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 - 政治军事榜-政治
本书围绕国家构建这一命题，在国家治理和世界秩序两个层面上进行了讨论。本书的主要观点：国家构建是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因为软弱无能国家或失败国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应当精简国家功能的范围，但是应同时加强国家功能范围内的能力；如何把强有力的制度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国际社会在对他国进行干预时应当重视事后国家构建的艺术。简而言之，建设小而强的国家不仅是民族国家自身的目标，也是国际社会援助或干预的目标。从国家概念的辨析，到组织理论的介绍，再到政治现实的反思，福山完成了关于国家构建的完整论述。
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c:54
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c:29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c:160
历史在自由主义民主中达到顶峰，自由主义民主将会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 c:115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c:17
福山新著的观点是否在根本上从《历史的终结》后退，不再认定自由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反而更多地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民主的失败以及美式民主自身所引发的政治衰败，注意到中国道路对美式民主的潜在挑战。 c:49
将国家构建、法治和责任政府作为评价政治秩序的三个基本维度。 c:206
国家构建是指建立新的政府制度以及加强现有政府。 c:154
这些人最初未能注意到在缺乏适当制度背景下实施自由化政策的危险 c:66
在2001年9·11事件后，显而易见的是，弱国家或曰失败国家可能会支持恐怖主义，从而威胁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即美国的核心安全利益。 c:62
美国所谓的民族构建实际上就是国家构建，亦即构建政府机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 c:45
根据福山的概括，新保守主义的基本信念包括：第一，在对外政策中强调政体的重要性，强调民主与人权的绝对价值；第二，鼓吹美国的对外政策应该服务于美国的价值观和道德目标，主张将推进民主和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第三，质疑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在解决重要安全问题中的作用；第四，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中反对社会工程，这既包括约翰逊政府期间类似“大社会”之类的社会工程，也包括外交政策中推动民族构建、国家构建之类的社会工程。 c:246
构成良好政治秩序的三种基本类型的制度：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把这三种制度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 c:147
福山国家理论的首要贡献是恢复国家在政治研究中的核心地位。 c:75
埃利亚斯、查尔斯·蒂利、迈克尔·曼、贾恩佛朗哥·波齐等学者把现代国家构建视作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重要前提。 c:19
美国政治中从来就没有欧洲大陆那样清晰的主权载体。于是，在政治理论的想象中，只有各种力量表达意志、影响决策的平台，而无具有主权特征、具有自主性的国家。惟其如此，在美国政治学的理论框架中，多元主义在相当长时期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 c:80
第一，现代国家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c:92
如果说市场经济的特征在于鼓励经济活动自发性的话，市场经济本身却不是自发形成的。市场经济的形成有赖于一套特定的政治与法律制度，有赖于现代国家的建立。 c:160
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一些重要的制度，特别是法治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和保障 c:51
