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比尔德 - 社会文化榜-社科
英国著名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以其睿智的头脑和辛辣的笔调重探性别议题，揭示有权势的女性是如何为历史所对待的。她选取了自古典世界直至今日的众多案例，探寻“厌女症”背后的文化根基，并将讨论引向公共场域中的女性声音、社会文化对女性与权力之关系的预设，以及少数“成功”女性拒绝将自己嵌入男性模板中的努力。比尔德本身也曾经历过针对女性的歧视和网络上的性别攻击，在对这些个人经验的反思中，她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在人们的认知中，女性在已经被男性化编码的权力架构里根本就没有一席之地，那么难道不是权力本身需要被重新定义吗？
一份宣言作者：[英]玛丽·比尔德译者：刘漪出版社：天津人民 c:13
公共言说不再只掌握在男人的手中。愿她拥有更多的力量。 c:49
“敢于在公共场合发言”的女性应真正被聆听， c:15
当我母亲出生的时候，英国的女人还无法在议会选举中投票，然而她在有生之年就目睹了一位女性首相的就职。无论我母亲对玛格丽特·撒切尔个人的看法如何，她都为一个女人能够入主唐宁街10号感到高兴， c:113
在职业生涯中所抵达的位置越高，周围的女性面孔就越少。 c:548
不仅如此，在荷马的叙事里，一个男人成长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学会掌控公共场合的言说，并阻止女性发声。 c:747
佩涅罗珀被呈现为坐在她的织机旁（在古希腊，从事织布活动是一名贤惠主妇的标志） c:28
刊载于往期《笨拙》（Punch）杂志上的一幅老漫画巧妙地戏仿了这种广为人知的对女性意见的漠视：“特里格斯小姐，你的建议棒极了。或许在座男士们中的哪位乐意将它提出来。” c:267
我希望这一审视能够帮助我们不满足于仅仅做出“厌女症”这一简单的诊断，我们太容易因为懒惰就轻率地给事物贴上这个标签了事。 c:398
的厄科无言地凝视着她的爱人——专注于自己池中倒影的“自恋者”纳西瑟斯（1903年） c:29
这种对于女性在公共场合发言的一贯鄙弃态度，在古典世界里只有两种主要的例外。首先，当女性作为受害者和殉难者出现的时候，她们会被允许发出声音，通常情况下，这都是其死亡的序章。 c:739
公共言说是男性身份的一个定义性特征-如果不是唯一的定义性特征的话。或者我们可以引用在罗马广为人知的一句口号，说一个标准的精英男性公民是一个vir bonus dicendi peritus，即“擅于言辞的优秀的男子”。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公开发言的女人，按照定义，就已经不是个女人了。 c:560
我们看到整个古典时代的文献都一再强调：与女性的声音相比，浑厚低沉的男性嗓音中天然蕴含着权威性。一篇古代科学论文明确提出：低音调的嗓音是英勇的男子气概的指征，而高音调的嗓音则反映妇人气的怯懦。其他古典时期的作者也坚称，女性言说的声调和音色始终是个威胁，不仅会威胁到男性演说家的声音，更会威胁到整个国家的健康、社会和政治稳定。 c:333
重申一下，事情不简单是，我们是古典遗产的受害者，或是其盲从者，重点在于，古典传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用以思考公共言说、判定一场演讲的优劣和决定谁的话语应该得到机会被聆听的模式，而性别很显然是整个系统中重要的一部分。 c:616
难道我不是个女人吗？我生下了13个孩子，然后看着他们一个个被贩卖为奴。我满怀一个母亲的悲伤痛哭失声，却只有耶稣听见！难道我不是个女人吗…… c:47
计较这些措辞重要吗？当然重要，因为它们构成和强化了一种社会沿袭下来的思维模式，它消解女性话语中的权威、力量，甚至是幽默感。这种模式有效地将女性的位置再次放回到家庭领域之内 c:968
我们需要唤起人们对何谓“富有权威的声音”，以及声音中的权威性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这类议题的反思意识。 c:419
1915年，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发表了一篇风趣而富有颠覆性的小说《她乡》（Herland）。 c:120
这幅《她乡》的封面抓住了吉尔曼小说里那种奇异的乌托邦式幻想的氛围，以及其中的20世纪初特有的种族主义和优生学色彩 c:28
当他们刚刚来到她乡时，特里拒绝相信这一切的背后没有男人在操控和掌管，因为说到底，你能想象妇女们自己治理好任何东西吗？到了最后不得不承认这的确全是妇女们的成就时，他仍然认定她乡需要那么一点性和男性卓越的掌控能力。 c:88
对于一个强大的女人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文化没有提供任何范本——除了她看上去颇像个男人。 c:630
两个人都穿着“女性政治家的制服” c:23
我们共享的那些关于女性得到机会去获得权力的隐喻，如“敲开大门”“冲击壁垒”“打破玻璃天花板”，或仅仅是“助她们一臂之力”，都在各种意义上强调了女性身处权力领域之外的位置。获得权力的女性被视作打破了界限，甚或是获得了她们本来不大配享有之物。 c:508
