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兰多·费吉斯 - 精品小说榜-社会小说
第一次深入探索“全面控制时代”中普通人窒息的生存状态和扭曲的内心世。斯大林时代（1924—1953）既是一个全面控制时代的开端，也是它的高潮时刻。经过改造的苏维埃人，既恐惧政治权力，又对它无比崇拜。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成了“耳语者”——或藏身于角落窃窃私语、互诉衷肠，或暗中迎合，成为向当局告密的举报人。许多关于苏联的历史著作都聚焦于恐怖的外在现象——古拉格、逮捕、判刑、囚禁甚至杀害，却几乎没有人关注普通的苏联人过着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是什么。《耳语者》所关注的正是最为广泛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在心灵，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时期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口述历史著作。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c:329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曾相信苏联帝国将存续上千年。 c:84
他们象征了最值得赞叹的人类精神——即使你身处最可怕的环境，仍能诚实地面对自身的经验、坚持内心价值。 c:401
我很好奇，在一个黑白颠倒的时代，人们该怎样度过这漫漫长夜。 c:253
极权主义的本质——它首先是一个道德与价值的体制，它以崇高的价值与道德诱惑人，而靠使人丧失价值与道德来维系它的存在。 c:935
她现在声称，之所以成为共产党员（直到该党在1991年遭到取缔），不是因为相信它的意识形态，而是想转移他人的猜疑，以保护自己的家庭。她也许认为，入党将有助于自己的职业生涯。 c:219
斯大林统治的持续恶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个沉默而顺从的民族，像安东尼娜一样，学会了缄口不谈自己的过去 c:443
如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所叙述的，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既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领袖崇拜，而在于“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 c:435
它们无法为千百万普通老百姓代言。不少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并不同样心怀这种内心的自由或异议。恰恰相反，他们默默接受和内化了该制度的基本价值，尽可能顺从它的公共规则，甚至在犯罪过程中沦作为虎作伥的帮手。 c:360
叶丽萨维塔·德拉布金娜 c:24
布尔什维克投入战斗的第一个舞台是家庭。20世纪20年代，他们坚信“资产阶级家庭”对社会是有害的：它是内向和保守的，是宗教、迷信、无知、偏见的堡垒，提倡自我中心和物质占有欲，压迫妇女和儿童。布尔什维克预计，等到苏俄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家庭将会消亡。其时，国家承担家庭的所有基本职能，在公共中心和公寓区里提供托儿、洗衣、食堂等服务。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妇女，可自由加入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大军；激进派相信，以男性为主的婚姻和相应的性道德都会消亡，将被“爱情的自由结合”所取代。 c:350
母亲还禁止马克斯娜邀请学校的朋友到家里来，她的理由是：最好不要让他们看到党领导过的舒适生活——尽管仍属适度的，且带有斯巴达风格——特别是与他人的生活相比之下。 c:135
20世纪20年代的布尔什维克理想主义者，将这种斯巴达式生活方式奉若神谕戒律。他们继承了地下工作的禁欲主义，在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更将之转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做人的原则。 c:203
