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麦克法夸尔 费正清编 李殿昌校订 - 历史榜-中国史
本书是《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第15卷的中译本，论述了1966—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程，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以及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作了深入、审慎的探访；对毛泽东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和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作了重点论述；对国民党在台湾省的统治作了分析，同时对整个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外交、教育、文艺及知识分子问题等也分别予以研究和考察。本书作者皆为西方的中国现代史专家，代表了西方的研究水平和学术观点，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在这里，我们特此申明。特别是其中的某些作者，将中国的台湾作为“中华民国”看待，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不过，考虑到翻译著作的特点及全部15卷的《剑桥中国史》之学术性质，本卷的翻译仍本着忠实于原著的态度，作者的观点、对材料的取舍以及术语的使用等敬请读者自行鉴别 c:12
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他一贯从事的把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一个落后农业国家的社会经济实际、与中国的历史遗产相结合的事业。 c:76
部分原因在于农民在中国社会依旧所起的作用，部分原因则是农民意识对于毛本人的影响。 c:30
就许多重要方面而言，1957年下半年是毛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其标志是他的观点与个性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一直伴随着他最后的19年。 c:94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 c:88
国体是国家的阶级性质。国体问题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支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世界上各种国家的国体可分为三种类型：（1）资本主义的国体，实行反动的资产阶级专政；（2）社会主义的国体，实行工人阶级专政；（3）新民主主义国体，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c:25
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诀，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c:83
“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 c:13
尽管毛一直强调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但他在1956年最为关切的是扩大地方的权威，因为他当时考虑的是现存的集权程度已经达到自我拆台的地步。 c:27
毛很少考虑去建立一个结构与功能俱皆民主的政治机制，而不只是说说代表“人民”而已。 c:32
《论十大关系》从总体上讲无疑代表了他自己妥协的立场，企图以此来获得党内广泛的赞同。然而，毛在个别问题上采取温和与妥协态度，丝毫也不能表明他准备在所有方面向大多数领导人的意志低头。 c:17
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c:30
你只能赞同，不能反对；你只能为他的功绩和美德唱赞歌，而不能批评；如果你批评了，他就会把你当作敌人，你就会有被送进集中营或处死的危险。“左”倾机会主义者，也就是所谓“左派”，他们打着左的旗号，但是他们并非是真正的“左”派，因为他们把敌我矛盾扩大化。比如，斯大林就是这么个人。 c:20
如果中国变富了，有了西方世界的生活水准，她就不再需要革命了。西方世界的财富已成了他们的缺点，这些缺点就是他们不再想革命了……他们高水平的生活还没有我们的文盲来得好。 c:29
但是在5月中旬，由于连续猛烈的批评，毛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他觉察到在党员中“有许多人”是修正主义者或“左”倾机会主义者，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c:18
1957年初参与“大鸣大放”的专家、学者，以其严厉的、对毛的思想的否定性、诋毁性的批评，使人们对毛不顾他的许多老同志的反对而推行的这些政策、进而对毛的观点发生怀疑，这就动摇了他的威望与权威。因此他转而粗暴地反对他们。此后，除了培养新的根红苗正的知识分子以外，毛更愿意依靠广大群众的热情和创造性。 c:38
在这个时期，他仍力求在紧张状态中保持一个整体，力求处置好处于两个极端的问题，如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与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科技投入，或中国的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等。 c:13
思想转向农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创立更大规模的农村组织以适应机械化和水利灌溉这种不断增长的趋势。这也是党的政策转向农村的主要推动力 c:19
在这里，毛把他1957年2月27日的讲话中曾用不同语言表述过的两个互相联系的观点统一起来了。当时，他在讲话中谈到中国“文盲”的优越性大于西方的财富。从总体来说，农民是全体中国人民中最为贫穷的部分，也就是说，他们受到物质享受的侵蚀较少，对现代世界的狡猾奸诈最为无知，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在道德和革命能力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c:40
