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熊英二 - 历史榜-史学著作
第一部庶民视角的二战前后日本生活史，再现日本普通民众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书中主人公小熊谦二（作者的父亲），出生于1925年，十九岁被征兵送往中国东北，后遭苏联拘留于战俘营，在严酷的西伯利亚劳动了三年。活着返回日本后，谦二在不断更换工作时，染上当时视为绝症的肺结核。从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人生最失落的光景在疗养所中孤独地度过。失去半边肺叶的谦二，以三十岁“高龄”重归社会，幸而赶上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浪潮，得以从“下层的下层”爬到“下层的中层”。升为银发族后，他甚至与身在中国延边的“原朝鲜日本兵”吴雄根共同成为原告，向日本政府发起战后诉讼赔偿。作者以平实的叙事和开阔的视角记录了自己的父亲作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生命轨迹，同时融入同时期的经济、政策、法制等状况，形成了一部“活生生的二十世纪史”。 第一个和中国人一起站上原告席状告日本政府的日本人，讲述“不被记录的多数人”的真实经历。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c:76
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c:31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c:120
可是这种受害者又嫌受害得不够纯粹干净，不像那些被战火弄得家破人亡、上得了电影电视剧的凄凉角色，因为他毕竟在敌人那边待过，黑白不够分明。 c:69
如果他要在有生之年寻求正义，讨一个说法，至少让他这辈子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个可供理解的解答的话，他该向何处寻觅？ c:33
《活着回来的男人》的作者、历史社会学者小熊英二解释道：“如果只针对特定被害者进行赔偿，将会造成不公平的状况。不过实际上，日本政府担心的恐怕是，即便对一小部分受害者进行赔偿，往后便像掀开冰山一角，接着来自国内外的赔偿要求将永无止境……不赔偿、不道歉，但抚慰对方。这就是日本的国家立场。” c:116
第三，也是最有意思的一点，他们的人生实在没有更大更完满的意义了，而战争，不只能令他们投入到一个非常壮阔的戏剧叙事当中，使自己的缺憾得以补足；还能让他们和那些好家庭出生的孩子变得更加“平等”，因为到了最后要是战死，不管背景贫富，所有士兵的亡灵都会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当中，正是生殊途死同归。 c:232
绝对而神圣的爱国可容不下自然，它甚至不承认自然不接受现实。 c:62
问题是当你活在那样的时代，面对着由于战争而日渐残破的生活，苦苦挣扎；可是当一切本来可以用作解释这种生活、这个世界的思想和世界观都被抽掉夺去，只余一套爱国就是至高美德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你还可以怎么办呢？明明一个人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样养家活口，怎么样在物资短缺的情形下经营生计；但国家却告诉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为国牺牲，谋求一个非常远大崇高但也因此永远看不清的目标。你失去了凭自己的眼睛去了解时势的能力，疲倦得动不了大脑，那形式至上的爱国主义则是唯一剩给大家的思想工具。这时你不会去反省这场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究竟对不对；你也不会去反抗那要你笑着送亲人去死的主义，拒绝它的聒噪。你只能麻木冷漠，劳形于生活压力与包围着你的宣传口号之间。 c:242
这大概就像有些人，明明被运动荒废了青春，明明遭逢过家庭的沦陷，但后来却居然怀念起那段“有信仰”的年代，甚至觉得那个时代要比今天更加美好。信仰应该是自主的抉择，当你只有一种信仰可以追随，并且必须追随的时候，这还能叫作“有信仰”吗？同样道理，你的青春不由自主，没有半分选择余地，因此它甚至根本就不是你的，你又凭什么对这被夺去的青春感到“无悔”呢？ c:286
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为生活忙碌，不关心政治；可是只要有空，他就会看一点书，为的只是更加了解自己活过的时代 c:72
