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 - 政治军事榜-政治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最新著作，是其上一卷《政治秩序的起源》的姊妹篇，作者在上一卷里将人类政治秩序的起源一直追溯到前人类时代，概述政治制度的三大组件——国家、法治、（民主）负责制——如何从历史中发展出来，叙述的历史截止到法国大革命；本卷接着讲述第一卷遗留的故事，探讨这三大组件在工业革命后的现代世界的发展和互动。在这第二卷中，福山继续以社会如何发展出强大的、非人格化的、负责的政治制度为核心，考察了从法国大革命到阿拉伯之春和当代美国政治的深层功能障碍等事例，描绘了国家、法治与民主负责制这三大制度在世界各地由于发展顺序的不同而有不同结果。他讨论了政治腐败的治理，检视了殖民主义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不同政治遗产，并大胆估计未来民主如何应对全球中产阶级的崛起和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政治瘫痪。
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c:103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c:321
什么是“国家建构”？概括来说，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能力，一个是官僚机构的中立性与自主性（autonomy）。前者涉及政府在特定疆域里垄断暴力的能力（韦伯对“国家”的定义），后者涉及政府能够超越阶级、派系、利益集团、家族进行决策的不偏不倚性。 c:904
第三是民族认同。成功的国家建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功的民族建构。 c:256
早熟的民主制度，即缺乏国家建构支撑的民主发展，是依附主义的温床。 c:466
就政治发展三个维度的顺序而言，英国似乎代表了一个理想的情形：法治（大宪章时期就有萌芽）→国家建设（都铎王朝下的王权兴起）→民主（19世纪普选权的扩散）。法治的基础使王权的壮大不至于绝对，而国家能力的基础又使得民主不至于造成社会失序。 c:300
无论什么政治配方、以什么发展顺序出现，政治家的妥协都是绕不过去的一个环节。到达“丹麦”之前，还是要先到“哥斯达黎加”去。 c:167
最根本的问题是缺乏国家，即一个在领土上合法垄断武力、执法和维护和平的中央权威。 c:164
第二是银行业非常强大和富有，可高价聘请游说者来为自己代言。 c:86
中国已有数量近数亿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也是上一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受益者，像其他地区的中产阶级一样，对政府抱有不同且更高的期望。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的生死存亡，主要取决于能否适应经济增长造就的社会新景观。 c:251
制度是“稳定、受尊重和不断重复的行为模式”，经久不衰，超越个别领袖的任期。[插图]它们在本质上是长期规则，用来塑造、限制和调整人类的行为。 c:268
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人类从一开始就不是孤立个体，也不是在历史进程中才慢慢组成社会的。 c:75
人类的自然交往围绕两个现象：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 c:218
无论是族团层次的社会还是部落层次的社会，根源都在血缘关系，从而与人类生物学息息相关 c:68
现代国家是非人格化的：公民与统治者的关系所依赖的不是个人关联，而是公民身份。国家的行政官员不是统治者的亲友，行政职位的招聘完全基于客观标准，如功绩、学问和技术知识。 c:176
借用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话，“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 c:218
中国从来没有超越的宗教，也许是由于这一原因，始终没有发展出真正的法治，率先出现的是国家，时至今日，法律一直都不是政治权力的根本制约。 c:261
被统治者的同意是他们臣服政府的前提。洛克认为，人的权利是天生且自然的，政府存在就是为了要保护这些权利，如果它有所违背，就可以推翻。这两个原则——无代表不纳税和被统治者的同意——后来成为美国殖民者的战斗口号。 c:193
但第一个共和国是短命的，像后续的布尔什维克和中国的革命一样，导致了愈益激进的革命动态，让今天的左派变成明天的反革命。 c:35