毛计划推行军事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周恩来根据各个部提供的资料作了精细的估算，结果表明，与工资制相比，供给制的昂贵简直是灾难性的。毛的计划才被劝阻 c:32
，毛就清楚地认识到农民对自身的物质利益表现出某种依恋。他声称：“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 c:14
即农民阶级既是社会的中坚，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又是工人阶级的“小弟弟”。 c:20
一方面用“政治是统帅”这一口号来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另一方面，经济上的主动性和控制权分散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连毛后来都承认，行之有效的计划经济基本上不再存在了。 c:12
1958年夏，总的来看，不是冷静观察而是不断的狂热，作为确定真理和事实的标准。 c:15
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因而归根结底仍然是一种西方化的载体？或者毋宁说，他的思想的逻辑和模式日益中国化？或者根本就没有体系，没有清晰的结构，只是由毫无关联的成分组成的一个不牢固的东西，里面有两个理论框架在运作，它们有时相互强化，有时相互矛盾？ c:13
换句话说，它是这样一种说法，即否定的东西可以转变成肯定的东西，或是在被称为“肯定”而不是（否定之）“否定”的转化过程中，包含有许多消极因素的局面能够转化成一个新的、更有发展前途的局面。 c:12
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 c:12
是毛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观点，即“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普遍规律。 c:11
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养成习惯。……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是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我们）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 c:19
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c:18
双方关系恶化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莫斯科反对“大跃进”这一新经济政策。 c:24
毛就在他们的鼻子底下提出了在15年内赶超英国的钢产量和其他主要工业品产量的口号，这是其中最为极端的一个口号。 c:14
导致两人之间关系恶化的决定性事件是1958年夏季的外交政策危机（或一系列危机）。赫鲁晓夫试图在没有北京参与的情况下解决1958年7月的中东冲突，这显然是产生麻烦的一个主要根源。更为重要的因素也许是毛确信苏联领导人正在试图控制中国的外交政策。 c:13
毛越来越把享有特权的领导者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看作对抗性矛盾，而不是人民内部矛盾。由此，从这一洞察中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一个包括所有享有特权的当权派在内的实体，即中国共产党已根本不能在与群众的接触过程中得到锻炼和净化，而必须彻底打碎，至少要打碎一大部分。 c:43
不要老是挣钱，挣来了钱，就乱花钱……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政策，必要时可以收买，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收买？钱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围的人……苏联的高薪阶层，先出在文艺界。 c:11
在中国以外的人普遍认为，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c:24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公开宣布赞成巴黎公社式的群众民主开始，以赞美十恶不赦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暴君秦始皇而告终 c:37
在毛看来，这些干部的子女可能继承他们父母的地位和特权，因而就会构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由于集团本身的存在数代不变，它最终将使自己转变为一个阶级。 c:35
由于群众对党的等级制度和政府官员“造反”的权利仅仅是靠某个大人物某种个人权威来保证的，因而整个事业被歪曲和败坏了。不久这种个人权威终于正式地与秦始皇的权力联系在了一起。 c:19
也许，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洞察和对人与道德在政治生活中重要性的强调，最终仍将是毛泽东对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主要贡献，因为这种洞察力是根植于对悠久历史的观察之中的。 c:19
“文化大革命”的独特之处是，这场危机是由这位政权领导人自己引发的。使共产党的合法性产生疑问的正是毛自己，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削弱他自己政权的也是毛，为人们的抗议和不满提供了政治、意识形态词汇的仍是毛。这个曾经发动革命反抗旧政权的人现在又发动革命来对抗自己亲手缔造的新政权。 c:60
