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布鲁玛 - 历史榜-历史文化
M译丛套装06包含《创造日本：1853—1964》和《日本之镜：日本文化中的英雄与恶人》。《创造日本：1853—1964》在这本睿智、优美而精简的书中，伊恩·布鲁玛通过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细腻考察，清晰地呈现日本历经的种种重大事件及相继而来的转变，从倒幕运动、明治维新、日俄战争、侵华战争、东京审判，一直到美国接管及东京奥运。布鲁玛深刻地探讨日本社会思想、政治秩序和经济生活等各个面向，并以独到和客观的视角解释日本如何经历这些戏剧性的巨变及伴随的战争与变革，最后从一个小小封闭的传统岛国一跃成为牵动东亚乃至世界的现代国家。《日本之镜：日本文化中的英雄与恶人》通过对电影、戏剧、文学、艺术和神话传说鞭辟入里的分析，剥开附在日本文化表面的层层面纱，解释日本民族这些两极又矛盾的文化特性，同时勾勒出日本人如何映照出自身的样貌。无论是黑泽明的电影、三岛由纪夫的小说、文乐《忠臣藏》、宫本武藏的传说，或是黑帮片与家庭剧，伊恩·布鲁玛都信手拈来，幽默风趣地探索有如镜子般反射出现实的戏剧性幻想。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c:65
日本的胜利还撕去了神秘中国的最后面纱——在她傲慢与辽阔背后，是无能与虚弱。 c:37
1898——1911年间，至少有两万五千名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被形容成“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 c:47
在20世纪初的东京，到处是为中国学生所设的速成学校，从语言、法律到军事、政治，这些青年人想用几个月，最多几年来掌握一切。他们以同文同种的眼光来看待日本，倘若日本能迅速掌握西方的秘诀，他们也同样能迅速掌握日本的秘诀。 c:17
一些时候，21世纪富有的中国游客的感受竟与一个世纪前的留学生不无相似，“日本政治之善，学校之备，风俗之美，人心之一”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c:47
日本社会内在的复杂性很少进入我们的视野。它要么是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敌人，要么是一个值得模仿的邻国。至于日本到底是什么？我们仍缺乏兴趣。 c:27
它对西方的妒羡交织之情，它内部威权传统与自由文化的交战，这两股不同的力量，驱动了日本迅速崛起，也将它引向灾难。 c:60
他以1853年的黑船来袭作为现代日本的开端，传统的日本秩序开始瓦解，西方既是屈辱又是力量的来源。 c:24
过分自信、狂热心理、深深的自卑感以及时而执念于民族地位的想法——所有这些因素对日本现代史都产生过影响，但相较于其他品质，有一种最令人受用：那就是虽败犹荣时的那份优雅 c:96
。外相坚定地认为，不答应从中国撤军，与中国的交涉断无希望成功。”没人真心支持战争，同样没人愿意公开表态反对，一套自上而下都不负责的气氛最终将日本拖入灾难。 c:65
回到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倘若中国知识分子能在寻求富强之道时，也能意识到日本模式所蕴含的黑暗力量，近代中国之路或许也会变得不同。这一点对于正在获得富强的中国，尤其富有启发。 c:16
奥运会开幕式上点燃奥运火炬的正是出生于原子弹爆炸当天的一名广岛青年，这样一来可以表达出日本的和平意愿，二来或许还可以反映出日本的苦难历程，当中夹杂着一丝自怜。 c:21
两位日本运动员——分别是马拉松选手圆谷幸吉和女栏健将依田郁子——因为辜负了国民的期待，后来相继自杀。 c:42
日本人素来很在意自己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 c:36
