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布鲁玛 - 历史榜-世界史
1945年，二战的废墟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本书记录了这一重要年份里全球各地的历史事件，令人不胜唏嘘。本书是对作为二战尾声的1945年所发生的事的回顾。一个世界走到了尽头，另一个焕然一新且前途未卜的世界正徐徐拉开大幕。世界各地都在上演政权更迭，无论是亚洲，还是欧陆大地，均随处可见。之后的权力斗争往往相当残酷，在这一过程中，诞生了我们所熟知的现代世界。这部作品布局宏大，人物故事跌宕起伏。书中，作者信手拈来地谈及亚欧两地的影视艺术作品。也许没有人比伊恩·布鲁玛更适合撰写《零年》这本书了，这是他的力作。
它是西方与东方交融的产物，前者是征服者，后者是承受者，充满了殖民地的异域风情。 c:28
如今，比任何时刻，香港都感觉像一座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城市，它只有一个狂热的现在 c:155
他不仅捕捉住这稍纵即逝的时代情绪，还给予了这情绪以更大的历史框架。 c:18
“去发展一个政治身份，人们必须有连续感，共同分享一个过去，更重要的是，分享一个他们可以为之负责的未来，他们作为公民、而非臣民。” c:179
没有危险的人民，只有危险的情境，它不是自然、历史规律或民族性格的结果，而是政治安排的结果。 c:193
光临的不仅有苏联人，还有日本退伍军官、新来的国民党军官、中共党员、昔日的汉奸……他们在此或寻欢作乐、或寻找情报。 c:28
1945年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图景，很多被压抑的故事值得重新去书写。 c:39
塑造我父母与我的生活的不是1945年结束的二战，而是1947年开始的冷战。1945年不是一个胜利时刻，更是一个通向新的混乱的前奏，是真正胜利的一个必要过渡。 c:92
你要学会用更敏感、富有同情的态度理解他人，理解历史中的暧昧含混之处，防止自身滑入新的、僵化的陈词滥调 c:140
学生们有时会想办法挤进防空洞，或钻进地铁站躲避空袭，反观集中营的囚犯是没有这个待遇的。有时候，他们唯一能找到的掩体只是一条匆忙挖就的堑壕。 c:24
用他的话讲，在柏林最后一战的大破坏中，只有这种时候才“让人感到人类社会尚存一丝文明”。 c:71
由于语言不通，他们只能通过哼唱贝多芬和舒伯特的作品进行沟通。 c:45
没人对生平故事感兴趣，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别的什么人；人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往往都不堪回首。 c:77
人们太想回到纳粹占领前他们熟知的那个旧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没有炸弹，没有集中营，没有杀戮，而整整“胚胎”则稀松平常。这种想法意在重温旧梦，恢复传统，似乎这样，就算回归了本原。 c:98
这个世界是如何从废墟里站起来的？当数以百万计的人饿着肚子，一心只想报仇雪恨，血债血偿，又会发生什么？人类社会或“文明”（当时是个热门词）将何去何从？想要找回一切照旧的感觉，是人类应对灾难的惯有态度，既符合人性，但也不切实际。因为世界可以按照战前状态重建这种想法，就好像以为早在1939年之前就已降临的那个惨绝人寰的十年可以当作失忆被抹掉一样，只能是一种幻想。 c:100
人们一方面抱有想要回到过去“正常状态”的保守想法，另一方面又期盼变革，从头再来，希望建立不再有毁灭性战争的美好新世界。 c:97
古希腊人清楚地了解人类复仇渴望所潜藏的巨大破坏力，他们的悲剧家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血仇如何被法治所消解：靠的是法律审判，而不是冤冤相报。 c:60
历史归根到底是一门阐释的学问。对过去的错误阐释往往比愚昧无知更危险，对旧伤和仇恨的记忆又会点燃熊熊烈火。 c:195
“这其中包含复仇心理、饥饿和欢欣鼓舞。三种因素结合起来，让刚刚重获自由的战争流离人员在行为和举止上都问题重重，这对他们的安顿、食物供给、杀菌消毒和遣返都构成了挑战。 c:89
由于荷兰人跟英美两国的人一样信奉自由是民族认同的构成要素，所以德国战败在国民意识里被淡化这点就很好理解了，需要加强的是荷兰在十六至十七世纪期间的八十年战争（Eighty Years' War）中战胜西班牙王国的集体记忆。 c:41
透过广场上一所绅士俱乐部的窗户，德国海军军官看着兴奋的人群。因为自尊心受损，他们最后时刻起了杀心，下令在屋顶上架起机枪，向人群扫射。结果导致22人死亡，100多人重伤。 c:41
然而，盟军首脑们迟迟不发表正式声明，宣告对德战争已经结束。 c:15
“上帝保佑各位，胜利属于你们！”人群高声回答：“不，胜利属于您！” c:35
很久以前就有人预见到这一天，因此没带来什么新的希望。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样的结局跟死亡差不多……” c:32
灯光的盛宴世界各地都有，起源可追溯至人类点亮的第一支火把。这种仪式往往有着神秘的起源，同季节变换和新生命的开始有关联。人们对光复初期的回忆部分带有一种很明显的宗教热忱，这点在女性对盟军士兵的热情接纳上尤其显著。 c:55
战争的一大后果是许多女性再也不会百依百顺，逆来顺受。她们出门工作，为抵抗组织效力，或肩负起照料家人的重担。 c:70
波伏娃在回忆录里写到过一个年轻的巴黎女人，她的“主要消遣方式”是“猎捕美国人”（la chasse à l'Américain）。 c:24
按照常理，所有少数派都会同强大的外来者结盟，借别人之手摆脱多数派的欺凌，这点是一切殖民社会的共通之处。 c:131
