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蒂·马顿 - 历史榜-世界史
本书通过冷战时期匈牙利秘密警察长达20年的档案，所揭开的一部隐藏了几十年的家庭历史和时代侧记。冷战时期，苏联集团中的匈牙利，秘密警察通过庞大的告密网，试图全面渗透控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作者的父母原是匈牙利著名记者，他们的报道是西方了解匈牙利的重要信息来源。因此他们被视为“人民的敌人”，长期受秘密警察的监控，终因叛国和间谍罪而先后入狱。一家移居美国后，匈牙利政府却又异想天开地试图招募他们当间谍，而美国也对他们进行了几年的监控。书中不只还原了马顿夫妇被告密者包围的经历和遭遇，也展现了他们情感和内心的矛盾——夫妻之间相互的感情背叛与灾难中的支撑，父母子女之间的爱与亲情，人性的坚强与软弱。
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c:48
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c:17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c:118
罗马尼亚前政治犯齐尔伯（Herbert Zilber）说：“社会主义的第一事业就是建立档案。……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人和事只存在于他们的档案里。我们的存在掌控在掌握档案者手里，也是由那些设立档案者们所编造的，一个真人不过是他档案的镜影罢了。” c:257
孟德斯鸠是最早把恐怖确定为一种政治体制标志的。他把不同的政府区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共和制、君主制和独裁专制，并且指出，每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形态都必须具备某种对维持它的体制不可缺少的精神因素（ethos）或文化倾向，维持君主政治是“荣誉”，维持共和政治是“德行”，而维持专制独裁则是“恐怖”，用人民的恐惧来统治他们。 c:357
找那些因命运或天性受过伤的人——那些性格丑陋、有自卑情结、嗜权、有影响欲但又屡遭挫折和不顺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虽不至于受冻饿之苦，但却因贫困而感到羞辱的人……这样的人会因为从属于一个影响大、有权力的组织而获得优越感……他们会在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自己很重要的甜头，因而死心塌地地与权力结为一体” c:303
卡蒂感慨地写道，“多亏秘密警察，很久以前的这个夏日，早被后续的戏剧性事件淹没了，现在却又恢复原状，呈现在我眼前”。 c:33
正因为这种环境力量十分强大，不向它屈服的人和对它进行抵抗的行为才更加难能可贵，也形成了一种与一般意义不同的勇敢。这种勇敢可能与理想化、浪漫化的“无畏无惧”相去甚远，它不是从来不曾软弱，不是从来不曾因迷茫而失去清醒的判断，也不是从来没有逃避的意愿和幻想，而是在几乎所有人都当告密者的时候，守住最后的道德底线，那就是，不出卖，不背叛，不当告密者。这正是卡蒂在阅读她父母档案中在他们身上了解到的那种勇敢。 c:135
卡蒂是一个在极权统治下长大的孩子。她说，“我们是政治化了的孩子”，“在这种国家长大的孩子很早就懂得，与国家权力相比，她，甚至她的父母，都是微不足道的。不管父母多卓越、多机智、多有魅力——我父母就是如此——到头来只是掌中的玩物”。 c:43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不愿直面过去；他们对我说：让睡着的狗躺着吧，不要自找麻烦” c:43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一书里向世人发出警告，人类有着本质的黑暗面，极权统治诱发和利用人性的黑暗面，完全侵蚀掉人类美好、高尚的一面，让几乎每一个人都随时可能充当恶势力的附庸和作恶机器。 c:148
