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布鲁玛 - 历史榜-世界史
从1853年马修·佩里的黑船驶入江户湾，结束长达二百多年的锁国，到在美国的监管下成为一个经济高度发展，并于1964年成功举办东京奥运的现代国家，日本不过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在这本睿智、优美而精简的书中，伊恩·布鲁玛通过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细腻考察，清晰地呈现日本历经的种种重大事件及相继而来的转变，从倒幕运动、明治维新、日俄战争、侵华战争、东京审判，一直到美国接管及东京奥运。布鲁玛深刻地探讨日本社会思想、政治秩序和经济生活等各个面向，并以独到和客观的视角解释日本如何经历这些戏剧性的巨变及伴随的战争与变革，最后从一个小小封闭的传统岛国一跃成为牵动东亚乃至世界的现代国家。
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 c:18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c:48
日本的胜利还撕去了神秘中国的最后面纱——在她傲慢与辽阔背后，是无能与虚弱。 c:38
1898——1911年间，至少有两万五千名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被形容成“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 c:47
对于一个世纪前的中国维新者来说，日本令人着迷，既因它突然获得富强的能力，也因为它可能导向某种速成之路。 c:25
一些时候，21世纪富有的中国游客的感受竟与一个世纪前的留学生不无相似，“日本政治之善，学校之备，风俗之美，人心之一”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c:34
日本社会内在的复杂性很少进入我们的视野。它要么是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敌人，要么是一个值得模仿的邻国。至于日本到底是什么？我们仍缺乏兴趣。 c:45
它对西方的妒羡交织之情，它内部威权传统与自由文化的交战，这两股不同的力量，驱动了日本迅速崛起，也将它引向灾难。 c:53
“过分自信、狂热心理、深深的自卑感以及时而执念于民族地位的想法——所有这些因素对日本现代史都产生过影响，但相较于其他品质，有一种最令人受用：那就是虽败犹荣时的那份优雅” c:84
伊恩·布鲁玛则钟情于日本历史的连续性与复杂性，以及在这样一个国家建立现代政治制度、自由文化之艰难。 c:30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荷兰是日本窥望外部世界的主要通道，兰学也是想获得新知的日本学者的唯一选择。 c:16
海军打心底里认为与美国开战必败无疑，只是不愿公开表态。陆军未必真想打仗，又极力反对从中国撤军。外相坚定地认为，不答应从中国撤军，与中国的交涉断无希望成功。”没人真心支持战争，同样没人愿意公开表态反对，一套自上而下都不负责的气氛最终将日本拖入灾难。 c:54
在21世纪开始的东京，不止一个日本人向布鲁玛抱怨，他希望再有黑船来袭，他们觉得只有借助外力，才能打破日本之封闭。 c:28
对于任何经历这一幕的人而言，当他再回想起1933年日本愤而退出国联，并于1940年加入轴心国妄图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起瓜分世界的那段往事，想必会有种恍如隔世之感。 c:11
奥运会开幕式上点燃奥运火炬的正是出生于原子弹爆炸当天的一名广岛青年，这样一来可以表达出日本的和平意愿，二来或许还可以反映出日本的苦难历程，当中夹杂着一丝自怜。 c:31
日本人很看重体育比赛的成绩，有时或许执着得过了头。两位日本运动员——分别是马拉松选手圆谷幸吉和女栏健将依田郁子——因为辜负了国民的期待，后来相继自杀。 c:37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过分自信、狂热心理、深深的自卑感以及时而执念于民族地位的想法——所有这些因素对日本现代史都产生过影响，但相较于其他品质，有一种最令其受用：那就是虽败犹荣时的那份优雅。 c:124
日本统治者一方面忌惮外部势力入侵，另一方面又担心传教士散播的基督教信仰会让臣民变得难以管束，于是取缔了这一教派。 c:28
身居京都这一昔日帝都的天皇象征着日本的文化延续性，承担礼仪和精神上的职责；而作为武士大统领的将军则坐镇江户，也就是今天的东京，主持朝政。自1603年起，历代将军均出自德川一族，他们的政府也因此得名“德川幕府”，亦称“江户幕府”。 c:66
更关心赚钱而不是传播信仰的荷兰商人成了唯一获准驻留日本的外国人。 c:20
他麾下战舰甲板上的六十一门火炮和日本形同虚设的海防（多数炮台都是障眼法，再说日本当时也没有海军）最终令江户幕府认识到，与其发动一场以卵击石的战争，不如委曲求全。 c:11
