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贺泽保规 - 历史榜-中国史
本书是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隋唐”一卷。一般教科书对隋代的历史总是匆匆带过。气贺泽先生对于隋朝的历史，则颇为重视，有些看法颇为新颖。作者特别强调佛教对于巩固隋朝统治的意义。就全书的侧重点而言，作者对于贞观之治评价不高，论述简略；对于武则天的掌权，则与同时期日本等东亚其他地域的女主政权做出联想。与一般中国教科书或者断代史不同，作者对于唐代花街柳巷世界、长安和洛阳的城市景观、五代山及房山云居寺等地的佛教文化都要专门的叙述。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本人和当代日本隋唐历史研究综合性成果，体现了日本学者观察隋唐历史的独特视角。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由于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不同，西洋人、东洋人观察中国历史的角度和兴趣、重点也不同，气贺泽教授的这本隋唐史，在许多方面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c:22
开皇二十年隋文帝废黜太子杨勇、罢免宰相高颎之事，简直就是一场“政变”——政治路线的改变，其背景就是以杨勇为代表的关陇集团实力与以杨广为代表江南地域集团之间的斗争。 c:74
序章“急剧动荡的东亚”和末章“如何理解‘唐宋之变革’”，有助于读者高屋建瓴地认识唐代在整个中古史以及东亚世界的历史地位。 c:18
为何隋唐王朝会具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呢？究其原因，正如内藤湖南和陈寅恪以来人们所指出的那样，其最大的原因正在于胡族与汉族的问题，即隋唐王朝乃是胡汉两族融合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权。不同的民族之间一旦结成了平等的关系，就会焕发出无穷无尽的活力，国力就会增强，文化就会提高，进而才会影响至东亚诸国。 c:140
唐朝之所以能够保持这种优势地位，除了唐朝的经济以及军事力量之外，唐朝拥有高度的文化力量当是重要的原因。 c:85
八世纪中叶的长安是人口超过百万的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东西长9721米，南北长8651.7米。中央的朱雀门街的东侧叫做万年县，西侧是长安县 c:45
首先是在840年，武宗继其兄文宗之后，成为唐朝第十五位皇帝。其后武宗旋即发动了在历史上恶名远扬、被称之为“会昌毁佛”的镇压佛教运动。这场毁佛运动于845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寺塔被大量拆毁，佛经被烧，无数僧尼被迫还俗。 c:81
即以唐朝为中心的文化以及政治结合（东亚文化圈）的崩溃，以及代之而起的各个地区以及国家独自摸索新发展道路的动向。而这些都成为十世纪以后日益明朗化的、东亚各地民族意识的先驱以及直接出发点。 c:126
日本则脱离了模仿唐朝的律令制国家阶段，大踏步地进入了贵族制社会。 c:26
在东亚的历史上，纵观在此之前或以后的时代，因中国王朝的蜕变及崩溃而引发周边诸国面貌一新的情况仅此一次。 c:55
谈到隋唐时代，历来人们无一例外都会提起武后、杨贵妃，或者是武韦之祸，殊不知在其背后所反映出的实为一个激动人心的女性世界。她们面对支撑男性社会的理论以及旧习，勇敢地谈论爱情、公开发表自己的主张、追求有个性的生活。如果与宋代以后女子被强制缠脚，被束缚于儒教伦理道德之中的境遇相比，隋唐时代在这一方面的反差则十分明显。 c:58
一般的理解是：隋唐时代的前半期是律令官制，中途出现了被称之为“使职”的令外官，而到唐代后半期，则是以全国普遍设置藩镇（节度使）为特色，换言之即“使职”占优势。 c:37
古代日本的律令制国家曾非常认真地努力使现实尽量去贴近法规，而在律令制度的老家中国，呈现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状况。 c:26
唐朝以“道先佛后（道教第一，佛教第二）”作为国家的大政方针，但实际上却是佛教一边倒，民众也都虔诚地笃信佛教。 c:83
在今天的世界上，围绕宗教问题，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暴力冲突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唯有佛教，而且是东亚的佛教一直远离争斗，成为和平的象征。 c:34
隋朝通过开凿连接南北的大运河等多方面的事业，不仅奠定了其后唐朝三百年的基业，也给后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隋王朝所完成的工作量，实际上相当于其他王朝的数倍。 c:106
隋王朝建立以后，却也正是把这一点，即如何摆脱南北朝的影响当作自己最大的政治课题，并为此倾注了全部精力。 c:61
在谈论魏晋南北朝这一时代的特色时，有两个基本点。其一是贵族制。贵族制既反映了当时从国家到社会的秩序原理，也代表了当时的文化；其二是非汉族（胡族、北族）的存在。 c:94