你只需要认清现实，在有点能力的时候试着了解形成自己所处的现实的力量，同时再加上一点点同理心，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变成这样一个常人。 c:143
只要是人，多少都会有欺软怕硬、残忍、好色的一面 c:37
在战场上虽然是残忍的士兵，在家乡却可能是一位慈祥的父亲。单看任何一个方面，都无法正确理解一个人。 c:75
人类的社会，不是由一小部分“好人”与大多数“坏人”组成。只要是人，无论是谁，都有好的一面与坏的一面。只看好的一面，便把对方当圣人来对待，就和只看坏的一面，就把对方当坏人来对待是一样的，都不是正确的认知。 c:252
一般而言，当人们处于战争或殖民地统治等坏的情况下时，也就容易暴露出人性丑恶的一面。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若要维持人性美好的一面，个人的努力将会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如何才能创造一个让更多人都能发扬人性善良面的环境。 c:125
所谓的“战争”与“生活”，是由政策、外交、制度、物价、收入、社会状况等要素共同构成的。 c:54
这种同理心的想象力，正是当下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当下的世界，因为国家不同、文化或宗教不同、出身地不同、学历不同、经济形态不同等等因素，被不断地切割区隔。如果我们想要突破这些区隔，想要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种对他者的想象力便是必要的。而为了拓展这种想象力的可能性，知识和分析就很重要 c:142
祖父感极生悲，放声痛哭了起来。这在当时是极为不寻常的，甚至可以说是禁忌般的举止。 c:36
当小熊谦二结束在西伯利亚被俘的日子，再回到日本时，已经是四年后的事情了 c:13
他们被送到东京时，正值一九二〇到三〇年代，日本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增长与衰退，市场经济正式渗透到社会各阶层，而金融贸易也进入国际化的时期。一方面来说，可以看到都会区中产阶级市民抬头，成为日后消费文化的起源；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时期也发生了农村人口急速外流、都市人口大量膨胀的状况。“农业组合”与“购买组合”也是因都市与地方贫困不安定，以及出现贫富差距问题为背景而兴起的。这些状况正预告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即将到来。 c:63
宰好的生鲜鸡肉，在没有冰箱的社会，分享是保存鲜度的最有效方法。 c:63
根据谦二的说法：“不管是父亲雄次或者是外祖父伊七，当时的庶民百姓，完全没有让孩子接受教育的想法。心中单纯的考虑就是该如何让孩子学会养活自己而已。” c:49
特别在一九一八（大正七）年，因为发生“米骚动”，稻米价格暴涨，进而引发都市居民暴动，事件之后如何稳定商业买卖的价格，变成政府的重要课题。 c:22
“战争变得诡谲，是从中日战争[插图]爆发之后开始的。” c:25
一九三六（昭和十一）年二月，谦二小学四年级时，日本发生了“二二六事件”[插图]。不过大家更有印象的，却是发生于同年五月的“阿部定事件”[插图]，附近的大人小孩，大家都以此为话题。 c:31
公营市场并没有休市的日子，如果休息，就等于少去一天的收入，因此只有遇上私人婚丧等事宜才会休业一天。 c:13
军需景气与物资不足造成了通货膨胀，一九三九（昭和十四）年十月，日本政府公布了《价格等统制令》。 c:32
公营市场在统制经济之下沉寂。但另一方面，与公营市场隔街相对的中野新桥娱乐街区，却聚集着发了战争财来此找艺伎饮酒作乐的人们，呈现出一段时期的繁荣景象。 c:36
伴随战争的长期化，计划性配给也逐渐失去功能。因为物资本身不足，加上汽油也不够，物流体系陷入停滞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就算持有配给票或米谷存折，到配给所却无物可供配给，这样的事情频频发生。 c:45
到了一九四〇（昭和十五）年六月，东京等六大都市，连砂糖与火柴都引入了配给制度。各种物资的票券就等同购入许可证明，但仍得自备购入费。 c:20
对庶民而言，比起关心战争输赢的新闻，这些日常所需带给人们的冲击更大。 c:92
当物资分配不平均时又导入了管制经济，必然会造成“拉关系”与“黑市买卖”横行。当时以“闇值”这个词汇，来指以管制外的高价格进行买卖，而这个词汇大概从一九三九年前后开始广为流传，与公定价格的走向不同，“闇值”呈现出剧烈的通货膨胀状态。 c:42
“有头有脸”与人际关系变成社会上最重要的事情，虽然物资不足很苦，但这种窘迫的身心状态与各种不公平，更被大众所讨厌。 c:74
