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 - 历史榜-中国史
本书是《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12卷的中译本。主要论述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前的历史。本书分12章，分别由费正清、费维恺、安德鲁?J内森、詹姆斯?E谢里登、陈志让、计华茨、李欧梵等亨誉世界的著名学者撰写，反映了国外中国史研究的水平与动向，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书后还附有详尽的书目和论述各章有关资料和论著的书目介绍。
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c:47
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不由发生兴趣的学科。 c:16
为了有别于1912年以前和1949年以后稳定的中央政府时期，其间37年（原文如此。——译者注）称之为中华民国时期。民国这些年的特征，在军事、政治方面，是内战、革命和外敌的入侵；在经济、社会、知识和文化领域，则是变革和发展。 c:189
处理中国近现代问题，是一个占优势的成年文明，突然发现自己在世界上处于未成年的地位。 c:313
中国之所以长期能团结为一个国家，实有赖于普遍从事农业的农民村落，血缘家族结构，薄弱的统治阶层，古典文献，官方语言（官话），以及儒家定皇帝为至尊的社会等级制度。 c:97
中国后来在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使我们遇到一件长期存在的怪事（按欧洲的标准），中国人在15世纪初已具有向海外扩张的能力，但它却没有去进行扩张。 c:36
1492年以后，征服全球的欧洲海军力量，从年代上来看，只是晚明时期突然爆发的奇迹。这是一场由技术进步发展、民族竞争、宗教狂热和资本主义冒险精神共同造成的突变，但在中国却没有出现这种资本主义的冒险精神。 c:108
我们由此得到一个农业—官僚政治帝国的形象，既要在大陆内地小心谨慎地保存其意识形态结构，又要以其国内贸易用沿海地区为中介，进入发展中的商业—军事世界的关系网中。这个商业—军事世界，包括主要为欧洲资本主义服务的海上贸易、民族竞争、殖民主义和技术革新。 c:122
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上的特权现象，并非明显的经济上单方面的剥削现象。外国人为出口而经营的种植生产，是十足的殖民地经济，但在中国却没有发展过。 c:109
中国新型从事现代化人士，一般都失了其在农村的根底，结果使许多士大夫人士在农村销声匿迹了。1895年以后的一代年轻国民党革命者，都是不熟悉农村的典型城市人。在通过西方化以拯救中国的努力中，这些年轻的革命党人掌握了许多方面的西学和西方技术，但常常发现自己与中国的平民百姓已失去了联系。 c:143
毛泽东此后的任务，便是如何使用“现代化”取代中国的大陆传统，即中国腹地的农业—官僚政治和地方—商业秩序。 c:25
近几十年来螺旋式曲折的政治运动说明，现代中国是独特的处于牢固的大陆传统和沿海传统之间错误的分界线上。 c:64
1933年中国人口职业分布情况，与美国1820年或1830年的情况大致相似，当时美国70%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工作。 c:41
在政治混乱和战争造成的人身极不安全情况下，收入即使略有增加，也仅是一种可怜的补偿而已；相反，如果个人和国家的安全能得到保障，即使低一些的稳定人均收入也是受欢迎的。 c:29
日本投降后，在沦陷区到处引起工业生产的部分破坏。日本的技术人员撤走后，生产暂时停顿下来；而中国对接管日本的产业和恢复工业生产，又没有适当的计划。收回的工厂被当成战利品，国民党的各派各系，不论文武，都抢着要分一杯羹。抗战时期在内地建立的工厂，却任其毁坏。 c:25
日本的技术人员撤走后，生产暂时停顿下来；而中国对接管日本的产业和恢复工业生产，又没有适当的计划。收回的工厂被当成战利品，国民党的各派各系，不论文武，都抢着要分一杯羹。抗战时期在内地建立的工厂，却任其毁坏。 c:38
从1948年底起，由于失控的通货膨胀，中共对运输和原料供应的破坏，劳动力的短缺，工人的骚动和人为过失，国营和私营的工厂和矿场已是奄奄一息。 c:30
从绝对量上讲，手工业产值没有不保持住原有的水平，而且还有所增长；这与上述认为下降的看法是不同的。 c:24
