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兰多·费吉斯 - 历史榜-世界史
1853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借宗教争端入侵今属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两公国。随后……持续18个月的克里米亚战争造成了巨大的人员损失，并彻底改写了欧洲的政治格局，深刻影响了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费吉斯大量引用俄罗斯、法国、英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文献资料，全面展现了民族主义情绪、帝国势力博弈和宗教冲突是如何影响各国介入战争的。从国王与大臣、报道战争的记者与作家，到战场上的军官与士兵、围城内的妇孺，费吉斯不仅从多个视角还原了战争的全景，也为今天理解19、20世纪的“东方问题”，黑海地区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关系，以及俄罗斯与西方的世界裂痕提供了新的入口。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c:38
和俄罗斯军人埋在一起的还有来自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的东正教军人，他们都是响应沙皇号召，赶来为宗教信仰而战的。 c:15
克里米亚战争的规模和人员损失均十分巨大，但其影响却被后来的两场世界大战掩盖了。 c:25
克里米亚战争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至少有七十五万军人阵亡或病死，其中三分之二为俄罗斯军人。法国损失了约十万军人，英国的损失小得多，仅有两万人，原因是参战的英国军队人数少得多（共有九万八千英国军人和水手参战，而法国有三十一万人）。 c:51
克里米亚战争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战争，使用了最新的工业技术、现代来复枪、蒸汽机船和铁路，还采用了新型的后勤和通讯手段，电报、军事医学上的一些重要发明，以及战地记者和摄影师也出现在了战场上。与此同时，克里米亚战争又是最后一场依然遵从“骑士精神”的战争，战场上交战双方靠战场使者（parliamentaries）传信，在战斗间隙，双方会同意停火以便转移尸体、救治伤员。 c:104
克里米亚战争这个名字无法反映其跨国规模，也无法反映这场战争对欧洲、俄罗斯，以及从巴尔干到耶路撒冷（Jerusalem）、从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到高加索等交战地区的重要意义。这一地区就是所谓的“东方问题”（Eastern Question）所覆盖的区域，一个由于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的崩溃而造成的国际难题。 c:42
克里米亚战争始于1853年，当时奥斯曼和俄罗斯军队在多瑙河边，今属罗马尼亚（Romania）的摩尔达维亚（Moldavia）[插图]和瓦拉几亚（Wallachia）公国地区发生了交战。战火随后向高加索蔓延，在那里，当地穆斯林部落反抗俄罗斯的活动受到了土耳其和英国的鼓励和支持。 c:40
克里米亚战争是一个关键的分水岭，打破了长期以来维持欧洲秩序的俄罗斯——奥地利保守主义联盟，让一些新兴国家，包括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德国得以诞生。这场战争让俄罗斯对西方国家产生了深深的怨恨，觉得这些基督教国家竟然会背叛自己，与异教徒土耳其人站在一起；也让巴尔干地区人民的独立期望受到打击。 c:103
克里米亚战争的触发点在巴勒斯坦，其争执双方一边是由法国支持的天主教徒或拉丁人，另一边是由俄罗斯支持的希腊人，他们在谁应该控制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和伯利恒（Bethlehem）的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的问题上发生了冲突。 c:52
在19世纪的“东方问题”上，各方都把宗教力量纳为己用，政治与信仰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其中的每一个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在走向克里米亚战场时，都坚信上帝站在自己这一边。 c:34
1846年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的复活节正好在同一天，于是朝圣地点比往年更加拥挤，气氛也更为紧张。 c:24
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间矛盾的加剧，原因是自19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朝圣者来到巴勒斯坦。铁路和蒸汽机船的出现，为公众提供了更多出行的可能，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等天主教国家的旅行团以及欧美各地虔诚的中产阶级教徒纷纷涌向巴勒斯坦 c:21