人家只能吃面包和鸡蛋，而我们吃鱼或香肠，这实在可耻，我们凭什么要比人家过得更好？” c:33
受苦受难，摧毁了渺小者，锻炼了顽强者。 c:35
高尔基的真名是阿列克谢·帕申科夫 c:14
苏维埃学校的整个目的，不管是通过墙报和列宁角，还是通过理事会和委员会，都旨在灌输孩子是潜在革命者的观念：一旦有党的呼吁，随时准备奋起挑战——如有必要，甚至针对自己的父母 c:157
少先队将取代家庭，成为影响苏维埃儿童的主要力量；它将教育少先队员学会勤劳和听话，以达到思想和行动上的纯洁。 c:122
并非所有的少先队员都像罗马什金一样投入。对许多儿童来说，少先队活动其实只是一种游戏。 c:16
党的学说是所有追随者的信条，集体作出的判断就是终极的正义。如果领袖指出某党员有罪，后者只得悔改，向党下跪，欢迎党的判决。如果为自己辩护，无疑是对党的意志抱有异议，是罪上加罪。这解释了为何这么多布尔什维克，即使是无辜的，也在清洗中认命。 c:258
每一个成员都要向集体袒露内在的自我，此种公共文化是布尔什维克所独有的——纳粹或法西斯的运动没有如此的要求，纳粹党或法西斯运动中的个体，只要坚持党的规则和意识形态，仍可享有自己的私人生活——直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c:223
对老一辈来说，这种情况构成了道德困境。他们一方面希望将家庭的传统和信仰传给子孙，另一方面又想把他们培养成苏维埃公民。 c:101
他们知道，孩子长大后如果想取得成功，必须适应苏维埃文化。这种妥协在专业人士的家庭特别常见，家长们明白，实现孩子的理想，还需依赖国家的认可。 c:9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高级的布尔什维克倾向于雇用最昂贵的保姆；一般来说，她们恰恰最有可能怀揣反动的思想。 c:96
布尔什维克试图把他们划分成对立的社会阶层——富农（农村资产阶级）和贫农（所谓的农村无产阶级）——却以失败告终。 c:94
维滕贝格一家深受公共服务精神的影响，这几乎是19世纪知识分子的标志性特征。 c:35
这样的童年生活对西蒙诺夫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从小接受的军人价值（如他自己所定义的“服从、自觉、时刻准备克服一切障碍、必须说‘是’或‘不是’、爱憎分明”），使他全力拥护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苏维埃准军事制度。 c:29
在我的意识中，此事并不显得可怕、悲惨、令人不安，或多或少反而有点正常。 c:32
很难讲清这些狂热活动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动机——从小浸润于公共服务精神的少年，现在迸发出充沛的精力；或者，他在打小算盘，冀望通过积极表现来掩饰社会出身，以保障自己在苏维埃社会的地位；或者，完全出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热烈信念。不管如何，这就是西蒙诺夫参与斯大林政权的开端。 c:62
商人阶层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式来适应新政权，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出笼之后。 c:12
到了1923年和1924年，商品的短缺和价格的上涨引发了无产阶级对新经济人及其财富的强烈不满。为了抚慰大众的骚动，市苏维埃政府关闭了30万家私人生意。拉斯金一家成为该反弹政策的受害者。 c:69
在第一代苏维埃犹太人中，拉斯金一家非常典型，都认同俄国革命中的国际主义。因为它承诺将消除民族之间的偏见和不平等，它所憧憬的现代化城市，将为犹太人打开通向一般学校、大学、科学、艺术、职业、贸易的大门。 c:69
有些犹太家庭，其成为“苏维埃人”的愿望，反映在尽量抑制自己与犹太文化或宗教的藕断丝连上。 c:39
随着新经济政策受到进一步的攻击，新都市犹太人的前景变得暗淡。1928年，莫斯科苏维埃再次向小商贩征收特殊营业税。 c:15
斯大林充分利用这类浪漫概念：内战是“英雄时期”，苏联国家正与国内外的资本主义敌人展开恒久的斗争。他捏造了1927年的“战争恫吓”，让苏联报刊充斥英国“间谍”和“反苏入侵计划”的假新闻，用这种恐惧来呼吁搜捕大批的潜在“敌人”（保皇分子和“遗民”），呼吁人们全力支持五年计划和扩军。 c:144
尼古拉·戈洛温在7月的公社会议上曾告诫大家，“在自己的农庄，我们辛苦是为自己；在集体农庄，我们将再次成为农奴”。 c:99