佩里的黑船以及其他出没在该地区的西方舰船触发了日本朝野的一场政治危机，终结了这个国家闭关锁国的状态。 c:27
在他抵达江户湾之际，日本精英对美国的了解要胜过美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尽管相对闭塞，但日本人比起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大多数亚洲人还是更了解西方。他们在英美政治、西方科学、医学、历史和地理方面的知识着实令人叹服。他们手头掌握着详细的美国地图，也知晓美国的政治制度。17世纪时，西方科学便已东渐，流入日本。日本人还做过有关俄国军事、英国经济等多方面的研究。 c:42
17世纪初，当局对所谓的基督教宣传品的封杀，以及旅居长崎的荷兰商人，共同促成了“兰学”的滥觞，也就是“荷兰研究”。以这门新型学问为业的人统称为“兰学者”，意即研究荷兰的人。 c:34
不过，没过多久，长崎官方指派的通事便发现西医效果显著，而相形之下，中医则不那么管用。 c:11
官方以及多数学者的立场是，尽管西方科学在有效治理日本一事上可以成为一件有力工具，但是万万不可让普通人接触到外国思想，生怕人们会“找不着北”，忘了听统治者的话。 c:41
德川幕府奉行的意识形态是新儒家，这是儒家思想中特别保守的一脉，创始者是12世纪中国哲学家朱熹。朱熹强调自然秩序的重要性，而这一点经日本人诠释，成了对权威的绝对服从。 c:76
他发表过《省侃录》这部名作。出狱后，因为给坐骑安了西式马鞍，佐久间死在了狂热的反西方分子手中。 c:12
积极鼓吹通商和怀柔的人士——他们中有不少兰学家——同时也宣称，有朝一日，待日本“师夷长技以制夷”后，国家就能再度回退到安稳的锁国状态了。 c:39
19世纪末曾流行这样一句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实际上，这在中国根本行不通。西学不可能在不遭到严重歪曲的前提下被剥离到简单的器物层面，而旧有的中国中心论原则也很难同科学探索相调和。因此19世纪以降的中国思想家往往会在立场上呈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先前沉郁的保守主义思想倒向激烈的偶像破坏论：要么就捍卫中国传统——管它应是何种面目——使其免受哪怕一丁点儿外国势力的玷污，要么就打着“赛先生”的旗帜，把传统砸个稀巴烂。现代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两种情况的写照。 c:85
然而，日本具备一大优势，即文化边缘性。过去视中国为智慧中心的日本思想家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寻其他效仿对象。 c:93
三百年后风靡西方的那些记录武士信条和侠义精神的浪漫文字其实反映了他们无所事事的状态。旨在重武抑商的尊卑体系已经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此外，闭关锁国的国策也阻滞了日本的技术进步。 c:43
19世纪40年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消息传至日本，引起一片哗然，因为这不仅说明中国已十分落后，同时也折射出日本自身的脆弱性。 c:38
但同时也恰恰点明了西方思想之所以令本土论者心潮澎湃的原因：其有助于将日本从中华文化圈里解放出来。 c:60
佩里准将造访日本时，水户藩藩主态度强硬，反对向外国人作出任何妥协。他鼓吹“尊皇攘夷”的口号 c:11
令人扼腕的是，政教合一后来成为日本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奠基石之一，借的是古代传统的力，但效仿对象依然是欧洲。 c:50
本多认为，没有殖民帝国，一个国家便无法成就一番伟业。他对日本殖民帝国的构想同其政治思想一样，既进步，也无情，这一点同他崇尚的楷模英国的殖民方针高度吻合。 c:30
问题是，在旧秩序的大厦将倾、一个崭新而现代的国家成型之际，到底哪些观念是行得通的。 c:18
无论身处哪个时代，开化的那一半人总会做一番挣扎。只可惜，在日本，挣扎总会以失败告终。 c:31
1853年至1868年这一时期，也就是自佩里的黑船来袭到幕府统治的灭亡，史称“幕末”。“幕末”这个词除了隐含“世纪末”（fin de siècle）的轻佻、浪荡意味外，还呈现出一种黑暗而暴虐的面貌。 c:55
政治权力必须被交还到天皇手中，但一切政府决策的通过须以两大立法机构，即上下议事院的“全体人员意见为依据”。宪法的起草也势在必行；在物色高官人选一事上，则采取任贤选能的原则，不再看重等级或出身。 c:25
明治，顾名思义就是“开明之治”，被用作天皇的新年号。过不了多久，“明治”二字便会成为令人瞠目结舌的现代化进程的代名词，引得那些仍然生活在西方殖民统治下的亚洲人纷纷投来敬畏的目光。 c:23