美国大兵补给充足，这点跟他们宽阔的肩膀、甜美的笑容、笔直的臀部和精致的制服一样，都成了一种难以估量的诱惑。 c:26
一些勾搭上盟军官兵的年轻女人，依旧裹着头巾，遮住她们最近被人剃得精光的脑袋。这是对她们不久前和德国人睡觉的惩罚。 c:34
1945年的夏天燃烧着漫长的情爱之火，外国军人和驻在国女性或出于贪婪，或出于情欲，或出于寂寞沉湎其中。 c:49
总算有人做了件善事，让她们重新变成了人。她们是人，不再只是文在手臂上的号码。她们终于有心思关心起自己的外表来。是口红率先把人性还给了她们。 c:108
正如口红一样，性欲的恢复帮她们找回了一丝人性，除此之外，她们已孑然一身。 c:69
犹太收容站里，避孕药没有市场，人们把尽可能地多生孩子看成是一种责任。性爱并不只是出于鱼水之欢，而是一项抗拒灭亡的行为。 c:141
求生的欲念通常能消解阶级之分。 c:25
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宣传机器从没有停止过吓唬国民，说是一旦日本战败，妇女就会遭到外国军人奸淫、折磨甚至杀害。为了避免这种可怕而耻辱的命运，日本人被命令要么战死，要么玉碎。太平洋岛屿和冲绳的妇孺被勒令拉响手榴弹，或者跳崖自尽。很多人照做了。 c:43
日本人做事情喜欢分门别类。娼妓中的个体户，人称“潘潘女”（panpan girls），被划归为几类：专门服侍白人士兵的，专门服侍黑人士兵的，只服侍日本人的，不过也有一些大胆的女人才不接受这套清楚分类的劳什子。一些妓女只侍从一位客人，她们叫做onrii（大致是“唯一”的意思）；那些特别放荡淫乱的女人则得到了batafurais（即花蝴蝶）的称号。 c:51
有些吊诡的是，性风俗的变迁和美国人企图“改造”日本民族性的宣传工作是相契合的。要转型成为民主国家，日本人被告知女性必须得到平等对待。 c:41
斯大林本人说过一句臭名昭著的话：当兵的行军几千里，经历了血雨腥风，枪林弹雨，当然有权利“和妇女们快活快活”。 c:68
导演罗塞里尼（Rosselini）曾在柏林废墟里拍摄杰作《德意志零年》，借电影里一个年轻德国人的话来讲：“我们曾经是男人，是国家社会主义者，现在只是纳粹。” c:67
女服务生不肯碰德国男人，她说：“他们太软弱，再也不是男人了。过去他们威风过头了。 c:31
这场战争在日本人心目中原本被描绘为种族对抗，对垒双方是高贵的亚洲武士和傲慢自大的白种人。因为秉持这种心态，战后盟军和战败的日本人之间第一次碰面所造成的心理冲击，要比在德国来得更大。 c:64
所有处于军事占领下的国家都存在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情爱、欲望和卖身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 c:83
不管新世界有多么粗俗不堪，人们还是对其诱惑心驰神往，因为旧世界的崩溃是以如此耻辱性的方式到来的——不光是物质上，而且是文化、智识和精神上的多重崩溃。对光复的国家是这样，比如法国和荷兰，对于德国和日本更是如此。以“亲善”为肇始，战后两国文化的美国化程度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走得更远。 c:137
无疑，嫉妒心理对男人恶从胆边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这种情绪很泛滥：战败的男人羡慕战胜一方、美军羡慕苏军（美国的禁止亲善令依旧有效期间）、士兵羡慕军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c:27
这里，真正让写信人愤怒的并不是不伦行为本身，甚至也不是卖淫，而是纯净的血统受到了玷污。 c:22
另一个用来形容勾搭占领军的德国女孩的词叫“巧克力女人”（Schokoladeweibern），这个词一语双关，一来说明这些女孩对物质的贪欲，二来说明她们恬不知耻，居然对有色人种情有独钟。 c:30
女人的荣誉（遑论她们选择跟谁交往的权利）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男人的荣誉，他们才是真正觉得被羞辱了的人。当然，这点在所有传统上由男人主导的社会里都是如此，战后的局势颠覆了旧秩序，女人再也不受男人的控制和摆布，这也许才是她们罪孽深重之处。 c:137
所有令人不齿的元素一应俱全：民族荣辱，道德败坏，物质贪欲，抛弃本国小伙。这里最具启发性的一点，是将跟德国占领者有一腿的女孩同傍上英国或美加两国军人的女孩做直接对比。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女性伤风败俗事大，情郎乃何国人事小。 c:45
在获得解放的法国，禁止堕胎和通奸的法律跟维希政权时期一样严厉，有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c:20
不管有些人多么渴望回到过去，世界再也不可能退回到昔日状态了。 c:63
荷兰是唯一一个遭受饥荒的西欧国家，而且是作为一种有意为之的集体惩罚。 c:47
饥荒的问题在于，食物太多或者种类不对，一样可以要了人的命。即使是友好的加拿大士兵递过来的饼干，吃下去的结果也可能是灾难性的。饼干可诱发极度口渴，只能靠大碗大碗地喝凉水来解渴。而大量饮水会导致没有消化的饼干在胃内膨胀，最终撑破胃壁。受害者很快就会死亡。 c:62
由于英国人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唯一能提供给这些饥民的只有军粮：火腿、培根、烘豆、香肠、牛排和腰子派。但囚犯们萎缩的肠胃哪能再吸收得了这种食物，所以食物几乎是穿肠而过而未作停留。即使如此，许多人还是不顾一切地狼吞虎咽。最后死了2000人。 c:33
战争一结束，一切突然显得那么空虚、病态和没有意义！我们一蹶不振，生活穷困潦倒，灰头土脸，而在众志成城抵抗外敌时，却可以全然忘记这些困难。我们所有的努力最终只收获了破坏，却无力在废墟上建起我们赖以为生的东西。 c:150