也就是说，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两大支柱——贵族制与从北族发展而来的新势力发生了冲撞。两大支柱撞击的结果，使其各自失去政治影响力。而这一冲撞发生的时代正是隋代。 c:70
确切地来说，应当把杨氏看作在很早以前就与北方民族通婚，且已完全融入塞北荒野世界之中的一族。 c:32
杨忠恐怕不仅仅与鲜卑系各族有关，在他的身上，很可能还有匈奴等民族的混血因素。 c:22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将这一政治势力称之为“关陇集团”（即集结于长安周围的关中平原至其西的陇山一带的政治集团），时至今日，可以说这一称呼已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c:95
公元581年二月，杨坚接受北周静帝的禅让登上皇帝宝座，定国号为隋，隋朝第一代皇帝文帝由此宣告诞生 c:12
隋朝重建国家政治体制，竟然大量吸取并采用了以前的失败者北齐的制度，实可谓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c:44
所谓“律”，是指刑罚法规，“令”则是指有关行政、官僚组织、税制等与刑罚无关的法令；律令制就是基于“律”和“令”两大支柱的国家体制。 c:116
新都大兴城的建造。后来进入唐代以后，大兴城改名为长安。 c:38
开皇三年正月文帝发布了庆祝新都落成的大赦令，到了三月就搬进了新宫殿——大兴宫（即其后唐代的太极宫）。尽管自西汉以来的旧都就位于新都的西北方向，距离很近，然而对于隋朝来说，这仍是一次大规模的迁都之举。 c:17
宇文恺是隋朝人，乃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家、发明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城市规划建设的设计师。他不仅主持设计修建了大兴城，到隋炀帝时期，还参与了洛阳城的建造。 c:67
于是，李德林当面对隋文帝说：“我以前反对过这个方案，当时不采纳我的意见，现在却又要废除，这是朝令夕改。”隋文帝听后大怒，遂将李德林贬黜到外地任官，李氏到死为止再也没有回到京城。 c:24
开皇之治乃是由西魏（北周）以来的关陇集团所主导的结果，北齐系统并没有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 c:48
府兵制乃是始于530年左右，在西魏时期成型的一种军事制度，到隋初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在府兵制度之下，与承担通常的税役、登记在民籍上的一般老百姓不同，府兵兵士及其家属都拥有兵籍（军籍），并且隶属于被称之为“军府”的机构。战时自不待言，即便在日常生活上也都必须统一行动。由于他们必须隶属于军府，所以被称为府兵（制）。在军事高于一切的时代，要确保职业兵的素质及数量，就必须要保障他们的生活基础。因而这种兵民分离的体制作为一种高效率的形态而普及了起来。 c:63
要言之，以高颎为首的关陇集团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作为背景，以集中于关中地区的军府（正规军）的强大兵力为后盾，隋文帝从“关中本位”的立场出发，构建了统治全国的基本体制。 c:83
在中国历史上，尊崇佛教的皇帝很多。其中，作为典型经常被举出名字的有南朝的梁武帝，还有一位就是可与梁武帝相提并论的隋文帝。 c:39
由这些动向我们不难看出，此后隋朝的大政方针将从儒教转向佛教。 c:53
高颎和杨勇的倒台，杨广与杨素的登场，应当是相互关联的一个动向。 c:48
杨广一直与江南或者说与南朝系统的人物保持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c:45
如此看来，开皇二十年（600）明朗化的废立皇太子之事，并不能仅仅简单地归结为兄弟间争斗的结果，其应该还存在着其他的背景。概而言之，杨勇、高颎路线的核心就是要继承并积极发展关中本位政策；而杨广、杨素路线则是要脱离关中本位，在包括江南在内的更为广阔的基础之上重新构筑权力。在其延长线之上，实施积极主动的东亚政策也纳入了杨广、杨素路线的视野。 c:126
以此为前提可以想见，在当时的倭国使者看来，隋朝五光十色的先进文化和文物之中，唯有佛教最为引人注目也最重要，而且他们也一定在隋切身感受到了佛教笼罩弥漫于隋朝政界的气氛。 c:24
这些动乱在本质上意味着民众对整个隋代，进一步也可以说是民众对自南北朝以来积蓄在社会各个层面上的各种矛盾的一种诉求。我以为，导致爆发如此大规模的民众反抗运动的原因，仅仅以炀帝一代的情况来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 c:98
出自于关陇集团的名门而投身于“群盗”世界的李密；农民出身但凝聚众望，并建立了礼仪之乡的窦建德；以长江下游为根据地的杜伏威、辅公祏等；此外在长江中游地区，承袭后梁余绪的萧铣也颇有实力。 c:57
唐王朝，前后绵延近三百年。如果抛开西汉与东汉合计四百年的汉朝不算的话，唐朝将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命的王朝 c:37
唐代前半段和后半段呈现明显的区别：唐代前期在继承隋代确立的律令体制的基础上，整顿完备了作为统一国家的基本体制。而进入后期，不仅地方出现了藩镇（节度使）这样的独立势力，而且中央有宦官专权，大臣官僚们之间也有被称为“牛李党争”的你死我活的激烈政争，国家权力因此被极度制约和削弱。 c:92