集体化是苏维埃历史上巨大的转折点。它摧毁了数世纪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家庭农庄、古老的农民公社、独立的村庄、教堂、农村市场。在布尔什维克看来，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障碍。 c:184
瓦伦蒂娜最早的记忆是与父母从燃烧的家中逃出，此次纵火是村里共产党人下的命令，特意选在家人都已睡着的半夜。 c:26
有人震惊于野蛮的暴力，有人憎恨自己扮演的角色，但很清楚自己是在做什么（他们无法辩解自己的一无所知，或只是在“奉命行事”）。他们都相信，如果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 c:77
农民抱怨集体化是“第二次农奴制”。他们的祖先沦为农奴，受地主的剥削，现在自己也被绑在土地上，受国家的剥削。 c:134
早期的古拉格系统，即使像沙尔铁那样的偏远、孤立的定居地，其意识形态的重点仍放在促使不符合“苏维埃人格”的人，通过改造而“重新做人”（perekovka）。 c:70
看到我，既不害怕，也不惊讶。父亲和我打招呼，仿佛前一天刚刚见过我。 c:13
谢拉菲玛镶有几颗金牙，有时会拔出来一颗以备急需，用它搭乘农民的大车或贿赂官员。 c:30
我们住在自己的小小角落，既不伤害他人，也不依靠他人。” c:14
古拉格不仅向白海运河那样的建设项目提供劳工，本身也是工业化的一部分。 c:41
在早期的古拉格系统中，维舍拉是非常典型的。以苦役来“重塑”苏维埃新人的想法，并不仅只是宣传，更是许多布尔什维克的信念。 c:71
一份省级杂志警告，没有举报自己家人的少先队员，应受到怀疑，如果发现是由于缺乏警惕性，少先队员自己也应受到举报。在这种氛围中，家长们害怕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说话也就不足为怪了。 c:105
除了恐惧，还有其他相互矛盾的冲动和情感——被动、内向、羞愧、自卑——能在同一人身上，既激起他对苏维埃政权的秘密憎恨，又激起他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决心，以此克服自己的出身不纯。人陷入如此的双重人格，变得不知所措，其公众形象完全吞噬了他的内心世界。有人这么回忆：“我开始觉得，我就是我正在扮演的人物。” c:99
西蒙诺夫在继父被捕一事上的反应，不是责备和质疑苏维埃政权，而是更加努力工作，以补贴家用。也许，继父的被捕更加强了他的信念：为了保护自己，他必须夯实自己的无产阶级身份。 c:20
很多“富农”子女最终变为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甚至加入国家的镇压机关，开创出一片事业）。 c:68
我每天的遮掩，我内心的秘密——他们不允许我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我不能有任何的自由思想，不能公开、明确地站出来。相反，我不得不鹦鹉学舌，必须走在不平的路面，朝阻力最小的方向。这真是非常糟糕。不知不觉中，我染上了阿谀奉承者和老狐狸的品性：软弱、卑怯，总是屈服。 c:70
对于许多“富农”子女而言，渴望被认作苏维埃人，亟想成为社会中有价值之人，与其说与政治或个人身份有关，毋宁说应该归功于自己的努力和勤奋。 c:43
这个政府可以生杀予夺，因为我们是富农，没有任何权利，只能在沉默无言中忍受一切。 c:55
安东尼娜的信心和雄心在与日俱增，决定不再努力让人接受真实的她，而是为自己编造全新的身份。每当填写新表，她就开始撒谎。 c:13
我一开口，就要动脑筋：我忘掉了什么？我说的话会使人生疑吗？无时无刻不是这样……我很怕，就会保持沉默。这种恐惧伴我一生，须臾不离……妈妈总说：“当你与狼一起生活时，就必须学会狼的习性！” c:38
这些无产阶级宫殿的辉煌，与大多数人生活空间的拥挤和肮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它们又发挥了异常重要的宣教功能（与历史上教会扮演的角色没有两样）。地铁站的华美激励了民众的自豪和崇敬，加强了他们对公共目标和苏维埃价值的信念。 c:139
20世纪30年代早期涌现出的精英，一般来讲，比较循规蹈矩，比较听从当初提拔他们的领导干部。他们平均只接受过7年教育，很少能作独立的政治思考，只会借用报刊上党领导的发言，鹦鹉学舌，重复其宣传口号和政治术语。 c:91