中国初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跟日本一样，所采取的不照搬外国的模式，而是采取符合中国劳动—资本比率较高的特点形式。 c:35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是贫困的，只有少数人是富有的；贫苦百姓甚至连很低的生活水平也不能保证。 c:13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内地省份几乎依旧不知道现代工厂工业为何物。 c:25
对于中资工厂，甚至设在条约口岸的中资工厂，其所处的社会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传统的”； c:13
到1933年，中国虽然已有100多万工厂工人，但总的说不是一支熟练的、稳定的、有纪律的劳动力。 c:22
许多工人保持着同农村的联系，其所以要离开农村，原是想用工厂的工资补贴贫乏的农业收入。 c:25
在资本昂贵和劳动力便宜的情况下，在一些中国的企业中，生产的“合理化”表现为通过降低工资，或延长工时来加强使用劳动力的方式。低工资的普遍实行，使劳动力不断大量轮换现象永久存在，也因之使工人不愿割断与农村的联系，以便在工业出现衰退时能够回到农村这个避难所。 c:45
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史，仔细考察过中国每一种作物的栽培技术及农用工具的发展；深刻地指出，民国时期的农业技术，沿袭了清代的耕作方法，仅略有改进。 c:25
中国人口增长率之所以较低，因为出生率虽然很高，但死亡率也很高，而且波动较大。这反映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普遍很低，公共卫生条件很差，对自然和人为灾害的抵御能力极弱。 c:29
中国有4/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农业技术与组织的特点，是每个劳动力所创造的增值又非常低；无论与发达国家的农业相比，还是与中国经济的现代部门相比，都是如此。这就是中国贫穷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c:55
总之，20世纪前75年的全部经验证明，只有制度上的改革和先进技术的大量投入，中国的农业问题才能解决。 c:59
总之，20世纪前75年的全部经验证明，只有制度上的改革和先进技术的大量投入，中国的农业问题才能解决。 c:14
由于中国的财产继承制中缺乏长子继承权，农户的土地往往被切割成许多互不相连的小块。这就加重了小规模耕种的浪费，相当多的土地成了地界无法利用，从一块土地走到另一块土地用去很多的劳动时间，灌溉变得更为困难 c:34
有73%拥有土地15亩或15亩以下，只占土地总面积的28%，而5%的农户拥有土地50亩或50亩以上，占土地总面积的34%。大土地所有者几乎都不是自己耕种，雇用劳动力从事商品化农业生产也是罕见的 c:15
所有的研究者都确信，农村的借债是为了应付家庭消费的需要，而不是为了生产投资 c:17
在清朝的最后10年间，各地绅商进行私营修建铁路计划失败后，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计划，由此导致清朝被推翻的直接原因。 c:26
中国政府铁路很少盈利的主要原因，是民国时期不断的国内纷争。互相混战的军阀，不仅征用铁路运送军队，甚至把客运和货运的收益用作维持其军队的军费。 c:22
中日战争促进了内地公路的兴修，其中包括著名的滇缅公路 c:17
南京政府放弃了对土地问题的解决，却主要从现代经济部门榨取收益，这等于建造空中楼阁。 c:38
无论是北洋军阀政权及其后的南京政府，都是主要从城市的经济部分为政府筹借经费。民国的政府既不是从农村征收大量税收，也没有对半自治的省或地方的收入和支出产生重大影响。换言之，在1949年以前，没有一届政府不是通过中央财政来管理国民总收入的大部分。其结果是政府的政策虽对经济有深远影响，但在实际上，却从来不能推动中国经济朝现代化的道路前进。 c:27
南京政府三项最重要的税收，是关税（关税自主权收回后，收入迅速增加）、盐税和货物税。 c:31
外国贷款和援助，帮助了国民政府度过了战争，但对战前和战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毫无所助。 c:27
大量内债的发行及其处理，揭示出国民政府和上海银行界之间的共同的利害关系，其中包括四大官方银行（包括1933年设立的中国农民银行）。政府发行的债券，很大一部分为银行所吸收。 c:36