到1964年，对党的机构发动攻击的力量基础开始建立。这一力量基础的各部分开始是逐个形成的，相互间似乎没有协调。其中一个部分是由社会和经济政策而非人为操纵所产生的，这些政策在社会中，尤其是在城市青年中制造了一群社会地位低下、幻想破灭的人。第二部分是在毛的妻子江青的指挥下，在知识界和文化界逐渐形成的。第三部分是由国防部长林彪在部队中组成的。在1964—1966年间，这三支力量有组织地形成了一个政治联盟，在毛的领导下可以有足够的力量发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地位牢固的党的机构。 c:53
这样，在60年代初，林不仅恢复了部队的政工系统和一些传统军事思想，也成功地于1962年与印度在边界打了一仗，两年后又引爆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这些成就表明，人民解放军的“红”并不是以失去“专”为代价的。 c:26
激进的知识分子 最初的毛联盟中的第二支力量是激进知识分子的小集团，到1966年年中，他们充当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裁判者和群众发动者。纠集这帮极“左”宣传家和作家的关键人物是毛的妻子江青，她很快认识到，毛与党的机构的紧张关系给她带来了可以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极好机会。 c:22
毛阵营中的这第二支力量，用洛厄尔·迪特默的话来说，充当了“帝王亲信”的角色。[插图]这些激进文人没有丰富的经历，政治立场比较教条和理想主义，除了通过江青与毛有所联系外，并无独立的政治声望。他们在现行的政治秩序中没有多大的既得利益，清楚地认识到反对现行体制比耐心地去适应更有助于他们飞黄腾达。一旦毛发现他们的忠诚、他们的宣传技巧、他们对激进理论的娴熟，使他们可以用作攻击党的机构的工具时，他们的权力也就增大了。 c:21
1966年春，毛政治阵营的三支力量——军队、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希望破灭的青年——逐渐融合成相对紧凑的联合阵线，他们可以充当“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 c:25
罗瑞卿事件因为两点理由而显得重要。其一，它充分表明毛和林既有意愿也有能力撤换任何不赞同他们的政策和向其地位挑战的人。其二，这一事件使毛和林加强了对中国专政机器中两个最关键部门的控制 c:36
这一文件（即著名的“二月提纲”）承认文化领域内存在着资产阶级倾向问题，但同时强调必须在学术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提纲意思是说，处理“像吴晗一类人”的问题有两种不同方法，一种方法是将这类事件看作政治问题，将一切不同意见和非正统观点都认为是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的，应当使用行政手段来压制；相反，第二种方法是将这类事件当作严肃的学术问题对待，应当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理服人。 c:17
同样有趣的是林对毛谄媚拍马，树立毛的高大形象。他一面指控罗、彭、陆、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毛泽东思想”，一面继续称赞毛的天才，并把是否忠于毛当作选拔党和政府官员的最重要的标准。“毛主席经过的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都多……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的著作和毛主席的革命实践都表明他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天才……毛主席著作里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谁反对他，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c:31
导致刘少奇最后毁灭的并不是派遣工作组这一做法，而是给工作组行动作的指示。工作组明显被告知，政府机构里有大量的官僚主义的一般干部和高校里的教职员应当受到批判，甚至可以解除他们的职务。例如，在财政部据说有90%的干部受到批判；在文化部，工作组被授权可以罢免2/3的官员的职务。在大学里，许许多多的一般行政人员和教师受到攻击，长达10年的恐怖统治就此开始。 c:21
红卫兵的发动还受到其他几个因素的推动：被国家领袖召唤参与国家事务的激动之情；参加“文化大革命”会对个人前途产生根本影响的机遇感；暂停上课和入学考试使数百万大中学生解除了学业负担，而更重要的是，想周游全国以“交流革命经验”的红卫兵可以免费乘坐火车。被红卫兵组织所吸引的不仅有城市青年，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在60年代初下放到农村去的年轻人，他们乘当时混乱之机回到了城市。 c:41
从毛主义者视野看这是一个最大的讽刺，因为情况不像当时大讲特讲的那样，参加反修革命运动最激进的学生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是资产阶级自己的代表。然而，从一种不太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学生运动内部的分化就更容易理解了。对党批评最激烈的是那些从党的教育政策中得益最少的人，是那些其家庭是党的“阶级路线”的主要受害者的人，而那些支持党、反对对党进行攻击的人，则是在入党、上大学和工作分配等现行体制中受益最多的党的官员的子女。 c:46
这一策略得到了中央一系列规定的帮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条规定对党的机构有利，对“文革”小组不利。起初，中央的政策只准许出身于“红五类”——工人、农民、士兵、干部和革命烈士——家庭的学生加入红卫兵组织，并且禁止“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参加红卫兵运动。这不仅限制了学生运动的规模——在1966年夏末秋初，只有15%—35%的大中学生是最早的红卫兵组织的学生，[插图]但这又自相矛盾地正好把红卫兵成员局限在更有可能保护党的机构的学生之中。 c:12
十一中全会决议特别规定了军队不受中央“文革”小组管辖，其他指示也显然命令军队在群众组织之间以及激进组织与党的机构之间的冲突中采取“不介入”姿态。在许多地区，军队还为地方和省里党的官员提供庇护，并动用力量镇压激进组织，起了“防空洞”的作用。 c:15