斯大林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等级制度的建立紧密相连，该制度又以物质奖励为基础。对金字塔顶端的人来说，勤奋和忠诚能带来即时的奖励；对底部的人来说，只有奖励的许诺，兑现则还须等待共产主义的实现。 c:112
奥克萨娜在回忆录中回顾这些事件，归纳出引起家人争吵的三种相互矛盾的财产观：贵族的旧姿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斯巴达式，以及苏维埃新精英的物质享受。 c:87
尽管有人人平等的形象和理想，但在事实上，这仍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即使都是穷人，也存在硬性的等级。 c:132
共用公寓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缩影。布尔什维克相信，迫使人们分享他们的生活空间，可促使他们在基本思想和行为上更加共产主义化。私人空间和财产会逐渐消失，家庭生活将为共产党人的友爱和组织所取代，私人生活将受到社区的相互监督和控制。 c:150
缺乏隐私是紧张的最大来源。 c:60
共用公寓几乎造就了新型的苏维埃人格。孩子特别容易接受集体价值和习惯的影响。在共用公寓里，家庭失去了对所抚育的子女的掌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往往不堪一击，被共用公寓的共同原则所取代。米诺拉·诺维科娃反思自己的童年，相信共用公寓的生活已使自己的思维偏向“我们”，而不是“我”。 c:75
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倾向于认为，在通向真实而有形的天堂的道路上，要经历“一系列战略阶段”。这个未来既是当前的考虑因素，又规定了历史进程，从而将特殊意义赋予日常生活。 c:83
接受这种对未来的憧憬，需要采取一定的姿态，使自己能够顺利滑向与政权的合作。这意味着接受“党是真理源泉”的说法。对许多人来说，这样的信念涉及不间断的思想斗争：一边是观察现实得来的真理，另一边是党的更高层次的革命真理。他们被迫生活在这两种真理中间的夹缝地带——既承认苏维埃体制的失败，又相信未来的美好生活——他们只有通过政治信仰的自觉行为，才能做到这一点。 c:108
西蒙诺夫的遗憾是基于他以后获得的认知——他一直在与摧残自己姨妈的迫害制度携手合作。 c:32
帕维尔的故事提醒我们，古拉格远远超越监狱营地本身。它是苏维埃工业的主要驱动力之一，雇用了大批专家和技术员——工程师、地质学家、建筑师、研究员甚至飞机设计师——向他们提供独特的机会，让他们发展各自的事业。 c:116
古拉格大大改变了很多囚犯的价值观和选择顺序——尤其是为自己的理想牺牲甚多的“政治犯”。之前，他们可能在职业中或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中，寻求自己的满足和幸福；现在，劳改营或流放中的多年求生迫使他们重新考量，转而愈加重视家庭的价值。 c:82
这是最后一封信。不久，9月17日，尼古拉就遭行刑队枪决。 c:28
在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中——至少130万人因危害国家罪而被捕——共产国际是斯大林的主要目标之一。其中的原因值得研究，因为它是解答大恐怖起源之谜的关键。 c:106
1935年，苏维埃政府把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降至12岁——部分原因是为了威胁囚犯，如果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自己的孩子也会被捕（当年的第二个法令，允许逮捕和监禁犯了危害国家罪的囚犯的亲属）。事实上，这无疑宣告了人质制度的建立。 c:128
社会低层的广大民众，只是忙于工作，悄悄耳语。有些人甚至没有任何想法，无需耳语；对他们来说，“一切本该如此”。另有些人躲在孤独中自言自语，默默遁入自己的工作。还有不少人，学会了保持绝对的沉默……就像躺在坟墓里一样。 c:96
举报人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自愿的，通常出于物质奖励、政治信仰或是对受害者的憎恨；一类是非自愿的，出于警方的威胁或因帮助被拘亲人的承诺而身陷困境。 c:63
恐惧促使人们尽量洗清自己——让自己更加清白——抹去与潜在“敌人”的任何接触。在最狂热的举报人当中，很多人自己有“历史污点”（富农、阶级敌人或前反对派的子女） c:89
在这种不信任、仇恨和恶意的气氛当中，小小的争执和嫉妒很容易演变成举报。 c:21