但法国至少大体上做到了“国破山河在”：历史名城、教堂和大教堂都完好无损。在刚目睹了德国满目疮痍的斯彭德看来，这只会让一切显得更加阴沉 c:29
在战败国，饥荒和疫病肆虐的可能性是实实在在的。 c:21
饥馑、荒芜、疾病会酝酿动乱，催生共产主义的幽灵。饥民是反上帝学说的肥沃土壤，他们很容易被那些企图将全能国家等同于上帝的人蛊惑。 c:74
值得德国人和日本人庆幸的是，这些惩罚性指令不是被束之高阁，就是被人为弱化了。因为那些真正负责管理被占领国的长官对这些措施的危害性心知肚明 c:24
饥饿……能轻而易举地让一个民族臣服于任何一种能带来食物、维系生命的意识形态 c:90
8月9日，广岛原子弹爆炸后三天，苏联举兵南下攻打伪满洲国。日本人靠残酷镇压当地人后建造起来的重工机械厂、现代铁路、采矿设备，均被苏联人以风卷残云之势分抢得干干净净，所抢物资悉数运回苏联。工厂被整间整间地拆卸分解，化整为零，运上一列列早就准备就绪的火车。发展到最后，苏联人连火车也偷，甚至连铁路的枕木也没放过，全部运了回去。还没等中国人有机会夺回东北，就出了这种事情。不管是中共，还是蒋的国民党，根本无力制止如此肆无忌惮、明火执仗的强盗行径。而且，如果苏联人有机会入侵日本北方的话，必然会在那里重演这出掠夺资产的戏码，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决意尽快结束太平洋战争的一大原因。 c:89
在许多地方，货币交易已经被以物换物的形式所取代，香烟成了主要的硬通货。 c:29
因为通过颓废堕落，通过舔尝人类最原始的贪婪和欲望，日本人能够找回他们共有的人性。让愚蠢的天皇崇拜见鬼去吧！让开着自杀式飞机舍生取义那套见鬼去吧！“我们变得如此堕落，不是因为吃了败仗，我们堕落因为我们是人，因为我们还活着。” c:130
德国人和日本人在文化、政治和历史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就类似局面下的人类行为而言，他们又十分相似。对于靠犯罪支撑起来、乘人之危发国难财的经济形态，其一大后果是社会凝聚力的崩溃——也就是坂口安吾形容的“堕落”形态之一。具体体现在每个男人——或者更常见的是——每个女人都只顾自己，不问他人。 c:80
犹太人、第三方国籍人员和其他外国人会被看成是一肚子坏水的罪犯，其中一大原因是纯粹的偏见。这是一种人类共有的脾性，在恶劣条件下会更趋强化，另外，普遍的看法也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偏见。 c:41
人更容易对自己的遭遇顾影自怜 c:25
因为战后经济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黑市一举打碎了旧的阶级分层。 c:35
回到德国，我的一大印象是德国人就像一群蚂蚁，在一个业已被摧毁的蚁穴间钻来钻去，他们高度亢奋，迫不及待地忙这忙那，连巢穴被人端了、自己将无处安身立命都不自知。他们唯一担心的是如果没有必需的工具，没人给他们下命令，就没法立刻开展工作。对国殇，他们并不感到太难过，反而充满了想发愤图强的干劲。今天的他们没办法，但要是有，他们定会为明天欢欣鼓舞，欣喜于陈旧不堪、胡乱堆建的巢穴已被推倒，摆在眼前的是建立一流和现代新家园的大好契机。 c:63
人类复仇的欲望就跟“食色性也”一样自然。 c:59
不过分地说，大部分有组织报复事件如果不是因为官方怂恿，根本不会发生。就好比性欲本身很少会直接导致淫乱，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也很少是个体单枪匹马的行为；相反，这需要有人领导和组织。 c:88
她说得没错，在外国占领下，德国人都过着苦日子，是这点阻止了他们自相残杀。报复德国人的是其他人。 c:23
这里流露出的情感十分虔诚，伦多夫说得一点也不错，无论是哪里的人，一旦授权他们对别人恣意妄为，很容易甚至也很乐意做出丧尽天良的事来。但那些犯下伤天害理罪行的人，通常还自以为上帝或什么世俗圣人跟他们是一条战线的。报复心很少是没来由的，背后通常深藏着一段历史渊源、个人恩怨或者集体仇恨。 c:91
但复仇并不仅仅是因为愤怒或军纪败坏。被上峰粗暴对待的下级时而会拿平民撒气。这从一个角度解释了日军在中国为何极其凶残，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他们认为中国人是劣等民族。 c:43
贪婪、民族仇恨、阶级嫉妒、政治宣传、历历在目的德国暴行，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对复仇的渴望。 c:79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一周，苏联红军挥师南下，入侵中国东北，之后苏联军人便在诸如哈尔滨、奉天（沈阳）、新京（长春）等东北的主要城市大肆烧杀抢掠。 c:26
而在共产主义宣传里，法西斯就是资本主义的延伸。盗窃是革命计划的一部分。 c:40
对于德国人的侮辱，最好的回击方式就是还以颜色，强奸女人，而且还得是在公开场合强奸，当着束手无策的男人的面强奸。这是人类冲突史上最原始的一种恐怖手段，而且不是俄国人特有的做派。 c:56
强奸德国女人，特别是那些看似腰缠万贯的富户，让饱受歧视的“劣等人”觉得自己又像男人了，而且最好还要当着雄风不再的昔日“主宰者民族”斗士的面这么干。 c:42
不可一世的德军象征着一个强大、阳刚的民族，把孱弱、堕落和阴柔的法国打得甘拜下风，俯首称臣。笑嘻嘻的法国女郎（française）坐在德国鬼子（Boche）的膝盖上，呷着上好的法国香槟，这一画面就是横向通敌的写照，是最刺痛人心的屈服外敌的象征。所以女人就成了极尽羞辱和惩罚的对象。 c:51
