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里斯 - 历史榜-世界史
本书力图以一个具体场所为切入点，对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罪行进行最透彻的诠释，这就是奥斯维辛。历史不是剧本，真相永远不止一个。奥斯维辛并不是专门用于杀害犹太人的灭绝营，也不仅仅与“最终解决”有关——奥斯维辛，是集中营指挥官霍斯等纳粹官员的奋斗史；是波兰人、吉卜赛人、苏联战俘、耶和华见证人的情感炼狱；它是一个八岁德国女孩一天起床，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吉卜赛人，被扔进奥斯维辛的故事；它是战后幸存者回到家乡，却发现外面的世界比奥斯维辛更糟的故事……这部书没有孤证，每一个说出来的字，都出自两处以上的历史记录，包括苏联解体后的解密档案和亲历者访谈。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c:606
《奥斯维辛：纳粹与“最终解决”》（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Final Solution”） c:132
里斯要揭示的犯罪者心态不是少数虐待狂或变态者的心智失常，而是无数心智正常者的心灵黑暗之地。 c:684
累积式激进指的是，灭绝屠杀犹太人并不是希特勒一个人下达的命令，而是“许多纳粹分子都为此尽心尽力。下层的主动性和推波助澜，是灭绝朝着越来越激进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c:1142
在这样的地方，合法的居民“已经被剥夺了所有政治身份，并被完全还原为赤裸生命”，他们也因此成为“牲人”，“人类被完全剥夺他们的权利和特征，以至于达到对他们做任何行为都不算是犯罪的程度” c:598
纳粹统治时期，最早的达豪集中营建于1933年3月 c:128
人的处境（situation）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c:765
历史研究有两个着重点，一个是发掘“史实”材料，一个提出“论述”观点，前一个着重于历史局部和细节，后一个着重于对整体特征和格局的把握。 c:314
第一，究竟希特勒有没有大举屠杀犹太人的整体蓝图？ 蓄意主义认为他有计划，功能主义则认为没有。第二，犹太人大屠杀是基于希特勒的命令，还是德国纳粹官僚的创造发明？蓄意主义认为是基于希特勒的命令，功能主义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许多具体负责的纳粹先是领会上意，然后为了效忠输诚、邀功争宠而不择手段、走火入魔。 c:324
新的历史研究视野更关注的是纳粹制度中社会的力量、因素和条件的作用，以及普通民众的参与所给予纳粹统治的多种多样的支持——沉默、顺从、妥协，合作、积极配合、出谋划策。从新的历史研究角度来看，纳粹体制并非一部一丝不苟地贯彻元首意志的精密有效机器，而是一个政出多门、相互制肘、自我内耗的政权。 c:544
对希特勒的归罪具有重要的先例意义，因为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地方，只要发生了人道灾难，以“不知情”“不直接过问”“下面的人办坏了事”这类借口来为最高领导人开脱责任，都是不能接受的。 c:467
许多现有的大屠杀研究都广泛引述幸存者和受害人的证词，相比之下，加害者的证词要少得多，主要的原因就是很难取得这类证词。《奥斯维辛》的一个重要特点和成功之处即在于收集了相当数量的第一手加害者证词。 c:112
极权体制是人类的批评理性光芒照不进去，也不被允许照进去的一片黑暗之地。 c:483
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这个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无辜的人最终得到补偿，有罪的人最终受到惩罚。但奥斯维辛的历史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慰藉。 c:706
这本书包含很多令人心情沉重的内容，但我仍然认为我们需要这样一部作品：一方面是因为调查表明，大多数人对奥斯维辛的真实历史仍一知半解[插图]；另一方面，我希望这本书能提供一些独特的见解。 c:28
不同于反犹主义，奥斯维辛有确定的开始日期（第一批波兰囚犯到达，是1940年6月14日）；也不同于种族屠杀，奥斯维辛有确定的结束日期（1945年1月27日，集中营获得解放）。 c:302
“这个嘛，”他最后说道，“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我在第三帝国的经历，我会说——天堂。” c:135
戈培尔坚信，强化观众已有的偏见永远胜过试图扭转他们的思想。 c:676
累积式激进主义”（cumulative radicalisation），也就是说，每一个决定通常会导致之后更激进的决定。 c:449
最重要的或许是，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证实了一个事实：人的处境（situation）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c:425
如果说个人的行为会受到环境影响，那么一群人的共同努力可以创造出更好的文化，反过来提升个体的道德。 c:388
1940年4月30日，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实现了一个宏大的抱负。 c:49
诚然，阿道夫·希特勒、海因里希·希姆莱、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和赫尔曼·戈林等纳粹领导人做出的决定，最终导致100多万人在奥斯维辛惨遭灭绝，但这一罪行得以实施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更多像霍斯这样的次级官员他们所持有的态度。没有霍斯对这块至今未在地图上标出之地的领导，没有他对规模如此巨大的屠杀行动的组织，奥斯维辛就永远不会发挥它后来所发挥的作用。 c:142
一些曾关押在奥斯维辛的波兰囚犯也同意这个描述，据他们回忆，霍斯话不多，很少情绪失控，是那种你每天走在街上都会碰到、根本不会多看一眼的家伙。也就是说，霍斯与人们心目中面红耳赤、口沫横飞的党卫队恶魔形象相去甚远。然而这恰恰意味着，他是一个更可怕的人。 c:125
对希特勒、霍斯和其他右翼民族主义者来说，当务之急是弄清楚德国为什么战败，又为什么签署如此丧权辱国的和解协议。在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他们自认为找到了答案：犹太人显然应该对此负责。他们指出，瓦尔特·拉特瑙这个犹太人出任了战后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此外，1919年春，一个短命的苏维埃共和国在慕尼黑成立，其领导层大多是犹太人，在他们看来，这证实了犹太人和人们所惧怕的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确凿的联系。 c:349
