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 崔瑞德等 - 历史榜-中国史
“剑桥中国史”丛书共16卷，各卷皆由国外知名学者主编，卷内各章节亦由研究有素的专家撰写，并注意吸收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国外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已出版11卷。包括：《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年）》《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下卷）》《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下卷）》《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上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下卷）》。
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不仅它有此权利和必要，而且它是引人入胜的一门学科。 c:235
一般地说，皇帝以他们的谥号相称。这些惯用的名号之被选用，是使已故的君主具有理想化的形象。 c:301
在公元前105年之前，阴历十月被视为一年之始；从此以后（除了公元9—23年），把十月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 c:327
鲁惟一的《中国人的生死观》 c:40
公元184年黄巾叛乱的爆发实际上标志着汉帝权威的结束。 c:345
秦王政通过在战场上击败其对手，崛起而成为第一个皇帝；他行使的权力是以武力为基础。当汉朝的末代皇帝让位于魏王时，人们普遍认为皇帝的权力来自更高的权威上苍的委托。在理论上，如果不是完全在实践上，中国皇帝的君权的基础从此表现为神明的委托而不是物质的成就。 c:200
春秋时期的战事是由驾战车的贵族所支配，他们根据骑兵的规则交战，对他们来说，威信和“面子”更重于实际所得。战国时期的战事由职业的将领所支配，他们为雇佣他们的任何国家拼死作战，争夺领土和资源。 c:398
目标是建立一个靠满足现状和定居的农民的劳动和不受追逐利润的商人和手工生产者的活动干扰的静态的农业社会。 c:369
在中国历史上屡次出现一个地处中国西陲的国家或统治者统治其他国家或区域的过程。因为一个地处西陲的国家由于其周围有位于今陕西省境内的山脉这一自然屏障的掩护，可以确保自身的安全；由此，它可以不惧东面的潜在敌人而不断地扩大其版图。 c:312
两种结盟正在形成。一种结盟旨在通过协同行动，以遏制秦的扩张；在另一种结盟中，各盟国认识到那种遏制将是徒劳的，因此结盟旨在安抚秦或与它合作。 c:187
吕不韦在几个方面有权赢得名声。他不但是当时最富有的商人，而且更是中国历史上达到如此显赫政治地位的唯一商人。 c:235
在行政过程中坚持效率、精确性和规定的程序；强调精确的计量数据；注意改进农业生产和保存自然资源。 c:403
在造成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的一切文化力量中，文字的一致性（与方言的多样性正好形成对比）几乎肯定是最有影响的因素。 c:327
秦帝国可以很恰当地被认为是泛称为法家的思想和行政技术的最高体现。 c:157
在秦始皇统治下，秦绝不像传统所描绘的那样只是商鞅的思想和制度的严格体现。 c:85
除了可能的窜改增添的文字外，现代历史学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史记》和其他秦代史料的注意面狭窄。它们对政治和军事史特别偏重，但对制度、社会学和经济方面的发展往往只是一笔带过，这种状况有时导致历史学家根据过于简单、缺乏连续性和含糊的参考材料作出笼统的全面概括。 c:135
在毛泽东于1976去世后，评法批儒运动已经完全停止了。 c:33
《史记》中记载的六七件事以一种强烈的憎恨情绪描述秦始皇，特别是在卷六中。前面已经提出（但未予详细论证），它们很可能是窜改的，或者至少可以作此设想。 c:48