福山争辩说，在所有制度中，国家是最重要的制度。 c:39
第二，民主制度建设与国家构建密不可分。 c:83
福山认定自由主义民主乃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是唯一能够结束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形形色色的主奴对立状态，实现人的自主。 c:39
一个社会必须首先有制度存在，然后才可能从“对自由的模糊渴望走向一个运转良好的、巩固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一个现代经济”。 c:56
亨廷顿指出，过分迅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破坏政治发展，带来无序与暴力。 c:42
福山甚至接受这样的观点：“如果可能的话，自由主义的法治最初对经济的发展比民主政治参与更为关键。在某些情况下，现代化的权威主义比不负责任的民主更值得拥有。 c:91
如果没有漫长、昂贵、艰苦、困难的过程来建设相关的制度，民主制是无法成功的” c:58
自由主义在主张限制国家权力的同时，强调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需要有效的现代国家，强调国家在提供公共物品与保障一定程度社会正义中的积极作用，强调国家在保护民族利益中的作用。 c:71
在西方主要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先有现代国家的构建，然后才有现代经济的腾飞，然后才有逐步民主化的进程。 c:99
福山国家理论的另一个贡献是颠覆了西方学术传统在国家构建历史叙事中的西方中心论范式，而以宽阔的比较视野和宏大的历史叙事模式勾勒出世界主要地区的国家构建历史及其类型。 c:55
福山的基本论证是令人信服的，他自始至终展示了良好的历史感与对社会学的敏感” c:16
芬纳的《统治史》以其纵横人类历史的宏大气魄和基于翔实的历史资料而展开的细致入微的制度分析奠定了它在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的经典地位 c:17
福山关于国家构建的比较研究分为两部分。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福山从宽阔的比较视野勾勒出一幅世界范围的国家构建历史。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福山集中分析法国大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国家构建的多样化路径。 c:14
他像韦伯一样从政治权力结构的视角定义封建制度，而非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结构视角解释封建制度。 c:52
要论国家与统治者的区别，官职与官员的分离，根据客观的贤能标准来选拔和晋升官员的科层制，公开颁布的法律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公平性，人口的调查和登记，中央岁入与支出的预算，统计与报告的汇集，直接统治能力，以及其他行政技术，中国均先于欧洲两千年就发展起来了。 c:39
欧洲社会很早就是个人主义的。在婚姻、财产和其他私人事务上，当家做主的是个人，而不是家庭或亲戚团体。家庭中的个人主义是所有其他个人主义的基础。 c:59
对于欧美国家构建，福山又根据国家构建和民主化的次序划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普鲁士/德国模式，国家构建先于民主化。 c:80
除了欧美之外，其他地区国家构建发展较晚，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福山将这些地区的国家构建划分为三种不同模式。 c:36
第二种，东亚：“中国、日本和韩国，在与西方有深入接触的数百年之前，已有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强大传统……悠久的国家传统和民族认同，是东亚在经济发展上获得显著成绩的基石。 c:40
福山将传统中国国家构建纳入比较分析框架的努力对于我们摆脱在国家构建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路径、以新的视角审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特征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c:39
福山国家理论最明显的缺憾是他未能从理论上清晰区分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两个不同的概念。 c:57
马克斯·韦伯将国家定义为‘在一特定的领土内（成功）垄断武力合法使用权的人类共同体’。 c:47