霍斯可以做出选择，没人强迫他，实际上没有任何人是被强迫加入纳粹党卫队的。而他选择加入。 c:13
希特勒早在1928年的一次演讲中就说过，“在斗争中，强者和有能力者生存，弱者和无能之辈淘汰。斗争是万物之父……人类能活下来、能保护自己免遭其他动物的侵害，靠的不是人道主义原则，而是最严酷的斗争。”这种“类达尔文主义”态度是纳粹主义的核心思想，在集中营的管理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c:424
希姆莱作为纳粹国家最狡诈的权力掮客，深知将想法付诸笔头往往是不明智的做法。纳粹高层经常口头传达各种政策。希姆莱知道，一旦他的观点变成书面文字，就有可能被他的对手拿去仔细剖析。 c:127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纳粹需要解决的问题：该如何处理现在受德国管辖的1800万非犹太裔波兰人？要如何管理波兰这个国家，才能保证它永远不会构成威胁？ c:68
德国占领下的波兰被分成了三个部分：德国人聚居区、波兰人聚居区和犹太人隔离区，三个区域自西向东一字排开。 c:156
波兰最终被分成数个独立的区域，这些区域分为两类：一类正式划归德国，成为“新帝国”的组成部分，其中，但泽一带划归西普鲁士，原波兰西部的波兹南和罗兹划归瓦尔特大区，卡托维兹（也就是奥斯维辛所在地）划归西里西亚地区；另一类包含面积最大的一个独立分区，被称为“总督辖区”，包括华沙、克拉科夫和卢布林等市，该区域被指定为大部分波兰人的居住地。 c:61
希姆莱已经意识到，同时转移犹太人、波兰人和德意志人是不现实的，于是他想出了另一个办法：如果德意志人需要更多空间——事实上他们确实非常需要——那么犹太人的生存空间必须大大压缩。因此就有了犹太人隔离区（ghetto）。 c:172
“我们已经习惯反犹主义了……波兰人的反犹可能更多跟金钱有关，而纳粹的反犹主义却是：‘你们为什么活在这世界上？不应该这样！你们都该消失！'” c:157
除了要把波兰人变成一个文盲的民族，希姆莱还极力主张“区分血统的优劣”。他提出对6到10岁的波兰儿童进行检查，那些被认定血统纯正的孩子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庭，由德国人抚养，并且不可以再与亲生父母见面。纳粹掠夺波兰儿童的政策远没有他们灭绝犹太人的政策那么广为人知，但二者遵循的其实是相同的逻辑，都说明像希姆莱这样的人是如何坚定地相信，通过种族身份可以判定一个人的价值。 c:263
最早来到奥斯维辛的波兰人被抓捕的原因各不相同，或被怀疑是波兰地下反对组织成员，或隶属纳粹所憎恨的群体之一，比如神父或知识分子，有的仅仅是冒犯过某个德国人。实际上，1940年6月14日到达奥斯维辛的第一批波兰囚犯是从塔诺夫（Tarnow）监狱转过来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大学生。 c:111
在人人想尽办法力求保命的集中营里，有两类人，从他们刚到集中营的那一刻起就会被挑出来百般凌辱，那就是神父和犹太人。 c:164
让国家的敌人来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再合适不过了 c:45
很多集中营幸存者在回忆过去时都会提到，他们的管理者并不都属于同一种类型。要想在集中营里活下来，至关重要的一个能力是识别不同人的不同性格，这不仅包括卡波，也包括党卫队士兵。一个人能否保住性命就仰赖这种能力。 c:282
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不同，事实上在早期，奥斯维辛的犯人是有可能在服刑一段时间后被释放的。 c:120
说实话，在纳粹统治期间类似的情形屡屡出现，领导层疲于应付与他们的构想出现落差的局面。这些人经常被巨大的野心和乐观主义情绪冲昏了头脑，以为仅靠“意志”的力量就可以战胜一切，结果碰一鼻子灰——不是自己缺乏规划和远见，就是对手比自信心膨胀的他们所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c:218
生产合成橡胶需要用到煤，并对煤进行加氢处理，也就是在高温下让氢气通过煤。 c:15
由于IG法本公司的关注，奥斯维辛，这个在党卫队系统中原本不太重要的集中营，此时却有可能一跃成为最重要的一个。1941年3月1日，希姆莱决定对奥斯维辛进行首次视察，这也反映出这个集中营地位的转变。 c:55
虽然乍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对于来自内部支持者的批评，纳粹领导层确实要比斯大林体制宽容得多，这也是第三帝国比斯大林政权更有活力的原因之一，因为下级官员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自由表达他们的观点。 c:293
希特勒认为英国人之所以能坚持，是因为还寄希望于斯大林最终能打破1939年8月与纳粹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如果德国人能摧毁苏联，英国人就会同意讲和，那么纳粹将成为欧洲无可争议的统治者。这个决定发挥了独一无二的影响，它不只改变了战争的进程，事实上，也决定了欧洲接下来大半个世纪的历史。2700万苏联公民为此丧生，是历史上一个国家在单次战役中牺牲最惨重的一次。同时，这场战役为纳粹执行“最终解决”——灭绝犹太人——提供了历史背景，因此，不考虑到“巴巴罗萨行动”以及1941年夏秋的战争形势，我们就无法理解奥斯维辛集中营随后的一系列变化。实际上，从此时开始，直到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东线战争的进展（或者毋宁说是倒退）对纳粹的思维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c:205
特别行动队的任务是杀死共产主义政治人物、政治委员和“为党和国家服务的犹太人”。这里可以看到，纳粹是多么执意要把犹太民族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 c:150
值得注意的是，海德里希的指示中有这样的文字：“在新占领的土地上，不要干预任何有反共或反犹太主义倾向的大清洗行动，相反，应秘密地对它们加以鼓励。”这段文字表明，直接杀害“为党和国家服务的犹太人”只占特别行动队所有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 c:83
第一批被毒气杀害的奥斯维辛囚犯并没有死在集中营，而是被转运到德国；他们也不是出于犹太人身份而遭到杀害，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劳动。 c:273
这是整个屠杀进程的一个转折。枪杀妇女和儿童，意味着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进入到一个概念完全不同的阶段。 c:219