附近居民对战争的反应大概都很冷淡 c:13
能够听到的战争新闻，都只有战胜的消息。在学校里，当攻下南京、侵攻武汉时，就会在教室内挂着的地图上，于该地区插上一支小旗子。可是，不管插上多少旗子，战争总是不结束。 c:49
除了粮食生产或贩卖生活必需品等，属于国民生活不可或缺产业的劳工之外，其他劳工都被迫转换至军需产业，劳动力重新配置。 c:25
一边工作一边到学校夜间部上课，加上战争体制下的营养不足与生活不安定等等，都可能是造成他们死亡的原因。 c:33
当时的征兵军官对着因结核病而体检不合格的时冈破口大骂：“因为你是不忠者（所以才患结核病）! ” c:30
一九三七年展开“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之后的一年左右，各种口号开始变多，一九三九年左右起，空气中的氛围逐渐改变。” c:19
战争愈是进行，就离生活与经济现况愈远，空洞的口号与精神主义四处横行。一九四一年，早实的班级名称由原来的“ABCD”变更为“忠孝信义”。 c:92
要读懂新闻内在的真实，不要被新闻牵着鼻子走 c:131
海军极为重视此次袭击，认为应该加强警戒范围，进而强行攻击中途岛，但日本海军反而在中途岛海战中失去四艘航空母舰，吃了个大败仗。 c:30
国家为了确保劳动力与兵力，开始执行缩短学业期限的政策。在毕业典礼上，从校长到诸位老师，几乎都没人讲任何鼓舞大家的豪言壮语。 c:41
日本战败之后，废除“职工差别”成为日本劳工运动的重大课题。 c:28
从夏天开始，谦二自家附近，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家庭收到装有战死于南方的丈夫遗骨的小木箱，实际上许多只是装着战死之地的沙子而已。 c:37
面临这种连国家都可能随时破灭、如此大时代的变化，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妥善应对。大部分人，都只能凭着过往经验来思考应该如何规划人生而已。 c:119
自己既没有支持战争的自觉，也没有反对的想法。不知如何就随波逐流。虽然政府提说有重大战果，但局势反而更加恶化，总觉得非常诡异。但是没有深入追究的习惯，也没有可供探讨的资讯。像我们一般的普通人，大概都处于这种状况。 c:93
B29轰炸机装备有加压舱与涡轮螺旋桨，在一万米高空高速飞行。与此相对，日军主力高射炮有效射程高度不过仅有七千米，战斗机虽然可以爬升到这种高度，但需耗时约一个钟头。B29轰炸机就在没有受到任何阻击的状况下，完成侦察任务返航。 c:22
学历只有中学毕业的谦二，既没有像理工科学生般有免除征兵的方法，也不像大学生般会以海军预备学生资格被录用、当作军官来对待。除了被当作最底层的二等兵受征召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c:39
入营前一天的十一月二十四日，八十八架B29轰炸机终于首次正式轰炸东京。他们轰炸完目标“中岛飞机武藏制作所”后，曳着飞机云通过了片山家的上空。谦二还记得整群的飞机云，让他奇妙地觉得“好美”。 c:33
这个时候外祖父伊七突然放声大哭。一起生活的三个外孙接二连三地病死，最后留下来的谦二就要被军队征召离去，而且恐怕没有什么生还的机会。不管是外孙们的死亡，还是商店倒闭，甚至连自己中风也都没一句抱怨，只是不断坚忍着的伊七，到这个时候终于忍不住大声哭了出来。 c:99
谦二说他永远忘不了拖着右腿来送他的外祖父的身影。 c:18
所谓人的命运，有时候一点微小的差异就会造成重大区别。 c:83
在谦二受到征召的一九四四年，连征兵体检时属于第三乙种体格者也被纳入征集对象，而且最高服役年龄由四十岁提升至四十五岁，征召年龄则从二十岁以上降低至十九岁以上。 c:26
军队除了是学历社会之外，同时也是竞争主义的社会。 c:44
老兵的殴打被称为“私人制裁”，军方当然是禁止的，但实际上这种状况却四处横行，这也反映出当时日本军的状况。 c:38
因为不知何时才能退伍，被困在内务班的这些老兵们开始变得狂妄，这种状况下，比起在意阶级，老兵之间形成更加重视年资的风气，这也是造成“学长们对学弟严苛训练”的原因之一。 c:36
让谦二印象深刻的，除了这种老兵对新兵的霸凌之外，问题更大的其实是日军的“形式主义”。 c:35
我自己的汗衫也被偷过，最后靠老兵帮我偷了一件回来才得以应付过去。这些虽然称不上是大事，但也因此让人无暇思考。总之，只要不让上级来追究责任就好，满脑袋只能考虑这件事。 c:16
简直就像为了当俘虏才被送来一般。 c:11
关东军为了填补主力调往南方战线后的军力空缺，自一九四五年一月起新设了大量部队。大致是以现存部队的基础干部搭配日本内地调来的新兵与当地征召的老兵，补充成新编部队。不过从实际状态来看，装备与训练都十分缺乏。 c:13
军队就是一种“公务机关”，上头交代编成部队，命令驻扎于此，便依令做成文件，如果没命令，便啥都不做。说穿了，新兵训练时如果不依照命令动作就会挨打，既没教大家要自己思考，也不期待我们思考。这种状态下如果敌人进攻，该如何应对，我们自然从未想过。 c:56