在任何一个与《布达佩斯往事》类似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里，都不可能存在能够独自对抗极权邪恶的英雄，因为人性之中本来就有足以供极权统治控制和利用的私欲和软弱。弥尔顿在《失乐园》里写道，“心灵拥有其自我栖息之地，在其中可能创造出地狱中的天堂，也可能创造出天堂中的地狱”；帕斯卡（Blaise Pascal）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c:140
他们还坚信，如果害怕人民的不同意见，如果视异议为犯罪行为，如果将不赞同高官的人打入监狱，一个国家就不能自称是伟大的。 c:104
我讨厌例行的告别，无法克服自己取悦于他人的难民心态，亟欲证明自己无愧于美国的热情好客。流亡不是自然状态，孩子应在自己的国家长大；周遭的人不但知道如何叫出小孩的名字，而且熟悉小孩的家族轶事。 c:38
从君特·格拉斯[插图]到米兰·昆德拉[插图]，盖世太保和克格勃的秘密档案已陆续披露出长达半个世纪的背叛。 c:33
有人说童年是一块异地他乡，对我来说尤其如此。 c:30
在这种国家长大的孩子很早就懂得，与国家权力相比，她，甚至她的父母，都是微不足道的。不管父母多卓越、多机智、多有魅力——我父母就是如此——到头来只是掌中的玩物。 c:45
他侥幸从纳粹的魔掌中死里逃生，却又一次陷入输家的行列，只好以犹如盔甲的镇定自若来面对凶险的外界。但要对付一个竟连他孩子的手绘图都要收集的国家，任何盔甲都是无济于事的。 c:60
她像一名惯于宣布噩耗的医生，脸上浮起久经锻炼的同情，警告说：“但不要评判他们，只能评判这个制度。” c:12
“但不要评判他们，只能评判这个制度。” c:44
小孩不可能完全认识父母。父母在我们幼童眼中恰似庞然大物，之后慢慢缩水，到了我们青春期和成年初期，往往变得讨厌，最终又作为凡人出现。 c:137
装扮成随遇而安是保护自己的精神疗法；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你也许就真的不在乎了。 c:54
托马斯·曼[插图]《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个家族的衰落》中的人物。 c:18
相貌在历史上某段时期是非常重要的，生死存亡就取决于你是否长得符合规范。 c:40
那种骄傲是他终生的护盾，却也妨碍了他对自己的清醒认识。 c:37
应付大灾难，任何个人的主观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 c:66
“Sub pondera crescit palma”——棕榈长于险境 c:36
我三十岁那年才发现自己的犹太出身，却划下一条悲哀的裂缝，一边是我，另一边是父母。我想要知道更多家史的细节，但父母认为，这样的探索只是“美国人的奢侈”。父亲一再重复：“你永远都无法理解我们当时的情况，这不是你所能理解的。我们不是犹太人，而是完全同化了的匈牙利人。” c:30
当时，我是新世界的幸运女孩，而父母是伤痕累累的幸存者，受到了反犹大屠杀和冷战的双重摧残。 c:31
他们不愿承认受苦，因为受苦意味着尊严的丧失。 c:69
他们只叙述这些插曲，而从不详谈自己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恐怖。 c:32
让我介绍一下匈牙利秘密警察，其正式名字叫国家安全局，简称AVO。 c:24
档案里也有令我大吃一惊的事情。我父母有时会完全绝望，但总是对孩子隐瞒。秘密警察在1948年记录，父母曾申请移民去新西兰。父母是彻头彻尾的中欧人，酷爱咖啡屋文化——俗称布达佩斯的氧气，由玩世不恭的幽默和高级八卦混合而成——再加上对桥牌和歌剧的情有独钟，竟然考虑在平静如水的新西兰的威灵顿开始新的生活！ c:43