20年代和30年代发展起来的合作社，本来可以作为银行系统和农民之间的中介人，但在数量上少到无足轻重，并倾向于把大部分信贷贷给较富裕农民。 c:47
战后，政府曾采取出售外汇或黄金与进口外国商品等办法，来消除纸币发行过量的影响，以维持中国货币的国际价值；但这些措施，也耗尽了国家积累的外国资产，而这些资产本应用于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建设。 c:20
在中国的这部历史长剧发展中，中国的经济在本章限定的年代里，并没有占有显要地位，而只是一个配角——也许只有几句精选的台词，听候皇帝、官僚、外交家、将军、宣传家和党务活动者的吩咐。 c:11
外国人始终承认中国的中央和地方的政权，而这个中央政权一直是和地方势力在进行着斗争。由于外国人的利益要求，而中国政府又软弱无力对其要求加以拒绝；于是在中国领土的某些部分，政府的权力在形式上被削弱了，甚至是被放弃了。这样在中国境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条约口岸、租界、租借地和列强的势力范围。 c:27
关东租借地成了孤立于中国大陆的日本社会和文化区。日文出版物，色彩艳丽的和服，神道的节日，官方通货的日元钞票，成了这块殖民地和其主要城市大连生活的一部分。 c:12
外国企求经济利益来到中国，直接影响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的，与其说是具体的经济影响，不如说是在特权条件下，对于其政治和心理方面的影响。 c:20
从长远来看，外国企业最重要的作用，是把机器工艺和组织现代工业技术转移给中国。这种“示范作用”，还在金融和商业部门中发挥作用。 c:16
从1913年和1916年两次起兵，对北京政府的武装进攻（有时称为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来判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912年的谈判解决办法，是不稳定的妥协。 c:21
民国早期，中国在实际上是各省联邦的形式；但是外国对中国政府不断的施加压力，使这种松散的联邦受到严峻的考验。 c:54
在大多数的省份里，政治领导集团由两套机构组成：一是军队，主要是清末在各地建立的现代化新军的领导人；二是各省的省议会。 c:37
这种状况部分是由革命环境造成的，因为革命是采取分权，反对中央集权。出现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面对僵化的中央集权——被认为这是清朝统治，特别是清朝最后数年统治的特征，各省坚持自治，被认为最符合国家的利益。 c:32
1912年8月，在宋教仁领导下，以同盟会为核心，合并了其他四个小党，建立了一个新党，采用了国民党的名称。 c:31
在袁世凯任总统的最初两年，最使其感受困扰的是国内问题，即政党和议会的作用以及省与中央关系的问题。 c:32
袁氏指出，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有二：其一是国体应当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其二是政体的组织应当是联邦制还是中央集权制。 c:19
宪政、选举和地方自治三者，正在一步步将袁世凯逼向政治绝路；但袁氏并不作退却，而是准备应战。 c:25
在二次革命中，袁世凯曾拥有两个优势，即在国内获得对其政治立场的支持，在国际上得到外国的帮助；而袁氏的这两个优势，后来就丧失了。 c:26
起兵反袁，没有把士绅名流和商界的头面人物争取进来，也没有试图去广泛发动群众。 c:15
在中国人记忆中的袁世凯，是个背信弃义的人，背叛了1898年的维新派；在辛亥革命中又背叛了清廷；当了民国总统后，又背叛了民国。 c:34
袁世凯的第二个步骤，就是要删除辛亥革命以来在行政上盛行的省自治，各省官员的任命权又为北京收回。 c:23
从白朗的故事中，可见辛亥革命既未能消除社会动荡的根源，也未能免除不少民众的绝望心；而革命几乎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 c:31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列举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的政治罪状，下令彻底解散国民党，取消剩余在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资格，定国民党为叛乱组织。这样，袁世凯的恐怖行动已在全国达到顶点，国会已失去了活动能力。 c:12
