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 - 政治军事榜-政治
两大力量在共同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前进，一个是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一个是黑格尔—科耶夫所谓的“寻求承认的斗争”：前者驱使人类通过合理的经济过程满足无限扩张的欲望，后者则驱使人类寻求平等的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股力量最终导致各种专制暴政倒台，推动文化各不相同的社会建立起奉行开放市场的自由民主国家。紧随而来的问题是，在“历史的终结处”，政治经济的自由平等，是否能够产生一个稳定的社会，让生活在其内的人得到“完全的满足”，抑或，“最后的人”被剥夺了征服欲的出口，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冒险一试，让历史重返混乱与流血状态？福山对这些终极问题的当代思考，既是引人入胜的历史哲学教育，又是对人类社会及其命运这些最深刻问题的发人深思的探寻。
“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c:27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c:388
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尔乔亚将是“最后的人”。 c:633
只有自由民主制在平等的、相互的和有意义的基础上满足了人类寻求“承认”的需要，所以它导致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均衡——在这个意义上，它构成了历史的终结。 c:68
唯有赋予他人自由与权利，强者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有意义的承认。 c:67
当民众既要求享受高福利又不许政府提高税收，既无法忍受通货膨胀又要求政府刺激经济，当“权利”这个概念被无限延展……这种“政策的军备竞赛”是否会触及“自我调校能力”的边界则成了一个问题。 c:34
它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容纳承认的差序格局——承认智慧甚于承认平庸，承认勤劳甚于承认懒惰，承认勇气甚于承认软弱。 c:47
左派厌恶“自由”所驱动的不平等，而右派厌恶“民主”所要求的平等权利。如果一个制度只有“自由”，它可能迟早内爆于人们对“平等”的渴望；如果一个制度只有“民主”，那么它也可能很快由于“多数暴政”而活力衰竭。 c:63
与其说困扰他们的是某个具体的社会问题，不如说是持续的和平和繁荣所带来的空虚和无聊。 c:46
自由滋生怀疑，民主滋生反抗，当怀疑和反抗积蓄到一定程度，自由民主制就可能被摧垮，而摧垮它的，并不是其他意识形态或制度的竞争，而恰恰是自由民主制的巨大成就。换言之，自由民主制的衰败将源于它自身的成功。 c:68
如果说将一种源起于西方的政治制度视为“历史的终结”是一种傲慢，那么，对政治实践中如此伟大的探险冷嘲热讽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傲慢？ c:217
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并没有像马克思主义者断言和苏联宣称的那样，通向共产主义，而是走向了各种形式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 c:16
此外，在观念领域，自由民主仍没有真正的对手。 c:16
唯一确实可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它是威权政府、不完全市场经济以及高水平技术官僚和科技能力的混合体。 c:615
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源于复杂机构——包括政党、法庭、财产权、共有的民族认同——的相互作用，这些机构就是在发达的民主国家，也是经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演进的结果。 c:337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只要登上了工业化这部上升的电梯，它们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变化，政治参与的要求就会增加。如果政治精英接纳这些要求，那我们就获得了某种民主。 c:46
长期来看，一切制度都会衰退。它们常常会变得僵化和保守；那些与某一段历史时期的需要相符的规则，在外部境况发生改变之际，不一定还是正确的。 c:33
在这种环境下，并非像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认为的那样，富人越富是因为资本的高收益，而是因为他们能更好地进入政治体制，从而运用他们的关系去提升自己的利益。 c:50
纵然我们会质疑要多久之后全人类才能抵达那个终点，但我们不应怀疑某种社会形态就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 c:201