不同于摔跤或拳击，柔道所需要的精神力量可是习惯了粗蛮打斗的西方人万万不可能具备的。换言之，柔道能体现出日本文化和日本气概的优越性。 c:35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过分自信、狂热心理、深深的自卑感以及时而执念于民族地位的想法——所有这些因素对日本现代史都产生过影响，但相较于其他品质，有一种最令其受用：那就是虽败犹荣时的那份优雅。 c:115
日本统治者一方面忌惮外部势力入侵，另一方面又担心传教士散播的基督教信仰会让臣民变得难以管束，于是取缔了这一教派。 c:22
身居京都这一昔日帝都的天皇象征着日本的文化延续性，承担礼仪和精神上的职责；而作为武士大统领的将军则坐镇江户，也就是今天的东京，主持朝政。 c:54
17世纪，葡萄牙传教士被逐出日本后，更关心赚钱而不是传播信仰的荷兰商人成了唯一获准驻留日本的外国人。 c:13
围绕如何应对危机方为上策一事，日本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部分少数派呼吁放外国人进来，打开国门，对外通商；其他人则赞成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番夷逐之门外。 c:15
尽管相对闭塞，但日本人比起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大多数亚洲人还是更了解西方。他们在英美政治、西方科学、医学、历史和地理方面的知识着实令人叹服。他们手头掌握着详细的美国地图，也知晓美国的政治制度。 c:43
17世纪初，当局对所谓的基督教宣传品的封杀，以及旅居长崎的荷兰商人，共同促成了“兰学”的滥觞，也就是“荷兰研究”。以这门新型学问为业的人统称为“兰学者”，意即研究荷兰的人。 c:25
德川幕府奉行的意识形态是新儒家，这是儒家思想中特别保守的一脉，创始者是12世纪中国哲学家朱熹。朱熹强调自然秩序的重要性，而这一点经日本人诠释，成了对权威的绝对服从 c:61
日本人从中国那里借鉴了一套基于天下原则的治国理念：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要以天下自然秩序为依据，一位仁君务必确保二者之间的和合共生。儒家伦理被认为符合自然原则，“兰学”则引入了一种截然相反的世界观。要是能对自然原则进行理性分析，而支撑儒教国家的天下观念又可以被证伪的话，那会对其政治合法性构成严重的挑战。 c:38
日本具备一大优势，即文化边缘性。过去视中国为智慧中心的日本思想家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寻其他效仿对象 c:78
西方思想之所以令本土论者心潮澎湃的原因：其有助于将日本从中华文化圈里解放出来。 c:68
令人扼腕的是，政教合一后来成为日本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奠基石之一，借的是古代传统的力，但效仿对象依然是欧洲。 c:49
此外，他们还将西方世界最坏、最无情的一些东西学了去，并仿而效之。 c:19
无论身处哪个时代，开化的那一半人总会做一番挣扎。 c:14
1853年至1868年这一时期，也就是自佩里的黑船来袭到幕府统治的灭亡，史称“幕末”。 c:28
同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初的情况一样，19世纪60年代涌现出一批年轻的极端主义者，视暴力为民族救赎之道。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或许与日本社会在太平时期受到的严密管控有关。 c:20
一旦天皇和他的廷臣为某个政治目的所用——利用他们的是反抗幕府的叛党，以萨摩和长州这两个藩为主——一种现代化的专制主义便应运而生了。 c:14
但实际情况似乎是“复古神道”学派的口号“祭政一致”——即祭祀和政事统一——正在成为一种政治现实。 c:18
天皇迁都江户，并更名为东京，这也是近千年来天皇首次与政府机关同处一座都城。东京市中心建起了名为“靖国”的神社，以缅怀为天皇捐躯的英灵。 c:63
2月11日是日本神话里首位天皇建立皇权的日子，日本特意选在1889年的这一天纪念其“名正言顺”地跻身强国之林。 c:19
明治维新——抑或是明治维新的政治宣传——的意义就在于，它“复辟”了远古形态的日本皇权。 c:22
