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Reference
- 繁体中文译本：《成功的反思: 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 ( 在线阅读 目录 )
《重新想像美麗新世界》 —— 張鐵志
在未來，世界將被一群聰明有才幹的人統治。統治階級將由一個新公式決定：ＩＱ＋努力＝才幹（merit），財富和權力是靠自己努力得來，而非世襲；民主是由受過高等教育的菁英所統治，而非依賴出身或財富。
這是一個美麗新世界。
等等，這看似不就是我們現在的社會嗎？
然而，這個「未來」是英國社會學家麥可．楊恩在一九五八年發表的反烏托邦小說，他所描述的那個未來是二○三三年。這部作品名為《菁英制度的興起》（The Rise of Meritocracy，或譯為《才德制的崛起》）。這是「meritocracy」（才德制）這個字首次出現。麥可．楊恩準確地看到了時代的變化，而那個未來確實在那之後成為現實，「才德制」主導了這個世界。只是，他對這個未來是擔心的。
當代人們認為，相對於封建、種姓或種族制度，才德制是最公平的，畢竟學歷高、能力好、夠努力的人得到更多的報酬（名聲、金錢、資源），再自然不過。
……
桑德爾認為，現實中的才德制其實是虛假的幻想。在當代，教育是社會流動最重要的機制，但在美國的統計數據顯示，名校學生大部分都來自富有家庭，因為富有家庭可以給小孩更好的學習環境，再加上各種人脈關係，所以能否進入菁英學校是有階級偏差的，而不是所有人都擁有真正公平的機會。現實世界的機會遠遠不是公平的。
……
尤其是在這樣的制度下，成功者會認為他們的成功是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而與社會無關，既然成功是我自己的事，那失敗就是輸家自己的錯，這會製造出「才德的驕傲」（meritocratic hubris），對階梯下的人缺乏同理心，甚至不屑和輕蔑，因此更不會有對於共同體內同胞的相互責任。反過來，這會造成輸家對贏家的憎恨。
事實上，過去幾十年美國的主流論述是一種「躍升的修辭」（rhetoric of rising）：你要努力往上爬，只要你努力就會成功（You can make it if you try）。 但現實是，這幾十年也是美國社會的不平等愈來愈嚴重的時期，階級翻身愈來愈困難，曾經人人相信的美國夢成為巨大的黑色夢魘。於是我們見到當前全球最大的政治浪潮：民粹主義對於菁英的反彈情緒。
在二○一六年美國總統大選，選民政治態度的最大分歧標準是有大學教育以上的選民和沒有大專學歷的：當年川普拿下了三分之二沒有大專學歷選民的選票。這是因為他們無知，或者是基於白人種族主義，所以支持川普嗎？沒那麼簡單。這主要是過去幾十年來不分兩黨的菁英長期扭曲整個政治、社會和經濟資源所造成的結果。這讓 中下層階級不只失去了工作，還感覺到社會不再重視他們曾經從事的勞動工作，主流政治菁英只以為這是分配問題，不理解這是尊嚴和社會承認的問題。 桑德爾說，這是一種「屈辱政治」（politics of humiliation）。而川普聰明到懂得收割這些選民的憤慨和悲傷，例如他曾公開說：「我喜歡教育程度低的人們」。
對才德制的批判近年已經愈來愈猛烈，而不只是桑德爾。另一本新書是耶魯大學法律系教授丹尼爾．馬科維茨（Daniel Markovits）近日出版的《才德篩選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他批判 才德制只是合理化對於優勢的不平等分配。 事實是，這個制度現在已經成為自己的反面：「一種對世代間的財富、特權和階級的鞏固機制」。
……
…… 那些得力於全球化市場、供應鏈及資本流動的人，卻愈來愈不倚賴自己的同胞，既不需要同胞提供產品與服務，也無須同胞消費他們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這些全球化贏家的經濟生活與身分不再仰仗地方或國內社群，進而將自己和輸家區隔開來，維持著另一種社交距離。
這些贏家告訴我們，政治主張的區別不再是左右之分，而是開放與封閉之別。在開放世界裡，成功仰賴教育，仰賴提升自己，好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勝出。這代表國家必須保障教育機會人人平等，卻也顯示贏家往往認為成功是他們應得的；而機會如果確實平等，就還意謂輸家之所以落隊是自己的問題。
這種「成功觀」讓「我們都在一條船上」變得缺乏說服力。它讓贏家感覺成功是自己的功勞，輸家覺得贏家不把他們當人看。難怪全球化的落隊者會憤怒不滿，進而受到反對菁英、誓言重新豎起國界高牆的極權民粹主義者所吸引。
……
對下層者而言，上層菁英的傲慢令人備覺難堪。沒有人喜歡被瞧不起，但才德至上論不只造成挫折，還帶來了羞辱。「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和「只要去試就會成功」的想法是一把雙面刃，既能激勵人心，也能惹人不快；雖然褒獎贏家，卻正大光明詆毀輸家。找不到糊口工作的人很難擺脫這樣一個令人喪氣的想法，失敗是他個人問題，自己就是缺乏才能與動力才無法成功。
屈辱政治和不正義政治的不同點就在於此。反抗不正義是對外的，是抗議制度有弊端、贏家是靠不正當手段和操弄而得以上位。反抗屈辱則屬於內心層面，結合了對贏家的不滿和對自己的無止境懷疑：有錢人之所以有錢，或許真的因為他們比窮人更行，而窮人之所以不幸，或許真的是自找的。
……
今日美國政治領域最嚴重的分歧就出現在「有大專學歷」和「沒有大專學歷」的陣營之間。二○一六年總統大選，川普拿下了三分之二沒有大專學歷的白人選票，希拉蕊則是獲得大專以上學歷者的全面支持。英國脫歐公投也有同樣的分歧。不具大專學歷的選民一面倒支持脫歐，碩士以上學歷者則大多贊成留歐。
總統大選結束一年半後，希拉蕊回顧當時，言談間仍然顯露著當初導致她敗選的菁英傲慢。「我拿下的選區貢獻了全美國三分之二的國內生產毛額，」二○一八年，她在印度孟買一場會議上表示：「換句話說，投票給我的選民是樂觀、多元、充滿活力和向前看的。」希拉蕊說，反觀川普的支持者，全是「不想讓黑人得到應有的權利」或「不希望女人……出門工作」的傢伙。她拿下的是全球化贏家的選票，支持川普的盡是全球化的輸家。
……
美利堅合眾國的立國者自稱「才德之士」，並且希望和他們一樣知識德性兼備的賢能之輩選上總統。他們反對世襲貴族，卻又不欣賞直接民主，害怕直接民主會讓煽動家掌權，於是努力構思各種制度，例如以間接選舉選出參議員和總統，好讓賢能者治理國家。傑佛遜寧願選擇具備「德性與才能」的「自然貴族」，也不要「建立在財富與血統上的假貴族」。他寫道，「只會選出自然貴族擔任公職的治理模式，才是最好的」。
從孔子、柏拉圖到共和黨人，這些過去的賢能治國理想雖然各有不同，卻有一個共通的看法，就是治國才能少不了道德及公民德性。因為這些前人都同意，共善（至少部分）包括公民的道德教育。
然而，我們目前的技術官僚菁英制卻將道德判斷排除在治國才能之外。經濟上，這套模式直接用國內生產毛額來理解共善，人民對國家的貢獻完全由他們賣出的貨品或服務的市場價值來決定。掌理國家時，這套模式認為治國才能就是技術專業。
於是，我們看到經濟學家擔任政策顧問的角色愈來愈吃重，社會愈來愈倚賴市場機制來定義和實現共善，公共論述也不再探討應該置於政治論辯核心的重大道德與公民議題，包括我們應該如何面對日益惡化的不平等？國界的道德意義何在？什麼能帶來工作尊嚴？身為公民，我們互相虧欠對方什麼？
這套治國模式看待才德和共善的角度在道德上非常狹隘，導致民主社會在許多方面遭到削弱。首先也是最明顯的一點：過去四十年來，才德至上產生的菁英在治國方面表現並不出色。美國一九四○至八○年代的治國菁英表現優秀許多，不僅打贏了二次世界大戰、協助歐洲和日本重建、打造福利國家、解除種族隔離，還創造了四十年的經濟成長，而且窮人富人雨露均霑。反觀之後的治國菁英，卻只為我們帶來了大多數勞工薪資停滯四十多年、所得和財富不均直逼一九二○年代的歷史紀錄、伊拉克戰爭和打了十九年遲遲未果的阿富汗戰爭、金融業鬆綁、二○○八年金融危機、基礎建設凋敝、全球最高的監禁率，以及一套視民主為兒戲的競選財務及選區劃分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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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才德至上原則儘管激勵人心，卻可能轉為專制。當國家社會做不到才德至上的時候是如此，做到了也是如此。事實上，做到了更可能如此。才德至上理想的黑暗面就埋藏在它最動人的許諾裡，深植在「人是自己的主人」和「操之在我」的應許中，只是這個許諾沉重得難以負荷。才德至上理想賦予個人責任極大的分量。要人為自身行為負責是好事，基本上。這是尊重人作為道德主體與公民有自主思考和行動的能力。但在道德上要人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是一回事，以此認定我們每個人都該為自己的命運負責就另當別論了。
其實「命運」一詞本身就代表特定的道德觀，暗示人所要承擔的責任有其限度。因為命「運」意謂機運，代表結果不是由個人努力，而是由宿命、機遇和天意決定；並非取決於才能與抉擇，而是涉及偶然與巧合，甚至神的恩典。 這讓我們想到，最早針對才德的重大討論不是關於所得與工作，而是神的垂青：恩典是人掙得的，還是神的賞賜？
才德的問題同樣出現在基督教對於救贖的討論中：信徒能靠謹守教義規範和行善獲得救贖，還是完全取決於神，和人如何行事無關？前者感覺更為公正，因為賞善罰惡，但在神學上卻會造成問題，因為它挑戰了神的全能。若人可以靠自己掙得救贖，只要做得對就理當得到，那神就不得不以我們的才德為依歸。如此一來，救贖就至少部分出於自助，也就代表神的權能並非無限。
第二個選項視救贖為神恩，人無法自己掙得。這個選項肯定神的全能，卻衍生另一個問題：假若萬事萬物皆為神所造，那罪惡的存在也是祂造成的。但神既然是公正的，又有能力遏阻苦難與罪惡，為何仍讓苦難與罪惡發生？神若是全能的，那罪惡的存在似乎蘊含祂並不公正。在神學上，神是公正的、神是全能的和罪惡存在這三件事似乎無法同時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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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時至今日，我們面對成功的態度還是甩不開我們有時以為早已拋到腦後的天命思想。我們自認為是自由的主體，能憑著自身努力往上爬或成功，這種想法只是才德至上制的其中一面。另外一個同樣重要的面向就是我們深信成功者配得成功。才德至上論的這種「勝者為王」觀，不僅導致了贏家心生傲慢，輸家備感屈辱，同時反映了在我們這個幾乎已經全面世俗化的社會裡，仍然有天命思想殘留在道德語彙中。
「幸運者很少以幸運為滿足，」韋伯觀察到，「他還想知道自己『有權』如此幸運，希望確定自己『配得』好運，而且比他人更有資格。他希望自己有權相信，不幸之人之所以不幸也是因為該當如此。」
才德霸權會興起，至少部分源自於此。現代的才德至上論將成功道德化，其實呼應了古代的天命思想：雖然成功者的能力與財富並非出於神的左右，而是歸功於他們自身的努力與付出，但其成功反映了他們才德出眾。富人之所以有錢，是因為他們比窮人更配得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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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爾斯看來，美國大眾文化就是一場機運道德觀與自為道德觀的不平等對抗，後者顯然具有壓倒性的優勢。機運道德觀明白人生有許多面向超越人的理解與掌控，才德不一定能帶來相應的報償。這樣的道德觀為神秘、悲劇和謙遜留下了空間，也承繼了《舊約．傳道書》裡表達的感觸：「我又轉念：見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贏；力戰的未必得勝；智慧的未必得糧食；明哲的未必得資財；靈巧的未必得喜悅。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時的機會。」
相較下，操之在我的自為道德觀則是將「人的選擇置於屬靈秩序的中心」。 這樣做不是揚棄神，而是重新定義神的角色。李爾斯闡明了自我成就與掌控的道德觀起源於福音派內，最後成為主流。這個道德觀用「路德痛斥的功德之約取代了恩典之約」，而且到了十九世紀中，「功德不再意指聖禮（如同傳統天主教），而是指世俗的道德努力」。不過，這些世俗努力仍然具有得自天命的道德優越性。
……
人的努力加上天命應許，給了才德至上論一飛沖天的燃料。它揚棄機運道德觀，主張世俗成就和道德正當性互為表裡。「一個文化愈不堅持人有責任掌握自己的命運，就愈可能更加寬容、仁厚和體恤」；愈清楚察覺命運與機遇的不可預測，就愈「可能鼓勵幸運之人想像自己身陷不幸，跳脫才德配位的迷思與傲慢，了解到人人得其所當得是多麼偶然，無法預測。」