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 c:25
这并不是说，今天那些稳定的民主国家，如美国、法国或瑞士，就没有不公正和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作为现代民主的两大基础原则——自由和平等——未能完全贯彻的结果，而不是这些原则本身的缺陷。 c:180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并不是无限开放的，在人类达成一个能满足其最深层、最基本的愿望的社会形式之后，它就会终结。 c:406
柏拉图（Plato）在《理想国》（Republic）中对它做了最初的描述，他说，灵魂有三个组成部分，一个是欲望，一个是理性，还有一个他称之为thymos，即“激情”（spiritedness）。 c:263
在一个自由民主的世界里，由于所有国家都互相承认彼此的合法性，战争的冲动自然会小得多。事实上，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过去两百年间，自由民主国家完全可以对那些没有采取民主而且不认可它们的基本价值的国家发动战争，但是，在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则没有爆发任何帝国主义行为。 c:138
尼采认为，现代民主代表的不是翻身奴隶的自治，而是奴隶和奴隶道德的绝对胜利。自由民主制下的典型公民是一种“最后的人”（last man）[插图]，他们由于受到现代自由主义奠基人的驯化，为了舒适的自我保存而放弃对自己的优越价值的自豪信念。自由民主造就了“没有胸膛的人”，有欲望和理性却没有激情，这种人精于盘算长远的自利，千方百计地来满足一大堆琐碎的欲求。最后的人没有要别人承认自己比他人伟大的欲望，而没有这样的欲望，也就没有卓越或成就可言。由于他们安于自己的幸福，对于不能超越那些欲望没有任何羞耻感，因此可以说，最后的人不再是人了。 c:263
当时人们的乐观主义有两大根据。一是相信现代科学会战胜疾病和贫穷，从而改善人的生活；长期以来跟人类作对的自然也将被现代技术征服，并为人类幸福这一目的服务。二是相信自由民主制政府会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推行起来。 c:244
忠诚、勤奋、坚韧和爱国这些美德竟被用于对他人系统的、毫无意义的屠杀，这使得创造这些价值的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名誉扫地。 c:132
技术能力能否提升人类生活，关键在于人类道德是否同行并进。若没有道德的进步，技术的力量就只会促进邪恶目的，而人类的境况也会比以前变得更糟。 c:367
所谓政治成熟，就是接受世界如其所是的样子，接受世界不是我们想要的样子，这也就意味着与勃列日涅夫（Brezhnev）领导的苏联妥协。 c:252
当前关于历史进步的可能性的悲观主义，滋生于两个彼此独立却又平行的危机：二十世纪政治的危机，以及西方理性主义的思想危机。 c:170
民主起起落落，事实上，新出现的民主国家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债务危机。 c:80
归根结底，最终使这些强权国家倾塌的关键缺陷是合法性的缺乏——也就是观念层面的危机。合法性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正义或正当；它是一个存在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中的相对概念。一切能够有效运行的政权都必须基于某种合法性原则。 c:269
合法政权由于其良好信誉，人们对于其短期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都能加以理解，并且可以通过撤换首相或内阁来弥补失败。然而，在不合法的政权那里，失败往往导致政权本身倾覆。 c:223
但事实是，哪怕最顽固的独裁者，也认为他们必须通过进行选举来赋予自身一种民主合法性，至少有那么一层光环。 c:98
所以，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最终目标：不只是剥夺新苏联人的自由，而且要让新苏联人为了安全而害怕自由，哪怕在没有强制的情形下也会肯定锁链下的幸福。 c:401
1989年春，中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一度为数万学生占领，他们要求扫除腐败，在中国进行民主改革。6月初，学生运动结束。 c:88
最基本的缺陷是经济，可是，西方观察家却未能注意到其严重性。对于苏联体制而言，它是难以容忍经济上的失败的，因为，这个政权自身明确宣称其合法性在于它有能力让人民过上物质丰裕的生活。 c:221
经济上的失败不过是苏联体制中诸多失败的一例，这些失败导致信仰体系的急剧崩溃，并使整个体制的基础结构的缺陷暴露无遗。极权主义最为根本的失败在于其未能成功控制思想。现在可知，苏联国民一直保持着独立思考的能力。尽管有政府多年来的宣传，许多人仍知道政府在对他们撒谎。对于在斯大林主义的操控下所遭受的个人苦难，他们仍愤慨万分。 c:223