该剧是关于一次“性罢工”的故事，其背景并非想象出来的神话世界，而就是当时的古代雅典。在吕西斯特拉忒的带领下，雅典的妇女们试图通过拒绝与之同床的手段，来胁迫她们的丈夫结束与斯巴达旷日持久的战争。在全剧的大多数时间里，男人们的阴茎都显著处于勃起状态，这给他们造成极大的麻烦（这个设定增加了扮相上的喜感，同时也给该剧的服装设计出了道难题）。最终，当他们胯下的累赘变得实在无法忍受时，男人们不得不屈服，于是就与斯巴达讲和了。 c:104
最后一眼的钟情（love at last sight）。在这幅公元前6世纪的陶罐彩绘上，希腊英雄阿喀琉斯杀死了阿玛宗女王彭忒西勒亚——当他将长矛刺入她的身体时，他们坠入了爱河。太迟了 c:132
在古希腊人的理解中，她根本就不是一个女性。首先，她着战士装束，而在当时作战完全是男性的领域（当然，阿玛宗女战士之所以被视为巨大威胁，背后原因也在于此）。其次，她是处子之身，而女性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她们能够生育新的公民。另外，她自己甚至不是由母亲所生，而是直接从其父亲宙斯的头中跳出来的。无论她本人的性别为何，雅典娜几乎像是让人们瞥见了一个男性世界的理想形态：其中绝不仅仅是女性被迫安于自己的位置，而且甚至她们完全不需要存在。 c:339
故事反映的还是那个经典的神话主题：男性的支配地位通过暴力镇压女性的不正当权力而再次被申明。 c:420
这种对性别暴力的常态化，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充分理解，但如果你曾对女性被排除在权力之外这件事在多大程度上内嵌于我们文化传统之中有所怀疑，或是不确定来自古典时代的那些描述和论证它的方式是否在今天还有恒久的效力，那么就请过目特朗普和克林顿（珀尔修斯和美杜莎）的案例，我的陈述到此为止。 c:292
你无法将女性轻易置于一个已经被男性化编码的架构里，你必须改变架构本身。而改变架构本身就意味着以全然不同的方式来思考权力；意味着将权力的定义与公共声望切割开来；意味着从协同运作（collaborative）的角度去思考，更多地去考虑追随者而非领袖的力量；意味着将权力当作一种属性，甚至是一个动词（to power），而非某人的私有财产。我所构想的权力的新定义，是一种“产生效用”、为世界带来某种改变的能力，以及被认真对待的权利—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一个整体。很多女性所渴望拥有而不可得的，恰恰是这样一种权力。 c:838
那些改变了世界的，并不一定是公众眼里的名人。很少有人知道“重视黑人生命”运动的三位女性发起者的名字：艾丽西亚·加尔扎（Alicia Garza）、帕特里斯·寇乐斯（Patrisse Cullors）和奥珀尔·特麦提（Opal Tometi） c:152
暗示着她乡女人可能以某种方式被男性权力主导的世界驯服 c:28
你需要在多大程度上退后一步，重新审视并打磨演讲中的论证？又要在多大程度上力图保留在演讲刚刚发表的时候，其中蕴藏着的冲劲和活力，甚至一些粗粝刺耳的元素？ c:61
即她被推到这个位置就是“为了去承担必然的失败的” c:29
另外，我也想试着解构（经常被定义为男性化的）“领导才能”这个观念，现在从中学、大学到企业乃至政府等各类机构都相信这种能力是成功的不二法门 c:140
要知道，想象力和言辞含蓄从不是“网络喷子”的长项，而推特上每一波大肆攻击的浪潮都与之前的那些没什么两样。 c:108
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她们“更难成功”，而且当她们搞砸了自己的工作时，也会遭到更严苛的对待。 c:542
MeToo运动的精神都可能鼓舞女性不再对诸如此类的性侵害保持沉默。与此同样重要的是，这一运动也可以促进男性——当然，只是一部分男性—的觉醒，因为有许多男性在听闻这些控告的时候，也像绝大多数女性一样感到惊骇。它可能标志着一场文化的变革，让侵害者停止用好处去换取满足感寥寥的性行为中的一点点快感，停止将舌头伸进他人不情不愿的口中，停止将性当成权力带来的一种甜头。 c:415
这一点上我很幸运。其他受害者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我并没有因此而害怕在意大利坐火车，或是害怕夜间的车站，也没有从此拒绝吃意大利饼干—这最后一条是我经常讲给自己听的一个私人笑话。但我当时感到很愤怒，现在也仍然如此。在“同意”这个词的无论哪种可能的意义上，我都不能算是同意了那个人的行为（拜托，他第二次爬上我的床时我还在睡觉，根本不可能同意任何事情。） c:77
我们应该从演化生物学的视角来理解性方面的强迫（他竟然说，这是雄性用以最大化其繁殖成效的方法之一……） c:57
。但除非我们听到了他们口中的故事，否则我们就没有机会去挑战和击败他们的叙事，也无法揭露这种叙事所建基于其上的、具有剥削性和腐蚀性的社会等级观念。在#MeToo的世界里，权力/力量（power）意味着很多事情。它当然意味着赋予女性无所畏惧地讲出她们自己的故事的力量，但它也标志着我们去挑战、去改变那些给了男人们托词以逃脱罪责的叙事的力量——让我们正视这一点吧，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是真心实意地相信这种叙事的。我们的目的当然不只是让有罪者得到惩罚，而且是要使他们这类自我服务的叙事策略完全失去其说服力，甚至使他们自己也无法这样被自己说服，这也是对未来来讲更为重要的一点。 c:578
在议会辩论中，62%的育儿议题由女性立法议员提出，74%的家庭暴力议题由女性议员提出，65%的同工同酬议题由女性议员提出 c: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