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人把耶路撒冷看作他们精神家园的延伸。“神圣俄罗斯”这一概念并不受地域限制，而是一个东正教的帝国，供朝拜的圣所遍及基督教东部地区，而圣墓教堂又是所有圣所之母。 c:40
在许多俄罗斯人看来，奥斯曼帝国对巴勒斯坦拥有的政治主权不过是暂时的，而他们自己与圣地之间在精神信仰层面的联系却重要得多。 c:36
然而在天主教和新教徒身上却完全没有这种狂热，他们对巴勒斯坦圣地的兴趣不过是出于历史的原因和浪漫的想象。 c:32
东正教徒的激情狂热，“野蛮”和“低俗迷信”的仪式，往往让欧洲游客退避三舍 c:15
这些作者对东正教徒的态度，影响了西方国家在与俄罗斯就圣地问题发生争执时采取的外交政策，而这些外交政策的实施，最终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 c:59
他们认为作为欧洲“第一个天主教国家”，法国有保护圣地的特殊使命 c:27
根据土耳其法律，谁拥有屋顶谁就拥有整座屋子，于是谁有权维修圣墓教堂的屋顶就关乎了所有权 c:30
战争真正爆发要在两年之后，但是其火焰却是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宗教纷争中不断酝酿起来的。 c:19
在俄罗斯人眼里，国家以宗教责任，而不是以种族来定义，东正教徒即俄罗斯人，异教徒即外国人。在19世纪兴起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更是增强了这一意识。 c:85
克里米亚汗国由格来王朝（Giray dynasty）统治，是成吉思汗（Genghiz Khan）的直系后代，金帐汗国（Golden Horde）剩下的最后一块领地。 c:39
但是鼓励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徒起来抗争以削弱土耳其人的统治这一想法，在其后的两百年里，一直是沙皇的中心策略。 c:22
叶卡捷琳娜二世甚至梦想着一旦奥斯曼帝国崩溃，她可以在其废墟之上重建拜占庭帝国 c:11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想象中，这个重建的古希腊帝国将是一个在俄罗斯庇护之下广袤的东正教帝国，其子民说着拜占庭帝国时代的通用语言斯拉夫语。 c:11
这一计划依然显示出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基本目标是让俄罗斯成为黑海强国，通过贸易和宗教的纽带，跟地中海东部，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东正教地区连接起来 c:17
在地理位置上，黑海对俄罗斯来说极为关键，不仅因为这里是面对伊斯兰世界的南疆，更因为它是保证俄罗斯成为欧洲强国的基础。如果不能控制黑海，俄罗斯通往欧洲的唯一水路就只有波罗的海，而一旦发生冲突，波罗的海很容易被其他北欧强国封锁（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波罗的海确实被英国封锁了）。 c:33
俄罗斯于1783年正式并吞了克里米亚。 c:41
俄罗斯统治者担心“伊斯兰轴心”，即在土耳其人领导下的泛穆斯林联盟会给俄罗斯南疆带来危险 c:17
俄罗斯对高加索的征服也是其宗教战争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场对车臣人（Chechens）、印古什人（Ingush）、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s）和达吉斯坦人（Daghestanis）等高加索地区穆斯林山林部落进行基督教化的战争 c:25
在俄罗斯对南部边疆的扩张行动中，宗教色彩最强的还是在克里米亚。 c:14
克里米亚位于基督教势力与穆斯林和说土耳其语的部落之间的历史分界线上，一直是各方争夺之地，经历过无数战争 c:39
鞑靼穆斯林从克里米亚迁出是穆斯林逐渐退出欧洲的开始，在这之后的漫长历史中，奥斯曼和东正教地区之间人口迁徙以及种族冲突频频发生，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的巴尔干 c:22
但是领导和保护奥斯曼帝国内的东正教徒是俄罗斯自我授予的宗教使命，中心任务之一就是重新夺回圣索菲亚，将其恢复为东正教的教堂之母，同时把君士坦丁堡变成一个拥有从莫斯科到耶路撒冷广大土地的东正教帝国的首都。正是这份使命感引发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的冲突，最终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 c:39
奥斯曼帝国还通过“米利特”（millet）制度[插图]进行宗教隔离，让宗教领袖在自己的教会内部行使权力，甚至允许非穆斯林拥有一定的自治权。 c:24