我的一位苏联朋友在1988年告诉我说，逼自己的孩子做家庭作业，对她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民主意味着“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 c:102
极权主义并不足以清除这些社会中的民主观念，但是，它留下的遗产却限制了随后推行民主化的能力。 c:39
尽管邓小平在言谈中仍继续表现得忠于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但实际上他在农村恢复了私有财产，并使得整个国家向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开放。可以说，启动经济改革是共产党领导层对于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之失败最早的明确承认。 c:189
有人曾指出，即使共产主义消亡，也会很快被一种狭隘的、攻击性的民族主义所取代。 c:100
要实行民主化，就不得不经历民族分裂这样一个痛苦过程，这一过程不会很快完成，甚至还会经历流血冲突。 c:71
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尽管仍保有诸多独特的“后极权主义”特征，但他们也不是此前的西方理论设想的那样，是一些原子化的、不能自主的和渴望权威的孩子。相反，事实表明，他们是能够分辨真假对错的成人，像任何过往时代的成年人一样，寻求他人对其成人资格和自主性的承认。 c:149
而那些所谓成功了的政府，不过是在作茧自缚。因为，随着人们享有更好的教育，社会更加繁荣、日益中产阶级化，它们所统治的社会就会变得难以控制。危机时刻将强权政府正当化，但当危机时刻的记忆逐渐消退，社会就会越来越难以忍受军人统治。 c:145
公民权利，即“公民在人身和财产方面不受控制的权利”；宗教权利，即“宗教观点的表达和宗教信仰的实践不受支配的权利”；以及他所谓的政治权利，即“若非对整个共同体福祉的影响明显到了不得不加以控制的地步，就不得被控制的权利”，其中包括新闻自由的基本权利 c:225
在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上，我们将运用严格的形式民主定义。如果一个国家赋予人民普遍、平等的成人选举权，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定期不记名的多党选举产生他们自己的政府[插图]，那这个国家就是民主国家。 c:267
然而，与其设定一个精确的百分比，不如考察国家在原则上对待私有财产和私有企业之合法性的态度，这样可能更为有效。那些保护上述经济权利的国家，我们将认为是自由国家；那些反对上述经济权利或把它们建基于其他原则（比如“经济正义”）的国家，则不是自由国家。 c:119
当前原教旨主义的复兴，部分原因在于自由的西方价值严重地威胁到了传统的伊斯兰社会。 c:74
其他缺乏反思的时代的人们也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但我们的这一结论，是在竭尽全力寻觅我们觉得必定好于自由民主的社会之后得 c:51
事实上，自由民主及其伴生物经济自由主义的增长，是最近四百年来最引人瞩目的宏观政治现象。 c:61
民主在世界上那么多地方和那么多不同民族之间取得的成功表明，民主制度基于其上的自由和平等原则不是偶然之物，也不是种族中心主义偏见的结果，而是人之为人的本性的发现，随着人的观点日益具有世界视野，这些发现的真理性不但没有缩减，而且日渐明显。 c:83
如果我们现在无力想象一个与我们自己身处其中的世界本质上不同的世界，也找不到明确的或显然的方式，来表明未来世界会对我们的当前秩序有一个根本的改善，那我们也就必须来考虑历史本身可能走到了尽头这样的可能性了。 c:153
历史的终结”是一切普世史写作的应有之义。历史中的具体事件唯有置于更大的目的或目标之下才有意义，而目的或目标的达成必定导致历史过程的完结。人类的最终目的，就是使所有的具体事件变得皆可理解。 c:184
社会进步这一现代观念的奠基人是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因为正是他主张政治应摆脱古典哲学的道德枷锁，以及人要战胜命运的安排。 c:108
正是人的竞争性和虚荣心以及支配欲和统治欲是社会创造力的源泉，由此确保那些“田园牧歌式生活中无法出现的”潜力得以实现。 c:163
历史就是文明一个接着一个的破坏过程，不过，每一次破坏都从被破坏的先前时期中保留了一些东西，从而为更高层次的生活铺设好了道路。 c:192
黑格尔认为历史中的进步并不源自理性的稳步发展，而是通过导致人们冲突、革命和战争的各种激情之间的盲目作用——即他著名的“理性的狡黠”（cunning of reason）——实现的。 c:217
我们可以把历史描述为不同社会之间的一场对话，在这场对话中，那些具有严重的内在矛盾的社会就会崩溃，继而被其他设法克服了那些矛盾的社会所取代。 c:123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世界上的伟大宗教本身都不是真的，但它们是意识形态，源自相信它们的人特定的历史需要。尤其基督教，它是一种产生于奴隶制的意识形态，而它那普遍平等的主张符合的是要求解放的奴隶的利益。 c:191