李爾斯語重心長地提到功德說和才德至上論對公民與道德的傷害：
自以為是的世俗版基督教天命論主導了美國的道德觀長達兩百年。操之在己的文化延續了這套論述，只不過偏愛的語彙從宗教轉成了技術官僚式的。這套天命觀的傲慢來自它習慣將世俗神聖化，油腔滑調地向我們保證，所有人都是天命（或演化）的一部分，而且能夠從現有的社經結構，甚至全球權力競逐的結果中見到神的安排。
……
從讚揚和譴責的角度看待健康與財富，是非常功德取向的生命觀。它絲毫不留餘地給機運或恩典，主張人完全為自己的命運負責，一切事情都是對個人選擇和生活方式的獎懲。這種思想標榜徹底的操之在我道德觀，從而促成了菁英傲慢。它讓成功者相信自己是「為上帝工作」，鄙視受厄運打擊之人。不論颶風、海嘯或疾病，受害者自己也有責任。
這種傲慢不僅出現在成功神學保守人士和批評福利國家的放任自由主義者身上，也是自由進步政治的一大特色。用老掉牙的天命語言解釋美國的強盛富庶，認為原因出在美國是神選之國或公義之邦，就是很好的例子。二○一六年，希拉蕊於民主黨大會上發表接受提名演說時表示：「歸根結柢，川普就是不了解這一點：美國偉大，是因為美國良善。」她在大選期間經常搬出這套說法，希望說服選民川普品性不端，貪贓枉法，和他的競選承諾「讓美國再次偉大」根本自相矛盾。
然而，良善與偉大並沒有必然的關聯。不論國家或個人，公義是一回事，力量與財富是另一回事。稍微回顧歷史就會發現，強國不必然講求公義，道德崇高的國家不必然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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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自由派與進步派都抗拒這種想法，尤其平等觀念強烈的人更是反對有錢人之所以有錢，是因為他們比窮人更配得財富。他們認為這種寡情的泛道德論是有心人士用來反對向富人課稅以幫助弱勢的說詞。這些具有平等思想的自由派不同意「富裕代表才德出眾」的主張，強調機運的偶然。他們指出在市場化社會裡，勝敗不只取決於品德與才能，也倚賴機遇與環境。從道德的角度看，許多區別贏家和輸家的因素都純屬隨機與偶然。
然而，既支持「國家因良善而強大」這種泛道德的天命思想，又反對「富人因有德而發財」這種泛道德的才德配位觀，其實並不容易。若對國家而言，強大就代表正確，那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頂層百分之一」。從道德或神學的角度看，美國對外的天命思想和對內的才德配位觀都是一體兩面，無法單獨成立。
如今我們看待成功的態度就和清教徒對救贖的看法一樣，不是出於機運或恩典，而是我們自己努力拚搏得來的報償。這是才德觀的中心思想。它高舉自由（憑藉努力掌握自身命運的能力）與應得：若我手上擁有大量世間事物（所得、財富、權勢與地位）都是自己掙來的，那我必然配得它們。成功是才德的象徵，富裕是我應得的回報。
這種思想非常振奮人心。它鼓勵人視自己為命運的主人，而非受役於不受他們掌控的力量。但這種思想也有黑暗面。我們愈認為人是自為自足的，就愈不可能在乎比我們不幸的人。既然成功是我個人的本事，那失敗必然是輸家自己的錯。這種思想腐蝕了休戚與共感。太過強調命運操之在己導致我們很難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
過去四十年來，才德配位思想在民主社會的公共生活裡愈來愈根深柢固。即使不平等急遽惡化，大眾文化仍然不斷宣揚命運操之在己和人人得其所當得的想法，感覺就像全球化的贏家需要說服自己和眾人，社會上層者本來就該爬到上層，下層者本來就該淪落下層似的。如果沒有，那也是沒能去除障礙，讓機會平等的緣故。 主流中間偏左和中間偏右政黨近幾十年來的主要分歧，也都環繞在如何定義及實現機會平等，好讓人人全憑才能與努力決定自己能爬多高。
我會察覺才德思想的菁英心態正在蔓延，是因為學生的緣故。我從一九八○年開始在哈佛大學教授政治哲學，不時有人問我學生對事情的看法有什麼改變，但我往往覺得很難回答。學生在課堂上討論我教授的那些主題時，總是帶有各式各樣的道德與政治立場。我沒有在學生身上看到明顯的改變，只有一點例外。那就是 從一九九○年代到現在，愈來愈多學生相信成功是自己的功勞，是他們努力的結果，是靠自己掙來的。在我教過的學生裡，這樣的才德信念愈來愈強。
我起初以為那是因為他們成長於雷根時代，內化了當時的個人至上哲學。然而，他們絕大部分都不是政治上的保守派。這種才德思想橫跨所有政治立場，尤其討論到大學招生的平權措施更是明顯。絕大多數的學生，不論支持或反對平權措施，都深信自己超級努力才符合哈佛的入學資格，因此錄取全憑真本事。若有任何一點暗示，提及他們能進哈佛是因為運氣或個人努力以外的因素，都會引來強烈不滿。
……
鄧小平於一九七○年代晚期至一九八○初期推動中國市場化改革，英國首相柴契爾和美國總統雷根也在同一時間推行各項措施，促使社會更倚賴市場。這段相信市場化的時期宛如鋪路石，為其後數十年的才德價值觀和相關做法搭好了舞台。
坦白說，才德思想並非市場發展的必要條件。最常見的支持市場的理由其實是效益與自由。效益論者主張市場能創造誘因，提高國內生產毛額，擴大全民福祉；自由論者則強調市場可以讓人自由決定要以什麼價格交換商品或貨物。
然而，一九八○年代的市場凱旋論卻催生了支持市場的第三個理由，而且這個理由帶有明顯的才德配位色彩：只要市場是在機會平等的公平制度下運作，人人都會得到其所應得的報償。只要人人都有公平競爭的機會，市場就會依據才能犒賞每個人。
柴契爾和雷根時代的自由市場保守主義有時蘊含這套才德配位觀，但要到後來的中間偏左政治人物崛起，這套思想才被發揚光大。這是因為一九九○年代以降的中間偏左政治論述有一個明顯的特色：布萊爾和柯林頓等人不再挑戰柴契爾和雷根時代的市場凱旋論，不再反對其基本預設，只努力淡化它嚴酷的那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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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政治人物不厭其煩一講再講的真理信條，我們就該懷疑它已經不是事實了。向上流動說便是如此。向上流動說最盛行之時，正是貧富不均惡化到令人咋舌的時候，這點絕非偶然。當美國頂層百分之一人口的所得比底層一半人口的所得總和還多，當美國人民所得中位數停滯四十年，「只要勤奮努力就能出頭」的理想就開始顯得空洞。
這份空洞帶來了兩種不滿。第一種是認為現有體制未能實現才德至上理想，他們即使循規蹈矩努力工作依然無法出頭的挫折感；第二種是認為才德體制已經落實，而他們已經被判出局所產生的絕望感。第二種不滿更令人沮喪，因為它隱約暗示失敗是落隊者自己的過錯。
美國人比誰都相信努力能換來成功，命運操之在己。根據全球民調，絕大多數（百分之七十七）美國人都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在德國只有半數人這麼想；而有一半以上的法國人和日本人認為努力並不保證成功。
問到哪些因素是「出人頭地的關鍵」，有驚人比例的美國人（百分之七十三）將努力擺在首位，充分反映了清教徒工作倫理在美國根深柢固。德國只有將近一半的人認為努力對出人頭地很重要，法國更只有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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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常用理想和期望的眼鏡看世界。了解這一點，就不難看出才德至上的許諾為何可能讓勞工和中產階級選民灰心喪氣，甚至備感屈辱。表面上這很難理解。誰會反對破除障礙，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改善教育機會，好讓所有人都有機會實現美國夢，而非出身權貴者的專利？勞工和中產階級怎麼可能不受向上流動說吸引？明明這些人最能從自由派和進步派提供的教育機會、職業訓練、托育、家事假和其他政策受益？
答案是不一定。二○一六年時，全球化對一般勞工的負面衝擊已經明顯可見，自由派菁英提出的向上流動說卻無情暗示勞工，即使不平等日益惡化，我們仍然要為自己的命運負責，因此不論成功或失敗都是自己的問題。
如此看待不平等，不僅促成了菁英傲慢，也強化了全球化得利者是實至名歸，失利者是咎由自取的看法。歐巴馬總統的經濟顧問桑默斯（Larry Summers）就很直白表示：「我們社會面臨的一大挑戰就是真理本身就會造成不平等。我們的社會愈來愈不平等，原因或許出在人民得到的待遇愈來愈接近他們應得的狀態。」
站在向上流動說的立場，或許有人會說「人人能公平競爭」是值得追求的理想，而非我們所處世界的現實。但才德思想很容易被過度延伸。一開始被當成理想，但很快就變成了事實描述。
雖然向上流動說非常勵志，訴說著一個尚待實現的許諾，但講出口卻很難不給人自滿的感覺：「在美國，只要努力就能出人頭地。」如同其他煽動人心的言詞，向上流動說在勵志裡透露著自滿，將希望當成事實來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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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接下來歐巴馬語氣一轉，從自滿變成了企盼：「我今天能當上美國總統，正是教育給了我機會，因此我要讓美國每個小孩也有同樣的機會。這就是我奮鬥的目標。只要我有幸擔任總統一天，就會繼續努力。」
歐巴馬從事實到企盼再跳回事實的轉變不是失言，也不是思想混淆，而是標準的政治話術。它展現了向上流動說的尖銳之處。這套修辭揉合了企盼與事實，混淆了贏與輸的意義。若才德至上是理想，那落敗者永遠能怪罪制度；若才德至上是事實，落敗者便被誘導著怪自己。
近年來，落敗者最常被誘導而怪自己的就是沒上大學，而菁英傲慢最傷人的一個特點正是文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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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自由進步派政治於脫歐公投、川普勝選和民粹反撲前的基本論點：全球化經濟宛如降臨在我們社會的自然現象，不會再更改，因此關鍵問題不是如何重塑獨厚專業菁英的全球經濟，而是如何適應，減輕它對勞工薪資與就業的毀滅衝擊。
答案就是提升勞工的教育水準，好讓他們也可以在「全球化經濟體制下和其他人一較高下，並且勝出」。倘若機會平等是首要的道德與政治工程，提供高等教育就是非做不可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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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覺到民粹氣氛的史學家湯馬斯．法蘭克（Thomas Frank）批評自由派，說他們太將教育視為化解不平等的解方。「在自由派人士眼裡，所有重大經濟問題其實都是教育問題，都是因為輸家未能習得該會的技能，取得眾所皆知進入未來社會需要的文憑或證照。」法蘭克認為這個解決方案既不合情理，又太自以為是：
這種做法其實根本不是解決方法，而是道德判斷，是成功者的一己之見，認為一個人專業與否完全由其教育程度來判斷。每當他們強調解決之道在於提供更多學校教育，就是在告訴國人：不平等是你的錯，而不是制度。
法蘭克認為，這種觀點讓民主黨無法看清那些導致不平等的政策。他觀察到一九八○和九○年代美國生產力雖有增加，薪資卻未上漲，因此質疑教育是否真的是不平等的主因。「真正的問題出在工人缺乏權力，而非腦袋空空。生產者製造產品，卻失去了要求分一杯羹的能力，持有者愈拿愈多。」而民主黨未能看清這一點，以致「忽略了經濟上的真實情況，包括壟斷力、金融化和勞資關係，而是擁抱某種道德幻想，什麼也不用面對。」
法蘭克提到的「成功者的一己之見」觸及了一個要點。鼓勵更多人上大學很好，廣開大學之門更棒，但要解決不平等，拯救因數十年全球化而深陷困境的勞動階級，一昧強調學校教育產生了一個後遺症，就是削弱了未上大學者的社會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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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學歷者治理國家通常是好事，只要他們具有穩健的判斷力，能同理勞動階級的生活即可，也就是擁有亞里斯多德所說的實踐智慧與公民德性。但歷史證明高學歷和實踐智慧幾乎沒有關聯，也不代表擁有體察共善的直覺。 文憑主義走歪的最佳實例來自大衛．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的《出類拔萃之輩》。他在這本經典之作裡詳細描繪了甘迺迪總統如何召集一群學歷傲人的才智之輩，以及這群技術官僚菁英如何讓美國犯下參與越戰的愚行。