国家活动范围指的是各国政府不同的功能和目标，而国家政权力量，或国家清晰透明地计划和执行政策和法律的能力，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家或制度的能力。我们对于国家概念的理解常常混淆的是，实力（strength）一词通常无差别地既指范围，又指实力或者能力。 c:62
福山将国家权力大致划分为“应对市场失灵”和“促进公平”两大类。 c:42
第一种类型“结合了有限的国家功能与强大的制度效度”，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国家。第二种类型是以欧洲为代表的福利国家类型。 c:25
著名社会学者迈克尔·曼的理论。迈可尔·曼区分了两个层面的国家权力。其一是国家的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即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range）。其二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即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capacity）。 c:84
在没有适当体制的情况下进行自由化是有危险的，而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极少就此发出警告。事实上，政策制定者当时一般倾向认为，任何程度的自由化都要比不进行自由化要好” c:29
按照亚当·斯密关于国家基本职能是安全、司法公正以及市场无法提供的重大公共产品三个方面的说法 c:29
福山这种对不同概念的混淆展示了作者虽然具有极其敏锐的观察力，但却无法将这种观察力上升为逻辑缜密的理论思考。 c:17
国家存活的基本条件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维持明确的区分。一旦这一区分不复存在，一旦国家干预的范围超出“政治”领域，不再处理纯粹的政治问题，而是侵入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国家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就会消失，这将最终导致一种弱国家。 c:71
迈克尔·曼在阐释国家结构与功能时概括出国家的四个特征：“（1）一套分殊化（differentiated）制度及任职人员；（2）中心地位，亦即政治关系从中心向外部扩散；（3）在划定的领土范围内行使权力；（4）以垄断物理暴力为后盾而垄断了权威性约束规则制定权。” c:49
国家超越了单纯的政治职能，渗透入市民社会和个人生活，造成市民社会不同的利益团体影响公共决策。 c:43
福山关于国家的定义包括：第一，享有集中的权力；第二，对合法强制权力的垄断；第三，领土性；第四，等级制；第五，宗教信仰所产生的合法性。 c:41
在中国的环境下构建现代国家面临双重任务，即在缩小国家权力范围的同时增强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或者，换句话说，在解构全能主义国家（de-totalization）的同时实现现代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重新构建专门履行国家职能的、以分殊与有限政府为原则的国家机构。 c:74
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在国家体制方面的变化是巨大的，从全能主义国家转变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国家与社会分殊的社会。如果不理解这种转变，就无法解开中国最近三十多年来快速经济发展之谜。在一个全能主义体制下是无法发展出市场经济的。 c:36
由于国家权力的极速扩张，欧洲国家的职能已经远远超出“仅仅政治”的范围，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国家在“政治”领域的无能。 c:29
学术著作的贡献可以有多种方式。有的以其哲理的深刻与逻辑的严密在理论上有所创新；有的以其资料的丰富扎实为学术界提供新的增量知识；有的以其视角的敏锐新颖启迪人们思考。 c:15
他们的疲惫不堪成为缓慢建立一个新政治秩序的有利背景。 c:14
但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软弱、无能或根本缺失的政府是各种严重问题的根源所在。 c:39
国家软弱既是首要的国内问题，也是首要的国际问题。 c:19
从第一个农业社会兴起于美索不达米亚开始，国家作为一个古老的人类制度，距今已经有约六千年的历史了。 c:56
现代政治的任务一直是驯服国家权力，使其朝着其服务的人民认为合法的方向发展，并通过法律规范权力的行使。 c:201