那些最热衷于迫害“德国鬼子的娘们”（filles de Boches）的人在战时一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英勇之举。曾经沦陷的国家一旦光复，所有人都试图标榜自己是抵抗组织成员，戴着新弄到的臂章，端着斯登式冲锋枪，一副趾高气扬的派头。他们四处追捕叛徒和站错队的女人，在扮演英雄的戏码中乐此不疲。过去，因为慑于危险，没有挺身而出，如今报复便成了掩饰良心不安的一种做法。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而且穿越时空。 c:113
波兰人的所作所为似乎是在拿一个更加多灾多难的民族开刀，发泄自己所受的冤屈。 c:30
对于一个弱小的少数民族来讲，作为民族主义对立面的共产主义，长久以来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 c:18
波兰的特殊之处在于掠夺的规模之大。战争中涌现出一批全新的阶级，他们发迹靠的完全是侵占那些被杀害或被赶出家园的业主的财产。持久的负罪感可能导致他们变本加厉。 c:56
波兰人纯粹就是群跟风之徒。他们夺权后是另一幅嘴脸，行事阴沉，偷偷摸摸的，甚至还有点见不得人，比赤裸裸的武力坏得多了。 c:30
这些年轻守卫和他们偏爱的施暴对象，让人不禁联想起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或者中国的红卫兵。让小青年把老师和其他权威人物树为标靶、加以围攻从来就不是一件难事。 c:82
如果官员授意让捷克人对手无寸铁的人下手，他们也会和别人一样无恶不作。在布拉格等城市，人们设立审讯室，对犯人大刑伺候。有党卫军嫌疑的人被吊在路灯灯柱上。1万多名德国平民被塞进斯特拉霍夫足球场，接着机枪对准他们扫射，为的只是寻开心。捷克也组建了同波兰民兵相同性质的革命卫队，年轻的流氓阿飞在得到官方许可后，尽情地将他们的暴力幻想付诸实践。他们带领暴民，不是在街上用石头砸德国人，就是骚扰曾经属于特权阶级、戴着“知识分子眼镜”的德国公民。他们有军方撑腰，而且刚获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也站在他们这边。 c:24
人们逼着德国女人吃下希特勒的照片，还把从她们头上剪下来的头发塞进她们嘴里。 c:13
但事实上，尽管全欧洲的人都在忙于报复，报复德国人、叛徒、辱没国家荣誉的女人、阶级敌人和法西斯分子，那些苦难最深重的人却展现出了惊人的克制。 c:71
由于得不到政治支持，犹太人从未真正实施过复仇。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希望建立一种区别于既往的正常状态，这种状态下，英雄的以色列人将降服荒漠，耕种作物；骄傲的以色列公民兼士兵将与敌作战，保家卫国。欧洲那片土地浸透着战争鲜血，还是离得远些为妙。领袖很有觉悟，他们面向未来。未来一样会充斥流血、族群和宗教冲突，但要流的不是德国人的血。 c:32
托尼·朱特谈到战时的法国，曾这样写道：不管对于积极的抵抗者还是通敌分子，“他们的主要敌人，通常情况下就是彼此：德国人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c:45
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因为日本对中国人犯下的战争罪行向毛泽东主席道歉。毛这个人讲话很有黑色幽默。他让客人别背负心理包袱：说谢谢的应该是我们。他说道，没有你们日本人，我们中共不可能夺权。 c:84
所有这些暂时性的结盟针对的都是内部敌人，并非外敌。 c:13
话说回来，在意大利，报复的背后时常也有政治目的；这是一种反攻倒算的革命行为。共产党游击队将清洗看成是和资本主义的必要斗争。 c:36
在许多国家，共产党和左派是反纳粹和反法西斯抵抗力量的中流砥柱。 c:28
但在1945年，荷兰人可不想让荷属东印度获得解放。同样，法国人也不希望印度支那解放，英国人不希望马来亚解放。 c:13
华人常被叫做“亚洲的犹太人”，他们是日本人在东南亚野蛮行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c:38
日本人利用在被殖民人群当中十分普遍的羞耻感和低人一等的心理，有意煽动反西方和反华情绪。 c:44
对于NICA间谍的定性十分武断：一个人所穿的纱笼（sarong）如果红、白、蓝三种颜色太多的话（荷兰国旗的颜色），就可能被当成荷兰当局的间谍揪出来。 c:24
在一部分法国人看来，似乎阿尔及利亚总算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更有远见的人，包括戴高乐将军，清楚地认识到屠杀当地人是一个让“永恒法国”（La France éternelle）蒙羞的污点。在官方吹嘘的事迹里，法国可是大义凛然地抵御了纳粹的威胁。因此，发生在塞提夫和周边地区的事情许多年来一直被官方掩盖。 c:24
“他们中间可能有真正的爱国者……但是，就这帮举着旗子、满大街乱窜的乌合之众而言，里面尽是些罪犯和低能儿，只要一看到五六条枪，他们立马就会龟缩进鼠洞里。 c:18
麦克白对他夫人说过，冤冤相报，血债血偿。 c:26
二战所引发的人员流散规模空前巨大，究其原因，可以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人为造成的：既出于冷酷的现实考虑，也有意识形态的驱动。比方说：奴隶工程、人口流动、“种族清洗”、国家边界变更、德国和日本两个“主宰者民族”外迁以寻求生存空间、内战爆发，以及整个民族被流放，不是死在屠刀下，就是在流放中忍受煎熬。 c:56
父亲多年来一直渴望回家，但突然间他却心生怯意，以至于离家不远了，他却难以迈开步子。个中原因他已记不太清了，也许是因为无法确定双亲是否还健在，或者老房子还在不在。抑或者，他也许担心魂牵梦萦的团聚会让人尴尬；他不在的时候，可是发生了很多事情。 c:32