但报纸上通篇写的都是日军在冲绳靠着特攻战术击沉敌方航空母舰与战舰的消息。日本战败之后才知道当时这些消息全是“说谎”，让谦二确实吃了一惊。 c:24
苏军调度原本驻扎欧洲的兵力来到亚洲，集中了一百五十八万兵力，五千五百五十六辆坦克、自行火炮、三千四百四十六架飞机；相对于此，关东军只有约七十万兵员，坦克与飞机合计不超过两百。 c:30
若事先通知日本侨民避难，退却的民众会让苏联察知日军的后退战术，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该想法未被采纳。事实上等于在战斗展开之前，就已经放弃保护日本侨民了。 c:78
听到通知时，不觉得日本战败了，感到一阵懊悔。不过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内心开始想着：“等等，这么一来我不就可以回日本见家人了吗？”渐渐感到开心。这种心情不能表现出来，只能沉默着，但大家内心都这么想。 c:71
当我们观察历史可以发现，庶民的判断往往会在细节上出现错误，但对整个大环境的判断却屡屡正确。 c:141
返回（日本内地）之前的时间，将极力协助贵军之经营，敬请尽情调度使用。 c:39
愈是认真诚实的人，往往就愈信任上级，所以才会中计被带走。 c:101
军队是官僚组织，理所当然把碍手碍脚的人弃置一旁，因此大家也深知他们不会保护民间人士。” c:21
因为他们直到不久之前都过着民间生活，军队内的习惯或特权对他们不通用，因此即便移送西伯利亚的战俘营，军队长官也不能光明正大行使特权，也不能在食品分配上乱动手脚。这大概是我能活下来的理由之一。 c:31
人类不太愿意相信事情进展逐渐恶化，宁可满怀期望地观察周遭状况。 c:88
现在回想起来，面对要把自己送去西伯利亚的火车，因为它即将离开而感到着急心慌，也是相当奇怪的事情。 c:36
“大概就是那么回事，跟电影、小说不同，他们总是在不知不觉间就消失了。” c:75
日本战败之后，遭苏联带走的日本兵及其他人员（“满铁”职员、“满洲国”官吏、警官、军属等），人数上有各种说法，但大致有六十四万人。分散收容于西伯利亚（约四十七万二千名）、外蒙古（约一万三千名）、中亚（约六万五千名）、苏联欧陆部分（约二万五千名）等处，约一千二百处战俘营，以及约一百处监狱与其他特殊战俘营。 c:35
俘虏们遭遇的折磨也因地区而有所不同。西伯利亚需面对零下四十五度的极度酷寒，中亚得面对四十度的高温炎热；湿地区域会遭遇大批蚊蚋，干燥地带则得忍受口渴，俘虏们被迫面对各式各样的苦难。除此之外，还得在饥饿之下开采矿山、铺设铁轨、进行土木工事与采伐森林等重度劳动的工作。 c:36
可是因为苏联人没有背诵九九乘法表的习惯，不采用列数乘以列数的点名方式，而以五个人五个人加算的方式计算。因为实在冷到受不了，只能一直踏着脚保持列队状态。当时内心不断想着，这些家伙怎么头脑这么差。 c:35
拥有在底层累积的经验与生活能力的人，在这种状况下有更强的生存能力。 c:55
不管是我们自己，或者是俄国人，大家都把盗窃视为理所当然。 c:27
苏联士兵做法蛮横，但充满干劲，上级下达的指令，不管如何先靠冲劲完成。如果是在日本军队，上级胡乱给了办不到的命令，下级绝对不会有那种干劲去完成。 c:49
日本的坦克不仅小，而且只是用铆钉把铁板钉在车上当装甲而已，根本完全无法战胜对方。” c:14
在移送往西伯利亚途中，谦二一直把这面“日之丸”国旗“当作洗澡时的浴巾”来使用 c:47
仅靠着“或许某天仍可回家吧”这样的期望支撑着自己的生命，活过每一天。 c:27
所有人都失去了关心他人的能力，失去了人类该有的情感。 c:102
根本不该这么做的，因为寒冷、饥饿与健康状况不佳，自己连正常的人性都失去了 c:58
我自己能够活下来，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进入了混合编成的部队，在战俘营当中相对没有位阶差异；另一个就是战俘营体制很快得到改善。 c:44
谦二认为自己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这些客观条件在偶然之间凑齐的关系。他并不认为能活下来是因为自己的判断力好或者足够“用心”、拥有惊人精神力、受到神佛保佑等。 c:28
我没想过这些事情。光是要活着就耗尽心力了。那种抽象性的思考，应该是原本就属于更高层级的人，或者只有无须户外重度劳动的军官们才会有那样的想法吧。 c:95
俘虏之间基于共产主义思想，开始互相检举纠弹，出现了所谓的“民主运动”。 c:55
关于在苏联感受不到人种歧视的描述，不管赞成或反对苏联体制，在各种西伯利亚回忆录中，这点倒是共通的。 c:42