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日本一直向某个外国京畿看齐，这一旧戏码如今再度上演，只是情况有变：巴黎、伦敦、柏林和华盛顿取代了中华帝国历朝古都的地位。 c:24
德国和古代日本的专制思想构成了新宪法的灵魂。 c:27
明治维新的一众英雄，诸如伊藤博文、西乡隆盛、山县有朋、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均来自长州或萨摩。他们深谙忠诚、服从和军纪所构建的武士信条。 c:27
官僚、政客和商界领袖编织起一张绵密的关系网，他们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不是靠鼓励大企业放开手脚在市场上竞争，而是通过制定战略方针，提供政府补助，以及签订互惠互利的密室交易。 c:46
除了连农民也可以建党结社外，明治日本的另一大特色是各种叛乱层出不穷，矛头多对准地方长官和地主，而非中央政府。 c:29
自由党为三井财阀说话，宪政党则代表三菱株式会社。 c:31
部分明治领导人发自内心地认为，要是打扮成欧洲人的模样，就能说服西方列强放弃不平等条约。 c:24
夫妇俩向如痴如醉的西方观众呈现了并不原汁原味的歌舞伎，回头又向如痴如醉的日本观众呈现了同样不正宗的西方戏剧。 c:11
吃肉的风尚始于福泽谕吉这位明治时期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曾宣称肉食可以强壮日本人的体魄。很快，吃肉就因为其“开民智”的功效而大行其道。 c:22
三岛将明治日本比作“就像因准备接待客人而焦虑的家庭主妇，将普通日用品藏入柜中，脱下平素穿的便装，希望整洁无瑕、一尘不染的理想化家庭生活能让客人开开眼界”。 c:37
于是同诸多德国同行一样，日本知识界不问国事，要么潜心学术研究，要么自我陶冶情操。 c:17
后世的日本知识分子秉持的也是这种态度，到了19世纪70年代，知识分子精神已死，除了某些引人瞩目的个案外，直到1945年后这种精神才完全复苏。 c:22
这反映出“文明开化”的阴暗面，即认为殖民征服是强盛和现代化的终极标志。明治时代的另一大口号“富国强兵”便由此而来。 c:63
日本如今已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国，就在日军击溃清军前夕，与西方签订的各项不平等条约就此作废。而既然日本已经证明自己的军力，它就有了将类似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的资本。当年从佩里那里学来的一课最终结出了黑色的果实。 c:25
国家统一、为民族存亡而进行的达尔文式抗争、种族活力，这些均是19世纪的主旋律。 c:25
在普鲁士皇帝的统治下，国家统一有赖于军事纪律，有赖于鼓吹民族精髓和德意志精神的文化宣传。强大的国力，一靠钢铁铸就，二靠鲜血浇灌。 c:23
但也力图解决一个如今依旧困扰许多伊斯兰国家的难题：既想迈向现代，又不愿冷落传统。这一点通过将德国信条嫁接在日本神话之上得到了实现 c:34
在一个携带武器属于武人特权的国度推行义务兵役制，这一安排可谓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c:21
对于明治日本的多数青年而言，接触现代性的渠道不是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也不是追求自由言论的社团，而是军队。 c:43
日本人过去从未视天皇为最高神明，对其顶礼膜拜。直到江户末期，天皇一直身居京都，寄情于诗画文墨，充当日本风俗和道德的精神守护者。神道教既不是国教，也不是偶像崇拜，而是一门集万物有灵仪式和季节性祭祀于一体的松散信仰，以大自然、丰饶土地和孕育日本的诸神为歌颂对象。可到了明治年间，神道教逐渐向国家神道靠拢，变得面目全非。山县等明治藩阀为文化和宗教覆上了一层政治色彩，与此同时“阉割”了世俗政治制度。尽管日本有宪法，但其立国根基并不仰赖政治权利，而取决于对天皇制度的宗教崇拜以及通过国家神道灌输的日本起源论。 c:38
通过道德说教和强制思想同化来起到控制广大民众的目的，从根源上来看，就是中国式的做法。 c:48