袁世凯的行政管理模式，是加紧限制社会自治的范围。 c:15
但无论如何，注意力最终必然转移向袁政权的残酷性及其根本性的失误上。袁世凯的愚蠢做法是强迫他人服从于他；其所以是愚蠢，因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还因为这会激起对其支持的社会阶层，甚至是其副手和合作者的反对。 c:24
人们可以把这场革命看成是含义为排满的斗争，而不是当成反对帝制的革命。按照这种观点，民国只不过是因为缺少汉族皇帝来名正言顺地代替被推翻的满族皇帝所偶然出现的结果 c:12
段祺瑞，19世纪90年代以来，是袁世凯部属中最杰出的军事人才；民国建立后，出任陆军总长，因与袁氏在政策上发生分歧，于1915年5月退隐。段氏拒绝请其出山的各种恳求，直到袁氏不再坚持帝制为止。 c:16
反袁运动因在云南省会昆明护国寺举行会议而得名[插图]，称为护国运动，军队也因此称护国军。 c:46
第二，中国历史上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在于权力关系界限的含混不清，导致皇位继承权的争夺，大臣之间的冲突，地方官员的专横跋扈；凡此只能由民众起义才能遏止 c:25
在近代的西方，如同在中国一样，宪法的效力是不确定的，但又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在东方或西方，宪法的概念，都是从国民的基本信念中汲取活力。在个人主义的西方，宪法被视为保护个人权利，调整人群之间利益冲突的准则。在中国，宪法被视为凝聚集体力量，对当前社会目标的基本表述，也被看作是促进共识和防止误失的手段。因此，中国的宪法，一直被认为容易随社会目标的变化而改变。 c:54
宪政是符合前清官僚与政客利益的，因为宪政给予其以合法的政治场所，而又不使这个政治舞台向下层人士开放。 c:27
外交部“超出大多数人的想像，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和独立性，较高的人员素质，十分积极的政策和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动机”[插图] c:13
“军阀”是指挥一支私人的军队，控制或企图控制一定范围的地区，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行事的人。在中文意义上，“军阀”是个不光彩的贬义词，意指没有什么社会意识和民族精神的一介武夫，是手中握有枪杆子以谋取个人利益的极端自私自利者。 c:36
第二，一个司令官与其重要的军官之间，将感情、忠诚或义务的私人关系，置于其组织之间的关系之上时，此司令官即可能具有独立的权力。 c:21
在大多数省份里，省长与督军、督办并行职权，尽管有时两个职务由同一人担任。在理论上，省长的职权是管理经济事项、教育、司法和财政事务，监督下级官吏；但在事实上，省长通常完全从属于督军、督办。 c:14
军阀们的失败表明，单独的军事力量，绝不能使之成为中国政治力量的基础。 c:19
就某种意义说，文人新的西方观念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其与群众的距离，更使其认为，群众是沉沦在无知消极之中的无能群氓。 c:12
因此，一个典型的“五四”文学家，大都具有三合一的特点，即气质上的浪漫主义，文学信条上的现实主义，基本观点上的人道主义。 c:15
总之，1927年7、8月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拥有一支军队、一块地盘和一个政权；换言之，必须创造一个“国中之国”。 c:11
列宁预见到，殖民地的新兴资产阶级必然要领导这个解放运动；主张殖民地新生的共产党应该在民族斗争中帮助资产阶级。这就是统一战线的战略。但列宁又主张，殖民地的共产党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经由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及贫农来壮大自己的力量，为革命的第二阶段——推翻资产阶级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做准备。 c:22
五卅运动是一次全国性对列强的抗议运动，在全世界激起了反对旧的不平等条约的舆论谴责。 c:11
在内战年代里，与其他任何单一问题相比，通货膨胀是促成城市民众失去对国民党统治能力信任的最大因素 c: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