苏联军官当中有一位警备军官，名为塞思塔可夫的中尉，在日本俘虏之间深具人气。根据隈部的回忆录，塞思塔可夫“说他曾经在德苏战线中成为德军俘虏，那种痛苦滋味他也尝过，因此对日本战俘的处置，都尽量保持宽大为怀。在他服勤的日子中，几乎没有出过任何麻烦，也绝对不会拿不合理的要求为难大家”。 c:3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德军俘虏的苏联官兵约有五百七十万。其中一百万人在受德军奴役后获释，但在前线遭虐杀或在战俘营中处境恶劣而身亡者，达到二百万到三百万人，死亡率高达六成。 c:48
谦二已经成为丧失故乡的人了。 c:28
可是那位命令我们不准成为俘虏的上将，却自杀失败遭俘，得知这消息让我相当看不起这个人。真的想自杀的话，把手枪塞进嘴里击发，肯定能够真正死亡。因为之前听到希特勒战死的消息，更激发了我对他的蔑视。 c:42
俘虏之间的促成要素就在于旧日本军的位阶制度与私人制裁等陋习的进入。 c:12
转移频繁之后，战俘营的人们就无法团结。我回国之后读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才知道不只是对我们这些战俘，在苏联的集中营里，这种人犯转移已经算是常用的管理手法了。 c:23
“检举反动”大概依照以下的形式举行。在俘虏营内找出约十人围坐一圈，随便找个借口检举“某某人”，气氛逐渐变得激烈。晚餐之后大概持续二至三个钟头，最后由领导总结“今天也完成了战胜反动势力的斗争”，在大家齐唱革命歌的歌声中结束。 c:26
在西伯利亚回忆录这类文章中亦有写到，当工人、农民出身的积极分子演讲时发错音说错字，例如“德川布府（幕府）”“维护（唯物）史观”等等[插图]，若对演讲者提出纠正，就会被打入“反动”派。 c:18
可是民主运动中，万一被打上反动分子的烙印，就会影响到所有的生活层面。你永远不知道何时会被何人检举。谁可能是积极分子，谁应该不是，这一切都没有清楚的界线。 c:37
战争结束后，积极分子们从来没有出席过“赤塔会”。他们回国之后，也没听说谁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他们干的，纯粹就是低劣至极的勾当，低劣到他们自己都觉得可耻，所以这些积极分子回国后，才会有人拼命写什么他们其实要撤除阶级差异、进行反军斗争等的辩白吧。 c:37
不过日本俘虏们过度推展运动以至于超过苏联方面的企图这点，倒是各回忆录里共通的看法。 c:18
根据该时期的回忆录，大部分都说因为信件检阅与民主运动的关系，写信的内容大致不脱“母亲大人，身体是否安好。我一切平安，在斯大林大元帅的温情关照下，过着自由自在的每一天”。 c:46
只要能回家，不管是要唱歌还是要大呼万岁，什么都愿意干。 c:39
一直把回国当作一个梦想，梦想突然实现时，反而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不只我如此，大家似乎都有同样感受。现实，果然跟小说或电影不同。 c:69
谦二说：“可以看到日本时，感到非常开心，不过好像在看日本的庭园式盆景一样。与大陆风情不同，一切都显得狭小而紧凑。” c:23
在西伯利亚时梦想返乡可以吃点红豆汤，看到家中景况，也说不出口。如果是外祖父外祖母，或许还敢试着要求看看。 c:25
这些过剩的劳动人口，以及同时期出生的战后婴儿潮一代，于一九五〇年代之后流入都市，成为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 c:22
官僚或高阶军官们，即便战败，在停战和约后仍可领取退休金。可是一般庶民工作一辈子存下来的钱，却在战后通膨中消失殆尽。发起愚蠢的战争、造成大量死亡、把父亲与外祖父母的生活逼上绝境的那票人，应该要负起责任才对。 c:125
我一直认为类似理发师或电工等，拥有生活上必需技能的人们，生命力都非常强韧。 c:45
普通的人们，光是为了生活就费尽千辛万苦了，对于这种仪式性的习惯，大概都抱持着怎样都无所谓的想法吧。 c:32
特别是年轻士兵或低阶军官们，在军队中被严厉教导如《战阵训》:“不受生而为囚虏之辱”，或者舰长应该与船舰共存亡等价值观，这些人对于自杀失败遭俘的东条英机充满了蔑视感。因此要求写下开战诏书的天皇必须以某种形式负起责任，也不是什么奇怪的想法。 c:53
曾被拘留在西伯利亚的人们，因为是“西伯利亚归国者”所以遭到警察监视，在地域社会中被歧视，求职时面临不利的处境等等，许多人都表达过类似的经验。 c:60
我自己也几乎没说过在西伯利亚的经历。因为我回国没多久就明白，不管如何说明，其他人仍然无法理解这类话题。 c:34
不怎么工作的白领阶级，与拼命工作支撑他们的蓝领阶级，这种组合正好反映出战争之前日本的身份歧视的状态。 c:41
在粮食不足与物资统制的状况下，造就了部分物资流通业的商机。此时，“黑市买卖者”便一转升格成为“战后暴发户”。 c:14
因为生活层面与心理层面都非常窘迫，原本很喜欢看电影，当时也几乎没再看过，也不记得假日的时候干过什么事情。 c:19
日本失业率低于其他先进国家，原因大概是拥有大量自营业、中小企业，以及被称为“家政助手”的工作，这些公司及行业吸收掉市场上过剩的劳动力。因为没有失业保险保护，可以说许多人不得不找临时工作过渡，或依靠家庭照顾生活下去。 c:75