有一天晚上，裴寂和李渊在晋阳宫中，由宫女服侍一起饮酒。作为臣子来说，这是绝对不能饶恕的犯上行为。当酒喝到高潮时，裴寂告诉李渊，犯下如此大错，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促使李渊当场作出了起事的决断。据说这实际上是裴寂与李世民私下串通好的结果。 c:24
所谓霍山神即指当地的土地神、山岳神，乃是道教之神。这件事情遂成为唐朝与道教结缘的第一个接点。 c:44
作为新政的具体表现，唐王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于隋炀帝时代的否定。具体而言，就是首先废除了炀帝时期的大业律令，重新回到文帝的开皇律令及其体制之中。即恢复“开皇故事”“开皇旧制”。 c:48
综上所述，我以为，玄武门之变固然有兄弟围绕继承人地位之争的一面，同时另一方面，其也正是关乎唐朝以后走向的一次重大路线之争。 c:50
李世民之所以没有那么去做，主要是因为当时突然出现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即突厥的进攻。局势的变化要求李世民必须迅速解决这一问题。 c:24
突厥君临于隋末群雄之上，从遥远的北方对他们进行远距离操控、牵制，使之互相争斗。这种状况就宛如历代中国王朝对北方民族所采取的分割离间政策的翻版。 c:53
太宗即位二十天以后，突厥的大军便出现在了渭水的便桥（西渭桥）之北。唐太宗闻讯立即率领六位重臣奔赴便桥，隔河痛斥对岸的颉利可汗。颉利没有想到唐太宗会亲自前来，大吃一惊，同时看到太宗身后唐军大部队接踵而至，唐军的军威和士气让颉利感到恐慌，遂于便桥上与唐太宗握手言和，并立即撤走了突厥大军。 c:26
于是他们在协商之后，共同推举唐太宗为凌驾于各族之上的“天可汗”。由此，历史上诞生了第一位集中国皇帝（天子）和游牧世界的天可汗于一身的君主。 c:95
唐太宗与隋炀帝都是次子，而且两人都有并不光彩的过去：即都是通过杀死兄长才得以掌权。另一方面，从作为皇帝的资质来看，冷静地比较两者，就会发现无论在把握未来的构想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还是在学问以及文学素养等方面，隋炀帝都要高出一筹；作为一位统治者来说，唐太宗并没有任何方面超过隋炀帝。唐太宗也清楚地知道，如果不另辟蹊径的话，自己只能步隋炀帝之后尘。所以唐太宗遂把隋炀帝塑造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和反面典型，并通过重视臣子的谏言这一策略，竭力在各方面与炀帝进行对比，千方百计地打造自己的明君形象，借以洗刷因玄武门之变而带来的阴影。 c:128
的确，唐太宗可以归入有能力的皇帝这一类人物，正是他促使了政治上相对稳定的贞观时期的出现。但是我以为，并不能因此就轻易地断言，唐太宗一定就像后来被人们所追捧的那样是一代明君，而隋炀帝则完全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暴君。对于这一方面的善恶判断，似乎应该更慎重一些。 c:33
其实，这一点也是隋末群雄的共同特点，几乎每股势力都鲜明地打出了这一方针。这是因为倘若不明确表示出否定隋炀帝的立场，就无法得到当时人们的理解和拥护。换言之，开皇之治成为隋以后政治的一个指标。 c:43
刚刚开始致力于推行新政的太宗统治时期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宣告终结。这时的唐朝在经济力量方面还很弱，与隋代的最盛时期相比有很大差距， c:28
永徽六年（655），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位侍奉二朝（二夫），并且登上皇后之位的女性，可谓空前绝后。若从中国的传统观念上来看，此举应该说属于绝对不可容忍之事。从这一方面来说，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唐代弥漫的北方游牧民族气息之一斑。 c:45
显庆五年（660），唐军联合新罗首先灭掉了百济，其后又在白江（白村江）全歼了赶来援助百济的日本（倭）军（663年）。在形成对高句丽南北夹击的势态之后，以李勣为统帅的唐军乘势攻克平壤，高句丽宣告灭亡。此乃经过隋朝四次、唐太宗时的三次远征，加之进入高宗时代以后超过十年岁月与高句丽之间拉锯战的最终结局。征服高句丽之举也从一个方面给人们以一种强烈的印象：这也是武后政治的胜利。 c:43
武后认为有必要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于是便把根据地选择在了洛阳。在武后时期，洛阳改名叫作“神都”。 c:34
武后为了选拔以前不为门阀士族所重视的人才，强化自己的政治基础，非常重视自隋初以来的科举制度。在当时的科举诸科目中，如何理解儒教思想内容的明经科，以及考核人们文学能力的进士科最受人们的欢迎。 c:5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武后为了强化自己的政权而培养提拔的科举官僚，现在倒反过来推翻了武周政权。 c:42
与武后、韦后同一个时期，在日本有持统女皇，新罗也有女王的政权出现。在当时的东亚地区，是否存在着一种要把女性推上政治舞台的时代氛围呢？ c:44