马克思与黑格尔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历史终结时会出现何种社会。马克思认为，自由国家无法解决一个基本的矛盾，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冲突这一基本矛盾。马克思用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来反对黑格尔，认为自由国家并不意味着自由的普遍化，而只是某个特定阶级即资产阶级自由的胜利。 c:161
共产主义并不代表一个比自由民主更高的阶段，就它们最终都是把自由、平等普及到全世界各个角落而言，它与自由民主同属一个阶段。尽管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中国革命在当时看来像是划时代的事件，然而，它们唯一持续的影响在于，把已然确立的自由平等原则传播到此前落后、被压迫的民族，进而迫使那些已然按照这些原则生活的发达国家更加完善地实施自由平等原则。 c:181
斯宾塞认为社会演进是更大的生物进化过程的一个部分，因此要服从类似于适者生存那样的法则。 c:62
但是，没有人怀疑历史是有方向的，而在历史的尽头矗立着的，则是发达工业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 c:55
历史具有方向性吗？有理由认为存在着一种朝向自由民主的普遍演进吗？ c:55
只要我们环视人类社会活动的整个领域，就会发现唯一被明确公认具有累积性和方向性的活动是现代自然科学。 c:117
现代自然科学产生既具方向性又具普世性的历史变化，其第一种方式是军备竞赛。 c:87
战争的可能性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既能令社会向理性化方向发展，也能推动在不同文化间创建统一的社会结构。 c:100
维持军队所需的巨大经济要求，是中央集权政府打破封建制度和地方机构权力，创建我们所谓的“现代”国家结构的主要动因 c:74
日本社会在明治维新期间发生的全面转型，日本国的重新中央集权化，其动力在于这样一种紧迫感：如果它不想丧失自己的国家独立，像中国那样沦为欧洲列强瓜分的对象，就必须学着吸收西方技术。 c:43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康德关于历史变化是人的“反社会的社会性”的结果这一论断的一个例证：是冲突而非协作令人们首先生活在社会中，然后更充分地发展社会的潜能。 c:200
第二种方法是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发展的方案，为了满足人的欲望，现代自然科学逐渐征服自然，由此被认为产生了具有方向性的历史变化。 c:84
传统社会团体在很多方面更能带来人性上的满足，但是，由于它们并不是按照经济效率的合理原则组织的，因而日渐丧失了活力。 c:84
无论是劳工组织，还是官僚机构，都不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新事物；其新颖之处是它们在经济效率原则下的彻底合理化。 c:55
我们选择了现代自然科学，作为历史朝一定方向变化的可行的基础性“机制”，因为这是唯一为人们所公认的具有累积性和方向性的大规模社会活动。 c:67
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发展不仅是因为人们对宇宙好奇，也是因为科学满足了人们的安全需要，以及无限度地获取物质财富的欲望。 c:118
人们之所以不幸福，并不是因为它们无法满足某些确定的欲望，而是因为新的需要及其满足之间持续地存在着鸿沟。 c:181
科学引起的恐怖可能会导致反现代、反技术的宗教的复兴，它们的作用在于，为阻止发明潜在地具有致命性的新技术，竖立道德和情感的堤坝。 c:64
如果进步的现代自然科学的支配是不可逆转的，那么一种方向性的历史，以及所有其他随之而来的多种多样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不可逆转的。 c:98
我们的国家很不幸。有人决定要在我们身上进行这种马克思主义试验——命运恰好把我们迫入了这一方向。他们不是在非洲某个国家，而是在我们国家开始这种试验。最终，我们证明这一观念并无生存之地。它只是把我们推离世界文明国家已经走上的道路。今天，40%的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还要凭配给票领取产品，这种实实在在的屈辱就是这一情形的反映。这是一种无时不在的屈辱，它无时不在地提醒我们：在这个国家你就是一个奴隶。 c:83
不过，我们还没有证明科学必定会在经济领域导向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导向自由民主。 c:73
共产主义世界的这些例子一度表明，现代自然科学的逐步展开，恰好把我们导向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谓的合理的官僚专制噩梦，而非一个开放的、创造性的和自由的社会。 c:51
因为在成熟的工业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被证明能够比中央计划经济更有效地开发和使用技术，适应变化迅速的全球劳动分工状况。 c:89