因此，接到屠杀犹太人的命令，他心甘情愿地执行，并且一直想着自己是在报复那些“欺骗”了他家人的犹太商人。虽然此犹太人非彼犹太人——他杀的根本是另一个国家的人，但这对弗里德里希来说毫不重要。他说：“反正都是犹太人。” c:91
按照纳粹的预期，对苏战争应该只会持续几周时间，并在苏联的寒冬到来之前结束，因此海德里希和希特勒一定认为，在那年秋天将犹太人赶往更靠东的地方，以此内部消化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犹太问题，是顺理成章的事。苏联东部的不毛之地是折磨犹太人的最好去处。 c:23
受到这些抗议以及自己亲身经历的影响，希姆莱下令开辟一种新的屠杀方法，以减少部下的心理问题。 c:122
与威德曼在东部的做法类似，弗里奇此时也做出一个合乎逻辑的思维跳跃——如果齐克隆B可以杀死虱子，谁说不能用它来杀死人类中的害虫？既然11号楼已经是营中执行死刑的地方，而且它的地下室可以密封，可不就是进行这种实验最适合的地方吗？ c:48
但对奥斯维辛的纳粹分子来说，使用齐克隆B显然大大减轻了屠杀过程带来的痛苦，屠杀者不用再在行刑过程中注视受害人的眼睛。霍斯写道，这种新的屠杀方法出现让他“如释重负”，因为他终于可以“不再看到”“血流成河的场面”。 c:178
下层的主动性和推波助澜，是灭绝朝着越来越激进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战争结束后，霍斯与数百名纳粹同伙一样，试图让这个世界相信做出决定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其实，是许多人的集体意志促成了“最终解决”，证明这一结论的最好方法，便是深入了解1941年秋驱逐德国犹太人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 c:257
最能印证纳粹偏见的，往往是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结果。 c:125
“大概有20%的人对此欣喜若狂，他们说：‘感谢上帝，这些一无是处的粮食浪费者终于消失了。’还说：‘他们不过是些寄生虫。’这些人一直在鼓掌。但大部分人一声不吭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也正是这些人在战争结束后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他们回答问题的时候眼睛都看着别处。” c:150
当列车启动时，露西尔意识到这将是“没有目的地的一段旅程，我们不知道列车会驶向哪儿，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c:18
在对苏战争的头7个月，德军共俘获300万名红军战士，到战争结束，共有570万人被俘，其中竟有330万死于狱中。 c:135
“在比克瑙，（苏联）犯人平均只能活两个星期，”他说，“如果你找到什么能吃的，必须马上吞下肚，不管是生土豆还是什么，都无所谓。脏不脏都一样，没地方洗。到了早上起床时间，还活着的人就会起来，在他们身边总有两三个死去的人。你上床睡觉的时候还活着，第二天早上就没气了。到处都是死亡、死亡、死亡。晚上有人死，早上有人死，下午有人死。死亡时时刻刻都在发生。” c:134
苏联犯人的生活条件恶劣到开始吃人肉的地步，而鲁道夫·霍斯亲眼目睹这一景象：“我自己看见一个苏联人倒在一堆砖块中间，他被开了膛，肝被摘走了。他们为了抢吃的会把对方往死里打。 c:140
他们（指犹太人）不能靠一枚戒指填饱肚子，但要能用戒指换来一个面包，那他们就能多活一两天。你用不着是个商人，这是生活教会你的道理。” c:86
德国人眼中“有工作能力”和“没用的、浪费粮食的”犹太人，随后被严格区分，成为纳粹管理者广泛应用的原则。 c:49
特别是德国犹太人和波兰犹太人之间存在隔膜 c:29
在隔离区里，你想办成任何一件事都要付出代价，无论以哪种形式，而且代价通常很高——什么都不便宜。但这是隔离区的生活造就的。他们在战前也是这样的人吗？我很怀疑。我当时只有17岁，这一切让我非常吃惊。” c:78
鉴于1941年夏天以来，屠杀一直是东部解决类似危机的首选答案，因此他们此时开始琢磨屠杀方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c:41
海乌姆诺—而不是奥斯维辛—成为首个屠杀中心，处决从罗兹隔离区筛选出的犹太人。 c:132
由此可以看出，1941年秋，对于如何处置来自帝国的犹太人并没有统一的政策：希姆莱反对里加的屠杀，但却不反对在考纳斯进行的灭绝。尽管有着这些互相矛盾的态度，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将帝国犹太人送往东部的决定标志着历史在此急转直下。 c:81
从驱逐帝国犹太人开始，希特勒一连串环环相扣的决定最终导致犹太人的灭绝 c:59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12月11日，作为日本的盟友，德国向美国宣战。在希特勒看来，这一切都是国际犹太人组织精心策划出世界大战的“证据”。德国刚一宣战，希特勒便通过广播向德国民众明确宣布，罗斯福总统正受到“犹太人”的操纵，同样受“犹太人”摆布的还有他的另一个劲敌——约瑟夫·斯大林。 c:167
12月5日，苏联红军在莫斯科城下向德军发起反攻，希特勒的愤怒和沮丧可能已经预示了拿犹太人发泄的倾向。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则将他明确引向谋杀。纳粹领导层不再假装他们仅仅是要把犹太人遣送到东部关进集中营。无论采用哪种方式，他们现在要做的是“灭绝”。 c:109
在森林里，被叫来掩埋尸体的犹太人负责清空车厢。每天晚上这些犹太人被运回“别墅”关押。过不了几周，他们自己也被杀害，新来的犹太人中又会有人被选出来做他们的工作。 c:27
朗格中尉对我们说，灭绝犹太人的命令来自希特勒和希姆莱。作为警察，我们接受的训练要求我们将政府下达的所有命令都视为合法的、正确的……那时我相信犹太人并不是无辜的，他们都有罪。这样的宣传一遍遍向我们灌输，所有犹太人都是罪犯，都是低等人，是犹太人造成了德国在一战后的衰落。 c:147
建造海乌姆诺的主要目的，是屠杀罗兹隔离区里那些在纳粹看来没有生产力的犹太人。 c:20
海乌姆诺对纳粹“最终解决”发展历程意义重大，它是纳粹德国第一个专为灭绝犹太人所兴建的场所。 c:144
有必要提醒的是，在万湖会议上，桌前围坐的与会者都来自德国这个欧洲大国，都是从政府支薪的官员，而不是出没于街头巷尾的恐怖分子，可他们的罪行却比整个世界历史上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罪犯”还恶劣。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今天仍有人认为这是一群教育程度不高的“流氓无赖”，可实际上在座的15人当中，有8人拥有博士头衔。 c:192