在唐代的皇帝之中，玄宗在位时间最长，共达四十四年之久 c:32
科举官僚大都是出身于重视文学素养的进士科，在财务方面却未必擅长。加之由于他们与各地的新兴地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往往站在与国家利益有冲突的立场上。于是，要想重新修复并振兴唐朝的统治体制，就必须寻求与他们不同类型的人才。在这一方面，先是宇文融崭露头角，其后又出现了李林甫。 c:60
张说的现实主义表现在：他认为只要在追认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适合现状的对策即可。无需回到最初的出发点去重新考虑如何解决问题。 c:37
众所周知，从一开始，律令官制就是在吸收了旧门阀贵族阶层的影响以及贵族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实际上，旧门阀贵族阶层的社会影响力正是在律令体制庇护之下才得以延续了下来。从而律令体制的动摇，实际意味着剥夺了旧门阀贵族阶层的社会影响力。这种状况说明了什么呢？应当是说明了皇权的提高——换言之即脱离了旧门阀贵族阶层制约的皇权的提高。 c:62
皇太子李亨留了下来，担负起了指挥与安禄山作战的任务。皇太子一行本来打算返回京城，但没有成功，七月份将据点移至朔方节度使所在地灵武（位于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而且旋即尊玄宗为太上皇 c:16
另一方面，肃宗发动了反攻，从河北战场抽调回了郭子仪的部队，集中兵力准备夺回长安，但是仍然感觉到力量不够，无法打败凶猛的安禄山叛军。于是便和回鹘交涉借兵事宜，到年末时，数千名回鹘士兵前来加盟唐军参战。 c:20
之前回鹘出兵助唐时，与唐朝之间曾有一个约定，即收复洛阳以后，回鹘士兵可以放开抢掠三天三夜。 c:32
与安禄山同样，史思明也被其子史朝义杀害，而且原因也是因为继承人问题。安禄山和史思明两个人，就好像是同一颗星宿所生一样，无论是在位的时间，还是死的地方，以及都是被自己亲生儿子所杀等方面都如出一辙。他们俩的死亡，其实也预示了后来的藩镇军将的继位换代之难。 c:35
公元780年实施的新税制“两税法”的深入普及，使得中央财政稳定起来；与此相呼应，中央禁军统一为神策军，并进行了扩充和强化。这实际上是变换了形式的关中本位体制的复活。 c:70
说起来，河北一带对西边的关中一直抱有强烈的对抗情绪，同时无论是物产还是经济力量，河北也都远远胜于关中。安史之乱结束以后，在幽州等地，安禄山和史思明仍然被老百姓当作神来祭祀着。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反中央的意识从背后刺激和激励着河朔三镇。 c:69
对于经济富裕的淮南地区和江南地区始终不放手，这正是唐朝能够继续存在一个半世纪的一个重要原因。 c:100
我们将这种以金钱来运营整个国政的体制称作“财政国家”。“财政国家”最终形成于宋代，唐代两税法的实施则是迈向“财政国家”的第一步。 c:150
宪宗死于宦官之手一事，充分预示着其后宦官专横时代的来临。 c:34
唯一没有接受过宦官洗礼的国家，可以说只有日本。 c:47
在中国宦官的历史上，宦官们完全把持朝政、最为专横跋扈的时期一共有过三次。分别是东汉、唐、明，而且都是该时代的后半期。而其中，宦官势力最大的时期乃是在唐代后半期。当时，宦官们掌握了皇帝的生杀予夺大权，随心所欲地操纵政治。 c:97
宦官参政始于高力士，其后又经过了在安史之乱中把肃宗推上皇帝宝座的李辅国以及接下来的代宗时代的程元振的阶段，到了鱼朝恩率领神策军进入中央政界时，宦官参政已经成定局。 c:43
长期以来，基于府兵制建立起来的国家正规军叫做“南衙禁军”。相对于此，皇帝身边的亲军，也就是说皇帝个人的军事力量叫做“北衙禁军” c:44
当时，地方官和节度使在两税法之上又增设各种税目进行盘剥，他们把地方财源的多余部分叫做“羡余”，并且盛行将“羡余”向中央“进奉”。 c:30
唐代反宦官的行动因甘露之变而画上了句号。最终解决宦官政治只有等到唐末，唐末朱全忠进入长安以后杀死了所有的宦官。宦官问题是如此深深地渗透和嵌入了唐朝的体制之中，因而宦官的消灭实际也意味着唐王朝的寿终正寝。 c:53
两派对立的出发点主要是：对于藩镇究竟应该打压（主战）还是妥协（和平）？然而其实在对立的后面还有各自出身不同的因素，即牛党是科举系统出身的官僚，而李党则属于恩荫系统即世家出身的官僚。 c:75
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的一百年，唐朝终于临近了最后的阶段。在这一期间，地方上有藩镇割据，在中央则有宦官的跋扈和牛李党争等，唐帝国开始处在剧烈地晃动之中。 c:32
中国传统的黑社会，其起点应该追溯到唐末的这些盐贼。 c:65
裴枢等人都是来自于世家大族的科举出身的官僚，他们的被杀乃是象征着唐代贵族制社会终结的大事件。 c:47
所谓律令就是构成体制根基的法体系。简单地说“律”是刑罚法，而“令”则是非刑罚法。以律、令作为两个基轴来宣示权力的普遍性及统治的正统性，这样的时代就被称为律令制时代。 c:98
关于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法的特色问题，桑原骘藏[插图]氏曾经指出了下述三点：其一，家族主义（为了维持家族制度）；其二，道德主义（道德维持社会秩序，而法律只是其辅助手段）；其三，差别主义（根据地位及身份的高下划分等级）。 c:79