现代国家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方案，它将市场经济的物质繁荣和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结合起来 c:126
另一发展趋势即是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Friedrich and Brzezinski 1965）所谓的“极权主义”国家，这一趋势企图废除整个公民社会，并让孤立个体屈服于国家的政治目的。 c:7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以及美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减少国家干预经济事务程度的措施——发起者之一称之为“华盛顿共识”（Williamson 1994），其在拉丁美洲的批评者则称之为“新自由主义”。 c:45
国家构建至少是与国家削减同样重要，但却从未受到同等的重视。结果是，在许多国家，经济自由化改革未能兑现其承诺。事实上，一些国家缺少适当的体制框架，自由化让它们陷入比没有自由化还要糟糕的境地。 c:110
美国制度设计之目的就是削弱或限制行使国家权力。美国诞生于一次对抗国家权威的革命，其产生的反集权的政治文化体现在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上，譬如明确保护个人权利的宪政、权力分离、联邦主义，等等。 c:107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946）将国家定义为“在一特定的领土内（成功）垄断武力合法使用权的人类共同体”。换句话说，国家的本质是“强制执行”：最终可以派遣身着制服的专人用枪迫使人们遵守国家法律。 c:151
美国有一套有限政府的体制，这一体制历来限制国家行为的范围 c:95
国家活动范围指的是各国政府不同的功能和目标，而国家政权力量，或国家清晰透明地计划和执行政策和法律的能力，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家或制度的能力。 c:130
想要在各种象限内精准地定位每个国家是不可能的，即便没有其他原因，一个国家各个行政机关的能力也有所不同 c:11
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是一个颇为明智的经济政策措施清单，其设计目的就是通过减少关税保护、私有化、削减补贴、放松管制来使国家沿着X轴向左移动。 c:43
国家力量比国家功能范围更重要，这一新认识反映在正统自由市场经济学掌门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2001年的一次访谈中。他指出，十年前，他对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再三强调的一个词是：“私有化，私有化，私有化。”“可是我错了，”他说，“事实证明，法治大概比私有化更基础。” c:70
许多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是，影响发展的一些最重要的变量根本不是经济，而是与制度和政治的关联。 c:80
传统智慧认为，制度是发展中的关键变量 c:16
民主、联邦制、权力下放、政治参与、社会资本、文化、性别、种族和种族冲突，等等，都作为原料添加到“发展”这锅菜中，炖出最终的味道（Einhorn 2001）。 c:25
国家的四个相互交织的层面：（1）组织设计和管理；（2）政治制度设计；（3）合法化基础；（4）文化和结构性因素。 c:126
作为第一层的组织设计和管理，应用于私营部门所对应的是管理学（和商学院）的领域，应用到公共部门则是公共管理学的领域。 c:16
在二战之前，政治学主要关注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设计，在下一世代，这一方法黯然失色，政治学越来越趋向对于制度及其功能的社会学和结构性解释。 c:42
同样的制度既可以促进也可能阻碍经济增长，这取决于是否有互补的制度来增强其功能 c:62
国家的制度不仅在行政意义上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协同运作，其合法性也必须为其所在的社会所认可。 c:51
在当今世界，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就是民主。 c:76
除了其在合法化上的价值之外，民主还在治理中扮演了功能性的角色。 c:29
许多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改革需要财政紧缩、裁员，以及其他形式的短期错位，因此会导致政治上的反对和反弹。威权政权可以压制社会需求，因此更好地进行改革，又或者由技术官僚精英来完成，因为他们可以多少隔离或缓冲政治压力。 c:63
例如，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威权本身并不决定经济发展的成果，而是威权领导者的素质和为其谏言的技术专家。如果威权国家都是由李光耀来领导的话，它们作为一个群体可能会有很好的表现； c:77