最不寻常的一次是前260年对赵的长平之役，在五六个月的初期战斗中，赵国一方据说损失了五万人；后来当所剩的40万名士兵在常平向秦将白起投降时，白起“乃挟诈而尽坑杀之”，只让240名最年轻的士兵回赵。[插图]因此，据推算秦在这整整130年中给其敌人造成的伤亡总数竟达148.9万人。 c:31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从未担任高官，但比任何担任显赫公职的人更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思想。[插图]他的哲学把帝国统治术与宇宙的整体性联系起来，而且它注定要成为中华帝国制度中的思想砥柱。 c:117
帝国政体已经丧失了存在于分封制中的这类优点，却没有取得一个充分组织起来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力量。 c:140
公元前208年阴历七月李斯之处死可以视为秦力量消失的标志；因为正是这个李斯，他靠正确的政策主要负责建立了秦帝国。他被处死的原因是其政敌的敌视，这些人把个人野心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而且他们的生性是又残忍，又多猜忌 c:142
汉代政府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有意识地在两名以上的高级官员之间进行分权。 c:96
鉴于各王国有其行政上的便利，于是高帝的问题是如何保留它们，同时又要赢得诸王的忠诚；如何授予足够的权力以保持四周边境的安全，同时又保持中央对使用那里的军队和资源的控制权。这个问题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必定会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 c:76
前汉最初大约70年的特点是帝国力量的巩固、行政的试验和制度的修改。 c:113
在王朝史中的关键时刻，政治家们能够援引吕后的经历作为告诫，容许一个太后或公主突出她的位置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c:56
惠帝时期朝廷采取了两个重要的措施，一是在全国建立纪念先皇的宗庙，一是加固长安城。 c:54
武帝时期（公元前141—前87年）标志着汉代历史的新转折。巩固工作让位于扩张和积极的主动行动；建设性的政策被采纳，以加强中国的国力和解决它存在的问题。政治家们计划改进国内的施政和加强对其人民的控制；计划组织经济和增加国家的收入；计划消除入侵的威胁和改善中国在边远地区的利益。 c:91
武帝朝最壮观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可能是公元前110年在泰山举行的封禅。 c:46
政务由以大司马霍光为首的三名高官负责；另两人为金日[插图]和上官桀。 c:44
它说明一个与皇帝毫不相干的人可以统治中国，继位问题可以被用来适应有野心的和利己的政治家们的需要。 c:92
在这几十年中，中国的皇帝们认识到，不论是以所谓的法家原则为基础的极权政府，或是对儒家伦理观念的不切实际的依赖，都不足以单独地治理一个巨大的帝国。 c:70
长期以来，政府容许罪犯付钱折罪，以减刑或免刑，这已成为惯例。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秦帝国时期；公元前97年，50万钱足以减死刑一等。[插图]这些措施对时新派思想家们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提供了又一个收入来源；然而改造派的意见是反对这一制度，因为它有妨碍实施公正的司法和偏袒富人的倾向，却不能遏制犯罪。 c:72
古代中国的一些开国皇帝和他们的支持者是实用心理学大师。他们对典籍和不足凭信的文书中的预言作有利于他们的解释，并虚构预言，制造吉兆和散布反对其敌人的政治歌谣。 c:66
王莽不是一个标新立异者。除了土地改革和限制奴隶制的短命的尝试外，他的重大政策是前汉实践的直接继续。这意味着班固对王莽的指责缺乏根据。这些指责是歪曲一个人的手法，出于政治和哲学的原因，他必须被描述为无能的和道德低下的人。 c:103
王莽的垮台是由于几次黄河改道的重大积累的影响，这是非人力所能防止的灾难 c:49
世界上保存的最早人口数字是在公元2年阴历八月（9月至10月）进行统计的。 c:17
刘玄是后汉的第一个皇帝，但不是王朝的创建者。他甚至没有得到谥号，在历史上被称为更始帝 c:57
光武帝有杰出的军事技艺和才能以吸引有才之士来共举他的大业。并且他对自己要求甚严。他是一个名实相符的君主，善于识人；而且还是一个精明的政客，视情况需要既能慷慨大方，也能冷酷无情。但他又是一个固执和迷信的人；他能对批评作出过分的反应，而且缺乏预见他行动后果的眼光。他最大的弱点表现在外交政策方面。 c:77
第五伦于公元75年晋升为司空，他被誉为历史上第一位小心翼翼地拒绝利用职权牟取个人利益的高官。 c:43