曾经遭遇的极端经历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道理解上的鸿沟。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有故事的人。 c:61
捷尔吉没法让人们明白他并未去过什么地狱，他的经历不存在什么超自然的成分，他待的地方是集中营。他怎么可能忘记过去，只想着未来呢，难道过去只是做了个噩梦？或看了部恐怖电影？集中营的生活既非出于自愿，也谈不上舒适，但这终究是生活，是他的生活。你无法忽视这一延续性。问题在于，没有经历过相似情景的人，难以想象当时的情况，他们也不愿去想象，于是就遁入了抽象的话语，一会儿“地狱”，一会儿“恐怖”，而这些东西应该尽快被抛之脑后。 c:54
吃苦受难本来是件很个人化的事，但我们许多人都希望自己的悲惨经历得到别人的承认。如果别人也吃过苦，而且吃的苦明显多过我们，就有可能惹人恼火，也许还能勾起罪恶感，因此才有了“国内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样的话。 c:124
纳粹集中营的其他生还者被告知，不是只有他们才吃过苦；荷兰人也在挨饿，或丢了自行车[插图]，或如何如何不幸云云。犹太人被奉劝不要老是提要求，也不要太得理不饶人。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地位，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感恩。 c:30
如此看来，多数犹太幸存者选择保持缄默就不足为奇了。对于1940年大约15万荷兰犹太人有四分之三未能活下来，他们保持缄默；对于只有区区5000人从集中营返回家乡，他们保持缄默；对于荷兰官僚、警察和法官积极协助纳粹刽子手屠犹，他们保持缄默；对于犹太人被一火车皮一火车皮往外遣送时荷兰人的噤若寒蝉，他们一样保持缄默。 c:40
经历了战时国土沦陷的男男女女，看到别人大难临头时，选择低下头，当做什么也没看见，他们靠这种明哲保身之举，竭尽所能地在国耻中委曲求全。完了却跳出来冒充自己一直是英雄。 c:82
在法国，经过一段时期的狂野报复后，戴高乐政府决意弥合法国社会的深刻裂痕，做法是营造一种多数公民都曾英勇抗击德国人的假象 c:29
但在杜拉斯回忆录的这段文字之中，有些地方也暗示着我父亲害怕回家的原因——担心自己变成陌生人。 c:32
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里，官方歇斯底里的蛊惑导致全民血脉贲张，对于其后果，普通士兵所承担的责任，并不比那些曾高声祝愿他武运长久的普通百姓要多。 c:66
让几百万接受训练、成为国家杀戮机器的年轻人重新做回老百姓，从来都不是一个顺利的过程。吃了败仗的耻辱感让这一转型更难实现。 c:42
修一对妻子的不忠怒不可遏，狂性大发。但忠不忠其实不是重点：真正激起战败士兵怒火的是他为了重获自尊所作的挣扎 c:36
要跨越军旅生涯和凡人生活之间的鸿沟，不管是对战斗英雄，还是对没立过什么重大战功的人来讲，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前者的适应过程甚至可能更为艰难。 c:25
一方面，德国人和日本人对英雄理想丧失了兴趣。他们再也不想和战争扯上关系。另一方面，英国人和美国人却一直未能摆脱对以前峥嵘岁月的怀念，这就导致了一种很要命的倾向，诱使他们未经深思熟虑便贸然发动军事冒险，如此一来他们和他们的国家就能重温一回当英雄的旧梦了。 c:115
无论是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还是纳粹主义，意识形态之争只解释了一部分原因。只要能满足各自的国内目标，所有派别都会与外来势力结盟，纵使是德国入侵者也不例外。 c:54
在官方正史里，所有生活在苏维埃工人乐园里的公民都抗击过法西斯敌人。投降是一种罪行，那些落入德国人之手的苏联人只能是叛徒，并被当成叛徒处置。 c:41
哥萨克人也许是最悲惨的。他们幻想着被大英帝国纳入帐下，送到非洲当兵，或者派到亚洲和日本人作战。英国人有意识地鼓励他们做梦。在不可避免的命运到来之前，只要能让他们保持平静，随便怎样都行。哥萨克人表演精湛的马术，既自娱自乐，也给看守他们的英国人助兴。甚至连解除他们武装靠的都是阴谋诡计；英国人向哥萨克军人承诺，如果他们缴械，就能拿到性能更好的新式武器。英国人意识到，如果没了带头的军官，哥萨克人就不太会违抗命令。5月底，1500名军官被英国人叫去“开会”，说是要商讨他们的未来，晚上就能回家。但事实上，后来就再没人见过他们。被移送给苏军后，那些没有被当即处决的军官被送往古拉格，活下来的寥寥无几。 c:30
哥萨克人只是许多孤苦伶仃、备受打击、最后被历史灭亡的群体之一。实际上，说“历史”太过抽象了。他们是被活生生的人推向毁灭的，背后既有革命思想助推，也缘于清除异己、建立单一种族国家的想法。除了哥萨克人，还有其他人也成了这一思想的牺牲品，有些没准还曾是其信徒。 c:106
即使这样，许多人还是跟纳粹撇清关系，有些还积极反抗过纳粹。但无论是丘吉尔，还是斯大林，都无意作这种细化区分。所有德国人都得卷铺盖走人：罪犯、纳粹、纳粹反对者、男人、女人和儿童，无一例外。 c:29
失去家园、孑然一身的一种可怕之处就在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别人可以对你恣意妄为。 c:46
德国女人时而会遭到苏军、波兰人或捷克人的性侵，她们管自己叫Freiwild，也就是平等猎物的意思。所有无家可归、丧失权利的人基本上都会沦为这种猎物。 c:33
1945年，德国文化遭遇灭顶之灾，连同其被一锅端的还有那些传承德国文化的人。 c:20