没被选中的犹太人——这里的意图很明确——将被立即处死，而得到工作的犹太人不过是判了死缓，因为大量的人将死于繁重的体力劳动。海德里希接着特别提到，那些没有按照纳粹的设想被工作累垮的犹太人，就是通过自然选择、对纳粹来说最危险的部分。海德里希说，他们必须得到“相应的对待”，其他代表自然明白这里海德里希指的是什么。 c:91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留下了证明纳粹“最终解决”背后策划过程的确凿证据，有力地证明了后来的屠杀行为是这个国家许多人共同谋划的结果。 c:115
为现在的屠杀地点更加暴露，从牢房隐蔽的地下室，换成了地上焚化炉旁边的停尸间。 c:14
在集中营里挨了两年苦，帕钦斯基看到这些人走向死亡时已波澜不惊。“人们变得冷漠。今天你进去，明天就是我进去。你漠不关心。人类可以习惯任何事情。” c:323
奥斯维辛开始演化成纳粹德国内一个非常独特的机构。一方面，一部分囚犯成为集中营的正式成员，编号然后工作；另一方面，现在有一群人在到达集中营后的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内就被杀害。纳粹其他的集中营没有一个以这种方式运作。有海乌姆诺这样的灭绝营，也有达豪这样的集中营，但只有一个奥斯维辛 c:205
在集中营的生活中，这种互动屡见不鲜。囚犯说，（在获得了“有屋顶的”工作之后）确保自己能活下来的最好方法，是成为对某个德国人有用的人。如果那个德国人开始依赖你，你就能得到关照，甚至有可能免遭惩罚，或在某些情况下逃过死亡。这主要不是出于真心的情感（虽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更多是由于重新寻找和训练一名犯人会给德国人造成诸多不便。 c:155
1942年1月至5月，共有5.5万名犹太人从罗兹隔离区被送到海乌姆诺杀害。下达驱逐命令的是德国人，但隔离区的犹太人管理层被迫参与决定对哪些人进行驱逐——又一个纳粹发明、造成犹太人内部分裂的讽刺举措。 c:106
即使是露西尔绝望地注视妹妹被带走的那一刻，她也没有想到，他们是直接被送去处决。“我们一直都不明白他们会怎么处置小孩子或老人，他们都是不能工作的人。我们从来没有足够理性地去推断真正的原因。我们只会想象他们都还活着。” c:51
隔离区的生活已经让露西尔得到了沉痛的教训：“你真的不能相信任何人，如果我告诉一个同事某件事，她就会利用这件事为自己谋利。你必须特别小心。背后捅刀子的事经常发生，其实也能理解，毕竟事关生死。” c:153
“我感到很恶心，很气愤，觉得自己被侮辱了。”1944年，罗兹隔离区被关闭，露西尔和鲁姆科夫斯基都被送往奥斯维辛。鲁姆科夫斯基和他的家人死在比克瑙的毒气室。身为年轻女性，露西尔被选去工作，她在1945年5月纳粹战败后获救。 c:38
反犹主义偏见有显而易见的内在矛盾：无论是米夏尔·卡巴奇，还是第一章提到的汉斯·弗里德里希，他们一边骂犹太人懒惰，一边又怪他们勤奋；嫉妒犹太人把生意做得又大又成功的同时，却宣称他们从不工作。他们都不觉得这其中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如果硬要为弗里德里希和卡巴奇自相矛盾的观点辩解，只能说他们坚持认为犹太人做的不是“真正的”工作，比如务农，而是选择做买卖或者经营店铺。事实上，正是因为在许多欧洲国家，数百年来犹太人都被禁止拥有土地，他们才会从事这些活动。 c:280
斯洛伐克政府同意，每驱逐一名犹太人，就付给德国500马克，条件是这些人再也不会回到斯洛伐克，并且德国人不得占有他们留下的房产及其他财产。就这样，在这位罗马天主教神父总理的领导下，斯洛伐克付钱给德国人，让他们把自己的犹太人全部带走。 c:159
其实我们都是穷苦的女人，过去都有工作。你的尊严被剥夺是很耻辱的一种感觉。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你突然什么都不是了，我们像动物一样被对待。 c:96
“我好几次反思这段经历。人是很容易被改造的。你想对他们做什么都行。事关金钱和人命的时候，你很难碰见愿意为你牺牲的人。我很受伤，真的很受伤，尤其是当我的同学挥着拳头对我喊‘这是你应得的下场！’打那以后，我对人再也不抱什么希望。” c:218
旧问题（如何在相对秘密的环境下屠杀）不去，新问题（如何毁尸灭迹）不来。 c:40
“别看德国人那么厌恶我们，他们拿走我们衣服、鞋子和珠宝的时候可是一点都没犹豫。帮我解释一下，我一直都想不通，他们对我们的东西为什么不觉得反感？” c:100
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和失去亲人的痛苦后，普雷斯布格尔意识到，要想继续活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去理会身边发生的一切，甚至是自己父亲的死。“想活得长，就必须忘得快。”他说。 c:145
他无法不去注意党卫队看守的放荡生活与犯人残酷的生存现状形成的极大反差：“只有犯人会死于饥饿。他们在集中营里的生活本来就是一个渐进的处决过程，因为他们要面临饥饿、挨打和重体力劳动。但他们（党卫队）什么都有。我们在宴会上看到，那里什么都有，有各种酒，甚至还有法国白兰地。他们什么都不缺。那里看起来就像魔鬼们的可怕聚会，你无法想象那幅景象。” c:38
1942年夏天，奥斯维辛分成了两个彼此隔绝的营地。这种隔离不光体现在地理位置——比克瑙坐落在距离奥斯维辛主营不到2英里的泥沼之中——也体现在思想和心理状态。一边，塔德乌什·里巴奇这样的犯人努力获得最好的工作、“顺手牵来”更多的食物，竭尽所能地争取活下去的机会，而在另一边，男女老少在到达营地的数小时之内便惨遭杀害。 c:81
在一个不那么激进的组织中，人们会先进行详细的规划，然后再采取行动，但纳粹在相关设施还未经过试用或流程设置尚未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就展开对犹太人的驱逐。由此导致的混乱无序成为纳粹种族灭绝的根植土壤。 c:112
“只有当大众意识到游击队员及他们的同情者早晚都得死，打击游击队的战争才有可能取得胜利。绞刑尤其能够激发恐惧。”[插图]希特勒本人后来如此评论：“只有抱着毫不留情的冷酷态度开展与游击队这群败类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c:52
由于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之间的“关联”在每个纳粹分子心中都根深蒂固，因此，对巴黎的德国管理者来说，对犹太人征收罚金并驱逐他们，以此报复共产党对德国人的谋杀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c:75
1942年6月11日，一个由阿道夫·艾希曼主持的会议在柏林召开，会上确定了各国要送到奥斯维辛的犹太人数量：比利时1万，荷兰1.5万，法国则有10万之多。这些犹太人的年龄须在16至40岁之间，其中“不适合工作的人”仅可以占10%。 c:90
两天后，法国总理皮埃尔·赖伐尔与丹内克尔会面时，（根据丹内克尔的转述）赖伐尔提出：“驱逐非占领区的犹太家庭时，（可以）包括16岁以下的孩子。至于占领区的犹太儿童，我并不关心。”历史学家认为，赖伐尔对儿童的处置方案称得上他“永久的耻辱”，这一时刻应该“永远载入法国史册”。一个完全公正的评价，特别是考虑到这些孩子将要遭受的骇人苦难，很大程度上源自一个法国政治家做出的承诺，由法国人民在法国的土地上执行。 c:62