奧爾塔發覺甘迺迪和歐巴馬任命的官員有其相似處，兩群人馬「都是長春藤名校出身，也都擁有某種傲慢和不食人間煙火的味道，跟大多數美國人的生活脫節」。結果歐巴馬任用的經濟顧問也搞出了蠢事。儘管不像越戰害死那麼多人，卻也改寫了美國政治。面對金融危機，這群顧問堅持親華爾街的處置方式，選擇紓困銀行，而非向銀行究責，導致民主黨失去了許多勞工的心，進而促成川普上台。
這麼糟的政治判斷力和菁英傲慢脫不了關係。法蘭克如此表示：「民主黨人普遍認為華爾街是個極具才德威望的地方，跟頂尖研究所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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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黨對立嚴重，聰明與愚蠢因此成為流行的政治語言，這點並不難理解。因為它就像意識形態對抗的避風港，是種可以避開道德爭議，直接訴諸聰明、合情（sensible）與務實以求共識的政治辯論方式。歐巴馬很喜歡這套看似超越黨派的才德思想與修辭。每回說起種族、族裔和性別平等，他總是高談道德，講得頭頭是道；但只要涉及外交事務或經濟政策，他就會不自覺端出這套無關意識形態的修辭，改談聰明與愚蠢。
歐巴馬政治生涯早期最重要的一場演講發生在二○○二年。時任伊利諾州參議員的他公開反對伊拉克戰爭。正是這個反戰立場讓他在六年後和希拉蕊拉開距離，幫他贏得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然而，早在站上全國政壇之前，他就已經從聰明與愚蠢的角度看待政治選擇了。「我不是反對所有戰爭，」這位年輕的參議員在芝加哥的反戰集會上表示，「而是反對愚蠢的戰爭。」
認為我們應該先對事實達成共識，然後才能以此為基準討論個人意見與信念，其實是技術官僚政治的幻想。政治辯論常常涉及辨別哪些事實與爭論有關，以及如何描述這些事實。誰能界定事實，誰就在辯論裡先聲奪人。和莫尼漢參議員的看法相反，是意見左右認知，而非認知左右意見。不是事實經過剪裁乾燥之後，意見才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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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僅在乎自己有多少錢，還在乎自己的財富或貧困反映出何種社會地位與尊嚴。你如果生在貴族社會的上層家庭，就會明白自己擁有特權只是碰巧，而非自己的成就。但你如果生在菁英社會，靠著努力與才能爬到頂層，你就能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因為成功並非仰賴世襲，而是你自己掙來的。菁英社會裡的成功和貴族社會裡的特權不同。菁英社會裡的成功會給人成就感，覺得地位是自己贏來的。由此觀之，在菁英社會有錢比在貴族社會有錢好。
不過，出於同樣的道理，在菁英社會沒錢就令人抬不起頭了。你如果生在貴族社會的農奴家庭，日子會很辛苦，但不會被這樣一個想法折磨，覺得低人一等是自己的錯。揮汗工作時也不會覺得地主是因為比你有本事，比你聰明，所以才能當上地主。你會知道對方不比你更配當地主，他只是比你好運。
然而，你要是處在菁英社會的底層，就很難擺脫一個想法：你現在的處境至少有部分是你自己造成的，反映出你未能展現足夠的天分與抱負，所以才沒有出人頭地。一個能讓人往上爬，也讚揚人這麼做的社會，對未能往上爬的人是沒有好臉色的。
楊恩指出，看清楚自己階級地位的道德任意性有其好處：贏家和輸家都不會認為自己的處境是應得的。這不代表階級制是對的，但這點卻能讓我們察覺才德至上制的弔詭之處。依據才德給予工作與機會不會減少不平等，只是讓不平等改以能力為標準重新洗牌，而且這樣的重新洗牌會讓人認定自身處境是自己應得的，進而拉大富者與窮人的差距
才德思想至少在原則和政治口號層面贏過了對手。放眼全球民主國家，政治人物不分左右，全都宣稱我方的政策才能真正讓所有公民公平競爭，不論種族、族裔、性別與階級，能爬多高完全由努力與才能決定。就算有人埋怨才德至上制，通常也不是批評這個理想，而是批評我們未能實現：有錢有勢者操弄制度以鞏固自身特權；專業階級將才德制變成世襲制，好讓優勢傳給子女；聲稱才德至上的大學替有錢有關係的小孩開後門。在這些批評者眼中，才德至上只是神話，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14。
這份批評顯然有理。但要是問題比這個還深呢？要是才德至上的問題其實並不在於我們未能實現這個理想，而是它本身有缺陷呢？要是向上流動說不再能打動人心，不只是因為社會流動停滯，而是有更根本的理由，因為在競爭的才德至上社會裡幫助人爬上成功階梯是空洞的政治構想，只反映出我們對公民與自由的理解貧乏呢？
為了思考這個更全面的問題，我們必須檢視兩個反對才德至上制是道德與政治理想的理由。一個理由和正義有關，另一個和看待成功與失敗的心態有關。第一個反對理由認為，就算才德至上真的實現，職位與薪資完全反映個人的努力與才能，這樣的社會也不一定公正。第二個反對理由則指出，就算才德至上社會完全公平，也不是良善的社會，而是會讓贏家傲慢焦慮，輸家屈辱不滿。這些心態無益於人的自我滿全，也會妨害共善。
哲學對才德至上社會的批評主要針對第一點。本書稍後將會指出，當代多數哲學家都反對社會依據個人應得來分配職位與薪酬。這個看法和一般人的道德直覺不同，因此值得思考誰對誰錯，是哲學家說得對，還是一般人有道理。
階級充分流動的社會之所以打動人心有兩個理由。首先是它體現了這樣一種自由觀：人的命運應該由自己決定，不受出身背景左右。其次是它顯示了人們希望才德配位。若一個人能爬多高只看個人選擇與才能，那我們似乎能合理地說，一個人若成功了，必然是他配得成功。
然而，儘管聽來很動人，我們卻有理由懷疑才德至上社會就算真的實現，也可能不是公正的社會。首先我們要知道，才德至上社會的終極理想是階級流動，而不是平等。它並不認為貧富差距拉大有什麼錯，只強調隨著時間流逝，富人和窮人的小孩會因為才德差異而互換地位，因個人努力與才能不同而出頭或沉淪，不論偏見或特權都無法讓人永遠待在底層或上層。
才德至上社會只關切人人都有公平機會攀爬成功的階梯，不在乎每一階的落差。才德至上的理想不是不平等的解藥，而是替不平等畫押。
雖然這並不足以反對才德至上制，卻讓人不得不問：因才德競爭而導致的貧富不均是可接受的嗎？才德至上制的支持者認為可以。只要人人公平競爭，結果就是公正的。就算公平競爭也有贏有輸，重點在於所有人位於同一個起跑點上，接受訓練、指導與營養的機會相同。只要如此，贏家就配得獎賞，有些人跑得比其他人快並沒有不公正可言。
上述主張能不能站得住腳，要看才能的道德地位而定。還記得近年來主宰公共論述的向上流動說嗎？政治人物告訴我們，一個人出身再寒微都能往上爬，爬到多高完全由才能和努力決定。但為什麼？為什麼認為命運應該由才能決定，不論才能為我們帶來什麼，都是我們應得或配得的報償？
有兩個理由質疑這一點。首先，擁有某項才能是運氣，並非個人功勞，而運氣帶來的好處（或壞處）不是我們應得或配得的結果。既然才德菁英也都同意，出身富裕家庭帶來的好處不是當得之物，那為何其他形式的好運（例如擁有某項才能）就不一樣？我要是中了百萬樂透，理當為自己的好運而歡喜。但要說這筆意外之財是自己掙來的，因為我才德出眾，這話就很荒謬了。同樣的道理，我要是買了樂透但沒中獎，或許會很失望，但不能抱怨中獎是我應得的報償。
其次，出生在一個我的才能正好受到青睞的社會裡，這點同樣是運氣，不能算是我的功勞。勒布朗．詹姆斯靠打籃球這項熱門運動每年賺進幾千萬美元，但他除了驚人的運動天賦，還有幸生活在看重與獎勵這份天賦的社會裡。出生在這個非常多人喜愛籃球比賽，而他又很會打籃球的社會不是他的功勞。要是他活在中世紀的佛羅倫斯，那時最搶手的人才可不是籃球選手，而是壁畫家。
…… 然而，明白「才能並非個人功勞」卻會打破這幅美景，讓人質疑才德思想，思考光是去除偏見與特權是否就足以造就公正的社會。倘若才能其實出於餽贈，不論出於遺傳巧合或天賜，那麼認為「才能帶來的好處是我們應得之物」就是錯誤與欺騙。
海耶克在一九六○年出版的《自由的憲章》書裡表示，只有一種絕對的形式平等符合自由，那就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工作職位應該向所有人開放，但 政府不該提供公平或補償式的教育機會來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他認為這樣做不切實際，而且最終必須採行強制手段。除非廢除家庭，否則孩童必然在資源不相等的家庭裡長大，唯有透過政府強制，才有辦法給予所有孩童同等的成功機會。但這種強制是不可忍受的。海耶克反對「人人都該擁有相同的起跑點與機會」，因為該原則需要政府掌控「攸關個人未來的所有因素」。 這種作為在他看來太過頭了，是「自由的相反」。
由於海耶克反對所得重分配，因此或許有人會想，海耶克肯定認為自由市場能讓人人得到自己應得的經濟報償。其實不然，而且恰恰相反。海耶克主張，市場給出的結果只反映買家賦予賣家所提供之商品與服務的價值，和獎勵才能完全無關。他清楚區別才德與價值。才德涉及「某人應得什麼」的道德判斷，價值只反映消費者肯出多少錢購買這項商品或那項服務。
海耶克認為我們不該將經濟報償道德化，以為經濟報償反映個人才德。他之所以反對這種做法，目的在消解一個針對放任市場的常見批評，也就是放任市場會造成所得與財富不均。海耶克認為，這是反對不平等的最有力理由，主要因為我們擔心「報償的差別無法反映獲得報償者之間可辨別的才德差異」。
海耶克的回應值得深思。他 不是去證明在市場獲得豐厚報償的人配得那些報償，而是反對經濟報償反映個人才德或道德應得的主張。 這就是他區分才德與價值的論證力道所在。在自由社會中，我的所得與財富反映我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的價值，但這個價值完全取決於變動不居的供需狀況，和我個人的才能與德性無關，也和我所做出的經濟貢獻的道德重要性無關。
擁有社會正巧看中的才能並非我個人的功勞，而是出於運氣，不具道德必然性。 ……
對海耶克來說，否定經濟報償和個人才德有關，就 可以回應那些認為避險基金經紀人收入不該高於教師的人，駁回他們要求所得重分配的主張。他可以這樣說：就算我們認為教書比管理資產更值得尊敬，薪水與報酬也只會反映市場參與者所提供的商品與服務的經濟價值，而非德性或可敬成就的報償。
福利國家自由主義又稱為平等自由主義，哲學上最完整的論述來自二十世紀美國知名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他在一九七一年出版的代表作 《正義論》裡表示，就算一個社會機會完全平等，階級差異充分得到補償，也不會是公正的社會。因為就算競爭確實平等，也會是才能最高者勝出，但才能差異就和階級差距一樣具有道德偶然性。
羅爾斯認為 「就算我們徹底剷除了偶然因素的所有影響」，一個公平的才德至上社會「仍然無法杜絕財富與所得分配受能力與稟賦的天生差異影響」。天賦造成的所得不平等並不比階級造成的不平等更公正。「道德上，天賦與階級似乎一樣偶然」。因此就算真的做到機會平等，社會也不必然公正，仍然必須處理個人天賦差異造成的不平等。
所以該如何處理？ 有些才德至上制的支持者擔心一旦沒了機會平等，就只剩結果平等可以選，但這種齊頭式的平等必須壓制有才者，使他們無法擁有競爭優勢。美國作家馮內果寫過一則短篇故事〈哈里森．布吉朗〉，虛構了一個反烏托邦未來：所有智力、體力或長相出眾的人都必須穿戴妨礙裝置或偽裝，以弭除他們的天生優勢。
然而，羅爾斯告訴我們，這不是補償才能不平等的唯一方法。「沒有人應該因為天賦的才能或德性更高而在社會擁有較好的起跑點，但這不表示我們應該去除這些差異。還有另一種方法可以處理這個問題。」羅爾斯認為我們不該壓制有才者，而是應該要求贏家分享報償給不如他們幸運的人。不要讓最快的賽跑選手穿鉛鞋比賽，讓他們照樣全速衝刺。但事前就要明白，勝利不屬於他們獨有。我們可以鼓勵有才者培養與展現才能，但要讓他們知道，才能在市場上帶來的報償應該和群體共享。
這種處理才能不平等的方法，羅爾斯稱之為「差異原則」。這種方法和才德至上制的不同之處不在禁止有才者發揮才能，而在否定有才者配得或應得市場化社會給予那些才能的報償。
羅爾斯寫道，「差異原則代表我們同意將天賦的分配視為共同資產，不論這樣的分配帶來什麼好處，都由所有人共享。受到天賦垂青的人不論是誰，唯有當其天賦帶來的利益能改善不受垂青者的處境時，才能享有那些利益。」社會應該設法讓「這些偶然因素造福最不幸的人」。
才德至上制的支持者可能會說，就算天賦出於機運，努力也是個人的事，因此憑努力掙得的收穫是我們應得的報償。羅爾斯不同意這種說法。「就連一般說的願意努力，願意嘗試以配得報償，也仰賴家庭幸福及其他社會條件。」就連努力也無法支持市場報償應該反映道德應得的主張。