性和爱往往在这些致命的争执中发挥作用。大恐怖时期，大量被抛弃的恋人、妻子、丈夫，成了举报人的受害者。 c:62
职业私心和物质奖励，几乎是所有举报人的动力。这些动力往往又以复杂的形式，与政治信仰和恐惧混在一起。 c:122
在大恐怖时期，事业中的进展必然涉及道德上的妥协，如果不是赤裸裸的举报，就是与斯大林政权默默勾结。 c:75
让我们直面那个时代吧，你不能原谅的，不但有斯大林，还有你自己。这并不是说，你做了坏事——也许你什么错事也没做，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但你已习惯于邪恶。1937至1938年发生的事件，现在显得离奇且狠毒，但对当时二十三四岁的你来说，反而成了一种规范，几乎是习以为常。你身处这些事件当中，对一切都装聋作哑。当你周围的人被枪决、打死或突然销声匿迹时，你却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 c:117
恐惧扯断了友谊、爱和信任的纽带，也撕裂了凝聚一个社会的道德关系。人们在混乱中争求各自的生存，相互竞斗，反目成仇。 c:154
就真正的共产党人而言，党领导告知他们的是毋庸置疑的。这无关乎他们是否相信图哈切夫斯基或布哈林是间谍，而在于他们是否接受自己信奉的党的判决。 c:61
事实上，这种对精英的不信任有助于解释清洗为何在部分民众中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他们将大恐怖视作“主人之间的争吵”，与己无关。 c:55
“与其放弃对斯大林的希望，倒不如继续相信他，认为他只是受了人民公敌的欺骗。这样做，使我们[受迫害者]更容易在惩罚中存活下去。” c:87
人们以各种方式来应付疑惑，或予以压制，或加以合理化，来维护他们共产主义的基本信念。 c:82
最温和同时又是最普遍的背叛，是不直接做坏事，只是漠视旁边的倒霉人，不给予帮助，畏缩不前，转身离开。他们已经逮捕你的邻居、你的同事甚至你的密友，你却保持沉默，装作一无所知。 c:150
我们有法律，但没有合法性。 c:39
大恐怖破坏了凝聚家庭的信任。妻子怀疑丈夫，丈夫怀疑妻子。在各种家庭关系中，率先断裂的通常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纽带。 c:63
关于我的案情，也毋庸多讲，根本都不能成立，只是一个肥皂泡，却吹得像一头大象。现在不是、过去不是、从来就不是的东西，叫我如何去反驳。 c:26
她必须站在齐腰深的冷水中，每天挖泥16小时。她因此病倒，死于1940年冬天一个无法确定的时辰。 c:12
当时，祖母和外祖母救下孩子的故事司空见惯。从大恐怖的一开始，将受迫害家庭的幸免者维系在一起的责任，往往落到她们的肩上。她们不为人知的英雄行为，实属苏维埃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事迹之一。 c:87
：“外祖母已看透一切，知道苏维埃政权的实质，不会轻易相信。革命爆发时，她已近40岁。” c:33
祖母、外祖母们成了家庭和劳改营之间的重要通讯者，她们既是写信人，又是读信人，维系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重要连结。数百万家庭，就凭这种连结，得以幸存于古拉格的分隔。 c:22
孤儿院的道德体系——强大的集体精神和微弱的家庭联系——使之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和红军的主要招募场所之一。 c:82
当时有一条政策，有意提高孤儿的年龄，让他们够条件去参军或从事工业生产。 c:31
数百万孩子在苏维埃制度和其“敌人”之间的灰色地带长大，内心时常处于争相表忠与抗争冲动的撕扯之中。一方面，家庭出身的污点增强了他们证明自己是社会平等成员的需求。这意味着他们必须遵循苏维埃的理想，加入了共青团，甚至共产党。另一方面，这些孩子不禁会对给家人带来这么多痛苦的制度生出疏远之感。 c:73
“奇怪孤儿”中的许多人，回顾自己的少年时代时，都记得有这样一个时刻——他们所衷心盼望的——遭受压迫的耻辱突然消失，他们重被接受为“苏维埃公民”。这种为社会所接受的渴望，几乎是所有“人民公敌”子女的共同心声。只有很少人对苏维埃制度产生厌恶，或干脆反对。 c:54
对于大多数青少年而言，加入共青团象征了从“人民公敌”的孩子到“苏维埃公民”的过渡。 c:29
背弃自己家庭的传统和信仰，通常是进入苏维埃社会所必需的牺牲。 c:54
我只想获得平等人的认可，入党就是为此。我绝不是为了职业发展而申请入党的。 c:16
劳改营没有红领巾，所以少先队员只得自制，他们用劳改营中到处都是的像蜂群一样的蚊子的血，来染红一条条棉布。 c:22