与我们单调、暗淡的存在相比，这些男女像是在过着魅力四射的生活。前所未闻的奢侈品，如尼龙袜、口红、匈牙利人只能在黑市上看到的食物，却是他们的日常消费。尤其是各式书籍和报纸，自由思想和理念的相互交流，使他们的生活充实、富有。而在匈牙利，精神生活是空虚的，我们要一直忍受智力上的饥馑。 c:11
尤其是各式书籍和报纸，自由思想和理念的相互交流，使他们的生活充实、富有。而在匈牙利，精神生活是空虚的，我们要一直忍受智力上的饥馑。 c:40
不仅是速度，父亲的报道也得益于他的文化背景，还有他深入骨髓的历史感。这一切是美国新闻人无法体会的。他不顾一切想唤醒美国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战时的同盟国苏联像被击败的德国一样危险。他认为，透过报道匈牙利的日常生活，就能达到这一目的。 c:12
不顾一切想唤醒美国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战时的同盟国苏联像被击败的德国一样危险。他认为，透过报道匈牙利的日常生活，就能达到这一目的。 c:22
曾经有成千上万的人穿过漫长且荒凉的铁幕，投奔西方的自由。今天，这道铁幕的几乎每一道裂痕和缝隙，都有死神在守候。自波罗的海到黑海，长达二千五百英里的无人村庄、险恶的布雷区、带刺的铁丝网，现在一个月只有几十个难民得以侥幸钻过。他们的逃跑需求极大勇气、详细计划和很多运气……你可能一离开你的家乡，就遇上麻烦。各国的高速公路上，安全警察和民兵竖起永久的哨卡。你离开工作岗位，必须有通行证，不管是真还是假；一旦顺利通过路障和旅馆夜查，就会到达“限制区域”。这是一片荒凉地带，村庄和城镇里几乎空无一人，这种境况覆盖了铁幕的整个沿线……没有特别出入证和特别身份证，你休想进入……愈靠近实际边界就愈危险，很可能踏入布雷区。瞭望塔开始出现，且愈来愈密，哨兵躲在树梢，凶猛的警犬很可能嗅出你。如果你尝试奔跑，哨兵有格杀勿论的命令。 c:22
1948年，匈牙利有六十五名正式的外国记者；由于逮捕、逃离、恐吓，到1953年仅剩三名。其中两人，就是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剩下的第三人还是秘密警察的告密者。 c:37
1948年，匈牙利有六十五名正式的外国记者；由于逮捕、逃离、恐吓，到1953年仅剩三名。其中两人，就是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剩下的第三人还是秘密警察的告密者。 c:19
记忆非常容易误导。我对童年早期的很多记忆，可能源自父母的重新叙述，再混入自己的点滴回忆。即使有这么多天旋地转的严酷事变，我记忆中的童年早期仍是幸福的 c:19
我们姐妹是政府对付我父母最有效的武器，要突破父母的防线，我们姐妹必须被完全隔离开，落入陌生人之手。 c:19
我铭心刻骨的记忆是看到父亲第一次哭泣，小孩子感受不到“永远”的内涵，但父亲知道，我们再也见不到爷爷了 c:24
孩子总能接受身处的世界，并能很快适应。 c:13
儿童是苏联帝国扶植中新型国家的重要角色。如温斯顿·丘吉尔在1946年“铁幕”演讲中所警告的，这些新型国家正出现于“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自幼开始，他们灌输儿童以新的标准和价值。东欧国家的学院都在训练社会主义教师，被称为“人民教师”，他们的工作是自幼儿园第一天起，就以社会主义价值教诲我们。因此，我有时感到，我被挤压在人生的两极之间：学校和家。 c:57
我们是政治化了的孩子。这不是说，我们比美国或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孩子更为严肃认真；我们只是知道，党和其在布达佩斯和莫斯科的首脑，会影响我们的私生活。 c:41
多亏秘密警察，很久以前的这个夏日，早被后续的戏剧性事件淹没了，现在却又恢复原状，呈现在我眼前。 c:12
马顿的根本困境在于，他以往的冷静、镇定建立在自己专业新闻人的“常态”上，但随着“常态”上的依据逐步受到侵蚀，现在要改建在自己的勇气和毅力上。 c:41