日本的军政走进军营，也走进学校，它一心培养的是训练有素且根本不具备自我思考能力的随大流者，而不是崇尚怀疑论的个人主义者。 c:51
明治军国主义发展到鼎盛的产物是残酷的日俄战争。1904年，日军以类似后来发动珍珠港事件的方式，偷袭俄国舰队，由此拉开了战争的序幕。 c:16
新一代日本人成长于狂躁沙文主义和好战思想甚嚣尘上的年代，较少受到维新早期那种理想主义的浸淫。 c:31
夏目漱石是他那个年代最出色的小说家，他曾沉重地警告称，日本尝试消化西方文明的速度过快，将面临一场集体精神崩溃。 c:48
每张一万日元纸币上都印有福泽谕吉的头像，一千元面值的则是夏目漱石。 c:29
大正年间，东京洋溢着一种轻佻间或虚无的享乐主义精神，让人不禁联想起魏玛时期的柏林。 c:25
艺术家们已经全然抛却明治时期的一腔理想主义热血，一心探索浪漫爱情和黑暗情欲的极限。 c:32
陆军大臣田中义一就担心部队“变得张狂而叛逆”，某位司令官还曾抱怨道，“由于大众知识水平和社会教育的进步”，他再也无法指望部下不假思索地执行命令了。 c:18
当政府统治缺乏民意基础，甚至未获民众许可时，造反的某种形式就是力争比当政者更加民族主义。当政者要是卖国贼的话，就理应被推翻。 c:64
要是连像吉野这样的自由派都对日本鱼肉邻国一事并无根本性异议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日本后来会踏上一条比这危险得多的军事冒险之路。 c:20
魏玛共和国不仅毁于希特勒手下野蛮的冲锋队，它的覆灭也缘于愿意捍卫其脆弱制度的人寥若晨星。 c:20
文部省于1937年发布了一份臭名昭著的小册子，名为《国体的本义》。该文件劝说日本人“舍弃”他们的“小我”，在“天皇身上寻找”自身存在的本源。 c:26
对于北一辉，革命暴力的宗教意义要大于政治意义，这是一项个体精神解放行为。 c:14
他还写了一首给蒋介石的诗： 我的祖国日本要摧毁的不是您的国家，先生， 我们只是在摧毁反日思想。 c:14
右翼民族主义者依然沿用“大东亚战争”这一战时讲法，以偷袭珍珠港为开端。这种称法的潜台词是，日本打了一场对抗西方帝国的亚洲解放战争，至于1941年前的侵华战争则被轻描淡写地叫做“事变”。其他人则只肯承认“太平洋战争”，似乎除了对美作战外便再无其他战事。而对本国战时历史颇有微词的左翼将日本的对外战争视为殖民征服，始于1931年吞并满洲（中国东北），故称之为“十五年战争”。 c:25
席卷全球的经济萧条彼时正重创日本，部分年轻官兵心中开始滋生一股强烈的反资本主义情绪。 c:13
日本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体制顶层软弱、分化，而不是太过强大。国内派系林立，宫廷、军部、官僚系统、国会都有自己的“山头”，远远谈不上“举国一致”。这些派系之间争来斗去的劲头丝毫不逊色于他们面对外敌时的同仇敌忾。 c:40
经济大萧条年代酝酿的所有浪漫抱负、民族思想和焦虑情绪都被倾注到建设满洲这项工程中来。人们被告知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 c:15
实际上，就算日本人在场面上给足了末代皇帝面子，“满洲国”连傀儡政权都算不上，完完全全就是殖民地。 c:19
日本当局没有采用纳粹那套办法来控制潜在异见者。日本左派没进过集中营，他们被“统一思想”的过程看似毫不费力，以至于许多知识分子从不觉得自己背弃了理想。 c:23
“满洲国”提供了一条出路。它成了许多左翼理想主义者的乐园，他们在铁路公司谋得调查员或顾问的差事，满以为自己正在帮助亚洲人改头换面。 c:14
这些艺术家和作家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其实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因而也就反西方。泛亚主义与他们的理想主义情怀不谋而合，所要做的不过是舍弃社会主义，转投某种国家社会主义。 c:18
一位名叫阿部定的卑微艺伎在情欲大发之际勒死了自己的情郎。她被人发现在东京街头徘徊，包里装着情郎的阳具。 c:15
你死我活的党派斗争和冠冕堂皇的绝对团结这对矛盾是东亚政坛亘古不变的一大特色。所有威权主义政体都会遇到这一恶性循环：二者总是相伴相随。 c:41