我们对爱、温柔、爱抚的需求如此强烈，甚至达到了精神错乱、以头撞墙、意欲自杀的程度。我们都想要一个孩子——所有人中最亲爱最亲近的，我们甚至愿意为之放弃自己的生命。我克制自己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我真是渴望能亲手怀抱的小生命，在孤独、压迫、屈辱的漫长岁月里，又可有所寄托。 c:32
回到莫斯科反而变成了弗拉基米尔的自我毁灭。不久，他因“失败主义言论和散播恐慌”的罪名而被捕，判处劳改10年。他曾与莫斯科煤气托拉斯的同事交谈，言及自己在前线亲眼目睹的混乱。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这样的谈话导致多人被捕，因为苏维埃当局在拼命压制有关军事灾难的消息。 c:54
苏维埃军队在1941年的根本缺陷是1937至1938年的军队清洗所营造的气氛。他看到，大恐怖破坏了军官的权威，使他们在作出军事决策、采取主动行动时不愿承担责任，以逃避上级的处罚和在旁监视的政委的举报。他们被动地等待总是姗姗来迟的上级命令，无法随机应变，以改善战场上的军事形势。 c:99
战争一旦爆发，审查愈益加强。战争开始后第3天，就成立了苏联新闻社（Sovinformbiuro），以控制所有报刊和电台的报道。政府试图向公众隐瞒军事灾难，操控新闻，以鼓舞士气。像西蒙诺夫那样的记者，即使要写前线的挫折，其写出的报道也应有积极和乐观的精神。他们所写出的，几乎总是受到审查员的删减或修改。 c:33
人们奋起承担首都的防卫，与其说是出于对苏维埃政权的效忠，毋宁说是出于对莫斯科城的爱国主义。 c:17
这场战争使西蒙诺夫成为“斯大林主义者”。他开始坚信斯大林，让斯大林成为自己生活的中心；在现政权的政治和军事的等级制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衷心接受现制度的价值观和党的领导。 c:25
1941年8月，苏维埃防线分崩离析，斯大林颁发无情的第270号命令，指责所有投降或被俘的都是“祖国的叛徒”。 c:35
胁迫、爱国主义、同仇敌忾，一一发挥了作用。但在士兵的战斗意愿中，最重要的因素也许是对牺牲的崇拜。 c:96
在西蒙诺夫看来，促使士兵战斗的既不是恐惧，也不是英雄主义，而是更为本能的东西，与保卫自己的家庭和社区有关。 c:22
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的尾声中写道：“战争爆发后，真正的恐怖和死亡的威胁，相比于谎言的不人道，反而成了一种福分。它又成了一种解脱，因为它打破了一纸空文的魔咒。” c:99
基于这样的言论，新政治社团的轮廓开始应运而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信任愈益增长，帮助塑造了复苏的公民精神和国民意识。这种转变的中心所在，是价值观的根本变化。战前，由于普遍不信任的气氛，没有党的领导，社团便无法形成。所有公民义务的履行，都要依靠国家的指令。但在战争期间，公民义务涉及实打实的东西，即保卫祖国。它让人们聚在一起，独立于国家的控制，塑造了一套全新的公共态度。 c:67
很少人愿意向共产主义专政提出公开挑战，大多数人只希望在政治决策中能有更多的参与，在内部做工作，使制度更加开放。 c:19
从那以后，她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共青团和共产党：它们不是民主机构，只是滥用权力的精英小集团。 c:29
苏维埃人民以普遍的喜悦迎接胜利。仅在这一时刻——或许在斯大林的整个统治时期仅有这个时刻——才有真正的民族团结 c:24
根据最可靠的估计，从1941到1945年，2600万苏维埃公民丧命（其中三分之二是平民）,1800万士兵受伤（苏维埃当局承认的数字远远低于此数[插图]）,400万人失踪。战争给苏联人口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18岁到45岁之间的男性死了四分之三。 c:92
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思想，与我们在斯大林统治下所经历的，完全是南辕北辙。我们的任务是返回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像父亲那样的人，在那里是不会被捕的。 c:57