毋庸赘言，政治自由主义的种子已经撒下，但其生长进程从一开始便受到其他力量的阻遏，将日本推往另一个方向。一旦天皇和他的廷臣为某个政治目的所用——利用他们的是反抗幕府的叛党，以萨摩和长州这两个藩为主——一种现代化的专制主义便应运而生了。 c:37
即便反对幕府的叛党并不真的希望看到天皇直接行使政治权力，也已拉开了天皇制走向政治化的序幕。 c:11
1868——1869年间，拥护幕府的臣子和天皇的军队之间爆发了内战。 c:26
天皇迁都江户，并更名为东京，这也是近千年来天皇首次与政府机关同处一座都城。东京市中心建起了名为“靖国”的神社，以缅怀为天皇捐躯的英灵。 c:66
这些刺客是“新选组”的成员，该组织的宗旨是杀光所有与将军为敌的人。事毕，他们走了，留下了倒在血泊中的日本制宪第一人。 c:31
2月11日是日本神话里首位天皇建立皇权的日子，日本特意选在1889年的这一天纪念其“名正言顺”地跻身强国之林。 c:19
新宪法定会维系皇权的世代传承。还不光是维系，明治维新——抑或是明治维新的政治宣传——的意义就在于，它“复辟”了远古形态的日本皇权。 c:42
尽管森有礼会因为喜欢说教被载入史册，但杀害他的年轻人一样青史留名，理由是他的爱国精神“至真至诚”。 c:14
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日本一直向某个外国京畿看齐，这一旧戏码如今再度上演，只是情况有变：巴黎、伦敦、柏林和华盛顿取代了中华帝国历朝古都的地位。 c:34
伊藤博文在同僚中算得上是思想开明的，但他对此事的看法却与其偶像俾斯麦别无二致，即人民主权十分危险。他表示：“鉴于皇权是我国宪法的基石，我们的体制就不能以一些欧洲国家通行的‘君臣共治’观念为出发点。” c:37
德国和古代日本的专制思想构成了新宪法的灵魂。但从长远看来，最大的隐患还是来自法条的模糊性。天皇虽被赋予绝对统治权，但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大统领，也不是类似欧洲君主那种独裁者。按理说，天皇不应直接参政；他的理想角色是凌驾于世事之外，委托一群官僚精英以其名义制定决策。与此同时，日本武装力量效忠的却是天皇，而非文官政府。这就造成了一种垂帘听政的政治生态，躲在幕后的人基本上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行使大权，个体无需为其行为承担最终责任。 c:63
明治维新的一众英雄，诸如伊藤博文、西乡隆盛、山县有朋、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均来自长州或萨摩。他们深谙忠诚、服从和军纪所构建的武士信条。 c:42
官僚、政客和商界领袖编织起一张绵密的关系网，他们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不是靠鼓励大企业放开手脚在市场上竞争，而是通过制定战略方针，提供政府补助，以及签订互惠互利的密室交易。 c:55
除了连农民也可以建党结社外，明治日本的另一大特色是各种叛乱层出不穷，矛头多对准地方长官和地主，而非中央政府。 c:31
后虽经历复兴，但声势已大不如前，且改头换面，成了企业利益的吹鼓手：自由党为三井财阀说话，宪政党则代表三菱株式会社。 c:34
“文明开化”这句口号向来是文化意味重于政治意味，强调的是气度和外在。然而在日本，外在偏偏又举足轻重。 c:34
明治时期的启蒙开化运动，既有几分装腔作势，又让人肃然起敬，同时也不乏荒诞色彩。 c:24
彼时的佛教正处于低谷，维新后的最初几年里，神道教狂热教徒四处打砸佛教庙宇，意图涤清日本残存的传统中国文化势力。 c:34
三岛将明治日本比作“就像因准备接待客人而焦虑的家庭主妇，将普通日用品藏入柜中，脱下平素穿的便装，希望整洁无瑕、一尘不染的理想化家庭生活能让客人开开眼界”。 c:53
那些个一身华服的日本人啊，跳起舞来倒是中规中矩的。但能感觉得到，舞步像是强行灌入他们脑子里，所以动起来如同自动人偶般，没有一点儿自主性。要是碰巧没踩准拍子，就得打断他们，从头再来。” c:20
井上馨在友人伊藤博文的内阁里担任外务卿[插图]，他俩希望迅速实现西化，好让日本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继而使后者同意放弃不平等条约下享有的特权。 c:15
福泽谕吉的一生象征着明治文化最可爱的那一面，尽管他也无法免于流俗，沾染上了一些自命不凡的习气。 c:19
自此，不断有日本知识分子从公共事务中抽离出来。于是同诸多德国同行一样，日本知识界不问国事，要么潜心学术研究，要么自我陶冶情操。 c:27
后世的日本知识分子秉持的也是这种态度，到了19世纪70年代，知识分子精神已死，除了某些引人瞩目的个案外，直到1945年后这种精神才完全复苏。 c:39