法之所禁是控制人民生活方式的手段，刑罚则是限制人民的工具。 c:38
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犹叩树本，百枝皆动也。 c:39
顺帝统治时期一个积极的成就可以说是重新占领了西北地区 c:12
在宦官的统治下，汉帝国政府的结构有所改变。首先，除中宫的盟友之外，其他人都绝了仕进之路；后来，官职变成了可以买卖的东西。宦官们自己插手军队事务。无休无止的叛乱强迫朝廷向地方州牧下放某些权力，而对于继承权的争吵也造成了宫廷内部的分裂。这是有秩序的汉朝政府的最后的时期。 c:65
灵帝在位20年，它代表了宦官在汉朝历史上最长的连续统治时期 c:49
这些利害关系包括宦官的方面、皇后的外戚、统兵的州牧、职业官僚以及灵帝的生母 c:30
董卓曾经“对皇帝觊觎非分”，而且从此以后他知道，朝廷不是一种资产，而是一种负债。 c:56
在这些年里，总的说来皇帝对中国事务的影响只限于这样一件事实：他作为皇帝尊号的无可争辩的合法拥有者，其存在就成功地防止了任何一个武人来自己称尊为帝。除此之外，他就没有其他任何影响了。 c:28
汉代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一种超自然的哲理体系成长起来之后催了它的命，这个体系只是等待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实现它的理论而已。 c:101
把全中国统一在一个领袖之下，这就是中国历史所最坚持不懈的理想，甚至在公元20世纪这个理想与在公元前5世纪也是同样明显。 c:55
公元263年，刘备的蜀汉王朝被他的北方对手曹丕的魏王朝所征服；266年，魏王朝又禅让给新的晋王朝；280年，这个晋王朝又征服了东南部的吴国，因此统一了帝国全境。公元316年，晋王朝被赶到南方，继此而往，华北便被非汉族王朝所统治。在南方，晋在公元420年让位于宋；宋在479年让位于齐；齐在502年让位于梁；梁又在557年让位于陈。陈王朝灭亡于公元589年，它被北方的敌国隋所征服，因而中国便又一次获得了统一。 c:37
因为汉的真正名义不仅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理论问题；它的核心是中国本身统一的这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c:85
“海内”是在地理学意义上使用的，表示中国领土的界限，而“天下”则是较纯粹的政治概念，与现代的帝国是同义语。 c:31
汉朝边境官员的贪污实际上是“蛮夷寇乱”的原因。 c:39
从战国末期到汉朝初期，乌桓与鲜卑共同以东胡一名为人所知 c:27
但是历届政府像它们的继任者一样，证明没有能力一方面把相当大的权力委托给郡使之具有生命力，同时又能大力保持地方对它们的忠诚以防止分裂主义。 c:44
所有年龄在23—56岁（有一段短时期在20—56岁）的壮丁，都必须在军队服役两年，并有义务在情况紧急时应征 c:30
汉军被组成以下几个部分：一是驻守京城的常驻禁军，他们分成几支，分别由独立的将领率领；一是在边境执行特种任务的部队；一是长期的边防军。 c:33
秦、汉政府依据的是商鞅和韩非提出的准则：立功者受奖，违法者受罚。 c:16
九卿的第五位是廷尉。他是法律的主要解释人，并负责处理地方政府交上来的案子；他也可能对郡的诉讼施加影响。 c:31
九卿的第六位是大鸿胪。他负责接待朝廷的来访者，确定王、侯等贵族头衔的继承顺序，指导那些应召参加帝王庆典的人，接待外国使节并与之进行谈判。 c:54
九卿的第八位是大司农。虽然他称为大司农，他实为政府的司库，负责收存地方行政官征收和上缴的税。 c:42
汉代中国行使权力的基本原则是不让人拥有过多的权力。官员与皇帝分享权力，官员与官员之间互相分享权力。 c:75
后汉的制度不仅具有建立在牵制和平衡这一基础上的十分重要的稳定性，还具有适应性和发展的能力。后汉的制度成为当时世界上及后来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政府制度。 c:68
早期中国的法，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古代社会的法。它的古代性甚至到了表现出某些属于所谓“原始”思想特质的程度；而在其他方面，则从现代意义上说是纯理性主义的。 c:33
中国的整个传统法的特点是，如体现在法典里的那样，只涉及公共事务，是行政和刑事性质的。与家庭、贸易和非国家垄断的商业有关的私法，则被置于公共事务当局的管辖之外，而继续被风俗习惯所控制。 c:59
与其他的很多民族不同，中国人从来没有把他们的法归之于神授。 c:45