巴罗（Barro 1997）的跨国调查表明，在低级发展阶段，民主与增长正向相关，但随后人均GDP到达中等水平，这一关联变为负相关。庇护和寻租（土耳其、阿根廷、巴西），民粹主义（委内瑞拉）和腐败（布托和谢里夫执政时期的巴基斯坦）都是民主恶习的例子。 c:63
规范、价值观和文化主要通过实施或限制某些类型的正式制度来影响制度供应方，但它们也通过打造某些制度性需求和恐惧而影响需求方。 c:29
我们通常认为，正规的制度和非正式的规范或文化价值在概念和方法论上是相互独立的。 c:20
作为公共政策，正式的规则可以轻易改变；但文化规范却不能，虽然它们会随时间而改变，但我们很难引导它们的发展方向。 c:27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战后经济规划的制度优越性并不是从技术应对手册里诞生的；它扎根于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的中国式的官僚传统。运转这些机构的精英的态度对它们最终的成功有着巨大影响；政府机关即代表着掠夺性寻租的机会，这样的观念本可能泛滥，但实际上并没有。 c:55
让政府机构对公众负责，这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制度设计和内部制衡，但最终，还是要由接受政府服务的人民来负责监督政府的表现，并要求政府做出有效回应。 c:29
组织理论和公共管理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制度化，就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传播。 c:13
国家很少会在整个体制层面上重建，体制一旦建立起来，由于路径依赖的关系（即改变现行制度的高昂成本迫使人们留在现有路径上）也会使改革难以推行（Krasner 1984）。我们往往需要某种危机来创造重大制度改革的政治条件，这样的危机可以是外部的，譬如战争或来自外国政府的压力，也可以是内部的，譬如革命或者经济崩溃。 c:75
现实情况却是，好的经济制度并非总是能引起人们对它的需求。即使好制度会使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变得更好，每一个新的制度安排必然产生赢家和输家，而后者必然设法保护他们的相对位置。 c:74
为什么对于良好制度的需求都出现在特定的时间点上。答案很可能依赖于独特的历史机遇。 c:39
在其他情况下，制度需求的产生往往不是因为内部冲突，而是严重的外部冲击所致，诸如货币危机、经济衰退、恶性通货膨胀、革命或战争。 c:60
纵观大多数国家构建和制度改革的成功案例，其发生时机往往是于该社会内部已经有了对制度的强劲内需，然后抑或整体打造，抑或从国外照搬，抑或因地制宜地使用他国模式。 c:75
在贫穷国家，对于制度或制度改革内需不足是制度发展的最大障碍。 c:53
倘若国家精英对于改革没有实质性的内需，那么这样的政策难以获得成功， c:37
在理论上，这种“严厉之爱”（tough love）或许站得住脚，但现实世界里的捐助方不愿放弃受援方对它们的依附所带来的影响力和权力，因此不希望彻底放弃这些不幸的国家 c:21
对于贫困国家的领导人，抱定某种政治权力结构往往是关乎生死的问题，无论捐助方提供的外部公共物资有多少，都无法补偿真正的改革将带来的权力和威望的流失。 c:42
创建制度需求的另一外部来源是由国家或国家集团作为占领者，或通过与当地政府达成强势的直接关系直接行使政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构建”（nation-building）。 c:55
如果我们所谓的“国家构建”，是指建立在国外咨询和支持撤出之后还可以自我维持的国家，那么历史上的成功案例则少得让人沮丧。 c:22
美国成功做到的是在两国完成了从威权到民主的合法性基础的转变，并清除旧政权里发动战争的成员。 c:40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际社会不仅只能打造有限的国家能力，实际上还有破坏制度能力的嫌疑。 c:49
捐助政策的矛盾之处是，外来捐助者既想提高当地政府的某项能力，譬如灌溉、公共卫生或小学教育，又想亲自为终端用户提供这些服务。 c:41
尽管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努力邀请地方参与在方案设计中扮演更大的角色，但除非捐赠者做出重大抉择，将能力构建视为他们的首要目标，而非能力所应提供的服务，否则能力破坏的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 c:29
国际社会知道如何提供政府服务；但对于如何创造自我维持的本土制度，则所知不多。 c:37
但问题是，因为本地对改革的需求不足，我们缺乏到达彼岸的政治手段。 c:16
组织设计没有全球通行的规则，这意味着公共行政领域必然更像一门艺术，而非科学 c:40
