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劳逸 - 历史榜-世界史
本书突破以往西方学界强调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从全球史的视角考察了1550至1949年近四个世纪中国社会在经济基础、社会形态和精神信仰层面的巨变，呈现了该领域新的研究成果，是了解16世纪以降中国社会变革的著作。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又模塑了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作者运用大量史料，对中国社会复杂且深刻的变迁予以清晰的阐释，探讨了人口变化趋势、阶级结构变化，小农经济、商品贸易和制造业与信仰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对于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一直以来备受争论的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思考，以及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对话。此外，作者还描绘了他对于中国人的理解——友善和冷漠、勤劳和懒散、进取和保守、慷慨和自私，这些自相矛盾的国民性，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出的“差序格局”，形成了有效的对话。
专项研究与学生在课堂上能学到的知识之间的分立使得两者正在拉开越来越远的距离。 c:17
仍旧决定从明代，特别是16世纪开始着手研究——这个时代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历史阶段的开端，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中国的经济领域开启了商品化和货币化进程，对外贸易得以发展，传统社会阶层划分被打破，民众书写能力得以普及，人口得到迅速增长，这一切在接下来的两百年及更长时段里极大地改变了整个帝国的社会面貌。 c:46
应将1550年到1860年视为“帝制时代晚期” c:24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而她的民族生命，涵括了太多面向，对她难免有许许多多抵牾歧异之见解” c:31
自1400年到1850年，中国人口数量增长了六倍 c:17
人口数量大且不断增长是影响中国明清两代经济和社会结构最为重要的因素，其实，大量繁衍人口也正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c:47
从明初的6500万―8000万到1850年的约4.3亿——中国的人口数量在四百五十年间增长了五倍，这堪称人口方面的重大变迁。 c:15
中国人口数量近几个世纪以来最大幅度的下降发生在17世纪早期到中期的明清更迭时期 c:13
18世纪中国人口增长几乎翻了一倍多——从1700年的1.5亿增长到了18世纪末的3亿，这表明当时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而传统农耕社会能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持续保持这样的人口增长率可以说是一个特例。 c:14
这一时期，世界上很多地方同步出现人口数量增长这一客观事实表明，人口骤增可能并非某一国家所特有的现象。 c:26
由此可见，布罗代尔的推测——欧洲和中国在人口数量上实现“同期”增长这一令人困惑的现象可能是全球变暖所造成的——可能是很有道理的。 c:34
直到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花生才成为穷人们也能吃得起的日常食物。 c:19
其实，直到20世纪，来自美洲新大陆的农作物仍未真正改变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常饮食习惯。 c:26
中国在1400年以后的四个世纪里新增的食物供给量，有一半来自于密集使用传统耕种技术和引进外来农作物，另一半则来自于开荒耕种。 c:36
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为躲避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北方大量汉人开始向南迁徙至长江流域。 c:18
迁徙者最初沿着三个方向迁徙：最大的迁徙潮是向西涌动的，如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同时还有部分人口溢出到云南、贵州和广西等地；第二大迁徙潮向西北方向，沿汉江流域，从湖北北部穿过陕西南部，进入甘肃；第三大规模较小的迁徙潮发生在东部地区，方向是从广东，特别是福建到台湾岛。 c:15
这些先驱者面临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现实情况使他们不会向个人主义的方向发展，也正因如此，浓厚的中国式“互助”倾向逐渐被培育了起来。 c:29