据接受本书采访的逃亡者说，苏维埃行政官员中最常见的，不再是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主义信徒和积极分子，而是那些野心家，虽然不相信党及其奋斗目标，却认真执行它的各项命令。通过这些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即尽心尽职的数百万技术专家和低级官员，苏维埃政权趋于常规化，其行为变得官僚化，当初导向大恐怖的革命冲动，逐渐转化成忠心耿耿的专业精英的四平八稳。 c:92
这种谎言只有在苏联，即世界上最官僚最低效的国家，才能存活这么长久。 c:66
安全机关喜欢从“人民公敌”的子女中招募举报人，知道那些人很脆弱，其中很多人亟想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苏维埃公民。 c:52
在丘科夫斯卡娅的眼中，西蒙诺夫的行为令人震惊，因为它显示，他赞同国家权力对艺术独立的支配。她自己是作家（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的女儿，从小就接受旧知识分子价值观的熏陶。她在日记中写道：“他[西蒙诺夫]想当一名保护人，要求他人感激涕零。” c:31
如果说西蒙诺夫在个人领域经常待人厚道，甚至勇敢地向当局力争，那么在公共领域就没有这么敢做敢当了。 c:12
在索尔兹伯里看来，1944年的苏联虽然贫穷，但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却处处洋溢着崭新的自由风气和冀望胜利的激昂氛围。到1949年，苏联又返回恐惧状态。 c:42
西蒙诺夫迷恋斯大林的权力，觉得他无处不在，认为斯大林几乎在观察自己所做的一切。斯大林是他的靠山、保护者、老师、向导、评论家、忏悔听取者，在他的想象中，有时又成了他的狱卒、拷问者和刽子手。 c:46
在人生最后一年写成的回忆录中，西蒙诺夫忆起一件事，特别困扰他的良心，迫使他面对现实：斯大林的暴政全靠像他那样的官员的懦弱帮腔。 c:73
扩大反犹运动的官方语言同样是遮遮掩掩的。从1948到1953年，数万苏维埃犹太人遭到逮捕、解雇，被大学开除、逐出家园，但从不讲明（从没在文书中提到）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种族。至少根据官方政策，这样的歧视在苏联是非法的。 c:41
斯大林中风了，不省人事躺了5天，死于1953年3月5日。如果第一天就把医生请来，他可能还有救。但在医生事件的恐慌之中，斯大林小圈子里没人敢自作主张。斯大林的私人医生曾说他需要休息，反而被上了酷刑。如果斯大林从昏迷中醒来，发现床边的医生，可能会视召来医生的决定为不忠的表现。[插图]这真是一个恰到好处的讽刺，斯大林因自己的政治而迅速去世。 c:105
在拉斯金的同龄人或更年轻的人眼中，斯大林是他们的道德基准。不管他们在斯大林统治下的际遇如何，在他去世后，一定会有迷失感，其自然反应就是他们的悲伤。 c:64
对绝大多数苏维埃人民来说，无论斯大林的死亡意味着什么，却都不是摆脱恐惧。事实上，反而可能增加他们的恐惧，不知道未来将有怎样的灾难。 c:58
鲍里斯回忆：“斯大林去世时，大家都吓坏了，父亲也在害怕。人们担心贝利亚将上台，大家都怕他。与古拉格系统相连的是贝利亚和内务部，而不是斯大林。很多人还以为斯大林根本都不知道劳改营的真相。” c:48
美国人每次参加作战行动，回营后交出枪支，第二天再去领不同的枪支。但[在苏维埃军队中]我们每人负责自己的枪支，如有遗失，就会被拖进法庭，或监禁，或枪决。美国人更重视个人价值，但在我们这里，个人是分文不值的。 c:28
赫鲁晓夫利用对斯大林罪行的揭露来加强自己的地位，打击集体领导中的对手（他1955年对付马林科夫的手法，将在1961年的党代表大会上，转用于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 c:53
家庭在斯大林统治下承受了巨大压力，但仍保存着坚持下去的神奇能力。在多年的恐怖之后，人类生存几乎所有的传统支柱——邻里社区、村庄、教堂——均遭到削弱或破坏，唯有家庭，如雨后春笋，仍是社会中的稳定单元。对于许多人而言，家庭成了他们可信赖的唯一关系、唯一能找到归属感的所在。为了能与亲人团聚，他们甘愿承担超常的辛劳。 c:52
从劳改营归来的人，往往很难与亲人重建亲密关系。他们在古拉格生活多年，能期望怎样的“正常家庭生活”呢？对这些人，没有辅导或精神分析；对他们身体和行为上的失调，也没人给予帮助；甚至他们一直承受的心理创伤，也得不到承认。同时，从劳改营归来的人又不甚了解自己家人这些年来忍受的紧张和恐怖。双方——从劳改营归来的和在家等待的——都有遭排拒和疏离的感觉。 c:61
劳改营幸存者的普遍感觉是自己的经历难以言说、交流。他们与没去过劳改营的人，始终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c:22