米歇尔也并不发愁：“一开始我并不担心。我们跟妈妈在一起，这让我很踏实。我还跟朋友们一起玩。”他只有一个担忧：“我们都是好学生，我们担心的问题就是自己赶得上开学吗？” c:51
赖伐尔曾声明，他之所以提议将孩子一起驱逐，是出于一种“人道”精神，避免让一家人分开。这个声明原本就跟斯洛伐克政府出于“基督徒”的考量要求遣送整个家庭一样虚伪，此时更被证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c:84
“女人们在前面排成一条长队，”安妮特说，“直到今天那个队列还会浮现在我眼前。我们小孩子互相牵着。我母亲站在前排，她朝我们使了个眼色，我们看着她。我记得她眼里带着笑意，仿佛在说她会回来的。米歇尔哭了。那是母亲留给我们的最后印象。” c:91
这段历史之所以格外残忍，格外令人心酸，不光是孩子们被迫与自己的父母分离，还因为法国政府没有好好对待这些留给他们“照料”的孩子。他们遭到忽视，吃不饱饭，情感上也得不到安慰。 c:98
两周以前，那些跟随母亲走进营地、健康活泼的男孩女孩，现在的样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记得村里的人都看着我们，”安妮特·穆勒说，“他们脸上带着那种我自己也曾产生过的嫌恶。我们肯定臭烘烘的，被剃光了头，身上长满疮。我看见人们脸上那种嫌恶的表情，就像你在地铁站里看到脏兮兮、睡在长椅上的流浪汉时会有的表情。我们仿佛已经不再是人。 c:57
就在这些孩子离开的前一天，集中营里的一些犹太女囚开始搜查孩子们身上的贵重物品。“这些女人是按日计酬的。我们知道，她们搜出来的大约有一半会进自己的口袋，我看见她们对孩子一点都不友善。她们完全无动于衷，这让我难以理解。” c:52
他们到了新的收容中心，在父亲的安排下，一家天主教孤儿院派人接走了他们，并在战争期间把他们藏在里面。 c:21
在纳粹屠犹历史上发生过许多可怕的事，而那些从法国运来的犹太儿童，他们的故事尤其令人心痛，其中最揪心的，当属孩子与父母生离死别的那一幕 c:75
这个故事让人难以接受的另一个原因，是法国当局在每一阶段与纳粹的串通。纳粹一开始就知道，如果没有法国的合作，对犹太人的驱逐是不可能完成的。而法国决定交出“外国”犹太人、保护他们“自己的”犹太人时所表现出的某种程度的犬儒心态，时隔这么多年还是令人感到震惊（不过从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好几个国家都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c:160
1942年夏天，在没有父母陪同的情况下被送去奥斯维辛的4000多个孩子全部死在了那里，没有一个幸存。 c:60
他们对待这些人的方式让我产生了怀疑和愤怒。他们抓着一个小孩的腿，把他扔到卡车上……等他发出像生病的小鸡一样的叫声，他们就把他举起来砸向卡车的边缘。我不明白党卫队士兵为什么要举起一个小孩子，拿他的头去砸卡车的边缘……或是开枪杀死他们，然后把他们扔到卡车上，就像在扔一袋小麦。 c:86
“敌人不是那个时间点的那些孩子，而是他们身上流淌的血，是他们长大后将要变成的那个危险的犹太人，正因为如此，儿童也受到了牵连。” c:142
德国在一战中失利后，格伦宁的父亲加入了右翼组织“钢盔党”（Stahlhelm），这是《凡尔赛条约》签订后涌现出的众多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中的一个，它们将该条约视为耻辱。 c:12
一个级别低一些的党卫队军官说，我们对这项任务必须严格保密，这是高度机密，我们不能对亲人、朋友、战友或这个团队之外的任何人说起关于这项任务的任何信息。于是，我们逐一走上前，签署了一份表达类似意思的声明。” c:25
希姆莱对于他在奥斯维辛的所见所闻甚为满意，当即把鲁道夫·霍斯提拔为党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 c:21
突然被一个念头震醒：他意识到“每跑掉一个人，就要有十个人被处死” c:14
与奥斯维辛不同，这三处很少为公众所知，它们分别是贝尔赛克（Bełżec）、索比堡（Sobibór）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如今，人们大谈特谈的只有奥斯维辛，这其实非常讽刺，因为让三个灭绝营的名字从历史上消失正是纳粹的愿望。 c:336
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也就是1942年7月底到8月底之间，据估计有31.25万人在特雷布林卡丧生。[插图]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意味着每天大约有1万人被杀死，超过了当时任何一个集中营，直到1944年的“匈牙利行动”，奥斯维辛的死亡达到顶峰，比克瑙的四个焚化炉全部满负荷运转，这个数字才被追上。 c:108
埃贝尔误解了上级真正想要的东西，他给他们特别惊人的效率，却没有“恰当地”组织屠杀过程。关于埃贝尔被解雇，最值得注意的是格洛博奇尼克的评论：埃贝尔应该因管理特雷布林卡的方式不当而被移送法办。在党卫队高层扭曲的道德观念里，埃贝尔应该遭到起诉，是因为他没有以更有效的方式来组织对男女老少的大规模屠杀。在我们今天看来，埃贝尔在他上级眼中的罪行，其实是杀人的活儿做得“不够漂亮”。 c:112
他们还分析说，鉴于自己正在为德国的战事出力，驱逐他们是毫无意义的。然而，他们不曾料到希姆莱的命令背后，有着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理念，那就是所有犹太人都必须死，没有任何例外。 c:56
还有一些德国军官和巴特尔一样，在1942年夏秋对驱逐犹太人的行动提出了反对，但他们在驻守波兰的国防军中只占极小一部分，也没能改变大批犹太人被送进灭绝营的结局。尽管如此，确实有少数犹太人获救，而且很重要的是，这表明，并不是所有德国人在接到命令时都简单地接受新的现实。 c:104
耶和华见证人在德国以“圣经信徒”（Bible Students）闻名，1933年这个组织宣布，总的来说他们不反对纳粹的国家政策，且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同样反犹太人、反共产主义者（尽管不像纳粹这样赤裸裸）。直到作为和平主义者的这些人拒绝服役，问题才严重起来，他们都被关进了集中营。 c:83
我从来不光顾犹太人的商店，因为他们总是抬高（定价）再打折，那些蠢货就以为自己只付了一半的钱。这是真的，我在但泽看到过，他们确实用某种方法改变价格。 c:37
我们必须谨慎，当这种态度与纳粹的狂热信仰被直接和不假思索地拿来比较——如希姆莱的做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耶和华见证人认为对待他人应抱有同情心和善意，这与纳粹当然大相径庭。但是，如果把埃尔泽·阿布特证词中的“耶和华”一词替换为“希特勒”，就会发现，她的态度与霍斯这样的党卫队成员所持有的意识形态确实惊人地相似。 c:200