不过，强人政治、群体斗殴和私下械斗等“边民传统”的生命力一直很顽强，即便到了20世纪早期，在江西山区和台湾等地，集体暴力事件依旧高频率地发生着 c:14
家庭主义是“中国社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任何类型社会的根本所在”，在这样的社会体系中，是否能够对家庭福祉有所贡献就是评判一个人言行最重要的标准。 c:59
传统的中国“family”，用汉语说是“家”或“家庭”——通常被界定为若干有血缘关系、姻亲关系，或通过收养建立关系的成员所组成的经济单位。 c:23
在西方，父母养育子女，目的是使得他们成长为独立的、自我实现的个体；而在中国，父母养育儿子——养育女儿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是为了将来儿子能反过来支持他们，并使家庭血统能够无限延续下去。 c:63
中国人总是有一种无法抑制的、用道德感来看待所有社会和政治现象的倾向，他们喜欢把一个家庭的衰落归结于后辈的挥霍和不道德。 c:44
没有族谱，后辈就容易分散，会失去家族认同感。族谱记载着一个家族的集体记忆，人们能够依此确定家族成员身份以及彼此的关系和顺序（这十分有助于一个人在祖先祭祀过程中行为得当），最重要的是，人们还能够据此确定谁拥有受益于家族财产的合法地位。 c:21
对强有力的家族组织来说，要持续存在下去最重要的要素就是拥有共同财产，拥有可用于建设宗祠和给家族里的年轻人提供教育机会的经费，有时候家族甚至需要出资建立家族防御工事。 c:33
这种所谓逆家族解体而动的力量其实主要来自于家族组织及其家庭主义的价值支撑。 c:17
13世纪以后，对女性的压制开始变得严重起来。新儒学在宋代晚期成为主流的社会思潮，这强化了从前班昭提出的以父权制为准绳的对女性言行的严苛标准 c:31
根据对1851年到1948年之间的杀婴统计，这一期间女婴被杀死的比率约为5%，男婴被杀死的比率约为2.5%。 c:14
有一个常见的现象是，一个穷人家的女人如果刚生了一个女孩，她就会去一个富人家给那家孩子当奶妈，而她自己刚出生的女儿则必须靠米粥而不是母乳存活下来。 c:12
因此，父子之间多的是规矩，少的是温情。 c:14
缠足习俗始于唐代晚期或五代时期（9世纪―10世纪）宫廷当中的舞女，后者缠足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艺术效果。 c:22
因此可以说，缠足也是确保男性地位和使女性臣服的方法 c:17
在家庭主义体系提供的结构性支撑下，中国的年轻人甚至在没有获得经济独立时就可以结婚。在欧洲婚姻模式下，年轻人在结婚前通常需要先经济独立，这甚至意味着他们需要等到父母退休或故去才能结婚。 c:22
如果年轻人有权利选择伴侣，他们就会容易受到感情、外貌或性吸引力等因素的影响，如此上述这些“短暂的”和“不重要的”因素就会凌驾于家庭需求和幸福之上。 c:24
夫妻之间如果有感情，那么他们就会将自己的打算和幸福凌驾于家庭目标之上，这也会减弱婆婆对儿子的掌控，有时甚至促使年轻的夫妇想分家单过。因此，新婚夫妇之间的感情，被认为对整个家庭的团结和壮大具有破坏性，而非建设性。 c:45
这也是中国婆婆强烈反对儿子恋爱结婚的原因——一切基于爱情的婚姻并不利于“子宫家庭”的扩展，相反都会使其面临解体的危险。 c:28
随着年龄的增长，女人关于子宫家庭的概念也会逐渐转变，最后与她丈夫的父系家族（patrilineal family）的概念统一起来。这个时候，她和丈夫才真正地形成了共同利益并且建立了共同的感情。 c:28
实际上，一个家庭选择给自己的孩子定下一桩次要形式婚姻的最主要原因，是想要通过收养一个女儿并从小把她养大这种方式，来避免主要形式婚姻中必然出现的紧张的婆媳关系。 c:21
首先，中国曾是一个以社会地位为本位的社会。 c:37
各阶层之间的相对地位主要取决于年龄、性别、财富和权力以及教育等因素。 c:28
“中国社会的确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没有任何两个人真正是平等关系，必然会有一个人在地位上要高于另一个人” c:21
因此，有人说中国人社会行为的“第一特征就是对权威表现出明确的服从态度”。 c:31
在中国，当一个人第一次见到某个人时，总是尽快去了解这个人的背景：他是个什么官？他家里有什么背景（他的父亲是官员还是学者，是穷还是富，或者是个无名小卒）？他有钱吗？他过去在哪里上学？他拥有什么学位？通过搞清楚这个人拥有多少财富和何种权力、受过何种教育等判断出这个人处于哪个社会阶层，才有可能采取合适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人。 c:14
中国人社会行为的第二个特征是，中国人倾向于建立一个由“有用的”人组成的人脉圈子或者关系圈子。 c:66
关系本身只是一种联系，赋予其内容和力量的其实是感情 c:18
无论关系的本质如何，只要其中任何一方不再为维持或改善关系而努力，这段关系就会失效。 c:25
中国人社会行为的第三个特征是关注“面子”。“面子”是取决于他人判断的一种自尊。 c:62
“面子”并不是来自于他人给予的正面道德评价，而是来自于一个人自己拥有的财富和权力，受过的良好教育，有能力强的朋友等。 c:33