我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都不抱什么幻想，因为自己在苏联看过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比起苏联，还是觉得美国比较好。 c:33
什么广田弘毅身为文官与其他战犯不同，我认为问题根本不出在这里。但对于不追诉天皇责任，却怎么都不能理解。 c:41
生活上没什么余裕，本不应该买书这类东西。但对于把自己、外祖父母与父亲都卷入的战争，无论如何都希望能知道真相。因为在战争中政府只发表虚假的资讯，完全无法得知战争实际状况，所以更加令人想要搞清楚。 c:51
这个时期，虽然对苏联与西伯利亚有所关心，却没有深入思考的余裕。但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战胜国民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仍觉得“果不其然变成如此”。谦二在西伯利亚时期读过的《日本新闻》中，有幅漫画描绘蒋介石政权接受美国援助不断吞入美金，但却没有下半身可以消化，结果纸钞只能不断从身体中掉落出来。 c:34
在此之前军国主义者与战前统治阶层都无法担任公职，在这之后改为针对共产党员、同情共党的公务员与大众媒体，以及工会进行“清共”活动。 c:32
脑袋想法干脆，一刀两断的人，或许会这么想；但现实世界中的问题，从来不是明确的二者择一的状况。会这么想的人，都是远离社会现实的人，只有他们才会冒出这种想法。 c:63
谦二说这是“人生最失落的时候”，从二十五岁确诊之后到三十岁为止，谦二都在结核疗养所中度过。 c:18
日本的社会福利行政，采取由个人提出申请后才能利用福利制度的“申请主义”，只要不知道资讯，没有进行申请，即便有这套福利也享用不到。内野疗养所中教员与公务员占多数，原因之一可能是公务员们更容易接触到这些新制度的相关资讯。没有这些公家机关资讯网络的贫困者，时间与生活上都缺乏余裕，即便国家有这套制度，许多人也不知道相关的利用讯息。 c:48
当时，巴西的日裔移民们分成不承认日本战败的“战胜组”，以及承认战败的“战败组”，彼此之间相互对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战前的“神国日本”教育深深浸透，加上不懂葡萄牙语，导致情报来源有限。在巴西两者之间的对立逐渐激化，甚至发生互相暗杀、袭击的事件 c:54
天涯孤独又没希望，问谦二是否想过自杀，他如此回答：“没想过这种事情。不管在什么处境中，人永远会替自己找希望，在西伯利亚的时候也是如此。而且，干出自杀那种事情，实在太对不起父亲了。” c:99
结核病患者当中，有许多出院之后仍因贫困与营养不良，造成体力衰弱又过度劳动，然后复发重回疗养所的“回锅”例子。他们在看不到未来的贫困生活下，过量饮酒，陷入不正常的生活等，结果成为复发的病人 c:28
反复地换工作与公司倒闭，这就是中小企业劳动者人生路途的最佳写照。 c:63
日本的社会，脱离过正轨一次之后，就永远无法回归了”，这是当时他对社会的率直印象。 c:68
劳工阶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模仿对象，当他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获得一定的收入之后，便开始购入各种必要的商品，来实现这种想象中的生活样式。 c:26
不过谦二却拼了命地工作，因为考虑到年龄等种种原因，这有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c:19
一九五八年起日本施行全面修改后的《国民健康保险法》，并于一九六一年实现了全民皆有保险的目标。 c:24
当时是公营住宅的扩张期。日本的住宅政策并非由厚生省主导，而是由建设省管辖。因此与其说公营住宅是一种社会福利，其实这项政策更具有刺激经济发展的倾向。这种倾向也表现在比起由国家扩充公营住宅，更鼓励吸引民间投资用于新住宅建设的政策上。 c:26
日本的福利行政采用个人申请之后方能享受福利制度的“申请主义”。许多人，尤其是生活上或时间上都缺乏余裕的贫困者，无法得知相关资讯，因而无法申请利用。 c:33
这是从西伯利亚回国以来，第九次搬家了。除去疗养所的五年时间，平均一个地方居住时间不会超过九个月。无论用什么方式计算，更换工作次数都超过十次，平均在职期间大概只有半年多。 c:27
原本日本的结婚，只是两家人碰面，开宴席吃饭而已，没有什么宗教仪式。现在举行的神道式“神前结婚式”源自于一九〇〇年当时的皇太子（之后的大正天皇）结婚时“创造”的宗教仪式。 c:44
在薪水不随年资增加的中小企业界，长久于同一家公司工作没有任何意义。通过进入公司学得一身本领，之后考虑独立创业，是极其自然的想法。 c:20