对于奥斯维辛、对于纳粹的“最终解决”，1943年都是转折性的一年。1941年，大部分杀戮是由特别行动队在苏联占领区进行的；1942年，莱因哈德行动下的灭绝营在大规模屠杀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但到了1943年，也就是奥斯维辛投入使用三年之后，终于轮到奥斯维辛成为主角。 c:141
“我父亲说：‘快走！如果我能救你，我就是救了全宇宙。’然后他又说：‘如果你们谁能活下来，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然后我们互相道别，我知道那是什么样的道别——一种不一样的道别，一种以前从没有过的道别。” c:70
奥斯维辛的焚尸场——这些砖砌的坚固建筑恰恰是纳粹“最终解决”恐怖之处的有形体现。屠杀无需再在改造的农舍中进行，而是在类似工厂的地方、按照工业生产的方式操作。历史上，对妇女和儿童的血腥屠戮屡见不鲜，但这次完全不同：在纳粹费尽心思建造的屠杀工厂里，人类的牺牲将不见血光。在比克瑙的焚尸场，那一排排整齐的红砖房里，纳粹分子将沉着、镇静、有条不紊地夺取性命。 c:200
在奥斯维辛，每周都有数千起与格伦宁的所作所为类似的非法交易。大量的财富流入营地，相应的监管却少之又少，偷盗的机会俯拾即是，因此，很难想像有哪个党卫队成员没参与过此种勾当。从想要一台新收音机的普通士兵，到倒卖珠宝赃物的军官，集中营的腐败现象日益泛滥。 c:30
筛选过程中医生的积极参与对纳粹至关重要，这有其现实和理论方面的原因。现实原因很容易理解：要一眼判断出某个人是否适合工作（每个决定只花上几秒），医生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理论方面不那么明显，意义却更重大：医生密切参与筛选过程可以给人一种感觉，即屠杀不是基于偏见随意进行的，而是有科学上的必要性；奥斯维辛不是一个随心所欲大开杀戒的刑场，而是通过慎重和冷静的行动，为国民健康做出贡献的地方。 c:194
“我被告知，这栋楼里储有X光机——它们体积不小，都带着大大的圆管——的地方，是舒曼博士在此进行绝育实验；克劳贝格博士在另一处，他采用化学手段，把化学物质注射到妇女的子宫和卵巢里，让它们都粘在一起。这些实验的主要目的是确定成功绝育所需要的剂量。” c:33
女人们躺在X光机的平台上，摆出做妇科检查的姿势。她们张开双腿，医生就撑开宫口，往她们的子宫里注射东西。他从操作台那里可以看到注射得对不对。我的工作就是在每次检查和注射之后打开X射线，看那些女人是否绝育成功，她们的卵巢是不是粘在一起了……对他们来说，我们根本不是人。我们是畜生。你懂不懂？我们只不过是数字和做实验用的动物。 c:67
奥斯维辛的囚犯甚至像小白鼠一样，被“卖给”隶属于IG法本公司的拜耳（Bayer）来测试新药。拜耳公司在给奥斯维辛当局的一封信中写道：“150个女人抵达时状态良好，然而我们没能得出结论，因为她们在实验过程中都死了。真诚请求你们能再提供相同数量的妇女，我们将支付相同的费用。”这些因测试一种还在实验阶段的麻醉剂而死去的女人，拜耳公司支付的价码是每人170马克。 c:135
是奥斯维辛的环境造就了世人所知的那个门格勒。这又一次证明，很难预测在特殊的环境中，谁会变成一个丧失人性的怪物。 c:214
这些犹太人到达以后并没有经过筛选，因为纳粹打算把他们用作“宣传”目的：他们被要求给家人写明信片，谈谈这里的待遇有多好，以便破除奥斯维辛是个灭绝营的传言。 c:55
至少有一位党卫队成员爱上了在集中营工作的犹太女性。海伦娜·斯特洛诺娃与弗朗茨·温施的故事确实是奥斯维辛历史上最离奇的故事之一。 c:113
我的嗓音很好听，所以卡波说：‘你真的会唱德语歌吗？’我说：‘我不会。’因为我不想在那里唱歌。但他们强迫我唱。我为温施唱歌时一直低着头，不想看见他的制服。我一边唱一边流眼泪，等我唱完，我突然听见他说：‘谢谢。’他轻声让我再唱一遍……其他女孩都说：‘唱啊！唱啊！他可能会让你留下！’于是我就又唱了一遍。那是一首我（在学校）学会的德语歌。他就这样注意到了我，我想也是从那一刻开始他爱上了我。我的命就是这样保住的，因为一首歌。” c:21
海伦娜与温施的故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奥斯维辛，有太多谋杀、偷盗和背叛，体现了人类最原始的残忍特质，而关于爱的故事却寥寥无几。但在这样的环境下，爱情竟可以在一个犹太女犯和一个党卫队守卫之间滋生，这实在令人不敢相信。 c:264
霍迪斯在党卫队监狱里关了几周，之后被转到了11号楼。但她的身体状况发生了变化：她怀孕了。她说霍斯为了自保，逼她签了一份声明，承认自己与集中营里另一名犯人偷情。接下来的几个月她都待在11号楼，一直想让自己流产，却没有成功。等她被放回比克瑙的女犯营，才终于拿到了“一些东西”打掉胎儿。 c:14
正因为奥斯维辛各营地有着不同的等级结构和用途，大屠杀否认者才能够找出一些所谓的反例进行辩驳。奥斯维辛不同地方的差别是巨大的，一边是“游泳池”和妓院，另一边是连儿童也不放过的焚尸场。这种复杂性让奥斯维辛在1943年引起希姆莱的强烈兴趣，又在今天成为大屠杀否认者关注的焦点。 c:159
当你失去了一切，什么都没有了，剩下的就只有希望，希望会一直陪着你，直到最后那一刻…… c:107
“我本来和母亲在一起，于是我跟她道别，但我当时的所作所为让我到今天还在后悔，这种悔恨大概到我死的那天也不会消失。其他人与他们的妻儿道别时挽着他们的胳膊，我却没有这样做，我对我母亲说：‘妈，你不让我喝光牛奶，（而是让我）留一些第二天喝。’语气就像在责怪她。她说：‘你现在就想对我说这个吗？'……事情的经过是，我们被送去索比堡的前一天，我很口渴，我问我妈：‘我能喝一点牛奶吗？’她说：‘可以。’然后我就开始喝，但可能喝得太多了，她说：‘托伊，留点明天再喝。’在我母亲要被送进毒气室之前，我提醒她的就是这件事。” c:36
战争结束后，我碰见别的幸存者，我问他们：‘你哭了吗？'（他们回答：）‘没有，我没哭。’仿佛是本能在保护着我们，让我们感觉不到真实的感情。想想看，如果我想到‘我的爸爸，我的父亲和母亲现在都在毒气室里’，我肯定会崩溃，然后被杀死……如果我表现出任何哭过的迹象，我肯定会被杀死。” c:151
我们在营房后面走着，我看见有人在拉小提琴，有人在吹口琴，还有两个人在跳舞。我说：‘尤泽克，我不明白。你在一个灭绝营里，你怎么做得出那些事？怎么还能跳舞？’他说：‘托伊，我们活一天就赚一天，大家都会死的，这里就是终点。你看见那股烟了吗？你的爸爸、弟弟、妈妈都变成那股烟了。咱们也会变成那股烟的。所以有什么分别呢？难道要戴上黑纱吗？那咱们连一天都活不了！'” c:84
但托伊·布拉特指的是在极端环境下一个人的彻底改变，这不单单体现在行为上——虽然也有行为的变化，但更多是深层的性格变化。托伊等人在集中营里得出的结论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人类如同根据温度而改变的物质，就像水只有在一定温度范围内才是水，在其他温度下会变成蒸汽或冰，人类在极其迥异的环境下也会变成不同的人。 c:434