法国大革命到底取得了什么成就？答案是，它没能在法国创立民主，但在其他领域留下巨大、即刻且持久的影响。首先，它促使欧洲第一部现代法典在1804年颁布，即《民法典》，又叫《拿破仑法典》。第二，它建立了现代化的行政国家，以推广执行这部法典。 c:173
大革命的第二个主要成就是创建现代官僚国家，即中国两千年之前就已做到的。 c:102
这两项制度上的创新——引进新法典和创建现代行政体系——并不等于民主，但仍取得了平均主义的效果。 c:89
美国革命使民主和政治平等的原则成为制度；法国大革命，像秦统一中国一样，为非人格化的现代国家奠定了基础。它们还援用两个不同的姐妹版本，即普通法和民法，加强和扩充了法治。 c:89
国家、法治和民主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发展，三者之间的互动，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交叉影响，以及它们在美国和其他发达民主国家显现出来的衰败。 c:74
负责制，是指政府关心社会整体的利益——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共同利益（τόκοινόν συμφέρον）——而不是狭隘的自身利益。 c:254
制度的保守性往往使改革比登天还难，这种政治衰败所导致的结局，要么是腐败缓慢加深，使政府效率越来越差；要么是民粹主义猜疑精英从中滥权，作出暴烈的反应。 c:215
强而有力的国家和民主之间还有另外的潜在冲突。国家建设最终还得依赖于民族建设，换句话说，需要创立普遍的民族认同，作为忠诚的对象，以超越个人对家庭、部落、地区和族裔的附属。 c:193
假如说有个主题贯穿本书的诸多章节，那就是世界在政治上缺少的不是国家，而是有能力的、非人格化的、组织良好和能够自主的现代国家。 c:95
不过只有懂得坏政府和好政府的历史渊源，才能开始理解坏政府如何变好。 c:30
软弱制度和没有制度的国家，不管走不走现代化道路，都会摇摇欲坠。 c:110
脆弱或失败国家所缺乏的制度中，首先而又最重要的是行政上的能干政府。国家在受到法律或民主的限制之前，必须先要存在。这意味着，首先就要建立中央集权的行政部门和官僚体系。 c:124
政治发展的讨论最近几年均集中于约束制度——法治和民主负责制。但政府在受到约束之前，必须要有实际做事的能力。换句话说，国家必须能够施政。 c:121
政治秩序不只意味着限制政府的滥权，更且意味着促使政府恪尽职守，譬如提供公民安全、保护产权、配备教育和公共卫生、建造私人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事实上在很多国家中，民主本身受到威胁就是因为国家太腐败或太不称职。人们开始希望出现强大的权威——独裁者或救世主——来打断政客的废话连篇，真正做出点实事。 c:223
大多数政府面对的真正问题，不是要不要再分配，而是在什么水平上和以何种方式再分配，以尽量减少道德风险。 c:178
衡量政府质量的另一方法是，不看它是什么而要看它做了什么 c:99
产生不同结果的关键原因在于，改革官僚体系与容忍更广泛的民主竞争，究竟哪个先哪个后。 c:50
法治国证明是经济发展的很好平台，因为它对私有产权和合同执行提供有力的保障。德皇虽说是“专制”统治者，但不能随意没收公民财产或亲自过问公民诉讼。 c:63
德国在早期就发展出强大的国家和法治，只是它的负责制政府姗姗来迟。它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现代德国的前身普鲁士国家，犹如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的秦国，曾与邻国进行长期的殊死搏斗。正如我们在第1卷中看到的，战争奖励高效且唯才是任的政府，而普通的经济活动于事无补。所以，战争是通向现代国家的重要途径。 c:152
前者主要通过掠夺和战斗来获得资源，后者通过提供基本公共物品，如人身安全和公正司法，来向顺从的农业人口征税。这些坐寇后来就被称为容克阶级。 c:63
实施中央集权的工具是军队 c:53
人们因而把普鲁士描绘成“一个有国家的军队”，而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 c:56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认为，君主统治之所以合法，是因为他接受隐含的社会契约，同意保护公民的基本生命权。统治者虽不是选出的，但在某种意义上，所体现出的是公众对和平的追求，而不是自家的私人利益。 c:115
拿破仑的胜利引发特别重要的改革，那就是任何人都可拥有土地，由此开放土地市场。 c:42
对腐败的指控，常常不是为了改善政府，而是充任政治武器。在大多数政客都参与腐败的社会中，挑选其中一个来施以处罚，往往不是改革而是夺权的迹象。 c:203
君主的合法性不在于古代或继承得来的所有权，而在于君主在某种意义上是公共利益的守护者。他可以合法征税，但有前提，就是要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首先是公共秩序，以避免霍布斯描述的“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 c:102