在北京，三结合的每一方都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有自己的靠山：周恩来和其他资深文职干部代表干部的利益；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领导的“文革”小组代表激进的群众组织的利益；林彪及其在军事委员会中的同伙代表军队的利益。 c:40
尽管干部们在限制“文化大革命”的范围上有着共同的利益，但在中国不同的官僚集团中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些干部，尤其是低层干部，把“文化大革命”视为一次能青云直上的机会，或借机对那些心存芥蒂的同事进行报复。因而，在一些省、市和自治区，出现了低层干部与激进的群众组织串通一气，从他们的上级手中夺权的形式。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河南省委候补书记兼秘书长纪登奎，当然还有上海的张春桥，都是很重要的例子——所有这些人都直接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在他们的省里爬上了更为重要的位置。这就为以后的纷争埋下了伏笔。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从“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好处的干部，在70年代后半期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受害者发生了对抗。 c:33
从总体上看，在“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似乎只关心一件事：维持秩序和稳定；防止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垮台；进而避免中国出现易遭外来侵略的弱点。 c:22
研究四个关键的转折点而得到很好的了解：1967年2—3月的“二月逆流”，1967年7月底的“武汉事件”，9月初清洗所谓激进的“五·一六”组织，杨成武代总参谋长被解职以及1968年夏天遣散红卫兵。 c:28
激进派开始从军械库夺取武器，而在华南，他们从开往北越的军火运输船上夺取武器。与此相应，有些地方的人民解放军给比较保守的群众组织提供武器。武斗事件大大增加，不仅造成人员伤亡，而且还影响经济生产 c:21
毛、周和林在反对“文革”小组的煽动上是一致的：对林来说，因为它威胁到军队的团结及其合法地位；对周而言，因为它危及他对外交事务和国务院的控制，并使他自身的政治地位受到冲击；对毛来说，因为它使中国更加远离他在追求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团结目标。 c:17
只有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拥有像毛一样独一无二权威的领导人，才能成功地同时抛弃所有这些准则。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作出结论，即“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责任——这场运动影响了成百上千万中国人——在于一个人。没有像毛泽东这样一个人，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 c:41
换言之，毛的战略的缺点是，他只在1966年至1969年之间进行半场革命。他未能设计出一个切实可行而持久的、可供选择的政治制度来取代他想推翻的政治制度，或者把他动员起来的政治资本从破坏性的力量转变成建设性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第二次不成功的中国革命。1911年，孙逸仙（孙中山）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但他未能创建有效的共和制度以代替被推翻的王朝，中国从而陷入军事统治之下。60年代后期，毛成功地从党的机构中夺取了政权，但他未能设计出有效的民众机构取代列宁主义的党—国家机构。政权再次落入中国军人手中。 c:46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有可能变得模糊，回顾“文化大革命”时会觉得它比现在更崇高和更受人尊敬。如果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仍可能作为中国另一场政治权力斗争，或者通过发动群众清除国家的不平等、腐败和精英统治的另一个尝试的范例。问题是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是否能充分使政治制度化、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文化现代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即使“文化大革命”打的预防针效果逐渐减弱后，“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什么吸引力。 c:34
“文化大革命”共有两发信号弹：一是1965年9月3日林彪论人民战争的文章，二是11月10日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c:27
“文化大革命”给了中国领导人这样一个机会：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从外交问题上引开，（通过毛主义者的宣传）把失败说成是胜利，宣称北京手里仅有的政策工具——巧舌如簧——就是唯一必要的工具。 c:17
1968年初，中国的军事援助开始源源不断地运往柬埔寨。[插图]（然而，北京同时也加紧了对反西哈努克的红色高棉的武器供应和军事训练。西哈努克无力说服北京停止给这些叛乱者提供物质援助。这是他数年后被赶下台的因素之一。） c:15
每年投票赞成接纳中国为联合国成员国的国家数目的减少和这些年来社会政治的崩溃对中国外贸的影响，是中国对外关系跌入低谷的最后两个标志。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北京会在1971年前好几年就能获得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c:26