创新投资企业的进攻型经营，是否能押中卖点，差异颇大。如果是大企业的某个部门投资失败，还能靠其他部门的收益弥补度过，但中小企业的情况，只要押错一次，就是倒闭。 c:32
对于当时发生的事情，另外还留有印象的，大概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自己曾在苏联战俘营经历过民主运动，我很清楚被那么多人围住斗争、批判是什么感觉。看到新闻报导后，想起了过往的回忆，心情很恶劣。” c:56
搬离的时候相当开心，不过这种开心实在不适合表现出来，所以特别谨慎地收敛心情。 c:23
家里变得十分宽敞，让我不禁想着，如果还能把父亲与冈山的外祖母都接来同住，不知道有多好。 c:18
我们公司特别注意不提供任何招待服务。不要招人讨厌，不要树立坏的风评，这是获得订单的秘诀。 c:23
只不过自我认知这种东西，往往受到大环境的主导印象影响，因而与实际状态有出入。 c:42
此时学历社会（依赖学历的社会）发展更加稳固，中小企业很难找到优秀的人才。 c:50
我的这一代是为了生存、为了吃饭而拼命工作，与之后的富裕一代工作风气也有所不同 c:36
他们在一九六〇年代前后累积起来的商业模式，在十年多之后便老旧陈腐，整个环境都转变成只能依赖公家机关固定需求的状态。 c:29
他想阅读的是没有英雄主义、能以客观角度描述的历史书籍。 c:41
所以当出现“根本没有南京大屠杀”的论述时，内心只想着：“竟然还有人这么认为？”这种人因为只从书本吸收知识，才会发出这种论调吧。干下残暴行为的人，在战场上是头野兽，但战争结束回国后却闭嘴不谈，把秘密藏在心中过他的日子。 c:121
小野田被当作英雄一般欢迎，那小冢死亡的责任又该如何追究？战争早就已经结束了，明明可以生存下来，但小冢却被迫配合小野田的妄想，最终仍旧死去。对小冢的遗族而言，大概不会开心吧。把小野田当英雄般迎接的大众传媒，就像在欢迎当年的军国主义精神一样，看了就一肚子火。 c:39
一九七〇年代，谦二生活较为宽裕之后，买下了索尔仁尼琴的全部六册《古拉格群岛》。 c:18
各地的战友会，许多还会动员大家在选举时集体投出保守票，“赤塔会”则完全没有这类动员。 c:12
“随着自己生活逐渐安定、富饶之后，开始对自己活着回来感到一股罪恶感。对于已经过世的人们，总想帮他们做点什么。” c:34
只有淡淡的回答。因为彼此都是体验过战争的人，所以不需多言也能理解。没有又哭又喊，也没有情绪激动的表现。虽然什么都没说，但彼此都能了解。表现激烈的感动、哭泣，是什么都不懂的人才会做的事情。 c:95
只是这些拥有知识的中老年男性，部分仍带着不必要的优越感，看不起参与的女性。这种情形在地区性活动中经常发生，女性往往遭指摘是阻碍运动发展的瓶颈。谦二因为长久生活在社会底层，即便在上述活动中也自认是“底层的参与者”，这种性格相当程度地帮助他在退休后，仍能顺利参与区域性的运动。 c:30
昭和天皇过世时，谦二这么思考过：“因为自己当过兵，我认为天皇身为大元帅负有战争责任。表面上不想说什么，但造成大量人员死亡，还是负有责任的。昭和天皇还有意识的时候应该道歉，也希望他能够道歉。” c:34
更严重的还有十二月时，日本战败时曾为陆军见习军官的保守派长崎市长，在市议会中提及天皇的战争责任时，遭右翼团体成员枪击而身负重伤的事件。 c:31
批评的主旨在于，反对法西斯的战斗是“正义的战争”，并非纯粹的和平主义，为了达到更理想的社会，战斗仍是必须的。我不认为苏联是“正义”的一方，而对他们的论争，也只认为他们在我不理解的部分争吵不已。 c:25
我相当讨厌对其他人采取严厉态度的人。 c:21
在一九四五年同我等同来此地、不复归故国的战友的灵前献上回忆。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 c:21
简单来说，战后的日本政府，对战争被害者采取不赔偿的态度。至于不赔偿的立论基础，在于“战争受害是国民必须艰苦忍受之事”，如果只针对特定被害者进行赔偿，将会造成不公平的状况。不过实际上，日本政府担心的恐怕是，即便对一小部分受害者进行赔偿，往后便像掀开冰山一角，来自国内外的赔偿要求将永无止境。 c:109
某位新闻记者扼要地形容这种做法是“不赔偿、不道歉，但抚慰对方。这就是日本的国家立场”。 c:116
实际上日本政府对于南方战线遭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俘虏的日本人，其付出的劳力，在战后都已发放全部工资。可是苏联即便提供了劳动证明书，日本政府却未对遭苏联拘留者发放相对应的工资。 c:31
苏联解体后，从苏方公文档案中可以找出，日本即将战败之前曾经与苏交涉，由日本政府与关东军提议，将日本俘虏供作苏联劳役的资料。 c:24
我认为这根本就是在敷衍塞责。即便金额不多，如果战败之后立刻支付，大家应该会心存感激，毕竟国家在这么艰难的处境下还拨款下来。事到如今，我不想要这笔钱，也不要这份心意了。 c:33