日本战胜中国的消息让福泽谕吉喜出望外，他“甚至难掩兴奋之情，跳了起来”。事实上，他有此反应不足为奇。“文明开化”的一个维度就包含对其他亚洲人落后之处的蔑视。福泽谕吉认为汉学已然成为日本社会的一大毒瘤。在他看来，要“入欧”就必先“脱亚”。如果说日本过去是中华文化圈一份子的话，那么如今它应该成为文明西方的一部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显示出该国已取得长足“进步”，这不愧为高等文明的一大标志。描绘这场战争的浮世绘作品无一例外地将日本军人塑造成身材高大、皮肤白皙的英雄人物，而对手中国人则是一群猥琐、胆怯、留辫子的亚洲人，似乎日本人突然换了种，变得跟欧洲人种更接近了。 c:46
旅居日本的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尝言：“新日本真正的诞生之日，始于战胜中国之时。 c:52
一个德国人之所以认为自己是德国人，靠的是文化和族群凝聚力，而非政治因素；毋宁说，靠的是德国文化（Kultur）、音乐、诗歌和种族，而非公民身份。只要你讲德语，有德国血统，那么你就是德国人。 c:48
他们清楚一部宪法和表面上的政治代议制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门面”，但也力图解决一个如今依旧困扰许多伊斯兰国家的难题：既想迈向现代，又不愿冷落传统。 c:58
接触新观念很容易让人民感到“惶惑”，并催生他们的叛逆心理。日本不能容许西方影响削弱传统价值观 c:28
对于明治日本的多数青年而言，接触现代性的渠道不是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也不是追求自由言论的社团，而是军队。 c:70
如果当兵的以服从神圣天皇为唯一天职的话，那么违抗那些被认为逆天皇旨意而行的文官领导人，就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了。1936年，满怀一腔法西斯“热血”的年轻军官为了体现自己“尽忠尽节”，四处杀害内阁大臣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c:41
尽管日本人大张旗鼓地摈除来自中国的影响，满嘴尽是些“深邃日本性”的玄奥话语，但是官方的思维方式依旧带有新儒家的深刻烙印。通过道德说教和强制思想同化来起到控制广大民众的目的，从根源上来看，就是中国式的做法。宪法也许赋予了日本人宗教自由，但实际上人们鲜有发表异议的空间，因为“权力就是真理”的格局依旧如故。 c:58
日本的军政走进军营，也走进学校，它一心培养的是训练有素且根本不具备自我思考能力的随大流者，而不是崇尚怀疑论的个人主义者。 c:74
明治军国主义发展到鼎盛的产物是残酷的日俄战争。 c:19
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后，日本人总算获得了满洲铁路的特权以及辽东半岛的租约。一些外国人作为观察员直击了这场惨烈的战争，其中有一位名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的年轻美军中尉。 c:29
新一代日本人成长于狂躁沙文主义和好战思想甚嚣尘上的年代，较少受到维新早期那种理想主义的浸淫。随着这批人走向前台，寡头们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向来赞成强军而不是培养军国思想的山县有朋对此忧心忡忡，担心日后的战争将演变为东西方之间的种族战争。 c:60
夏目漱石是他那个年代最出色的小说家，他曾沉重地警告称，日本尝试消化西方文明的速度过快，将面临一场集体精神崩溃。 c:59
1912年夏，明治天皇驾崩后，夏目觉得属于自己的时代也随之远去了。他在报上读到日俄战争的英雄乃木希典大将在天皇去世当天自杀 c:14
每张一万日元纸币上都印有福泽谕吉的头像，一千元面值的则是夏目漱石。 c:40
明治末年的专制气息现已消散，大正天皇嘉仁为人愚钝，哪怕只是充当摆设，身上也缺少他父亲那种威严感。 c:20
然而，这依旧是一个令人乐观的信号：日本人认为自己有公开批评政府的自由。20世纪20年代初，各种运动风起云涌：有提倡普选的，有呼吁解放社会被歧视群体的，有鼓吹女权的。总而言之，那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时代。 c:55
大正年间，东京洋溢着一种轻佻间或虚无的享乐主义精神，让人不禁联想起魏玛时期的柏林。 c:46
个人主义发展到了孤芳自赏的程度，记录作者点滴心绪、被称作“私小说”的日记体文学红极一时。艺术家们已经全然抛却明治时期的一腔理想主义热血，一心探索浪漫爱情和黑暗情欲的极限。 c:38
学生们对“笛康叔”（DeKanSho）兴趣盎然，“笛”、“康”和“叔”三个字分别代表笛卡尔、康德和叔本华。 c:23
当政府统治缺乏民意基础，甚至未获民众许可时，造反的某种形式就是力争比当政者更加民族主义。当政者要是卖国贼的话，就理应被推翻。这种情况在东亚一再上演，周而复始，于自由民主无益。 c:79
同理，暴动当然也不单单涉及米价。对于所有那些自感被新工业时代所抛弃的人，这给了他们发泄胸中愤懑的机会。这一群体包括建筑工人、人力车夫、农民、小店主和“部落民”（意指被社会排斥遗弃的人）。 c:28