毛泽东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虽然贫穷但却保持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更加平均主义、更少特权、更加集体主义、更少官僚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所有人像一个人那样工作着。他们并非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是因为心里有根指南针——毛泽东思想——指引着他们奔向真正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 c:58
1969年4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是林彪个人和人民解放军在政权结构中的一次胜利。1966年8月十一中全会上林的地位已经仅次于毛，九大又肯定了他的这一地位。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正式规定他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c:19
斗争将在三个领域展开：党的重建；国家机构的重建；以及外交事务。在所有这三个领域的斗争背后，是林彪权力上升招致的波拿巴主义的幽灵。 c:27
如果毛的话真实可信，那么很容易理解他的动机。在中国被孤立、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的权力就会大大膨胀。当国家处于危险状态时，由一位伟大的革命元帅接毛的班，就无可争议了。而和平与外交艺术（周恩来的所属范畴）的地位就会下降。 c:24
几乎可以肯定，林彪决定武力夺权是由他在庐山会议上的政治失败激起的，但促使他那时将计划付诸实施的原因可能是庐山会议后毛发起的针对他的同党的毫不宽恕的运动。1970—1971年之交的秋天和冬天，林彪肯定已经明白，如果他不迅速采取行动，他就完了。 c:22
十大元帅之一、周恩来长期的盟友叶剑英，主持改组后的中央军委，负责调查林彪在各大军事单位的活动，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 c:11
可能同样具有破坏力的是，林彪的覆灭暴露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充满着类似传统中国宫廷政治里的背叛和阴谋，充满大量明显类似皇后和太监、官员和将军的传统礼节。难道“文化大革命”要实现的纯洁政治就是这个样子？“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骚乱和清洗，可能使毛绝大多数最亲近的同事的幻想破灭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林彪的覆灭，使这种幻灭感在更大的范围内扩散。[插图]在毛泽东逝世后，他的接班人拨乱反正时，这将是政治冷漠的一个根源。 c:53
林彪覆灭以后，三种势力开始在政治局里崛起：激进派，“文革”中的幸存者，“文革”的受益者。 c:25
到1972年12月，毛泽东感到反“左”浪潮走得太远了。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强烈要求下，他最后裁定，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插图]激进派抓到这根救命稻草，重新开始了进攻。 c:11
毛尚在世就发生了这种事情，那么他死后又会发生什么呢？这样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支持周恩来的高潮至少也说明人们不再把毛当成指引未来的、独一无二的、神一般的领袖了。另外还有一条道路，他们选中了这条路，即他们也反对毛选中的接班人。人们对周的敬意表明他们想要邓小平来接替他的职务，那天晚上与会的每一个人都清楚，邓小平重握大权就等于是他们的灾难。 c:28
“四人帮”战略上的错误在于他们未能与“文革”受益者们建立共同的奋斗目标；战术上的错误在于他们在毛死后全都留在北京。 c:11
而与他们作斗争的是一批为建立新中国身经百战的老战士——这些人革命时就没有尊重过任何规则，需要时能迅速无情地采取行动。 c:39
叶剑英和李先念毫无疑义地支持1975年期间邓小平所做的一切事情，但在1977年，他们对邓小平的复出抱着矛盾的心理。如果邓小平不复出，他们作为政界元老，控制中国的政局，指导华国锋；如果邓小平复出的话，他们至少得把部分角色让与邓小平。而邓小平将对他们采取何种态度呢？他会不会觉得他们像周恩来一样，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生存下去而做了一些他们感到遗憾的事、说了一些他们感到遗憾的话呢？而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像宽恕死者一样宽恕生者吗？ c:35
邓小平反击华国锋和“凡是派”的方式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权力的神秘性质。在党和国家的所有机构中，华是至高无上的领导人，而邓不是。“凡是派”当权，而邓的拥护者们并不掌权。然而，在1977年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这段较短的时期内，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办法似乎是通过报刊动员高层人物的舆论。 c:33
1980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同年2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对宪法中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和集会权利的条款作了修改，删去了毛提倡的进行大辩论和贴大字报的权利。此时，民主运动已告结束。 c:18
没有迹象表明，邓在任何时候想过要攫取党的主席、总书记或总理职务。相反，他却迅速地把他预期的接班人聚集在他的身边，给他们职位和职责，以便使他们能获得经验和尊敬。这是毛曾提到过但从未付诸实施的一种接班人培养方法。 c:37
然而，虽然他放弃了毛的头衔和个人崇拜，但他仍没有处理好政治文化中的“封建”倾向。邓曾教训华，职位并不能带来权力或权威。现在他本人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推论：简单地放弃头衔并不能推掉权力和权威，而党的决议也不能驱除帝王的传统。尽管他坚决地声明，他每年只参与一两次关键决策，但没有人相信他的话。尽管他已放弃了日常的行政工作，但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把他看作最后的决策者。 c:30