米利特制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方便了管理，但同时也强化了奥斯曼帝国内部种族和宗教的等级划分，也就是说穆斯林的位置处于其他所有米利特，包括东正教、亚美尼亚的格雷戈里安教会（Gregorian Armenian）[插图]、天主教和犹太教之上，鼓励穆斯林对基督徒和犹太人进行歧视；另一方面，这一制度导致非穆斯林教众通过米利特表达怨恨，组织抗争，成为奥斯曼帝国不稳定因素的主要源头。 c:11
不过奥斯曼帝国衰亡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军事上的落后 c:16
塞利姆的军队现代化概念与俄罗斯彼得大帝在18世纪早期实行的军队西方化方案相似，土耳其人对此十分明了。他们做的只是引进西方新技术和做事办法，但是绝不会学习任何可能威胁伊斯兰权威的文化理念。 c:25
希腊独立运动的真正源头在俄罗斯，独立运动早期的领导人是一些希腊裔俄罗斯政客，他们从未踏足希腊本土，却梦想着团结所有希腊人起来反抗土耳其人统治。他们计划从多瑙河的两个公国开始行动，最终完成希腊独立。 c:28
1822年，奥斯曼帝国军队残暴地镇压了希俄斯岛（Chios）起义，吊死了两万居民，并将剩下的七万希腊人押解出境卖为奴隶。整个欧洲都对这一暴行感到震惊，其恐怖场景在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鲁瓦（Eugène Delacroix）1824年的油画作品《希俄斯大屠杀》（The Massacre of Chios）中得以再现。 c:25
一旦意识到奥斯曼帝国有可能被埃及人占领，并由此引发一场气势磅礴的伊斯兰复兴，更糟糕的是奥斯曼帝国有可能变成俄罗斯的保护国时，英国对土耳其的兴趣马上加强了，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奥斯曼帝国事务，鼓励经济政治改革，希望奥斯曼帝国能恢复生机，甚至扩大影响力。 c:23
沙皇简朴的生活习惯把温莎城堡的仆人惊呆了，他的贴身男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马厩找一些干草，填到随身携带的一个皮制套子里，放在一张行军床上当作床褥。尼古拉从来就是这么睡的。 c:16
尼古拉一世以为只要说服维多利亚女王和她手下的高级大臣们就可以了，没有意识到议会、反对党、公共舆论以及媒体可能会影响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这一误判将是尼古拉一世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夕犯下一系列错误的重要原因。 c:58
一个对俄罗斯充满偏见的认识渐渐形成了：它本性野蛮强悍，喜欢侵犯扩张，同时又很狡猾，善于欺骗，与其他“无形的势力”联手共同对付西方国家，渗透文明社会 c:43
《彼得大帝遗嘱》是一些波兰、匈牙利和乌克兰人在18世纪时伪造的，他们和法国或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些势力有联系。《遗嘱》曾几易其稿，最后完成的版本在1760年代收入了法国外交部的档案。 c:21
我坚持认为，除了那些涉及英国自身的政治或商业利益的情况外，英国外交政策的真正目的，应该是成为正义与公道的倡导者，并以谨慎克制的手段行事。在全球舞台上，英国不应该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堂·吉诃德，而应该在它认为正义所在之处，或是不公道行为发生之地，投入力量，提供道义上的支持或制裁。 c:16
和其他因素相比，波兰起义被残酷镇压这一事件对英国人卷入欧洲事务和加剧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影响最大，这一切最终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 c:41
为波兰自由而战激发了英国公众的热情，他们将之归因于他们所认同的“英国精神”，即热爱自由、致力于保护弱者对抗欺凌。不管是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1939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争爆发时，英国都认为自己是为捍卫这些原则而走向战场的。 c:33
面对英格兰和法国海军，俄罗斯的海上力量，比中华帝国强不了多少。 c:24
这是一个因贫困而变得既好斗又贪婪的国家，因为长期在其他国家的荣耀与财富面前感到羞辱屈从，继而对此产生痛恨。就像一个奴隶，自己下跪着，却把公众与个人的自由看作丑恶与亵神的行为，梦想着哪一天由自己来统治世界。 c:29
一个人如果想感受一下在欧洲国家享受到了什么样的自由，他可以去俄罗斯，去那个没有自由的监狱，在那里待上一段时间，不给他一丁点喘息的机会。如果你的孩子对法国感到不满，试一下我的法子：让他们去俄罗斯。对于任何外国人来说，俄罗斯之旅都很有意义，不论是谁，只要对那个国家做了认真的考察，都会乐于住在俄罗斯之外的任何地方。[插图] c:15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于1849年作为政治流亡者来到伦敦，在这里发起政治运动，视俄罗斯为自由的敌人。 c:18