后世的军队大部分是由志愿兵和异族雇佣兵组成的 c:12
为了防止任人唯亲，“孝廉”的年龄最后提高到至少40岁，这是中央政府不顾一切地力图遏制地方豪族势力的表现。 c:17
爵制的作用看来是表明，里被认为缺乏形成它自己的社会等级的能力，同时也表明国家打算通过在里中建立社会等级来统治农民。 c:24
战国时代以前的中国城市的典型形式（它确实可以溯源到商代）只是一个政权的中心，居民都是贵族成员；它一般不具有大量商业活动的特色。 c:25
汉代的税一般来说有两种，即租和赋，两者的区别开始于春秋时期。租原是人民献给统治者的贡品，作为在他的宗祠进行礼仪和节日活动的礼物。它也叫作税，意思是人民把他们生产品的一部分分给统治者。赋起初是一种服兵役的义务，后来变成交纳某些物品。因而习惯地把租用作皇帝个人和朝廷的费用，而赋用作军事费用，这就是为什么汉代把很多交纳给少府的税叫作租，而把交纳给大司农的税常叫作赋的原因。 c:62
关于货币，铜钱在后汉完全赢得了支配一切的地位 c:12
从大墓葬几乎普遍采用的这类模型来看，农庄被广泛认为是利益和享受的源泉。 c:13
在帝国以前时期，相对封闭的、往往以大姓为基础的、社会和经济相似的、其成员协力从事农业和其他基本生计的村社被认为是地方组织的普遍形式。 c:26
四种不同心态的影响；对永恒的追求；对一致性的需要；标准化的倾向。 c:48
如果一个人确定了宇宙中的某些更加长久的特征，并且能说明自己在这些特征的周期循环中有一定的位置，那么当他面对人的短暂性的过于明显的迹象时，就不至于怅然若失了。 c:49
标准化的号召表现在以下的尝试中：一方面压制对经籍的独立性的注疏，一方面集中力量搞适合于政府口味和目的的版本和解释。 c:48
虽然在早期中国文化中已经出现了一个个的神话，但是以一体化的材料形式出现的成系统的神话学却没有形成 c:26
秦汉时期的皇帝和官员崇拜的主要的神首先是帝，其次是天。 c:31
在王莽的影响下，才坚决决定应该祭天，祭祀应在京都附近的地点举行。从那时（公元5年）起直到帝制时代结束，中国的皇帝首先以祭天为己任。 c:23
看来两个原则发生了矛盾：一是加强皇室与过去的联系纽带的愿望，一是节省国家开支的需要。 c:12
从最好的一面看，礼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合适的框架，人在其中如果处于恰当的位置和与上下级保持稳定的关系，他就能幸福地生活。从最坏的一面看，人们可以谴责礼窒息了行为的自由和自发的活动，以及它坚持遵守早已过时的典章规定。 c:42
天命不可以辞拒，神器不可以久旷，群臣不可以无主，万机不可以无统。 c:26
这是一件怪事，即帝制之取得胜利及其连绵不绝的传授下来，其部分原因却是起源于两个在中国传统中一直加以诋毁的短命的政权，此即秦始皇的政权和王莽的政权。 c:53
从秦二世起，有很多情况是这样的：皇帝根本不能行使权力，或者皇帝只是别人手中的工具。总的说来，虽然皇帝的象征意义上的重要性日益增长，但他在政府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缩减，甚至趋于零。 c:31
儒家的特殊贡献在于它反省了古代礼制和人——特别是受命有权的人——在这个体制中的地位的意义。 c:25
法家完全讲求治国之术的功效和专制君主权力的增强，猛烈地抨击任何以其他权力来源为基础的政治学说。 c:19
我们赞成顾颉刚的说法，汉代思想的主要成分是阴阳五行学说。 c:14
在前汉王朝的全盛期，君主不但被想象成世俗权力、荣誉和财富的施舍者，而且也被想象成实现精神和宇宙和谐的中枢。个人的价值是根据他在行政事务中的成就来判定，而不是据他的个人品德或家庭道德来判定。 c:35
法家传统的长处在于它对国家和公益问题的注重实用的看法；它的短处在于为君主唯我独尊的权力和臣民卑躬屈节的服从辩护。道家传统的价值在于它对超越和精神自由的想象，以及它对世俗权力和利益的蔑视；它的缺点在于避开世俗问题，以及它鼓励虚无主义和逃避现实。 c:82
儒学的发展史便是经学注疏的发展史，正像基督教的发展史便是《圣经》注疏的发展史一样；佛教发展史的道理也是这样。 c:61
毫无疑问的是，从体制上来说，这种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有利于佛教的普及。 c:22
支持和反对武则天的两派斗争问题。过去主要有两种看法：陈寅恪认为这种斗争是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之间的最高权力之争；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是掌权的贵族统治阶级与新兴地主之间的争权夺利。 c:40