藩阀们死的死，老的老，待他们谢幕后，日本政坛便陷入了一场不同机构之间不间断的混战，没有哪方可以独占鳌头。天皇旨意只是一道掩盖“群雄并争”的幌子，这种情况到了大正天皇及其子裕仁在位期间变得尤为突出。 c:13
“危险”当然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概念，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一般都可归入“危险”范畴。 c:35
要是连像吉野这样的自由派都对日本鱼肉邻国一事并无根本性异议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日本后来会踏上一条比这危险得多的军事冒险之路。 c:39
仅仅过了一年多，首相犬养毅又在一场未遂政变中遭一伙隶属“血盟团”的海军军官杀害。犬养生前极力阻止陆、海军中的激进派同中国开战，与他一同遇刺的还有两位商界领袖。主战派还用手榴弹袭击了犬养所属党派政友会的党部大楼和日本银行等右翼的眼中钉。至此，政党政治的试验戛然而止，满洲沦于日本之手，侵华战争的序幕也在徐徐揭开。 c:23
魏玛共和国不仅毁于希特勒手下野蛮的冲锋队，它的覆灭也缘于愿意捍卫其脆弱制度的人寥若晨星。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忙于党争，并未充分意识到纳粹威胁的严重性。 c:41
文部省于1937年发布了一份臭名昭著的小册子，名为《国体的本义》。该文件劝说日本人“舍弃”他们的“小我”，在“天皇身上寻找”自身存在的本源。此外，有着纯洁精神的日本人优于任何其他民族，且“秉性与西方国家所谓公民迥然相异”。这份造成恶劣政治影响的文件以一种粗鄙的方式呈现了西田关于日本主体融入天皇客体的思想。 c:45
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社会氛围浮躁，日莲宗提出一种说法，认为帝制日本终有一日会站在统一世界的中心 c:16
对于北一辉，革命暴力的宗教意义要大于政治意义，这是一项个体精神解放行为。 c:23
北一辉的故事印证了一点，日本社会在他所处的时代已变得一点即燃、一触即发。他并非只是游走在右翼极端思想丑陋边缘的怪胎 c:18
自轻自贱的情绪逐渐蜕变为排外心理和种族沙文主义思想。 c:18
社会和谐、秩序井然有赖于种族同质化、军事纪律和忠尊君王的共同意识，任何其他事物只会扰乱纲常，分化国家，结出自私和混乱的果实。 c:35
回国后，他尝试模仿英伦风范，但除了爱上并吃了一辈子的培根煎蛋外，这种模仿很快便宣告结束。 c:20
昭和时代——昭和意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来临了。 c:40
右翼民族主义者依然沿用“大东亚战争”这一战时讲法，以偷袭珍珠港为开端。这种称法的潜台词是，日本打了一场对抗西方帝国的亚洲解放战争，至于1941年前的侵华战争则被轻描淡写地叫做“事变”。其他人则只肯承认“太平洋战争”，似乎除了对美作战外便再无其他战事。而对本国战时历史颇有微词的左翼将日本的对外战争视为殖民征服，始于1931年吞并满洲（中国东北），故称之为“十五年战争”。 c:40
林房雄的观点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那种政治宣传：日本总是被描绘为西方强权的受害者，列强的一再欺侮令日本拍案而起，为亚洲人民而战。侵华战争的某位主要策划者在1945年后接受审问时曾说道，佩里准将和他的黑船才是战争元凶，因为佩里硬生生地将日本从与世无争的孤立状态中拖拽出来，并将其推向大国争霸这一无情的国际格局。 c:30
中国人视满洲为国土的一部分，尽管日本人签署过协议予以承认，心里却不这么想。日本人倾向于将满洲视为一片没有法律的无主之地，而日本能为其带来秩序。考虑到中国末代王朝存在了大约三百年，中国人对满洲的领土主张可谓合情合理。至于大半个中国属于法外之地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日本侵占他国领土的理由 c:15
同前任一样，犬养只能无奈地目睹这一切。他吁请天皇出面干预，但无功而返。为避免激化上海的事态，犬养再度试图制止增兵，没多久便被闯入家中的好战派海军军官刺杀身亡。 c:29
日本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体制顶层软弱、分化，而不是太过强大。国内派系林立，宫廷、军部、官僚系统、国会都有自己的“山头”，远远谈不上“举国一致”。 c:71
随着这一格局寿终正寝，日本政坛成了一群廷臣，陆、海军首长和官僚的天下，而他们狂热的手下常常越俎代庖，替他们做决定。 c:36
经济大萧条年代酝酿的所有浪漫抱负、民族思想和焦虑情绪都被倾注到建设满洲这项工程中来。人们被告知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 c:31
满洲无法吸收日本的出口商品，而满洲自己生产的商品品质一般，挤不掉从西方进口的洋货。此外，日本国库亏空，无力再支持满洲的工业发展。因此，企业界想把满洲打造成帝国工商业重镇的想法不过是南柯一梦。 c:29