一说根源在于日本文化的病态和武士道精神等因素；又说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恐怖行径，发号施令者远在东京，目的是迫使蒋介石政府屈服；还有说是吃尽苦头的军人产生了厌战情绪，继而大肆寻找发泄渠道。 c:12
许多年来，日本人被告知中国人是劣等民族，自己则是神的后裔。对“支那人”的蔑视可追溯至明治时代。以甲午战争为题材的浮世绘将日军塑造为身材高大、皮肤白皙和勇猛果敢的伟岸形象，而中国人则以胆小鬼和黄皮蠢货的面目示人。 c:32
似乎诞生自明治末期、由江户末年的本土论和德国种族理论杂交而成的军国主义妖孽，终于成为了可怖的现实。 c:43
唯一一个对南京大屠杀流露出悔意的人是松井石根大将。国民政府首都被攻破时，松井担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南京大屠杀后，他主动辞职，剃度出家。战后接受审判时，他称大屠杀为“国耻”，即便如此，他还是被判处绞刑。 c:24
普通人对中日战争比较暧昧，知识分子更是斥其为侵略，可同英美的战争一开始，他们的态度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人人都担心日本未来的运数……与此同时，人们心里却又喜不自胜，我们总算赢了一回；英美这些个傲慢的大国，这些个白人脸上总算挨了我们一拳。随着捷报频传，担忧逐渐失色，恐惧化为自豪和兴奋……一个来自落后国度的有色人种在面对发达国家白种人时的所有自卑感，顷刻间烟消云散……古往今来，我们日本人还从来没有如此充满民族自豪感。 c:23
经历了近百年的西化运动，日本人如今又旗帜鲜明地变回了亚洲人。 c:15
日本的新秩序大体上源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而后又被嫁接到东亚人的思维习惯上。 c:25
希特勒及党羽早在上台前就对世界格局有了宏大的规划；反观日本精英，除了都反感自由主义——不论其形式如何——似乎只是在将各自的政治信条拼拼凑凑，为一连串无休无止的既成事实提供背书。 c:27
天皇就像一尊神轿，人们扛着他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将去向何处，只会被动地对命运的起伏作出回应 c:23
至于要是行不通的话，东条将军有言：“有时候人就得闭着眼往下跳。” c:15
东京、大阪、福冈火光冲天，十几万条生命在人为制造的大火中灰飞烟灭。即便是这样，统治精英依然将日本的穷途末路（Götterdämmerung）归咎于普通民众的意志力和忠诚度不够。 c:18
神风特攻队的预期效果固然致命，但也不乏戏剧色彩：这标志着一种特殊的“日本性”从对外的咄咄逼人蜕变为纯粹的自我毁灭，其种子播撒于江户末年，到20世纪30年代末已成为举国病态。 c:39
杜鲁门、丘吉尔和蒋介石共同签署《波茨坦公告》（Potsdam Declaration），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 c:11
日本人则表现得像一群幼童。按照麦克阿瑟的认识，他们“误入”军国主义歧途，是因为心智不全。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既然日本人心智不全，那么经过坚定不移的引导，外加循循善诱，他们是具备弃恶从善的可塑性的。 c:23
日本人被灌输“民主”的方式，就好像他们从未听说过这个概念。简单说来，这一过程可用三个S来形容，分别为sex（性）、screen（银幕）和sport（体育运动）。 c:38
理想主义向来是虚伪的温床。尽管日本人被教育拥有言论自由，但批评占领当局政策却是一个禁区。 c:40
既招人羡慕、又背负骂名的“潘潘女”是战后日本率先接触美国商业文化的先驱。 c:12
日本问题的根源同歌舞伎或富士山无涉，主要还是出在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身上。这一神圣体制为践踏公民自由大开方便之门。 c:34
澳大利亚、英国和苏联方面本想以战争罪起诉裕仁，可麦克阿瑟一再坚称，没了天皇，日本将变得无从治理。这与他认为日本人是一个幼稚的民族、没有天皇指引将兽性大发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 c:15