……
你能成功絕不是單靠自己做到的。你不是單靠自己做到的。但我總是遇到一些人讓我很吃驚。他們認為，嘿，那肯定是因為我很聰明。但世界上有那麼多聰明人。那肯定是因為我比其他人都努力。讓我告訴各位，世界上有非常多很努力的人。
你能成功，一路上一定有人給你協助。你可能遇到一位偉大的老師；有人打造了美國這套不可思議的體制，讓你有機會發達；還有人投資金錢造橋鋪路。你如果做生意，那生意其實不是你做的，是別人做成的。
共和黨立刻抓住最後兩句話，指控歐巴馬支持大政府，對企業家不友善。歐巴馬當然沒那個意思。他不是說你我的生意都是「別人」做成的，而是成功不全是贏家自己的功勞，還有賴群體才能做到。不僅造橋鋪路如此，培養我們的才能和看中我們的貢獻也是如此。「不是只有你出力，我們都有分。」講完前面那段話不久，歐巴馬又補上這樣一句32。
歐巴馬想表達成功者在道德上有欠於他們的同胞，可惜弄巧成拙。但他這番話不只是口誤，還顯露出 福利國家自由主義哲學的弱點，那就是無法提供眾人團結所需的休戚與共感。 這或許可以解釋近幾十年來福利國家政策的正當性為何搖搖欲墜，不僅美國如此，對公共服務和安全網向來更大方的歐洲也不例外。這或許還能解釋自由民主社會為何無力對抗過去幾十年來不斷擴散的不平等和才德思想。而不平等能合理化，正是才德思想在政治口號與公眾心態裡日益高張的後果。
海耶克和羅爾斯都反對以才德或道德應得作為正義的基礎。對海耶克來說，否定經濟報償和才德有關就能回絕重分配的要求。
對羅爾斯而言，否定才德和道德應得的地位在政治上的效果正好相反，可以用來反駁有錢人反對重分配的論述。有錢人認為自己掙得的財富是他們應得的報償，因此不該為了重分配向他們抽稅。羅爾斯則指出，賺大錢不代表一個人有才能或美德，只反映那人擁有的技能正好是市場需要的能力。只要稅法公正，所有人都能保有稅法允許的部分所得，但不能主張稅法應該尊重和獎勵他們的才德與成就。
雖然羅爾斯和海耶克在政治上意見相左，但都反對以才德為正義的基礎。這表示他們在哲學見解上有兩點相同。首先是多元社會很難對哪些德性和人格特質值得獎勵達成共識，其次則和自由有關。「如果要依據才德給予報償，」海耶克寫道：「那些才德就必須是可衡量的，是他人可以辨別及同意的，而非根據某個高高在上者的標準。」但我們很難判定哪些才是才德，這將導致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如果我們對哪些事算作才德、哪些事值得讚揚終究不會有共識，那麼以道德應得而非經濟價值作為分配正義的基礎就注定會導向強制。 因此「只要個人地位取決於我們對才德的見解，這個社會就會是自由社會的反面」。
羅爾斯也指出人們對於才德和道德應得普遍缺乏共識，並擔心將正義建立在道德應得之上會妨害自由。但和海耶克不同，他並非從市場的角度看待自由。對他來說，自由就是追求自己心目中的良善生活，同時尊重別人也有權追求他們心目中的良善生活。這代表所有人都會遵循眾人放下各自利益與優勢之後會一致同意的正義原則。羅爾斯主張，從這個角度思考正義，當我們不曉得自己會富會窮、會強會弱、健康或多病，就不可能將所得分配交給市場，而是只有在不平等有助於社會最弱勢者的時候，才會接受不平等。
雖然羅爾斯反對讓自由市場分配所得，但他有一點和海耶克相同，就是他的 正義原則無意獎勵才能或德性。 多元社會的成員對什麼是有才與有德缺乏共識，因為這類判斷取決於你認為「人怎樣活最好」，而這件事並無定論。羅爾斯認為，將正義原則建立在這類判斷上只會戕害自由，將某些人的價值強加給他人，無視人人有權選擇與追求自己心目中的良善生活。
……
海耶克正確指出，將所得不平等視為才德差異造成的結果只會往傷口上撒鹽。「若一個社會普遍認為高所得代表才德出眾，低所得表示才德缺乏，地位和薪水反映才德的高低……這樣的社會對不成功者來說，可能比明白主張才德與成功不必然有關的社會還要難以忍受37。」海耶克提到英國工黨大將安東尼．克羅斯蘭（Anthony Crosland）。克羅斯蘭一九五六年寫了一本影響深遠的書《社會主義的未來》。他在書中同樣強調才德至上可能會讓未能向上爬的人灰心喪氣：
當機會不平等，擇人條件顯然偏向財富或血統時，人們失敗了可以安慰自己，說自己只是從來不曾真正有過機會，因為制度不公平，天平明顯不偏向他們。但要是擇人條件明顯只看才能，我們就無法這樣自我安慰了。失敗會帶來徹底的不如人感，沒有任何藉口與安慰。出於人性的古怪，這反而會增加人對他人成功的嫉妒與不滿。
至於哲學層面，羅爾斯主張，正義原則不得將才能、德性及道德應得納入考量。這個主張點出了羅爾斯自由主義一個更根本的特色，就是「對」優先於「好」。「對」是社會整體運作所仰賴的權利義務框架，「好」則是權利義務框架下個人對德性與良善生活的看法。只要正義原則偏袒某一才能、德性或道德應得，就不可能中立對待多元社會中不同個體對良善生活的不同看法，而會強加某些人的價值在其他人身上，以致無視人人有權選擇和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
羅爾斯用一個類比來說明正義優先於才德。我們設立產權制度不是因為認為壞人本性頑劣，需要制度來懲罰他們。因為如此一來，懲罰就是從「才德」角度出發的，將「好」擺在了「對」之前。這是本末倒置。我們設立產權制度是出於效率與正義；每當有人偷竊，我們就執法懲罰他們。由於竊賊侵害了他人權利，所以當受懲罰。懲罰是為了處分小偷的不正義作為，而非羞辱他們人格低劣（雖然副作用可能如此）。
羅爾斯指出，從才德的角度理解經濟報償也會本末倒置，將「好」置於「對」之前。「一個以獎勵道德應得為第一原則的社會，就跟為了懲罰竊賊而設立產權制度沒有兩樣。」
羅爾斯不以才德看待經濟成功，乍看應該會 讓成功者謙遜，落隊者覺得安慰，讓菁英不致心生傲慢，無財無勢者不會失去自尊。當我真心相信自己成功是出於好運，而非個人的努力，就更有可能覺得應該將好運與他人分享。
如今這種感覺已經很罕見了，贏家心懷謙卑並非當前經濟與社會的常態；而民粹反撲的一大動力，就是來自勞動階級普遍感覺菁英瞧不起他們。這有可能只是目前的福利國家政策未能實現羅爾斯的公正社會，但也有可能是平等自由主義根本未能撼動菁英的自滿。
……
不過，堅持高學歷專業階級對藍領勞工的高傲態度是社會習慣的問題，無法也不該由政治解決，這種看法非常愚蠢。榮譽和認可的問題無法跟分配正義的問題完全劃開，這點從我們補償弱勢者時隱含（甚至毫不避諱）的施恩態度看得最清楚。誠如自由派平等主義哲學家湯瑪斯．內格爾（Thomas Nagel）所說的，「就算種族和性別不平等減少了，天才和蠢材的巨大不平等依然存在。兩者即使一樣努力，獲得的報償卻大不相同。」
福利國家自由主義可能衍生出傲慢與羞辱的政治效應，這點從一九八○至九○年代的平等主義自由派哲學家的作品裡開始變得明顯。這些哲學家依循羅爾斯的論點，主張 才能分配具有道德隨機性，因此公正社會應該補償各種厄運，包括生來貧窮、殘障或才能平庸，以及人生路上的意外與不幸。 如同其中一位哲學家所言，「分配正義要求幸運者將運氣帶來的收穫部分或全部分享給不幸者。」
首先，事實證明，學術評估測驗ＳＡＴ測出的學術能力或智力並非和社經或教育背景無關，而是正好相反，ＳＡＴ分數和財富高度相關。家庭所得愈高，ＳＡＴ分數也愈高；所得階梯每升高一級，ＳＡＴ分數就會提高。以頂尖大學要求的分數為例，差距更是明顯。家庭年所得二十萬美元以上的學生，ＳＡＴ成績超過一千四百分（滿分一千六百分）的比例是五分之一，家庭年所得不到兩萬美元的窮人家小孩，比例只有五十分之一。 此外，高分學生的父母擁有大專學歷的比例也高得驚人。
上層家庭的小孩ＳＡＴ分數普遍偏高，除了有錢父母提供的教育優勢之外，還包括聘請家教和接受補習。在曼哈頓之類的地區，一對一家教時薪甚至可達一千美元。近幾十年來，大學入學競爭愈來愈激烈，使得家教與補習成了熱門產業，年產值高達數十億美元。
主持ＳＡＴ的美國大學理事會向來堅稱ＳＡＴ只測量性向，分數不會受補習影響，近年來卻不再嘴硬了，跟可汗學院（Khan Academy）共同推出ＳＡＴ線上測驗，供所有受試者練習。 雖然這樣做值得嘉獎，卻不如大學理事會所期望與宣稱的那樣，足以抵銷補習造成的優勢。因為可想而知，比起弱勢家庭的子女，高所得、高學歷家庭的小孩更能利用線上資源，導致上層階級子女和其他小孩的分數差距進一步拉大。
對科南特而言，性向或智力測驗是公平的學術能力評量，不受教育弱勢或標準不一的高中成績影響，因此他才會使用ＳＡＴ篩選給予獎學金的學生。要是他知道高中成績比ＳＡＴ分數更能找出適合上大學的低所得學生，應該會很驚訝吧。
比較測驗分數和課業成績的預測力並不容易，因為有三分之二的學生，這兩個項目的表現相去不遠。但對ＳＡＴ分數和課業成績差距明顯的學生而言，ＳＡＴ分數對上層階級學生有利，對弱勢學生不利。
雖然高中成績也和家庭所得相關，但ＳＡＴ和家庭所得的相關程度更高，其中有部分原因出在ＳＡＴ其實是可訓練的。和測驗產業長年以來的說法相反，家教確實有用，於是一個利潤可觀的產業應運而生，專門教導高中生各種應考技巧，讓他們考取高分。
其次，科南特提倡的才德招生制度並未如他理想促成無階級社會。所得與財富不平等自一九四○和五○年代開始一路加劇，而他認為可以解決階級固化的社會流動也沒有到來。優勢者和弱勢者的地位並未在一代之後交換，而是如之前提到的，只有極少數窮人家小孩躋身富裕階級，也只有極少數有錢人家小孩落到中上階級之下。儘管抱著麻雀變鳳凰的美國夢，階級流動在美國卻比許多歐洲國家還罕見，近幾十年來也沒有好轉的跡象。
更重要的是，才德至上社會的高等教育不僅未能成為社會流動的推進器，反倒強化了上層階級傳承給子女的優勢。 的確，頂尖大專學生的族群組成與學業能力比一九四○年代改善許多，科南特當年希望削弱的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清教徒富裕家庭的世襲優勢已經不再。女性申請學校可以和男性平起平坐，學校也會主動招收各個種族與族裔的學生。目前長春藤盟校大約有半數學生填寫資料時表明自己是有色人種，二十世紀上半普遍執行的猶太學生招生限制與人數上限也已經完全取消。
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大學長年偏好招收上層階級私校出身的青年，這項慣例於一九六○和七○年代逐漸消失，長春藤盟校也不再對勉強合格的校友子女來者不拒。學業標準改善了，ＳＡＴ成績中位數也提高了。財力雄厚的大專院校開始施行不問財務需求招生，慷慨發放獎助學金，替有能力的清寒學生移除了最大的經濟障礙。
這些都是無可否認的進步。然而，儘管早期提倡者樂觀期盼，後來的教育大師與政治人物不斷保證，高等教育的英才革命卻未能帶來社會流動與機會開放。 美國頂尖大專院校確實趕走了科南特憂心的那群自我滿足又自以為是的世襲菁英。然而，取代他們的才德菁英如今卻和他們一樣占盡優勢，守著特權不放。
儘管才德菁英的性別、種族和族裔組成都比貴族菁英多元開放，卻未能促成社會階級流動，高學歷專業階級甚至想出了將特權傳承給子女的方法：不是留給他們大片房產土地，而是給予他們能在才德至上社會成功的優勢。
高等教育自視為機會的欽點者、社會流動的引擎，卻未能大力平衡近年來日益惡化的不平等。以下是高等教育的階級組成現況，特別是某些頂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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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多數頂尖大學的學生都來自富裕環境，極少數來自低所得家庭。全美前百大高等學府有超過七成的學生來自所得前四分之一家庭，來自底層四分之一家庭的只有百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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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的家庭財富差距在頂尖大學最明顯。在長春藤、史丹佛、杜克和其他前段大學，來自最有錢百分之一家庭的學生比來自底層百分之五十家庭的學生還多。在耶魯和普林斯頓大學，只有五十分之一的學生出身清寒（底層百分之二十）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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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富裕（頂層百分之一）家庭者就讀長春藤盟校的機會比出身清寒（底層百分之二十）家庭者高出七十七倍。大多數來自底層百分之五十家庭的年輕人只就讀二年制大專院校，甚至沒唸大學。
過去二十年來，菁英私立大學提供更多獎助學金，聯邦政府也加碼資助大專院校協助清寒學生，例如哈佛和史丹佛大學目前都有助學計畫，提供家庭年所得不到六萬五千美元的學生免繳學費及免費食宿。儘管如此，頂尖大學低所得家庭學生的比例自二○○○年以來就少有增長，有些學校甚至降低。目前哈佛大學「第一代哈佛生」（亦即家族裡第一位就讀該校的人）比例不比一九六○年代高。研究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大學招生史的作家傑羅姆．卡拉貝爾（Jerome Karabel）總結道，「現在的勞動階級和窮人家小孩想讀三大名校（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就和一九五四年一樣難。」