实际上，就算日本人在场面上给足了末代皇帝面子，“满洲国”连傀儡政权都算不上，完完全全就是殖民地。“满洲国”的官员是中国人不假，但人事任命权和政策制定权统统掌握在关东军手中。 c:21
另外，“满洲国”是除了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外，另一个火车总是准点的地方。 c:21
这些艺术家和作家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其实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因而也就反西方。泛亚主义与他们的理想主义情怀不谋而合，所要做的不过是舍弃社会主义，转投某种国家社会主义。 c:41
20世纪30年代初锒铛入狱的左派政治犯几乎全都在未经严刑拷打的情况下就放弃了共产主义，选择“转向”——换言之，他们承诺自己再也不会鼓吹马克思主义。 c:14
在东京帝大教授宪法的他提出一套“天皇机关说”，认为宪法没有规定国会必须唯天皇马首是瞻；天皇是国家首脑，不应让他去做自己也无法承担后果的决定。只有一个强大的、权力受宪法保障的国会才能确保军人不以天皇的名义大开杀戒。 c:23
是年，另一桩奇闻将日本人的关注点从军政大事上转移开来。一位名叫阿部定的卑微艺伎在情欲大发之际勒死了自己的情郎。她被人发现在东京街头徘徊，包里装着情郎的阳具。 c:25
你死我活的党派斗争和冠冕堂皇的绝对团结这对矛盾是东亚政坛亘古不变的一大特色。所有威权主义政体都会遇到这一恶性循环：二者总是相伴相随。 c:68
日军在之前的对外战争中素以军纪良好闻名，怎么这一回就突然军纪败坏至此呢？人们给出了许多解答：一说根源在于日本文化的病态和武士道精神等因素；又说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恐怖行径，发号施令者远在东京，目的是迫使蒋介石政府屈服；还有说是吃尽苦头的军人产生了厌战情绪，继而大肆寻找发泄渠道。 c:23
似乎诞生自明治末期、由江户末年的本土论和德国种族理论杂交而成的军国主义妖孽，终于成为了可怖的现实。 c:40
唯一一个对南京大屠杀流露出悔意的人是松井石根大将。国民政府首都被攻破时，松井担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南京大屠杀后，他主动辞职，剃度出家。战后接受审判时，他称大屠杀为“国耻”，即便如此，他还是被判处绞刑。实际上，松井的许多手下才是下达屠杀命令的人，却从未伏法。 c:47
两军在环境恶劣、蚊虫遍布的平原上激战数月之久，最终以日本人被屠杀而收场。放眼望去，日军尸横遍野，成了沙漠黑兀鹫的美餐。逾两万名日军在饥渴、疫病和苏联炮火的夹击下丧生。辻政信大佐不负众望，获得晋升，但“北上”方案就此作罢 c:15
普通人对中日战争比较暧昧，知识分子更是斥其为侵略，可同英美的战争一开始，他们的态度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人人都担心日本未来的运数……与此同时，人们心里却又喜不自胜，我们总算赢了一回；英美这些个傲慢的大国，这些个白人脸上总算挨了我们一拳。随着捷报频传，担忧逐渐失色，恐惧化为自豪和兴奋……一个来自落后国度的有色人种在面对发达国家白种人时的所有自卑感，顷刻间烟消云散……古往今来，我们日本人还从来没有如此充满民族自豪感。 c:38
1941年至1945年，被从日本人生活中剔除的那个“西方”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西方”——即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自由派崇尚且试图效仿的一切。日本的对外战争打着多重标签，其中之一便是反自由主义。 c:21
从小学开始，官方在每个机构都强推极端形式的天皇崇拜。一听到天皇大名，人们就务必立正站好。大和精神成了一种准宗教崇拜。人们得知，克己、坚忍和奉献都是日本人独有的美德，因此才有了那么多反映时艰的战争片。坚忍的精神和强大的意志力会攻克一切物质难关。 c:32
由于日本宣传机器的正式标靶是自由主义——也就是个人主义、多元主义、物质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在对抗的西方思想方面，日本和德国其实是一致的。只不过在纳粹眼里，犹太人是上述所有罪恶的化身，而日本人则被告诫要粉碎的是以丘吉尔和罗斯福为首的“盎格鲁——美利坚鬼畜”——他们是漫画里堕落颓废、头戴高帽的财阀。 c:42
日本的新秩序大体上源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而后又被嫁接到东亚人的思维习惯上。 c:35
1941年7月，日军占领南印度支那[插图]。英、美、荷三国决定对日实施石油禁运。惯于操持受害者论调的日本报纸宣称，日本的生命线被“ABCD”四个大国扼住了：A代表美国，B代表英国，C代表中国，D代表荷兰。 c:18