组织理论固然丰富且复杂，但大量的理论都围绕单一的核心问题，即自由裁量权。组织理论的难题是，虽然效率要求在决策和权威方面有自由裁量权，但是授权行为本身会带来控制和监管的问题。 c:82
一是在宏观经济中市场相对于中央计划有更高的效率（Hayek 1945），二是大公司需要采取权力分散的多部门结构（Chandler 1977） c:48
组织只是个人劳动合同的集合，而等级结构中的个体行为同样可以用市场行为的理性最大化策略来解释。 c:41
当个体代理人，即政府官员将自己的金钱私欲置于委托人的利益之上的时候，就会出现政治腐败。 c:19
其次，监督和问责的正式制度要么带来很高的交易成本，要么仅仅是因为被监督的活动很难量化而根本无法展开，在公共行政部门尤其如此。 c:51
在任何指定时间，目标都不会明确存在，它的出现是不同的组织参与者互动的结果。 c:27
权力的流向不只是自上而下，也可以是自下而上和横向流动——也就是说，一个组织的不同部分中有着不同形式的专业能力或知识，比如会计、工程、市场营销或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要求组织成员不仅要服从在等级结构中高于自己的权威，也要服从掌握这些专业知识的成员。 c:44
组织中存在的冲突和功能障碍很多与权威分歧有关，或者更通俗的叫法是“争地盘”（turf）。 c:40
在任何复杂的组织内部，或者说在普遍的现代社会中，权威必然是按照功能来分配的，这就解释了人们所贬称的“烟囱型组织”（stovepipes）缘何出现。烟囱型组织存在的原因是它们代表了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和专业能力。 c:33
他们这般论证当然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就我们今天掌握的信息而言，他们对未来战争性质的判断很有可能是对的。 c:11
组织模糊性还有其他原因，这些原因导致没有一个特定的正式组织标准能够全面优化组织的目标。劳动分工和任务分配会影响组织的整体目标 c:19
在许多情况下，以一种能让代理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方式来监控代理人是不可能的。控制代理人的另一种方法则是利用规范，以及积极塑造代理人的效用功能。 c:38
但在各类公共部门中，想要测量绩效是不可能的。如果公共部门无法准确测量绩效，那么最终不可能有正式的机制来推行透明度和问责制。 c:37
我建议用伊思雷尔提出的特定性（specificity）来替代自由裁度性。特定性是指监视服务绩效的能力。 c:24
如果我们把公共行政的核心问题视为建立正式制度体系以协调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利益的话，最难的案例都将在象限IV。 c:16
经济学家花了很大的精力试图制定激励机制，迫使工人透露自己的实际生产绩效，计件工资是传统方式之一。 c:17
所有优秀的管理者都知道，最终是非正式规范和群体认同最强烈地激励着工人各尽其能，因而，值得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培养正确的“组织文化”，而非打造正式的权威序列。 c:65
组织设计模糊性的第三个原因不在于如何控制代理人，而在于等级结构中不同层次应该被授予的自由裁量权程度。 c:48
信息技术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为许多企业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实行管理上的扁平化、生产外包，或让结构“虚拟化”。 c:24
将决策权的位置下移，更贴近当地信息来源，这使得企业能够更迅速地应对外部环境的某些变化。 c:30
随着经济从工业化成熟发展到后工业阶段，并越来越依赖于信息和更高水平的工人技能，授予的自由裁量权的程度也必须增加。 c:19
权力下放最显著的缺点是风险。权力下放必然意味着也把风险下放到了组织的下层。 c:53
我们换一个更为通俗的方式来讨论，在发展中国家将权力下放给州和地方政府往往意味着赋权给地方精英或庇护网络，使他们能够保持对自己事务的控制，不受外部的监督。政治权力再度集权化的主要理由是保证在公共行政中遵守最低的廉政标准。 c:66
今天，权力下放往往和更高民众参与度和控制联系在一起，因此与民主这样的正面价值相关联，使其本身成为值得奋斗的目标。 c:20
权力下放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维度，即我们无法在任何组织中正式规定权力下放的最佳程度。 c:39
现代宪政和法治的建立是有意限制在国家权力中行使自由裁量权，即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法治而非人治”。但单靠法治不足以实现高效政府，高效政府需要《联邦论》中所谓的“行政能力”（energy in the executive）的自由裁量权。 c:57