美國頂尖大學的學術聲望、科學貢獻與豐沛的教育資源向來舉世稱羨，然而這些機構卻未能有效促進社會流動。經濟學家拉吉．切提（Raj Chetty）及其研究團隊最近全面檢視了大學對於促進跨代階級流動的影響。他們 研究了一九九九至二○一三年共三千萬名大學生的日後發展，計算美國各大專院校有多少學生自所得階梯底層爬到頂層，也就是從最低五等分位躍升到最高五等分位。換句話說，他們想知道美國各大專院校有多少清寒學生日後所得足以躋身頂層百分之二十，結果發現目前的高等教育對促進社會流動幫助少得驚人。
頂尖私立大學尤其如此。雖然就讀哈佛或普林斯頓等校確實讓清寒學子大有機會出人頭地，但這些名校招收的清寒學生之少，以致促成的社會流動極低。從所得底層升到頂層的哈佛學生比例只有百分之一點八，普林斯頓更只有百分之一點三。
或許有人會想，頂尖公立大學應該不一樣。但這些學校同樣大量招收家境原已富有的學生，對社會流動的貢獻幾近於零。密西根大學安娜堡分校的社會流動率只有百分之一點五，學生的階級組成和哈佛相去不遠，有三分之二學生出身最高五等分位的富裕家庭，清寒學生比例不到百分之四，比哈佛更低。維吉尼亞大學也類似，社會流動率只有百分之一點五，主要原因來自該校的清寒學生比例不到百分之三。
切提的研究團隊確實發現一些較不有名的公立學校和州立大學社會流動率較高。這些學校不但招收更多低所得學生，協助他們向上流動也更成功。例如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和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都有將近百分之十的學生從所得底層升到頂層，社會流動率是長春藤盟校和大多數頂尖公立大學的五倍左右。
然而，這些學校只是少數。切提檢視了全美一千八百所大專院校，從私立學院、公立大學、知名學府到非頂尖院校都有，發現這些學校整體而言只讓百分之二不到的學生自所得最低五等分位爬到最高。 或許有人會問，要求大學讓學生只花一個世代就從所得底層五分之一（家庭年所得兩萬美元以下）跳到頂層（年所得十一萬美元以上）是否太強人所難。然而，就算微幅向上流動也很稀罕，所得躍升兩個五等分位的頂尖大專院校學生只有十分之一左右。
儘管上大學確實能提升未來所得，美國大學向上流動的學生卻少得驚人。大學畢業生的確更容易找到待遇優渥的工作，頂尖大學畢業生尤其如此，但這些學校對社會流動影響甚微，因為絕大多數學生本來就家境富裕。美國高等教育就像一部大多數人都在頂樓搭乘的電梯。
現實上，美國大多數大專院校鞏固特權的多，開放機會的少。這對冀望高等教育成為主要機會管道的人來說，無異敲響了一記警鐘，同時讓人不得不質疑當代政治信奉的教條：解決不平等惡化的辦法是促進社會流動，而促進社會流動的做法則是讓更多人上大學。
雖然不分意識形態的政治人物都宣揚高等教育能促進階級流動，但這個機會願景卻愈來愈不符合大多數人的實際經驗，尤其那些沒有大專文憑卻仍期盼擁有工作尊嚴與體面生活的人。才德至上社會忽略了這個合理的期盼，只會為自己帶來危險。高學歷階級很容易忘記大多數人都沒有大專文憑。時常勸告他們想改善處境就要讀大學（「學得愈多，賺得愈快」），給人的感覺可能是侮辱更多於激勵。
……
這個主張乍看合情合理，提高有才能的清寒學生的受教機會絕對是好事。然而，美國大專院校過去幾十年來在招收非裔與拉丁裔學生方面大有改善，對提高清寒學生比例卻幾乎毫無進展。不僅如此，當大眾還在為了少數種族與族裔的平權措施爭執不休，美國大學卻早已悄悄為了有錢人廣開平權大門。
譬如許多知名大學喜歡招收校友子女，且美其名為「傳承」，理由是這樣做既能創造歸屬感，又能拿到捐款。以頂尖大學來說，校友子女的錄取率甚至可達其他申請者的六倍。哈佛大學的平均錄取率只有二十分之一，校友子女卻高達三分之一。
有些大學會放寬學業門檻，方便家境富裕的非校友子女入學，因為錄取這些表現平平的學生可以讓學校有錢蓋新圖書館或發放助學金。杜克大學一九九○年代晚期到二○○○年初期募款時，就每年開放一百個左右的新生名額給捐贈者子女。這些孩子若非學校放寬標準，應該都無法錄取。雖然有教授擔心此舉會拉低學業標準，但這項政策讓杜克大學拿到大筆捐贈，反倒提升了學校的競爭優勢。根據法院最近取得的哈佛大學招生政策資料顯示，因為捐贈而錄取的學生比例將近百分之十。
體育特招生制度也對富家子女有利。有些人認為，降低體育績優生的學業門檻，尤其美式足球和籃球這類熱門運動的選手，有助於少數與弱勢族群和低所得家庭子女進入大學。但整體而言，受惠於體育特招生制度的多半還是有錢人和白人子弟，人數高得不成比例。這是因為頂尖大學偏好的運動項目幾乎都是有錢小孩在玩的，像是壁球、袋棍球、帆船、划船、高爾夫、水球和擊劍，甚至馬術。
體育特招生制度並非密西根或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專利。這些美式足球名校的球隊年年進入盃賽，球場裡永遠是爆滿的觀眾。但就算是小學校，例如新英格蘭知名的威廉士文理學院，班上也有百分之三十的學生是體育特招生，其中出身弱勢家庭的人少之又少。一項由前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參與的研究檢視了美國十九所頂尖大專院校，發現體育特招生比少數與弱勢族群或校友子女更有錄取優勢，只有百分之五的體育特招生出身於所得底層四分之一的家庭。
大學有不少方法可以補救這些不公。他們可以採取階級平權措施，比照目前給予校友子女、捐贈者子女和體育特招生的優惠錄取清寒學生，也可以全面去除優惠，讓富家子女不再得利。此外，大學也可以展開行動，抵銷有錢子女藉由家教和補習墊高ＳＡＴ分數而取得的入學優勢，例如芝加哥大學等校最近的做法。研究顯示，ＳＡＴ分數作為學業表現預測指標，比高中課業成績更容易受到社經背景扭曲。減少對ＳＡＴ的倚賴可以讓大學招收更多清寒學生；學校的學術表現就算受影響，也是微乎其微。
這些都是大學可以自行採取的措施，而政府也可以插手要求大學招生制度減少對上層階級子女的偏袒。民主黨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Edward Kennedy）雖然以校友子女身分進入哈佛就讀，卻曾經提案要求私立學校公布校友子女的錄取率，並提供他們的社經背景。批評才德招生制不平等的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丹尼爾．馬科維茲（Daniel Markovitz）更進一步提議，私立大學招收的學生至少半數必須來自所得底層三分之二的家庭，方法最好是增加招生名額，否則就要取消免稅優惠。
這些措施不論出於大學決策或政府規定，都會緩和造成高等教育無力促進社會流動的不平等，讓弱勢學生更有機會上大學，減少招生制度的不公平。因此，我們很有理由考慮採納這些措施。
然而，只思改善現有制度的不公平，其實忽略了科南特英才革命的大前提。我們應該要問，大專院校應該接受這樣的角色，依據才能篩選學生，決定誰能出人頭地嗎？
答案是最好三思，理由至少有二。首先是這套篩選機制對落選者暗含負面評價，並且會給公共生活帶來損害；其次是才德競爭會對錄取者造成創傷，加上篩選有可能反客為主，讓大專院校偏離了教育使命。簡而言之，將高等教育變成你爭我奪的篩選競賽對民主和教育都不健康。
科南特明白，將大學變成篩選機器有可能埋下社會不和的種子，但他認為這個風險是可避免的。他希望用測驗與分流將每個人導引到最能發揮自身才能的社會角色（他仍然堅信只需要測驗與分流才能），又不至於暗示最有才能者比其他人更有價值。他認為教育篩選機制和舊有的世襲特權不同，不會讓人心生錄取者高人一等或更值得尊敬的判斷。
科南特相信我們可以篩選人但不評判人，這個想法忽略了他所協助打造的才德菁英制背後的道德邏輯與動人之處。主張才德菁英制優於世襲貴族制的一大論點，就是憑藉才德出頭的人是自己掙得成功的，因此配得才德所帶來的報償。才德篩選制擺脫不了對掙得與應得做出判斷。大眾必然會朝這個方向想，評判誰的才能與成就值得讚揚和認可。
科南特堅信高等教育應該將權力從世襲上層階級手中拿走，交給有才能的知識分子與科學家。這不僅是分派社會必需角色的一種方式，也是針對科技發達的現代社會應該重視和獎勵哪些才智與德性的一項主張。因此，無可否認地，這套新的篩選機制同時還是一套新的標準，用以決定社會地位與尊嚴如何分配。這正是《菁英制度的興起》所要表達的重點。楊恩於一九五八年出版本書，科南特才剛卸任哈佛校長沒有幾年。他看見了科南特未能察覺或拒絕去看的道理，就是新的才德菁英制會讓人以新的基準評判誰應得、誰不應得，而且非常嚴苛。
科南特協助高等教育改頭換面走向了才德菁英制，追隨他的後輩則是毫不避諱篩選與評判的關聯。約翰．加德納（John W. Gardner）曾任基金會董事長，後來擔任過詹森總統的衛生教育福利部長，他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卓越》一書中表達了這個新菁英時代的精神：「我們正見證一場革命，社會對能力拔尖、訓練有素之人的態度正大幅轉變。人類歷史上頭一回如此廣泛需要這類人。」過去社會由少數人把持，因此可以糟蹋才能，但現代科技社會由複雜的組織掌管，永遠求才若渴，不論才能來自何處。於是，這場不得不然的「獵人才大賽」重新界定了教育的任務，那就是成為「嚴謹的篩選程序」。
和科南特不同，加德納不諱言才德篩選機制有其無情的一面。「對所有人而言，當教育愈有能力將聰明的年輕人推到頂端，其本身就形成嚴苛的篩選過程……學校成為有能力的年輕人獲取機會的黃金管道，卻也成為能力不足者發現自身極限的場所。」這是機會平等的陰暗面，它一方面讓「年輕人全憑能力和抱負決定爬得多高，不受財富、社會地位、宗教或種族所阻礙」；另一方面，卻讓「缺乏必要能力的年輕人痛苦煎熬」。
加德納認為，這種痛苦是無可避免的，是值得承受的代價，因為我們亟須找出和栽培有才能的人。他承認這種痛苦在能不能上大學這件事上給人的感受尤其強烈。「一旦社會能夠有效且公平地依據才能篩選人，敗者就會明白自己地位不高的真正原因是他本身能力不足。這對誰來說，都是難以接受的事實。」
在楊恩眼中，這點是反對才德招生制的當然理由，但對加德納來說，這就是個不幸的副作用。「由於大學地位大幅提高，」他坦白指出，上大學成了成功的定義。「時至今日，上大學幾乎已經成為世人眼中高成就的先決條件，進而在我們創造的錯誤價值觀裡，成為美滿人生的唯一通行證。」加德納堅持表示，「成就不該和個人價值混為一談」，個體不論成就大小都值得他人尊重。但他似乎明白，自己協助促成的才德至上社會很難容得下教育成就和社會尊嚴的區分。
顯而易見地，在大眾心中，大專教育和個人成就、向上流動、市場價值及自尊牢牢地綁在一起。只要有夠多的人相信上大學才能贏得尊敬與自信，這樣的意見一致就會讓這個看法成為事實。
幾年後，耶魯大學校長金曼．布魯斯特（Kingman Brewster）也不諱言，依據才能篩選學生和上大學成為社會認可與尊嚴的象徵，兩者密不可分。布魯斯特為了將耶魯大學帶向才德至上制，讓招生更倚重學業能力而非家族地位，遭遇了重量級董事的反對。一九六六年，耶魯大學開始採行不問財務需求招生，也就是招生不考慮申請者的財務需求，並提供錄取者足夠的財務協助。布魯斯特一針見血指出，新政策不僅能讓耶魯大學吸引出身寒微的優秀學生，還能提高對有錢學生的吸引力。富家子弟會喜歡根據才能而非財力招生的大學，因為「錄取不再是看口袋的深度，」他寫道：「上流子弟會引以為傲，覺得自己是靠才能，而非某種名為『背景』的模糊標準而錄取的。」
過去父母以送子女到能攀龍附鳳的學校為榮，如今父母以送子女到象徵孩子才能出眾的學校為傲。
招生制度的才德轉向提高了大學威望，讓大學得以吸引最出色的學生。這份威望不僅展現在錄取學生的ＳＡＴ平均分數上，也展現在申請被拒的學生人數上。大學愈來愈常按其入學門檻高低排名，學生也愈來愈以此為申請的考量。
一九六○年代以前，有意就讀大學的學生通常申請離家不遠的學校，才能出眾的學生因而遍布各大專院校。但當高等教育轉為才德取向，挑選學校也變得更加謀略。學生開始專挑入學門檻高的學校申請，尤其高所得家庭的學生更是如此。
研究高等教育的經濟學家卡羅琳．霍克斯比（Caroline M. Hoxby）稱此趨勢為「高等教育的重篩選」。高門檻大學和低門檻大學的差距愈來愈大。ＳＡＴ拿高分的學生統統搶著申請同樣幾所大學，使得入學資格成為贏者全拿的競爭。許多人以為現在要進大學比以前更難，其實並非如此。美國絕大多數的大專院校幾乎都是來者不拒。
過去幾十年來，只有少數幾所頂尖大學招生率大幅降低。就是這些學校引來媒體頭條報導，並且讓志在大學的富家子弟陷入搶進窄門的生死鬥。一九七二年，「重篩選」已經開始，史丹佛大學的錄取率剩下三分之一，現在更不到百分之五。一九八八年，過半申請者（百分之五十四）都能進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如今只剩下百分之九可以如願。芝加哥大學錄取率降幅最大，從一九九三年的百分之七十七驟降到二○一九年的百分之六。
美國目前共有四十六所大專院校錄取率不到百分之二十，其中便包括二○一九年招生醜聞涉案家長希望兒女就讀的學校。然而，這些超級名校的學生總數只占全美大學生的百分之四，其餘八成以上學生就讀的學校錄取率都超過五成。