这两个集团一为山西中部和北部的代北贵族，一为其权力基地在山西西南、陕西和甘肃的强大得多的关陇贵族。 c:45
939年越南独立，该地仍坚定地作为一个部分而加入中国文化区，以中国制度和法律进行统治，它的统治精英集团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使用中国文字。 c:30
在北方和西方，唐朝面临更常见的挑战。在这里，中国政策的基本目的仍是两个方面：（1）保护中国人定居区不受生活在固定的草原边境以外的周边游牧民的袭扰；（2）控制和保护经今之甘肃省和新疆省通向中亚、伊朗和西方的贸易路线。 c:39
842年以后吐蕃国亡，唐朝作出了明智的、但从长期看却是严重的决定，不打算去收复原在远西的疆土。结果，这意味着在18世纪清朝远征胜利前，中国再也不能有效地控制敦煌和哈密以西之地。这还意味着中国永远丧失了作为中国文化区的一部分的中亚。 c:73
即个性不是一个人生来就有的性格的合成，而是基本上随着环境及人的成熟和年龄增长而形成的。 c:59
国家的意识形态给予其他一切措施以特色和微妙的影响，但在已知的任何结果中却很少表现为决定性的因素。它既是决策者的设想和心理倾向的组成部分，也是他们操纵的舆论的组成部分。 c:57
隋朝佛教的第三种作用表现在它是各地各阶级人民的共同信仰这一方面，因此它是漫长的大分裂时期以后的统一力量。 c:31
如果不能适当地为分配田地和征收以农产品为基础的赋税作出安排，中华帝国的历代王朝都不能繁荣兴旺。 c:34
李渊那一代人对儒家的忠君思想中毒不深，儒家是禁止人们背叛前朝而改事新朝的。李渊和李渊的同时代人在思想上忠于社会秩序远甚于忠于一家一姓的某一王朝。 c:54
唐高祖的任务是一方面尽量取得这些小叛乱者、隋朝官员和绅士领袖人物的支持，一方面就是摧毁他的主要对手们的力量。他达到第一个目的的办法是，他精明地既搞大赦，又搞封官许愿，又搞特赏；而为了达到后一个目的，他则不断扩充自己的兵力，精心地予以部署。 c:32
唐王朝以这种方式组成的官僚体制，是它的力量的一种源泉。它的成员们绝大多数都有从政经验。大部分高级官员都与皇室有关系，这有助于加强唐王朝的统治，而他们所体现的唐王朝的五湖四海的广泛性则能消除全国不同人士的疑虑，从而促进国家的重新统一。 c:32
太宗认为，是人，而不是天，决定人们的命运，他采取的理性主义态度是与这一时期的传统信念背道而驰的。 c:50
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桷。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犹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君无弃士。 c:76
高宗另一个远比他的前辈伟大的政绩是重新建立科举制度，并在他统治时期更多地通过科举制起用官员。 c:35
不管对高宗统治下的国内政治作出什么样的评价，唐朝的军事力量和威望在这个时期都达到了顶峰，甚至超过了太宗时期。在短暂的几年中，唐朝控制的中华帝国的领土比它以前和以后都更为广阔，长安的影响已达到中亚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 c:33
叛乱者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后者在锦江口与中国人进行的一次大海战中损失了400多条船。 c:20
姚崇和宋璟因此是两个互相取长补短的人物，一个是务实的政治家，善于处理实际事务；另一个是严格掌握原则和清廉正直的人，具有堪为道德楷模的真正品质 c:24
780年初期两税法的采用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史中的大事之一 c:35
到821年春，朝廷从此可以满意地看到帝国的最高级地方行政长官无一不是它自己挑选和任命的人了。 c:20
政府的几次决定性的胜利是通过从边境派来的3000名沙陀突厥骑兵的援助取得的，在唐代，这是第一次把外国辅助部队派往黄河以南的行动。 c:11
国家多负人，危难不吝赏，事平则得罪，不如留贼冀后福。 c:27
唐朝的最后20年是一个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时期，在此期间中国每一个地区都在走向独立割据的道路。 c:24
不论这些国家的多语状况如何，在整个东亚大陆，外交上的通行语言是汉文。 c:38
这种孤立主义的和以中国为中心的态度，在明朝统治初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时建立了四夷馆，它为当局的外交往来提供外族语言文字的基本知识。 c:43
