏参与新政权的建设。后来这些汉族士大夫逐渐发现，在崇祯朝代曾经试图进行但根本无法完成的财政、法律和经济的改革，通过与满族统治者的合作，竟然取得了成效。 c:52
正是满汉的融合，才使得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快地摆脱了17世纪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c:20
由于没有真正的对手，就没有改进军事技术的需要。这当然是一把双刃剑 c:19
历史正是通过讲故事而变得鲜活，时代精神正是借助于叙事而得以体现的。 c:26
诗的想象和史的想象之间似乎存在着一道互通往来的桥梁 c:26
正是叙事和评论的相互渗透才使历史引人入胜并具有说服力，从而使历史的本意远超出单纯地讲述一个故事。 c:31
历史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 c:31
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 c:69
1644年的事变肯定是17世纪明朝商业经济萎缩、社会秩序崩溃、清朝政权日益强大这一漫长进程的组成部分。 c:43
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 c:27
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 c:25
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人们普遍对社会经济的商业化感到不满，而对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场时的那种更具自给自足性质的简朴生活倍加推崇。 c:26
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 c:20
1643年，崇祯帝决定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的可靠性，遂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全部军饷均未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 c:34
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死，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 c:23
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 c:20
清朝统治的巩固，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它开始于在明朝北边的准备阶段，经过入关后对明朝旧制加以沿用和调整的试验阶段，最后产生了一种汉、满两种统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 c:23
最早的是一批在努尔哈赤草创之时便获得了女真贵族身份的明朝境外居民，尔后则有在北方各省沦陷后组成汉八旗军的辽东军户、教会满族人使用洋枪洋炮的山东海盗、为猎取高官厚禄而帮助多尔衮攻占北京的北方乡绅，以及充当清朝媾和大使力求兵不血刃地征服南方的江南学子。 c:41
为清朝效力的汉人，抛弃了明朝末年那种虚幻的道德英雄主义；作为补偿，则获得了实行各种政治改革的现实机会。 c:49
明太祖建立了一支300万人的庞大军队。他们分为三个部分：京卫、上十二卫亲军和地方卫所。[插图] c:18
卫所是明太祖称帝前在南京创建的，是明朝军队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这种制度是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又吸收元朝军制的某些内容而形成的，属于自给自足的军屯类型 c:49
据史载，至16世纪初，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已达其总数的80%，许多边地驻军也只剩下兵力的一半。 c:27
然而，对北方部落所实行的这种“羁縻”政策，有力地促进了边地驻军的膨胀，从而使明朝的军费负担因卫所制度的衰落而比以往更加沉重。 c:25
1630年，明朝又提高了辽饷税率，向全国特别是江南地区进一步搜刮，但仍入不敷出。 c:12
这些辽东军户或经商，或务农，但主要身份仍是军士，并逐渐发展为一种武人阶层。其将领皆父子相袭，朝廷的任命不过是例行程序；下级军官统领着由家丁组成的私人武装，又与其上级军官形成依附关系。 c:21
汉族边民与夷狄部落之间，并无明确界线，因而双方相互同化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c:24
1623年，努尔哈赤下令，对1619年以前加入满族的汉人同其后加入满族的汉人要区别对待，前者应视同满人，这表明他们被满族生活方式所同化已达何等程度。 c:29
在满族统治下的蒙、汉人中，被“收”为“民户”，从而与满族人处于同等社会地位者，和被“获”为“人畜”、并分赐将士充当奴隶者，处境大不相同。后者被称为“包衣”，其经济功能大不一样。 c:24