政府规定：无特殊许可证，美国使馆人员一律不得离开市区三十公里。对他们而言，大部分乡下是禁区。拉科西政府尽一切努力要把“帝国主义者”困在密封的盒子里。美国外交官所受的隔绝，超过我们 c:17
会讲英语、法语、德语的大部分匈牙利富裕阶层，或在监狱，或被驱逐，或沦为贱民，与他们联系是不可能的。除了官方宴会，与西方友好国家之外人士的交往并不存在。 c:11
父亲最后的“外国新闻人”同事“安德拉希”，1953年1月11日向秘密警察报告，他无意中听到我父亲在捷巴德说：“每个人都胆战心惊。受人尊敬的文化人、科学家、艺术家和医生，都被迫发表光怪陆离的声明，以拥护党。” c:38
读到这里，我为父亲的不负责任感到吃惊。他不认为他的“顺手牵羊”是偷窃，但至少是一项挑衅行为。通过将它交给美国人，父亲奉送给了敌人一直在等待的把柄。由于这一鲁莽、逞能的举动，他的一家将付出沉重代价。 c:19
这里我必须谈谈我对父亲行为的反应，我是第一次获悉其中详情。爸爸可能不知道格拉斯佩尔，但他很清楚，他处在不间断的监视之中。与美国人分享限制文件已超越记者的责任，从冷战的角度看，更容易被解释为间谍行为。爸爸为他不顾后果的傲慢，付出了极大代价。 c:23
但最糟糕的背叛是他在情书里引用了她最喜欢的一行诗，厄内斯特·道森的《辛娜拉》，“我一直忠实于你，辛娜拉，以我的方式”。 c:27
我总把他们看作是时髦、美丽而危险的一对，像黛西和汤姆·布坎南一样，轻率走过场，却留下破碎的陶片。 c:24
读到这些1954年夏天和秋天的监视记录，我该感到震惊吗？恰恰相反，我松了一口气，父亲能收藏一些美好回忆，可以支撑自己应付那些即将来临的漫漫长夜。 c:17
从我们山顶的房子到一直在等候他的城堡监狱，仅十五分钟车程。但自由和监禁之间的心理距离，对从没坐过牢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我曾乘车驶过同样的路线，尽量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但我是自由身，没有一点效果——这是一段心路。 c:37
这个制度，原旨是改造人们成为更好的新人，结果竟将他们彻底扭曲：为了证明爱和无私，他却要敦促妻子和小孩逃离，把自己彻底遗忘。 c:47
每一天都很重要。我持续为美国奋斗了十年，仍冀望美国将拯救我。 c:14
也许，她失去了她的主要听众——父亲，也就失去她性格中的情绪化的一面。 c:13
她不顾一切上访内政部，她在等12号公交车时吃了两个奶油蛋卷，在盯梢人的眼中，这两者之间全无差异。他们只是在伤天害理的工作中尽职尽责，犹如诗人叶慈[插图]强有力的短句，“心灵日益残忍”。 c:32
国家本身就像一座大监狱，围以布雷区和带刺的铁丝网，而其中的一个居民，受到秘密警察的密切跟踪，她的电话被窃听，她的亲朋好友都在告密，她能插翅飞走吗？ c:17
我边哭边叫“妈妈”，奔下通向大街的三段楼梯。姐姐正坐在人行道沿上哭泣，脚踏车扔在一旁。她看见穿工作服的男人抓住母亲的上臂，将母亲塞进奔驰汽车，没等她跳下脚踏车，就疾驶而去。就这样，我俩坐在一起哭泣。有生以来第一次，没人来安慰我们。 c:15
对那些屈服于恐惧的人，我不抱任何恶意。 c:41
父母再一次低估“证据”碎片在构建“叛国罪”的马赛克拼图中发挥的作用。母亲自己视为无罪的俏皮话，在政府眼中，却是她反“人民”的敌意。这都是“安德拉希”的功劳。 c:14
在这样制度下生活的男人，什么是为妻子和小孩作出的最慷慨、最无私的举措？那就是让她们摆脱自己的牵连，乞求妻子跟自己离婚，敦促小孩把自己忘却。除此以外，他无能为力。这就是20世纪在人类身上所作的大胆试验的最终结局。 c:41
我是个美国人，有着美国式的乐观，甚至美国式的天真。我总是相信，对待历史的健康态度是记住它。父母则坚持，他们有权遗忘。父亲得以忍受过去的重荷，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谈不想，只回忆闪亮、辉煌的片断。 c:64
他就是无法认识到，新闻人可以是一种独立的、好奇的人类存在，不必成为冷战两巨头的受雇附庸。铁幕后的“新闻”，其真正的新闻含量几近于零。即使天气预告，也是从匈牙利国内开始，然后向苏联的乌拉尔地区方向伸展，但不能有一片云彩飘至资本主义的奥地利或意大利。没有坏消息，没有犯罪，没人去世，所以也就无需讣告版。 c:70