有两种现象，与上述的腐败密切相关，却又不尽相同。第一是创造和提取租金，第二是所谓的庇护政治，或曰依附主义。 c:88
在制造人为短缺上，政府有多种花招，最基本的腐败就与这种滥权相关。 c:72
庇护关系是指两个不同地位和权力的人交换好处，通常涉及庇护人提供好处给依附者，以换取后者的忠诚和政治支持。 c:118
无论如何，投票偏爱应该反映出，什么是有益于整个政治共同体的普遍观念，而不只是有益于个别选民的。 c:36
依附主义破坏良好民主实践的第二个方式，是让现有精英变得更强，阻止民主负责制的涌现。 c:97
事实上，不管涉及家人还是朋友，政治上的庇护关系是人类社会组织的最基本形式之一。 c:54
依附主义一旦遇上较高收入水平就会后退，原因与市场经济的强劲发展有关。大多数穷国缺乏强大的私营部门和创业机会：这的确也是它们贫穷的初始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对庇护人和依附者来说，政治是更保险的致富途径 c:84
希腊和意大利的问题根源是，它们把公共就业当作政治庇护主义的源泉，导致臃肿低效的公共部门和膨胀的预算赤字。 c:124
与其说是文化，倒不如说是非人格化的强大国家和法治在历史上的缺席。由于缺乏值得信赖的公共权威，家庭和个人只好自力更生，从事低层次的“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 c:148
受外国支配的软弱国家、创业资本家阶级的缺席、选举权和民主竞争的较早开放，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为希腊无孔不入的依附主义奠定了基础。 c:113
这些反精英或亲社会主义的措施，在意识形态上是正确的。但它确保的不是大众参与（这在教育领域中是很可疑的目标），而是政党对全权任命的控制。 c:35
希腊依附主义的起源并不难找，这是选举式民主政体太早来临的结果，让现代国家没有巩固的机会。 c:32
第一，它没有本土国家的强大传统。 c:44
从来不是国家或国民整体拨来款项支持这个或那个项目、房屋或学校的建造、公共工程或工业项目；永远是多亏了这个或那个地方议员、或当地基督教民主党书记的关心。 c:46
许多人相信，黑手党、依附主义和腐败代表传统社会习俗，随着经济的现代化将会逐渐式微。但久而久之，这三个现象反而变得更加强劲，冲出南部堡垒，污染了整个意大利。 c:37
另一方面，社会不信任一旦形成文化，就会有自己生命力。对政府持怀疑态度，或担心他人占你的便宜，会促使你采取行为，反过来又会加剧最初的状态。你尽量避免交税，因为你视政府为腐败和非法的；即使你不愿去利用陌生人，也不指望合作会有好的结果。 c:72
英国中产阶级要求在所有机构提倡普遍性的择优晋升，这样做确实是出于自身利益，不过是社会阶级的整体利益，而不是其中个体的私人利益。这与缺乏创业精神的意大利南部中产阶级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被纳入当地寡头政体，成为庇护网络的一部分。 c:46
这些都铎王朝的特性包括：普通法作为权威来源；普通法高于行政部门；法院在治理中发挥相应的重大作用；地方自治的传统；主权由多个机构分享，并不集中于中央政府；政府权力分割，而不是功能分割；司法系统发挥的功能既是司法的，又是立法的；依靠全民武装，而不是常备军。 c:79
这些英国移民都来自一向非常暴戾的地区，数百年中发生的不是地方军阀之间的战争，就是这些军阀和英国政府的战争。这样的环境铸成强烈的个人主义，以及对枪支的热爱，这成为美国枪支文化的起源。 c:68
由于没有改革压力，政党经营的依附主义获得进一步发展，在南北战争之前达到某种程度的高峰。 c:24
真正的问题在于阶级，依附主义对教育程度较低的贫穷选民具有更为直接的吸引力。 c:50
穷人从政党机器那里获得好处，只是自己的长远利益在受损。促使他们组织起来的是个人好处的分配，而不是广泛的纲领性议题。 c:20
社会主义之所以从未在美国生根，原因之一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通过短期的好处，而不是长期的纲领性政策，捕获了美国工人阶级的选票。 c:129
改革运动往往如此，需一个外部事件来打破体系的平衡，迫使它走进不同的制度性秩序。 c:90
英语民族，长期以来一直疏于行政方法的完善，却一门钻研对行政权力的遏制。它对政府的控制远远超过对政府的激励。它一直关注的，是敦促政府变得公正和温和，而不是变得灵活有效和井然有序。 c:106
政治机器以某种方式已变成政治中所固有的——换句话说，所有政治领袖必须组织联盟（尽管其成员并不总是有着同样的目标），经常还须依靠贿赂、利诱、恐吓和辩论等手段。 c:46
寻求改革的第一个群体是期待高效政府的企业界 c:50
主张改革的第二个群体是涌现于19世纪末期的中产阶级职业人。 c:37
组成进步联盟的最后一个群体，是面对当代城市处境的城市社会改革者 c:14
第二个教训是，赞成改革的政治联盟必须基于在现存体系中没有严重利害关系的群体。 c:102