这是新宪法中最激进的一项创举，旨在剥夺日本保留武装力量和发动战争的主权。 c:17
倘若一个对所有事都负有正式责任的人是无辜的话，那么的确很难理解那些自认为在执行圣令的人凭什么被判有罪。 c:36
这么做的后果就是政治家成了游走在企业和官僚利益之间的掮客。 c:11
次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为日本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助燃剂。 c:11
自卫队是华盛顿方面违背麦克阿瑟的意愿、罔顾其有违“和平宪法”的事实，执意强塞给日本政府的。 c:13
每每日本与美国背道而驰，国家就会蒙难；每每两国通力协作，日本就会昌盛。因此，我的方针就是与美国充分合作，确保世界和平。 c:28
只要战后秩序不变，1964年就是近代日本完成兴衰交替的标志性年份。 c:20
缺胳膊少腿的退伍老兵穿着白色和服，枯坐在火车站外，用手风琴如泣如诉地拉着伤感的战时小调。路人行色匆匆地从这些大活人跟前经过，仿佛压根不曾留意其存在。他们挥之不去的身影只是飘荡在盛世暖空中的一丝寒意。 c:11
“暴发户”彼得武秉持“钟摆原理”这一搞笑理论，即“社会地位提高了，就要做相同分量白痴的事情来取得平衡” c:29
模仿是通往创造的阶梯，大量地吸收外来文化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能量，可以说是日本文化的一大特征吧。 c:43
日本女性如今是既不神圣也非不洁的存在，她们作为独立思考和生活的个体，在社会里努力寻找着能发挥自己力量的舞台。 c:12
流行文化迎合的大体上是多数人的品味。某些娱乐作品与其说向我们揭示了整个民族的共性，不如说更多反映了其受众的阶层。 c:20
各民族的不同之处，往往在于对幻想的表达，而非幻想本身。 c:30
据说日本是观察全世界的理想场所。个中理由很清楚，因为当我们立足于这个偏远的亚洲一隅时，往往会有一种作为旁观者俯瞰世界的感觉。 c:12
尽管今天的日本在表面上似乎比日渐没落的英国更加发达和现代化，但在表象之下，这个国度在许多方面更接近于基督教尚未彻底扫除异教残余势力的中世纪欧洲。 c:14
但我指的并不是政治家在19世纪末为鼓吹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而炮制的那种民族主义式的国家神道，而是一整套感官自然崇拜、民间信仰、远古神祇和仪式。信奉它的这个民族骨子里就是一群农民，而日本从许多方面来看仍然是这样一个民族。 c:23
实际上，最早的神话是典型的日本戏码，围绕人际关系展开，随意地辅以性元素。 c:13
神道是神话和仪式的总和，塑造了一种生活形式。它是庆典，而非信仰。不存在所谓的神道教徒，因为没有神道主义这种东西。 c:28
制约日本人行为的不是社会规则，而是一套抽象的道德教训。但它们如此深入人心，非英雄而不能打破。但将其打破的唯一办法是游离于社会之外，因为个人终究斗不过整体。 c:20
既要维护一个封闭社会体制的安稳，又要允许置身社会之外的英雄让人们间接体尝极端个人主义这一禁果。 c:35
痛苦和狂喜、性爱与死亡、崇拜与恐惧、洁净与污秽，这些都是日本节庆当中的重要元素。 c:16
日本的舞者，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脸上似乎总戴着个超然的面具，似乎她们的肢体动作都是机械的，而意志已经麻木到了驯服的程度。 c:16
儒家学说当属最对专制统治者胃口的律条，尤其是12世纪中国哲学家朱熹这一派。该学派强调忠与义，首先是对父母，但统治者视其需要，将外延扩大至君主，实际上也就是德川将军自己。需要强调的是，在日本，忠诚已经异化为比中国的忠孝观更为绝对的概念了。 c:11
暴力的娱乐活动和怪诞的色情书籍仍是一个高压的社会体制内重要的排解渠道。 c:23
导演今村昌平曾称日本现代化的表层为一种幻象。他表示：“事实上，在褪去西装和先进科技这层华衣后，渗透日本人意识的是那些小型神龛、迷信思想和非理性的东西。” c:29
日本的两性关系中，女人都是母亲，而男人都是儿子。 c:41