这些关于18世纪以前欧洲社会的描述提醒我们，帝制时代晚期的中国社会生活中令人不愉快的那些特征并不是中国或亚洲国家独有的，此外，社会价值观和社会实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c:27
包容性是中国社会本土信仰的标志性特征。 c:22
信仰这些神灵的凡人们并不关注超自然力量体系本身在神学层面上的矛盾，而是更在意信仰的神灵是否灵验，即神灵对他们祈求保佑、治愈疾病和生育男丁等事情的回应程度。 c:23
实际上，民间信仰的万神殿是帝制时代中国官僚体制的映射，万神殿中既有掌管一方的官员，也有类似皇帝的最高神灵，他们共同构成了金字塔式的层级关系。 c:31
关于一个人拥有多少“魂”，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中国人相信每个人都拥有36个“魂”，但是宋代大儒朱熹（1130―1200）断定人只拥有10个“魂”，其中7个属性为阴，另外3个属性为阳（由此可见，儒家最著名的哲学家也是民间信仰的信徒）。 c:11
作为中国民间信仰最主要场所的道观是最包容和折中的，道观中通常供奉着佛教菩萨、儒家圣贤、当地以及道教的各类神灵。 c:14
中国本土民间信仰是一种非制度性的宗教 c:22
帝王和官员们都非常清楚这种信仰有助于维护社会和平、有序和民众的顺从。 c:17
即便是最为理性的儒家学者，也会感激民间信仰通过强调超自然惩罚而为儒家推崇的道德戒律的实施提供助力。 c:25
中国人90%以上的食物都来自于谷物和蔬菜，2%～3%来自于肉类，而这深刻影响着中国农业经济乃至整个民族文化的特征。 c:16
20世纪30年代，中国北方农田平均面积约为31亩，南方约为17亩。在如此之小的耕地面积上，中国农民更像是在进行园艺劳动，而西方农民进行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耕。 c:16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每户平均人口为4.2人，但他们拥有的平均农田面积为950多亩。相比之下，中国每户平均6.2个人只拥有25.5亩农田。 c:17
其实在有些条件下，中国农民的劳动力密集式劳动是一种浪费，但当他们挣扎在生存边缘时，哪怕是为了增加一丁儿点收成，也必须付出长时间的艰辛劳动，这被称之为“自我剥削”（self-exploitation） c:40
直到1949年共产主义政权接管土地之前，中国社会的主要土地占有者和农业劳动力都是拥有小片土地的自耕农和佃农。 c:11
高租赁率被认为是中国农业经济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 c:19
中国人很少借债去投资——比如买役畜、工具或另一些生产资料来提升生产力等，相反，他们总是迫于极端的需要才陷入负债状态，并因此失去土地。 c:21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地方能产出大量盈余产品，运费较低，并且能聚集大量用于投资的资金，那么这个地方的土地租赁率就会较高， c:15
人们每年种地的收入只能达到土地价值的5%～6%，而人们通过商业活动得到的年度回报却能达到他们投入的10%～20%，而放贷通常会带来30%～40%的回报。 c:19
一方面，地主们意识到他们对租赁出去的土地进行的投资只能获得较小回报，但另一方面，佃农们却仍觉得田租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c:11
地主所有制其实并不等同于剥削制度，一个人租种土地也并不代表他贫穷。当然，这也并不说佃农过得很轻松，绝大多数农民、佃农和地主其实都处于挣扎着求生存的状态。 c:42
第5章 20世纪早期中国农民的贫困化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The Problem of “Peasant Immiseration”
一派叫做“剥削”派，强调农民的贫困化完全是由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掠夺造成的。 c:18
“剥削”学说的本质在于，如果能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并且平均分配田地，中国的贫困和饥饿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c:11
另一派观点的关键词是“人口过剩”和“技术落后”，这一派反对把“剥削”视为问题的根源，认为农民陷入贫困化是因为中国资源稀缺而人口过剩，人均耕地面积太小，耕种方法和农产品交易方式落后、不科学。 c:25
这无疑证明，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社会，高死亡率主要是因为流行病而非食物短缺。 c:21
纯粹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生产也存在风险。不以维持生计，而以贸易为目的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易受制于市场，却无法掌控市场。 c:14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向商品化进程是中国农业能养活持续增长的人口的主要原因，但在市场低迷期和经济混乱期，依赖种植经济作物谋生的农民也如同蚕丝生产者一样受到重创。 c:22