就这样，希特勒的“宏图伟业”最终却由那些仇恨德国的人代为完成了。他的计划建立在种族纯洁和单一民族国家的想法之上，这些想法可以追溯至20世纪第一个十年，甚至比这还要早得多的年代。就算我们充分考虑到战后发生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令人毛骨悚然的种族清洗，我们也不应忘记，摧毁中欧地区德国文化的罪魁祸首其实是德国人自己。中欧的犹太人中间有相当一批都是德国上流文化坚定不移的守护者，德国人将他们赶尽杀绝，等于是咎由自取地开启了埋葬德国文化的进程。而在战后，通过把德国人赶出去，波兰人和捷克人以最快的方式为这项工作收了尾。 c:86
然而，战后没多久，就有人尝试用英雄之举来提振犹太人的士气。而且这些举动同犹太复国主义紧密相连，倡导对家园的梦想，借此鼓舞一个受苦受难的民族。 c:11
战争、军事占领和独裁专制不仅让国家山河破碎，而且在精神上也礼崩乐坏，政治合法性更是荡然无存。人们的冷漠腐蚀了公民意识。那些擅长独断专权的人通常都是最令人不齿、也最易受到腐化的群体。而时局扭转时，掌握最大合法性的往往是专政时期最边缘化的人物。 c:73
但是，抵抗运动的真正重要性要待到战火平息后才变得清晰起来。一些人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然抗击外敌的事迹，为那些曾通敌卖国或对杀人不眨眼的政权姑息养奸的社会提供了一种英雄叙事。民主的恢复取决于这些故事，因为它们不仅有助于提振公民的精神面貌，也有助于政府在战后重塑执政合法性，是战后欧洲民族复兴的依托。 c:95
如果彻底肃清战时的官僚和政治体制，就很难剩下有知识和能力维持国家运转的人才。但是，总要做点什么，好让人们觉得正义得到了伸张。 c:46
“所有不止在名义上参与过纳粹党活动的党员，以及所有对盟军目标怀有敌意的人员，都将被开除公职或准公职，也不得留任重要私营部门的负责人”。 c:12
根据他俩的观点，第三帝国是“极权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典型例证。纳粹运动背后站着的是实业家。而迫害犹太人的真正目的是转移大众对垄断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 c:30
有14万德国人因此丢了工作，其中不少人只是低级官员和机会主义者，因为慑于纳粹淫威或出于个人野心而入党。与此同时，地位更高、罪孽更深重的“大鱼”却安然无恙：有些商人不屑于入党，但靠从犹太人那里抢来的资产发家致富；有些银行家从被杀害的犹太人嘴里拔掉金牙，囤积黄金；有些教授大肆宣扬令人厌恶的种族主义理论；有些律师和法官对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政令亦步亦趋，指控爱上“劣等民族”的男男女女犯有颠覆纳粹政权罪，或者“有辱种族名誉罪”。 c:22
1946年后一段时期的主题词是“漂洗运动”（Persilschein）， Persil是一种漂白衣物的消毒剂。不计其数的原纳粹分子拿到的“漂白”文件把他们不久前的历史污点洗得一干二净。就连证明一个人曾在纳粹集中营蹲过大牢的文件都能在黑市上买到；每份售价25000德国马克，可谓价格不菲，但对多数原党卫队军官来讲，这点钱他们还出得起。 c:38
苏联人想的是重建“反法西斯”德国，作为横亘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中间的缓冲；英美两国和盟友想的则是让“他们的”德国成为对抗共产主义的民主堡垒。 c:27
如果有什么机构在日本对外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话，那一定是官僚组织：具体而言是负责查禁异见的内务省，以及负责战时工业规划的通商产业省（战争期间被并入军需省）。甚至连大藏省也应算在内，因为其曾经大举搜刮亚洲被征服国家的资源。 c:21
对于麦克阿瑟军政府里的新政派，这是他们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一是解散财阀，二是土地改革，后面一条可以说压垮了日本农村“封建主义”的脊梁。 c:28
那位曾被派到满洲负责劳工项目的军需大臣，后来参与策划了日本的帝国主义扩张事业，史称“大东亚共荣圈”。他被捕过，却从未被正式指控犯有战争罪行。他叫岸信介，在出狱后仕途蒸蒸日上，后来成为日本首相。 c:48
要想在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恢复合法性，一种办法是找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并团结在其周围。这既可以是一位备受爱戴的君王，也可以是抵抗外敌的义士，甚至是某位俨然一副救世主派头的外国将军。 c:82
但事实上，双方常把日本侵略看成是比较烦人的一出插曲，而美国人早晚都会出手收拾残局。真正的敌人在国内。 c:52
共产党的部队大约有一百万人，另外还有两百万民兵，他们本也可以成为专横跋扈的主子，但至少他们懂得作风纪律的意义。共产党的军民关系搞得更好；他们意识到，要打赢战争，部分靠的是宣传。被老百姓视为一支英雄的人民之师是他们的一笔宝贵财富。 c:46
但在1945年9月9日，同样是这个冈村，在向何应钦将军投降时，何将军竟然朝这位日本将军鞠了一躬，并对羞辱性的受降仪式让他丢脸表示歉意。何应钦曾在东京的陆军士官学校就读，和冈村宁次是师生关系，何尊称他为“sensai”，即日语里的老师之意。就这样，冈村依旧身居南京的外交部大楼，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三年后，他被南京法庭起诉犯有战争罪，但之后蒋委员长亲自出面，让他免于再受屈辱，国民党还聘请他做军事顾问。冈村宁次于1966年死在病床上，死时很安详。 c:60
东北的局势后来严重恶化；1948年，长春一役中，共有30万平民死于饥饿和疾病。 c:24
戴高乐意识到，一方面，正义只有看得见才算得到了伸张；另一方面，法国已经伤痕累累，禁不起大规模的清洗了，否则社会将面临难以忍受的压力。 c:20
同别国情况相似，法国工商业精英大体上没有受到冲击。那些臭名昭著的纳粹同情者，比如香水生产商欧莱雅的创始人，全都安然无恙。 c:38