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前红军中尉，名叫亚历山大（萨沙）·佩切尔斯基。“他是个非常英俊的人，”魏斯帕皮尔说，“长得高大魁梧。大家都特别尊敬他，他的每句话对我们来说都是命令。” c:15
如果有人能活下来，那他的责任就是告诉全世界这里发生了什么。” c:76
在所有曾被德国人占领的国家中，只有一个没有因参与“最终解决”而留下道德污点，这个国家就是丹麦。在丹麦人的共同努力下，全国95%的犹太人免遭落入德国人之手的下场。丹麦人拯救犹太人的故事动人心弦，也令人振奋，细想之下，这些故事背后还有着更复杂的深意。 c:278
帮助犹太人逃跑的不光有丹麦警察，还有其他许多机构的工作人员，比如丹麦的海岸警备队队员，当数不清的小船在深夜离开港口时，他们掉转过头假装没看见；再比如支持犹太人逃亡的神职人员：10月3日，丹麦各个教堂都宣读了哥本哈根大主教的声明，这一声明直截了当地明确了教会的立场：“无论犹太人在何处因种族或宗教原因遭到迫害，基督教教堂都有责任反抗这种迫害……虽然我们有着不同的宗教观念，但我们应该为犹太兄弟姐妹的自由抗争到底，因为我们自己也把自由视为比生命还可贵的东西。 c:271
一方面，我们不该通过这个故事就认定丹麦人比别的民族都更有同情心，因为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丹麦人并不愿意接收从德国逃过来的大批犹太人，但另一方面，一些人认为丹麦人的高尚只是相对的，可他们经常忘了，即使是在1940年和1941年，德国人看似会赢得战争的时候，丹麦人也坚守住了道德原则，没有迫害过犹太人，哪怕这种做法肯定会让他们的纳粹统治者非常高兴。 c:226
1944年的一系列事件，让奥斯维辛成为历史上最大规模屠杀的发生地。截至1944年春，奥斯维辛的总死亡人数比特雷布林卡少几十万，但这一年的春天和初夏，奥斯维辛一直在满负荷甚至超负荷地运转，迎来了建成以来最恐怖、最疯狂的杀戮。在这段恐怖的时期饱受折磨、最终死去的大部分犹太人都来自同一个国家——匈牙利。 c:144
按照纳粹的一贯作风，艾希曼从第一批巧取豪夺的物品中给自己挑了件礼物，即位于布达佩斯整洁的玫瑰山区（Rose Mount）的一栋豪华别墅——“阿希纳别墅”（Achner Villa）。 c:27
在纳粹看来，奥斯维辛成为匈牙利犹太人的理想去处，因为此时门格勒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已经积攒了足够丰富的经验进行这种筛选。奥斯维辛仿若一个巨大的筛子，筛出的匈牙利人将被输往第三帝国各地的苦役犯工厂。 c:57
德国人一开始要求匈牙利“向帝国”交出10万名犹太人，但在犹太人都搬进隔离区后，匈牙利政府主动提出交出国内剩下的犹太人。与之前的其他国家、特别是斯洛伐克一样，匈牙利也发现，当犹太人原有生活被打乱、家中男人被带走以后，最“省心”的处理方法就是让纳粹带走所有人。而这个提议正中艾希曼下怀。 c:79
富足的匈牙利就像一块肥美的肉摆在一群豺狼面前，艾希曼意识到，他必须主动出击才能在这场争夺中赢得上风 c:35
艾希曼与布兰德又进行了两次会面之后，交易的内容基本敲定：布兰德将前往伊斯坦布尔，在那里设法说服盟军将1万辆卡车交给纳粹，让他们用在对付苏军的冬季作战中。作为交换，纳粹将释放100万名犹太人。 c:31
但纳粹到了没几个星期，他们的工厂和住所就以一美元的价格被卖给一个姓克鲁格的人。 c:27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狗跳了起来，它认出了我们，哀嚎起来。 c:19
那时他们还不知道，1942年8月，纳粹经济部门向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的管理者下令，一定长度以上的头发统统需要收集，以便把它们编起来做成“潜水艇上船员的袜子和包裹铁轨用的纺织物”。 c:132
其中有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说：“为什么啊，你也是犹太人，你把这么可爱的孩子送去毒死，就为了自己能活着？活在一帮杀人犯中间，对你来说真的比那么多犹太人的命更重要吗？” c:72
我们的生活中曾发生过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误会，它们让我现在体会到无法挽回时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c:96
被捕的鲁道夫·霍斯。对一百多万条人命负有责任的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认为灭绝犹太人的理由是“正当的”。 c:37
急匆匆地给自己的亲戚送来最后一餐，在今天听起来并不是多么英勇的行为，但对这些承受着巨大情感压力、忍受着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恐怖生活的特遣队员来说，这种行为确实可以称得上英勇。 c:89
在纳粹制定出“最终解决”方案之前，他们处理所谓的“犹太问题”时更愿意采用的方式，就是对犹太人洗劫一番后将他们驱逐 c:39
1944年6月到7月间公众对奥斯维辛大屠杀的了解促成了政策上的一个变化，主要是轴心国方面。 c:17
对这位76岁的匈牙利领导人来说，这样的结局是他无法接受的。1940年，他认为德国人会赢得战争，因此支持德国；1943年，他又觉得他们可能会输，因此尝试着逐渐向盟军靠拢；到了1944年3月，德军占领了他的国家后，他与希特勒合作，因而得以继续留在自己的位子上；现在，面对即将对他个人展开的问责行动，这个人再次见风使舵。他通知德国人，对匈牙利犹太人的驱逐必须终止。在匈牙利军队的保护下，霍尔蒂于首都下达了指令，7月9日，官方的驱逐行动正式停止。 c:51
巴格拉基昂行动的意义重要得多。应对诺曼底登陆德国只派出30个师，而他们部署了165个师的重兵与红军交战，但仍被红军击退。 c:64
无论在伦敦还是在华盛顿，占主流的都是以下观点：摧毁奥斯维辛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忽视集中营，把全部精力放在尽快取得陆地战役胜利上面。这种想法无可厚非，但其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不大光彩的原因：未经认真考虑就做出的决定，一些文件里使用的不屑一顾的口吻，这一切都让人不禁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没人费心把轰炸奥斯维辛当成一件重要的事来对待。 c:137
关于轰炸奥斯维辛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为它背后隐含着一个更宏大、更宽泛的追问：拯救犹太人的努力是不是做得不够？ c:114
在德国，纳粹认为吉卜赛人最“危险”之处，便是通过所谓的“混血”（Mischlinge）将吉卜赛种族特征转移到“雅利安”人身上。 c:47
“人类的堕落没有底线，”埃尔泽·巴克说，“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它是个特别愤世嫉俗的看法，但是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得出的。我很抱歉要这样讲。” c:213