最有效的组织必定是他的领导者能力非常强、被授予了高度的自由裁量权、较少受到正规制度的制约。良好的判断力无法制式化，因为它取决于在人类行为的普遍模式经验的背景下对复杂环境因素的权衡。经济学家把它称之为“隐性知识”，因为它无法从书本中学到，而是产生于工作者与工具的积极互动中。 c:49
我们不能指望代理人一定会有良好的判断力，这就是为什么组织不能随意授予大量的自由裁量权。因为糟糕的判断力和良好的判断力出现的几率是一样的，组织必须制定正式控制和标准作业程序来约束授予代理人的自由裁量权。 c:31
在发达国家，在政治驱动下对于限制公共部门机构的自由裁量权的要求，可能正是某些过于严苛且非理性的规则的罪魁祸首，而这些规则也正是民众常常抱怨官僚主义和大政府之所在。 c:39
政治系统没有足够的压力来约束官僚的裁夺。在这些情况下，制定更多制度化的规则将有助于约束腐败，即使它们将抬高交易成本。 c:34
我们所面临的概念性问题，就是根本没有理论可以作为公共行政自由裁量权适当水平的通用准则。 c:29
在一个称职、廉政的技术官僚手中，产业政策可以有效地弥补欠发达资本市场的信息不足。但是一旦落在错误的人选手中，产业政策可以将投资资源引到受政治青睐的团体，甚至引到决策者的亲朋好友的腰包里。 c:22
组织模糊的三个来源——设置组织目标过程中的有限理性，代理人行为监控方法的可选择性，以及自由裁量权授予程度的不确定性 c:50
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特点是用宏大且抽象的理论假定人类行为的普遍规则。 c:22
之所以说组织环境中的理性是有限的，是因为组织成员是透过一个由同事编织的社交过滤网来感知世界和预测未来的。他们用机构判断取代了个人判断。他们要的是最低满意而不是最佳，因为他们的决策空间是由他们的社会角色或功能所设定的。他们的动机不单纯是狭隘的经济利益，也受到各种规范如忠诚、互惠、职业自豪感，以及保持传统的愿望所驱动。市场很难塑造个人的自我认同感，而组织可以。 c:44
巴纳德认为，经理人应建立并且维持一种对合作起支撑作用的信念和价值观文化。这么做不是取代帕累托最优或寻找激励机制，而是为了建立一个道德秩序，让个体可以用机构的名义行事——不是因为这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而是因为他们认同该机构，并愿意为之做出一些自我牺牲。 c:28
行为是围绕惯例构建的，而后者是对过去的诠释，而非对世界未来状态的预期。 c:29
倘若代理人和委托人有相同的价值框架，自由裁量权的授予就更加安全，即使是在没有正式的监督和激励结构的情况下。 c:44
机构的领导者首先是一个鼓励和保护价值观的专家。 c:30
经济学家往往要花费大部分时间给一个组织的激励机制建立模型，并制定复杂的策略来优化它，而老一派学者则花更多的时间阐释规则环境的塑造战略。 c:18
即在发展政策中，不要轻言存在某种广泛适用的规则或教训，可以通用于公共部门改革、项目管理或服务提供。 c:31
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尽管有法律或契约关系，对亲属的义务无论如何都大过对陌生人的义务，那么某些类型的行政功能失灵将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否有正式制度来控制腐败。 c:26
对比私营部门管理，公共行政的大劣势是，民营企业都面临着无情的达尔文式竞争和选择过程，而公共部门的机构则没有。 c:42
有一些高特定性、低事务量的活动，譬如中央银行，不准许出现体制结构和方法上的高度差异。这些是公共行政中最容易进行技术官僚式改革的领域 c:22
相比之下，最难推行改革的是具有高特定性、低事务量的领域，譬如教育和法律。 c:48
因此最成功的项目经理人往往是那些被授予高度自由裁量权，并已在该领域长期驻扎、了解当地环境细微之处的人。 c:22
各种良好管理实践的设计所需的知识具有很强的本地性，这说明，光靠发达国家的管理人员围坐讲课，告诉欠发达国家的同行们自己国家或者神话一般的丹麦如何行事，是不可能把行政能力从一个社会移植到另一个社会的。 c:43
社会科学长久以来的一个梦想，是将人类行为的研究变成真正的科学，从单纯的描述变成因果关系的正式模型，有重要的预测价值，有严格的实证观察依据。 c:34
自冷战结束后，软弱或失败国家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国际秩序最重要的问题（Crocker 2003）。 c:18
中东地区动荡的背景原因是缺乏民主、多元化，或者说在大部分阿拉伯世界，其政治缺乏实质性的民众参与 c:34
自9·11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逻辑有两个走向，要么美国需要对软弱国家的治理负起责任，要么把问题抛给国际社会。 c:37
2003年3月，美国开始了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项目，即推翻伊拉克的复兴党政权，并将这个国家改造成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 c:12