1980年5月对刘少奇的平反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一举动动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理由，因此也是对毛的直接否定。军队将领一直要求维护毛的声誉。叶剑英和许世友（许在1976年曾保护过邓）没有出席为刘少奇平反的追悼会，以示不满。 c:28
从长远的角度看，这场改革对共产党意义重大，相形之下老年干部对这场改革的不信任就无足轻重了。充满活力的富裕农民（往往是从前的干部）被捧为模范，并被吸收为党员。有时，这种情况引起了人们的嫉妒。[插图]但是只要这种发展党员的政策不变，那么共产党将由一个贫穷农民党转变为一个富裕农民党。这对阶级态度和意识形态将具有相当大的意义。 c:14
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大革命”本身可以解释为毛为激发群众纯洁的革命热情而力图摧毁官僚主义的最后的、也是最具破坏性的尝试。 c:25
中国人与人打交道的最基本的特点是，首先设法认清外国官员中谁同情他们的事业、在他们的对手中培养一种友谊和责任感，然后，通过各种计谋来利用这种友谊感、责任感、自疚感和依赖感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c:36
1971年10月25日台湾被逐出联合国，而当时基辛格正在中国进行第二次访问；苏联孤立中国的幻想破灭了，北京的政治和外交威望极大地提高了。所付出的最大的政治代价是北京与其共产主义世界的长期盟国（特别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疏远） c:19
简言之，“大跃进”是一场代价极高的灾难。而“文化大革命”在其高峰期（1967—1968年）的干扰虽是严重的，但基本上是短暂的，是大多数国家都不时经历过的。 c:28
毛作为运动发起人，在他脑海里有一个宏伟目标。就是要保证中国革命沿着他自己的路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沿着党内其他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的路线发展。根据这种说法，权力之争和群众参加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可以看做“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c:13
7月底，毛以阻碍“文化大革命”发展为由，命令工作组从学校撤离。随后，他又把6月10日至7月31日工作组时期的50天称为“白色恐怖”时期。但工作组撤离时，留下出身好的学生作为运动的领袖。他们把后来这段时间自称为“红色恐怖”时期。在北京是人所共知的“红八月”。 c:13
人们可以把毛统治中国时的行为方式比作一个喝醉酒的司机开公共汽车那样：酩酊大醉的巴士司机把他载满乘客的车子开到了一条陡峭弯曲的山路上。许多乘客都意识到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危险，但是没有人敢站出来让司机靠边，由他自己来负责把这辆车开到安全地带。 c:19
1945年战争结束时，台湾人热烈欢迎把日本人赶出台湾，赞成台湾归属中国，认为他们将继承被充公的日本财产，继任原先由日本人担任的职务。但他们看到台湾被一群新军阀接管了。这些新军阀的的确确是中国人，但操不同的方言，经常看不起甚至歧视当地人。他们大失所望。1947年台湾人的愤懑情绪终于爆发成为暴力行动，大陆人和台湾人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成了国民党面临的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 c:18
台湾的经济发展是过去30年里最突出的成就之一。这是人们公认的事实。其发展之快，是由诸多不寻常的因素结合而形成的：日本人遗留下来的相对发达的基础结构；拥有成千上万的来自中国的训练有素、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商人和政府行政管理人员；前15年获得的大量的美国经济援助；政治稳定；上层官员愿意听从专家的意见。进入80年代，台湾已接近发达国家的地位，其人均生活水平在亚洲名列前茅，其经济发展成果已使广大台湾人民普遍地得到益处。 c:13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1950年夏访台后，提出了一个使人难忘的观点——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 c:12
国民党在大陆搞土地改革没有成功，而在台湾却成功了。究其原因有：地主与实施土改的官员没有政治联系；台湾农村没有内战和共产党的渗透；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已建立了精确的土地档案。 c:22
大学毕业生大批聚集美国进行深造，每年去美人数平均为2000—3000人。其中很多人在美国定居不归，因为在60年代，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人才，特别在理工科方面的人才，在美国就业的机会很多。这个时期赴美国留学的人，仅有约5%回归台湾。 c:11
但是，北京的政治家们必须承认，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机构改革是必要的。因为许多中国和外国观察家已告诉他们，不允许思想自由市场的存在，就不可能走向商品自由市场，不建立政治交流和参与的渠道，就不可能调动经济上的主动性。 c:23
毛和邓都无法完成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既保持统一，又同时允许自由。镇反运动、反右斗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六·四”天安门广场事件等悲剧就是足够的证明。总而言之，就中国领导人而言，统一及作为其基础的纪律严明的秩序似乎总是更重要的，而自由及其造成的失控则是太危险了。 c: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