与马克思形成对照的是，列宁认为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的最终矛盾并不是发达世界内部的阶级斗争，而是发达的北方国家与不发达世界中的“全球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c:107
较为温和的依附理论家试图避开西方的跨国公司，主张对进口实行关税壁垒来鼓励民族工业的发展，这就是著名的进口替代政策。 c:71
它们尽管“剥削”了亚洲的低廉劳动力，但也提供了市场、资本和技术，并且是技术传播的载体，最终由此使当地经济得以自我保持增长。 c:65
战后亚洲的经济奇迹表明，资本主义是一条所有国家都可以用来发展经济的潜在道路。若是按照经济自由主义的规则来行事，那第三世界没有一个不发达国家只是因为晚于欧洲开始发展而处于劣势，也没有哪个已建成的工业强国能够阻止后发国家的发展。 c:78
第二类是政策解释：资本主义之所以没能在拉美和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运行，是因为它在那些地方从未得到认真对待。 c:38
人只要能够清楚自己的经济利己，不断进步的现代自然科学逻辑就会使人类社会通向资本主义。 c:75
第一种是功能论证，大意是说唯有民主能够调和现代经济所造成的复杂的利益冲突网。 c:93
根据这一论证思路，民主之所以比独裁更能发挥作用，是因为新兴社会团体之间出现的许多冲突，必须要么在法律制度下得到裁决，要么最终在政治体制下得到裁决。 c:63
民主国家允许参与，因此会有反馈，若没有反馈，政府就会偏向于那些大量增加国家财富的大企业，而忽视分散的个人公民团体的长远利益。 c:82
对经济发展为什么会产生民主的第二种论证，来自专政或一党统治随着时间推移日益衰落的趋势，而且在面临运行高度技术化的社会时衰落得愈加迅速。 c:125
把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联系在一起的最后一种也是最有力的一种论证是，成功的工业化会形成中产阶级社会，而中产阶级社会要求政治参与和权利平等。 c:158
在已经实现了高度社会平等，并且在某些基本价值上达成共识的社会中，自由民主或许更能发挥作用。但是对于那些按照社会阶级、民族性或宗教信仰高度分化的社会而言，民主就只能是一套保持僵局和陷于停滞的规则。最典型的分化形式，是封建社会秩序遗产深厚的国家中的阶级冲突，因为它们有着高度的阶层分化和不平等的阶级结构。 c:106
民主并不一定随着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多元而更能发挥作用。事实上，当社会的多元化超过一定限度之后，民主反而无效。 c:128
如果一个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经济增长，那么最适合的体制既不是自由民主，也不是列宁式的或民主式的社会主义，而是自由经济与威权政治的结合，有论者称这种结合为“官僚威权国家”，而我们会称之为“市场导向的威权主义”。 c:222
市场导向的威权国家结合了两个世界的最佳部分：它们能够对其人民强制推行一种相当严厉的社会规范，同时又容许一定程度的自由来促进创新和最新技术的应用。 c:174
最近几个世纪出现了一种真正的全球文化，它以技术主导的经济增长，以及生产和维持这种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为中心，这正是世界主义而不是地方主义的标志。 c:51
但是，只要我们明了在历史的重复之间存在着记忆和运动，那么某种长期存在的历史模式的重现，与一种方向性的、辩证的历史就不矛盾。 c:64
“极权主义诱惑”主要是一种“转型病”，是某些处于一定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因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需要而产生的病理状态。 c:67
正是“人这个物种”的生产和消费欲望，使他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不愿种地而去大工厂或大机构上班，抛弃祖业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价高的雇主，去接受教育和服从时钟般的纪律。 c:82
反讽的是，共产主义社会有西方消费社会所产生的日益膨胀的欲望，却没有满足这些欲望的手段。 c:67
所有时代都有人出于非经济的目的，拿生命和生活来冒险去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不存在没有民主人的民主，也就是说，若没有一个向往民主、塑造民主且受民主塑造的具体的民主人，就不会有民主。 c:142
在黑格尔看来，人类历史的主要动力不是现代自然科学，亦非赋予其力量的日益膨胀的人类欲望，而是一种完全非经济的驱动力，即寻求承认的斗争。 c:242
黑格尔为我们理解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机制”，即基于“寻求承认的斗争”的机制。 c:61
供的是自由社会的自我理解，它基于人的个性的非自私部分，并且试图把这部分当作现代政治方案的核心加以保护。他的这种做法 c:64