正是因为缺少政治上的问责，才会轻易将几亿人的命运归咎于人类——或者至少是日本人——控制不了的因素，归咎于“必然的历史力量”这种抽象概念，归咎于“ABCD”四大国扼住了日本的命脉，或者干脆归咎于美国人的所作所为， c:29
至于要是行不通的话，东条将军有言：“有时候人就得闭着眼往下跳。” c:25
即便是这样，统治精英依然将日本的穷途末路（Götterdämmerung）归咎于普通民众的意志力和忠诚度不够。 c:31
据天皇事后回忆，见此情形，想要保住“国体”怕是很难了，他于是做出“神圣裁夺”，决定接受盟军的条件。 c:13
依我之见，尽管用词可能不当，但是原子弹爆炸和苏军参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神赐的礼物，唯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说日本退出战争是因为国内形势所迫。 c:36
一种对日本的观念——它既现代又古老，既西化又本土，既毁灭他人又自我毁灭——同样也被埋葬了，但愿是永远。 c:49
他紧了紧叼着玉米烟斗[插图]的下巴，透过飞行员墨镜扫视了一遍这片被征服的土地。这是麦克阿瑟的标志性动作，虽显得漫不经心，不怒自威，但其实经过反复排练。将军还换着角度，轮番摆了几遍这个姿势，以便所有摄影记者都能拍到一张质量绝佳的照片。 c:18
从官方层面上讲，占领日本是苏联在内的所有大国的集体行为，可事实上，从一开始这就是美国人的独角戏。 c:11
日本文化本身，以及几千年来日本民族形成的一整套思想，都必须像拔除毒草一样，得到整顿、清理和重塑。 c:14
最高司令官冷漠离群，摆出一副近乎荒唐的高高在上的姿态。他既对“臣民”夸夸其谈，发号施令，又和历史上的日本统治者一样，保持着与“臣民”的疏远感。这位伟大的民主老师和天皇本人一样不容指摘。 c:19
在向一代学生宣传日本皇室是神的后裔、为天皇捐躯无比荣耀之后，老师们如今接到的指令是另起炉灶，讲授“民主”的好处。鉴于新版教科书来不及马上付印，旧版教材得以沿用，只是里面妨碍视听的段落须用墨水涂黑。这个法子还被用来处理印有战舰等日本军事装备的图片。 c:11
理想主义向来是虚伪的温床。 c:45
厌恶美国流行文化的知识分子在法国文学中寻找寄托。部分老于世故的文人身上透着一种精致的虚无主义情怀。马克思主义杀了个回马枪，很快便重新占领大学校园以及东京和京都的咖啡馆。 c:20
文化其实只是一道掩人耳目的幌子。日本问题的根源同歌舞伎或富士山无涉，主要还是出在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身上。这一神圣体制为践踏公民自由大开方便之门。 c:28
皇室成员曾希望裕仁退位，为战争担负道义责任。当时的民调显示，多数日本人对此欣然接受，甚至持欢迎态度者也大有人在。但司令官阁下持反对意见，他就像明治日本之前的历任将军一样，一心想利用天皇的象征意义，将其塑造为一尊自授权力合法性的“神龛” c:30
1946年1月，在美国老师的训导下，裕仁发表了《人间宣言》[插图]，表明自己非神。 c:20
这些人当中有南京大屠杀的责任人松井石根大将、策划“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的部分阴谋家、做出偷袭珍珠港决定的领导人、一意孤行发动侵华战争和出兵东南亚的首相和外交官、一位右翼理论家（他在审判时凭借装疯得到豁免[插图]）以及天皇最亲近的幕僚。这群卑劣之徒中，唯一缺席的就是天皇自己。 c:27
倘若一个对所有事都负有正式责任的人是无辜的话，那么的确很难理解那些自认为在执行圣令的人凭什么被判有罪。 c:41
然而，最高司令官对天皇的豁免使得最重要的一条教训黯然失色——例如政治责任问题、“国体”的本质以及帝国意识形态和对其他亚洲人所犯罪行之间的联系。要是所有日本人——军国主义者除外——都和他们的天皇一样清白而无辜的话，那么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咯；要是在中国屠杀平民是罪行的话，那么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也理应被视为罪行。对，还不光是这两个地方，东京、大阪等城市遭受的大轰炸都应该算上。简言之，麦克阿瑟让日本人逃脱了制裁。 c:41
不同于百般抵赖的同僚，东条愿意为战败承担责任，但他出现了严重的失言：“我们（日本人）没人敢违抗天皇的旨意。”检控方的盘问环节因此缩短。有人对东条施压，要求他更改证词。一周后，他十分配合地改口称，天皇向来热爱和平，祈盼和平。 c:21
但事实上，恰恰是这些人将财阀并入了战争经济，且往往与企业主的意愿相违背。由于骨子里敌视大企业，美国左派不经意间赋予了这些机构更大的权力，殊不知正是它们将日本推向了战争。这么做的后果就是政治家成了游走在企业和官僚利益之间的掮客。 c:26