唐令在整个唐代总共修订过十四次，其基本框架则是沿袭隋朝的《开皇令》三十卷二十七篇。 c:11
与唐律同样，作为支持唐朝完备的制度和统治理念的行政执法文书，唐令的水准之高，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c:33
所谓律令官制，也就是指被归纳包括于上述“令”中的官制，而没有包括在其中的则成为所谓“令外之官”。 c:35
官员置身于官僚金字塔中时一共有四种方式（体系），即散官和职事官，封爵和勋官。 c:70
光禄大夫（文散官，从二品）、行吏部尚书（职事官，正三品）、充礼仪使（使职）、上柱国（勋官，正二品）、鲁郡开国公（爵位。正二品）、食邑三千户（虚封）、颜真卿 c:33
唐代的人才选拔乃是夹在六朝和宋代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其呈现出的多样性以及宽松性实际也是与唐王朝的性质一脉相通的。 c:48
相当于都城的重要的都市及其周边被称作“府”；同时兼为军事要地的都市叫做都督府。 c:46
国家权力涉及的范围只是到县一级为止，县以下的部分实质上都是交给农民们自治。这一点可以说也适用于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 c:87
唐朝出于对此的反省，保留了乡里制，但废除了乡正，将管理乡里的权限委托给了里（村）的里正（村正），由此而建立起了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之间比较稳定的关系。这一点是支撑唐朝维系长时间统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c:50
唐朝实施以“里”为核心的乡里制。对于其他的散村叫做“村”，把人口较多的都市里的区划叫做“坊”，并分别在“村”、“坊”设置“村正”和“坊正”，规格与“里”及“里正”同样。在“里”的下面进一步还有“邻保”的组织，分四户为“邻”，五户为“保”。“保”虽然设置有保长，但似乎可以把“邻”和“保”看成是实质上同义或者一体的表现，也可以理解成为是一种相互扶助以及互相监视的五人组。 c:34
唐代每三年（丑年、辰年、未年、戍年）造一次户籍。 c:22
隋唐均田制的一丁一百亩的基准表现了国家对于土地把握的变化，即从夫妇转换为丁（个人）；同时也鲜明地表示了受田者即就是课税负担者这样一个原则。 c:41
与均田制对应的是称之为租、庸、调的税制。唐代以“丁”（成年男子）为对象征收的“租”为粟2石；“调”是绢2丈、棉3两（或者布2.5丈，麻3斤）；“庸”指的是“丁”每年承担劳役（岁役）二十日，或者取代劳役一天纳绢3尺（或者布3.75尺）。这些税目原来都是分别实施的，到了隋初统一为正税，按照“租”=劳役15日，“调”=劳役15日的标准，全部可以换算成为劳役。也就是说，整个“租庸调”相当于年间五十天的劳役。 c:35
纸张在当时是非常贵重的东西，因此这些公私文书大都是衙门用过以后，作为废纸下放给寺院，以便用来装裱加固经卷或者在其背面抄写佛经。 c:35
自古以来中国的历法则采用了以太阳的运行为基准的太阴太阳历（阴阳历） c:33
古代中国人在按照月龄决定日期的同时，把以太阳为基准的年间周期与前者加以协调，以日照最短的冬至为起点，将一年分为四季，各个季节又分为六个节气，在全年设置了二十四个节气。 c:33
古代中国人每隔两年或者三年便设定了一个闰月，并将其适当地插进正规的月份之间，以此来调整日期和季节的关系，同时尽量使正月元日与二十四节气中最早的节气立春成为同一天。 c:27
试想一下，在每天都被时间追赶着跑的现代社会里，倘若不时地有闰月出现的话，那或许真是一件妙不可言的惬意之事。 c:14
当时还没有火药，所谓爆竹就是把带节的青竹放在火上烤，使竹子破裂发声，可谓名副其实的爆竹。 c:57
唐朝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即具有最终容忍武后这种人物存在下去的客观环境。在形成这种环境的要素之中，就包括贯穿于唐朝始终的浓厚的北方游牧民族风气。在北方游牧民族中随处可见的女性的泼辣勇猛等都被带到了唐朝，最后并通过武后集中体现了出来。 c:75
唐代的皇后未能树立起稳定的权威，其背后的原因正是后宫体制的不完备。而皇后和后宫体制的松弛又是与整个唐代体制的不严密或者说松弛不无关联。 c:43
从隋到唐，一直未能确立起长子（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制度。 c:29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女性形象。首先是骑马的风气，女性们非常自然地骑在马上，熟练地驾驭着高头大马。唐代司空见惯的这一现象，在其他时代则完全看不见。而且，当时不管是骑马还是骑骆驼，女性们经常戴上一顶带着下垂裙边帽子，叫做“帷帽”。 c:39
唐代一般的化妆盛行浓妆艳抹，即在白粉上面涂上红脸蛋和口红，并且鲜明地描上各种形状的粗眉毛。不仅如此，还在额头上涂上黄粉，将此称作“额黄”，并在其上面贴上叫做“花钿”或“花子”的花纹金箔。另外还在眼角到面颊处贴上斑点或月牙形状的图案，叫做“妆靥”（靥子）。 c:36
按照唐律的规定，与妻子离婚有七个条件即“七出”：“无子”（不生孩子）、“淫泆”（淫乱）、“不事舅姑”（不服侍丈夫的父母）、“口舌”（爱说话，多嘴多舌）、“盗窃”、“妒忌”、“恶疾”（有病）等七条。 c:39