在15世纪末，正是汉族和朝鲜的战俘向女真传授了用从内地和朝鲜偷运来的铁制造兵器的技术。1599年以后，满族人甚至学会了开矿冶铁。17世纪初 c:18
明朝对付女真的一般策略，是尽力维持各部落的均势，防止其中某个部落成为独霸东北的势力。 c:38
在较短时间内，他吞并了哈达（1599），击溃了辉发（1607），接收了乌拉（1613），消灭了叶赫（1619）。 c:22
努尔哈赤的军事胜利，特别是对其他部落集团的吞并，使他感到有必要为部落联盟建立一个将从根本上改变东北地区力量对比的新的组织形式。 c:12
1601年，努尔哈赤根据蒙古旧制设计了一种新的制度，[插图]规定每300户组成一牛录（汉语称佐领），由一名牛录额真统领。其后又渐渐发展出五牛录为一甲喇（或称参领）、五甲喇（原作“十甲喇”，误——译者）为一固山（或称旗）的制度。总共四固山，各有不同旗色（黄、白、蓝、红），分别由一名固山额真（或称都统）统领。至1614年，牛录增至约400个，当然不是每牛录都有300户。1615年，这些大多世袭其位的首领被正式授予官职及其所统部众；原来的四固山也增加了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四色，而成了八固山。 c:40
八旗制度是大汗努尔哈赤对全部军队的直接控制权和各贝勒之贵族特权的一种调合物 c:45
努尔哈赤于1616年宣布建立后金王朝，向着征服天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c:18
1618年，努尔哈赤决心进军辽东，直接与明军对抗。[插图]这年5月7日，努尔哈赤列述了对明朝的“七大恨”，次日便率领1万军队直扑抚顺。 c:20
努尔哈赤似乎相信，将汉人任命于下层，然后以功升迁，比仅仅因为某个降人原是明朝高官就直接授予高位，更为有益 c:25
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汉族降人无居政府要职者 c:16
事实上，这场防御策略之争，日益明显地卷入了“正直的”官僚士大夫与皇上身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间的主要冲突之中。 c:16
然而袁崇焕则因胜利而飘飘然，以致没能充分利用后金愿意议和这一大好时机。 c:15
国内政治问题也被“正人君子”们说成是勇敢的道学家同无耻的阴谋家的政治斗争 c:22
明朝晚期士大夫社团的出现，和17世纪20、30年代的朝廷党争，反映出这一时期上层社会的膨胀及随之而来的将官场角逐同社会运动联系起来的一种新政治格局的发展 c:26
昨日到城市， 归来泪满襟。 遍身女衣者， 尽是读书人 c:23
嘉兴望族的财富和权势得以数百年不衰的真正原因，是他们采取了这样一种成功的手段，即为了使自己的家族获得新的人才与财源，精心筹划同那些正在上升的暴发户通婚。 c:39
但其长久不衰的真正秘诀，是他们成功地将贵族文化对下层社会的排斥同他们对新近上升为中产阶级的暴发户的接纳结合了起来。 c:44
晚明的市民运动有两种类型。最常见的就是上述的那一种：下层阶级与生员结为联盟，反对使他们遭致剥削与贫困的上层阶级。 c:24
另一种类型是城市各阶层共同联合，反对朝廷 c:19
1626年的苏州暴动，意味着应社正从一个文人社团向一种逐渐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转变。 c:18
一次，他公然出言不逊，讥刺崇祯皇帝任人唯亲。崇祯皇帝为之大怒，将其革职为民。于是，周镳立刻博得了耿直、忠诚的美誉。 c:15
在野之士对朝廷面临的威胁视若无睹，而必须对国家安全负责的朝中大臣却肩负着同时进行两场战争这一无法完成的任务。 c:23
钱谦益的年岁比冒襄大得多，但他不久前也坠入了情网。他爱恋的是兼善诗词与弹唱的名妓柳如是。 c:14
皇太极得知阿敏屠城后大怒。1630年7月，阿敏回到了沈阳，皇太极拒绝对这场屠杀承担任何责任（他与此暴行毫无干系），宣布阿敏为国贼，将其逮捕。 c:12
要理解文治的艺术，就应阅读“四书”；要改进战术，就应研究孙子等军事家的著作；要探究王朝兴衰之理，就应求助于《资治通鉴》 c:28
由于后金已将突然、凶猛的骑兵战术同持续、猛烈的炮兵技术结合起来，东北战场的力量对比就将发生决定性的转变了 c:20
随后，他一马当先，全速渡河，冲入明军营寨。明军顿时大乱，其兵力虽相当皇太极所率护军的35倍，却急忙向城中退却，金兵则尾随其后，尽情砍杀。[插图] c:11
1631年11月21日清晨，大凌河城门大开，祖大寿令二人押副将何可刚出城，于后金营前示众。二人声称，这是唯一拒绝归顺的明将，奉命斩于大汗之前。何副将神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但其尸首被拖入城门后，城中饥民竟一拥而上，争割其肉。[插图] c:30
其实，自1631年大凌河城陷落后，就再未发生过严格意义上的满汉之间的战争。从那以后，后金的许多作战计划和准备工作都是由汉人指导的，所以将此后的战争描述为东北边地武人集团同明朝的斗争，或许更为确切 c:67
但问题是，汉化在提高皇帝权威的同时，也腐蚀了女真将士的战斗力。这一历史很容易在满洲人身上重演。皇太极则深恐其人民会由勇敢的猎手与斗士变为“游手自娱”之徒。[插图] c:29
太宗说，满洲人应以此为鉴，若仿效汉人服饰制度，宽衣大袖，左侧挟弓，废骑射之术，则社稷将倾，国家将亡。 c:15
明帝国的困境，不是因为义军力量强大，而是由于明朝后期的军队将领并不想让起义完全平息。 c:30