可见，中国并未因与西方接触而使自身传统手工业遭到毁灭性打击，相反其比在帝制时代晚期产出了更多价值。 c:18
这种所谓“社会侵蚀”的过程在20世纪不断加速，其间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05年科举考试的废止。 c:17
这是一个没有背景也没有德行的‘强人’能够获得成功的时代” c:12
“社会侵蚀”的确使中国农民所处的社会关系更加紧张，生活也更加艰难，但造成经济停滞和个人痛苦的根源主要还是战争、暴力以及政局不稳等，正是这些压倒一切的因素使中国在1911年革命后很快又陷入困境。 c:22
政治动荡造成的最为深刻的影响不是对农民生计的影响，而是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没有安全感的阴影。即使是在间歇出现的和平时期，人们基于过去经历和对脆弱的政治体系的认知，所产生的对暴力的恐惧感，会阻止他们进行投资。 c:34
很多关于其他国家的相关研究表明，布的消费量是衡量一国民众生活水平上升或下降的最佳指标，而这些数据表明中国民众的收入水平在1870年到1927年期间呈现上升状态。 c:11
此外，当我们发现几乎每位农民在其有生之年都会经历至少四次饥荒和对他生命造成真正或者潜在威胁的武装暴力时，我们就会意识到中国农民的生活是有多么艰辛和贫乏。 c:19
货币贬值使中国出口贸易呈现出表面的繁荣，外国投资者因此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大量白银涌入中国，中国的通货膨胀由此加剧，这进一步上推了农产品价格而下拉了利率，而所有这一切都激励着农民借钱购置土地、房产和其他商品。 c:20
1931年之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的遭遇比20世纪前三十年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悲惨。 c:14
正统儒家学者对商业存在矛盾心理，他们确信社会和谐有序有赖于对儒家价值观的追求，但这种价值观却排斥对财富的追求。 c:14
中国国内贸易如此发达，足以证伪坚持认为帝制时代晚期中国社会只是由各自独立的乡村和自给自足的农民所组成的简单社会的观点 c:13
中国南方地区经济商业化程度远远高于北方和西部地区，主要是得益于水路运输优于陆路运输。 c:11
度量衡的不精确和不统一，使中国人在做买卖和从事生产劳动时往往会陷入非常严重的混乱之中。 c:16
白银主要用于大宗商品交易和批发贸易及支付大量薪酬，铜钱则主要用于小规模商品交易和零售买卖。铜钱或白银在市场流通环节中均可作为贸易中介，是为“平行本位制”（parallel bimetallism）。 c:21
大多数农民总是光顾他所属的特定集市，很少跨出这个区域，所以他的社会视野以及社会对他的影响通常都限于他所属的基层集市区域边界之内。 c:18
中国在19世纪30年代尚不熟悉，或有意忽略了“恶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他们因此愤怒地将危机的爆发完全怪在外国人和鸦片贸易上 c:13
其实，早在宋代，新儒学就提出了“有限政府”理念及地方精英应在地方层面发挥领导作用的相关推论。 c:12
当我们从管理模式转变的角度看问题，朝廷在商业政策上的矛盾就更容易理解了。因为朝廷有意识地放弃了对社会生活领域进行直接管理的责任，所以也就忽视了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朝廷也的确关注并支持有利于包括商人和平民在内的所有人的福利的事务，但这种关注和支持是“家长式”的，并且因为朝廷行政管理能力有限没能转化为强有力的政策；此外，朝廷的确也通过自发产生的中介人阶层对普通商人进行了压榨，官员也把这些富有但无自我保护能力的中介人作为榨取财富的对象。 c:12
西方历史学家对于中国历史学家“寻找”资本主义萌芽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受意识形态驱动，硬要将中国的实际套进马克思主义范式当中，而后者其实是在对19世纪欧洲历史经验研究过程中产生的 c:11
中国社会没有形成真正的工业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依赖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结构，而不依赖散工制。唯有商人介入生产过程，真正的工业资本主义才能得以发展，而在商人不介入的情况下，不断提升的市场需求只需通过从更多的个体生产者那里购买更多商品就可以得到满足，而无须通过改善技术和扩大生产规模来满足。 c:38
一个民族必须“想要”运用新技术，必须认识到“有必要”改变他们长久以来的习惯路径，才有可能走上工业化道路。 c:33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是深深地植根于其文化当中的，因此，这些关于不同文化对于人类在自然界中所扮演角色持有不同观点的探讨，其实大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对创新技术的运用和吸收没能使传统体系发生剧烈变革，而同样的技术变革传入欧洲后却使西方社会发生了彻底的变革 c:16