公共部门自组工会和择优员工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凸现自主官僚机构的固有难题。一方面，择优体系的建立是为了防护公共部门雇员免受庇护政治的损害，也为了避免官僚机构的过度政治化。另一方面，同样的防护规则可被官员用来逃避负责制，即使表现很差，也无须担心遭到解雇。官僚机构的自主造就官员为公益着想的高质量政府，但也能在就业保障和工资上保护官员的自身利益。 c:45
国家建设不只是从庇护式的家族制公共部门转为非人格化的官僚体系，还取决于组织能力的创建。 c:57
纯粹的自由市场体制无法提供足够服务，也无法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 c:95
国家对经济的权力有潜在危险，因为它有可能遭到各种利益集团的攫取，而付出代价的是普通公众。 c:71
平肖所做的不是官僚体系内的操作，而是政治上的，在政府内外建立非正式盟友的网络。在民主的美国，这就是行使权威的途径。 c:32
这就是国家自主的含义：政府回应利益集团的要求，但不受掌控；要看长远的公众利益，不轻易为民主舆论的短期变更而动摇。 c:96
本地语书面语言的出现，使安德森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第一次成为可能，德语的言说者和阅读者成为一个整体。 c:37
事实上，许多国家仍在使用殖民者语言。第一，它与种族亚群的方言相比，被认为是较为中性的选择。第二，它与本土语言相比，更能让前殖民地与全球经济挂起钩来。 c:45
民族主义是现代化的副产品，具体的民族认同又是社会建构的，这些当然正确。 c:40
第一，确定政治边界，以迁就人口。第二，流放或肃清种族群体，以迁就现有边界。第三，促使亚群人口融入主流文化。第四，以社会中人文和自然的禀赋为前提，修改民族认同的概念，以迁就政治的可行性。 c:164
文化同化的主要手段是公共教育体系，次要手段是公共行政的语言选择。 c:61
民族建设是成功的国家建设的关键，在这方面，战争也在发挥关键作用。 c:46
国家现代化的第二条途径是，有志于高效廉洁政府的社会群体组成联盟，推行和平的政治改革。 c:116
我给依附主义下的定义是，以个人好处而不是纲领性政策，来换取选票和政治支持。 c:78
有了覆盖广泛的信任半径和社会资本，对国家的忠诚才能占据首位，超越对家庭、地区和部落的忠诚。 c:56
在任何一个社会，精英都在设法利用已有优势，进一步巩固自己和亲友的地位，除非遇上政治体制中其他势力的明确制止。 c:69
各式社会在需要民主之前先需要秩序，最好在过渡的专制时期，先行转向完全现代的政治和经济的体系，而不是试图直接跃入民主。 c:81
政治在尼日利亚是致富的普遍途径，收入很少来自创业和真正的价值创造。 c:39
以种族和宗教为基础的依附主义，取代了以意识形态或公共政策为基础的广泛政治动员。 c:57
尼日利亚真实的制度缺陷在于前两个：既缺乏强大有效的现代国家，又缺乏提供产权、公民安全和交易透明度的法治；而且这两个缺陷相互关联。 c:75
孟德斯鸠认为，地理可通过几种途径对制度的性质发生影响，第一条途径是，它得以塑造以后被称作民族性格的东西。 c:77
在寒冷国家，他们对欢乐仅有些微的感受；在温带国家，他们有更多；在温暖国家，他们的感受变得细腻考究。 c:39
在孟德斯鸠看来，自然地理把欧洲国家分为均衡数量的竞争性政治体，谁也无法实现大一统，欧洲自由成了这一现实的结果。相比之下，中国、波斯和土耳其等庞大亚洲帝国，因所处地域的开阔和平整而获得便利，更容易实现军事集权。 c:44
大规模和持续的政治暴力，在塑造西欧的国家和民族认同上非常关键，却没有波及新大陆。一方面，这是一件好事，拉丁美洲一直是比欧洲或亚洲更为和平的大陆。另一方面，它的政治制度因此而发展缓慢，古老形式的威权政府及其所依据的社会不平等，也持续更长时间。 c:36
重商主义导致极端低效，非常不利于经济增长。它也有很明显的政治后果：能够进入市场和经济投资的仅局限于国家偏爱的个人或公司。这意味着，个人的致富道路需要通过国家和政治的影响力。这导致寻租心态，而不是创业心态，大量精力都花在寻求政治支持上，而不是如何开发创造财富的新企业。 c:77
格迪斯认为，改革只会在特殊的条件下发生，譬如，当各政党相互平衡，没人会因推动改革而获得特别的优势时 c:21
第一个原因是前面已经指出的阶级分层，这在拉丁美洲更添上种族和人种的色彩 c:46
第三个原因是民族认同。也可以说是，由于深受种族和人种差异的影响，当地许多社会只有微弱的民族认同。 c:27
阻碍拉丁美洲国家建设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强大的外部势力——美国、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列强——都试图影响当地的事态发展。 c:30
如马基雅维利指出的，眼前的公正结局经常是以往犯罪的产物。 c:58
哥斯达黎加的经验显示，地理和气候的物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可通过优秀领袖和当事人的选择而得以抵消。 c:52