过去儒教主要以忠孝仁义等道德的力量来抑制这一方面的表现，而到了儒教的影响相对较弱的隋唐时代，则只有动用“律”这样一种正规的形式了。 c:18
老婆最可怕的时候有三时。一次是刚刚结婚时像菩萨一样端坐的时候；第二次是生养孩子时宛如母老虎一样的时候；第三次是上了年纪以后满脸皱纹像老巫婆的时候。 c:19
我们得到的整体印象是，唐代女性们对于男女关系以及结婚的观念都很松弛，换句话来说是都很开放。这一点无疑和贞操观念的淡漠有关，进而可以说还反映出了当时家庭关系的淡薄。 c:27
一个名字叫做孙棨的老官人回忆起昔日的繁华，用文字记载了自己以前常去光顾的花街柳巷“北里”的详细情况，这就是《北里志》。 c:21
北里的内部按照道路分为三个部分：从北到南分别是北曲、中曲、南曲，其级别依次升高。 c:21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李娃形象的意义，即李娃在成为男人们心中理想型女性形象的同时，也是一种前瞻性时代感觉的产物，其实际反映出了社会已向男性主导社会开始倾斜的状况。 c:43
关中的“关”，指的是这一地区通往东方的唯一的交通干线之上的函谷关或潼关，关中就是处于该关口的内侧之意。 c:44
此外还有一点不太为人所提及的地方，即关中西边陇山南麓附近有一片辽阔的国营牧场（“监牧地”），在长安近郊也有一块同样的牧场，因而很容易给长安提供大量的军马，这一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c:53
可是，洛阳在防卫方面却远远不像长安那样坚固，也并非位于东方的中心地带或是立足于交通要冲之地，只不过是依附于长安而存在而已。在历史上，长安和洛阳两个城市就像车辆的两个车轮一样，互相补充完善。但总的来说还是以长安为主，洛阳只是从属性质 c:37
唐朝的灭亡也是宣告了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重心自西向东的大移动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 c:74
“坊”显现出来的非中国元素明确告诉我们，在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的设计中也包含着浓郁的北方民族的特质。 c:30
通过上述长安城人口的构成来看，我们便可以知道长安城的非生产性人口非常多，是一座头大身子小、基础很不稳定的城市。 c:28
“市”的内部街道不是十字形，而是呈现井字形，“市”的大门每边各开两门。这也是“市井”这一词汇的由来。 c:66
商店叫做“肆”或“铺”，但是并不能在坊内自由开店，而是根据经营的商品种类不同，被集中在一定的区划里，并且所有的商店都要被纳入叫做“行”的组织之中。 c:31
大致从唐中叶起，开始使用起汇款票据（汇票）“飞钱（便换，便钱）” c:30
所谓“草市”，就是指在脱离城内制约的城市近郊，具体而言在水路交通的要冲自然形成的“市”，其后人们逐渐地聚居于此，盖房建屋，筑起城墙，从而发展成为新的县城。 c:42
凉殿建筑的原理是让水从房子四周房檐上流下来，就像一圈水帘一样，遮断了外边的热气，从而使房间里变得非常凉快。 c:16
当时的高官的邸宅之中也有叫做“自雨亭”的同样的建筑。 c:18
随着琐罗亚斯德教（祆教。五世纪传入中国，唐初传入长安）、基督教的异端聂斯脱利派（景教。635年传入中国）、摩尼教（694年传入中国）等三种宗教自西方传入唐代长安，波斯胡寺、胡祆祠、大秦寺等寺院也建在了胡人活动的西市附近，被统称为三夷教。 c:45
在中国历代王朝之中，唐朝是几乎从不关心长城一线防卫的一个非常少见的王朝，这一大方向其实在太宗时期业已确定。 c:39
唐朝对于周边民族政策的基本方针是羁縻政策，即承认一定程度自治的间接统治。然而在经营丝绸之路问题上，却是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将其置于直接管辖之下。 c:49
始于八世纪中叶的广州的全面繁荣预告了一个时代的到来。简而言之，就是取代陆路骆驼商队贸易的海上贸易，即基于海路的大量运输时代就此开始。换句话来说，即东西贸易从陆上丝绸之路向海上丝绸之路的转换。如果用位于中国两极的长安和广州的关系来比喻的话，这一变化意味着，连接陆上丝绸之路的内陆城市长安的衰落，以及面向南海开放的东南部的兴盛；也意味着历史的天平开始急剧地由大陆的西北部向东方以及东南部倾斜。实际上，以长安为根据地的唐朝的历史使命之终结，也由于上述这种变化而尘埃落定。 c:50
如何维持民众的日常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以及如何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这是社会对于一种政权的最基本的要求 c:41
前半期的兵力主要是由府兵制组成；而进入后半期，则是以神策军为中心的北衙中央军和藩镇地方军队构成。 c:64
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是三位一体的命运体，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之一出现瓦解则会导致全盘崩溃。 c:69
但实际上，府兵和农民之间并不能自由地转换身份。 c:18
府兵制这一制度的最大的特色就是其组织形态，即在全国设置“府”（军府）这样的单位（军团），以此为中心来集结兵力 c:29