日本人除了普选权和言论自由以外，理论上还拥有自由且不受歧视地追求幸福的权利。军国主义似乎已彻底灭亡，而随着议会民主制的建立，从坂本龙马到福泽谕吉，从民权运动家到战后民主派，几代人的夙愿似乎终于成真。然而，司令官大人留下的遗产存在着一些深刻的缺陷。和平主义的代价是国防完全依赖他人。右翼复仇思想因此阴魂不散，人们对于宪法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度，而这一问题本不应造成分歧。战争罪审判和宪法给日本人留下了如何处置皇权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令他们对自己的过去纠结不已。至少从某方面来看，日本成了那个极力想改造它的国家的某种扭曲镜像：在崇高理想的映衬下，缺陷却也更加明显。 c:51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违令不遵已无济于事。于是，七万五千名日本“警官”身穿淘汰下来的美军军装，接收了机枪、坦克和巴祖卡火箭筒等一批武器装备。吉田自欺欺人地认为这些帝国陆军老兵不是真正的军人。他们被部署在工业区周边，镇压共产党骚乱，但不久之后，这支警备队的装备变得更加齐全，并更名为日本自卫队。 c:23
岸信介等右派既渴望在冷战中与美国形成统一战线，同时又主张修宪，更改涉及天皇世俗新地位的第九条和第一条。吉田等务实的保守派则乐见美国人对付共产党——日本只需管好自己的事即可——并希望宪政之争就此偃旗息鼓。 c:11
战后十年，民主力量表面上看似遭遇挫折，实则取得了进步。狂暴浪漫主义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人民如今当家做主，我们步入了一个务实的时代。”但用不了几年，大岛渚的上述幻想就会化为泡影。 c:12
岸信介意欲修宪，不仅因为他是民族主义者，还因为他希望见到一种两个保守派政党相互制衡的体制。他相信，只要对宪法尚无基本共识，且日本继续蒙受不平等条约之耻，那么日本政坛就仍会深陷激进左翼和保守党之间的纷争，加上后者独揽政权，极易造成腐化。撇开他过去的种种劣迹不谈，岸信介的这番分析事后证明十分正确。 c:20
佐藤尝言：“每每日本与美国背道而驰，国家就会蒙难；每每两国通力协作，日本就会昌盛。因此，我的方针就是与美国充分合作，确保世界和平。”佐藤满口的和平论调，为此他于1972年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 c:46
只要战后秩序不变，1964年就是近代日本完成兴衰交替的标志性年份。 c:25
这起丑闻曝光后，一位年轻的色情片男优驾着自己的轻型飞机，撞上了位于东京的洛克希德公司办事处，以示对资本主义腐败的抗议。他临死前穿着神风特工队的军装，留下了“天皇万岁！”这句遗言。历史还真是既有悲剧，也有闹剧。 c:18
日本如今随处可见用处不大的“烂尾”隧道和公路，毫无生机、连个人影也瞧不见的河道和桥梁，以及空空荡荡、鲜有人踏足的博物馆和主题公园，这些都是“池田路线”和田中的金钱政治留下的不那么可爱的遗迹。 c:29
奥姆真理教在1995年制造了以大量杀伤人员为目的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这是个邪教组织，其成员都受过最好的教育，不少人不是科学家就是经过培训的未来技术官僚。他们是“池田路线”的接班人，缺乏对眼下现状的政治责任感，满脑子都是噬人的精神乌托邦。该组织的宗旨是引发一场祝融之灾，任熊熊烈焰焚毁他们眼中这个无意义的社会，并从战后繁荣的灰烬里诞生出一个美丽新世界。 c:28
20世纪80年代，保守派政客及其知识界拥护者也开始对现代日本价值观的缺失犯起愁来。尤其是青年，被养尊处优的生活宠坏了，一副得过且过、毫无方向的样子。 c:18
1991年的海湾战争——打这一仗的目的部分是为了保障日本的石油供应——令这一点清晰到了让人痛苦的程度：日本人只能作壁上观，对于一场直接牵连到他们的危机插不上手，无能为力。 c:24
要说变化，倒还真有，其催化剂不是政治意愿，而是经济走势：繁华盛世在股灾中戛然而止。地产价格狂泻，银行倒闭。 c:11
这种情况在一个年轻的民主国家向来不是什么好兆头。这些情形一旦与受挫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经济绝望感交织在一起，或许将再次把日本推向自由的对立面。 c:18
一方面，日本的思想文化处于左右两派教条的夹缝之中，有些发育不良；另一方面，当权派执拗地将眼光局限于经济增长，有意扼杀政治辩论；除此之外，还要算上日本对美国婴儿般的依赖。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战后时期是不会终结的。 c:44
2002年的早春时节，我在东京伏案写稿，其间回想起一件事：过去几周以来，日本人曾屡次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们希望黑船再杀回来，打破封闭的政治体制。他们表示，过去的老一套已经行不通了，只有借助外部压力，才能将束缚这个狭隘社会的死结解开。我明白这些话的含义，但我还是期待有朝一日看到日本人解放自我，真正地和黑船告别，因为他们不再需要后者。 c: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