民主不会在有利氛围中自动兴起，而是有关资源分配的精心政治选择的结果。这些选择的本身，反过来，又受思想和意识形态的驱动。 c:70
第二个历史原因是领导风格，以及阿根廷对待制度的矛盾态度。 c:22
阿根廷由此背负两个不良的历史遗产：强大的土地寡头和人治的专制传统。 c:55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要想在现代化过程中维持政治秩序，制度必须适应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的要求 c:61
如果拉丁美洲国家的问题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早期制度留下威权政府、不平等和阶级分化；那么非洲的问题是，殖民当局想以廉价方式行使统治，根本没留下什么制度遗产。如果拉丁美洲的国家是软弱的，发展不出韦伯式的现代官僚体系；那么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往往压根就不存在。 c:61
非洲新家族制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人格主义。 c:50
非洲新家族制的第二个特点是，大规模挪用国家资源来培植自己的政治支持，导致普遍的依附主义。 c:83
国家力量体现于，它能否在自己领土上制定和执行各式规则，并且所依靠的不仅仅是肉体胁迫，还要有合法权威。 c:59
国家能力软弱的最后一个指标是后殖民非洲政府的人力资本，这直接导致糟糕的公共政策。 c:48
东亚已有，拉丁美洲需要更多，而非洲几乎完全缺乏的，是强大一体的国家。它既能有效控制暴力，又能执行经济上合理的良好公共政策。 c:46
限制非洲国家形成的第二个因素是自然地理。 c:30
所有国家都集中并利用权力——即以暴力强迫他人，但成功国家更多依靠权威——民众广泛相信政府的合法性，自愿遵从国家的意志。在和平的自由民主国家中，拳头通常躲藏在法律、习俗和规范的手套之中。公开使用胁迫和暴行的国家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它们无法行使正当的权威。 c:92
间接统治的作用不是要发展本土制度，以实现现代化目标，而是要把想象中的权力关系冻结起来。 c:43
间接统治的影响是非常保守的。它所欠缺的是，无论是在抱负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为强大的现代国家打下一个基础。 c:35
社群主导型发展项目碰到两个不同问题，首先是要弄清社群的真正意见。 c:22
如前所述，光是建立正规的国家制度，无论是进口的模式还是本土的模式，都是不够的。国家建设还要伴以并行的民族建设，才能卓有成效。民族建设添加了一项道德因素，即共享的规范和文化，从而加强国家的合法性。它也可以是不宽容和侵略的源泉，并且常常必须以专制方法来达成。 c:72
政治腐败和依附主义，就是尼日利亚为稳定和民族认同的缺乏付出的代价。 c:27
印尼的民族认同变得根深蒂固，所用方式是尼日利亚永远也无法借鉴的——综合思想的明确阐述、民族语言的确立、基于全国军队的专制政权的支持。 c:56
强烈的民族认同本身并不能创造良好效果，必须与明智的政策关联起来。 c:22
成功的民主国家受益于历史上以暴力和非民主手段完成的民族建设。 c:49
能让政府干预发挥作用的国家，必须拥有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所谓的“内嵌式自主”：官僚体系必须对社会需求作出反应，无须承受寻租政治群体的压力，以促进为广泛公共利益服务的长远目标。 c:69
东亚的政治挑战与其他殖民地世界非常不同。国家权威是理所当然的，出问题的恰恰是它的反面：如何通过法律和负责制政府来限制国家权力。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天平，在世界其他地方严重偏向于社会，在东亚强烈偏向于国家。可以制衡国家权力的社会组织确实存在，但受到严密的控制，光靠自己几乎没有蓬勃发展的机会。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 c:109
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精英相比，明治维新领袖需要建立的只是国家，而不是民族。 c:28
日本官僚体系成了“铁三角”的一条腿，另外两条分别是商界和支配日本政治整整两代人的自由民主党。 c:28
工业革命的肇因不但是资源的投入，而且是关键体系的综合：依据观察到的事实引申出普遍理论的科学体系；应用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任务的技术体系；向技术创新提供奖励的产权体系；对外部世界抱有一定的文化好奇心；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培养愈多学生的教育体系；最后，在同一时间允许和鼓励以上各个项目的政治体系。 c:79