分裂时期的社会状况以及北方游牧民族的加入等因素，同时再加上时代对于国家正规军的需求高涨等因素合在一起，才导致了府兵制的出现。 c:28
郎将的地位只是局限于向下级传达皇帝的命令。这样一来，将军作为负责人主导军府的阶段结束，皇帝命令直达基层的新的指挥系统宣告形成。 c:32
折冲都尉—果毅都尉—（别将、长史）—校尉（团）—旅帅—队正、副队正（队）—火长（火）—卫士（府兵） c:28
府兵最基层的单位叫做“伙”，由十个人组成。但是出外执行任务则是以二百人构成的“团”或者是五十人的“队”为主 c:28
唐朝为了对应周边诸民族，一方面在其领地内设置了都护府，以起到军事震慑的作用，另一方面同时又给这些部族的首领授予唐朝的官职，允许部族的自治。这种政策被称作羁縻政策。 c:33
长期以来的主流看法认为，无论是边境的“健儿”，还是华北东部的“武骑团”，这两者都是在本质上与府兵制完全不同的新兵制（新兵种），系其后出现的佣兵制（募兵制）的滥觞 c:28
基于皇帝南面治理天下这一立场，在皇帝居所的南边配置了正式的行政机关以及官厅，并将其统称为“南衙”。提到南边，就包含着正式而且是公共的行政领域之意。 c:38
国家的正规军队是属于南衙管辖的中央军，所以将其称作南衙；与此相对把皇帝的亲军叫做北衙。 c:40
唐朝出于对此的反省，遂把中央的兵力分为两个不同的系统，建立了双方互相补充制约的体系。如果说唐朝之所以能延续近三百年的命脉，关键要素之一正在于这种南衙和北衙的关系，我以为也并不为过。 c:45
据说跟随玄宗逃亡四川的人仅仅有一千三百人，在赴灵武（今天的宁夏银川市）的皇太子（其后的肃宗）身边不满百人。 c:13
进入代宗时期以后，代宗建立了“左右神策军”作为自己的亲兵。其后的德宗又新设了“左右神威军”，至此北衙十军的体制宣告成立。 c:33
在中央的权力和权威不断衰退的大趋势之中，却出现了唯有皇权反而强大起来的扭曲现象。 c:37
与其他禁军不同，在神策军的核心部分有着自从边防军时期以来长期锻炼出来的强悍和团结。除此之外，再加之神策军对将自己提拔到唐军中心位置的皇帝的感恩，以及对于国家的忠诚都比其他部队更加强烈，而且神策军对于宦官的指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抵触。上述这些特质都必然导致神策军成为国家军队的中心。 c:36
构成安禄山叛军核心部分的是被称作“家僮”或“部曲”的擅长骑射的数百名护卫，以及投降的北方游牧民族系统的“同罗”、“奚”、“契丹”、“室韦”等的八千名士兵。 c:23
这样一来，藩镇内部的军事力量从大的方面来说划分为“家兵”和“官健”的二重构造，进而如果将“官健”分为“衙兵”和一般的“官健”的话，则可以形成三重关系。 c:19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有最澄、空海、园行、常晓、圆仁、惠运、园珍、宗睿八人，一般将此称作“入唐八家”。 c:48
作为佛教用语来说，所谓“普通”就是不分僧俗之意，在寺院去世的僧侣以及在旅途中倒下的旅行者火葬以后，将其骨灰合在一起的石塔叫做“普通塔”就是显例。 c:14
位于山西省东北部的五台山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佛教圣地。其主峰有五座，峰顶上都没有树木，呈现平缓的台状，故名五台。其中海拔在三千米左右的北侧四峰（西台、中台、北台、东台）连绵相接，与稍微间隔开的南边的南台之间形成一个山谷。唐代有超过一百座寺院建在这一山谷之中。 c:18
唐代后半期“过所”和“公验”一直并存。其后进入五代以后“过所”退出舞台，统一称为“公验”，到了宋代，进一步改名为“公凭”。 c:29
使整个佛教面临存亡危机的大规模弹压前后一共有四次：第一次是北魏太武帝的毁佛（446年）；第二次在北周武帝的时候（574—577年）；第四次是后周世宗的毁佛（955年）；第三次就是圆仁被卷入其中的这次唐武宗的“会昌毁佛”。上述这些排斥镇压佛教的事件，根据当时的皇帝名被总称为“三武一宗法难”。 c:70
当时韩愈写了《论佛骨表》，认为崇拜夷狄的佛骨即法门寺舍利毫无意义，结果惹恼了宪宗，韩愈因而被贬官发配到了南方。 c:11
关于“匈人（Huns）”的源流，今天的人们已经基本上取得了一个共识，即认为其与最早出现于北亚的游牧民族匈奴有关，具体而言其与公元一世纪中叶前后分裂为南北匈奴两部的北匈奴一方有关系。留下的南匈奴才是四世纪的“五胡”时期率先进入中原即华北地区的匈奴。 c:25
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也可以说“羁縻”和“册封”乃是只适用于隋唐时期的一种系统。 c:16
所谓“羁縻”，指的是拴在牛和马鼻子上的缰绳，人类借此驾驭操纵牛马。其意思也就是说，承认牛马（异民族）在缰绳长度容许范围内的自由，然而一旦牛马（异民族）超越可容许的界限时，就要受到驭手（中国王朝）的强有力的制约。 c:47
即从隋唐王朝的角度而言，对自己臣服程度高的地方实施羁縻政策，而在其外围独立性强的地方则适用于册封。也就是说，中国王朝在开土扩疆的过程中，将众多的内附异民族以羁縻的形式置于间接统治之下，而将无法收入圈内的地方则用册封的形式。如果这样说来，中国王朝本来所追求的目标应该是羁縻关系，册封关系则是对羁縻关系的一个补充和完善。 c:61
从隋代到唐代中叶为止，和蕃公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她们都并非皇帝的亲生女儿。与此相对，进入唐代后半期以后，凡是提到和蕃公主几乎只是限定于回鹘一处，而且全都是皇帝的亲生女儿。 c:38