過去五十年來，重篩選將高分學生集中到少數幾所名校，其背後的道理何在？霍克斯比從經濟學的角度提出解釋：交通費用降低減輕了學子離鄉就讀的負擔，資訊成本降低則讓他們更容易相互比較ＳＡＴ分數。此外，頂尖大學投注在每位學生身上的教育資源愈來愈多，因此對有機會錄取的學生來說，進入這些學校是對個人「人力資本」的絕佳投資，就算日後可能需要捐款回饋學校也一樣。
然而，由於重篩選正好也是高等教育才德轉向的時候，因此上述現象還有另一個可能的解釋：知名大專院校會變得如此炙手可熱，是因為它們就站在新崛起的菁英階級的最頂層。有心向上的富家子弟在父母的鼓勵下搶進名校窄門，不僅因為他們想和學業能力出眾的同學相互切磋，更由於這些名校賦予他們的菁英頭銜。名校光環不僅可以拿來自誇，還能在畢業後帶進職場。原因不只出在雇主認為名校學生比普通學校學生學到更多，還因為雇主相信名校的才德篩選作用，看重名校帶來的菁英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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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錢家長可以在子女的升學路上推一把，但是往往必須付出代價，將子女的高中歲月變成高壓力、高焦慮、睡眠不足的趕場人生，塞滿了先修課、補習、體育訓練、舞蹈和音樂課，以及各式各樣的課外與公益活動。這些活動往往在私人入學顧問的建議與指導下進行，費用可能比耶魯大學四年的學費還高。有些顧問會建議家長替子女弄到殘障證明，好延長標準化測驗的應考時間（康乃狄克州某個高所得郊區有百分之十八的高中生有殘障證明，超過全美平均值的六倍），有些顧問則擅長量身訂做暑期出國計畫，好讓學生申請大學用的自傳更漂亮。
這種軍備競賽導致入學競爭偏袒富裕家庭，讓有錢家長得以將特權傳承給子女。這種傳承方式有兩點值得反對：對缺乏優勢的學生來說，這種方式不公平；對享有優勢的學生來說，這種方式會形成壓迫。才德競爭促成了緊迫盯人、只看成就的教養文化，對青少年造成了傷害。才德競爭加劇的這幾十年，正好也是直升機父母出現的時候。 事實上，正是在一九七○年代，當美國社會開始將協助子女學業表現出色視為家長的重責大任，英文的 parent（家長）由名詞被當成動詞用（教養）才普遍起來。
一九七六至二○一二年，美國家長協助子女完成作業的時間增加了五倍以上。隨著上大學愈來愈重要，充滿焦慮的侵入式教養也成為常見的折磨。時代雜誌二○○九年某一期的封面故事就提出警告，〈反對過度教養：爸媽放手的時候到了〉。文中指出我們變得「太在意兒女將來要能成功」，以致於「教養成了產品開發」，從孩子很小就開始管理他們的童年。「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七年，六到八歲孩童的自由玩耍時間減少了百分之廿五，寫作業時間增加了超過兩倍」。
經濟學家馬賽厄斯．德普克（Matthias Doepke）和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進行了一項很有趣的研究，為直升機父母的興起提出經濟學解釋。他們認為直升機父母是「過去三十年來蔚為風潮的一種心力與時間密集的掌控型教養方式」，是面對不平等加劇及教育報酬率提高的理性反應。雖然近幾十年來，密集教養在不少社會都有增長，但最常出現在不平等最嚴重的國家，例如美國與南韓；瑞典和日本等不平等較不嚴重的國家則不那麼風行。
雖然可以理解家長想指導、管理子女的生活，協助子女通過才德篩選的動機，但這種督促卻對子女造成了嚴重的心理創傷，尤其是大學前的青少年。 二○○○年代初，在加州舊金山馬林郡治療青少年的心理學家麥德琳．雷文（Madeline Levine）察覺到，這個富裕郊區有許多外在表現出色的青少年很不快樂，個性疏離，而且非常依賴。「其中許多孩子看上去都很……沮喪、焦慮和憤怒……非常依賴父母、老師、教練與同儕的意見，不僅面對困難任務時經常指望他人幫忙鋪平道路，就連日常生活也常仰賴他人打通關節」。於是雷文意識到，家長的富裕及密集教養非但沒讓這些年輕人擺脫生活困境，反倒成了他們不快樂與脆弱的原因。
雷文在《給孩子，金錢買不到的富足》書中提到「富裕青少年的心理流行病」。過去心理學家普遍認為「成長於險惡環境」的內城區弱勢子女才是「高風險」族群，雷文並不否認這一點。但她發現美國有一個新的高風險族群，那就是來自高學歷富裕家庭的青少年。
這些孩子雖然擁有社經優勢，出現憂鬱症、藥物濫用、焦慮症、身體症狀和不快樂的比例卻是全美青少年族群之冠。研究人員檢視所有社經階層的青少年，發現最苦惱的孩子多半來自富裕家庭。
雷文引用心理學教授桑妮雅．路薩（Suniya Luthar）的研究，指出路薩發現了 「違反直覺的現象，美國中上階層的青少年雖然會進最知名的大學，找到高薪工作」，情緒困擾的比例卻高於其他青少年，並且這個模式會一直持續到他們上大學。相較於一般大眾，全職大學生「符合藥物濫用或藥物依賴定義的比例高出二點五倍（百分之廿三比百分之九）」，半數全職大學生表示自己曾經暴飲、濫用非法或處方藥物。
富家子弟為何情緒困擾的比例極高？原因主要出在才德至上社會的鐵律，一個人必須不斷突破、不斷達成、不斷成功。「不論兒女或家長，」路薩寫道：「幾乎都不可能無視從小就瀰漫在他們四周的訊息：想獲得終極幸福只有一條路，就是有錢，而有錢來自上名校。」
才德戰場上的贏家雖然獲勝了，卻是傷痕累累。我的學生就是這樣。闖關的習慣積重難返，許多孩子仍然被拚搏的本能推著走，以致於很難利用大學時光來思考、探索和反省自己是誰，人生值得關注什麼。心理健康出現問題的孩子多得驚人。才德競爭的心理傷害不是長春藤學生所獨有。最近一項研究調查了美國一百多所大學共六萬七千名學生，發現「大學生的精神失調程度史上最高」，除了憂鬱和焦慮症患者增加，還有五分之一大學生過去一年曾考慮自殺，四分之一被診斷出精神障礙或正在接受治療。二○○○至二○一七年，美國二十至廿四歲年輕人的自殺率增加了百分之卅六，如今自殺殞命的年輕人比他殺身亡的還多。
除了臨床症狀，心理學家發現這一代大學生還有一個更幽微的創傷，一種「隱性完美主義傳染病」。長年焦慮拚搏讓年輕人自我價值感低落，仰賴成就餵養，並容易受到家長、老師和招生委員的嚴苛評價影響，更難逃自我評價。「在一個人的用處與價值由其表現、地位與形象定義的世界裡，不切實際的理想自我不僅值得嚮往，甚至變得必要。」 主持研究的湯瑪斯．庫蘭（Thomas Curran）以及安德魯．希爾（Andrew P. Hill）寫道。他們調查了四萬多名美國、加拿大和英國大學生，發現這些青少年的完美心態從一九八九至二○一六年大幅飆升，其中涉及社會與家長期望的完美主義傾向就提高了百分之卅二。
完美主義是典型的才德後遺症。在這個年輕人不斷被「學校、大學與職場篩選、挑揀與排名的時代，新自由主義才德至上社會讓現代人產生了強烈的拚搏需求，汲汲追求表現與成就」。一個人能否滿足成就需求決定了他的才德與自我價值。
對於這些代價，才德篩選制的維繫者並非一無所知。哈佛大學招生委員會曾發表一份極有見地的文章，坦白提到學生心力枯竭的危險。他們擔心高中和大學時代不停闖關追求高成就的孩子最終會成為「終生戰鬥營的茫然倖存者」。 這篇發表於二○○○年的文章有如暮鼓晨鐘，至今仍然登在哈佛大學招生委員會的網站上。
……
卡位文化盛行不僅凸顯了大學已經成為菁英社會訓練營，年輕人競相包裝自己、申請各樣事物的教育場所，也反映了大專院校的角色轉變。如今大學的文憑功能已經遠遠大於教育功能，教導與學習被篩選與拚搏所取代。大學校長更在一旁煽風點火，彷彿自謙似的表示學生在課外比在課內學得多。這話或許是指（或曾經是指）學生在課堂上或自修時發現疑問，和同學在課外討論切磋，但現在愈來愈代表建立人脈。
除了卡位和人脈，還有對分數斤斤計較。雖然我無法證明近幾十年來學生變得更在意分數，但我明顯如此感覺。二○一二年，哈佛學院發生學生舞弊事件，就我印象所及是長春藤盟校史上最嚴重的作弊醜聞，大約有七十名學生因為課外考試作弊而休學。二○一七年，哈佛學院榮譽理事會面對多起學術詐欺事件，六十多名學生疑似在資訊科學導論課舞弊。然而，作弊不是「分數控」的唯一表現。美國一所知名的法學院囑咐教職員不要告訴學生分數何時公布，因為經驗顯示，提前告知公布日期只會引來過多焦慮。如今成績公布日期都經過謹慎安排，讓焦慮的學生有時間接受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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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科南特當年主張哈佛大學和高等教育的目的在測驗及篩選美國人時，應該沒有想到自己的理想會導致無止境的才德競賽。如今大專院校作為機會欽點者的形象已經深植人心，很難想像別的可能，但現在到了非得這樣做的時刻。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角色事關重大，不僅為了修復優勢者受創的心靈，也為了挽救才德篩選所導致的公民生活極化。
想拆除科南特創建的篩選機器，就要明白才德機制同時朝兩個方向施展霸權：一方面讓出頭者焦慮，受完美主義折磨，並產生菁英傲慢；另一方面則讓落敗者灰心喪志，甚至因失敗而感到羞辱。
這兩種霸權有著共同的道德源頭，也就是歷久彌新的才德思想：個人要為自己的命運完全負責；成功是自己的功勞，失敗是自己的錯，不該怪罪別人。這種思想雖然激勵人心，但由於太過強調個人責任，使得我們很難喚起對抗當前不平等所需的互助義務和休戚與共感。
從二戰結束一直到一九七○年代，沒有大專文憑的美國人還是可以找到好工作，養家活口，過上舒服的中產階級生活，如今卻困難許多。過去四十年，大專和高中畢業生的所得差距（也就是經濟學家所謂的「大專溢酬」）增加了整整一倍。一九七九年，大專學歷者的所得比高中學歷者高出百分之四十，到了二○○○年代已經變為百分之八十。
全球化帶給高學歷者豐厚的報償，卻對大多數一般勞工毫無幫助。從一九七九至二○一六年，美國製造業工作數從一千九百五十萬個減少到一千兩百萬個。生產力雖然提高了，勞工從自己生產所得裡分到的份額卻愈來愈小，大部分都到了執行長和股東手上。一九七○年代晚期，美國各大公司執行長的所得是一般勞工的三十倍，二○一四年已經增加到三百倍。
美國男性實質所得中位數已經五十年停滯不前。儘管人均所得自一九七九年來成長了百分之八十五，沒上四年制大專的白人男性實質所得卻比過去還低。
可想而知，這群勞工並不開心，但經濟困境不是他們唯一的煩惱。才德至上時代還對勞動者造成了另一個更幽微的傷害，那就是削弱了他們的工作尊嚴。由於「頭腦好」才能在大學入學測驗考高分，導致篩選機制輕視學歷不高的人。這套機制告訴勞工，他們的工作在市場上比高薪專業階級的工作沒有價值，對共善貢獻較低，因此較不值得社會給予認可與尊嚴。這套機制正當化了市場給予勝出者的豐厚報償及不具大專學歷者的微薄薪資。
這套「誰配得什麼」的想法在道德上完全站不住腳。本書第五章已經討論過，將工作的市場價值視為它對共善的貢獻度是錯的（回想一下毒販荷包滿滿和高中化學老師只能糊口的例子）。然而，過去幾十年來，「收入反映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大小」的想法卻愈來愈根深柢固，在大眾文化裡隨處可見。
才德篩選機制更鞏固了這套想法，而一九八○年代以降各大中間偏右和中間偏左政黨擁抱新自由主義市場導向的全球化也是幫兇。儘管全球化造成了嚴重的不平等，才德思想和新自由主義世界觀還是削弱了反對全球化的立論基礎，打擊工作尊嚴，引發了對菁英的不滿與政治反撲。
二○一六年以來，名嘴和學者就不斷爭論這股 民粹不滿的來源。是失業和薪水凍漲的關係，還是文化錯位的緣故？然而，問題其實無法這樣截然二分，因為工作既是經濟的，也是文化的；既是一個人的謀生方式，也是社會認可與尊嚴的來源。
這就是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會引發如此憤怒與不滿的原因。那些落隊者不僅看著自己苦苦掙扎，別人吃香喝辣，還感覺到自己的工作不再能換來社會尊嚴。在社會眼中，甚至是他們自己的眼中，其勞動付出都不再是對共善的寶貴貢獻。
不具大專學歷的美國藍領男性投給川普的比例極高。他們深受川普訴諸不滿與怨憤的政治語言吸引，顯示令他們苦惱的不是只有經濟困境。川普當選前那些年愈來愈明顯的徒勞感也反映了這一點。隨著學歷不高者的工作環境日益嚴峻，愈來愈多就業年齡男性甚至完全退出了勞動市場。
一九七一年，美國有百分之九十三的勞動階級白人男性就業，到了二○一六年只剩下百分之八十，且無業的百分之二十只有少部分人在找工作，感覺就像勞動市場不在乎他們的工作技能，讓他們備感屈辱，於是乾脆放棄。 沒上大學者放棄工作的現象尤其明顯。二○一七年，美國高中以下學歷者只有百分之六十八的比例就業。