中国人能开创重大技术变革，却将稳定与和谐置于改变和征服之上 c:27
中国未能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另一个原因，存在于社会结构及社会价值观方面。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地位和声望是个关键问题。 c:30
首先，商人和工匠一旦富裕起来，就会试图通过接受教育或买学位、买官职的方式为自己或儿子谋得文人身份 c:11
在中国，成功商人总倾向于花钱置地建书斋、资助学者，而不是对自己的商铺或工厂追加投资。 c:11
最后，由于文人社会地位高，所以中国受教育的精英对文学与儒家哲学的兴趣远远超出对技术和科学的兴趣。 c:18
特定的社会结构形塑了特定的社会价值观，中国受教育阶层把金钱、时间和兴趣都投放在了与促进经济和技术变革无关的领域。 c:17
中国没能走上工业化道路的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社会中个人财富和企业投资因政府压榨而总是处于不稳定状态。 c:34
阻碍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的第四个因素可能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即中国社会的市场需求相对稳定。 c:23
铁路建设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驱动力主要来自政治方面：外国势力将铁路当成他们在华势力范围的标识，后来的民国中央政府则把铁路看成是统一国家的工具 c:16
国民政府在1936年后对工业领域的介入显然是对晚清时期“官督商办”传统的回归，而这也是后来共产党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将工业收归国有的前兆。可见，中国政府但凡变得强大，就会尝试掌控工业领域。其实，这种趋势是深深植根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当中的，即官员“轻商”，儒家拒斥竞争和“不和谐”，而政府必须掌控所有可能会挑战“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行为。 c:28
个尝试性的可能结论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缓慢的影响其实非常小，深层原因应该在别处。 c:13
日本还拥有较长历史的跨文化挪用传统，这使日本能够从西方人那里借用某些东西而不会挫伤民族情感（中国恰恰相反）。 c:11
首先，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伦理的变迁不可避免，而且会受到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其次，很多生活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人都曾切身感受到放弃儒学却找不到能替代儒学的道德教育方式所带来的伦理缺失状态。据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正是在经历这次变迁后才变得毫无道德感，无视自己的社会责任而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c:29
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自此开始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差距和智力鸿沟。 c:13
任何靠军队支撑的政府无疑都是一个弱政府。正如一位政治学者所说，这种政府在本质上缺乏合法性 c:31
白莲教推行性别平等主义，这在中国社会中其实是比较少见的，这可能跟白莲教的最高神灵——无生老母是女性有关。 c:14
水源争夺和土地划界等涉及对经济资源的争夺是不同群体发生械斗的重要原因之一。 c:18
可惜的是，清朝统治者没能适应经济和人口的变化而推行相应政策并建立新机构，他们始终认为朝廷的职责就是征税、维持秩序和维护自身权力，却从未意识到朝廷应该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也未意识到这对其自身及其统治者都有益处。 c:22
社会文化领域另一个没有发生变化的方面是指第二章曾经提及的中国人社会行为的三大特点，即强调社会等级和身份、重视“关系”和“要面子”。 c:15
老的价值观经久不衰，也意味着中国人一直就是既热情又冷漠、既勤劳又懒散、既进取又保守、既慷慨又自私的群体，应该说，中国人身上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是这个星球上最令人着迷的居民。 c: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