使明朝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充满空想的大臣一次次地提出不切实际的总体改革建议，却不重视日常的具体行政措施。 c:58
当然，没有什么正式理由说明为什么北方籍官员不能一同南下，但他们在河北、山东、山西的田产使其难以离开。因此，援引《春秋》也未能缓解北方官员对此战略的激烈反对，南迁计划终于落空了。 c:20
李邦华呈上密折，建议派遣太子南下，以加强江南防线，皇上则留下来守卫北京。这就是说，让皇上留下来与北方籍官员在一起，而一旦王朝覆灭，南方人便有了一位合法嗣君。[插图] c:12
“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c:12
事实是，顽固地维护君臣等级关系中的尊严和道义的主张，已日渐激怒了李自成；而那些希望寻找机会按儒家的模式塑造这位新主的人们，却又不得不依新主意志而接受一位专制君主 c:11
李自成确曾特意召见众将领并问他们：“何不助孤作好皇帝？”他们却干脆回答说：“皇帝之权归汝，拷掠之威归我，无烦言也。” c:13
多尔衮正急于巩固其凌驾于诸贝勒之上的个人权威，故特别乐于接受这一建议，因为这自然会使他着手加以控制的皇权得到强化。于是，多尔衮强化君权的野心，加上清廷中众多汉官的劝谏，便决定性地促成了满族从部落战争时代向帝国统治时代的过渡。 c:26
一是彻底击溃李自成的军队；二是改变清军以掠夺财货、奴隶、牲畜为目的的传统战略。 c:19
1605年，四川巡抚报告说，该省可耕地的70%掌握在诸王手中，20%为军屯土地，平民百姓耕种的土地只有10%。[插图] c:18
这一部署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战略，它反映了史可法只顾守卫淮安地区和南京，而忽视对付来自北方日益增长的现实威胁的思想 c:14
北京新政府面临着三个十分紧迫的任务：恢复京城的治安并使行政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平定北直隶和邻省山东的动荡不安的农村，以及追击并消灭现已逃到太行山西部的大顺军队；其较为长远的重要的任务，则是官僚机器的改革与平民困苦生活的改善 c:16
如果没有汉人的军事合作的帮助，满族人是不可能征服中原的 c:20
由于那么多的官员因为投顺李自成而已经名节扫地，所以他们大部分立刻就接受了这一招降要求。[插图]这样，整个政府都投降了，并且没有一个人因为忠于明朝而自杀殉节。 c:14
吾明臣，明亡无所属，有能为明报仇杀贼者，即吾主也。 c:13
但满族家长制的传统精神是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约”，这一决策的制定也体现了这一精神 c:11
明廷的腐朽无能的最显而易见的教训是内廷的擅权 c:12
1646年有令，凡自阉以充太监者，斩立决 c:12
帝国的政治目标与行政手段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插图]这一致命的裂痕，可以说正是法家控制、支配社会的意图与儒家不去破坏社会自然运行的愿望之间的矛盾 c:20
贯彻这一政策的困难在于明廷财政账簿的令人惊讶的状态。当满族人接管了明廷户部账簿后，他们发现税收账目一片混乱。最后两个朝代没有任何税收登记，所以清廷只好以万历年间的赋额为基础来确定税收标准。 c:20
刘良佐和李成栋的变节，标志着满族征伐中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插图]这两个将领实际上把整个南明的西北防线拱手让给敌人，使得多铎与远在东方的豪格连成一体成为可能 c:16
童妃案的第二个重要后果，是人们失去了对弘光皇帝本人的信任。 c:17
政治才能和历史智慧要求这个聪明绝顶的人不能仅仅追求那种使个人留芳千古的诱惑以及对原则信仰怀有私心的献身；相反，为百姓服务和对国家负责，要求他在道德操守与灵活权变之选择上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c:20
根据满人的看法，“留发不留头”的命令不仅能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外表相同，而且也提供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忠诚考验。 c:11
任用廉正的官员，清除弊政；登记户籍，实行连保；控制火器和家畜；以及用有选择的大赦来分化贼首与贼徒。 c:11
吴达将冯铨比作宋代奸相王安石。 c:11
中央集权易于将规则性因素强加于日常事务；它能娴熟地管理社会控制的各个细节；制止初露端倪的乱迹和微末的越轨行为；维持这种既不能称为堕落，也不能名之进步的社会现状；使社会处于一种行政官员习于称为秩序井然和社会安宁的困倦的管理状态。一句话，这种体制长于防范，而非有所作为。 c:21
但辽阳马氏却证明，一种始终保持单一门风的家族传统既能容纳在单一世界秩序下对特定王朝的忠诚，也能在统一的道德世界中把平时的理想主义与战时的清教主义结合为一种为个人名誉的纯粹的献身精神。 c:17
马氏家族的殉难还激发了百姓的想象力，因为他们总结了天命从一个王朝转向另一个王朝的缓慢而难以驾驭的进程：祖母是一个明朝忠臣；父亲归顺于满洲；儿子是一个清朝忠臣。这是三代人的经历，也是中华帝国60年的历史。 c: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