在中国人看来，法律只是人类的理性工具，国家以此来行使权力和维护公共秩序。这意味着，像日本一样，中国只有依法统治而没有法治。法律并不能限制或约束君主本身，因为后者才是法律的最终来源。法律的执行可以公正，但不是因为公民拥有与生俱来的权利；权利是仁慈统治者的恩赐，公正只是治安良好的条件。 c:115
但中国还不是法治主宰的社会。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袖，同意以规则来调节相互之间的关系，但从来没有承认法律高于共产党。…… c:63
当代中国体系中基于规则的决策的优缺点在于：一方面，有抱负的政治领袖，在接班、晋升和可接受的政治行为上，要遵循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另一方面，这些规则还不算是对政治权力的真正的宪法限制，只反映出当前共产党精英赞成集体领导的共识，尤其对那些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但规则本身，仅需一纸通知，就可能被同一领导集体改掉。 c:67
我认为，1978年改革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国家，不像之前的毛式国家，也不像中国人试图复制的苏维埃国家，反而更像上述的古典国家。当代中国一直在从事对悠久历史传统的光复，不管这一过程的参与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c:88
在中国，接管国家的不是庇护式政客，而是让国家服从于意识形态目的的纪律严明的列宁主义政党。遵照布尔什维克的模式，列宁主义政党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精英的核心，其成员凭借思想忠诚而进入严格的等级机构，二是群众基础，发挥对社会余众的渗透作用。 c:67
一个高度自主的国家，如果既没有民主负责制，又不受制于法治，结果是非常危险的。这就是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的情形：享有无限自由裁量权的领导者，通过像“大跃进”和“文革”那样的异想天开，酿成无尽的苦果。但同样的自主性，落在像邓小平那样的聪明理智的领导者手中，就能带来在自由民主制中难以想象的改进。在自由民主制中，利益集团的压力、游说者和正式程序的限制，既阻止国家采取迅速行动，又降低最后决策的质量。中国式的自主性，可让国家省去许多这一类的麻烦。愿意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领导，如有这种自主性，就能让政府在政策问题上，采取比民主政体更为大胆更为迅速的行动。 c:89
中国的体制颠覆这一原则，允许地方政府保留多余收入，将之用于自己的选项。地方政府有硬性的预算约束，有权征收一定税款，还可启动补充税收的牟利企业。盈余的70%必须投入新投资，其余的可由乡镇企业自由支配。部分盈余被用于公共用途，还有一定数量的金额掉入当地官员的口袋。许多外部评论家称这种现象为彻头彻尾的腐败，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盈余分享制度，用来鼓励地方政府大力推动经济增长。它的成功相当壮观：在改革初期的几年中，中国的很多工业产值来自乡镇企业，而不是新兴的私营部门。[插图]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独立发现了西方所谓的新公共管理的原则，即把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引进公共部门。 c:72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国家的重点放在促进长期的增长，而不是短期租金的最大化。可以说，共产党高层领导促进增长是出于自身利益，为了加强合法性和掌权。但许多国家的政府，如东亚之外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会自动产生对自身利益的长远认识，以及对合法性的注重。正是在这里，中国几千年之久的儒家政府传统可能在发挥重大影响。 c:73
中国民间有很强的信念，认为上级政府要比下级政府较为关心老百姓，也较为清廉。 c:53
邓小平和他之后的领导都明白，共产党的生存取决于合法性，不再靠意识形态，而必须靠自己的治国表现。 c:88
世界上组织最好最为强大的民族主义革命都发生于东亚，即中国和越南，这绝非偶然。这些国家的领袖，在取得内战/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之后，迅即把军事实力转换成国家权力。 c:39
东亚国家如果在传统上强大，今天却要面对两个抵制，一是自己的新社会群体，二是从世界各地涌入的思想观念。 c:38