然而与此同时，在东方问题上，阿伯丁在英国内阁中日益孤立，沙皇对此却一无所知，他完全不了解英国政府的政策正在走向反俄的方向。 c:13
只有到了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军的滑膛枪在英法军队的米涅来复枪（Minié rifle）面前显得毫无招架之力时，俄罗斯才开始采购来复枪装备部队。 c:12
法国从土耳其那里夺得了阿尔及利亚，英国几乎每年都在印度并吞一个公国，而这些都不会影响势力平衡；但是当俄罗斯占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时，尽管只是暂时的，却干扰了势力平衡。法国在和平时期占领罗马并驻军了好几年，但那不算什么；当俄罗斯还只是在考虑占领君士坦丁堡时，欧洲和平就受到了威胁。英国人向中国人宣战，仅仅因为中国人似乎冒犯了他们，这谁也无权干预；但是如果俄罗斯与邻居发生争执，却必须获得欧洲许可。为了支持一个可悲的犹太人的谎言，英国向希腊发出威胁，烧毁了它的舰队，那是合法的行动；但是当俄罗斯要求签署一份条约保护几百万基督徒时，却被看作是在近东扩张势力，牺牲势力平衡。在西方国家身上，除了盲目的仇恨和恶意外，我们不能指望还能得到任何东西。它们不理解我们，也不想理解我们。（尼古拉在这里的页边空白处批注：“这就是问题所在。”） c:14
波戈金指出，如果斯拉夫人成为敌人，俄罗斯将变成一个“二流强国”。 c:12
当被问到既然他们求战如此心切，是否愿意上前线时，这些学生回答说他们的责任是布道而不是战斗。 c:39
这是历史上第一场迫于媒体舆论和公众观点的压力而引发的战争。 c:65
因为约翰牛（John Bull）就是这么看英国的：英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政府的任务是将英国的生活方式带给那些不幸的外国人。 c:27
尼古拉的想法完全是一种情绪，源于他的自负与傲慢，源于他对俄罗斯力量与地位认识的膨胀，最重要的也许是源于他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自己是在为实现俄罗斯的天赋使命而发动一场宗教战争 c:26
和历史上许多战争一样，当联军被派往近东地区时，没有人真的知道到底为何而战。西方列强将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通过与奥地利旷日持久的谈判才得出开战的理由。即使在1854年9月，联军已经在克里米亚登陆后，也还需要很长时间，盟军才就这场战争的目的达成一致。 c:19
将重大决策的理由以书面形式表述清楚，是政治领导人需要掌握的一门学问。即使是在悬而未决之时，主战一方也应将其真实观点公之于众，记录在案，而不是隐藏于含糊其词的言论和私下观点之中，这对全人类都是一件好事。 c:25
克里米亚战争的主要参战各方：俄罗斯、土耳其、法国和英国，在不同程度上都把宗教带到了战场上。然而当战争正式打响之时，克里米亚战争的缘由：东正教徒与天主教徒在圣地的纠纷，却早已被人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场欧洲列强联合对付俄罗斯的战争。 c:40
如果说英军士兵来自社会上最穷苦的阶层，那么军官官衔则是可以花钱购买的，这一制度保证了军官们大都来自贵族阶层。高级军官中，大部分人是有着良好的宫廷关系却缺乏作战经验的年迈绅士，这与法国军队的职业化程度形成天壤之别。 c:13
近卫军旅士兵没有听从指挥官挺刺刀冲锋的命令，却展示了一项关键的战术创新，发挥了现代来复枪远射的威力，这一举措在克里米亚战争早期将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 c:22
在战场上，关键的是军纪——军官能否让手下士兵保持镇定，不因害怕而溃逃——因为当士兵转身逃跑时，最有可能被敌人杀死。所以压制恐惧是军官的主要职责，要达到这个目标，他必须建立自己的权威，并让手下士兵团结一致。 c:31
如果此时联军立即长驱直入，直取塞瓦斯托波尔的话，很可能几天之内就会打败猝不及防的守军，付出的人员伤亡代价也会相对较小。然而实际情况是，联军犯了种种错误，处处拖延，最后塞瓦斯托波尔的围困战持续了长达三百四十九天，几万人因此丧生。 c:14
“我有两个将军，他们从来没让我失望过：一月将军和二月将军。”尼古拉说道，用了一句1812年战争后流传下来的俗话 c:25
缅什科夫拒绝了联军提出的停战清理战场的建议，担心一旦俄军士兵看到己方死伤人数远远多于敌人，会影响士气甚至引发哗变。 c:12
冬天的来临，将这场战争变成了一次对后勤管理效率的考试——法军刚刚及格，英军则失败得非常难看。 c:22
克里米亚战争是历史上第一场舆论起了关键作用的战争。 c:21
克里米亚战争则是第一场有照片记录并且让公众“看到”战斗场景的战争。 c:18
仇英（Anglophobia）情绪在俄罗斯有着长久的传统，在某些上流社会的圈子里，什么事情都可以怪罪到“背信弃义的英国人”头上。 c:17
修建一条克里米亚铁路，即历史上第一条专为战争修建的铁路的想法在上一年11月就已经提出了。 c:11