正是这些小小的设计——比如焚尸场窗台上的花——让纳粹的屠杀过程超越了单纯的暴行，直到今天，这里头所蕴含的深刻嘲讽在所谓的“文明”世界里无出其右。 c:233
希姆莱把贝歇尔和艾希曼叫到他位于黑森林特里堡（Triberg）的私人列车上开会。按照贝歇尔的说法，希姆莱要求艾希曼停止驱逐匈牙利犹太人，并说：“到目前为止你一直都在灭绝犹太人，但我现在命令你从今天开始变成犹太人的拥护者。”对希姆莱这个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策划人来说，此举无疑是极具戏剧性的大逆转。随着战争进入到最后几个月，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还将有更多让人大跌眼镜的举动。 c:42
在接下来的七天当中，党卫队特别分队在比克瑙和附近的子营地杀害了约700名犯人，但包括埃娃和米丽娅姆在内，近8000名犯人侥幸逃过一死，因为红军朝奥斯维辛进发的速度太快，党卫队自顾不暇，已顾不上执行命令。 c:44
在极度孤独的环境下，一个拥抱的意义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都大得多，因为它让我们重新感受到了我们渴望已久的，人的价值。我们不光渴望食物，也渴望人的善意，而苏联红军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需求。 c:211
战争期间最大规模的几次死亡行军发生在1944年秋天。其中最可怕的当数11月发生在匈牙利的那一次，当时艾希曼强迫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近8万名犹太人从布达佩斯向西朝奥地利行进。 c:63
了解犯人们承受的这些苦难以后，我们几乎难以相信，纳粹之所以让奥斯维辛的犯人离开营地进行远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犯人是有用的资源。战争进入到这个阶段，有劳动能力的犯人对纳粹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截至1944年底，在德国工厂工作的人当中约有50万名都是犯人。 c:70
这点也提醒我们思考，集中营里的道德水准退化到了何种程度，犯人们是如何迫于形势，把自己的生死置于其他一切之上。 c:191
我们看见瘦得像骷髅一样的人在四处走动，他们的胳膊和腿就像火柴棍一样细，透过他们的皮肤可以看到突出的骨骼。营地里弥漫着浓烈的恶臭。我们吃了这么多苦以后，却发现这里是个与以前都不一样、还要更加恐怖的地方。” c:29
艾丽斯等了53年。这53年中，每一次电话铃声响起、每一次有信件寄到，艾丽斯都祈祷那是埃迪特的消息。然而，多年来忍受的情感折磨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她的姐姐，在与她最后一次分开没几天以后便过世了。 c:82
希特勒只好认命，他交代了他的政治遗愿和个人遗愿。两天之内他就死了。”1945年4月30日下午3点半，红军来到德国国会大厦门口，在此之前希特勒已经自杀身亡。他留下了一份前一晚写就的政治声明，在这份声明里，他将战争的爆发归咎于犹太人。希特勒至死都没有变，他一直对整个犹太民族怀有深深的恨意，对他们没有一丝同情。 c:163
我们无法确知，在苏联士兵刚刚踏上德国本土，以及之后那段战争刚结束的时期，到底发生了多少起由苏联士兵实施的性侵事件。但这个数字肯定有几十万。近几年，很多人在关注柏林等城市的德国妇女遭受的摧残，然而，奥斯维辛女犯更加悲惨的经历——她们先是在集中营里忍受种种虐待，后来又被解放她们的人强奸——让这段历史的面目比之前更加可憎。 c:291
被囚禁期间，他们一直用回家的信念支撑着自己，以为战争结束后，他们可以再次回到原来的生活。然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c:117
据称，战后波兰的犹太人还遭到过有组织的集体屠杀。没人知道在整个东欧还有多少犹太人从集中营回到家乡后面临着类似的处境，也没人详细统计和调查过未归还犹太人的财物究竟有多少 c:108
在这段历史上，一个又一个事例表明，对大多数人来说，违背社会的主流文化观念行事是极其困难的。 c:234
当然，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突然对奥斯维辛里发生的一切产生了羞耻之心，而是因为“胜利的一方永远是对的，我们知道那里（指奥斯维辛）发生的事也有违反人权的地方”。但格伦宁依然觉得，“我之所以会成为战俘，是因为我的党卫队身份，我加入组织在先，它被定义为一个犯罪组织在后，我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了罪犯。” c:72
就这样，格伦宁一家在战后的德国安顿下来，努力为自己创造新的未来，并成为德国“经济奇迹”的受益者。 c:69
摩西·塔沃尔一点也不后悔他以这种方式亲手杀死德国人：“我做这件事的时候感觉很好。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在杀人的那一刻感觉很好，而是在那（整个）时期。我不能说我现在对这件事感到抱歉。你可以说我杀了人，但我知道我杀的是什么人。我既不自豪，也不歉疚。我不会在半夜突然从噩梦中惊醒或怎么样。我睡得好，吃得好，日子照常过。” c:79
他们的内心深处还藏着另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是这个念头让他们变得如此残酷无情：他们认为那些被德国人折磨的犹太人没有进行足够的抵抗。 c:96
蒙哥马利的证词令人联想到，纳粹也是通过建造毒气室，在行凶者与他们的杀戮行为之间制造距离感。这种联想让人感到不适。用炸弹炸死一个人比用刺刀捅死一个人要来得容易，同样的道理，对纳粹来说，用毒气毒死犹太人也比开枪杀死他们更简单。20世纪的技术手段不仅使被战争夺去性命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也让实施杀戮的凶手承受的心理负担和伤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 c:266
他的职责是看守营地，一旦当地人想从焚尸场偷东西，他就朝他们上空开枪警示。“我们管那群人叫‘墓地土狼’，”他说，“我们不明白这些人怎么会愿意从墓地里找东西。” c:23
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这个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无辜的人最终得到补偿，有罪的人最终受到惩罚。但奥斯维辛的历史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慰藉。而这段历史最亏欠的，就是比克瑙那些得不到救赎也无法安息的冤魂。 c: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