和蕃公主肩负着体察本国的意向、了解打探对方的国情，或牢牢抓住结婚对象的国王或可汗之心，或以文化、习俗的力量等来感化对方等使命。根据情况有时候还必须具有可能被本国抛弃的思想准备。 c:38
所谓铁勒，乃是从贝加尔湖之南到阿尔泰山脉一带的突厥系部族的总称，阿史那氏的突厥就是其中的一个氏族（部族）。此外，后来兴起的回鹘也是这个铁勒中的一个部族。 c:23
天宝三载（744）突厥被回鹘所取而代之，阿史那氏的突厥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c:19
突厥为了捍卫自己的民族性，固守游牧生活方式，煞费苦心地要与中国文明划清界限。与此相对，回鹘则转而实行对唐朝开放的方针，选择了一条在致力于从物质和文化两个方面摄取唐文化的同时，建设独自的游牧商业国家的路线。回鹘的这种做法成为其后辽、金、元等征服王朝[插图]的先驱，也可谓是通往这一方向的一个过渡阶段。 c:52
回鹘的历史乃是安史之乱的产物。这里让我们再次真实地感受到，安史之乱给整个东亚带来的巨大影响。 c:18
四世纪后半，鲜卑族慕容部之一支进入青海（今青海省），在藏族原住民之上建立了一个征服王朝，这就是吐谷浑。 c:44
对于吐谷浑来说，从青海经柴达木盆地通往西域南道的东西交易之路是整个国家的生命线。 c:12
为什么隋唐王朝要与高句丽兵刃相见呢？为什么隋唐王朝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也要把高句丽压下去呢？ c:11
所谓靺鞨，乃是当时力量颇为强大的通古斯系统的种族，分为粟末、伯咄、安车骨、佛涅、号室、黑水、白山等七部 c:30
高颎的下台实际意味着隋朝的大政方针的转换。换句话来说，就是从重视内政的关中本位主义向企图成为东亚盟主的对外扩张路线的转换。 c:41
前后加起来，隋唐方面发动的入侵高句丽的战争总共超过十次。 c:24
诗至于杜子美（杜甫），文至于韩退之（韩愈），画至于吴道子（吴道玄），书至于颜鲁公（颜真卿），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 c:66
汉赋、唐诗、宋词、元曲 c:13
“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 c:14
自古以来，没有其他任何国家像中国那样留下如此众多的文字记载。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热心地致力于记录历史 c:41
就是在唐初编纂的《隋书·经籍志》这一当时的图书目录中，所有的书籍被分成了四部，即：经部（儒教）、史部（历史）、子部（诸子）、集部（文集及其他）。其中，“史”部成为单独的一类。 c:33
史部的独立是魏晋以降人们对史学的关注高涨的结果。 c:12
围绕编修正史，唐太宗确立了一整套体制：让担当编修工作的机构史馆独立出来，任命宰相或相当于宰相的人物充当“监修国史”总体负责，关于实际执笔者，则以“史馆修撰”的头衔召集著名文人进行分工编撰。 c:21
随着在太宗时期一举编纂齐全了之前的全部正史，此后，一个王朝一部正史，而且由下一个王朝来进行编纂的原则才固定了下来。 c:42
刘知几将史学家应该具有的资质概括为以下几点：不阿谀权贵的道义良心、博通古今的高度见识、能够精密地研究史实并加以表达的能力[插图]。 c:58
南宋郑樵的《通志》、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与《通典》并列，合称为“三通”。 c:30
《通典》是一部典型的唐朝化的著作，进而言之，其是一部对魏晋南北朝以后的学问作出最后总括的思想、文化以及历史著作。 c:33
非隋唐固有性质的东西仍然是下层民众的集结，也就是说伴随着激烈的杀戮、破坏、流动的唐末黄巢之乱。 c:20
说严重一点就是，隋唐制度的漏洞太多、体制过于落后。 c:22
所谓贵族制，也就是说站在门阀士族的立场上，从世袭及制度的角度承认一部分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权及地位，并且这种特权及地位也为社会所认知的一种状态。 c:45
坦言之，虽说都是科举，实际上隋唐的科举和宋代以后的科举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在隋唐时代的科举制中，依然带有浓郁的门阀主义的气息，因为隋唐的科举制乃是隋唐选拔录用人才的制度。 c:60
贵族系统的子弟们以恩荫、科举以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门路维持着与官场的联系；另一方面，作为官僚来说，为了置身于官场，也不能不拥有贵族式的教养及观念。 c:32
唐朝拥有一种可以承受大震荡的柔性结构的体制。而这种柔性结构的形成，正来自于贵族性（贵族制）这一无形的特性。 c:63
贵族制在中国是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柱石 c:20
隋唐王朝以柔软富有弹性、具有包容力的姿态与外国接触，并没有单方面的耀武扬威。即便是对周边诸国及民族实施“羁縻”和“册封”，也是以各国各民族的独特性以及多样性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关系。 c: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