然而，放棄工作還不是消沉的美國勞動階級最不幸的反應，許多人甚至放棄了生命，其中最可悲的徵兆莫過於「絕望死」（death of despair）的增加。 絕望死是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安．凱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自創的詞彙。兩人近來發現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二十世紀醫療進步減低了疾病的威脅，預期壽命穩定提高；但在二○一四至二○一七年，美國人的預期壽命非但沒有提高，反而開始減少，百年來首度連三年下降。
凱斯和迪頓發現，死亡率回升不是因為醫療科學不再發現新的藥物與療法，而是藥物過量、自殺與酒精性肝病致死的案例開始流行。他們會用「絕望死」來稱呼，是因為這些死亡都是自我造成的。
這類死亡十幾年來數目不斷攀升，其中又以中年白人居多。一九九○至二○一七年，四十五歲至五十四歲白人男性與女性的絕望死人數增加了三倍；到了二○一四年，死於藥物、酒精和自殺的人數更首度超越了死於心血管疾病的人數。
生活在勞動階級活動範圍外的人起先對此幾乎一無所知，且由於媒體不關注而不曉得問題的規模與嚴重性。但到了二○一六年，美國每年死於藥物過量者已經比死於越戰的總人數還多。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尼可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所舉的對比更駭人：美國目前「每兩週」死於絕望死的人數比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十八年殉難的人還多。
這場可悲的流行病從何而來？其中線索就在絕望死最好發族群的教育背景裡。凱斯和迪頓發現，「絕望死比例提高的族群幾乎都是高中以下學歷；四年制大專畢業者很少絕望死，風險最高的是沒有大專學歷的人」。
過去二十年來，美國（四十五至五十四歲）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幾乎不變，但教育程度對死亡率的影響極大。一九九○年代以來，美國大專以上學歷者的死亡率降低了百分之四十，高中以下學歷者卻提高了百分之廿五。這又是高學歷者的另一個優勢。只要擁有大專學歷，中年死亡的風險就只有高中以下學歷者的四分之一。
兩者的差距主要來自絕望死。教育程度較低者死於酒精、藥物或自殺的風險向來高於大專以上學歷者，但死亡率的學歷落差愈來愈明顯。二○一七年時，高中以下學歷者絕望死的機率是大專以上學歷者的三倍。
或許有人會想，絕望死是因為貧窮造成的不快樂，會出現學歷落差只是由於教育程度較低者通常比較可能貧窮。凱斯和迪頓考慮過這一點，但發現證據不足。一九九九至二○一七年絕望死人數大幅上揚，和貧困人口的增加幅度並不一致。他們還逐州檢視數據，發現自殺、酒精和藥物過量致死人數與貧困人口增加並沒有明確關聯。
引發絕望的不光是物質剝奪，還和他們缺乏才德至上社會推崇獎勵的學歷以致於處處受挫有關。凱斯和迪頓做出結論，絕望死「反映了低學歷勞動階級白人的生活方式的慢性瓦解」。
擁有和不具大專學歷者差距愈來愈大，不只包括死亡方式，還有生活品質。高中以下學歷者的疼痛、疾病與嚴重精神痛苦指數持續攀升，工作與社交能力不斷下滑。差距擴大的還有所得、家庭穩定及社群。四年制大專文憑成為社會地位的「唯一」指標，感覺就像所有非大專學歷者都必須貼上紅字標籤，標籤上的「大學生」三個字用一條紅線劃掉一樣。
這個情況不幸證實了麥可．楊恩的觀察，「在一個如此看重才德的社會裡被說成沒有才能……讓人難以消受。下層階級從來不曾在道德上被如此看輕」。
這個情況還讓人想起了一九六○年代初期，約翰．加德納支持「卓越」和教育篩選的主張。他在提到才德至上社會的缺點時，肯定沒想到自己是個先知。那些「認為這個機制很好，所有年輕人能爬多高全看能力與抱負的人」往往忽略了「缺乏必要能力者的痛苦，」加德納寫道：「但痛苦不僅存在，而且必然會有。」
兩個世代後，當新藥物奧施康定開始幫人消疼止痛，死亡率的節節上揚顯露了才德篩選機制的黑暗後果：一個被篩掉者得不到尊嚴的勞動世界。
二○一六年美國共和黨初選期間，以挑戰建制派異軍突起的候選人川普在絕望死比例最高的地區表現最佳。逐郡分析顯示，就算排除所得影響，中年白人男性死亡率依然和川普支持度高度相關，也和不具大專學歷高度相關。
主流名嘴和政治人物之所以對川普勝選感到驚訝不解，原因之一是他們忽略了（甚至暗地應和）已經醞釀多時的菁英心態。這份高高在上的菁英心態主要源自於才德篩選機制和市場導向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卻在美國生活裡俯拾可見。電視喜劇影集裡的藍領父親，從《全家福》的阿奇．邦克到《辛普森家庭》的荷馬．辛普森，幾乎都是丑角。媒體學者發現，藍領父親在電視上常被描繪成沒用的草包和笑柄，被更有能力也更講道理的妻子踩在腳下，白領和中上階級父親的形象則是正面許多。
就連日常對話也常出現對勞動階級的菁英式貶低。加州大學哈斯汀法學院教授裘安．威廉斯（Joan Williams）就曾批評進步派的「階級盲」：
在我們這個通常很講禮貌的社會裡，菁英（特別是進步派）常常不自覺貶低勞動階級白人，不時調侃住在鳥不拉屎州、成天屁股露一半的拖車廢柴，把階級羞辱當幽默。這種高高在上的態度也影響了競選，因此希拉蕊才會說「可悲的傢伙」，歐巴馬則用「死抓著槍與上帝」來形容。
威廉斯並不否認「經濟不滿加深了部分川普支持者（和川普本人）的種族焦慮，最終化為公然的種族歧視。但將勞動階級白人的憤怒看成不過是種族歧視，是一種理智上的鴕鳥心態，這樣做非常危險」。
關注工作與階級的記者作家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也有類似觀察。她引述美國社會學家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一九三五年的話：「我們必須切記，白人勞工雖然薪水微薄，卻從社會和心理上得到了報償。」美國勞動階級白人和黑人不同，他們「可以和其他任何階級的白人一樣，自由參加公共集會，進入公園和最好的公立學校」。這份「社會和心理上的報償」正是今日所謂的「白人特權」。
艾倫瑞克指出，民權運動之後，原本提供心理報償的種族隔離惡法取消了，貧窮白人再也無法「安慰自己有人比他們更悽慘、更低賤」。自由派菁英「覺得自己理當憎惡底層白人的種族歧視」，於是加以譴責。這樣做並沒有錯，但他們沒有想到將「白人特權」套在時不我與的勞動階級白人頭上是一種難堪，完全無視於才德至上社會看不太上這群人的技能，讓他們想要榮耀與認可卻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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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學家愛麗爾．羅塞爾．霍克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深入路易西安那州貝奧郡，詳實有力地記錄了勞動階級的不滿。她和保守南方的工人同桌聊天，試圖理解這些明明非常需要政府協助，對抗造成他們家園環境災難的石油和化學公司，卻憎惡和不信任聯邦政府的平民百姓。之後她完成一篇故事，以詮釋手法重述了她所聽來的一切，描繪「那些人生命裡的希望、恐懼、驕傲、羞愧、怨憤與焦慮」。
她述說的是一個經濟剝奪與文化錯位交織的故事。經濟條件改善變困難了，「侷限於少數菁英」。對底層百分之九十的民眾而言，美國夢製造機「已經因為自動化、產業外移和跨國公司壓過了他們的勞動力而停擺了。除此之外，在他們的世界裡，白人和其他族裔的競爭也加劇了，從工作、認同到政府經費無不如此」。更糟的是，那些乖乖排隊等候美國夢到來的人發現別人竟然插隊，黑人、婦女、移民和難民統統搶在他們前面。他們怨憤這些插隊者，例如平權措施的受惠方，氣憤政治領袖竟然讓這些傢伙坐享其利。
當排隊者抱怨有人插隊，才德菁英卻說他們是種族歧視者、白垃圾和大老粗，對他們極盡嘲諷。 霍克希爾德形容這些款待她的勞工朋友，用同情的語調描述這群受挫者的無所適從：
你成了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再也認不出其他人眼中的那個你。你得努力才能被看見和被尊重。你必須向前進才能被尊重和被看見，而你沒做錯任何事，卻發現自己悄悄往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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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強調分配正義，對一昧追求國內生產毛額增長而言是很好的制衡。這樣的做法源自以下信念：一個公正的社會不僅追求更大的整體繁榮，還追求所得與財富的公平分配。依據這個觀點，任何目的在提高國內生產毛額或鼓勵產業將勞動力外包至低薪國家的政策，例如自由貿易協議，都必須在贏家補償輸家的前提下才值得考慮。 譬如因全球化獲益的公司及個人必須繳稅，貢獻部分利潤加強社會安全網，提供失業勞工所得支持或職業訓練。
這便是一九八○年代以來，歐美主要中間偏左（及部分中間偏右）政黨的想法：擁抱全球化和全球化帶來的經濟發達，再運用所得的獲益來補救本國勞工因全球化遭受的損失。 然而，民粹反撲等於宣告這套做法沒人愛。事後檢視殘局，我們不難看出這套做法為何失敗。
首先，這套做法從來沒有徹底實踐過。經濟確實發達了，但贏家並未補償輸家；不僅如此，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反而加大了不平等。經濟成長的果實幾乎全數流向了上層，勞動階級不是分得極少，就是一無所獲，政府徵稅也不見改善。 由於政治愈來愈受到金錢左右，民主機制成為所謂的「寡頭遊戲」，造成重分配半途而廢。
然而，問題還不止於此。一昧追求國內生產毛額，就算輔以對落隊者的補償，也等於將重點擺在消費，而非生產。這導致我們往往以消費者而非生產者的角度看待自己。實際上我們兩者皆是。作為消費者，我們希望錢的效用愈大愈好，產品與服務的價格愈便宜愈好，是海外血汗工人或美國高薪勞工製造或提供的都無所謂。但作為生產者，我們希望自己的工作令人滿足又有不錯的報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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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新冠肺炎大流行阻礙了經濟活動，部分歐洲國家便大手筆採行了薪資補助方案。英國、丹麥與荷蘭不像美國政府提供失業保險給失去工作的勞動者，而是直接負擔不裁員的公司百分之七十五至九十的薪資。薪資補助的好處是讓雇主於艱困時期有錢發薪水留住員工，而不是將之開除，讓他們只能仰賴失業保險。反觀美國的做法雖然能彌補勞動者失去的薪資，卻無法讓勞動者繼續工作，維持工作尊嚴。
卡斯提出的其他方案可能更對保守派胃口，例如放寬環保法規以減少製造業和採礦業裁員等等。至於棘手的移民與自由貿易問題，卡斯主張從勞動者的角度，而非站在消費者的立場去思考。他指出如果目標是消費價格愈低愈好，那麼自由貿易、外包和相對開放的移民政策就是好的。但若主要目標是打造中低所得勞動者也能衣食無虞、成家立業和維繫社群的勞動市場，貿易、外包和移民就該受到一定限制。
不論這些方案優點何在，卡斯的計畫都值得一提，因為它讓我們看見將重心從極大化國內生產毛額轉向打造促進工作尊嚴與社會凝聚的勞動市場會是如何。他這樣做等於向全球化支持者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一九九○年代以來，全球化支持者不斷宣稱政治不再是左右對立，而是「開放與封閉」之別。但卡斯一針見血指出，從這個角度詮釋全球化問題，「現代經濟體制下高技能、高學歷的『贏家』」就會被塑造成開放者，批評者則被視為封閉之徒，彷彿質疑商品、資本和人力的跨國自由流動是冥頑不靈。我們很難想像對全球化的落隊者來說，還有什麼比用這種調調捍衛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更傲慢的方式。
這些「開放派」始終主張，對未能發達者最好的幫助就是提供更好的教育。「照理說這個願景應該很有感染力，人人都有更多機會往上爬，」卡斯寫道，「但現實卻不是這麼理想。一旦經濟環境不再對一般勞動者有利，需要變得更好的其實是他，而不是環境。」因此他結論道，「開放綱領在民主社會是不可行的。大多數人都會發現自己是落隊者，讓這個綱領失去說服力。」 他提到「不負責任的民粹主義」的危險，指出問題不是「開放綱領會不會落敗，而是它敗給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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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這幾十年來成長驚人，如今在先進國家都占有極大的分量。美國金融業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自一九五○年代以來成長將近三倍，到了二○一八年已經占所有企業獲利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員工薪水比其他產業技能相當的職員多出七成。