所有这些政体，都处于以独裁和官僚政治的成分为一方，以封建和世袭制为另一方的基本对抗的压力之下 c:26
世纪40年代初回鹘帝国被黠戛斯摧垮，使契丹摆脱了原领主的控制，并造成了自6世纪以来由突厥诸族控制的北方草原的权力真空 c:23
宋太祖最终解除了自9世纪晚期以来中国真正的权力拥有者——藩镇将领们的权力，并在稳定的文职官员统治下为其新王朝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c:17
这种由母族执政的类型显然深深地植根于党项（和吐蕃）的社会政治和血缘亲族的传统之中。 c:22
阿骨打在指挥一个由多种民族成分组成的军队的问题上显得很有才能，而辽的末代统治者却连本民族内由各种势力混合编成的军队也掌握不了。 c:11
一个朝代的灭亡，总会使中国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津津乐道。他们总是想以道德的沦丧来解释一个国家的覆亡，这种道德原则的具体化，就是儒家的伦理。 c:28
事实上在12和13世纪，根本不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中国”，我们毋宁说，中国文明在北方和南方呈现出了非常不同的形态。 c:21
在蒙古人的心目中，衡量一位统治者的成就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看他是否有能力将更多的财富、人民和领土并入他的版图。 c:27
交通上最显著的成就是驿站系统。至少从汉朝起中国就有驿传和驿马，但是蒙古统治者大规模地扩大了该系统。 c:13
在忽必烈朝之后的帝位争夺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争位者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因素，而不是正统因素。 c:14
矛盾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承认那是治理中国社会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又深深地疑虑它的后果；他让他的官员经常处于惊骇之中，又使皇权高高在上而处于脱离官僚阶层使之不能够提供最佳服务的地位。这就是他要建立的一个有严重缺陷的政体。 c:40
一个社会一旦军事化了，要它再非军事化和恢复到统一的文官之治，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使所有争当全国领袖的人最后只剩下一个。 c:40
有无限权力的天朝统治者为了分享不应有的利益，竟助长自己的官员集团的堕落，这是明代政府明显的反常现象之一。 c:24
很明显，从1572年年中到1582年年中帝国官僚政治的效率达到了它的顶点。这个顶点还标志着那个时代在中国社会的政治传统的束缚下人力所能做到的极限。张居正的施政没有依靠镇压行动，能够和一般在新王朝建立后不久而为人所知的那种声名赫赫的施政相比。 c:28
一个其公开承认的目的是保存农村村社的农业单纯性的相对松散的政府，是没有能力应付新的时代的难题的。 c:25
简言之，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两出巨型戏剧——第一出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第二出是从第一出派生出来的，它揭示了中国在一场最巨大的革命中所发生的基本变化。 c:104
随着中央权力的衰落，思想领域的混乱增长了，只是到了20世纪中叶，通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的毛泽东思想，一种新的历史正统观念才得以建立。 c:51
各种思想的继续论战归根到底只会加强促使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的共同纽带。 c:24
中华帝国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它能用一个很小的官员编制，来统治如此众多的人口。 c:44
清帝国的政府组织保留着明代从1368年起建立的三大机构：由天子统治和主宰、由朝廷领导的文官政府；在长城以内和边境地区维持秩序的军事组织；以及对各级政府的行政情况进行严密监督的监察系统。这个王朝三权鼎立的每个部门都是从明朝承袭下来的，满洲人只是进行了某些修补。 c:44