人一开始就是一种社会存在：他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和身份感，与他人赋予他的价值密切相连。 c:152
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黑格尔认为最重要的阶级差别不是基于经济功能，比如一个人是地主还是农民，而是基于一个人对待暴死的态度。社会被划分为两个阶级，一边是愿意冒生命危险的主人，一边是不愿冒生命危险的奴隶。 c:115
人所特有的尊严不在于使自己比低等动物更聪明的高级计算能力，而恰恰在于这种自由的道德选择能力。 c:118
我之所以战斗，理由在于要让他人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甘冒生命的危险，因此我是自由的，是一个真正的人。 c:97
政府的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权利，而不是来自神圣的王权，也不是来自统治者的天然优越性。 c:172
霍布斯偏爱一人统治而非议会统治或民主统治，并不是因为他反对人民主权的原则，而是因为他相信需要强势政府来压制骄傲。 c:98
所谓布尔乔亚，就是狭隘地只看到自己当下的自我保存和物质利益的人，它对周围共同体的关心只是因为它促进了自己的私利，或者只是把它看作实现自己私利的手段。 c:132
黑格尔把人理解为一个道德主体，他特有的尊严与其摆脱身体限定或自然限定的内在自由相关。正是这种道德维度以及使其得到承认的斗争，是推动辩证的历史进程的动力。 c:100
这个标语就可以帮助他遮掩他顺从的可鄙基础，同时掩盖了权力的可鄙基础。它把这些隐藏在更高的东西背后。这个更高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 c:69
恰恰相反，它为人民提供的这一切附加了浮士德式的条件，即要求他们在道德价值上让步作为交换。在这场交易中，体制的受害者成了体制永存的维护者，然而制度本身的存在和发展则独立于参与其中的任何人。 c:111
事实上，由于激情的自我通常从评价自身开始，因而很可能高估自己：恰如洛克所言，人不是自己的好法官。 c:75
革命形势有一个奇异的特征，那些激起人民冒最大风险推翻政府的事件，极少是历史学家后来描述为基本原因的重大事件，而是非常不起眼的偶然事件。 c:53
是否所有学生都想把代议制民主制度化，这一点不清楚，但是，根本的要求是他们希望自己被当作成年人看待，他们的意见得到相应的尊重和关注。 c:47
寻求承认的欲望也有它的阴暗面，正是这个阴暗面让许多哲学家认为，激情是人类邪恶的基本根源。 c:72
优越意识与平等意识一起构成了寻求承认的欲望的两种表现，围绕这两个方面，历史的现代性转型就可以得到理解。 c:133
当代社会科学所描述的“现代化”过程可以被理解为，灵魂中的欲望部分在理性的指导下对灵魂中的激情部分的逐步胜利，而且这一过程在世界上的无数国家已经悉数完成。 c:108
《美国宪法》中的洛克遗产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联邦论》的作者们表明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寻求承认的欲望是不可能完全从政治生活中消除的。实际上，骄傲的自我肯定是政治生活的一个目的或动机，而一个好的政府应该给它足够的空间。 c:57
在尼采看来，人的本质既不是欲望也不是理性，而是激情：人首先是一种评判价值的生物，是“红脸颊野兽”，他通过分辨“善恶”的能力确立自身。 c:98
历史进程始于主人的流血斗争，在某种意义上终于当代自由民主制下追求物质财富而非荣耀的现代布尔乔亚。 c:97
取代优越意识位置的是两样东西的组合。第一个是灵魂的欲望部分的绽放，表现为生活的彻底经济化。 c:106
相反，在得到承认之前，他从未觉得自己是一个完全的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奴隶这种持续不断的寻求承认的欲望，而不是主人的闲散安逸和一成不变的自我认同。 c:107
国家权威不是源自古老的传统或阴暗深沉的宗教信仰，而是公共辩论的结果，在这种公共辩论中，国家公民彼此同意在某些明确的条款下共同生活。因此，这种国家权威代表着理性的自我意识，因为人类作为一个社会第一次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真正本性，并且能够型塑一个符合这些本性的政治共同体。 c:80
特别是共产主义社会，尽管承诺了自由平等的原则，却显得是奴隶社会的现代变种，生活于其中的绝大多数人的尊严没有得到承认。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1980年代晚期的崩溃，反映了生活在这些社会中的人们的理性水平的提高，他们认识到，唯有在自由社会秩序中，理性的普遍承认才得以可能。 c:92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公民还有理性和欲望之外的东西：他们有一种充满激情的骄傲，相信自己有尊严，因此希望这一尊严得到承认，首先是来自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的承认。 c:62
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富有、越来越有世界眼光、受到的教育越来越好，他们要求的就不只是更多的财富，还有对自己地位的承认。 c:51