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开始发生变化；又随着新社会群体动员起来，要求分享政治权力，当代中国的威权体制将面对重大的挑战。这会导致正式的民主负责制在中国最终出现吗？我们没法预测这种结果，所能做的只是尽量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化进程，以及它们对未来的引申意义。 c:29
需要注意的是，自由民主的两个组成部分——自由的法治和群众的政治参与——是可分离的政治目标，最初曾获得不同社会群体的青睐。 c:61
中产阶级，定义来自职业和教育，而不是收入水平，倾向于支持自由民主中的自由。 c:63
工人阶级——马克思著名的工业无产阶级——反过来更热衷于自由民主中的民主。 c:13
他们比中产阶级对经济再分配更感兴趣，往往更侧重于再分配，而不是产权的自由保障。 c:45
3．大地主，特别是那些利用奴工的（奴隶制、农奴制和其他非市场条件的劳工），是民主的专制反对者，几乎无一例外。 c:28
在现实中，社会阶级只是智识上的抽象概念，对分析有用，却不能发起政治行动，除非它体现于具体的组织。 c:48
对民主化只作基于阶级的简单分析会有问题：有些跨领域的议题，使各阶级的人士联合起来，由此打乱政党的阶级轮廓。在那些议题中，最重要的是种族、宗教和外交的政策。 c:24
经济增长借助劳动分工的扩张催生社会动员，反过来，社会动员又催生对法治和更多民主的需求。 c:31
自由民主制中制约国家的两个组成部分——自由的法治和民主负责制——往往相互关联，但在概念上却是分开的。 c:32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意大利思想家被证明是正确的：共产主义没有消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差别，也没有终止精英的压迫，只改变了掌权者的身份。 c:69
运作良好的稳定自由民主制，包括多个不同制度的互动：不仅是总统或立法院的选举，而且是精心组织起来的政党、独立的法院体系、有效的国家官僚体系和警惕的自由媒体。此外，还有文化上的必要条件：政客和选民对待对手不能有赢家通吃的态度，必须尊重规则而不是个人，必须有认同和建国的集体意识。 c:83
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认为，中产阶级是政治变化的关键。他指出，革命永远不会是最贫穷者组织的，因为他们既没有资源又缺乏教育水平，不足以从事有效的组织工作。中产阶级最有可能经历社会地位的快速上升，如果以后的向上攀升遇上阻碍，就会面临最尖锐的失望。创造政治不稳定的，就是他们的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c:115
今天政治伊斯兰主义拥有实力的原因之一是，它可同时为认同、宗教和社会阶级的问题发言。 c:41
如第28章指出的，中产阶级群体不一定支持自由民主。他们可与保守势力保持一致，不扩展民主，反而要求对威胁到自身利益的民众力量予以压制。 c:39
认同政治取代阶级政治，给旧马克思主义者带来大量困惑。 c:58
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起，思想家就认为，稳定的民主政体必须依靠广大的中产阶级。贫富悬殊的社会容易出现寡头统治或民粹主义革命。马克思相信，现代社会的中产阶级永远是享有特权的少数。到20世纪下半叶，中产阶级却成了最先进社会的人口的绝大多数，从而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 c:90
在这个过程中被摧毁的低技术工种，一如较早时期，也会被更高报酬的新工作所取代，但技能要求和新工作数量大大不同于亨利·福特时代。 c:27
由于人的天赋和性格的自然差异，不平等始终存在，但今天的科技世界会把这些差异加倍放大。 c:46
民主在发达国家的未来，将取决于如何处理中产阶级逐渐消失的问题。金融危机之后涌现出新民粹主义群体，从美国的茶党，到欧洲反对欧盟和移民的各式政党。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认为自己遭到本国精英的背叛。 c:60
亨廷顿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引发对新社会群体的动员，现有的政治制度又无法满足它们的参与要求。政治衰败的根源就是因为制度无法适应变化的情况——即新社会群体的崛起及其政治诉求。 c:95
但制度的稳定性也正是政治衰败的根源。创建制度是为了满足特定情况的要求，但原初的环境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c:56
制度无法适应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政治体制中精英或现任参与者的作用。 c:47
这里的政治衰败仅仅意味着，许多具体的美国政治制度遇上故障，而僵化的认知和根深蒂固的政治力量相结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益强大，阻止了这些制度的革新。所以，制度改革是非常困难的，很可能会给政治秩序带来重大的破坏。 c:48