戴高乐捏合法国社会的方式，和盟军“修复”日本、意大利、比利时乃至德国的做法没什么两样：把对战前精英的打击降到最低限度。无法坐视国家进一步两极分化的他需要商人、金融家、律师、教授、医生和官僚发挥才干。 c:59
中共为什么坚持要举行审判？干吗不直接枪毙了流氓恶棍？很明显，他们希望这些处决在人们眼里是合法的。建立某种形式的法制是获取合法性的必要条件，甚至在专政体制内亦是如此，或者说在专政体制内尤其如此。但在摆样子、走过场的公审中，法律的概念完全是政治化的。审判是一种仪式，为的是彰显共产党的权威。 c:145
一位匈牙利法律专家一语道破了人民审判的真正目的。审判并惩罚战犯不单单是因为他们“触犯了法律”，而是“要为他们犯下的政治错误报复他们……” c:77
同样，历史也被牢牢地控制在新秩序的权威之下 c:18
即使没有所谓的集体罪行一说，有罪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审也审不过来。然而，正义必须看得见才行。有些罪行的主体成千上万，而且背后还有上百万人摇旗助威。这倒不是说代为受审的人就是替罪羊。但话说回来，部分案例中，一些人的确是因为象征意义而被推到台前受审，原因是没有条件审判其他人，他们或人数众多，或逃之夭夭，或出于政治原因受到庇护。 c:43
麦克阿瑟以他汪洋恣意的文采，道出了同时代人的普遍情绪：审判德国和日本战犯以及他们的帮凶，不只是为了恢复法治，还为了重塑“文明”。 c:44
抓两个通敌卖国的代表人物树立典型，这让千百万没有勇气挺身而出的人自我感觉良好了些。 c:17
主导审判的是公众情绪；法律只是在回应街谈巷议。 c:58
认识到人类作恶的能力能引导其余人向善；了解人性最坏的一面是一种文明教化的过程。 c:87
当基于意识形态实施的大屠杀成为一项政府政策后，上至帝国党卫队头子，下至管理铁路运行计划的低级官僚，所有人都脱不了干系。那些“禽兽”只是比别人欠下了更多的血债而已。 c:48
冗长乏味的气氛让复仇的枪口哑了火，这正是纽伦堡的最大意义所在。 c:31
1945年8月，一个新的法律条目，“反人类罪”，在《国际军事法庭（伦敦）宪章》得到确立，丰富了战争罪的内涵。另一个法律新名词是“破坏和平罪”，意思是策划和发动侵略战争。策划发生在实际战争之前，这就给阴谋入罪创造了空间。 c:35
那么正义是否得到了伸张？整肃和审判足以保障正义实现，并被人看在眼里么？答案只能是否定的；太多罪犯逍遥法外，有些事业飞黄腾达，蒸蒸日上，而罪行远比他们轻的人则成了代人受过的替罪羔羊。但即使是在最具天时地利的情况下，全盘正义也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出于政治原因和实际操作困难，这点无法实现。法不责众，你不可能审判上百万人。在惩治有罪之人和考虑其他诉求之间必须求得平衡。过于意气用事只会使社会重建裹足不前。而若不付诸全力，让恶贯满盈的战犯伏法，则会使任何正义感都大打折扣。这是一种微妙的衡平，不可避免会有缺陷。 c:92
然而，机会主义精神有时也许是人类最有用的品质。 c:23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审判这些被告的依据将被明日历史用来评价我们。给这些被告一杯毒酒，等于向我们自己嘴里灌酒。” c:37
但凡在人类史上最惨烈冲突中受过罪的人，都抱有“决不让历史重演”这种情绪。但这对许多人来讲不只是一种情绪；这是一种理想，也许是乌托邦，但这代表了一种信仰：在战争的灰烬中，人类可以建立一个崭新而美好的世界。 c:90
当然了，并非一切皆有可能。人类社会没有所谓的白纸一张之说，历史更不是想忘就忘得了的。另外，尽管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过去的惨剧不能重演，但是对于如何确保这点则形成不了多少共识。不单是乌托邦理想，哪怕退而求其次，只是希冀政治变革的企求，也都呈现出各种面貌。 c:38
一位法国政客当时说过，不懂知恩图报是一个强大民族的特点，也许这话说得没错。 c:53
但是这些铲平阶级划分的经历同时也营造出一种崭新的权利意识，使得过去的不平等再也无法维持下去。这是英国人认识到的“绝不让历史重演”。 c:25
除开阶级情绪，另一个解释战争为什么改变了人们社会政治态度的原因是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了。 c:32
并不是说工党的政客比保守党更积极地支持文艺推广，事实往往相反。但是他还是把票投给了工党，因为每个人都有权过上文明的生活：“要让英格兰变成一片乐土，就必须铲平阶级秩序，只要有社会主义，这点就能实现。” c:28
英国的社会主义有着强大的基督教根源，并且浸淫于维多利亚时期的改良主义传统中，强调通过文化熏陶和艺术技艺打造一个纯净如画、田园牧歌般的英格兰。 c:38
通过计划创建完美社会是20世纪最宏大的信仰之一。 c:14
法国左派对戴高乐的看法和许多英国人对丘吉尔的看法相近。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各自时代的伟人，但也是阻碍进步的反动派。 c:33
最厉害的规划者还是日本人。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早期，“满洲国”这一依附于日本的伪政权，是当时全世界规划最完美的殖民地，有点像日本泛亚主义的梦想宫殿。 c:29
管日本统治者叫法西斯并不准确。他们清一色都是民族主义者，不少是军国主义者，相当一部分人笃信官方宣传的那套泛亚主义理想——在日本带领下，将会诞生一个摆脱西式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崭新亚洲。 c:20