要是金融活動真的很有生產力，讓經濟體制更能提供有價值的產品與服務，那還沒問題，但事實卻非如此。金融業就算表現再好，本身也沒有生產力。金融的功能在於調集資本到有益社會之處，例如新的公司、工廠、道路、機場、學校、醫院與住宅，以利經濟活動。然而近幾十年來，金融業占美國經濟比重直線上升，卻愈來愈少投資實體經濟活動，反而更加專注於複雜的金融工程，讓參與其中的人賺進了大把鈔票，卻不曾讓整體經濟更具生產力。
英國金管局長艾岱爾．透納（Adair Turner）就直言，「過去二、三十年來，先進富裕國家的金融體系規模與複雜度不斷增長，卻沒有明確證據顯示經濟成長與經濟穩定度因而提升。原因可能出在金融行為其實是對實體經濟尋租（不正當獲益），而非創造經濟價值。」
一九九○年代，柯林頓政府和英國政府決定鬆綁金融業。透納的這番慎重說法無異於徹底推翻了當時的普遍見解。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華爾街近幾十年來發明的各種複雜的衍生金融商品和工具其實對經濟是弊大於利。
舉個具體的例子。作家麥可．路易士在《快閃大對決》提到一個故事，某家公司牽了一條光纖電纜，連接芝加哥的期貨交易和紐約的股票市場。這條電纜讓多種投資標的和豬五花肉的期貨交易加快了幾毫秒，而這小小一點優勢就讓高頻交易員多賺了幾億美元。然而，我們很難主張交易速度從眨眼之間加快一點對經濟有什麼實質貢獻。
經濟價值大有問題的金融發明不只有高頻交易而已。信用違約交換讓投機者無須投資任何生產活動就能押注期貨價格，實在很難說它跟賭場有什麼區別，一樣都是有人贏有人輸，有錢轉手，但沒有任何投資。當公司將獲利拿來回購股票，而非投資研發或添購新設備，這時股東收益增加了，公司的生產力卻沒有。
一九八四年，當經濟金融化開始風行，耶魯大學重量級經濟學家詹姆斯．托賓（James Tobin）出於先見之明，警告 「我們的金融市場正在賭場化」。他擔心「我們正將愈來愈多資源，包括青春歲月，投入到遠離生產商品與服務的金融活動中，這些活動給予個人的報償遠遠高過其社會生產力」。
我們很難確定有多少金融活動確實提升了經濟生產力，又有多少金融活動只是替自己賺進了沒有生產力的偏財。不過，透納倒是給出了值得信賴的估計。他指出，英美等先進國家的金融交易只有百分之十五導向了有生產力的新興企業，其餘都流向了現有資產投機或虛華的衍生金融商品。 就算金融業對經濟生產力的實際貢獻比這個數字高出一倍，仍然令人儆醒，不只在經濟上，在政治和道德上也讓我們有所警惕。
經濟上，這表示多數金融活動對經濟成長是阻力，而非助力。道德和政治上，這代表市場給予金融業的報償和金融業對共善的真正貢獻落差極大。這份落差再加上社會對這群投機者的過度推崇，看在努力生產有用商品與服務以換取溫飽的人眼裡，等於是對他們尊嚴的嘲弄。
憂心現代金融負面經濟效應的人不少，他們也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但我在意的是道德與政治層面。一個在乎工作尊嚴的政治綱領應該運用賦稅抑制投機，表彰生產力勞動，重新調整尊嚴的分配。
基本上，這表示我們要將勞動的稅務負擔轉移給消費和投機。比較大膽的做法是減輕甚至取消薪資稅，直接向消費、財富和金融交易徵稅以補足財源；保守一點則是減輕薪資稅（讓勞動對雇主與勞工都提高價格），減少的稅收則向經濟貢獻度極低的高頻交易徵收金融交易稅來補足。
不論採取何種措施將稅務負擔從勞動轉移給消費與投機，都會比現在的賦稅制度更有效率，更少累退計算。然而，這些考量儘管重要，卻不是全部。我們還必須考慮徵稅的象徵意義，也就是我們公共生活中所展露的看待成功與失敗、榮譽與認可的心態。徵稅不只是政府歲入的手段，也是社會對共善的表態，告訴所有人什麼才是有益於共善的貢獻。
我們對稅務政策的道德性質其實並不陌生，時常討論稅制是否公平，某種稅對富人或窮人負擔更重。但徵稅的象徵意義不僅涉及公平，還跟社會認為哪些活動值得推崇與認可、哪些應該抑制的道德判斷有關。有時徵稅背後的道德判斷一目了然，例如美國將香菸、酒精和賭場稅稱為「罪惡稅」，因為政府希望抑制這些咸認有害或不可取的行為（抽菸、飲酒與賭博）。這類稅收以提高從事成本的方式來表達社會不讚許這些活動。含糖汽水稅（抑制肥胖）和碳排放稅（緩和氣候變遷）也都是為了打破慣習或調整行為而提出的方案。
不是所有稅都有此目的。所得稅不是對有薪勞動表達不贊同或勸阻民眾少從事勞動，一般銷售稅也不是要阻止購物。這些都只是政府取得歲收的手段。
不過，有些看似價值中立的稅務政策其實暗藏了道德判斷，涉及工作及收入方式的稅尤其如此。例如，資本利得稅的稅率為什麼低於勞動所得稅？巴菲特就曾經提出這個疑問。他說自己身為億萬投資大亨，稅率竟然比他祕書還低。
有些人主張，投資稅低於勞動稅能鼓勵投資，促進經濟成長。某方面來說，這個主張純屬實務與效益考量，其目的在提高國內生產毛額，而不是表揚大賺資本利得的有錢投資者。但從政治的角度來看，這個看似務實的主張之所以有說服力，部分來自背後的道德預設，一個關於才德的主張。這個主張就是這群投資者「創造了就業機會」，因此配得較低的稅率。
美國共和黨議員保羅．萊恩（Paul Ryan）說得更直白。他是前眾議院議長，也是放任自由主義作家艾茵．蘭德（Ayn Rand）的擁護者，經常批評福利國家政策。他將人分成對經濟貢獻最多的「生產者」及領補助比納稅多的「掠奪者」，並擔心福利國家政策擴張終將導致「掠奪者」多過「生產者」。
有些人反對萊恩將經濟貢獻太過道德化，有些人則接受掠奪者與生產者之分，但主張萊恩搞反了。拉娜．福洛荷（Rana Foroohar）是金融時報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財經專欄作家，她就屬於後者，而 《大掠奪：華爾街的擴張和美國企業的沒落》這本極有見地的作品就是明證。她在作品當中引述透納、巴菲特和其他批評零生產力金融化的專家說法，主張金融產業才是現代經濟的「掠奪者」，從事投機行為攫取巨額偏財，卻對實體經濟毫無貢獻：
這些金融活動非但沒有讓我們更富庶，反而加深了不平等，引發更多金融危機，每回都毀掉龐大的經濟價值。金融對我們的經濟已經不是助益，而是阻礙。金融活動增加沒有讓經濟成長加速，反而拖慢了步伐。
福洛荷於是指出，所謂的「生產者」其實「才是在這個社會掠奪最多的人，不僅所得稅率最低，分得的經濟大餅不成比例，推出的商業模式也往往阻礙成長」。她認為，真正的「生產者」是實體經濟裡提供有用商品與服務的勞動者，以及投資這些生產力活動的人。
在今日的經濟體制裡誰是生產者、誰是掠奪者，這其實是貢獻正義的問題，也是哪些經濟角色值得褒揚與認可的問題。要釐清這一點，就必須進行公共對話，討論怎樣的貢獻才有益於共善。我認為不妨用部分或全部的金融交易稅取代薪資稅，向那些類似賭博、無助於實體經濟的投機行為徵收「罪惡稅」。我會這樣提議只是提供一個切入問題的角度，肯定還有其他角度可談。我的基本論點是，重新定位工作需要我們面對經濟體制背後的道德問題，思考近幾十年來因為技術官僚政治當道而掩沒的爭議。
在這些道德問題中，一個是何種工作值得認可與尊敬，一個是我們身為公民互相虧欠對方什麼。這兩個問題彼此相關，因為要判斷怎樣的貢獻值得肯定，就必須思考公共生活的目的與用意；而要確定共同生活的目的與用意，又必須有歸屬感，覺得自己是群體的一分子，生活有欠於他人。唯有我們互相倚賴，並明白這一點，才有理由釐清其他人對我們集體福祉的貢獻。公民必須擁有足夠的歸屬感，才能開口說出「我們都在一條船上」，並且真心相信；不是每到緊要關頭才搬出來的口號，而是對我們日常生活的真實描述。
過去四十年來，市場導向全球化和才德成功觀聯手斬斷了這些道德連結。兩者建構的全球供應鏈、資本流動與世界公民身分，讓我們不再那麼仰賴身旁的同胞、感謝他們的工作，也不再為團結的呼聲心動。才德篩選機制教導我們成功是自己的功勞，以致削弱了我們的虧欠感。 如今我們正處在連結斷裂引發的憤怒風暴中。為了重新定位工作，我們必須修補被才德至上時代破壞的社會紐帶。
要守住這個區分並不容易。我們看見少數人鹹魚翻身，自然心想其他人或許也能擺脫困住他們的條件。但我們選擇的做法不是修補條件，而是建構一套用社會流動來解決不平等的政治綱領。
破除障礙是好事，沒有人應該受制於貧窮或偏見。但光靠掙脫的許諾不足以建立良善社會。
將全副或大半心力擺在向上流動之上，對維繫社會紐帶與公民連結幾乎沒用。但民主需要社會紐帶與公民連結。就算有一個社會比現在的美國更能讓人民向上流動，它也需要讓沒能往上爬的人有機會自我完滿，並感覺自己是共同體的一員。由於我們未能做到這一點，使得學歷不高者生活艱難，甚至懷疑自己真的被當成社會的一分子嗎？
許多人以為除了機會平等之外，就只有齊頭式的結果平等，其實不然。還有一種平等是提供更平等的條件，讓未能掙得財富或權位的人也能過得小康與尊嚴，培養自己的能力，在工作中發揮所長，贏得社會尊嚴，在學習文化的氛圍中分享，並和其他公民一起審議公共事務。
關於條件平等，最出色的兩個闡述都來自大蕭條時期。英國經濟史學家兼社會評論家陶尼（R. H. Tawney）一九三一年出版《論平等》一書，主張機會平等充其量只是半個理想。「『向上流動』的機會，」他寫道，「既不是普遍實質平等的替代品，也無法讓所得與社會條件的巨幅落差變得無關緊要。」
一個人的社會福祉……有賴於凝聚與連帶。這代表社會不只要有出頭的機會，還要有高度的群體文化與強烈的休戚與共感……個人幸福不僅需要向上流動的自由，有機會過得舒適與體面，還需要不論是否出人頭地都能過上有文化、有尊嚴的生活。
同年在大西洋彼岸，作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亞當斯（James Truslow Adams）完成了一本謳歌美國的作品。如今已經沒有幾個人記得這本《美國史詩》，但所有人都聽過他在書裡發明的那個詞：美國夢。現在重讀這本書，我們很容易將他對美國夢的描述理解成向上流動說。美國「賜給人類獨一無二的禮物，」亞當斯寫道，就是這樣一個夢想，「在這片土地上人人都能過得更好、更富裕、更滿全，一切機會都取決於個人的能力與成就。」
這個夢想不只包括汽車與高薪，還包括這樣一個社會，男人女人不論出身或地位帶來的運氣大小，都能充分實現天生潛能，並以本來的樣貌受到其他人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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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們社會的條件平等不多。能不分階級、種族、族裔與信仰匯聚民眾的公共場域屈指可數。四十年來的市場導向全球化導致所得與財富不均嚴重惡化，甚至到了各過各的的地步。高所得者和低收入戶的生活幾乎沒有交集；居住、工作、購物和娛樂的地方不同，小孩就讀的學校也不一樣。才德篩選機制運作得如此順暢，以致上層階級很難不覺得成功是自己應得的，底層者是咎由自取。在這種想法的餵養下，政治變得如此怨毒與極化，導致現在許多人都覺得不同政治立場的人結婚比不同信仰的人結婚還麻煩。難怪我們失去了一同思索重大公共問題的能力，甚至傾聽對方都有困難。
功德原本是個鼓舞人心的構想，人可以藉由工作和信仰讓神開恩。當這個構想擺脫了宗教色彩，從功德轉為才德，它便成了個人自由的光明許諾：命運掌握在我們手中，只要去試就能做到。
然而，這種自由觀卻讓我們遺忘了身處民主政治的共同責任。我們在第七章提到兩種看待共善的方式，一種是消費者角度，另一種是公民角度。當共善僅只是極大化消費者利益，追求條件平等就無關緊要。當民主僅只是另一種經濟學，是個體利益與偏好的總和，其命運就和公民的道德連結無關。不論我們是否擁有活躍的公共生活，是否約束彼此不要各過各的，消費者民主多少都能運作。
但倘若唯有當我們眾人一起思辨，我們這個政治群體應該追求什麼目的，共善才能實現，民主就不能不在乎公共生活該具備哪些條件。徹底平等不是必要，但需要各行各業的公民在共同空間與公共場域互動，因為唯有這樣我們才能學會協調與包容彼此的差異，才會懂得在乎共善。
才德思想認為，不論市場給予一個人的才能多少獎賞，都是他應得的報償。只要這個想法存在一天，休戚與共感就幾乎不可能實現。成功者怎麼會虧欠弱勢者任何東西？要明白其中道理，就必須體悟到，不論我們有多拚搏，成功都不是全靠自己或只需要自己就能造就的。社會看中我們的才能是我們好運，不是必然。清楚感覺命運的偶然可以讓我們心懷謙卑：「若非上帝施恩或機緣湊巧，我也難逃如此那般。」這份謙卑是個起點。它能讓我們告別無情撕裂我們的成功思想，超越才德霸權，攜手走向更少怨憤、更多包容的公共生活。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必读书目, 也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者的必读书目 ( 同理心强的人, 会有很强的共鸣, "被才德社会抛弃者" 会有很强的共鸣 ) .
普通人的工作尊严: 普通人、弱势群体也需要工作尊严 .
"弱者" 的绝望 (死) 与 "精英" 的傲慢.
读到第二、第三章时感觉有点闷, 从第四章又重新开始看到的不少新的统计数据和新见解, 引发了不少的共鸣.