在许多日本人的身上，溜须拍马式的循规蹈矩和麻木不仁的自私自利会交替出现，其易变性不仅令人生厌，而且难以捉摸。 c:20
孩子的负罪感是母权力量最持久的支柱之一。 c:19
这类电影表面上歌颂了永远在献身的母亲，实际上却在肆无忌惮地消费孩子对母亲的负疚感和暗藏的攻击心理，其放肆的程度，只可能源自彻底的无知或极端的犬儒主义；不过，由于后一种情况在日本实属罕见，人们只能认为存在的是前一种情况。 c:16
由于感情比逻辑或理性更重要，日本家庭的规矩就如同这个国家的法律一样含混不清，且易受感情操纵。 c:19
那些做给人看的苦楚被塑造成一种真情流露。无论母亲还是孩子都会沉溺其中。 c:11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日本的爱情故事均是慈母片的变种。恋母情结超越了狭隘的类型片范畴，渗透进浪漫的情节剧中。 c:13
她作为母性女神的时候为人崇拜，变成魔鬼则遭人惧怕。一旦揭去母性的面具，露出的将是可怖的幽灵。 c:11
由于女性情欲被认为比男性欲望来得更强烈，也更邪恶——毕竟，女性身上蕴藏着生命的奥秘——而且还由于她自身的不贞，由于她有能力将男人引入危险歧途，女人理应吃尽苦头。 c:12
德川幕府统治期间，色情作品不仅是对社会不满的上层人士的秘密嗜好——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和中华帝国——也是一个自我被完全扼杀的民族的自发表达。 c:16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社会生活。一个社会越重形式，人们扮演的角色也就越鲜明。从这点来看，日本这个民族就很好理解了。表演，即有意识地按照规定模式表现自己，这在任何地方都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c:19
令中国古代的淫棍们兴奋的是那种优雅的调情，精心的追求，简言之，是男女之间的“嬉戏”，那种宛如高雅艺术的风花雪月。 c:23
似乎人们沉浸于风流韵事，为的只是发出一声华丽的叹息，满怀幽怨地感慨光阴的短暂。他们无疑是有感情的，但这些感情在受到审美程式和社交礼仪的熏陶后，大体上得到了升华。人类情欲及其肢体表达并不受限于一种抽象的道德准则——不管是侠义精神还是罪孽思想——而是受限于审美意识和礼仪本身。爱情成了一门为艺术而存在的艺术，一台精美绝伦的大戏。 c:16
死亡是一个人选择听从内心，而不仅仅是游戏人生所付出的代价。 c:12
日本人比任何西方国家的人都更受社会环境的约束。人们说的命，实际上不外乎这层意思——顺应社会期待的压力。 c:14
这就触及了日本美学的核心，同艺伎这种活艺术品一样，异装反串以去人格化为基本原则。 c:32
在日本社会，良知、个人道德、忠于内心——或者管它是什么——这些东西似乎不如我们置身的社会环境对我们的期许来得那么重要。事情出问题时，很少是个体的责任。某人也许会担责，甚至自杀谢罪，但这也是社会规范的要求使然；因为自杀者未必是做错事的人。 c:15
这就是日本领导力的原则：使目标尽可能含混，这样什么都能往上靠。意识形态可能一天一变样——日本战败后正是如此——这样哪怕老百姓的个人信念再五花八门，领导人也依然能要求他们奉行义理。 c:12
伊凡·莫里斯指出，日本英雄几乎永远都在为失败的事业而战。事业越是不可维系，就越能显出其动机之纯。既然无利可图，损失巨大，那么动机只能是单纯的。 c:25
死亡在日本还有着西方所不具备的意义：这是脱离集体专制却又不打破它的一种办法。 c:18
在日本，哪怕是最骇人的那种暴行，只要是虚构的，就能获得仅仅是美学层面的评价。甚至在暴力行为取材自真实事件时，亦不外乎如是。 c:16
鼓励人们在幻想中释放暴虐冲动，而在真实生活中加以打压，这是维持秩序的一种有效手段。 c:20
这种贯穿日本文化几个世纪之久的病态且时而荒诞的品味，是被迫顺从于严苛、高压的正常行为规范的直接后果。戏剧化的想象力和光怪陆离的世界是一个同现实平行的空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现实的背面，同镜中像一样难以触及，转瞬即逝。 c: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