申请的原因是，与他待在同一战俘营的朝鲜族中国人虽是旧日本兵但却没有资格申请，谦二知道后以自己的名义申请，并将款项分给了对方。 c:41
二战结束前，朝鲜人、台湾人都拥有日本国籍。日本战败后的一九四七年，日本政府发出“外国人登录令”，拥有日本国籍者，如持非日本内地之朝鲜、台湾户籍，“短期之内”将“视为外国人”。接着在一九五二年四月GHQ占领期结束后，立刻片面剥夺这些人的日本国籍。 c:34
类似吴雄根这样的朝鲜族人、台湾人原日本军官兵，从未拥有过国籍选择权，便以“日本人”身份受到日军征召，又在不知不觉间失去日本国籍，无法领取退休金等各种补偿。 c:55
一九八八年韩国民主化之前，对日本要求战后赔偿的声音，都被压制下来，原因在于韩国政府依照《日韩基本条约》已经放弃对日的赔偿请求权。换言之，对日本的战后赔偿要求，在韩国政府看来，带有某种批判政府的倾向。 c:47
但该团体的活动却在一九九二年终止。当年十月正好是日中恢复邦交二十周年纪念，适逢日本天皇访中期间。 c:18
当时完全没想过诸如牵扯上了这种事情很麻烦或担心周遭的眼光等问题。反正我自己生来属于“下层的下层”，别人对我的评价、说三道四什么的，我完全不在意。 c:49
我成为本次诉讼的原告，目的并非金钱，只想为吴雄根的控诉进行代辩。又希望通过本次诉讼，看到日本能够成为真正尊重人权的国家，这是我对此次审判的期望。 c:49
为国而战是一种可能丧命的行为。不管是受命或自愿，都属于国家和个人的一种契约，一种雇佣关系。 c:72
为了没必要的战争出征，被迫从事没必要的劳务，造成大量的亲友死亡。外祖父母也是，战争让存来养老的财产全部消失，而且平白受了许多苦难。向法官陈述这些事情或许毫无帮助，但总是要把心里想说的话一吐为快。 c:48
即便国家缺乏良知，但在无意之中，与国家的不义相对照，这个国家的国民却仍表现出了良心 c:147
在西伯利亚时下定决心，不论如何都要活下去，战后也如此，不管什么工作都做。 c:52
我自己对国家有所怨恨，所谓的国家，与人心不同，只是一种无机的物质。 c:113
一次性的慰问金也好，道歉也罢，战后立刻拿出来不是很好？等到大家喊着“赔偿！赔偿！”才好不容易拿出一笔钱。从这种国家机构领到以这种态度支付的赔偿费用，一点都不想感谢国家 c:54
政客们反复去靖国神社参拜，或者仍有人主张南京大屠杀纯属虚构的论调，对这些人我已经抱着放弃的心态了。但内心一直有股“宁静的愤怒”。看到最近一些周刊的目录，充满了各种排外的谩骂叫嚣，深感历史的真实性已不再受重视了。 c:97
不过我仍拥有“自我良心”，所以才会持续这么做。 c:18
刚从结核疗养所出院时，曾暗忖自己的人生大概只能活到五十岁。我人生的前半段都处于谷底，不过从中途开始，逐渐赶上大时代的发展时机，之后终于可以过着与常人一样的生活。只是，我生命途中遇到的各式各样的人，并不见得都如此幸运，许多人还没达成任何成就，便走完人生旅途了。与他们相较，我现在算得上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 c:79
希望吧。只要还有希望，人就能活下去。 c:123
其二，是本书导入了社会科学的观点。关注同时期的经济、政策、法制等状况，通过讲述一个人物的故事，描绘出当时的阶级流动、学历取得、职业选择以及产业结构等状况。本书不仅是单一人物的生命轨迹，同时也融入了法制史与经济史的视角，也就是所谓“活生生的二十世纪历史”。 c:34
此外，本书描写的对象属于都市下层的经商者，并非容易留下更多文字记录的高学历的中产阶级。 c:27
父亲的记忆不仅鲜明，谈话内容也相当有系统，不至于偏离主题。而且他又是心思异常缜密的人，没有窜改自己的记忆，能够把当时的实际感受与看法，率直而不加修饰地告诉听者。 c:26
在某种意义上，父亲是个性格淡薄的人。对于悲惨的经验，以旁观者的语调述说戏剧性的经过时，绝对不会添加任何浪漫的色彩。保持一贯冷静客观的态度，偶尔掺杂着幽默谈论事实。 借用父亲的说法，就是“实际经历过这些的人，就是如此”。 c:47
会留下个人史记录的人，往往是拥有相当学历与文笔能力的阶层，特别是拥有自己强烈想法的人居多。前者的叙述往往只能表达某一阶层的观点，后者则又欠缺客观的视角。 c:45
如此一来，帮助不书写、不曾留下记录的人，为后世留下他们应被传承的记忆，我认为这是一位历史研究者应当扮演的角色。 c:15
人们大体上都过着不显眼、可称之为“平凡”的生活。但一生之中总会经历几次危机，并且做出英雄式的举动。只是同时从大范围来看，仍受到同时代社会性脉络的规制。 c:111
人类的行为往往包含了部分的动摇与偏差，但同时又受到全体结构的规制。 c:56
所谓的记忆，会在叙述者与听者间产生相互作用。如果听众没有提问的能力，便无法引导出叙述者的回忆。 c:61
许多人的经验与记忆，都在缺乏倾听者的情形下就这么消失了。不管是自己的亲戚，或者近邻、同事，光是愿意侧耳倾听这些回忆，就具有相当的意义。 c: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