现在我明白，父亲没有表达对我们的爱是因为那些感受太强烈，而不是太薄弱 c:22
他不能辨识他所憎恨的政权的欺骗性。这个充满谎言、欺骗、背叛、酷刑、颠覆的世界，根本不是他的世界。 c:11
父亲记得：“在我们所有的散步中，不管在树木葱茏的布达小山，还是在切维蔡斯的杜鹃花丛，我将永远记住这一段穿越阴暗、幽冷的佛街监狱走廊的路。 c:25
母亲也从英国和美国的出版物中翻译科学文章。她需要使用英匈词典，很快领到一本韦氏版的。卫兵无意中说出：“你丈夫也一直在使用这一本。”母亲记得：“我细察每一页，他肯定不会用铅笔，但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发讯息给她]……我终于找到，在最后的空页上，他以指甲印写了一句监狱情话：‘更胜往昔’（More than ever）。” c:37
在极权国家，一个人对政府定为国家机密的东西表示兴趣，就会被判间谍罪。 c:17
极权主义政府的共同迷信是：如果人们不知道正在发生的讨厌事，将会变得更满足；如果政府隐瞒自己的罪过和愚蠢，将在世界上获得更多钦佩。 c:97
入学的孩子们以他们的“阶级出身”分成六类： 一、工人 二、农民 三、知识分子 四、小职员 五、“其他” 六、“阶级敌人” c:26
独裁者都懂得，如何使用人类最强烈情感之一的恐惧，来扼杀同情甚或爱情。 c:62
斯大林和拉科西的肖像，实际上是在一个晚上，销声匿迹于全部的公共场所。 c:16
秘密警察的操作准则，仍是抗拒每一次人性流露的机会。 c:18
“我”将怎样幸存于这种制度？近来，我一直在思考，为保护自己的自由和孩子的前途，我愿付出多大代价？ c:20
国会广场大屠杀的报道出现在《纽约时报》头版，还出现于许多主要日报。多亏父亲大胆的艰苦跋涉，布达佩斯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 c:17
“我怀疑记者们曾报道过如此撕裂自己情感的新闻。目睹它的失败，心里却很清楚是西方世界辜负了他们，包括你在内，这真太可怕了。” c:22
察到，他对最淳朴、教育水平最低的工人们，表露出了尊敬和钦佩。” c:12
他们在此出生，尽管在法西斯和匈牙利当局治下，承受如此的苦难，仍对之深爱不已。 c:18
在他心里，他只是巨形机器中一个小小的齿轮。但那巨形机器，就是恐怖国家不可或缺的引擎。 c:42
我一开始就被告知，只能责怪这个制度，不能责怪已变成齿轮的个人。那也可能是我父母对“花”的看法：已经无关紧要。 c:30
我一开始就被告知，只能责怪这个制度，不能责怪已变成齿轮的个人。 c:58
他以平淡的语调说：“你母亲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之一，她让我心碎 c:11
父母作为冷战英雄受到众人欢迎，却在华盛顿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再一次，他们的自由是有条件的。 c:16
他们在血泊浸染的20世纪，生活于欧洲的残杀地区，如果感受到愤怒或怨恨，早已将之转化成在美国建设新生活的动力。如果回头看，他们会把目光投向那种精致、宽容、开放的文化。 c:31
他们与美国人站在一起，不仅因为自己的信念，还因为想在战后享受生活。因此在无意中，他们陷他们的孩子和自己于危险之中。 c:20
平淡和人生的可预测，恰恰是人们罕得的珍宝，20世纪缺少的就是这两桩。 c:87
我为自己而写，为我的孩子而写，但这不是我的故事。人类中相当部分的人群曾这样活过，在某一地点，在某一时间。因此，在这些故事被人遗忘之前，在我们继续迈步之前，让它水落石出是非常重要的。 c:50
九十五岁生日的一天后，他在家里安然去世。他对我说的最后话语包括：“你母亲是很好的伙伴。” c:19
父亲以尊严为盔甲，是个超脱、镇定、警觉之人。我希望他能听到我的声音：谢谢你。 c:17
父亲以尊严为盔甲，是个超脱、镇定、警觉之人。 c: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