亚历山大·科耶夫在阐释黑格尔时主张，普遍同质的国家将是人类历史的最后阶段，因为它让人完全满足。归根结底，这一主张基于他的信念：激情或寻求承认的欲望是第一位的，是最深层、最基本的人类渴望。 c:80
自由民主未能普遍化，或者即使一度掌权也难以保持稳定，其原因根本在于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不完全一致。国家是按照政治目的创造出来的，而民族则是先在的道德共同体。 c:173
自由民主的成功和稳定，从来就不只是依赖一套普遍原则和法律的机械应用，它要求民族与国家之间一定程度的契合。 c:92
寻求承认的欲望也是两种极其强烈的感情的心理基础，那就是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 c:73
第一类与一个国家的民族、部族或种族意识的程度和性质有关。 c:84
只要民族、种族或部族没有成为公民身份和合法权利的唯一依据，那么寻求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欲望，就可以被看作寻求自主和自由的欲望的一种可能展现。 c:45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的组成群体，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根深蒂固，无法形成共同的民族意识，或难以接受另一民族的权利，那么民主是不太可能在这样的国家出现的。 c:86
对民主构成障碍的第二类文化因素与宗教有关。 c:92
第三类制约稳定民主出现的文化障碍，与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从中产生的心灵习性有关。 c:99
最后一类对稳定民主前景产生影响的文化因素，与一个社会自主地创造健康的公民社会的能力有关——这就是人们不依赖国家而能够发挥托克维尔所谓“结社的技艺”的领域。 c:99
所有这些因素——民族认同感、宗教、社会平等、公民社会习性以及自由制度的历史经验——共同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 c:96
第二个可能也是更常见的错误，就是把文化因素当作确立民主的必要条件。 c:53
亚当·斯密认为，国与国之间财富差距的主要根源是政府政策的明智与否，因为人类的经济行为一旦摆脱了错误政策的限制，多少是具有普遍性的。 c:53
换句话说，工作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激情，而不是他们的欲望。 c:70
文化影响一个国家确立和维持政治自由主义的能力，同样，文化也影响一个国家运行经济自由主义的能力。 c:42
这些差异的持续存在或许意味着，国际生活将日益被看作是不同文化的竞争，而不再是对立意识形态的竞争——因为经济上成功的国家将按照相同路线组织政府。 c:70
伊斯兰社会遭受了双重失败，既无法维持自己传统社会的一致性，又未能成功吸收西方的技术和价值，它的尊严因此而受到深刻的伤害，唯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伊斯兰教复兴的力量。 c:79
但美国黑人的问题并不在于价值本身，而在于即便黑人接受了这些价值，白人社会是否愿意承认黑人的尊严。 c:51
。换句话说，亚洲社会中的个人服从于托克维尔所谓的“多数人暴政”——或者，更确切地说，个人要服从于各种大大小小的与个人生活相关的所有群体中的大多数。 c:73
在许多亚洲国家，单独的个人若完全拒斥盛行的共识，则会被认为精神失常。 c:72
新加坡的威权主义用二十世纪的标准来看还算温和，但在两个方面极为独特。第一，与之相伴的是非凡的经济成就，第二，它理直气壮，认为这不只是一个过渡措施，而是一种优于自由民主的体制。 c:70
亚洲的新型威权多半不会采取我们所熟悉的那种严厉的极权式警察国家。专制也是顺从的专制，即人民心甘情愿地服从更高的权威，遵守一套严格的社会规范 c:73
竞争和战争是国际体系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其原因并不在于国家本身的性质，而应归因于国家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无政府特性。 c:59
最纯正的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权力的分配是战争与和平唯一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c:77
第一条规则是，国际不安全的最终解决方案，唯有通过维持针对潜在敌人的权力平衡来找到。 c:123
国际政治领域的真正硬通货是军事力量。自然资源或工业能力这些其他形式的力量也很重要，但其重要性主要在于作为提升自卫的军事能力的手段。 c:44
现实主义的第二条规则是，应当主要根据各自的力量而不是意识形态或政权的内在特性来选择朋友和敌人。 c:145
第三条规则是，政治家在认定外来威胁时，应该更注重对方的军事能力而不是意图。 c:126
现实主义理论的最后一条规则或最后一套规则，与在外交政策中排除道德主义的需要有关。 c:86
现实主义建立在两个极不可靠的基础上：一个是对人类社会的动机和行为不可容忍的简单化，一个是回避历史问题。 c:100