尽管克里米亚战争是第一场现代战争，甚至可以说是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堑壕战的彩排，但是在它发生的年代，某些骑士精神依然存在。 c:30
战场上的杀戮拖得越久，战士们就越会把敌人看作跟自己一样受苦的士兵，这场战争也就越发显得没有意义。 c:15
俄军的伤亡人数比联军多得多。到6月底，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军死伤人数达到了六万五千人，比联军受伤人数的两倍还多， c:13
英法两国的工业水平和运输能力让炮兵可以每天发射七万五千发炮弹。面对这种新型工业化战争，依然以落后的农奴经济为主的俄罗斯是无法打赢的 c:25
谈判的主要障碍是英国的强硬立场，英国并不急于结束战争，因为在过去十八个月里，他们未赢得一场主要战役，无法让自己的荣誉感得到满足，也无法为巨大的损失做出交代，毕竟攻占塞瓦斯托波尔是法国人的功劳。 c:12
在驱逐鞑靼人口的同时，从1856年起，俄罗斯当局还施行了一套让克里米亚地区全面基督教化的政策。作为克里米亚战争的一个直接后果，俄罗斯当局更是把这里当作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宗教边界，因此必须巩固对这里的宗教控制。 c:14
克里米亚战争导致整个环黑海圈不同的宗教和民族团体被连根拔起，长途迁徙，越过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宗教界线，移居他处。 c:30
利特系统激发了巴尔干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一系列的巴尔干战争将再次把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列强卷入进来，民族主义情 c:36
尽管《巴黎条约》没有立即让欧洲版图发生改变，它仍然是国际关系与政治的一道分水岭，在实质上结束了欧洲过去的权力平衡，即奥地利和俄罗斯共同控制欧洲；与此同时形成了新的势力组合，为一批新的民族国家，如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德国等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c:49
他认为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应为其国家利益服务，不要考虑意识形态，只要可以为俄罗斯赢得更多利益，就可以与任何强国结成联盟。这是一种新型的外交政策，也就是日后德国首相俾斯麦（Bismarck）推行的实用主义原则。 c:32
《巴黎条约》没有让俄罗斯丢失大量领土，却让其备受挫折。除了损失了黑海舰队、割让了比萨拉比亚部分地区外，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也不再有任何威望，18世纪以来俄罗斯在东方问题上获得的利益丢失殆尽。一直要到1945年，俄罗斯才恢复了其在欧洲的主控地位。 c:14
伊格纳季耶夫在外交事务上的影响力提升，主要是因为他在与中国清政府谈判1860年11月签署的《北京条约》（Treaty of Beijing）时大获成功，让俄罗斯得到了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Ussuri）以及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插图]。 c:16
克里米亚战争让英国公众对军人的态度发生了完全的改变。在现代国家神话中，战士为保卫国家的荣誉、权利和自由而战，克里米亚战争为这一国家神话的诞生播下了种子。 c:25
“提灯女士”的传说成了英国的国家神话，一遍又一遍地在无数历史书籍、教科书和南丁格尔的传记中被重述。这个传说包含了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理想的基本要素：从基督教角度说，这是一个有关女性关怀、工作出色和自我牺牲的故事；从道德角度说，这是一个自我提高和拯救值得关怀的穷人的故事；从家庭角度说，这是一个有关清洁、良好家务和改善家庭环境的故事；从职业抱负上说，这是一个有关执着精神和坚定信念的故事；从公众角度上说，这是一个关于卫生和医院改革的故事，从克里米亚回到英国后，南丁格尔将她的余生都献给了这一事业。 c:15
直到今天，为塞瓦斯托波尔这座“光荣的俄罗斯城市”的英雄们而自豪，依然是俄罗斯民族身份认同感的重要源泉，尽管现在它已变成了一座外国城市[插图]——苏共前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1954年把它划给了乌克兰，而乌克兰又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独立。 c:18
对俄罗斯人来说，克里米亚是一块圣地。根据俄罗斯编年史记载，古代罗斯人的领袖、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就是于公元988年在克里米亚南岸的赫尔松涅索斯、也就是现代的塞瓦斯托波尔城外接受洗礼的，从而带领基辅罗斯人接受了东正教。 c: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