包括新政派在内的美国官员有一块很大的心病，担心日本人为极端经济窘境所迫，难以招架共产主义的诱惑。应对办法是通过重建日本的工业能力，确保日本人能够尽快养活自己，防止让军事利益或大企业的贪婪扰乱这一进程。而要做到这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经济政策交给经验最丰富的日本人，交到能为未来做打算、把公共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并且具有爱国情怀和均贫富抱负的公务员手里；也就是说，要交到基本未被整肃的大藏省和商工省官僚手里。 c:24
通过借鉴战时日本军政府的计划经济模式，并让韩国财阀（chaebol）同政府保持统一步调，韩国经济一时间突飞猛进。这位强人总统于1942年以全班最优异的成绩从新京的伪满洲国军官学校毕业，之后加入日本关东军，官至中尉。1948年，在韩军中服役的他被开除军籍，理由是参与针对李承晚的阴谋政变。他在战时的日文名字叫高木正雄，真名叫朴正熙。支持他的日本人包括岸信介，后者也是伪满遗老。 c:44
乌托邦梦想注定是南柯一梦，破灭后被人弃之如敝屣。但其破灭的方式各不相同，而且常常留下痕迹。 c:25
三D政策”：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去纳粹化（Denazification）和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c:50
再教育还被视为心理战的延伸，是军队进行政工宣传的工具。 c:18
德国人的问题在于，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对任何替他们代劳做决定的政府都照单全收，这点很要命”。 c:42
每当君特·格拉斯所在战俘营的教官给德国人讲种族主义的危害时，战俘们就会抛出美国国内“黑鬼”处境的问题，搞得他很尴尬。 c:24
纳粹官方论调咄咄逼人、夸大其词的语气几乎是无缝对接地嫁接在了共产党的办事风格中——除此之外，还有踢正步、大会操和对阅兵式的癖好，与之相伴的常常是一大群人吼出震天响的口号，边吼还边向空中挥拳，以示对友谊与和平的赞美。 c:57
再教育的目的是教会德国人——之后是日本人——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价值。然而，关于言论自由的训诫却是由几乎拥有绝对权力的军事当局给出的，其宣传往往是心理战的延伸，而且只要合其目的，就会毫不含糊地诉诸审查制度。 c:44
真正塑造德国未来的，不是文化、教育、司法，甚至也不是全民道德，而是政治局势、冷战、在欧洲建立强大民主国家的需要、德国精英的投机主义、美国的利益，以及罗贝尔·舒曼口中“让战争（在欧洲）变得不可能”和“促进世界和平”的乌托邦计划。 c:59
解读日本人行为的一种方法是将其看成典型的东方式溜须拍马，既不真诚，也以自我为中心，而且很契合长久以来奉迎强大统治者的传统。 c:43
1960年，首相岸信介——战时日本的阿尔伯特·施佩尔——批准通过了《美日安保协定》，日本就此沦为美军在亚洲的永久性军事基地。 c:13
但多数日本人都不同意尼克松的看法。他们拒绝修宪，是因为对宪法充满了自豪。和平主义让一个曾经在历次血腥战争中屠戮了上百万人的民族感到自己拥有了一种崭新的道德目标意识，甚至是道德优越感。日本会带领世界进入一个和平的新时代。 c:50
在早期泛欧主义者看来，永久和平和基督教统一往往是一回事。和平统一是一种宗教观念，一种基督教乌托邦。其未必要局限于欧洲大陆，而是同基督教一样，是普世性的抱负。在理想状态下，上帝的人间天国里是不需要国家边界的。 c:30
二战末期出现了一种从宗教理想主义到理性理想主义的类似转向。 c:17
塑造战后国际体制（实际上这一工作战时就已启动）的更多是政治因素，而不是宗教或道德理想。鉴于政治性解决方法向来就不甚理想，新秩序必然是有缺憾的。 c:35
这“四大自由”因为漫画家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煽情的作品而名扬后世，它们分别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c:88
所有大国中，只有政客商人宋子文（T. V. Soong）代表的中国表态称“如有必要，可舍弃部分主权”。[插图]中国甚至还准备好了放弃大国否决权。但是由于蒋介石对中国的控制已经显得风雨飘摇，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高风亮节并未引起多大反响。 c:44
贝文说得没错，但他无意间揭示了世界政府理想的巨大缺陷。其要有效运转，就得依赖大国联盟。如果联盟成员一条心，某种全球威权主义——类似拿破仑战争失败后，梅特涅操纵下的神圣同盟——就会威胁世界。如果联盟人心涣散，那么羽翼未丰的联合国就形同虚设，然后另一场或许更具破坏性的战争就会日渐迫近。 c:45
在世界大战中，无论哪个角落都很重要。但到了和平年代，家是人们心里唯一的牵挂。 c:61
国家千疮百孔，肩负重建任务的人们无暇庆祝，甚至无暇哀悼逝者。眼下有活要干。这一认识让人看清现实。比起战争和解放的大起大落，现实要灰色，有序，但也平淡多了。当然，战火并未熄灭，一些地区爆发了反抗宗主国的殖民战争和剿灭本国敌人的内战，新的专制政权也被扶植起来。但对上百万的人而言，曾经经历大场面的兴奋之情足以伴随一生。对于往事，有些人不愿再忆起；另一些人或许境遇较好，回首往事时还带着一丝留恋——那个有趣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c:25
当然，这样的世界不会长久，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但这不是我们不向1945年的男男女女，向他们的苦难、憧憬和抱负致敬的理由，纵然许多期待终将化为灰烬，一如世间万物。 c: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