这里所说的软弱，指的是能力而非范围，换用更早期使用的术语，即缺乏实施和执行政策的制度能力，其原因常常是整体政治系统缺乏基本合法性。 c:41
主权原则本身不足以保护收容这种威胁的国家。解决这个问题必然导致和人道主义干预完全相同的结果：需要进入这些国家并接管其治理，消除这种威胁并阻止它们在未来再次发生。 c:27
如何提升软弱国家的治理，提高他们的民主合法性，以及巩固自我维系的制度——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 c:35
欧洲人往往更了解国家（state）和民族（nation）之间的区别，并认为民族建设是创造由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连接的共同体意识，这是任何外部力量无法达成的。 c:45
国家构建有三个完全不同的方面或阶段。第一个问题涉及所谓冲突后重建，并适用于暴力冲突后的新兴国家，譬如阿富汗、索马里、科索沃，这些国家的权威已经完全崩溃，需要从头重建。 c:38
虽然治理功能得以运行，当地能力却毫无提升，一旦国际社会失去兴趣或移到下一个危机地区，这些国家很可能会恢复到原来的状况。 c:31
我们现行制度的问题是，现代规范不接受自治以外的任何合法性，于是我们坚持认为，无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治理，都将是暂时的、过渡性的。 c:33
所有主权并不生来平等，治理不善直接弱化国际社会对于一个国家主权的尊重。 c:41
美国人是单边主义，而欧洲人都致力于构建广泛的、多边的世界秩序，这无疑过于简单化。 c:33
两者都在于己方便之时违反国际规则，又同时强调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 c:45
如果俄罗斯或中国提出这样一个通行权利，美国肯定会反对；美国实际上是要求国际社会单独授予它如此酌情采取行动的资格。 c:27
美国一贯喜欢用强权手段按照其喜好塑造国际协定，然后却在最后时刻抽身事外。 c:37
美国人往往不会接受任何高于宪政民主的民族国家的民主合法性的来源。 c:52
许多国家，特别是在欧洲大陆，一直都有这样一个概念，即国家是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公共利益位于公民的特殊利益之上。这样的国家通常由职业化的终身官僚代表，不时会违背民众的意愿，因为官僚对民族共同利益有更清晰的认识。相反，盛行于美国的洛克式自由主义国家观则认为，公共利益即是社会中个人利益的总和。国家是人民的公仆，除了民主所批准的共同利益之外，国家没有另外一套共同利益。 c:80
与大多数欧洲旧社会不同，美国是基于政治理想而建立的。在其国家成立之前，是没有美国人民或民族的：国家认同是基于公民身份，而不是宗教、文化、种族或民族。美国只出现过一个政权，其作为世界上最古老且延续至今的民主制度，不能被视为一种短暂的政治妥协。这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一直近乎宗教一般被崇敬，这让有着更为古老的认同来源的欧洲人表示难以理解。 c:83
美国人相信，国际合法性植根于宪政民族国家的民主多数意志，欧洲人倾向于相信国际合法性是基于高于特定民族国家的法律或意愿的正义原则。 c:77
一个民主的行为合法性最终不是基于民主程序的正确性，而是来自比法律秩序更高的道德范畴的在先权利和规范。 c:82
美国人认为他们仍然生活在历史中，且需要使用传统的地缘政治手段对付伊拉克、基地组织和其他恶性势力的威胁。按照卡根的说法，欧洲人对了一半：他们在欧盟范围内确实创造了一个历史终点，主权已经让给超国家机构。然而，他们不明白的是，欧洲范围的和平与安全最终是由美国的军事力量保障的。 c:33
真正的问题是，虚弱或失败国家的安全需求和国际机构提供安全的能力之间可能存在严重的不匹配 c:22
在过去一代间，世界政治中的趋势一直是削弱国家。 c:24
对于后9·11时代来说，全球政治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如何削弱国家，而是如何构建它。 c:33
冷战结束导致从欧洲到南亚出现了一大批失败和陷入困境的国家。因为战争冲突和对人权的严重践踏，以及滋生可以进入发达世界的新恐怖主义，这些软弱国家已构成了对国际秩序的威胁。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构建强化这些国家，已成为国际安全的一个重要任务 c:26
国家且只有国家能够做到的，就是集体地、有目的地部署合法的权力。无论在国内强制执行法治还是在国际上维护世界秩序，这股力量都是必需的。 c:38
国家必须既能够在本国边界内，又能够到其他混乱和危险之地构建国家制度。 c:16
无论如何，国家构建的手段将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部署传统军事力量维护世界秩序的能力同样重要。 c: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