国家间战争的根本基础是激情而不是自我保存。就像人类历史始于为了纯粹名誉的流血斗争，国际冲突始于国家间为了承认的斗争，它正是帝国主义的最初根源。 c:69
国家不是简单地追求权力；它们追求合法性概念规定下的种种目的 c:61
战争的最初原因是主人寻求承认的欲望，而不是国家体系的结构 c:42
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特有的现象，因为它用相互平等的承认取代了主奴关系。但它不是完全理性的，因为它只把承认扩展到特定的民族或种族群体的成员身上。 c:92
似乎，民族主义有某种生命史。在历史的某些发展阶段，比如在农业社会，人们全然没有民族主义意识。它们是在向工业社会过渡之时或之后迅速成长起来的 c:48
相互发生影响的第二个轴心，虽然现在看起来不如石油那么明显，但长期来看可能更加麻烦，那就是移民。 c:67
和平产生于民主合法性的特定性质，以及其满足人类获得承认的渴望的能力。 c:35
国际安全的真正解决方案不是国际法，而是权力平衡。 c:54
在后历史的世界中，人们对舒适的自我保存的欲望，已经提升到了高于为了纯粹名誉而甘冒生命危险决斗的欲望的位置，而且，普遍的、理性的承认已经取代了追求支配的斗争。 c:59
人（“阶级”）为了得到承认而相互斗争，并通过劳动与自然作斗争，这种所谓本义上的历史被马克思称作“必然王国”（Reich der Notwendigkeit）；必然王国的彼岸（jenseits）是“自由王国”（Reich der Freiheit），在那里人们（毫无保留地相互承认）不再斗争，劳动也少之又少。 c:53
左派抨击说，普遍的相互承认这一承诺在自由社会中基本上仍没有实现，理由就是前面所述：资本主义事实上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就意味着不平等的承认。右派抨击说，自由社会的问题不在于承认不够普遍化，而在于平等承认这一目标本身。后者之所以是成问题的，是因为人类天生不平等；平等地对待他们不是肯定人性，而是否定人性。我们将依次探究这两个主张。 c:104
社会不平等分为两类，一类可以追溯到人的习俗，另一类可以归属为自然或自然必要性。 c:50
平等的自然障碍始于一定人群中自然能力或天赋的不平等分配。 c:44
只要存在着贫富差别，只要职业有贵贱，那么，物质繁荣的绝对水平也无法纠正这种状况，或消除对那些物质不宽裕的人的尊严的日常伤害。因此，满足欲望的东西并不同时满足激情。 c:47
自由与平等之间没有一个固定或自然的平衡点，也没有同时得到最大化的方式。 c:62
寻求平等承认的热情——平等意识——未必会随着更多的事实平等和物质丰裕的实现而缩减，却可能会因此受到激发。 c:56
政治自由赠予少数人巨大的快乐，而平等给予大多数人小小的喜悦。 c:69
未来左派对自由民主的威胁，更可能是披上自由主义的外衣，从内部转变其意义，而不是对基本的民主制度和原则进行正面抨击。 c:34
我们不难预见，独立宣言和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会因为那些为了社会更彻底的平等化而新提出来的权利而受到削弱。 c:42
真正的自尊意味着，当一个人不能遵循某一标准时会感到羞耻或厌恶自己。 c:76
现代教育助长了某种相对主义倾向：一切视域和价值体系都是相对于各自的时空而言的，它们中间没有一个是真理，都不过是各自提倡者的偏见和利益的反映。 c:67
人的生活就涉及一种奇怪的悖谬：它似乎需要不公，因为向不公斗争才能唤起人性中至高的东西。 c:92
由于战争这种传统的斗争方式已不再可能，而广泛的物质繁荣又使得经济斗争毫无必要，为此，充满激情的个人开始寻求其他能够使他们赢得承认的永不会满足的活动。 c:73
托克维尔和黑格尔都强调社团生活的重要性，认为它是现代国家中公共精神的核心。 c:37
社群生活的衰落意味着，未来我们会有成为安逸自足的最后的人的危险，除了追求个人安逸之外，没有任何激情去追求更高目标。 c:86
尼采希望有朝一日平等原则会让位于认同强者支配弱者的道德，并且以颂赞所谓的残忍学说告终。他憎恨提倡多元化和宽容的社会，偏爱那些不宽容的、本能的、没有仁慈的社会 c:50
现代自由主义的方案是，力图把人类社会的基础从激情转换为更加安全的欲望。 c:35
在柏拉图那里，激情曾是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而在尼采那里，激情是人的全部。 c:53
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是循环发展的，而不是向前推进的，因为一切政体都在某些方面有缺陷，那些缺陷会不断地引导人们，去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政体变成一个有所不同的政体。 c:45
文化是人类社会不可化约的成分，要对发展和政治有所理解，就不能不参照文化价值。 c:51
自由主义无法做到对不同文化完全公平，因为自由主义本身就反映了某种特定的文化价值，因而必定会拒斥其他完全不自由的文化群体。 c:54
现代自由民主基于自由和平等这一对原则。这两个原则永远充满张力：若没有对个人自由加以限制的强权国家，平等就不会最大化；若不引入各种有害的社会不平等，就不会有无限扩展的自由。 c: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