招权纳贿、任人唯亲、裙带关系以及所有馈赠和小恩小惠，是中国官场的通病，而这种事实是被接受，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被体谅的。所以问题不在于消灭这些陋习，而是如何把它们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c:29
英国担心的并不是太平军会对外国贸易甚至外国的条约权利采取敌视态度，它是担心他们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政府，那就会使农村和商业陷入混乱。 c:14
中国之所以长期能团结为一个国家，实有赖于普遍从事农业的农民村落，血缘家族结构，薄弱的统治阶层，古典文献，官方语言（官话），以及儒家定皇帝为至尊的社会等级制度。 c:51
反袁运动因在云南省会昆明护国寺举行会议而得名[插图]，称为护国运动，军队也因此称护国军。 c:12
苏联人利用推迟撤离增加了他们的战利品，在撤军的同时，拆除并带走了成吨的满洲最现代化的日本工业设备 c:16
导致经世治国时期的王朝循环阶段；导致改革运动的自强阶段；导致党派专政的共和革命时期；最后是导致“现代化”的近期的共产党人阶段。 c:37
总地来说，我认为我们必须肯定，中国的地形本身并不有利于中央政权的崛起；相反，它的由来已久的统一是人的制度战胜地理条件的结果 c:60
中国的核心观念是作为万物自然秩序的杰出人物统治论和劳心者统治劳力者的思想。 c:54
日本人征服中国的企图对中共的命运也是决定性的。共产党人已被赶出江西并在长征中幸存下来；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入侵，他们在华北边区贫困的根据地里可能会被饿死。总之，日本人提供了导致国民党衰落和中共幸存、壮大和胜利的主要形势。 c:28
其间，邓小平召开了一次书记处会议，审查关于“单干”的材料，他在会上发表了他后来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c:17
无产阶级政党与农民拥护者，现代化进程与革命战争精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宿命论与主观能动性，道德救世与技术救世，独裁专制与人民民主——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毛1949—1976年间反复思考的矛盾问题中的一部分。 c:41
整个这段时期，坚持政治精英的坚强领导，是他思想的显著标志。 c:27
对党批评最激烈的是那些从党的教育政策中得益最少的人，是那些其家庭是党的“阶级路线”的主要受害者的人，而那些支持党、反对对党进行攻击的人，则是在入党、上大学和工作分配等现行体制中受益最多的党的官员的子女。 c:30
总之，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不可能走得这么远或进行得这么快。 c:33
可能同样具有破坏力的是，林彪的覆灭暴露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充满着类似传统中国宫廷政治里的背叛和阴谋，充满大量明显类似皇后和太监、官员和将军的传统礼节。难道“文化大革命”要实现的纯洁政治就是这个样子？“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骚乱和清洗，可能使毛绝大多数最亲近的同事的幻想破灭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林彪的覆灭，使这种幻灭感在更大的范围内扩散。[插图]在毛泽东逝世后，他的接班人拨乱反正时，这将是政治冷漠的一个根源。 c:19
“四人帮”战略上的错误在于他们未能与“文革”受益者们建立共同的奋斗目标；战术上的错误在于他们在毛死后全都留在北京。林彪曾有过在广东另建一个中央的计划，邓小平下台后躲到盟友的控制区里，实际上，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都为他们提供了这一教训：面对强于自己的对手时，应另找一个安全据点。他们没有吸取这一教训。 c:44
1989年年中天安门广场事件，暴露了中国改革计划中的政治真空。它把一个继续存在的根本问题展现在试图把中国引入现代世界的中国政治家面前：在允许人们享有充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自由，以使国家繁荣昌盛的同时，如何维护10亿人的团结？ c: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