就有些囚犯而言，家庭生活已经不再有可能。他们太害怕了——包括自己的失望，担心成为他人的负担，无法与人沟通。 c:22
相关的司法审查和官方程序，开展得非常勉强，苏维埃官员有明显的动机来敷衍了事。他们中的许多人，当初靠捏造证据整肃“人民公敌”而立功晋了级，现在却要披露其中的不公，岂不要让自己上被告席 c:39
对其他人来说，平反的重要性还在于，它给他们的生活和信仰重新带来意义。他们尽管遭受了不公正，仍坚守自己的苏维埃理想。这种信仰使他们的生命，乃至他们的牺牲，充满了意义。 c:25
这是内务部的伎俩，用来欺骗遭枪决囚犯的亲属。苏维埃官员想方设法掩盖杀人真相，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遮掩1937至1938年的大量死亡。他们将其时处决的囚犯的死期，改成后续的年份，通常选在战争年代；并伪造发给亲属的死亡证书，声称那些囚犯死于心脏病发作，或其他疾病，但事实上都是在多年前死于枪决。 c:84
还有很多前囚犯对当初举报自己的人表示了宽容。但不像戈洛温家那样，他们这种宽恕极少植根于宗教，而是基于一种豁然开朗：几乎任何人，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有多好，但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强压之下，都会变成举报人。所有经历过监狱和劳改营的人，都会有此同感。 c:37
到底要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人，还是做一个好人，两者之间的冲突使法捷耶夫悲不自胜。许多受害者都知道他天性善良。但他在斯大林政权中服务多年，所作出的妥协和调和，逐渐摧毁了他的良心、身份，乃至活下去的意愿。 c:64
赫鲁晓夫的讲话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在恐怖制度的缓慢消亡过程中，其重要性超过斯大林的去世。自1917年以来，这个恐怖制度一直在统治苏维埃人民。赫鲁晓夫的讲话显示，苏维埃政府终于与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划清界限，人们的恐惧和对未来的不确定也开始渐渐离去。 c:77
在城市知识分子当中，开放的交谈可能已成为规范，他们利用解冻来直面大恐怖的历史。但对苏维埃大众来说，对塑造他们生活的力量，一头雾水，一无所知，坚忍和沉默仍是应对过去的常见方式。 c:63
在所有的极权主义社会，压抑自己的创痛记忆，已被广泛视作受迫害者的心理自卫。 c:102
精神病学认为，开口说话对创伤的受害者颇有疗效，而受到压抑的情绪只会延续创伤、愤怒和恐惧。沉默持续得越久，这些受害者越有可能觉得自己已被秘而不宣的记忆围困了，压垮了。坚忍可能有助于人们的生存，但也会使他们被动认命。造就一个坚忍、被动已成规范的社会，就是斯大林的持久成就。 c:72
耗费这么多生命来赢得战争是否合理？鞭策人们坚持到胜利的到底是强力，抑或是更深层的东西，即与政治无关的爱国主义精神或坚忍耐力？ c:56
西蒙诺夫与苏维埃政权打交道，内心的恐惧永远存在——尽管在他的暮年，他已是苏维埃政权的重要人物，似乎不应再有恐惧。 c:12
心理分析认为，创伤受害者如将自己的经验纳入更宏大的叙事中会大有裨益，可从中获得意义和目的。纳粹反犹战争的受害者找不到救赎的叙述，而斯大林镇压的受害者却有两个集体叙述来安置自己的人生，为自己的苦难找到某种意义。第一是生存叙述，体现于古拉格前囚犯的回忆录文学，个人痛苦被幸存者的人文精神所超越。第二是苏维埃叙述，个人痛苦在共产主义理想、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苏联的成就中获得救赎。 c:131
从整体看，口述证词比文学化的回忆录更为可靠，尽管后者通常被认作更为真实的记录。跟所有的记忆一样，采访时的证词也是不可靠的。但它不像一本书，它能加以盘问，可与其他证据进行比照，让真实的记忆浮现，去掉那些听闻或想象的。 c:59
苏维埃叙述提供另一种安慰，即让受害者相信他们的牺牲是为了集体的目标和成就。苏维埃的共同目标不只是一个宣传神话，还帮助人们感觉自己参与了实现苏维埃理想的斗争，自己的人生因此获得肯定，从而接受所遭遇的苦难。 c:88
诺里尔斯克代表一个惊人的悖论：一个由古拉格囚犯建造和居住的工业城市，其市民的骄傲，却植根于他们向斯大林政权提供的奴役劳动。 c:118
对我们来说，这些只是故事，对他们来说，是他们的人生。 c: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