政治制度的三个范畴——国家、法治和民主——体现于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三个分支——行政、司法和立法。 c:59
美国政府质量的衰败根源在于，它在某些方面又回到了“法院和政党”治国——法院和立法机构，篡夺很多行政部门的应有功能，使政府的整个运作变得颠三倒四和效率低下。 c:75
法院一旦被用作执法的工具，原先对政府的制约，现在已演变成极力扩展政府功能的机制。 c:38
保守派往往看不到，对政府的不信任导致美国体制的监管以法院为基础，效率远远低于拥有强大行政部门的其他民主国家。 c:43
托克维尔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旧精英错把特权当自由。他指的是，免受国家权力侵犯的条例，只适用于精英本身，而不适用于全部公民。在当代美国，精英也把自由挂在嘴上，但依然乐意享受特权。 c:48
利益集团和说客的目标，并不是促进新政策，而是防止不利于自己的政策出笼，即使它符合公众利益。 c:32
多元主义理论认为，相互抗衡的这些群体加在一起就构成民主的公共利益。但也可以说，它们固有的对狭隘利益的过度代表，反而阻碍了代议制民主代表真正的公共利益。 c:72
利益集团和多元论观点认为，公共利益无非是私人利益的总和，但更深刻的问题在于，它们破坏了审议的可能性，还破坏了对话和交流对个人喜好的塑造。 c:26
政治衰败的两个根源——智识僵化和精英群体施加影响力——是所有民主国家的通病。 c:104
亨廷顿指出，美国的权力与其说按功能划分，倒不如说按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门复制，导致分支之间周期性的权力争夺，以及哪个部门应占支配地位的冲突。 c:27
发达民主国家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是，它们福利国家的承诺难以为继。 c:29
很明显，像多数表决规则那样的规定，并不是依据深刻的公正原则，只是降低决策成本的权宜之计，以帮助大共同体做出决定。 c:35
美国的政治体制呈现出一张复杂画面，一方面过度的制衡限制了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决策，另一方面又会将过量或具潜在危险的权力委托给了不够负责的机构。 c:33
布鲁斯·凯恩认为，原因在于民主大众依据自己的背景和气质，实际上无法作出众多复杂的决策，反而让组织良好但不能代表大众的活跃群体乘虚而入。明显的解决方法是减少那些促进民主化的改革，但还没有人敢于提出，美国真正需要的是较少的参与和透明。 c:45
官僚体系的能力以个别官员的人力资本为基础，但政府机构的真正表现还得依赖组织文化，又被叫作社会资本。 c:54
腐败=自由裁量权—负责制。 c:62
公认的合法性对政府效率非常重要，因为政府一直依靠非国家参与者来帮助达到公共目的。 c:21
在理论上，负责制的途径从选民延伸至政府，再通过官僚体系回到公民。但这条路线太长，在沟通选择的过程中，经常会在大量噪音中失去信号。 c:32
◎ 从族团层次的社会到部落层次的社会◎ 从部落层次的社会到国家层次的社会◎ 从家族制国家到现代国家◎ 独立法律体系的发展◎ 正式负责制的出现 c:28
在当代中国，国家一直在寻求对这一过程的阻止，不允许有利于集体行动的独立工会，同时保持较高水平的就业增长，以维持工人的满意程度。 c:44
认同政治——以民族主义、种族或宗教为基础——经常压倒阶级政治，或充当阶级的替代品，成为社会动员的号召。 c:40
考古记录显示，是军事竞争作为动力诱发了重大的转变，使人类政治制度的水平从族团经部落、国家一直转变到现代国家。只有暴力威胁，才能创造对政治组织新形式的强烈需求，以确保社会的存活。蒂利的假说“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指的是早期现代欧洲的国家形成。 c:24
在我看来，一边是有效强大的国家，另一边是基于法治和民主负责制的约束制度，将两者结合起来的自由民主制，要比国家占支配地位的政体更公正，更有助于自己的公民。 c:44
只有出现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实施现代化，才迫切需要三个制度处于平衡的政权。 c:21
在当代自由民主国家，对程序的崇拜高过对实质的崇拜，是政治衰败的重要来源。 c:87
对中国体制的真正考验，不是在经济增长和就业充分的时候，而是在增长放缓和面临危机的时候，而这些问题似乎在所难免。 c:51
所有的社会，无论威权的还是民主的，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衰败。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们能否适应变化，最终自我修复。 c:67
这些事实表明，政治发展的过程有很明确的方向性，承认公民平等尊严的负责制政府，具有普遍的吸引力。 c: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